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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五)磨砺中成长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1-9 13:20| 查看数: 80| 评论数: 1|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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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五)磨砺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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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

黄新原 著

谨以此书献给50年代出生的兄弟姐妹们
愿他们健康、平安、快乐

(五)磨砺中成长

本文目录

第一次定位
痛苦的开端
生活还得继续
他们的不幸
告状风波
“盐碱地”上耕耘
各种“学习”
恋爱时节
几个特点
一场初恋
另一场初恋
工农兵上大学
不小的震动
推荐和后门儿

最新评论

山人 发表于 2021-11-9 13:42:44
第一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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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开端
经过了“文革”初期的动荡、“复课”前后的张狂,再经过“上山下乡”各种“分流”的匆忙,到了70年代初、中期,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差不多已经各就其位,迎来了一个暂时的安宁期。大一点儿的,都奔赴了“五湖四海”:“屯垦戍边”、插队、当兵;小一点儿的,又回到了课堂,尽管那课堂并不安静。

不管你那时的处境多么艰难,或你所在的地方多么偏远,但从火车或汽车或马车上一下来,你就在你奔赴的“革命征途”上找到了指定的“战斗岗位”——你就位了。

至此,除极个别情况外,已经没有太多人在大街上“飘儿”了,这时的这群人,除了年龄最小的,已经彻底脱离了少年时代,提前进入了青年期。但这种今天看来短暂的“就位”,在当时根本看不到一点“短暂”的迹象。户口转了,人已离开了家,谁也没指望能有再把户口转回去的奇迹出现;再说,就算转回去,谁给你分工作,你吃什么?于是,很多人都做了“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打算。有了这种打算,也就求得了一时的心安。那时的他们,没人谈理想,不是他们智商有问题不富于想像,而是社会根本没给他们提供理想的方向和空间。他们绝大多数文化水平很低,却没有再获取知识的门径,社会当时正处在最不把知识当回事儿的时期。不愿学的,安于现状;愿意学的,不知该学什么。这一时期,除了青年人自然焕发的激情之外,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是一个最可怕的“冰冻期”。他们在长身体,却并不长思想,没有气候让他们“发育”思想,没有土壤让他们收获希望。他们就在“文革”的翻云覆雨中,受着愚弄。当着“革命群众”,用国家给他们的、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谋生手段,维持着青春的生命。这一代往日的纯洁孩子,今天的无知青年,信奉着说教,信奉着红色的一切,幻想着自己正在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着力量,如果这能算做他们的“理想”的话。

回想那几年,在我的感觉中,是50多年生命中,最痛的时光:看不到希望,没有前行的动力,不知该向哪里奔。连因参加公社的“批林批孔”运动,而诱发对历史的兴趣、当时被认为同龄人中“很有思想”的朋友珍平,后来都说:“那时没能力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的处境,看不到那种混乱只是短暂的历史瞬间。如果能有先见之明,早就不去跟他们起哄搞什么大批判了,趁年轻脑子好使,冬天没活干的时候,埋头多读几本书,肯定比后来再补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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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还得继续
痛苦归痛苦,生活还得继续,何况他们还都是年轻人,何况这种痛苦大都是多少年后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才品味出来的。而在当时,除了最初阶段的不适应和哭鼻子,年轻人特有的活力,很快又在他们身上焕发出来。他们在多数情况下,又变得很乐观,甚至对自己“工作”的地方产生了感情。几十年后他们又相约着回到这些“埋葬”他们青春的地方,不悔不恨,管这里叫做“第二故乡”。

金羊来到黑龙江兵团。他家有7个孩子,他是老四,上面还有个哥哥在内蒙古插队。这样的情况让他不指着家里会给他什么帮助,所以很安于这里一个月41块8毛6的工资。在兄弟姐妹里,这样的收人算得上“财主”了。开始他在生产连,面对着一望无际的麦田,他摸摸自己吃得饱饱的肚子,和其他战友一样,守住了自己要收割的六垅麦子,从早上天蒙蒙亮开始,挥动起镰刀。等割到这六垅麦子的尽头时,已经是晚上了。后来他当了连里的通讯员,每天跑路穿林子,收信发信,取文件取报纸。他开始注意到了林间的树上长着猴头蘑菇,他很高兴,见到就摘;同时他还发现旷野的草丛里长满了黄花菜,就是北京过节时每人供应一两的那种。他老实,不利用送信的机会去摘,而是用业余时间。把择好的黄花菜用线一根根穿好晾起来,一点儿一点儿攒。等到每次春节回北京时,他除了给母亲带回一大包猴头蘑菇、黄花菜,还不忘给两个妹妹每人几块零花钱。

晓东也在黑龙江兵团。干了3年后,10级干部的父亲,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所以她很安心,逐渐也变得很快乐。她们连队的哈尔滨和天津知青,再加上同来的北京知青,不知道为什么出身不好和家里有“问题”的战友占了大多数,所以没人歧视她。有一天,上面来人了,说黑龙江省军区招待所要在各连招服务员,一要出身好,二要漂亮。晓东对此没理会,她在全连应该算很漂亮的,如今已经50多岁了,仍能透出当年的靓丽(我戏称她“公主”,短信问:“公主怎样?”她便答:“本宫尚好。”)。但因为家里的“问题”没解决,感觉不会被纳人招选的行列;当时全连正修路,她天天打石头。有一天中午吃饭,她正端饭在路上走着,忽然有人通知:“谁谁谁、谁谁谁,到连部开会。”其中也点了她的名。开会没有什么特殊内容,只是领导让与会者谈“上山下乡”的体会。会后她就把这事给忘在了脑后。又隔了几天,晓东忽然接到通知:“你不要去上工了,收拾行李,出发。”就这样,她被“录取”了。

命运把她从黑龙江省德都县——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十四团十七连,一下给“发”到了省会哈尔滨,应该说是一步登天。她回忆,招待所里有很多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比如白糖,她就整桶整桶买了寄给家里,还寄给哥哥姐姐们。她清楚地记得那个调动她的日子:1971年7月15日。就在那个招待所,她一干就是8年,直到27岁回到北京。按她的话说:“把一辈子最宝贵的时光全贡献给那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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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平在延安插队。最初的日子,他要比金羊和晓东这批“兵团战士”们好过,那种火车走到尽头,前面不知路在何方的失落感,和蚊子、厕所、脏水、烂泥的恐惧感,在这里都没有。有村支书照应着,住的是窑洞。虽然窗户上没有纸,但可以打点儿糊糊,糊上报纸;没有门,但有草帘子。粮食有专门给知青配给的,又有女同学会做饭,他安然度过了“想家期”。大家都相跟着到地里干活。陕北的民风质朴,大部分人对“娃”们很好,尤其是对北京娃。这里有个怪现象,虽然人穷得家家一团破棉絮、一口破锅,但谁只要一张口,都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当时那里“遍地”都是“没走出去”的老红军战士,他们谈起北京的那些大首长,就像谈论他们的哥们儿和伙计一样,知根知底。

一位当时已经患了肝硬化,挺着一肚子腹水,只能跪在炕上的老汉,自称曾和刘志丹睡过一个窑洞,就是他把牺牲了的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用担架抬回老家安葬的。珍平对这块“热土”爱得不行,至今回想起来就流泪。他说,那时知青的粮食都吃完了,就像《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眼看就要出去要饭度荒了,是公社书记带了粮食来看他们,不多,一人分下来就几斤,说是公社吃公粮的干部每人凑的。

书记说,先别出去,再忍忍,别给咱党丢脸。就在那时,书记记住了忍着饿凑在窗口看书的珍平,后来把他调到公社去搞“大批判”,从此他能吃饱了。

姬民在同龄人里是幸运儿。他1969年当兵,那年他才16岁。很快他所在的部队就担负了“支左”任务,来到一个国营大厂。指导员把他安排在全是女工的车间,组织学习。姬民问指导员为什么把他分到女工车间,指导员瞪着眼说:“你说为什么?你年龄小,懂吗?”姬民还是没有懂。后来他跟我说这一段时,我深有体会。部队、尤其是野战军连队,晴天一晒被子,军绿的被子上很少没有“地图”的,都是精壮年轻人遗精涂出来的“作品”,战士俗称“跑马”。如果把这群人掺和在女工中,一旦出了问题,就别去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支左”任务了。姬民当时还不太懂“人事儿”,这是指导员的明智选择。姬民很会偷懒,从女工中选出一个管事儿的,把学习记录本交给她,谁发言说什么,都让她记录下来。交代完了,他就跑出去玩了。等晚上,把记录本要来,到连部做汇报,两不耽误。

永生1950年生人,1968年他没有出北京,而是被分到南口的红冶钢厂当了炉前工。无冬历夏,“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自己用大电机焊的直径一米的大风扇,吹着后背,胸前是熊熊的炉火。手里的大板锹抡起来,一锹煤足有二十多斤,被不停地送进料口。如果上早班,他每天从新街口的家骑自行车到西直门,赶早上6点36分的郊区“小票车”,7点36分到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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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厂先手举《毛主席语录》向厂门口的毛主席像“早请示”,然后所有同车的人就以百米速度冲向宿舍,换好工作服,然后再冲向车间,这时离8点上班只差三五分钟。如果上中班,是下午4点接班,西直门却只有上午9点36分最后一趟“小票车”,如果坐这趟车,到厂里才不到11点,要等到下午,不仅耗时间,还要在厂里吃一顿饭,浪费饭钱。于是就有一帮住城里的工友,下午1点在德胜门集合,骑车上红冶,最顶风时要骑3个小时。晚上12点一下班,还是这拨儿人,再聚在厂门口,查点人数一个不少,又往回骑。如果哪一个赶不上“大部队”,就没胆量一个人骑夜路。到德胜门,是半夜三点。炉前工每天有两毛钱的高温补助,刨去4个星期天每月有5块4毛钱。重体力劳动需要热量,食堂的红烧肉正好是两毛一份,永生通常买半份儿,再让大师傅“饶”一点儿肉汤,好泡饼吃。反正要把伙食费控制在高温补助的范围之内,尽量不往里搭工资。他觉得很知足,因为他没有下乡,他是独子。他记得有一天,到了厂门口他发现忘了带《毛主席语录》,大吃一惊,没带《语录》就没办法参加“早请示”,在那个年代,后果是什么,谁都知道。一阵慌乱后,他决定和同事借一本,结果没有借到,因为每人只有一本。他只好掉头跑两公里,到火车站小商店又买了一本。

1955年出生的林虹,背着她右派家庭的大包袱,在干校干了几年后,因肝炎回到了北京。那时她家在北京已经没有了房子。还不错,母亲原单位开恩,借给她一间小房。我去过她那间在右安门的小房,筒子楼里的一间,破烂黑暗。性格很阳光的她,当时说:“真讨厌,右派就非得给右安门的房子,左安门不行吗?”后来她被分到了北京一家塑料制品厂。她很爱学习,一心想当会计,跟我开玩笑说:“我的理想,就是将来能弄个桌儿坐坐。”但那个年代,她能当上工人,已经是很值得庆幸的事儿了。

同样是1955年出生的大雁,应该是50年代出生的人中最幸运的分子,几个哥哥都去了外地,她初中毕业后,二哥指点她:不要上高中了(那时已经有了按比例上高中的机会,而她在班里的表现肯定能上高中),直接申请分配。结果她听了二哥的话,被分到一家工厂。厂子离家骑车只用15分钟,学徒工一个月16块钱工资。她只留3块,其余都交给妈妈。几十年后回想自己的过去,她很后悔,遗憾地说:“我的阅历怎么这么苍白,人家说的那些事儿,我一样也没有经历过,真白活了。”她其实很幸福,在哥哥们的身后,她躲过了本来就不应该属于她们的“那些事儿”,平安度过了青年时代,然后提干、结婚、生子,再过一年多就可以退休了。我劝她:苍白等于平安,平安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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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子是个普通职员的子弟,1956年生人。1973年,他初中毕业,然后到了北京的房山县插队。这种插队如果和只身在外的他的哥哥姐姐比,说不上有多艰苦,至少户口不转,按现在说,拔腿儿就可以回家。但刚子回忆:“说回家,也不是那么好回的。生产队管得严,一天不参加劳动,不光没你的工分,队长就得找上门来教训。那时一天的工值只有2分钱,这2分钱还是挣够10个工分才有,我们知青每天规定只能挣7.5个工分,所以连2分钱也拿不着。记得我插队两年,最后招工回北京时,队里就给了我3块多钱。劳动也苦着呢,平时看水田,早上出门时拿一块饼,戴个破草帽,扛着锹,哪儿水堵了,哪儿跑水了,都得看好了。中午啃块饼,水田里、河沟里的水,用手捞着就喝。

有一回生产队死了头猪,听说是病死的,本来都埋了,晚上知青又偷偷给扒出来,找地儿炖着吃了。生产队长‘见天儿’往女知青房子里跑,给她们布置学习任务’,吓得她们晚上天一擦黑就关门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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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不幸
为民回忆他在黑龙江兵团的往事。他想起了一个人。那是个上海知青,家庭出身是恶霸地主。人长得魁梧高大,但天天懒洋洋,无精打采,总说胸疼,不愿意干活。连里有事没事都把他挂上批一顿。他曾请假回上海看病,说是胸膜炎。后来病退回了上海,被分到上海火车站小件寄存处。结了婚,刚有孩子,就查出肺癌,不久就去世了。

谈到死,为民有一段难释的心结,他讲了一个和自己一起去兵团的同学老孟,以及他的死。那是一年的夏收季节,是最忙最累的时期。连里规定,食堂每顿都要有肉,当然不是“纯粹”的炖肉,而是菜里要看得见肉片儿或肉末。当时连里杀了一头猪,一时吃不完的肉,就用绳子吊着挂在井里。

那口井有10多米深,冬天会上冻,取水得用“冰镩子”先凿开冰,才能用辘轳绞上水来。到了夏天,井里的冰并不会全部化掉,有几米井筒上还裹着一截“冰袍”。肉用绳子吊在离水面几米的地方,可以像冰箱一样保鲜不坏。

但有一天,这块肉没拴紧,掉进了水里。司务长找人来捞,老孟应声说“我去”。有人提议给他腰里拴根绳子,他说用不着。他脚踩着辘轳上的水桶,让人把他摇下去。而此时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件事,这只辘轳上的钢筋摇把头一天曾经从辘轳上掉下来过,只是又被草草砸了回去。这样的“隐患”如果是摇一桶水,应该不会显现,但今天却是站上了一个人。几乎还没等“摇”,人、水桶和那截脱开了摇把和木架的辘轳,一下全掉进了井里。上面的人慌了,找来绳子,一头拴上钩子,在水里来回钩,希望万一钩到老孟的衣服,能把他提上来,但钩上来的只有几个往日掉下去没捞上来的水桶,却没钩到人。最后下去了人,等把老孟弄上来,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为民记得,当时连队卫生员还给老孟打了一针强心剂,但人已经不行了。多年过去,为民始终怀念着他这个死于非命的同学和朋友。1998年8月,就在嫩江、松花江发大水的前后,他们去了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为民主要的目的,就是去看看葬在那里的朋友。但由于树林太密,树间长满很深的杂草,他们没有找到他。又过去7年,2005年“五一”,为民和几个战友利用七天长假又去了那里。这次他们找到了:一座孤墓,寂静地立在春天的树林里。当他们再回当年连队的旧址时,那里所有能够勾起往日记忆的东西,几乎荡然无存,唯一还在的,就是那口井。

永生讲到他们红冶钢厂当年发生的一件“尽人皆知”的往事:一个和他同龄的技校生,性格憨厚内向,永生到现在还记得那是张圆脸,大眼睛,中等个儿。那时商店里可以买到气枪。他有一支气枪,拿到厂子里打鸟玩儿,结果一不小心打到了毛主席像。冲毛主席打枪,在现场的目击者没人敢不揭发。结果当然是以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来处理,他被厂保卫科押了起来,圈了一周。按永生估计是等着公安局来带人。就在这时,那个“罪犯”逃跑了,并爬上了厂里几十米高的烟囱。从此这人即被厂里宣布“失踪”。两年之后,永生所在的车间维修炉子,疏通烟道,在厚厚的烟灰下,发现了一具一点儿都没腐烂的尸体,公安局来辨认,说就是那个“失踪”的人。

晓东又给我讲了一件事,虽然不是“死”的话题,但也很沉重。这位朋友是1954年生人,也就是说,1969年去兵团时,他才只有15岁。刚到兵团,这么一大群孩子,面对艰苦的环境,都惊呆了,急于想向家人和朋友倾诉眼前的现实和感受。这位朋友也不例外,他给远方的同学写信,谈自己的心情。那无非是些对没有想到的恶劣条件的失望。

晓东说,信中好像还谈及身临反修前线却无仗可打的遗憾。很难想像这样年纪的孩子,除了这些,还会写出什么更“叛逆”的内容。信写好了,但连队很长时间没有邮寄手段。想寄信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托通讯员带到团部去发;再有一种现在听起来很离奇的办法,就是站在路边,截住一辆过路汽车,把要寄的信或要汇的钱托给素不相识的司机。这些司机都会不辱使命,给你办好。但这位朋友恰好把这封信委托给了一辆军车的司机,而这位司机大概因为信是米饭粒粘的,没粘紧,因而动了好奇心,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心理,竟拆看了这封信,然后把它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交到团部,团里又把它转回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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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这位朋友的,便是那时常用的打击形式——开批斗大会。这让他很长时间背负重压,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多少年过去,当他和晓东聊起往事时,晓东抱怨当时自己因家里的问题,第一批没有评上“兵团战士”,只混了个“兵团职工”。这位朋友说:“那你也没我压力大,你忘了那封信的事儿了。”也许因为“故事”的久远,已经记不清细节的晓东代为联络这位朋友,想进一步聊聊当时的情况,却被他婉拒了。

我非常理解这种“躲避”,它让我怀着一种歉意。因为也许这一请求会不经意地触碰到他少年时那份不该承受的痛苦。可以想像一下,怀着一腔青春热情,乍到陌生艰苦的冰天绝域,因为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小事,15岁的孩子遭受了突然而至的打击和孤立,在一个早上,他就成了全连斗争的对象。这会是一种怎样的伤害?事实上按晓东观察,这么多年来,这种伤害造成的阴影,其实在他身上一直留存着,甚至有时“影响着他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

关于挨批斗究竟是种什么滋味,能对一个人造成怎样的伤害,我没有感性的认识。但不久前我读到作家肖复兴写的一篇题为《到三队去找老孙》的回忆文章,里面写到他类似的遭遇,我把文章引述一段,应该能作为一种映照:

35年前,1969年的冬天,因为得罪了队上的头头,农场派工作组进驻我们队,查抄我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那一天收工之后,晚上召开大会,要把我揪出来,和队上那三个“反革命”一勺烩了。这样的舆论在全队已经弥漫开了。

那一天晚上飘起了大雪。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我知道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我不知道待会儿真的要揪到台上,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样子,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我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那一晚,工作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他讲了许多,讲得都让人提心吊胆……

最后肖复兴没有被脖子上挂链轨板(拖拉机履带上的一种金属部件),那是因为他文章中写的“老孙”事先警告过工作组长:“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我立刻就上台去陪斗。”这件事让肖复兴牢牢记了35年,可以想像,他挨批时的紧张和对解救他的人的感激。肖复兴是1947年生人,那年他应该是22岁。22岁的人对这种挨斗的场面都“瑟瑟发抖”,更何况晓东那位15岁的兵团战友呢。

不幸各不相同,那个时代发生的不幸,带着那个时代的特征。说可笑也好,说可悲也罢,都让人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凄怆,尤其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你朋友身上的时候。我下面要讲的,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的亲属们还在。为叙述方便,我给他起了个“笔名”,叫“老松”。其实这笔名也不是我给他起的,是他自己写大字报时用过的。老松长得很精神,乍一看,有点像电影演员张良。他不拘小节,我们的初识是在我家所在的院子每天开往城里的班车上。

一次车很挤,我们正好站在面对面,他冲我友好地一笑,就算认识了。他比我大两岁,初中考上了北大附中。他曾告诉我,中考前,他父亲曾许诺,如果考上了北大附,就给他买一支气枪。他考上了,但父亲的诺言却不兑现。他勤于读书,父亲是个军中的知识分子,藏书不少,但对他看书十分限制。家里除了《毛选》和马恩列斯原著,别的不准他动。他有着罕见的执着和怪异的思考方式。对一些当时我们这个年龄看了都眼晕的书,他能沉静地通读。有时我们会在一起散步,他所谈论的问题,我只能当听众,搭不上半句茬。但隐约能听出一些“离经叛道”的弦外之音。一段时间毛主席号召党内多读马列原著,他把当时很多干部都发的、白色封面、有红色线框的《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都拿来读,并大谈体会。他尤其喜欢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谈起那些原始的婚姻状况,眉飞色舞。也许正是因为他沉溺于这些原著而不关心《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和逢人便谈别人根本就不知道的“原著”内容,不少人觉得他有点神经不正常。现在想想,他性格中也确实有神经质的成分,并带着几分“老夫子”的迂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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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有一天传来消息,他被抓了,因为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大致是对“抓革命、促生产”两者逻辑关系的评价。原文我当然没看到,但几乎可以肯定,他是运用“马列原理”来阐释“革命的现实问题”了,据说内容很“反动”。他对“文革”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很拥护,没事就和人辩论,有时还专程上大学里去和留在学校“造反”的大学生辩论。也爱写大字报,每贴出来时(那时只要有贴大字报苇席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贴)就催着我去“欣赏”。他没有去当兵或插队,而是被分到了一家小工厂。不久,他被放了,但却遭到工厂的开除。那个年代被开除,和今天的被“炒鱿鱼”大不一样,那等于脸上被烙上“金印”,是谁也不敢“沾包”靠近的。但按他的家庭情况,保证衣食无虞,应该不成问题。但恰恰是这个普通人看来很可靠的“大后方”却出了问题他父母从他被放出来的那天就宣布,和他断绝一切关系,不承认有他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儿子,不准他回家。这把他推上了绝境。从那时起,他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曾找过我,我怀着很矛盾的心情给了他一点儿钱,他就又消失了。这件事我父母曾经有过议论:“孩子有问题,可以教育嘛,轰出去让他怎么生活?”母亲生气地说,“他爸爸绝情,他妈也不要儿子?孩子是不是她亲生的?”他是不是“亲生的”,只要见过他和他父亲的人,都会毫不怀疑,父子面貌之相像,就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在“文革”初期,一些儿女因为搞不懂父母的“问题”,又怀着一腔革命热情,一时和“资本家”或“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的,不在少数,但因为儿子有“问题”而如此决绝地划清界限的父母,可说是闻所未闻。他从那次消失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听说他后来去了外地。不知现在是什么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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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状风波
话题再回到当时社会和家长都关注的“上山下乡”知青身上。上面说到,在70年代初期,兵团的知青渡过了适应期,逐渐走入了正轨。他们不缺吃,不缺喝,不缺钱,缺的只是亲情和家庭的温暖。但插队知青却大不一样,他们面临的境况要复杂得多,最重要的是基本生活条件的恶劣:口粮难以为继,国家的政策性补助,只是开始“安家”时有一点,后来就完全断绝了。知青混在农民中间,以挣工分为生,年终结算,往往是负数,反而欠生产队的钱和粮。这样的局面让插队知青的家长极为忧虑,孩子的衣服和副食,很多都要从家里寄往农村。家长的负担,也是沉重的。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1972年发生了一件全国闻名的事件:一位叫李庆霖的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备述插队知青当时的窘迫处境。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行动,弄不好就要身家俱毁。因为“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倡导的,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你敢与“上山下乡”的“英明决策”唱反调,给“文化大革命”抹黑,那都是掉头的罪过。但信无论当时还是今天读来,都不失为一篇振聋发聩的文字,我把它引在这里,让当时在报刊上读到过、并肯定“过目不忘”的同龄人重温一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20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200来斤,外加二三百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200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100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

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风,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涸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今年冬,我的另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已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的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读着这封信,我深为这位“草根”教师的胆识所折服。这篇“御状”告上去,上面说了那么多大实话,话锋所刺,直指“上山下乡”这事物本身。语言之犀利,完全是在质问。记得当年父亲说:“这人有胆量。”我当时的感觉是:“有那么严重吗?”这种“捋虎须”的行为,不唯没有被怪罪,而且有了喜讯。信寄出后4个月,毛泽东回信了。不光回信,还随信寄去自己的稿费300元。

回信是这样写的: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当年看过《人民日报》对这件事报道的人,都会记得对领袖的热爱感激之情:“毛主席不愧是人民的贴心人。”黄禹康在《党史纵览》上记述了李庆霖写信后的情况。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哆哆嗦嚓地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毛回信的原件留存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清醒过来,找到莆田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他心想这下好了,毛主席说统筹解决知青问题。他为打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但同时也担心就自己那一封信,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莆田县城厢镇的邻里们闻讯后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从那以后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现如今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相继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各地痛下决心,相继解决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单就这样的结果,历史地看,李庆霖的“为民请命”就功高至伟。也单就这一点,全国知青都忘不了他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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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住在附近服刑(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在那个年代身不由己地上了“四人帮”的贼船,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任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77年被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4年3月提前出狱),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十几里山路,专程去探望他。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的知青像亲人般围着他,说起当年因为他给毛主席写的那封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盐碱地”上耕耘

然而,生物的进化规律,没有被那个混乱的时代阻挡。50年代出生的人,在那种恶劣无助的环境中,仍然怀着年轻人特有的进取心,后来有一句名言,叫做:“在黑暗中摸索”。他们中的不少人,就像溺水者一样,挣扎着,努力把脖子撑出水面。希望能看到些什么,听到些什么,学到些什么。尽力去丰富自己,不让自己的思想彻底干涸。当时没有条件供他们在进取的路上自由发展和选择,他们就像一棵棵山崖上的小树,只能利用自己近处能得到的那点阳光、水分去营养自己,在与恶劣天气的抗争中,让自己尽量向直向高的方向成长。

他们想趁着年轻学点本事。可学什么呢?

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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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年轻人,衡量朋友或评价他人,如果是高标准,必须有一条,就是要爱读书,不论爱读什么书都行。但如老松那样读书读得最后丢了工作的人,究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所读的书,或者说所能读得进去的书,通常还是可读性较强的文学书,所以当时有些读过几本书的人,如果你问他有什么爱好,他会毫不自惭地说:“爱好文学”。进人70年代,那些前几年乱的时候“玩儿书”的孩子,如果没有太严重的生活干扰,大多还保留着以前的爱好。社会的相对平静,使一些书也从各个角落“重出江湖”,更多地流动在年轻人手里。撬图书馆偷书的事儿少了,因为参加造反的图书管理人员大多已回单位“闹革命”,各就其位,管控严多了。年轻人读书的偏好也因各自的兴趣爱好有了各种分流。有的爱读小说,有的爱读诗歌,有的沉浸在古文中。因为上层”发动的大批判,每一“波次”都转换不同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所以相关的历史参考书,不仅从图书馆的书库回到了阅览室,还为供大批判,“有选择”地重印了一批书。比如批判《水浒》时,就专印了一批“七十回本”。有了书,有了读书的欲望,知识“见长”的一些“文学青年”,于是开始了一种“奢侈”的探求——尝试文学创作。这种尝试成本很低,不需要任何条件,用不着投入钱去购置什么“设备”,只要有写字的纸(稿纸当时5毛钱一沓,一般人用不起)和一个脑袋。而且不受工作性质和地域的限制,无论在黑龙江、云南,还是在北京、上海。但这种尝试,风险也很大,经常需要处在半地下状态。因为除了“八个样板戏”和《红楼梦》、《艳阳天》等书之外,严格地说,如果遇上一个“左”的领导或同事,发现你在读“禁书”,那就要受到警告或揭发。一旦如果发现你在写点什么,而写的又不是领导交给你的写批判稿之类的任务,那肯定是要被怀疑和询问的。尤其像《九级浪》、《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第二次握手》这些当时手抄的“反动流氓书”经常被从一些同龄人的家里抄出来,从而导致他们被“带走”。一些“阶级斗争”观念强,对青年“政治思想动向”抓得紧的单位,就会因这些“案子”的被通报,而时不时地敲打一下虽然不淘气,但爱读书,“思想不简单”的某些青年,出于“爱护”,警告他们小心“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就更不能漏出一点这方面的形迹。

朋友老钱回忆他的一位同事,中午工休时在车间的案子上写小说,题材是民国时期,河北某地发大水背景下的灾难故事。当时那是很大胆、很新鲜的事儿,引来厂里很多年轻人的佩服和赞叹。但不久,厂政工组找他谈话,并通报各车间,说他在“炮制”封资修毒草,其中描写地主婆“莲藕似的大白胳膊”,是在搞反动色情宣传,企图毒害青年。最后他被全厂批斗,弄得女青工看见他,就像看见流氓似的,躲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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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创作,起步很早的朋友老钱,回忆当年的感受:

当时身边的一些朋友,从互相“串书”而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沙龙,常在一起大谈对共同读过的作品的读后感。一段时间后,在这个沙龙里又孕育出一个沙龙,开始探讨、交流文学创作体会。最初大家都羞于说自己在写东西,觉得那是自不量力的事情。后来发现都有这种渴求,直爽一些的人,就不瞒着了,拿出自己的作品,让大家品评。这些作品有诗歌、小说,甚至还有剧本。那时思想单纯、浅薄,但热情很高。有时会陷入迷茫——到底应该写些什么呢?什么作品才是革命的?当时这个圈子里没人写爱情,一是因为年纪小,没有生活,二是从观念上就认为写那种东西肯定是不健康、不革命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写战斗故事最好,又革命,又可以投稿,投稿当然就有可能发表。但却没有生活。

其中有两个部队子弟,条件便利,守着打过仗的父亲。就缠着父亲讲战斗故事、然后把这些故事做些文学加工,写出来的东西很生动,大家读得津津有味。但又有人说,这不叫文学作品,只能叫故事。里面没有过得硬的英雄人物,而且流血牺牲也不多,场面不壮烈。当时这个小圈子里的成员,大一点儿的二十出头,小一点儿的,还正上中学。写东西快,“产量”很高,但真正够得上“起码水平”的作品都很少。当时没人指导,年纪大的人,谁也不敢指导这种活动,整个小圈子都处于半地下状态。这些人现在想来幼稚得可笑,文学理论几乎是空白,甚至对诸如文学的虚构是怎么回事,都闹不清。大家为《林海雪原》里白茹这个人物是真是假争论不休,因为传说曲波的妻子长得并不漂亮,根本不像书里形容得那么美丽动人。既然少剑波就是曲波,那白茹就是曲波的妻子,明明不漂亮,为什么要虛构成很漂亮?但不管怎样,在那样的环境下,大家很认真地写作,也很认真地思考一些事情,尽管幼稚,但对文学的真诚却毋庸置疑。

说起这些“地下”文学青年的执着与真诚,让我想起一位朋友,他比我小,是我弟弟的同学,1956年生人。他们这个年龄,当时已经以按一定比例上高中的,他混了个高中毕业。毕业后,大部分学生也没逃过插队的命运,不过不是去边疆,而是去京郊各县。毕业生中,出路最好的,还是当兵。毕业那年,正好有一个二炮部队在他们学校招兵,恰恰因他的体格出众,家庭过硬,被招兵的看中,非要招他不可。

可他就是不愿意去。所有的人都不明白:这小子是不是脑子里什么地方搭错了弦,这么好的事儿,别人争都争不来,他为什么不想去。只有我弟弟了解他,后来告诉我,这家伙那时正着迷搞创作,想学浩然,去插队体验农村生活,将来要写出一部《艳阳天》式的小说。最后招兵的也是死不罢休,跑到他家去做他父母的工作,才把他硬拉走了。

聊到当年的创作,朋友老车笑谈当年自己的一段“文坛”掌故。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名字叫《丁勤苗牡》。写一个住院的小战士,高烧不退,还闹情绪。原因是父亲早逝,一个姐姐出嫁了,家里只有一个病重的母亲,所以不安心在部队,想复员回家。同屋住了一位病友,是个政委,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为小战士做思想工作,正确对待革命和家庭问题。最后小战士的思想问题解决了。出院前,接到一封他妈妈的来信,才知道政委瞒着他给他家寄去了钱。老车把已经发黄的原稿拿给我看。作品各方面都很幼稚,光那政委的长相就形容了两千字。但“掌故”并不在这作品本身,而在老车把这篇东西投给了《解放军文艺》。结果当然是退稿,并附有一封编辑的回信,信是这样写的:

车×同志:

来稿收阅,谢谢你对刊物的支持|总的来看,《丁勤苗壮》的语言、故事情节、作品结构都比较好,有一定的基础。主要的问题是取材和表现的主题太差,没有写出矛盾冲突。没有矛盾冲突的作品,政治上是有害的,艺术上是低能的。附带说明一下,我们每天要处理的稿件很多,一般情况下,没有多大修改价值的作品,只是附便笺退回,请原谅。

这封信的时间是1974年4月26日。那年老车19岁,故事是他当兵住院时编出来的。通常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的处女作都会很偏爱,但同时也会很自卑。那个年代,向文艺刊物投稿,是很大胆的事情,因为年轻而迷茫的作者,在没人指导没人鼓励的情况下,能生出投稿的念头,对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而这时如果面临退稿,也无疑会遭受沉重的打击。老车自嘲地说:“那时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自信,看到退稿和编辑的信,竟一点也不觉悟。不仅没有去虚心检讨一下自己的不足,却招来一股火气,觉得自己的东西没有那么有害’和‘低能’。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解放军文艺》正选载管桦的长篇小说《将军河》,我根本不知道管桦是谁,便把自己的东西和他比较,觉得自己写得一点也不比他差。为什么他的小说能发,我的就退稿?

很不服气。但也没办法。赌气从此不写了。但到了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很多东西拨乱反正,我又想起了那篇稿子:会不会当时《解放军文艺》的编辑太‘左’,或者‘不识货’,而让我‘蒙冤’呢?于是我再一次把那篇稿子寄给了《解放军文艺》,并附了1974年编辑的《解放军文艺》的那封信和自己写的一封很严厉的批评信,信上说你们当时不用这稿子,是不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云云。结果很快,稿子又给退回来了,并又附了编辑的一封回信。”老车是把前后两封信保存在一起的,所以后一封编辑回信我也看到了:

×同志:(未冠姓,显得很亲切)

来稿看了,经研究不准备用了,感谢您的支持。将作品退您处理。


关于七四年的那封复信,是一位帮助工作的战士作者写的,有错误,责任由我们承担。因我们人手少,(小说组仅三人)经常抽调些业余作者来帮助审稿(初稿),由于缺乏帮助教育,在回答作者时,提出问题或态度上往往欠妥。特向您道歉。希望今后继续为我们撰稿。要求多反映今天的大好形势,地方题材的作品也一样欢迎(第四期我们就发了两篇地方作品)。敬礼

小说组,3月24日

这就是老车的“文坛掌故”。

我调侃老车:“你脸皮也真够厚的,就那破玩艺儿,现一次眼还不够,还非要现第二次。”

老车颇有感慨。说:“我真是怀念那个年代。不管怎么说,那时人有激情,很真诚。那份真诚,自己都能把自己感动了。我是有点缺乏自知之明,今天看看写的那东西,身上一阵阵起鸡皮疙瘩。但我可不敢嘲笑青春,当年我可比现在圣洁多了,那时眼前也比现在干净多了。

现在倒是能发小说了,可还有人看吗?如果那时能发一篇,恨不能全国的人都能看到,因为全国就那几份杂志,那含金量该有多高。”

老车给我带来一篇他保存的“科幻诗”,题目叫《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的地球》。是个当时和自己一块儿“玩儿写作”的小伙伴写的,老车说那孩子当时还在上高中,但很有点灵气。诗写于1975年,我把它节选几段,看看50年代出生的青年,当时是个什么水平:

整整10个月的海王星探险,/我归来时已经是2021年的春天。/望着欢迎的人群和花束,/队员们个个都笑容满面/我在考虑自己的事情,想着我两个月的假期,/该到哪里去消遣。

应该先去北京回家看看,/再去探望阔别已久的故乡延安,/那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她也是世界大同的摇篮。/最后去的地方最重要,/要去看一看亲密战友的墓地,/它坐落在本洲岛的富士山前。

在大海上,/在登船的第一天傍晚,/我走出舱外,/踏上金质的甲板。/逐渐地、逐渐地我陷入沉思,/我想啊,想啊…/我想着如今的世界,/但我想得更多的是十年以前。/那时,这枚星球,正经历着第三次世界大战。

原子弹的硝烟弥漫,/核武器的烈焰蔽天。/战争摧残下的生灵啊,尸横枕野,/何止成千累万。/全世界的国家都卷入了战争,/因为这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后决战。/当时我所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首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10亿中国人民,站在世界“奴隶”们的最前面。/我也同样参加了这场战争,/我那时是中国军队中的一员。/离别了家乡走遍了世界,/下决心不解放全人类,/决不家还。

我走过了十字军东征的道路,/我登上过拿破仑曾徒步过的阿尔卑斯峰巅。/我们的部队摧毁了矗立整世纪的柏林墙,/也曾瞻仰过马克思经常散步的梅特兰公园。/印地安人给我们做过行军向导,/我永远也忘不了,/解放了的南非黑奴是怎样狂欢。

这场战争整整进行了10年,/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灾难。整个地球变成了一片焦土,刽子手们放的火无处不在点燃。

太阳冲破了地平线,/朝霞映红了东方的天,/看呀,那边几个早起的小鬼,多么天真烂漫,/瞧,晒台上的两位老人又是多么悠闲。

啊!/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么美好,/东升的旭日啊,又红又圆。/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望无边,/春天的晨风是多么温暖。/这,就是我们居住的大同世界,/这,就是我们前辈和先烈所盼望和理想的一天。

几十年之后,对于这样的题材和水平,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心里有一股酸楚,又有一股自豪。盐碱地上耕作的青年,他们当年真诚甚至快乐,今天他们成熟了,或者说老了,对当年他们心中的“共产主义理想”,能说儿点什么呢?

各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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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小我两岁的朋友平军,1978年考入北京一所很著名的大学。他跟我讲了他刚入学时受的一次“刺激”。一次下课,他和一位同学在走廊上溜达,隔壁教室就是同年级的英语师资班,正赶上也下课。这个班几乎全是应届高中毕业生,都是英语尖子。平军的这位同学走过去和这些“尖子”用英语搭讪,流利从容。对方也因为本班之外竟出现了如此高水平的老大哥而不敢怠慢,彼此聊在了一起。而平军站在旁边,一头雾水,惊讶加惭愧,勾起他强烈的学外语欲望,30年后,他也成了一个外语水平很高的人。过来人都知道,恢复高考后,77、78两届大学生当时的入学考试,外语分占很小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刚恢复高考,考生外语水平高的是极个别人,尤其69、70届的初中生,绝大多数都是外语“文盲”。平军这位同学的外语高考成绩竟高达97分。

据平军说,他这位同学几乎没有任何学外语的便利条件,只是凭着兴趣和韧性。他是1954年生人,没有下乡,被分在一家小工厂。当时的社会,对年轻人学外语,其“容忍度”还不如文学创作,动辄就有人向“里通外国”的方向去想像。那时因为已经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些大学里也开了外语课,只要是不当班,他就到学校去“蹭课”。在课上,他的发言踊跃程度超过了在校生。他兜里永远装着两本《毛主席语录》,一本中文的,一本英文的。那本英文《毛主席语录》,原来的封皮,只是红色而没有毛主席像,他特意换上一个有头像的,以免引起别人误会。

他刻苦学习英语“毛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总没有错吧。但有一次他还是被人“汇报”上去,揭发他收听敌台。但厂里的书记不错,把这事儿给压下了。他说,《毛主席语录》里的单词后来他全都背得很熟,他外语的底子是靠《毛主席语录》起家的。

我一位战友继发,当兵复员后,也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厂里在青工集体宿舍给了他一个床位。那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一排排住着单身汉和带家属的老职工。在继发宿舍的隔壁,住着一位老工人,都叫他王师傅,老实本分。青工们有时晚上没开水了,就去他家要一点儿。有时他烧的开水自家暖瓶装不完,也上门问青工们需不需要,然后给他们灌上。王师傅有个儿子,比继发小个二三岁的样子,重度小儿麻痹,出门拄着双拐,青工都叫他小王。他没有班上,不爱说话。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屋外空地上摔泥巴,那一看就知道,是小时候常玩儿的胶泥。开始继发没在意他摔泥做什么。有一天他感冒了,下午请假在宿舍休息,一觉醒来觉得该吃药了,便去隔壁讨杯开水。敲门后,应声的是小王,说:“水在桌上,您自已倒。”但眼前的情景让继发没有去倒水,他被惊住了。只见小王正在一只自制的木台前聚精会神地塑着一尊人像。人像是外国人,神情刚毅,面部线条像刀砍的一样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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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站着,腋下夹着双拐,一手拿着一根有机玻璃的雕塑工具,手攥着一团胶泥,正往塑像的披肩长发上补料。继发“呀”的一声,说“你还有这两下子,这塑的是谁呀?”小王腼腆地说:“我也不知道这是谁,像这个,也像那个,你看像普希金吗,但眼神不像。我是瞎玩儿。”继发知道那是客气或者搪塞,那决不是瞎玩儿,是认真的爱好。

肯定倾注着他很多心血,不然“玩儿”不到这种水平。继发问,你是怎么学的,回答很简单:“琢磨呗。”继发不由升起一股敬意,心里大呼:“你看人家!”从那以后,继发格外关注小王。后来通过王师傅得知,小王的爱好是小时候在少年宫开始的,“文革”中一直都没有放下。

不能“上山下乡”,分工作也没单位接收,就只能在家闲待着,所以天天“弄泥巴”。他能在英雄纪念碑前一坐一天,呆看那浮雕。如果找到一本雕塑的画册,他就比着做。他曾到贴满大字报的中央美院,带着一件自己塑的“泥人”,一间屋一间屋地串,遇见教师模样的人,就拿出“泥人”给人家看,但多半的人都躲着他,只有一个老头儿偷偷塞给他一个纸包,说:“快走吧。”出门后,打开纸包,里面是一件他叫不出名来的塑像,但一看就知道是高手的作品。这件东西成了小王的镇宅之宝,王师傅说,光摹仿它,用的泥就不下几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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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东一听就是后改的名,原名叫津宝,我的战友。比我大一岁,军龄却比我长好几年。他应该说是我周围穿军装的同龄人里最有才的一个。当兵几年后,他被抽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后来又被抽到师政治部报道组,专门给《空军报》和《解放军报》写消息。在我们部队,可是小有名气。但不长时间后,他就已经不满足于发表那些反映部队大批判、学毛著等内容的“豆腐块”文章。他当时条件很优越,除了下连队采访和有时突击稿子之外,时间上很灵活。他回忆,当时的师政治部主任,是个真正有胆有识有思想的政治工作老干部,曾在一次私下谈话中恳切地教育他。那次谈话中有一句他记得最清楚,就是“要想真正提高自己,就得多读书,甚至多背书。”从此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抓住一切机会买书,抓住一切机会借书。他借着“批孔老二”的机会,声言要了解“孔丘”的言行,才能“有的放矢”,竟通背了《论语》、《孟子》;后来“评法批儒”,他由读《盐铁论》,又对历史大感兴趣。趁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我家向父亲借《史记》,父亲很犹豫,但还是借给了他。那套书当时一般人看着都眼晕,但他却从头到尾啃下来,并大呼:“原来历史是这样的呀!”他读《古文观止》,读《昭明文选》,读《说文解字》,甚至读不知哪儿弄来的《尺牍大全》。在兵营里读这些书,通常是会招来非议和限制的,但主任护着他,说他研究《孙子兵法》,是在为批林彪“准备炮弹”,“多看点儿参考书,才能批得深批得透嘛。”他积极的工作态度、发表文章的业绩、谨慎的言行和良好的人缘,给他创造了读书的条件。他对我说:“我没别的奢求,只要能让我安静地读书。”功夫当然不负苦心人,水平在没有“奢求”中积攒提高。最终他在恢复高考后穿着军装走进了大学。那时穿军装进大学的“真正”大学生,比工农兵学员中的“兵”,要值钱多了。

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迷上了古董收藏。在这个圈子里,一位称得上我师傅的朋友,对字画、瓷器、玉器等给了我很多指导,但他只比我大一岁。我曾给某报纸的专栏写文章,大声疾呼,古董收藏“水很深”,“下水”之前,绝对需要有一位师傅领路。这一“论断”即出于我得益于师傅的切身体会。而我这位师傅,在“文革”中,恨不能从“破四旧”开始,就不怕死地迷上了古董和附着在它们身上的古代文化。他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有一个好的出身,家长是社会最底层穷苦劳动者。当时的“四旧”,被红卫兵们大肆摧残破坏,他回忆才十几岁的他,在一次逛颐和园时,看到厚厚一层书画被踩在脚下。他顺手拿起一张,虽然已是泡过水的古画,但一股华美之气却向他袭来。他于是大胆藏起了这幅画。从此他便留心搜求被抄家的人没有烧尽的书画。最后他找到一个窍门,到废品站去扒废纸。他研究它们,学着认上面的款识,记款识上的人名。从纸上的画,他又迷上瓷器上的画,进而迷上瓷器。初中毕业后,他留在了北京。他所有的节假日和休息日,都泡在各委托商店门口。有谁要往里送瓷器,他就上前悄悄问句:“卖吗?我多给点。”那时一只“五百件”的大瓷瓶,不管是乾隆年的还是光绪年的,送委托商店只给5块钱。他的工资,除了吃饭,都买了瓷器和画。边买,边向人请教。他认识了一个也总在委托商店门前“趴”着的老头儿,那一看就是位饱学的高人。从老头儿那里,他学会了鉴定各代瓷器,学会了辨识明清各画派画家的风格。由这些研究,他尝到了无知的苦处,他开始找书看,开始练毛笔字,开始学着画画。有一次他拦住一辆装满宣纸的三轮车,那是要往废品站卖废纸的,6块钱他买下了这车宣纸,开始临摹手中的画。他自己都不意识这种爱好为他带来了多少好处。不仅他被这些固体的文化精华熏出了一身儒雅之气,练出一手好字好画。到了今天,他所存的那些东西,成了价值巨万的财富。当然这是历史发展玉成了他,而并非几十年前就有什么发财的先见之明。他的“觉”,只是他想学点什么,想用这种爱好,“填补”这一代青年共有的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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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连江说起一个叫国柱的青工,那是他的朋友,对国柱他很佩服:
我们厂是个科学院下属的实验厂,有实验、维修和制造多种功能。因为设备当时还算先进,在那个年代也时不时会有科研院、所来定制配件。厂里有那么几个青工,一门心思学技术,只认“有了技术,到哪儿都能吃饭”的老理儿。他们干活没的说,但不少人批评他们走“白专道路”。每逢开批判大会,他们不是迟到就是请假。一问他们“儒家、法家”都是谁,“梁效”是干什么的,他们睁着莫名其妙的眼睛答不出来。他们不关心“政治”,对时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讨论不感兴趣。他们和那些同厂的、专背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各省“革委会”主任和十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名单的青工不一样,只知道闷头干活。国柱就是其中之一。他真是个干活儿的好坯子,学技术天生就有一种灵性。进厂先学的是钳工,机加工一有空床子,他也去试一把。后来又改行当电工,主管厂里的强电维修。屁股后面整天挎着牛皮工具袋。平时下个电机,装个电柜,手脚利索。不光强电,对弱电他也感兴趣,经常往仪表车间跑。对可控硅、半导体这些控制系统,只要有活儿,主动申请,加班加点,兴致盎然。几年下来,他原来的师傅已经只是个名分,再也教不了他什么了。也就在这时,一个研究所来订
制一批配件,他认识了一位“跑现场”的工程师,当时好像还戴着什么“帽子”,不然也不会那么大岁数还跑现场。国柱一眼就看出那是个有学问的人,只要他来,国柱就凑上去搭话,问这问那。慢慢的,俩人熟了,真像是又认了个“新师傅”。国柱给他到食堂打饭,下班骑车带他回家。

从此国柱开始看书,“新师傅”教他物理、电学,教他控制理论。总之,国柱感兴趣的东西,都是这位“新师傅”在理论上给他开蒙。后来由于国柱的多能,“新师傅”他们承担的科研项目竟来厂里借调他。那时只要“革命需要”,上级批准,厂里没理由阻拦。国柱一离开就是半年多。其间听说“新师傅”的单位因他的出色工作,曾建议厂里推荐他当工农兵学员,但终究不是上下级单位,厂里没有考虑。按说他这样的多面手,只要有机会上个学,进一步学习深造,一定能派上大用场。但国柱天生就是个干活儿的坯子,直到今天,他还在厂里,是顶尖的高级技工。这种“宝贝",今天奇缺,不少地方出高薪聘他,但已经五十多了,他不愿再挪地方,很安然地守着他的厂子,带着徒弟,干着交给他的活儿。

学创作、学外语、学艺术、学历史、学技术……应该说,今天年轻人有兴趣涉足的领域,那时都有人尝试。所不同的是,他们缺乏专业教育,缺乏自由追求的大环境。但决不缺乏热情。

50年代出生的人,今天每当回忆当初,总会有人觉得时代对不住自己:蹉跎了青春,吃尽了苦头。但如果看看以上这些人和事,会不会有某种领悟。凡事回头想,当“事后诸葛亮”,大家都会很“聪明”。“自己经历了那样一段没有文化,没有选择的年月,和今天的年轻人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在当时,年轻的你,不可能想到能和今天做对比,你会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是那样,会接受那样的社会现实,并在那种“土壤”中生活、成长。但只要你有一颗健康向上的心,只要努力,无论你处在哪个时代,总能找到成长所需要的养分。任何时代都能造就优秀者、杰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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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时节
当年在大街上“拍婆子”的混沌少年,经过几年风浪沉浮,到70年代中期左右,真的到了恋爱的年龄。朋友永生开始恋爱,就是在1973年,那年他23岁。恰如上面说到的,虽然长在“盐碱地”上,但恋爱仍然是幸福的,只是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特色罢了,他们也并不想和今天的年轻人攀比。

但如果说到攀比,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们结婚30周年时,妻子发狠催着丈夫,到最好的影楼拍了一组婚纱照,以补当年“军装照”之憾。而就在3个月前,她儿子在同一家影楼才拍完婚纱照。

但结婚和恋爱其实是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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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特点
晓东告诉我,刚到兵团,北京的男女生,仍和在学校一样不说话。在最初几年,北京知青因为年纪小,没有人谈恋爱。天津和哈尔滨的知青年龄大两岁,他们谈的多。但总体上讲,在兵团和插队的知青,恋爱都晚,因为很多人都抱定了一个主意:不回城不谈恋爱。在我周围的朋友,谈恋爱的年龄,大约都在二十四五岁以上,如果按1950年生人算的话,差不多都在1974年、1975年以后。晚的就到了70年代末期。那时知青大批回城,男女“配对”,达到高峰。

那年代,谈恋爱有几个特点:

几个特点
晓东告诉我,刚到兵团,北京的男女生,仍和在学校一样不说话。在最初几年,北京知青因为年纪小,没有人谈恋爱。天津和哈尔滨的知青年龄大两岁,他们谈的多。但总体上讲,在兵团和插队的知青,恋爱都晚,因为很多人都抱定了一个主意:不回城不谈恋爱。在我周围的朋友,谈恋爱的年龄,大约都在二十四五岁以上,如果按1950年生人算的话,差不多都在1974年、1975年以后。晚的就到了70年代末期。那时知青大批回城,男女“配对”,达到高峰。

那年代,谈恋爱有几个特点:

一是晩。当年党号召青年晚婚晚育,当然也就提倡晚恋爱。如果你20岁就谈朋友,在一些人眼里就是没出息,长辈和单位领导就会开导你“先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个人问题考虑那么早干什么?那是浪费革命青春。”70年代,女孩儿似乎没有现在那么怕嫁不出去,二十五六岁谈恋爱的有的是,也没人觉得太“掉价”。不像八九十年代“大龄女青年”一类社会问题那么突出。

二是介绍的多,自己认识的少。那时的开放程度远不如八九十年代,没有太多的交际方式,更没有那么开放的观念,我周围的朋友中,那些当初“拍婆子”胡闹的孩子,到“动真格”的时候反倒缺少了勇气,最终还是靠人介绍。

三是严肃认真。没人拿谈恋爱当儿戏,更没人滥情滥交。婚前性行为是为社会不齿的事情,如果有人婚前去做“人流”,那是要单位领导“陪”着去医院的。当时为鼓励计划生育,妇女做“人流”后,市场可以供应几斤排骨,婚前做“人流”也照样供应。但如果说谁没结婚就“吃了排骨”,那是很难听的骂人话。

四是格外注重家庭出身。如果出身好的家庭遇上了出身不好的家庭,那阻力是很大的。出身不好的家庭明显矮人一截,对出身好的家庭是种“高攀”。

五是很实际,当时再漂亮的姑娘,也没人幻想嫁入“豪门”。那时也没有什么“豪门”,最多是父母级别高一点,但经济上的优越程度很有限。再进一步就是看对象在家里排老几,按“常理”老大最不吃香,老小最吃香。孩子多不吃香,孩子少吃香。当时普通阶层的姑娘们,最看好的是提了干的军人,但那并不易得;其次是工厂的工人,因为那至少在政治上没有风险,经济上也不吃亏。看家庭如果不是干部家庭,最不济也得是工人家庭。最不吃香的是知识分子家庭,被“文革”教育了几年,脑子里都认为“臭老九”很低能,只知道“马尾巴的功能”,实际的事儿点儿也不懂,而且“知识越多越反动”,嫁入这样的家庭,自己累不说,还要担惊受怕。

但任何时代的恋爱都是美丽的,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我在部队时,战友秋一一次给我看他女朋友朱道恒的信,看到末尾,他一把抢过来不让看了,但我眼快,已经看完了,最后一句是:“我等你,我永远是你的!”我当时的感觉是浑身发烧,十二分的羡慕:“这小子还有人等着他,真他妈有福气!那女的不知长得什么样。”时隔30多年,已经50多岁的我们在QQ上用语音聊天,他那边还有视频。秋让道恒在视频前和我聊几句,我吃惊极了,他们两口子同岁,都是1950年生人,但在视频中,仍能看出道恒年轻时美女的影子。我忘情地在QQ上大呼:“道恒,你那么漂亮啊!”战友之间,我们不在乎。

当年这代人谈恋爱,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今天那么浪漫。像秋一老婆那样的信,也难得有姑娘敢写。一位嘱咐不准透露他名字的朋友谈起他谈第一个女朋友的事,笑着说:“当年真是老实,那么漂亮的妞儿,俩人上颐和园,坐在西堤的水边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俩人愣是隔着八丈远,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所有的话,都离不开学习和工作。都是互相鼓励对方多学习毛著,多关心政治,多写批判稿。她还嘱咐我别怕苦,多干脏活儿累活儿,早来晚走,争取早解决组织问题。哎,你说那是什么事儿?交了好几个月,连手都没碰过。要是现在,早拉过来亲两口了。”我曾认识一个家住城里杂院儿的朋友,比我大一岁,但比我“懂事”多了。一次到他家聊起自己交的女朋友,他立刻问,拉过手没有?亲过嘴没有。我当时心中大怒,觉得这小子真脏,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当时的人,观念中浪漫的东西很少,也不会营造气氛彼此送东西,除了袖珍《语录》,就是主席像章,再就是钢笔和日记本。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过年能见到比扑克牌小一点的年历卡片,但很稀有,得托人找。有时写信时附上一张,觉得自己已经很有情调了。

一位朋友的妻子跟我报怨:“搞对象时他从来没带我上过一次像样的公园,就带我在地坛里转了几分钟。也从来没正经请我吃过一顿饭,就吃过一碗面条,面条硬得跟钢丝似的。”在部队时,战友孔熙有一段时间一到晚上就拉着我“谈心”,他探家时有人给他介绍了对象,如果订婚,就要给人家买东西,可他又吃不准人家最后能不能瞧得上自己,但东西又不能不买。他又怕买了东西人家又跑了,弄个人财两空。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让我给他“参谋参谋”。其实我那时也是根儿“擀面杖”,根本不懂农村谈恋爱是怎么回事。朋友连江恋爱遇上一位“左”得可爱的姑娘,是他们厂的团总支书记。连江说。她有点像后来刘心武小说《班主任》里的谢慧敏,满嘴都是政治,开口就是“当前形势”对人严,对自己也严。厂里组织青工到郊区三夏劳动,她干得比谁都多。据连江说,有时她也有点儿女人味,大太阳底下,她偷偷塞给连江一包人丹。就冲这包人丹,冲淡了连江对她“讲政治”的反感,最终娶了她。全福谈的第一个女朋友长得挺漂亮,但全福不习惯她老在没人的地方跟他“起腻”,怕她将来会有生活作风问题,最后吹了。现在的老婆是当年一家大毛纺厂的劳模,是个工作狂。毛泽东逝世,因为她工作出色,全公司就选了她一个人去守灵。全福说:“谈什么恋爱呀,平时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介绍认识了,一看人不错,又是党员,就开始准备结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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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初恋
今天“采访”起同龄朋友们当年谈恋爱的往事,不少人简单说几句可以,问得再深一点,就不说了,我想一是因为这个年龄的人有这个年龄特有的观念,还是不像年轻人那么放得开。就像战友建廷,问他什么时候和他媳妇认识的,他就警惕性很高,就一句话:“忘了“任我怎么骂怎么损怎么引诱,他还是笑着说:“忘了。”二是这一代人确实没有太多可说的,浪漫不多,曲折也不多,没有太多故事。

但“发小儿”健中一天到我家,晚上我们各倒一杯不常喝的威士忌,加上冰块,他聊起自己的经历,却有一段很有趣的恋爱往事。过了几天,他还把经过选择的几封“情书”拿给我,让我“看着办”,我真的很感谢他的信任和支持。

他的这场恋爱没有结果,据健中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后来太悬殊了,女孩儿太高,他太低,最后自卑让健中提出了分手。但又说,让他很后悔的是,有很多努力争取的机会,自己要么当时太傻,不懂女孩儿的心思,要么没有胆量表白。如果“处理得当”,“进一步”的希望不是没有。总之,分手于他来说,十分痛苦。

恋爱的“开场”是在一家部队医院。他们当时都在当兵。女孩儿是医院的护士。他是病号,人院时高烧多日不退,被诊断得了肺炎。“文革”中的部队医院,是干部子女扎堆儿的地方。但凡看着有点特殊的女孩儿,必有家庭背景。她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小姐”按现在的标准衡量,其实并不娇气,她们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女兵干一样的工作,除了上治疗班:打针、发药,值大小夜班;还上护理班:刷厕所,刷痰盂,拖地板,换被罩床单,给重病号打饭。但凡露出点娇气,就会被病号议论,被领导和嫉妒她们的同事所不容。所以她们怀揣着优越感外表却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健中这位女孩儿是1971年的兵,他们相遇时是1973年,那年她才17岁,也就是说,她15岁就当兵了。

她在整个医院,是那种无论在病员还是医护人员中,都格外抢眼的漂亮女孩儿。当健中从高烧中睁开眼睛,第一个给他吃药的就是这个女孩儿。也许因为都是北京兵的缘故,家里寄往医院的第一封信,也是她从办公室拿给健中的。当她看到信封上的“北京981信箱”时,问“你家住哪个区?”于是开始了最初的几句交流。一周的高烧,让健中几乎软得爬不起来,他只能躺在床上看书消遣时光。女孩儿对他看的书格外关注,看那是一套《第三帝国的兴亡》时,很惊奇地问书是哪儿买的,最后提出能不能借给她看看。健中很奇怪:女孩儿也爱看这种书吗?让他们的关系升温的条件是科主任的好心,鉴于健中的身体恢复较慢,主任让他先不要急于出院,在医院过了春节再走。这时他已经可以自己到饭厅吃饭了。

节前,女孩儿意外地给他拿来一包儿瓜子,这在8个病号一起住的大病房里引起了眼馋的玩笑:“嘿,怎么不给我们来点儿?”女孩儿白晰的脸泛红,窘迫之下忽然说了一句:“我们是老乡,给他瓜子怎么啦?我一会儿还给他糖呢。”健中回忆,当时看到她那一脸孩子气,圣洁得像一个玉人,让你一点杂念都生不出来,只觉得她是顺便给老乡带点儿吃的,因为过节了,别的什么都没想。医院过节,其实很枯燥,没有联欢,没有会餐,只是年三十加了两个菜。接着就是病房里“开戒”:可以打扑克、下军棋、象棋。初一,女孩儿来了,还有一个老护士和另外一个女孩儿。分成几拨儿打40分下台。女孩要和健中打对家儿。健中说:那天的牌简直邪了,根本就没有对方上手的份儿,一路顺风,把把赢。女孩儿兴奋得时不时用笑眼看一看健中,健中说,那种纯真少女的动人眼神,以后再没有见到过。也许是男女兵之间通常的禁忌,一轮儿牌打下来,老护士就招呼着把女孩儿带走了。人刚走没影儿,一个东北兵就冲着健中大嚷:“今天你交了桃花运了,我们都成了牌架子。是不是因为你长得白点儿,人家看上你了?”一句玩笑,使兴奋中的健中像被什么捅了一样,忽然产生了“杂念”。他比她大4岁,但在男女方面却是一张白纸,并不比她成熟。他知道战土谈恋爱是犯纪律的,何况这是“没影儿的事儿”,一旦引起风波,自己尴尬,还会把“人家”给影响了。但他还是没忍住,出院前偷偷交给她一封信,心想:爱成不成,不试试就没机会了。信给她后,一整天他魂不守舍,等着看有什么反应。但直到他整理好东西要去办出院手续,还是没动静。正在他既灰心又释然地下楼时,她等在楼梯口,极快地塞给他一封信,什么也没说,就走掉了。健中说,那一刻心跳的感觉,真是终生难忘,这女孩儿可真够大胆的。

信写得很平常,干巴巴的,答应他的请求:今后通信。并答应回北京时一块儿去玩儿。健中说,他根本说不清这到底算不算恋爱,但坠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躁动中。他们通信一共有几十封,历时3年多,她很关心北京的小道儿消息,经常催问健中“四五”北京有什么情况之类的事儿,当时传递这种信息是很冒险的。他们还经常互相寄书,他记得曾给她寄过一套当时很难弄到的《战争风云》。收信地址都写“内详”,有时信的末尾还用“知名不具”。就是这样谨慎,在1975年,她还是说,已经有人怀疑她和男同志通信了,为此她的提干被推迟了一年。健中说,在信中,彼此从未直接谈及感情和爱之类的话题,甚至没用过任何亲昵的字眼。唯一的不同是,女孩儿在信末署名时,把自己的姓省略了。最后健中复员了,组织问题也没解决,而她仍留在部队。她第一次回北京,曾趁健中父母不在,去过一次他家。健中给她做了一顿蛋炒饭。那是个初夏,她穿着女式开领军装,看不出什么。等到第二次回北京,是冬天,她的军装已经是四个兜儿,她提干了。这对健中是个不小的冲击,顿觉两人“地位”的悬殊:他是工人,她是干部,他是群众,她是党员。健中设想,如果早一点儿单刀直入,挑明关系,也许结果会不一样,其实她曾半开玩笑地问过他是不是在北京找了女朋友,这是多好的话岔,接下去表白一番,把球踢过去,看她怎么说,那就要主动多了。但那都是事后诸葛亮,他当时根本就没弄懂人家的心思。说来说去还是太“生”。到了1976年,有一个同厂的女孩儿向健中进攻,他觉得不能脚踩两只船,终于向女孩儿摊牌。那封信健中第一次用了“爱”这个字眼儿,说“我爱你,但我们的距离太大了,恐怕不会有结果的,咱们分手吧。”回信的反应很强烈,直言不愿分手。她说:“我现在年纪还小,我不能答应你什么,但我很珍惜这份战友的友谊。我们还能继续下去吗?”健中的父母看了这封信,大加赞赏,说信写得既有分寸,又得体,这才是好女孩儿应有的深度。并挖苦健中脑子太笨,狗屁不通。但最终健中还是了结了这份缘分。

健中带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封,恰是粉碎“四人帮”后不几天写的,时间是1976年10月17日。她当时正在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我节选一段,看看当时我们这代人,在那个年龄,写的“情书”是些什么。
健中(健中说,信的抬头她从来都是名姓齐全),你好迟了给你回信,不会因此而不高兴吧,无耐,我太累了,你要责怪我,那我就有更多理由责怪你,你可不止一次两次回信迟呢。

我12号回医疗队,在此之前在医院准备过冬的衣服。回来后搭棉帐篷,盖过冬的房子,累得够戗。

……现在真相大白了,接到了你的信,我们也传达了文件,先党员后群众。“除四害,讲卫生,喝茅台,吃捞面”,哈哈!全国人民怎能不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呢。我也是如此啊。中国除了大患,真是特大喜讯。

我拍手叫好!从这一点看,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我为我们党有了忠诚主席革命路线的接班人而万分高兴。在此之前,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只不过不敢乱说罢了。事实证明了这是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一群乌龟王八蛋!我们连夜表态转弯子,嘿,这弯子太好转了。这可不像批邓时弯子一下转不过来。

我又胡诌了,暂停,你可能听说的比我多得多吧,消息灵通人士!目前,我们学毛著掀高潮,计划明年“9.9”之前通读1-4卷,我自已也订了学习进度和具体措施,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分析鉴别能力啊!

可能因工作努力,最近我得了个(医)院内嘉奖,过两天让我讲用,我正发愁怎么讲呢。

今天太晚了,医疗队刚表完态。字迹潦草,凑合着看吧。
76.10.17

我真替健中惋惜,多好的女孩儿。这个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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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初恋
这也是一场初恋,不同的是,最后有了结果,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但充满曲折。

那是金羊讲给我的故事,男主人公是他的朋友,叫胜利;女主人公是他们的兵团战友,故事讲起来时,给她取了个《渴望》里的“代号”,叫“慧芳”。

金羊说,咱们这些人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看上一个人,要是对了眼,就死盯。“慧芳”就是这么个人。其实胜利有什么好的,大大咧咧,作风有点粗野,家里孩子多,个儿不高,人不壮,根本不起眼。只是爱神聊,会拉两下二胡儿和京胡儿,会讲闹鬼的故事。就这么个人,不偏不邪,让“慧芳”看上了。因为都是北京的,那时去兵团是按学校分片儿,到了连队大致还是那几个学校分在一起。所以原来的同学,后来变成了战友,他们的家一般也住得不远,有的干脆就是一个院儿的。胜利和“慧芳”就住得很近,都在关厢一带。

按胜利的说法,“慧芳”远在中学“三夏”时就对他有点儿意思。晚上千完活儿,都聚在打麦场上乘凉,胜利就给同学讲闹鬼的故事。那时男女不说话,胜利周围都是男生。但女生也在麦场乘凉,男生那边片安静,专心听故事,女生那边也跟着听。整个麦场上都屏息静气。

有时讲着讲着,男生这边有人发现女生也在听,就猛地大喊一声“鬼!”女生那边立刻就吓得一片惊叫,抱成一团。就这样一连几天男生专场,女生“蹭”听,胜利的“声望”陡涨。全班同学连男生带女生,被吓得“散场”后谁都不敢一个人出门。“三夏”干的都是力气活儿,有时会改善一下伙食,所谓改善,无非是在原来粗粮加熬圆白菜的基础上再一人加俩馒头。逢这时,“慧芳”就趁人少时,给胜利碗里放上一个馒头。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行为,能用“惊世骇俗”来形容。胜利大大咧咧,管他谁的馒头,给就吃。有的同学看出来,就起哄。事情传到带队的工宣队师傅那儿,还开会批评,把起哄的同学说成是“低级趣味”,定性“男女同学互相关心是好事,是阶级友爱”。这在当时的工宜队来说,真是高水平。

胜利说,自从那次“三夏”以后,“慧芳”就主动接近他,一直到去兵团的火车上,都不管不顾地照顾他。胜利得意地说:“这么说吧,火车上发的东西,只要我想吃的,那肯定我是双份。她那份我随便拿。刚到兵团,大伙看着那恶劣的条件,全傻了。女生都哭成泪人。就是这样的时候,“慧芳”还想着胜利,红着眼睛问胜利:“你冷吗?有毛袜吗?”总之,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慧芳”对胜利是一门心思。

但胜利不知道是因为对这种“特殊待遇”习惯了,还是没心没肺,并不太抻“慧芳”的岔儿,照样和别的女生来往,有时当着“慧芳”的面,也接受别的女生的照顾。连里节日表演个小节目,胜利拉京胡儿,给另一个女生唱《红灯记》伴奏,两人躲在旮旯儿里排练,时不时哈哈大笑,一副很随便的样子。有的女生看不过去,整不着胜利,就专跟那唱戏的女生叫劲,孤立她。胜利知道后,就去报复“慧芳”,不给她好脸子,不接受她的“好心”。开始“慧芳”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知道了,来向胜利解释。胜利犯混,大声说:“你以后少管我的事,烦不烦呢。”这类小插曲在兵团的几年里,两人之间发生过不少次,反反复复。开始可能是胜利真傻,后来大了几岁,男生们议论:胜利是装傻,实际是看不上“慧芳”。男生也开始有人烦他。就这样“黑不搭白不搭”的,几年之后,两人先后都回了北京。“慧芳”还是时不时到胜利家去,帮着做饭洗衣服。胜利他妈很喜欢她。但有一段时间“慧芳”不来了,不久传来消息,她得了肝炎。就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胜利和别人谈上了对象。这事儿让“慧芳”知道后,病情急转直下,差一点就死了。当然人后来没死,但心死了。病好后,“慧芳“也找了男朋友。并且据说处得还不错。与此同时,胜利一个接一个,找了无数个,没有一个踏实满意的。其中有一个,人长得漂亮,家庭条件好,胜利很满意。但后来那女孩儿对他颐指气使,经常带有耍弄他的味道。最让他伤自尊心的,是一次到那女孩儿家,被她妈盘问一阵并奚落一番后,下了逐客令,随后那女孩儿也不理他了。

挫折让人反思,他开始想到“慧芳”。失去了,他才想到了人家的好处,想到了人家一点一滴的温情。但晚了,听说人家马上要结婚了。

他懊悔不已。半年以后,胜利妈忽然告诉他,听说“慧芳”和她男朋友分手了。他妈说:“你还不赶快去!”胜利的心,一下像从翻滚的大海中游上了岸,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他准备好了一肚子忏悔的话,一分钟没耽搁就去找她。但她拒绝了。胜利跟金羊学:“她说,我跟他(那个男朋友)都谈了一年了,刚分手,你就来,你看我的笑话是不是。我没心再谈这种事。你走吧。”胜利原以为这时的“慧芳”还会像从前一样,想怎么就怎么,只要说两句好话,人就能到手了。面对满脸眼泪的“慧芳”,他傻了。接着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心疼,和一种刺心的悔恨。他到底明白了自己把她伤得有多重。接下来,就像欠债还钱一样,角色掉了个个儿,改成胜利追“慧芳”。胜利人也懂事了,也知道体贴人了,脸皮也厚了,一下班就往“慧芳”家跑。一日复一日,终于有天的晚上,“慧芳”说了句拨云见日的话:“我可得过肝炎,别传染了你。”胜利听出了话里的意思——“慧芳”不生气了,人属于他了。那是个冬天的晚上,胜利临走时,“慧芳”给他围上一条毛线围巾。胜利后来知道,那还是在刚回北京时她给他织的,看他“不值得给了”,就一直压在箱子里。那是1979年,他们两人都已是28岁的年纪。结婚后,胜利和“慧芳”像默契一样,谁都不提“慧芳”曾有过的那个男朋友,多年后的一天,话赶话,聊起她这段恋爱,“慧芳”哭了,说:我不行,我心里装不下第二个人。那一年我跟受罪一样,看见他就想起你。”

多少年多少代的年轻人恋爱,都有动人的故事,大学的文学课在教学生:“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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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出生的人,恋爱自有它特殊的时代烙印和文化背景。他们从出生到懂事,所受的教育是封闭式的,没有今天的年轻人那么开放。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男女平等的“五四”精神,可以说他们在恋爱和婚姻上接受的,是很传统的影响:爱情要专一,婚姻要长久。这个在今天年轻人观念中被淡化很多的命题,在那一代人身上,却表现得很执着,很顽固。有谁谈过两个以上朋友,就会有人说他“不着调”。我认识的一位同龄朋友曾对我说,他们两口子结婚时,都不知道怎么做爱。不用数据统计这一代人的离婚率,凭感觉也能知道是很低的。他们对今天自己子女的一些观念和行为,往往是一种看不上和愤怒的态度。对从网上找朋友,才认识两天就和人家约会并互留手机号码和QQ号,表示不屑。有时他们也自省:时代变了,很多观念和文化与世界接轨了,应该努力去习惯孩子们的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但对动不动就住在一起,对性问题如此轻率,他们再怎么“自省”也接受不了。

应该说,他们的观念深处,有很重的传统的东西,有的干脆是封建的东西,并且除了个别人之外,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应该“改正”它。对同龄人中,一些从商从政者,泡歌厅,吃花酒,并有“逢场作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类的滥调和玩儿小姐,包二奶之类的行为,常是嗤之以鼻和切齿痛恨。在这方面,他们谨守着父辈的观念,和父辈没有太深的“代沟”。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这一代人的“历史局限性”呢,还是他们应该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不管怎样,这就是这代人的客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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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上大学
70年代初,“文革”还在闹腾,50年代出生的人,在动荡中总算就了位。这种“就位”对5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来讲,还好适应,只是再重回课堂,或者搞“开门办学”而已,但对这个年代年龄最大的那批人来说,却经历了精神和身体的反复煎熬,在年轻人的旺盛生命力支撑下,完成了艰难的“蜕变”,渐渐适应了兵团、插队等不久前还无法想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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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的震动
然而,就在新生活的秩序刚刚建立,所有人的心刚刚“安静”下来不久,一个消息如横空出世,又带来让人不宁的震动:毛泽东作出决定:可以在工农兵中挑选优秀青年去上大学。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报告》具体规定: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情况,分别为2至3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而且上大学不用考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于是,从1970年开始,在北大、清华试点,到1971年、1972年开始在全国铺开,再到1976年最后一年招生。当工农兵学员,又为当时的年轻人开辟了一条比当兵、提干更时髦、更诱人的道路:它可以不用考试,可以基层领导“推荐”,可以在舒适的校园里,而不是风雪交加、烈日炎炎的“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同时还要完成更光荣的任务,即“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当时简称“上、管、改”。从年龄上讲,在1970年、1971年前后,有一小部分40年代后期出生的工农兵学员,但“在20岁左右的优秀青年中招收”,这一年龄限制,毫无疑问,使50年代出生的人,成了工农兵学员的主体。

其实,工农兵学员的总人数并不庞大。王金昌在他的《大普学历》书中披露:“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全国各高等院校共招收‘推荐制'工农兵学员94万。”
而这不足百万之数,在近1.5亿50年代出生的人中,占到大约0.67%左右(假定把全部工农兵学员都算成50年代出生)。差不多是“一百五十里挑一”。而如果再仔细琢磨,又发现,事情还远非数字显示的那样:首先要在这个比例中刨去根本没有念书条件和心思、生活在农村的同龄人;再刨去50年代后期出生的孩子,因为他们已经够不上“工农兵”的资格,而且1977年以后,他们中的高中生,已经可以以应届毕业生的资格考大学了。因此所谓工农兵学员,其适用的对象大致都是5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有读书愿望,或者说有跳出原有境遇的愿望的同龄人。如此算来,工农兵学员在50年代出生的人中,所占实际比例实在不能算低。恰是这不低的比例,开始“挠”着一部分人的心。朋友为民生于1953年,他讲“经过一年多的挣扎,好歹算稳定下来,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刺激,几乎可以说已经生活在自得其乐之中了。但不想忽然来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人再一次浮了起来。”

再仔细分析工农兵学员的出现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还会发现:这一事物使原有的50年代出生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阶层形态被打破,产生了第一次真正的“社会分化”,生出了一个几乎完全不同于知青、青工和军人之外的社会群体。它显然高于所有普通人群,成了社会的新贵,成了具备当时诸如出身、工资、待遇、前途等所有优势条件于一身的特殊阶层,有很多人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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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和后门儿
我的一个亲戚,家里4个孩子,大的1951年生人,小的1956年生人,三男一女,都在1976年以前上了大学。最小的一个,1976年上了一所医学院,是个女孩儿。“文革”初期因家长的落魄,一家孩子,大的插队,小的在家。1972年左右,老大曾经到过我家,粗壮而憝厚。脱了外衣,里面是件退了色的枣红色绒衣,一看就是下地干活时穿的。他是从插队的农村路过北京,回南方父母家的。聊起插队生活,他很满足地说,春节我还可以回家,我那儿还存着几十斤粉条,卖了足够买火车票。而随着70年代前期家长被“结合”进省革委会,孩子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等我当兵回来,打算“卖粉条”的小伙子,已经从一所地质学院毕业,被分到了一个研究所。

我不相信他家所有孩子的表现都符合被推荐的条件,但我相信他父亲有让他们被推荐的条件。这在当时,几乎成了不论大小的当权派为孩子所创造的最好的出路。它比当兵的“性价比”高多了。

曾在前面写到的健中,因为在部队与医院结过缘,所以每当谈起就感慨部队医院里几乎清一色是干部子女。而最扎眼,也最有优越感的,是那些从各军医大学毕业,穿着白大褂儿,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青年女医生。她们不像知青中熬炼出来的农村赤脚医生那样辛苦,要风里来雨里去,刚给东村的妇女接完生,再给西村孩子治抽风。她们是“大学”里出来的医生,在医院就已经做过阑尾、男扎、腋臭、包皮、拔甲和脂肪瘤之类的手术,看过标本池里漂浮的尸体,闻过福尔马林的气味儿,并亲自操起过解剖刀。据健中说,第一批军医大的工农兵学员的在校时间,是从1970年10月入学,到1973年2月毕业。一位当年军医大的学员回忆:学生的考试“很灵活”,可以编顺口溜来答题,编得好的还被教员叫到大课堂上朗诵。他编的顺口溜是:

救死扶伤争分秒,抗毒注射预防早,/及时清创去异物,/防治感染不可少。完全彻底为人民,/神经血管(缝合)要细心,/正确复位是关键,有效固定作保证。适当选用小夹板,/草药外敷效明显,/动静结合辩证法,/恢复功能靠锻炼。
如果说当时部队医院里的护士,父亲是干部,那么这些军医的父亲必须是大干部。大到什么程度,健中做过“调查”,那个医院的工农兵军医的父亲,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大军区一级的首长,甚至还有背景通天的。

姬民上的是河北大学。我逼问他是不是走的后门儿,他最后承认是。当时他正在38军当兵,已经提了干,部队驻保定。一次他到河北大学去见朋友,那位朋友是当时北京市某领导的孩子。他问姬民为什么不来上大学?姬民问:“上大学好吗?”回答:“挺好的。”姬民于是给父亲去了信,父亲跟军长说了,军长说了句:“知道了。”就这样,第二年推荐时,名额就“戴帽”下给了姬民。开始名额是北大的,但他父亲说:“你别上北大了,上北大你老回家可不行。”于是他上了河北大学。

不过事情并不绝对,在地方上,家长的级别就不一定很高,但一定要有权。比如我一位同事,他叔叔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他被“推荐”就是“手拿把攥”的事情,因为那时名额可以下到公社一级。到了公社,还有谁比革委会主任更说话算数呢。不过是把侄子再配上一个下面生产队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起推荐,就“平衡”了。关于走后门儿,曾有过一个统计:1972年,清华大学招生2000人,被发现走后门儿的就有242起。由于上大学的名额直接下到基层,有的村干部把自己的亲戚、好友的孩子排了队,今年你走,明年他走。有的竟排到了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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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时候的社会大气候还比较清明,这近百万的工农兵学员不可能都是干部子弟。真正走手续,选先进上来的,当然还是多数。为民就说起他们兵团连队推荐的往事。为民的父亲是我国粉末冶金领域的知名教授,母亲是小学校长。所以他是地道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当时对上学最上心,大概从遗传基因里就有上学的欲望。当时黑龙江“兵团战士”的生活并不困难,按晓东的话说:“那时觉得自己特有钱,是富翁,钱花不出去。”所以他们中间爱学习的,都自己订阅各种报刊。

晓东订的是《解放军报》(据晓东说,因为兵团是部队性质,所以可以订当时保密的《解放军报》和《参考消息》),为民则订了三种:《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还有一种很特殊,是《清华建筑学报》。可见他的志趣。当年全连一共推荐了两名,其中一名就是他。这种推荐应该说没有太多权力的因素和太多的偏私,一是要表现好,二是有上学的要求,三是符合政治条件。(据金羊说,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认识到上学的好处,有人一听要“三来三去”:农民上大学,毕业当农民,还是挣工分;工人上大学,回去还当工人;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朝阳农学院还整了一个52岁的农民“王大学”去上学,那种榜样摆在那儿,都觉得上学没啥意思。尤其如果不能回北京上大学,毕业以后再回兵团,还是和不上学一样。另外还有不足几年工龄不准带工资的说法,算来算去并不划算。)为民回忆事情眼看已经差不多了,忽然上面来了话一个连队不能同时有两个北京知青上学,得刷下一个。为民很义气,认为那位战友加老乡更适合上学,便自动退出了。他想着来年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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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机会是历史造成的,历史轨迹变了,机会便不再出现。第二年他迎来的是工农兵学员的停招,和统一高考的恢复,但他没能考上。应该说不是他不用功,是这个年龄的人,考上的很少,他们的基础太差了,因为他是初中69届的。生在北京的初中69届(按正常学龄应该是1953年生人)这批人,被公认为50年代出生的最倒霉的一批。如果要有什么报怨的话,这批人最有资格报怨。因为自“文革”开始,社会就待他们最薄。首先,他们读书最少,恰恰到他们那年,小学毕业,“文革”开始。他们的上一届,即68届,还读过一年初中,1950年生人的66届,还混了个初中毕业。别看多念这几年书,打下的基础,就足够他们参加高考的。再有,69届的北京初中生,除个别情况外,“连锅端”,几乎一个不落地全都被“轰”出了北京。它前面的68届,有一部分留在了北京;后面的70届,一个都没走,全部都留下了。再往后,每届都有留京的比例。从71届开始,已经有了按比例上高中的规定。既没享受到上学,又没享受到留京,69届“先天”没有读书的条件,“后天”没有读书的时间和环境。因此他们的竞争力最差。当然不排除有少数优秀者,所说的“最差”,是就整体而言。
(待续……)


摘自:黄新原 著《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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