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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六)重新定位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1-9 13:49| 查看数: 85| 评论数: 1|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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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六)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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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山人 发表于 2021-11-9 14:21:17
《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
黄新原 著
谨以此书献给50年代出生的兄弟姐妹们
愿他们健康、平安、快乐
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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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涅槃

历史走到了1976年,它裹挟着中国,裹挟着整个民族,连同50年代出生的人一起,走到了灾难的尽头,按今天的话说,开始出现“拐点”。
一份检查
那一年的年初,一件让50年代出生的人猛然走向成熟的事发生了:周恩来于1月8日逝世。那天早上消息传来,我脑子一时转不过弯儿来,喉头猛地紧了两紧,似乎来不及想什么,就赶紧去为父亲打早饭。到了食堂,看到就餐的军人们拿着馒头,低着头,发着愣。其中一位,猛地把馒头往碗里一摔,站起来走了,只见他眼睛里有泪光一闪。这一闪的泪光,让我刚放松的喉头又紧了两下。回到家,我发现从小就讨厌我们哭,常说“不要动不动就咧咧”的父亲在揉眼晴,但似乎在我面前又想掩饰什么。那天早上我们谁也没吃什么,就出门上班了。

真正我想哭,是几个小时后,所有人都缓过神来想哭的时候。单位一位50多岁的女同志说起总理时,就像爆炸一样,哇地哭了出来。

顿时所有在场的人,脸上的肌肉都拧着,眼里喷出泪水。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写这段往事时,只要一提到总理,我仍然喉头发紧。好久之后我都很难相信:我们从小听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如何如何”的新闻长大,他真的会死吗?

四人帮”的“作死”,也到了最后疯狂的程度,他们不准各单位悼念总理。但至少在北京,几乎没有人理会。我们单位的悼念会,是在一个能容纳两千人的大饭厅里举行。第一个悼念“发言”的,是位工宜队的工人,他就像念批判稿一样,生硬呆板。在场的人,让他的别扭声调憋得喘不过气来。第二个“发言”的,是位团委女干部,她只念了几句就哽咽了,那哽咽的声音一发出,整个会场,就像闷雷一样,哭出了声。我从小看《三国演义》,记得诸葛亮的灵柩从汉中入川时,有“百姓哭声震天”的形容,那天我相信了这话。能让百姓哭声震天的人,此生我见到了。几千年,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我在悲恸中感到幸运。悼念会结束时,我回望会场,我绝不夸张,那水磨石的地面,就像水洗的一样被眼泪淋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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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四五”清明,我4月4号去了天安门,带着两架照相机。但我的政治智商低得可笑,竟把胶卷拿到我家所在的院子里一个小照相馆去冲。等取胶卷儿时,一个脸上有白癜风的老头儿说派出所传话:这胶卷儿是谁的,让他不能走。老头儿立刻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就来了两个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当时形势的严峻让我紧张,不少“四五”的参加者都进了监狱。但一位提审的警察出我意料,他第一句话竟是悼念总理,在哪儿不行,你非赶这时候上天安门。”他表情沉静而温和。忽然他对在屋里一个被抓的小偷凶狠地大吼:“看什么看?滚外边站着去!”接着对我说:“你的政治条件不错,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你明天交个检查,我们就不通知你们单位了。”我至今感念那位警察,他就这样例行了“公事”。几十年过去,不想当我翻检过去的旧物时,竟翻出了这份检查的草稿,这里引一段:

当前的大好形势对自己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使自己更进一步认识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阶级敌人的阴险毒辣,并感到自己4月4号(星期日)去天安门并且还照了相,是极为错误的。

那天天安门的情况,由于人很多,花圈也很多,具体的印象已经很模糊,只记得到处拥挤,到处是花圈因此照相选景也很受阻碍,很仓促。天气很阴,所用胶卷又是五六毛钱一卷的处理品,加上人的不断碰撞,自己是否能照好很没把握,于是又买了一卷较好的胶卷,把纪念碑前花圈比较集中的地方照了照。

我刚到天安门的时候,在靠近长安街的附近,有一个人站在高处,手举一块写着血字的白布,不时转动着身子,让大家看,当时拍照的人很多,我也站在远处把这个镜头照了下来。照片的其他内容已经记不太具体了,只记得什么地方花圈多,或者个别花圈制作得别致或很大,就照下来,再就是照了纪念碑的全景。大约在天安门逗留了两个多小时。

对这件事,我开始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通过星期日(11号)派出所同志和我谈话,对我进行了教育,才认识到,由于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政治嗅觉不灵敏,起了不利于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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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
那一年,接下来是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最后是毛泽东逝世。

关于毛泽东逝世,朋友大刚说的话比较贴近我当时的感觉:“主席逝世,说实在话,我不如总理逝世眼泪多。总理逝世我感觉有点像特亲的亲人走了,加上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觉得特憋屈,眼泪也特别多。主席逝世,我第一感觉并没有想哭,只是觉得天大概要变了,一个时代好像要结束了。有一种头上没有了‘天’的恐惧。觉得后面的路谁带着走呢,自己能走吗。”

但同一代的人,感觉也不尽相同,有一封当时部队朋友给我的信,是这样写的:


这次我给你写信,心情万分悲痛,我是淌着热泪写的这封信。

9月9号下午4时,惊悉毛主席他老人家与世长辞,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我想你一定也十分沉痛,都会为失去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痛哭流涕。几天来,每次唱国际歌时我都没完整地唱下来,就泣不成声了。我思绪万千,想到了中国的明天……要坚信中国共产党会完成毛主席未完成的事业, 擎旗自有后来人!
部队已进入一等战备。


信中他还把自己登在黑板报上的一首词抄给我:
晴天霹雳,/拯乾坤救星殒落,/量耗传。/日月暗淡,/江河退色。/八亿人民动地哀,/革命战士肝胆裂。/万里疆土哀乐回旋,/重孝裹。

抬望眼,/泪成河,/俯首哀,/痛欲绝。/举世悲切切。/普天同默。/领袖业绩永世存,/光辉形象心中活。/令悲痛化无穷力,/宇红彻。


不管眼泪多还是少,这代人的共同感觉都是“想到了中国的明天”。

“明天”的晨曦来得比想像的快。一天晚饭前,父亲到家直奔厨房,一脸晴天,对母亲说:“都抓起来了,连那个老娘们儿!” 三个人的那顿饭吃得格外解气。

但刚听到这个消息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也只停留在“解气”的层面上。当时的感觉并不像几十年后的今天,从远处看“文革”,那么清楚,那么理性。可以说,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当时绝大多数都抱着两种感情。

一是对毛泽东的念,一是对江青一伙的恨。老百姓对毛泽东仍抱着最真挚的崇敬和信仰。就在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刻,谁敢说,甚至谁敢想:毛泽东在晚年是犯了错误的。不光老百姓,就是最顶层的理论家,也不能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想那么清楚,直到3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间题的决议》,才对毛泽东的功过有一个初步评价。

正像有人说的:刚受伤的当时,并不感觉疼,得过一会儿才能觉出疼来。只有一点,人们的感觉是相同的,那就是对“文革”那种社会生活,大家都烦了、膩了、疲了。人们不愿意再那样继续下去了,而那伙坏蛋仍然想接着搞这一套,搞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呢?于是烦、腻、疲,转成了恨。

50年代出生的人,几乎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有毛主席在,有周总理在,习惯了闹闹哄哄;国门紧闭着,他们能看到的,就那么大块儿“天”;收音机听短波是违法的,“莫斯科之声”和“美国之音”,谁要听了并被发现,那就是反革命,他们只能听到中国一只喇叭传出的声音。但让这两个伟人从小用手捧着长大的一代人,忽然失去了这两双温暖的大手,他们第一时间的感觉,只有迷茫。他们最想知道的,当然就是“中国的明天”是什么样。而在那10年中被造就的无知,使他们又根本没有能力去想明白这样的大问题。以至于就在几年后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字眼时,他们竟觉得那么新奇、陌生,不知所云。“什么叫改革?改什么?革什么?”我就常以这样的问题去问同龄人,我所看到的,也大多是游移迷惑的眼神。今天看,我们这代人让上一代人给“圈”傻了,比起世纪初的“五四青年”来,差到了天上地下。同是十几二十岁的人,人家敢冲破军警阻挠,痛打了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敢提出民主”、“科学”的主张,而我们,那时还没明白自己该怎么活?该做些什么?缺乏起码的理性思考。

回想起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些过渡的年份中,我们仍然只能跟着走,党指到哪儿,我们就走到哪儿。边走,边学着思考。说到思考,真的很惭愧,直到三四年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大讨论,才一下拍醒我们——原来我们很多同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也一直都在求索着类似的答案。然而求索之肤浅,问题之幼稚,如果在今天,恐怕连初中生都不屑于回答,但那时,我们却觉得自己忽然变得很深刻。朋友们关心着各路的观点,并且激烈争论,用马列主义理论做“武器”,去辩论国家、前途、人生……振振有词,却又莫衷一是。当时一些高校里的大字报,和大学生们与校、系领导关于民主问题的激烈辩论,都让人激动、气愤、抱怨,可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还是莫衷一是。实在说,那时的怨气,没有今天那么大,那时的悔恨,没有今天那么深。用大刚的话说,那时还没纳过闷儿来,还处在昏昏欲醒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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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我们这代人,在1976年10月,举着大标语在大街上狂欢,举着酒杯与朋友狂饮时,还是感到无比的畅快,于朦胧中,感到了中国在火中又一次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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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
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起点”是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这个“起点”,按邓小平的话说: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启动农村改革新进程,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凡历史分期,总得有个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当之无愧。

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从1978年12月18日开始,在此整整一年之前,作为50年代出生的人,就已经迎来了“伟大的转折”。就在1977年12月10日,以50年代出生的人为绝对主体的应考大军,于上午9点整,接过了他们渡过整整十年蛮荒时光后的第一份正规高考试卷,那天上午考的是数学,北京(文科类)试卷的第一道小题是:
这恐怕是一道让所有那天参加考试的人都既紧张又兴奋的题。当你开始提笔去解它的那一瞬间,你可能不意识(因为你当时不可能想这些),这对50年代出生的人,意味着什么——应该还是那句话,那是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伟大的转折”。
戏剧性的几幕
事情过了30年。在这30年中,不断有提及当年恢复高考往事的文章出来,有那时考生自己的故事,有当年决策圈里人士的论述。今天看来,恢复高考之所以始于1977年,从上层来说,似乎充满了历史的戏剧性。

文革”中,大乱过去之后,每年照例要召开一次全国招生会议,1977年也不例外,这年的招生会议于6月29日到7月29日在太原召开。召开这次会议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会议按照“两个凡是”的精神,拿出的招生方案仍维持的“文革”做法,但那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人们都在振奋中,盼望着教育的“解套”,盼望着在招生中会有新意,但没有。各省招办,对教育部的做法很不满意,一个月的会议,争论甚至争吵十分激烈。但教育部抱定一个说辞:招生方案中央已经批准。而就在这次会议还没结束的7月16日,出现了戏剧性的第一幕:

邓小平复出了。并自告奋勇抓科教,而且首先考虑恢复考试和招生问题。指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明确提出:“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52岁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一个远在武汉的副教授,何以能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座谈会?这是因为原来同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教师刘道玉,被借调到教育部,这时已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负责选定教育界15位大学教师代表参加座谈会。“敢说话有见解”的与会者条件,让刘道玉想起了武大的同事、耿直的査全性。他亲自去机场接查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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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果然慧眼识人,下面出现了戏剧性的第二幕。作为会议中最年轻的学者之一,一向敢说话的查全性,在会上抛掉顾虑,痛陈利害: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的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年轻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名合格的学生,完全可能。他直言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

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

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里流传着,17年(指“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

三、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儿”就刹不住;

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文化,“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他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应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要真正做到让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此一番话,让很多学者激动、解气、热泪盈眶,连人民大会堂里的服务员姑娘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

邓小平听完查全性的发言,没有表态,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苏步青等代表纷纷表示赞同。邓小平又问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和几位教授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名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邓小平沉吟片刻,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于是事情急转直下,出现了戏剧性的第三幕:刘西尧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同邓小平的一段对话:邓小平间刘西尧当年恢复高考“来不来得及”,刘说“如果推迟开学就来得及。邓问:“报告送出去没有?”刘说:“刚送出去。”邓说:“赶紧追回来,就下决心今年开始改。”那天是8月8日。已经离往年的招生时间不远了。

教育部立即又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而且从8月13日一直开到9月25日,时间长达45天。在会上,“四人帮”关于教育的“两个估计“怎么评价,招的学生还叫不叫“工农兵大学生”,这种招生方式是不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在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两个凡是”还当道,这些“重大原则问题”还没有厘清的时候,这样的新生事物能实行吗?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得承认,除了邓小平,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推动这件事的实施,他老人家就像是开着一部铲车,向那些拦在面前的铁丝网和路障生生地铲过去,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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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才有了推迟两个多月的1977年高考,那年冬天,是50年代出生的人热气腾腾的冬天,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78万人;再隔半年,1978年夏天,全国又有61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40.2万人。

再强调一句,录取的这两届共68万人中,绝大多数,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对我们学校77级、78级两年陕西考生作了统计:77级我校在陕西共招生27人,50年代出生的有26人,其余一人是40年代末出生;而78级在陕西共招生19人,有13人是50年代出生,其余6人均为60年代出生。按今天“官样文章”的话说:这两届学生“大多数是政治立场坚定,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都是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而当年掷出“重磅炸弹”(座谈会上记者的话)的查全性,如今已是82岁高龄,1980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但在我们这代人眼里,他当院士的贡献,远不如那颗“炸弹”威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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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机会
对于5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恢复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历史的眷顾,但这种眷顾并不深厚。按同学老钟的话讲:“回过头想想,我们这代人上大学的机会,如果按次数算,只有两个半次’加一个‘整次。

这话怎么理解?

应该说,1977年的恢复高考,对教育部长刘西尧是件措手不及的事,而对广大考生来说,更是措手不及。他们那时都被撒落在基层,大量的都还在边远农村和兵团。往年该招生的时间没招生,除了有希望被推荐的人感到突然之外,其他人不会留意这些。但没有人会想到,接着会下来一个“霹雳”般的消息:取消推荐,改为考试。而且规定考生的条件那样宽松:“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招生总数的20%—30%,绝大多数生源来自社会。”而且甚至宽松到把传统的审查条文中的“单位同意”都取消了,只剩下一条限制,那就是“年龄不超过30岁”。这一消息立刻掀动起一大批人思想的波澜。但也仅是波澜而已,时间的紧迫,几乎使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是仓促上阵。老钟当时在陕北插队,听到这个消息后,离考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说,我甚至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复习资料。朋友志健,1956年生人,是72届的初中生。他们是北京在“文革”期间学得最好的一届,是第一届以考试升高中的学生。按他的话说:“初三那一年学得特玩儿命,是为了考高中。接着高一是抱着上大学的希望去学习,也特玩儿命。但到了高二,开始反右倾回潮,一下全完了,课不正经上了,改成了开门办学。”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有底子的。他高中毕业后去插队,后又当工人,几年没动书本。报名后他也只复习了一个月,单位不让请假,只能靠晚上的时间。他说:“到了考场,一看那些题,哪个都不难,但就是不会做。就像胳膊磕了麻筋儿,明明那苹果能拿到手,就是没力气抓。”朋友小树回忆,1977年,他也去考了,但简直就是场演习,县里没当回事儿,单位没当回事儿,自己也没当回事儿。最后听说自己分数线过了,但却没有下文。又听说,那年主管部门还是按推荐的路子安排的,天高皇帝远,谁也不敢问。朋友万群当时在部队当兵,部队正在陕西施工,他甚至事先就没听说恢复高考这件事儿。我问了大量78级各校的朋友,其中很多高分考生都参加过77级的考试,但都没考上。考上的很多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和少数老三届的初中生,还有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这应该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没有充分的准备,不仅是课业准备,还包括心理准备。这就是老钟说的第一个“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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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8年,应该算给了一个“整次”。那年,整个这一代人(当然还包括少数40年代末出生的和60年代初出生的)中的“有志者”已完全醒过梦来,半年的复习时间不算长,但“拼命”的已经大有人在。老钟豁出去了,给厂领导找了半立方米打大衣柜的水曲柳,达成了默契:他姐姐在医院,7天一次,活活给他开了半年的病假条。那年考试的保障机制也严格多了,万群从部队复员后,复转军人安置办对参加高考的复转军人格外照顾,代办一应报名手续,并告知:凡参加高考的人,先不分配工作,让他们专心备考。而且据万群说,安置办里恐怕有有识之士,应考的这些人的工作,是在发榜之前分配的,凡参加过高考的人,不论考上与否,分配的工作都不错。小树说,他们县的考务工作较之前一年,正规、严肃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考场内外的气氛和今天的考场没什么两样,也有不少老师和家长在外面等着。当时的复习资料也丰富正规多了,万群回忆,他的政治复习资料,是托亲戚从山东肥城一所中学弄来的,那已是一本完整的书,已很接近今天高考复习资料的模式,十分成熟,有时事题,有论述题,还有答案。万群考试时有一道20分的论述题,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押上了。志健他们虽然单位还是不给假,但底子在那儿,靠晚上的复习,他已经够了。这一“整次”,人们有备而来,拼命而来,不怨天,不尤人,有能力的,都抓住了上苍给的机会。在北京,还有一个特殊机遇,那就是很大一批落榜考生,把强烈的上学愿望不断上达,有的人还组织了游行请愿,结果很多大学都纷纷成立分校和分院,把落榜考生吸收了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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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半次”是79级。这一年,整个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对社会考生资格有了进一步限制,年龄限制在28岁以内,结过婚的不准报考并更加重视外语成绩。那一年的外语成绩满分是10分,但已不像78级仅是参考分,而是被纳入总成绩中。更要命的是,大量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1977、1978两年的激励和准备,实力已经大有提高。如果说77、78级应届生与社会生势均力敌、甚至还稍弱于社会生的话,到了1979年,力量对比则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据朋友洪波讲,他们79级一个班30人,50年代出生的社会考生只有七八位;朋友梁丰是1959年出生,在50年代出生的人中是“小尾巴鱼”,她们已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了。理工科的社会考生就更少,我所在的学校,整个79级的学生中,我认识的大龄社会考生只有一位。这很好理解,数理化对社会考生来说,逾越的难度比文科要大得多。朋友林华1953年生人,她回忆,1979年高考时,她所在的考场,社会考生寥寥无几。据她分析,1978年是知青大返城的高峰,这批人回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作,很多人为此错过了1978年的高考。而到1979年高考时,又有很多人已经找到了工作,有的工作还不错,饱经沧桑之后,再经历一次“变动”的心气已经很小。

我征询朋友们的意见,他们都一致认同老钟关于“半次”和“一次”的“理论”

50年代出生的人,又开始了他们新的分化。这是“文革”后,第一次社会承认的公平分化,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后一次有自主选择权的分化,它靠的是自身能力,而没有靠谁的赐予,因此它被主流历史评价所肯定,至今仍被视为一次货真价实的自我腾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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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来

也就在上面说的那些朋友进入大学的同时,50年代出生的其他人,也纷纷开始了新一次的就位。首先我们关心着与高考几乎同一时间发生的一幕。
一段历史的终结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从潮流的启动,也就是从1968年开始,到它从政策上宣告终结,整整是10年。这10年,近2000万知青,以他们青春的能量,点起同一支悲情而灿烂的火把,燃烧在祖国的天际。他们所做出的牺牲,应该说是“创世纪”的,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可能再有,全世界都没有!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知演绎了多少故事,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难写难书。它的壮阔,它的厚重,至今无人能够说清道明。然而无论是可口的鱼肉,还是难咽的糠菜,10年,是应该让这席时代的怪宴散去的时候了。

最近读到《重庆晚报》张卫的文章《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记述了知青经过10年的磨难,如何用鲜血和泪水召告政策的制定者:“他们要回城。要结束做了10年的、为祖国奉献青春的梦。”文章惨烈而动人,我把其中的部分章节转引于下: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却讳莫如深呢?

第一封信摁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如今两人均定居上海)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激起知青情绪。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20多人,代表们的入场证很特别,全是知青的签名,每个代表至少要持有100人以上签名才能入内。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10日,北上代表团尚未组建好,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闭幕的消息传来,该会议决定次年(1979年再派遣80万知青下乡,更重要的是,“会议还决定不再承认兵团知青的身份,而把我们作为一般农场职工对待”。

丁惠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消息也让知青代表产生了重大分歧,一批人要求立即北上,但丁惠民认为时机不成熟。最后通过筹备组表决,丁惠民的主张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丁惠民担忧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批北上代表辗转到达昆明后,竟莫名其妙地弄丢了募捐来的几千元经费。失去资金的代表们,冲进火车站直接上车,被阻拦,他们便使出了最激烈的一招一一卧轨,致使贵阳到昆明的铁路线中断三天,而留在西双版纳的6万知青,几乎全部停工了。


1978年冬天的形势空前紧张!这种过火的局面是丁惠民最不愿意看到的。当第一批北上代表在昆明火车站闹僵时,第二批代表紧急暗度陈仓。发着高烧的丁惠民被知青们抬过了澜沧江,“我是准备死在路上了”。50名代表经过艰难辗转,终于从昆明城边一个叫读书铺的偏僻小站上车,绕道成都北上。途中,24名代表因喝酒、赌烟,被丁开除,就地下车返回各自的城市去为代表团募捐。

12月27日,剩下的26名代表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他们,又冷又累的知青们换上了簇新的军大衣,得到了医疗、食物和住宿……

1979年1月1日,国家农垦总局发出1号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一位身居高位的老将军的接见。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丁惠民说,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见,气氛不很融洽。面对那位以军垦驻屯闻名的老将军,“我们不能再像与自治州、省调查团的“谈判”时那样针锋相对。”丁记得老将军是在民政部部长陪同下,接见代表团的。老将军一身藏青色中山装,风纪扣紧扣,银发整齐往后梳,拄一根拐杖。大家鼓掌后,本以为能听到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不是批评,是训斥”,代表们大气不敢出,“完全被老将军的威严震住了。他训斥我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你们却闹事,对得起国家吗?……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接见完后,“大家都觉得该说的话竟没说出来,有的代表急得哭了!老将军显然也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出于灵活的领导艺术,他派人邀请全体代表当晚看电影。与白天的接见不同,老将军没在会议室坐等,而是站在电影院门口迎接。丁惠民坐在老将军身边,放映的是刚刚翻译完成、并准备送南疆前线的《巴顿将军》,据称部队要排级以上干部才能观看。电影结東后,老将军首先打破沉默,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她,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建设好那里,邓副主席说了,不久就要大规模投入资金,资金不够,外汇也可以动用嘛。

这时知青中有人抱怨结婚难。老将军风趣地说,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当年打仗,在你们这个年龄,哪里顾得上结婚嘛!我可以给邓(颖超)大姐说说,让她张罗从山东江浙调一些漂亮姑娘到西双版纳,到时候让你们走,你们可能还舍不得走哟。听说丁惠民有病,老将军立刻叫医生给他检查身体,还开了一堆药品。暖流正在形成,气氛应该是不错的,但一位姓刘的重庆知青莽撞的冲动言行,打断了一切。当时,老将军见大家脸上有了笑容,又说了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让代表们回去安心工作,中央会对大家提出的要求认真考虑的,他特别说:“你们的信我已经转达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和叶帅了。”说着,老将军转身欲走,这位姓刘的重庆知青忽然从后排站起身直呼老将军的名字,大声吼道:“你不准走1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老将军也愣住了,估计多少年来,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对他直呼其名外,哪轮得上一个愣头青对他这样叫?他毕竟是军人出身,火气也大。只见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话大声骂了那愣小子。(骂话的大意是:你是个捣蛋鬼,你才吃了几天干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等等)场面一下僵住了。双方最终不欢而散。离开电影院,丁惠民决定,全体代表立刻返回西双版纳,其沮丧可想而知。


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西双版纳已完全陷入瘫瘓,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6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种种因素促使政府应当尽快按“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知青问题。

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当时,中央调查组进入勐定调查,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当调查组组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

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他亲眼目嗜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也就在这一天,丁惠民在返滇途中解散了筹备组,并向那位老将军致电,就知青的过激行为向国家道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王庆华清楚记得,短短几天,整个农场走空了,连队静得可怕!大家丢下武器,抛弃农具,有人还把农具架起来烧掉。很多人搭乘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运送物资的返程军车回昆明,由于拥挤过度,发生了好几起翻车事故;也有人拖儿带女,不顾一切地搭车北上"。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回到昆明,才松了一口气,“就像在做梦,所有人都挤到昆明东站邮电所给家里发电报,告知平安,告知我们回家了!”

10年天涯游子,终于踏上归乡之路。

这时候,西双版纳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1980年初,在国务院知青办起草的知青工作回顾与总结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为解决就业问题,但在“文革”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然而,事情远不是一个文件和一个总结就能结束的。又过了一个10年,直到90年代初,还哩哩啦啦地有知青因各种遗留问题,在为办返城手续奔波,或者自己虽然因各种原因已经无望返城,却在按政策打点自己的子女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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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草原的北京知青陈丽霞

1986年,我带着暑期进行社会实践的大学生来到延安。大学生们热情地要去采访当地的老红军,但交通不便。有学生提议能否设法借几辆自行车。正这时,我听到下榻的招待所的厨房里有一个纯正的北京女声在说话。我推门进去,发现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炊事员,围着围裙,正坐在小板凳上和几个人一起择菜。我问“你怎么是北京口音?”对方回答:“我就是北京的。”“你是知青?”“是。”“怎么没回去?”“咳,旧社会的事,别提了。”她凄然一笑。我没敢再往下问,知道她一定是在这儿成家了。我向她求援,她毫不犹豫地把食堂的几辆自行车都借给了我。第二年,我又带学生去内蒙古,正好赶上当地的“那达慕”大会。按计划,我们要采访一位北京的老知青。但临期却得知那位知青的丈夫病危住院。我急忙派人去打听,原来她嫁的那位牧民因“那达慕”过节高兴,喝多了酒,酒精中毒,已经两天不省人事了。这里的许多牧民嗜酒如命,整天都处在酒精作用的晕乎中。一天最清醒的时候,是早上醒来,但那恰是他们身体最难受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了酒精依赖,所以一起床就得先灌上一碗。

忙碌中到了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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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别的人终于回来了。所谓回来,不是买张火车票回来探亲,而是怀里揣着各种能落户口的证明彻底回家了。户口一落上,自己就又成了北京人、上海人、天津人,或者其他10年前离家的各个城市的人了。关于重新上户口,和10年前的销户口大有不同,不少人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印象很深的是,70年代末的一个周日,我在颐和园后山不期遇到一位初中同班的同学,他是到内蒙古兵团的。相见之下,他并不问候什么,也不容我问候,第一句话就是:“我昨天上上户口了!”上户口在知青返城大潮中,已经并不困难,只要有证明就能上,但一位朋友说:“这个户口啊,没迁出北京的人没体会,可看着民警给你盖完最后一个章,把一张户籍卡递到你手上时,给他跪下的心都有。”

林华是1978年8月从内蒙古兵团回到北京,跟我谈1979年的高考时,她有一句话让我听着心里有种特殊的滋味。她说:“因为家里条件很好,父母能养着我,可以先不工作,专心准备高考。”她是幸运的,父母可以养着她。但和她一样幸运的同龄人能有多少呢?金羊也是1978年从东北兵团回到北京的,他就没那么幸运,家里兄弟姐妹多,虽然哥哥姐姐们都出去了,但家里还有两个妹妹,母亲没有工作。他的回来,父母喜忧参半,这不像过去过年过节他回来,家里人越多越热闹,打个地铺就能睡觉,热闹完了,人也走了。这回是彻底回来了,家人和金羊自己都面临重新适应、重新定位的问题。金羊勤快自觉,家里的活儿他抢着干,对妹妹非常好,多少年后他妹妹有点心酸地回忆那段时光,觉得他哥哥有种“自己是个家里多余人”的感觉。他不能长期在家待着,他在家呆不起,找工作是他的当务之急。所以他没等到分配工作,就用自己攒的钱去学了车,他成了差不多北京第一代“的哥”,不久他开上了一辆人人称羡的日本皇冠牌出租车。

当代史学家习惯于把每10年作为一个分期标志: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但作为一代人的成长,却不能简单地用这种“分期法”来研究和界定,因为要面对的是人而不是书。回想当“21世纪”到来的那一刻,电视里主持人在兴奋地“八、七、六、五……”地读秒,但到了2000年零点过一秒的时候,人还是那个人,什么都没有因为“国际日期变更线”的一秒钟移动而起变化。他可能看完电视后困了,于是关上电视去睡觉,因为第二天还要去上班。所以当80年代到来的时候,我敢说的是,大部分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谁也没有太在意,因为他们都很忙,他们面临着大转折后的适应期,面临着自己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阶段,他们没心思去“读秒”。所以我没有把“80年代”作为一个大标题来写,它什么时候到来的,我都忘了。

但我却记得我“文革”中因住院认识的一个叫正江的朋友,大我一岁,因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没有出北京。久未联系,大约是1980年春天,我去他们厂子看他。那是在北海附近小胡同里的一家街道小印刷厂,专印透明商标。在临街低矮破旧的小厂房里,他正和几位家庭妇女模样的同事守在印刷机旁。见我来了,他带着几分夸耀向几位女工介绍我:“这是我哥们儿,我们得有10年没见了吧?”高耸的颧骨,带着风湿病人特有的潮红。他告诉我,国营单位不要他这样的,他又不能再待在家里吃闲饭,就被分到这里,一个月37块钱,街道厂子还没有劳保,已经干了5年了。老北京人好面子,他非要请我吃中午饭,我推托还有事,走了。我之所以记得这个时间,是那句“10年没见了”的话,因为我住院记得很清楚,是1970年。这大概就是我进入80年代的“分期标志”。当时出院后我去过一次他家,那是西城区一个杂院里南房和东房拐角处的半间耳房,据他说只有6平方米,住着他们一家4口:父母、一个妹妹和他。80年代中期我又想起了他,他已经结婚,有了一个儿子,妻子长得不难看,高个儿;他也因为病情加重,手术换了一个牛的心脏瓣膜。还记得他对我说:“我不能死,不然孩子这么小就没爸,多可怜啊。”以后就再也没联系了。

正江不是我们这代人中的主流,但他却仿佛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破折号,破折号后面的话是——“我们这代人活得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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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多不容易,到了80年代初,50年代出生的人,该回来的都回来了,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归宿。同学晓明复员后被分到一家工厂当模具钳工,那时正和同厂的一个女孩儿谈恋爱;刚子结束了房山的插队生活,被分到一家橡胶厂,每天被橡胶味儿呛得喘不上气来,但每月有几块钱的劳保费,战友建廷也复员了,因为当兵前是北京东升公社的农民,所以被分到东升公社卫生院中药房抓中药,80年代取消了“人民公社”,这个卫生院的牌子就成了“东升乡卫生院”,后来卫生院迁走了,原址上建起了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安友是内蒙古插队,后来辗转到山东、河北“转插”,到80年代中期也回到北京,被分到一个区的科委开车。记得是1982年,我们一批“发小儿”有了第一次聚会,那几乎是清一色的复员兵。多年不见,“开会”前每人都自报这些年的经历,并自报如今在哪儿工作。工作的单位五花八门儿,因为是复员兵,又大多是党员,工作不错的不少,市级或区级党政机关的、海关的、税务所的(那时税务工作大家都不知是干什么的)、图书馆的,但也有工作不咋样的:如某街道房管所的,某环卫公司团委的,某钟表修理门市部的,某影院的。

据林华说,1978年知青大返城后,至少北京对这批多年在外漂泊的“游子”以很快的速度分配了工作,但大都是服务行业。那时服务行业在人们心目中比国营企业要矮一头,如果被分到哪个商店当售货员,在同伴中是件很难启齿的事情。总之,工作虽有好有坏,但起点都差不多,没人一上来就能当领导,都在最底层。

但有一批人在50年代出生的人中仍然保持着优越地位,那就是截止到1980年最后一批毕业的各届工农兵学员,和同在1982年毕业的77级、78级两届,以及后来陆续毕业的各届“真正的大学生”。后者的走入社会,冲击着工农兵学员的优越地位,更被用人单位高看一眼,但若在同一单位,论在岗的工作经验和资历,工农兵学员又略胜一筹。等到他们能分出伯仲,至少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至于说当领导,那时“文革”刚结束,离退休制度还没有出台,不要说局级、处级、被解放的干部大都是解放前的老革命,就是科级干部,也都是40岁至50岁之间的人,一时还轮不到50年代出生的人。但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同样是“铁饭碗”,他们比兵团、插队、复员回城的人们,已经有了明显的优势。

成 家

撇开工作和社会地位不论,作为“自然人”,共同的属性是没有层次高下之分的。走到了80年代初,50年代出生的人中,像1959年出生的梁丰,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但再大上几岁的人,却已经到了该成家的年龄。如果把“成家立业”作为一个人“社会化过程”的主要标志的话,那么“业”不管好坏,已经算“立”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们该有个自己的家了。有的人在十年颠沛中,在“晚婚晚育”的号召下,已经被耽误得很迟了。

人”是什么?就是俗称的“对象”,即成家的另一半。于是这时的“人”,和前面写到的初恋已经大有不同,目的就是要“搞对象”,然后好成家。少男少女的朦胧已经没有了,有的就是着急找“人”。

一位朋友,平时对生活很细,很讲卫生,平时到捯饬得利利落落的。爱逛商店,是我们俗话讲的“娘们儿唧唧”的那种人,人是好人,就是对象谈一个吹一个,他自己有房间,这在当时是很优越的条件,当时买家具凭票,他不知从哪儿抓了一张双人床的票。没结婚就买双人床,有点为时尚早,但他又舍不得把票让给别人,于是就买了。接着又去逛商店,买了双人床单、4个枕套,还有被面之类。朋友们开玩笑你买了那么多床上用品,最重要的床上用品没买。”他一时没反应过来,问“还有什么没买?”大家说“媳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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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福的老婆在一家纺织厂,一个车间几十个女工,据她说,那时一下班,急着赴约的能占一半;工间休息,给对象织“毛活儿”的也占一半。80年代前期,那是个5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是50年代头几年出生的人,大拨儿找对象的时期。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题目叫《羞怯征婚后,煤矿工娶了个大专生》。说的是1984年《中国妇女》杂志社接到一封信,问能不能登找对象的启事,信是河南焦作煤矿一位“学雷锋”的矿工想为自己哥们儿帮忙而写的,他哥们儿叫朱芳雨,是他们班组年龄最大的光棍儿。杂志社大受启发,开了一个专栏叫“鹊桥”,登载了朱芳雨的征婚启事。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就在这时,一位叫李萍的音乐专业大专生也因为找对象问题和家长产生矛盾,被父亲打了一个耳光,负气离家出走,上火车前随手买了一本《中国妇女》。她到北京转了一圈儿后,钱快花完了,于是想到了杂志上那则“启事”,买票去焦作,见到了朱芳雨,并为这位朴实汉子所动。那年国庆节,在“家长型”的矿务局领导主持下,他俩和其他“两大车新人”一起,参加了集体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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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这么简单,速度就这么快,小学文化的朱芳雨和大专文化的李萍距离就这么大,照片上白皙的李萍和呆乎乎的朱芳雨反差就这么强,但他们却结婚了。事隔30年,朱芳雨被尊为“中国媒体征婚第一人”。你可以说这件事不具有典型意义,

但它却是一个符号,解读出来的是:那时的大龄青年急于想成家,他们和她们所缺的,就是“人”。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QQ,没有手机,更重要的是,没有今天的观念。

一位朋友说得好:周围到处是“窗户纸”,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捅”。——当然那个时代,登启事毕竟是稀罕事,找对象还是靠亲戚、朋友之间介绍的居多。

一位曾经专爱保媒拉纤的朋友,跟我聊到了一个他曾给介绍了七八个小伙子的姑娘,摇头苦笑说“你就没见过那么难缠的女孩儿,她一直缠了我好几年呀。”他这段当媒人的经历很有意思那女孩条件确实不错,人长得漂亮,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脾气绵软,却外圆内方,经历坎坷,是个“理想主义者”。对“人”近乎挑剔,否定的理由按今天的话讲:“净些没用的”。第一个对象,她否定的理由是:“别的都好,就是太迷邓丽君。”第二个对象,说人家“有点像二王’中的一个。”“二王”是当时正通缉的两个持枪杀人犯,当时满大街贴着通缉二王”的照片。其他被她“检阅”又被她否定的对象,理由五花八门,诸如:“精神被污染了,对华山抢险的英雄事迹无动于衷”、“竟然不知道三毛是谁,她的书一本都没读过”、“大男子主义,希望将来我到家当慧芳”、“他爸妈爱打麻将,麻将是好人玩儿的东西吗?那是赌博”、“他还没长大成人,老和他侄子一块看《唐老鸭》和《铁臂阿童木》”、“刘文正、罗大佑的歌多棒,他根本就不爱听男人的歌”、“他不像好人,戴着蛤蟆镜”等等。据这位朋友说:“到现在她还撂在家里呢,五十多了,早就不找了,人也有点儿神神叨叨了。”

同样,一位朋友也和我聊到他找对象的经历,也是挑了无数个。我问能不能写写,他笑笑说:“你别用真名。”他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是A,加之我们都喜欢电视剧《士兵突击》,我就叫他老A。老A是个才子,身材魁梧,但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有时邋遢到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有一年在我家吃饭,我爱人腌了一坛泡菜,他最爱吃这口,但泡菜切忌用沾了口水的筷子去拨拉,以免细菌污染后长毛,我紧着提醒他,他可好,把刚从嘴里拔出来的筷子往裤子上反正一抹,就伸进了泡菜坛。

1987年有一部叫《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动画片上映,他立刻就有了“邋遢大王”的雅号。直到现在快60岁了,他的衣襟还不如他外孙子的围嘴干净。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他旁边一位中年妇女被熏得恼怒而幽默地大叫:“呵!这哪儿来的一股榴莲味儿啊?”吃过这种水果的人都知道,一扒开,有一股刺鼻的臭烘烘的味儿。就是这个毛病,当年不知吓跑了多少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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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了几段他的故事,绝口不提女方甩他的“走麦城”,只提他甩人家的“过五关斩六将”:这些人都不识货,像我这样又忠厚又有文化的人,上哪儿找去。只能说我没交上桃花运。我遇上过一个,长得不错,头烫得在胸前打着卷,那时挺扎眼。我们去看《追捕》,看《佐罗》,挺高兴。忽然有一次她拿给我一张报纸,指着一篇文章,上面有她画的笔道,让我“好好学习”,文章写的是关于如何穿衣服,其中有“如果穿着漂亮的西装而不经常换衬衣,就很不像样,会客要有会客的衣服,在家要有在家的衣服,工作要穿工作服”,其中有一句她画了双道:“谁要穿一身脏工作服挤公共汽车,就会受人指责。”我一看,不干了,我就是穿着工作服挤公共汽车。

那时都那样。你要嫌我衣服脏就直说,干嘛让我看报纸。就吹了。还有一个,是个做服装生意的,那时的个体户,干好了就是万元户,文化低点也没什么。但我妈不干,说你一个堂堂大学毕业生,找一个摆摊儿的,你不嫌寒碜呀。有一次她送我一条牛仔裤,我向来对衣裳不讲究,就穿回了家,我妈拿着鸡毛掸子指着我,非让我脱下来,我脱了,老太太可好,顺手从窗户给扔出去了。我一下急了,你不让穿就不穿,你不能给扔了呀。在这之前她还扔了我一条领带,说我们看不惯的东西你别往身上穿,别往家带。我知道这位肯定不行了,家里根本不能接受,加上我心里也嘀咕她的行当,老坐火车上南边进货,跟什么人都打交道,今后咱降得住吗?也吹了。后来听说人家在秀水街有两个铺面,干大了。有一个当工程师的,工农兵学员,我妈很满意,可就是太爱跳舞,还老拉我,逼我换衣裳。男步女步都会跳,说了,舞场如果男的少,我就跳男步,女的跟女的跳,人家没顾虑。跟我说,咱俩边跳边谈,多浪漫。还跟我贴面。有朋友警告我,大厅广众跳“贴面”,你也不怕“严打”给你抓起来。那时有个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她那大红裙子,我不算脸皮薄的,可在舞场上我跟着她,脸上直发烧。也吹了。还一个,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我现在有时做梦还梦见她,但她找我就一个目的,见面第一回就说,知道我有海外关系,最好能带她出国,她最想的事儿就是出国,不出国,到香港也行。我受不了,你是看上我这人了,还是看上我的海外关系了,这人能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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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需要钱,这在刚一改革开放时,是很尖锐的问题。那不像“文革“中结婚,两个铺盖卷往一处一搁,就算成了家,没人笑话,没有攀比。到了80年代,成家对一般阶层的人来说,带来很大的困窘。一改革,工资是涨了点儿,大约80年代初,一般工人从41块5,涨到60块钱左右,没有质的区别。但外来的风却吹来了新的消费观念,新的消费品。我记得我成家买了一台两个嗽叭的收录机,是同事给了个票,花了700多块。这足足是两个人整整一年省吃俭用,颠着脚尖才“够”着的。那时的“恩格尔系数”很高,除了吃饭外,想买件像样的东西,要攒上几年。

80年代初的成家,还不像几年以后外国电器扑入中国那么凶狠,记得1982年家里买了一台21英寸德律风根彩电,那时我正好结婚,就把淘汰下来的那台14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给了我,我很满足,因为周围有的人还在看9英寸电视。但到了1985年前后,彩电开始风靡,进口原装彩电大都是那时出国人员带回指标,到出国人员服务部去提货,是很让人羡慕的事。记得牡丹电视机厂那时出了松下套件国内组装的21英寸彩电,1530元,要票。一位老师给了张票,彩电买回来,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好像还跟父母要了一点儿。当时我的工资大约不到70元。我很犹豫,总觉得国产的不如进口原装的,最后还是把它退了,不久托人买了一台海关罚没的16英寸松下原装彩电,价钱是1100元。它一直跟我们走到了2000年以后。记得我结婚时买了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柜,不要票,143元;一张床也不要票,80元。整了点散碎木料,做了一个写字台。仅此而已。当时爱人的哥哥搞外贸,可以买到钢琴漆的成套家具,1000元左右,因钱不够,放弃了。直到1989年,又有机会,才买了一套罗马尼亚组合柜,1700元,当时很为人瞩目。这就是80年代成家后全部的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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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丹丹有个小品,演个28岁的农村姑娘,有点儿缺心眼儿,眼神儿也不好,到人家相亲,非要人家有彩电才肯出嫁,弄得男家用电视机盒子假装彩电。看似搞笑,好像只有农村才会发生。其实当时在城市成家,不少人也是要备齐多少条“腿儿”,姑娘才肯出嫁。必备的有床、写字台、两开或三开门大衣柜、酒柜、高低柜、钢木折叠圆桌、几把红色人造革包海绵的折叠椅等等。有人称这种做法是市民的俗气,其实如果你设身想想,一个插队知青回到北京,好容易成个家,女家想要,男家想置,一辈子结一次婚,实在无可厚非。这和今天动辄几万元,花着父母的钱,轿车成行,鲜花如雨比起来,那时用自己攒的钱,安一个小家,实在是既硬气又悲壮。当时流行的颜色是地板黄,凭票买来的两开门大衣柜,一扇柜门有一块衬了绿布的玻璃窗。只要你是拿家具票买的,家具的款式都大同小异。如果说这些家具里有什么最不该买的,就是写字台,又占地儿,又没实用价值,不少人上面摆着电视机,有孩子后,摆满奶瓶奶锅,零乱拥堵。酒柜那时新家必备,两扇玻璃拉门里,常被主人摆进几瓶好酒,这成了一个新家最具装饰性的景观。沙发也必备,分简易和“全包”两种,简易的,扶手露在外面全包的,扶手包一层海绵。沙发上蒙块线毯,线毯流行图案是上山猛虎或者迎客松。因为家具要票,所以很多人找木匠做,个体流动的木匠很吃香,街道边上,小区的空场上,常能看到木匠做活,一家做完了,邻居看着不错,也请他做,木匠往往不动地方就能一连干上一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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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这些都要钱,不少人为结婚欠账。孩子多的家庭,父母不像今天,四个老人接济两个年轻人。那时平民百姓,没有多少钱能支援孩子,只有靠自己。工资低,奖金很少,只能从嘴里抠。一位当年的同事,结婚前说过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明儿就办事儿了,我还没件儿像样的衣裳,上午才借了条料子裤子。”他们两口子都是回城的插队知青。我倒不怜惜他的艰难,但我很佩服他的新娘子,这种家境,她能嫁给他,那一定是感情高于一切,会踏踏实实地跟他过日子。

全福跟我说过他的结婚。第二天要办事了,头天晚上他觉得不踏实,因为还缺个酒柜。他是我见过的最巧的人:计算机硬件、强弱电、木匠活、车钳工、泥瓦工、装修、裁缝、烹饪,他无所不会。他儿子从4岁就穿西装、打领带,都是他自己做的。就在那天的下午,他现下料现做,半夜,酒柜做好了,接着上漆。婚礼开始前两个小时,他才来得及去洗澡。电器太贵,那时谁家有音响?他自己做。我见过他那时做的音箱,用铜板倒成圆角围起的黄灿灿的边框,把索尼电器的商标拓出样子,腐蚀出来,镀成金色,镶在音箱一角,箱体棕色钢琴漆,光可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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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缺“人”,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找,只是个社会观念和信息障碍问题,其实人有的是;而缺钱,可以攒,吃得差一点儿,置的东西简单点儿,日子就可以过下去。但如果缺了房,那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房改是90年代后期的事儿,买商品房,在80年代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这批人要结婚,如果刨去感情因素(如果是介绍的对象,就谈不上感情因素),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房。

一些在大机关或者有职工宿舍的大企业工作,还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周旋变通,或许大小能找个安身的“窝儿”,这类单位最吃香也最难当的,就是房管部门的头儿,有的是人向他们赔笑脸,也有的是人骂他们,有的还挨过打。但如果是没有职工住房的单位,那可真的是求告无门。前几年有个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在杂院里盖了间小房,一棵树从房顶上伸出去,很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普通老百姓住房的困境。在北京,很多四合院为什么成了“大杂院”,就是因为要成家的人多,没办法,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搭盖起各种材料、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朝向东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么都有。各房之间的过道儿,只要能将将推过一辆自行车,邻居就不说话,“杂”是当然的。

云南、李雯两口子是我的亲戚,一个1957年生人,一个1958年生人。他们1982年结婚,住的就是从云南父母家的房山上接出来的一间,当时很有不少人羡慕,因为面积不小,足有20平方米,也足够高,很豁亮。我曾到过一位朋友的新房,只有8平方米,石棉瓦的屋顶,大部分砖都是他和他妈捡来的,整块儿的不多。要置备的东西很多,钱得一块一块数着花,盖这间小房时,请来的都是好哥们儿,供应的饭只有饭馆买来的馒头、酱豆腐和白开水,这位朋友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吃着馒头、酱豆腐给我‘絮窝儿’的哥们儿。”

最让人堵心的故事,也是听朋友说的。一个女孩儿,从兵团回来家里的孩子多,只有两间房,可怜她多年不在家,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因突然多出她这么个人而不能相容,经常吵架。她没地方住,长期在走廊里打地铺。最后齐齐哈尔一位当年对她有好感的男知青给她来了信,她毫不犹豫,转了户口,离开了北京。

在住房问题上最让人羡慕的是衣村户口的人。战友建廷就是一个。当年他就住在北京二里庄附近,那里当时还是衣业社的庄稼地。他结婚时,在分给自己的宅基地上盖了五间北房加三间东房,院子里还砌了一个大花坛,其声势之“壮阔”,气宇之“轩昂”,让我们都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我结婚时,单位分给我一间小平房,是几十年前单位初建时的工棚,只有10米,还要自己生炉子,水笼头和厕所都在外面,冬天真是难熬。恰这时房管科一位好心人问我们想不想搬两家合住的单元房,只是面积也不大。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会有这样的好事?那好心人说:“但有一个问题,单元里的另一家是回民,你们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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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丝毫犹豫,回答:“行。”接着他诡秘地一眨眼,说:“要行,就快搬,今天下午就搬,趁那家没反应过来,先搬进去再说,要是他们知道了你们是汉民,一闹起来可就搬不成了,这里有民族政策问题。”接着就给了我们钥匙。我们几乎是拼命似地收拾东西,请来朋友,蹬着平板车,也就两个小时就把家搬完了。回民那家两口子都是教师,恪守教规。开始他们还以为我们也是回民,并没说什么,但到了晩上下班时,他们打听到了“底细”,女主人开始大叫:“为什么骗人,为什么骗人。”这时我们不得不说话了,我向她郑重承诺:我们虽然是汉民,但只要和你们合住一天,我们保证尊重你们的民族习惯。由于这个承诺,两家在一起合住了6年,我们从没在这个单元里吃过一次大肉,甚至我爱人怀孕,需要补充营养,也没有“破戒”,由此,两家相处得很融洽,直到他们搬了新房,还来看我们。直到他们全家移居比利时,还时时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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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是女人,大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想起来就抱怨丈夫没能办一个像样的“婚礼”,没有照一张像样的结婚照。其实她们嘴里抱怨,心里也明白,并不是谁不愿意办得像样,而是那个时代,就是那种水平。不可能像今天:西装革履的新郎把一身婚纱的新娘从加长的林肯婚车上抱进大厅,一路有人喷着彩丝,撒着花屑,几十桌大宴宾朋,专业主持人煽情地排布着各种程序,一切都程式化。

说到婚礼,50年代出生的人结婚,在程式上,似乎已经和40年代以前的人结婚有了些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开始摆“席”了。建廷的父亲是厨师,家有所传,所以建廷也炒得一手好菜,经常去给人家置办结婚“席面”。那时没有几家在饭店定得起婚宴的,都是临时搭个棚,有的现垒灶,高级一点儿的借个煤气灶。头一天借好桌凳和盘碗家伙,备好各种主要原料,比如炸好鱼、煸好肉,豆腐过好油,买足了豆泡,到第二天配上青菜,锅里一颠就上桌。请的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都随了“份子”,买的锅、盆、暖瓶之类,样样都用红纸贴上,写着“随喜”人的名字。一个婚礼,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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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讲起他的婚礼,很有意思。头一天他拿着一包飞马烟去了理发馆,跟师傅说:“您给我留点神,理细点儿,我明儿结婚。”接着递上了烟。师傅客气两句,但还是没“留神”,一推子下去,把一只耳朵上边“豁”了一道沟,师傅很抱歉,紧着往回“找齐”,沟是没有了但头也快理秃了。永生后来嘀咕:“是不是给飞马烟师傅挑理儿了?给恒大可能就好了。”但永生还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竟和朋友借了辆上海轿车,这在当时是很风光的,没几个新娘子是用局长坐的上海车接的。等第二天,他坐车去接新娘,新娘家人很多,“秃头”的新郎一进门,丈母娘就不高兴,嗔着“傻姑爷”给她丢人了。水生到现在还记着丈母娘当时一句话:“快上车,别跟这儿现(眼)!”

改革开放,人的观念也在变,婚礼学外国学到极致的,是旅行结婚。李雯和云南结婚就是“旅行式”的,从苏杭转了一圈之后,新娘提出,一辈子结一回婚,怎么也得坐坐飞机吧,于是他们坐上了从天津到北京的飞机,据李雯回忆,她刚系好安全带,感觉飞机就要降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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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婚礼很“老派”。没有“摆席”。那时我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是个筒子楼。同住的是位年长的教师。我和他商量好了,趁他出差,我们把他的床和我的床并在一起,铺上新褥子新床单,就成了新房。那是个9月份,爱人穿了件花衣裳,没有娘家人送,骑着自行车来到新房,迎接客人。桌上是糖和烟,我请朋友从北京饭店买了两条中华烟和两条三五烟,记得很清楚,三五烟是11块钱一条。客人来得不少,领导、老师、同事、同学,不下几十人。屋里坐不下,几只凳子都让给了年纪大的,年轻人就站在楼道里。我到楼道里发烟,拿的是中华,一位年轻同事坏笑着说:“不行,我们得让新娘发烟,而且要三五的。”印象很深的是,一位过去在工厂的老师傅,兴冲冲地拿来两盆盛开的菊花;一位老师用他相机里彩色胶卷的最后一张给我们照了一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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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结婚照

这张照片成了我们真正的结婚照,当时北京还很少的有冲印彩卷的地方,一个月后,那张照片送到我们手上,老师说,是拿到香港冲印的。

摘自:黄新原 著《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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