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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救灾记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1-23 16:08| 查看数: 25|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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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救灾记

作者:陈世旭


城门镇石埠村其实是个荒湖洲。城门何以叫“城门”,石埠何以叫“石埠”,没有人说得清。倒是有“城门无门,石埠无埠”的话。
秦友三说,这是民间理想化的结果。起先,人们在森林采果,在深山打猎,在洞穴生火,在江湖捕鱼,在原野耕作。他们唱“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他们“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后来,因为余裕和短缺,就有了交易,就有了“朝聚井汲”,就有了“市井”,就有了算计,就有了攻伐,就有了城廓。古话说“筑城之卫君,造廓以守民”。这就有了城市。“埠”呢,固然有码头的意思,更用来指大城市。城和埠,就是人多的城市,繁华热闹的地方,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茶楼饭馆、俊男美女、歌场舞台、声色犬马、丝竹管弦、奢靡淫逸成群成堆的地方。也就是世世代代只见远山近水、高树矮草、老桥古井、竹篱茅舍、鸡鸣犬吠、猪屎牛尿的偏远地方的乡下人做好梦时去的地方。
岳卫东听得眼睛直翻白,似懂非懂。尤其搞不明白秦友三怎么会突然变了个人。他在机关里从来无声无息像个木头人。有一回向岳卫东打听他的一张稿费单,没有开口,先就脸红了。那张稿费单岳卫东居然弄丢了,他竟没有再问。现在到了乡下,面对岳卫东这么一个从不读书看报的勤杂工,竟口若悬河,仿佛要把一肚子像塞满了的袋子似的学问都倒出来。更像一个攒足了憋急了的人,总算找到茅坑,一下子扯落裤子,一泻如注,痛快淋漓。
秦友三还有几个月就到退休年龄。中等师范毕业,先是当了几年小学教师。因为业余写些小说散文之类的,有了些影响,调到省作协办的一个文学期刊当编辑。“文革”时作协砸烂,刊物停刊,整个机关都一锅端到乡下。后来作协和刊物都恢复,他也跟着回来重操旧业。差不多当了大半辈子编辑,要以此终生了,刊物却办不下去了。先前的财政拨款除了发工资,医药费都报销不了。稍有些活动能力的或下海或从政或去特区,纷纷跳槽走了,剩下几位走不动的就策划改刊,走市场的路子。其实怎样才是市场的路子,鬼也讲不清,反正是不能发作古正经的诗歌小说之类。
秦友三平日在编辑部,除了被自己无休无止的劣质香烟熏得咳嗽外,从来没有响动的。他那张桌子在门后边最暗的一个角落里,上面杂乱地堆满了杂志和稿子,严严实实地挡住了别人的视线,要是没有从那后面弥漫开来的一片永不消散的烟雾,鬼也不晓得那里还躲了一个大活人。但这并不等于他对刊物的事不关心。眼见得大厦将倾、大势将去了,他在那堆纸墙和烟雾后面闷闷地说:“一个省一个文学园地总要的,不然拿什么培养文学人才。”
同仁们一致说他自作多情。问他,哪个要你“培养”,哪个认你的账?几十年间,许多在他手上发过处女作的作者,有的农转非了,有的工转干了,有的小官升大官了,有的文坛上混出个人五人六了,有哪位还记挂当年?还记挂一个小小的无名省刊里的、从小编辑变成了老编辑的秦友三?偶尔有人到编辑部来,顶多就是为编辑部的越来越破旧凌乱,为秦友三黑里泛黄、胡子拉碴、越来越老的脸和他手指上几十年都不变牌子的廉价烟一惊一乍地叹口气而已。
秦友三说:“这并不说明什么。我从来没有指望哪个回报。
要讲回报,他们功成名就,就是回报。”大家都笑,叫他“秦圣人”。说世上这样的圣人早就死绝了,没想到这里还剩了一个。其实我们懂你的心,不就是职称没有解决么?即使刊物不办了,我们也一定设法让你一酬壮志,爬上副高这一格。
秦友三的学历是中专,因为“文革”中断,编辑岗位的连续工龄又不够规定的年限,在编辑系列职称评到中级就算到头了。在他后面先先后后进编辑部、一口一声叫他“秦老师”的小年轻们因为是大学毕业,或是弄了个党校函授的马列或政治经济学之类专业的本科文凭,早都成了副编审甚至编审了,他仍在原地踏步,以至于引起了大家的深切同情。这次省里组织万名干部下乡救灾,省作协摊上两个名额,秦友三抢着报了名。大家也都说这是老天赐给老秦的最后一个良机,下去立个功弄个先进模范回来,破格评个副编审再退休应该不成问题。
  岳卫东连着两年高考落榜,在家里瞎混,没事就跟巷子里的小老板到南边跑运输打货。老子怕他跟坏伴,出事,提前退了休,让他顶替自己到机关做勤杂工。做了半年,什么事都做不顺当。先是让他给各个办公室扫地打水。他在家里原是连油瓶倒了都不扶的,哪里甘心伺候别人。十天半月也不见他扫一次地,偶尔拿了扫把,却恰在大家上班的时候,把一个机关弄得尘土冲天。提开水则更不能指望他,倒是他要泡茶了,见水瓶空空,骂一帮知识分子懒得屁眼抽蛇。又让他去做收发,更要命,报刊从来不分不送让大家“自我服务”不说,不得不送的信件汇款老是丢三落四,弄得大家总是提心吊胆,先是求他小心在意,再是求领导趁早换人。
  领导找他谈话,说,一个年轻人要有理想,不能这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做混世魔王。
  他说,我怎么没有理想。振振有辞地畅谈雄心壮志:一是当大厨;二是当夜总会的调酒师;三是开小车(他看起来人野,脑瓜子却灵,瞎混的那些日子,他倒是学会了开车,还拿了驾照)。
  领导说,有理想就好办。前边两个我们无法帮你,后一个可以,但主要看你自己的表现。你这个吊儿郎当的样子,哪个敢给你车开?给你开了,哪个敢坐?
  几个头儿私下也商量过,他老子老岳在机关里干了一辈子,没有功劳有苦劳,对他不能下狠手。只要满足了他的愿望,他也许就浪子回头金不换了。单位好歹还有一辆老掉牙的“伏尔加”,司机也不安心,迟早要换人开的。但至少要他有一点守规矩的表现,否则也难服众。头儿就去做老岳的工作,让老岳动员他参加这次下乡救灾。他听说回来可以开小车,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机关里边都皆大欢喜,有人顶了苦差,其余人就免了受苦。而且顶差的又心甘情愿,真是各得其所。开欢送会,都很真诚地感动起来,一致说:等着二位立功,凯旋回来。二位的事也就是我们的事,到时候哪个不出力哪个不是东西。

  二
  分到城门镇救灾工作组的成员总共是四个人,除了省作协来的秦友三和岳卫东之外,另外两位是县国税局的郑科和小程。
  郑科是县国税局一个业务科的副科长。县国税局是科级单位,局下面的业务科其实没有级别,但大家还是叫“郑科”,而且按通例免去“副”字。小程是县委书记的外甥,即本地的高干子弟,去年才从中等财校毕业分到县国税局。城门镇是县国税局联系的扶贫点。他们两位去年就派在这里蹲点,快满一年了。省里统一组织救灾,他们也就直接转到救灾工作组。规定的救灾工作期限结束,使他们原定的蹲点期满后还要在乡下多呆一个多月。对此,两位都没有怨言,向局里表示说一定继续站好这班岗,吃这点亏算不了什么。局领导很赞赏,汇报到省救灾工作指挥部,还上了救灾工作简报,通报表扬到全省。
  郑科也好,小程也好,当地群众一律喊做“郑书记”、“程书记”。“书记”这顶帽子最大,戴在哪个头上哪个都高兴。高兴就好。秦友三和岳卫东来了,当地群众(包括镇里的干部们)也都照样恭敬地喊“秦书记”、“岳书记”。
  秦友三再三制止无效,竟黑了脸,说:“你们这样太不严肃了。我和小岳连党员都不是,你们不要开玩笑。”
  弄得一个一个灰溜溜的,脸上挂不住。
  郑科说:“秦老师你也真是,乡下风习就是这样,讲礼性。
  这是抬举我们,你何必当真,入乡随俗才好接近群众。”
  秦友三说:“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不能欺世盗名。”郑科本来的笑容虽说带着嘲讽,却是友好,给秦友三一噎,立刻冷硬成一团歪扭的线条,有些吓人。
  小程不屑地说:“还是省里来的有水平。”一下就捅到要害,把四个人划成两个阵营。其实他们之间的隔阂,从秦友三和岳卫东刚到城门镇的头一天就发生了。
  城门镇离省城并不算太远。上午省直单位参加下乡救灾的干部,在省委机关大院集中举行过欢送仪式后直接就出发。按照“直接下到乡村”的要求,秦友三和岳卫东到城门镇时刚过中午,镇长宋财火领着镇上的一帮干部在镇街口夹道迎接。车一停,宋财火让人接了行李送去住处,把秦友三和岳卫东径直带到了饭桌上。菜一钵一钵地跟着上了桌,都是热气腾腾的。乡下吃饭的时间比城里晚,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秦友三坐了半上午汽车,连东南西北还没搞清,就被人按着坐了下来。他稍稍坐定,头依旧嗡嗡作响,渐渐看清,这是一间用劣质材料装饰过、挂满了大红大绿的塑料花草的餐厅包房。包房里人声鼎沸,几张桌子都坐满了人。桌上大钵大碗堆得针插不进,桌桌都上了酒。
  秦友三摸摸索索从胸口里掏出刚下车时宋财火递给他的名片,掀起眼镜仔细看了一遍,确信没有错,才对身边的宋财火说:“宋镇长,下来前,省委领导明确讲了让我们到群众家里吃派饭的。”
  宋财火说:“秦书记你放心,派饭有得吃的。你们刚到,镇上不敢说接风洗尘,总要表示个意思。也就是顿便饭,原很对不住你们的。”
  秦友三没有听清宋财火对自己的称呼,只循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这明明是酒席,怎么是便饭……”
  宋财火没等他说完:“你们从省里的大机关出来,就是代表了省委对基层的关怀,我们下面的干部群众怎么感激都不为过的。这要叫酒席,那是让你们见笑了。”
  说着就站起来敬酒。
  几张桌子都早等着这一声开席号令,秦友三要把何为便饭、何为酒席理论个清楚,不但不合时宜,别人也没有留给他开研讨会的工夫。镇长一吹哨子,满包房立刻就跃马欢腾起来。
  秦友三原还想质疑一下:即便接风,他和岳卫东只两个人,就是加上早已在这里的县国税局两个转到救灾工作组来的,也就四个人。城门镇是个小乡镇,镇上的党政头脑就是都来作陪,也不过就桌把人,怎么会一下子来几十号食客。秦友三几十年蹲在一个小而又小、差不多要被历史淘汰出局的寂寞的文化社团小单位,除了不得已参加单位小年轻结婚的酒席,很少见过这样的场面。尤其这回似乎是被人当做上宾了,竟有几分说不出的惶恐。活了几十岁,还不至于怯场,还不至于受宠若惊,只是不安。来前,机关的头儿很郑重地交待他,你年纪大了,我们自然放心,岳卫东这后生就拜托你了。下去,一是要注意保重身体,搞坏了身体,将来医药费都是问题,单位的财政状况你晓得的;二是千万不要出事,不要违规,我们这样的单位,一无权二无势三无钱,领导上社会上都看不起的,再要捅出娄子,惹出什么麻烦,那就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们一起要背霉的。真话跟你说,我们倒并不指望你们给单位立什么功,争什么光,你们无怨无悔地下去,无灾无难地回来,就是好事。你们为大家出了力,积了德,大家会记得的。
  没想到,车子才刚上路就明明白白走岔了道,打开眼睛把尿拉在裤裆里,日后怎么交待?下面的日子还长,开了这样的头,还能保证车子走在正轨上吗?
  但眼前的阵势,一两个人势单力孤的怎么改变?总不能一见面就跟这么多人翻脸吧。秦友三肚子里纵有万千官司,此时也打不成也。只能是犹犹豫豫地随着大伙端起酒碗站起来。
  郑科紧跟在宋财火之后端起酒碗向秦友三和岳卫东敬酒:“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能跟省里大机关来的干部并肩战斗,真是三生有幸。”
  刚才宋财火敬酒,秦友三站是站起来了,却并没有喝。坐下后酒碗仍放回原处。现在郑科敬酒,他只把手扶了扶碗沿,却不端起。
  郑科笑道:“秦老师不至于这么看我不起吧。”秦友三连忙说:“哪里哪里,我肠胃不舒服。”郑科很体贴他说:“那一定是饿了,这里吃饭不像省里大机关有规律。你先吃点垫垫底,我先干了。”
  一仰头把一碗酒喝下。
  两大碗酒下肚,郑科的话马上多了。他斜眼瞟了瞟闷闷坐着的秦友三:“我晓得,秦老师还是看我们不起。说来说去,宋镇长就是个科级,属于喝白酒、打白条、摸白手的级别。我呢,叫是科长,其实是股级,只够喝黄酒、看黄片、回去搂黄脸婆。秦老师看这年岁,最少也是县处级,属于喝红酒、收红包、亲红嘴那个档次。从这里回去,就该是喝洋酒、抽洋烟、泡洋妞的地厅级了……”
  秦友三瞪着眼睛看着郑科,耳边只是一片叽里咕噜的嘟哝,没有把意思弄得太明白。但是看着郑科那张流气十足的胖脸,他能肯定那不是什么好话。
  搁在桌上的手不由自主就有些抖起来,先前极力保持着微笑的脸也一点一点地拉长了。
  所谓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场面自然尴尬起来。
  忽然包房里响起了一个嘹亮的女声,接着就有一股带着刺鼻的脂粉气的风刮到桌边:“刚才哪个讲宋镇长是摸白手的?也太无知了。
  如今当上乡镇长,村村都有丈母娘,只要本事过得硬,天天夜里做新郎……”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女人。脸皮又黑又糙,鼻孔跟她的动作一样夸张,上面架着一副光闪闪的金丝眼镜。衣着显见是精心考究过的:料子很不便宜,款式上极力往大学女教授之类的知识女性的格调上靠。只是效果不理想,给人的感觉是她似乎刻意要向人提醒自己从外到里的掩饰不住的粗俗。
  “你们只管揭发,那个讲胡话的人是谁,我要罚他三杯。”
  她充分利用着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女人在男人堆里的特权。
  这个女人的出现果然给一桌子的沉闷注入了兴奋因子。众人轰然道:“除了你的活宝郑科,还有哪个。”
  郑科说:“我也是为了激将省里的秦老师,我和宋镇长都敬不上他的酒,看看你有没有面子。按说,秦老师是大作家,最尊重妇女的。”
  那个女人马上就一扭屁股挤到秦友三身边:“秦老师你好,我叫罗兰,就在这家宾馆服务。
  听说你们要来住,我激动了好几夜呢。你不晓得,我也是文学爱好者,最崇拜作家的呢。”
  接着就一亮喉咙,又念了一首顺口溜:“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满怀深情来敬酒。领导在上我在下,要干几下就几下。”
  “好!”满包房齐声发喊,震得吊顶上的塑料葡萄串簌簌乱动。
  很多年没有人喊他“作家”,这么看得起作家了,更没有一个女人这么热情洋溢地来跟他讨好了。虽然风骚了些,毕竟是对他的敬重。秦友三原准备认真地对待这敬酒的,惟其认真,他对这女人的话也就听得特别清楚。听罢,他先前半张的嘴就那样僵着,好半天,才见他的喉结抽动了一下:“荒唐。”
  然后他就丢下狼吞虎咽的岳卫东,顾自走出了包房。

  三
  城门镇叫是镇,其实就是一个村盘子上的一条小街。街两边是镇党委和政府的机关,牌子都跟省里机关一样大,只是里面没有几个人。几家私人开的土杂店、小吃铺,都半开半掩着没有生意。比较显眼的建筑,一幢是秦友三中午罢宴的镇招待所,现在的名字叫“城门宾馆”;一幢是美容美发厅,有一个很怪的名字叫“芭丹奴”(岳卫东记得省城里有一家叫这个名字的店,是卖鞋的)。芭丹奴高三层,是城门镇的摩天大楼。一楼门头上一个玻璃破碎的灯箱上标着三层楼的功能分别是:一楼:理发美容;二楼:卡拉OK;三楼:桑拿按摩。因为它跟相隔不远的城门宾馆的存在,街上的这一段就是城门镇的曼哈顿了。
  似乎有人特意要制造一出挖苦讽刺的闹剧,把这两幢镇上最摩登的建筑分隔开的,居然是一个清朝留下来的贞节牌坊。这牌坊显然是多次让人革过命的,前后蹲着的石兽早已缺手断脚,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牌坊柱子上的文字都敲打得差不多了,但横匾上的四个大字还依稀可以辨认。那四个字是:
  节凛冰霜虽然残破不全,却寒气凛然。每个字都像是一张宁死不屈、冰冷彻骨的寡妇脸,对周遭每日生生不息的饮食男女充满了刻毒的嫉恨。
  除了行政和商业设施,就是城门镇所在的村盘子里的历任村干部和一些发家致富了的农户的私宅。占地都很大,盲目模仿城里房子的火柴盒子形状,外墙遍贴瓷砖。弄得岳卫东总以为是公共厕所。
  整条街把常住的和流动的人口一块算上,也超不过一千人。几分钟就转一个来回。
  正是南方十月小阳春的天气,半下午,太阳暖洋洋地照着,一条街都在惬意地打着瞌睡。秦友三和岳卫东转了好几个来回,没有见到街上有什么人走动,四处静静的。所有的屋子都无声无息,黑黑的门窗里面仿佛正策划着阴谋。太阳晒得起烘的街沿墙根下,有三两堆人围着搓麻将。打牌的和看牌的都很文雅,说话都像是窃窃私语,不时响起的洗牌声一下就被街上昏昏然的寂静吞没了。
  街上最抢眼的是成堆的垃圾、烂草、枯叶,横流的粪便、污泥、浊水,在亮晃晃的阳光里发酵,升腾起一股股沤馊腐败的恶臭。
  这街上的静默跟中午酒席上的热闹恰成对照。
  秦友三很奇怪,那么多乱哄哄的人这时候都到哪里去了呢?
  岳卫东说:“中午醉翻了十几个,没醉的也都去睡觉了。说是要养精蓄锐,晚上好喝醒酒酒。”
  “晚上还要喝?”秦友三差一点叫起来。他中午因为罢宴没有进食,晚饭如果还是酒席,食堂也就肯定不会开饭,那也就意味着他还要饿一顿肚皮。
  “下午县里有领导来看望救灾工作组,镇上还要摆酒席的。”
  岳卫东打了个饱嗝,他中午吃得太多,还来不及消化。
  “小岳,这回我要跟你讲,下午你不能再上他们的酒桌了。”
  “为什么?”
  “我们是来救灾的,不是来喝酒的。”
  “怕个卵!他们当官的喝得,我一个平头老百姓为什么喝不得。不喝白不喝。”
  秦友三怔怔地看着岳卫东。他晓得岳卫东从来天王老子也不放在眼里的,一旦他要横起来,跟他讲注意影响之类的大话屁事不顶。
  默了好久,他说:“小岳,我不敢讲我比你老子差不了几岁,对眼下世道的见识,还只怕是你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你就看我一回老脸好不好?”
  岳卫东圆起嘴,粗粗长长地出了口酒气:“秦老师,你一辈子活得这么小心也太没有味了。你今天就是饿死了,又有哪个会说你一句好话?你还指望那班人会在你死后给你也立个牌坊吗?”
  刚才看那座贞节牌坊的时候,秦友三给岳卫东讲起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这后生居然马上就活学活用上了。
  秦友三说:“小岳,可惜了你,你比我有才。你真该多读几年书就好了。”
  岳卫东得意起来:“秦老师,莫给我戴高帽子。不就是想笼住我么,我听你的就是了。”
  秦友三说:“我说的是真心话。以前我太不了解你了。”
  转街剩下的时间,秦友三跟岳卫东是在一家豆腐店挨过的。中午没吃东西,肚皮早饿得贴了背脊骨,好不容易在一个拐弯抹角的地方发现了这家豆腐店。店里还剩下几块上午没有卖完的豆腐。又求老板在后园里拔了棵青菜,一起煮了。他让给岳卫东也来一份,这样也就把晚饭顶了。
  当地人自嘲说:小小城门镇,三家豆腐店,镇里打豆腐,镇外听得见。如今,“三家豆腐店”也只剩了一家。店老板是当地村盘子上的农民。先前跟一个外地来镇上开豆腐店的老板学打豆腐,后来几家外地人的豆腐店都开不下去,卷铺盖走了,他便试着撑了个门面。
  外地人的豆腐店所以开不下去,一是因为税太重,二是因为镇上的机关到这里要货都是打白条,一拖两三年不清账。当地人的购买力又低。一个大集,杀了一头猪,半边也卖不完。豆腐店的收入,还不够填补镇上机关拖欠的账,就只有关张。几家外地人开的餐饮店也是这样,做不到两年三年就做不下去了。难怪秦友三和岳卫东在镇街上转了几转,看到的被烟熏黑的先前明显是餐饮店的门里,都是冷锅冷灶,桌倒椅歪的。在镇政府厨房做饭的老彭是这家豆腐店老板的姑丈,有机会接近镇领导,白条多了的时候能够帮忙讲上话,这家店才勉强维持了下来。
  “这年头,做田赔钱,做生意更难。就是做干部好,月月工资邦硬不说,走到哪里还有吃有拿。着累不赚钱,赚钱不着累,古话总没有错的。”
  豆腐店老板一边迷迷糊糊地准备着夜里打豆腐,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像是自言自语,不急不慢,不温不火。显然,这些话他对无数人说过无数遍了,秦友三却受不住。他照先前讲好的价把钱压在桌上,对岳卫东说:“我们回吧。”
  回到招待所,天已擦黑。秦友三让岳卫东莫开灯,免得人来找。自己点上一支烟。两个人就在黑屋子里闷坐,听下边的餐厅包房掀起的一阵又一阵喧哗的声浪。镇里在招待县上派来慰问救灾工作组的罗光明一行。罗光明先前就是城门镇的党委书记,洪水退下去之后刚调到县上去当县长助理,预备明年换届当副县长。所以镇里的接待也就多了好几层意义,格外热烈。
  只是这一顿吃喝,又不晓得要摊到哪笔账上。反正是吃喝的人不掏钱,掏钱的人不吃喝。秦友三忽然想起下乡前不久处理的一篇小说稿。那稿子显见是个农村基层作者写的,技巧不怎样,情绪却激烈。写的是一个乡长腐败的事,题目就很直露的叫《鱼肉乡里》。他觉得这正是上面要抓的反腐倡廉题材,文坛上也正跑着火,就签给主编定夺。主编匆匆扫了一遍,马上就退给他:这样的稿子怎么能用?只有黑暗没有光明。我讲了多少回,办刊物惟一要当心的就是守土有则。宁可刊物没人看,也不能出一丁点差错。你我都不是吃不了能兜着的人,刊物本来就半死不活了。发这样的稿子,不等于是自杀?
  秦友三倒没有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揭露黑暗本身就证明了光明的存在。难道坏人做了坏事,好人还批评不得?问题是批评不要偏激,要有节制,有度。批评的目的是匡救世道人心,不在发泄。还是讲一点君子之风,忠恕厚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好。他把稿子退给作者的时候,很恳切地把这些意思写在信里。信是他自己花钱买邮票寄的,因为刊物早已不退稿子。他希望能给作者一点安慰,使他有所提高。作者很快给他回了信,只说了句很失望,再没有话。他当时觉得作者有些固执。但现在,他觉得自己一下子理解了那位不曾谋面的作者。作者显然对基层的情况烂熟于心,一定又是个有血性的人。要把这么气人的事诉诸笔端,怎么温文尔雅得起来。
  


  四
  一大伙人,人没有到,声音早到了,呼呼啦啦的只差没有把楼顶掀翻。楼梯还是多少年前的旧木板,被一片杂沓的脚步踩得轰轰隆隆乱响,像是要散架。
  乡镇干部大都在野地跑得多,习惯了大声说话。不像大机关的人,处处谨小慎微,生怕踩死了蚂蚁。其实还是怕人:怕比自己级别高的人讲自己没规矩、少修养;怕跟自己级别一般或不如自己的人讲自己张狂,起卵劲。乡镇干部就不必有这些馊讲究。不是风,就是雨,要不就是自行车或汽车轮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乱蹦,说话声音小了,只怕对方听不清。今晚又加上喝了酒,兴奋,一个个脸色酱紫,青筋暴跳,直了喉咙只想出粗气,岂肯收敛。
  这伙人在秦友三门口站住脚,“砰砰嘭嘭”地把门当鼓擂。
  岳卫东挺尸似的躺在床上懒得动身。秦友三正犹豫着,外面的人说话了:“秦老师,请开开门,我们晓得你回来了。”
  秦友三原以为不开灯,就没有人晓得他们的影形,没有想到这却是一个什么都瞒人不过的地方。先前没有人打扰他们,只是因为顾不过来而已。
  秦友三顺手把床头的开关打开,起身开了门,一股夹着呛人的烟酒味的气浪猛扑进来。

  “罗县长来看你们了。”几个脸红脖子粗的人乱七八糟地大叫大喊,似乎是给了秦友三他们天大的荣幸。
  被拥在前面的一个小白脸向秦友三伸出手:“这位就是秦老师吧。我是罗光明,县长助理,不是县长。”
  他回头白了那些人一眼。“一样的一样的,还不是迟早的事。”那伙人又是一阵乱喊。“我看你们真是喝多了。让省里来的同志见笑。”
  罗光明批评了一句,又对着秦友三说:“乡镇干部就是这样的,野惯了。我从来滴酒不沾的,他们不过是借了我的名义装疯。总是共事了一场,也难得。”
  这伙人里,只罗光明口里没有一丝酒气。看得出,他跟下属的关系是很亲切随意的,他在他们中间也确有威信。他白白净净,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但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他属于那种已然历练出来的人。不只是适应,而是有了驾驭的能力。
  “怎么让省里来的同志住北边?南边没有房间了么?谁安排的?”
  随着罗光明回头,一伙人也跟着回头,接着一个站在门外的人从这伙人让出的一个空档里露出来:“是我。南边有房间,秦老师不肯住,非要住这边。”
  是镇政府办公室主任老刘。他眼睛本来就小,喝了酒,更眯成一条缝。
  城门宾馆就两层楼。楼下的房间都打通了,隔成大小不一的餐厅包间。楼上依旧是先前的筒子楼格局,总共八间房子分在走廊两边。朝南的四间临街,都依照城里宾馆标准间的样子装修了,用来接待上级领导。城门镇离县城和省城都不算远,上级来人其实极少有因为公事拖累在这里过夜的,今天没办完,明天再来就是,无非是坐着车子多兜几趟风。凡过夜的大都是来度周末:吃饱喝足了,或是去旁边的芭丹奴风流快活,或是打一通宵麻将。
  郑科和小程下来蹲点,各占了南边的两间。安排秦友三和岳卫东的住宿时,镇政府办公室刘主任极快地眨着细小的眼睛,指着南边空着的另外两间房子:“镇领导的意思,这两间就给二位领导住。以后来往的客人,管他哪一级的,就让他们住北边的房子。二位领导是省里来的,谁都得让。”
  刘主任说着,抓牢了手上的一大串钥匙,却不开门。
  秦友三听话里的意思,住南边显然比住北边待遇要高,就问:“北边的房跟南边的房不一样么?”“那倒不见得。亲家母比胯,差上不差下,打扫一下跟南边一回事。只是冬天冷些,烧盆炭火就是。若是天热,赛过庐山哩。”
  “那说明还是有差别。现今正是冬季,要是我们住了南边的房子,是不是会影响这里的营业额?”
  “那也未必。就是影响了,又怎样?要算政治账,不能算经济账。”
  “那怎么行,原是派我们来做救灾工作的,让镇上减少了收入,岂不等于帮了倒忙。”
  “不至于,不至于。”刘主任晃晃手上的钥匙串,要去开门的样子。“我们还是住北边吧。”秦友三很坚决地说。“领导实在坚持住北边,我是不敢做主答应你的。回头我去请示一下镇长再说吧。你先进来休息。等镇长定了,再调换就是。”
  刘主任却开了北边的房门。
  里面原来早已打扫过了。秦友三、岳卫东的行李是从车上直接拿到这里的。当时他们被人拥着去了餐厅,行李则已在此冷落有时了。
  房里沿四个墙角放了四张床。靠近窗子的两张挂了蚊帐(冬天似乎是用来遮尘土),铺了垫被。门后面的两张空着。上面架着的棕床,棕索断得七零八落,只好又铺上木板,以便放脸盆脚盆、提包提袋之类。
  一屋子散不去的霉味。
  秦友三顾不及在意,软塌塌地走到一张挂了蚊帐的床上倒下来。坐了一上午车,中午又没有吃东西,他觉得浑身没有气力。岳卫东吃得肚子滚圆地进来,两只醉眼什么也看不清,一头栽在另一张有蚊帐的空床上,就排山倒海地打起呼来。直到秦友三实在熬不过,拉他起来转街。回来,屋里已经黑了,什么也看不清。秦友三又不让开灯。房里究竟什么样子,他一无所知。其实,就是晓得,他也不会在意。省作协好多年没有盖过宿舍。他现在还跟娘老子挤在一套一室一厅的单元房里。那间所谓的“厅”,也就刚能摆下一张吃饭的桌子。他天天要日卷夜铺。现在两个人住一间这样大的房子,还有一张固定的床,比家里享受多了。

  “不行。回头换过来。怎么能这样对待省里的同志!”
  罗光明越说越来气。
  秦友三赶紧说:“不消得,真的不消得。罗县长!比起那些水冲了屋现在还睡在棚子里的灾民,已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罗光明说:“秦老师,你不要客气。镇上的条件本来就够差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心里很不安的。能做好些,为什么不尽力而为?再说,你们并不是一般公务人员。你们是大文人。要不是这场洪灾,请都请不到你们。”
  罗光明后来把那些蜂拥他来的人一个不剩地都轰走,在秦友三房里坐了很久。
  他跟秦友三谈得很投机。他说他先前给领导写报告、写总结,在县里还算个小笔杆子,也是极迷文学的。诗、散文、小说,都写过,就是不成器。跟熟悉的编辑好说赖说,才上了几次报屁股。还给省作协的刊物投过稿,都退了。只是秦老师没有印象就是。晓得自己终究不是那块料,只能退而求其次,安心给领导提包。他心里其实最看不起做官。做官最多就是个万金油罢了,到处搽得,到处屁事顶不得。李鸿章有句话说得很对头的,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还能做什么?不错的,中国现今仍是官本位。那又怎样?为官不过一时荣,文章才是千古事。莫说他有可能当副县长,就是当了县长、市长、省长,又怎样?死了就死了,一阵青烟散去。哪像文人,千古流名。从来不知多少文人世世代代妇孺皆知,当时的帝王将相呢,有几个能让人想得起来?
  说起自己做官的经历,罗光明更是感慨万千。跟领导当了几年秘书之后,一直在基层打滚。下面有些情况,你们上面的人恐怕想都不能想象。
  城门镇是全县最穷的一个乡镇,石埠村又是全镇最穷的一个村。他在镇上当书记的时候,就去抓这个点。心想把这个点抓好了,对面上的工作就有说服力。哪晓得这却是一把糊不上墙的稀牛屎。
  作为镇上的一把手,他抓的点不吃一点小灶那是假话。可任你怎样喂偏食,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村子临湖,修了坝,却没有资金修闸,年年内涝。他一去,先抓这件事,求县水利局帮忙。可人家把钱拨到村子,他们一夜之间就当救济款分了。下回不拨款了,直接送水泵,又无偿安装好。用了不到一年,当年冬天就被拆下来抬去贱卖,把钱分了。闸建不成,以后干脆等内涝过去,给各家发玉米种子,总能补收一发秋作物。哪晓得人家根本不种,都倒进锅里炒吃了。吃完了,再问你要救济粮。
  就是这样的地方,人越是穷,也越是刁。问题最多,闹事的也最多。真是应了那句话:穷山恶水出刁民。
  罗光明不住地摇头叹气,很痛心。他说,坦率地讲,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在这种让人寒心的地方待长了,无法不悲观。这回县里提他,他心里是有愧的,无政绩可言呀。想想,也是组织上给的一个体面的台阶吧。否则,不走,怎么办呢?做官是一种命运:有的人操劳终生,却迄无成就;有的人平庸一世,却禄位高升;有人天生是种树的,有人天生是乘凉的。历史就是这样写着的,何况生活本身未必公平。同样一个人,让你站在灯下,你自然就发光;让你呆在暗处,你只能被埋没。同样的工作能力,在发达地区稍稍弄出响动,就会引起万众瞩目;在落后地方,你就是做十倍的努力,也未必有人晓得。人们关心的毕竟只是结果。你还无可抱怨。这是一个实利主义的时代。马太效应,在官场上同样起作用。
  秦友三礼貌地听着。官场对他是个陌生的世界,他也从不关心其中三昧。他在平常日子里接触到的对官场的议论,多是负面的,是批评甚至咒骂。现在听一个个中人的心得,竟有这样多的辛酸苦楚在其中。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听此人谈吐倒也不俗,既不是陈词滥调的官腔,也不是操娘骂爷的村话。
  罗光明见秦友三听得认真,很感动:“我这些话很消极,平时除非忍无可忍发牢骚,没处说的。我说这些,想必秦老师不会见怪。”
  “你只管说,只管说。”秦友三心里真生出几分同情来。“要不是见到秦老师,我也难得这样敞开来讲话。为什么说做官对头多,老板仇人多,文人朋友多?就因为文人讲人情、懂人心。不瞒二位说,你们下来前,这边有人还是有不同看法的。觉得你们单位又不管人又不管钱,下边一点油水也捞不到,反多了两张嘴。我就讲给他们,给物给钱都是有数的,精神财富才是无价的。”
  看看时候不早了,罗光明起身告辞。他长久地握着秦友三的手,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什么时候无路可走了,他也会学古人那样哭而返之,拜到秦友三门下来做个后学弟子。临出门,他又再三嘱咐二位注意身体,要在这种地方坚持几个月,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至于救灾,也就那么回事,几个月哪能改天换地!主要的还有一种政治姿态。只要不出大乱子,不闹出人命官司,就谢天谢地了。
  五
  镇政府的会议室跟昨天见到的餐厅包房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也是满吊顶的塑料葡萄。椭圆的环形会议桌中间凹下去的地方,放了几个塑料花瓶,瓶里满是厚厚的尘垢毁了颜色的塑料花。胶合板的桌面这里那里已经到处起皮了,下面的抽屉满是碎纸、烟头、揉成一团的烟盒之类。桌子四周的座位五花八门。有靠背椅,有长条凳,坐上去一律是摇摇晃晃的。惟一像样些的是上座主持人位置的一把皮转椅。不过皮子也老化了,上面有好几处翻起的破口,还有烟头烧出的黑洞。窗外的大树挡住了光线,会议室白天也要开灯,那些挂满了蜘蛛网的灯却没有几盏是亮得了的。加上满屋子多数人都在吞云吐雾,会议室也就一片昏暗,影影绰绰。
  秦友三对环境很麻木。外面条件再不好的地方,也不会比他长年待着的那个用三合板隔出的编辑部更脏乱差。使他有些心神不定的是镇长宋财火正在喝的那碗汤。
  今天上午的会议内容是镇上的党、政、人大、政协、纪检、武装六套班子向省救灾工作组汇报。通知是八点开会,自然打了提前量。不过九点钟,人也都先后到齐了。倒是主持会的宋财火最后一个进来。看看屋里已坐满了人,他大声解释:“操,昨天晚上给罗书记搞惨了,早上硬是爬不起来。”
  宋财火刚在皮转椅上坐下,厨房老彭用一只粗瓷盘盛了一只瓦罐,很及时地端到他面前。也不晓得他刚才埋伏在附近的一个什么地方,只等着宋财火的大驾出现。
  宋财火漫不经心地揭开瓦罐,用勺子在里面拨了拨,小心地尝了一口,这才说:“那就开始吧。雷镇长,你是我们这帮人里头惟一的正牌大学生,全镇的基本情况,就请你讲。我这里就对不起,有偏各位了。”
  就低下头,吸吸溜溜地喝起汤来。
  今天上午所有的发言预先都打印好了稿子,每个到会的人手一套,会前已经摆放在每人座位前的桌上。发言的人就是照本宣科。秦友三到得早,已经把稿子匆匆浏览了一遍。他是看惯稿子的,毫不费力。那上面除了地名、田亩、人口一类基本情况,余下都是从文件和报纸上抄的现成话。
  强烈吸引秦友三注意力的,是宋财火正喝的那碗汤。那碗汤是清蒸的,蒸得烂熟,香气扑鼻。秦友三怎么也忍不住咽口水。他就坐在宋财火边上,不管他怎样强制自己不往宋财火那边看,眼睛的余光还是忍不住清点着那罐汤的成分:肉饼、墨鱼、蛋、枸杞、桂圆……
  秦友三又想起那篇题目叫《鱼肉乡里》的小说稿。看看旁若无人的宋财火,听着他有滋有味的吸溜声,秦友三很后悔当初给那位作者写了那样一封退稿信。
  秦友三极力按捺住自己,发言的人讲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清,只有宋财火吸吸溜溜的声音在他耳边翻江倒海。终于忍不住,他说:“宋镇长,你可不可以等下再喝?”
  话一出口他就恨自己: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好像是在乞求。
  屋里其他的人却一怔。这样的事从来没有见过,镇长要不发作才是怪事。
  宋财火却没有在意,随手把瓦罐一推:“我正不想喝了。老彭也不晓得怎么搞的,昨天像是打翻了盐船,只差没有咸死人。今日呢,又一点盐味也没有了。操!”
  他“操”的显然并非仅止厨房。
  接下来宋财火就是聚精会神地打电话和听电话。那只手机从他怀里一掏出来,刚开机,就像听到召唤似的马上响了,是一段广东音乐《步步高》的乐曲,很欢快地跳跃出来,在满屋子打旋(镇上说是穷,几套班子的正副负责人却人人有手机)。此后,这乐曲便跟宋财火的声音交替响起,再没有间断。宋财火说完话,等不了几久,乐曲若没有响,他这里便向一个什么地方揿过去,然后便又是他一长串时高时低、时急时缓、时重时轻的说话声。
  宋财火敦实精壮,脸上永远是高度充血的涨红,似乎永远处在兴奋状态。他的表情和肢体语言都很丰富,形成一连串起伏变化很大的姿态:一下上身挺直,毕恭毕敬,嗯嗯连声,就像对方正当面在教训他;一下猛然后仰,后脑贴在椅背上乱摇乱扭,哈哈大笑,显然对方说起一件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的乐事;一下胸口前倾,又顺着桌洞下滑,满脸先前被乱糟糟的胡碴子弄得愈见生硬的皱纹一点一点地虬曲起来,最大限度地柔和起来。小小的手机随之贴紧了耳朵,恨不得要塞进耳孔,头也跟着一点一点地低下去,直到鼻子落到桌面上。声音则变成了极低的一片含糊不清的虫鸣。
  先前他毫无顾忌地喊叫时,别人显然早已习惯了。他喊叫他的,别人照样该念的念,该听的听,两不相干。现在他的声音突然细小了,念的人倒像是唱歌的人突然失了伴奏,没有依托了,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停下来。听的人先前都心不在焉,交头接耳的,想心思的,打瞌睡的,现在也都一下集中了注意力。满屋一下子静了下来,只听一只蜂在屋子头边的桌子下面嗡响。
  宋财火马上感觉到了,抬起一只手来,示意念的人继续念。见没有反应,忽地站起身,喝了一声:“怎么停下来了?”又赶紧对电话道歉:“不是讲你,是讲这儿的鬼东西。”然后就离开座位,走到外面去。好大一阵,满面春风地回来,刚落座,电话又响了。
  一个上午,宋财火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说说听听,出出进进。这一屋子人似乎跟他毫无关系。
  主持会议的人不把会当回事,其他人当然就更可以各行其是。秦友三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原本应该百分之一百的郑重其事的会议会开成这个样子,比他小时候在穷街陋巷里见到的下等茶铺还不如,一时不知所措。按照任命,他们这个工作组组长是郑科(郑科倒是谦让过秦友三,但任命岂是可以随便更改的)。郑科在会上坐了不到十分钟就走了,说是去处理一件什么急事,再不见回来。走的时候倒是跟秦友三打了个招呼,却并没有交待秦友三哪怕是临时替他负一下责。秦友三自然不好代表工作组说话。想想,也只有岳卫东可以管。因为下来前,单位领导是交待过的。就对身边的岳卫东低低地叫了一声:“小岳!”
  岳卫东听见了,却懒得答理。今天吃过早饭,回房间时,正好撞见对面刚起床的小程开门。毕竟都是上下年纪,小程说:“进来坐坐?”岳卫东也就不客气地进去。这才发现,南边比北边好得多。本来他并不在乎住什么房。昨晚罗光明就此大做文章,他觉得不过是做官的装腔作势。原来两边的差异这样大,简直是展览馆里的新旧社会对比。而且郑科和小程是一人一间,他却同秦友三共住一间。明摆着是不拿他们当回事。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回到房间就对秦友三叫起来,要卷铺盖走了,不在这里受鳖气。秦友三好说歹说才把他劝住,让他跟着自己进了会议室。一坐下,他就跟小程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地玩一只手机。
  手机是小程的。他不断地收发短消息:“又在干?”“屁!”“那在做什么?”“开会!”“很文明呀!”“当然!”“太无聊了,只怕没精神。”“那倒是。”“当官的白天不精神,夜里精神不文明。熬吧,熬到夜里就活了。”
  ……
  岳卫东很快就入了迷,早上的满头火气烟消云散。
  “小岳!”秦友三加重语气又加了一声。岳卫东这才回过头,也叫了一声:“吵什么吵!”秦友三只有克制着,无从发作。他真不晓得这样的会,会是个怎样的结局。
  秦友三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宋财火关了手机,在那皮转椅上正襟危坐,严肃出一张扑克脸。他清了清因为打电话而沙哑的喉咙,请工作组的各位领导就上午的汇报做指示。自然是没有下文。小程和岳卫东还在弄手机,不知收到一条什么消息,正叽叽嘎嘎地坏笑。秦友三有一肚子官司,却打不得。只有宋财火总结。按规定,救灾工作本来就在当地党委领导下进行。
  宋财火这回的话倒不多,干脆明白:“救灾的任务讲起来有四条:一个是摸清灾情,二个是赈济灾民,三个是恢复生产,四个是安定人心。其实要下死力对付的就是最后一条。说好听些叫‘安定人心’,说难听些就是防止坏人鼓动闹事上访。今天在座的,工作组领导也好,各位难兄难弟也好,就是要铁了心抓这一件事。只要不让上面怪罪,就算万事大吉。真要出了什么乱子,我们一个也跑不掉。我横直没有几天干了,只等着回去吃老米。各位前程还远,自己看着办吧。散会!”



  六
  镇政府食堂就是两间土坯屋。一间是灶屋,一间堆杂物和柴草。
  秦友三和岳卫东下来之前,常年在食堂用膳的其实只有镇长宋财火一个人。他的饭顿顿由老彭送到他的住处去吃,老彭自己就在灶台上对付。除了一截烧火时用来垫坐的木墩,厨房里外一张桌椅都没有,显然也不打算有。好歹干净些的一块地方是院子的井台,因为这里老有水冲刷。老彭平时杀鸡、剖鱼、洗菜、淘米都在这里。不顺便用水冲一下,他自己也落不得脚。
  这口井有些年头了,红砂石的井沿被井绳勒出了一道道口子,井边用两根剥皮杉木做了个杠杆。横杆上一头捆着大石块,一头吊着水桶。不打水的时候,水桶就悬在举手刚能够着的上方。岳卫东喜欢反反复复地打水冲井台。秦友三胃不好,吃饭慢,他还没有吃完,岳卫东就洗了自己的饭碗,接着就冲井台,弄得他一顿饭吃不安生。
  “小岳,你歇一会儿不好吗。”小岳说:“你吃你的,我冲我的。这地方你不是喜欢么,我给你冲干净些。”
  岳卫东心里有气。
  镇政府食堂原本很清闲,干部们镇上有家的回家吃饭;家不在镇上的各人到时自有解决的去处。厨房老彭平时主要的任务就是种菜、喂鸡、养猪。顶多偶尔给不尴不尬没赶上饭的干部煮碗面条。他真正要认真做的是镇长宋财火的饭。
  宋财火很讲究养生。一天一盅药膳汤,一个星期一只炖鸡,雷打不动的。他尽量不上酒席(陪上级领导或在外地开会出差是万不得已),非上不可,蔬菜也必然由食堂的菜园供给。老彭来时是明确过的:种菜不准偷懒用化肥和农药。农家肥好办,麻烦的是虫子。再麻烦也要用手捉,不就几棵菜么!
  宋财火是当地人,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慢慢地从村会计当到镇文书,到副镇长,最后在镇长这个位子上画了句号,一连当了好几任。镇党委书记走马灯似的在他上面换,就是没有他什么戏。起先他还在心里暗暗指望。后来看到上面不但没有提他的意思,连在两任书记间的空白阶段,明确让他暂时主持一段工作这样的话也舍不得说,他也就彻底死了心。他今年已经五十出头,全县像这种年纪还在当乡镇长的再没有第二个。只要不触犯国法,他犯不着在乎什么,他在当镇长的头一个任期,就在县城盖了屋,把老婆儿女都迁进了城。他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在一个穷得兔子不拉屎的乡镇过单身汉日子,哪个好讲他搞特殊。哪个讲,哪个自己来“特殊”就是。
  秦友三和岳卫东就像两个侵略者,践踏了宋财火安宁惬意的乡居生活。饭是天天不少顿顿要吃的,而且秦友三坚持非在食堂吃不可。这就给宋财火带来了莫大的不方便:按宋财火的膳食标准一式三份,怎么可能?另做两份,面子上又似乎不太好看。
  办公室主任老刘为此专门向秦友三请示了几次,提供了两种模式,请他选择:
  一种是副镇长雷振华模式。雷振华大学毕业分到县农业局,又作为培养对象下派到城门镇挂职(副镇长)锻炼。下来一年多,除了出差、下去或回县城,只要在镇政府上班,吃饭时,他基本就是代表镇党委和政府陪客。
  一种是在这里扶贫蹲点的郑科小程模式。只要镇上有接待任务,他们就跟着一块吃,这模式其实跟雷振华模式一样。不同的地方有两个:一是角色不同,郑科小程永远是客;一是餐数不同,郑科小程一般是每个星期四来镇上,星期五抓一天工作,星期六又回县了。县里若有事,那就连着几个星期都不来。
  老刘眨着小眼睛说了半天,嘴角上起了白沫。秦友三一声不响地听着。听完了,说:“上面有规定的,乡镇有食堂我们就在食堂吃饭。我们按规定标准交钱,你们按规定标准办伙。”
  “上面有上面的规定,下面有下面的实际,不可以灵活些么?”
  秦友三再不答话。
  老刘只有悻悻退去。
  而且秦友三坚持就在食堂门外的井台上吃饭。
  老刘跟秦友三讲用膳的事,秦友三并没有问过岳卫东的想法,就一意孤行。不是说这样的事秦友三不能做主,他就是不懂秦友三何苦这样死心眼。你自己要跟自己过不去也就罢了,凭什么弄得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家里娘老子也不敢怎样管他,到这里来反而像是受了管制。秦友三在他面前就像警察。
  岳卫东没有几天就跟县国税局的小程混熟络了。小程倒是个没有城府的人,什么事都不避讳他。
  小程热心奉劝岳卫东,既来之,则安之。他跟他们头儿郑科就一直很安心。莫说他们在这里的日子还要延长一个月,就是再延长一年,他们也不烦。乐得!做工作组,在当地是客,在单位有功,只要你不为难人家,就两头不管还两头讨好,等于活神仙。
  “至于城门镇这个地方,穷是穷些,但是穷也有穷的好处,比方,鸡就比省城便宜多了。虽说是土鸡,土鸡有土鸡的风味,常有你们省城的老板结了伴特地来寻土鸡哩。你想吃,随时跟我讲,我给你免单。芭丹奴老板是我血伙,不会卖我们的。”
  岳卫东听得心里痒痒的。问:“你们郑科也去芭丹奴么?”“他倒不去,说是嫌腌。其实他不消去,他有罗兰。罗兰这个女人很够味。自己跟他好不算,还帮他找秧子。罗兰人长得不怎样,倒是骚得很,惹火,听说床上功夫不错,当地人说她是胯一叉,养一家。她好就好在懂男人,晓得怎样让男人快活。”
  岳卫东怔怔的,没头没脑地说:“我们哪有你们福气。”小程很同情:“你是说你们那个秦圣人吧。也真是的,一副老古板,黄土都埋了半截了,还作古卵正经。现今什么是正经,他讲得清?无非女人想开了,男人想通了,大家快活。这就是生活。网上有句话你看到没有:生活就是被强暴,如果你无力抗拒,那就躺下来享受。”
  岳卫东听得服气,不在意一个在县里工作的人,倒比自己能说会道。对小程不由刮目相看。回头再看秦友三,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秦友三心里也在打鼓。老婆病死多年,他对性事已无太多兴趣,却还不至于心如死灰。他已不止一次半夜三更听见对面郑科和小程房里女人叫床的声音。岳卫东真要入了他们的伙,那就毁了。他因此盯岳卫东就跟盯贼一样,总让岳卫东跟着他。要不,岳卫东到哪儿他也跟到哪儿啊。连岳卫东在厕所待久了,他也会在外面叫,不听到回应不罢休。总之绝不让岳卫东单独行动。
  岳卫东依旧一桶一桶地提水,倒水,明显是向秦友三宣泄。秦友三把剩下的饭菜三下两下强咽下去,换了个讨好的口气:“小岳,下桶水莫倒了。我洗碗。”
  岳卫东却松开吊桶,跳下井沿,径自走了。
  七
  城门这地方物质上穷,精神上却蛮丰富,盛产黄段子,并且表述时常用顺口溜形式。这成了一种风尚。一个干部在酒桌上或其他两三个人以上的公共场合讲不出至少一两个黄段子,是要遭人笑话的。即便谈正经公务,也往往从带着色情意味的话头开始,似乎一个个都宣过誓不黄不开口的。连雷振华这样从大学本科出来没有几年的下派干部,也不能不很快接受这影响。他跟秦友三介绍城门镇时先念了四句话:住的是洋房,骑的是摩托,日里有酒喝,夜里有按摩。
  雷振华说这是城门镇当地人给自己定的小康标准。所谓“洋房”,就是因为用了钢筋水泥,贴了瓷砖。所谓“按摩”,顶多也就是跟那种花十块八块就可以上床的女人摸摸捏捏。
  司机老宋忽然破口大骂起来。
  老宋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城门镇就这么一部七十年代留下来的烂吉普,早成一堆废铁了,还在作垂死挣扎。镇政府曾经有过一次动议,让镇上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凡吃皇粮的,每人借几百块钱给镇上买车。某种程度上,汽车也是一个镇的脸面,大家有责任维护这张脸面的。但是这个动议在教育界遇到了抵制。抵制的方式很绝:当时,镇上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已经半年了。上面考虑到城门镇确有难处,拨了一笔款子下来,一次性解决这半年的拖欠。镇上就是要从这笔钱里按人头扣“借款”。所有的教师没有一个说不借的,也没有一个去领这拖欠了半年的工资的。上面来人检查,大家只说工资依然拖欠着,没有领到。回头问镇上,镇上说钱在账上,他们不领。又问为什么不领,大家说因为领不到足额,而上面说的是“足额发放”。这就自然暴露了镇上借钱买车的事。
  车没有买成,就还只有靠那辆烂吉普跑。跑一天,修两天。其实修与不修都差不多。只是司机借了修车的名,可以清闲,弄半天车子,搓半天麻将———这还是罗光明当书记时候的事。
  罗光明喜欢往下面跑,除了开会,很少待在镇党委的办公室里。他调来当书记时,没有把家从县里搬来。在城门镇他也就处处无家处处家。镇上就留给宋财火坐镇。
  宋财火是坐山虎。历任书记是过山龙。罗光明之前的几任书记,自恃是一把手,总跟宋财火争控制权,总是闹得很僵。龙虎斗的结果,龙走了,落下个不容人、没能力的名声。虎留下,仍是一方霸主。
  罗光明接受历任书记的教训,尽量避免跟宋财火过不去,让宋财火保持一个事事说了算的自我感觉。这样,宋财火心里熨帖,他也落个清静。有了成绩,哪个也不能不认他这个一把手;出了纰漏,他可以帮助上级追究直接责任人。基于这样的透彻考虑,罗光明甚至尽可能避免同宋财火的正面接触。牙齿跟舌头很亲,也难免有咬着的时候。一任下来,宋财火对罗光明很是赞赏。到处说罗光明是最有水平的书记,不像其他几任,都是狗屎。
  罗光明老是往外跑,就辛苦了司机老宋,跟着他历尽坎坷,吃尽苦头。老宋跟宋财火同宗,论辈分是宋财火的公公。在镇上大家都叫他三把手。他火气再大,别人也奈何他不得。不过一把手要用车,他也不能不开。
  罗光明一走,老宋便彻底清闲起来。除了宋财火,哪个要用车,他都说坏了,开不动。宋财火除了到县城开会、回家,在镇上几乎从不用车。至于郑科他们,县国税局会派车接送,也基本不会用老宋的车。
  秦友三一副穷酸相。老宋在镇上论见多识广没有几个人可以跟他争。让他给这样的“省里领导”开车,他觉得受了污辱。但是宋财火让他出车,他又不能不出。为了表示重视,宋财火还让雷振华陪同。这更是给老宋的火上加油。他从来没有给副职开过车的。雷振华一开口说话,他心里那股恶气就腾地冒了起来。
  发火总要有一个说得出的理由。老宋的一口恶气就出在车子下面的路上。
  镇上自己没有赚钱的工商业。外地人来了,不是摊派就是打白条,只差没有放枪,只有来几个跑几个。财政没有收入,就只好挖地皮。镇上做任何一点跟公益有关的事,种树、修路、改造学校危房,都让大家集资。集资到手了,先前许了要办的几件事也就跟着没有了影形。倒是看到头头脑脑们忙忙碌碌地省内外、国内外考察个不停,今天换了套西装,明天有了只手机。至于脸上,则永远是冒着酒气,泛着油光。就有人看不顺眼,暗里把镇政府号召集资建校时写在大街墙壁上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改成“再穷不能穷领导,再苦不能苦嘴巴”。镇上当不安定因素查了个鸡飞狗跳也没有查出个眉目,反而是许多人私下说查的人自己才是不安定因素。
  车子下面这条路就是一个例证。
  几届镇政府开张时都发了狠的:一定要做到村村通公路。多少年过去,路是通了,却没有一条按设计完过工。弄到最后都是因为资金缺短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其实上面拨的款加上了集资,是够数的。但钱再足,也像是水泼到沙上。结果,所有的路都成了合不拢的伤口,比没有挖过之前更难走。一路的坑坑洼洼,人畜可以绕着走,车子却绕不过,只能从一个坑里爬起,又掉进一个坑,又再爬。
  秦友三颈椎和腰椎都有老毛病,颠了没有好久,浑身骨头就嘎嘎作响,要散架。他对司机老宋起先不以为然,觉得他也不过是一个仗了势在镇上骄横跋扈的角色。许多骂贪官污吏骂得极狠毒的人,其实自己比他骂的人一点不逊色,只是也许权势比对方有限些罢了。但老宋到底只是个司机,在这种地方开这种车走这种路,也是不容易。


  八
  到城门镇之后,不断地听到人讲起石埠村。主要是讲它的穷。现在实地来看,真是名不虚传。
  其他的村子说是穷,至少都会有一幢像样的屋,高高耸立在村盘子中间,鹤立鸡群。石埠村连村长曾驼子的屋,都跟一村子的破屋混作一堆,无法分辨出来。
  村盘子在洪水里浸泡了几个月,总算打着寒噤浮了出来。低洼些的地方,仍是亮晃晃的汪洋。屋里屋外没有水的地方,积着厚厚的溜滑的落淤。破堤后,水淹过了屋檐,屋里齐窗头的墙上留下黑色的水线。水线以下的墙壁长出一片灰黑的绒毛。堂屋里空空荡荡,只有一张粗笨的老式八仙桌和两张条凳。桌子和凳子都颇讲究,有雕花的装饰。恐怕是这屋里惟一值钱些的东西。后来晓得,这是土改时从地主家分来的浮财。水淹前,用石块压住,没有漂走。
  秦友三想,形容穷,常用“一贫如洗”这个成语。现在的石埠村,是实实在在的给水洗了一遍。劫后余生,真是凄凉。村长家尚且如此,村民的窘况可想而知。
  那只八仙桌上搁了一只缺了半边耳朵的黑乎乎的瓦罐。一股略带些腥味的浓香一点一点地在空旷的屋里弥散。瓦罐旁边是一只竹编的小簸箕,里面堆着几只已经煮熟的番薯。番薯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显见煮前用心刷洗过,两头和身上的须根都重重地切去。
  曾驼子让秦友三和岳卫东坐了一条板凳,又让雷振华和老宋坐了另一板凳,自己就佝着腰站在桌边:“几位领导真的不喝酒?”“算了吧,你!喝酒?你有么!”
  老宋粗声大气地讪笑。
  “有……怎么没有……”曾驼子脸上一下红一下白,嗫嚅着,腰佝得更低。
  “有酒?有尿差不多。我还不晓得你曾驼子。”老宋说着,就去揭那只瓦罐的盖:“大家吃吧,还等个卵。”曾驼子再不敢抬头。他是真的没有酒。村盘子上先前有一家小杂货店,破圩时搬走了,现在还没有复原。就是复了原,曾驼子一时也拿不出打酒的钱。又不好开口借,哪家不难呢。破堤的时候,儿子金宝不在村盘子上。他是村长,要照护一村子人往坝头上搬。等人回头,屋里已经进了水。养的一塘鳖也没有捞出几只。这几只鳖他一直很小心地拿竹笼盛着,泡在水里。退了水想送到城里去卖,算算,就是卖了钱,连来回的车钱也不够付,只有留着。这是他去年一年仅有的最后一点收成了。看得极金贵。金宝刚上小学的女儿吃薯吃得呕心,一直吵着要公公杀鳖,曾驼子总说“好,好”,却总没有动刀。他是怕一旦有上级领导下来,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会慌了手脚。
  果然就接到镇上的电话,说省里的救灾工作组和雷镇长要下来。
  杀鳖的时候,孙女就一直搂着曾驼子的一只裤脚不放,一步也不离开。
  曾驼子喝她:“还不死去上学,缠着我做什么。”“就不!到哪里上学?”孙女跟她老子一样,很犟。曾驼子这才记起来村小那几间土坯屋,水浸了不到一天就塌了。只有哄她:“你去别处玩,等煮好了,我会喊你。”“你不会的。那些人到时候汤也不会剩一口。”
  孙女有经验的。
  曾驼子只有随她。
  这个小丫头现在就靠在门框边上,一只脚踏进门槛,一只脚留在门槛外。她头发稀稀拉拉,又黑又瘦,脑门和眼睛因此显得特别大。塌塌的鼻梁下面,两条清水鼻涕像透明的虫子从鼻孔一直爬到嘴唇上。乌黑的嘴唇紧抿着,像是克制,又像是抗议。
  “是我们屋的孩子吗?”秦友三问曾驼子。他其实并不是头一个看到,别人只是懒得作声。
  曾驼子扭过身子,一下跳起脚来:“金宝,你死了吗!一个女儿管不住。”

  屋外响起一阵很重的脚步声,接着门口一黑,闪出一个莽长莽大的汉子,但只一眨眼工夫就消失了,随手老鹰抓小鸡样的一把提起了门口的小丫头。
  然后是一声清脆尖利、撕心裂肺的哭喊。
  哭喊后来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咽,一直为秦友三他们的这顿派饭伴奏。中间秦友三几次要去看个究竟,都被众人拦下了。他勉强咽下去一只番薯,也不晓得什么味道,就搁下了碗。
  等大家都总算放落了碗,秦友三从身子摸出几张零星票子,搁到桌上:“这是我的饭钱。”
  又对岳卫东说:“你也交吧。”岳卫东食量大,这一桌东西本来也不够塞他的肚子。但碍着身份(毕竟是省里来的)不得不吃得斯文。胃还没有找到感觉,桌上就所剩无几了。老宋一上桌就毫不客气,霸气十足地一路风卷残云。那罐鳖汤,他差不多一个人承包了。岳卫东很看不起他,也只有忍着。现在秦友三让他交钱,他心里的火气腾的一下上来,心想:就吃了两只烂薯,值得两块钱(这是规定标准)?那罐鳖汤倒是值钱,他尝也没有尝一口。钱不钱无所谓,这口鳖气难吞。这些话他一时又说不出,只好两只眼睛直直地瞪着秦友三。
  秦友三以为岳卫东没有带钱,说:“要不我给你垫上。”一边的曾驼子早急了,两只手在桌洞上盲目地死劲抓挠:“这怎么要得,怎么要得,从来没有过这种事的。”
  一面乞求雷振华:“雷镇长,你做个主。”似乎秦友三不是付钱,倒是讹诈。雷振华说:“秦老师,你头回来,这顿饭就算了吧。”雷振华已经晓得了秦友三的执拗,不便多说。曾驼子仿佛获救似的正要说什么,外面响起一声炸雷:“什么头回二回?你们吃了喝了拿了,哪回付过钱?”
  屋里几个人一下呆住。
  曾驼子口里叫着:“报应”,踉踉跄跄地扑出门去。
  老宋从簸箕上别下一根细蔑,剔着牙齿,对秦友三笑说:“秦书记,你算是碰到一只癞痢头了。”
  九
  曾驼子是石埠村的老村长,又是村支书,党政都是他一个人。从互助组、合作化当到现在,一直没有换。一个穷村,没有人肯当村长,也就赖住了老实巴交的曾驼子。其实,再穷的地方,也不是没有便宜可捞的。但曾驼子什么便宜也不晓得捞。正因为这样,大家也就认定了曾驼子。
  曾驼子忠厚本分,却生了个无法无天的儿子。秦友三他们这回来石埠村,原因就是曾驼子这个无法无天的儿子。
  排查城门镇的不安定因素,重中之重是石埠村。石埠村的重中之重,就是曾驼子的儿子金宝。
  金宝从乡下出去,当过兵,复员后又在县里当过工人,工厂散了,又去省城打过工———他远房的一个姐夫当头儿的那个单位,是个知识分子窝。金宝因此成为石埠村最有见识也最不安分的人。
  金宝的那个姐夫是个难得的清白官员。先前在县里当过县长,因为害怕县里的恶浊,才去报名参加聘任厅级干部的考核,且选了一个清水衙门。就是这样的地方,他让金宝在他那里打工,明明让金宝吃了亏,却依旧被人诬告,差一点害了前程。这番经历给金宝很大刺激,觉得再没有任何怯着。回到村里,很自然成了众人的头。
  曾驼子当村长,大家认的是他的懦善:不抗上,也不欺下;不求功,也不作孽。只图他保一方平安。但光懦善,哪里就保得了一方平安。
  救灾工作组下来前,镇上把一批城里人捐赠的衣物分送到各村。石埠村得到的几麻袋,从车上卸下后,当场在坝头上(当时村盘子里水还没有退尽)抖开,竟是一大堆几十年前的破布烂絮:臭气刺鼻的厚底袜子、百孔千疮的大腰棉裤、甚至暗血斑斑的大花内裤……这些东西,除了镇上的废品收购站,城里人就是存心要找也难找出来。明显是东西从城里送到镇上,镇上有人做了手脚、调了包,再往村盘子上分。
  金宝当时就叫起来。他晓得城里大机关捐衣物的时候是有规定的,不光破烂的不准捐,就是腌了的也一定要洗干净。
  他是不久前从省城回来的,见过大世面。他的话大家自然都信,七嘴八舌地就吵起来。
  镇上来送捐赠物资的一个干部很不高兴,说没有见过这样的,我们把党的温暖送到你们手上,不说别的,人力、车船费也花了不少,不见你们一句感谢,倒是怪话连天。
  金宝争道:“党是叫你们送垃圾下乡吗?”“好好的衣服,怎么是垃圾。”“你觉得好,你穿件在身上试试。”那个干部看一眼蓬头垢面的金宝,很不屑:“你这副尊容,莫非要穿金戴银?”金宝咬着牙向他逼过去:“你说什么?有种再说一句。”“你要怎样?”那个人一面嘴硬着,一面往后退,没留意脚后跟绊到一块石头,仰面倒在水里。
  这成为城门镇抗洪救灾中发生的第一件恶性事件。
  金宝是破圩快一个月才从省城回到村盘子的,他回来就窝在坝头上临时搭的草棚子里,每天跟老子一起捞鱼摸虾。大家起先并不怎样警觉他,这回“殴打镇干部”的事件之后,他忽然成了镇上以致县上关注的对象。石埠村的人则忽然看到村盘子上总算出了个肯为大家出头出气的人物,很有些振奋,头一回觉得:曾驼子应该给他儿子腾出村长的位置。
  也正因为这样,石埠村潜在的问题也就更显得严重,不可小视。问题是若要下决心整治,又很有些棘手。
  金宝的老子曾驼子多年来一直是全县有名的老先进、老模范。他那个远房的姐夫,现在是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这样的背景,镇上很难轻易下手。
  接到省救灾工作组要下来的通知,宋财火很高兴:像石埠村这样难剃的癞痢头,正好让工作组剃。弄好了,天下太平,镇上也没有得罪人;弄出了事,责任自然由工作组担当。
  秦友三他们下来之后,宋财火一直在准备着找个适当的时机跟秦友三谈石埠村的事:工作组是省里派下来的,政策水平比镇上高得多,镇上就指望他们能彻底解决好老大难的石埠村问题。话还来不及说,秦友三倒先开口了。
  秦友三在镇街上住了几天,思来想去,很不自在。一是为自己,原说是下来救灾的,结果整天待在镇街上,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等于做客。这样待下去,到时候怎么交待?二是为岳卫东,县国税局的小程天天跟岳卫东讲“吃鸡”,秦友三起先没在意,以为是讲改善伙食。后来见到他们一说“吃鸡”就挤眉弄眼,慢慢疑到不是什么好事。等有一次听到小程眉飞色舞地大谈身体狂欢,才终于悟到所谓“吃鸡”,就是嫖妓。还有所谓“秧子”,就是“小情人”的意思。小程是县里的人,他秦友三管不着,也犯不着管。岳卫东要是跟坏了,他就更无法交待了。三是为宋财火,秦友三一开始就不习惯跟宋财火打交道。宋财火是当地的父母官,他自然不敢冒犯,惟有敬而远之。但他不肯吃请,不肯陪客,好像是故意跟镇上过不去。尤其他天天在井台上吃饭,几乎等于是向宋财火示威。他自己以为在严格要求自己,宋财火却认作是在给他脸色,也就有了抵触。见了面,起先还多少打个招呼,点个头,后来就干脆连正眼也不给一个。秦友三主动喊他,他往往装没有听见。实在装不过身,顶多嗯一声便扬长而去。镇长这种态度,其他干部对秦友三也就只能冷淡,避之惟恐不及。秦友三想,搞得这样僵,怎么工作?镇上是待不下去了,只有下去。
  秦友三找到宋财火。宋财火说:“你们自己定吧,镇上还不是听你们的?你们是上级。”
  宋财火话里虽带刺,礼性还是周到的,派了车,又让副镇长雷振华护驾。他在心里冷笑:秦友三这样一个迂阔老朽,跟金宝那样刁蛮的莽汉会闹出一个什么局面,有笑话看的。
  宋财火的预见没有错。金宝的那一声断喝,让秦友三听得胆寒。传说中的金宝几乎是凶神恶煞,但那只是传说,常有夸张渲染的成分。秦友三没有想到。金宝对干部的敌意果真这样深。
  十
  郑科和罗兰今天特别尽兴。
  被翻红浪,汗气淋漓,两个人交手缠脚地胡乱躺着,喘息难定,竟一时无语。上上下下每个手指头以致每根神经末梢,都胀胀的、痒痒的、酥酥的,说不出的舒畅。
  事先郑科服了伟哥。每次跟罗兰较量,他都有些怯着。罗兰的欲望又强烈又旺盛,似乎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她每一次应约到郑科房里来,郑科以为主动的是自己。没想到她一进来就把郑科掀翻在床上,令郑科措手不及。
  以后每次倒都是罗兰很用心地伺候郑科,就像一个饿急了的叫化子啃一只烧鸡,连毛带土一块吞了不算,恨不得连骨髓也吸个一干二净。

  罗兰随便掩了件睡衣就一路小跑着冲进郑科的房间。她在自己房里洗抹的时候就觉得浑身上下着了火。楼板击鼓似的“咚咚”震响,她就差没有喊口号。
  这是他们久违了的狂欢之夜。整层楼就只有他们两个,拆了墙倒了壁也没有别人晓得。来劲的时候,郑科和罗兰都畜牲似的嗷叫起来,整幢房子都好像在摇晃。所有的灯都亮着,雪白的光照耀着两个无忌的肉体。
  “今天像是把一生一世的事都干完了。”终于瘫下来。郑科一累就有些偷懒,罗兰则永远是兴犹未尽。省里来的两个人去了石埠村,镇上好像忽然解除了戒严,一阵松快,又恢复了随心所欲的日子。倒不是说有哪个怕省里来的那两个人。你本来过得无拘无束,尽兴尽意,忽然来了两个生人,不肯合群,还老讲夹生话,一天到晚睁着两只疑心重重的眼睛,让你觉得背上生了疔,浑身不自在,不烦吗。
  现在,宋财火可以畅畅快快地喝肉饼墨鱼汤了;小程可以在芭丹奴通宵达旦了;镇上干部凡打牌的、吃请的、打情骂俏的,都可以放手放脚了。最有解放感的是罗兰。她到郑科房里来,可以不必贼似的偷偷摸摸地上楼下楼、开门关门,更不必绑了手脚、卡了喉咙似的放不开了。
  罗兰是那种经得男人折腾也能折腾男人的女人。她对此很自负:“秧子样的女人好看不好吃。女人要脱光了,做过了,你才晓得她的好处。”她是县里有名的石灰篓子,搁到哪里,哪里就留个疤迹。对男人们来说,罗兰最大的优点是敢做敢当。男女关系出了事,按惯例倒霉的总是男方。但跟罗兰相好的男人有福了:关键时刻她总会挺身而出,郑重声明她是勾引者,没有男人什么事,顶多是骨头酥了,向她投了降,成了她的俘虏。她老子是县里的商业局长。她出了事,就给她换地方。哪里都有饮食服务业,哪里都不会安不下一个服务员。换到后来,只有城门镇这个没有人肯来的地方。
  没有料到,罗兰倒在这里成就了一番事业。
  罗兰先是承包了城门镇招待所的经营。当时招待所因为负债累累,年久失修,几乎已经关张。她让银行的一个相好帮忙贷了一笔款子,翻修一新,改名叫“城门宾馆”。然后亲自去选了几个乡下妹子来做服务员,选用的条件除了模样周正之外,便是胆要大,吃得亏。聘用合同签得很活,不适应或不适用的随时可以更换。
  主要的客源是过往的司机。离城门镇几百公里外有个煤矿。矿上往省城送煤,城门镇是必经之处。先前这里没有像样些的吃住地方,司机就一踩油门往县城赶。罗兰说留住了这些司机,就留住了城门宾馆的财神。
  罗兰的措施很有创意:司机们吃、住都可以不必付现钱,代之以从车上卸煤,以实物相抵。卸了煤,再往车上灌上相应的水,到了城里购煤的单位,连车带煤过的是地磅,鬼也不会管你车上有几多煤几多水。
  卸下的煤,去抵司机吃住的费用,肯定是绰绰有余。煤积多了,罗兰请了两个粗工,在宾馆的后院里竟办了个蜂窝煤厂。供应镇上各单位和居民的日用需要。煤价虽不比县里买的便宜,但少了运费,合算多了。
  城门宾馆因为经营灵活,客源(主要是司机)日多。芭丹奴也就应运而生。罗兰找到芭丹奴的老板,城门镇的吃、住、娱乐配了套,她要入一个干股。因为客源是她开发出来的。
  芭丹奴老板很诚恳:“这还用得了你开口?我早给你记上了。不讲没有你就没有城门镇今日的人气,你是城门镇真正的半边天。没有你罩住,莫说公安、税务、文化稽查了,就是防疫站那两个人毛也会让我一天也不踏实。”
  罗兰推了他一把:“去你的,没有那么严重。”芭丹奴老板是懂事的。城门镇只有两个企业没有人打白条子,也没有人动不动就“大检查”:一个是城门宾馆,一个就是芭丹奴。为此两家成了城门镇的纳税大户。虽然芭丹奴是按剃头铺、城门宾馆是按小吃店的标准包的税,但比起豆腐店,每年交的钱总要多些。郑科他们下来蹲点之后,还把两家遵纪守法积极纳税的经验加以总结,介绍到全县。
  罗兰读书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怎么也读不下去了,后来就在社会上读男人这部书。起先还只是寻求原始的欢乐,后来就越来越有了文化。这是她比许多天真女孩幸运的地方:耽于肉欲没有使她堕入风尘,相反,使她获得了教化。男人们在酒桌上和床笫间教给了她许多做上等女人的至理名言,比如“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之类。罗兰说的“爱好文学”就是指的对这类格言的爱好。

  这类格言使罗兰在两性交往中成为更加主动的一方,也使她的放荡有了理论。没有关系,能办什么事?关系靠什么建立?靠各人的资源,或是权,或是钱,或是血统,或是缘分。女人的资源就是本身。
  男人们还教会了她包装自己。有个老板让一位小文人写了一本传记,又由老板本人掏钱印刷出书,目的自然是光大自己。但小文人当时正好同罗兰相好,为了感谢她给了自己写作的激情,他把罗兰署作了作者,并且把作者像印到书上。罗兰的那张相片占了一整面铜版纸,连注明“作者近照”的空白都没有留。比传主本人的照片还要光大———传主只出了一张在大班桌后面吸烟深思的工作照,而且只占了一张纸的三分之一。罗兰那张玉照显见是精心挑选的:眉眼嘴唇都画得分明,怒张的鼻孔比平时收敛得多。穿了一件领口极低的衣裳,不经意会误看做半裸。目光在金丝眼镜后面含情脉脉,嘴唇微启,仿佛在轻轻地告诉别人一个小秘密:她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罗兰的心很大。她依靠原始资源获得了原始积累,她的眼光和胸襟也跟她青春勃发的肉欲一样不断膨胀,只不过可供她施展的天地有些局限就是。
  郑科这次来,离上次隔了半个月。他主要是烦秦友三。秦友三一去石埠村,罗兰马上就让宋财火给他去了电话。她自己不好打,要提防郑科老婆。
  罗兰很急。秦友三他们去了石埠村,镇上是少了碍眼的人。但石埠村是个是非窝,秦友三一去,时间长了只怕会扯出更多的麻烦。这是宋财火事先没有想周到的地方。
  郑科说:“就那两个人,还消在乎?他们连东南西北也搞不清。”
  罗兰说:“他们去了就会搞清的。”“搞清了怎样?是听政府的,还是听闹事群众的?工作组我是组长,还不先得我说了算。”
  罗兰一翻身说:“我就喜欢你这样。我还要。”郑科说:“你会要我的命。”罗兰格格笑起来:“男人最喜欢女人说的一句话是‘我要’,最怕女人说的一句话是‘我还要’。我两句话都喜欢说。”



  十一
  这天晚上到底出事了。
  屋里冷得要命。秦友三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用被子连头带脚捂着,还是窝不出一丝热气。
  这幢公社化时建的生产队仓库,早已像是一件破衣烂衫,什么也遮挡不住。事先已经用木板、谷草和塑料皮尽可能地堵塞了破洞和缺口,但风还是从屋上地下到处钻进来,在屋子里打着旋。大水过后,村盘子上谷草也是极金贵的。秦友三用的这些谷草,还是雷振华求了老宋到没有过水的村盘子上讨来的,一半铺了床,一半塞了洞。
  雷振华和曾驼子的意思,是让秦友三、岳卫东就住在曾驼子家。几间破屋还是可以腾出间把来住人的。这样,吃饭起居都好有个照应。但秦友三执意不肯。主要就是吃饭不方便。说是派饭,但让曾驼子收钱等于要他的命。即便交了钱,村民那里也讲不清,会弄得工作组形象不好。反正秦友三老婆死了之后他自己在城里也是做饭做惯了的。先前还要管儿女的吃喝,儿子大了,另立了门户,他就一个人单过。现在到了乡下,只不过换了个环境,生活方式并没有变。至于岳卫东,还不是跟他儿子一样吗。
  大家只好依他。
  在石埠村住定的当天夜晚,一直拥着被子坐在床上抽闷烟的秦友三,瓮声瓮气地问岳卫东:“一个电话讲了这么长?”
  刚进门的岳卫东一下怔住,半天才反应过来:“秦老师你盯我就跟盯贼一样,我还有一点隐私权吗?”
  “是女朋友吗?”秦友三又问。“你太过分了!”岳卫东暴跳起来。半个多月来的煎熬和怨气终于压抑不住。手脚乱抖了一阵却不晓得朝哪里发泄,一屁股重重地坐在床上,把最外面的一块铺板“咔吧”一声坐成两截。
  “你莫急哟。”秦友三慢吞吞地又摸出一支烟续上:“我活了几十岁,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哪里就没有干柴烈火过?这些时里苦了你了,小岳。不光是嘴苦,是心苦。心苦比什么都苦。你刚才打电话,我都听见了,谢谢你还真把我当回事。”
  石埠村村委会办公室就在隔壁,也是用的先前仓库的房子。电话是从省城打来的,对方居然有本事找到了石埠村这个电话,显见是怎样的急迫。村委会办公室值夜的那个人把岳卫东喊过去,听了没有几句就走了。电话那边是一个大喊大叫地撒着娇的女声,问岳卫东是不是死了,怎么半个月一点声息都没有。岳卫东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很兴奋。
  电话打得很长,乡下的夜里又安静。除了风和偶尔的狗叫,就再也听不到响动。岳卫东打电话的声音就是不想听也止不住往耳朵里钻。何况秦友三想听———他担心是小程从镇上打来的。很快他就听出,岳卫东是在跟一个女孩子通话。他从来没有听岳卫东说话那么柔和,那么软过,几乎是低声下气。电话快打完的时候岳卫东忽然提高了声音:“算了就算了!我总不能把人家一个老头子一个人丢在这里。”
  秦友三马上就意识到,岳卫东说的那个“老头子”就是他。对方一定是要求岳卫东回去一趟,并且以分手相威胁。
  秦友三很感动。他看出岳卫东粗中有细,看起来野,心里聪明,却还没有觉得岳卫东如此有情有义。看来他是老了,对青年开始有了隔膜甚至偏见。
  “你回去一趟吧。什么叫爱情?爱情就是受苦受累哟。自古别离最苦、相思最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哟。”
  秦友三咧了咧干嘴唇,想幽默一下,却幽默不了。
  岳卫东把两只手从乱得像鸡窝似的头发里抽出来,疑疑惑惑地抬起身子:“秦老师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你回去一趟吧。顺便给我带封信去。”
  在那封给省作协的头儿写的信里,秦友三希望单位能募集些衣被给石埠村。他晓得这种募集已经好多回了,各家能交的都交得差不多了,本不好意思开口,但先前募集的都是交由上级有关部门组织的统一赈济。这回是他个人的一点特别请求。一是因为石埠村的情况太特别了;二是也给他和岳卫东一点面子,让他们在这里好开展工作。
  信写得很简单。石埠村怎样苦法,干群们关系怎样紧张,一句没有提。这些都是岳卫东回去补充的。大家见到岳卫东先前一张血气方刚的脸变得一片晦暗,面黄肌瘦,整个小了一圈,不由哗然。当时就“轰”地起身,各人去家里寻东西。交上来让财务看看还有没有能挤出的款子,去买了几十床军用棉被。又让刊物编辑部卖了多年积存的旧报旧刊,临时买了几斤酒和猪肉。第二天就动身上路。
  车子在石埠村老仓库门前的谷场停下。几个人一下车,一齐搂住了秦友三:“先什么也不讲,把这点酒肉解决了吧。”
  炖猪肉的香味引来了村盘子上的好多人,大人看看是工作组的单位来人慰问也就知趣地走开了。只有细伢子馋巴巴地挤满了门窗,任大人们怎么喝叫,只雷打不动。
  秦友三干脆把一锅子煮熟的肉连锅端到谷场上,让几个大些的伢子出头领着分吃。自己跟省作协随车来的几个人同村干部商议衣被的分发。
  对秦友三和岳卫东的下村,石埠村人起先是反应很冷淡。看人倒不像是整天就只晓得吃喝玩乐的贪官,但老实当什么用?老实就是没有用。又听讲是清水衙门来的,就更没有望头。百无一用是书生嘛。众人有一句没一句闲聊,聊到三十年前的“文革”。省里的大学也下放过几个教授到石埠村来改造,一个个手无缚鸡之力,挑起圩来,半兜子土,一上午总要跌个十跤八跤。其中自然也有有本事的。有个教授在平地插根筷子,凭着日头影子就晓得几点钟。一说总是八九不离十。但晓得几点钟有何用?乡下人,天光了就出工,天黑了就归屋,要晓得几点钟做什么。秦友三他们顶多也就有这一类的本事。秦友三和岳卫东去走望各家,有的一口一个命苦,只叹气,懒得细讲什么。也有好心的,挑明了相劝:秦书记(秦友三马上更正:我不是书记,是老秦),那就叫秦老师吧,没有事你们就歇着。我们的事,就是跟你讲了,你也帮不上忙的,何苦惹麻烦。
  省作协这次的捐赠和慰问,给了秦友三很及时的支持。虽说相对于石埠村的贫困,这些捐赠只是杯水车薪,但让石埠村人觉得金贵难得的,是秦友三的一片诚心。
  只金宝和几个年轻人一点不买账:他们要争的是大是大非,不是小恩小惠。
  这是最让秦友三焦心的事。
  金宝说:“就是跑到天边,就是跑断了脚,也要找到一个讲理的地方。”
  秦友三说:“跟我讲是一样的,我是工作组,我会向上面反映。”
  金宝说:“秦老师,不是我小看你,是他们小看你。他们不会把你当回事的。”

  秦友三说:“后生家,千万冷静!国有国法,国法碰不得的。
  你真要告状,应该去法院;若是反映情况,去党委政府信访办。而且去几个代表就行了,万万莫带一帮人上县、上省去堵党政机关的门。那是要犯法的。”
  金宝说:“法,干部犯得,农民就犯得。干部做得初一,农民就做得十五!”
  秦友三说:“那就把事情闹大了。”金宝说:“那也是被逼的!”秦友三说:“后生家后生家,千万听我一句话。你们不就是要解决问题吗?我保证让你们的事得到一个圆满解决,要得么?”
  金宝说:“秦老师,你是好人,我们晓得的。我们不会难为你。”
  秦友三说:“那就莫带人上访,要得么?”金宝幽幽地看着秦友三,叹了口气。他说的不难为秦友三,是不指望秦友三在石埠村的事情能帮上什么忙。却没有想过,他组织上访,就是难为了秦友三。如果是这样,那他还是不能不难为秦友三。总不能为了一个局外的好人,丢落石埠村一村人的活路。
  金宝离开的时候,没有明确答应秦友三的恳求。秦友三晓得他们依旧在做聚集上访的准备。他天天夜里睡觉都再不敢脱衣服。
  在家里每次买新棉被,都是给日渐成人的儿子女儿添置的。他从家里带来的这床棉被盖了几十年没有换过。被子又薄又硬,像块门板,中间裂了好几道口子。几次想让弹棉匠翻新,事到临头又作罢了。他的日子过得极将就马虎,他这辈子好像始终是在为别人活着,自己则得过且过。这回单位送衣被来,头儿看他的铺盖实在不像话,让他留床新棉被下来,他左右不肯。他就是再冷也不过就一两个月的事,石埠村的人要在这里过一生世。
  半夜里下霜了,秦友三觉得寒霜穿过了屋顶、墙壁和那床门板样的被子,直接落到他身上,把他冻成了一团冰。他不停地转动颈子、活动手指和脚趾,证明自己还活着。尽可能地尖起耳朵,倾听着潜伏了危机的夜晚。
  屋外到底不可避免地响起了慌张的脚步声,然后有一个人猛烈地拍打他的窗子。
  秦友三一掀被子翻下床,摸着黑跌跌撞撞地扑到门口,打开门,一下就看见了远处坝头上一行黑色的人影和一串火把的亮光,像刀子一样在夜的当胸划开一道血口。
  十二
  石埠村村民跟镇政府的矛盾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个是镇统筹。
  秦友三从雷振华那里晓得,乡镇一级的统筹指标,居然是按照县里规定必须达到的目标,而不是按照当地实际收入预先确定的。雷振华自己也很困惑和无奈:规定的指标是刚性的,哪个也不能改,县里也是有目标管理的。这些基本的目标达不到,一切政绩都无从谈起。
  城门镇今年是大灾年,按省里的政策,今年的一切税费都可以告免的。但宋财火把文件一甩:这叫扯卵蛋!上头请客,下头买单,好人哪个不会做。镇财政断了来路,镇上干部都去喝西北风?结果,灾前预定的镇统筹指标不但没有随灾情酌减,反而有所增加。增加的理由是洪水退了以后圩内排涝又用了电。
  电是镇上自办的电站发的,成本高,因而电价竟比国家规定的电价高出三四倍。这些费用只有作为生产成本由农民自己来出。
  这样高的电价引起了村民的怀疑。因为那个电站是镇上的干部集资办的,其中镇长宋财火和城门宾馆经理罗兰个人出的资最多,也就是两个最大的股东。电站的经营自然他们说了算。一听说要收这样高的电费,村民家家吓得拔了电线,不再用电,依旧用煤油灯。但排涝是生产自救,有规定期限的,镇上派了干部下来督促:不开机不行。开机就要用电。用电就只有用镇电站的电。
  火气大的人就说:这是镇上一群黑了心肝的干部合了伙到村民这里来趁火打劫。
  罗兰所以在秦友三下村之后火烧眉毛一样找郑科,自然有情分的原因,但主要是害怕村民情绪的膨胀和爆发。
  再一个是村提留。
  石埠村今秋和明春的日子,只能靠国家救济。在生产恢复且有了收成之前,本无提留可言。但石埠村破圩前,先前的镇党委书记罗光明带着几个干部住村蹲点抗洪,后来水浸了村盘子,他们也就撤回镇上,给石埠村留下了两万多块钱的伙食费。住村时干部们觉得劳苦,罗光明也很体恤,就让每天从各家养鳖的农户和杂货店赊鳖和酒,当时都是由村委会打的白条。结算的时候,村委会账上拿不出,只有作为村提留摊到各户。大家自然不肯。干部下来抗洪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并不是村民请来做客的,凭什么让村民给他们摊吃鳖喝酒的费用。
  去找乡政府。乡政府的干部说:你们还讲不讲理?都依了你们,乡政府不要做事了。办电站是为一方造福,如今讲市场规律,你们还以为是吃人民公社冤枉的时候吗。至于村一级的摊派,是村一级的事,怎么找到乡里来了。
  后来又写状子。告到县里,告到地区,告到省里。省里下批文到地区,地区转到县里,县里转到乡里:一定要妥善处理。乡里报告:我们已经处理过了。
  这样来来回回,一个月过去,一切又回到了原样。
  金宝说:“做干部的有个游戏,叫公文旅行,我们的状子转来转去,说不定根本就没有哪个能做主的领导看过。只有我们自己走一趟。一堆大活人,总比几张纸有分量。”
  秦友三问过雷振华的看法。雷振华闪烁其词,只叹气不已:“这地方太穷了。经济一天上不去,这些事一天就少不了,大家都难。村民有村民的道理,镇上有镇上的苦衷。怎么办好,天晓得。”
  雷振华送秦友三、岳卫东到石埠村当天就跟老宋回镇上了。
  那正是石埠村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
  正在进行着的事情,根本就不可遏止。一个村盘子,只有村长曾驼子是秦友三讲什么听什么的。但他也只能是整天惶惶然地跟在秦友三身边,除了咒骂金宝是曾家的报应,再不晓得如何是好。金宝今夜出门,他生拉硬扯地拖了儿子几步,想想不是办法,赶紧松了手,来找秦友三。
  望着那一行似乎执意要烧穿霜夜的火光渐去渐远,秦友三顿脚不已:“我们两个老家伙,在背后硬追是没法子追上那些后生家了。有没有近路可以抄到他们前边去?”
  曾驼子说:“有是有。只是要过河。”
  “没有船么?”
  “没有,水浅不到齐腰。”
  “那就不怕。快走。”曾驼子事先已经晓得,金宝他们这次去省城上访,为了避开镇上的堵截,决定不走必须穿过镇上的公路,而是从相反的方向去邻县拦车。路上要过的一条河在近处只有一座桥。过了桥他们还要回头往下游走。如果从下游涉水过河,就可以迎头撞上他们。
  金宝他们人多势众,意气昂扬,又打着火把。路虽不平,到底是条车道,曾驼子带秦友三抄的是湖汊子。天黑,又不敢打电筒,高一脚低一脚地瞎撞,脚不是陷在泥坑里半天拔不起来,就是让枯死的蒿草荆棘缠住。
  秦友三过了五十之后,常常做梦被恶人追赶却总迈不开脚,或是去一个地方,别人都到了,自己却总也到不了。现在他清醒着,而且是格外的清醒,却在重复着梦境。他拼命向前倾着身子,不是曾驼子扯着,每一步,他都有可能扑倒。这样把曾驼子也累得七死八活。他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感觉到钙在自己骨头里的迅速流失,器质性老化的无情来临。这种感觉不久就消失了,人好像腾云驾雾,眼前一片光怪陆离,意识里只剩了一件事:莫停,千万莫停。
  过河的时候,曾驼子喊道:“秦老师莫急,我看看哪里浅些……”秦友三仍直直地往前扑去,然后就那样直直地栽倒在河里。
  曾驼子好不容易把秦友三扯起,两个人浑身都湿过了心。
  “这怎么要得!这怎么要得!半夜里到哪里去找衣服换!”
  秦友三抓住曾驼子,没有话,只往前推。
  金宝和他那些同伙后来在路上停下来。他们的脚前,是一块黑黑的石头,石头旁边是一个僵僵的“大”字。
  那块石头是抱头蹲着的曾驼子。那个“大”字是保持着先前的姿势终于撑不住、硬邦邦地往后倒下的秦友三。
  十三
  那支上访的队伍差一点变成送葬的队伍。
  秦友三患的是突发性胃穿孔。进抢救室的时候,他的胸腔和腹腔里已经满是鲜血。嘴里也在不断地往外喷着血沫。医生是在觉睡得正好的时候被喊醒的,很不耐烦,等看到秦友三,立刻吓像变了脸色:“你们想害死我吗,半夜三更把这样一个危重病人送我手上。早一些你们做什么去了?”
  秦友三在这个城门镇邻县的医院被做了临时性的紧急处理,就被急救车送到省城。
  金宝遣散了那支上访的队伍,跟老子曾驼子一起随车送秦友三。
  秦友三醒来的时候看见金宝坐在床边,出了口长气:“我等你。没想到实在站不住。
  金宝说:“我晓得。”“没有事吧?”秦友三搜寻着金宝的脸。“现在还没有。”金宝垂下眼睛。“答应我,以后也莫有,要得么?”秦友三抖抖索索地伸手。金宝抓住他的手,轻轻地按在床上:“你在。我答应。工作组走了,你不在,就很难说。”
  “要是我帮你们把问题都解决了呢?”秦友三还是那句老话。金宝还是不回答。他不相信秦友三能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解决了石埠村那两桩具体官司,镇上县上那班贪官污吏他解决得了么?解决不了,他们不还要做坏事么。
  “报应!”曾驼子两只浑浊的眼睛狠毒地斜着金宝,不停地在一边咕哝。
  秦友三的手在金宝的手掌下动了动:“我晓得你不相信我。我只求你容我一点时间。”
  金宝不想再谈这个话题:“秦老师,你好生养病吧。”其实秦友三心里还是有些底数的,只是八字尚没有一撇,不好跟金宝讲明。他托省作协来看他的同事,把他生病住院的事带个口信给市教育局的局长。
  “你还有这么个关系?怎么从没有听你讲起过?”
  同事很惊讶。
  “我也是偶然才想起的,一直也没有联系。”秦友三说的是实话。秦友三师范学校毕业,分到市里一所小学当班主任。遇到的头一件麻烦就是班上几个学生打群架。学校决定对为首的一个学生做开除处分。秦友三出面,把这个学生保了下来。理由有三条:一、这个学生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二、这次打架是为一个长期受人欺负的同学出气,虽然不足为训,但还是有正义感的;三、他刚当班主任,请学校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学校后来把对那个学生的开除处分改为了留校察看一年。一年以后那个学生被全班同学一致选为班长。三十多年过去,他又成为市教育局局长。
  秦友三后来偶尔从电视上看过这个学生:脸模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人更高大壮硕了。学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问恩师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的尽管说话。
  秦友三说:“你能记得我就足够让我安慰了,我有什么事敢麻烦你?一心做个好官比什么都好。”
  学生见他淡漠,也就无话。
  秦友三现在想,当初把话说得太绝了。人活一生世,哪个能保得住没有求人的事?
  市教育局长倒没有秦友三想象的那么复杂。接完省作协的电话,就马上动身赶到医院来看老师了。
  秦友三说:“我要向你道个歉,我讲过没有事求你的。我讲错了。”
  局长很腼腆地一笑:“秦老师跟我开玩笑。我晓得你自己的事一定不会跟我开口的。省作协的人跟我讲了,你下去救灾了。那个城门镇是我管得到的地方。你要我做什么,只要做得到,我一定做。”
  秦友三说:“那就再好不过。”秦友三已经听说,教育部门专拨了一笔款子,要发放到灾区,用于被洪水毁损的乡村小学的重建或修复。
  局长很痛快地说:“有这回事。你让他们打个报告来。按规定,一个村小的重建可以拨十五万元。”
  秦友三先是眼睛定定地看着学生,涌起一片雾水。然后他猛然地翻起身来。
  局长赶紧扶住:“秦老师,你要做什么?”秦友三说:“我要代石埠村的老老少少给你叩头。”
  十四
  秦友三先是靠墙立着,渐渐就立不住,身子顺着墙像根煮熟的面条软软地溜了下来。又坚持挺着,还是挺不住,终于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中午,岳卫东一阵风样的冲进秦友三的病房,一路大叫大嚷,把睡得昏昏然的一病室人惊吓得以为什么大难临头了。
  秦友三慌慌张张地从枕头底下摸出眼镜戴上,看清了岳卫东劈头盖脸的大汗和风箱一样起伏的胸口,心咯噔一下直往下沉:“又出事了?”“完了!”
  岳卫东出着粗气。
  市教育局的那笔带了帽子拨给城门镇石埠村重建村小的款子,被县里扣住了,理由是从全局考虑,所有到县的拨款、捐款都应该统筹使用。石埠村的人不晓得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又准备上访请愿。
  岳卫东连夜从石埠村跑几十里路到县城,总算爬上一辆送煤的便车,赶到省城。临走的时候,他跟石埠村的人许了愿:给他两天时间,他一定问出个结果。没有结果,你们再上访不迟。
  秦友三住院第二天,岳卫东就回石埠村了。秦友三倒下,他很没有面子。他本来就觉得离开秦友三回家有些不仗义,秦友三一倒,他更是懊悔不迭:要是自己在,就不至于拖垮秦友三。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哩。”秦友三听了好几遍才总算听明白岳卫东的话,浑身筛糠样地抖着。下床的时候,一只枯瘦的手一把抓住岳卫东,差点栽倒。哪个也拦不住,他扯着岳卫东径直出了医院。
  班车在快到县城的时候抛锚了。如今的班车都是私人在跑。车子买来时差不多就是快报废的,又几乎不做保养,只要能动就只管跑,跑烂了算数。秦友三让岳卫东搀着,跑一阵,歇一阵,总算挨进县城,天已经黑了。机关都下了班。打听了好几个地方,才搞清,原来今晚有个什么艺术团到县里来做慰问灾区的演出。县里的头头脑脑、机关单位的干部都去县剧院看演出了。就又寻到剧院来。一进剧院的门厅,秦友三就再也挪不动脚了。

  岳卫东把秦友三扶到一个角落立住———整个门厅,连张凳子也找不到。秦友三推他:“你快些,去找一下县里管事的。”
  铺着仿大理石地砖的地面冰凉,很快就凉透了秦友三全身。他像个蹲在路边的乞丐一样尽量把两个膝盖抱紧在胸口,不知为什么,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凉。
  下乡救灾,他们是从省城直接到城门镇的,没有进县城。但县城里的这个剧院,他在城门镇时听人讲起过,说是县里的人民大会堂。剧院盖得确是堂皇讲究,差不多是依省城那个最大剧院的葫芦画的瓢,只是规模略小些。剧院外面是一个大广场,大得怕人。因为一个县城的人口毕竟有限,感觉上比省城的广场还开阔。广场的草坪种的都是进口的草。先前有些树,因为觉得树种不理想,都砍掉了,改种了塑料的棕榈,空心里面都装了灯,到夜晚,通体透明:杆子是通红的,叶子是通绿的。更有无数的西洋造型的路灯把整个空空如也的广场照得一片惨白,如同白昼。让人心里乱乱的,甚至有些恐怖。
  秦友三不解,一个连国家公务人员、教师工资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动不动就从农民身上打主意、却又并不缺乏青山绿水和人文特色的县,何以也要这样铺张喧嚣地模仿大都市,不伦不类地“亮化”和“广场化”?
  镇上的干部满脸嘲讽,笑道:“秦书记看来真是老了,思想封闭、观念保守。什么叫开放意识?什么叫超前意识?什么叫大气魄、大手笔?这不就是吗。”刻薄些的则说:“秦书记到底是一介书生,不知方外之事。也难怪,官有十条路,九条人不知。当官的不搞工程,到哪里去抠红包?”
  雷振华受过高等级育,有一次秦友三跟他说起这些疑惑,他的讲法倒比较负责任。他觉得关键在强调政绩。政绩有两种:一种是老百姓认的;一种是上级认的。老百姓认的上级不认,不光不成其为政绩,说不定还会惹祸,除非你跟焦裕禄、孙繁森一样死了,不碍哪个的事了,人家才会众口一词捧你,表示自己就是活着的焦裕禄、孔繁森,至少是他们的崇尚者。只有上级认的政绩,才是算数的政绩。有了算数的政绩,你才能被提拔,被重用。什么是上级认的政绩?就是做出了让上级欢喜的事。什么是上级欢喜的事?就是能让上级被提拔、被重用的事。反正有了政绩上去了,欠下的债自有后人还。
  雷振华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秦友三很惊异他年纪轻轻的,怎会对这种连他都激动难平的事这样冷静世故,雷振华说:“不管怎样,抓政绩,总是在做事,总比花钱买官高尚些。”
  观众厅里又响起一阵洪水决圩样的掌声、欢呼声。大约是又一个当红的歌星出来了,秦友三艺术上比较迟钝,觉得听起来顺耳的都是些五六十年代的老歌。流行歌曲不管怎样整天的满街轰响,他就是记不住,永远也弄不清那些声嘶力竭的歌星在唱些什么。关于这些歌星的轶事,因为编辑部的几个人喜欢讲,他倒是耳闻不少:谁谁是拿自己当名片结交有钱有势的男人,然后靠他们的器官把她推上成功的顶峰;谁谁唱的歌跟报纸的社论一样。长得虽然不怎样,大款们却喜欢拿跟这样似乎不可侵犯的女人上床打赌,价码一位数一位数的往上加,没有搞不掂的。云云。有些歌星说起来贱(其实这些说法怕主要是出于俗人对名人的妒嫉),倒是蛮能鼓舞人,唱到哪里哪里轰动。比方现在,里面那个歌星唱的那支歌,内容似乎是今日老百姓怎样怎样高兴,唱得极甜美,极婉转,像蜜汁在流。底下的人也听得如醉如痴,如疯如狂,真是高兴得手足无处放。但秦友三怎么听怎么觉得不合时宜。如果有可能,他真想进去提个建议,告诉晚会的主持人,至少此地、此时,有许多人暂且还高兴不起来。还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好。转念又觉得自己可笑:你高兴不起来,就晓得别人也高兴不起来?让不高兴的人忘掉不高兴转而高兴起来,不正是艺术的功用吗。
  秦友三想着,头越益沉重起来。有人推他的肩,他抬起头,看见岳卫东,旁边是罗光明。他挣了几下,没有挣起来,罗光明连忙去扶:“秦老师,你怎么坐在这里,快进去。”
  秦友三说:“不不,我从不看戏的。我来办事。”罗光明说:“那就去县宾馆。”秦友三说:“罗书记莫忙。我想见你们书记、县长。”罗光明说:“秦老师,实在对不起,他们在陪艺术团领导。”秦友三说:“我等就是。”罗光明说:“那天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演出完了,他们还要座谈,还要宵夜。”
  秦友三说:“总有完的时候。”

  罗光明说:“秦老师,不瞒你讲,他们已经委托我了。你要讲的事我们已经晓得了。县里的做法也是万不得已。现在做工作,什么都是一票否决。干部们说得难听:让种树你的乌纱帽就挂在树上;让节育你的乌纱帽就夹在阴道里。比方眼面前,这剧院,还有外面的广场,都是形象工程。上上下下、左邻右舍都搞了,我们不搞行吗?搞又没有财力。到现在工钱、材料费都欠着。今年又是大灾。大家就是指望着灾后上面的拨款补财政的缺口,说不定把坏事变成好事。但到手的钱能留住几个?光是这些一帮又一帮的慰问演出就应付不了。讲是不要演出费,但是吃住县里不要负担么?还莫讲蝗虫样的各路记者,一个也怠慢不得。这些人潮一拨一拨地跟着来,洪峰一样,县里等于又遭了一次大水……”
  秦友三说:“罗书记,请恕我打断你的话,你也是在石埠村蹲过点的。我求你也为他们想一想。他们要出了事,我想你心里也不好过的。”
  罗光明说:“秦老师,你一番苦心,我哪里不懂。我来做工作吧。”
  秦友三说:“我今天就要有明确结果。”罗光明说:“秦老师,你放心,我一定让你满意。我以党性担保。”
  旁边的岳卫东一声冷笑。
  罗光明瞥了岳卫东一眼,又说:“我以人格担保。”“担保不担保都无所谓,只求你们……”秦友三说了一半,说不下去,两行清泪汩汩地在弯弯曲曲的皱纹里迂回。
  罗光明说:“秦老师,你和小岳先去宾馆休息。明早我派车送你回省城医院。”
  秦友三说:“要是可以派车,就麻烦送我去石埠村。我要在那边一直等到县里把钱转到村子的账上。”
  罗光明看着岳卫东。岳卫东说:“秦老师跟我不会在县里住宾馆的。除非县里不肯转钱,到时我会跟石埠村的村民到县里来住。”
  “我是怕委屈了你们,也担心秦老师的身体。”罗光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十五
  岳卫东从被窝里探出头来,立刻闻到一股凛冽清新带一丝甘甜的气息。看看窗户的板缝,几片宝蓝色的光,刀锋一样直插进来。
  “下雪了!”岳卫东欢叫着,一下从铺上跳起。屋子里很热乎,一大盆子焦炭火还熊熊地亮着。
  岳卫东穿着背心短裤,随手抓起棉袄往身上一裹,就去开门。
  好大的雪。昨夜金宝他们走时,天上地下还黑黑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飘落的这场雪,到早上完完全全地遮盖了整个石埠村、村外的田、地和湖洲,以及湖对岸的山。晶莹浑厚的雪遮盖了一切却没有填平一切。依稀可以辨认连绵起伏的坡坎,高低错落的屋舍、树丛,弓起的青石桥和蜿蜓的微微扭动的湖沿。到处泛着又像童谣又像梦幻的又透明又迷茫、又耀眼又温柔的洁白,在这样的雪下面,人们尽管有叹息但也有炉火。堆雪的屋顶上,炊烟在升。烟囱附近,雪在消融。在这样的雪下面,生命和希望在涌动,孕育自己的青春。
  是一场好雪。石埠村先前只种一季稻谷,灾后生产自救抢种了冬小麦和油菜,明年就会有一茬春收。麦和油菜都已经出土了。有了这场雪,洪水过后难免的干旱和疫情就会缓解了。预备到来年肆虐的病虫害就会得到抑制了。为了这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会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场大雪是石埠村得到的又一笔意外的莫大援助。
  雪是大自然对农民的恩赐啊。
  岳卫东回头进屋的时候才发现门口又堆了东西:一竹篮鲜菜:红白萝卜、葱、蒜、芽白,一瓦罐猪肉炖鳖,还有一小坛家酿的水酒。
  石埠村人说,一回生,二回熟。秦友三、岳卫东这回再来石埠村,大家再没有把他们当外人。当天就有好几家人竞相来请他们到自己屋里去吃住。秦友三自然是感动,还是再三婉谢。此后就天天有人送菜,生的熟的都有。有一家儿子在煤矿开车的,拉了半车上好的焦炭,让工作组烧饭取暖。秦友三跟村长曾驼子说,所有这些他都要作价交钱。曾驼子说,作了价交给哪个?他们不肯认账的。秦友三说,那就村里把钱收下,日后派作公用。曾驼子在上级干部面前一向唯唯诺诺,这回动了气,觉得秦友三太不近人情,事情做得这样绝,一样会伤人的。秦友三左右为难,只好请曾驼子帮着做工作,送菜可以,莫要太多,更莫送荤的,那一样会让他不得安生,让他在石埠村待不住。
  但今天,不晓得是哪一家,又破了例规。“既然送了,先拿进来吧。”屋里的秦友三已经在铺上坐起。这些日子,因为心情好,身子恢复得也顺。
  “我晓得他们的意思,今日村小上梁,该当喝酒的。”
  也许是炭火照的,秦友三苍黑的脸上有红晕泛起。
  “难怪!”岳卫东快活地拨弄炭火,火苗一下蹿得老高。重建的村小已经现出雏形,是一长排平房。墙已砌起,只等着一上梁便盖顶,在一大片空空的雪地上,显得格外醒目,有点像恐龙的骨架,很精神。
  一村盘子人差不多都到了,远远近近的雪地上满是杂沓的脚印。青壮年都派了工,稳稳当当地站在各自的位置上,等着号令。老人和妇女弓了背或笼了手,也都静静地张望着。最吵的是细伢子,在大人丛里钻进钻出,追逐打闹,大呼小叫。
  乡下规矩,一家做屋,家家都要出人帮工。这是世代传承的义务。做屋、结亲、送殡,这是乡村日子的三大高潮,均不能敷衍的。做屋有许多仪式:奠基、挖墙脚、立门方、上梁、盖瓦都要喝彩。比方上梁,掌墨的师傅及其助手,一人肩着梁木的一头,各从两边山墙预先靠好的梯子往上爬。每爬一级,就喊一声“满堂红啊”、“步步高啊”之类,底下所有的人就跟着呼应一声“好啊”。每喝一道彩,屋主就给每个人分块米粑或是馒头。倘若抬梁的不慎让梁压得脖子转了筋,喊起来“梁压了颈啊”,底下的人因为没有抬头,不晓得出了情况,仍只管一片发喊:“好啊!”那蒙受了痛苦的人自然很气,便喊:“我操你娘啊!”底下则仍是一片震天动地的“好啊”不误。喜庆的时候,人总很粗心。
  村小重建,等于是一村盘子家家做屋,哪个肯怠慢!
  今日村小上梁,领彩的是村长曾驼子。
  一向萎萎缩缩的曾驼子好像重投了一次胎,忽然换了个人,让人眼睛一亮。他的背好像比平时直了许多,穿了一身儿子金宝从部队带回的军装。军装显然大了,袖口和裤脚都挽了又挽,但罩在冬衣上却是合适的。一张总是愁苦不堪的脸舒展开来,柔和而光鲜。秦友三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怎样也想象不到一个看起来就是苦难化身的人的内心世界,原来也蕴藏了这样动人的光彩。石埠村人几十年一直拥戴这个人做村长,不是没有道理的。
  抬中梁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金宝。他不停地在雪地上跺着脚,不是冷,是发急。他那个大眼睛的女儿很骄傲地站在老子身边,两团小脸冻得通红,上面糊满了米粑的渣子。
  曾驼子看看时辰到了,举起手,龇开一口零落的黄牙:
  敲起锣来!(好啊!)天上金鸡叫,地下凤凰啼,八仙云里过,正是上梁时啊!(好啊!)呼应的人都倚墙站在两边。中间横着那根梁。
  领彩的曾驼子站在梁下,操纵着众多的嘴巴,抬头喊一声,低头听一声。
  然后依次是以酒祭梁:酒祭梁头,儿孙封侯。酒祭梁肚,富贵发户。酒祭梁尾,顺风顺水啊!(好啊!)……又以鸡血祭梁:手提金鸡是凤凰,生得头高尾又长,头高能载千担种,尾长能载万担粮啊!(好啊!)……最后是给梁木扎红绸绣球:手捧绣球仙桃样,红绸织造在天上,天上仙女多乖巧,织得红绸缠正梁啊!(好啊!)……整个仪式十分冗长,又单一繁复。那冗长、单一、繁复里面,有一种庄严和虔诚。
  快中午,哪个也没有想到,镇长宋财火来了。他事先没有跟石埠村任何人打招呼。他坐的那辆破吉普轰轰地出现的时候,上梁的仪式已完成,只人还没有散。镇长的突然出现,让先前有些忘乎所以的气氛一下变得尴尬。大家不晓得镇长为何而来。
  宋财火是来祝贺石埠村村小重建的。跳下车,他拱手抱拳,一再向众人道歉:“来晚了,来晚了,实在对不住!路不好,车子也烂,又下了雪……”
  石埠村村民倒并没有怎样关心他的解释,听了跟没听一样,纷纷从他身边走散。
  宋财火没有计较村民的冷淡,依旧兴致勃勃地走到秦友三面前、把秦友三一只冰冷干枯的手合抱在自己暖洋洋的掌心里:“老秦啊,我是特意来看你的。你是积了大德啊!”
  宋财火是真心诚意的。秦友三从市里讨来的那笔款子由县里转到石埠村账上之后,他说服曾驼子、村干部和金宝他们,把镇上要收的那笔电费如数交给了镇政府,又扣下两万块报销罗光明他们留下的伙食费。
  这一来,村小重建计划里的篮球场就只有作罢。“以后我回去,还会想办法,这个篮球场,就算我先欠你们的。另外,专款本该专用的,现在这样用,以后上面来查,出了事,我承担责任,不与你们相干。”
  看看半条命的秦友三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石埠村人就是再有什么话,也不忍心开口了。
  宋财火中午在秦友三屋里吃的饭(村小上梁,按乡俗要合村办乡亲酒的。秦友三劝阻了,说灾年,还是省俭的好)。进了屋,他粗声大气地喊了声“嗬,好热!”看看那一炉旺旺的焦炭火,满地成堆的烟头,又说:“这里人气很旺啊。”那一瓦罐猪肉炖鳖和一坛子水酒,正好饱了他和司机老宋的口福。这让他很感慨:“难怪两位要到下面来住,还是下面享福啊。”
  宋财火来还有一件事,就是为了表示郑重,亲自来向秦友三和岳卫东报告镇党委的一个决定:推荐几位在城门镇救灾的干部———这其中包括了秦友三和岳卫东———为这次全省救灾工作结束时将要表彰的先进个人。
  十六
  秦友三没有想到,雷振华会专程到石埠村来送他和岳卫东。
  头天,镇政府办公室的刘主任打过电话,说镇上打算派车来接秦友三他们到县城去开会。听秦友三说省作协会来车直接到石埠村,刘主任再三说“何必哩,何必哩,该当我们接的”,然后就放了电话。
  雷振华却来了,且是步行来的。
  秦友三为石埠村村小争取到重建拨款,在城门镇引起很大的反响。大家一下子把他讲得很神。讲他原是极有来头的,几十年前当老师,而今桃李满天下,许多人任了要职,成了社会栋梁。省里的组织部长、市里管文教的书记都是他的学生。连省委一把手的儿子,都是他学生的学生。看他不哼不哈,原是个通天人物。在省里市里县里只怕不开口,开了口没有办不成的事。先前大家都瞎了狗眼。
  雷振华对这些传闻竟也深信不疑。代表镇政府来出席石埠村村小重建奠基的那天,他留下来在石埠村住了一夜,跟秦友三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深谈。
  雷振华说:在基层工作就是干耗。耗尽了华年,耗干了心血,好不容易耗到个有权没权的一官半职,人就老了。
  在基层能做什么事?且莫说大丈夫累己累人,真君子多友多敌,千万张关系网,重重叠叠,靠自己你永远爬不出去。像他这种没有背景又不晓得跟帮的人,没有有力的人来提携,仕途上就等于判了死刑。下派了一两年,他也观察了一两年,看透了也想清了,靠做事是做不出头的。仕途上要出头,只有走捷径。
  他也晓得如今当官很危险,做什么都有人猜疑。但大家还是一个个如飞蛾扑火,前仆后继,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讲的就是不可一日无权。天底下有什么善恶是非?只有夺到权力和无能夺到权力的人。这样讲也许很无耻。可无耻差不多已经成了一种时尚。多少人为了权力放弃了人格尊严,跟娼妓有什么区别?要讲不同,只是出卖身体的部位不同。一个卖肉,一个卖灵。有些人甚至比娼妓更贱。镇上的芭丹奴有只外地来的鸡,很傲气。干事的时候一边自顾自嗑瓜子,听电话,任嫖客在她身上瞎忙,她骨子里其实并没有交出自己。而一个交出了灵魂的人,剩下的是什么呢?一具可怜的空壳而已。
  空壳子就空壳子吧,空壳子毕竟是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形式。没有物质的存在形式,谈灵魂有什么用?
  雷振华说着,从手包里抽出一只厚厚的信封:“这里是一万块钱,不是贪来的,是我积攒的。
  我晓得秦老师不会要钱,这点钱也只够点眼药。要靠的还是秦老师本身的影响。秦老师你只管讲我卑鄙,我确实高尚不起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啊。”
  秦友三一直没有答腔。他惊讶地看着雷振华那张越来越惨白的脸,像看着一个怪物。
  “官为什么不能买?”雷振华接着说:“好人买了官可以做好官办好事,不强似坏人买了官做坏官办坏事吗?”
  “不正当的手段就一定会有不正当的目的。买了官就不是好官了。”
  秦友三总算反应过来。“秦老师,你这话,我不敢苟同。世界上没有一尘不染的事业,这是列宁说的。你只怕犯了逻辑错误呢。”
  雷振华马上就反驳,他原是深思熟虑过的。
  秦友三又给呛住了。也许自己的逻辑真是错了,而今许多事,先前以为正常的成了不正常,不正常的成了正常,这类颠倒还少吗?只是自己没有跟着倒立,才把什么都看成反的了。但他已经活到这把年纪,新潮肯定是跟不上了。大半生的经历凝固起来的原则,哪里是说丢掉就能丢掉的。丢掉一只跟惯了脚的破鞋子,也还要犹豫再三呢。自从操了编杂志的生涯,他就一天到晚埋在了稿堆里。基本上不读书不看报,家里也没有电视。他又做老子又做娘,即便有电视也没有看的时间。单位开会,领导传达文件,他也仍是看稿。许多流行的术语、套话,他都听得目瞪口呆,莫名其妙。差不多所有人都觉得那些话早已老掉牙了,他还觉得新鲜得闻所未闻。他是一个被信息社会忘记的人,整个精神世界都留在了似乎已经遥远的历史里面,在现实生活中恍若隔世。他无法跟雷振华这一类受过当代高等教育具备所谓现代意识的青年干部对话。他没有相应的理论和经验去证明是对还是错。在雷振华面前他其实是个无知者。他对雷振华甚至有几分恐惧。镇上明春换届,宋财火肯定要退了。镇上也就空出书记镇长两个正职。雷振华想争取就地转正。已经有消息证实雷振华进了候选人名单,宋财火也是取力荐的姿态。现在就看几个候选人哪个的关系更硬扎。雷振华热望秦友三能在他这人生的重要当口起关键的作用。雷振华这样丝毫不加掩饰地讲出自己的内心欲求,把一种赤裸裸的势利变成可以头头是道地加以表述的理直气壮的哲学,这使秦友三觉得不寒而栗。
  秦友三当时摆摆手,把一阵一阵发冷的身子缩进被窝,说:“我累了。我要睡觉。”
  就仰了脸,闭上眼睛,忽而又睁开,抬起身子:“莫忘记把钱拿走。”雷振华走的时候一定很沮丧、很难堪,秦友三事后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失礼,问岳卫东:“雷镇长走的时候,我真是累得很,你有没有帮我送一送?”
  岳卫东说:“送他个卵!我看这世上的人,都疯了。特别是当官的!”
  秦友三愈加觉得不过意,心里一直放不下。暗自希望有机会能够宽慰一下雷振华。毕竟是年轻人,求上进总是不错的。惟愿他心想事成。
  雷振华却主动来了。他是来送秦老师,也是来跟秦老师告别。他在大学里的专业是育种。不久前他上大学时的校长退了休,在海南办了一家育种公司,来信问他有没有兴趣加盟。他答应了。他觉得还是回头去搞专业的好。
  秦友三抓住雷振华的手,连连摇着:“这就好,这就好。”两个人都没有再提那天晚上的事。
  十七
  全省救灾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是分片区开的。城门镇所在的县城剧院是一个分会场。
  秦友三和岳卫东到得早,会场上还很空,许多人还在路上。
  几天前镇上已经开了总结欢送会。照例办了送行酒席,秦友三也照例没有上桌,带着岳卫东仍回了石埠村。连着几天,他们那间屋子都挤满了人。两个多月的日子,过起来就好像是两个时辰。众人念起秦友三和岳卫东初来时受的冷落以及后来为石埠村村民吃的苦,唏嘘不已。却不晓得该怎样表白,只一股劲往他们这里送东西:鸡、蛋、腌肉、水酒、鳖,甚至薯干、咸菜、豆腐乳。秦友三并不推辞,一一收下。事先已经交待岳卫东做个记录。临行前的那个夜晚,秦友三向一屋子人请求说:今天就算告别了。明天你们千万莫再送,我怕我经不得那样的场面。众人噙着眼泪,说,我们听秦老师的。第二天天刚亮,秦友三就叫醒岳卫东和昨天从省城来接他们的单位司机(他挤在岳卫东床上)上路了。他们除了身上的衣服,把自己带来的所有行李,跟石埠村村民这些时送的东西,都留在了屋里。谷场和仓库在村盘子的外围,离村盘子隔着一片水田。村盘子还模糊着,寂然无声。汽车的发动声引起了那边的几声狗叫,就再没有动静了。车子上路以后,司机说:“这里的人还真是实在,说不送就真的不送了。
  昨天夜里还那样难舍难分,要死要活的呢。”岳卫东说:“他们是怕秦老师难过,吃不消。”司机也就不再说什么。因为镇上已经欢送过了,再说镇上要参加会的头头脑脑,还有郑科小程他们已经住在县城里了,秦友三他们也就没有在镇上停留,直接到了县城。
  岳卫东很快就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他发现观众厅的前排安排了受表彰的先进单位代表和个人的席位,但自从宋财火那次向他们讲的镇党委的决定,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正式跟他们联系,通知他们获得了什么荣誉。后来他看见郑科和小程胸口上戴着一大朵红花坐到前排去了,就对秦友三说:“好像没有我们什么戏。”
  秦友三说:“等等看,或许具体办事的人没有找到我们。”岳卫东马上站起来:“我去找他们。”秦友三一把扯住:“莫去。有,跑不掉的。没有,去了又怎样?莫非去讨?”
  秦友三听见自己的心腾腾地跳起来。他晓得,事情发生了变化。本来,这种例行的表彰,主持者并不是要求太高的,反正是一种名义上的鼓励,多多益善。只要不犯什么大原则,有人提,都会榜上有名的。上了榜又拿下来,不会没有缘故。
  大会宣读的表彰名单里,果然没有省作协的秦友三和岳卫东。
  岳卫东恨恨地说:“肯定是那两个流氓做的鬼。”岳卫东怀疑郑科和小程在背后坏他们是有根据的。
  秦友三争取到那笔教育拨款,在城门镇引起轰动。他们眼红得要命,觉得是秦友三抹了他们的面子,故意贬低他们。四处扬言要盯住这笔钱的开支,说这笔钱来路不正,去路肯定也正不了。此外还有更恶毒的话,说秦友三暗中支持石埠村村民聚集上访。当时他们两个风头正劲。工作组还没有结束,单位就已经决定,主要根据他们在救灾工作中的表现,郑科跳过正科提为县国税局副局长;小程接替郑科空出的职位提为科长(也跳过了副科),还同时入了党。这些消息岳卫东听了很不屑,刚下来时,他跟小程厮混过,那是因为无聊。他从心里看不起小程。他也算在江湖上走过,一个人有义无义,他心里是有数的。
  “黑了天了!”岳卫东骂道。想想,郑科和小程转眼就是陌路人,这辈子跟他们再也八竿子打不到边,就转而埋怨秦友三:“那笔钱,确是不该那样用的。”从那笔钱里支付宋财火一伙人收的电费和罗光明的吃喝费,岳卫东当时就很有意见,说秦友三拿姐夫的鸡巴不当肉,用国家的钱助长腐败,纵容恶人作恶。讲是怕干部群众对立闹事,其实就是不辨是非,明哲保身,还是自私。
  秦友三低头听着,好久才说:“小岳你是对的。但你我能力有限,安邦定国,除暴安良的事,哪里是你我做得了的。非不欲为,是不能为啊。这回下乡救灾,算是社会放了一点责任在你我肩上。我们能让这一个村盘子破财消灾,得享平安,就是万幸的了。夫复何求啊。再说了,莫看宋镇长他们好像很不像话,他们其实也不易啊。这个县连城门镇在内的好多乡镇,干部们有半年没有拿到全工资了。他们也有家小的,日子怎样过?书记、镇长还有七站八所供养,其他干部呢?心术不正的,难免就打馊主意,穷刮地皮。在一个贫瘠地方,又有多少地皮好刮?宋镇长他们私人集资办电站,还不为的是给自己日后的日子留条后路。讲起来,宋镇长还算仁义,晓得关心干部。镇上一请客,他就把干部都叫拢。一个当头的,能有这点悲悯心肠就该说是相当可以了。还有罗光明他们,白吃白喝,一抹嘴走人,说起来是气人,但比起城里那些只操心气功减肥降血脂的官员,他们风里来,雨里走,天天滚在泥水里,连这点好处都没有,心里能平衡么?我能把他们怎样呢?若是有人举报我瞎办,我是认账的,是违规了啊。”
  秦友三说着,抬起头,直直地看着岳卫东的眼睛:“还有一件事,我住院的时候,县公安局派人调查,问我病倒的那天是不是金宝正组织人上访。我说不是,他们是送我上邻县医院急救,因为那个医院离石埠村近。我做了伪证。”

  岳卫东问:“你现在后悔了?”秦友三很细的脖子上显得很大的喉结艰难地抽动了一下:“我做什么后悔。石埠村村民的要求是正当的,没有一点过分的地方。金宝是个硬气后生,明大义,有主见。这样的人社会不容是社会的悲哀。”
  岳卫东说:“秦老师,我看错你了。你是个男人。”秦友三苦笑道:“莫非你先前以为我是女人?”救灾工作组的工作结束之前,市教育局那个当局长的秦友三的学生,曾经来过一个电话,问了一下那笔钱的到账情况,就没有再说什么。但秦友三感觉到他有更多的话没有讲出来。那回县公安局向他调查的人走的时候也是满脸狐疑。这两件事结下的阴影一下没有消散。
  这预感在总结表彰会上最终应验了。
  岳卫东说:“这个会与我们不相干,我们还坐在这里做什么,不成了傻B。”
  不由分说,站起就走。
  秦友三想想,也跟着站起。快步追上岳卫东,叮嘱说:“回去,你我还是要高高兴兴。这里的事就在这里了,莫把情绪带到单位去。以后有什么事,让他们只管找我,于你无碍。我回去就办退休。下来前领导有交待的,不要给单位惹事。一是莫生病,二是莫违规。我恰恰都没有做到。我这回住院,欠的费用可以自己慢慢还,不拖累单位。只是这一错,不但辜负了领导,也显出这个单位干部政治素质差,给单位抹了黑。一个本来就没有地位的社团,今后的日子只怕要更不好过了。我哪里还有脸向单位提要求。那个副高职称要不要也无所谓。一辈子都穷过来了,儿女也都大了,不靠加那几块钱。你不比我,你今后的路还长,要好生走。”
  岳卫东说:“谢谢你,秦老师。我也要离开单位了。上次回去,几个朋友策划了一下,还是劝我出来开车,跑的士。将来搞好了,开个车行。你以后要用车,只管找我。”
  说着,给了秦友三一张名片。
  原来连名片都印好了,秦友三由衷地赞叹:“还是年轻好啊。”一老一少都开心起来。走出剧院,眼睛忽然给光亮刺得睁不开。是个大晴天。没有风。天极蓝。阳光亮堂堂地照着,无边无沿,无遮无拦。
  广场上却出事了。许多神情紧张的警察在跑,许多闲人在围观。
  岳卫东一眼就看到了人堆里的那个横幅:石埠村全体村民来送省作家秦友三岳卫东果真是一村盘子人差不多都来了。老老少少几百号人拥在广场的一角,黑压压一片。前面的几个人跟维持广场秩序的警察推推搡搡,似乎是起了争执。
  “快、快些!”秦友三死催着岳卫东向那群人跑去。但他其实是被岳卫东挟持着,跑得跌跌撞撞。
  选自《人民文学》2002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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