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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1-16 13:17| 查看数: 33| 评论数: 13|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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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jpg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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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尔从小在苦水中长大,早年丧父,母亲替人洗衣、做饭,哥哥是工人。保尔12岁时,母亲把他送到车站食堂当杂役,他在食堂里干了两年,受尽了凌辱。
  十月革命爆发后,保尔的家乡乌克兰谢别托夫卡镇也和苏联其他地方一样,遭受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践踏。红军解放了谢别托夫卡镇,但很快就撤走了,只留下老布尔什维克朱赫莱在镇上做地下工作。朱赫莱在保尔家里住了几天,给保尔讲了关于革命、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许多道理:“现在全世界都着火了,奴隶们起义了,他们要把旧世界推翻,但是,为了这个,需要的是一伙勇敢的、能够坚决斗争的弟兄。”朱赫莱的启发和教育对保尔的思想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突然,朱赫莱被匪徒抓去了。保尔急着四处打听。一天,在匪兵押送朱赫莱的时候,保尔出其不意地猛扑过去,把匪兵打到壕沟里,与朱赫莱一起逃跑了。但是由于波兰贵族李斯真斯基的儿子维克多的告密,保尔被投进了监牢。从监狱出来后,保尔拼命地跑,他怕重新落入魔掌,不敢回家,便不自觉地来到冬妮亚的花园门前。他纵身一跳,进了花园。冬妮亚喜欢保尔的“热情和倔强”的性格,保尔也觉得冬妮亚“跟别的富家女孩不一样”。后来他们又有几次见面,慢慢地产生了爱情。保尔为了避难,便答应了冬妮亚的请求,住了下来。几天后冬妮亚找到了保尔的哥哥阿尔青,他把弟弟送到喀查丁参加了红军。
  在一次激战中,保尔头部受了重伤。但他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战胜了死亡。出院后,他已不宜于重返前线,便参加恢复和建设国家的工作。在这里他同样以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紧张地投入各项艰苦的工作。他做团的工作、肃反工作年的《德法年鉴》。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文章,并直接参加艰苦的体力劳动。在兴建窄轨铁路中,保尔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忱和忘我的劳动精神。
  保尔自从在冬妮亚家里与她告别后,只见过她两次面。第一次是他伤愈出院后,最后一次是在铁路工地上,保尔发现,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之间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了,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了,于是便分道扬镳。
  在筑路工程快要结束时,保尔得了伤寒。病愈后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他参加了工业建设和边防战线的斗争,并且入了党。但是,由于保尔在战争中受过多次重伤和暗伤,后来又生过几次重病,加之他忘我的工作和劳动,平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体质越来越坏了。1927年,他几乎完全瘫痪了,接着又双目失明。严重的疾病终于把这个满怀革命热情的年轻人束缚在病榻上。但保尔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的情况下,重新找到了“归队”的力量。他给自己提出了两项任务:一方面决心帮助自己的妻子达雅进步;另一方面决定开始文学创作工作。这样,“保尔又拿起了新的武器,开始了新的生活。”

最新评论

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19:05
·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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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描述的事件发生于1915年直到30年代初那一段历史时期。保尔·柯察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中心人物,也是书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是在老布尔什维克朱赫莱的影响下从自发走向自觉的。他懂得了不平等生活的社会根源,懂得了要想推翻旧世界,必须成为“勇敢坚强的阶级弟兄”和“坚决斗争的钢铁战士”。在积极投身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斗争中,他认识到,一个人只有和祖国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创造出奇迹。他曾说:“我赞成那种认为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集体的事业相比的革命者。”
  保尔总是把党和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那血与火的时代,保尔和父兄们一起驰骋于疆场,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同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匪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那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年头,保尔又以全部热情投入到和平劳动之中,他那种苦干精神和拼命精神,正显示了第一代建设者们的崇高品质。在修筑铁路中,保尔所在的潘克拉托夫小队“拼命走在前头”,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工作。
  保尔从未屈膝投降过。他总是随时准备承受对自己最沉重的打击。他经受住了一切考验,在对待友谊、爱情和家庭等问题上,他也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
  保尔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后,非常苦恼,不能自拔。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时故事情节发展到了十分紧张的程度。自杀就等于背叛革命——正因为如此,手枪的枪口才那样“鄙夷地瞪着保尔的眼睛”“以太”为“太极”,认之为世界之本源;以“生元”为“细,于是,他以冷酷无情的严峻态度谴责自己说:“老兄,你平时说什么要干出一番英雄事业来,原来全是纸上谈兵!……你有没有尝试过战胜这种生活!……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设法冲出这个铁环吗?即使到了生活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也要想办法活下去。要使生活变得更有益。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了。”对于一个双目失明的青年共产党员来说,他生命的全部需要,就是能够继续为党工作。他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悲剧命运的打击,开始了为争取归队而进行的斗争。保尔也以自己的毕生精力,实践了自己的生活原则:“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保尔战斗一生的真多写照,也是他革命乐观主义的深刻概括。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解释这部作品的标题时说:“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斗争中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中从不灰心丧气。”作者在塑造保尔这一形象时,用内心独白、书信、格言警句,揭示了这一形象的内心的全部复杂性和成长过程。保尔的形象是社会主义青年一代中最光辉最典型的代表。这也就是为什么保尔·柯察金这个名字能够响彻世界各大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能够成为青年生活教科书的根本原因。同时,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来看,这部小说都可以称为30年代的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而就它对读者影响的力量和深度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名著早在1942年就由梅益译成中文。保尔的形象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不可泯灭的思想光辉。
                            
(执笔  李俊升)
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20:26
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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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听说我在校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文,特意写信来,要我在书出版以后,务必给他留一册。他说,他还是“文化大革命”末期刚上小学的时候,抓到过一本连环画,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翻了一个稀烂,原书却至今不可原谅地没有读过。他很想读一读。他说的情况,在年轻人中间大概有一定的代表性。
  五六十年代上大学的人,情况就大不一样。不仅人人读,而且多次读,认真读,读了以后就见诸行动。前不久我们学校一位博士生导师寄语大学生,谈人生的意义,一开头就说,保尔·柯察金那段名言伴随了他一生,鞭策他抓紧每秒每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些有利于人类发展、进步的事,同时也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这位老教授的情况,在年纪大一些的人中间,也有代表性。
  年轻的也罢,年纪大的也罢,读过的也罢,没有读过而想读的也罢,都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其实,作品发表当时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早就证明它是一本激动人心的书了。
  本书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人,一个普通的工人、红军战士、共青团基层干部。1904年出生在乌克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是他的自传体小说,但是其中确实有大量情节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他同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年幼家贫失学,做过小工“四书”之一。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参加红军打过仗,负过伤,后来也是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身陷绝境的情况下,他不甘心于吃喝、呼吸、等死,于是拿起唯一还能利用的武器——笔,不,说笔也不准确,因为后来他连笔也拿不动了,而是靠口述,请亲友笔录,历时三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了这部不朽的杰作,实现了重返战斗岗位的理想。
  小说的结尾说,保尔在近乎绝望的期待中,终于迎来了州委的电报:“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现实生活中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却没有那么幸运,而是经历了更多的磨难。小说寄给出版社之后,开头吃了个闭门羹——退稿。后来经过朋友们的努力,才被一家杂志社小心翼翼地接受。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别在1932年和1934年分11期刊登在并不显要的位置上,而在这三年间,评论界却对它不置一词,似乎根本没有发现这部作品的问世。真是难堪的沉默。
  另一方面,读者却并不理会评论界的冷漠,也没有等待谁的推荐和指引。还在手稿期间,作品便在当地读者中不胫而走。杂志连载期间,图书馆里借阅的人排成了长队。人们迫不及待地盼望每一期杂志的出版。信件雪片似的飞向编辑部。有一位读者直接给作者写信:“尼古拉,好兄弟!给你写信的是克拉斯诺达尔机车库一个你不认识的钳工。现在是清晨五点,我一整夜都在读你的保尔的故事。我太喜爱他了。他的冤家对头,全让我用钢笔尖给戳了个遍。杂志戳烂了。如今我呆坐着,不知道怎么还到图书馆去。”读者的激动心情于此可见一斑。
  评论界却继续沉默。直到1934年末,著名记者和作家米·科利佐夫来到黑海之滨的索契市,在一间小厢房里找到木乃伊似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进行采访,并于1935年3月1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通讯报道《英勇》。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和事迹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性大报上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在这,一夜之间传遍城乡各个角落,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同年10月,他被授予国家级最高荣誉——列宁勋章。作者1936年12月22日去世前的两年间,小说用各种语言重印重版了五十次。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了人们爱不释手的读物。他们阅读这部作品,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并不是为曲折离奇的情节所吸引,急于了解事件是怎样发展的,结局又是如何。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他们早已熟知。他们一再阅读这部作品,只是因为它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激烈地震撼着他们的心灵,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精神力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译本,也同样受到我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部书最早由梅益同志据英译本译出,1942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受到它的教育和鼓舞。保尔·柯察金同我国的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英雄一样,受到青年的普遍崇敬和爱戴。他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被许多人记入笔记本,挂在床头,贴在墙上,当做人生的座右铭。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问世以来,六十年间长盛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它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外,是它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的光辉形象。保尔精神成了时代的旗帜。这个形象从诞生之日起便跨出国门,成为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学习的榜样。
  保尔精神也早已超越时代的界限。当今的时代,同保尔那个时代的具体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拿我国来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也有一大堆新的问题需要解决。现实生活未必再要求我们像保尔当年那样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去攻占一个城堡,也未必要求我们在身患伤寒的情况下踩着寒冷彻骨的烂泥去修建小铁路,但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进军中,保尔的那种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而无私奉献的精神;那种把崇高理想和每一个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那种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勇于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却仍然是时代的最强音。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保尔精神仍然是我们强有力的武器。
  我们推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
  用今天的目光看,作品的若干段落章节,例如在对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以至新经济政策某些侧面的描写上,不无偏颇之处。
  这可以说是时代的印迹。如果我们熟悉本书创作的时代背景,那么,这些瑕疵也就不难理解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作者在世时和去世后,都出版过多次。这些版本在文字和内容上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三十年代后期被清洗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名字在以后的版本中都被删去,平反后才得以恢复,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改动。1989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新的三卷集《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其中所收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根据作者1936年末去世前签署付印的第五版和手稿作了校勘,是一个重新整理过的文本。该书又在附录中以注释的形式刊出了过去俄文版中未曾发表过的部分手稿。新文集的编者认为,这个版本应该是最符合作品原貌,并能成为今后各版蓝本的规范文本。承蒙莫斯科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国家博物馆和新文集编者的好意,寄赠我一套,使我这次得以根据新版本将译文校阅一遍,并将新发表的文字补译出来。为方便读者阅读,新增的译文已直接植入正文中。有兴趣研究版本差异的同志,则请查阅1989年的俄文版本。
  同过去的译本比较,这次新增的部分大概有近四万字的篇幅,分散在全书不同的地方。短的一两个词、一两句话,长的则有一二十页,甚至可以单独成节。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如少年保尔和冬妮亚、红军战士谢廖沙和丽达、保尔和达雅的友谊和爱情,红军的战事,小市民的心态,保尔的加入和退出“工人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党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烈场景,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修改。
  这样,这次的中文版,也可以说是一个最新的全译本了。
  本书初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6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此书出版的是孙绳武同志,责任编辑是王家骧同志。
  他们两位都是翻译界的前辈,为本书的出版默默地做了许多工作。如今绳武同志已经光荣离休,家骧同志则不幸作古,我谨在此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和深切的怀念。

  
黄树南
  1994年7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21:2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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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赏析  
译者前言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记恋冬妮娅  
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22:37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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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脸皮松弛的胖神甫,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六个学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
  神甫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像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孩子们惊恐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女孩子挥挥手说。
  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盯在四个男孩子身上。
  “过来吧,宝贝们!”
  瓦西里神甫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作一团的四个孩子跟前。
  “你们这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我们不会抽,神甫。”
  神甫脸都气红了。
  “混帐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都不会抽吗?好,咱们这就来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了没有?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看有没有烟末,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弹?”
  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面糟蹋了吗?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没那么便宜,小宝贝。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保尔被赶了出来,坐在门口最下一磴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该怎么向她交代呢?
  眼泪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可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甫。我给他撒哪门子烟末呢?都是谢廖沙出的馊主意。他说,‘来,咱们给这个害人的老家伙撒上一把。’我们就撒进去了。谢廖沙倒没事,我可说不定要给撵出学校了。”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有一回,他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留校,不准回家吃饭,又怕他在空教室里胡闹,就把这个淘气鬼送到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后面的椅子上。
  高年级老师是个瘦子,穿着一件黑上衣,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保尔听他这样说,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感到非常奇怪,差点没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又怕挨骂,没敢做声。
  保尔是信教的。她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不久前创造的,保尔对此深信不疑。
  圣经这门课,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打定主意,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允许以后,他站起来说:“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混帐东西,你胡说什么?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分辩,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保尔已经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又挨了母亲好一顿责骂。
  第二天,母亲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让她儿子回班学习。从那时起,保尔恨透了神甫。他又恨又怕。他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他把仇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
  保尔以后又受到瓦西里神甫多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把他赶出教室,一连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就在神甫家的厨房里,他把一把烟末撒到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
  这件事谁也没有看到,可是神甫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他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是又想不出办法帮助他的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脑袋从教员室的窗口探了出来,他那低沉的声音吓得保尔一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朝教员室走去,心怦怦直跳。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啊,让他留下吧。工钱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宿,在家歇一天一宿,可不准偷东西。”
  “哪儿能呢,哪儿能呢,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母亲惶恐地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着,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朝保尔点了点头,就穿过餐室,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也赶紧跟上,小声嘱咐保尔:“保夫鲁沙,你可要好好干哪,别丢脸!”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才朝大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像座小山,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
  一个长着乱蓬蓬的红头发的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
  洗家什的大木盆里盛着开水,满屋子雾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不知道站在哪里好。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弗罗霞,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顶格里什卡。你给他讲讲都要干些什么活吧。”
  济娜又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对保尔说:“她是这儿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餐室去了。
  “嗯。”保尔轻轻答应了一声,同时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弗罗霞,等她发话。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非常悦耳的、响亮的声音说:“小朋友,你的活不难,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了开水。当然,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再有,活紧的时候,你也得擦擦刀叉,倒倒脏水。
  小朋友,活不少,够你出几身汗的。”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总是把“a”音发得很重。保尔听到这一口乡音,看到她那红扑扑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不禁有点高兴起来。
  “看样子这位大婶还不错。”他心里这样想,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那我现在干些什么呢,大婶?”
  他说到这里,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哈哈哈!……弗罗霞这回捡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身同那个男孩:“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还是问你大婶去吧,她会统统告诉你的,我在这儿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什么好笑的啦?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东西也没有才成。咱们这儿对这种事挺认真。那些老爷们很挑剔,总是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又看,只要叉子上有一点脏东西,咱们可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会把你撵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解地问,“雇我的老板不是男的吗?”
  那个女工笑了起来:“孩子,我们这儿的老板是摆设,他是个草包。什么都是他老婆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几天就知道了。”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家什,走了进来。
  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加紧点干哪,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那好吧,”他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吃耳刮子,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烧起茶炉来。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是第一天上工,干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卖过力气。他知道,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这里可不行。斜眼说得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吃耳刮子。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火星。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飞快跑到外面,把脏水倒进坑里;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劈柴,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到下面厨房去。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名叫阿尼西娅的,望着他刚掩上的门,说:“瞧,这孩子像个疯子似的,干起活来不要命。一定是家里实在没办法,才打发来的。”
  “是啊,挺好个小伙子,”弗罗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过两天跑累了,就不这么干了,”卢莎反驳说。“一开头都很卖劲……”
  保尔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累得筋疲力尽。早晨七点钟,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
  这个男孩一看,什么都已经弄妥了,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斜着白不呲咧的眼睛看了看保尔,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喂,你这个饭桶,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尔问。“不是七点换班吗?”
  “谁乐意七点,谁就七点好了,你得六点来。要是再罗嗦,我立马叫你脑瓜上长个大疙疸。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才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刚交了班的女工都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本来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才忍住了。他铁青着脸说:“你老实点,别吓唬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明天我就七点来,要说打架,我可不在乎你,你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
  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
  “好,咱们走着瞧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现在他也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
  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瞧,就在眼前了,列辛斯基庄园的后身就是。
  “妈大概起来了,我呢,才下工回家。”保尔想到这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加快了脚步。“学校把我赶出来,倒也不坏,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甫不会让你安生,现在我真想吐他一脸唾沫。”保尔这样思量着,已经到了家门口。他推开小院门的时候,又想起来:“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一定得对准他的狗脸狠揍一顿。要不是怕给撵出来,我恨不得立时就揍他。早晚要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回来,就慌忙问他:“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关照他一下,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他看到了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忐忑不安地问。
  “昨天回来的,这回留在家里不走了,就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房门。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朝着保尔。他扭过头来,看着弟弟,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好,你可真行!”
  保尔预感到,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对他准没个好。
  “阿尔焦姆已经都知道了。”保尔心里想。“这回说不定要挨骂,也许要挨一顿揍。”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并没有打他的意思。他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支着桌子,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各门学问都学到手了,现在倒起脏水来了?”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专心地琢磨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了。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你现在就这样胡闹,往后怎么得了啊。”母亲伤心地说。
  “唉,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呢?我的上帝,这孩子多叫我操心哪!”母亲诉苦说。
  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对保尔说:“好吧,弟弟。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可得小心,干活别耍花招,该干的都干好;要是再从那儿给撵出来,我就要你的好看,叫你脱一层皮。这点你要记住。妈已经够操心的了。你这个鬼东西,到哪儿都惹事,到哪儿都得闯点祸。现在该闹够了吧。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是给人倒脏水,能有什么出息?还是得学一门手艺。现在你年纪还小,再过一年我求求人看,机车库也许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再也不去伺候人了。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也弯够了。可是保尔,你自己得争气,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挺直高大的身躯,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然后关照母亲说:“我出去个把钟头,办点事。”说完,一弯腰,跨出了房门。他走到院子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又说:“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
  有六条铁路通到这个枢纽站。车站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夜里,在两班火车的间隙,才能安静两三个钟头。这个车站上有几百列军车从各地开来,然后又开到各地去。有的从前线开来,有的开到前线去。从前线运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送到前线去的是大批穿一色灰大衣的新兵。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繁忙,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十个堂倌从餐室到厨房穿梭般地来回奔忙着。
  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这期间,他经受了许多苦难。在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孩子,常常给他几个耳光。他生怕保尔突然捅他一刀,所以干脆把他撵回了洗刷间。要不是因为保尔干起活来有用不完的力气,他们早就把他赶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从来不知道疲劳。
  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下到厨房去,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室消停下来的时候,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大赌特赌,打起“二十一点”和“九点”来。保尔不止一次看见赌台上堆着一沓沓钞票。他们有这么多钱,保尔并不感到惊讶。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一天一宿班,能捞到三四十个卢布的外快,收一次小费就是一个卢布、半个卢布的。有了钱就大喝大赌。保尔非常憎恶他们。
  “这帮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工,一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我才挣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宿就捞这么多钱,凭什么?也就是把菜端上去,把空盘子撤下来。有了钱就喝尽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跟那些老板是一路货,都是他的冤家对头。“这帮下流坯,别看他们在这儿低三下四地伺候人,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城里却像有钱人一样摆阔气。”
  他们常常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有时也把养得滚圆的老婆领来。“他们的钱大概比他们伺候的老爷还要多。”
  保尔这样想。他对夜间在厨房的角落里和食堂的仓库里发生的事情也不大惊小怪。保尔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家什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远的。
  保尔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的底层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
  阿尔焦姆想把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摆脱这个地方,机车库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吸引着他。
  他时常到阿尔焦姆那里去,跟着他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点活。
  弗罗霞离开食堂以后,保尔就更加感到烦闷了。
  这个爱笑的、快乐的姑娘已经不在这里了,保尔这才更深地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现在呢,早晨一走进洗刷间,听到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的争吵叫骂,他就会产生一种空虚和孤独的感觉。
  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往炉膛里添劈柴;他眯起眼睛,瞧着炉膛里的火。炉火烤得他暖烘烘的,挺舒服。洗刷间就剩他一个人了。
  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回到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上来,他想起了弗罗霞。那时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楼梯下厨房去。在转弯的地方,他好奇地爬上柴堆,想看一看储藏室,因为人们通常聚在那里赌钱。
  那里赌得正起劲,扎利瓦诺夫坐庄,他兴奋得满脸通红。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保尔回过头,看见堂倌普罗霍尔从上边走下来。保尔连忙躲到楼梯下面,等他走过去。楼梯下面黑洞洞的,普罗霍尔看不见他。
  普罗霍尔转了个弯,朝下面走去,保尔看见了他的宽肩膀和大脑袋。
  正在这时候,又有人从上面轻轻地快步跑下来,保尔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普罗霍尔,你等一下。”
  普罗霍尔站住了,掉头朝上面看了一眼。
  “什么事?”他咕哝了一句。
  有人顺着楼梯走了下来,保尔认出是弗罗霞。
  她拉住堂倌的袖子,压低声音,结结巴巴地说:“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然挣脱胳膊,恶狠狠地说:“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吗?”
  “可是人家给你的是三百个卢布啊。”弗罗霞抑制不住自己,几乎要放声大哭了。
  “你说什么,三百个卢布?”普罗霍尔挖苦她说。“怎么,你想都要?好小姐,一个洗家什的女人,值那么多钱吗?照我看,给你五十个卢布就不少了。你想想,你有多走运吧!就是那些年轻太太,比你干净得多,又有文化,还拿不到这么多钱呢。陪着睡一夜,就挣五十个卢布,你得谢天谢地。哪儿有那么多傻瓜。行了,我再给你添一二十个卢布就算了事。只要你放聪明点,往后挣钱的机会有的是,我给你拉主顾。”
  普罗霍尔说完最后一句话,转身到厨房去了。
  “你这个流氓,坏蛋!”弗罗霞追着他骂了两句,接着便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的暗处,听了这场谈话,又看到弗罗霞浑身颤抖,把头往柴堆上撞,他心头的滋味真是不可名状。
  保尔没有露面,没有做声,只是猛然一把死死抓住楼梯的铁栏杆,脑子里轰的一声掠过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想法:“连她也给出卖了,这帮该死的家伙。唉,弗罗霞,弗罗霞……”
  保尔心里对普罗霍尔的仇恨更深更强了,他憎恶和仇视周围的一切。“唉,我要是个大力士,一定揍死这个无赖!我怎么不像阿尔焦姆那样大、那样壮呢?”
  炉膛里的火时起时落,火苗抖动着,聚在一起,卷成了一条长长的蓝色火舌;保尔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在讥笑他,嘲弄他,朝他吐舌头。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炉子里不时发出的哔剥声和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
  克利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到架子上之后,擦着手。厨房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值班的厨师和打下手的女工们都在更衣室里睡了。夜里,厨房可以安静三个小时。
  这个时候,克利姆卡总是跑上来跟保尔一起消磨时间。厨房里的这个小徒弟跟黑眼睛的小烧水工很要好。克利姆卡一上来,就看见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面。保尔也在墙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他头也不回地说:“坐下吧,克利姆卡。”
  厨房的小徒弟爬上劈柴堆,躺了下来。他看了看坐在那里闷声不响的保尔,笑着说:“你怎么啦?对火作法吗?”
  保尔好不容易才把目光从火苗上移开。现在这一对闪亮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克利姆卡。克利姆卡从他的眼神里看见了一种无言的悲哀。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伙伴这种忧郁的神情。
  “保尔,今天你有点古怪……”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保尔:“你碰到什么事了?”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没什么,”他闷声闷气地回答。“我在这儿呆着很不痛快。”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
  “你今天是怎么了?”克利姆卡用胳膊支起身子,接着问。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我从到这儿来干活的那天起,就一直不怎么的。你看看,这儿是个什么地方!咱们像骆驼一样干活,可得到的报答呢,是谁高兴谁就赏你几个嘴巴子,连一个护着你的人都没有。老板雇咱们,是要咱们给他干活,可是随便哪一个都有权揍你,只要他有劲。就算你有分身法,也不能一下子把人人都伺候到。一个伺候不到,就得挨揍。你就是拼命干,该做的都做得好好的,谁也挑不出毛病,你就是哪儿叫哪儿到,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总有伺候不到的时候,那又是一顿耳刮子……”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赶紧打断他的话头:“你别这么大声嚷嚷,说不定有人过来,会听见的。”
  保尔抽身站了起来。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是要离开这儿的。到铁路上扫雪也比在这儿强,这儿是什么地方……是地狱,这帮家伙除了骗子还是骗子。他们都有的是钱,咱们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畜生。对姑娘们,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要是哪个长得漂亮一点,又不肯服服帖帖,马上就会给赶出去。她们能躲到哪儿去?她们都是些难民,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她们总得填饱肚子,这儿好歹有口饭吃。为了不挨饿,只好任人家摆布。”
  保尔讲起这些事情,是那样愤愤不平,克利姆卡真担心别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急忙站起来把通向厨房的门关好,可是保尔还是只管倾吐他那满腔的积愤。
  “拿你来说吧,克利姆卡,人家打你,你总是不吭声。你为什么不吭声呢?”
  保尔坐到桌旁的凳子上,疲倦地用手托着头。克利姆卡往炉子里添了些劈柴,也在桌旁坐下。
  “今天咱们还读不读书啦?”他问保尔。
  “没书读了,”保尔回答。“书亭没开门。”
  “怎么,难道书亭今天休息?”克利姆卡惊讶地问。
  “卖书的给宪兵抓走了,还搜走了一些什么东西。”保尔回答。
  “为什么抓他?”
  “听说是因为搞政治。”
  克利姆卡莫名其妙地瞧了保尔一眼。
  “政治是什么呀?”
  保尔耸了耸肩膀,说:“鬼才知道!听说,谁要是反对沙皇,这就叫政治。”
  克利姆卡吓得打了个冷战。
  “难道还有这样的人?”
  “不知道。”保尔回答。
  洗刷间的门开了,睡眼惺忪的格拉莎走了进来。
  “你们怎么不睡觉呢,孩子们?趁火车没来,还可以睡上一个钟头。去睡吧,保尔,我替你看一会儿水锅。”
  保尔没有想到,他这样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外。
  这是一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但是接班的人没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家,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累,还是不得不留下来,连班再干一天一宿。到了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水,看来是水塔没有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不想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水流进水槽,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顺着瓷砖滴到洗刷间的地板上。洗刷间里跟往常一样,一个人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室。
  一股股水流悄悄地流到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谁也没有发觉。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他一下跳起来,大喊大叫,其他旅客才慌忙去抢自己的行李。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
  水还是流个不停,越流越多。
  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急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旁,用力把门打开,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涌进了餐室。
  喊叫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
  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保尔头上。他简直疼糊涂了。
  保尔刚被打醒,什么也不明白。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火辣辣地疼。
  他周身是伤,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
  早晨,阿尔焦姆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谁打的?”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弟弟。
  “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吧。”
  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羊皮袄,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了家门。
  “我找堂倌普罗霍尔,行吗?”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她回答。
  这个身材魁梧的人靠在门框上。
  “好,我等一下。”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一脚踢开门,走进了洗刷间。
  “他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朝前迈了一步,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堂倌的肩膀,两道目光紧紧逼住他,问:“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挣开肩膀,但是阿尔焦姆已经狠狠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他想爬起来,紧接着又是一拳,比头一拳更厉害,把他钉在地板上,他再也起不来了。
  女工们都吓呆了,急忙躲到一边去。
  阿尔焦姆转身走了出去。
  普罗霍尔满脸是血,在地上挣扎着。
  这天晚上,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
  母亲打听到,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以后,阿尔焦姆才回到家里。那是在晚上,母亲已经睡了,保尔还在床上坐着。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深情地问:“怎么样,弟弟,好点了吗?”他在弟弟身旁坐了下来。
  “比这更倒霉的事也有的是。”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没关系,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讲过了,你可以在那儿学门手艺。”
  保尔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阿尔焦姆的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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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24:21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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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城里的人这才相信传来的消息是真的了。于是几千个居民踏着积雪,穿过街道,涌到广场上去。
  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崩得”,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的简称,是孟什维克的一个派别。——译者]把持的市参议会的楼房顶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发生了变动。其他一切都同过去一样。
  冬末,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每天早晨,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
  近卫骑兵个个红光满面,身材高大。军官大都是伯爵和公爵,戴着金色的肩章,马裤上镶着银色的绦子,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模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匆匆离去了。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主人还是原来的那些家伙。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点不同寻常。车站上出现了许多生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响亮的、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骑兵们要捉住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那么容易。车站上枪声不断,被打碎的玻璃窗越来越多。士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跑回来,遇到阻拦,便用刺刀开路。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经是成列车地涌来了。
  车站上布满了近卫骑兵,准备截住列车,但是却遭到了车上机枪的迎头痛击。那些不怕死的人全都从车厢里冲了出来。
  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衣的士兵把骑兵压回城里去了,然后他们回到车站,火车便一列跟着一列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子“六十六点”,就跑出来,到柯察金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躺了下来。真是无聊,平时的那些游戏都玩腻了。他们开始动脑筋,怎么才能更好地消磨这一天的时间。这时,背后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那马一纵身,跳过了公路和小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的排水沟。骑马的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挥了挥马鞭,说:“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了起来,跑到栅栏跟前。骑马的人满身尘土,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全都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弄点水来喝喝!”骑马的人请求说。他见保尔跑回家去取水,就转过来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沙:“小伙子,现在城里谁掌权?”
  谢廖沙急急忙忙地讲起城里的各种消息来:“我们这儿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一个自卫队,老百姓轮班守夜。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我说你呀,操心操过头,转眼变成小老头。”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
  保尔端着一杯水,从家里跑出来。
  骑马的人贪婪地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一抖缰绳,立即朝松林驰去。
  “他是干什么的?”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呢?”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说。
  “大概又要换政府了,要不列辛斯基一家昨天怎么都跑了呢?有钱人跑了,那就是说,游击队要来了。”谢廖沙十拿九稳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
  他的推论是那样令人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马上就都同意了。
  三个朋友还没有谈论完这个问题,公路上又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他们都朝栅栏跑去。
  在他们目力所及的地方,从树林里,从林务官家的房后,转出来许多人和车辆,而在公路近旁,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枪横放在马鞍上,朝这边走来。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排走的,正是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的人。
  中年人的上衣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瞧,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从旁边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蝴蝶结。准是游击队,要不是游击队,就叫我瞎了眼……”说着,高兴得喊了一声,像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跳到外面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着也跳了出去。现在他们三个一起站在路旁,看着开过来的队伍。
  那些骑马的人已经来到跟前。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人朝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这房子是谁家的?”
  保尔紧紧跟在骑马的人后面,边走边说:“这是律师列辛斯基家的房子。他昨天就跑了,看样子是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个中年人微笑着问。
  保尔指着红蝴蝶结,说:“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来……”
  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好奇地看着这支新开来的队伍。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旁,望着这些浑身是土的、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从石头道上隆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开过去了,这时候,他们就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市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他们才各自回家。
  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里,当天晚上,大客厅里那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周围,四个人坐着在开会:一个是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他是个已经有了白发的中年人,另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在图上移动指甲,寻找路线,一边向对面那个长着一口结实牙齿的高颧骨的人说:“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要在这儿打一仗,我倒认为应该明天一早就撤走。今天连夜撤最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的前头,先赶到卡扎京。拿我们现有的这点兵力去抵抗,简直是开玩笑……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能顶什么用……德国人正像洪水一样涌来。我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联合在一起,才能作战。同志,我们还必须注意,除了德国人之外,沿路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掉。德国人修桥得花两三天的时间。
  这样,他们暂时就不能沿铁路线往前推进了。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咱们决定一下吧。”他对在座的人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动了一下嘴唇,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布尔加科夫,终于很费劲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我……赞……成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穿工人服的年轻人也表示同意:“布尔加科夫说得有道理。”
  只有叶尔马琴科,就是白天跟三个朋友谈过话的那个人,摇头反对。他说:“那我们还建立这支队伍干什么?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不战而退吗?照我的意见,我们应当在这儿跟他们干一仗。跑得叫人腻烦了……要是由着我的性子,非在这儿打一仗不可。”他猛然把椅子推开,站起身,在屋里踱起步来。
  布尔加科夫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
  “仗要打得有道理,叶尔马琴科同志。明知道是吃败仗,是送死,还硬要战士往上冲,这种事咱们不能干。要这样干,就太可笑了。在咱们后面,有敌人一个整师,而且配备有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琴科同志,咱们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对大家说:“就这么决定了,明天一早撤。”
  “下一个是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因为咱们是最后一批撤,当然就得担负起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儿是铁路枢纽站,地方不大,可是有两个车站。应当安排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现在咱们就决定一下,把谁留下来。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把水兵朱赫来留下来。”叶尔马琴科走到桌子跟前,说。“第一,朱赫来是本地人;第二,他又会钳工,又会电工,准能在车站上找到工作。另外,谁也没有看见他跟咱们的队伍在一起,他今天夜里才能赶到。这个人很有头脑,一定能把这儿的事情办好。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了点头,说:“对,叶尔马琴科,我同意你的意见。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反对意见?”他问另外两个人。“没有。那么,就这样定了。咱们给朱赫来留下一笔钱和委任令。”
  “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接着说。“就是处理本地存放的武器问题。这儿存着一大批步枪,一共有两万支,还是沙皇那个时候打仗留下来的。
  这些枪支堆放在一个农民的棚子里,人们早都忘记了。棚子的主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他不愿再担这个风险……把这批枪留给德国人,当然是不行的。我认为应该把枪烧掉。马上就得动手,赶在天亮以前把一切都办妥。不过烧起来也有危险:棚子就在城边上,周围住的都是穷苦人,说不定会把农民的房子也烧掉。”
  斯特鲁日科夫是个身板很结实的人,胡子又粗又硬,已经很久没有刮了。他欠了一下身子,说:“干……吗……要烧掉?我认……认为应当把这些枪发给居……民。”
  布尔加科夫立即转过脸去,问他:“你是说把这些枪都发出去?”
  “对,太对了!”叶尔马琴科热烈地拥护说。“把这些枪发给工人和别的老百姓,谁要就给谁。德国人要是逼得大家走投无路,这些枪至少可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德国人来了,日子肯定不好过。到了受不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拿起武器反抗。斯特鲁日科夫说得很好:把枪发下去。要是能运一些到乡下去,那就更好了。农民会把枪藏得更严实,一旦德国人征用老百姓的财物,逼得他们倾家荡产,嘿,你就瞧吧,这些可爱的枪支该能发挥多大作用啊!”
  布尔加科夫笑了起来:“是呀,不过德国人一定会下令,让把枪都交回去,到时候就都交出去了。”
  叶尔马琴科反驳说:“不,不会都交出去的,有人交,也有人不交。”
  布尔加科夫用询问的眼光挨个看了看在座的人。
  “把枪发下去,发吧。”那个年轻工人也赞成叶尔马琴科和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
  “好吧,那就发下去。”布尔加科夫也同意了。“问题都讨论完了。”说着,他从桌旁站了起来。“现在咱们可以休息到明天早晨。等朱赫来到了,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我要跟他谈谈。叶尔马琴科,你查查岗去吧。”
  大家都走了,只剩下布尔加科夫一个人。他走进客厅旁边原房主的卧室,把军大衣铺在垫子上,躺了下来。
  早晨,保尔从发电厂回家去。他在厂里当锅炉工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今天城里非常热闹,不同往常。这一点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一路上,拿着步枪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一支,有的两支,还有拿三支的。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急忙往家走。在列辛斯基的庄园近旁,他昨天见到的那些人正在上马,准备出发。
  保尔跑到家里,匆匆忙忙地洗了把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有回来,随即跑了出去,直奔城的另一头,去找住在那里的谢廖沙。
  谢廖沙是一个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自己有一所小房子,还有一份薄家当。谢廖沙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胖胖的白净妇女,不满地看了保尔一眼。
  “鬼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天刚蒙蒙亮,就让魔鬼给拽跑了,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他准在那儿。你们这帮鼻涕将军,都欠用柳条抽。太不像话了,真拿你们没办法。比瓦罐才高两寸,也要跑去领枪。你告诉我那个小无赖,别说枪,就是带回一粒子弹,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拿,往后还得受他连累。你干吗,也想上那儿去?”
  保尔早就不再听谢廖沙的母亲唠叨,他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路上过来一个人,两肩各背着一支步枪。保尔飞快跑到他跟前,问:“大叔,请问,枪在哪儿领?”
  “在韦尔霍维纳大街,那儿正在发呢。”
  保尔撒开腿,拼命朝那个地点跑去。他跑过两条街,碰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你从哪儿搞来的枪?”
  “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的,现在一支也没有了,全都拿光了。发了整整一夜,现在只剩下一堆空箱子了。我连这支一共拿了两支。”小男孩得意洋洋地说。
  这个消息使保尔大为懊丧。
  “咳,真见鬼,直接跑到那儿去就好了,不该先回家!”他失望地想。“我怎么错过了这个机会呢?”
  突然,他灵机一动,急忙转过身来,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已经走过去的小男孩,一把从他手里夺过枪来。
  “你已经有了一支,够了,这支该是我的。”保尔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说。
  小男孩见他大白天拦路抢劫,气得要命,就朝他直扑过去。保尔向后退了一步,端起刺刀,喊道:“走开,小心刺刀碰着你!”
  小男孩心疼得哭了起来,但是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骂,一边转身跑开了。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他跳过栅栏,跑进小棚子,把弄来的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梁上,然后开心地吹着口哨,走进屋里。
  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中心是市区,四郊是农村——夏天的夜晚是美丽的。
  一到夏天,在宁静的夜晚,年轻人全都跑到外面来。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或者成群成帮,或者成双成对,有的在自家门口,有的在花园和庭院里,有的就在大街上,坐在盖房用的木料堆上。到处是欢笑,到处是歌声。
  微微流动的空气里,充溢着浓郁的花香;星星像萤火虫一样,在天空的深处闪着微光;人声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挺喜欢他的手风琴。他总是爱惜地把那架维也纳造的、音色优美的双键手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手指刚刚触到键盘,便飞快地由上面滑到下面。低音键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接着便奏出大胆的跳跃式的旋律。
  手风琴扭动身子,起劲地演奏着。在这样的时候,你怎么能不闻声起舞,跳个痛快呢?你是忍不住的,两只脚会不由自主地动起来。手风琴热情地演奏着——生活在人世间是多么美好啊!
  今天晚上特别欢畅。一群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对面的木料堆上,又说又笑。声音最响亮的是保尔的邻居加莉娜。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她是女中音,声音又嘹亮,又圆润。
  保尔一向有点怕她。她口齿很伶俐。现在她挨着保尔坐在木料堆上,紧紧搂住他,大声笑着说:“嘿,你这个手风琴手可真棒!可惜就是小了点,要不然倒是我称心如意的小女婿!我就爱拉手风琴的,他们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保尔羞得满脸通红,幸亏是晚上,谁也看不见。他想推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可是她却紧紧地搂住他不放。
  “亲爱的,你要往哪儿躲?真是个小冤家!”她开玩笑地说。
  保尔觉得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贴在他的肩膀上,他感到局促不安,四周的笑声却惊醒了素常寂静的街道。
  保尔用手推着加莉娜的肩膀,说:“你妨碍我拉琴了,离远点吧。”
  于是又是一阵戏谑和哄笑。
  玛鲁霞插嘴说:“保尔,拉一个忧伤点的曲子吧,要能动人心弦的。”
  手风琴的风箱缓缓地拉开了,手指慢慢地移动着。这是一首大家都熟悉的家乡曲调。加莉娜带头唱起来。玛鲁霞和其他人随即跟上:
  所有的纤夫
  都回到了故乡,
  唱起歌儿
  抒发心头的忧伤,
  我们感到亲切,
  我们感到舒畅……
  青年们嘹亮的歌声传向远方,传向森林。
  “保尔!”这是阿尔焦姆的声音。
  保尔收起手风琴,扣好皮带。
  “叫我了,我得走了。”
  玛鲁霞央求他说:“再呆一会儿,再拉几个吧,耽误不了回家。”
  但是,保尔忙着要走,他说:“不行,明天再玩吧,现在该回家了,阿尔焦姆叫我呢。”
  他穿过马路,朝家跑去。
  他推开房门,看到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子旁边,另外还有一个陌生人。
  “你叫我吗?”保尔问。
  阿尔焦姆向保尔点了点头,然后对那个陌生人说:“他就是我的弟弟。”
  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粗大的手。
  “是这么回事,保尔。”阿尔焦姆对弟弟说。“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的电工病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替他。要的话,你回来告诉一声。”
  那个人插嘴说:“不用了,我跟他一块去。我自己跟老板谈吧。”
  “当然要雇人啦。”保尔说。“因为电工斯坦科维奇生病,今天机器都停了。老板跑来两趟,要找个替工,就是没找到。
  单靠一个锅炉工就发电,他又不敢。我们的电工得的是伤寒病。”
  “这么说,事情就算妥了。”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咱俩一块去。”他对保尔说。
  “好吧。”
  保尔看到他那双安详的灰眼睛正在仔细观察他。那坚定的凝视的目光使保尔有点不好意思。灰色的短上衣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紧紧箍在结实的宽肩膀上,显得太瘦了。他的脖子跟牛一样粗,整个人就像一棵粗壮的老柞树,浑身充满力量。
  他临走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他说:“好吧,再见,朱赫来。明天你跟我弟弟一块去,事情会办妥的。”
  游击队撤走三天之后,德国人进了城。几天来一直冷冷清清的车站上,响起了火车头的汽笛声,这就是他们到来的信号。消息马上传遍了全城:“德国人来了。”
  虽然大家早就知道德国人要来,全城还是像捅开了的蚂蚁窝一样,立即忙乱起来,而且对这件事总还有点半信半疑。
  这些可怕的德国人居然已经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开到城里来了。
  所有的居民都贴着栅栏和院门,向外张望,不敢到街上去。
  德国人不走马路中间,而是排成两个单行,沿路的两侧行进。他们穿着墨绿色的制服,平端着枪,枪上上着宽刺刀,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身上背着大行军袋。他们把队伍拉成长条,从车站到市区,连绵不断;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随时准备应付抵抗,虽然并没有人想抵抗他们。
  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两个拿着毛瑟枪的军官,马路当中是一个担任翻译的乌克兰伪军小头目,他穿着蓝色的乌克兰短上衣,戴着一顶羊皮高帽。
  德国人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打起鼓来。只有少数老百姓壮着胆聚拢过来。穿乌克兰短上衣的伪军小头目走上一家药房的台阶,大声宣读了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第一条本市全体居民,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将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缴出,违者枪决。
  第二条本市宣布戒严,自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
  从前的市参议会所在地,革命后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办公处,现在又成了德军城防司令部。房前的台阶旁边站着一个卫兵,他头上戴的已经不是钢盔,而是缀着一个很大的鹰形帝国徽章的军帽了。院子里划出一块地方,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
  整天都有怕被枪毙的居民来缴武器。成年人不敢露面,来送枪的都是年轻人和小孩。德国人没有扣留一个人。
  那些不愿去交枪的人,就在夜里把枪扔到马路上,第二天早上,德国巡逻兵把枪捡起来,装上军用马车,运到城防司令部去。
  中午十二点多钟,规定缴枪的期限一过,德国兵就清点了他们的战利品,收到的步枪总共是一万四千支,这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没有交给德国人。他们挨家挨户进行了搜查,但是搜到的很少。
  第二天清晨,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边,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了,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步枪。
  阿尔焦姆一听到命令,就急忙赶回家来。他在院子里遇到了保尔,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郑重其事地小声问道:“你从外面往家拿什么东西没有?”
  保尔本来想瞒住步枪的事,但是又不愿意对哥哥撒谎,就全都照实说了。
  他们一起走进小棚子。阿尔焦姆把藏在梁上的枪取下来,卸下枪栓和刺刀,然后抓起枪筒,抡开膀子,使出浑身力量向栅栏的柱子砸去,把枪托砸得粉碎。没碎的部分则远远地扔到了小园子外面的荒地里,回头又把刺刀和枪栓扔进了茅坑。
  完事以后,阿尔焦姆转身对弟弟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保尔,你也明白,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得跟你说清楚,往后什么也不许往家拿。你知道,现在为这种事连命都会送掉。记住,不许瞒着我,要是你把这种东西带回来,让他们发现了,头一个抓去枪毙的就是我。
  你还是个毛孩子,他们倒是不会碰你的。眼下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尔答应以后再也不往家拿东西。
  当他们穿过院子往屋里走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停住了。律师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涅莉和维克托从车里走出来。
  “这些宝贝又回来了,”阿尔焦姆恶狠狠地说。“又有好戏看了,他妈的!”说着就进屋去了。
  保尔为枪的事难过了一整天。在同一天,他的朋友谢廖沙却在一个没有人要的破棚子里,拼命用铁锹挖土。他终于在墙根底下挖好一个大坑,把领到的三支新枪用破布包好,放了下去。他不想把这些枪交给德国人,昨天夜里他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宿,怎么想也舍不得这些已经到手的宝贝。
  他用土把坑填好,夯结实了,又弄来一大堆垃圾和破烂,盖在新土上。然后又从各方面检查了一番,觉得挑不出什么毛病了,这才摘下帽子,擦掉额上的汗珠。
  “这回让他们搜吧,就是搜到了,也查不清是谁家的棚子。”
  朱赫来在发电厂工作已经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地和这个严肃的电工成了亲密的朋友。
  朱赫来常常给他讲解发电机的构造,教他电工技术。
  水兵朱赫来很喜欢这个机灵的孩子。空闲的日子,他常常来看望阿尔焦姆。这个通情达理、严肃认真的水兵,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讲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尤其是母亲埋怨保尔淘气的时候,他更是耐心地听下去。他总会想出办法来安慰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劝得她心里舒舒坦坦的,忘掉了种种烦恼。
  有一天,保尔走过发电厂院子里的木柴堆,朱赫来叫住了他,微笑着对他说:“你母亲说你爱打架。她说:‘我那个孩子总好干仗,活像只公鸡。’”朱赫来赞许地大笑起来,接着又说:“打架并不算坏事,不过得知道打谁,为什么打。”
  保尔不知道朱赫来是取笑他还是说正经话,便回答说:“我可不平白无故地打架,总是有理才动手的。”
  朱赫来出其不意地对他说:“打架要有真本领,我教你,好不好?”
  保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有真本领怎么打?”
  “好,你瞧着。”
  他简要地说了说英国式拳击的打法,给保尔上了第一课。
  保尔为了掌握这套本领,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学得很不错。在朱赫来的拳头打击下,他不知摔了多少个倒栽葱,但是这个徒弟很勤奋,还是耐着性子学下去。
  有一天,天气很热,保尔从克利姆卡家回来,在屋子里转悠了一阵子,没有什么活要干,就决定到房后园子角落里的小棚顶上去,那是他最喜爱的地方。他穿过院子,走进小园子,登着墙上凸出的地方,爬上了棚顶。他拨开板棚上面繁茂的樱桃树枝,爬到棚顶当中,躺在暖洋洋的阳光下。
  这棚子有一面对着列辛斯基家的花园,要是爬到棚顶的边上,就可以望见整个花园和前面的房子。保尔把头探过棚顶,看到了院落的一角和一辆停在那里的四轮马车。他看见住在列辛斯基家的德国中尉的勤务兵正在用刷子刷他长官的衣物。保尔常常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看到那个中尉。
  那个中尉粗短身材,红脸膛,留着一小撮剪得短短的胡须,戴着夹鼻眼镜和漆皮帽舌的军帽。保尔知道他住在厢房里,窗子正朝着花园,从棚顶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中尉正在桌旁写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他拿着写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他把一封信交给勤务兵,就沿着花园的小径朝临街的栅栏门走去。走到凉亭旁边,他站住了,显然是在跟谁说话。涅莉从凉亭里走了出来。中尉挎着她的胳膊,两个人出了栅栏门,上街去了。
  这一切保尔都看在眼里。他正打算睡一会儿,又看见勤务兵走进中尉的房间,把中尉的军服挂在衣架上,打开朝花园的窗子,收拾完屋子,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转眼间,保尔看见他已经到了拴着马的马厩旁边。
  保尔朝敞开的窗口望去,整个房间看得一清二楚。桌子上放着一副皮带,还有一件发亮的东西。
  保尔为按捺不住的好奇心所驱使,悄悄地从棚顶爬到樱桃树上,顺着树身溜到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弯着腰,几个箭步就到了敞开的窗子跟前,朝屋里看了一眼。桌子上放着一副武装带和一支装在皮套里的很漂亮的十二发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连气都喘不上来了。有几秒钟的工夫,他心里斗争得很激烈,但是最后还是被一种力量所支配,他不顾死活,把身子探进窗子,抓住枪套,拔出那支乌亮的新手枪,然后又跳回了花园。他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把枪塞进裤袋,迅速穿过花园,向樱桃树跑去。他像猴子似的攀上棚顶,又回过头来望了一眼。勤务兵正安闲地跟马夫聊天,花园里静悄悄的……他从板棚上溜下来,急忙跑回家去。
  母亲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没有注意到他。
  保尔从箱子后面抓起一块破布,塞进衣袋,悄悄地溜出房门,穿过园子,翻过栅栏,上了通向森林的大路。他一只手把住那支不时撞他大腿的手枪,拼命朝一座废弃的老砖厂跑去。
  他的两只脚像腾空一样,风在耳边呼呼直响。
  老砖厂那里很僻静。木板房顶有的地方已经塌了下来,碎砖东一堆西一堆的,砖窑也毁坏了,显出一片凄凉景象。这里遍地杂草丛生,只有他们三个好朋友有时候一起到这里来玩。保尔知道许多安全可靠的隐蔽场所,可以藏他偷来的宝贝。
  他钻进一座砖窑的豁口,小心地回头望了望,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松林在飒飒作响,微风轻轻扬起路边的灰尘,松脂散发着浓烈的气味。
  保尔用破布把手枪包好,放到窑底的一个角落里,盖上一大堆碎砖。他从窑里钻出来,又用砖把豁口堵死,做了个记号,然后才回到大路上,慢腾腾地往家走。
  他的两条腿一直在微微打颤。
  “这件事的结局会怎么样呢?”他想到这里,觉得心都缩紧了,有点惶恐不安。
  这一天,还没有到上工时间,他就提前到发电厂去了,免得呆在家里。他从门房那里拿了钥匙,打开门,进了安装着发动机的厂房。当他擦着风箱,给锅炉上水和生火的时候,还一直在想:“列辛斯基家里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已经很晚了,约摸是夜里十一点钟的时候,朱赫来来找保尔,把他叫到院子里,压低了嗓音问他:“今天你们家里为什么有人去搜查了?”
  保尔吓了一跳。
  “什么?搜查?”
  朱赫来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是的,情况不大妙。你不知道他们搜什么吗?”
  保尔当然清楚他们要搜什么,但是他不敢把偷枪的事告诉朱赫来。他提心吊胆地问:“阿尔焦姆给抓去了吗?”
  “谁也没抓去,可是家里的东西都给翻了个底朝天。”
  保尔听了这话,心里稍微踏实了些,但是依然感到不安。
  有几分钟,他们俩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担心以后的结果;另一个不知道搜查的原因,却因此变得警惕起来。
  “真见鬼,莫不是他们听到了我的什么风声?我的事阿尔焦姆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可是为什么到他家去搜查呢?往后得格外小心才好。”朱赫来这样想。
  他们默默地分开,干自己的活去了。
  列辛斯基家这时可闹翻了天。
  德国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就把勤务兵喊来查问。等到查明手枪确实是丢了,这个平素彬彬有礼、似乎颇有涵养的中尉,竟然甩开胳膊,给了勤务兵一个耳光。勤务兵被打得晃了晃身子,又直挺挺地站定了。他内疚地眨着眼睛,恭顺地听候发落。
  被叫来查问的律师也很生气,他因为家里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一再向中尉道歉。
  这时候,在场的维克托对父亲说,手枪可能叫邻居偷去了,尤其是那个小流氓保尔·柯察金嫌疑最大。父亲连忙把儿子的想法告诉了中尉。中尉马上下令进行搜查。
  搜查没有什么结果。这次偷手枪的事使保尔更加相信,即使是这样冒险的举动,有时也可以安然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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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25:43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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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前,闷闷不乐地望着熟悉而亲切的花园,望着花园四周那些挺拔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白杨。她简直不敢相信,离开自己的家园已经整整一年了。她仿佛昨天才离开这个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地方,今天又乘早车返了回来。
  这里什么都没有变样:依然是一排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莓,依然是按几何图形布局的小径,两旁种着妈妈喜爱的蝴蝶花。花园里的一切都是那样干净利落。处处都显示出一个学究式的林学家的匠心。但是这些干净的、图案似的小径却使冬妮亚感到乏味。
  冬妮亚拿了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打开通外廊的门,下了台阶,走进花园。她又推开油漆的小栅栏门,缓步朝车站水塔旁边的池塘走去。
  她走过一座小桥,上了大路。这条路很像公园里的林荫道。右边是池塘,池塘周围长着垂柳和茂密的柳丛。左边是一片树林。
  她刚想朝池塘附近的旧采石场走去,忽然看见下面池塘岸边扬起一根钓竿,于是就停住了脚步。
  她从一棵弯曲的柳树上面探过身去,用手拨开柳丛的枝条,看到下面有一个晒得黝黑的男孩子。他光着脚,裤腿一直卷到大腿上,身旁放着一只盛蚯蚓的锈铁罐子。那少年正在聚精会神地钓鱼,没有发觉冬妮亚在注视他。
  “这儿难道能钓着鱼吗?”
  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站在那里,手扶着柳树,身子探向水面。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的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短裙。一双带花边的短袜紧紧裹住晒黑了的匀称的小腿,脚上穿着棕色的便鞋。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粗大的辫子。
  拿钓竿的手轻轻颤动了一下,鹅毛鱼漂点了点头,在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波纹。
  背后随即响起了她那焦急的声音:“咬钩了,瞧,咬钩了……”
  保尔慌了手脚,急忙拉起钓竿。钩上的蚯蚓打着转转,蹦出水面,带起一朵水花。
  “这回还能钓个屁!真是活见鬼,跑来这么个人。”保尔恼火地想。为了掩饰自己的笨拙,他把钓钩甩到更远的水里。
  钓钩落在两支牛蒡的中间,这里恰恰是不应当下钓的地方,因为鱼钩可能挂到牛蒡根上。
  保尔情知钓下错了地方,他头也不回,低声埋怨起背后的姑娘来:“你瞎嚷嚷什么,把鱼都吓跑了。”
  他立刻听到上面传来几句连嘲笑带挖苦的答话:“单是您这副模样,也早就把鱼吓跑了。再说,大白天能钓着鱼吗?瞧您这个渔夫,多能干!”
  保尔竭力保持礼貌,可是对方未免太过分了。他站起身来,把帽子扯到前额上——这向来是他生气的表示——尽量挑选最客气的字眼,说:“小姐,您还是靠边呆着去,好不好?”
  冬妮亚眯起眼睛,微微一笑,说:“难道我妨碍您吗?”
  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味道,而是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了。保尔本来想对这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姐”发作一通,现在却被解除了武装。
  “也没什么,您要是愿意看,就看好了,我并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说完,他坐了下来,重新看他的鱼漂。鱼漂紧贴着牛蒡不动,显然是鱼钩挂在根上了。保尔不敢起钓,心里嘀咕着:“钩要是挂上,就摘不下来了。这位肯定要笑话我。她要是走掉该多好!”
  然而,冬妮亚却在一棵微微摇摆的弯曲的柳树上,坐得更舒适了。她把书放在膝盖上,看着这个晒得黝黑的、黑眼睛的孩子,他先是那样不客气地对待她,现在又故意不理睬她,真是个粗野的家伙。
  保尔从镜子一样的水面上清楚地看到了那姑娘的倒影。
  她正坐着看书,于是他悄悄地往外拉那挂住的钓丝。鱼漂在下沉,钓丝绷得紧紧的。
  “真挂住了,该死的!”他心里想,一斜眼,看见水中有一张顽皮的笑脸。
  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正朝这边走来,他们都是文科学校七年级学生。一个是机车库主任苏哈里科工程师的儿子。他是个愚蠢而又爱惹是生非的家伙,今年十七岁,浅黄头发,一脸雀斑,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麻子舒拉。
  他手里拿着一副上好的钓竿,神气活现地叼着一支香烟。和他并排走着的是维克托,一个身材匀称的娇气十足的青年。
  苏哈里科侧过身子,朝维克托挤眉弄眼地说:“这个姑娘像葡萄干一样香甜,别有风味。这样的,本地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我担保她是个浪——漫——女——郎。她在基辅上学,读六年级。现在是到父亲这儿来消夏的。她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她跟我妹妹莉莎很熟。我给她写过一封情书,你知道,满篇都是动人的词句。我说我发狂地爱着她。战栗地期待着她的回信。我甚至选了纳德森[纳德森(1862—1887),俄国诗人。——译者]的一首诗,抄了进去。”
  “结果怎么样?”维克托兴致勃勃地问。
  苏哈里科有点狼狈,说:“你知道,还不是装腔作势,摆臭架子……说什么别糟蹋信纸了。不过,这种事情开头总是这一套。干这一行,我可是个老手。你知道,我才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跟在屁股后面献殷勤。晚上到工棚那儿去,花上三个卢布,就能弄到一个让你见了流口水的美人,比这要好多了。而且人家一点也不扭扭捏捏。你认得铁路上的那个工头瓦利卡·季洪诺夫吗?我们俩就去过。”
  维克托轻蔑地皱起眉头,说:“舒拉,你还干这种下流勾当?”
  舒拉·苏哈里科咬了咬纸烟,吐了一口唾沫,讥笑地说:“你倒像个一尘不染的正人君子,其实你干的事,我们全知道。”
  维克托打断他的话,问:“那么,你能把她介绍给我吗?”
  “当然可以,趁她还没走,咱们快点去。昨天早上,她自己也在这儿钓鱼来着。”
  两个朋友已经到了冬妮亚跟前。苏哈里科取出嘴里的纸烟,挺有派头地鞠了一躬。
  “您好,图曼诺娃小姐。怎么,您在钓鱼吗?”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亚回答。
  苏哈里科急忙拉着维克托的手,说:“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托·列辛斯基。”
  维克托不自然地把手伸给冬妮亚。
  “今天您怎么没钓鱼呢?”苏哈里科竭力想引起话头来。
  “我没带钓竿。”冬妮亚回答。
  “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苏哈里科连忙说。“请您先用我的钓吧,我这就去拿。”
  他履行了对维克托许下的诺言,介绍他跟冬妮亚认识之后,现在要设法走开,好让他们俩在一起。
  “不,咱们这样会打搅别人的,这儿已经有人在钓鱼了。”冬妮亚说。
  “打搅谁?”苏哈里科问。“啊,是这个小子吗?”他这时才看见坐在柳丛前面的保尔。“好办,我马上叫这小子滚蛋!”
  冬妮亚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他,他已经走下坡去,到了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
  “赶紧给我把钓竿收起来,滚蛋。”苏哈里科对保尔喊。他看见保尔还在稳稳当当地坐着钓鱼,又喊:“听见没有,快点,快点!”
  保尔抬起头,毫不示弱地白了苏哈里科一眼。
  “你小点声,龇牙咧嘴地嚷嚷什么?”
  “什——什——么?”苏哈里科动了肝火。“你这穷光蛋,竟敢回嘴。给我滚开!”说着,狠劲朝盛蚯蚓的铁罐子踢了一脚。铁罐子在空中翻了几翻,扑通一声掉进水里,激起的水星溅到冬妮亚的脸上。
  “苏哈里科,您怎么不害臊啊!”她喊了一声。
  保尔跳了起来。他知道苏哈里科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阿尔焦姆就在他父亲手下干活。要是现在就对准这张虚胖焦黄的丑脸揍他一顿,他准要向他父亲告状,那样就一定会牵连到阿尔焦姆。正是因为这一点,保尔才克制着自己,没有立即惩罚他。
  苏哈里科却以为保尔要动手打他,便扑了过去,用双手去推站在水边的保尔。保尔两手一扬,身子一晃,但是稳住了,没有跌下水去。
  苏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要讲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他是第一把交椅。
  保尔胸口挨了这一下,忍无可忍了。
  “啊,你真动手?好吧,瞧我的!”说着,把手稍稍一扬,照苏哈里科的脸狠狠打了一拳。紧接着,没容他还手,一把紧紧抓住他的学生装,猛劲一拉,把他拖到了水里。
  苏哈里科站在没膝深的水中,锃亮的皮鞋和裤子全都湿了。他拼命想挣脱保尔那铁钳般的手。保尔把他拖下水以后,就跳上岸来。
  狂怒的苏哈里科跟着朝保尔扑过来,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撕碎。
  保尔上岸以后,迅速转过身来,面对着扑过来的苏哈里科。这时他想起了拳击要领:“左腿支住全身,右腿运劲、微屈,不单用手臂,而且要用全身力气,从下往上,打对手的下巴。”他按照要领狠劲打了一下……
  只听得两排牙齿喀哒一声撞在一起。苏哈里科感到下巴一阵剧烈疼痛,舌头也咬破了,他尖叫一声,双手在空中乱舞了几下,整个身子向后一仰,扑通一声,笨重地倒在水里。
  冬妮亚在岸上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打得好,打得好!”她拍着手喊。“真有两下子!”
  保尔抓住钓竿,使劲一拽,拉断了挂住的钓丝,跑到大路上去了。
  临走的时候,他听到维克托对冬妮亚说:“这家伙是个头号流氓,叫保尔·柯察金。”
  车站上变得不安宁了。从铁路沿线传来消息说,铁路工人已经开始罢工。邻近的一个火车站上,机车库工人也闹起来了。德国人抓走两名司机,怀疑他们传送宣言。德军在乡下横征暴敛,逃亡的地主又重返庄园,这两件事使那些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极为愤怒。
  乌克兰伪乡警的皮鞭抽打着庄稼汉的脊背。省里的游击运动开展起来了。已经有十个左右游击队,有的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有的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
  这些天,费奥多尔·朱赫来忙得不可开交。他留在城里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时常参加青年人的晚会,在机车库钳工和锯木厂工人中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也试探过阿尔焦姆,问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党的事业有什么看法,这个身强力壮的钳工回答他说:“费奥多尔,你知道,我对党派的事,弄不太清楚,但是,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力,你可以相信我。”
  朱赫来对这种回答已经满意了。他知道阿尔焦姆是自己人,说到就能做到。至于入党,显然条件还不成熟。“没关系,现在这种时候,这一课很快就会补上的。”朱赫来这样想。
  朱赫来已经由发电厂转到机车库干活了,这样更便于进行工作,因为他在发电厂里,很难接触到铁路上的情况。
  现在铁路运输格外繁忙。德国人正用成千上万节车皮,把他们从乌克兰掠夺到的黑麦、小麦、牲畜等等,运到德国去。
  乌克兰伪警备队突然从车站抓走了报务员波诺马连科。
  他们把他带到队部,严刑拷打。看来,他供出了阿尔焦姆在机车库的同事罗曼·西多连科,说罗曼进行过鼓动工作。
  罗曼正在干活,两个德国兵和一个伪军官前来抓他。伪军官是德军驻站长官的助手,他走到罗曼的工作台跟前,一句话也没有说,照着他的脸就是一鞭子。
  “畜生,跟我们走,有话找你说!”接着,他狞笑了一声,狠劲拽了一下钳工的袖子,说:“走,到我们那儿煽动去吧!”
  这时候阿尔焦姆正在旁边的钳台上干活。他扔下锉刀,像一个巨人似的逼近伪军官,强忍住涌上心头的怒火,用沙哑的声音说:“你这个坏蛋,凭什么打人!”
  伪军官倒退了一步,同时伸手去解手枪的皮套。一个短腿的矮个子德国兵,也赶忙从肩上摘下插着宽刺刀的笨重步枪,哗啦一声推上了子弹。
  “不准动!”他嚎叫着,只要阿尔焦姆一动,他就开枪。
  高大的钳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面前这个丑八怪小兵,一点办法也没有。
  两个人都被抓走了。过了一个小时,阿尔焦姆总算放了回来,但是罗曼却被关进了堆放行李的地下室。
  十分钟后,机车库里再没有一个人干活了。工人们聚集在车站的花园里开会。扳道工和材料库的工人也都赶来参加。
  大家情绪异常激昂,有人还写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呼吁书。
  那个伪军官带着一伙警备队员急忙赶到花园。他挥舞着手枪,大声叫喊:“马上干活去!要不,就把你们全都抓起来,还得枪毙几个。”
  这时,群情更加激愤。
  工人们愤怒的吼声吓得他溜进了站房。德军驻站长官从城里调来德国兵。他们乘着几辆卡车,沿公路飞驰而来。
  工人们这才四散回家。所有的人都罢工了,连值班站长也走了。朱赫来的工作产生了效果。这是车站上的第一次群众示威。
  德国兵在站台上架起了重机枪。它支在那里,活像一只随时准备扑出去的猎狗。一个德军班长蹲在旁边,手按着枪把。
  车站上人都跑光了。
  当天夜里,开始了大搜捕。阿尔焦姆也被抓走了。朱赫来没有在家过夜,他们没有抓到他。
  抓来的人都关在一个大货仓里。德国人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立即复工,否则就交野战军事法庭审判。
  几乎全线的铁路工人都罢工了。这一昼夜连一列火车也没有通过。离这里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发生了战斗。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切断了铁路线,炸毁了几座桥梁。
  夜里有一列德国军车开进了车站。一到站,司机、副司机和司炉就都跑了。除了这列军车以外,站上还有两列火车急等着开出去。
  货仓的大铁门打开了,驻站长官德军中尉带着他的助手伪军官和一群德国人走了进来。
  驻站长官的助手叫道:“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勃鲁扎克,你们三个一组,马上去开车。要是违抗——就地枪决!去不去?”
  三个工人只好沮丧地点了点头。他们被押上了机车。接着,长官的助手又点了一组司机、副司机和司炉的名字,让他们去开另一列火车。
  火车头愤怒地喷吐着发亮的火星,沉重地喘着气,冲破黑暗,沿着铁轨驶向夜色苍茫的远方。阿尔焦姆给炉子添好煤,一脚踢上炉门,从箱子上拿起短嘴壶喝了一口水,对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说:“大叔,咱们真就这么给他们开吗?”
  波利托夫斯基紧锁浓眉,生气地眨了眨眼睛。
  “刺刀顶在脊梁上,那就开呗。”
  “咱们扔下机车,跳车跑吧。”勃鲁扎克斜眼看了看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建议说。
  “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就是这个家伙老在背后盯着,不好办。”
  “是——啊!”勃鲁扎克含糊地拖长声音说,同时把头探出了车窗。
  波利托夫斯基凑到阿尔焦姆跟前,低声说:“这车咱们不能开,你明白吗?那边正在打仗,起义的人炸毁了铁路,可是咱们反倒往那儿送这帮狗东西,他们一下子就会把起义的弟兄消灭掉。你知道吗,孩子,就是在沙皇时代,罢工的时候我也没出过车,现在我也不能开。送敌人去打自己人,一辈子都是耻辱。原先开这台机车的小伙子们不就跑了吗?他们虽然冒着生命危险,还是都跑了。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车开到那地方。你说呢?”
  “你说得对,大叔,可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呢?”阿尔焦姆瞥了德国兵一眼。
  司机皱紧眉头,抓起一团棉纱头,擦掉额上的汗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一下压力计,似乎想从那里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接着,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阿尔焦姆又拿起茶壶,喝了一口水。他们俩都在盘算着同一件事情,但是谁也不肯先开口。这时,阿尔焦姆想起了朱赫来的话:“老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看法?”
  他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随时准备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
  “这个忙可倒帮得好!送起讨伐队来了……”
  波利托夫斯基弯腰俯在工具箱上,紧靠着阿尔焦姆,鼓起勇气说:“干掉这家伙,你懂吗?”
  阿尔焦姆哆嗦了一下。波利托夫斯基把牙咬得直响,接着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先给他一家伙,再把调节器、操纵杆都扔到炉子里,让车减速,跳车就跑。”
  阿尔焦姆好像从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说:“好吧。”
  阿尔焦姆又探过身去,靠近副司机勃鲁扎克,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
  勃鲁扎克没有马上回答。他们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三个人的家眷都在城里。特别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人口多,有九个人靠他养活。但是三个人都很清楚,这趟车不能再往前开了。
  “那好吧,我同意。”勃鲁扎克说。“不过谁去……”他话说到半当腰,阿尔焦姆已经明白了。
  阿尔焦姆转身朝在调节器旁边忙碌着的老头点了点头,表示勃鲁扎克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他马上又想起了这个使他很伤脑筋的难题,便凑到波利托夫斯基跟前,说:“那咱们怎么下手呢?”
  老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来动手,你力气最大。用铁棍敲他一下,不就完了!”老头非常激动。
  阿尔焦姆皱了皱眉头,说:“这我可不行。我下不了手。细想起来,这个当兵的并没罪,他也是给刺刀逼来的。”
  波利托夫斯基瞪了他一眼,说:“你说他没罪?那么咱们也没罪,咱们也是给逼来的。可是咱们运送的是讨伐队。就是这些没罪的家伙要去杀害游击队员。难道游击队员们有罪吗?唉,你呀,你这个糊涂虫!身体壮得像只熊,就是脑袋不怎么开窍……”
  “好吧。”阿尔焦姆声音嘶哑地说,一面伸手去拿铁棍。但是波利托夫斯基把他拦住了,低声说:“还是我来吧,我比你有把握。你拿铁铲到煤水车上去扒煤。必要的时候,就用铁铲给他一下子。我现在装作去砸煤块。”
  勃鲁扎克点了点头,说:“对,老人家,这么办好。”说着,就站到了调节器旁边。
  德国兵戴着镶红边的无檐呢帽,两腿夹着枪,坐在煤水车边上抽烟,偶尔朝机车上忙碌着的三个工人看一眼。
  阿尔焦姆到煤水车上去扒煤的时候,那个德国兵并没有怎么注意他。然后,波利托夫斯基装作要从煤水车边上把大煤块扒过来,打着手势让他挪动一下,他也顺从地溜了下来,向司机室的门走去。
  突然,响起了铁棍击物的短促而沉闷的声音,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像被火烧着一样,吓了一跳。德国兵的头盖骨被敲碎了,他的身子像一口袋东西一样,沉重地倒在机车和煤水车中间的过道上。
  灰色的无檐呢帽马上被血染红了。步枪也当啷一声撞在车帮的铁板上。
  “完了。”波利托夫斯基扔掉铁棍,小声说。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又补充说:“现在咱们只能进不能退了。”
  他突然止住了话音,但是立即又大声喊叫起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快,把调节器拧下来!”
  十分钟之后,一切都弄妥当了。没有人驾驶的机车在慢慢地减速。
  铁路两旁,黑糊糊的树木阴森森地闪进机车的灯光里,随即又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车灯竭力想穿透黑暗,但是却被厚密的夜幕挡住了,只能照亮十米以内的地方。机车好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呼吸越来越弱了。
  “跳下去,孩子!”阿尔焦姆听到波利托夫斯基在背后喊,就松开了握着的扶手。他那粗壮的身子由于惯性而向前飞去,两只脚触到了急速向后退去的地面。他跑了两步,沉重地摔倒在地上,翻了一个筋斗。
  紧接着,又有两个人影从机车两侧的踏板上跳了下来。
  勃鲁扎克一家都愁容满面。谢廖沙的母亲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近四天来更是坐立不安。丈夫没有一点消息。她只知道德国人把他和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一起抓去开火车了。昨天,伪警备队的三个家伙来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粗暴地把她审问了一阵。
  从他们的话里,她隐约地猜到出了什么事。警备队一走,这个心事重重的妇女便扎起头巾,准备到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那里去,希望能打听到一点丈夫的消息。
  大女儿瓦莉亚正在收拾厨房,一见母亲要出门,便问:“妈,你上哪儿去?远吗?”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噙着眼泪看了看女儿,说:“我到柯察金家去,也许能从他们那儿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要是谢廖沙回来,就叫他到车站上波利托夫斯基家去问问。”
  瓦莉亚亲热地搂着母亲的肩膀,把她送到门口,安慰她说:“妈,你别太着急。”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两位妇女都想从对方那里打听到一点消息,但是刚一交谈,就都失望了。
  昨天夜里,警备队也到柯察金家进行了搜查。他们在搜捕阿尔焦姆。临走的时候,还命令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等她儿子一回家,马上到警备队去报告。
  夜里的搜查,把保尔的母亲吓坏了。当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夜间保尔一向是在发电厂干活的。
  一清早,保尔回到了家里。听母亲说警备队夜里来搜捕阿尔焦姆,他整个心都缩紧了,很为哥哥的安全担心。尽管他和哥哥性格不同,阿尔焦姆似乎很严厉,兄弟俩却十分友爱。这是一种严肃的爱,谁也没有表白过,可是保尔心里十分清楚,只要哥哥需要他,他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任何牺牲。
  保尔没有顾得上休息,就跑到车站机车库去找朱赫来,但是没有找到;从熟识的工人那里,也没有打听到哥哥和另外两个人的任何消息。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家的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保尔在院子里遇到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鲍里斯。从他那里听说,夜里警备队也到波利托夫斯基家搜查过,要抓他父亲。
  保尔只好回家了,没能给母亲带回任何消息。他疲倦地往床上一倒,立即沉入了不安的梦乡。
  瓦莉亚听到有人敲门,转过身来。
  “谁呀?”她一边问,一边打开门钩。
  门一开,她看到的是克利姆卡那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显然,他是跑着来的。他满脸通红,呼哧呼哧直喘。
  “你妈在家吗?”他问瓦莉亚。
  “不在,出去了。”
  “上哪儿去了?”
  “好像是上柯察金家去了。你找我妈干吗?”克利姆卡一听,转身就要跑,瓦莉亚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
  他迟疑不决地看了姑娘一眼,说:“你不知道,我有要紧事找她。”
  “什么事?”瓦莉亚缠住小伙子不放。“跟我说吧,快点,你这个红毛熊,你倒是说呀,把人都急死了。”姑娘用命令的口气说。
  克利姆卡立刻把朱赫来的嘱咐全都扔到了脑后,朱赫来反复交代过,纸条只能交给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本人。现在他却把一张又脏又皱的纸片从衣袋里掏出来,交给了瓦莉亚。他无法拒绝谢廖沙的姐姐的要求。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同这个浅黄头发的好姑娘打交道的时候,总是感到局促不安。自然,这个老实的小厨工连对自己也绝不会承认,他喜欢瓦莉亚。他把纸条递给瓦莉亚,瓦莉亚急忙读了起来:亲爱的安东尼娜!你放心。一切都好。我们全都平平安安的。详细情形,你很快就会知道。告诉那两家,一切顺利,用不着挂念。把这纸条烧掉。
  扎哈尔瓦莉亚一念完纸条,差点要扑到克利姆卡身上去:“红毛熊,亲爱的,你从哪儿拿到的?快说,从哪儿拿来的?你这个小笨熊!”瓦莉亚使劲抓住克利姆卡,紧紧追问,弄得他手足无措,不知不觉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这是朱赫来在车站上交给我的。”他说完之后,才想起这是不应该说的,就赶忙添上一句:“他可是说过,绝对不能交给别人。”
  “好啦,好啦!”瓦莉亚笑着说:“我谁都不告诉。你这个小红毛,快去吧,到保尔家去。我妈也在那儿呢。”她在小厨工的背上轻轻推了两下。
  转眼间,克利姆卡那长满红头发的脑袋在栅栏外消失了。
  三个失踪的工人一个也没有回家。晚上,朱赫来来到柯察金家,把机车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他尽力安慰这个吓慌了的女人,说他们三个人都到了远处偏僻的乡下,住在勃鲁扎克的叔叔那里,万无一失,只是他们现在还不能回家。不过,德国人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时局很快就会有变化。
  这件事发生以后,三家的关系更亲密了。他们总是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去读那些偶尔捎回来的珍贵家信。不过男人们不在,三家都显得有些寂寞冷清。
  一天,朱赫来装作是路过波利托夫斯基家,交给老太婆一些钱。
  “大婶,这是大叔捎来的。您可要当心,对谁都不能说。”
  老太婆非常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谢谢,要不然真够受的,孩子们都没吃的了。”
  这些钱是从布尔加科夫留下的经费里拨出来的。
  “哼,走着瞧吧。罢工虽然失败了,工人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复工,可是烈火已经烧起来,就再也扑不灭了。这三个人都是好样的,称得起无产阶级。”水兵朱赫来在离开波利托夫斯基家回机车库的路上,兴奋地这样想着。
  一家墙壁被煤烟熏得乌黑的老铁匠铺,坐落在省沟村外的大路旁。波利托夫斯基正在炉子跟前,对着熊熊的煤火,微微眯起双眼,用长把钳子翻动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
  阿尔焦姆握着吊在横梁上的杠杆,鼓动皮风箱,在给炉子鼓风。
  老司机透过他那大胡子,温厚地露出一丝笑意,对阿尔焦姆说:“眼下手艺人在乡下错不了,活有的是。只要干上一两个礼拜,说不定咱们就能给家里捎点腌肉和面粉去。孩子,庄稼人向来看重铁匠。咱们在这儿过得不会比大老板们差,嘿嘿。可扎哈尔就是另一码事了。他跟农民倒挺合得来,这回跟着他叔叔闷头种地去了。当然喽,这也难怪。阿尔焦姆,咱们爷俩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全靠两只肩膀一双手,就像常言说的那样,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嘿嘿。可扎哈尔呢,脚踩两只脚,一只脚在火车头上,一只脚在庄稼地里。”他把钳着的铁块翻动了一下,又认真地边思索边说:“孩子,咱们的事不大妙。要是不能很快把德国人撵走,咱们就得逃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或者罗斯托夫去。要不他们准会把咱们吊到半空中去,像晒鱼干一样。”
  “是这么回事。”阿尔焦姆含糊地说。
  “家里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帮土匪不会放过他们的吧?”
  “大叔,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家里的事只好不去想它了。”
  老司机从炉子里钳出那块红里透青的铁块,迅速放到铁砧上。
  “来呀,孩子,使劲锤吧!”
  阿尔焦姆抓起铁砧旁边的大锤,举过头顶,使劲锤下去。
  明亮的火星带着轻微的嘶嘶声,向小屋的四面飞溅,刹那间照亮了各个黑暗的角落。
  随着大锤的起落,波利托夫斯基不断翻动着铁块,铁块像化软的蜡一样服帖,渐渐给打平了。
  从敞开的门口吹进来阵阵温暖的夜风。
  下面是一个深色的大湖;湖四周的松树不断摆动它们那强劲的头。
  “这些树就像活人一样。”冬妮亚心里想。她躺在花岗石岸边一块深深凹下去的草地上。上面,在草地的背后,是一片松林;下面,就在悬崖的脚下,是湖水。环湖的峭壁,把阴影投在水上,使湖边的水格外发暗。
  冬妮亚最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离车站有一俄里[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过去是采石场,现在废弃了,泉水从深坑里涌出来,形成三个活水湖。冬妮亚突然听到下面湖边有击水的声音。她抬起头来,用手拨开树枝往下看,只见一个晒得黝黑的人有力地划着水,身子一屈一伸地朝湖心游去。冬妮亚可以看到他那黑里透红的后背和一头黑发。他像海象一样打着响鼻,挥臂分水前进,在水中上下左右翻滚,再不就潜入水底。后来,他终于疲倦了,就平舒两臂,身子微屈,眯缝起眼睛,遮住强烈的阳光,一动不动地仰卧在水面上。
  冬妮亚放开树枝,心里觉得好笑,想:“这可不太有礼貌。”
  于是又看起她的书来。
  冬妮亚聚精会神地读着维克托借给她的那本书,没有注意到有人爬过草地和松林之间的岩石。只是当那人无意踩落的石子掉到她书上的时候,她才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看见保尔·柯察金站在她的眼前。这意想不到的相遇使保尔感到惊奇,也有些难为情,他想走开。
  “刚才游泳的原来是他。”冬妮亚见保尔的头发还湿漉漉的,这么猜想着。
  “怎么,我吓您一跳吧?我不知道您在这儿,不是有意到这儿来的。”保尔说着,伸手攀住岩石。他也认出了冬妮亚。
  “您并没打搅我。如果您愿意,咱们还可以随便谈谈。”
  保尔惊疑地望着冬妮亚。
  “咱们有什么可谈的呢?”
  冬妮亚莞尔一笑。
  “您怎么老是站着?可以坐到这儿来。”冬妮亚指着一块石头说。“请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
  “保夫卡·柯察金。”
  “我叫冬妮亚。您看,咱们这不就认识了吗?”
  保尔不好意思地揉着手里的帽子。
  “您叫保夫卡吗?”冬妮亚打破了沉默。“为什么叫保夫卡呢?这不好听,还是叫保尔好。我以后就叫您保尔。您常到这儿……”她本来想说“来游泳吗”,但是不愿意让对方知道她方才看见他游泳了,就改口说:“……来散步吗?”
  “不,不常来,有空的时候才来。”保尔回答。
  “那么您在什么地方工作呢?”冬妮亚追问。
  “在发电厂烧锅炉。”
  “请您告诉我,您打架打得这么好,是在什么地方学的?”
  冬妮亚忽然提出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打架关您什么事?”保尔不满地咕哝了一句。
  “您别见怪,柯察金。”她觉出自己提的问题引起了保尔的不满。“我对这事很感兴趣。那一拳打得可真漂亮!不过打人可不能那么毫不留情。”冬妮亚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您可怜他吗?”保尔问。
  “哪里,我才不可怜他呢,相反,苏哈里科是罪有应得。那个场面真叫我开心。听说您常打架。”
  “谁说的?”保尔警觉起来。
  “维克托说的,他说您是个打架大王。”
  保尔一下子变了脸色。
  “啊,维克托,这个坏蛋,寄生虫。那天让他滑过去了,他得谢天谢地。我听见他说我的坏话了,不过我怕弄脏了手,才没揍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骂人呢,保尔?这可不好。”冬妮亚打断了他的话。
  保尔十分不痛快,心里想:“真见鬼,我干吗要跟这么个怪物闲扯呢?瞧那副神气,指手画脚的,一会儿是‘保夫卡’不好听,一会儿又是‘不要骂人’。”
  “您怎么对维克托那么大的火气?”冬妮亚问。
  “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公子哥儿,没有灵魂的家伙,我看到这种人,手就发痒。仗着他有钱,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干,就横行霸道。他钱多又怎么样?呸!我才不买这个帐呢。只要他碰我一下,我就要他的好看。这种人就得用拳头教训。”保尔愤愤地说。
  冬妮亚后悔不该提起维克托的名字。看来,这个小伙子同那个娇生惯养的中学生是有旧仇的。于是,她就把话头转到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的题目上,问起保尔的家庭和工作情况来。
  保尔不知不觉地开始详细回答姑娘的询问,把要走的念头打消了。
  “您怎么不多念几年书呢?”冬妮亚问。
  “学校把我撵出来了。”
  “因为什么?”
  保尔脸红了。
  “我在神甫家的发面上撒了点烟末。就为这个,他们把我赶了出来。那个神甫凶极了,专门给人苦头吃。”接着,保尔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冬妮亚。
  冬妮亚好奇地听着。保尔已经不再感到拘束了,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把哥哥没有回家的事也对冬妮亚讲了。他们亲切而又热烈地交谈着。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草地上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保尔突然想起他还有事,立刻跳了起来。
  “我该去上工了。只顾说话,要误事了。我得去生火烧锅炉。达尼拉今天准得发脾气。”他不安地说。“好吧,小姐,再见。我得撒开腿,跑回城里去。”
  冬妮亚也立刻站起来,穿上外衣。
  “我也该走了,咱们一起走吧。”
  “这可不行,我得跑,您跟我走不到一块。”
  “为什么不行?咱们一起跑,比一比,看谁跑得快。”
  保尔轻视地看了她一眼。
  “赛跑?您能跟我比?”
  “那就比比看吧。咱们先从这儿走出去。”
  保尔跳过石头,又伸手帮冬妮亚跳了过去。他们一起来到林中一条通向车站的又宽又平的路上。
  冬妮亚在路中央站好。
  “现在开始跑:一、二、三!您追吧!”冬妮亚像旋风一样向前冲去。她那双皮鞋的后跟飞快地闪动着,蓝色外衣随风飘舞。
  保尔在后面紧紧追赶。
  “两步就能撵上。”他心里想。他在那飘动着的蓝外衣后面飞奔着,可是一直跑到路的尽头,离车站已经不远了,才追上她。他猛冲过去,双手紧紧抓住冬妮亚的肩膀。
  “捉住了,小鸟给捉住了!”他快活地叫喊着,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放手,怪疼的。”冬妮亚想挣脱他的手。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地站着,心怦怦直跳。冬妮亚因为疯狂地奔跑,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仿佛无意地稍稍倚在保尔身上,保尔感到她是那么亲近。这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但是却深深地留在记忆里了。
  “过去谁也没有追上过我。”她说着,掰开了保尔的双手。
  他们马上就分手了。保尔挥动帽子向冬妮亚告别,快步向城里跑去。
  当保尔打开锅炉房门的时候,锅炉工达尼拉正在炉旁忙着。他生气地转过身来:“你还可以再晚一点来。怎么,我该替你生火,是不是?”
  但是保尔却愉快地拍了一下师傅的肩膀,讨饶地说:“老爷子,火一下子就会生好的。”他马上动手,在柴垛旁边干起活来。
  到了午夜,达尼拉躺在柴垛上,已经像马打响鼻一样,打着呼噜了。保尔爬上爬下给发动机的各个机件上好了油,用棉纱头把手擦干净,从箱子里拿出第六十二册《朱泽培·加里波第》[这是一部记述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加里波第(1807—1882)的传记小说。——译者],埋头读起来。这本小说写的是那不勒斯“红衫军”的传奇领袖加里波第,他的无数冒险故事使保尔入了迷。
  “她用那对秀丽的蓝眼睛瞟了公爵一眼……”
  “刚好她也有一对蓝眼睛。”保尔想起了她。“她有点特殊,跟别的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不一样,”他想。“而且跑起来跟魔鬼一样快。”
  保尔沉浸在白天同冬妮亚相遇的回忆里,没有听到发动机愈来愈大的响声。机器暴躁地跳动着,飞轮在疯狂地旋转,连水泥底座也跟着剧烈颤动起来。
  保尔向压力计看了一眼:指针已经越过危险信号的红线好几度了!
  “哎呀,糟了!”保尔从箱子上跳了下来,冲向排气阀,赶忙扳了两下,于是锅炉房外面响起了排气管向河里排气的咝咝声。他放下排气阀,又把皮带套在开动水泵的轮子上。
  保尔回头瞧瞧达尼拉,他仍然在张着大嘴酣睡,鼻子里不断发出可怕的鼾声。
  半分钟后,压力计的指针又回到了正常的位置上。
  冬妮亚同保尔分手之后,朝家里走去。她回忆着刚才同那个黑眼睛少年见面的情景,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次相遇竟使她很高兴。
  “他多么热情,多么倔强啊!他根本不像我原先想的那样粗野。至少,他完全不像那些流口水的中学生……”
  他是另外一种人,来自另一个社会,这种人冬妮亚还从来没有接近过。
  “可以叫他听话的,”她想。“这样的友谊一定挺有意思。”
  快到家的时候,冬妮亚看见莉莎、涅莉和维克托坐在花园里。维克托在看书。看样子,他们都在等她。
  冬妮亚同他们打过招呼,坐到长凳上。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起来。维克托找个机会挪到冬妮亚跟前坐下,悄声问:“那本小说您看完了吗?”
  “哎呀!那本小说,”冬妮亚忽然想起来了。“我把它……”她差点脱口说出,把书忘在湖边了。
  “您喜欢它吗?”维克托注视着冬妮亚。
  冬妮亚想了想。她用鞋尖在小径沙地上慢慢地画着一个神秘的图形,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瞥了维克托一眼,说:“不,不喜欢。我已经爱上了另外一本,比您那本有意思得多。”
  “是吗?”维克托自觉无趣地拖长声音说。“作者是谁呢?”他问。
  冬妮亚的两只眼睛闪着光芒,嘲弄地看了看维克托。“没有作者……”
  “冬妮亚,招呼客人到屋里来坐吧,茶已经准备好了。”冬妮亚的母亲站在阳台上喊。
  冬妮亚挽着两个女友的手臂,走进屋里。维克托跟在后面,苦苦思索着冬妮亚刚才说的那番话,摸不透是什么意思。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模模糊糊的感情,已经偷偷地钻进这个年轻锅炉工的生活里。这种感情是那样新鲜,又是那样不可理解地激动人心。它使这个具有反抗性格的顽皮少年心神不宁了。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而在保尔看来,林务官和律师列辛斯基是一类人。
  在贫困和饥饿中长大的保尔,对待他眼中的富人,总是怀有敌意。他对自己现在产生的这种感情,也不能没有戒备和疑虑。他知道冬妮亚和石匠的女儿加莉娜不一样,加莉娜是朴实的,可以理解的,是自己人;冬妮亚则不同,他对她并不那么信任。只要这个漂亮的、受过教育的姑娘敢于嘲笑或者轻视他这个锅炉工,他随时准备给予坚决的反击。
  保尔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林务官的女儿了。今天,他决定再到湖边去走一趟。他故意从她家路过,希望能碰上她。
  他顺着花园的栅栏慢慢地走着,走到栅栏尽头,终于看见了那熟悉的水手服。他拾起栅栏旁边的一颗松球,朝着她的白衣服掷过去。冬妮亚迅速转过身来。她看见是保尔,连忙跑到栅栏跟前,快活地笑着,把手伸给他。
  “您到底来了。”她高兴地说。“这么长的时间,您跑到哪儿去了?我又到湖边去过,我把书忘在那儿了。我想您一定会来的。请进,到我们花园里来吧。”
  保尔摇了摇头,说:“我不进去。”
  “为什么?”她惊异地扬起眉毛。
  “您父亲说不定要发脾气的。您也得为我挨骂。他会问您,干吗把这个傻小子领进来。”
  “您尽瞎说,保尔。”冬妮亚生气了。“快点进来吧。我爸爸决不会说什么的,等一下您就知道了。进来吧。”
  她跑去开了园门,保尔犹豫不决地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您喜欢看书吗?”他们在一张桌腿埋在地里的圆桌旁边坐下来之后,冬妮亚问他。
  “非常喜欢。”保尔马上来了精神。
  “您读过的书里,哪一本您最喜欢?”
  保尔想了一下,说:“《朱泽倍·加里波第》。”
  “《朱泽培·加里波第》。”冬妮亚随即纠正他。接着又问:“您非常喜欢这部书吗?”
  “非常喜欢。我已经看完六十八本了。每次领到工钱,我就买五本。加里波第可真了不起!”保尔赞赏地说。“那才是个英雄呢!我真佩服他。他同敌人打过多少仗,每回都打胜仗。所有的国家他都到过。唉!要是他现在还活着,我一定去投奔他。他把手艺人都组织起来,他总是为穷人奋斗。”
  “您想看看我们的图书室吗?”冬妮亚问他,说着就拉起他的手。
  “这可不行,我不到屋里去。”保尔断然拒绝了。
  “您为什么这样固执呢?也许是害怕?”
  保尔看了看自己那两只光着的脚,实在不干净。他挠挠后脑勺,说:“您母亲、父亲不会把我撵出来吧?”
  “您别瞎说好不好?不然我可真要生气了。”冬妮亚发起脾气来。
  “那好吧,不过列辛斯基家是不让我们这样的人进屋的,有话就在厨房里讲。有一回,我有事到他们家,涅莉就没让我进屋。大概是怕我弄脏地毯吧,鬼知道她是什么心思。”保尔说着,笑了起来。
  “走吧,走吧。”冬妮亚抓住他的肩膀,友爱地把他推上阳台。
  冬妮亚带他穿过饭厅,走进一间屋子。屋里有一个很大的柞木书橱。她打开了橱门。保尔看到书橱里整齐地排列着几百本书。他第一次看到这么丰富的藏书,有些吃惊。
  “咱们马上挑一本您喜欢读的书。您得答应以后经常到我家来拿书,行吗?”
  保尔高兴地点了点头,说:“我就是爱看书。”
  他们友好又快活地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冬妮亚还把保尔介绍给自己的母亲。事情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保尔觉得冬妮亚的母亲也挺好。
  冬妮亚又领保尔到她自己的房间里,把她的书和课本拿给他看。
  一个不大的梳妆台旁边立着一面小巧的镜子。冬妮亚把保尔拉到镜子跟前,笑着说:“为什么您的头发要弄得像野人一样呢?您从来不理不梳吧?”
  “长得长了,剪掉就是,还叫我怎么办呢?”保尔不好意思地辩解说。
  冬妮亚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梳子,很快就把他那乱蓬蓬的头发梳顺当了。
  “这才像个样子,”她打量着保尔说。“头发应当理得漂亮一些,不然您就会像个野人。”
  冬妮亚用挑剔的目光看了看保尔那件退了色的、灰不灰黄不黄的衬衫和破了的裤子,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保尔觉察到了冬妮亚的目光,他为自己的穿戴感到不自在。
  临别时,冬妮亚一再请保尔常到她家来玩,并和他约好过两天一起去钓鱼。
  保尔不愿再穿过房间,怕碰见冬妮亚的母亲,就从窗户一下子跳进了花园。
  阿尔焦姆走后,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只靠保尔的工钱是不够开销的。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决定同保尔商量一下,看她要不要出去找点活做,恰好列辛斯基家要雇用一个厨娘。可是保尔坚决不同意。
  “不行,妈。我可以再找一份活干。锯木厂正要雇人搬木板。我到那儿去干半天,就够咱俩花的了。你别出去干活。要不,阿尔焦姆该生我的气了,他准得埋怨我,说我不想办法,还让妈去受累。”
  母亲向他说明一定要出去做工的道理,但是保尔执意不肯,母亲也就只好作罢。
  第二天,保尔就到锯木厂去做工了。他的工作是把新锯出的木板分散放好,晾干。他在那里遇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老同学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另一个是瓦尼亚·库利绍夫。
  保尔同米什卡一起干计件活,收入相当不坏。他白天在锯木厂做工,晚上再到发电厂去。
  过了十天,保尔领回了工钱。他把钱交给母亲的时候,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会儿,终于请求说:“妈,给我买件布衬衫吧,蓝的,就像去年穿的那件一样,你还记得吗?用一半工钱就够了。往后我再去挣,你别担心。
  你看,我身上这件太旧了。”保尔这样解释着,好像很过意不去似的。
  “是啊,保夫鲁沙,是得买了。我今天去买布,明天就给你做上。可不是,你连一件新衬衫都没有。”她疼爱地瞧着儿子说。
  保尔在理发馆门口站住了。他摸了摸衣袋里的一个卢布,走了进去。
  理发师是个机灵的小伙子,看见有人进来,就习惯地朝椅子点了点头,说:“请坐。”
  保尔坐到一张宽大舒适的椅子上,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那副慌张不安的面孔。
  “理分头吗?”理发师问。
  “是的。啊,不。我是说,这么大致剪一剪就行。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保尔说不明白,只好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明白了。”理发师笑了。
  一刻钟以后,保尔满身大汗,狼狈不堪地走出理发馆,但是头发总算理得整整齐齐的了。他那一头蓬乱的头发叫理发师花了不少工夫,最后,水和梳子终于把它制服了。现在头发变得服服帖帖的了。
  保尔在街上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把帽子拉低一些。
  “妈看见了,会说什么呢?”
  保尔没有如约去钓鱼,冬妮亚很不高兴。
  “这个小火夫不怎么体贴人。”她恼恨地想。但是保尔一连好几天没有露面,她却又开始感到寂寞无聊了。
  这天她正要出去散步,母亲推开她的房门,说:“冬妮亚,有客人找你。让他进来吗?”
  门口站的是保尔,冬妮亚一开始简直认不出他来了。
  他穿着一身新衣服,蓝衬衫,黑裤子,皮靴也擦得亮亮的。再有,冬妮亚一眼就看到,他理了发,头发不再是乱蓬蓬的了。一句话,这个黑黝黝的小火夫已经完全变了样。
  冬妮亚本想说几句表示惊讶的话,但是看到他已经有些发窘,不愿意再让他难堪,就装出一副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的样子,只是责备他说:“您不觉得不好意思吗?怎么没来找我去钓鱼呢?您就是这样守信用的吗?”
  “这些天我一直在锯木厂干活,脱不开身。”
  他没好意思说,为了买这件衬衫和这条裤子,这些天干活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
  但是冬妮亚已经猜到了这一点,她对保尔的恼怒顷刻烟消云散了。
  “走,咱们到池边去散步吧!”她提议说。他们穿过花园,上了大路。
  保尔已经把冬妮亚当作自己的好朋友,把那件最大的秘密——从德国中尉那里偷了一支手枪的事,也告诉了她。他还约她过几天一起到树林深处去放枪。
  “你要当心,别把我的秘密泄漏了。”保尔不知不觉把“您”改成了“你”。
  “我决不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冬妮亚庄严地保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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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27:16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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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点劈劈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屋顶上的雨水刷刷地往下流。劲风阵阵,吹得花园里的樱桃树惊慌地东摇西晃,树枝不时撞在窗玻璃上。冬妮亚已多次抬起头来,谛听着是不是有人敲门。她终于明白,这不过是风在捣乱,于是皱起了眉头。风雨声搅得她再也写不下去了,惆怅袭上了心头。她面前的桌子上摊着几张写得满满的信纸。她写完最后一页,裹紧了披巾,拿起刚写好的信,重读了一遍。
  亲爱的塔妮亚:我父亲的助手偶然路过基辅,我请他捎这封信给你。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请别见怪。
  眼下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全都乱糟糟的,思绪也理不出来。即便有心思写信,邮路又不通,也没有人捎。
  你已经知道,父亲不同意我再去基辅。七年级我只好在本地的中学念了。
  我很想念朋友们,尤其是你。我在这里一个同学也没有。
  跟前大多是些庸俗乏味的男孩和土里土气、却又高傲自大的蠢女孩。
  前几封信里,我跟你谈到过保夫鲁沙。我原先以为,我对这个小锅炉工的感情不过是年轻人的逢场作戏,昙花一现的恋情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可我想错了,塔妮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是的,我们两个都还很稚嫩,年龄加起来才三十三岁。但是,这里面却有着某种更为严肃的东西。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反正不是逢场作戏。
  如今,在这淫雨连绵、泥泞遍地的深秋季节,在这寂寞无聊的小城里,我对这个邋里邋遢的小火夫的突发之情竟充满了我的全部身心,装点着周围灰蒙蒙一片的生活。
  我本是个不安分的小女孩,有时还爱异想天开,一心要在生活中寻找某种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我从这样一个小女孩成长起来,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这些小说常常触发你对生活的奇想,促使你去追求一种更为绚丽、更为充实的生活,而不满足于那种叫人厌恶和腻烦的、千篇一律的灰暗生活,这后一种生活却正是跟我类似的绝大多数女性所习惯了的。在对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的追求中,我产生了对保尔的感情。我熟悉的那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那样明确无误而又别具一格的生活见解,没有一个。而我和他的友谊本身也是非同一般的。正是因为追求夺目的光彩,也因为我异想天开地要“考验考验”他,有一次我差点没要了他的小命。这件事眼下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十分惭愧。
  这是夏末的事。我跟保尔来到湖边的一座悬崖上,这是我喜爱的地方。真是鬼迷心窍,我竟会生出来一个再考验他一次的念头。那座陡峭的悬崖你是知道的,去年夏天我领你去过,足足有五俄丈[一俄丈等于2.134米。——译者]高。我简直疯了,对他说:“你不敢跳下去,你害怕。”
  他朝下面的湖水看了看,摇摇头说:“活见鬼!干吗,我的命不值钱哪?谁活得不耐烦,他跳就是了。”
  我这样挑逗他,他以为是开玩笑。别看我多次亲眼看到他表现得很勇敢,有时甚至天不怕地不怕,此时此刻我却认为,他敢做的,也就是打个架啦,冒个险啦,偷支手枪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事,真正要冒生命危险的大无畏精神,他还谈不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糟糕,叫我一辈子再也不敢去干那种想入非非的蠢事。我告诉他,我不大相信他那么勇敢,只是检验他一下,是否真有胆量跳悬崖,不过我并不强迫他这样做。当时我简直着了迷,觉得太有意思了,为了进一步激他,又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他真是男子汉,想博得我的爱情,那就跳下去,跳过之后,他就可以得到我。
  塔妮亚,我现在深深意识到,这太过分了。他对我的建议惊讶不已,凝视了我片刻。我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他已经甩掉脚上的鞋子,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我吓得尖叫起来,可一切都晚了——他那挺直的身躯飞速向水面落下去。短短的三秒钟,在我却是长得没有尽头。当水面激起的巨大浪花把他的身子掩盖起来的瞬间,我害怕极了,顾不得滑下悬崖的危险,忧心如焚地张望着水面一圈圈漾开去的波纹。似乎是无尽的等待之后,水面上终于露出了我心爱的那颗黑色的头。我号啕大哭,迅速向通湖边的小路飞奔过去。
  我知道,他跳崖并不是为了得到我,我许下的愿至今没有偿还,而是为了永远结束这种考验。
  树枝敲击着窗户,不让我写下去。今天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塔妮亚。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黯淡,这对我的情绪也有影响。
  车站上列车不间断。德国人在撤退。他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然后分批登车离去。据说,离这里二十俄里的地方,起义者和撤退的德军在交战。你是知道的,德国也发生了革命,他们急着回国去。火车站的工人快跑光了。像要出什么事,我说不上来,可心里惶惶然不可终日。等你的回信。
                爱你的 冬妮亚
                1918年11月29日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着乌克兰。愈来愈多的人拿起了武器,每一次战斗都有新的人参加进来。
  小市民过惯了的那种安宁平静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了。
  战争的风暴袭来,隆隆炮声震撼着破旧的小屋。小市民蜷缩在地窖的墙根底下,或者躲在自家挖的避弹壕里。
  佩特留拉手下那些五花八门的匪帮在全省横冲直撞,什么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格尔、戈尔季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小头目,这些数不清的各式各样匪徒,到处为非作歹。
  过去的军官、右翼和“左翼”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党徒,一句话,任何一个不要命的冒险家,只要能纠集一批亡命徒,就都自封为首领,不时还打起佩特留拉的蓝黄旗,用尽一切力量和手段夺取政权。
  “大头目佩特留拉”的团和师,就是由这些乌七八糟的匪帮,加上富农,还有小头目科诺瓦利茨指挥的加里西亚地方的攻城部队拼凑起来的。红色游击队不断向这帮社会革命党和富农组成的乌合之众冲杀,于是大地就在这无数马蹄和炮车车轮下面颤抖。
  在那动乱的一九一九年的四月,吓得昏头昏脑的小市民,早上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推开窗户,提心吊胆地询问比他起得早的邻居:“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天城里是哪一派掌权?”
  那个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一边系裤带,一边左右张望,惶恐地回答:“不知道啊,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夜里开进来一些队伍。等着瞧吧。要是抢劫犹太人,那就准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们’,那一听说话,也就知道了。我这不是在看吗,看到底该挂谁的像,可别弄错了,招惹是非。您知道吗,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就是因为没看准,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像挂了出去。刚好有三个人冲他走过来,没想到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们一看见列宁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家伙,一口气抽了他二十马鞭,一边打一边骂:‘狗杂种,共产党,我们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不管格拉西姆怎么分辩,怎么哭喊,都不顶事。”
  正说着,有一群武装人员沿着公路走来。他们俩看见,赶紧关上窗户,藏了起来。日子不太平啊!……
  至于工人们,却是怀着满腔的仇恨瞧着佩特留拉匪帮的蓝黄旗。他们还没有力量对抗“乌克兰独立运动”这股沙文主义的逆流。只有当浴血奋战的红军部队击退佩特留拉匪帮的围攻,从这一带路过,像楔子一样插进城里的时候,工人们才活跃起来。亲爱的红旗只在市参议会房顶上飘扬一两天,部队一撤,黑暗又重新降临了。
  现在这座小城的主人是外第聂伯师的“荣耀和骄傲”戈卢勃上校。昨天他那支两千个亡命徒的队伍趾高气扬地开进了城。
  上校老爷骑着黑色的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尽管四月的太阳已经暖烘烘的了,他还是披着高加索毡斗篷,戴着扎波罗什哥萨克的红顶羔皮帽子,里边穿的是切尔克斯长袍,佩着全副武装:有短剑,有镶银马刀。
  戈卢勃上校老爷是个美男子:黑黑的眉毛,白白的脸,只是由于狂饮无度,脸色白里透着微黄,而且嘴里总是叼着烟斗。革命前,上校老爷在一家糖厂的种植园里当农艺师,但是那种生活寂寞无聊,根本不能同哥萨克头目的赫赫声势相比。于是,这位农艺师就乘着浊流在全国泛滥的机会,浮游上来,成了戈卢勃上校老爷。
  为了欢迎新来的队伍,城里唯一的剧院正在举行盛大的晚会。佩特留拉派士绅界的全部“精华”都出席了:一些乌克兰教师,神甫的大女儿、美人阿妮亚,小女儿季娜,一些小地主,波托茨基伯爵过去的管事,自称“自由哥萨克”的一帮小市民,以及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党徒。
  剧场里挤得满满的。女教师、神甫的女儿和小市民太太们穿着鲜艳的乌克兰绣花民族服装,戴着珠光宝气的项链,饰着五彩缤纷的飘带。她们周围是一群响着马刺的军官。这些军官活像古画上的扎波罗什哥萨克。
  军乐队奏着乐曲。舞台上正在忙乱地准备演出《纳扎尔·斯托多利亚》。
  但是没有电。事情报告到司令部上校老爷那里。上校老爷正打算光临今天的晚会,为晚会锦上添花。他听了副官(此人原是沙皇陆军少尉,姓波良采夫,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哥萨克少尉帕利亚内查)的报告以后,漫不经心但又威风凛凛地下命令说:“电灯一定要亮。你就是掉了脑袋,也要给我找到电工,立即发电。”
  “是,上校大人。”
  帕利亚内查少尉并没有掉脑袋,他找到了电工。
  一个小时之后,他的两个士兵押着保尔来到发电厂。电工和机务员也是用同样的办法找来的。
  帕利亚内查指着一根铁梁,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要是到七点钟电灯还不亮,我就把你们三个统统吊死在这里!”
  这个简短的命令奏了效。到了指定的时间,电灯果然亮了。
  当上校老爷带着他的情人到达剧场的时候,晚会进入了高潮。上校的情人是一个胸部丰满、长着浅褐色头发的姑娘,是上校的房东、酒店老板的女儿。
  酒店老板很有钱,他曾把女儿送到省城中学念过书。
  他们在前排荣誉席就坐之后,上校老爷表示节目可以开演了。于是帷幕立刻拉开,观众看到了匆忙跑进后台的导演的背影。
  演剧的时候,军官们带着女伴在酒吧间里大吃大喝。那里有神通广大的帕利亚内查搜罗来的上等私酒和强征来的各种美味。到剧终的时候,他们已经酩酊大醉了。
  帕利亚内查跳上舞台,装腔作势地把手一扬,用乌克兰话宣布:“诸位先生,现在开始跳舞!”
  台下的人一齐鼓掌,接着就都走到院子里,好让那些担任晚会警卫的士兵搬出椅子,清理舞场。
  半小时以后,剧场里又热闹起来。
  舞兴大发的佩特留拉军官们同那些热得满脸通红的当地美人疯狂地跳着果拍克舞。他们用力跺着脚,震得这座旧剧场的墙壁直发颤。
  正在这个时候,一队骑兵从磨坊那边朝城里跑来。
  城边有戈卢勃部队的机枪岗哨。哨兵发现了正在走近的骑兵,警觉起来,急忙扑到机枪跟前,哗啦一声推上枪机。夜空里响起了厉声的呼喊:“站住!干什么的?”
  黑暗中有两个模糊的人影走上前来。其中一个走到岗哨跟前,用醉鬼的破锣嗓子吼道:“我是头目帕夫柳克,后边是我的部队,你们是戈卢勃的人吗?”
  “是的。”一个军官迎上前去说。
  “把我的队伍安顿在哪儿?”帕夫柳克问。
  “我马上打电话问司令部。”军官说完,走进了路边的小屋。
  一分钟以后,他从小屋里跑出来,命令说:“弟兄们,机枪从大路上撤开,给帕夫柳克大人让路。”
  帕夫柳克勒住缰绳,在灯火辉煌的剧院门口停住了。剧场外面十分热闹。
  “嗬,挺快活呢,”他转身对身边的哥萨克大尉说。“古克马奇,下马吧,咱们也来乐一乐。这儿有的是娘们,挑几个可心的玩玩。”接着他喊了一声:“喂,斯塔列日科!你安排弟兄们住到各家去。我们就留在这儿了。卫兵跟我来。”他一翻身,沉甸甸地跳到地上,把马带得摇晃了一下。
  两名武装卫兵在剧院门口拦住了帕夫柳克。
  “票?”
  帕夫柳克轻蔑地瞧了他们一眼,肩膀一拱,把一个卫兵推到了一边。他身后的十二个人也这样跟着闯进了剧院。他们的马匹留在外面,拴在栅栏上。
  进来的人立刻引起了场内人们的注意。特别显眼的是帕夫柳克。他身材高大,穿着上等呢料的军官制服和蓝色近卫军制裤,戴着毛茸茸的高加索皮帽,肩上斜挎着一支毛瑟枪,衣袋里露出一颗手榴弹。
  “这个人是谁?”人们交头接耳地问。他们正在看疯狂的“风雪舞”,戈卢勃的助手领着一帮人,围成一圈,跳得正起劲。
  他的舞伴是神甫的大女儿。她兴奋到了极点,飞速地旋转着,裙子就像扇子一样展开,露出她那丝织的三角裤衩。这使周围的军官们看得非常开心。
  帕夫柳克用肩膀挤开人群,走进圈子里。
  他用混浊的目光盯着神甫女儿的大腿,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然后挤出圈子,径直朝乐队走去。他走到舞台脚灯前站住,挥舞了一下马鞭,喊道:“奏果拍克舞曲,卖点力气!”
  乐队指挥没有理睬他。
  帕夫柳克扬起马鞭,朝着指挥的后背使劲抽了一鞭。指挥像给蝎子蜇了似的,跳了起来。
  音乐立刻停止了,全场顿时寂静下来。
  “太霸道了!”酒店老板的女儿气愤地说。“你可不能轻饶了他。”她神经质地抓住坐在身旁的戈卢勃的胳膊。
  戈卢勃慢腾腾地站起来,一脚踢开面前的椅子,三大步就走到帕夫柳克跟前,面对面站住了。他立刻认出这个人就是同他在本县争地盘的对手帕夫柳克。他正有一笔帐要找这家伙算呢。
  这个帕夫柳克曾用最卑鄙的手段暗算过他戈卢勃上校老爷。
  事情是这样的:一周以前,当戈卢勃的队伍正同多次叫他吃苦头的红军酣战的时候,帕夫柳克本来应该从背后袭击布尔什维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部队拉到一个小镇,消灭了红军几个岗哨,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小镇。接着就把周围警戒起来,在镇里撒开手大肆抢劫。作为佩特留拉的“嫡系”部队,他们蹂躏的对象是犹太人。
  就在那个时候,红军把戈卢勃的右翼打得落花流水,然后撤走了。
  现在,这个恬不知耻的骑兵大尉又闯到这里,竟敢当着他上校老爷的面,动手打他的乐队指挥。不行,他决不能善罢甘休。戈卢勃心里明白,要是他现在不给这个妄自尊大的小头目一点厉害瞧瞧,往后他在部下的心目中就会威信扫地。
  他们俩虎视眈眈地对峙了几秒钟。
  戈卢勃一只手紧紧握住马刀柄,另一只手去摸衣袋里的手枪。他大声喝道:“混蛋!你竟敢打我的部下!”
  帕夫柳克的一只手也慢慢地移向毛瑟枪枪套。
  “冷静点,冷静点,戈卢勃大人,小心栽个大跟头。别专踩别人的鸡眼嘛,我也会发火的。”
  这实在太过分了。
  “把他们抓起来,拉出去,每人二十五鞭子,给我狠狠抽!”
  戈卢勃大叫。
  他部下的军官立刻像一群猎狗似的,从四面八方扑向帕夫柳克那一伙。
  啪的一声,有人放了一枪,如同灯泡摔在地上一样。接着,这两群野狗扭到一起,厮打起来。混战中,他们用马刀胡乱对砍,你揪我的头发,我掐你的脖子。吓掉了魂的女人们,像猪崽一样尖叫着,四散逃开。
  几分钟以后,帕夫柳克一伙人被解除了武装。戈卢勃的人一边打,一边拖,把他们弄到院子里,然后扔到了大街上。
  帕夫柳克被打得鼻青脸肿,羊皮高帽丢了,武器也没有了。他气得暴跳如雷,带着手下的人跳上马,顺着大街飞奔而去。
  晚会没法进行下去了。在这场厮打之后,谁也没有心思再寻欢作乐了。女人们都坚决拒绝跳舞,要求送她们回家。可是戈卢勃的牛脾气上来了。他下命令说:“谁都不许离开剧场,派人把住门!”
  帕利亚内查赶忙执行了命令。
  剧场里喧声四起,但是戈卢勃置之不理,仍然固执地宣布:“诸位先生和女士,我们今天要跳个通宵。现在我来领头跳一个华尔兹舞。”
  乐队又奏起乐曲,但是舞还是没有跳成。
  上校和神甫女儿还没有跳完第一圈,哨兵就闯了进来,大声报告:“帕夫柳克的人把剧院包围了!”
  舞台旁边的一个临街窗户哗啦一声被打得粉碎。一挺机枪的枪筒像猪嘴似的,从破窗里探进来。它蠢笨地左右转动着,似乎在搜索剧场里慌忙逃跑的人群。人们一齐挤向剧场的中央,躲避这个可怕的魔鬼。
  帕利亚内查瞄准天棚上那只一千瓦的大灯泡放了一枪,灯泡炸开来,雨点般的碎玻璃撒落在人们身上。
  场内立时一片漆黑。街上传来了吼声:“都滚出来!”跟着是一连串下流的咒骂。
  女人们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戈卢勃在场内来回奔跑,厉声吆喝,想把惊慌失措的军官们集合起来。这些声音跟外面的喊声、枪声汇成一片,混乱到了极点。谁都没有注意到帕利亚内查像一条泥鳅一样,从后门溜到了空荡荡的后街上,向戈卢勃的司令部跑去。
  半小时后,城里展开了正式的战斗。爆豆般的枪声夹杂着机枪的哒哒声,打破了夜的寂静。吓得昏头昏脑的小市民们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跳出来,脸贴着窗户向外张望。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在床上抬起头,竖起耳朵听着。
  不,他没有听错——是在开枪,他急忙跳下床。鼻子在窗玻璃上压得扁扁的,他就这样站了一会儿。无可怀疑:城里在开火。
  得赶紧把谢甫琴科[谢甫琴科(1814—1861),乌克兰诗人,画家。——译者]肖像下面的小旗撤下来。贴佩特留拉的小旗,红军来了就要遭殃。谢甫琴科的肖像倒不妨,红军白军都尊重他。塔拉斯·谢甫琴科真是个好人,挂他的肖像不用提心吊胆,不管谁来,都不会有什么说道。旗子可就是另一回事了。他阿夫托诺姆可不是傻瓜,不是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那样的糊涂虫。既然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干吗非冒这个险挂列宁的像?
  他逐一把小旗撕下来,可钉子钉得太紧了。他一使劲,身子失去了平衡,咕咚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妻子被响声惊醒,一骨碌爬了起来……
  “你怎么,疯啦,老不死的?”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骶骨摔得生疼,正好没有地方出气,冲着妻子叫喊:“你就知道睡、睡。上天国也会让你睡过了头。城里出了天大的事,可你还是睡个没完。挂旗是我的事,摘旗也是我的事,跟你就不相干?”
  他的唾沫星子飞到妻子的脸上。她用被子蒙住头,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只听到她愤愤地嘟囔:“白痴!”
  枪声逐渐稀疏,回音仍然像榔头敲击着窗框,城边上的蒸汽机磨坊附近,一挺机枪像狗叫似的,断断续续地响着。
  东方透出了鱼肚白。
  城里有个传闻不胫而走,说烧杀掳掠犹太人的事不久就要发生。消息也传到了肮脏的犹太居民区。那里是一些歪歪扭扭、又矮又窄的破房子,对对付付地修建在高高的河岸上。
  犹太贫民拥挤不堪地住在这些勉强可以称做房屋的盒子里。
  谢廖沙在印刷厂做工已经一年多了。厂里的排字工人和其他工人全是犹太人。谢廖沙同他们处得很好,亲如一家。他们同心协力,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那个傲慢的大肚子老板勃柳姆斯坦。印刷工人同老板不断地进行斗争。老板总是拼命想多榨取一些利润,少支付一些工资。就因为这个,工人们多次罢工,印刷厂一停工就是两三个星期。厂里有十四名工人,谢廖沙最年轻,但是摇起印刷机来,一气也要干十二个小时。
  今天,谢廖沙发现工人们情绪不安。在最近这几个动乱的月份里,印刷厂没有经常的订货,只是印些哥萨克大头目的告示。
  患肺病的排字工人门德利把谢廖沙叫到一个角落里,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他,问:“城里又要虐杀犹太人了,你知道吗?”
  谢廖沙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说:“没听说,不知道。”
  门德利把又瘦又黄的手放在谢廖沙肩上,用长辈的口气信赖地对他说:“虐犹的事十有八九要发生。犹太人又要遭殃了。我想问问你,你愿不愿意帮助自己的伙伴躲过这场大灾大难?”
  “只要我办得到,当然愿意。你说吧,门德利,要我干什么?”
  其他排字工人都注意地听着他俩的谈话。
  “谢廖沙,你是个好小伙子,我们信得过你。再说,你爸爸也是个工人。你现在赶快回家,问问你爸爸,能不能让几个老人和妇女藏到你们家去。谁到你们家,咱们再商量。你再同家里人合计合计,看谁家还能帮忙藏几个。这帮土匪暂时还不会碰俄罗斯人。快去吧,谢廖沙,晚了就来不及了。”
  “行,门德利,你放心,我马上到保尔和克利姆卡家去一趟,他们两家也一定会收留你们的。”
  “等一等。”门德利有点担心,慌忙叫住要走的谢廖沙。
  “保尔和克利姆卡是什么人?靠得住吗?”
  谢廖沙很有把握地点点头,说:“看你说的,当然靠得住。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保尔的哥哥是个钳工。”
  “啊,原来是阿尔焦姆,”门德利这才放了心。“我认得他,我们在一个房子里住过。他很可靠。去吧,谢廖沙。快去快回,给我个信。”
  谢廖沙立刻朝门外跑去。
  戈卢勃和帕夫柳克双方发生冲突后的第三天,虐杀犹太人的暴行开始了。
  那天帕夫柳克打败了,被赶出了城。他夹起尾巴溜到邻近的一个小镇,占领了那个地方。在夜战中,他损失了二十几个人,戈卢勃的损失也差不多。
  死者的尸体匆忙运到公墓,草草掩埋了。没有举行仪式,因为这种事没什么可炫耀的。两个头目一见面就像野狗一样对咬起来,再大办丧事,可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帕利亚内查本来想在下葬的时候铺张一番,并且宣布柏夫柳克是赤匪,但是以瓦西里神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反对这样做。
  那天夜间的冲突在戈卢勃的部队里引起了不满,特别是在警卫连,因为这个连的损失最大。为了平息不满情绪,提高士气,帕利亚内查建议戈卢勃让部下“消遣”一下。这个无耻的家伙所说的“消遣”,就是虐杀犹太人。他说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不然就没有办法消除部队中的不满情绪。上校本来不打算在他和酒店老板的女儿举行婚礼之前破坏城里的平静,但是听帕利亚内查讲得那么严重,也就同意了。
  不错,上校老爷已经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再搞这种名堂,多少有些顾虑。他的敌手又会乘机制造反对他的舆论,说他戈卢勃上校是个虐犹狂,而且一定会在大头目面前说他许多坏话。好在他戈卢勃目前并不靠大头目过日子。他的给养全是自己筹措的。其实,大头目自己也完全清楚,他手下的弟兄是些什么货色。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要他们奉献所谓征来的财物,以解决他那个“政府”的财政困难。至于说戈卢勃是虐犹狂,那么在这一点上他早就名声在外了,再干一次,他的名声也不见得再坏到哪里去。
  烧杀抢劫从大清早就开始了。
  小城笼罩在破晓前的灰雾里。犹太居民区的街道空荡荡的,毫无生气。这些街道像浸过水的麻布条,把那些歪歪斜斜的犹太人住屋胡乱捆在一起。小屋的窗户上都挂着窗帘,上着窗板,不透一丝光亮。
  表面上看来,小屋里的人都沉浸在黎明前的甜梦里。其实,他们并没有睡,而是穿着衣服,一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灾难。只有不懂事的婴孩才无忧无虑地、香甜地睡在妈妈的怀抱里。
  这天早上,戈卢勃的卫队长萨洛梅加,一个脸长得像吉卜赛人、腮上有一条绛紫色刀痕的黝黑的家伙,很长时间都没能摇醒戈卢勃的副官帕利亚内查。
  帕利亚内查睡得死死的,他正做着噩梦,怎么也醒不过来。他梦见一个龇牙咧嘴的驼背妖怪,伸着爪子搔他的喉咙,这个妖怪折磨了他一整夜。最后,他终于抬起那疼得要裂开来的脑袋,明白过来,原来是萨洛梅加在叫他。
  “醒醒吧,你这个瘟神!”萨洛梅加一面抓住他的肩膀摇晃,一面喊。“已经不早了,该动手啦!让酒把你灌死才好呢!”
  帕利亚内查总算完全清醒了,坐了起来。胃疼得他歪扭着嘴,他吐了一口苦水。
  “什么该动手了?”他用无神的眼睛瞪着萨洛梅加。
  “怎么?干犹太人去呀,你糊涂了?”
  这回帕利亚内查想起来了:可不是,他把这事给忘了。昨天上校带着未婚妻和一群酒鬼溜到郊外田庄里,他们灌了个酩酊大醉。
  戈卢勃认为,在抢劫和屠杀犹太人期间,他最好回避一下,别留在城里。往后他可以推脱责任,说这是他不在时发生的一场误会。他离开的这段时间,足够帕利亚内查漂漂亮亮地大干一场了。嘿,这个帕利亚内查,搞这种“消遣”可是个大行家!
  帕利亚内查往头上浇了一桶冷水,思考的能力完全恢复了。他在司令部里东跑西颠,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
  警卫连已经上了马。办事精明的帕利亚内查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又命令设置岗哨,把工人住宅区和车站通城区的道路切断。在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架了一挺机枪,监视大路。如果工人出来干涉,就用铅弹对付他们。
  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副官和萨洛梅加才跨上马。
  已经出发了,帕利亚内查忽然想起一件事,立即下令:“站住。差点忘了大事。带上两辆大车,咱们给戈卢勃弄点礼物,好办喜事。哈,哈,哈!……第一批到手的东西照例归司令。第一个娘们,哈,哈,哈,可得归我这个副官。明白吗,蠢货?”
  最后这句话他是问萨洛梅加的。
  萨洛梅加朝他翻翻黄眼珠,说:“有的是,够大伙受用的。”
  队伍顺着大路出发了。副官和萨洛梅加走在前面,警卫连乱哄哄地跟在后面。
  晨雾消散了。眼前是一座两层楼房,生锈的招牌上写着:“福克斯百货店”。帕利亚内查勒住了马缰。
  他那匹细腿灰骒马不耐烦地踢了一下脚下的石路。
  “好啦,上帝保佑,就打这儿开始吧。”帕利亚内查说着,下了马。
  “喂,弟兄们,下马吧!”他转身对围上来的卫兵们说。
  “好戏开场了。弟兄们,小心,可别敲碎那些猪猡的脑壳,收拾他们的机会多得很。说到娘们呢,要是还能熬得住,那就等到晚上再说。”
  一个卫兵龇着大牙抗议说:“少尉大人,这话怎么说?要是两厢情愿呢?”
  周围的人一阵哄笑。帕利亚内查赞赏地看了看那个卫兵。
  “当然喽,要是两厢情愿,那就尽管干好了。谁也没有权利禁止这种事。”
  帕利亚内查走到紧闭着的店门前,使劲踢了一脚。但是结实的柞木大门纹丝不动。
  是的,不该从这里开始。副官握着军刀,绕过墙角,朝福克斯的住宅门口走去。萨洛梅加跟在后面。
  房子里的人早就听到了路上的马蹄声。当马走到店铺前面停下,墙外传来说话声的时候,他们的心都要蹦出来了,吓得气都不敢出。这时屋里一共有三个人。
  财主福克斯昨天就带着妻子和女儿逃出了城,只留下女仆丽娃看守房产。丽娃是一个温顺胆小的女孩子,才十九岁。
  福克斯怕她一个人不敢住这么大的空房子,就叫她把父母接来同住,直到福克斯回来。
  起初丽娃不怎么同意留下,这个狡猾的商人就骗她说,虐犹的事不一定发生。再说,他们从你们穷人手里能抢到什么东西呢?等他回来以后,一定赏给她钱买衣服。
  现在,三个人都在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他们忧心如焚,又心怀侥幸:也许外边的人只是路过?也许自己听错了,那些人是停在别人家的门口?也许门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只是错觉?但是,商店门口传来了沉重的砸门声,一下子把他们的希望打得粉碎。
  白发苍苍的老人佩萨赫,像孩子那样瞪着恐惧的蓝眼睛,站在通往店铺的门旁,喃喃地祷告着。这个虔诚的教徒用他全部的热忱祈求全能的耶和华帮助他们逃脱不幸。因为他在低声祷告,站在他身旁的老太婆一开头竟没有注意到,店铺墙外的脚步声正向他们逼近。
  丽娃跑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藏在一只柞木橱子的后面。
  猛烈而粗暴的砸门声吓得两位老人身上起了一阵痉挛。
  “开门!”跟着就是一阵更加猛烈的砸门声,夹杂着狂暴的咒骂声。
  两位老人连抬手摘门钩的力气都没有了。
  外面,枪托雨点般地打在门上,闩着的门跳动起来,终于哗啦一声裂开了。
  屋子里立刻挤满了武装的匪兵。他们奔向各个角落。由住宅通到店铺的门也给枪托砸开了。匪兵们涌了进去,拔掉大门的门闩。
  抢劫开始了。
  两辆大车已经装满布料、鞋子和其他物品,萨洛梅加马上把这些东西押送到戈卢勃的住宅。他回来的时候,听到屋子里传出一声惨叫。
  原来,帕利亚内查放手让部下去抢劫店铺,自己却走进了内室。他用野猫般的绿眼睛打量了一下屋里的三个人,然后对两个老人吼道:“滚出去!”
  但是两个老人一个也没有动。
  帕利亚内查朝前逼近一步,慢慢地把军刀抽出鞘来。
  “妈呀!”姑娘凄厉地叫了一声。
  这就是萨洛梅加听到的那声惨叫。
  帕利亚内查转过身,对那些听到喊声跑进来的士兵下令说:“把他们给我弄出去!”他指着两个老人。两个老人被推出了门。帕利亚内查对走进屋来的萨洛梅加说:“你先在门外站一会儿,我跟这个女孩子说几句话。”
  佩萨赫老人听到屋里又是一声惨叫,就朝房门冲过去。但是重重的一拳当胸打来,把他撞到墙上。他疼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这时候,一向温和安静的老妇人托伊芭却突然像母狼一样扑向萨洛梅加,紧紧抓住他。
  “放了孩子吧!你们干什么呀?”
  她挣扎着要进屋去,两只枯瘦的手像铁钩似的拼命抓住萨洛梅加的上衣,萨洛梅加竟挣脱不开。
  佩萨赫缓过气来以后,马上跑来帮助她。
  “放了她吧!放了她吧!……哎哟,我的女儿呀!”
  他们两个把萨洛梅加从门口推开了。萨洛梅加赶紧从腰里拔出手枪,恶狠狠地用铁枪柄在佩萨赫白发苍苍的头上敲了一下。老人一声不响地倒下了。
  屋里的丽娃仍在呼号。
  匪徒们把疯了的托伊芭拖到街上。凄厉的叫喊和求救的呼声立刻在街心回荡起来。
  屋里的喊声突然停止了。
  帕利亚内查走了出来,萨洛梅加抓住门把手,正要推门进屋,帕利亚内查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只是拦住他说:“别进去了,她已经完了。我用枕头把她捂得太严了一点。”说着,他跨过佩萨赫老人的尸体,一脚踩在一滩浓稠的血泊里。
  “一开头就不顺手。”他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就朝街上走去。
  别的人没有做声,跟着他走出来。他们的脚在地板上、台阶上留下了一个个血印。
  这时城里一片混乱。匪徒们因为分赃不均,常常像野兽一样你争我夺,有的甚至拔刀相见。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厮打。
  他们把十维德罗[一维德罗等于12.3公升。——译者]装的柞木啤酒桶从酒馆里滚到街上。
  随后又挨家去抢东西。
  没有人起来反抗。匪徒们翻遍每个小屋,找遍每个角落,然后满载而去,留下的只是一堆堆破烂衣物、撕破了的枕头和褥垫的绒毛。白天只有两个牺牲者——丽娃和她的父亲。但是,接踵而来的黑夜却带来了难以逃避的死亡。
  天黑以前,那帮豺狼都喝得醉醺醺的。兽性发作的匪徒早就等待黑夜的降临了。
  黑夜里,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大干。在夜幕后面,他们杀起人来更方便。豺狼也是喜欢黑夜的,它们也是专门伤害那些听天由命的弱者的。
  许多人永远都忘不了那可怕的三天两夜。多少个生命被杀戮,被摧残!多少个青年在血腥的时刻白了头发!多少眼泪渗进了大地!谁又能说,那些活下来的人比死者幸运一些呢?他们的心被掏空了,留下的只是洗刷不尽的羞辱和侮弄带来的痛苦、无法形容的忧伤和失掉亲人的悲哀。受尽折磨和蹂躏的少女们的尸体蜷缩着,痉挛地向后伸着双手,毫无知觉地躺在许多小巷里。
  只是在小河旁铁匠纳乌姆的小屋里,当豺狼们扑向他的年轻妻子萨拉的时候,他们才遇到了猛烈的抵抗。这个身强力壮的二十四岁的铁匠,浑身都是抡铁锤练出来的刚健肌肉。
  他誓死护卫着妻子。
  在小屋里的一场短促、凶猛的搏斗里,两个佩特留拉匪兵的脑袋被砸成了烂西瓜。铁匠像一只可怕的困兽,不顾一切地保卫着两条生命。匪徒们知道出了事,纷纷跑到小河旁,双方长时间地对射着。纳乌姆的子弹就要打完了,他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妻子的生命,自己端着刺刀冲出去同匪徒拼命。但是,他在台阶上刚一露头,密集的子弹就朝他扫过来。
  他那沉重的身体倒下去了。
  附近乡下的大户人家赶着肥壮的牲口来到城里,把他们看中的好东西装满大车,然后,由他们在戈卢勃队伍里当兵的儿子或亲戚护送,运回家去。他们就这样匆忙地一趟又一趟搬运着。
  谢廖沙和父亲一起把印刷厂的一半工人藏在自己家的地窖里和阁楼上。现在他正穿过菜园回家。忽然,他看见一个人沿着公路跑过来。
  那是一个吓得面无人色的犹太老人。他穿着满是补丁的长外衣,光着头,一边跑一边挥舞着双手,累得直喘。他的后面是一个骑着灰马的佩特留拉匪兵,眼看就要追上了。那个匪兵弯着腰,作出要砍杀的姿势。老人听到马蹄声已经逼近,就举起双手,像是要保护脑袋似的。谢廖沙一个箭步跳上大路,冲到马跟前,用身子护住老人,大喝道:“住手,狗强盗!”
  那个匪徒并不想收回马刀,他顺势用刀背朝这青年的金发头颅砍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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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29:29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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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步步紧逼,不断向大头目佩特留拉的部队发动进攻。
  戈卢勃团被调上了前线。城里只留下少量后方警卫部队和警备司令部。
  人们又走动起来。犹太居民利用这暂时的平静,掩埋了被杀的亲人。犹太居民区的那些小屋里又出现了生机。
  寂静的夜晚,隐隐约约可以听到枪炮声。战斗就在不远的地方进行。
  铁路工人都离开了车站,到四乡去找活干。
  中学关门了。
  城里宣布了戒严。
  这是一个黑沉沉的、阴郁的夜。
  乌云犹如远方大火腾起的团团浓烟,在昏暗的天空缓慢浮动,移近一座佛塔,便用浓重的烟雾把它遮掩起来。佛塔变得模糊了,仿佛抹上了一层污泥,而逼近的乌云仍在不断给它着色,越着越深。昏黄的月亮发出微微颤抖的光,也沉没在乌云之中,如同掉进了黑色的染缸。
  在这样的时刻,即使你把眼睛睁得滴溜圆,也难以穿越这重重夜幕。于是人们只好像瞎子走路,张开手去摸,伸出脚去探,而且随时都有跌进壕沟、摔得头破血流的危险。
  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鬼迷心窍迈出家门,到大街上去乱跑,头破血流的事还少得了吗?更何况又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这样的岁月,脑袋或者身上让子弹钻个把窟窿,嘴里让铁枪托敲落几颗牙齿,本来就是稀松平常的事。
  小市民都知道,这种时候得坐在家里,最好也别点灯。灯可是个惹祸的货色。这不,有人不是不请自到,奔灯光去了?
  真是,硬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找麻烦。屋里黑洞洞的,最保险。
  要是有人耐不得寂寞,非要出门,那就让他去好了。确实有那么一些人,没个老实的时候。那好,悉听尊便,见鬼去吧。
  这跟小市民有什么相干?小市民自己才不出去乱跑呢。放心好了,绝不会出去的。
  可就是在这样一个深夜,却有一个人匆匆地在街上行走。
  他双脚不时陷进泥里,遇到特别难走的地方,嘴里骂骂咧咧地吐出几句脏话。
  他走到柯察金家的小屋前,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框。没有人应声。他又敲了敲,比第一次更响些,也更坚决些。
  保尔正在做梦。他梦见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用机枪对着他,他想逃,可是又无处可逃。那挺机枪发出了可怕的响声。
  外面还在固执地敲着窗子,震得玻璃直响。
  保尔跳下床,走到窗前,想看看是谁在敲。但是,外面只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根本看不清是谁。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母亲到他姐姐家去了。他姐夫在一家糖厂开机器。阿尔焦姆在邻近的村子里当铁匠,靠抡大锤挣饭吃。
  敲窗的人一定是阿尔焦姆。
  保尔决定打开窗子。
  “谁?”他朝人影问了一声。
  窗外的人影晃了一下,用压低了的粗嗓门说:“是我,朱赫来。”
  接着,他两手按住窗台,纵身一跳,头就同保尔的脸一般高了。
  “我到你家借宿来了,小弟弟,行吗?”他小声地问。
  “当然行,那还用说!”保尔友好地回答。“你就从窗口爬进来吧。”
  朱赫来粗壮的身体从窗口挤了进来。
  他随手关好窗户,但是没有立刻离开那里。
  他站在窗旁,倾听着窗外有没有动静。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照亮了大路。他仔细观察了路上的情形,然后才转过身来,对保尔说:“咱们会把你母亲吵醒吗?她大概睡了吧?”
  保尔告诉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水兵朱赫来这才放心,提高了嗓音说:“小弟弟,那帮吃人的野兽正在到处抓我。为了车站上最近发生的事,他们要找我算帐。虐杀犹太人的时候,要是大伙心再齐点,本来可以给那帮灰狗子一点厉害看的。可是人们还没有下火海的决心,所以没有干成。现在敌人正盯着我,已经两次设埋伏要抓我了。今天差点给逮住。刚才,我正回住处,当然啦,是从后门走的。走到板棚旁边一瞧,有个家伙藏在院子里,身子紧贴大树,可是刺刀露在外面,让我看见了。不用说,我转身就跑。这不是,一直跑到你家来了。小弟弟,我打算在你家抛锚,停几天船。你不反对吧?行。那就好了!”
  朱赫来吭哧着,脱下那双沾满泥的靴子。
  朱赫来的到来使保尔十分高兴。最近发电厂停工,他一个人呆在家里,冷冷清清的,觉得非常无聊。
  两个人躺到床上。保尔马上就入睡了,朱赫来却一直在抽烟。后来,他又从床上起来,光着脚走到窗前,朝街上看了很久,才回到床上。他已经十分疲倦,躺下就睡着了。他的一只手伸到枕头底下,按在沉甸甸的手枪上,枪柄被焐得暖烘烘的。
  朱赫来突然深夜到保尔家借宿,同保尔一起住了八天,这件事成了保尔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保尔第一次从水兵朱赫来嘴里听到这么多重要的、令人激动的新鲜道理。这八天对年轻锅炉工的成长,有着决定的意义。
  水兵朱赫来已经两次遇险,他像关进铁笼的猛兽一样,暂时呆在这间小屋里。他对打着蓝黄旗蹂躏乌克兰大地的匪帮充满了仇恨。现在他就利用这段迫不得已而闲着的时间,把满腔怒火和憎恨都传给如饥似渴地听他讲话的保尔。
  朱赫来讲得鲜明生动,通俗易懂。他对一切问题都有明确的认识。他坚信自己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保尔从他那里懂得了,那一大堆名称好听的党派,什么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等等,原来都是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只有一个政党是不屈不挠地同所有财主作斗争的革命党,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以前保尔总是被这些名称弄得糊里糊涂的。
  费奥多尔·朱赫来,这位健壮有力的革命战士,久经狂风巨浪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一九一五年就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对年轻的锅炉工保尔讲述着严峻的生活真理。保尔两眼紧紧地盯着他,听得入了神。
  “小弟弟,我小时候跟你差不多,”朱赫来说。“浑身是劲,总想反抗,就是不知道力气往哪儿使。我家里很穷。一看见财主家那些吃得好穿得好的小少爷,我就恨得牙痒痒的。我常常狠劲揍他们。可是有什么用呢,过后还得挨爸爸一顿痛打。单枪匹马地干,改变不了这个世道。保夫鲁沙,你完全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好战士,一切条件你都有,只是年纪还小了点,阶级斗争的道理,你还不大明白。小弟弟,我看你挺有出息,所以想跟你说说应该走什么路。我最讨厌那些胆小怕事、低声下气的家伙。现在全世界都燃起了烈火。奴隶们起来造反了,要把旧世界沉到海里去。但是,干这种事,需要的是勇敢坚强的阶级弟兄,而不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需要的是坚决斗争的钢铁战士,而不是战斗一打响就像蟑螂躲亮光那样钻墙缝的软骨头。”
  朱赫来紧握拳头,有力地捶了一下桌子。
  他站起身来,两手插在衣袋里,皱着眉头在屋里大步走来走去。
  朱赫来闲得太难受了。他后悔不该留在这个倒霉的小城里。他认为再呆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毅然决定穿过火线,找红军部队去。
  城里还有一个九个人的党组织,可以继续进行工作。
  “没有我,他们照样可以干下去。我可不能再在这儿闲呆着。已经浪费了十个月,够了。”朱赫来生气地想。
  “费奥多尔,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一天,保尔问他。
  朱赫来站起来,把手插在衣袋里。他一时没有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我想你一定是个布尔什维克,要不就是个共产党。”保尔低声回答。
  朱赫来哈哈大笑起来,逗乐似的拍拍被蓝白条水手衫紧箍着的宽胸脯。
  “小弟弟,这是明摆着的事。不过布尔什维克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布尔什维克,这也是明摆着的事。”他接着严肃地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你就应当记住:要是你不愿意他们整死我,那你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对什么人,都不能泄漏这件事。懂吗?”
  “我懂。”保尔坚定地回答。
  这时,从院子里突然传来了说话声,没有敲门,人就进来了。朱赫来急忙把手伸到衣袋里,但是立刻又抽了出来。进来的是谢廖沙,他头上缠着绷带,脸色苍白,比以前瘦了。瓦莉亚和克利姆卡跟在他后面。
  “你好,小鬼头!”谢廖沙笑着把手伸给保尔。“我们三个一道来看你。瓦莉亚不让我一个人来,不放心。克利姆卡又不放瓦莉亚一个人来,也是不放心。别看他一脑袋红毛,傻呵呵的,活像马戏团的小丑,倒还懂点好歹,知道让一个人独自到哪儿去有危险。”
  瓦莉亚笑着捂住谢廖沙的嘴,说:“尽胡扯!今天他一直跟克利姆卡过不去。”
  克利姆卡憨厚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
  “对病人只能将就点了。脑瓜子挨了一刀,难怪要胡说八道。”
  大家都笑了。
  谢廖沙还没有完全复原,就靠在保尔床上。朋友们随即热烈地交谈起来。谢廖沙一向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今天却显得沉静、抑郁,他把佩特留拉匪兵砍伤他的经过告诉了朱赫来。
  朱赫来对来看保尔的这三个青年都很了解。他到勃鲁扎克家去过多次。他喜欢这些青年人。在斗争的漩涡中他们虽然还没有找到应该走的道路,但是却已经鲜明地表现出他们的阶级意识。朱赫来认真地听这些年轻人讲,他们每个人怎样把犹太人藏在自己家里,帮助他们躲过虐犹暴行。这天晚上,朱赫来也给青年们讲了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事情,帮助他们认识当前发生的种种事件。
  保尔把客人送走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
  朱赫来每天傍晚出去,深夜才回来。他正忙着在离开之前,同留在城里的同志们商量今后的工作。
  有一天,朱赫来一夜没有回来。保尔早上醒来,看见床铺还空着。
  保尔模糊地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情,慌忙穿好衣服,走了出去。他锁好屋门,把钥匙藏在约定的地方,就去找克利姆卡,想打听朱赫来的消息。克利姆卡的母亲是一个大脸盘、生着麻子的矮胖妇女,正在洗衣服。保尔问她知道不知道朱赫来在什么地方,她没好气地说:“怎么,我没事干,专给你看着朱赫来的?就是为了这个家伙,佐祖利哈家给翻了个底朝天。你找他干什么?你们凑在一起,倒真是好搭档,克利姆卡、你……”她一边说,一边狠狠地搓着衣服。
  克利姆卡的母亲一向就是嘴皮子厉害,爱唠叨。
  保尔从克利姆卡家出来,又去找谢廖沙。他把自己担心的事告诉了他。瓦莉亚在一旁插嘴说:“你担什么心呢?他也许在熟人家里住下了。”可是她的语气并不怎么自信。
  保尔打算走了。瓦莉亚知道,保尔这几天在饿肚子,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掉换吃的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卖的。她强迫保尔留下吃饭,否则便不再和他好。保尔也确实感到饥肠辘辘,于是留下饱餐了一顿。
  保尔走近家门的时候,满心希望能在屋里看到朱赫来。
  但是,屋门还是紧锁着。他心情沉重地站住了,真不愿走进这间空屋子。
  他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左思右想,一种说不出的力量推着他向板棚走去。他拨开蜘蛛网,把手伸到棚顶下面,从那个秘密的角落里掏出一支用破布包着的沉重的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从板棚出来,朝车站走去。口袋里装着那支沉甸甸的手枪,他心里有些紧张。
  在车站上也没有打听到朱赫来的下落。回来的路上,刚好经过林务官家那熟悉的花园,他放慢了脚步,怀着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希望,瞧着房子的窗户。但是花园里和房子里都没有人。走过去之后,他又回头朝花园的小径看了一眼。只见遍地都是去年的枯叶,整个花园显得十分荒凉。显然,那位爱护花草的主人已经好久没有侍弄过这座花园了。古老的大房子,冷落而又空荡的景象,更增添了保尔的愁思。
  他和冬妮亚最后一次拌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厉害。这是一个月以前突然发生的事。
  保尔两手深深插在衣袋里,漫步朝城里走去,一面回忆着他和冬妮亚争吵的经过。
  那天,他和冬妮亚偶然在路上相遇。冬妮亚邀他到家里去玩。
  “我爸和我妈就要到博利尚斯基家去参加命名礼。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保夫鲁沙,你来吧,咱们一起读列奥尼德·安德列耶夫[列·安德列耶夫(1871—1919),俄国作家。——译者]的《萨什卡·日古廖夫》。这本小说很有意思。我已经看过了,可是非常愿意和你一起再读一遍。晚上你来,咱们一定可以过得很愉快。你来吗?”
  一顶小白帽紧紧扣住她那浓密的栗色头发,帽子下面那双大眼睛期待地望着保尔。
  “我一定来。”
  他们分手了。
  保尔急忙去上班。一想到他要和冬妮亚在一起度过整整一个晚上,炉火都显得分外明亮,木柴的噼啪声也似乎格外欢畅。
  当天黄昏,冬妮亚听到他的敲门声,亲自跑来打开宽大的正门。她有点抱歉地说:“我来了几个客人。保夫鲁沙,我没想到他们会来,不过你可不许走。”
  保尔转身想走,但是冬妮亚拉住他的袖子,说:“进来吧。让他们跟你认识认识,也有好处。”说着,就用一只手挽着他,穿过饭厅,把他带到自己的住室。
  一进屋,她就微笑着对在座的几个年轻人说:“你们不认识吧?这是我的朋友保尔·柯察金。”
  房间里的小桌子周围坐着三个人:一个是莉莎·苏哈里科,她是个漂亮的中学生,肤色微黑,生着一张任性的小嘴,梳着风流的发式;另一个是保尔没有见过的青年,他穿着整洁的黑外衣,细高个子,油光光的头发梳得服服帖帖的,一双灰眼睛现出寂寞忧郁的神情;第三个坐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穿着非常时髦的中学制服,他就是维克托·列辛斯基。冬妮亚推开门的时候,保尔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
  维克托也立刻认出了保尔,他诧异地扬起尖细的眉毛。
  保尔在门口一声不响地站了几秒钟,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盯着维克托。冬妮亚急于打破这种令人难堪的僵局,一边请保尔进屋,一边对莉莎说:“来,给你介绍一下。”
  莉莎好奇地打量着保尔,欠了欠身子。
  保尔一个急转身,大步穿过半明半暗的饭厅,朝大门走去。冬妮亚一直追到台阶上才赶上他。她两手抓住保尔的肩膀,激动地说:“你为什么要走呢?我是有意叫他们跟你见见面的。”
  但是保尔把她的手从肩上推开,不客气地说:“用不着拿我在这些废物跟前展览。我跟这帮家伙坐不到一块。也许你觉得他们可爱,我可是恨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早知道这样,我是决不会来的。”
  冬妮亚压住心头的火气,打断他的话头说:“谁给你的权利这样对我说话?我可是从来没问过你,你跟谁交朋友,谁常到你家去。”
  保尔走下台阶,进入花园。一边走,一边斩钉截铁地说:“那就让他们来好了,我反正是不来了。”说完,就朝栅栏门跑去。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见到冬妮亚。在发生虐犹暴行期间,保尔和电工一道忙着在发电厂藏匿犹太人家属,把这次口角忘掉了。但是今天,他却又很想见到冬妮亚。
  朱赫来失踪了,家里等待着保尔的是孤独寂寞,一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就特别沉重。春天化冻以后,公路上的泥泞还没有全干,车辙里满是褐色的泥浆。整个公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拐到右边去了。
  紧挨着路边有一座难看的房子,墙皮已经剥落,像长满疥癣一样。公路拐过这所房子,分成了两股岔道。
  公路十字路口上有一个废弃的售货亭,门板已经毁坏,“出售矿泉水”的招牌倒挂着。就在这个破售货亭旁边,维克托正在同莉莎告别。
  他久久握着莉莎的手,情意缠绵地看着她的眼睛,问:“您来吗?您不会骗我吧?”
  莉莎卖弄风情地回答:“来,我一定来。您等我好了。”
  临别的时候,莉莎那双懒洋洋的脉脉含情的棕色眼睛又对他微笑了一下。
  莉莎刚走出十来步,就看见两个人从拐角后面走出来,上了大路。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矮壮的、宽肩膀的工人,他敞着上衣,露出里面的水手衫,黑色的帽子低低地压住前额,一只眼睛又青又肿。
  这个工人穿着一双短筒黄皮靴,腿略微有点弯屈,坚定地朝前走着。
  在他后面约三步远,是一个穿灰军装的佩特留拉匪兵,腰带上挂着两盒子弹,刺刀尖几乎抵着前面那个人的后背。
  毛茸茸的皮帽下面,一双眯缝着的眼睛警惕地盯着被捕者的后脑勺。他那给马合烟熏黄了的胡子朝两边翘着。
  莉莎稍微放慢了脚步,走到公路的另一边。这时,保尔在她的后面也走上了公路。
  当他向右转,往家走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两个人。
  他马上认出了走在前面的是朱赫来。他的两只脚像在地上生了根一样,再也挪不动了。
  “怪不得他没回家呢!”
  朱赫来越走越近了。保尔的心猛烈地跳动着。各种想法一个接一个地涌上心头,简直理不出个头绪来。时间太紧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朱赫来这下子完了!
  他瞧着他们走过来,心里乱腾腾的,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怎么办?”
  在最后一分钟,他才骤然想起口袋里的手枪。等他们走过去,朝这个端枪的家伙背后放一枪,朱赫来就能得救。一瞬间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他的思绪立即变得清晰了。他紧紧地咬着牙,咬得生疼。就在昨天,朱赫来还对他说过:“干这种事,需要的是勇敢坚强的阶级弟兄……”
  保尔迅速朝后面瞥了一眼。通往城里的大路上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前面的路上,有一个穿春季短大衣的女人急急忙忙地走着。她不会碍事的。十字路口另一侧路上的情况,他看不见。只是在远处通向车站的路上有几个人影。
  保尔走到公路边上。当他们相距只有几步远的时候,朱赫来也看见了保尔。
  朱赫来用那只好眼睛看了看他,两道浓眉微微一颤,他认出了保尔,感到很意外,一下子愣住了。于是刺刀尖立刻杵着了他的后背。
  “喂,快走,再磨蹭我就给你两枪托!”押送兵用刺耳的假嗓子尖声吆喝着。
  朱赫来加快了脚步。他很想对保尔说几句话,但是忍住了,只是挥了挥手,像打招呼似的。
  保尔怕引起黄胡子匪兵的疑心,赶紧背过身,让朱赫来走过去,好像他对这两个人毫不在意似的。
  正在这时,他的脑子里突然又钻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要是我这一枪打偏了,子弹说不定会打中朱赫来……”
  那个佩特留拉匪兵已经走到他身旁了,事到临头,难道还能多想吗?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这样:当黄胡子押送兵走到保尔跟前的时候,保尔猛然向他扑去,抓住他的步枪,狠命向下压。
  刺刀啪嗒一声碰在石头路面上。
  佩特留拉匪兵没有想到会有人袭击,愣了一下。他立刻尽全力往回夺枪。保尔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枪上,死也不松手。突然一声枪响,子弹打在石头上,蹦起来,落到路旁的壕沟里去了。
  朱赫来听到枪声,往旁边一闪,回过头来,看见押送兵正狂怒地从保尔手里往回夺枪。那家伙转着枪身,扭绞着少年的双手。但是保尔还是紧紧抓住不放。押送兵简直气疯了,猛一使劲,把保尔摔倒在地。就是这样,枪还是没有夺走。保尔摔倒的时候,就势把那个押送兵也拖倒了。在这样的关头,简直没有什么力量能叫保尔撒开手里的武器。
  朱赫来两个箭步,蹿到他们跟前,他抡起拳头,朝押送兵的头上打去。紧接着,那个家伙的脸上又挨了两下铅一样沉重的打击。他松手放开躺在地上的保尔,像一只装满粮食的口袋,滚进了壕沟。
  还是那双强有力的手,把保尔从地上扶了起来。
  维克托已经从十字路口走出了一百多步。他一边走,一边用口哨轻声吹着《美人的心朝三暮四》。他仍然在回味刚才同莉莎见面的情景,她还答应明天到那座废弃的砖厂里去会面,他不禁飘飘然起来。
  在追逐女性的中学生中间有一种传言,说莉莎是一个在谈情说爱问题上满不在乎的姑娘。
  厚颜无耻而又骄傲自负的谢苗·扎利瓦诺夫有一次就告诉过维克托,说他已经占有了莉莎。维克托并不完全相信这家伙的话,但是,莉莎毕竟是一个有魅力的尤物,所以,他决意明天证实一下,谢苗讲的话是不是真的。
  “只要她一来,我就单刀直入。她不是不在乎人家吻她吗?要是谢苗这小子没撒谎……”他的思路突然给打断了。迎面过来两个佩特留拉匪兵,维克托闪在一旁给他们让路。一个匪兵骑着一匹秃尾巴马,手里晃荡着帆布水桶,看样子是去饮马。另一个匪兵穿着一件紧腰长外套和一条肥大的蓝裤子,一只手拉着骑马人的裤腿,兴致勃勃地讲着什么。
  维克托让这两个人过去以后,正要继续往前走,公路上突然响了一枪。他停住了脚步,回头一看,骑马的士兵一抖缰绳,朝枪响的地方驰去。另一个提着马刀,跟在后面跑。
  维克托也跟着他们跑过去。当他快跑到公路的时候,又听到一声枪响。骑马的士兵惊慌地从拐角后面冲出来,差点撞在维克托身上。他又用脚踢,又用帆布水桶打,催着马快跑。跑到第一所士兵的住房,一进大门,就朝院子里的人大喊:“弟兄们,快拿枪,咱们的人给打死了!”
  立刻有几个人一边扳动枪机,一边从院子里冲出来。
  他们把维克托抓住了。
  公路上已经捉来了好几个人。其中有维克托和莉莎。莉莎是作为见证人被扣留的。
  当朱赫来和保尔从莉莎身旁跑过去的时候,她大吃一惊,呆呆地站住了。她认出袭击押送兵的竟是前些日子冬妮亚打算向她介绍的那个少年。
  他们两人相继翻过了一家院子的栅栏。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骑兵冲上了公路,他发现了拿着步枪逃跑的朱赫来和挣扎着要从地上爬起来的押送兵,就立即驱马向栅栏这边扑来。
  朱赫来回身朝他放了一枪,吓得他掉头就跑。
  押送兵吃力地抖动着被打破的嘴唇,把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你这个笨蛋,让犯人从眼皮底下跑了!这回不打你屁股才怪,少不了二十五通条。”
  押送兵恶狠狠地顶了他一句:“我看就你聪明!从眼皮底下跑了,是我放的吗?谁知道哪儿蹦出来那么一个狗崽子,像疯了一样扑到我的身上?”
  莉莎也受到了盘问。她讲的和押送兵一样,只是没有说她认识袭击押送兵的那个少年。抓来的人都被带到了警备司令部。
  直到晚上,警备司令才下令释放他们。
  警备司令甚至要亲自送莉莎回家,但是她谢绝了。他酒气熏人,要送她回家,显然是不怀好意的。
  后来由维克托陪她回家去。
  从这里到火车站有很长一段路。维克托挽着莉莎的手,心里为这件偶然发生的事情感到乐滋滋的。
  快要到家的时候,莉莎问他:“您知道救走犯人的是谁吗?”
  “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您还记得那天晚上冬妮亚要给咱们介绍的那个小伙子吗?”
  维克托停住了脚步。
  “您说的是保尔·柯察金?”他惊奇地问。
  “是的,他好像是姓柯察金。您还记得吗,那天他多么古怪,转身就走了?没错,就是他。”
  维克托站在那里呆住了。
  “您没认错人吧?”他又问莉莎。
  “不会错的。他的相貌我记得很清楚。”
  “那您怎么不向警备司令告发呢?”
  莉莎气愤地说:“您以为我能干出这种卑鄙的事情来吗?”
  “怎么是卑鄙呢?告发一个袭击押送兵的人,您认为就是卑鄙?”
  “那么照您说倒是高尚的了?您把他们干的那些事都忘记了?您难道不知道学校里有多少犹太孤儿?您还让我去告发柯察金?谢谢您,我可真没想到。”
  维克托想不到她会这样回答。他并不打算同莉莎争吵,所以就尽量把话题岔开。
  “您别生气,莉莎,我是说着玩的。我不知道您竟会这样认真。”
  “您这个玩笑开得可不怎么好。”莉莎冷冷地说。
  在莉莎家门口分手的时候,维克托问:“莉莎,您明天来吗?
  他得到的是一句模棱两可的回答:“再说吧。”
  在回城的路上,维克托心里思量着:“好嘛,小姐,您尽可以认为这是卑鄙的,我可有我的看法。当然喽,谁放跑了谁,跟我都不相干。”
  他,列辛斯基,一个波兰的世袭贵族,对冲突的双方都十分厌恶。反正波兰军队很快就要开来。到了那个时候,一定会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权——正牌的波兰贵族政权,眼下,既然有干掉柯察金这个坏蛋的好机会,当然也不必错过。他们会马上把他的脑袋揪下来的。
  维克托一家只有他一个人留在这座小城里。他寄居在姨母家,他的姨父是糖厂的副经理。维克托的父亲西吉兹蒙德·列辛斯基在华沙身居要职,母亲和涅莉早就跟着父亲到华沙去了。
  维克托来到警备司令部,走进了敞开的大门。
  过了一会儿,他领着四名佩特留拉匪兵向柯察金家走去。
  他指着那个有灯光的窗户,低声说:“就是这儿。”然后,转身问他身旁的哥萨克少尉:“我可以走了吗?”
  “您请便吧,我们自己能对付。谢谢您帮忙。”
  维克托急忙迈开大步,顺人行道走了。
  保尔背上又挨了一拳,被推进了一间黑屋子,伸出的两手撞在墙壁上。他摸来摸去,摸到一个木板床似的东西,坐了下来。他受尽了折磨和毒打,心情十分沉重。
  保尔完全没有想到会被捕。“佩特留拉匪徒怎么会知道的呢?压根儿没人看见我呀!现在该怎么办呢?朱赫来在哪儿呢?”
  保尔是在克利姆卡家同水兵朱赫来分手的。他又去看了谢廖沙,朱赫来就留在克利姆卡家,好等天黑混出城去。
  “幸亏我把手枪藏到老鸹窝里去了,”保尔想。“要是让他们翻到,我就没命了。但是,他们怎么知道是我呢?”这个问题叫他伤透了脑筋,就是找不到答案。
  佩特留拉匪徒并没有从柯察金家里翻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衣服和手风琴被哥哥拿到乡下去了。妈妈也带走了她的小箱子。匪兵们翻遍各个角落,捞到的东西却少得可怜。
  然而,从家里到司令部这一路上的遭遇,保尔却是永远忘不了的。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天空布满了乌云。匪兵们推搡他,从背后或两侧对他不停地拳打脚踢,毫不留情。
  保尔昏昏沉沉地木然向前走着。
  门外有人在谈话。司令部的警卫就住在外间屋。屋门下边透进一条明亮的光线。保尔站起身来,扶着墙壁,摸索着在屋里走了一圈。在板床对面,他摸到了一个窗户,上面安着结实的参差不齐的铁栏杆。用手摇了一下——纹丝不动。看样子这里以前是个仓库。
  他又摸到门口,停下来听了听动静。然后,轻轻地推了一下门把手。门讨厌地吱呀了一声。
  “妈的,真活见鬼!”保尔骂了一句。
  从打开的门缝里,他看见床沿上有两只脚,十个脚趾叉开着,皮肤很粗糙。他又轻轻地推了一下门把手,门又毫不留情地尖叫起来。一个睡眼惺忪、头发蓬乱的家伙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用五个手指头恶狠狠地挠着生满虱子的脑袋,懒洋洋地扯着单调的嗓音破口大骂起来。骂过一通之后,摸了一下放在床头的步枪,有气无力地吆喝说:“把门关上!再往外瞧,就打死你……”
  保尔掩上门,外面房间里响起了一阵狂笑声。
  这一夜保尔翻来覆去想了许多。他柯察金第一次参加斗争,就这么不顺利,刚刚迈出第一步,就像老鼠一样让人家捉住,关在笼子里了。
  他坐在那里,心神不宁地打起瞌睡来。这时候,母亲的形象在脑海中浮现出来:她面孔瘦削,满脸皱纹,那双眼睛是多么熟悉,多么慈祥啊!他想:“幸亏妈不在家,少受点罪。”
  从窗口透进来的光线照在地上,映出一个灰色的方块。
  黑暗在逐渐退却。黎明已经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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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31:09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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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大房子,只有一个挂着窗帘的窗子透出灯光。院子里,用铁链拴着的狗——特列佐尔突然狺狺狂吠起来。
  冬妮亚在睡意矇眬中听到母亲的低语声:“冬妮亚还没睡。进来吧,莉莎。”
  女友轻轻的脚步声和她那亲切热烈的拥抱把冬妮亚的睡意完全驱散了。
  冬妮亚面带倦容,微笑着。
  “莉莎,你来得太好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爸爸昨天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今天他安安静静地睡了一整天。我和妈妈熬了好几夜,今天也休息了一下。莉莎,有什么新闻,都讲给我听听。”冬妮亚把莉莎拉到身旁,在长沙发上坐下来。
  “新闻吗,倒是很多!不过有一些我只能对你一个人讲。”
  莉莎一边笑,一边调皮地望着冬妮亚的母亲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
  冬妮亚的母亲也笑了。她是一个落落大方的妇人,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了,举止却仍然像年轻姑娘那样轻盈。她有一双聪明的灰眼睛,容貌虽然不出众,却很有精神,惹人喜欢。
  “好吧,过一会儿我就让你们俩单独谈。现在您先把能公开的新闻说一说吧。”她开着玩笑,一面把椅子挪到沙发跟前。
  “第一件新闻是:我们再也不用上学了。校务会议已经决定给七年级学生发毕业证书。我高兴极了。”莉莎眉飞色舞地说。“那些代数呀,几何呀,简直烦死我了!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呢?男同学也许还能继续上学,不过到哪儿去上,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处都是战场,各地都在打仗。真可怕!……
  我们反正得出嫁,做妻子的懂代数有什么用?”莉莎说到这里,大声笑起来。
  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陪姑娘们坐了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莉莎往冬妮亚跟前挪了挪,搂着她,低声给她讲了十字路口发生的事情。
  “冬妮亚,你想想,当我认出那个逃跑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吃惊啊!……你猜那人是谁?”
  冬妮亚正听得出神,她莫名其妙地耸了耸肩膀。
  莉莎脱口而出:“是柯察金!”
  冬妮亚战栗了一下,痛苦地缩作一团。
  “是柯察金?”
  莉莎对自己的话产生的效果很得意,接着就讲开了她同维克托吵嘴的经过。
  她只顾讲话,没有发现冬妮亚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纤细的手指神经质地摆弄着蓝上衣的衣襟。莉莎完全不知道,冬妮亚是多么惊慌,连心都缩紧了。她也不知道,冬妮亚那美丽的浓密的睫毛为什么那样紧张地抖动。
  莉莎后来又讲到那个喝醉酒的警备司令的事,冬妮亚已经完全顾不上听了,她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维克托已经知道是谁袭击了押送兵。莉莎为什么要告诉他呢?”她不知不觉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我告诉什么啦?”莉莎没有明白她的意思,这样问。
  “你为什么要把保夫鲁沙,我是说,把柯察金的事情告诉维克托呢?你要知道,维克托会出卖他的……”
  莉莎反驳说:“不会的。我看他不会。这么做对他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冬妮亚猛然坐直了身子,两手使劲抓住膝盖,抓得生疼。
  “你呀,莉莎,什么也不明白!维克托跟柯察金本来就是仇人,何况又加上别的原因……你把保夫鲁沙的事情告诉维克托,是做了一件大错事。”
  莉莎到这时才发现冬妮亚很着急。冬妮亚脱口说出“保夫鲁沙”这样亲昵的称呼,使她终于弄明白了她一向模模糊糊猜测着的事情。
  莉莎不禁也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感到难为情,不再做声了。
  她想:“看来,真有这么回事了。真怪,冬妮亚怎么会突然爱上了他?他是个什么人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莉莎很想同她谈谈这件事,但是怕失礼,没有开口。为了设法弥补自己的过失,她拉住冬妮亚的两只手,说:“冬妮亚,你很担心吗?”
  冬妮亚精神恍惚地回答:“不,也许维克托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
  不一会儿,她们的同班同学杰米亚诺夫来了,他是个笨手笨脚的、朴实的小伙子。
  杰米亚诺夫到来之前,她们俩怎么也谈不到一起了。
  冬妮亚送走了两个同学,独自在门口站了很久。她倚着栅栏门,凝视着通向城里的那条灰暗的大道。到处游荡永不停息的风,夹着潮湿的寒气和春天的霉味,向冬妮亚吹来。远处,城里许多房子的窗户不怀好意地闪着暗红的灯光。那就是她所恼恨的小城。在城里的一间房屋里,住着她那个不安生的朋友,他恐怕还不知道大祸就要临头了。也许他已经把她忘了。自从上次见面以后,又过去了多少天哪!那一次是他不对,不过这件事她早就淡忘了。明天她一见到他,往日的友谊,那使人激动的美好的友谊,就会恢复。他们一定会言归于好,这一点冬妮亚深信不疑。但愿这一夜平安无事。然而这不祥的黑夜,仿佛在一旁窥伺着,随时准备……真冷啊。
  冬妮亚朝大路瞥了最后一眼,回到了屋里。她躺在床上,裹着被子,临睡前还思念着:黑夜,可千万不要出卖他呀!……
  清晨,家里的人还都在熟睡,冬妮亚就醒来了。她迅速穿好衣服。为了不惊醒别人,她悄悄地走到院子里,解开长毛大狗特列佐尔,领着它向城里走去。在柯察金家对面,她犹豫不决地站了片刻。随后,推开栅栏门,走进了院子。特列佐尔摇着尾巴,跑在前面。
  阿尔焦姆刚好也在这天清晨从乡下回到家里。他是坐大车来的,同车的是一个一起干活的铁匠师傅。他把挣来的一袋面粉扛在肩上,走进院子。铁匠拿着其他东西跟在后面。阿尔焦姆走到敞开的屋门口,放下面粉,喊了一声:“保尔!”
  没有人应声。
  “呆在这儿干吗,搬到屋里去吧!”铁匠走到跟前说。
  阿尔焦姆把东西放在厨房里,进了屋,一看就愣住了。屋里翻得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
  “真见鬼!”阿尔焦姆莫名其妙,转身对铁匠说。
  “可不是吗,太乱了。”铁匠附和着。
  “这小东西跑到哪儿去了?”阿尔焦姆开始生气了。
  但是,屋里空空的,要打听都没人好问。
  铁匠告别后,赶着大车走了。
  阿尔焦姆走到院子里,仔细看了看周围的情况。
  “真不明白,这是搞的什么名堂!房门大开着,保尔却不在家。”
  这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阿尔焦姆转过身来。一条大狗竖着耳朵站在他面前。还有一个陌生的姑娘进了栅栏门,朝屋子走来。
  “我找保尔·柯察金。”她打量着阿尔焦姆,轻声地说。
  “我也正找他呢。谁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我刚刚回来,房门开着,家里没人。您找他有事吗?”他问姑娘。
  姑娘没有回答,反问了他一句:“您是保尔·柯察金的哥哥阿尔焦姆吧?”
  “是啊,有什么事吗?”
  姑娘仍然没有回答,只是忧虑地望着敞开的门。“我怎么昨天晚上不来呢?难道出事了?是真的?……”她的心情更沉重了。
  “您回来的时候,门就敞着,就没见到保尔吗?”她向惊奇地注视着她的阿尔焦姆问道。
  “您找保尔到底有什么事?”
  冬妮亚走到阿尔焦姆跟前,向周围看了看,急促地说:“我也说不准确,不过,要是保尔没在家,那他就是被捕了。”
  “因为什么?”阿尔焦姆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咱们到屋里谈吧。”冬妮亚说。
  阿尔焦姆一声不响地听她讲着。当冬妮亚把她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了他之后,他异常沮丧。
  “唉,真是糟糕!本来就够受的了,偏偏又碰上倒霉事……”他愁眉苦脸地咕哝着。“这就清楚了,为什么家里搞得这样乱糟糟的。这孩子是鬼迷心窍了,惹出这种事来……现在上哪儿去找他?请问,您是谁家的小姐?”
  “我是林务官图曼诺夫的女儿。我认识保尔。”
  “哦——哦……是这样……”阿尔焦姆含含糊糊地拖长声音说。“我给这孩子送面粉来了,想不到出了这种事……”
  冬妮亚和阿尔焦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没有再做声。
  “我要走了。您也许能找到他。”冬妮亚在向阿尔焦姆告别的时候轻声说。“晚上我再来听您的信。”
  阿尔焦姆默默地点了点头。
  冬眠醒来的一只干瘪的苍蝇在窗角嗡嗡地叫着。一个农村姑娘,胳膊支着膝盖,坐在破旧沙发的边上,呆呆地望着肮脏的地板。
  警备司令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龙飞凤舞地写完最后几行字,然后在“舍佩托夫卡警备司令哥萨克少尉”几个字下面,得意地签了名,名字写得很花哨,最后一笔还甩了一个钩。这时,门口传来了马刺的响声。警备司令抬起头来。
  站在他面前的是萨洛梅加,一只胳膊缠着绷带。
  “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警备司令欢迎他说。
  “风倒是好风,就是胳膊给博贡团[博贡团,1918年建立的乌克兰著名红军团队。——译者]打穿了。”
  萨洛梅加不顾有妇女在场,粗野地破口大骂起来。
  “这么说,你是到这儿养伤来了?”
  “下辈子再养吧!前线吃紧,我们都快给压扁了。”
  警备司令朝姑娘那边扬了扬头,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
  “咱们以后再谈吧!”
  萨洛梅加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摘下了军帽。帽子上有一个三叉戟的珐琅帽徽,这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国徽。
  “是戈卢勃派我来的。”他小声地说。“谢乔夫狙击师就要来驻防。你这儿可要大大麻烦了,我先来把秩序整顿一下。大头目也可能来,还有一位洋大人跟他一起来,所以,这儿谁也不许提起那次‘消遣’的事。你写什么呢?”
  警备司令把香烟叼到另一边嘴角上,说:“我这儿关着一个小坏蛋。你知道吧,我们在车站抓住了那个朱赫来,你大概记得,就是煽动铁路工人反对咱们的那个人。”
  “记得,他怎么啦?”萨洛梅加很感兴趣地往前凑了凑。
  “你知道,驻站警备队长奥梅利琴科这个笨蛋,只派了一个哥萨克往我们这儿押送。就是我这儿现在关着的这个小坏蛋,公然在大白天把朱赫来劫走了。他俩抢走了哥萨克的枪,打掉了他好几颗牙,一溜烟跑掉了。朱赫来跑得无影无踪,那个小坏蛋却叫我们抓住了。材料就在这儿,你看看吧。”他把一份写好的公文推到萨洛梅加面前。
  萨洛梅加用没有受伤的左手翻着材料,草草看了一遍。然后两眼盯着警备司令,问:“你从他嘴里什么也没问出来吗?”
  警备司令烦躁地扯了扯帽檐。
  “我整了他五天,他什么也不说。老是一句话:‘我什么也不知道,不是我放的。’简直是天生的土匪。你知道,那个押送的哥萨克认出了这个小坏蛋,差点把他掐死。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拉开。他因为跑了犯人,在车站挨了奥梅利琴科二十五通条,所以一见这小坏蛋,就狠狠揍了他一顿。现在这个人没必要再关下去了,我给上司写个呈文,上头一批,就把他干掉。”
  萨洛梅加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说:“他要是落在我手里,保管早就招了。审犯人这种事,你这个小神甫根本干不了。神学院的学生,怎么能当司令呢?你没用通条抽他吗?”
  警备司令发火了。
  “你也太放肆了。还是嘲笑嘲笑你自己吧!我是这儿的司令,你少管闲事!”
  萨洛梅加瞧了瞧怒气冲冲的警备司令,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小神甫,别生气,当心气破了肚皮。我才不管你的事呢!闲话少说,你还是告诉我,哪儿能搞到两瓶好酒喝喝吧!”
  警备司令得意地笑了笑:“这好办。”
  “这小子,”萨洛梅加用手指了指公文说。“你想要他的命,就得把十六岁改成十八岁,把‘6’字上面的小钩往这边一弯,就行了,要不,上头说不定不批。”
  仓库里一共关押着三个人。一个是大胡子老头,他穿着破长袍和肥大的麻布裤子,蜷着两条瘦腿,侧身躺在板床上。
  他被抓来是因为住在他家的佩特留拉士兵,有一匹马拴在他家板棚里不见了。地上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贼眉鼠眼,尖下巴,是个酿私酒的。她是因为有人告她偷了表和其他贵重物品给抓来的。在窗子下面的角落里,头枕着帽子,昏昏沉沉地躺着的是保尔·柯察金。
  仓库里又带进来一个姑娘,她睁着两只惊恐不安的大眼睛,头上扎着花头巾,一副农村打扮。
  她站了一会儿,就坐到了酿私酒的女人身旁。
  酿私酒的老太婆把新来的姑娘仔细打量了一番,连珠似地问:“小姑娘,你也来坐牢啦?”
  她没有得到回答,不肯罢休,又问:“你是为啥给抓来的?兴许也是为造私酒吧?”
  农村姑娘站起来,看了看这个纠缠不休的老太婆,低声回答说:“不是的。我是为哥哥的事给抓来的。”
  “你哥哥怎么啦?”老太婆非要问出个究竟来。
  这时候,那个老头插嘴了:“你干吗惹她伤心呢?说不定人家够难受的了,可你问起来没个完。”
  老太婆立刻转过身来,朝着板床那边说:“谁指派你来教训我的?我是跟你说话吗?”
  老头啐了一口唾沫,说:“我是说,你别老缠着人家。”
  仓库里安静下来。姑娘把大头巾铺在地上,枕着一只胳膊躺下了。
  酿私酒的女人开始吃起东西来。老头把脚垂到地上,不慌不忙地卷了一支烟,抽起来。一股难闻的烟味立即在仓库里扩散开来。
  老太婆嘴里塞得满满的,吧嗒吧嗒地嚼着,又唠叨起来:“抽起来没完没了,臭得要命。就不能让人吃顿安生饭?”
  老头嘿嘿一笑,挖苦她说:“你是怕饿瘦了吗?眼看连门都挤不出去了。你就不兴给那个小伙子吃点?别总往自己嘴里塞。”
  老太婆抱屈地把手一摆,说:“我紧着跟他说:你吃,吃吧,他不想吃嘛!能怨我吗?我吃多少,用不着你多嘴多舌的,又不是吃你的。”
  姑娘朝老太婆转过身来,向柯察金那边扬了扬头,问:“您知道他为什么坐牢吗?”
  老太婆一见有人跟她说话,心里高兴起来,乐呵呵地告诉姑娘:“他是本地人,是老妈子柯察金娜的小儿子。”
  她弯下身子,凑到姑娘耳朵跟前,悄声说:“他救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那个人是水兵,就住在我的邻居佐祖利哈家。”
  姑娘这时想起了警备司令的话:“我给上司写个呈文,上头一批,就把他干掉……”
  军车一列接着一列开来,塞满了车站。谢乔夫狙击师所属各个分队(营)乱哄哄地从车上挤下来。由四节包着钢板的车厢组成的“扎波罗什哥萨克号”装甲车,缓慢地在铁路线上爬行。从平板车上卸下了大炮。从货车里牵出了马匹。骑兵们就地整鞍上马,挤开那群乱得不成队形的步兵,到车站广场上去集合整队。
  军官们跑来跑去,喊着自己部队的番号。
  车站上十分嘈杂,像有一窝蜂在嗡嗡地叫。纷乱的人群,逐渐按着班、排组成了队伍。随后,这股武装的人流就朝城里涌去。直到傍晚,谢乔夫师的辎重马车和后勤人员还络绎不绝地顺着公路开进城去。殿后的司令部警卫连终于也开过去了。一百二十个人一面走,一面扯着嗓子唱:
  为什么喧哗?
  为什么呐喊?
  因为佩特留拉
  来到了乌克兰……
  保尔起身站到小窗跟前。街上车轮的辘辘声、杂乱的脚步声和歌声,透过苍茫的暮色,传入他的耳内。
  他背后有人小声说:“看样子是军队开进城来了。”
  保尔转过身来。
  说话的是昨天关进来的那个姑娘。
  他听过姑娘讲述自己的身世——那个酿私酒的老太婆终于达到了目的。原来姑娘就住在离城七俄里的农村。她哥哥格里茨科是个红色游击队员,当地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领导过贫农委员会。
  红军撤退的时候,格里茨科也缠上机枪子弹带,跟着他们走了。现在家里简直生活不下去。仅有的一匹马,也给抢走了。父亲被抓到城里,关进监牢,受尽了折磨。村长过去挨过格里茨科的斗,现在借机报复,经常把各式各样的人派到她家去住,弄得她家更穷了。前天警备司令到村里抓人,村长把他领到了她家。警备司令看中了这个姑娘,第二天清晨就把她带回城里来“审问”。
  保尔睡不着觉。他辗转反侧,一个无法摆脱的思想纠缠着他:“以后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总在脑子里翻腾。
  遭到毒打的身体像针扎一样疼痛。那天哥萨克押送兵兽性大发,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为了摆脱那些恼人的思想,他开始静听身旁两个妇女的低语。
  姑娘的声音非常小,她讲到警备司令怎样缠住她不放,又是威逼,又是利诱,遭到拒绝之后,又怎样暴跳如雷,说:“我把你关到地牢里,你一辈子也别想出去!”
  黑暗吞噬着牢房的每一个角落。令人窒息的、不安的夜降临了。思路又转到吉凶未卜的明天。这只是第七夜,但是却好像已经熬过了好几个月。睡在硬邦邦的地上,全身疼痛不止。仓库里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老头躺在板床上打着呼噜,就像睡在自家的热炕上一样。这老爷子对眼前的处境满不在乎,夜夜都睡得又香又甜。酿私酒的老太婆被警备司令哥萨克少尉放出去弄烧酒去了。赫里斯季娜和保尔都躺在地上,离得很近。保尔昨天从窗口看见谢廖沙在街上站了很久,忧郁地盯着这座房子的窗户。
  “看样子,他知道我关在这儿。”
  一连三天都有人送来发酸的黑面包。是谁送来的,没有说。这两天警备司令又连着提审他。这是怎么回事呢?
  拷问的时候,保尔什么也没有说,一问三不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不做声。他曾想做一个勇敢的人,坚强的人,像书里写的那样。可是被捕的那天夜里,他被押解着走过高大的机器磨坊时,听见一个匪兵说:“少尉大人,干吗还把他带回去?从背后给他一枪不就完了?”当时,他却又害怕起来。是啊,十六岁就死掉,这多可怕!死了,就再也活不成啦!
  赫里斯季娜也在想心事。她比这个小伙子知道得多一些。
  他大概还不知道……而她已经听到了。
  保尔没有睡,他一连几夜都翻来覆去睡不着。赫里斯季娜很同情他,唉,他太可怜了。然而她也有自己的苦处:她忘不了警备司令威胁她的话:“我明天再找你算帐。要是你再不依我,我就把你交给卫兵。那些哥萨克是求之不得的。你看着办吧!”
  唉!真难哪!谁能来救她呢?哥哥当红军去了,妹妹有什么罪过?“唉!这个世道实在没法过!”
  难言的痛苦哽住了她的喉咙,无可奈何的绝望和恐惧涌上了心头,她失声啜泣起来。
  年轻姑娘的身躯由于过度悲愤和绝望而不住地抽搐着。
  墙角里的身影动了一下,问:“你这是怎么啦?”
  赫里斯季娜激动地低声讲起来——她尽情向身旁这个沉默寡言的难友倾吐自己的痛苦。他听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把一只手放在赫里斯季娜的手上。
  “这些该死的畜生,他们一定会糟蹋我的。”赫里斯季娜吞咽着眼泪,怀着一种下意识的恐惧,小声地说。“我是完了:刀把子在他们手里呀。”
  他保尔能对这个姑娘说些什么呢?他找不出适当的话来。
  没有什么可说的。生活的铁环把人箍得紧紧的。
  明天不让他们带走她,跟他们拼吗?他们会把他打个半死,甚至会用马刀劈他的头——一下子也就完了。为了多少给这个满腹苦水的姑娘一些安慰,他温柔地抚摸着她的手。她不再哭泣了。大门口的哨兵像办例行公事似的,时而向过路的人喊一声:“什么人?”然后又是一阵寂静。老头还在沉睡。
  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过去。当一双手突然紧紧搂住他,把他拉过去的时候,他一下子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亲爱的,你听我说,”姑娘那热烈的嘴唇小声地说。“我反正是完了:不是那个当官的,就是那帮当兵的,一定会糟蹋我的。我把我这姑娘家的身子给你吧,亲爱的小伙子,我不能让那个畜生来破身。”
  “赫里斯季娜,你说些什么呀?”
  但是,那双有力的手臂仍然紧紧搂住他不放。两片热烈的、丰满的嘴唇,简直无法摆脱。姑娘的话是那样简单明白,那样温柔多情,他完全理解她讲这番话的心意。
  眼前的一切顿时都不见了。牢门上的大锁,红头发的哥萨克,凶恶的警备司令,惨无人道的拷打,以及七个令人窒息的不眠之夜,都从记忆中消失了,这一瞬间只剩下了热烈的嘴唇和泪痕未干的脸庞。
  突然,他想起了冬妮亚。
  “怎么能把她忘了呢?……那双秀丽的、可爱的眼睛。”
  他终于找到了自制的力量。他像喝醉了酒似的站起来,抓住了窗上的铁栏杆。赫里斯季娜的两只手摸到了他。
  “你怎么不来呢?”
  这问话里包含着多少情意呀!他俯下身来,紧握住她的双手,说:“我不能这样,赫里斯季娜,你太好啦。”他还说了一些他自己也不懂的话。
  他直起腰来。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寂,他走到板床跟前,坐在床沿上,推醒老头,说:“老大爷,给我点烟抽。”
  赫里斯季娜裹着头巾,在角落里痛哭起来。
  第二天,警备司令领着几个哥萨克来了,带走了赫里斯季娜。她用眼睛向保尔告别,眼神里流露出对他的责备。牢门在姑娘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保尔的心情也就变得更加沉重,更加郁悒。
  一直到天黑,老头也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一句话来。岗哨和司令部的值勤人员都换了班。晚上,又押进来一个人。保尔认出他是糖厂的木匠多林尼克。他长得很结实,矮墩墩的,破外套里面穿着一件退了色的黄衬衫。他用细心的目光把小仓库迅速察看了一遍。
  保尔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里看见过他,那时候,这个小城也受到了革命浪潮的冲击。在许多次喧闹的示威游行中,保尔只听到过一个布尔什维克演说。这个人就是多林尼克。当时他爬上路旁的一道围墙,向士兵们演讲。记得他最后这样说:“士兵们,你们支持布尔什维克吧,他们是决不会出卖你们的!”
  从那以后,保尔再没见到过他。
  新难友的到来使老头很高兴。显然,整天坐着不说一句话,他太难受了。多林尼克挨着老头坐在板床上,和他一道抽着烟,详细询问了各种情况。
  然后,他坐到保尔身边,问他:“你有什么好消息吗?你是为什么给抓来的?”
  多林尼克得到的回答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两个字。他感觉出这是对方对他不信任,所以才不愿意多说话。但是,当木匠了解到这个小伙子的罪名之后,就用那对机敏的眼睛惊讶地盯着他,看了好久。他又在保尔身旁坐下。
  “这么说,是你把朱赫来救走了?原来是这样。我还不知道你被捕了呢。”
  保尔感到很突然,急忙用胳膊支起身子。
  “哪个朱赫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罪名不能往我头上安哪!”
  多林尼克却笑了笑,凑到他跟前。
  “得了,小朋友。你别瞒我了。我知道得比你多。”
  他怕老头听到,又压低了声音,说:“是我亲自把朱赫来送走的,现在他说不定已经到了地方。他把这件事的经过全都跟我讲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什么,随后又补充了一句:“你这小伙子,看来还真不错。不过,你给他们关在这儿,情况他们又都知道,这可真他妈的不妙,简直是糟糕透了。”
  他脱下外套,铺在地上,背靠墙坐了下来,又卷起一支烟。
  多林尼克最后这几句话等于把一切都告诉了保尔。很显然,多林尼克是自己人。既然是他送走了朱赫来,这就是说……
  到了晚上,保尔已经知道多林尼克是因为在佩特留拉的哥萨克中间进行鼓动被捕的。他正在散发省革命委员会号召他们投诚、参加红军的传单,当场给抓住了。
  多林尼克很谨慎,没有向保尔讲多少东西。
  “谁知道会怎么样呢?”他心里想。“他们说不定会用通条抽他。小伙子还太嫩哪!”
  夜间,躺下睡觉的时候,他用简单扼要的话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保尔,你我眼下的处境可以说是糟糕透了。咱们等着瞧吧,不知道是个什么结局。”
  第二天,仓库里又关进来一个犯人。这个人大耳朵,细脖子,是全城出名的理发师什廖马·泽利采尔。他比比划划,激动地对多林尼克说:“瞧,是这么回事,福克斯、勃卢夫斯坦、特拉赫坦贝格他们准备捧着面包和盐去欢迎他。我说,你们愿意欢迎,你们就欢迎吧,但是想叫谁跟他们一道签名,代表全体犹太居民,那可对不起,没人干。他们有他们的打算。福克斯开商店,特拉赫坦贝格有磨坊,可我有什么呢?别的穷光蛋又有什么呢?这些人什么也没有。对了,我这个人倒是有一条长舌头,爱多嘴。今天我给一个哥萨克军官刮胡子,他刚到这儿不久,我对他说:‘请问,这儿的虐犹事件,大头目佩特留拉知道不?他能接见犹太人请愿团吗?’唉,我这条长舌头啊,给我惹过多少是非!等我给他刮完胡子,扑上香粉,一切都按一流水平弄妥当之后,你猜怎么着?他站起来,不但不给钱,反而把我抓起来,说我进行煽动,反对政府。”泽利采尔用拳头捶着胸脯,继续说:“怎么是煽动?我说什么啦?我不过是随便打听一下……为这个就把我关了进来……”
  泽利采尔非常激动,又是扭多林尼克的衬衣扣子,又是扯他的胳膊。
  多林尼克听他发牢骚,不由得笑了。等泽利采尔讲完,多林尼克严肃地对他说:“我说,什廖马,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怎么干出这样的蠢事,偏偏在这种时候多嘴多舌。这个地方我看是来不得的!”
  泽利采尔会意地看了他一眼,绝望地挥了挥手。门开了,保尔认得的那个酿私酒的老太婆又被推了进来。她恶狠狠地咒骂着那个押送她的哥萨克:“让火把你和你们司令都烧成灰!叫他喝了我的酒不得好死!”
  卫兵随手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听到了上锁的声音。
  老太婆坐到板床上,老头逗笑地欢迎她:“怎么,你又回来了,碎嘴子老太婆?贵客临门,请坐吧!”
  老太婆狠狠瞪了他一眼,一把抓起小包袱,挨着多林尼克,坐在地上。
  匪徒们从她手里弄到了几瓶私酒,又把她押了回来。
  突然,门外守卫室里响起了喊声和脚步声,一个人高声发着命令。仓库里所有的犯人都把头转向房门。
  广场上有座难看的破教堂,教堂顶上是个古式的钟楼,现在教堂前面正发生一桩本城少见的新奇事。谢乔夫狙击师的部队,全副武装,列成一个个四方的队形,从三面把广场围起来。
  在前面,从教堂门口起,三个步兵团排成棋盘格式的队形,一直站到学校的围墙跟前。
  佩特留拉“政府”的这个精锐师团的士兵们站在那里。他们穿着肮脏的灰军服,戴着不伦不类的、半个南瓜似的俄国钢盔,步枪靠着大腿,身上缠满了子弹带。
  这个师团衣着整齐,穿的都是前沙皇军队的储备品,师团的一大半人是顽固反对苏维埃的富农分子。这次他们调到这里来,为的是保卫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站。
  铁路的闪亮的铁轨从舍佩托夫卡朝五个不同的方向伸展出去。对佩特留拉来说,失去这个据点,就等于失去一切。他那个“政府”的地盘现在只有巴掌大了,小小的温尼察居然成了首都。
  大头目佩特留拉决定亲自来这里视察部队。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就等着欢迎他了。
  有一个团的新兵被安排在广场后边的角落里,那是最不显眼的地方。他们全是光着脚、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年轻人。
  这些农村小伙子,有的是半夜里被抓的壮丁,从炕上拖来的,有的是在大街上被抓来的。他们没有一个愿意打仗,都说:“谁也不是傻瓜。”
  佩特留拉军官们最大的成绩,就是把这些人押解到城里,编成连、营,并且把武器发给了他们。
  但是,第二天,三分之一的新兵就不见了,后来,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
  要是发给他们靴子,那简直是太愚蠢了,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靴子可发。于是下了一道命令:应征入伍者鞋袜自备。
  这道命令产生了奇妙的效果。谁知道新兵们从哪里拣来这么多破烂不堪的鞋子,全是靠铁丝或者麻绳绑在脚上的。
  于是只好叫他们光着脚参加阅兵式。
  站在步兵后面的,是戈卢勃的骑兵团。
  骑兵们挡住密密麻麻的看热闹的人群。大家都想看看阅兵式。
  大头目本人要来!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大事,谁也不愿意错过这个免费参观的好机会。
  教堂的台阶上站着一群校官和尉官,神甫的两个女儿,几个乌克兰教师,一帮“自由哥萨克”和稍微有点驼背的市长——总之,是一群经过挑选的“各界人士”的代表。身穿契尔克斯长袍的步兵总监也站在这群人中间。他是阅兵式的总指挥。
  教堂里,瓦西里神甫穿起了复活节才穿的法衣。
  欢迎佩特留拉的仪式准备得十分隆重。蓝黄色的旗子也升了起来,征来的新兵要向旗子举行效忠宣誓。
  师长坐着一辆掉了漆的、像痨病鬼似的福特牌汽车,前往车站迎接佩特留拉。
  步兵总监把蓄着两撇漂亮小胡子的仪表堂堂的切尔尼亚克上校叫到跟前。
  “你带人去检查一下警备司令部和后方机关,要他们各处都打扫干净,收拾整齐。如果有犯人,你就查问一下,把那些无关紧要的废物都撵走。”
  切尔尼亚克把皮靴后跟一碰,敬了个礼,拉住走到跟前的一个哥萨克大尉,一道骑马走了。
  步兵总监彬彬有礼地问神甫的大女儿:“宴会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一切都就绪了吧?”
  “是啊,警备司令正在张罗呢。”她一边回答,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漂亮的步兵总监。
  突然,人群骚动起来。一个骑兵伏在马背上,沿公路飞驰而来,只听他挥着手高叫:“来啦!”
  步兵总监大声喊起了口令:“各——就——各——位!”
  军官们慌忙跑到自己的队列中去。
  当福特牌汽车气喘吁吁地开到教堂门口的时候,乐队奏起了《乌克兰仍在人间》的乐曲。
  大头目佩特留拉本人,跟在师长后面,笨拙地从汽车里钻了出来。他中等身材,一颗有棱有角的脑袋结结实实地长在紫红色的脖子上,身上穿着上等蓝色近卫军呢料做的乌克兰上衣,扎着黄皮带,皮带上的麂皮枪套里插着一支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头上戴着克伦斯基军帽,上面缀着一颗三叉戟的珐琅帽徽。
  西蒙·佩特留拉没有一点威武的气派,完全不像一个军人。
  他听完了步兵总监的简短报告,似乎对什么不太满意。随后,市长向他致欢迎词。
  佩特留拉心不在焉地听着,眼睛从市长头顶上望过去,看着那些肃立的队列。
  “开始检阅吧。”他向步兵总监点了点头。
  佩特留拉登上旗杆旁边一座不大的检阅台,向士兵们发表了十分钟的演说。
  他讲得空泛无力,一直提不起精神来,大概是路上太累了。演说结束的时候,士兵们刻板地喊了一阵:“万岁!万岁!”
  他走下检阅台,用手帕擦了擦脑门上的汗。随后,就在步兵总监和师长的陪同下,检阅各个部队。
  走过新兵队列的时候,他轻蔑地眯起了眼睛,生气地咬着嘴唇。
  检阅快结束了,新兵开始宣誓。他们参差不齐地列队走到旗子跟前,先吻一下瓦西里神甫手里捧着的圣经,再吻一下旗子的一角。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谁也不知道怎么会有一个请愿团挤进了广场,走到佩特留拉跟前。走在前面的是经营木材的富商勃卢夫斯坦,他双手捧着面包和盐,他后面是百货店老板福克斯和另外三个大商人。
  勃卢夫斯坦像奴才一样弯着腰,把面包和盐捧到佩特留拉面前,站在一旁的军官接了过去。
  “犹太居民向您,国家元首阁下,表示衷心的感激和敬意。
  恭请阁下收下犹太人的颂词。”
  “好的。”佩特留拉哼了一句,草草地看了看颂词。
  这时候福克斯说话了。
  “小民等斗胆恭请阁下开恩,准许犹太人开张营业,并保护犹太人免遭蹂躏。”福克斯费了很大劲才把“蹂躏”这两个字从嘴里挤出来。
  佩特留拉恼怒地皱紧了眉头。
  “我的军队从来不会蹂躏犹太人,这一点你们应当记住。”
  福克斯无可奈何地把两手一摊。
  佩特留拉烦躁地耸了耸肩膀,他对不识时务的请愿团恰好在这个时刻出场大为恼火。他转过身来,对站在身后气得直咬黑胡子的戈卢勃说:“上校先生,他们控告您的哥萨克,请您调查一下,做出处置。”说完,又转身命令步兵总监:“阅兵式开始!”
  倒霉的请愿团万万没有想到会碰上戈卢勃,所以,急忙要溜走。
  观众的注意力,全都被分列式的准备工作吸引住了。响起了刺耳的口号声。
  戈卢勃逼近勃卢夫斯坦,一字一句地小声说:“你们这帮异教徒,赶快给我滚蛋,不然我就把你们剁成肉酱。”
  军乐响起来了。第一批部队开始通过广场。士兵们经过佩特留拉检阅台的时候,机械地朝他喊着“万岁!”然后从公路转到旁边的街道上去。军官们穿着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像散步一样,甩着手杖,潇洒地走在连队前头。这种军官甩手杖、士兵持通条的分列式,是谢乔夫师的创举。
  新兵走在最后面,他们步伐混乱,磕磕撞撞,乱七八糟地挤作一团。
  一双双赤脚踏在路上,发出柔软的沙沙声。军官们竭力想维持好秩序,但是做不到。第二连走到检阅台前的时候,右翼排头的一个穿麻布衬衫的小伙子,只顾惊奇地张着嘴巴看大头目,一不小心,踩在坑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
  他的步枪摔在石路上,哗啦啦地滑出好远。小伙子拼命想爬起来,可是后面的人立刻又把他撞倒了。
  观众哈哈大笑起来。队伍更加混乱了,乱糟糟地通过了广场。那个小伙子慌忙捡起步枪,去追赶队伍。
  佩特留拉把脸扭向一旁,不愿再看这个大煞风景的场面。
  他不等队伍过完,就向轿车走去。步兵总监跟在他身后,小心翼翼地问:“将军阁下,不留下用膳吗?”
  “不了!”佩特留拉气冲冲地说。
  谢廖沙、瓦莉亚、克利姆卡也杂在教堂高大围墙后面的人群里看热闹。
  谢廖沙两手紧紧抓住栏杆,眼睛里充满了仇恨,盯着下面的队伍。
  “咱们走吧,瓦莉亚,人家散场收摊了。”他用挑衅的语气提高了嗓门喊,故意让所有的人都听到。说完,就跳下了栏杆,人们吃惊地转过脸来望着他。
  但是,他谁也不理睬,径直向围墙门口走去。姐姐瓦莉亚和克利姆卡跟在他的后边。
  切尔尼亚克上校和哥萨克大尉在警备司令部门前跳下马,把马交给勤务兵,急忙走进了警卫室。
  切尔尼亚克厉声问一个勤务兵:“司令在哪儿?”
  “不知道。”那个小兵慢条斯理地回答。“他出去了。”
  切尔尼亚克看了看这间又脏又乱的警卫室。所有的床铺都是乱糟糟的,司令部的几个哥萨克横躺竖卧,满不在乎地倒在床铺上,就连长官进来了也没有想到要站起来。
  “怎么搞的,简直是个猪圈!”切尔尼亚克吼叫起来。“你们怎么像一群猪崽子一样躺在这儿?”他朝那些仍然躺着不动的人咆哮。
  有个哥萨克坐了起来,打了一个饱嗝,对他毫不客气地喊道:“你嚷嚷什么?我们有我们的长官,用不着你来大喊大叫!”
  “你说什么?”切尔尼亚克一下子跳到他跟前。“畜生,你这是跟谁讲话?我是切尔尼亚克上校!狗娘养的,你没听说过?马上都给我爬起来!不然,我就用通条挨个抽你们!”怒气冲冲的上校在屋子里跑来跑去。“马上把脏东西打扫干净!
  把床铺整理好!把你们的狗脸也收拾出个人样来!看看你们像什么东西!不是哥萨克,简直是一帮土匪!”
  上校发起脾气来就不得了。他发疯似的一脚踢翻了路中间的脏水桶。
  哥萨克大尉也不甘落后。他不住嘴地臭骂卫兵,挥舞着马鞭子,把那些懒鬼赶下了床。
  “大头目正在检阅,说不定到这儿来。你们动作快点!”
  那些哥萨克一见事态严重,弄不好真会挨一顿抽,而且他们全都知道切尔尼亚克的厉害。于是就都像火烧屁股似的忙碌起来。
  他们干得很卖劲。
  “还得去看看犯人。”大尉提议说。“谁知道他们都关了些什么人?要是大头目到这儿来,就糟糕了。”
  切尔尼亚克问卫兵:“钥匙在哪儿?马上把门打开!”
  警卫队长慌忙跑过来,开了锁。
  “你们司令到底上哪儿去了?谁有那么多工夫等他!马上把他找来!”切尔尼亚克发着命令。“警卫队全体到院子里集合,整好队!……为什么步枪不上刺刀?”
  “我们是昨天才换班的。”警卫队长解释说。
  然后,他就跑出去找警备司令。
  大尉一脚踢开了小仓库的门。有几个人从地上坐了起来,其余的人仍旧躺着不动。
  “把门全敞开!”切尔尼亚克命令说。“屋子里太暗了。”
  他仔细端详着每个犯人的脸。
  “你是为什么坐牢的?”他厉声问坐在板床上的老头。
  老头欠起身子,提了提裤子。他被这厉声的喊叫吓得有点结巴,含糊不清地回答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把我抓进来,我就坐了牢。我家院子里一匹马丢了,可那能怪我吗?”
  “什么人的马?”哥萨克大尉打断他,问。
  “官家的呗!住在我家的老总把马换酒喝了,反过来赖到我头上。”
  切尔尼亚克把老头从头到脚迅速打量了一下,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
  “收拾起你的破烂,赶快给我滚蛋!”他喊完之后,转身去问那个酿私酒的老太婆。
  老头一下子还不敢相信会把他放了,他眨着那双半瞎的眼睛问大尉:“那么,许可我走啦?”
  大尉点了点头,意思是说:赶快滚蛋,越快越好。
  老头慌忙从床上解下口袋,侧着身子跑出门去。
  “你是为什么坐牢的?”切尔尼亚克已经在盘问老太婆了。
  老太婆赶紧吞下嘴里的肉包子,忙不迭地说:“长官大人,我给关起来可实在是冤枉!我是个寡妇,他们喝了我造的酒,随后就把我关了起来。”
  “这么说,你是做私酒买卖的?”切尔尼亚克问。
  “这叫什么买卖呀?”她委屈地说。“司令他拿了我四瓶酒,一个钱也不给。他们全是这样:喝了我的酒,不给钱。这叫什么买卖呀!”
  “得了,赶快见鬼去吧!”
  老太婆连问都不再问一声,抓起小筐,一面鞠躬表示感激,一面退向门口,嘴里说:“长官大人,愿上帝保佑您长生不老!”
  多林尼克看着这出滑稽戏,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被关押的人谁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来的这两个人是大官,有权处置犯人。
  “你是怎么回事?”切尔尼亚克问多林尼克。
  “站起来回上校大人的话!”哥萨克大尉吆喝着。
  多林尼克慢腾腾地、艰难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我问你,你是为什么坐牢的?”切尔尼亚克又问了一遍。
  多林尼克看了上校几秒钟,看着他那翘起来的胡子和刮得光溜溜的脸,看着他那缀着珐琅帽徽的新克伦斯基帽的帽檐。突然,闪出一个使人兴奋的念头:“说不定能混出去呢?”
  “我是因为晚上八点钟以后在大街上走给抓来的。”他顺口编了一个理由。
  说完,他全身都紧张起来,焦急地等待着反应。
  “你深更半夜逛什么大街?”
  “不到半夜,也就十一点钟。”
  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不相信自己也能交好运了。
  “走吧!”他突然听到了这简短的命令,两条腿的膝盖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多林尼克连外套都忘了拿,一步就跨到门口,这时哥萨克大尉已经在问下一个人了。
  保尔是最后一个。他坐在地上,眼前的一切,把他完全弄糊涂了。连多林尼克都放走了,他一下子竟弄不明白。简直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人都放走了。但是,多林尼克,多林尼克……他说是夜里上街被捕的……保尔终于懂了。
  上校已经在审问瘦骨嶙峋的泽利采尔,还是那句话:“你是为什么坐牢的?”
  面色苍白、心情激动的理发师急促地回答说:“他们说我进行煽动,可我不明白,我怎么煽动了。”
  切尔尼亚克立刻警觉起来:“什么?煽动?你煽动什么了?”
  泽利采尔困惑地摊开两只手,说:“我也不知道。我只不过是说,有人正在征集签名,要以犹太居民的名义向大头目上请愿书。”
  “什么请愿书?”哥萨克大尉和切尔尼亚克都向他逼近了一步。
  “请求禁止虐犹。你们知道,这儿就发生过一次可怕的虐犹事件。犹太人都很害怕。”
  “明白了。”切尔尼亚克打断了他的话。“犹太佬,我们会给你写请愿书的!”他转身对大尉说:“这个家伙得弄个牢靠点的地方关起来!把他押到指挥部去!我要亲自审问他,到底是谁要请愿。”
  泽利采尔还想分辩,但是大尉把手一扬,在他背上狠狠地抽了一马鞭。
  “住口,你这畜生!”
  泽利采尔疼得脸都变了形,躲到墙角去了。他嘴唇抖动着,差点失声痛哭起来。
  就在这时候,保尔站了起来。仓库里的犯人只剩下他和泽利采尔两个了。
  切尔尼亚克站在这个小伙子面前,用那双黑眼睛上下打量着他。
  “喂,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上校马上就听到了回答:“我从马鞍子上割了一块皮子做鞋掌。”
  “什么马鞍子?”上校没有听明白。
  “我家住了两个哥萨克,我从一个旧马鞍子上割了一块皮子钉鞋掌,就因为这个,他们把我送到这儿来了。”保尔怀着获得自由的强烈愿望,又补充了一句:“我要是知道他们不让……”
  上校轻蔑地看着他。
  “这个警备司令尽搞些什么名堂,真是活见鬼,抓来这么一帮犯人!”他转身对着门口,喊道:“你可以回家了。告诉你爸爸,叫他好好收拾你一顿。行了,快走你的吧!”
  保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都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他从地上抓起多林尼克的外套,朝门口冲去。他穿过警卫室,从刚刚走出来的切尔尼亚克身后悄悄溜到院子里,然后从栅栏门出去,跑到大街上。
  仓库里只剩下倒霉的泽利采尔一个人了。他又痛苦又悲伤,回头看了一眼,下意识地向门口迈了几步。这时候,一个卫兵走进外屋,关上仓库的门,加上锁,在门外的板凳上坐了下来。
  在台阶上,切尔尼亚克对哥萨克大尉得意地说:“幸亏咱们来看了看。你瞧,这儿关了这么多废物。我看得把警备司令关两个礼拜禁闭。怎么样,咱们走吧?”
  警卫队长在院子里集合好了队伍。一见上校走出来,马上跑过来报告:“上校大人,一切照你的吩咐准备完毕。”
  切尔尼亚克把一只脚伸进马镫,轻轻一蹿,上了马。大尉费了很大劲才跨上那匹调皮的马。切尔尼亚克勒住缰绳,对警卫队长说:“告诉你们司令,我已经把他塞在这儿的一群废物都放走了。再转告他,他在这儿搞得乌七八糟,我要关他两个礼拜禁闭。牢里关着的那个家伙,马上给我押到指挥部来。注意警卫。”
  “是,上校大人。”警卫队长敬了个礼。
  上校和哥萨克大尉用马刺刺着马,向广场飞驰而去。那里的阅兵式已经快要结束了。
  保尔翻过第七道栅栏,停了下来。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往前跑了。
  在闷死人的仓库里饿了这么多天,他一点劲也没有了。回家去不行,到谢廖沙家去也不行——要是被人发现了,他们全家都得遭殃。上哪儿去呢?
  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继续往前跑,越过一个又一个菜园子和庄园后院。直到撞在一道栅栏上,他才冷静下来。
  看了一眼,他愣住了:高高的木栅栏里面是林务官家的花园。两条疲乏无力的腿竟把他带到这里来了!难道是他自己想跑到这里来的吗?不是。
  那么,为什么他偏偏跑到这里来了呢?
  这个问题他回答不出来。
  应当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他知道花园里有个木头凉亭,那里谁也发现不了他。
  保尔纵身一跳,一只手攀住栅栏,爬上去,翻身进了花园。他看了看那座隐现在一片树木后面的房子,便向凉亭走去。凉亭四面光秃秃的,夏天爬满凉亭的山葡萄不见了,现在一点遮挡都没有。
  他正要转身回到栅栏那里去,但是已经晚了:他听到背后有狗在狂叫。从房子那边,有一条大狗顺着落满枯叶的小道,向他猛扑过来,可怕的汪汪声震荡着整个花园。
  保尔做好了自卫的准备。
  大狗第一次扑上来,被保尔一脚踢开了。狗又要往他身上扑。要不是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喊声,真不知道这场搏斗会怎样结束。保尔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特列佐尔,回来!”
  冬妮亚沿着小路跑来了。她抓住大狗脖子上的皮圈,对站在栅栏旁边的保尔说:“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狗会把您咬伤的。幸亏我……”
  她突然愣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个闯进花园的少年多么像保尔啊!
  站在栅栏旁边的少年动了一下,轻声说:“你……您还认得我吗?”
  冬妮亚惊叫了一声,急速向保尔跟前迈了一步。
  “保夫鲁沙,是你呀!”
  特列佐尔把她的叫声当成了进攻的信号,猛地一跃,扑了过去。
  “走开!”
  特列佐尔被冬妮亚踢了几脚,委屈地夹起尾巴,向房子那边慢慢走去。
  冬妮亚紧紧握住保尔的双手,问他:“你给放出来了?”
  “难道你已经知道了?”
  冬妮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急促地回答说:“我全都知道。莉莎对我说了。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是他们把你放出来的吗?”
  保尔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他们错放了我,我才跑了出来。他们现在大概又在搜我了。我是无意中跑到这儿来的,想到亭子里歇一会儿。”他抱歉似的补充了一句:“我太累了。”
  冬妮亚注视了他一会儿。她又惊又喜,内心交织着无限的怜悯和温暖的柔情。她用力握着保尔的双手,说:“保夫鲁沙,亲爱的,亲爱的保尔,我的亲人,好人……我爱你……你听见了吗?……你这孩子,我的倔强的小东西,你那天为什么走了?现在,你到我们家,到我这儿来吧。我说什么也不放你走了。我们家很清静,你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但是保尔摇了摇头。
  “要是他们把我从你们家里搜出来,那可怎么办?我不能到你们家去。”
  她把保尔的手握得更紧了,她的睫毛在颤动,眼睛里闪着泪花。
  “你要是不留下,就永远别再见我。现在,阿尔焦姆也不在家,他给抓去开火车了。所有的铁路员工都被征调走了。你说你能到哪儿去呢?”
  保尔理解她的心情,知道她很担心,只是他怕连累心爱的姑娘,才拿不定主意。但是,这些天的折磨已经使他难以支持,他很想休息一下,而且又饿得难受。他终于让步了。
  他坐在冬妮亚房间里的沙发上,厨房里母女俩正在谈话:“妈妈,你听我说,现在保尔正坐在我的房间里,你还记得他吗?他是我的学生。我一点也不想瞒你。他是因为搭救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水兵给抓起来的。现在他逃出来了,可是没有藏身的地方。”她的声音颤抖了。“妈妈,我求你让他暂时住在咱们家里。也许只要住几天。他又饿又累。好妈妈,如果你爱我,你就不要反对。我求求你啦。”
  女儿的眼睛恳求地望着母亲。母亲也试探地注视着女儿。
  “好吧,我不反对。可是你把他安排在什么地方住呢?”
  冬妮亚涨红了脸,非常难为情而又激动地说:“我把他安顿在我屋里的长沙发上。这事可以暂时不告诉爸爸。”
  母亲直视着冬妮亚的眼睛,问她:“这就是你掉眼泪的原因吗?”
  “嗯。”
  “可他还完全是个孩子啊!”
  冬妮亚激动地扯着衣袖,说:“是啊,可是如果他不逃出来,他们照样会把他当作成年人枪毙的。”
  她们彼此没有再多说什么。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这一生吃足了苦头。她母亲是个刻板守旧的妇人,成天讲的是那些虚伪的“礼仪”、“修养”,并对她严加管教。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至今记得,那些旧礼教如何毒害了她的青春年华,所以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她摒弃了市侩阶层的许多偏见和陋习,而采取一种开明的态度。尽管如此,她仍然密切关注着女儿的成长,有时还为她忧心忡忡,并不动声色地帮助她摆脱各种困境。
  现在,保尔要住到她们家来,她也为此而不安。
  可冬妮亚却热心地张罗起来了。
  “妈妈,他得洗个澡。我马上就准备好。他实在脏得像个真正的火夫,已经好多天连脸都没洗了……”
  她跑来跑去,忙碌着,又是烧洗澡水,又是找衣服。接着,她跑进屋,一句话也不说,抓起保尔的手,把他拉进了洗澡间。
  “你把衣服全脱下来。要换的衣服在这儿。你的衣服都得洗。你就穿这一套吧!”她指了指椅子上叠得整整齐齐的领子带白条的蓝色水兵服和肥腿裤子。
  保尔惊奇地向四面望着,冬妮亚笑了:“这衣服是我的,跳舞会上女扮男装用的。你穿上一定很合适。好,你就洗吧,我走啦。趁你洗澡,我去做饭。”
  她随手关上了门。保尔只好迅速地脱掉衣服,跳进澡盆。
  一个小时后,母亲、女儿和保尔三个人一同在厨房里吃午饭了。
  保尔饿极了,不知不觉地一连吃了三盘。开头他在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面前很不自然,后来看到她很热情,也就不再拘束了。
  午饭后,三个人坐在冬妮亚房间里,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请保尔讲一讲他的遭遇,保尔把他遭受的苦难讲了一遍。
  “您以后打算怎么办呢?”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问。
  保尔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想见见我哥哥阿尔焦姆,然后就离开这儿。”
  “到哪儿去呢?”
  “我想到乌曼或者基辅去。我自己还说不准,不过我一定要离开这儿。”
  保尔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会变化得这样快。早晨他还在坐牢,现在却坐到了冬妮亚身边,穿上了干干净净的衣服,而最主要的则是已经获得了自由。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变幻莫测:一会儿乌云满天,一会儿太阳露出笑脸。要是没有再度被捕的危险,他现在可真算得是一个幸福的小伙子了。
  然而,正是现在,在这宽大而安静的房子里,他随时都可能被抓走。
  应当到别处去,随便到哪里,反正不能留在这里。
  但是,心里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真见鬼!以前读英雄加里波第的传记,多带劲!他是那样羡慕加里波第,看,他的一生过得多艰难!在世界各地都受迫害!而他,保尔,一共才受了七天痛苦的磨难,就好像过了整整一年似的。
  看来,他保尔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
  “你在想什么呢?”冬妮亚俯下身子问他。保尔觉得她那碧蓝的眼睛好像深不见底。
  “冬妮亚,我给你讲讲赫里斯季娜的事,你想听吗?”
  “你快讲吧!”她高兴地说。
  “……打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吃力地讲出最后这句话。
  房间里,时钟滴答滴答有节奏地响着,冬妮亚低下头,使劲咬着嘴唇,差点没哭出声来。
  保尔看了她一眼。
  “我今天就得离开这儿。”他坚决地说。
  “不,不行,你今天哪儿也不能去!”
  她把纤细温暖的手指轻轻伸到他那不驯顺的头发里,温情地抚摸着。
  “冬妮亚,你该帮助我。你到机车库去找一找阿尔焦姆,再捎个纸条给谢廖沙。我的手枪藏在老鸹窝里,我自己不能去拿,让谢廖沙给拿下来。这些你能替我办到吗?”
  冬妮亚站起身来。
  “我现在就去找莉莎。我们俩一起到机车库去。你写条子吧,我给谢廖沙送去。他住在什么地方?要是他想见你,告诉他你在这儿吗?”
  保尔想了想,说:“让他今天晚上亲自把手枪送到花园里来吧。”
  冬妮亚很晚才回来。保尔睡得正香。她的手一碰到他,他就惊醒了。冬妮亚高兴地笑着说:“阿尔焦姆马上就来。他刚刚出车回来。亏得莉莎的父亲担保,才准他出来一个钟头。火车头停在机车库里。我不能告诉他你在这儿。我只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转告他。你瞧,他来了。”
  冬妮亚跑去开门。阿尔焦姆站在门口,惊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冬妮亚等他进来后,关上了门,免得患伤寒病的父亲在书房里听到。
  阿尔焦姆两只手臂紧紧抱住保尔,弄得他的骨节都格格地响起来。
  “好弟弟!保尔!”
  大家商量定了:保尔明天走。阿尔焦姆把他安顿在勃鲁扎克的机车上,带到卡扎京去。
  平素很刚强的阿尔焦姆,这些天来,一直不知道弟弟的命运怎样,心烦意乱,已经沉不住气了。现在,他说不出有多高兴。
  “就这么办,明天早晨五点钟你到材料库去。火车头在那儿上完木柴,你就坐上去。我本来想跟你多谈一会儿,可是来不及了,我得马上回去。明天我去送你。我们铁路工人也给编成了一个营,就像德国人在这儿的时候一样,有卫兵看着我们干活。”
  阿尔焦姆告别以后,走了。
  天很快黑下来。谢廖沙该到花园里来了。保尔在黑暗的房间里踱来踱去,等着他。冬妮亚和母亲一块陪着她父亲。
  保尔和谢廖沙在黑暗中见了面。他们互相紧紧地握着手。
  瓦莉亚也跟来了。他们低声地交谈着。
  “手枪我没拿来。你们家院子里尽是佩特留拉匪兵,停着大车,还生起了火。上树根本不行。太不凑巧了。”谢廖沙这样解释着。
  “去他的吧!”保尔安慰他说。“这样说不定更好。路上查出来,脑袋就保不住了。不过,你以后一定要把枪拿走。”
  瓦莉亚凑到保尔跟前,问:“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瓦莉亚,天一亮就起身。”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讲一讲吧!”
  保尔低声把自己的遭遇很快讲了一遍。
  他们亲切地告了别。谢廖沙没有心思开玩笑了,他心情非常激动。
  “保尔,祝你一路平安!可别忘了我们!”瓦莉亚勉强讲出了这句话。
  他们走了,立刻消失在黑暗里。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时钟不知疲倦地走着,发出清晰的滴答声。两个人谁也没有睡意,再过六个小时就要分别,也许从今以后永远不能再见面了。两个人思潮起伏,都有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小时里,难道能够说得完吗?
  青春啊,无限美好的青春!这时,情欲还没有萌动,只有急促的心跳隐约显示它的存在;这时,手无意中触到女友的胸脯,便惊慌地颤抖着,急速移开;这时,青春的友谊约束着最后一步的行动。在这样的时刻,还有什么比心爱姑娘的手更可亲的呢?这双手紧紧地搂住你的脖子,接着就是电击一般炽热的吻。
  从他们建立感情以来,这是第二次接吻。除了母亲以外,谁也没有抚爱过保尔,相反,他倒是经常挨打。正因为这样,冬妮亚的爱抚使他分外激动。
  他在屈辱和残酷的生活中长大,不知道还会有这样的欢乐。在人生道路上结识这位姑娘,真是极大的幸福。
  最后的几个小时他们是紧挨在一起度过的。
  “你还记得跳崖之前我向你许的愿吗?”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
  他闻到了她的发香,似乎也看见了她的眼神。当然,她的许诺他是记得的。
  “难道我能够允许自己让你还愿吗?我是多么尊重你,冬妮亚。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说不上来。我明白,你是不经意才说了那句话的。”
  他无法再说下去了。是的。熟悉的、火一般的热吻封住了他的嘴。她那柔软的身体如同弹簧,又是何等顺从……但是,青春的友谊高于一切,比火更炽烈更明亮。要抵挡住诱惑真难哪,比登天还难,可只要性格是坚强的,友谊是真诚的,那就可以做到。
  “冬妮亚,等时局平定以后,我一定能当上电工,要是你不嫌弃我,要是你真心爱我,不是闹着玩,我一定做你的好丈夫。我永远也不会打你,要是我欺侮你,就叫我不得好死。”
  他们不敢拥抱着睡觉,怕这样睡着了,让母亲看见引起猜疑,就分开了。
  天已经渐渐透亮,他们才入睡。临睡前他们再三约定,谁也不忘记谁。
  清早,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叫醒了保尔。
  他急忙起来。
  他在洗澡间里换上自己的衣服、靴子,穿上多林尼克的外套。这时候,母亲已经叫醒了冬妮亚。
  他们穿过潮湿的晨雾,急忙向车站走去,绕道来到堆放木柴的地方。阿尔焦姆在上好木柴的火车头旁边,焦急地等待着他们。
  那辆叫做“狗鱼”的大功率机车扑哧扑哧地喷着蒸汽,慢腾腾地开了过来。
  勃鲁扎克正从驾驶室里朝窗外张望。
  他们相互匆匆告别。保尔紧紧抓住机车扶梯的把手,爬了上去。他回过身来。岔道口上并排站着两个亲切熟悉的身影:高大的阿尔焦姆和苗条娇小的冬妮亚。
  风猛烈地吹动着冬妮亚的衣领和栗色的鬈发。她挥动着手。
  阿尔焦姆斜眼看了一下勉强抑制住哭泣的冬妮亚,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要么我是个大傻瓜,要么这两个年轻人有点反常。保尔啊,保尔,你这个毛孩子!”
  列车转弯不见了,阿尔焦姆转过身来,对冬妮亚说:“好吧,咱们俩算是朋友了吧?”于是,冬妮亚的小手就躲进了他那大手掌里。
  远处传来了火车加速的轰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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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35:33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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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佩托夫卡四周到处是战壕,到处是带刺的铁丝网。整整一个星期,这座小城都是在隆隆的炮声和清脆的枪声中醒来和入睡的。只是到了夜深的时候,才安静下来。偶尔有一阵慌乱的射击声划破夜空的沉寂,那是敌对双方的暗哨在互相试探。天刚亮,车站上的炮位周围就又忙碌起来。大炮张着黑色的嘴,又凶狠地发出可怖的吼叫声。人们急急忙忙往炮膛里装新的炮弹。炮手把发火栓一拉,大地便颤动起来。炮弹嘶嘶地呼啸着,飞向三俄里外红军占据的村庄,落下去,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巨大的土块掀到空中。
  红军的炮队驻扎在一座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的院子里,修道院坐落在村中心的高岗上。
  炮队政委扎莫斯京同志翻身跳了起来。他刚才枕着炮架睡了一觉。他紧了紧挂着沉甸甸的毛瑟枪的腰带,仔细倾听着炮弹的呼啸声,等待它爆炸。院子里响起了他那洪亮的喊声:“同志们,明天再接着睡吧!现在起床。起——床——!”
  炮手们都睡在大炮跟前。他们和政委一样迅速地跳起来。
  只有西多尔丘克一个人磨磨蹭蹭,他懒洋洋地抬起睡昏的头,说:“这帮畜生,天刚亮就呜呜乱叫,真是坏透了!”
  扎莫斯京大笑起来:“哎,西多尔丘克,敌人真不自觉,也不考虑一下你还没睡够。”
  西多尔丘克爬起来,不满意地嘟哝着。
  几分钟之后,修道院里的大炮怒吼起来,炮弹在城里爆炸了。佩特留拉部队在糖厂那座高烟囱上搭了一个瞭望台,上面有一个军官和一个电话兵。
  他们是攀着烟囱里的铁梯爬上去的。
  整个城市的情况历历在目,就像在手掌上一样。他们从这里指挥炮兵发射。围城红军的每个行动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布尔什维克军队非常活跃。用蔡斯望远镜可以看到红军各个部队运动的情况。一列装甲火车一边打炮,一边顺着铁轨缓慢地开向波多尔斯克车站。后面是步兵散兵线。红军几次发起进攻,想夺取这个小城,但是谢乔夫师的部队隐蔽在近郊的战壕里,固守着。战壕里喷射出凶猛的火焰,四周全是疯狂的射击。每次进攻,枪炮声都异常密集,汇成了一片怒吼。布尔什维克部队冒着弹雨进攻,后来支持不住,退却了,战场上留下了不动的尸体。
  今天,对这座城市的攻击一次比一次顽强,一次比一次猛烈。空气在隆隆的炮声中震荡。从糖厂的烟囱上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时而匍匐在地,时而跌倒又爬起来,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他们马上就要全部占领车站了。谢乔夫师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还是没有堵住车站上已被打开的缺口。奋不顾身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已经冲进了车站附近的街道。守卫车站的谢乔夫师第三团的士兵,遭到短促而猛烈的攻击之后,从设在城郊花园和菜地的最后防线上溃退下来,凌乱地朝城里狼狈逃窜。红军部队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继续挺进,用刺刀开路,扫清了敌人的零星阻击部队,占领了所有街道。
  谢廖沙一家和他们的近邻都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任何力量也不能迫使他再呆在这里了。他非常想到上面去看看。
  尽管母亲再三阻拦,他还是从阴冷的地窖里跑了出来。一辆“萨盖达奇内号”装甲车隆隆地从他家房前急速驰过,一面逃,一面胡乱向四周射击。一群惊恐的佩特留拉败兵跟在装甲车后面逃跑。有个匪兵跑进了谢廖沙家的院子,慌慌张张地扔掉身上的子弹带、钢盔和步枪,跳过栅栏,钻进菜园子,不见了。谢廖沙决心到街上去看看。佩特留拉的败兵正沿着通往西南车站的大路逃窜,一辆装甲车在后面掩护他们。通往城里的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时,突然有一个红军战士跳上了公路。他卧倒在地,顺着公路朝前打了一枪。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见他们弯着腰,边追赶,边打枪。一个晒得黝黑、两眼通红的中国人,只穿一件衬衣,身上缠着机枪子弹带,两手攥着手榴弹,根本不找掩蔽物,一个劲猛追过来。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红军战士,端着一挺轻机枪。这是打进城里的第一支红军队伍。谢廖沙高兴极了。他奔到公路上,使劲地喊了起来:“同志们万岁!”
  他出现得太突然了,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中国人正要向他猛扑上去,但是看到这个年轻人这样兴奋激动,就停住了。
  “佩特留拉的,跑到哪里去了?”中国人气喘吁吁地冲着他喊道。
  但是,谢廖沙已经顾不上听他的。他迅速跑进院子,抓起逃兵扔下的子弹带和步枪,追赶红军队伍去了。他和这支队伍一起冲进了西南车站,直到这个时候,红军战士们才注意到他。他们截住了好几列满载弹药和军需品的火车,把敌人赶进了树林,停下来整顿队伍。这时,那个年轻的机枪手走到谢廖沙跟前,惊讶地问:“同志,你是打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就住在城里,早就盼着你们来啦!”
  红军战士们把谢廖沙围了起来。
  “我的认识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说。“他的喊‘同志们万岁!’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的人,年轻人,好人!”他拍着谢廖沙的肩膀,用半通不通的俄语夸奖他。
  谢廖沙的心欢快地蹦跳着。他马上就被红军战士当作自己人了。他刚刚同他们一起,参加了攻打车站的肉搏战。
  小城又活跃起来了。受尽苦难的人们都从地下室和地窖里走出来,涌到门口,去看开进城的红军队伍。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和瓦莉亚在红军队伍里发现了谢廖沙。他光着头,腰上缠着子弹带,背着步枪,走在战士们的行列里。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气得两手一扬,拍了一下巴掌。
  谢廖沙,她的儿子,居然也去打仗啦!这还了得!想想看,他竟在全城人面前背着枪,大模大样地走着,以后会怎么样呢?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想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她大声喊起来:“谢廖沙,你给我回家,马上回来!我非给你点厉害看看不可,你这个小混蛋!要打仗,你回家打!”说着,朝儿子跑过去,想把他拦住。
  但是,谢廖沙,这个她不止一次扯过耳朵的谢廖沙,却严肃地瞪了她一眼,红着脸,又羞又恼,斩钉截铁地说:“喊什么!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他连停也不停,从母亲身边走了过去。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这下可气坏了:“好哇!你就这样跟你妈说话!往后你就别想再回家!”
  “我就是不想回去了!”谢廖沙头也没有回,大声回答说。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惘然若失地站在路上。一队队晒得黝黑、满身灰尘的战士从她身旁走过去。
  “大娘,别哭了!我们还要选你儿子当政委呢!”有人大声地开了一句玩笑。
  队伍里发出了一阵愉快的笑声。连队前头响起了洪亮而和谐的歌声:
  同志们,勇敢向前进,
  在斗争中百炼成钢,
  为开辟自由的道路,
  挺起胸膛走上战场!
  整个队伍跟着高声唱了起来。在这雄壮的合唱中,可以听到谢廖沙嘹亮的声音。他找到了新的家,他成了这个家庭里的一名战斗员。
  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大门上,钉上了一块白牌。上面简单地写着:“革委会”。
  旁边有一张火红的宣传画。画面上是一个红军战士,两道目光逼视着看画的人,一只手直指看画人的胸膛。下面写着:“你参加红军了吗?”
  夜里,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把这些无声的“宣传员”贴遍了大街小巷。同时还贴出了革委会第一张告全体劳动人民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本市。苏维埃政权已经恢复。
  我们号召全体居民保持安定。血腥虐杀犹太居民的匪徒们已经溃逃。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彻底消灭他们,希望你们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希望你们全力支持劳动人民的政权!
  本市的军权属于卫戍司令员,政权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列辛斯基
  庄园里,进进出出的全是新人了。“同志”这个称呼,昨天还要为它付出生命,今天却响遍全城,到处都可以听到。“同志”——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字眼啊!
  多林尼克忘记了睡眠,忘记了休息。
  这个木匠正在忙着筹建革命政权。
  别墅里一间小屋子的门上贴着一张小纸块,上面用铅笔写着:“党委会”。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在这里办公。她是一个沉着镇静的女人。师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两个人建立苏维埃政权机构。
  只过了一天,工作人员就都坐到办公桌旁边了,打字机嗒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也成立了。粮食委员瓦茨拉夫·特日茨基是一个活泼而性急的人。他以前是糖厂的助理技师。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他就以罕见的顽强精神投入斗争,向工厂管理部门那些隐蔽起来的、对布尔什维克心怀仇恨的贵族分子发起猛烈进攻。
  在全厂大会上,特日茨基用拳头愤怒地敲着讲台的栏杆,用波兰话向他周围的工人们发表了激烈而坚定的演说。他说:“过去的一切,当然别想再回来了。咱们的父兄和咱们自己,一生一世给波托茨基伯爵当牛做马,已经当够了。咱们给他们建造宫殿,可是这位高贵的伯爵大人给了咱们什么呢?
  不多不少,刚够咱们饿不死,好给他干活。
  “什么波托茨基伯爵呀,桑古什卡公爵呀,那些伯爵、公爵大人骑在咱们脖子上有多少年了?难道波兰人不是跟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一样,也有很多人给波托茨基当牲口使吗?可是现在那些贵族老爷的走狗却在波兰工人中散布谣言,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要用铁拳来对付波兰人。
  “同志们!这是无耻的诽谤。咱们各族工人还从来没有获得过像现在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兄弟,可是对那些贵族老爷,请你们相信,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收拾他们。”
  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又使劲敲了一下讲台的栏杆。
  “是谁逼着我们弟兄去流血,去自相残杀呢?是国王,是贵族。许多世纪以来,他们总是派遣波兰农民去打土耳其人,一个民族进攻、屠杀另一个民族的事不断发生。死了多少人!造成了多少灾难!谁愿意这样?难道是我们吗?不过,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些毒蛇的末日来到了。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喊出了使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和工人要成为兄弟,这样,咱们才能得救,才有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同志们,参加共产党吧!
  “波兰也要成立共和国,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波托茨基之流的共和国,咱们一定要把那些家伙连根拔掉。苏维埃波兰将由咱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谁不认识布罗尼克·普塔申斯基?革委会已经任命他当咱们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咱们也会有自己的庆祝胜利的节日,同志们,千万别听那些暗藏的毒蛇的鬼话!要是咱们工人齐心协力,那么就一定能够把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
  特日茨基从内心深处,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清新的呼声。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青年们一齐向他欢呼,表示支持。
  只有年纪大的人不敢发表意见。谁知道,也许明天布尔什维克就会撤走,那时候就得为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付出代价。就是不上绞架,也肯定会被赶出工厂。
  教育委员是切尔诺佩斯基。他是一个身材瘦削而匀称的中学教师。目前,他是本地教育界中唯一忠于布尔什维克的人。革命委员会对面驻扎着一个特务连。这个连的战士在革委会昼夜值勤。一到晚上,在革委会院子里,挨着大门,就架起一挺上好子弹带的马克沁机枪。旁边站着两个拿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正向革命委员会走来。一个年轻的小战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小同志,你多大了?”
  “快十七了。”
  “是本地人吗?”
  小战士微笑着说:“是的,我是前天正打仗的时候参军的。”
  伊格纳季耶娃端详着他。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火车副司机。”
  这时,多林尼克和一个军人走进栅栏门。伊格纳季耶娃对他说:“您瞧,我给共青团区委物色到了一个领导人,他是本地人。”
  多林尼克迅速打量了一下谢廖沙。
  “你是谁家的孩子?”
  “勃鲁扎克家……”
  “哦,扎哈尔的儿子!好哇,你就干吧,把你的伙伴们组织起来。”
  谢廖沙惊讶地看了他们一眼,说:“那我在连里的事怎么办呢?”
  多林尼克已经跑上台阶,回过头来说:“这个我们自有安排。”
  第二天傍晚,当地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那样突然而又迅速地闯了进来。它占据了谢廖沙的整个身心,把他卷进了漩涡。他已经把自己的家完全忘记了,虽然这个家就近在眼前。
  他,谢廖沙·勃鲁扎克,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多次从口袋里掏出乌克兰共产党(布)委员会发的白纸卡片,上面写着:谢廖沙是共青团员、团区委书记。要是有人居然还怀疑这一点,那么,请看他军便服皮带上威风凛凛地挂着的那支曼利赫尔手枪,这是好朋友保尔送给他的,外面还套上了手缝的帆布枪套。这可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件。唉,保夫鲁沙要是在这里该多好!
  谢廖沙整天忙着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各项指示。现在伊格纳季耶娃正等着他,他们要一道上火车站,到师政治部去,给革委会领书报和宣传品。他急忙往大门口跑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小汽车,在那里等着他们。
  到车站去的路很远。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政治部和参谋部就设在车站的列车上。伊格纳季耶娃利用乘车的时间,跟谢廖沙谈了工作。
  “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组织建立了吗?你的朋友都是些工人子弟,你要把他们发动起来。要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明天我们就起草一个共青团的宣言,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把青年召集到剧院里,开个大会。我再介绍你跟师政治部的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认识认识。她大概是做你们青年工作的。”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原来是个十八岁的姑娘。乌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件草绿色的新制服,腰里扎着一条窄皮带。谢廖沙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她还答应帮助他进行工作。分手的时候,乌斯季诺维奇给了他一大捆宣传品,另外,还特意送给他一本共青团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
  天已经很晚了,他们才回到革命委员会。瓦莉亚一直在花园里等着他。一见面,她就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他一顿:“你真不害臊!怎么,你一点都不顾家了吗?为了你,妈天天哭,爸也老发脾气。这样下去,准得闹出事来!”
  “放心好了,瓦莉亚,什么事也不会出。我是没工夫回家。
  说实在的,真没工夫。今天我也不能回去。我正好想跟你谈谈。到我屋里去吧。”
  瓦莉亚简直认不出弟弟来了。他完全变了,就像让谁给充了电似的。他让姐姐坐在椅子上,开门见山就说:“是这么回事。你加入共青团吧。不明白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你不信?给你,看看这个!”
  瓦莉亚看过了证件,难为情地望着弟弟,说:“我入共青团能干些什么呢?”
  谢廖沙双手一摊,说:“什么?没什么可干的?我的好姐姐!我忙得简直连觉都顾不上睡。发动群众,有多少工作要做!伊格纳季耶娃说:应当把大家都召集到剧院去,给他们讲讲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她说我也得讲讲话。我想,这可不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讲,准得出洋相。好了,你还是直截了当说吧:入团的事怎么样?”
  “我不知道。要是我加入,妈准会气炸肺的。”
  “你别管妈嘛,瓦莉亚。”谢廖沙不以为然地说。“她不懂得这些事情。她光想把孩子们拢在她身边。对苏维埃政权,她一点反对的意思也没有,反倒是同情的。但是她只希望别人到前线去打仗,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去。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朱赫来跟咱们讲的话,你还记得吗?你看保尔,人家就不管他妈怎么样。现在咱们已经有了真正生活的权利。怎么样,我的好瓦莉亚,难道你会不同意?你参加进来该有多好!你动员姑娘们,我负责做小伙子们的工作。克利姆卡那个红毛鬼,我今天就叫他乖乖地进来。怎么样,瓦莉亚,你倒是参加不参加?我这儿有一本讲这件事的小册子,你看看。”
  谢廖沙把小册子从衣袋里掏出来,递给了姐姐。瓦莉亚目不转睛地盯着弟弟,低声问:“要是佩特留拉的兵再打回来,可怎么办呢?”
  谢廖沙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起这个问题来。
  “我吗,当然跟大家一起撤走。可是你怎么办呢?到那时,妈可真要遭罪了。”他沉默了。
  “你把我的名字写上吧,谢廖沙,就是别让妈知道。除了咱俩,谁也别告诉。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干,还是这样好一些。”
  “你说得对,瓦莉亚。”
  这时伊格纳季耶娃走了进来。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姐姐瓦莉亚。我正跟她谈入团的事。她倒是挺合适的,就是我母亲不太好办。能不能把她吸收进来,谁也不告诉呢?万一咱们不得不撤退,我当然扛起枪就走了,可是她舍不得母亲。”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边上,注意地听他讲完,说:“好,这样办比较妥当。”
  剧院里挤满了嘁嘁喳喳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看到城里各处张贴的召开群众大会的海报之后跑来的。糖厂的工人管乐队正在演奏。到会的大部分是中小学生。
  他们到这里来,与其说是为了开会,倒不如说是为了看节目。
  幕终于拉开了,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出现在舞台上。
  这个身材瘦小、鼻子尖尖的人立刻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大家都很有兴趣地听他讲话。他谈到了席卷全国的斗争,号召青年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讲起话来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用了很多诸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的字眼,听众显然是不明白的。
  他讲完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沙接着讲话,自己先走了。
  谢廖沙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怎么也讲不出话来。
  “怎么讲?讲什么呢?”他苦苦思索着,想说,又找不到恰当的话,感到很窘。
  伊格纳季耶娃给他解了围,她在桌子后面小声提示他:“谈谈组织支部的事吧。”
  谢廖沙马上谈起了实际问题:“同志们,刚才你们什么都听到了,现在咱们需要成立个支部。谁赞成这个提议?”
  会场里一片寂静。
  丽达出来帮忙了。她向大家讲起了莫斯科青年建立组织的情况。谢廖沙尴尬地站在一旁。
  到会的人对建立支部的事这样冷淡,使他十分恼火。他不时向台下投出不友好的目光。人们并没有认真听丽达讲话。
  扎利瓦诺夫一边轻蔑地看着丽达,一边小声地跟莉莎嘀咕着什么。坐在前排的高年级女生,鼻子上扑着粉,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狡猾的小眼睛滴溜溜地四处转。靠近舞台入口的角落里,坐着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看见他认识的那个青年机枪手也在那里。他正焦躁不安地坐在舞台边上,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打扮得非常时髦的莉莎·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莫夫斯卡娅。她们正旁若无人地同向她们献殷勤的男生交谈着。
  丽达发觉没有人听她讲话,就草草地结束了,让伊格纳季耶娃接着讲。伊格纳季耶娃不慌不忙地讲起来,会场终于安静下来了。
  “青年同志们,”她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认真想一想在这里听到的话。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不少同志愿意积极参加革命,而不愿意袖手旁观。革命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参加不参加取决于你们自己。希望你们也谈一谈。有要发言的同志,请讲吧。”
  会场里又是一阵沉默。突然,后排有人喊了一声:“我讲两句!”
  稍微有点斜眼、样子像只小熊的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挤到了台前。
  “既然是这么回事,是帮布尔什维克的忙,那我不会说个不字。谢廖沙知道我,我报名参加共青团。”
  谢廖沙高兴地笑了。他一下子冲到台中央,说:“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吧?我说过嘛,米什卡是自己人,他爸爸是扳道工,让火车给压死了,米什卡就失了学。别看他没上完中学,可是我们的事业,一说他就明白了。”
  会场上这时喧嚷起来。一个名叫奥库舍夫的中学生要求发言。他是药店老板的儿子,梳着怪里怪气的飞机头。他走上舞台,整了整制服,说:“抱歉得很,同志们。我弄不明白,究竟想要我们做什么。
  要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什么时候学习呢?我们总得把中学念完吧。要是组织个体育协会,办个俱乐部,让我们在那里聚会聚会,读点书,那倒是另一回事。可现在是要我们搞政治,搞来搞去,最后就会给绞死。对不起,我想这种事情是没有人乐意干的。”
  会场里响起了笑声。奥库舍夫跳下舞台,坐了下来。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枪手出来讲话了,他狠狠地把军帽拉到前额上,愤怒的目光朝台下扫了一下,大声喊道:“笑什么?你们这帮混蛋!”
  他的眼睛像两块烧红了的火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见过爹,没见过娘,从小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白天要饭,晚上就在墙根底下一躺,挨饿受冻,没个安身的地方。日子过得连狗都不如,跟你们这帮娇小姐、阔少爷比,完全是另一个样!
  “苏维埃政权来了,红军收留了我。全排都把我当作亲生儿子看待,给我衣服,给我鞋袜,教我文化,最主要的是教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是他们教育我,使我成了布尔什维克,我是到死也不会变心的。我现在心明眼亮,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斗争:是为了我们,为了穷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可是你们呢?却像一群公马,在这里咴咴叫个不停。你们哪里知道,就在这座城下,有二百个同志牺牲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扎尔基的声音像绷紧的琴弦一样,铿锵作响。“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现在全国各地,各个战场上,都有人在流血牺牲,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倒在这里寻开心。”他突然转过身来,朝主持会议的人说:“而你们呢,同志们,却找到了他们头上,找了这么一帮人来开会。”他用手指着台下。“难道他们能懂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这里只有一个人响应了号召,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朝台下喊道。“我们才不来求你们呢,要你们这号人有什么用!你们这样的,只配吃机枪子弹!”他气呼呼地喊出了最后这句话,跳下台来,眼皮都没有抬,径直朝门口走去。
  主持会议的人谁也没有留下来参加晚会。在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沙沮丧地说:“简直是一塌糊涂!还是扎尔基说得对。找这帮中学生来开会,事没办成,反而惹了一肚子气。”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说。“这些人里面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应当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你要把重点放在锯木厂和糖厂。不过今天的大会还是有收获的,学生中间也有好同志。”
  丽达很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看法,她说:“谢廖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断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去。党要使所有劳动者关心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大会。师政治部准备在车站开办一个夏季露天剧场。宣传列车这几天就到,我们马上就能把工作全面铺开。还记得吧,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会取得胜利。”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去。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过了一会儿才放开。丽达微微笑了一下。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路到家看看。随便母亲怎么责骂,他都不做声,也不反驳。但是,当他父亲开始骂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转入反攻,把父亲问得哑口无言。
  “爸爸,你听我说,当初德国人在这儿,你们搞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那个时候,你想到过家没有?
  想到过。可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叫你这样干。我也想到了咱们的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为了我,你们会受迫害的。但是反过来,要是我们胜利了呢?那我们就翻身了。家里我是呆不住的。爸爸,这个不用说你也明白。为什么还要吵吵闹闹呢?我干的是好事,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扯后腿。爸爸,咱们讲和吧,这样,我妈就不会再骂我了。”他那双纯洁的、碧蓝的眼睛望着父亲,脸上现出了亲切的笑容。他相信自己是对的。
  扎哈尔·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微笑着,透过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密的胡须,露出了发黄的牙齿。
  “你这个小滑头,反倒启发起我的觉悟来了?你以为一挎上手枪,我就不能拿皮带抽你了吗?”
  不过,他的话里并没有威胁的语气。他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下,毅然把他那粗糙的大手伸到儿子跟前,说:“开足马力闯吧,谢廖沙,你既然正在爬大坡,我绝不会给你刹车。只是你别撇开我们不管,要经常回来看看。”
  黑夜里,半掩的门缝中透出一线亮光,落在台阶上。在一间摆着柔软的长毛绒沙发的大房间里,革命委员会正在开会。律师用的宽大的写字台周围坐着五个人: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羊皮帽、样子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外两名革委会委员——一个是大个子的铁路工人舒季克,一个是扁鼻子的机车库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俯在桌子上,固执的目光直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嘶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食粮。咱们刚一到这儿,投机商人和贩子就抬高物价。他们不肯收苏维埃纸币,买卖东西要么用沙皇尼古拉的旧币,要么就用临时政府发行的克伦斯基票子。咱们今天就把物价规定下来。其实咱们心里也清楚,哪一个投机商也不会照咱们规定的价钱卖东西。他们一定会把货藏起来。那时候咱们就来个大搜查,把那些吸血鬼囤积的东西统统征购过来。对这帮奸商一点也不能客气。咱们决不能让工人再挨饿。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们别做得太过火。照我说呀,这正好是她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别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而且,问题还不在那些小商贩身上。你瞧,今天我就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饭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家里有个秘密地窖。还在佩特留拉匪徒到来之前,有些大商人就把大批货物囤积在这个暗窖里。”
  他嘲讽地微笑着,意味深长地看了季莫申科一眼。
  “你怎么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张地问。他又羞又恼,因为搜集这类情报本是他季莫申科的责任,现在竟让多林尼克走在前面了。
  “嘿——嘿!”多林尼克笑了。“老弟,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不光知道暗窖的事,”他接着说,“我还知道你昨天跟师长的司机喝了半瓶私酒呢。”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不安地动了几下,发黄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你这瘟神好厉害呀!”他不得不佩服地说。他向伊格纳季耶娃瞥了一眼,看见她皱起了眉头,就不再做声了。“这个鬼木匠!他竟有自己的肃反班子。”季莫申科看着革委会主席,心里这样想。
  “我是听谢廖沙·勃鲁扎克说的。”多林尼克继续说。“他大概有个什么朋友,在车站食堂当过伙计。这个朋友听厨师们说,原先食堂里需要的东西,数量、品种不限,全由佐恩供应。昨天,谢廖沙搞到了准确的情报:确实有这么一个地窖,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季莫申科,你带几个人跟谢廖沙一道去吧。务必在今天把东西找到!要是能成功,咱们就有东西供应工人、支援部队了。”
  半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了饭馆老板的家里,还有两个留在外面,守着大门。
  老板是个滚圆的矮胖子,活像一只大酒桶,一脸棕黄色的络腮胡子,又短又硬。他拐着一条木腿,点头哈腰地迎接进来的人,用嘶哑低沉的喉音问:“怎么回事啊,同志们?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几个女儿。她们披着睡衣,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照得眯缝着眼睛。隔壁房间里,那个又高又胖的老板娘一边穿衣服,一边唉声叹气。
  季莫申科只简单地说:“搜查。”
  每一块地板都查过了。堆满木柴的大板棚、所有的储藏室、几间厨房、一个很大的地窖都仔细搜遍了。但是连暗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
  靠近厨房的一个小房间里,正睡着饭馆老板的女佣人。她睡得正浓,连有人进屋都不知道。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叫醒。
  “你是什么人?是这儿的佣人吗?”他向这个还没有睡醒的姑娘问道。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边拉起被头盖住肩膀,一边用手遮住电筒的光亮,惊疑地回答:“是这儿的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谢廖沙向她说明了来意,叫她穿好衣服,就走了。
  这时候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盘问老板。老板喘着粗气,喷着唾沫,非常激动地说:“你们要找什么?我再没有别的地窖了。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不错,我先前是开过饭馆,但是,现在我也是个穷光蛋了。佩特留拉的大兵把我家抢得精光,差一点没把我打死。我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我就有这么点东西,你们都看见了。”说话的时候,他老是摊开两只又短又肥的胳臂。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会儿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溜到谢廖沙身上,一会儿又从谢廖沙身上溜到墙角或者天花板上。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
  “这么说,你是想瞒着不讲啦?我最后一次劝告你,赶紧把地窖交代出来。”
  “哎哟,你怎么啦,军官同志,”老板娘插嘴了,“我们自己都饿着肚子呢!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放声哭一场,但是却挤不出一滴眼泪来。
  “饿肚子,还能雇佣人?”谢廖沙插了一句。
  “哎哟,她哪儿算得上佣人哪!她是穷人家的孩子,没地方投靠,我们才把她收留下来的。不信,您让赫里斯季娜自己说吧。”
  “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再搜!”
  天已经大亮了,搜查还在饭馆老板的家里顽强地进行着。
  十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季莫申科十分恼火。他都打算下令停止搜查了。谢廖沙正打算走,忽然听到女仆在她的小房间里悄悄地说:“一定在厨房的炉子里。”
  十分钟以后,厨房里那个俄国式大火炉被拆开了,露出了地窖的铁门。过了一小时,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满载着木桶和口袋,穿过看热闹的人群,从老板家开走了。
  一个炎热的白天,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挎着小包袱,从车站回到家里。阿尔焦姆把保尔的事跟她讲了一遍,她一边听,一边伤心地哭着。她的日子过得更加艰辛了。她一点收入也没有,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给她弄到了一份口粮。
  有一天,临近黄昏的时候,阿尔焦姆迈着比平常更大的步子从窗前走过,没等推门进屋,就喊了起来:“保尔来信了!”
  他的信上写着:
  阿尔焦姆,亲爱的哥哥: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虽然并不十分健康。我大腿上挨了一枪,不过快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不要为我担心,很快就会完全治好的。出院以后,也许会给我假,到时候我一定回家看看。妈那里我没有去成,结果却当上了红军。现在我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我们旅长科托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你们一定听到过。像他那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对他是十分敬佩的。妈回来没有?要是她在家,就说她的小儿子向她老人家问好。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了。
  你的弟弟
  再者,阿尔焦姆,请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把这封信的意思说一说。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又流了许多眼泪。这个儿子真荒唐,竟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写。
  谢廖沙经常到停在车站上的那节绿色客车车厢去。车厢上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的牌子,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车上的一个包厢里办公。梅德韦杰娃总是叼着一支香烟,嘴角上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
  这位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同丽达亲近起来。每次离开车站,除了一捆捆宣传品和报纸之外,他都带回一种由于短促的会面而产生的朦胧的欢乐感。
  师政治部露天剧场天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道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车身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宣传画。宣传车上热火朝天,人们昼夜不停地工作着。车上有个印刷室,一张张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有一天晚上,谢廖沙偶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看见了丽达。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她回车站上的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去。他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说:“丽达同志,我怎么总想看到你呢?”紧接着又说,“跟你在一起真高兴!每次跟你见面之后,都觉得精神振奋,有使不完的劲,想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站住了。
  “你听我说,勃鲁扎克同志,咱们一言为定,往后你就别再做这类抒情诗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满脸通红,像一个受到斥责的小学生一样。他回答说:“我是把你当作知心朋友,才这样跟你说的,可是你却把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的话吗?丽达同志,往后我肯定不会再说了!”
  他匆匆地握了一下她的手,拔腿就朝城里跑去。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在火车站上露面。伊格纳季耶娃每次叫他去,他都说工作忙,推托不去。事实上,他确实也很忙。
  一天夜里,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回家,路过糖厂波兰高级职员聚居的街道,有人向他打黑枪。于是在那一带进行了搜查。结果查到了毕苏斯基[毕苏斯基(1867—1935),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当时波兰的国家元首。——译者]分子的组织“狙击手”的武器和文件。
  丽达到革委会来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沙拉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你怎么啦?是小市民的自尊心发作了吧?私人的事怎么能影响工作呢?同志,这可绝对不行!”
  在这之后,谢廖沙只要有机会,就又往绿色车厢跑了。
  接着,谢廖沙参加了县代表大会,会上进行了两天热烈的争论。第三天,谢廖沙同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起,带着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去追剿漏网的佩特留拉军官扎鲁德内率领的匪帮,追了整整一天一夜。回来之后,谢廖沙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见了丽达。他送她回车站去。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丽达生气地把手抽了回去。谢廖沙又有很长时间不到宣传鼓动科的车厢上去。他故意避开丽达,甚至在需要面谈的时候,也有意不同她见面。后来丽达非要他解释回避她的原因,他气愤地说:“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你又该给我扣帽子了:什么小市民习气呀,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呀。”
  车站上开来几列高加索红旗师的军车。三个肤色黝黑的指挥员走进了革委会办公室。其中有个扎武装带的瘦高个子,进门就冲着多林尼克喊:“废话少说。拿一百车草料来。马都快饿死了。还怎么跟白匪打仗?要是不给,我把你们全砍了。”
  多林尼克气呼呼地摊开双手,说:“同志,半天时间,我上哪儿给你弄一百车干草去?干草要到屯子里去拉,两天也拉不回来。”
  瘦高个子目露凶光,吼道:“你给我听着。晚上不见干草,统统砍脑袋。你这是反革命。”他啪的一声,一拳头捶在桌子上。
  多林尼克也光火了:“你吓唬谁?马刀我也会使。明天以前不会有干草,懂吗?”
  “晚上一定得备好。”高加索人扔下一句话,走了。
  谢廖沙和两名红军战士被派去征集干草。不料,在村子里碰上了一伙富农匪帮。红军战士被解除了武装,给打得半死。谢廖沙挨的打少一些。看他年轻,留了点情。贫农委员会的人把他们送回了城里。
  当天晚上,来了一队高加索士兵,因为没有领到干草,便包围了革命委员会,逮捕了所有的人,包括一名清扫女工和一名饲养员。他们把被捕的人带到波多尔斯克车站,一路上还偶尔赏他们几马鞭,然后关进了一节货车车厢。革委会的院子里也驻进了一支高加索巡逻队。要不是师政委、拉脱维亚人克罗赫马利积极出面干预,革委会那些人员的处境可就不妙。克罗赫马利下了死命令,他们才获得释放。
  又有一队战士被派到村子里去。第二天干草总算征集上来了。
  谢廖沙不愿意惊动家里的人,就在伊格纳季耶娃房间里养伤。当天晚上,丽达跑来看望他。她握住谢廖沙的手。谢廖沙第一次感到她握得那样亲切,那样紧。他可是怎么也不敢这样握的。
  一个炎热的中午,谢廖沙跑进车厢里找到丽达,把保尔的信念给她听,又向她讲了自己这位好朋友的事。临走的时候,他随便说了一句:“我要到林子里去,在湖里洗个澡。”
  丽达放下手里的工作,叫住他说:“你等等,咱们一起去。”
  他们两人走到水平如镜的湖边,停住了脚步。温暖而透明的湖水清爽宜人。
  “你上大路口去等一会儿。我到湖里洗个澡。”丽达用命令的口气说。
  谢廖沙在小桥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脸朝着太阳。
  他背后响起了溅水声。
  透过树丛,他看见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宣传列车政委丘扎宁正顺着大路走来。丘扎宁长得很漂亮,穿着十分考究的弗连奇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脚上是吱吱响的软皮靴子。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一边走,一边跟她谈着什么。
  谢廖沙认出了冬妮亚。就是她有一回给他送过保尔写的条子。冬妮亚也目不转睛地看着谢廖沙,显然,她也认出他来了。当冬妮亚和丘扎宁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叫住冬妮亚说:“同志,您等一等,我这儿有一封信,跟您也有点关系。”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递给了她。冬妮亚抽出手,读起信来。信纸在她手中微微颤动着。她把信还给谢廖沙的时候,问:“他的情况,你就知道这些吗?”
  “是的。”谢廖沙回答。
  丽达从后面走来,碎石在她脚下响了一下。丘扎宁看见她在这里,立即小声对冬妮亚说:“咱们走吧。”
  但是丽达已经把他叫住了。她轻蔑地嘲讽他说:“丘扎宁同志!列车上成天都在找您呢!”
  丘扎宁不满地斜了她一眼。
  “没关系,没有我,他们照样能办事。”
  丽达看着丘扎宁他们两人的背影,说:“这个骗子,什么时候才能把他撵走啊!”
  树林在喧闹,柞树摇晃着强劲的脑袋。湖水清澈凉爽,令人神往。谢廖沙也情不自禁地想跳入水中,洗个痛快。
  洗完之后,他在离林间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她正坐在一棵伐倒的柞树上。
  两个人一边谈话,一边向树林深处走去。他们走到一小块青草茂盛的林间空地上,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树林里静悄悄的。只有柞树在窃窃私语。丽达在柔软的草地上躺了下来,弯过一只胳膊枕在头下。她那两条健美的腿和一双补了又补的皮鞋,没在又高又密的青草里。谢廖沙的目光无意中落到她的脚上,看到她的皮鞋上打着整整齐齐的补丁,再看看自己的靴子,上面有一个大窟窿,已经露出了脚趾。他不禁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谢廖沙伸出一只靴子,说:“咱们穿着这样的靴子,怎么打仗啊?”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茎,心里正在想着别的事。
  “丘扎宁是个坏党员,”她终于开口说。“我们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穿得又旧又破,可他却只关心自己。他是到咱们党里来混混的……现在,前线情况确实严重,咱们国家得经受激烈战斗的长期考验。”她沉默了片刻,又接着说:“谢廖沙,咱们不单要用嘴和笔战斗,也要拿起枪来。中央已经决定,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你知道吗?谢廖沙,我估计,咱们在这儿不会待很久了。”
  谢廖沙听她说着,从她的话里听出一种不寻常的音调来。
  他感到很惊奇。她那双水汪汪的又黑又亮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他几乎要忘情了,想对她说,她的眼睛像一面镜子,从里面能看见一切,但是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丽达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来。
  “你的手枪呢?”
  谢廖沙摸了一下皮带,难过地说:“上回在村子里,叫那帮富农给抢去了。”
  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掏出一支发亮的勃朗宁手枪。
  “你看见那棵柞树没有,谢廖沙?”她用枪口指了指离她有二十五六步远的一棵满是裂纹的树干。然后举起手枪,同眼睛取平,几乎没有瞄准,就开了一枪。打碎的树皮撒落在地上。
  “看到了没有?”她得意地说,接着又放了一枪。又是一阵树皮落地的簌簌声。
  “给你,”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用逗弄的口吻说。“现在该看看你的枪法了。”
  谢廖沙放了三枪,有一枪没有打中。丽达微笑着说:“我还以为你不会打得这么好呢。”
  她放下手枪,又在草地上躺下来。制服上衣清晰地显出了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
  “谢廖沙,你到这儿来。”她轻轻地说。
  他把身子挪到她跟前。
  “你看到天空没有?天空是碧蓝的。你的眼睛和天空一样,也是碧蓝的。这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深灰色的,像钢铁一样才好。碧蓝色未免太温柔了。”
  突然,她一下紧紧搂住了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头,热烈地吻着他的双唇。
  这个举动对谢廖沙来说太突如其来了,即便他在刑场面对枪口,也未必会这样心慌意乱。他只知道丽达在吻他,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无法理解。这个丽达,他连握她的手超过一秒钟都不敢。
  “谢廖沙,”她稍稍推开他那晕乎乎的头说,“我现在把自己交给你,是因为你充满青春活力,你的感情跟你的眼睛一样纯洁,还因为未来的日子可能夺去我们的生命。所以,趁我们有这几个自由支配的时辰,我们现在要相爱。在我的生活里,你是我爱的第二个人……”
  谢廖沙打断她的话头,向她探过身去。他陶醉在幸福之中,克服着内心的羞涩,抓住了她的手……
  曾经难以理解的丽达如今成了他谢廖沙心爱的妻子。一股巨大的激情闯进了他的生活,这是他对丽达深沉而又博大的同志情谊,它占据了他那颗渴望火热斗争的心。开头几天,他的生活常规完全给打乱了。可是紧张繁忙的工作不等人。不久他又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直到眼前的这个秋天,生活只赏赐给他们三四次见面的机会,这几次见面令人心醉,永生难忘。
  过了两个月,秋天到了。
  夜悄悄降临,用黑色的帷幕盖住了树林。师参谋部的报务员俯在电报机上,忙着收报。电报机发出急促的嗒嗒声,一张狭长的纸条从他的指缝间穿过,他迅速将那些点和短线译成文字,写在电文纸上:
  第一师师参谋长并抄送舍佩托夫卡革委会主席。命令收到电报后十小时内,撤出市内全部机关。留一个营,归本战区指挥员×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及所有军事机关,均撤至巴兰切夫车站。执行情况,即报来。
  师长(签名)
  十分钟后,一辆点着电石灯的摩托车飞速穿过寂静的街道,突突突地喷着气,在革委会大门口停了下来。通讯员把电报交给了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人们行动起来了。特务连马上开始整队。一小时过后,几辆马车满载着革委会的物品,从街上走过,到波多尔斯克车站,装车准备出发。
  谢廖沙听完电报,跟着通讯员跑了出去,对他说:“同志,捎个脚,带我上车站,行不?”
  “坐在后面吧,把牢了。”
  宣传鼓动科的车厢已经挂到列车上,谢廖沙在离车厢十步左右的地方抓住了丽达的双肩。他感到就要失去一件无比珍贵的东西,低声地说:“再见吧,丽达,我亲爱的同志!咱们还会见面的,你千万别忘了我。”
  他害怕自己马上就会放声哭出来。该走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有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遗弃的小城和车站已经是空荡荡的了。最后一列火车的车头拉了几声汽笛,像是告别似的。留守城里的那个营,在车站后面铁路两侧布成了警戒线。
  遍地都是黄叶,树枝上光秃秃的。风卷着落叶,在路上慢慢地打转。
  谢廖沙穿着军大衣,身上束着帆布子弹带,同十个红军战士一起,守卫着糖厂附近的十字路口,等待波兰军队的到来。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敲了几下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这位邻居还没有穿好衣服,他从敞开的房门里探出头来,问:“出了什么事?”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指着持枪行进的红军战士,向他的朋友使了个眼色。
  “开走了。”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担心地看了他一眼,问:“您知不知道,波兰人的旗子是什么样的?”
  “好像有只独头鹰。”
  “哪儿能弄到呢?”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烦恼地搔了搔后脑勺。
  “他们当然无所谓,”他想了一会儿说。“说走就走了,可是苦了咱们,要合新政府的意,又得大伤脑筋。”
  突然,一挺机枪嗒嗒地响了起来,打破了四周的寂静。车站附近有一个火车头拉响了汽笛。同时从那里传来了一下沉重的炮声。接着重炮弹划破长空,呼啸着飞过去,落在工厂后边的大道上。道旁的灌木丛立刻隐没在蓝灰色的硝烟里。闷闷不乐的红军战士沿着街道默默地撤退,不时回头看看后边。
  一颗凉丝丝的泪珠顺着谢廖沙的脸流了下来。他急忙擦掉泪珠,回头向同志们看了一眼,幸好谁也没有看见。
  同谢廖沙并肩走着的是又高又瘦的锯木厂工人安捷克·克洛波托夫斯基。他的手指扣在步枪扳机上。安捷克脸色阴沉,心事重重。他的眼睛碰到了谢廖沙的目光,便向他诉说了自己的心事:“这回咱们家里的人可要遭殃了,特别是我家的人。他们一定会说:‘他是波兰人,还同波兰大军作对。’他们准会把我父亲赶出锯木厂,用鞭子抽他。我劝老人家跟咱们一起走,可是他舍不得扔下这个家。唉,这帮该死的家伙,赶紧碰上他们打一仗才好呢!”安捷克烦躁地把遮住眼睛的红军军帽往上推了推。
  ……再见吧,我的故乡,再见吧,肮脏而难看的小城,丑陋的小屋,坎坷不平的街道!再见吧,亲人们,再见吧,瓦莉亚,再见吧,转入地下的同志们!凶恶的异族侵略者——无情的白色波兰军队已经逼近了。
  机车库的工人们穿着油污的衬衫,用忧愁的眼光目送着红军战士们。谢廖沙满怀激情地喊道:“我们还要回来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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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38:18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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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黎明前的薄雾里,第聂伯河模糊地闪着光;河水冲刷着岸边的石子,发出轻微的哗哗声。两岸附近的河水是宁静的,平滑的水面泛出一片银灰色,好像凝滞不动似的。河中央,却翻滚着黑沉沉的水流,肉眼就可以看出,它正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是一条美丽的、庄严的河。正是为了赞美它,果戈理写下了千古绝唱的抒情散文“第聂伯河是神奇美妙的……”河的右岸,峭壁耸立,俯视着水面,宛如一座行进中的高山,骤然在宽阔的河水面前停住了。左岸的下方,全是光秃秃的沙地,这是第聂伯河在春汛退走时淤积起来的。
  在河边的一条狭小的战壕里,隐蔽着五个战士。他们按照分工趴在一挺秃鼻子马克沁机枪旁边。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谢廖沙脸朝第聂伯河,侧身卧在机枪紧跟前。
  红军部队由于频繁的战斗,已经十分疲乏,接着又遭到波兰军队疯狂的炮击,昨天放弃了基辅,转移到第聂伯河左岸,构筑工事固守。
  但是,这次的撤退、重大的伤亡以及最后弃守基辅,严重地影响了战士们的情绪。第七师曾经英勇地突破重围,穿过森林,挺进到马林车站一带的铁路线书院规模渐大,闻名于天下。南宋刘琪重建。朱熹曾讲学于,经过猛打猛冲,赶走了据守车站的波兰部队,把他们赶进森林,扫清了通向基辅的道路。
  现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却失陷了,红军战士个个都怏怏不乐。
  波兰白军迫使红军撤出达尔尼察之后,就在左岸靠近铁路桥的地方占领了一个不大的立足点。
  但是,不论他们费多大力气,也不能再向前推进一步,他们遇到了红军的猛烈反击。
  谢廖沙看着奔流的河水,不禁想起了昨天的情景。
  昨天中午,他和大家一起,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波兰白军发起了反冲锋。就在昨天的这场战斗中,他第一次跟一个没有胡子的波兰兵拼刺刀。那个家伙端着步枪,枪上插着像马刀一样长的法国刺刀,一边莫名其妙地喊着什么,一边像兔子那样跳着,向谢廖沙直扑过来。一刹那间,谢廖沙看到了对手那双睁圆了的、杀气腾腾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他一摆步枪,用刺刀尖把波兰兵那把明晃晃的法国刺刀拨到了一边。
  波兰兵倒下去了……
  谢廖沙并没有手软。他知道自己以后还要杀人。就是他,谢廖沙,这个能够那样温柔地爱,能够那样珍惜友谊的人,今后还要杀人。他不是一个狠毒、残忍的人,但是他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阶级欺骗、毒害和驱使的士兵,都是怀着野兽般的仇恨来进攻他亲爱的祖国——苏维埃共和国的。
  因此他,谢廖沙,是为了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尽快到来而杀人的。
  谢廖沙正想着,帕拉莫诺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咱们走吧,谢廖沙。敌人很快会发现咱们的。”
  保尔·柯察金转战在祖国大地上已经一年了。他乘着机枪车和炮车飞奔,骑着那匹缺了一只耳朵的灰马驰骋。他已经长大成人,比以前更加强壮了。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
  他的皮肤曾被沉甸甸的子弹带磨得鲜血直流,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皮;可是步枪皮带磨出来的硬茧却蜕不掉了。
  这一年里,保尔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同成千上万个战士一样,虽然衣不蔽体,胸中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烈火。
  为了保卫本阶级的政权,他们南征北战,走遍了祖国大地。保尔只有两次不得不暂时离开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了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一九二○年二月,得了伤寒,发高烧,大病了一场。
  斑疹伤寒造成第十二集团军各师、团的大量减员,简直比波兰军队的机枪还要厉害。这个集团军战线很长,几乎守卫着乌克兰整个北部广大地区,阻挡着波兰白军的进一步推进。保尔刚刚痊愈,就归队了。
  现在,他们那个团正在卡扎京——乌曼支线上,据守着弗龙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车站在树林子里。站房不大,旁边是一些被遗弃的、破坏得很厉害的小房。这一带根本没法住下去。两年多来,隔不多长时间,就要打一仗。这个小车站真是什么样的队伍都见识过了。
  现在,一场新的大风暴又快要酝酿成熟。虽然第十二集团军损失了大量兵员,一部分部队已经失散,在波兰军队的压迫下,全军正在向基辅方向撤退,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共和国却在部署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准备给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波兰白军毁灭性的一击。
  久经战斗考验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各师,从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军事史上空前的大进军。第四、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四这四个骑兵师,相继向乌曼地区运动,在离我军前线不远的后方集结;他们在走向决战的进军中,顺便清除了沿途的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战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名在酷热的草原上经过风吹日晒的战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尽最大努力,使这个正在准备中的决定性打击事先不被毕苏斯基分子察觉。共和国和各战线的司令部都小心翼翼地掩蔽着这支庞大的骑兵部队的集结。
  乌曼前线停止了一切积极的军事行动。从莫斯科直达哈尔科夫前线司令部的专线不停地发出电报,再从那里传到第十四和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狭长的纸条上打出了用密码写成的各种命令,其基本内容都是:“骑兵第一集团军之集结万勿引起波军注意。”只有在波兰白军的推进可能把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卷入战斗的情况下,才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军事行动。司令部总的部署,反映在下面这道简要的命令中:
  第358号令(密件第89号)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科夫斯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第十二、十四和骑兵各集团军总指挥兼集群司令亚基尔同志:
  乌克兰境内波兰军队有两个集群:基辅集群和敖德萨集群。其部分兵力部署在第聂伯河左岸,主要兵力,其中包括科尔尼茨基将军(原外阿穆尔骑兵团团长)的由十个骑兵团组成的突击混成骑兵师和陆续开到的波兹南师的部队,则集结在白采尔科维、沃罗达尔卡、塔拉夏、拉基特诺地区。敖德萨集群的主力在日美林卡—敖德萨铁路和布格河之间我第十四集团军战线附近活动。上述两集群之间,大体在拉沙、捷季耶夫、布拉茨拉夫一线,分散部署着第一波兹南师的部队。
  罗马尼亚人继续持观望态度。我西方战线各集团军突破敌方防线后,继续顺利地向莫洛杰奇诺、明斯克方向推进。西南战线各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击溃并消灭乌克兰境内的波兰军队。
  敌上述集群兵力分散,可资利用,考虑到其主办移向基辅地区,且在政治上具有极重要影响,兹决定以敌基辅集群为主要攻击对象。
  命令:
  1.第十二集团军的基本任务是占领铁路枢纽站科罗斯坚,主力在基辅以北地段强渡第聂伯河,其近期目标是切断博罗江卡站、捷捷列夫站一带的铁路线,阻止敌军向北撤退。
  在战线的其余地段要坚决牵制住敌人,在敌军退却时尾追不舍,伺机一举攻占基辅。战斗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
  2.亚基尔同志的集群应于五月二十六日凌晨向白采尔科维、法斯托夫方向全线发动强有力的进攻,其目的是尽量吸引更多的敌基辅集群兵力投入战斗,与左翼的骑兵集团军相互配合。
  3.骑兵集团军的基本任务是击溃并消灭敌基辅集群的有生力量,夺取其技术装备。五月二十七日凌晨向卡扎京方向发动强有力的进攻,割断敌基辅集群和敖德萨集群之间的联系。以果断猛烈的战斗扫清沿途遇到的一切敌人,于六月一日前占领卡扎京、别尔季切夫地区,并依靠旧康斯坦丁诺夫卡和舍佩托夫卡方面的屏障,向敌人后方挺进。
  4.第十四集团军要保证主力突击部队战斗的胜利,为此应将本集团军主力集结在右翼,发动强大突击,于六月一日前占领温尼察—日美林卡地区。战斗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
  5.各部队活动分界线见第348号令(密件)。
  6.收到命令后望回报。
  西南战线司令 叶戈洛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别尔津
  西南战线参谋长 佩京
  1920年5月20日于克列缅丘格
  篝火的红色火舌抖动着,褐色的烟柱盘旋着升到空中。一群群蠓虫,躲开浓烟,慌慌忙忙地飞来飞去。战士们稍稍离开火堆,围成了一个半圆形。篝火在他们脸上抹上了一层紫铜色。
  篝火旁边,有几只军用饭盒埋在淡蓝色的炭灰里。
  饭盒里的水正在冒泡。突然,一条火舌从燃烧着的木头下面贼溜溜地蹿了出来,在一个低着头的人的乱头发上舔了一下。那人慌忙把头一闪,不满意地咕哝了一句:“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红军战士,穿着呢上衣,留着一撮小胡子,刚刚对着火光检查完步枪的枪筒,用他那粗嗓子说:“这个小伙子看书入了迷,火烧头发都不知道。”
  “喂,柯察金,把你读的东西也给我们讲讲吧!”
  那个青年战士摸了摸那绺烧焦了的头发,微笑着说:“啊,安德罗休克同志,这可真是本好书,一拿起来就怎么也放不下。”
  保尔身旁坐着一个翘鼻子的青年战士,他正在专心地修理弹药盒上的皮带,想用牙把一根粗线咬断。听保尔这样说,他好奇地问:“书里写的是什么人哪?”他把针插在军帽上,又把多下来的线缠在针上,然后补充了一句:“要是讲的是恋爱故事,我倒挺想听听。”
  周围又响起了一阵哄笑。马特韦丘克抬起他那剪了平头的脑袋,狡黠地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个鬼脸,对他说:“是啊,谢列达,谈情说爱,可真是件好事。你又挺漂亮,简直是画上的美男子!你走到哪儿,哪儿的姑娘就成天围着你转。你只有一个地方美中不足,就是鼻子太翘了,活像猪拱嘴。不过,还有办法补救:鼻尖上挂个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诺维茨基手榴弹,重约四公斤,用来爆破铁丝网。——原注],保险只消一宿,鼻子就翘不起来了。”
  又爆发了一阵笑声,吓得拴在机枪车上的马匹打了一个响鼻。
  谢列达慢腾腾地转过身来。
  “长得漂亮不漂亮倒没什么,脑袋瓜好使才行。”他富有表情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就说你吧,别看舌头上长着刺,挺能挖苦人,只不过是个地地道道的蠢货。你这个木头人连耳朵都是凉的!”
  两个人你来我往,眼看就要翻脸,班长塔塔里诺夫赶忙把他们劝开。
  “得了,得了,同志们!吵什么呀?还是让保尔挑几段精彩的给大伙念念吧。”
  “念吧,保夫鲁沙,念吧!”周围都喊起来。
  保尔把马鞍搬到火堆跟前,坐在上面,然后打开那本厚厚的小书,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英国女作家伏尼契(1864—1960)描写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牛虻是小说的主人公。——译者]。我是从营政委那儿借来的。我读了很受感动。要是大伙好好坐着听,我就念。”
  “快念吧!没说的!谁也不会跟你打岔。”
  当团长普济列夫斯基同志同政委一道骑马悄悄走近篝火时,他看见十一对眼睛正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念书的人。
  普济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这群战士,对政委说:“团里的侦察兵有一半在这儿,里面有四个共青团员,年纪还很轻,个个都是好战士。你看那个念书的,叫柯察金。那边还有一个,看见没有?眼睛像小狼一样,他叫扎尔基。他俩是好朋友,不过暗地里却在较劲。以前柯察金是团里最好的侦察兵,现在他可碰上了厉害的对手。你看,他们现在正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不露声色,影响却很大。有人送给他们一个称号,叫‘青年近卫军’,非常合适。”
  “念书的那个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吗?”政委问。
  “不是,指导员是克拉梅尔。”
  普济列夫斯基催着马向火堆走去。
  “同志们,你们好!”他大声喊道。
  战士们一齐转过头来。团长轻捷地跳下马,走到坐着的战士们跟前。
  “在烤火吗,朋友们?”他笑着问。他的两只小眼睛有点像蒙古人。现在他满面笑容,刚毅的面孔也不像平时那样严峻了。
  战士们像对待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好同志一样,热烈地欢迎团长。政委没有下马,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普济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推到背后,在保尔的马鞍旁边坐了下来,对大家说:“一起抽口烟,怎么样?我这儿有点好烟叶。”
  他卷了一支烟抽起来,转脸对政委说:“你走吧,多罗宁,我就留在这儿了。司令部有什么事找我,通知我一声。”
  多罗宁走了。普济列夫斯基对保尔说:“接着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念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望着篝火,沉思起来。
  有好几分钟,谁都没有说话,牛虻的死使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震动。
  普济列夫斯基默默地抽着烟,等着听战士们谈感想。
  “这个故事真悲壮。”谢列达打破了沉默。“这就是说,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本来这是一个人没法忍受的,但是,当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就什么都忍受得住。”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很激动。这本书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
  原先在白采尔科维给鞋匠打下手的安德留沙·福米乔夫激愤地喊道:“那个神甫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边送,真该死,要是叫我碰上,马上送他上西天!”
  安德罗休克用小棍子把饭盒朝火里推了推,坚定不移地说:“知道为什么而死,问题就不同了。到了那个时候,人就会有力量。要是你觉得真理在你一边,你就应当死得从容。英雄行为正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叫波莱卡。白匪在敖德萨把他包围了,他一冒火,向一个排的匪军冲了过去。没等敌人的刺刀够着他,他就拉响了手榴弹。手榴弹就在他脚下爆炸了。他自己当然是连整尸首都没留下,周围的白匪也给炸倒了一大片。从外表上看,这个人普普通通,也没有什么人给他写书。可是他的事迹真值得写!在咱们同志中间,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有的是!”
  他用匙子在饭盒里搅动了几下,舀出一点茶水,用嘴尝了尝,又接着说:“可也有人死得像只癞皮狗。死得不三不四,很不光彩。
  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打仗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一桩事。伊贾斯拉夫尔是一座古城,在戈伦河上,基辅大公统治时期就建立了。那儿有座波兰天主教堂,像个堡垒,很难攻。那天我们朝那边冲了过去。大家列成散兵线,顺着小巷朝前摸。我们的右翼是拉脱维亚人。我们跑到大路上,一看,有一家院子的围墙上拴着三匹马,全都备着鞍子。
  “好哇,我们想,这回准能抓几个波兰俘虏了。我们十来个人朝那个院子冲过去。他们拉脱维亚人的连长拿着毛瑟枪跑在最前面。
  “我们跑到房子跟前,一看门敞开着,就冲了进去。原以为里面一定是波兰兵,哪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三个侦察兵,他们早来了一步,正在干坏事。事实就摆在眼前: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妇女。这儿是一个波兰军官的家。他们已经把那个军官的老婆按在地上了。拉脱维亚连长一见这情景,用拉脱维亚话喊了一声。三个家伙全给抓了起来,拖到了院子里。在场的只有两个俄罗斯人,其余的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姓布列季斯。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话,一看也就明白了,他们是要把那三个家伙干掉。这些拉脱维亚人全是铁汉子,性格很刚强。他们把那三个家伙拖到石头马厩跟前。我想,这回完蛋了,准会把他们崩掉!三个人里边,有一个棒小伙子,长相难看极了,拼命挣扎,不让绑,还破口大骂,说不该为了一个娘们就把他枪毙。另外两个家伙都在求饶。
  “我一看这情景,浑身都凉了。我跑到布列季斯跟前说:‘连长同志,把他们送军事法庭算了,干吗让他们的血弄脏了你的手呢?城里战斗还没完。哪儿有工夫跟他们算帐。’他转过身来,朝我一瞪眼,我马上就后悔不该多嘴了。他的两只眼睛简直像老虎。毛瑟枪对着我的鼻子。我打了七年仗,这回可真有点害怕了。看来他会不容分说就把我打死。他用俄语向我喊,我勉强才听明白:‘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可是这几个家伙却给全军丢脸。当土匪就得枪毙。’“我吓得赶忙跑到街上去了。背后响起了枪声。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完蛋了。等我们再向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是咱们的了。事情就是这样。那三个人像狗一样死掉了。他们是在梅利托波利附近加入咱们队伍的,早先跟着马赫诺匪帮干过,都是些坏蛋。”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拿到脚边,打开装面包的背囊,接着说:“咱们队伍里混进了一些败类,你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人都看透。从表面上看,他们好像也在干革命。可这些家伙是害群之马。我看到这种事,心里总不痛快,直到现在都忘不了。”
  他说完,就喝起茶来。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大声打着呼噜。普济列夫斯基也枕着马鞍子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还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他把刚喝完茶的克拉梅尔叫到跟前,对他说:“指导员,我问你,我想跳槽,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往后准有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要干。他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总不是为了好玩吧。可咱们呢,却老得在这儿闲呆着。”
  克拉梅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跳槽?你把红军当成什么了?难道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大伙都这么随随便便,从这个部队跑到那个部队,那可就热闹了!”
  “这儿也罢,那儿也罢,反正是打仗,哪儿还不一样?”保尔打断了克拉梅尔的话。“我又不是开小差往后方跑。”
  克拉梅尔一口拒绝了他的要求。
  “那你说,还要不要纪律了?你呀,保尔,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党和共青团都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谁都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而应该是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你要调动,普济列夫斯基已经拒绝了吧?那不就得了,到此为止吧。”
  又高又瘦的克拉梅尔脸色有些发黄,他因为激动,咳嗽了起来。印刷厂的铅尘已经牢牢地附在他的肺叶上,他的两颊时常现出病态的红晕。
  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保尔小声但却十分坚决地对他说:“你说的全对。可我还是要到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去,我是走定了。”
  第二天傍晚,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了。
  在邻近的小村庄里有一所学校,学校旁边的土丘上聚集着一群骑兵,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布琼尼部队的一个健壮的战士,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坐在机枪车后尾,拉着手风琴。一个剽悍的骑兵穿着肥大的红色马裤,正在圈子里跳狂热的果拍克舞。手风琴拉得很蹩脚,既不和谐,又不合拍,害得那个跳舞的老是跳错步子。
  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来看热闹,他们有的爬上机枪车,有的攀着篱笆,看这些刚开来的兴致勃勃的骑兵战士跳舞。
  “托普塔洛,使劲跳哇!把地踩平吧!喂,加油啊,老兄!拉手风琴的,加点劲啊!”
  但是这位手风琴手的粗大手指,扳弯马蹄铁倒不费劲,按起琴键来却很笨拙。
  “可惜阿法纳西·库利亚布卡叫马赫诺匪帮砍死了,”一个晒得黝黑的战士惋惜地说。“他才是第一流的手风琴手呢。
  他是我们骑兵连的排头,死得真可惜。是个好战士,又是个呱呱叫的手风琴手。”
  保尔也站在人群里。他听到最后这句话,就挤到机枪车跟前,把手放在手风琴风箱上。手风琴马上不响了。
  “你要干什么?”拉手风琴的战士斜了保尔一眼。
  托普塔洛也站住不跳了。周围发出了一阵不满的喊声:“怎么回事?干吗不让拉?”
  保尔伸手握住手风琴的皮带,说:“来,我来试试。”
  手风琴手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了一下这位不相识的红军战士,迟疑地把皮带从肩上褪了下来。
  保尔照他的老习惯把手风琴放在膝盖上,然后,猛然一拉,风箱像扇子似的拉开了,手指在琴键上飞速一滑,立刻奏出了欢快的舞曲:
  喂,小苹果,
  你往什么地方滚哪?
  落到省肃反委员会手里,
  你就别想回来啦。
  托普塔洛立即随着那熟悉的旋律,跳了起来。他像雄鹰展翅似的扬起双手,飞快地绕着圈子,做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豪放地用手拍打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着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价响,最后是拍打大张着的嘴巴。
  手风琴不断用琴声鞭策着他,用急骤奔放的旋律驱赶着他。他顺着圆圈,像陀螺一样飞快地旋转起来,一面交替地伸出两条腿,一面气喘吁吁地喊着:“哈,嗨,哈,嗨!”
  一九二○年六月五日,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战斗,突破了波兰第三和第四集团军结合部的防线,把堵截红军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打得落花流水,开始向鲁任方向挺进。
  波军司令部为了堵住这个缺口,急急忙忙拼凑了一支突击部队。五辆坦克在波格列比谢车站刚卸下火车,马上就开赴作战地点。
  但是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绕过敌军准备反攻的据点扎鲁德尼齐,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波军后方。
  波军急忙派出科尔尼茨基将军的骑兵师,跟踪追击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波军司令部判断,骑兵第一集团军突进的目标是波军后方战略重镇卡扎京,这个师便受命从背后对骑兵第一集团军进行袭击。但是这个作战行动并没有改善波兰白军的处境。虽然他们第二天就堵住了战线上的缺口,在骑兵第一集团军后面重新把战线连接了起来,但是强大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插进敌人的后方,摧毁了他们的许多后方基地,正准备向波军的基辅集群发起猛攻。各骑兵师在运动过程中,破坏了沿途许多铁道和桥梁,以便截断波军退路。
  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从俘虏的口供里了解到,波军有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日托米尔——实际上,战线的司令部也设在这里——于是决定拿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这两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六月七日拂晓,骑兵第四师就向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代替已经牺牲的库利亚布卡,在这个骑兵连的排头骑着马前进。战士们不愿意放走这样一个出色的手风琴手,集体提出了要求,保尔就被编入了这个连队。
  快到日托米尔的时候,骑兵摆开了扇面似的队形,快马加鞭,冲了过去。银色的马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地在呻吟,战马喘着粗气,战士们屹立在马镫上。
  马蹄下的大地飞快地向后奔驰,一座到处是花园的大城市,向他们迎面扑来。骑兵穿过郊区的花园,冲到了城中心。
  “杀呀!”——像死神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声在空中震荡。
  惊慌失措的波军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城里的卫戍部队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向前飞驰。在他旁边骑着一匹细腿黑马的,就是那个跳舞的托普塔洛。
  保尔亲眼看见这个剽悍的骑兵战士挥起马刀,毫不手软地劈下去,砍倒了一个还没有来得及举枪瞄准的波兰兵。
  马蹄有力地踏在石头马路上,发出一片得得的响声。突然,在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架在路中央,三个穿蓝军装、戴四角帽的波兰兵,弯着腰守在机枪旁边。还有一个波兰军官,领子上镶着蛇形金绦,一见红军骑兵冲过来,就举起了手里的毛瑟枪。
  这时,托普塔洛和保尔都已经勒不住战马了,他们迎着死神的魔爪,径直向机枪冲过去。军官朝保尔开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子弹像一只麻雀,嗖的一声从他的脸旁飞了过去。那个军官被战马的胸脯撞出去老远,脑袋磕在石头上,仰面朝天倒下去了。
  就在这一刹那间,机枪迫不及待地发出了疯狂而粗野的狞笑声。托普塔洛就像被几十只大黄蜂蜇着似的,连人带马摔倒了。
  保尔的战马竖起前蹄,吃惊地嘶叫着。它带着保尔,猛地一蹿,越过死者的尸体,一直冲到机枪旁边的波兰兵跟前。
  马刀在空中画了一个闪光的弧形,砍进了一顶蓝色的四角军帽里。
  马刀又高高地举了起来,准备向另一个脑袋砍去,但是,那匹跑得性起的战马却蹦到一边去了。
  这时候,骑兵连的大队人马像一股奔腾的山洪,涌向十字路口,几十把战刀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左右砍杀。
  监狱的狭长走廊上,喊叫声连成了一片。
  挤得满满的牢房里,那些受尽折磨、面容憔悴的犯人骚动起来了。城里在进行巷战——难道真是自己的队伍从什么地方打回来了吗?真的就要得到自由了吗?
  枪声已经在监狱的院子里响起来。走廊里传来了奔跑的脚步声。突然,一个亲切的、无比亲切的声音喊道:“同志们,快出来吧!”
  保尔跑到紧锁着的牢门跟前。几十只眼睛从小窗里向外张望。他用枪托猛砸牢门上的铁锁,一下接着一下。
  “等一等,我来炸开它。”米罗诺夫拦住保尔,从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
  排长齐加尔琴科一把夺过手榴弹,说:“快住手,疯子!你怎么啦,傻了吗?钥匙马上就拿来。
  砸不开,就用钥匙开嘛!”
  这时人们用手枪把狱卒押到走廊上来了。
  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欢乐得发狂,一下子挤满了走廊。
  保尔打开又高又大的牢门,跑进了牢房。
  “同志们,你们都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队伍,我们师把这个城市占领了。”
  一个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到保尔身上,抱着他嚎啕大哭起来,就像保尔是她的亲儿子似的。
  波兰白军在这座石头牢房里囚禁着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把他们拉出去枪毙或绞死,另外还关押着二千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现在他们都得救了。对于骑兵师的战士们来说,这些人比任何战利品,比任何胜仗都要宝贵。
  而对于这七千多名革命者来说,漆黑的夜转眼变成了阳光灿烂的暖洋洋的六月天。
  有一个脸色黄得像柠檬的政治犯,欢天喜地地跑到保尔跟前。他是舍佩托夫卡一家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叫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脸上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
  萨穆伊尔讲到故乡舍佩托夫卡发生的悲壮的流血事件。他的话像熔化了的铁水,一滴一滴地落在保尔的心上。
  “一天夜里,我们大伙一下子全给抓了起来,有个无耻的内奸出卖了我们。我们全部落到了宪兵队的魔爪里。保尔,他们打人打得可真狠哪!我比别人少吃点苦头,因为刚打了几下,我就昏死过去了,可别的同志身体比我结实。我们没什么再要隐瞒的。宪兵队什么都知道,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他们都掌握了。
  “我们中间混进了奸细,他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那些日子的事真是一言难尽哪。保尔,有好些人你是认识的:瓦莉亚·勃鲁扎克,县城里的罗莎·格丽茨曼,她还是个孩子呢,才十七岁,是个多好的姑娘啊,一对眼睛总是那么信赖别人。还有萨沙·本沙夫特,你大概还记得,他也是我们厂的排字工,小伙子成天乐呵呵的,常拿老板画漫画。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图日茨。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其余的人是县城和镇上抓来的。一共二十九个,当中有六个女的。大伙都受尽了极其野蛮的折磨。瓦莉亚和罗莎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帮畜生,谁乐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把她们折磨得半死,才拖回牢房。从这以后,罗莎就说起胡话来,过了几天,就完全疯了。
  “那帮野兽不相信她真疯,说她是假装的,每次提审都打她一顿。后来拉出去枪毙的时候,她都没人样了。脸给打成了紫黑色,两只眼直瞪瞪地发呆,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勃鲁扎克直到最后一分钟表现都很好。他们死得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的那股力量。保尔,要把他们死难的情况全说出来,难道可能吗?不可能。他们死得真惨!没法用言语形容……瓦莉亚的案情最重,她负责跟波军司令部的报务员联系,还经常到县里做联络工作。抓她的时候,又搜出了两颗手榴弹和一支勃朗宁手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都是事先做好的圈套,好给她安上蓄谋炸毁波军司令部的罪名。
  “唉,保尔,临刑那几天的情景我真不愿意讲。既然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只好说说。军事法庭判处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同志绞刑,其他同志全部枪决。
  “我们原先在波兰士兵当中做过策反工作,这些士兵也受到了审判,比我们早两天。
  “一个年轻的班长,叫斯涅古尔科,是个报务员,战前在洛济当过电工。他被判处枪决,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没有要求赦免,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就给他们杀害了。
  “他们传瓦莉亚到法庭上去作证。她回来跟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断然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帮助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的士兵睁开眼睛。你们可以为了这个绞死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而且永远都不会背叛。只是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工农大众的国家,而在我的这个祖国里,决不会有人说我是叛徒。’“判决以后,我们就都关在一起了。临刑前,把我们转到了监狱里。夜里,他们在监狱对面靠近医院的地方竖起了绞架。隔不远,靠近树林,就在大道旁边的陡坡上,又选定了一个地方作为执行枪决的刑场,还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
  “判决书张贴出去了,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决定在大白天当众处决我们,好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把老百姓从城里赶到绞架跟前。有的人是因为好奇,虽然心里害怕,也还是来了。绞架旁边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眼看去,人头攒动。监狱四面围着木栅栏,这你是知道的。绞架就离监狱不远,我们都能听到外面嘈杂的人声。在后面的街道上,架起了机枪,整个地区的宪兵队,包括骑兵和步兵,都调来了。一个营的军队封锁了大街小巷。还特地为判处绞刑的人挖了一个坑,就在绞架旁边。我们默不作声地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是偶尔有人说一两句话。该说的前一天都说了,就连诀别的话也说了。只有罗莎还在牢房角落里喃喃自语,不知道说些什么。瓦莉亚因为遭到强奸,又挨了毒打,已经不能走了,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有两个从镇上抓来的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她们互相拥抱着诀别,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一个叫斯捷潘诺夫的小伙子,是从县里抓来的,很有力气,像个摔跤运动员,被捕的时候同敌人格斗,打伤了两个宪兵。他一再对这姐妹俩说:‘同志们,别掉眼泪了。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外边就别再哭了。决不能让那帮吃人的豺狼高兴。他们反正是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反正是要死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容地死吧!咱们谁也不能下跪。同志们,死要死得有骨气!’“这时候,提我们的人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这家伙是个残暴的色情狂,简直是只疯狗。他要是自己不强奸,就让宪兵动手,他在旁边看着取乐。从监狱穿过马路直到绞架,宪兵排成了两道人墙,都是大刀出鞘。他们肩上挂着黄色的穗带,大家都管他们叫‘黄脖狗’。
  “他们用枪托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四个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街上。他们让我们站在绞架跟前,亲眼看着自己的同志被绞死,然后再枪毙我们。绞架很高,是用几根原木搭成的。绞架上吊着三根粗绳子,头上系成圈套。下面是带小梯子的平台,用一根活动的木桩子支撑着。人群像海一样,不住地蠕动着,发出勉强可以听到的嗡嗡声。他们的眼睛全盯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亲友。
  “在稍远一点的台阶上,聚集着一帮波兰小贵族,手里拿着望远镜,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军官。他们都是来欣赏怎样绞死布尔什维克的。
  “脚下的雪是松软的,树林一片白茫茫,树枝像落上了一层棉絮。雪花在空中飞舞,慢慢落下来,飘到我们灼热的脸上,就融化了。绞架下面的平台上也铺了一层雪。我们的衣服差不多全给剥光了,但是谁也没有感到冷。斯捷潘诺夫甚至没有注意到他脚上只穿着一双袜子。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终于把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判绞刑的同志押出了监狱。他们三个人互相挽着胳膊,瓦莉亚夹在中间。她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那两个同志搀扶着她。不过,她记住了斯捷潘诺夫的话:‘死要死得有骨气’,还是竭力想自己走。她没有穿大衣,只穿着一件绒衣。
  “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看来很不满意他们挽着胳膊走,推了他们一下。瓦莉亚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一个骑马的宪兵立即扬起马鞭,朝她脸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女人惨叫了一声,呼天抢地地挣扎着,拼命想挤过警戒线,冲到这三个人跟前去。但是她让宪兵抓住,不知道给拖到什么地方去了。大概这是瓦莉亚的母亲。快走到绞架的时候,瓦莉亚唱了起来。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会这样满怀激情地歌唱。她唱的是《华沙之歌》,那两个同志也随着她一起唱。宪兵用马鞭抽他们,这帮没人性的畜生就像发了疯似的,鞭子不断落到咱们同志的身上,他们都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宪兵把他们打倒在地上,像拖口袋一样拖到绞架跟前,草草念完了判决书,就把绞索套在他们脖子上。这时候,我们大伙就高唱起《国际歌》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推倒,咱们的三个同志就全让绞索给吊了起来……
  “当我们在刑场上准备受刑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大人开恩,把我们当中九个人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其余十七个同志还是全给枪毙了。”
  说到这里,萨穆伊尔扯开了衬衣领子,好像领子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似的。
  “三位同志的尸体整整吊了三天,日夜都有匪兵在绞架旁边看守。后来我们监狱里又送进来几个犯人,据他们说,第四天托博利金同志的绞索断了,因为他身体最重,他们这才把另外两具尸体也解下来,就地掩埋了。
  “但是绞架一直没有拆掉,我们往这儿押解的时候,还看到了。绞索还吊在半空,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沉默起来,呆滞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保尔都没有觉察到他已经讲完了。
  那三具尸体清晰地呈现在保尔眼前,他们的面目很可怕,脑袋歪在一边,在绞架上默默地摆动着。
  突然,街上吹起了集合号,号声惊醒了保尔,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咱们到外边去吧,萨穆伊尔!”
  骑兵押着波兰俘虏,从大街上走过。团政委站在监狱大门旁边,在军用记事本上写了一道命令。
  “给你,安季波夫同志。”他把命令交给矮壮结实的骑兵连长。“派一个班,把俘虏全部押解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方向去。受伤的要给包扎好,用大车运,也往那个方向去。送到离这儿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滚蛋吧。咱们没时间管他们。你得注意,绝对不许有虐待俘虏的行为。”
  保尔跨上战马,回头对萨穆伊尔说:“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咱们的同志,咱们倒要送他们回自己人那儿去,还不许虐待。这怎么办得到?”
  团长回过头来盯着他。保尔听见团长好像在自言自语,但是语气却坚定而严厉:“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枪毙的。我们可不是白军。”
  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想起了在全团宣读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最后是这样说的:
  ……故此命令:
  1.以口头的和书面印发的形式不断地、反复地向红军部队,特别是向新组建的部队宣传解释:波兰士兵是波兰和英法资产阶级的牺牲品,他们本人也是身不由己。因此,我们的责任是,把被俘的波兰士兵当作误入歧途的、受蒙骗的兄弟一样来对待,以后要把他们作为醒悟了的兄弟遣返回解放后的波兰祖国。
  2.凡有有关虐待波兰战俘以及欺凌当地居民的传闻、消息、报告,要一查到底,严查严办,不论这些传闻、消息来自何种渠道。
  3.各部队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要充分意识到,他们对严格执行本命令负有责任。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红军是它的骄傲。它要求红军不要在自己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小声对自己说。
  正当骑兵第四师攻下日托米尔的时候,戈利科夫同志统率的突击部队的一部——第七步兵师第二十旅也在奥库尼诺沃村一带强渡了第聂伯河。
  由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组成的一支部队奉命渡过第聂伯河,并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到科罗斯坚的铁路线。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截断波军逃离基辅的唯一通路。舍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一个团员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在这次渡河时牺牲了。
  当部队在晃荡的浮桥上跑步前进的时候,从山背后飞来一颗炮弹。它在战士们头顶上呼啸而过,落在水里爆炸了。就在这一瞬间,米什卡栽到搭浮桥的小船底下,让河水吞没了,再也没有浮上来。只有淡黄色头发的战士亚基缅科看见了,这个戴着一顶掉了檐的破军帽的战士,一见这情景,惊叫起来:“哎哟,不好了,米什卡掉到水里去了!连影都没有,这下完了!”他停住脚步,吃惊地盯着黑沉沉的流水。后面的人撞在他身上,推着他说:“你这傻瓜,张着嘴巴看什么?还不快走!”
  当时根本没有工夫去考虑个别人的吉凶,他们这个旅本来就落后了,兄弟部队已经占领了对岸。
  米什卡的死讯,谢廖沙是四天以后才知道的。他们旅经过激战攻下布恰车站后,随即向基辅方面展开攻势,当时他们正在阻击企图以猛烈的冲锋向科罗斯坚突围的波军。
  亚基缅科在谢廖沙身边趴下来。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好不容易才拉开灼热的枪机,然后把脑袋贴着地面,转过来对谢廖沙说:“步枪要缓口气,烫得像火一样。”
  枪炮在轰鸣,谢廖沙勉强才听到他说的话。后来枪炮声小了一点,亚基缅科像是顺便提起似的说:“你的那位老乡在第聂伯河里淹死了。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掉到水里去的。”他说完,用手摸了摸枪机,从子弹带里拿出一排子弹,一丝不苟地压进了弹仓。
  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在城里遇到了波军的顽强抵抗。
  大街上正在浴血苦战。敌人用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骑兵的前进。但是这个城市还是被红军占领了。波军已经溃不成军,残兵狼狈逃窜。车站上截获了敌人的许多列火车。但是对波军来说,最可怕的打击还是军火库爆炸,供全军用的一百万发炮弹一下子全毁了。全城的玻璃震得粉碎,房屋好像是纸糊的,在爆炸声中直摇晃。
  红军攻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以后,波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作两股,撤出基辅,仓皇逃遁。他们拼命想为自己杀出一条路,冲出钢铁包围圈。
  保尔已经完全忘却了他自己。这些日子,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他,保尔,已经溶化在集体里了。他和每个战士一样,已经忘记了“我”字,脑子里只有“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战局的发展犹如狂飙,异常迅猛,天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
  布琼尼的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停顿地向前挺进,给敌人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摧毁了波军的整个后方。满怀胜利喜悦的各骑兵师,接二连三地向波军后方的心脏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发起猛烈的冲锋。
  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冲上去,退回来,接着又杀声震天地冲上去。
  无论是密布的铁丝网,还是守城部队的拼命顽抗,都没能挽救波军的溃败。六月二十七日早晨,布琼尼的骑兵队伍渡过斯卢奇河,冲进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城,并继续向科列茨镇方向追击溃逃的波军。与此同时,亚基尔的第四十五师在新米罗波利附近渡过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则向柳巴尔镇发起了攻击。
  不久,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战线司令的命令,要他们全军出动,夺取罗夫诺。红军各师发起强大攻势,把波军打得七零八落,他们只能化成小股部队,四散逃命。
  有一天,旅长派保尔到停在车站的铁甲列车上去送公文。
  在那里他竟遇见了一个根本没想到会碰见的人。马跑上了路基。到了前面一辆灰色车厢跟前,保尔勒住了马。铁甲列车威风凛凛地停在那里,藏在炮塔里的大炮露出黑洞洞的炮口。
  列车旁边有几个满身油垢的人,正在揭开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的钢甲。
  “请问铁甲列车的指挥员在哪儿?”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一桶水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红军战士把手朝火车头那边一指说。
  保尔跑到火车头跟前,又问:“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脸上长着麻子、浑身穿戴都是皮制品的人转过身来,说:“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掏出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您在公文袋上签个字。”
  指挥员把公文袋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字。火车头的中间车轮旁边,有一个人提着油壶在干活。保尔只能看到他宽阔的后背和露在皮裤口袋外面的手枪柄。
  “签好了,拿去吧。”指挥员把公文袋还给了保尔。
  保尔抖抖缰绳,正要走,在火车头旁边干活的那个人突然站直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保尔好像被一阵风刮倒似的,跳下马来,喊道:“阿尔焦姆,哥哥!”
  满身油垢的火车司机立即放下油壶,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小鬼!原来是你呀!”阿尔焦姆这样喊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铁甲列车指挥员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个场面。车上的炮兵战士都笑了起来。
  “看见没有,兄弟俩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丢掉了军帽。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几个骑兵连已经冲进了波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灌木丛中飞驰出来,向河岸冲去,一路上高喊:“师长牺牲了!”
  保尔哆嗦了一下。列图诺夫,他的英勇的师长,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好同志,竟牺牲了。一种疯狂的愤怒攫住了保尔的心。
  他使劲用马刀背拍了一下已经十分疲惫、满嘴是血的战马格涅多克,向正在厮杀的、人群最密的地方冲了过去。
  “砍死这帮畜生!砍死他们!砍死这帮波兰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盛怒之下,他扬起马刀,连看也不看,向一个穿绿军服的人劈下去。全连战士个个怒火中烧,誓为师长复仇,把一个排的波军全砍死了。
  他们追击逃敌,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时候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
  一团绿火像镁光一样,在保尔眼前闪了一下,耳边响起了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头。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向一边翻过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甩出了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立刻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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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41:33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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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大小,周围是暗红色,中间发绿,这只眼睛在闪闪发亮。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像一团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动着,上面的鳞发出讨厌的沙沙声。章鱼在游动。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着自己的眼睛。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着,它们是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的刺针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身上流到已经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去。刺针就这样吸个不停。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
  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但是被它叮过的地方还很疼。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么也抬不起来。为什么这样热呢?大概是妈把炉子烧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里像有一团火,热得喘不上气来。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就爬起来,喝个够。那为什么又起不来呢?他刚想挪动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马上会拿水来的。他要对她说:“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是不是章鱼又来了?就是它,看它那只红色的眼睛……
  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弗罗霞,拿点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动脑子,便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他从那深渊里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他好像有点苏醒了。”
  接着,那温和的声音显得更近、更清晰了:“伤员同志,您要喝水吗?”
  “我怎么是伤员呢?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对了,我不是得了伤寒吗!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球,但是,这个球又让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糊糊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触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体。心头的那团火逐渐熄灭了。
  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
  “伤员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发出来的。
  这时,他又要昏睡了,不过还来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见,但是能听见……”
  “谁能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动一下。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
  1920年8月26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8月27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
  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间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护理员弗罗霞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原来她认识他。很久以前,他们在一起做过工。她对这个伤员是多么体贴入微呀!现在连我也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9月2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简直是我的节日。我负责的伤员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现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
  他们对朋友真挚而淳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掉了眼泪。这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他受了点轻伤,很快就会治好,然后一定回家去看看;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很虚弱。
  9月14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动人。平时他很严肃,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罗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她坐在他的病床旁边。看来,她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所以我每次进屋,他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大夫,您手上怎么紫一块青一块的?”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9月17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毅力真叫我们这些医生吃惊。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不断地呻吟,发脾气,可是他却一声不吭。给他伤口上碘酒的时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绷紧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是从来没有哼过一声。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来,那就是说他昏迷了。他这种顽强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真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柯察金坐着轮椅,第一次被推到医院宽敞的阳台上。
  在他看着花园、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的时候,他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啊!他的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闪闪发亮,不停地转动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似的。
  9月26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那里有两个姑娘等着我。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知道,因为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看他。
  10月8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别人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了。他老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两个姑娘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呻吟,而且从来也不呻吟。我问他原因,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10月14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十分亲切地互相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只是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是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向来就是这样:病人好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见我们。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还不如左眼瞎了呢,现在我怎么打枪呀?”
  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起初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但是,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样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退色的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看在眼里,觉得很不痛快。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轻蔑的、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吗?”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
  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是有点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你来挑毛病,同志。”
  他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出这个风头?”
  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用轮翼疲倦地拍打着水面,拽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落日的余辉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
  冬妮亚望着金黄色的余辉,忧伤地说:“难道咱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完了吗?”
  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紧皱着眉头,低声说:“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跳。拿生命冒险是可以的,但不是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
  冬妮亚悲伤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两眼噙着泪水。
  保尔从侧面注视着她那熟悉的脸庞和栗色的浓发。过去,这个姑娘对他来说,曾经是那样可爱可亲,此刻他不禁对她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
  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站到我们一边来吧。
  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他是红军中的败类,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为什么要那样打扮,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一样呢?你会说:我不愿意跟他们一样,穿上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开,我是感到遗憾的,我希望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不再说下去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去找这个老水兵,但是卫兵不让他进去。他软磨硬泡,弄得卫兵差点把他抓起来。费了好大劲,最后他总算见到了朱赫来。
  他们两个人对这次会面都很高兴。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经给炮弹炸掉了。他们马上就把工作谈妥了。朱赫来说:“你既然不能上前线,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反工作吧。明天你就来上班。”
  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已经打到华沙城下,只是因为远离后方基地,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补充,没能攻破波军的最后防线,就撤了回来。波兰人把红军的这次撤退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又存在下来了,建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没有能够实现。
  到处是血迹的国家需要休息一下。
  保尔没有回家去探望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目前正是双方战线分界的地方。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日日夜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执行各种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被波兰人占领了,他发起愁来。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讲和了,我母亲不就划到外国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舍佩托夫卡还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因为正当苏维埃共和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利用这个机会,从克里木半岛的巢穴里爬了出来,沿第聂伯河北上,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半岛去捣毁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行军灶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向南开去。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经常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往往因为腾不出线路而使整个交通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令给某某师让路。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从收报机里爬出来,电文一律都是:“十万火急……”而且,几乎每封电报都警告说,违令者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种“堵塞”的机构。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司令员的某某号电令,立即发走他们的列车。
  如果说这个办不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都说:“你豁出命来,也要先把我的车发走!”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请来。于是,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开枪动武的双方,马上就平静下来。
  朱赫来那钢铁般的身躯,沉着冷静的态度,强硬的不容反驳的语气,总能迫使他们把已经拔出来的手枪插回枪套里去。
  保尔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但是还得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害着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突然在一节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看见了谢廖沙·勃鲁扎克。谢廖沙从敞车上跳下来,扑到他身上,差一点把他撞倒。他紧紧抱住保尔,说:“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下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问对方些什么,自己讲些什么才好。他们分别之后,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问长问短,还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车轮开始慢慢转动了,才把互相拥抱着的胳膊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会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在加速。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一节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马上有几只手拽住他,把他拉进了车厢。保尔站在那里目送着远去的列车,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故乡,而保尔又根本没有想到会同他见面,惊喜之下,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难受。”保尔这样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俩最后的一次会面。谢廖沙这时候正站在车顶上,用胸膛迎着秋风,他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着他。
  “坐下吧,谢廖沙。”军大衣背上烧了个窟窿的红军战士多罗申科劝他说。
  “没关系,我跟风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快。”谢廖沙笑着回答。
  一星期之后,第一次投入战斗,他就在秋天的乌克兰原野上牺牲了。
  从远处飞来一颗流弹,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迈进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没有喊叫,身子轻轻一晃,张开两臂又合抱起来,紧紧地捂住胸口,然后弯下腰,像要跳跃的样子,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双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紧张,保尔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现在健康状况又恶化了。受伤后留下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有一次,他连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失去了知觉。
  过后,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我想调动一下工作,你看合适不?我很想到铁路工厂搞我的本行去。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跟我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是这儿的工作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肃清苏特里匪帮,简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暂时摆脱这种动刀动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哪能做好肃反工作呢?”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是啊,你的气色很难看,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照顾得不周到。”
  这次谈话之后,保尔带着介绍信到团省委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开心地向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吗?那可是个好地方。好吧,我们马上就给你找个工作。这儿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儿去呢?省粮食委员会行吗?不去?那就算了。那么,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也不去?哟,那你可就错了。那个地方多好啊,头等口粮。”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到铁路上去,给我分铁路工厂去吧。”
  那个小伙子惊异地看了看他,说:“到铁路工厂去?这个……那儿可不需要人。这么办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她给你找个地方吧。”
  保尔同那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乌斯季诺维奇谈了不一会儿,就谈妥了:他到铁路工厂去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旁边,在这个半岛通往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从前克里木鞑靼人同扎波罗什哥萨克分界的那个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戒备森严的要塞——佩列科普。
  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从全国各地逃到克里木半岛来,他们自以为躲在佩列科普后面绝对安全,便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跳进了冰冷的湖水,涉渡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袭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带领他们的是英名盖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数万名战士跟随着两位将领无畏地前进,去砸烂最后一条毒蛇的头,这条蛇身子盘踞在克里木半岛,毒舌却伸到了琼加尔近旁。伊万·扎尔基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在水中前进。
  天刚蒙蒙亮,佩列科普像捅开的蜂窝一样乱成了一团,几千名红军战士,越过层层障碍物,从正面猛冲上去。与此同时,在白匪后方,涉渡锡瓦什湖的红军先头部队,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岸了。扎尔基就是最先爬上石岸的战士中的一个。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像一群狂暴的野兽,向爬上岸的红军战士猛扑过来。扎尔基的机枪不停地喷射着死亡,成堆的敌人和马匹在密集的弹雨中倒了下去。扎尔基用飞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换着子弹盘。
  几百门大炮在佩列科普轰鸣着。大地似乎崩坍了,陷进了无底的深渊。成千颗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穿梭般地在空中飞来飞去,爆裂成无数碎片,向四周散布着死亡。大地被炸得开了花,泥土翻到半空中,团团黑色的烟尘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头终于被砸碎了。红色的怒潮涌进了克里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冲进了克里木,在这最后一次的攻击中,他们杀得敌军失魂丧胆。惊慌失措的白卫军争先恐后地挤上汽船,向海外逃遁。
  苏维埃共和国颁发了金质的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们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万·扎尔基也荣获了这种奖赏。
  对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预料的那样,舍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分界线划在离这座小城三十五公里的一条河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保尔乘火车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
  他踏上铺着白雪的站台,瞥了一眼“舍佩托夫卡车站”的牌子,立刻拐向左边,朝机车库走去。他去找阿尔焦姆,但是阿尔焦姆不在。于是,他裹紧军大衣,快步穿过树林,朝城里走去。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到敲门声,转过身来,喊了一声“请进!”一个满身雪花的人走了进来。她立刻就认出了自己可爱的儿子。她两手捂住心口,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把自己瘦小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儿子的胸前,不停地吻着儿子的脸,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保尔也紧紧地拥抱着母亲,看着她那因为忧愁和期待而消瘦了的、满是皱纹的脸。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位受尽苦难的女人,现在眼睛里又闪起了幸福的光芒。
  在儿子回来以后的这些天里,她跟他谈多久也谈不完,看他多久也看不够,她真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他。又过了两三天,阿尔焦姆半夜里也背着行军袋闯进了这间小屋。这时候,她喜上加喜,那股高兴劲就更没法说了。
  柯察金家的小房子里,一家人又团聚了。兄弟俩经历过千辛万苦和严峻的考验,都平安地回来了……
  “往后,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呢?”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问。
  “还是干我的钳工去,妈。”阿尔焦姆回答。
  保尔呢,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的工作正在等着他。
  共青团铁路区委员会调来一位新书记,他就是伊万·扎尔基。保尔是在书记办公室见到他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勋章。对这次见面,保尔一开头说不上心头是什么滋味,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妒忌。扎尔基是红军的英雄。正是他,乌曼战斗一打响,就以英勇善战、出色完成战斗任务而著称,是部队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扎尔基成了区委书记,恰好是他保尔的顶头上司。
  扎尔基把保尔当作老朋友,友好地接待了他。保尔对一闪而过的妒意感到惭愧,也热情地同扎尔基打了招呼。
  他们一起工作很顺手,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知心朋友。在共青团省代表会议上,铁路区委有两个人当选为省委委员——保尔和扎尔基。保尔从工厂领到一小间住房,四个人搬了进来,除保尔外,还有扎尔基、厂团支部宣传鼓动员斯塔罗沃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组成了一个公社。他们整天忙于工作,总要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党要实行新政策的消息传到了共青团省委,不过,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不成形的说法。过了几天,在第一次学习研讨政策提纲的会上出现了分歧。保尔不完全理解提纲的精神实质。他离开会场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想不通。他在铸造车间遇到杜达尔科夫,一个矮墩墩的工长,共产党员。杜达尔科夫脸朝亮光向保尔眨了眨白不呲咧的眼睛,叫住了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让资本家东山再起?听说还要开商店,大做买卖。这倒好,打呀打呀,打到最后,一切照旧。”
  保尔没有答理他,可心头的疑虑却越来越重了。
  不知不觉中他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而一旦卷入反党活动,他便表现得十分激烈。他在共青团省委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激起了争论的巨浪。会场上马上形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接下来是痛苦的日日夜夜。整个党组织、团组织,辩论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保尔和他的同伙们的死硬立场在省委内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身板结实,高额头,浑身充满活力,政治上也很成熟,他同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一起找保尔和观点同他相同的人个别谈心,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毫无结果。保尔开门见山,粗鲁而又直截了当地说:“你回答我,阿基姆,资产阶级又有了生存的权利。我弄不清那些高深的理论。我只知道一点:新经济政策是对我们事业的背叛。我们过去进行斗争,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工人不同意这么做,要尽全力来反对这种做法。你们大概甘愿给资产阶级当奴才吧?那就悉听尊便。”
  阿基姆火冒三丈。
  “保尔,你脑子开开窍,你都说了些什么话?你是在侮辱整个党,诽谤党。你得的是狂热病,还固执己见,不想弄明白简单的道理。要是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们就是葬送革命,就会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发动农民来反对我们。你不想理解这一点。既然你不打算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来探讨解决问题,反而以斗争相威胁,那我们只好奉陪了。”
  两个人分别的时候,已反目成仇。
  在全区党员大会上,从中央跑来的工人反对派代表发表演说,遭到了多数与会者的痛斥,接着,保尔上台发言,以不可容忍的激烈言辞指责党背叛了革命事业。
  第二天,团省委召开紧急全会,决定将保尔和另四名同志开除出省委会。保尔同扎尔基不说话,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营垒。保尔在团支部拥有多数,他们在支部会上狠狠整了扎尔基一顿。斗争深入了,结果保尔被开除出区委会,被撤销支部书记职务。此举引起轩然大波,有二十来个人交出团证,宣布退团。最后,保尔和他的同伴被开除出团。
  保尔苦恼的日子从此开始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黯淡无光的日子。
  扎尔基离开公社走了。脱离了生活常规的保尔心情压抑,站在车站的天桥上,无神的目光望着下面来来往往的机车和车辆,却什么都看不见。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是一个叫奥列什尼科夫的共青团员,满脸雀斑和疙疸,善于钻营,又自命不凡。保尔过去就不喜欢他。他是砖瓦厂的团支部书记。
  “怎么,把你给开除了?”他问,两只白不呲咧的眼睛在保尔脸上扫来扫去。
  “是。”保尔简单地回答说。
  “我多次说过,”奥列什尼科夫迫不及待地接上去。“你图个什么呢?遍地都是犹太佬,他们往哪儿都钻,到处都要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才巴不得修个商亭呢。上前线打仗是你的事,他们却稳稳当当坐在家里。现在反倒把你给开除了。”他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保尔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瞧着他,预感到要出点乱子。他控制不住自己,劈手揪住奥列什尼科夫的胸脯,怒不可遏地晃来晃去,晃得他东倒西歪。
  “你这个白卫分子的鬼魂,卑鄙的妓女,你扯什么淡?你是跟谁讲这些屁话,你这个骨子里的富农?混蛋,我们城里被白军枪毙的布尔什维克,一多半都是犹太工人,你知不知道?你呀,哼!你跟谁说话?你也是反对派一伙的?这帮混蛋都该枪毙。”
  奥列什尼科夫挣脱出来,没命似的跑下阶梯。保尔恶狠狠地望着他的背影。“瞧,都是些什么人赞成我们的观点!”
  歌剧院里挤满了人。人们一小股一小股从各个入口走进大厅和上面的楼层。全市党团组织的联席会议要在这里举行,对党内斗争进行总结。
  剧院的休息室里,大厅的过道上,大家交谈的话题是今天有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要回到党的队伍里来。前排坐着朱赫来、丽达和扎尔基,他们也在议论这个问题。丽达回答扎尔基说:“他们会回来的。朱赫来说,已经出现转机。省委决定,只要他们检讨了错误,愿意回来,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归队,要创造一种同志式的气氛,并且打算在即将召开的省代表大会上吸收柯察金同志参加省委,以此表示党对归队同志的真诚是信任的。我现在很激动,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会议主席摇了好一会儿铃,会场静下来以后,他说:“刚才省党委做了报告,现在由共青团里反对派的代表发言。首先发言的是柯察金同志。”
  后排站起一个人,身穿保护色军便服,快步从台阶跑上讲台。他仰起头,走到台口栏杆跟前,用手摸了摸前额,仿佛在回忆什么东西,又固执地晃了晃长着鬈发的脑袋,两只手牢牢扶住栏杆。
  保尔看见剧场里人坐得满登登的,他觉得几千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宽敞的大厅和五个楼层都静悄悄地在盼望着。
  有几秒钟的工夫,他默默地站着,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太激动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离讲台不远的前排,在丽达旁边的椅子上,坐着肃反委员会主席朱赫来。他的块头可真算得是庞然大物。他正用殷切的目光望着保尔,突然微微一笑,这笑容是严峻的,又包含着鼓励。这么一副魁伟的身板,上衣的一只袖子却空空如也,因为毫无用处而塞进了口袋里。看到这幅情景,真让人心里沉甸甸的。朱赫来上衣的左口袋上,有一枚四周深红色的椭圆形红旗勋章在闪亮。
  保尔把目光从前排移开。大家都在等他,他总得开口。他以临战的姿态调动起全身的精力,响亮地对整个大厅说:“同志们!”他心里涌起了波涛,感到浑身热辣辣的,又似乎大厅里点亮了千百盏吊灯,光芒烧灼着他的身体。他那热烈的话语,犹如厮杀的喊声,在大厅里震荡。话语传到数千听众的耳朵里,他们也随之激动起来。这青春的、激越的、热情洋溢的声音迸发出众多火花,飞溅到圆形屋顶下面的最高楼层的最远位子上。
  “我今天想讲一讲过去。你们期待着我,我要讲一讲。我知道,我的话会使有些人心神不宁,可这大概不能叫政治宣传,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是我以及我现在代表的所有人的心声。我想讲讲我们的生活,讲讲那一把革命的烈火,它像巨大炉膛里的煤炭,把我们点燃,使我们燃烧。我们的国家靠这烈火生存,我们的共和国靠这烈火取得了胜利。我们靠这烈火,用我们的鲜血,击溃并消灭了敌人的乌合之众。我们年轻一代和你们一起,被这烈火席卷着,去经风雨,见世面,并且更新了大地。我们一道在我们伟大的、举世无双的、钢铁般的党的旗帜下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战斗。两代人,父辈和子辈,一起战死在疆场。现在,两辈人又一起来到了这里。你们期待着我们,而我们作为你们的战友,竟制造动乱来反对自己的阶级,反对自己的党,破坏党的钢铁纪律,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是想得到答案吧?我们正是如此被党赶出自己的营垒,赶到人类生活的后方,赶到偏僻的荒漠去的。
  “同志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经过革命烈火的考验,却走到了背叛革命的边缘?这事怎么发生的呢?你们都清楚我们同你们——党内多数派斗争的经过。我们这些人,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也没有掉过队,怎么倒发动了暴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只知道对资产阶级要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新经济政策一来,我们便认为是反革命。其实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只是另一种形式,从另外的角度来进行斗争,可我们却把这种过渡看作是对阶级利益的背叛。而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近卫军中,有那么一些人,我们青年知道他们多年从事革命工作,我们曾跟随他们前进,认为他们是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也起来反对党的决定,我们就更有恃无恐,执迷不悟。显然,单有热情,单有对革命的忠心是不够的,还要善于理解大规模斗争中极其复杂的策略和战略。并非任何时候正面进攻都是正确的,有时这样的进攻恰恰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应该这样认识问题,我们刚刚才弄明白这一点。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引导国家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就连他的名字,他的教导,也没能使我们收敛一点,可见我们的头脑发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为花言巧语所蒙蔽,加入了工人反对派,自以为是在为真正的革命进行正义的斗争,在共青团里大肆活动,动员和纠集力量,反对党的路线。大家知道,经过激烈的较量之后,我们几个团省委委员被开除出省委。我们又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各个区里。区委的斗争更为艰苦,但是也把我们击败了。于是我们又到各自的支部去占领阵地,并且把许多青年拉到我们这一边来。特别是我当书记的那个支部,拼命顽抗。末了,我们最后的几个据点也被粉碎了。
  “是的,同志们,这些日子对我们来说是沉痛的。一方面,问题弄不明白,脑子晕头转向,经常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你这是在跟谁斗?另一方面,又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党。这确实非常痛苦。两面受到夹击,搞这种党内斗争会有什么结果?我回想起一次谈话,内心非常羞愧。朱赫来同志大概记得这次谈话。有一次,他在街上遇见我,叫我上车,到他那儿去。我当时正被斗争冲昏头脑,对他说:‘既然有人出卖革命,我们就要斗,必要的时候,不惜拿起武器。’朱赫来回答得很简单:‘那我们就把你们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枪毙。留神点,保尔,你已经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再跨出一步,你就到街垒那边去了。’说这话的,是我最亲爱的人,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以自己的英勇无畏和坚强性格博得我深深敬重的人,是我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时的老首长。我没有忘记他说的话。当我们这些死硬派被开除出组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什么叫政治上的死亡,是的,是死亡。因为离开了党,我们没法生存下去。我们以工人的诚朴,公开并且直截了当地对党说:‘请还给我们生命。’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党的队伍里。这几个月里,我们明白了我们的错误。离开了党就没有我们的生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没有比做一个战士更大的幸福,没有比意识到你是革命军队中的一员更值得骄傲的。我们永远不会再离开无产阶级起义的行列。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不能献给党。一切的一切——生命、家庭、个人幸福,我们都要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党也对我们敞开大门,我们又回到了你们中间,回到了我们强大的家庭里。我们将和你们一道重建满目疮痍的、血迹斑斑的、贫穷饥饿的国家,重建用我们朋友和同志的鲜血喂养起来的国家。而已经过去的事件,将成为对我们坚定性的最后一次考验。
  “让生活长在,我们的双手将和千万双手一起,明天就开始修复我们被毁的家园。让生活长在,同志们!我们会重新建设一个世界!胸中有强大动力的人,难道会战败吗?我们一定胜利!”
  保尔哽住了,他浑身颤抖,走下了讲台。大厅轻轻晃动了一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仿佛房基塌陷,四围的墙壁向大厅倾倒下来。呼喊的声浪从圆形屋顶奔腾而下,千百只手在挥舞,整个大厅如同滚开的水锅在沸腾。
  保尔看不清台阶,他向一个边门走去。血涌向头部。为了不跌倒,他抓住了侧面沉重的天鹅绒帷幕。一双手扶住了他,他感觉到被一个人紧紧搂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面向着他悄声说:“保夫鲁沙,朋友,手伸给我,同志!我们牢固的友谊今后再也不会破裂了。”
  保尔头疼得要命,差点要失去知觉,但是他仍然聚集起力量,回答扎尔基说:“我们还要一道生活,伊万。一道大踏步前进。”
  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们掰开。
  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不单单是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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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发表于 2021-11-16 13:42:55
记恋冬妮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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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1974年的阅读与情感
  以死亡的想象沉思生命
  他徘徊于悼别与憧憬之间
  以独白的句式承诺无所悔恨的人生
  那是一个俄罗斯青年曾经响亮的名字
  那是一个朴素时代曾经不朽的世界名著
  被遗忘的格言
  抄在被遗弃的塑料日记本的扉页上
  昔日的偶象
  淹没于今天眼花缭乱的明星排行榜
  而1974年的春天
  保尔·柯察金几乎是你唯一的阅读
  那些温暖的逃学的下午
  断墙外低矮的树林里
  你沉醉于最初的崇拜
  也惶恐于最初的迷恋
  一遍遍
  你持久地、秘密地
  想念着冬妮娅
  想念着歌唱在山楂树下的美丽少女
  倾刻间
  缠绵的露水吞没于革命的激流
  心碎的冬妮娅
  凝视着保尔的一脸忧愁
  昨夜的爱情与明天的斗争
  对峙在这告别的黎明
  而在美丽与神圣之间
  英雄只能有一种背叛
  艰苦地
  你跋涉在繁体字的丛林中
  幻想革命与爱情的完美妥协
  期盼神圣与美丽握手言欢
  而结局终于来临
  在一个冬天的车站
  你目睹了他们最后的相逢
  最后的决别
  风雪中的保尔
  手握铁镐的布尔什维克
  以“公民”称呼自己最初的恋人
  无言的冬妮娅
  凄楚的冬妮娅
  在泪光里承受着无情的阶级蔑视
  保尔坚定地踏入风雪
  踏入冬季的烈焰
  这是苏维埃的革命之火
  一个英雄必经的考验
  而此刻你终于明白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低矮的树林里
  你捧着泛黄的书页
  少年的眼神凝视着天空
  阳光在泪水中映出彩虹
  吟诵着保尔的名句
  意志的力量使你颤栗
  而冬妮娅,当你再次默读她的名字
  有一种感觉几乎令你窒息
  那时
  你正历经热烈而脆弱的年龄
  只能以敬畏代替模仿
  以眼泪代替血
  1974年
  彷惶而无从堕落的岁月
  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
  成为你仅有的心事
  二十多年前的初夏,我恋上了冬妮娅。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早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革命没有完,正向纵深发展。
  恋上冬妮娅之前,我认识冬妮娅已近十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高小时读的第一本小说。一九六五年的冬天,重庆的天气格外荒凉、沉闷,每年都躲不掉的冬雨,先是悄无声息的下着,不知不觉变成了令人忐忑不安的料峭寒雨。
  强制性午睡。我躲在被窝里看保尔的连环画。母亲悄悄过来巡视,收缴了小人书,不过说了一句:家里有小说,还看连环画!从此我告别了连环画,读起小说来,而且是繁体字版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把革命描写得引人入胜,我读得入迷。回想起来,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描写伴随着恋爱经历的革命磨炼之路:保尔有过三个女朋友,最后一个女友才成为他的妻子;那时,他已差不多瘫痪了。质丽而佐以革命意识的达雅愿意献身给他——确切地说,献身给保尔代表的革命事业。革命和爱欲都是刺激性的题材,象时下的警匪与美女遭遇的故事,把青少年弄得神情恍惚,亢奋莫名。但革命与爱欲的关系我当时并不清楚,究竟是革命为了爱欲,还是爱欲为了革命?革命是社会性行为,爱欲是个体性行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而爱欲是偶在个体脆弱的天然力量,是“一种温暖、闪烁并变成纯粹辉光的感觉”……
  象大多数革命小说一样,爱欲的伏线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中牵动着革命者的经历,但革命与爱欲的关系相当暧昧,两者并没有意外相逢的喜悦,反倒生发出零落难堪的悲喜。在“反”革命小说中,革命与爱欲的关系在阴郁的社会动荡中往往要明确得多。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拉娜的丈夫在新婚之夜发觉拉娜不是处女,被“资产阶级占有过”,于是投奔“资产阶级”的革命;日瓦戈与拉娜的爱情被描写成一盏被革命震得剧烈摇晃的吊灯里的孱弱烛光,它有如夏日旷野上苍凉的暮色,与披红绽赤的朝霞般的革命不在同一个地平线。
  爱欲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处于什么位置?它与那场革命的关系究竟怎样?从一开始我就下意识地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我老在想,为何作者要安排保尔与冬妮娅在冰天雪地里意外重逢?在重逢中,保尔用革命意识的“粗鲁”羞辱初恋情人的惊魂,说她变得“酸臭”,还佯装不知站在冬妮娅身边的男人是她丈夫。
  这样来叙述自己的初恋,不知是在抱怨革命对初恋的阉割,还是在报复初恋中染上的资产阶级的蓝色水兵服和肥腿裤上的异己阶级情调。出逃的前夜,保尔第一次与冬妮娅搂抱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他感到冬妮娅柔软的身体何等温顺,热吻象甜蜜的电流令他发颤地欢乐;他的手还“无意间触及爱人的胸脯”……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革命在相爱的人儿与温柔之乡紧挨在一起的时候戛然而止,保尔就与资产阶级的女儿结了婚,那又会是一番故事。
  他们发誓互不相忘。那时保尔没有革命意识,称革命为“骚乱”。
  热恋中的情语成了飓风中的残叶,这是由革命意识造成的吗?
  这部小说我还没有读完第一遍,大街上、学校里闹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不懂这场革命的涵义,只听说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所有资产阶级都是“酸臭”的,冬妮娅是资产阶级的人,所以冬妮娅是“酸臭”的。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冬妮娅的爱抚会激起保尔这个工人的孩子“急速的心跳”,保尔怎么敢说“我多么爱你”?
  我没空多想。带着对冬妮娅“酸臭”的反感,怀揣着保尔的自传,加入“文化大革命”的红小兵队伍,散传单去了。
  其实,一开始我就暗自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但保尔说过,她不是“自己人”,要警惕对她产生感情……我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其实是因为,如果她不属于革命中的一员,我就不能(不敢)喜欢她。
  “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武斗阶段。“反派”占据了西区和南区,正向中区推进;“保派”占据了大部份中区,只余下我家附近一栋六层交电大楼由“反派”控制,“保派”已围攻了一个星期。南区的“反派”在长江南岸的沙滩上一字儿排开几十门高射机关枪,不分昼夜,炮击中区。
  不能出街,在枪炮声中,除了目送带着细软、扶老携幼出逃的市民,我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就在那天夜里,自动步枪的阵阵扫射通宵在耳边回荡,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时传进我阵阵紧缩的恐惧中;总攻交电大楼的战斗在我家五百米远的范围激烈进行。清晨,大楼冒起浓烟。“保派”通宵攻击未克,干脆放火,三面紧缩包围。死守的“反派”们终于弃楼而逃。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三四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七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让人联想起保尔“无意间”的碰触。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因为保尔喜欢玩勃朗宁。
  她们的任务是堵截散逃的“反派”队员。对方没有统一制服,怎么知道那个提驳壳枪、行色匆匆的青年人是“反派”还是自己人?唯一的辨识是同窗的记忆。提驳壳枪的青年男子被揪回来,驳壳枪被卸掉,少女们手中的冲锋枪托在白皙柔嫩的手臂挥动中轮番砸在他的头上、脸上、胸脯上……他不是自己人,但是同窗。
  我第一次见到了单纯的血。
  惊颤之余,突然想起了冬妮娅;她为什么要救保尔?她理解革命吗?她为了革命才救保尔吗?保尔明明说过,冬妮娅不是自己人。
  革命与爱欲有一个含糊莫辨的共同点:献身。献身是偶在个体身体的位置转移。“这一个”身体自我被自己投入所欲求的时空位置,重新安顿在纯属自己切身的时间中颠簸的自身。革命与爱欲的献身所向的时空位置,当然不同;但革命与爱欲都要求嘲笑怯懦的献身,这往往让人分辨不清两者的差异。
  没有无缘无故的献身,献身总是有理由,这种理由可称为“这一个”身体自我的性情气质。革命与爱欲的献身差异在于性情气质。保尔献身革命,冬妮娅献身爱情。身体位置的投入方向不同,本来酝酿着一场悲剧性的紧张,但因保尔的出逃而轻易地了结。保尔走进革命的队伍,留下一连串光辉的业绩;冬妮娅被革命意识轻薄一番后抛入连历史角落都不是的地方。
  保尔不是一开始就打算献身革命,献身革命要经历许多磨炼。奥氏喜欢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革命的忠贞,但有一次,他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情爱的忠贞。在囚室中,保尔面对一位将被蹂躏的少女的献身。同情和情欲都在为保尔接受“这一个”少女的献身提供理由,而且,情欲的力量显然更大,因为,保尔感到自己需要自制的力量,同情显然不需要这样的自制力。事实上,被赫丽丝金娜的“热烈而且丰满”的芳唇激起的情欲,抹去了身陷囚室的保尔“眼前所有的苦痛”,少女的身体和“泪水浸湿的双颊”使保尔感到情不自禁,“实在难于逃避”。
  是冬妮娅,是她“那对美丽的、可爱的眼睛”使保尔找到在自制的力量,不仅抑制住情欲,也抑制住同情。这里根本就没有某种性道德原则的束缚,仅仅因为他心中有“这一个”冬妮娅。保尔的“这一个”身体自我的爱欲只趋向于另一位“这一个”身体自我,她是不可置换的。
  革命意识使保尔的情欲力量改变了方向。与冬妮娅临别前的情语被革命意识变成瑟瑟发抖的、应当嘲笑的东西。革命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我”的身体自我的情欲必须从属于革命,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革命中比有那么充沛的身体自我的原生性强力。
  “九·五命令”下达,所有武斗革命团体在领袖的指示下交出各种火器。大街上热闹非凡,“保派”武斗队正举行盛大的交枪典礼。典礼实际是炫耀各种武器;解放牌卡车拖着四管高射炮,载着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在市区徐徐兜圈。
  我被一卡车战斗队员吸引住了:二十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少女端坐卡车上,个个怀抱一挺轻机枪,头戴草绿色钢盔,车上还趴着一位女高中生,握着架在车头上的重机枪,眉头紧锁——特别漂亮的剑眉,凝视前方。少女的满体皆春与手中钢枪的威武煞人真的交相辉映。
  傍晚,中学举行牺牲烈士的葬礼。第一个仪式是展示烈士遗体,目的不是为了表现烈士的伟大,而是表明“反派”的反革命意识的残忍。
  天气仍然闷热,尸体裸露部份很多,大部份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守护死者的战友捂着洒满香水的口罩,不时用手中的干树枝驱散苍蝇。
  一个少年男子的尸体。他身上只有一条裤衩,太阳穴上被插入一根拇指粗锈痕斑驳的钢钎,眼睛睁得很大,象在问着什么,眼球上翻,留下很多眼白。
  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她的头歪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草叶织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象摔了一跤似的疼痛的表情……一颗(几颗?)子弹射穿她的颈项?射穿胸脯?射穿心脏?
  我感到失去了某种生命的维系,那把“这一个”身体自我与“另一个”身体自我连在一起的感觉。我想到趴在车头上紧握重机枪的女高中生的眉头,又突然想到冬妮娅,要是她也献身革命,跟保尔一同上了那列火车……
  武斗团的赵团长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情绪高昂的演说。“为了……(当然不是为了这些死尸的年轻)誓死血战到底!”然后从腰间别着的三支手枪中拔出一支左轮枪,对着天空,他的战友们跟着举起枪。葬礼在令人心惊肉跳的鸣天枪声中结束。
  革命的献身与爱欲的献身不同,前者要求个体服从革命的总体性目的,使革命得以实现,爱欲的献身则只是萦绕、巩固个体身位。“这一个”爱上了“另一个”的献身,是偶在个体的爱欲的目的本身,它萦系在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上;革命不是献身革命的目的本身,它要服从于一个二次目的,用奥氏令人心血上涌的话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斗争是革命,“解放全人类”是这种革命的二次(终极)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个体必须与自己的有限偶在诀别,通过献身革命而献身到全人类的无限恒在中去。在无限恒在中有偶在个体的终极性生存理由,弃绝无限的全人类,有限偶在的个体身位据说就丧失了活着的理由。无限恒在与有限偶在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紧张的,克尔凯戈尔吟哦道:“弃绝无限是一则古老传说中所提到的那件衬衫。那丝线是和着泪水织就、和着泪水漂白的,那衬衫是和着泪水缝成的。”“反”革命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表达的正是这种“弃绝无限”,所以,它充满了为了无限的革命中惊恐得发抖的泪水。
  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体挪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有人民。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偶在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弃绝革命就意味着个体偶在的“我”不在了。
  在诸多革命中,许许多多“这一个”年轻身体的腐臭不足以让人惊怵,陈示许许多多的“这一个”青春尸体,不过为了革命的教育目的:这是个体为认同“人民”必须支付的代价。保尔与冬妮娅分手时说,“有许多优秀的少女”和他们“一道进行残酷的斗争”,“忍受着一切的困苦”。他要冬妮娅加入残酷的斗争,象他的政治辅导员丽达一样,懂得何时拔出手枪。
  武斗过后,在军事管制下,中学生们继续进行对个体偶在的灵与肉的革命,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时,我已经过了中学生的年龄,广阔天地令我神往。下乡插队的小火轮沿长江而下,驶向巴东。在船上,我没有观赏风景,只是又读了一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发觉自己的阅读速度大有长进,识繁体字的能力也提高了。
  我仍然在想,为什么冬妮娅没有跟随保尔献身革命。第一次读时,曾为冬妮娅和保尔惋惜:要是冬妮娅与保尔一起献身革命,成为革命情侣,该多好。现在,这种惋惜感淡薄了许多。但冬妮娅只是出于单纯的情爱爱保尔,仍然得不到我的理解。
  高中毕业生聚集的知青点“插”在布满稀疏寂寞的灌木和夹杂着白色山石的丘陵上,折断的崖石和石缝纠结着奇异枝桠,把高中生们领入情爱附属于革命的山麓,如保尔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知青点的团支书是个十九岁的姑娘,算不上漂亮,但眼睛长得好看,性情爽朗,幽默,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她与身为当地贫农的儿子的团支部宣传委员谈恋爱。在月光下,这对令我欣慕的革命情侣(敢于冲破城乡隔离的恋人)常常离开大家,在铺满露水的丛林中谈革命工作,交流玫瑰红的革命体会。他们从树林中回来,总会带给我们充满遐想的革命指示。在他们的革命热情(爱欲?)支配下,知青点的政治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宣传委员虽识字不多,却能言善辩,做政工很有魅力。象保尔一样,他也喜欢读革命小说:《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
  一个初夏的傍晚,我从工地回来,看到团支书浑身湿漉漉地躺在谷场的木板上,尽管面无血色,略带微笑的表情似乎还在啜闻田野幽邃的夜色空明中轻微的气息。她跳塘自杀了!这怎么可能,她怎么会死!青春的生命才刚刚开始,还有那么多生命的悲欢等着她去拥有。这个姑娘难道不是将来某一天要在新婚之夜撩起脉脉温情,在将来某一天用颤然的手臂抱起自己的婴孩的那个她吗?我不相信她已经死了,那是不可能、不应该的。我不自禁地拉起她的手腕,希望能找回脉动。因为我的举动,在场表演性地恸哭的农妇们的嚎啕戛然而止,好奇地看着我……她没有醒过来,我却一直在等待她那曾燃起情霞的呼吸,一种无法言表的毁灭感成了唯一漫漫无尽的出路……
  宣传委员始终没有在场。后来听说,我们的团支书死于情爱的挫伤。他作为第一个同她发生那种最属己的、欢乐得惊悸莫名的肌肤之亲的人,并没有珍惜她带着革命情愫的献身;为了自己的远大革命前程,他不得不轻薄她。
  在猛然碎裂的心绪中,我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开始感到,保尔有过的三个女朋友都不过是保尔献身的证明材料:证明忽视个人的正当,以及保尔在磨炼过程中的意志力。
  保尔声称,献身革命根本不必有以苦行来考验意志的悲剧成份,他并不想成为革命的禁欲主义者。但情爱必须归属革命,已具有革命意识的保尔对冬妮娅说:“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革命的“我们”成了保尔与冬妮娅个体间的我-你情爱的条件。只有为了党,夫妻情爱才是正当的。
  “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
  冬妮娅的心肯定碎了,寒彻骨髓的毁灭感在亲切而又不可捉摸的幸福时刻突然触摸了她一下。
  可是,多么可爱的冬妮娅!她没有接受对自己爱的附加条件,即便自己所爱的人提出这个条件。她爱保尔“这一个”人,一旦保尔丢弃了自己,她的所爱就毁灭了。
  我当时开始觉得,那些乘槎驭骏的革命者最好不要去打扰薄如蝉翼的爱欲。革命者其实应该是禁欲主义者,否则难免使执着爱欲的“这一个”成为革命者的垫脚石。爱欲是纯然个体的事件,是“这一个”偶在的身体与另一“这一个”偶在个体相遇的魂牵梦萦的温存,而革命是集体性的事件。社会性的革命与个体性的爱欲各有自己的正当理由,两者并不相干。
  我懂得冬妮娅何以没有跟随保尔献身革命。她的生命所系固然没有保尔的生命献身伟大,她只知道单纯的缱绻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籍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保尔有什么权利说,这种生活目的如果不附丽于革命身上就卑鄙庸俗,并要求冬妮娅为此感到羞愧?在保尔的忆苦追烦的革命自述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的怨恨?
  在那革命年代,并不是有许多姑娘能拒绝保尔式的爱情附加条件。冬妮娅凭什么个体气质抵御了以情爱为筹码的献身交易?我想知道这一点。冬妮娅身上有一种由歌谣、祈祷、诗篇和小说营造的贵族气,她懂得属于自己的权利。有一次,面对保尔的粗鲁,冬妮娅说:“你凭什么权利跟我这样说话?我从来就不曾问过你跟谁交朋友,或者谁到你家里去。”革命不允许这样的个体权利意识,保尔的政治辅导员兼情人丽达和补偿保尔感情损失的达雅没有这种权利意识。
  冬妮娅是“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的,古典小说的世界为她提供了绚丽的生活理想。她向往在自己个体的偶在身体位置上,拥有寻常的、纯然属于自己的生活。革命有千万种正当的理由(包括讴歌同志式的革命情侣的理由),但没有理由剥夺私人性质的爱欲的权利及其自体自根的价值目的。
  献身与偶在个体的爱欲的“酸臭”与献身于革命的粗鲁,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中发生了历史性的遭遇,并以无产者气的粗鲁羞辱贵族气的“酸臭”告终。它是否暗示,那场被认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以灭除偶在个体的灵魂和身体用最微妙的温柔所要表达的朝朝暮暮为目的呢?
  我很不安,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冬妮娅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纯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她曾经爱过保尔“这一个”人,而保尔把自己并不打算拒绝爱欲的“这一个”抽身出来。投身“人民”的怀抱。这固然是保尔的个人自由,但他没有理由和权利粗鲁地轻薄冬妮娅仅央求相惜相携的平凡人生观。
  我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对这场大事的私人了解来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经历和了解是片面的,世上一定还存在着别一种不同的革命,只是我没有经历过。“史无前例”的事件之后,我没有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象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我开始去找寻也许她读过的那“一大堆小说”:《悲惨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夜》、《带阁楼的房子》、《嘉尔曼〉……
  这一私人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秋天。前不久,我读到法国作曲家Ropartz的一句话:Quinousdiralaraisondevivre?(谁会告诉我们活着的理由?)这勾起我那珍藏在茫茫心界对冬妮娅被毁灭的爱满含怜惜的这段经历,我仍然可以感到心在随着冬妮娅飘忽的蓝色水兵衫的飘带颤动。我不敢想到她,一想到她,心就隐隐作痛……。
                        一九九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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