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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9-17 08:40| 查看数: 337|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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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你见过周恩来‘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人主’气概吗?你见过周恩来雷霆震怒,脾气大发的神威吗?你见过周恩来‘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雄风吗?你见过周恩来大哭大笑,大愤大骂的大丈夫劲吗?你见过周恩来山崩面前,地陷身后,血雨腥风,也只一笑而过的英雄静气吗?……  
    不知道?你心中的周恩来就缺少阳刚,缺少光线,也就失去了立体。”

前言
  这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
  不是档案材料。不是文史资料。没有面面俱到。
  我过去所见过的多数作品,周恩来都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热情可亲,和蔼慈祥;兢兢业业,忙忙碌碌;谦虚谨慎,委屈求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多次见过周恩来总理,我不满那些作品描绘的这一形象。我采访到的人也都不满这一形象。就象一张黑白照片,只有阴柔没有阳刚,只有暗影没有光线,朦胧且远离了真实。
  我无意否定过去的任何作品,只想在暗影上增加一层光线而得到立体。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你见过周恩来“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人主”气概吗?你见过周恩来雷霆震怒,脾气大发的神威吗?你见过周恩来“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雄风吗?你见过周恩来大哭大笑,大愤大骂的大丈夫劲吗?你见过周恩来山崩面前,地陷身后,血雨腥风,也只一笑而过的英雄静气吗?……
  不知道?你心中的周恩来就缺少阳刚,缺少光线,也就失去了立体。
  我的采访中,对同一件事,从来是lO个人有lO种说法。由于年代、记忆、经历、视角特别是文化层次的不同,说法完全一致是不可能。
  所以,我的文章在某些时间、地点、人物、对话乃至对事件的陈述,可能与历史事实及部分当事人的记忆、看法有出入。
  允许批评、指责,乃至咒骂、起诉。
  书中的何树英,1940年跟随周恩来,历任警卫、副官、行政秘书、机要秘书、卫士长。他是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一大批同志的代表,不是生活中具体的那一个人。
  他也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其中不乏作者“顽强的自我表现”。
  他的真实来历,作者最终会有个交待。
  1966年8月17日,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思来近在咫尺地同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的负责人座谈7个小时。合影后,他登上“红旗”车,准备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我目睹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杯玉米面糊糊(或者是麦片粥?)两片面包夹肠。
  车开走了。苍茫暮色中,我仿佛又听到周恩来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权延赤。”
  “担任什么职务?”
  “南下兵团二纵政委。”
  “噢,政委。”总理依次问过几个人的“职务”,大声感慨:“你们刚参加革命就都当上司令政委了。叫什么名称关系还不大,脑子里怎么想的却很重要。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决不是为了作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那以后,我又几次见过周恩来,悄悄而认真地观察他的音容举止。应该说,我的这本书从那时便有了一点点萌芽……

引子 周恩来不是帅才

  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5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思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避不可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作县令,只作师爷,以致于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避不可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作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
  明智决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鲁、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过于看清事实而敢于实事求是。
  王明、张国焘不是帅才强要作帅,结果一个跑去苏联,寄人篱下;一个投降国民党,仰人鼻息。又何以论勇气,逞英雄?
  周恩来不是帅才。
  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思采的莫大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如果我说雷锋活着也不适合当军长、师长,你怎么想?
  让科学家去种地,去打扫卫生是错误的,那么某省一度让农业劳动模范去当公安局副局长能是正确的吗?能是真正爱护这位劳动模范的明智之举吗?
  班长这个位置并不影响雷锋的光辉。
  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些旧观念才往往好心帮倒忙,爱得深却不会爱,反而损害了心中深爱的人。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对他的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
  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想陈云,讲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又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对另外4名战友,毛泽东在莫斯科有个谈话,分别作了评价。
  那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主要的活动是会前的双边、多边接触,主要是中共与苏共的谈判,协议有了才好开大会。
  那是赫鲁晓夫第四次来陪毛泽东用餐,餐桌上谈得仍然不愉快。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毛泽东转了话题,撇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报中国党的情况。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语气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1954年毛泽东就讲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话,他讨厌诸如迎送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一类国事活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毛泽东再次表明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伏罗希洛夫带回了这个信息。
  “有人接替吗?”赫鲁晓夫眨着眼问。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综合评论后,便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L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为按声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周恩来了,但毛泽东先说了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赫鲁晓夫收住嘴,作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
  毛泽东也笑了,他知道邓小平在两党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他在面前竖起一根手指表示强调:“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当时在场同志对这段话记忆深,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高又唯一没讲缺点。
  毛泽东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一下右手食指:“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建国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住周恩来:“思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思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帅……”
  邓小平也曾在一次会议上坦率地说:“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才。”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思来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思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末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来往太阳穴上抹抹清凉油,继续批阅,一边轻声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总理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那一年,说明他那时就肯定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的帅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得仔细认真。毛泽东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尼克松与周恩来接触算不上多,却在一面之后即对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大发感慨: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思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康、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思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但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俱“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的两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干部不解地对我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别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邓小平所目睹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其实,这正是帅才所必备的优秀品格。若无这种大气势,他怎么可能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词。
  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渎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我创作中的书,正是要由此谈起。不过,谈话音将不再是我,而是跟随总理几十年的何树英同志。
三次预见预言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的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象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思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还是国际政治家们评论得深刻?我认为周恩来比他们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一星期后即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以后历任副官、秘书、卫士长。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但他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伟大的思想家。
  从设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些天才思想已经早为国际国内所共知。
  我要讲的新内容是周恩来的三次预见预言,其中无疑闪烁着伟大思想家才能独具的智慧的光辉。
  第一次预见预言就发生在我刚到周恩来身边,随他奔赴重庆的路上。因为刚到首长身边,一切都新鲜激动,所以记忆非常深。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与生俱来的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气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骄统统踩于脚下时,周恩来又在想什么?干什么?
  他也不迷茫。他已经勇敢、自信、明智地选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并且当仁不让地在这个位置上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天,我们100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分别爬上3辆卡车,开始了艰苦的旅程。
  经宝鸡、凤县,卡车在崎顺的土石路上颠簸,午后驶入一道大山沟子。
  沿途景致在悄悄发生变化。陕北高原受雨水侵蚀,形成塬、峁、梁、沟如大海一样波状起伏的地貌。
  而这里,山间原有的自然风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干柯争翠,万木葱茏。5月的阳光下,在寂静的热气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腾,那些挡住视野的陡壁岩石不时地闪出青色白色的反光。
  拐过一道弯,卡车哼了一声,我听到有人嚷嚷:“苗台子镇!”
  前方轻烟缥缈,笼罩了一片建筑物。卡车停在了镇西。
  “都下来吧。”车门开了,传来招唤:“去看古迹!”
  我们100多人纷纷跳下车,心里不免纳闷:这一路多少古迹啊,从没说过看看。特别是在西安,住的时间长,名胜古迹又多,还不时有各方人士邀请,周副主席却一处末看。如今特意钻进这大山沟子来看什么古迹?不理解!
  周思来已经下车。他一露面,我们这些警卫就本能地摸住腰间的德国20响快慢机,环绕着警卫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车,眺望着立住脚,就那么保持眺望的姿态站了很久;双手环抱胸前,肩膀随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违了的神情,像游子终于回到故乡,带着静温无言的激颤要寻回遥远的记忆……
  “周副主席来过?”当时的副官老钟小声问。
  周思来摇摇头,没作声。在他最突出的特征——两道浓浓的黑眉毛下,波光闪烁的两眼显得含情脉脉,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动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他属于那种善于驾驭感情的人。记得路经洛川时,国民党一名军长来拜见他。这位军长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教过的学生,见面那一刻,军长叫了声“老师!”整个脸孔、嘴唇和敬礼的手就都激颤起来,感情无法抑制地奔过来用双手枪握周恩来伸出的手。周恩来不那么感情外露;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直令我心灵震颤,立刻被迷住了。那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人类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与我过去见过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虽然说不出不同在哪里?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现在,面对一片自然山野,他却意满神动,柔情大发,用一种温和雅静的声音喃喃着:“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我顺他的目光望去,高处一片青绿中点缀着八九座红色的庙宇式的建筑。正感觉茫然,周恩来已经挥起右手。他的右臂断过不久,有人说是跟江青赛马摔断的,有人说是跑马时,路边窜出条大黄狗惊了马摔断的,3个月前刚从苏联治疗回来,胳膊仍然伸不直,习惯地弯在身前;挥动时,半侧身体和肩膀随着一动,好像全身用力,反而使他的动作凭添了一种分量和魅力。
  “走,看张良庙去!”周恩来率先朝山上走去。后来得知那儿叫紫柏山。他一向走得快,我们跟着常感吃力。
  张良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却又不甚明白。你不要笑,我是放牛娃出身,不像现在的孩子都有学上。
  我的家乡在四川,远僻在中国内地而控揽了一条长江。我祖祖辈辈的双脚都是深深插于泥土中。在我12岁时,双臂已经像大人一样挥动起锄头。可是,军阀混战,更有帝国主义的炮舰和经济压力,沿着那滚滚长江溯流深入到四川,于是,每年都有5万两以上的白银顺江流出四川流出中国。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出那社会的霉烂与五颜六色的罪恶和苦难,中国的命运像游丝一样缥缈。于是,12岁的我便扔下锄头抓起长矛大刀,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参加红军后我才开始学文化。
  怎么学文化?比如这次参观张良庙,我这里刚犯嘀咕,前边已经有人问出声:
  “周副主席,张良庙是谁呀?”
  “张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帮助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汉王朝。”周恩来一边登山,一边用通俗的语言作解释:“后人为他修的庙就叫张良庙。”
  我明白一些,却另生纳闷:张良只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周恩来怀古,为什么不看汉高祖也不看更早的秦始皇,偏偏要看张良呢?
  登上授书楼时,我终于忍不住问:“周副主席,为啥要给张良修庙呢?”
  周恩来望我一眼,还没说什么,另一名警卫已经跟着嘟囔:“我们那边关帝庙很多,关公是英雄。张良——?”
  周恩来忽然笑了,双手抱臂,把脸仰上天去笑出声:“哈哈,知道汉寿亭侯,不知道留侯。”他重新望住我们,双腿微微岔开,站住不动,冲我们轻轻点点头:“关公是英雄,张良也是英雄。张良其实比关公贡献大。那走廊过厅里的40多块碑都是对他的评价。”
  接着,周恩来便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了张良的许多故事。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到下邳起兵反秦;从鸿门宴救刘邦,到“四面楚歌”,使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土崩瓦解,落得个“霸王别姬”。
  最后,周恩来放低声音说:“汉王刘邦得天下,主要依靠三个人:韩信、萧何和张良。”
  我感到不满足:“张良打过什么仗?”
  周恩来换上一种沉思的表情,深邃的两眼闪烁着严肃隽冷,缓缓说:“张良没有独自领兵打过仗,他不是帅才。但是他追随汉王左右,出谋划策,是最优秀的军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懂吗?”
  我们似懂非懂,点点头又摇摇头。
  “嗯,”周思来略一沉吟,大约是考虑怎样对我们这些没有上学读书的同志解释清这个问题,“这样打个比喻吧。师爷你们都知道吗?好,县衙门里都有一些读书人被县官聘去当师爷,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他们来办事。军师就有点像这个师爷,是军队里的师爷,替统帅出谋划策来打胜仗。比如汉王打了败仗,连父亲和老婆都被楚霸王俘虏走了,汉王一筹莫展。张良就给他分析形势,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猛将,但与楚霸王有矛盾;猛将彭越在梁地反楚;汉王你自己的将帅中只有韩信可以独挡一面,托付大事。如果你把关东的地方作赏地赏给这3个人,楚国就可以打败了。汉王听了张良的话,立刻从战略上由被动转主动,劣势变优势。项羽打了一百个胜仗,顶不住张良一个主意,优势变劣势,只好求和。以‘鸿沟’这条运河为界,想平分天下。汉王想就此回兵,张良又出主意:不能退兵。放走楚军这叫‘养虎为患’。汉王又听了他的话,追击项羽,不给他喘息机会,垓下一仗把项羽消灭了。这就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
  在峰下花亭竖的“英雄神仙”石碑前,我又问:“张良确实英雄,可为什么又叫英雄神仙?”
  周恩来说:刘邦得天下后,封赏功臣,让张良自己选择3万户封地,张良推辞了。他说我跟皇上最初是在留县相会,只把留县封给我就足够了。那时的县,又经战乱,大概不会超过一万户。他不贪。张良随汉高祖刘邦入函谷关后,刘邦当皇帝,张良就静居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我蒙皇帝信任,当军师,不过出了点主意就封万户侯;这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足够了。我只想脱离人间俗事,追随仙人赤松子去神游。”所以老百姓都传说他成了神仙。
  周恩来凝望石碑,慢条斯理地说:“张良是个明辨是非,通晓事理的人,完全知道神仙虚幻。他这样做正是他的聪明智慧所在。因为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下,他明白,在功勋和名位之间,为人臣于是难于长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劳最大的3个人,韩信被杀,萧何被拘,只有张良把荣誉利禄抛于脑后作了‘神仙’。他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是客观形势、环境等各种原因决定的……”
  望着周恩来深沉睿智的面孔,听着他低沉悠缓的讲述,我简直就像面对了悠久的中国历史,面对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感到神秘、深奥、博大,感到至圣至伟,可望不可即。比如“师爷”,以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理解呢?直到几十年后,知道了、“无绍不成衙”,才渐渐明白,那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就包含了绍兴文化。
  周恩来的祖籍并非苏北淮安,尽管他出生在那座古城。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在鲁迅逝世2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说:“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绍兴的著名的大家族。到了周恩来的祖父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才离开绍兴,迁居淮安。这次迁居便与绍兴文化有关;
  在绍兴,除体力劳动者外,中上层比较多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当时知识分子的出路是应科举,绍兴的文化人却不然,很少去应科举,大批地去当师爷。师爷不是官职,在任何衙门里也不是一把手,不是二把手,但解决问题办事情还是靠他,他是事实上的二把手。他们明智干练,勤恳谨慎,审时度势,善于解决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久而久之,绍兴人当师爷出了名,以致人们把师爷不叫师爷,叫“绍兴师爷”;县官一般都要仰仗绍兴师爷,便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便是因为到淮安当师爷而举家迁移。周思来的外祖父万青选也是师爷出身。他们的精明、干练、谨慎、果敢乃至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都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留坝县苗台子镇参观张良庙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也不真正理解周思来讲述张良。后来跟随他久了,多次听他讲“我不是帅才”,在中央的会议上讲,下来也讲过,才使我联系起来想到了参观张良庙。他讲张良的故事,张良也不是帅才,他是最优秀的军师。
  从山上下来,又看了传说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遗址。周恩来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那段故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南郑,许多人都逃跑了。韩信由于怀才不遇,不得志,也逃跑了。萧何听说之后,连夜去追。有人以为萧何是逃跑了,就报告刘邦。刘邦大发雷霆,像被人砍掉左膀右臂一样。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刘邦喜极怒极,问:“你为什么逃跑呀?”萧何说:“我哪敢逃跑呀?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问:“你追的人是谁?”萧何说:“韩信。”‘刘邦立刻拍桌子:“大将跑了几十个,没见你追,你说你追韩信;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萧何笑道:“那些大将很容易得到,天下多得是,而像韩信这样的人,失去这一个,天下就没有第二个了。大王你要是想一辈子蹲在汉中,那就用不着留韩信;你要是想争天下,那就非韩信不可,除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为你图谋这个大业了。”刘邦信任萧何,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全军,果然打败了项羽。
  周思来说:“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当宰相,经营关中作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就是有,他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肯用,留不住。所以他经不起失败。”
  这一次怀古,周恩来详细讲了张良、萧何辅助刘邦兴汉的历史,而后说:“张良、萧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领,没有他们兴不了汉。他们知道这一点,刘邦也知道这一点。同时他们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张良和萧何都不是帅才,张良给刘邦说太公兵法,刘邦一听就明,常用其策。张良给别人讲就不灵,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跟着刘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别人发挥不了他的才能智慧,只有跟着刘邦才能得到发挥,相辅相成,成就一番大事业。他作了一个手势,表示从古推至今:“中国的历史,总是少不了张良、萧何这样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样的人。”
  仿佛是证明这个说法,路经成都,我们在春熙路成都旅馆住了3天。成都名胜古迹很多,周恩来只带我们去看了诸葛亮的武侯祠。他从“隆中对”讲到“出师表”,说诸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并制订了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计划,最可贵的是,他为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看过词内的“三绝碑”,来到殿外,仰望古柏葱郁,环顾青瓦红墙,又显出那种无限感慨的神情,念了句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杜甫的《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记得他讲了诸葛亮“和吴”——建立统一战线;“和夷”——、搞好民族团结;“明法”——实行法治;“治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但讲得最多最动感情的还是“正身”。说诸葛亮一生虚心纳谏,清正廉明,不增殖私产。他上表公布财产,说明一家已经可以温饱,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并说明:“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
  当时武侯洞里游人很多,拥挤得不便久留长谈,在嘈杂声中也无法谈话,周思来朝诸葛亮殿中的武侯贴金塑像投去最后的深深一瞥,带领我们近百人离开了。
  路上,他看看我们走在他身边的人,说:“这么多人来参观,说明了什么?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为限于当时的礼制,不得允许。不立庙老百姓就在街巷家中为他私把。直到蜀汉灭亡那年,阿斗才允许给他在沔阳立庙,禁止其他私祀。可见诸葛亮是有益于人民,深得民心的。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政治家都能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这时,他的两眼亮起来,一闪一闪地,充满了一种自信和激情:“我们现在要比他做得好,我们在全国执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来逝世后,没留任何私产,他也确实没有,甚至连遗体也留言让交医学解剖,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许人们给他“立庙”——建纪念馆堂或保留故居。他确实方方面面都比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们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他,上街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亿万人民有口皆碑。
  国内外不断有人把周恩来比作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杰出最贤良的宰相。每逢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想起了从延安到重庆那风尘仆仆,万里颠簸的一路。毛泽东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周恩来不感怀。秦、汉、唐,历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了张良、萧何、诸葛亮。当时我们跟随他一路而行的3卡车100多人,谁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其中的无限含义,即便今天仍无法全部说清阐明。
  但其中一条简单的事实我是肯定的:周思来坚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预见,并且勇敢、自信、明智地为自己选定了位置。说这个话时,我不能不联想到5年后,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的一幕。后面我在周思来的4次痛哭里将讲述那个过程。当“4.8”遇难的电报打来时,周思来为叶挺、王若飞、邓发、秦邦宪等烈士痛哭失声,曾讲:“……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思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3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诱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游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帐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量。
  5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10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周思来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后面的几章也将谈及。但他首先是中国人。“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其实就是批周恩来,这一点不假。过去二千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色。周恩来自小就熏陶于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的儒学的氛围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温和、谦恭、礼义的一面。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也必然有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实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点”就是指此而言,并非指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的信仰。
  其实周恩来性格中的这一面,不仅是对毛泽东,对父母、亲友、同志都有表现。后面几章我将以事实证明。从大量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所有当事人都是歌颂怀念周恩来性格中的温和、谦恭、礼义的;为什么周恩来这一性格表现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时,我们就不能理解体谅了呢?这不公平不客观么!
  没有谁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双重性。毛泽东也说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周恩来的性格当然也无例外地有着双重性。对于周思来的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宰相”,有人议论为“伟大的谦虚”,有人议论为“明哲保身”或“处世精明”。这些议论者为什么不想想,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7年,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从来不曾表现什么“伟大的谦虚”或“明哲保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风恶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对“四人帮”那样不可一世的来头,他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联系“绍兴师爷”、“张良庙”、“武侯祠”想想,周恩来是主动、自信、坚定、执著地作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自己不推委也无须谁去好心地帮助推诱。早在1940年他便预见预言到自己未来的位置,充分证明了他的自知知人之明,这种自知知人之明是建立在熟解我们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令我至今回思不止并为之感慨无穷的周恩来的第二个预见预言,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我想先纠正两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坚决斗争,终于夺取了胜利。我认为不准确。我的体会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中,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说白了,是“天授”而非人力所能强求。
  第二种说法是关于“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现在好象说成了:要不就是黑暗的国民党,要不就是光明的共产党。但是我的所历所闻,似乎不是这样,至少是概括得太简单了,离开了历史的真实。
  作为副官,我跟随周恩来左右,经历了他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全过程。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和他代表的共产党,首先争取的中国之第一种命运,既不是黑暗的国民党,也不是光明的共产党。
  当时无论是党内同志谈话还是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谈话,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都是和平民主建国。我们确定的建国方针并不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实行三民主义,并且明确以民国13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为标准。我们甚至明确表示“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必须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平等地位。
  结果怎样呢?蒋介石国民党既不允许共产党平等,事实上也不允许其合法。天下只能是国民党一家,蒋介石一人的。美国人现在骂我们中国共产党“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那时他们可不骂蒋介石国民党搞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相反要提供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大量援助来帮助其建立独裁统治。
  记得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军队。有人说,你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就会给你合法平等的地位。这话本身就是放屁。合法平等是相互的,不是“恩赐”的,一党给另一党合法平等地位,这能是,合法平等吗?“恩赐”是在不平等基础上才会有的产物。
  共产党可以交军队,但只能交国家,不能交国民党蒋介石。所以谈判中,我们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办法。国民党蒋介石自然也须把军队交国家。那么,政治民主化就成为交出军队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交出军队就是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交出了民主与平等。
  有人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不是交出了军队吗?40万大军一交,就取得了合法平等的地位。
  说这个话的人肯定不是中国种儿,最多是个杂种儿,他不懂中国。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他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远远无法同毛泽东比;在其各自民族史上的地位,更无法同毛泽东在其民族史上的地位比。这且不说。他们交出军队,真也罢,假也罢,不说平等地位,总还有点合法地位,其领导人还当了几天副总理。中国共产党如果交出武装,结果将会如何?
  “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就是回答。
  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曾经交出武装,换来的不是合法,更不是平等,而是几乎被杀绝,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人”的空前残酷和独裁。
  毛泽东和周恩来决不是陈独秀。他们是从“四一二”和“七一五”的血泊里冲出来,所以才能讲出那千古绝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但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还是“大家民主建国”。为了中国能有这样一个好命运,共产党对国民党一让再让,却越让越不合蒋介石心意。蒋介石希望的不是让步,而是找到进攻借口,以便彻底消灭共产党;
  1946年2月26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就是通常所说的“整军方案”。蒋介石明白,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这个“国军”是国家军队之意,而非国民党军队。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所以,签字归签字,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一刻也不松,全国各地的内战不断升级。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3人小组开始视察各地对停战协定执行的情况并解决整编中的问题。
  军事三人小组,共产党是周恩来,国民党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都是上将军衔。下设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是郑介民,美方是白鲁德,都是中将军衔。
  2月28日,军事3人小组乘马歇尔的专机,由重庆飞北平,先后到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视察。我和童小鹏、章文晋跟随周恩来一起行动。一个星期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白天黑夜地谈话听汇报。那时还没有什么大的争吵,主要是了解情况,宴会上也多是讲一些客气话。
  不过,对于形势的发展,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预测,公开场合的发言同私下的交谈也不同。
  在归绥城里同傅作义将军谈话后,军事3人小组当天下午就飞往延安。在飞机上,沉思默想的周思来轻轻叫一声:“文白啊。”
  “呢?”闭目想心事的张治中将军睁开眼,侧脸望住周恩来。
  周恩来浓眉下那双极富魅力的眼睛盯着张治中,停有3秒,才缓缓咬清每一个字说:“你们不打,大家民主建国;你们打,你们就要失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周恩来的目光移开,深深吸口气,声音始终平缓,因而更显得自信,有分量:“我们共产党就会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那就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今天回过头看,不难看出,周恩来在争取“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时,已经开始考虑无法回避的第二种命运的可能性。
  我看到张治中将军就那么痴痴地望着周恩来,大概是品味这番话的含义,片刻,他嘴唇抽动一下,什么也没说,隐隐从鼻腔里呼出一股粗气,便恢复了原来闭目养神的姿式。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周恩来的话。
  飞到延安,军事3人小组住进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腾出的房子。马歇尔和张治中将军会见了毛泽东。晚上,先举行宴会,然后在延安礼堂开欢迎会。
  我记得很清楚,张治中将军在讲话中,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望了一眼,忽然大声说:“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将来你们共产党写历史,不要忘了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
  毛泽东用他那高亢的湖南腔大声说:“当然忘不了你张治中。”
  顿时间,礼堂里哄堂大笑,并伴以热烈掌声。我却想:老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莫非张治中在飞机上想一路,想到“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难以实现?想到内战不可避免?内战一起,只能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想到共产党会夺得天下?
  我相信,对于周恩来的预测,他至少是默认了有可能性,否则为什么会讲“你们共产党写历史”?
  停战谈判进展真艰难。那期间我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因为我已被提拔为他的副官。
  感受最强烈的是,周恩来明知蒋介石下了决心要打,和平无望,但他仍然为和平奔跑,不放弃民主建国的哪怕是一线的希望。国民党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转向南京。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当时心情很沉重。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深叹了一口气,眉宇间皱出两道纹。“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他的目光扫过会场,提高了声音。他总是这样,当感情自然流露时,总能及时把握住,振作着转向激昂:“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周恩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坚持到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坚持到国民党召开了一党的伪国大。“该让的我都让了”,周恩来曾这样对马歇尔说。我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很冷静,那是决心下定之后的冷静。就连马歇尔也承认,伪国大的召开标志谈判破裂的大局已定,不得不表示他将为中共人员撤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在我侧面的接触和观察中,马歇尔要比司徒雷登好一些。他虽然偏向国民党,但也做了一点调停工作。比如蒋介石派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的6万部队分割包围成品字形,意在歼灭。周恩来心急火燎,由重庆一飞到南京,立刻带我们去找马歇尔,要求军事3人小组马上去宣化店进行调停。马歇尔同意了,国民党就不好再反驳。
  我对马歇尔有一点点儿好感,主要还在于他最后一次讲话。他总的来说是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但他对周恩来个人的印象非常好,显出一种由衷的钦佩。记得1946年11月1J6日,也就是伪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走访马歇尔,实际上就是告辞。马歇尔表示愿为我们提供撤回延安的交通工具。出于礼节,他也和我们工作人员道别。这时,他用一种真诚的表情说:“谈判破裂我很遗憾。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不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国民党找不出像周这样精明,这样学识渊博,这么坚韧强硬的人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17日下午又接受了《新民报》总编辑曹仲英和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的访问。
  周恩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讲过“有朝一日国民党打不下去了,极可能提出再谈判。但那时形势变了,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也将变,将不同于过去了。”“政治协商的对象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必然将有所变化。”
  这种公开场合上讲的含蓄的话,我一下子还不可能全部理解。
  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额头。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树英,”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住我;眼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点头,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点头:“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过,他的失败是肯定的。”这时,周恩来的神情起了变化;凝重庄严,又含了一丝讥嘲:“蒋介石看错了形势哟!这一错,历史就变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的问题:“以后还会谈判吗?”
  “会谈判。”周思来肯定地说,神色变得冷峻,“但那时的谈判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一切反动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政治协商的对象不会再有他们,联合政府也不会有他们,他们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们跟随周恩来,乘美军专机飞返延安。两年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再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其中,第八项条件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全面内战开始,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才是通常人们所讲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而我们共产党所争取的“两种命运”又不同。首先争取的第一种“命运”是“大家民主建国”。历史证明走不通。于是有了第二种命运,就是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首,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对反动派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当张治中将军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设宴招待他们时,看到国民党代表一个个心事重重,沮丧尴尬的样子,我耳畔便又响起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说,必然导致人民民主专政。
  这才是真正英明的预见预言。绝非欺人欺世的占龟卜势,也非耸人听闻的特异功能,甚至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地球最终要毁灭”这类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象力的虽然正确但充满理性的遥远而末得证实的预见预言。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真正闪烁着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说几句“预见预言”,哪怕是为了表达某种信念或诅咒。比如撤离南京时,多数人都郑重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但是没有谁像周恩来那样具体、细致、准确地预见其过程和结果。
  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通过科学智慧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
  1941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预言:“太平洋战争将是长期的。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于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这是周思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5天后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如周恩来预言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70年代我看日本拍摄的影本“啊,海军”,其反映的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也完全与周思来的预见相吻合!若没有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历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预言的。
  1949年,周思来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鸟瞰当时成十字形的“广场”,对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们预言:“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天安门城楼这么雄伟,将来一定要配上个大广场;周围的规划要从长计议。我看东面可以建一座历史博物馆,西面可以建个大剧场,作为人民聚会议政的地方……”
  10年后,经人大代表及专家们讨论、研究、设计、建设的天安门广场完全与周恩来建国时的设想不谋而合,只不过这个“大剧场”的名称叫了“人民大会堂”。
  有时,周恩来的预见颇有些“神”,若被算命先生拿去肯定要大作文章。话虽如此,这些预见确实证明了周恩来观察事物之细,知火之深,深诺事物发展的规律。
  那是1957年春末,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日程包括游览杭州。周恩来提前一天到杭州,准备迎接。
  早晨起来,我们工作人员陪他散步,走到一座寺庙前。周恩来朝着庙顶注目片刻,忽发一声感慨:“再过几年就不会有人来抽签了。”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从我个人跟随周恩来十几年的体会,他不信神,不信命,并且竭力在领导全民族走向科学。但是,在他破除迷信时,不能不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几干年来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护民族文化,既要同宗教的反科学性作斗争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在把握和处理上,政策性是很强的。1957年春末是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富有政治生活经验又处于权力最高层的周恩来当然很清楚地感觉到那风暴到来之前的动荡。他一边感慨一边侧过脸,望住站他旁边的外事秘书马列,问:“你有什么心愿没有?”
  马列挠挠头,说:“今年我的大孩子要考中学,我希望他能考上个重点中学。”
  周恩来目光一扫,天还很早、四周围人迹渺渺。他忽然发笑,朝庙里指指:“那你进去抽个签看看。”
  马列也笑了,只当是开玩笑,果真进了庙。工夫不大,拿着签符出来了,是半尺来长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卦词,嘟哝着:“这写的什么东西啊?看不懂。”
  周恩来刚接过签符,就轻轻“哎呀”一声,说:“糟糕,是下下签。”
  马列皱着眉头抱怨:“老和尚刚睡醒,迷离迷糊,见我不烧香不拜佛,上去就摇卦签,他不高兴,准是咒我呢。”
  周思来一句句地解释那4句卦词:“这是说你办事不顺,万事难如意,还要倒个大霉。”接着摇摇头,笑道:“马列,你要遇上不吉祥的事呢。”
  大家哄笑一番,并没放在心上。
  结果,马列的大孩子如他所愿考上了重点中学北京8中。他高兴得很,那个卦签简直是胡扯淡。可是,没等他笑够,他的爱人林颖就被打成了右派,从行政12级降成14级,开除党籍,调离纺织部,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去工作。
  这种一连串的倒霉事叫贺老总一说就简单了。
  贺龙曾对廖汉生等将军说:“运气这个东西就是怪,你们说有没有?我看是有点。运气来了,牌坊也挡不住;运气要是走了,牛也拖不回来。”
  其实,贺龙所讲的“运气”,是指一种客观规律性,而规律这个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周思来听说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决没因此“株连”马列。只是后来聊天时,随便说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
  周恩来这个评价与组织部对林颖的结论相距甚远,这是因为周思来讲的都是实话,而非政治上的风头话。
  林颖确实是冤枉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错划了。她不过就是坦荡直率,敢讲真话而已。周恩来了解这种同志,是“阳性人”,不是阴面人。
  我个人常想,卦签的事周恩来也许是说签巧合,但也不排除他知人知形势的一种预感。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要求反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甚至讲,不研究反右的问题不参加会。在这种形势下,周思来料定反右运动势在必行,运动一旦起来,不可能四平八稳,历史的经验没有不误伤人的,特别是那些“阳性人”容易受到伤害。
  周恩来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党内可说是最强的。他不可能去插手一级组织的工作为林颖解脱,但也绝不因此对马列有成见,在生活上,比过去更关心马列,常问候一下他爱人和家中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态度。
  讲这些小事上的预见预言,是为了引出我要讲的周恩来的第三个预见预言。这个预见预言已经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明。
  那还是吃“精神食粮”的年代,社会风气好,群众热情高,但吃面要面票,吃肉要肉票,吃蛋要蛋票,广大农村还为温饱问题发愁。
  不过,还有比我们更愁的。比如“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出毛病了。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很不好。老百姓只知道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知上面有争吵。双方谈得不好,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后来,总理决定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意思是叫他们看看我们的农民是怎样一种精神,怎样一种奋斗。科列加去看了,说了许多赞誉的话,但东西一样不少要。
  送走科列加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当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场合,接连讲过几次: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对此是赞同的。他在送走科列加后说:“搞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经济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只会依赖我们,他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迟早是要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曾寄希望于新领导班子。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失望了。回国后,他作过一次形势报告,对阿尔巴尼亚、东欧乃至苏联今后的发展作了具体详细的预测预言。
  早在苏共22大召开时,毛泽东曾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至此已经登峰造极,恶贯满盈,从此要往下走,走向他的反面。”这个预见被证实了,不到三年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19日上午,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作报告,讲赫鲁晓夫下台,不讲垮台。他说:“娃娃们议论纷纷,垮台跟下台有什么区别?”周恩来解释了区别。一个赫鲁晓夫下台了,但其思想、路线、政策并没变。最后变不变还要看。所以讲下台不讲垮台。
  去过莫斯科,证实赫鲁晓夫是下台,而非垮台。周恩来在分析赫鲁晓夫的假马克思主义时,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许多人都作了笔记:“(他们)连资本主义也不如。阿朱别依(赫鲁晓夫女婿)去访问西德,据说他访美访法访西德,主席团不同意时,赫就让他当《消息报》主编,一步登天。赫鲁晓夫任人唯亲,搞封建家族主义,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培养蒋经国,花30年功夫,还要照顾部下,照顾影响,赫鲁晓夫什么也不顾。阿朱别依在美国替赫鲁晓夫开道,到法国道没开好,又到西德。甚至连乌布利希有癌症都说出来。西德来访华的人跟我们讲,阿朱别依在西德说:西德打中国,我们让道,让我们共同防止黄祸……”
  周恩来接下来进一步预言东欧各国及苏联。他的预言并非出于某种信念而预言一个结局,而是具体地预言出了他们的演变过程。当时国内外不少人预言“坚持社会主义的重担最终将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苏联帝国最终将瓦解”。但没有谁像周恩来这样以其惊人的知识、阅历、对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作出如此具体、鲜明、准确的预见和预言。按一些老同志当时所作记录,话大致是这样讲的: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新领导,现在看来不行。他们仍然坚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有变……仍然是“两霸合作”,仍然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但这只是苏联的一厢情愿,美国能同意存在两霸吗?……
  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生活更加美国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麦克纳马拉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他们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还答复可以试一试……
  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
  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他自力更生,他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的经济很僵化,停滞不前,民族矛盾复杂……最终是要出大乱子。
  当然,总理在分析和作出预言时,讲的话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色。但他抓住了经济和精神这两条;抓住了从柏林问题到东德到整个东欧这个过程;抓住了苏联存在的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所以基本与后来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毛泽东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也看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病,想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改为农轻重的顺序;又树了两个榜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但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可以说是失败的。
  是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从60年代初提出“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到改革开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使中国的经济终于开始腾飞。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在“6·4”事件前后,人民和历史能够再次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如果只是清谈马列主义教条,是无法避免发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那样的后果。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我相信,这是全民族的共识。
遇险履险
  周恩来端庄、高雅、细致。
  他的翩翩风度和彬彬有礼,他温馨的目光和极富魅力的微笑给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忘记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征:喜欢挑战,勇于冒险。
  早在他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就喜欢上最前线。炮弹近在咫尺地爆炸,他及时卧倒而幸免于难。纠察队员劝:“总指挥,这里太危险。”他淡淡地说:“我喜欢危险。”
  他一生都是轻描淡写论危险。五四运动时,请愿代表遭逮捕,他平静地说:“被捕不算什么,用不着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他推开军警的枪,强行闯入直隶省公署的衙门口,被逮捕,度过半年铁窗生活,末了只说一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前几年,我们几位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老人共同议了议,议出周恩来出生入死的遇险履险竟达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中,像他这样多方面地频繁地遇险履险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沙基惨案”,英、法军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枪时,周恩来身边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牺牲了。老天执意把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恩来遇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的刹那,出于本能打方向盘准备躲闪,射向周恩来的子弹连续钻进司机的头部,老天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后,6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头顶扔下炸弹,周恩来大喊一声“卧倒!”扑过去将乱跑的18岁的肖华压在身体下边,这样一来,老天不但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周恩来,也不得不留下18岁的肖华,让他最终当上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
  历史上,杰出人物都有许多大难不死的经历,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其实,这不全是运气,更不是什么天意。大难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里深藏着必然。每当这种时刻,杰出人物的全部勇气、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本能地发挥出来,这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们无法不为之折服。
  比如“劳山遇险”,就是一次在猝发的枪弹面前的大难不死……
  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在延安南门外驶上依山修筑的黄土公路,这路是通向西安,也通向谈判。
  卡车驾驶楼里,坐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昨日他同毛泽东谈话一整天,现在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一路黄尘滚滚,车上笑语阵阵。车厢里有张云逸、孔石泉这样的著名将领;有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有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连同警卫战士,连同记者、翻译,连同司机,这一车共有25人。他们中的多数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像这样坐着“轮子”进西安这一古都市,生平还是第一道,难免心动神驰,笑语不断。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延安城里潜伏着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已经在前一天将情报送出。毛泽东生前谈警卫工作,特别举过这个例子,批评警卫形式张扬,而缺乏警惕性。
  这是1937年的4月25日,那时延安地区的土匪还很多,有数千之众,夜聚昼散;抓起刀枪便打家劫舍是土匪,拿起镢头又晃身一变成了农民,不好收拾。其中人数多危害大的是李清伍这股悍匪。
  李清伍是河南人,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自小耍枪弄棒,是个不安分的人,长大后成了土匪一个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甘泉,将其队伍收编为甘泉县独立营,他被任命为教导员。这位教导员不懂共产主义也不懂三民主义,只精通吃喝嫖赌抽,借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之机,杀了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国民党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相勾结,重操土匪旧业,四出烧杀抢掠。他也打劫东北军的车,也打劫红军的车,就为了抢钱抢财物。接到坐探冯长斗的情报后,他就率了100多名土匪连夜翻过龙盘山,埋伏在了劳山腹地。
  劳山自西向东,隔开延安和甘泉两县,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在黄土高原那波状起伏的地貌里,这山虽算不得高,但由于有千沟万壑,满山都是梢林荒草,那地形便显出奇突惊险。卡车吼叫着,喘息着,沿劳山北麓的坡路,从一道沟谷爬上一道山梁。过了梁就是甘泉县境,卡车一头扎进了那簸箕形的山坳坳里。
  “砰!”一声脆响,在旷谷里引来颤动的回音。
  “什么声音?”陈友才本能地去摸手枪。
  “好像是甩鞭子。”刘久洲张望着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收敛了反共气焰,也讲了团结抗日的话。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着已成友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至于土匪,在我们清剿之下躲都躲不赢,难怪警卫员没有马上想到是枪声。
  可是,卡车忽然怒吼加力,朝着正前方的十多丈高的大坝梁子猛冲直闯。原来那“砰”的一响也传入了驾驶楼,周恩来在卡车冲入山坳坳时就感到这是块险地,异常的声响乍起,他便马上想到敌情,一边朝外观察,一边向司机下令:“冲,加大油门,冲上那个坝梁!”
  话音末落,又是“砰砰”两枪。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冲过那道坝梁自然可以摆脱敌人,他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冲大坝梁。
  可是,坝梁上忽然炒豆一样叫响了,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机枪步枪同时扫射,这些土匪枪法还准,刹那间司机便倒在驾驶座上,身上多处冒出血来,卡车轮子也打瘪了,车头一歪,嘎然而止。
  不等车停,几乎是在对面枪响的同时,周恩来已然飞身跳下车。车前窗被子弹打出一串洞眼,却未能伤及他一点皮毛。他贴身车头,朝车上人急令:“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将军一边拔枪还击,一边命令陈友才:“陈副官,你和警卫员马上掩护周副主席转移,陈排长,你负责组织战士抵抗!”
  干部战士纷纷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陈友才还没来得及跳车,腿上已经中弹。警卫员回身想扶他,他奋力将手臂一挥:“别管我,掩护周副主席撤!”
  他本是穿着解决“西安事变”时的那身西装,戴着礼帽,挥手间,马上吸引了众多敌人的火力,因为敌人以为他是最大的官。陈友才也意识到敌人这种误解,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敌人,索性不走了,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作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
  当你受到淬发的打击而陷入危急之中时,最紧迫的事莫过于迅速看清形势,定下行动的方向。周恩来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已经看清地形:山坳谷地中间的个“湫”,也就是潭。潭左是一片苇塘,苇塘后是沙质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梢林后是被雨水冲出的深沟大壑。枪声连续响起时,周恩来已判明形势:坝梁上枪声密集,已被封锁;左侧沙质山包和山上的峰壁上是最先响枪的位置,显然也有埋伏。只有右侧的梢林一片寂静。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现场的枪声判断,袭击者不大可能是国民党军,最大可能是劫财的土匪。那么土匪瞩目的自然是“载货”的卡车,卡车遇伏只有朝坝梁上冲,不可能朝沟里栽,所以梢林及林后的沟里很可能不会有伏兵。
  “突围,尽快摆脱敌人!”周恩来在分秒之间已经定下决心,将手一挥:“向梢林里撤!”
  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在周恩来带领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梢林中。
  事后查证的情况果如周恩来所料,李清伍就是在坝梁上的山神庙里指挥这次伏击。他的护兵李卓才曾指着钻林子的周恩来一行人喊:“看,那几个要跑!”
  “嗯,”李清伍鼻腔里喷一股粗气,“早就看见了。”
  “快叫上几个人去迫吧!”
  “追他干毬甚!”李清伍白一眼护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细软都在车上呢!”
  周恩来进入梢林后,虽有子弹把树枝打得纷纷折落,但这种乱枪已带了很大盲目性,威胁性小多了。一行人转过一个山头,喘喘气,才发现张云逸的手部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洞。真够玄。
  顺沟转过几个山包,糟糕,发现进了沟掌:前边是两丈多高土崖,两侧全是悬崖峭壁。由于并没完全脱离危险,警卫战士急得满头大汗。
  “不要紧张。”周恩来轻轻摆了一下手。据战士回忆,口气轻松得像日常聊天。他接着仰面望望崖上,目光落在低垂的树梢上:“嗯,办法是想出来的么。”
  轻松的语气驱散了浮动在人们心头的急躁惶恐,战士曹鸿都顺周恩来的目光望住那低垂的树梢,心中忽有所动,跳几步纵身一跃,抓住了树枝,顺势荡去,脚在崖壁上紧蹬两下,一把抓住崖头的灌木便翻了上去。他迅速解下绑腿,放下来,把崖下的同志一个个拽到了崖上。
  这里还能听到沿揪山的枪声。周恩来伫立崖头,望着枪响的方向,久久没作一声。
  他在想什么,惦念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
  作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等领导撤退,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拼命向敌人射击,直到最后牺牲。
  这场战斗,我们共牺牲了11名同志。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过土匪的高彩娃回忆,当土匪们一窝蜂地拥上卡车时,全傻了眼。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及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不死心地去搜检牺牲了的战士,只从陈友才身上搜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陈友才为在西安联络工作而带在身上的。有识字的土匪拿着名片念出三个字:周恩来……
  李清伍刚听完这三个字,立刻像被烙铁烫了一般跳起来,脸孔刷地全变白了,惊叫道:“啊呀,坏了!捅下大乱子了!快,快跑!”
  刹那间,这群土匪便如鸟兽散。
  李清伍还算明白,他确实捅下大乱子了!几乎成为历史和民族的极大罪人。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土匪部队便全部被红军剿灭了。他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
  当周恩来一行走到三十里铺时,卡车遭土匪袭击的消息便迅速传到延安。一批批的骑兵、步兵、民兵紧急出动,进赴出事址点。然而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望着公路边,田埂旁那战友们的尸体和鲜血,随增援部队一道杀回来的张云逸哭了。
  周恩来没有休息,第二天便又起程赶赴延安。起程前,他匆匆跑一趟军委医务所,看望安慰负伤的警卫战士,其中包括打伤臀部,伤及中枢神经的贴身警卫刘久洲。
  “周副主席,我不能保护你去西安了……”刘久洲话没说完便哭了。
  “别哭,小鬼,很快会好起来的。我还会来看你。”
  1969年,周恩来还到北京前门饭店看望了担任饭店革委会主任的刘久洲同志。他对在场的同志们说:“30年一晃眼。30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身负重伤,是个好同志啊!”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他要为陈友才等同志扫墓,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不曾保存下来。周恩来难过地说:“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198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沿揪山发生战斗的地方,为烈士们立起了一块石碑。
  周恩来的一生,最多的是工作,最缺的是时间。他对时间的珍惜处处都能表现出来。比如他不会走慢步,双脚不动则已,一动就是高频率。比如他不赞成毛泽东乘飞机,那个年代的飞机安全系数太小;但他自己又酷爱乘飞机,他说:“能节约很多时间,冒点险值得。”
  我们这些老人一块议论,周恩来的遇险履险,最多的还是在飞机上。比如由西安飞延安途中迷航,幸末像“4.8”烈士那样撞山;比如出访阿拉伯国家,在灯火全无的黑夜里被迫盲目迫降;比如赴万隆会议时,他所拟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比如为了吊唁胡志明逝世,飞机冒险进入雷雨区,风狂云卷,更有电光雷火,整个天空黑透红透,那惊险壮观的景象就连飞行几十年的老驾驶员张瑞霭也生平仅见过一次。当我惶恐不安地想去提醒驾驶员太危险时,周恩来竟能稳稳坐在舷窗旁,入戏一般欣赏着外面的风云变幻,烈焰满天!最后,飞机侥幸未被雷电击中,在云隙中钻出险区。机上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神经差点绷断,周恩来却始终一身轻松:“我知道瑞霭有办法。”
  在议论中,我讲了这样两次各富特色的飞行遇险和履险……
  1946年1月30日,我跟随周恩来冒着严寒赶到西安机场。
  冬日天短,快9点了,太阳才不过一竿子高。不过,这是一分难得的大晴天;极目四望,云彩丝儿都不见。停机坪上,一架美军c一47型运输机被朝晖染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我心里一阵欢乐,一阵轻松。
  欢乐是因为8年抗战终于胜利,“政治协商会议”也即将结束,何况昨天办事处的周子健、伍云甫招待我们在西安上等浴池洗了个痛快热水澡,扫荡一遍身上虱子,这辈子还没洗过这么舒适的澡。说轻松是因为天气好,免去昨夜的担忧。“政协会议”结束前,周恩来赶回延安是为了同毛主席党中央商量如何再向国民党让一些步,以求达成协议。会议明天要闭幕,周恩来无论如何会坚持今天飞回西安。我只担忧遇个恶劣天气,他也会坚持起飞,那前途可就难卜了……
  幸亏是个大晴天!
  机长已经出现在舱门的舷梯旁,当周恩来走近时,他马上立正敬礼,并大声报告。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军人士气正高,何况这是马歇尔将军专门为周恩来指派的专机,何况周恩来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被定为上将军衔,以便开展军事三人小组的调处工作。所以,美国飞行员都称周恩来为周将军。
  除了我们随行的工作和警卫人员,依次登机的还有陆定一和邓发同志,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叶挺将军的爱女小杨眉。舱里共坐10个大人1个小女孩儿,这个女孩子便成为话题的中心。
  “杨眉,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能出来吧?”邓发问。
  “知道。”小杨眉生得聪俊,特别招人喜爱。“周伯伯说,蒋介石打了败仗输了理,不得不答应恢复爸爸自由,让他光荣出狱。”
  “蒋介石这个人,从来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陆定一幽默地评论,“他要不跟你玩名堂,他就不是蒋介石了。”
  “那他要不放爸爸出来怎么办呀?”杨眉着急了。
  “这次他不想放也得放,”邓发作个手势,“这次我们是用5个大坏蛋跟他换2个人,换回你爸爸和廖承志叔叔。”
  “叔叔你骗人!”杨眉瞪大天真稚气的眼睛,她不信像爸爸那样的好人怎么会用坏蛋去换取。当时杨眉那双容不得一点污垢的清澈的眼睛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至今想来都不由得流泪。谁能想到呢,这样天真纯洁的孩子,在2个月后竞死在了空难中……
  当时,周恩来给杨眉作了解释,说蒋介石节外生枝,提出要我们党释放他们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而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等人,他们才释放叶挺将军和廖承志。为了尽早迎接叶挺将军出狱,我们只好答应了。
  说话间,飞机已经发动。从西安飞往重庆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不是仰角向前升空,而是以大角度一个劲作螺旋式爬高。这是由于秦岭一拔千仞地横在航线上,飞机必须先爬高到5000米以上高度才好向前飞越它。
  飞机油门不断加大,马达的震动使得机体像要碎裂一般,飞机上升仰角大,每个人不但要系紧安全带,还不得不用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那时飞机简陋,舱内金属骨架裸露,又没有保温设备,不久我们便开始经受那种这一生再未曾经受过的严寒的考验。
  然而,这还不够。开始气短,开始耳胀,五脏六腑开始翻涌,多数人终于按捺不住地大吐特吐起来。我正理不清嘴里鼻腔里的刺人的酸辣味道,机身又颤抖起来,并且像断线风筝二般忽上忽下,左右无根基地晃荡浮沉,头顶和身后的钢铁骨架惊心动魄地咯嘣乱响,好像随时都可能散架。
  “把口张开,张开耳膜就不那么鼓胀了。”
  这是周恩来轻松而亲切的声音。我狠狠吐出从胃翻上嘴里的腌臜物,掀眼帘望去,周恩来没事人一样,还笑呢。我笑不出来,张大了嘴巴喘气。我听到机身上砰砰乱响,接着是江青不安的声音:“冰雹,遇冰雹了。”
  江青去重庆是为医治她的牙齿。在延安她捂着腮闹牙病,周恩来说:“到重庆去看看吧,我认识一个牙科专家,是给蒋介石看牙的医生。”就这样,江青和我们一同上了飞机。那位给蒋介石和江青看牙的医生的儿子,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
  西安飞重庆也不过一小时,遭了这样的罪,那一小时就显得太漫长了。我感觉飞很久了,看看表还不到10分钟。这时间怎么停了步?
  飞行组里一位大个子美军从驾驶室来到机舱,脸色很难看,好像比我们还负担重,走到周恩来和陆定一面前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也叽哩咕噜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只觉得那手势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来站起身,随大个子美军去了驾驶室,在那边还是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会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除俄语稍差些,另外4种语言当时讲得都很帅,这也是我常为共产党感到自豪的地方,蒋介石可没这两下子!
  “何副官!”周恩来朝我招呼,“你过来。还有李秘书!”
  我和李全德跌跌撞撞走过去。周恩来以很少使用的严厉声音命令:“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你们把那些可以丢掉的货物和行李都甩出去,注意文件箱和公文包,要保护好,别丢错了!”
  显然,我们遇上严重的危险了。安全第一,人命要紧,没什么可犹豫的。大个子美军拉开舱门,寒风呼啸着冲进舱内,冲撞、扫荡、屠杀。两耳轰轰响成一片,听不见谁喊什么,反正动作要快,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就往外甩。扔光了美国人的东西再扔我们自己的东西。几箱子延安梨扔出去了,几捆羊皮筒子扔出去了,几匹延安纺的毛呢料扔出去了,手枪箱子、个人行李,连江青的行李皮箱也扔出去了,最后把为延安购药的一箱子20万元钞票也扔了!他妈的,那大个子美军眼睛转着还要找东西扔,再扔就该扔人了!
  说实话,先扔美国人的东西,扔一件就像扔一个包袱似地轻松,轮到扔我们自己的东西,扔一件就像割去一块肉,带来的不是是锥心的痛楚。我们经济上多困难哪,一支香烟几个烟鬼轮着一人狠狠吸一口,现在这么多钱和财物大手大脚全扔了……
  可是,也怪不得美国大兵还要找东西扔,这天气跟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毛病,你让一步他逼一步,你让多少步他就不放松地逼多少步。气温越来越低,机翼机身结满了冰,而且越积越厚,机翼的冰引起气流改变,升力骤减,连飞机的升降和转舵都难以操纵了。大个子美国兵再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又走到周恩来跟前,俯下身子一脸无奈地叽哩咕噜,还不时指点我们这些乘客作手势,那手势叫我直抽凉气,分明是要“扔人”了,扔几个来保住剩下的人!
  周思来一脸严峻,眉宇间蹙起“山川”,终于点点头。于是,陆定一便立起身来,那是要宣布重大决定的神情。我当然不相信扔人,但美国大兵的手势绝对明确是朝舱门外扔人。他想扔谁?20年后也许人们会说先扔江青,那时扔谁也不可能扔她和杨眉两个女同志啊。不是首长的只有作家戈茅、秘书李全德、军事参谋童陆生和我这个副官……
  “外面气候恶劣!”美国大兵说一句,陆定一大声翻译一句,“为了先生们的安全,请作好准备,背用降落伞,必要时就跳伞离机!”
  原来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兵开始给我们发伞,边讲边示范:如何背伞,如何跳,如何拉伞,什么是错误的动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刚刚放松一点的神经,随着他讲一项要求又绷紧一步,到最后,无异“扔人”一样紧张了。谁跳过伞啊,跳出去伞张开张不开呀?探望舷窗外,秦岭一条条山脉像章鱼伸出的狰狞的爪子要攫住我们的飞机和每一个人……
  邓发走到我身边,脸孔像秦岭那寒风中的岩石,一字一顿对我说:“小鬼,如果跳伞,你一定要好好紧跟周副主席,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首长放心!”我用力点点头。人就是这么怪,一旦想到责任,其他杂念便立刻烟消云散,那种庄严神圣又慷慨激昂的情绪便澎湃起来。
  大个子美国兵站到了舱门那里,等候机长命令,随时准备拉开舱门招呼我们跳。因为这种飞机还没有跳伞的自动开伞装置。他没有背伞,机组人员都没背伞,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条令对运客飞机机组人员的规定,是为了替每一名乘客负责任。望着他那严肃待命的表情,我心里忽然一热,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这真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富有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的好兵啊!
  震耳的马达声中,我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的呜咽声,像蚊虫似地微弱。寻声找去,原来是小杨眉。她坐在江青身边,伏身嘤嘤轻泣。我正要过去,周恩来已经先一步过去,坐在了杨眉另一边,轻轻抚慰她:“杨眉,不哭,不要怕……”
  “周伯伯。”小杨眉抽泣着,“我,我没有伞包……”
  真是忙中出错,竟忘了这个小人儿。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解下身上的伞包,给杨眉背好,一边安慰着:“勇敢点,杨眉,学习你爸爸,什么都不要怕!”
  这个情节后来传扬出去,成为尽人皆知的周恩来让伞的佳话,并且被编入学生的语文课本。
  周思来在危难时刻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确实使机上每个人都深深受了震动和感动。我马上解下身上的伞包,走过去递给周恩来。当我们互相坚持让给对方背时,大个子美国兵又找出一个伞包给了我,并且伸出大拇指朝我们叽哩咕噜一番。
  飞机还在颠簸飘摇,终于,机长的命令传下来,情况严峻,无法过秦岭,只能返回西安。
  周恩来尊重他们坚持科学的态度,同意返航西安。
  飞机在西安机场着陆停稳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从喉咙落回到胸腔里。下飞机一看,好家伙,机身晶明透亮一层厚冰,在阳光下咔咔地响着裂开,大块小块往下掉。
  “中午在鸿宾楼请客,”周思来大声说:“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些美军人员,他们的态度和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美军人员对周恩来如此厚待他们,高兴不已。席间,美国大兵说:“今天能大难不死,这是上帝保佑你周将军。”周恩来笑着说:“不是靠上帝,是靠你们美国军人高超的技术和艰苦顽强的努力。”美国大兵听了都鼓了掌,兴奋不已。当局思来表示一定要赶去重庆,下午还要冒险一飞时,机长马上同意了,并且很有信心地说,有经验了,下午先升到5000米以上,避开结冰的气温层,然后再飞越秦岭。
  饭菜鲜美,美国大兵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我们这些上天就吐的人却敢看不敢吃,都吐怕了。
  午后2点,我们带着希望、信心,也带着紧张和风险又登上了那架美国运输机。
  飞机扶摇直上,重新笼罩我们的又是冷。奇冷、酷冷,比上午还冷,我过雪山也没觉这么冷,这辈子再没遇过那么冷!周恩来脸色灰白,胸脯起伏着,我们也都强烈地感到胸闷气短,拼命作大呼吸。登机前机长就提醒,这一次飞得高,会缺氧,现在我们尝到了缺氧的滋味,我脑子里不时闪出离了水的鱼儿拼命煽动两腮,嘴巴翕动不已……
  周恩来忽然起身,头重脚轻地走到驾驶舱,请大个子美军拿来飞行员自备的氧气。若不是忍耐到极限,周恩来不会这样做……
  可是,我错了。周恩来没有吸氧,他喘息着说:“何副官,你给江青吸吸氧。”
  周恩来对江青的关心是格外的。午饭时,我和李秘书向他检查,不该匆忙间扔掉20万元钱,周恩来并没责怪我们,却吩咐办事处周子健处长赶紧替江青买些生活必备品带上,以免到了重庆临时受窘,生活不方便。
  现在,他自己忍受着缺氧的折磨,却首先关心江青缺氧,显出不支,由我和大个子美军帮她戴上氧气罩吸氧。
  江青大口大口地吸着,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她感觉好一些,便拿下来给她心爱的小杨眉吸。
  说实话,江青是真喜欢天生丽质,无比聪俊的小杨眉,时时惦着她,关心她,跟她聊天,见她冷就搂紧她,用体温温暖她,那种爱时时可以从一瞥目光或一声轻唤中感受到的。然而,她什么都可以关心照顾到小杨眉,唯独到了最紧迫关头作不到把自己的伞让给小杨眉,只会焦急地喊:“哎呀,小杨眉还没有伞呢,快,快,小杨眉还没有伞呢!”
  周恩来平时没有江青那么表现出对杨眉无时无刻不在的关心,但他最后让出了自己的伞。小杨眉一定是明白这里分量的差别吧?她接过氧气不肯吸,一定坚持要周恩来吸。她依向周恩来举着氧气罩向他鼻子上送:
  “周伯伯,你吸,你吸呀……”小杨眉哭了,“你不吸,我决不吸一口……”
  周恩来眼圈湿了,我们在场的人眼圈都湿了。
  由于飞机绕道成都加油,所以傍晚时节才到达重庆上空。重、庆四季多雾,冬春尤其大雾不断,人称“雾都”。
  飞机开始下降,大个子美军来到机舱比划手势叫我们系好安全带。窗外云雾如翳,舱内一片昏暗,有夜色的感觉。飞机降得很快,我们的心也跟着下坠,下坠,因为始终不曾钻出云雾,而飞机放起落架的声音已经听到。我们虽然不懂飞行,可也懂得,钻不出云雾,飞机不可能降在跑道上……
  蓦地,那颗下坠的心向上一跳,飞机吼叫着又直向上空钻去,显然,第一次降落失败了。
  无线电里不时传出陆空对话声,周恩来以其事必躬亲的一贯作风走去驾驶舱,我本能地跟过去。
  机长说明云雾太大,而且低垂,找不到机场。而机场塔台也不同意降落,说天气恶劣,要求飞机返回成都。
  “你们要沉着冷静,”周恩来没有讲英语,由陆定一翻译他的话,“一定要做到安全着陆。”
  美国驾驶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种自信心,简直可以说是自负,好像任何怀疑都是对其荣誉的伤害。
  机长说:“只要能判明地面一两个目标,我就能安全降下去!我飞过多次重庆,这个机场三面环山,一面丘陵,条件是差,可我有经验和技术。”
  飞机再次下降,穿云作低空飞行。钻云雾真是一种阴森森入地狱的感觉,飞机下降下降,没完没了地下降,好几次我都以为要撞山或栽进地里去了,但始终没听到那轰然的截止声,倒是又听见发动机一声怒吼,飞机再次朝天上骤升,一个劲地升上去。
  塔台通过无线电命令飞机返回成都降落,机长大声说:“那样就会发生燃料不足的问题!”
  周思来转身望住舱内,目光依次扫过每个人面孔。我们都无法掩饰那种懊悔的心情。早知落不下去,实在不该作这次冒风险的飞行。
  “镇定。”周恩来轻轻说一声,忽然笑了,那是使人忘记外面危险的微微一笑:“我们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能最后签订政治协议才掐着日子回延安,又掐着日子赶来重庆,冒点风险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天黑得很快,机舱里亮起两只昏黄的灯泡。美军驾驶员在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三次下降,争取在天黑前能落下去。
  周恩来又钻进了驾驶室,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飞机的前方,其实也是下方。在一阵难熬的下降飞行之后,左前方忽然闪现一个隐约的目标。
  “那里!”周恩来手指目标叫一声。
  美军驾驶员的目光一瞟,已经拉起机头,将飞机重新升上天空,并朝周恩来举起拇指作个有力的赞赏表示。这些美国大兵确实技术厉害,眼前就晃了一下隐约的目标,外人根本不知那是什么东西,是山是楼是塔台?他们已经信心十足地一推驾驶杆,迅猛地进入第四次迫降。
  下降、下降……崩!所有人一震,还没完全明白过来,飞机已经变成水平运动。经验马上告诉我,这是在地上滑行!由于东西全扔了,飞机没滑行多远便停稳。我们欢呼着差点跳起来。下飞机一看,乖乖,差不到5米就冲出跑道了。原来飞机是在跑道中段才触地,要不是负荷轻,真不知又要出什么危险呢。
  周恩来带着我们全体乘客去向美军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同他们一一握手。大难不死,这些美国大兵的神情永久地留在了我记忆中。那位机长立正敬礼,然后握手,然后将一只手朝天上伸去:“周将军是伟大的人物,上帝总是保佑您的。”那个接触最多的大个子美军还挺严肃认真地点点头:“能为周将军服务我感到荣幸。”
  最近我常想,这些美国大兵还有在世的吗?如果他们知道周恩来以后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所受到的广泛尊重和爱戴,他们一定会为这次“服务”更感荣幸的吧……
  我讲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柬埔寨,真是说险不险,说不险比哪次都惊吓人,所台风险比哪次都大。
  那是1960年,我跟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当时我的职务已经从总理副官改为机要秘书。
  在越南访问时,就传来柬埔寨国王去世的消息。柬埔寨是我们出访的国家之一,周总理一得到消息,马上叫我发电致哀。到了印度,周总理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套白色西服,去柬埔寨时穿。
  我不理解:“总理,为什么穿白色西服去柬埔寨?”
  周恩来说:“穿白色西装,到柬埔寨也算我们的悼念。”
  我说:“国王死了,我们是外宾,还给他穿孝服呀?”
  周恩来指点我说:“何秘书,这个道理也需要我讲吗?人家国王逝世,是国丧期;从礼节上,从理解上,我们都应该这么做。去吊丧是我们出访柬埔寨的重要内容之一,你告诉大家,这个思想一定要明确。”
  到达柬埔寨时,我们清一色白色西装,友好而肃穆地走下飞机。西哈努克亲王见了,大受感动。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柬埔寨,与西哈努克亲王立刻建立起了很深的私人友谊。
  周恩来要和代表团一起住旅馆,西哈努克亲王不答应,坚持要周恩来住王宫。总理早就给我们出访定下了规矩,重要的一条就是“客随主便”。
  客随主便,周思来被西哈努克接入王宫。当时王后还在,周恩来同西哈努克都住在了王宫里。
  王宫不大,还不如我们北京的官园大;房子不大也不多,我和总理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没地方休息,只能轮流进地下室去休息。不过,王宫的花园不小,非常漂亮,体现了真正大自然的美。
  客随主便,西哈努克安排周总理参观柬埔寨的医院,电台,这都是我们援建的。西哈努克亲自担任讲解。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强烈地感受到这位新国王很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言谈文雅礼貌,风度翩翩。柬埔寨的华侨非常爱国,周总理每次外出,华侨们都全体出动,在马路两边和公共场所自动形成纠察线进行保护。因为当时柬埔寨不太平,南越人经常搞偷袭,每次外出公开活动都包含有一定危险性。西哈努克对于华侨们的表现满意又自豪,两眼朝周恩来一闪一闪地望着,说:“这是柬埔寨的华侨,他们爱第一祖国,中国;也爱第二祖国,柬埔寨。”
  这天晚上看过演出,陈毅外长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咱们明天可得分开活动了。我去吴哥窟,纯是游玩,你和西哈努克参观白马,可是重头。”
  第二天,周恩来与陈毅便分开活动了。这一切都是客随主便,听西哈努克亲王安排。陈毅先走了。陈毅走后,西哈努克才请总理出发。我们当时谁也没料到这是西哈努克早已心中想好的一步棋。
  简易机场上停有两架小飞机,螺旋桨式的小飞机。西哈努克陪周恩来上了第一架飞机。这是西哈努克的飞机,里面装饰过,很漂亮,但是很小,坐不多人。西哈努克带了个警卫,周恩来只带了法文翻译齐宗华,我们都没上去,主人安排我们上第二架。
  上飞机前,只遵循客随主便的原则,也没多问,都以为去白马参观。西哈努克一上飞机,形势全变了。他突然赶开飞机驾驶员,说:“今天我亲自给周总理开飞机。”
  我的天哪,西哈努克要开飞机?而且是载着我们的国家的总理周思来!西哈努克当时还很年轻,完全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们的总理可是62岁的老人了。西哈努克如果60岁,他决不会这么冲,这么冒失,他的这个举动充满了青年人所特有的血性、锐气和热情,但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带来的可是承受不起的压迫力。我承认西哈努克聪明,聊起天来,天文地理,鸡毛蒜皮,什么都懂一些;他还会作诗,会作曲,会唱,会表演,他会开汽车,但说啥也没想到他还会开飞机。这毕竟是1960年啊,一国元首开飞机我实在是第一次听说,并且马上要见识……
  陈毅元帅要是在就好了,他一定会巧妙地谢绝阻止。可他已被聪明的西哈努克先打发走了,剩我们这些人,事前不知道,事发也没法劝,这种场合可是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只能看周总理自己的态度了。而总理的态度,不看也知道,肯定是客随主便。
  果然,总理只是微笑点头,毫无担忧和拒绝的表示。然而事情还没完,西哈努克坐上了驾驶位,又发话了。
  “总理,咱们今天不去白马了。”他回头望住周恩来,“咱们今天去××岛,到那里视察一下。”
  这个岛名我现在记不准确了,当时所受惊吓太大。因为那个岛就在南越的边边上。这个岛本来是属于柬埔寨的,南越反动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搞霸权,争这个岛,说应该归南越,所以经常派武装部队去骚扰。那岛子是兵家所争之地,已经充满危险性,偏又听说还有土匪,更是险上加险。西哈努克现在就要开飞机去闯那个岛。
  今天讲起来,我不能不佩服西哈努克那种勇敢无畏的闯劲,他虽然出身高贵,从小生活优越,但在为民族和国家的奋斗中,确实不乏献身精神。在当时,我却实在认为他是年轻人的冒失,并且也明白他的用意:你南越不是有美国人支持吗?我有中国朋友!现在中国的总理陪我一道来视察岛子了,这就是承认并支持柬埔寨对这个岛屿所拥有的主权。
  客随主便,飞机起飞了。虽然距离很近,飞行时间不长,我却汗透两层衣。想想刚访问过的尼泊尔,比亨德拉国王叫周恩来坐他的飞机,起飞后就发生故障,飞机差点坠毁。那次周恩来、陈毅都在飞机上,警卫人员基本没上去,也是这种小飞机,我在场,急得我心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那场惊吓的后遗症还没消失,现在又乘上了这种小飞机,我一个劲地从窗子朝外扫视,就怕前面的飞机出事。我相信,老国王要是不去世,决不会发生这种事。
  始终没有望见总理的飞机。舱里不知谁喃喃,美国和南越的飞机常窜过来……
  我的心咯噔一下,忙又朝窗外望,这次可就怕发现飞机了,要是南越飞来几架战斗机,那可成大事呢。我还记得1956年11月那次,周恩来与贺龙从河内飞金边,航线恰好要从美国控制的南越和泰国的空军基地间穿过,那里仗打得正凶,周恩来却说:“不管危险多大,一定要飞过去,人家在等着我们呢,不能第一次打交道就失信,我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那次周恩来亲自参加飞越的研究会,设想各种应付方案。飞越险区时,无线电里一直响着美军基地的陆空对话声,周恩来和贺龙却一路谈笑风生,使我多次想起草船借箭里的诸葛亮,想起当年跟随周恩来参观武侯祠……
  那次低空飞行,平安过了战火激烈的险区。我还跟总理穿越过美国和蒋介石封锁的台湾海峡,虽然都过来了,却每次都压力大得减寿。以一国总理之尊,屡次冒这样大的风险,值得吗?
  谢天谢地,飞机终于着陆了。我不等出舱便看到了西哈努克驾驶的那架飞机,长长舒口气:这个年轻国王还真有那么两下子。
  下飞机时,突然听到叭叭一串清脆声响,实在是跟随总理多年,年年都遇有险情,稍有情况便联系起一堆经验之想。我马上想到了劳山遇险那一次,曾错把枪声当成鞭子声……
  土匪!这是生出的第一个念头。刹那间的紧张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紧冲两步,发现周恩来一脸平静轻松的微笑,完全是游览名胜的悠闲自在的神情。有人在喊:
  “中国的总理来了!”
  “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视察!”
  我稍松一口气,到底没弄清那声响是枪声还是鞭炮还是甩鞭子声?总之岛上的人一听说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到了,都表现出热烈、激动和友好。我能鲜明地感到中国的国威,感到周恩来的赫赫英名就是在这荒僻小岛也尽人皆知,并且民皆仰之。特别是华侨,那激昂热烈的情绪使我坚信,真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发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代表祖国出访的周恩来总理。
  那一趟视察,无论风景多美,异国情调多么迷人,我始终不曾有丝毫的轻松可言。直到回了金边,那汗还没有出完。一到王宫,我就抱怨:“总理,这可太危险,太不象话了。”
  周恩来淡淡一笑:“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该这样说。人家是国王,是元首,你们不能把总理考虑到国王、元首之上。”他眨了一下眼,目光变得深沉。“你们替我担心着急,一方面是负有责任,另方面是不是有大国思想?不要把大国的总理考虑在小国的元首之上。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在国际关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不但要这样说,更要这样想,这样做。”
  陈毅元帅来了。他显然听说了这件事,那坦荡的性情再配上个大嗓门,一见总理便嚷起来:“不行,我得去找西哈努克亲王说说,这还得了,这么大的事……”
  他被周恩来一个严厉的手势止住了,怔怔地望着周恩来。
  “国王、元首给你总理开飞机,你说什么?你再高有人家元首高?”
  “可也得打个招呼哟。”
  “人家国王也去了嘛,我们要支持,那岛子本来就是人家的么。”
  陈毅同西哈努克的友谊是很深的,私人交往也密切,很有感情,所以说话没那么多顾忌:“唉,他是够勇敢够敢闯的,又开飞机,又拉了中国总理去岛子上向南越示威……”
  周恩来笑了:“人家元首开飞机,我能拒绝吗?越是小国家,我们越是要尊重,决不能损伤小国的自尊心。我们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大国小国一个样,穷国富国一个样。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也不能嫌贫爱富啊,何况是国家之间。”
  陈毅连连点头,不再提这件事,转而介绍他参观的吴哥窟。周思来也并没把这次冒险当回事,在他的经历中,这也确实算不得什么“险”。他只是遗憾没看到吴哥窟:“唉,未能一睹为快啊,可惜!””
  不同于枪弹下的幸免于难,也不同于空中的遇险,周恩来还曾多次在大的政治较量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凭着大智大勇,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转危为安。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堪称千古一绝。
  1931年4月下旬,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段灰暗的日子。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中央代表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谁能想到这2人变成两股祸水?张国焘到了那里后,利用“肃反”将开辟鄂豫皖根据地的优秀红军将领几乎杀光,其黑暗和残酷程度在60年后的今天都不宜全部披露,最后发展到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地步。对于张国焘的罪恶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无须多讲。这个护送张国焘的顾顺章还可以再谈谈。他虽然危害时间极短暂,却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堪称创造了一项中共党史之最。
  顾顺章原是个上海工人,参加共产党后,到这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领导中央特科工作,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熟知中共中央机关和多数中央领导人的住址,掌握党的大量重要机密,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护送张国焘走后,在武汉被捕,很快叛变,并且向国民党当局献计献策,想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在这一危急时刻,首先立大功的是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他获悉情报,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
  要在极短时间里,要在敌人统治下,迅速完成大规模的疏散隐蔽任务,其艰巨性,危险性在白区工作中都是罕见的。中央将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委托给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位同志全权处理。周恩来一分一秒不放松,与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同志协助下,销毁大量机密文件,疏散所有党的负责人和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捕的干部;切断叛徒在上海可能利用的所有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
  周恩来在重大关头所表现的这种惊人的静气,他在危难时刻所显示的钢铁意志,周密准确地估量形势,果断正确地采取行动,在以后重大政治斗争中多次再现。比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准备加害中央之际;比如加纳发生谋刺总统事件后,他如期访问加纳给予支持;比如尽人皆知的“9.13”事件中。
  邓颖超曾对我们讲述她与周恩来在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明周恩来每临大事有静气,沉着、机智、果敢的品格。
  1928年,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列席会议,两人在五月初一道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
  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吃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当时山东济南刚发生日本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所以又称“五三惨案”。报纸上几乎全是报道这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买许多报纸,引起日方侦察员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准备下船,面前出现了3名穿警服的日本人,也不讲话,目光灼灼盯紧周恩来,就那么沉默着挡住去路。
  人心中但凡有隐秘,最惊的莫过于这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和沉默,许多极富经验的斗士也难免栽在沉默中。周恩来却表现出超人的静气,显出一种惊讶、不解和不满的神情,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事吗?”
  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官没有诈出破绽,便冷冷而又突然地问出一声:“你的,什么的干活?”
  “做古玩生意。”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
  “你买那么多报纸干什么?”又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要去哪儿?”
  “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望舅舅。”
  3个敌人交换一下目光,指住周恩来:“你的,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周恩来不耐烦地又皱起眉头。
  “水上警察厅。”
  “我跟你们一起去。”邓颖超不放心。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发火地瞪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周恩来转望住3名警官:“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
  3名警官怔了怔。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里所显示的自信确实具有震撼力,3名警官顿时有些泄气,心劲明显减弱,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邓颖超住下,然后才带周恩来走。
  在水上警察厅,他们拿出记录的纸笔,例行公事地问一遍姓名、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情况,然后吸燃香烟,这是正式交锋的前奏。
  周恩来始终是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没有一点惶恐不安,连目光都不颤一下。
  “你舅舅姓什么?”敌人冷不防问。
  “姓周。”
  “叫什么?”
  “曼青。”
  “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这几句问答行云流水,一气完毕,又快捷又干脆。
  可是,主审官嘴角流出了得意的略含讥嘲的冷笑:“你大概忘了你姓什么?”
  “姓王。开始我说过。”
  敌人口气陡转,又凶又急:“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
  这次轮到周恩来笑了。他的笑中含着苦涩也含着讥嘲,那是“秀才遇见兵”的神情:“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叔叔和我姓氏一致,舅舅可不一致,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敌人有些尴尬,嘴唇张了张,不甘心地站起身,逼视着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
  周恩来表情的变化是那么自然而适度,始而惊讶,继而苦笑,伸出两只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几个警察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写字的手。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思来,叫:“周恩来!”
  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无脸红,被喊愣了一般。
  “你就是周恩来。”敌人肯定地再说一句。
  周恩来脑子马上闪出上海登船后,餐厅里遇到的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天津口音,是商人。很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的……
  然而,近10年过去了。周恩来抚下满腮的胡子,笑着摇起头:“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
  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出来。他重新坐下,拿过记录,将问过的话再重新问一遍。周恩来对答如流,与记录上一字不错。他那非凡的记忆力确实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于是,敌人终于缓下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周恩来却不忙于走。他是在日本人的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很容易。
  “唉呀,耽误快两小时了。”周恩来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敌人再次面面相觑,终于点点头:“可以。”
  “辛苦你们了。”周恩来将钱递上,“我在旅馆等票。”
  至此,周恩来才不慌不忙走出警察厅。回到旅馆,他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喝水休息,只是喝水时低低交待一句:“把接头证件销毁。”
  邓颖超若无其事地上厕所去了。很快,厕所传出了冲马桶的声音。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
  这一段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八小时以外》等杂志登过文章。邓大姐曾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周恩来在北戴河讲过这件事,邓大姐也对我们讲过。她说:“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恩来也跟我详细讲了他在警察厅同敌人斗智的情况。”

周恩来与酒

  周恩来能喝酒;为了工作平时不喝酒,为了工作也可以连续喝下大量的酒;他喝酒有节制,偶尔也有失去节制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喝酒的故事太多了,充满迷人的魅力,要是一件件讲详细,一本书也写不完。不过,他喝酒的故事大多都是与“茅台”联系在一起。自从红军长征路经贵州,攻占了茅台镇,“那里的酒全喝光了”以后,周恩来就与茅台结下不解之缘。我常听人们讲笑话:“其实五粮液酒的质量早已超过茅台,但仍然没法跟茅台比。因为红军没有喝五粮液,因为总理喜欢喝茅台。差了这么两条,五粮液永远也赶不上茅台。”
  笑话终归是笑话。不过,茅台名震全球,确确实实与我们的总理分不开。长征经过茅台镇,总理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这是他亲口所讲,也为我后来目睹的事实所验证。
  那么,就从总理的酒量谈起吧。
  1940年我到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一路上的国民党军官,包括那些司令长官,军长师长,见了周恩来莫不毕恭毕敬。因为大多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都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学生见了老师摆酒洗尘是免不了的。那一路我就发现他酒量很大,没有一个学生能比。但到底酒量有多大?我心里没底。够我醉3次的酒,他一次喝完没有任何失常。一定要找点对酒的反应,那就是变得更精神更风采更机敏。我心里给他算计:能喝一斤?至少8两吧……
  显然我是低估了。
  第一次开眼界是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到达后,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宴会。谈判开始了,喝酒也开始了。从国民党及其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宴请几乎没断。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席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陪伴毛泽东真是形影不离,就是怕人谋害毛泽东。宴会上也不例外,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他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他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哎哎,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看着周恩来代替毛泽东一杯又一杯地喝干酒,把一圈又一圈的敬酒人挡回去,不知为什么,我眼圈忽然湿了。
  跟随周恩来5年多,看他出席酒会,听他论酒,我也多少有了一些关于酒和喝酒的知识。
  他讲,喝酒有人上脸,有人不上脸;上脸的未必不能喝,不上脸的未必就能喝。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眼睛发亮有神,这样的人其实很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红润,甚至是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周恩来就是这种类型。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本来亮晶晶的眼睛变黯淡,明锐的光波被一种涣散的淡漠所替代,这样的人就真不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发紫发暗,缺少光彩。眼神聚起又散,时聚时散,他喝酒就不成享受而成受罪。毛泽东大约就是这种类型,所以喝酒从不过3杯,以免失态。不上脸的人其实不存在,那只是相对而言。确实不上脸的人确实能喝,这种“不上脸”表现得容光焕发,只是那淡淡一层红晕或因皮厚肉重,或因肤色黑浓而不显眼罢了。比如许世友就属于这一类型。看似不上脸,其实变白变灰或变青的人,那是真不能喝,所谓不上脸是由于这3种颜色的变比不易察觉。比如贺老总年岁大以后,脸不变色总理也不让劝他酒喝。
  同一个人酒量也无法明确界定。因为还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睡眠状况,下酒菜的质量以及喝酒时的心情气氛有关。比如睡好觉能喝一斤白酒,那么失眠或连续不得休息就可能降成半斤的量。比如吃牛羊肉能喝一斤,吃猪肉可能变9两,吃鱼肉剩8两,吃青菜也许6两,空肚子喝3两准晕。比如两天没喝酒,开怀畅饮可以喝一斤,这样的人如果中午喝了晚上接着喝,头天喝了第二天又喝,那酒量就会大打折扣。另外,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杯醉”也是不无道理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喝酒时,不利条件几乎全占了。他严重睡眠不足,体质明显下降。毛泽东本人就是精力过人,睡眠极少。他醒着时,周恩来从没睡过,要讨论处理繁重的工作;毛泽东休息了,他也不能休息,又继续开会,听汇报,检查和布置第二天工作。每次宴会他来不及吃一口菜,第一轮敬酒便开始了。往往是几杯酒、甚至十几杯酒落肚,才能匆匆夹几筷子菜吃。而那新一轮的敬酒已经又开始了……
  与民主党派喝酒稍好些,与国民党喝酒简直是又一场战斗。像张治中将军这样的是真心敬毛泽东,但那些来自cc系和军统系的人物便不能不让人格外提心。各色人物混杂,有些人的背景和面貌就不明,其中不少是“南征北战”酒场上杀出来的,又能喝酒又会劝酒,特别是两杯酒下肚后,真心的和假意的便都热烈起来,笑语鼎沸,都是感人话:
  “毛先生,这次重开谈判比前一阶段顺利许多,祝我们早日达成协议。干杯,干杯。”
  “恩来兄,毛先生的酒你代替了,还有你自己的呢?要干两杯,两杯……”
  “周先生,兄弟是代表市党部,国共合作么,要一视同仁。第一杯是代毛先生,这第二杯才是你的……”
  参加宴会者,称兄道弟多,也有称先生或称“周公”的,由于周恩来挡在毛泽东前,很快就成了焦点,敬酒不如说进攻,海潮一样一波退下,一波又推涌而来,那场酒真是喝得“轰轰烈烈”,到后来已经变成惊心动魄。那是谈判陷于僵局之后,终于在坚持和妥协之间,周恩来找到了突破点。国民党既为共产党作出的巨大让步而窃喜,又为一时攻不破共产党的主要阵地而恼火不安,各种情绪都带到了酒宴上。看着那场面,不能不让人想到海景:大海威猛地耸起长列的浪脊,汹涌奔来,呼啸之声仿佛要吞没一切。它轰然巨响地撞在壁立的岩石上,立刻变得粉碎,带着沉重无奈的叹息声退落下去。然而,新的长列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又翻卷而出,继续朝着那巍然屹立的岩壁汹涌迫去,发出令人颤栗的喧啸声……
  周恩来始终不倒地挡在毛泽东前面,迎着那浪潮一杯接一杯往下干。他的脸上红光流溢,两眼亮得出奇,威武的两道眉毛稍稍上扬,更显出神采飞扬:“我提个建议,我们不要继续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我们应该平等地进行。现在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将目光扫过全场,微笑点头:“先喝为敬啊。”
  周思来连干三杯。仍然红光流溢,仍然神采飞扬,仍然彬彬有礼,就那么微笑着又举起杯,用他那如绍兴黄酒一样温和醇香的嗓音说:“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
  他又连干三杯!
  会场陡然静下来,久久卷不起浪头,只有周恩来温和文雅的声音:“我们不是赌酒,是为友谊干杯。不强人所难。能喝的就请先干三杯,然后继续来。”
  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站起来了,纷纷支持道:“恩来兄讲的对,不要打乱仗。”“谁能喝就单站出来敬,不要取巧耍滑……”
  有几个连干三杯酒,但没一个再敢站出来单独挑战。有个背照相机的记者对我们说:“唉,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回红岩办事处时,我鲜明地闻出,周恩来呼出的气都充满酒香。我心疼地小声问:“周副主席,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
  “我怕酒里有人作手脚,放毒……”他只耳语一般地喃喃了一声。
  那次酒后,周恩来又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常想,像他那样连续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质下降,又空腹地连续大量地喝酒,甚至一次喝几十杯白酒仍然不醉不倒,支撑他的只剩了心情和气氛。面对围攻的气氛,保护毛主席的心情,使他激昂,使他振奋,酒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
  给我印象深的,能够显示他酒量的还有一次发生在云南,是完全不同于重庆那次的气氛和心情下,轰轰烈烈地喝了一场大酒。
  记得那是亚非会议结束以后,我们跟随总理乘飞机从万隆回到昆明。云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为了庆祝万隆会议圆满成功,举行宴会招待总理和代表团。
  那天晚上,省委、人委、军区,几个系统的领导干部轮番向总理敬酒,这是出于敬爱、欢迎和感到无比荣幸的敬酒,总理不愿扫大家的兴,更不愿让敬酒者尴尬,尽量满足每个人。无论熟与不熟,职务高或低,他都满足了每个人的愿望。当他频频与敬酒者碰杯干杯时,我就联想到他与群众握手的场面。周恩来无论见哪方面的干部群众,都一定满足大家握手的愿望,与前排的握完手,也不忘中排后排,有手伸过来就一定要握。有次他手破了,很痛,加之右臂曾经骨折,活动受限,我们劝他不要握手了。但他拿掉手上的药布,站在门口,坚持和被接见的280多名代表一一握手告别!
  现在,他喝酒就像握手一样热情周到,不拒绝敬酒,还主动向同志们敬酒,越是职务低,越是一般工作人员,他越不忘敬酒。
  应该说,云南省党、政、军干部都喝得实实在在,绝没谁取巧耍滑,即便不能喝酒的也大口干杯,用他们醉后讲的话说:“跟总理喝酒,醉了也值,醉了也高兴。”
  说实话,那次喝酒仍属总理喝得最多,甚至多很多。但是,云南干部喝醉许多,总理却一点没醉,仍然是我所熟悉的那样: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交谈;上下5千年,纵横lO万里,那渊博的知识和机敏的思想谈吐,倾倒了所有在场的人。
  不过,所有这种宴会场合,只能说个总理很能喝,确实酒量大,却很难真正说清到底喝了多少?
  工作中,总理最讨厌“大概”、“可能”、“估计”一类笼统话;他格外注重数字,为了准确。这点后面要谈及。那么,总理喝酒我也不能总讲笼统场面上的话。我可以举两次“赌酒”的例子。这是“单个教练”,可以准确说出喝了多少酒。
  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有天晚上总理从主席那里出来,吩咐说:“到尚奎同志家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呢。”
  提起杨尚奎和他的夫人水静,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因为杨尚奎是老革命了,当年在中央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中央在庐山开会时,他和夫人水静总要尽地主之谊。水静那时年轻潇洒,待人热情,给大家印象很好,还曾帮助一组卫士找对象,一时传为佳话。
  她给大家印象深,还有个重要原因是酒量大。由于江西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每年拨出十几亿斤粮支援各地,到1961年秋,江西生产形势和经济恢复都比较好,所以总理显得很高兴,路上兴致勃勃问一句:“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我说:“好象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总理笑着点头,神情蹊跷:“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谁?”
  “廖鲁言。”
  “真的?”我吃惊地睁大眼,“哎呀,那总理可要小心点。”
  总理能喝酒。国务院能喝酒的不少。张彦、乔冠华他们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有喜庆日子,常站起来就坐不回去,互相碰杯,敬酒劝酒,兴致极高。常有喝醉的时候喝醉的人;醉后话多,出过不少洋相。
  总理最喜欢和陈毅、乔冠华一道喝,有这两个人,气氛就热烈,就愉快。这两个人放得开,但是不粗俗;酒兴大发也不会讲出低级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地文章;诗词歌赋,妙语如珠。
  所以,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
  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爱。我曾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但分寸把握的好,决不伤大雅,这是可以给总理带来很大愉快的。毕竟总理也愿意过上一般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在西北14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接不住那活跃性子,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乔冠华像个中学生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那动作是模仿欢迎群众,又露几分夸张的滑稽:
  “热烈欢迎周总理!”
  “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
  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就噗嗤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学生时的生活,忆起了青年时的活跃、嬉戏、自由自在。
  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止地乐,指点着乔冠华说:“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
  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
  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在我的印象中,只要周恩来、陈毅、乔冠华3个人到了一起,准喝得厉害。你敬他,他攻我,我劝你,各有一套办法。酒桌上的其他人被他们一带动,再拘束的人也会放开了,气氛准好。何况,总理、陈毅、乔冠华3个人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有闹酒的“物质基础”。
  不过,真论酒量,还数不到一斤量的陈毅和乔冠华。首长里很有一些“大喝”。比如地方干部中,有名的是“南京四大喝”。这“四大喝”中又以许世友声名最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喝酒主要不是能喝不能喝,而是敢喝不敢喝。会喝的都伯敢喝的,敢喝就是敢玩命。许世友一生传奇,7次参加敢死队,9次负重伤,那股二杆子劲若是上来,玩命跟你拼起来,后果足堪忧,所以没人敢撄其锋锐。
  国务院这边要讲“大喝”,廖鲁言可以说最负盛名。据说一次散席,桌上剩半瓶汾酒,他拿起来灌汽水一样喝掉了,淡淡说一句:“别浪费了。”
  可是,就这位国务院最能喝的部长,竞被一个文秀洒脱的水静给灌醉了。看来国务院的最高领导现在是要向她讨回这个“公道”。
  “水静,我迟到了。”总理笑着点头致歉。
  迎出门口的水静也带着歉意说:“总理,真对不起呢,小平、富春他们等你很久,后来听说主席找你,知道一下来不了,他们就先吃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等。”总理反而轻松一些,他就是担心叫其他客人久等。
  “他们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们去了。”水静仍然歉意难消:“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关照,说总理重诺守信,说了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我答应了的就会来的。”总理随水静进了餐厅。
  记得那次吃饭时间不长,不到一小时总理就出来了,说去跳舞。我闻到了酒味,不放心问:“水静很能喝?”
  “嗯,”总理点点头,“名不虚传。”
  我问水静是否能喝,是为了测测总理喝了多少,以便把握是否适合跳舞?总理只说“名不虚传”,没讲喝多少。见他步履稳健,还像平时一样轻快似阵风,我就放下心,没再多问。30年后看到水静写的文章,才知道那天总理喝了整一斤茅台酒。
  据水静著文回忆,那天总理坐下就问:“还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水静说,“总理,我给你留了菜。”
  “那就不客气了,”总理把手放在餐桌上,“我就吃吧。”
  水静回忆说,是她亲自为总理收拾桌面,摆上饭菜。都是江西特色,总体上是以尚奎同志的家乡兴国县的“四星望月”为主,这个雅称还是主席在兴国搞调查时给取的哩。那个“月”是米粉蒸肉,那四颗“星”是四碟小菜,无非辣椒、青菜、豆腐之类。
  总理没有动筷子就问:“有茅台吗,水静?”
  “有。”水静取来一瓶茅台。
  “还有吗?”周恩来含笑扬扬下颏,“有就再拿一瓶来。”
  “有。”水静忙再拿出一瓶,怔怔地望住总理,不明所以。
  “好了,水静。”周恩来指指桌边,“来,你也吃一点。”
  “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吃一点么。”总理继续指点桌边。
  水静忽有所悟。既然是请客,哪有让客人独酌独饮的道理?咳,起码的礼节都忘了。尚奎不在家,作为女主人理应作陪。于是,水静忙招呼服务人员再取一套餐具,坐在桌边。
  总理将一瓶茅台推向水静,平常口气平淡声调:“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俩一人一瓶,怎么样?”
  这才是常里识英奇,淡中见豪侠,水静忙不迭摆手:“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喝吧喝吧。”总理心中有数,知道豪饮的人说谦虚话只是随口而不会随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总理吃一口粉蒸肉,说:“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其中以兴国的最具特色。”说着嚼着,已然斟满一杯酒,对水静一举:“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看,干!”
  会喝的人客气只是嘴头上,见总理斟酒水静也为自己斟满杯。随着总理一声“干!”总理一饮而尽,落杯时,水静紧随着举杯,一饮而尽。
  总理如此豪爽,水静自然不会再有丝毫拘束,马上斟满第二杯,举起说:“都是些土产,总理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的光临。”
  水静仰面干杯,落杯时见总理微微一笑,也痛快干脆地将杯中酒一干见底。
  总理夹一口菜,边嚼边又斟满酒:“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说着,酒杯已经又举起来:“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
  总理稍稍一仰脖子,转瞬间酒杯又空。水静不加停顿地紧随干杯,并且不慌不忙地斟酒回敬:“总理到江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应该我们感谢总理。”
  水静一饮而尽,总理也一饮而尽。
  总理吃一口菜,又斟满酒:“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总理一直称邓颖超为“小超”。水静略略一怔,马上明白过来,酒里有了大姐的情谊,当然喝得痛快。而且,这一杯下去,更需要回敬:
  “总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说着,水静又干了杯。总理当然也跟着痛快干杯。
  敬酒的话题很多,回敬的话题自然一样多,话赶话连续不断,
  一阵工夫两瓶茅台全空了。
  “还有酒吗?”水静回忆当时情景,感觉总理酒兴正酣,“你还能喝吗?”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水静解释,“我不嗜酒,今天喝得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总理并不勉强,因为水静已经陪过小平、富春等同志,当然是喝过酒的了,这样喝下去水静就吃亏了。总理感慨道:“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什么酒量呀?”水静不明白总理试她酒量的原因。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总理笑着透露了这次试她酒量的原因:“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水静大概明白了总理跟她喝酒的原因,这是“欺侮”了国务院的部长,总理“讨公道”来了。她笑着说:“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呀。”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总理哈哈笑出声,说:“今天我就是来试一试,这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确实不多见哪。”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水静赧额解释说,“刚才是总理让我喝,才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醉人不说醉,说醉的其实没醉。你没有醉,我看得出来。”总理放下饭碗,兴致勃勃提议:“舞会还没有散,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吧。”水静摸摸额头,“我真有点头晕呢,休息一下再去,”
  总理从来不做勉为其难的事,笑笑说:“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就这样,水静送总理出来了。
  就这样,总理对我评价水静:“名不虚传。”
  由于双方都没多少酒意,刚起兴便结束了,仍然说不出到底能喝多少?按照总理喝酒的阶段,我们称为3个“高原现象”。
  第一个高原现象是“自然风光”,从外表看不出是喝了酒。比如总理常举行家宴,宴请中外宾客及我们工作人员。有邓大姐在,他不多喝,与大家喝差不多酒。大家喝好了,他基本不逞酒意。又比如感冒之类小病,他基本不大吃药。好几次都是喊我:“何秘书,搞点酒来。”我也有了经验,逢这时就帮他拿一瓶茅台,准备一个酒杯。总理喜欢用花生米作下酒菜,抓一把花生米放碟子里或桌子上垫张纸,斟一杯酒,边饮酒,边吃花生米,边继续批阅文件。有时还把脚泡在热水中。三杯酒下肚,鼻子上微微有汗了,就倒头好好睡一觉。他睡眠太少,这几小时的好觉对他来说,又配了茅台酒和热水泡脚,就实在是一剂最好的良药。一觉醒来,感冒症状全消,重新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社会上每年都要流行几次感冒,这种流行性感冒难免被我们工作人员传入中南海,但是很少因此传上周总理,即便偶染,他喝点酒睡个好觉就抵抗过去。基本不曾影响工作。症状轻时,甚至不用喝酒,在嘴里抿点茅台就行。好几次他被传染了,鼻子不通,连打喷嚏,就对身边卫士说:“唉,不行了,今天不行了。来点儿,给我来一点儿。”卫士都明白,给他一小杯茅台,他抿在嘴里,抿一会儿鼻子就通了。夏天患了热感冒,逢上宴会有冰淇淋,他总是在冰淇淋上浇点茅台,吃过就好。有热伤风就治热伤风,没有也能预防。不少同志跟他学,冰淇淋的味道也变好吃了。红军长征时,就把茅台酒当成包治百病的灵药,直到进了中南海,总理还保持了这种战争年代缺医少药时养成的习惯。关于茅台酒治病的故事,总理对斯诺对尼克松都曾讲过。
  第二个高原现象就是进入兴奋状态。这一“高原现象”延续很久很广,主要表现就是两目有神,容光焕发,思维敏捷,话多、话题广;上下5千年,纵横10万里,情绪在极峰上明光闪烁。就这个阶段不好把握,半斤也是兴奋,2斤也是兴奋;多数时间就在这种兴奋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偶尔多那么一杯两杯,也许就会“飞跃”,进入第三阶段。那就糟了。或呕吐,或醉倒,也就是结束了第二个高原现象,进入第三个高原现象。这个现象非有一两天的沉睡休息是不能完全摆脱的。当然,这种现象极少出现,后面还要谈及。
  总理喝酒在兴奋愉快的状态下结束,能够明确说出量的是与许世友将军的一次赌酒。
  许世友这位传奇式的将领,把喝酒作为看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盛年时,桌子中间放个大空碗,叫做滴酒罚一碗。他身后立一名卫兵。叫做监酒,不但监视谁耍滑,而且具体执行罚酒任务,和许司令同样级别的上将,卫兵也敢动手得罪,叫做“各为其主”。
  一些吃过苦头,被强迫吃罚酒的将军免不了说出去,免不了有人向总理告状诉苦。
  周恩来善于处理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许世友,除了毛主席,等闲人说了话他不会老实听;他性烈如火,连全军敬畏的彭老总都说要让他三分。对于这样的同志,单纯批评不解决问题,劝说效果也不大,说轻说重也不好把握。但是,总理心里有数,这种有着特殊经历的义气深重的人,一旦心服,他会说到做到。
  于是,当许世友到北京时,周恩来向这位嗜酒的司令员发起了“进攻”。
  “许司令哪,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周恩来亲切邀请。
  “没事,我没事。”许世友两眼大放光彩。他本来就崇敬周恩来,本来就喜欢结交酒友,并且也久闻总理善饮;如今听说邀请,真有些“受宠若惊”,搓着两只大手不知该怎样回报总理,终于冒出一句:“下次我想法给总理打只豹子!”
  晚上,许世友满心激动地如约赴宴,总理已经迎在小餐厅门口,拉住他的手说:“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请,尽可随便。”
  真是小范围。入席一看,只有周总理和他,再无第3人。要说有第3人,那就是上菜的服务员。上来四盘菜就站到一边不动了。
  早就听说总理招待客人是四菜一汤,果然不差。许世友不无遗憾:“总理,你到南京我请你吃野味,都是我打的。”
  总理笑着点头,他相信,并且早有耳闻。
  “许司令,喝什么酒?”
  “总理定。”
  “听说你喜欢茅台,我也喜欢茅台……”
  “就喝茅台。”
  周恩来朝服务员吩咐:“上茅台。”他望住许世友问:“听说南京有四大喝,哪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4个到底谁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算我大吧。”
  “南京你行,在山东你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这一生,怕人激,怕人说不行,谦虚话一句也没有了:“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你是说打仗吧?”
  “打仗打赢了,打进济南府,喝酒也没输过。”
  “打仗我信,喝酒我不信。武松18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起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服务员已经上来酒。周恩来不等服务员斟酒,用手接来酒瓶放桌上,用怀疑的眼神望住许世友笑:“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了个×的我找他……”
  周恩来连连作手势,把“一激一跳”的许世友稳住,笑得平静,说得平静:“现在你去哪儿找啊?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
  “总理,这,这怎么行?”
  “连我都喝不过?”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着急又为难,“我怎么能跟总理赌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个能喝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小,只论酒量大小。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真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像要在桌上寻找什么,终于找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三个响头!”
  “这不行,我不会磕头。”
  许世友好象已经赢定了,粲然一笑:“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周恩来亲自给许世友斟酒。
  “不要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豪气十足,先声夺人:“这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目许世友,微微一笑,转向服务员:“怎么办?再给我拿一瓶吧。”
  一瓶对一瓶,服务员帮忙启封开盖。
  许世友立起身,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总理,我敬你,立地三杯。”
  他连干三杯,显示地倾倾空杯,坐下来,竭力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周恩来一直平稳安静,好象早忘了赌酒的事,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仔细品尝着酒香,并且不忘聊天。时而问问部队情况,时而很动感情地回忆往事。
  许世友却时刻不忘赌酒的事,这事对他关系重大,关系到吹牛不吹牛,老实不老实。他不会慢斟慢饮,歇口气,干两杯,再歇歇,再干两杯,并且总是要在周恩来望着他的时候用大幅度动作来完成。一句话,他不仅是喝酒,更是叫周恩来“看酒”,看看许世友是怎样一条汉子!
  “总理,干了!”许世友将酒瓶子垂直向下,晃一晃,只晃下一滴酒。杯子垂直倾下,喷喷有声,杯子干净了。他响亮地咂一下嘴,将空瓶空杯放桌上,很文明地轻轻放。虽然脸全红了,却尽力不喘大气,轻松地望住周恩来。
  “哦,我落后了。”周恩来拿起自己的酒瓶,朝杯里倒酒。这时,许世友忽然吃惊地睁大了眼:那酒瓶居然也成垂直,流出的酒只剩少半杯,又被周恩来不忙不迫津津有味地一吸而尽。
  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狐疑。他轰轰烈烈喝干一瓶,周恩来不显山不露水,吃着聊着也喝干一瓶。会不会有假?可是千真万确是原装原瓶当场当面启封开盖啊,这还假得了?
  许世友像面对大海,突然感到深浅莫测,信心动摇了。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周恩来才是真正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瞬间,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地朝服务员嚷嚷:“去,再拿两瓶茅台。”
  总理同水静喝酒时,总理要第二瓶,水静恰到好处地叫停;总理同许世友喝酒,总理想恰到好处叫停,许世友却决不是水静,兴致一起就收不住了。
  “我看点到为止吧?”周恩来再劝。
  “不行,总理请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许世友解开衣扣,“大干一场”地朝服务员喊一嗓子:“拿酒去!”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周恩来略一沉吟,大概是估量一下酒量,他办事历来谨慎,终于点点头:“那好,再拿两瓶。”
  服务员又上来两瓶茅台。
  “许司令,你拿一瓶。”周恩来慢条斯理嚼花生米。许世友脸上曾经闪过的一丝狐疑躲不过他。
  许世友自己开瓶,嗅一嗅,狐疑尽消,多几分尴尬,好象已经败了一场似地。喝酒还计较着怕吃亏,总理可根本没在意别人是不是耍滑。
  “都一样,我随便。”许世友勉强作出不在意的样子,拿过一瓶朝杯里倒。
  周恩来仍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不停杯。
  许世友仍然是干两杯,歇歇气,再干两杯。
  总理本来是最喜欢痛快干杯的,他参加的大场合多,客人纷纷敬酒,他也频频干杯。这一次改变了习惯,不停地有节奏地喝下去,酒兴起来了也控制着不像以往那么连续猛干,始终保持着节奏,始终保持着从容。
  喝酒喝气氛,气氛越好喝得越多。这是一次特殊的气氛,周思来不像以往那么热烈洒脱,话多笑多,许世友也不像平时那么豪放喧闹,但他们显然比平时都表现出有酒量。平时喝一瓶茅台,总理会表现出几分酒意,这一次怪了,始终不像有酒意。许世友平时喝一瓶也会酒意大发,今天也十分节制不要失态,只是每次干杯之后歇的工夫不断延长,嘴角有时禁不住抽搐几下。
  两个小时后,许世友终于干掉第二瓶。他不再喊酒,只是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恩来不说什么,将酒瓶朝酒杯垂直起来——那瓶子早空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像往常一样柔和、礼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艰难,笑得僵硬,好象脸上的肌肉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又耷拉下来又勉强掀上去,目光茫然朦胧。
  服务员第三次上来两瓶茅台,抿着嘴忍笑不住,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
  这次是周思来动手开瓶。
  “许司令,你要哪瓶?”他柔和地问。
  没有回答。许世友点点头,大概想说“随便。”但他那粗壮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仰靠着椅子往下滑,往下溜。他想坐起来,可心有余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滑落更快,一下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似乎胜了,那种酒意便一下子涌上来,用豪迈兴奋的动作哗哗地斟满一杯酒。直到酒溢出杯沿,才停下来,举起杯,身体也随着站立起来,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着,一口干掉杯中酒。
  这些话语都是许世友以往劝酒的常用语,今天被周恩来一一搬出。可许世友却无法“英雄”、“仗义”、“给面子”了。他粗粗地喷口酒气,说:“输了!我,我给总理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喝到了极限,站立不是很稳,却以极大的毅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大事上还没糊涂,望着总理重新说:“总理,叫,叫我死,我,就不活。我听总理的:”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间高兴了,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本来是好事么,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要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超过半斤。”
  后来,周恩来对许世友的孩子们也交待过,让他们监督劝说父亲,喝酒不要超过6杯。许世友基本作到了。偶尔逢了热闹场合,多喝几杯也不忘解释:“总理叫我自己喝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但是,他文明而有所节制了,很少再喝醉,也不再强人所难,搞什么监酒罚酒。
  对于中国人来讲,像茅台这样的烈性白酒,一次喝两瓶而不醉倒的,恐怕找不出几个。周思来确实“海量”,超过常人。
  然而,喝醉的往往是会喝能喝的。周恩来这样惊人的酒量,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不过,他再醉也不会有伤大雅,始终保持着他那与生俱来的翩翩风度。我见过醉后哭闹,甚至洋相百出的人。周恩来从不会这样,他是文明和礼貌的化身。当然,这与他喝酒的习惯不无关系。
  周恩来是心情越好越近酒,心情越糟越远酒。几十年相随,我从没见他喝过一次闷酒,绝对不干“以酒解愁”的傻事。他说心情不好时喝酒,误国误民糟蹋自己。他也不允许我们这些身边人喝闷酒,劝说我们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要沾酒。
  总理办公室有位年龄较大的秘书,没找到对象,有点“困难户”了,就以酒解愁;晚上没地方去,有时拉我们陪他喝酒。我们正是能闹的年纪。前几天跟总理去了趟颐和园,总理问卫士长成元功找到对象没有?我还打趣他,做了一首打油诗:“小成二十五,衣服没人补;要想找人补,还得二十五。”当时逗得总理和邓大姐哈哈大笑。陪这位大龄秘书喝酒,我们自然也少不了闹,逗逗闷子大家寻开心。一天夜里他又拉我们几个喝酒,喝多了些,醉意上来,话多起来,声也高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胡侃,半是玩笑半是劝慰:
  “咳,不结婚未必是坏事,结了婚也未必是好事,各有各的难处,犯不着发愁。”
  “也真怪了,咱们×秘书要样有样,要才有才,那些女人真是有眼无珠呢;满大街看着都是女人,这些女人怎么就楞没看见咱们老×呢。”
  “你别说,还止不定有多少女人也在那儿骂男人呢,满大街看着都是男人,就没有男人找她谈对象呢,哈哈……”
  那时,我们的办公室与总理的办公室也就一板之隔,正逗着侃着,门开了。大家陡然一静,是总理进来了。
  “小声点。”总理说着,目光在桌上扫过,又依次望望我们的面孔,眉毛皱了皱:“喝不少了。”
  大家都有些尴尬。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总理正办公,我们也不能算假日。
  总理走进来,望住尚未结婚的秘书:“心情烦闷不要喝酒,酒是高兴时候喝的。找对象不要急么,江山都能打下来,对象还怕找不到?”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也轻松许多。本来么,不信找对象还比打江山难?
  总理又认真望望大家:“人家没找到对象,年龄也不小了,这里有许多客观原因,一直打仗么,现在进城不久,工作又忙,大家既然都是同志,就该理解和体谅他,给他一些切实的帮助,不要光陪着喝闷酒,信口乱开玩笑,这不是真正的关心。”总理说着,拍拍那位“困难户”的肩膀:“要有信心有勇气,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等你结婚的时候,大家再开怀畅饮。”
  换一种场合总理的态度就不同了。那也是50年代的一个晚上,三天三夜没合眼的周总理,在早晨6点终于改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放下笔,起身围绕办公桌活动着,情绪好极了,大声说:“嗨,肚子提意见了,让厨师准备几个菜,把茅台酒拿出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那天早晨,几位陪总理加班的秘书又陪总理吃饭喝了酒。在我们秘书之中,韦明是爱喝酒也最能喝的一个,平时出去参加招待会,总理常提醒他少喝,怕他喝多了误事。这次不然,总理举起酒杯,两眼闪闪发亮地望住韦明说:“韦明,今天你就放开喝吧!”
  高兴头上不容易醉。这次大家喝得痛快尽兴.但谁也没醉。总理吃过早饭,在三天三夜没合眼之后,终于睡了4小时。下午便参加人代会,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就是这样,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酒。我所知道的他的3次嘴酒,都是发生在他高兴愉快,心境极明朗,情绪极佳的状态下。这种时候喝醉了,不会像心情不好时喝醉那样出大洋相。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那一次我当然不可能亲眼见,邓大姐曾说起这件事,笑着摇摇头感叹:“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就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那是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废除了一切旧习俗,只有几个亲密同志一道喝了酒。气氛热烈,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据说胡志明也参加了、喝了不少。最后喝了多少谁也说不清,反正是喝醉了。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在场,看到天已很晚,又是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叫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侃天论地。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革命青年壮怀激烈之时;从五四运动谈到广东的革命形势,从法国的勤工俭学,谈到俄国的十月革命,谈到高兴处,周恩来两眼朦胧,像遥望着逝去的岁月,动情地说:“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有次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周恩来停顿一下,目光明确地一闪,简捷地补上一句:“这就是小超。”
  蔡大姐笑了:“看来这双眼睛给恩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邓颖超说:“他那时激烈得很,抱定独身主义呢。”
  蔡畅续一杯浓菜水叫周恩来喝。周恩来神思悠悠地回忆着说:“当时我们不少学生相约,不恋受,不结婚,把全部身心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旅欧时,我才考虑,革命者找个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这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兴时喜欢喝点的特点。越高兴越近酒,他确实太高兴了。他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过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么。
  周思来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那时也还不存在恋爱。何况年轻的周恩来在法国有了一个女朋友,关系很不错的。
  1956年,周思来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讲过,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
  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
  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
  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
  周恩来1924年归国,到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广州,他们已经有五年未见面。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样,当丈夫好酒时,妻子难免要有意见,在以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邓颖超一直反对周恩来喝酒,并且为酒继续产生过一些矛盾。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误事又伤身。
  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我们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着指头总结过不是规律的规律:喝大酒比抽烟多还要伤身。
  从毛主席开始,他数了许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这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从周总理开始,他数了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的领导同志,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发生了癌症……
  当然,这只是下过闲聊天,并没什么真正的科学考究。
  周总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亲眼见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的时间,总理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苏、美、英、法及其他与会国,都没有任何一人能比。这是早已为历史所承认了的,也是被大量回忆文章所书写过,证实过的。我这里不重复,只谈—件小轶事。
  出发前,邓大姐不无担心地嘱咐我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总理劳累过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大姐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大姐的担心是有原因的。苏联人本来就善饮,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几乎个个都是“酒桶”。这些寒冷地带的人肠子里那种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们生活在温带的黄种人多很多,喝起酒来碜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气地灌,连医药酒精他们也敢喝,兑点水就咕吟咕吟灌几口。他们要是上了宴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便高门大嗓地完全“解放”了,不喝个东倒西歪不结束。总理虽然酒量大,毕竟是咱们黄种人,从生理上说就不能跟寒冷地带的白种人比。这就像现在的百米赛跑一样,黑种人的生理特征,他们的细胞结构就决定了他们的爆发力适合跑百米,不适合游泳。所以,跑道上活跃的尽是“黑旋风”,游泳池的泳道上,就难以发现黑影子,满眼都是“浪里白条”。
  黄种人喝酒,在生理上就弱于寒带的白种人,何况总理的肝又不好,长征时患肝脓肿,高烧昏迷多天,若不是从60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性命都差点不保。解酒主要靠肝脏,总理在这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更何况总理去莫斯科,是在人家的地盘上,难免要碰上人家“人多势众”,喝起酒来以寡敌众,这形势就尤其不妙了。
  从给总理当副官时起,总理平时的喝酒场合就是由我来管。建国后,出于对总理身体的爱护,又考虑喝酒容易误事,我就跟总理提过建议:以水代酒。这个建议总理是同意的,他也时常警惕离酒远点。
  中南海服务科的老服务员都懂以水代酒,红茶水代红葡萄酒,白水代白酒,那时都是土办法:把茶水或白水灌在相应的酒瓶子里,藏在低垂的帘布后面,服务员手上带个酒托子,一次可以卡住两瓶或四瓶酒,总之同样的酒要卡两个瓶子,给“自己人”一定要倒水不倒酒,给外人必须倒酒不倒水。那是反复训练过的,从没出过差错,动作一样,不同对象从不同的瓶子里往外流水或流酒。为此,在我们作东请客时,确实使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酒桶”们为总理的“酒量”惊讶不已,佩服黄种人也有这样出类拔萃的压倒白种人的“海量”。
  然而,在家可以用这个办法,出去作客可就行不通了。总理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那天一上宴会我就知道不妙。我不懂俄语,翻译是老资格的师哲同志,听他们嘟噜嘟噜讲话,看到那些闻到酒精味就兴奋的苏联领导人,我一阵阵起急。尤其赫鲁晓夫,入席时就不停地转动腕子上的手表带,捋下来放桌上,随即又拿起来戴回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式。我急得原地打转,想不出对策。
  没法作假,且不说我上不去,就是叫我上去帮助服务,也无法再以水代酒。那还是阶级斗争正激烈的年代,苏联的保安措施十分严格。对一切食品、酒水的检查都非常严密,每上一样东西都是严格检查之后,上来就不许换样,吃完喝完,撤下为止。中间是不能随便换动的。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一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便都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现在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对酒的危害认识多了,电视上的宴请场面,都是拿着酒杯转圈,看不到什么干杯的场面。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领导人,文化程度高,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像那时的领导,都是战争培养出来的,艰苦环境里奋斗出来的,气质上就不同。那时喝酒也不像现在马上要在电视上与群众见面,无须过虑形象。苏联当时的领导人都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与白匪的艰苦作战,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性格上多属粗犷豪放,在喝酒上也表现很鲜明。民族特色、经历战争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素质,这三方面一结合,喝起酒来可就惊心动魄了.看不到一个“绅士风度”,苏联领导人那种连续不断、热烈豪爽的敬酒劝酒,整个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相聚的感觉。
  总理参加外事活动的原则是客随主便,一旦陷于这群“酒桶”之中,那情景便可想而知了。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就不知空了多少,服务员忙在上酒,不大留意上菜。总理即便想吃菜也不能随意了,因为周围随时都有酒杯举过来。
  我明白,今天是在劫难逃了。记得1952年,总理来谈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人民最终争取到156项援建项目后,就曾在这样的场面中被灌醉,上车后吐了,由苏方派了医生护士折腾一夜。这一次……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整个脸,鼻子尖上都是汗,嘟噜嘟噜说个不停。翻译讲的大致意思是: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
  总理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这说明他已喝到第二个高原现象,反应更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头脑不够用,听完翻译并没理解这话的深刻含义。美国是不承认中国,不承认朝鲜、越南,但他现在不得不同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说明他懂得,没有中国参加,不与中国直接对话,亚洲是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要想获得解决。
  赫鲁晓夫有点发痴的样子,脑袋朝前低伸着,左看右看,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这是他的一种习惯动作,不像我们的总理,站在那里永远风度翩翩。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赫鲁晓夫一边扭晃着脑袋左看右看,一边重复讲过的话,“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活,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周恩来进一步解释。
  翻译讲,其他苏共领导人也帮忙说,赫鲁晓夫终于听懂了,大叫“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总理敬酒,干杯,还抱住周总理,亲颊、拥抱、旋转。这些苏联人感情外露,好象不拥抱旋转就不足以表达内心一般,叫我们中国人看了又受感动又觉得毛病。
  周总理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
  总理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采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
  总理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悄悄地转向了苍白。这不是好兆头,可是敬酒还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总理脸色有变,风度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气氛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人完全融成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各自谈着感兴趣的话。
  总理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忽然弯下腰,接着便呕吐了,并且站不住了……
  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本身也带了醉意,面对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楞住了,又想扶人又想叫人又发觉手里的杯子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出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总理下意识地说着应酬话:“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边走边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总理吐了几次,车开回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我们扶总理进入房间,他已经停止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浓茶泡好,扶总理坐起些身子,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我摸着他的手冰凉,额上也是凉冰冰的汗淋淋的,心里一阵阵着急难过。没有完成好邓大姐的嘱托,我心里自责,更埋怨苏联的领导同志:这些个酒桶,他们大概天天喝,醉习惯了……
  扶总理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到了,据说是位著名的老医生。他替总理检查之后,说:“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应。现在不要打搅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便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总理睁开了眼,双后搓搓脸,坐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我递过去一杯温茶水。
  总理只喝了一口。第二口没咽,漱漱嘴吐掉了。伤过酒的胃,不能马上喝太多水。
  “比昨天好多了。”总理下了床,“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摇晃一下头,眼里忽然闪过一道亮光,望住师哲,不无担心地问:“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讲的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师哲摇摇头。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总理竭力回忆着,眉头皱起,摇摇头;脸色苍白,神色忧虑。
  “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总理沉重地吁口粗气,仍然不放心:“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我。”
  “没有!”师哲很肯定,“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师哲是不会遮掩的。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真有出格的话,必须讲出来以便采取补救措施。师哲肯定的态度使再三再四追问的周总理放下一些心。他懊悔地摇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直到这时,才换上劝慰的口气:“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请你退席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总理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翩翩风度。医生替总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是还要休息。”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总理说。
  “绝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一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于是,总理只好留下来多住一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才登机飞回北京。
  总理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师哲到机场迎接,握手时,总理对他说:“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作检讨去吧。”
  总理摇摇头,认真说:“你讲的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总理是接受教训的,以后在外事活动中,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气氛,都再不曾喝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节制,这个程度就是兴奋之前。因为一旦喝得兴奋起来。再想节制就困难了,会身不由已。
  不过,“自家人”喝酒,脑子里那根弦就不会绷得紧,喝兴奋了的时候有,兴奋起来免不了会有进一步发展,于是,我又看到一次总理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撤出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总理满心喜悦,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志愿军总部的同志。那天他很激动,很兴奋,刚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声吩咐:“今天我很高兴,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他斟一杯茅台,“揭发”我们说:“你们那个自产的我不喝了,我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欢呼鼓掌,为周总理“动真格的”而感荣耀。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我们还能说什么?一声命令,把代酒的水全撤了,实实在在拿上来的全是茅台。
  我们理解总理的心情。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抓总,后方是周总理总揽一切事务。我们计算过,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稍有大的战役,便连续几天不合眼,谁也说不清他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大军一过江,弹药、给养、医疗、交通运输等等,都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生产调运。在军事上,大的方针、决策由毛主席定,比如出不出兵,比如五次战役,比如打到汉城部队回撤不回撤,比如防敌登陆作战。但具体工作都是总理负责。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总理审阅定夺。军事参谋郭英会每天都要交给总理一百多份电报,甚至二百多份电报。当时部队方面,总参谋长是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是杨立三,但战争一打起来,我们都发现,所有发往前线的电报一律由周总理亲自签发,并且主要也是由他拟写。我们曾纳闷,聂荣臻是总参谋长,为什么事无大小全都报请周总理签发?他一点主都不能作吗?
  郭英会曾向总理建议:“总理,你太忙了,这样下去吃不消的。有些小事、具体事是否可以叫他们自己解决,叫他们直接处理,不必上报?……”
  总理摇头:“不行。你们不要伯我忙,我能忙过来。”
  后来我们才得知,总理对聂荣臻不放手,是因为聂荣臻发的一个电报没上报,毛主席批评了。总理怕放手再出差错,所以坚持事无巨细,必要躬亲。
  对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总理也始终不肯放手。他与杨立三私人感情很深,长征路上,总理患肝脓肿,差点死掉,杨立三亲自给总理抬担架,一直抬出草地。后来杨立三去世时,总理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材。就这样深的感情,总理也不肯放手。直到杨立三去世后,黄克诚大将接任,总理才放手。他说黄克诚明全局,知大义,办事稳重,可以放心。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政治局常委,就是书记处,五大书记大权总榄,毛主席只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全交总理,总理不但要抓军事,抓建设,还要抓宣传舆论工作。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王”,必须鼓动全国人民敢同美国斗争。当时国内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是崇美、恐美、媚美。许多民主党派都忧心仲仲,向中共中央提问题,集中就是美国那么强大,打不赢怎么办?所以出兵前后总理忙坏了,经常是几天几夜不合眼。
  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分前院后院,前院接待外宾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后院接待党内军内负责同志,每天忙完前院忙后院,忙完后院又忙前院。主席说:“你那里是轴心。”
  在我记忆中,当时的政府部长,民主人士占很大比例,都归总理管,总理每星期都要同他们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李维汉、陆定一、聂荣臻、杨立三,每星期至少同总理开三次会。
  紧接着美国人轰炸铁路,滕代远和吕正操来总理这儿越来越频繁,抢修铁路也要总理亲自抓。
  那时空军刚建立,马上面对了参战问题。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顾问也来得一天比一天勤。
  后又爆发细菌战,问题也是由总理具体抓。从前方弄来的细菌,组织医务人员分析化验、专家鉴定,进而在国际上开展宣传斗争,搞了相当长时间,花费总理大量心血和精力。
  后来一面打一面谈判。我们与金日成有个私下的协议:谈判桌上以朝鲜方面为首席,但大政方针由北京作出。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搞一条热线。上午谈判,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时已研究完第二天的发言及策略。当时总理办公室有位笔杆子叫杨刚,具体执笔写谈判发言稿。她写完初稿交总理,总理连夜修改之后转发开城,开城李克农主持,吃透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谈判桌上的人基本就是照稿念。《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朝鲜谈判的稿子也是由杨刚写好初稿,然后交总理改定(杨刚在反右斗争时自杀了,非常可惜)。谈判前后拖了近2年,每天的发言,每天的斗争方式方法就是这样由总理定下来,然后请毛泽东过目审定。那是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啊,总理的工作量可以说比“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点不小,只是心情完全不同罢了。
  现在,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志愿军都凯旋而归,总理怎么能不高兴呢?怎么能不喝酒呢?又怎么能劝他不要喝酒呢?
  我们心里明白,这一次总理不但要喝,而且设法不叫他多喝。大凡前线下来的人,刚结束了生死考验,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变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况杨勇、王平本来都是善饮的将领,那酒便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喝起来,都喝得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总理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这是醉的开始。我们谁也无法干涉,怕破坏了气氛,只能向志愿军代表们小声提醒:“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跳舞吧。”
  “好,现在去跳舞。”总理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挥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经站不稳,虽然竭力想走出平日的风度,但已力不从心。我上去搀扶:“总理,先休息一会儿再跳吧?”
  “没事,我没事。”总理兴致很高,挥开我们,步履不稳地下到舞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我们不放心,志愿军文工团的一些女战士也看出总理的醉意,大家追随在总理身后,一边看总理跳舞,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跟总理跳一场,一边留心总理不要摔倒。
  还好,总理连跳两场舞,虽然不稳,却坚持着不曾摔倒。他即便醉成那样,对文工团的女孩子们仍是那么尊重有礼,保持着高雅的舞蹈动作,曲终时还彬彬有礼地向女战士点头致谢,然后走到场边,坐下来休息。
  这一坐下,酒大概涌上来了,他的目光变朦胧,这是超过了神采飞扬,两目有神的“第二高原现象”,进入第三阶段,眼皮渐渐垂下,身体一点一点歪倒,终于躺倒在椅子上。我们早有准备,马上奔过去,连椅子带人一道抬进了休息室。
  这一次热烈,谁也没数总理喝了多少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总理碰过杯。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总理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大醉倒下。医生赶来诊疗抢救,总理在北京饭店里睡了一夜才清醒过来。
  早晨,总理一睁眼,忽然叫了一声:“哎呀,报纸怎么写的?”他急切地招呼我:“何秘书,你快去人民日报社,可不要写的不好。”
  总理对新闻特别关心,每天晚上都要等《人民日报》的清样,有时还要把社长叫去讨论,重要文章都要亲自改定。这次醉酒,他没能审定稿件,所以着急。
  我取来报纸,总理看过后,松口气说:“可以,写得很好。”
  这次醉酒总理在北京饭店休息了两天。
  这次他写了检查,说影响了工作。
  这次毛主席没有笑嘻嘻,而是批评了总理。原因也是影响了工作。
  但从我自己的感觉,总理这次大醉合倩合理,完全值得。他这一次醉,没在我心里留下任何不好印象,反而使我觉得总理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最充沛的感情的人。
  总理不但善饮茅台,而且善于用茅台开展工作,既能达到目的,还可以取得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取到的好效果。
  比如总理有时用茅台作“赌注”,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可以举这么个例子:
  总理给主席写了一个有关中苏签订尖端武器协议的报告,毛泽东批了“原则同意”。晚8点,报告批转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想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看看这个报告,以便吃透精神。可是值班秘书打电话,到处找不到雷英夫,只好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找不到人哪。”
  总理皱起眉头问:“你都找了哪些地方?”
  “家里没人接电话,又问了总机、值班室,还给办公室打了电话……”
  “嗅,是了,”总理忽然作出判断,“他一定是看戏去了。”
  “怎么可能呢?早不看晚不看……”
  “他是看豫剧《大祭桩》去了。”总理说得很肯定,“这样吧,你估计戏散的时间,再往他家打电话,如果我说的不对,输你们一瓶茅台酒。”
  真能赢总理一瓶茅台酒,那当然是生平一大幸事,星期天还可以一起打牙祭,享受享受,所以大家都憋足劲等着见分晓。晚11点,给雷英夫打电话,果然找到了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看豫剧《大祭桩》去了。
  总理怎么能末卜先知猜到的呢?我们都惊讶:简直神了!
  总理笑着说:“其实很简单。你们没看报吗?常香玉来京献艺,今天演出的是《大祭桩》。”
  我仍然不解:“这并不能得出雷英夫去看的结论呀。”
  “你别忘了雷英夫是河南人,爱听豫剧。”总理不慌不忙说,“主席称他是洛阳才子么。”
  我还是摇头:“这只存在可能性,并不存在必然性。”
  “是呀,有了可能性就能进一步作判断。”总理双手抱臂,笑眯眯说:“中国妇联今天不是发票了吗?小超就得到两张票。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也在中国妇联工作,当然也会分到两张票,票到了洛阳才子手里还会浪费吗?可能性就变成了必然性。”
  一席话说得我们心服口服。以为到手的茅台又跑了,留下的印象自然深,这印象就是总理对部属的情况那么熟悉,无论经历、家庭还是禀性、嗜好都了如指掌,他又心细,对周围发生的情况样样不放过,善于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思考和判断。这一切都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育。
  总理还喜欢以茅台作礼品,赠送党内外,国内外的战友和朋友。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打来一个电话,非要找总理不可。总理接了电话。许世友在电话里说:“总理呀,我的家被抄了!”
  “严重吗?”总理忙问。
  “可惜我的那些酒喽!”许世友在电话里惨声叫嚷,“总理呀,一橱酒全被他们贪污了,这群酒贼,一瓶也没给我留下……”
  总理马上明白抄家抄得够严重,因为许世友没什么财产,值钱的就是卫生间里藏的一橱酒,工资大部分都用来买酒了,不断补充那酒橱不要喝空。现在的问题是不要让许世友脾气大发,与群众情绪对立,闹出大乱子……
  “哈哈哈,”总理在电话里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两瓶?”
  “礼轻人意重么。”
  “不轻不轻。”许世友激动了,充满感谢之倩:“总理,你的两瓶茅台比我那一橱酒重多了。谢谢总理。”
  周恩来以茅台为礼品,与各国朋友建立和发展友谊的故事很多。比如总理赠送日本前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松崎君代茅台酒的故事,在中国已被广为传颂。他还赠送日本前世界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获村一智郎茅台酒,由于日本朋友争抢着都想喝到总理赠送的酒,结果洒了一些酒在乒乓球球拍上。以后,获村在打比赛时,每当处于不利形势时,必要把球拍放在鼻子下嗅嗅,嗅过之后便精神振奋,很快转不利为有利,打赢了比赛。人们奇怪这个嗅球拍的办法,追问原因,获村笑道:“这球拍上沾有中国总理周恩来送的茅台酒,我闻一闻就来了勇气和力量。”这件秘密被记者披露出来之后,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反响。
  不过,我所要讲的总理利用茅台酒开展工作,还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几件事,这是另具特殊风格的一个故事。
  开始讲总理酒量时,讲过总理同水静在庐山对饮,各自喝光一瓶茅台。这个故事就是紧接那个故事展开的。
  1961年秋,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由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会议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比较符合总理内心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左”的影响,会议进行比较顺利,总理心情比较舒畅,比较高兴。所以在庐山放开量同水静豪饮一次。9月17日在杨尚奎和水静夫妇陪同下,离开庐山,驱车一天返回南昌。当晚,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在江西宾馆9楼设便宴招待总理以及早已下山的罗瑞卿夫妇、柯庆施等领导同志。
  这是典型的便宴,因为国家还没完全摆脱困难,餐桌上除了青菜豆腐辣椒,讲究的主要是粉蒸肉,很实惠,没有任何山珍海味之类的东西。
  虽然奔波一天,总理仍然兴致极高,带着一种兴奋激颤的情感说:“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多住两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说着,他举起酒杯,眼睛闪闪发亮地望着江西省委的同志们:“今天我很高兴,咱们大家多喝几杯!”
  话音一落,他率先干了杯。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大家都跟着兴奋起来,会喝不会喝,都紧跟总理干了杯。
  开场这样热烈,往后的发展便可想而知。大家谈形势、谈生产、谈晚稻,谈兴高,酒也喝得痛快喝得多,那确实是开怀畅饮。
  江西省委两个主要负责人杨尚奎和刘俊秀都代表省委轮番向总理敬酒。
  渐渐地,总理开始话多了;脸上红光流溢,眼里闪闪发亮。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沉不住气了,出来时邓大姐托付她照顾总理,特别关照要注意喝酒。她悄悄摇水静的手,小声说:“不得了了,水静,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34年了,旧地重游,这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能不高兴吗?”水静沉住气。
  这时,总理还在神采飞扬地说着,谈如何加快江西老根据地的建设,搞好商品粮和经济作物基地。
  “你们不是有一支歌子吗?《江西是个好地方》,会唱吧?”总理这时的思想活跃而又激荡,充满感情地说:“这是支好歌。江西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都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的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很不错,每年支援国家十几亿斤粮,我代表国务院要感谢你们呢!”
  总理说着,举杯又干了。他独自喝酒是为了表示真心感谢。
  “总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着,立起身,向总理举起杯。他喝得也不少,脸上泛着红晕,“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来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我再敬总理一杯酒!”
  总理也站起来了,却不像开始那样马上端杯,反而将双臂交叉着抱在了胸前,笑得神秘,笑得蹊跷,笑得刘俊秀有点摸不着头脑。
  “俊秀同志,一杯不够,你要敬我,那就敬三杯,咱们连干三杯。”
  刘俊秀一怔,随即更兴奋了:“好,我敬总理三杯!”
  这下子郝治平可真急了,又摇水静的手:“醉了,不得了,水静,你快劝总理少喝点……”
  水静心里也不踏实了。可又怎么好劝呢?她俏俏嘀咕;“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了。”
  “慢着,”总理那边已经又发话了,用人们熟悉的手势阻止刘俊秀马上喝,仍然是一副神秘的笑容:“这三杯酒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刘俊秀不放酒杯问。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要你3亿斤粮好不好?”
  “总理啊,”刘俊秀苦着脸放下了酒杯,那神情像作亿苦报告似地:“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伯有些困难啊……”
  谭震林站起来助兴:“老刘啊,总理34年没来南昌了,来一次这么高兴,看你们形势好么,要3亿斤粮你就心疼舍不得了?”
  罗瑞卿也站起来鼓劲:“老刘,你既然敬总理那就真拿出点敬意么;敬三杯23亿斤就3亿斤!”
  总理摆手不叫逼这位省委书记,身体稍向前一倾,算帐先生似地:“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然有困难,还是承受得起的。”
  “总理是8亿人民的总当家,总理的心情我也理解。”刘俊秀点点头,重新端起酒杯:“可以,3杯就3杯,3亿斤就3亿斤,就按总理的意见办。干!”
  “谢谢江西的同志们。”周恩来兴奋地举杯:“干!”
  就这样,总理连干3杯,要来3亿斤外调粮。
  从庐山上的豪饮,到南昌的痛饮,总理说不上醉,但走路也稍有不稳了。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当时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总理是喝多了点,但还不至于失控。所以,饭后他又去看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我们也没阻止。
  担任演出任务的是上海星火魔术团。当时江西还没有这种艺术团,所以演出使南昌人民大开眼界,受到热烈欢迎。用现在话讲,叫作轰动了。江西有关部门曾向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提建议,能不能把上海这个团留在江西?杨尚奎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没有提出的合适时机。
  现在机会有了。江西又多支援国家3亿斤粮,总数达15亿斤,我们事后开玩笑说,“有本钱张口了”。何况又喝了酒,总理会帮忙讲话,何况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在座……
  这时,,台上的魔术师正在朝台下大声问:“请台下哪位观众,借一块表给我?”
  “我这块表借给你!”处在兴奋状态下的总理忽地站起身,摘下手表举过头顶。
  卫士小张把手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手表,风度优雅地向总理鞠躬致谢,全场爆发出雷一般的掌声。魔术师表演的是“表箱遁表”,在当时是很精采的节目。当魔术师要将“失而复得”的手表还总理时,总理把手一扬,大声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这时,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气氛达到了热烈的顶点。心中有事的杨尚奎不失时机地探出身子,拍拍柯庆施的手:
  “老柯啊,咱们当总理面说个事儿。把这个团送给我们江西吧,这就填补了我们的空缺。”
  柯庆施很有经验,干脆不吱声。
  “总理,上海文艺团体很多,这类文艺团体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对吧?”杨尚奎更会办事。
  “对的,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是不是?”总理捅捅柯庆施。柯庆施不好再装没听见,但也只是冲总理不置可否地笑笑,就是不说话。
  “哎呀,大上海就大方点嘛,也支援支援我们江西。”
  “江西的同志很大方,”总理马上帮腔,“支援国家说加3亿就加3亿。你们上海也学大方点,就划给他们吧。”
  总理和尚奎一唱一合,连开玩笑带劝说地攻柯庆施。柯庆施终于招架不住了,笑着摇摇头,说:“我斗不过尚奎同志。好吧,待会儿我跟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总理帮人帮到底,演出一结束,就去看望演员。做通团长的工作,又亲自同全体演员见面作工作。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总理问。
  “好!”演员们异口同声。
  “来这里生活惯不惯呀?”
  “惯!”“很适应。”
  “江西人民和领导同志们对大家怎么样?”
  “非常热情!”“照顾非常周到!”
  “是的,江西是好,山好水好人更好。”总理充满感情地说,
  “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演员们静静地听完总理的讲话,都激动地议论起在江西演出这段时间所受的热烈欢迎和来自各方面的关心与照顾。总理看差不多了,便大声问:“大家既然对江西这么有感情,江西人民也十分需要你们,欢迎你们,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
  “好!”演员们都热烈响应,情绪很高昂。
  后来,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这个团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到了江西,为江西的文艺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就基本不喝酒了。我几乎想不起他在什么场合喝过多少酒?
  印象深的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我和卫士以及某些细心的服务人员,好象一夜之间便强烈地感觉到周恩来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4年后每每回想起来,都明白那正是不祥的预兆。
  周恩来在同尼克松谈判时,像过去几十年外交活动中给人留下的印象一样:坚定、镇静、自若、直率而又热情洋溢。他讲话时仍显得那么机智、敏锐,谨慎而又不失幽默。
  但是,他的身体明显地瘦弱了。灰色中山服穿在身上有些宽松,那向后梳理的头发已经呈现灰白,肤色也比过去黝黑多了。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着谈判的深入,非正式的宴会逐渐增加,在餐桌旁,周恩来精神仍然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矍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为对方某句幽默语言而心领神会地微笑。他的两眼总是明光闪烁,并不断做出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力量。
  但是,他再也没有从喝酒上表现出豪迈爽朗。他谈酒不喝酒。唉,我那时只以为他年纪大了,怎么就没想到是潜伏了重病呢?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敢想象如果总理重病不治中国会怎么样?
  “这就是驰名世界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向他的客人尼克松介绍。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茅台喝多了,饭后想吸一只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这个笑话,不等翻译已经先笑了。
  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酒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蔚蓝色的火苗闪烁着,周恩来的目光也在闪烁。酒杯里的火苗越燃越小,终于渐渐燃烬。周思来的目光也出现瞬间的迷茫,一副怅然若失的淡淡的伤怀鲜明地浮现脸上,却稍瞬即隐地逝去,眼睛重新一亮,显示出内心的火焰还不曾熄,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望一眼尼克松,含义无穷地点一点头。
  在正式的国宴上,周恩来不再只是谈酒。他端起酒杯,频频向尼克松祝酒,向基辛格祝酒,向其他几张餐桌旁的几十名高级官员祝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像轻风吹拂下的巨大的枝形吊灯上的那些流苏和水晶坠儿的叮吟之声一般悦耳。
  可是服务员们稍一留意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祝酒时,说着“干杯”,却一次也不像过去那样痛快豪爽地喝干杯中酒。他只是“舔酒”,用嘴唇轻轻沾一下杯沿,然后礼貌热情地向对方点头致意,用一个微笑和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动作。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一次又一次朝周恩来的酒杯投去目光,终于问一句:“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笑,带了回忆的神情:“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周恩来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酒杯,“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吃一惊的神色,继而疑惑着问:“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最多三杯。”
  尼克松说:“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生产茅台酒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周恩来眨动双眼,目光里流出对往昔的眷恋,说:“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作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尼克松举杯:“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
  周恩来举杯。这一次他干了杯,因为客人先干了杯。
  就在送尼克松走后,在这一年的5月12号,医生在例行的保健检查中,从周恩来的尿样里化验出三四个红血球。
  对男性老年人,有两个红血球属于正常,三个四个就多了点。
  5天后,第二次化验结果出来,从尿里查出了癌细胞。5月18日,专家们确诊为膀胱癌。
  从此,总理就告别了茅台酒……

四次痛哭

  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脸上洋溢着光彩照人的明媚的微笑;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目光里闪烁出钢和冰的性格。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思来。在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深深感动我的还有另一个公开场合所不易见到的周恩来,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
  我曾见过周恩来立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仰面观花;树上花开似锦霞,他独个儿神思悠悠,四周围人迹渺渺,就那么久久地沉浸在静温无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见过周恩来躁动不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急步声中,两眼时而漆黑,时而打闪一样进出火光,由于受到内心激烈情绪的冲撞而战栗着握紧拳头……
  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有不形于色的时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时候。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灵震颤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庆市红岩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
  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助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
  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是风格气质不同又一样受人尊重的老人。邓母主要穿旗袍,个子比邓颖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养,有大家风度,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比较现代派的。周老太爷与他的儿子周恩来身高差不多,但气质上显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绸的长袍,老实、忠厚、胆小。
  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嘴、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
  曾家岩50号在城里,是一幢三层小楼,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住这里时间并不多,因为它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太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无论去哪里,都须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馆”进出之人,都要在特务头子眼前曝曝光。为了安全起见,周思来住红岩嘴,只有在城里办公办得太晚时,才在曾家岩50号休息。
  红岩嘴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由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所三层楼房。周老太爷来重庆后,大家看他老实忠厚,怕他出门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安排他住在了红岩嘴。
  这里四周住户少,相对比较安全。
  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
  1942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来的房间里等车。南方局、新华社、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共用一辆车,平时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号使用,司机段廷英任劳任怨是个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开车来送周恩来住院作手术。初步诊断,周恩来患的是膀胱脓肿。
  等车的工夫,大家聊些闲天,正在讲话的是董必武。董老说话慢条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挤公共汽车碰上了张国焘。本来钱之光劝他不要坐公共汽车,小段忙不过来可以雇个马车坐。那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常坐马车,雇来很方便,比现在某些城市叫出租车还便当。
  董必武说:“挤公共汽车有什么?你看参政会那个张国焘,他不是照样没汽车,也跟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吗?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邓颖超说:“国民党也用完他了,他也没搞出啥名堂。”
  钱之光撇撇嘴:“当个特务,混个参政员,连个小车也没混上。”
  当时,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位同志为中共的参政员,开参政会常碰到张国焘,虽然也点个头算是打招呼,但张国焘自觉无颜,常常很尴尬。
  “在陕甘宁边区叫他当个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干,”董必武抹抹两撇胡子,晒笑道,“他来重庆当主任,他这个主任没汽车,雇马车也发生经济困难……”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就值那么个价儿。”我在门口插一句,听到了我们的汽车声,“周副主席,车来了,走吧”
  周恩来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董老当然很注意,他与邓颖超、钱之光等天天轮替着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死了。
  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
  “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大前年他去绍兴省亲,见了族长三鞠躬,见了姑丈推至上座执晚辈礼,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长自居。现在父亲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医院。”
  “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天气太热,尸体不好保留,先坚持几天看看,到时候看周公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
  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
  然而,周思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当时我在医院照顾他,傍晚时,他忽然问:“董必武怎么两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来不满或生气时喜欢说这两个字。我能感觉到他那锐利的目光正在我脸孔上扫瞄,故意装着清理卫生,有事没事也要干点事。可是,周恩来叫住我:“你不要乱找事了。我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周恩来太厉害了,他怎么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里出事了?
  “没听说什么事呀。”我努力镇定自己,“南方局……”
  “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来真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们越往我这里跑得勤,怎么会不露面?滑稽!”
  我一怔,被噎住了。可不是吗?越有大事急事,董必武他们越来得勤,甚至几个人一起来,请示商量。南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带领特务破坏了广西省工委,董必武和邓颖超就是当即赶到周恩来这里,马上商量决定将受到威胁的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调回重庆。如果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怎么可能不露面呢?
  “他们研究什么事,也不会告诉我呀。”我终于找出一条理由。周恩来用狐疑的眼光最后打量我一遍,挥挥手不再说什么。他显然不信我讲的话,但也不好再逼我。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能说,这是他严格遵循并且严格要求我们必须作到的原则和纪律。
  第3天,吴克坚来了。他问候周恩来也罢,汇报一般情况也罢,周思来都不作声,两眼就那么望着吴克坚,目光严肃、真诚、认真。吴克坚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来的目光,越来越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强问一声:“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似乎急于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过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
  “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周恩来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没、没什么……”吴克坚僵笑着耸起肩膀,摊开两手。
  “要是不能说,你就不要讲话。”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他平时和蔼可亲,所以稍露严厉,分量就十分重。“但是不许说假话!我再问一遍,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
  沉默中,周恩来点点头,声音转柔和:“这就对了,你回去吧。”
  吴克坚刚走,周恩来就要下床:“小何,我马上出院。”
  “哎呀,”我忙上去拦挡,“不行,刚拆线,你伤口还没愈合好……”
  “你不要讲了,我一定要出去。”
  我明白,事情到这一步,谁也拦不住了。只好退一步说:“那也得办出院手续,要车来接啊。周副主席,我现在就去联系,你先躺下歇歇……”
  靠这个办法,才拦住周恩来没有当下走。办过手续,向董必武联系后,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来车接周思来回红岩嘴。
  下车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脸色变得苍白,也不多话,匆匆奔向办公室。他过去走路快,但现在刀口没全长好,这样的急步令人担心。我想追上去挽扶,被他甩开了,一溜小跑似地进了办公室。
  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思来已经抢先一步跨入办公室,一眼看到邓颖超臂上的黑纱,猛地停下步,恰似面前突然横出一道万丈深渊,仿佛再走一步就会坠入黑沉沉的渊底。
  片刻的惊愕,那沉甸甸的寂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周恩来那浓黑眉毛下的两只本来十分精神的两眼刹那间变痴变僵,直瞪瞪地望着邓颖超,凝固了。好像很久,又像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当邓颖超脸上浮起一种歉意而又悲痛的神情欲有所言时,周恩来才猛抽一口气,从恶梦中惊醒一般,目光忽然惶恐地战栗了,他的嘴唇抽搐着,睫毛抖得厉害,好像内心受到淬不及防的巨大冲撞,全身都跟着颤抖起来,终于从胸腔里冲出一声:
  “怎么,怎么回事?”周恩来从来不曾这样失控失态地显出慌乱,以致于邓颖超难过地低下头,没有敢说出话。周恩来已经左右扭动着颈项,连续问着:“出了什么事?到底出了什么事?”
  其实,以周恩来的聪明,早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一悲痛的现实。
  “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周恩来的身体一阵悸颤,随即摇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没有感觉,两眼仍然痴痴的,好像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邓颖超继续小声说:“中风,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周恩来静静地站着,嘴唇微张着一直在颤栗,凝滞的眼睛里慢慢地泌出一眶泪水;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并且越来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咙壅塞的原因,这种粗重颤动的呼吸终于变成抽泣呻吟的节奏,泪水已经盈满眼眶,泉水一样漫溢下来,丰饶地淌过灰白的面颊。
  我在心里叫着:周副主席,你要节哀,要注意身体啊。但我一句也说不出口。皖南事变时我见过他哭,但这一次的哭与那一次不同。究竞不同在哪里?我一时还说不准……
  蓦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呜——”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在场的人,有的惊愕,有的慌张失措,有的难过地跟着一起掉泪。我也流泪了,因为我终于听出这一次的哭声与以往的不同。这是大忠大孝的哭声,带着我们民族的浓厚气息,带着传统和伦理道德的力量,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气势,猛烈地进发而出。这哭声使我心灵震颤,生出一种悲壮的轰轰烈烈之感;望着痛哭失声的周恩来,我忽然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党,对我们党的领袖生出一种新的深刻一层的认识。我隐约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人民,之所以有长盛不衰的力量,成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极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她继承和发扬着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五千年所创造的一切文明……
  邓颖超大姐和几位同志趋前劝慰,扶住周恩来不让他躺倒在地。周恩来坐在地上,两只脚前后倒动,突然地抬起头来。悲痛、怨懑、懊悔、愤怒在刹那间爆发出来,泪飞如雨,斥声似火:
  “你们没爹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啊,呜呜,他是我父亲!”哭声斥责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我父亲死了你们封锁我,马克思主义也没说不要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亲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呜呜……”
  邓颖超不敢再劝,也劝不了,赶紧叫来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说:“恩来同志,我们本意……”
  “你没有爹啊?”周恩来痛哭失声:“呜吗……你们搞封锁,我父亲死三天你们不通知我一声,他是我父亲!呜呜,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啊!”
  “恩来同志,唉,大家是为了你的身体。”董必武弯着腰,俯身小声解释:“大家怕影响你的伤口啊……”
  “我也不是你们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呜呜,他是我父亲,没有父亲有我吗?这是人之常情么……”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难过地摇摇头,“我们考虑不周。恩来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周恩来抹着眼泪,抬起头:“国民党本来就攻击我们没人情,不尊祖上,六亲不认,你们还敢封锁我。整整封锁我3天!”
  “我们考虑不周,都是我们考虑不周。”董必武连连自责,周恩来的哭声减弱一些。董必武趁机进一步解释:“恩来呀,决定你动手术,主席很关心,专门给我们打来电报,你看么,‘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电报打给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嘱托啊,不能不考虑你的身体情况啊。主席说不痊愈不应出院,我怎么办?我也难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看来考虑得还是不周到。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请你原谅。主席还嘱托‘出院亦须节劳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来同志,节哀吧,注意身体,这是主席的要求和嘱托,也是大家的希望……”
  周思来流着泪看过毛泽东的电报,在董必武的劝说下渐渐止住痛哭,依然流着泪问:“我父亲的遗体呢?”
  “保留着。”董必武赶紧点头,“天气太热,弄冰困难,我们在山上搭了个棚子,遗体停放在山上。”
  周恩来从地上站起身,一边擦泪,一边走到桌前,拿笔拿纸,略想想,泪水又涌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泪,开始挥笔疾书,嘴唇紧闭,受到极大委屈似地嘟着,很快写下几行大字,交我说:“马上给主席发电。”
  我送电文时,看了那内容。显然,周恩来的悲痛还需要排遣。他不好继续对大家发火,也不想再多批评,毛泽东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诉说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电文发出,很快便接到毛泽东的复电慰问: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周恩来当天即拖着未曾痊愈的病体,上山为父亲守灵。他戴着黑纱,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许多同志跟随在后。来到停尸的席棚前,周恩来立住脚,深探地三鞠躬,而后默哀。
  尸体盖着白布,四周围熏着香火和艾篙,因为天热,用冰极困难,所以用了这种土法来护尸驱味。
  周思来走到尸体前,自己揭开白布,最后瞻仰了父亲的遗容,再次三鞠躬,然后就在灵前坐下来。没人能劝他回去休息,也没人敢劝他离开。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
  工作人员用担架将尸体抬下山,放在马车上,送往小龙坎。我们在那里买了块墓地,办事处的人死了都埋在那里,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后都葬在了那里。
  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思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思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
  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扬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张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扬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
  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比如建国后他就不主张毛主席坐飞机,比如身边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
  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地,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立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正处于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可以说,周恩来那时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记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出:“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尽管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末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在我们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思来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种紧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施为。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之后,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提出同样要求。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末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扬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扬眉了……
  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
  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谁都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思来身边,纪律使我不能偷看那电文,我只能从周恩来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读”内容。我看到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咳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独个儿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张开了嘴,以便让壅塞的喉咙畅通一些,但眼角又开始闪烁,痛楚在他的心头一点一点绞紧,绞出来那颗晶莹的泪珠,然后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我们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声。眼泪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积了许久,终于急骤地流淌出来,她放声大哭。哭声对悲痛到极点的人是有益的,可以减轻那种哀伤的重压。先是女同志们,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
  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那是一种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抽泣声,一边将食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水。
  “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颤抖的呼唤,马上以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泄地涌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
  其实,周思来是劝说过叶挺带小扬眉另乘飞机,只是没有坚持到底罢了。他一生总是严于责己,出了什么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做自我批评。老同志们一道议论时,都说周恩来是做工最多,做自我批评也最多的人。
  “叶挺……将军,邓、邓发同志……昨天他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战友的名字,“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着周恩来哭喊一声,双手重新捂脸,哭声更痛更哀。
  周恩来泪流满面,并不用手去捂,只是偶尔将食指弯曲着擦拭一下,继续边哭边诉,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诉说给我们听,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个不公平的神灵,周恩来责怪他对人们命运的安排竟如此残酷:“小扬眉昨天还,还在我屋里跑进跑出,她才多大,那么,那么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来说不下去了,肩头起伏,两眼红红地朝我们大家张望,任凭泪水流淌,抽泣着抱怨:“我没想到,你、你们为啥……为啥也不提个醒,啊?哪怕、哪怕分乘两架飞机,也、也可以减少损失,你们为啥也没提个醒啊……”
  我难过愧疚地垂下了头。我想起几星期前跟随周思来从西安飞重庆,过秦岭遇险的情景。天生丽质,美丽无比的小扬眉那一次吓哭了,周思来马上将自己的伞让给了她。这一次飞机遇难,活泼可爱的小扬眉是怎样的一种惊恐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颤,哀伤欲泪。
  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思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方面还有一种情绪。由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国民党暗杀行动相当普遍,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我们说,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他举出我们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二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共中央时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紧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说……”
  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施施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
  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紧张的撤离疏散工作开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末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周思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下下子就进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作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成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进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的伪国大,虽然推迟4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最后,国民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思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历史上,有几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虽然有看法,但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团结和中央的统一,总是委屈自己,做出检查。当时听知情者讲,周恩来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有人提出个高指标,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心切,对高指标很欣赏。周恩来不同意,说必须讲平衡。
  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比喻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
  周恩来在会议之后找毛泽东谈观点。他说:“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
  于是,周恩来也会上会下地多次做检查。
  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了,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周恩来对他谈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事。总理心里很难过,有几次谈到伤心处,眼里都含了泪。
  那时,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一个不成规律的规律。在搞经济建设上,周恩来和陈云观点比较一致。第一个五年计划本来完成得很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当时是稳步而又快速的。毛泽东批“反冒进”,直到后来搞起“大跃进”,打乱了建设步伐。当毛泽东能支持周恩来和陈云的做法时,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毛泽东不能容忍他们的做法时,周恩来总是作检查,而陈云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养,躲开了,他不肯作检查。等毛主席发现大跃进搞不下去了,“家贫念贤妻”时,陈云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当国民经济好转,毛泽东松口气说:“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么”,又要搞运动了,陈云便又生病躲开了。
  周恩来躲不开,他是总理,而且必须配合毛泽东搞工作,为大局为团结,他只能作检讨。党内公认总理的组织观念最强,从不犯自由主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听到过他背后议论哪位同志的缺点,总是讲这个人有什么什么长处,那个人如何如何好,有什么什么贡献。对于缺点错误,他坚持当面提或公开讲。这次为了“反冒进”而挨批评的事,他也一样不议论不提别人有什么“错误”,只谈自己的“错误”,谈自己的担心和苦恼,找认识上的差距,设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
  后来我们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毛泽东是想让总理自己动手,以便真正“提高”认识。
  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检查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夹,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悯;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砧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
  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定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住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起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俏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无奈在其中呵!
  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痛的痛哭。
  这一章结束时,我想附带再讲几句。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己。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
  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
  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
  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一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陶大哭。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

五次发脾气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作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伯”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lO点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末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在门口立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正在胸脯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水也似伤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有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其:“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亲。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分,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刚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喃喃:“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于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直,好象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立正。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
  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服务员一怔,脸色变白,继而羞愧无地自容,勉强哺喃:“我、我看他跟中国人一样,个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叫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二乎的服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高,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会。
  我跟随总理日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具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衣食住行一章里交待。
  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我鼻子责问的……
  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万一……
  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枪射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内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滞重地抽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发作之前的沉默逼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
  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两脚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射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会是这样的眼睛这样地望人。我不敢正视这双眼,更不敢马上躲开这双眼,有点慌慌地手足失措。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潮湿,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存货,积压也是积压,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抿了抿嘴唇,猛然提高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招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汀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总理作个严厉的手势,我马上闭了嘴。一着慌怎么忘了呢?总理发脾气时是不能辩解的,越辩越惹他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劲地检查错误。
  “总理,是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还穷,人民生活还不富余……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根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满二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周恩来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象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这一次他发过火,回身就走。我是无法出面劝了,其他工作人员迫上去劝,远远地只听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事情闹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厅名声在外,总理不回家还叫什么西花厅?钓鱼台5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一个人,纷纷去找陈毅同志。陈老总与总理私交紧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说得大家放宽了心。他还拍拍垂头丧气的我;鼓励说:“何秘书,不过分,你关心总理做得对,没有什么铺张浪费。”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足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思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那些日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思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50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
  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在厕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5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然后收式结束。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1981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
  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来吧?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她可真作难。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忍不住朝门里探一下头。脸孔在门边刚闪过,恰巧被总理看见了。
  “进来嘛,”总理马上招呼,“有事就进来嘛。”
  杨纯只好走进去,看看总理又看看邓大姐,样子很是尴尬。
  “唉,”’邓大姐笑着摇摇头;“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
  “嗯,嗯……”杨纯可真狼狈了。
  总理笑着瞟一眼邓大姐,又看看杨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么。”
  杨纯就赶紧说,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我们秘书都养成说短话,说快话,说“是”或“不是”的讲话习惯,一切客套话、寒喧语,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开门见山于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其实,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总理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
  吃过早饭(其实往往不在早晨),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
  总理的第三办公室,才是一般人们概念中的办公室。这是布置简朴实用的一个房间,墙壁由于年代久而发黑,到了夏天泛潮,墙脚会转圈出现碱花,直到我因为修房子挨批评那次,才在墙上喷了浆,把铺砖地变成木板地,使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些。这个办公室里有块旧地毯,其他卧室等房间都没有地毯。总理说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多,铺块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
  办公室正中,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铺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块旧毯子,上面摆放着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两边靠墙是书架,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及毛泽东选集。另外就是辞源辞海之类工具书多。
  总理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是解放前那种两面抽屉的办公桌。开始为他配置的是一把转椅,他坐不习惯,改换成沙发椅,是解放初期最多见的那种灯芯绒布面的弹簧软坐椅,现如今,这种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见到了。除了这张办公桌,还有一张不带抽屉的长条桌,铺块绿呢子布,每边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共十个硬木凳。总理常在此召集副总理或某些部长谈话或开小会。
  总理的办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满待审批的文件,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阅文件用。这一方小桌面除有笔墨之类办公用具外,还有台历,还有三件“宝”,就是袖套、老花镜和清凉油。
  总理曾经感叹他的这间办公室不如在延安办公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冬暖夏凉,总理的“第三办公室”相反。天越热,屋里也越热;天越冷,屋里也越冷。
  那时没有空调,夏天只有一个小电扇,天热得止不住汗,手臂湿得沾纸,便在电扇前放盆凉水或放盆冰块,算是我们土法制作的“空调器。”冬天我们就怕刮西北风,一刮起来,“第三办公室”就冷得没法呆,手冻僵了写不成字。这时,总理就会抱起文件转移到“第一办公室”,因为厕所没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温度。相对高一些。
  总理每天走到办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细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样,蓝粗布缝成筒,两边有松紧。带。这样可以保护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脏。他一边戴袖套,一边俯身,眯细眼看看台历上所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
  戴好袖套,总理便坐下来,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另一只手已经去搬文件,在“第三办公室”里的办公就开始了。
  每天最大量的办公,特别是批阅文件,主要是在“第三办公室”完成。从总理办公开始,我们这些秘书也都跟着运转,跟着忙起来;随时准备总理叫去提问,随时把手中较重要的文件送去,随时把情况报告上去。
  一般情况下,总理白天的活动“节目”多,要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视察等等,所以在“第三办公室”坐下来的时间不多,也不会长。“第三办公室”真正紧张热闹是在晚间10点钟以后,总理结束了在外面的活动,匆匆赶回西花厅。汽车停在外院,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第三办公室。
  听到清嗓声时,我们秘书们已经纷纷朝第三办公室聚集,人人手头一堆文件、电报、材料,都是总理外出活动这段时间报来的国内外大事,急等批示。总理当年搞地下工作,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进任何门之前,都要条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几声。于是,这声音就成了我们上班的“铃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就往第三办公室聚。
  总理跨进办公室门,习惯动作是目光绕屋一扫,看见来的秘书多,满屋晃来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观察过,即便疲劳到家,只要眼前晃动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从鼻孔里喷出,双肩同时用力地向下一顿,精神立刻振作起来:“给我泡杯浓茶1”
  这几乎都成了惯例,看见我们秘书就要浓茶,就兴奋。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交持给值班秘书,总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松弛点。”
  我们尽量照大姐说的办,但有些事非口头汇报不行,人往往还是少不到哪里去。
  这个时间总理的办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亢奋,带着一种燃烧的力量;使整个第三办公室热气腾腾,但有时也会灼疼你。特别是在办公刚一开始时,先报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听到总理急切的声音:
  “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
  “中午。”
  “为什么现在才送来?”
  “您一直在忙,我看没有空闲……”
  “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边训斥边审批,交还秘书时,才掀起眼皮,语气变缓和:“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
  以后再遇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
  嘴里说着,手中已拿起下一个文件开始看。
  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实践能力强,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语,结构、逻辑、文句都不大通顺。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头,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这东西你看过没有?”
  “看过了。”
  “你觉得行不行?”
  “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点,需要调整一下……”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总理将文稿掷还秘书。
  “哎呀,”秘书一脸难色,“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
  “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总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
  新的文件审批,嘴里兀自批评着:“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决不影响他态度的严谨、认真。
  总理办公的第2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
  他办公,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对计划项目,每个数目字他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还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帮助总理计算核对。
  有次,我见总理太辛苦,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
  我的话没讲完,因为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紧我,并且眉头皱起来:“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
  我自知失言,尴尬地闭了嘴。总理最听不得“估计”、“大概”、“差不多”一类泛泛之辞,他作什么事都追求一个精确。
  “这是多余吗?”总理举举计算器,“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总理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记得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查阅了大量资料、地图,还向许多专家请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还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这本是具体技术工作人员的责任,下面各级负责人也看过,都未发现。总理审阅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使那些具体责任者既感动又惭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总理办公的第3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认真负责。他常常在办公桌旁一坐十几个小时,修改各部门送来的文件。记得有次他放下笔,搓搓脸又揉揉发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
  总理说得很形象。不过,我们秘书们议起来,又有另一种形容,我们看总理批阅文件,就像雕刻和绣花那样精细、那样一丝不苟。他的责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批评。
  有次,外交部报来个案子,不算大成熟。秘书陈浩接到报告,没有完全查清就送给了总理。总理一看报告里许多事情提法不准确,问题没弄清楚,立刻火了,严厉问陈秘书:“这个案子你问清楚了没有?”
  陈浩不安地说:“哎呀,我也没弄太清楚。”
  “怎么这个样子就给我送来了?”总理把报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们叫来!”
  陈浩忙去打电话,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叫来。总理严厉批评之后,把案子打回去,叫他们重新搞。
  总理办公的第四个特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真正是坚韧顽强,鞠躬尽瘁。
  正常情况下,总理的睡眠时间也往往只有三四个小时。在那长达十几小时的连续劳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坚持和苦撑的感人毅力。
  我曾长期观察总理办公过程中,精力和身体所历经的几个阶段。开始是亢奋激昂,紧张热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紧急的公事处理完后,总理和秘书就像打完一场冲锋仗,可以稍微喘息一口。这时,总理必要借机喝几口浓茶,然后就进入了连续持久的带有一定节奏的繁忙工作。这个阶段很长,可以四五个小对,也可以七八个小时,我们这些秘书当时普遍是30岁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涩的感觉。但总理在这段时间,一直显得朝气勃勃,热情洋溢。正因为这样,他才给我们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强烈印象。
  然而,继续往下批阅文件,劳作超过10小时后,总理就进入了“坚持”和“苦撑”的疲劳期。他疲劳的程度也是分几个阶段的。
  他工作太投入,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劳开始袭来时,他并不自觉,完全是出于生理上的自卫本能,打个哈欠或抬起头作一下深呼吸。
  疲劳在悄悄加重,终于影响到办公效率,并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头来深呼吸。这时,他意识到累,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口大口喝浓茶,以刺激渐渐麻木的神经重新兴奋起来。
  这样坚持一段后。似乎茶碱已失去效力,总理会烦躁地突然站起身,围绕办公桌快速地走几圈,并配合着揉揉眼窝和太阳穴,然后坐下继续办公。
  他终于感到这样也不解决问题了,便拿起办公桌上放的那件“宝”,打开铁盒,用手指擦点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这时,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天灵感应,邓大姐会出现在总理办公室的门口,悄悄地在门外转圈,忧虑而心疼地朝里面伏案劳作的总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轻易不进总理办公室,不去干预总理的公事,这是结婚时就有的协议。总理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一把在警卫手中,警卫交接班时,钥匙属于交接内容之一。另一把在秘书手中,一般是放在机要秘书那里。总理自己有一把,睡觉时放枕下,起床时揣兜里,从来不离身。邓大姐没有钥匙,总理不在,她就进不了办公室;总理在,她也极少走进去,在门口转了一阵,终于向着门里轻轻唤一声:“恩来呀,该休息一会儿了。”总理掀起眼皮,目光从镜框上方望一眼邓颖超,点点头,却马上又伏进了文件堆,继续他的批阅修改。
  片刻,邓大姐又轻唤一声:“恩来呀,起来活动活动吧。”
  总理再次掀起眼帘,似有所震动,双手在桌上一撑,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动活动,你去休息吧。”
  总理又开始绕办公桌快走,这种活动更多的是为了安慰邓大姐。快走两圈,便朝大姐挥挥手,叫她放心休息去。当邓大姐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总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习惯地擦一些清凉油。
  这样又坚持一段时间后,疲劳便达到了难以克服的地步。眼皮会不知不党地耷拉下来,手中的笔在总理瞬间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点或道的墨迹。出现几次这样瞬间的迷糊磕睡,总理会痛苦地拍拍额头,搓搓脸,猛地丢下笔,朝后仰身靠在椅背上,大声吩咐:“给我一条热毛巾!”
  一边用热毛巾拼命地擦脸,揉眼窝,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总理是在尽力聚集全身仅存的一点热能,投入到劳作中去。这样坚持一会儿,又会大声吩咐:“谁有烟?给我一支烟吸。”
  总理的办公桌上放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他不吸烟,我们也自觉地不吸,以保证室内空气不受污染。但他困倦极点时,就会自己破坏自己的规定,吸燃一只香烟,以便给神经强刺激。
  仿佛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种天灵感应,或者叫生物电?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总理吸燃香烟不久,电铃忽然响了。这是睡醒一觉或难以入睡的邓大姐在按铃,她的卧室有个按钮,她那边一按,总理办公室这边的铃就响,是专为她和总理之间联系而装设的电铃,目的就是让邓大姐督促总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卫士进来,传达邓大姐的吩咐:“总理该休息了。”
  看着总理疲惫已极的样子,我们这些秘书都心痛。可有时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觉为难,那边都等着回话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忙啊……
  总理疲劳过度的最严重表现,就是鼻子里突然地流出血来。淡红色的血液有时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赢。这时,我们会不由分说夺下他手中的笔,配合卫士把他拉到沙发那里坐下,仰靠沙发,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前额和鼻梁上。我多次见总理劳累过度大流鼻血。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6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苦撑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场面令多少人心碎神伤,热泪哽咽!
  每次总理累得流鼻血时,我们只能默默地帮他用冷毛巾敷额,找棉球止血,却不能强迫他去休息,那样只会让他着急生气,反而流血更多。这是有教训的。我永远忘不了抗美援朝时发生的那次流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残酷的阶段,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给我们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加上放毒气,撤细菌,无所不用其极。总理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那天夜里连续两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时;斜靠在沙发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渗出棉球继续往下淌。我们又痛又急,再三劝说他去休息,就是劝不动。他坚持要等前线的一个特急电报。
  我见总理脸色灰白,呼吸问,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还有无数纤小的血粒随着出气成星状地溅洒在鼻孔下方的各个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过去劝说:
  “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不行,这个电报很重要,我必须等。”
  “我得为你负责。”我招呼卫士,“来,扶总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总理肩膀,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可是,总理忽然发火了:“胡闹台!你怎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
  我被吓退一步,看到总理网满红丝的,眼睛恼火地盯紧我,由于生气动怒,鼻血淌得更厉害了。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你,你别生气啊……”
  总理下意识地擦一下流到唇际的鼻血,皱着眉头,放缓一些声音;“我可能严厉了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4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
  “总理,我错了,我考虑不周。”我流着泪说,上前替总理换棉球止血,“你别生气了,不然血流得更厉害,你不要说话了……”
  总理一直坚持在办公室,直至收到前方来电,又口授了复电内容,签发了复电,然后才服药休息。那以后,再逢总理累得流鼻血,我们决不敢强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疼相机劝说几句。总理根据情况,有时不听劝,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继续工作;有时情况不那么急,没有重要的事非办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劝,随手抱几份文件,走进他的卧室。
  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4办公室。
  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
  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病。
  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小郑帮忙劝劝。
  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浓茶水就又坐下了……
  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
  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
  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
    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
    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13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
  “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吃点东西当饭。他来去匆匆地走过西花厅院子时,总是见到花工老周剪果树、铲杂草、修花坛,忙个不停。有一次,总理蓦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为午餐的半片面包,默默注视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问:“总理有事吗?”
  总理摇摇头,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乔金旺同志又调回总理身边。见面时,一脸病容,憔悴不堪的总理,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们从没见过总理说这样伤心悲哀的话,真受不了啊,当时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报刊文章里看到“百忙之中”这个词,那是被人用滥了。有几个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个能像总理那样百忙、千忙、万忙?
  就在这百忙之中,我们还要用汇报条见缝插针地填满总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闲”时间;我们不忍心这样做,又不得不这样做。
  记得赵秘书将溥仪病逝的汇报条呈送总理时,总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凉油揉太阳穴。他看到这张汇报条,稍稍一怔,马上难过地蹙紧眉头。他对这位末代皇帝溥仪始终是关心的,同溥仪和溥仪的弟弟溥杰都有多次的见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1961年曾经请爱新觉罗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饺子共渡除夕,仿佛那情景还在面前一样。
  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为溥仪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统战部拟定一个具体的治丧办法,并把结果报告给他。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及其一家人的命运,同十月革命时俄国沙皇一家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处理这件事上也表现了“中国特色”;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一样顽强,巨大,执着,即便在“文革”那样天下大乱,无所不偏无所不激的形势下,这种特色依然鲜明地保持并表现出来。
  溥仪的丧事,是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办理的。在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尽快尽好地处理了这件具有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的事情。
  总理的“第六办公室”,只是为了介绍得方便,我自己按叙述顺序这样叫一下罢了。此前没人这样叫过。
  这是与前面介绍的五个“办公室”含义完全不同的“总理办公室”,是指一级组织机构,属国务院编制,就像现在人们常提到的“邓办”、“陈办”、“杨办”一样,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总理办公室”的编制内。
  “总理办公室”也泛指总理身边的工作班子,因为办公地点就在西花厅,所以常被人简称为“西花厅”。比如“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常被各部委说成“西花厅来电话了”。
  总理办公室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还曾设过综合、外事、军事、财经、行政等等组,有组长、副组长。不过,无论主任还是组长,工作职责主要是行政上的调度、协调,在业务上,主任、组长及每个秘书都是各管一个口或一个方面,都是直接同总理发生关系。总理不允许那种层层上报下达的体制。他曾经对我们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是变成二总理、三总理了吗?”
  “总理办公室”的“兴衰史”大致是这样:建国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有文化有实践经验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总理身边工作,这套班子就叫“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叫总理办公室秘书,那时还不叫总理秘书,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三位副总理交办的事。当然,三位副总理自己也有秘书,一般不找我们。但总理讲过话:“你们要为我们4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
  很快,“西花厅”就成了“总理办公室”的代称。我们又把西花厅称为“家”。比如“家里来电话了”或“叫你马上回家”,大家只会想到西花厅而不会想到其他什么“家”。总理外出,我们也是说:谁谁跟总理出去,谁谁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厅值班。
  这个家里的成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比如负责计委、经委的顾明来自鞍钢(王鹤寿推荐);负责交通的王伏林来自军队的第四高级步校(校长是林彪);负责农业的杨纯曾是松江地委书记,到1956年又调来国家计委的李岩;负责军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荐的“洛阳才子”,1956年1月调来的周家鼎原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麾下工作;我是1940年从385旅由张才千团长和王唯洲旅长推荐到总理身边,建国后又由副官改为机要秘书;负责财经的秘书吴群敢来自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推荐);负责外事的陈浩和马列,一个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试”合格而进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青年党员学生,一个是跟随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作为周总理随员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而后调来总理办公室……
  大约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我们就基本是只向总理负责了。从抗美援朝开始,虽然外交、军事两组的秘书不少,但毕竟建国后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所以还是财经组秘书最多,多达六七人。“西花厅”建有党支部,财经组人数最多,所以单独组成一个党小组,年轻的吴群敢任党小组长,总理就在这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总理办公室也达到鼎盛时期,秘书多达20余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以后,从1958年开始,总理办公室开始减人,西花厅渐渐冷清。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
  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
  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现失误,耽误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生气了,只说了一句话:“秘书太多会误事。”
  毛泽东历来讲话言简意约,越是讲得含蓄,分量越重,总理就紧张了。他回来说:“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当即决定精简。
  就在决定精简的期间,在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周总理:“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总理回来,便作出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
  1965年1月,童小鹏主任调中央办公厅;许明副主任调国务院任副秘长;顾明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总理办公室撤销,改称总理值班室。秘书也调走一些,比如外事秘书马列调往国务院外办,李岩去了六机部办公厅,戚建南调到财贸办公室,总理值班室只剩了6个秘书。
  西花厅门前清静多了,但总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毛泽东只是宏观领导,具体事都交总理办。这样一来,事无巨细,总理都得自己去问,自己拨电话,自己去联系。秘书少了,一个人负责几个口,当然也更忙了。
  凑合一段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精简了一个机构,臃肿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身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
  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们行动,那一种默契就像用生物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热线。实际上也有“热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马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来,按两下是找许明……”
  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
  总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色。他那湿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滑过。末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把头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
  然而,感情深与“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滑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子走”的干部,特别是有的懒干部,养尊处优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体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子走?
  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1.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9.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10.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衣食住行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65岁的人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干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周思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
  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
  “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光满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极少感冒,偶尔有点感冒,嘴里含口酒就可以好。常听议论:苏联人在寒冷中生活惯了,特别经冻。还有一种说法:白种人比有色人种耐寒;白种人比黄种人耐寒,黄种人比黑种人耐寒。如果这种说法真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么周恩来肯定是个例外。他比绝大多数白种人都耐寒。记得1965年11月,总理去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那天风雪交加,雪是那种颗粒状的雪,不像那种轻盈飘落的雪花,而是像沙暴一样横扫一切。这种天气的寒冷总是带着钻透力和齕咬力,总理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站在一群皮毛裹身的各兄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默哀,送葬。
  墓地很远,仪式又长,从早晨8点到下午1点,总理在风雪中整整站立、缓行了5个小时。
  不断有各国外宾惊讶地打量总理,关心地问几句:“怎么没穿大衣?“今天变天了,你穿这么少……叫人取些衣服来吧?”
  一位外宾甚至批评起我们这些随员:“哎呀,你们就是这么保护你们的总理?天这么冷!”
  我们不想多解释,多解释怕吓坏了他们;我们的周总理何止是没穿大衣?他连毛衣毛裤都没穿一件!
  总理不但对穿戴的选料有讲究,对如何穿戴及款式也是蛮有讲究的。
  总理这一生,多数都是在礼仪环境中度过,极少有随便松弛,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私下聊天,都觉得总理这一生太累太苦了。
  毛泽东在穿衣方面很与他的性格有关:宽松随意,无拘无束,漫不经心。他穿衣往往由卫士帮忙,自己并不动手,也不会注目在他面前手忙脚乱的服务人员;他的目光落在你身后很远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赫鲁晓夫干什么或美国人跟越南人打成了什么样?这个时候,你给毛泽东穿什么衣服?纽扣是少了一颗还是扣错一个眼?胸襟上的菜汤是否洗去了?他都不管。你怎么摆弄他怎么动,听话得很;衣服给他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扣子扣错一个眼,衣服左高右低,歪一天没人说他也不知道。
  周思来的穿衣也反映出他的性格:规矩严整,清洁平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不叫卫士帮忙,穿衣脱衣都要自己动手。就寝时,他每脱一件衣裤,都要叠放整齐,从不乱扔,更不会胡乱一揉一堆;他从外衣裤到内衣裤,从下往上一件件叠放好,第二天起来,又从上往下一件件取来穿上;按部就班,顺序明确。他不但衣服一上身就要系好每一个扣子,神展每个衣角袖口领口,而且注意不能有一点点污渍。一旦发现,哪怕只是米粒大的污渍,他也会马上用湿毛巾仔细地擦去。我不只一次被他那种爱好清洁,仔细揩拭去溅到身上一点污渍的专注神态所打动。那神态常使我联想到爱惜羽毛的勤于梳理功鸟儿。
  毛泽东喜欢“乱”,屋里的书,床上、椅上、桌上、沙发上“随便”扔,越乱他越好找,谁若不经他允许而破坏了他的“乱”,越归置得整齐有序越会挨他批,惹他发脾气。他会由于这种人为的整齐有序而无法一下子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周思来却是讲究条理顺序的人。一天到晚无论多忙,都忙得有条不紊,生活和工作井井有序。办公桌上的文件按轻重缓急排放得清楚规律,闭上眼也不会拿错;纸墨笔砚文具眼镜各自就位;举手就能拿对;就连衣服口袋也都分工明确,永远不乱揣东西。手绢是固定装在右边的裤兜里,左边的裤兜装手纸;右面衣袋装眼镜盒,盒里还放两支圆珠笔,左边衣袋里永远是装笔记本;上衣袋里只装别人递来的名片或汇报条,涉及机密的材料就放入贴身的内衣袋中。这种条理性和规律性保证了总理的工作效率,从来不会发生手忙脚乱找不到东西的情况。一有事,他说走就走,不像一般人,越急越丢三落四地迈不开步。
  由于长期生活在礼仪环境中,时时要面对照相机,摄影机镜:头,时时要面对外宾、内宾和广大群众的注目,他养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对我们讲:“衣着整齐是一种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一旦养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场合。所以,总理即便在家里,四周围没有外人,也总是衣着整洁,连领扣也不放松,好象面前有个摄相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理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国人的脸孔。
  前面讲了总理怕热不怕冷,那只是一个方面,是对冬天而言。
  到了夏天,总理就变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惧暑热。
  记得进城后,总理做的布料服,都是浅灰色的中山服,有斜纹布,也有平纹布。他认为孙中山“发明”的这种中山服是最能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当时的干部制服都是中山装。夏天无论多热,总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纹布中山装,而且太“正统”太“制式”,中山装里还一定要穿衬衣,衣领整齐地露一圈白边。当天气热得人恨不能脱光了再泡在凉水中时,总理也坚持“全副武装”,他甚至不肯赤脚穿拖鞋,一定要穿双短袜子。
  公开场合这样严整还有一定道理,回到家,没有外人,仍然保持这种“严整”性,我们可有点受不住了。总理办公,哪怕热出一身汗,决不会脱下那身制服,连领扣都不肯松开。他这样表率,我们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办公室还可以悄悄脱下制服,随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圆领衫,赤脚踩双凉鞋。但电铃一响,就赶紧穿制服,全身严整地去见总理。
  记得有次热浪袭击北京,热得人要死要活,张开嘴喘气。总理开会回来,汗水湿了全身。他匆匆去冲凉,从卫生间出来,已,经又是全身披挂,制服领扣都系严了。在办公桌前坐下,还认真戴上工作袖套。
  我们帮他开了电扇,电扇前还放盆凉水。但那风仍然是灼人的热风,总理刚坐下,汗水已经又流出来。
  “总理,”我终于忍耐不住,打断他的办公:“我想给您提条意见。”
  “噢?”总理抬起头,由于汗水不断被电扇风吹干,脸上变得粘湿;他认真望住我:“说吧,有什么意见?”
  “天气这么热,”我朝办公室外望一眼,在聒耳的蝉鸣声中,空气热得浮动波颤,“你不脱外衣,我们也就不好脱,太受罪了,影响办公啊。”
  邓大姐很少有地也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支持我的意见:“是啊,这么热。你那是干吗呀?又是背心又是衬衫,外边还要套制服,穿那么多!”
  总理打量自己:“我觉得还可以……问题不大。”
  “等觉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们可以脱,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你不脱,我们怎么好脱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脱些,轻松些,“在家里又没什么影响问题,完全没必要受那个热罪……”
  这时,许多秘书和卫士也进来劝说,提意见。总理见众口一词,才勉强动手去解领扣、衣扣。
  从这天开始,总理在办公室才不再坚持穿制服,穿上了汗衫或香港衫,但他一次也不穿圆领衫,更不肯赤脚穿凉鞋。
  记得1954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来华访问,天气热得厉害,艾德礼穿上了短袖衫,总理却仍然保持他的礼貌,整整齐齐地穿:着制服,并且认真扣严了领扣和每一颗纽扣。
  总理在公开场合一直严整地穿制服,偶尔在游览时穿过西服;他有一身西服,基本没怎么穿,好象只在日内瓦会议和出访非洲时穿过那么几次。
  总理自己礼貌严整,对周围人也这样要求。有次,某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总理去参加了。虽然时值盛夏,总理依然制服加身,严格齐整。他向使馆内走去时,目光在跟随的政府官员中一扫。政府官员受总理影响,也都注意外事活动中的形象,个个衣冠楚楚。唯有黄炎培老先生不大在意,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就来了。
  总理招招手,叫来礼宾司一位同志,小声吩咐:“你去提醒黄老,怎么穿短裤来了?主人会误以为对他们不尊重。你请他赶紧换条长裤再来。”
  但是,这种礼貌要求也有不得不放一边的时候。
  总理出访越南,胡志明主席到他下榻处来看望。面对闪光灯和照相机镜头时,胡志明脚踏“陆海空”胶鞋,身穿制服,保持了他平日的形象。记者拍照一结束,胡志明马上脱衣换绸衫,一边催促:“都快把制服脱掉,我先脱。”他特意关照老朋友周恩来:“我知道你礼貌多,可也得分在哪儿。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没那么多礼。”
  胡志明历来没那么多“礼”,在他的总统府里也是这样,新闻记者一拍照完,他就忙脱衣服,宽松一下自己。周恩来出访的原则是“客随主便”,到这里也就只能随胡志明紧着脱制服了。
  回国后,这个故事从我们3组传到1组(负责毛泽东的卫士组叫1组,刘少奇的为2组,周思来的为3组),又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听后一笑:“恩来也能被脱了制服。”
  毛泽东进城27年,在我的记忆里只去过西花厅一次,小坐片刻就走了。他习惯召人来,没有或极少有串门的时候。他见到的周恩来自然都是“制服形象”,不能想象他还会在外事活动中被动员脱下衣服。
  也巧了,周思来访问过越南,胡志明又来访问北京,也赶上个大热天。毛泽东一候拍照告一段落就脱衣服,一边脱一边催促胡志明:“脱脱,到我这里来就是到家了,放开些,随便。”
  那天也确实闷热,毛泽东脱得剩下个背心时,仍在催促胡志明:“脱脱,脱光了谈话舒服。”
  胡志明脱下制服就想停,见毛泽东脱得剩个背心,只好继续脱。等他只剩件背心时,毛泽东已经光了膀子,笑着催促:“都脱了。到家了,随便。”
  胡志明怔了一下,手抚长须呵呵笑了。他笑起来很像孩子。把手中的折叠扇用力合上,客随主便,一下子脱光了膀子,两位领袖人物就这么光着膀子高谈阔论天下大事。
  这件事传到总理耳中,我们开玩笑说:“幸亏总理没去,总理要是去了可该怎么办?”
  总理只是笑,未了说一句:“也许就谁都不用脱了。”
  总理穿衣还有个大讲究,是只有我们这些身边人才知道的,外界难以知晓。就是讲究保密,有时甚至是“严格保密”。
  从莫斯科到阿尔及尔,从日内瓦到雅加达,许多国家的服务员都知道周思来总理有个皮箱子,警卫人员看守很严,里边不知藏有多少重大机密或钱财。特别是到第三世界国家,一旦决定给他们援助,有的服务员就指指那箱子,悄悄问我们的同志:“你们援助我们的钱都锁在那个箱子里面吧?”
  每逢这时,我们只能笑着摇摇头,但马上又感慨万千地点点头,心里别有一番酸涩的滋味。实在说,给他们的每一项援助,都与这个皮箱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这其实是总理的行李箱,里边装有他的生活用品。
  有一条总理在家使用的棉被。这是出于卫生和安全上的考虑,也是因为总理用惯了自己的被子,所以出国不使用宾馆的高级被褥。总理这条被子的被面是绿色平纹布,被里是粗糙的白市布,中间一个薄薄的棉花套。还有个养麦皮枕头,进城后始终是这个枕头,很旧了。
  有件睡衣,进城时就穿着,早磨光了绒毛。由于总理睡前有办公习惯,背部着床多,所以那里首先磨薄磨破。先破小洞,我们就动手补,渐渐磨成大洞,补不胜补,就将整个后背换掉,破了再补,补丁摞补丁,一直穿到去世也舍不得买新的。
  有三双袜子,没一双不带补丁,特别是脚掌部分,几乎每星期都要由我们拿去补一次两次。卫士成习惯了,总理一上床,就检查他的袜子,发现新洞,马上拿走去补。第二天早晨再提着袜子进来交给总理穿。这种情况直到有了尼龙袜子后才稍好些。尼龙袜子结实,不那么容易破。
  总理的毛巾更不好见人。擦脸巾磨得没了绒毛,渐渐像了纱布,渐渐磨出洞,洞越来越大时,总理就将毛巾从中间剪开,将两边换到中间对缝起来继续用。因为毛巾都是中间使用多,先磨破,而两边很少磨损。
  总理的擦脚巾更不好说,是用废纱布缝起来当脚巾,几十年就是这样用纱布。
  总理用的牙杯上,印有“保家卫国”,这个牙杯用到去世。无须多说,“保家卫国”4个字,就说明了这个杯子的年头和质量。
  总理使用的是猪鬃牙刷,白玉牙膏,力士牌香皂。那时的力士牌香皂没有香味,碱性大,我曾帮他买过一块檀香皂,结果挨了顿批:“你是不是还想买些香水头油回来?”
  从此,再没人干这种“讨人厌”、“讨人嫌”的傻事。
  总理的内衣内裤,件件补丁摞补丁。因为怕国外有传染病,我们要保证总理的安全,所以他的内衣内裤不能拿到街上去洗。何况总理的内衣裤补丁那么多,拿出去影响未必好。万一是用搅洗机,这样的衣服肯定会被搅破。在家我们可以帮总理洗衣,在国宾馆显然没办法,没法拿出去晾晒,万一被照张相,还不知会引出什么故事来?所以,出国就只能交大使馆,请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每逢这时,都是大使夫人亲自动手为总理洗,许多大使夫人都是边洗边哭。记得总理在马里访问时,大使赖亚力的夫人看到总理穿的衣服,有的补丁摞补丁,有的布都糟了,稍一用力就破个洞;所有这些衬衣,只有领口袖口是换了新,露在外面一圈不会被人发现里面的内衣破旧成什么样。她一边洗一边流眼泪,轻轻喃出几声“总理……”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作为我们一个六七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总理,穿这样破旧的衣服,叫外国服务员看到了会怎么议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不同,难免不理解,所以还是向他们严格保密为好。所以,每天早晨总理一起床,首先由我们的卫士进去,该收的收,该藏的藏,行李箱锁严实了,才放服务员进。到了晚上,总理再休息时,才开锁取出卧具、牙具和衣物。
  服务员见不到开箱子,自然以为里面都是贵重之物。但是,以总理为代表,中国人民正是这样节俭奋斗,才尽自己所能省出了钱物支援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
  当然,对于那个年代的许多援助应当怎样评论?要有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应一概否定。但其基本说法没错:援助是相互的。
  总理的节俭不只表现在“补丁”上,主要还是脑子里时时想着。
  他的毛巾磨破了中间部分,就剪开来将两边缝到中间用。毛泽东也是这样。总理还有个特点。我们用破两三条毛巾,他的毛巾才磨破。我们都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就是总理从来不两手抓了毛巾用力拧干,只是用两手合力挤出毛巾里的水。这样毛巾虽然不会挤干,擦着不如拧干的毛巾舒服,但挤毛巾不会挤断纤维,而拧毛巾会拧断纤维,这是总理讲给我们的道理,所以他的毛巾使用时间长。
  他每次刷过牙,总要多甩一阵牙刷。我们纳闷,先后有几位同志问:“总理,你刷牙怎么没完没了甩牙刷牙杯呀?”总理笑着问:“你看牙刷上的猪鬃怎么扎在牙刷把上的?”
  “当然是用线扎上去的。”
  “水不甩尽就会把线沤断的。”总理笑着解释,“而且,这么甩一甩也是运动,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总理对于他的制服,很讲究,不允许有补丁。这么大个国家的总理,穿着补丁衣服会客显然不好。所以,他对衣服穿用都很仔细,减少磨损。比如办公,一定要戴袖套,他每天批阅公文常在10个小时以上,袖底很容易磨破。即便戴着袖套,每件衣服最先磨破的仍然是袖底部位。既不能丢弃旧衣,又不能带补丁,这时总理就把衣服交我拿到王府井去织补。富有经验的老师傅们采用织补的办法,衣服补好了,还不会叫人一眼看出补丁。
  对于内衣内裤,总理不大讲究补丁的形状用料,但是,袖口领口是一定要搞好的。有的确良布后,我曾建议把总理磨破衣领或磨得已经毛边了的衣领,都换成的确良衣领,总理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表扬我:“既节约,又能较好地保证我们中国人的脸孔。”
  对自己人,总理不在乎“脸孔”。每次出国,大使馆都是提个漂亮的小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洗净晒干后,再用漂亮的小皮箱装回来。
  1963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计划出访欧、亚、非的19个国家,后因乌干达政局动荡,减为访问14国。当年这是一次很有国际影响的出访。
  记得到了埃及,大使馆来人,也是用漂亮的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了。送还衣服时,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来到宾馆,一见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就开始发火:“你们简直不象话!”原来,她也是亲自为总理洗了衣服。她不是边洗边哭,而是边洗边难过,边上火,现在抖开总理的旧衣服朝着成元功发作了::你看看,你们都看看2这种旧衣服,连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谁再穿,你们就叫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太不象话了!”
  成元功苦笑说:“我们不想给他做新衣服吗?可你能说服了他吗?”
  “那不行,后面还要走好多国家呢,我们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行呢?”徐克立从包里取出三件外国衬衫,说:“我和老陈用自己的钱买了3件衬衫,我们知道总理的习惯,这不是花公家,算我们送他的还不行吗?”
  徐克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知道总理从不肯让公家花钱,不要出国补助,她可不知道总理对衣装的第一要求应是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怎么可能接受外国衬衫呢?但我们跟她讲不明白,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总理说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徐克立强调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是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总理始终强调一条: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外汇尤其珍贵,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浪费。他只收下自己的旧衣服:“再说,我也有衬衣,破一点儿,还能穿么。”
  总理到底没有接受这3件衬衣。
  总理“爱惜羽毛”是否过分了?注意清廉节俭是否过头了?是否过犹不及,不值得宣扬了?我们这些“身边人”从不这样看。有次我们给他买来新衬衣,想造个“既成事实”,被他狠批一顿,命令退货。事后,他有段话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像是问我们,又像问自己,带着沉思的表情停顿片刻才又说:“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口的中国,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身新衣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身为六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怎样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还是现在就不顾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总理的第4个讲究,就是讲究作衣置装的时机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5次衣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衣、夹衣、夏装,都是青色、蓝色或浅灰色的中山装,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印两国政府在4月29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5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承认和拥护。这5项原则是由毛泽东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内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5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赫鲁对签署这5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翩翩风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迷”。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2次、第3次那种有目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衣服而言。这次趁14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白衬衣,做了毛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色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那双黑皮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皮凉鞋,配浅色衣服,凉鞋选了棕色牛皮。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我们的总理,却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衣。
  60年代到70年代,总理10年未添新衣。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70年代,已经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身“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衣服会见外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衣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身衣服中国人都很熟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根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我们选择了这件衣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交待。



  周恩来爱吃什么?平日吃什么?吃东西忌什么?这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内容。
  有人说,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自然是喜爱吃江浙风味。他的厨师桂怀云就是江苏人,说明他喜欢江浙风味的饭菜。
  这话不准确。周恩来的一生,去过地方太多了,其中生活战斗过较长时间的地方,不但有东北、天津、江西、安徽、湖南、陕北、重庆、南京、北京等饮食风格迥异的中国各地,而且有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等世界各国。总理是个很讲究“入乡随俗”的人,不爱吃的东西吃几次也就适应,慢慢变得爱吃。他爱吃的东西还会少吗?
  比如狗肉,这曾是总理最讨厌的一种食物。
  从我一到周恩来身边,就知道他讨厌狗肉。因为那时的革命队伍中,江西出来的老红军很多。江西人是湖南人的老表,亲戚,所以这两地的人都爱吃狗肉。不但吃起来香,聊起来也香。周恩来一听聊狗肉,就厌恶地皱眉头:“那东西我连味都闻不得,想不出你们怎么会馋狗肉?”
  遇上江西、湖南的同志吃狗肉,周恩来一定避开,嘴里念念有词:“我才明白五台山的人为什么都讨厌鲁智深;他本来不错,就是喜欢吃狗肉……”
  当时我跟随周恩来在重庆,重庆周公馆的“馆长”就是龙飞虎。这个人的名字很反映他的性格,他就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从西安事变时跟随周恩来,已经很熟很有感情。
  龙飞虎特别爱吃狗肉,他不理解天下怎么还会有人不爱吃狗肉?周恩来不吃狗肉是多大的误会和不幸啊!
  “太可惜了,周副主席一定是受骗了,误会了。”龙飞虎对我们工作人员嘀咕,“怎么还会不吃狗肉呢?这么冷天,狗肉多暖身子啊。”
  当时正是冬季,重庆潮湿阴冷。这种潮冷有时比北方的低温更容易僵化人的肢体。龙飞虎想个主意,做了闻不出狗肉味的狗肉,并给我们讲一段假回民不吃猪肉的故事。说一位同志虽不是回民,却从来不吃猪肉。有次请他吃猪肉馅饺子,骗他说是羊肉的。因为放的调味品浓,加上长期吃不到肉,太缺油水,所以这位同志一个劲说饺子馅很香。吃完了,才告诉他是猪肉馅。从此这位同志就吃猪肉了。
  龙飞虎用同样的办法,做了狗肉请周恩来吃。他也不多语,反正是红烧肉,不说红烧什么肉。周恩来不知道,也就大口小口地吃了。
  饭后,龙飞虎笑眯眯问周恩来:“周副主席,身上暖和了吧?”
  “吃过饭当然身子暖了。”周恩来很舒适地回答。
  “还是狗肉暖身子。”龙飞虎先含蓄一句。
  “什么?”周恩来睁大眼,接着打了一个呃。
  “周副主席,今天请你吃的是狗肉。”
  “啊?”周恩来勃然变色,将手按在了脖根,像有些恶心,可也吐不出去了。他发起脾气,厉声责问龙飞虎:“你怎么强迫人哪?你就这么个搞法子啊?胡闹台!”
  龙飞虎并不害怕,低着头听骂,也不多解释。周恩来心地善良,发多大脾气不会伤害人,所以听他骂不会产生思想压力。
  周恩来顾不上多骂,忙拿了香茶水漱口,又连喝几口,压压胃里的翻腾。末了还捏几叶茶片含嘴里。龙飞虎已经溜跑了,我们都忍不住笑,周恩来也只剩了苦笑,对我们叹口气;“唉,龙飞虎这个人哪,侵犯人权,骗我吃狗肉。”
  后来,周恩来多次说这个话。那时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国家的。大讲“人权”,讲滥了,讲假了,但那时国民党搞恐怖统治,侵犯人权的话常可以听到。周思来就常说起“龙飞虎骗我吃狗肉。”其中当然不乏亲昵。毕竟龙飞虎是出于关心爱护周恩来。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接受狗肉了,并且渐渐吃出好味来。建国后,金日成首相常来中国访问。朝鲜人更爱吃狗肉,周恩来多次请金日成到家作客,吃淮阳菜,也吃狗肉火锅。
  吃狗肉火锅时,周思来和金日成吃得开胃开心。金日成说:“没想到周总理也这么爱吃狗肉。”周恩来说:“这要感谢我过去的一位秘书龙飞虎,他骗我吃狗肉,我当时还骂了他,可毕竟是从那一次开始,我渐渐能吃狗肉,爱吃狗肉了。可见接受一种新事物不容易哟……”
  此后,周恩来多次为吃狗肉的事表扬龙飞虎,说帮助他接受了一样新事物。
  1959年,周恩来陪金日成到广州参观,广东省的同志宴请金
  日成。周恩来事前向金日成打招呼:“今天广东省委的同志请你吃蛇肉。这是广州的名菜,你怕不伯呀?”
  金日成笑笑说:“总理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这也是接受新事物么。”
  骗周恩来学会吃狗肉的龙飞虎,后来作了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有一次,他想总理想得厉害,就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请老首长尝个鲜。
  总理见到桔子,说:“我不需要。”
  大家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
  总理说:“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
  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总理:“一筐25元。”
  总理吩咐:“你给他寄50元去。”
  赵秘书说:“是25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总理说:“就寄50元2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不过,有些食品是无法像龙飞虎骗总理吃狗肉那样行骗的。比如总理太累太热了容易流鼻血,但有时鼻血流得也叫人莫名其妙,好象无缘无故就发生了。
  邓大姐特别相信中医,坚信中医比西医更能“正本清源”。她请一位老中医给周恩来检查,老中医详细地望、闻、问、切之后,不慌不忙说出一番道理。中医学里那些玄奥的词句我听不懂也记不住,但那基本意思我是明白记住了。
  老中医说周总理“火大”,不能吃长翅膀的东西。比如鸡,鸡的正常体温就比人高出2到3度。周恩来火大,怕热,吃了带翅膀的飞禽就容易上火流鼻血。他最后的结论是:周总理忌食飞禽,特别忌食鸡和鸡汤。
  邓大姐很相信中医的“正本清源”,便严格规定炊事员不要给总理吃鸡和鸡汤。这件事要换成毛泽东,大概马上会顶牛唱反调,越不叫吃他就非吃不可。但周恩来不会专门唱反调。又非原则问题,他取“无所谓”的态度。
  我当卫士长后,与卫士高振普商量。我们不信总理吃不得鸡,但又不能当面跟邓大姐唱反调,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在家从不给总理吃鸡,总理也从不提出要吃鸡;外出开会给总理安排点鸡丁鸡块吃,总理也从不说他不要吃鸡。我和小高终于得出结论:总理吃带翅膀的飞禽,并非一定要上火流鼻血。
  但我们从不明说。还要尊重邓大姐对中医的相信,在邓大姐面前,总是态度一致地向客人解释:“总理不能吃鸡,吃鸡他容易上火流鼻血。”
  先讲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人们对总理爱吃什么,平时吃什么,忌食什么就可以有大概的了解,也就好理解我下面所做的具体介绍。
  总理爱吃的东西很多,可以点出一大串;不爱吃的东西极少,几乎具体说不出什么东西,只能比较而言。比如有人说:“总理爱喝豆浆,不大爱喝牛奶”就是比较而言。其实总理既喝牛奶也喝酸奶,只是比起豆浆来,更喜欢喝豆浆罢了。
  经过这种比较,这里所说总理爱吃的,都是他点出名来索要过的饭菜。
  总理爱吃冰糖肘子和红烧鲫鱼,常主动向我们索求:“弄个冰糖肘子吧?”或者:“搞点红烧鲫鱼行不行?”
  抗美援朝时,美国人对我们的运输线狂轰滥炸,为对付美国人的轰炸,总理连续工作几十小时,只是靠茶水面包来支撑。
  那天上午,聂荣臻、吕正操等同志走后,我忙去劝总理:“该吃点东西了,总理。您已经两天没正经吃饭了。”
  “嗯,是感到虚了。”总理疲惫地搓搓脸,手掌从脸上搓下来时,两眼在手掌的上方睁开望住我:“能弄个冰糖肘子吧?”
  我说:“你两天没睡了,还是搞点开胃的菜吧?”
  总理开始拿桌上的电文,准备批阅,一边摇摇头说:“你不了解。我吃甜的也开胃。我身体还好,活动量越大越需要补充热量,冰糖肘子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于是,我忙去吩咐桂师傅做冰糖肘子,并且懂了,总理每天消耗热量多,吃冰糖肘子可以补充。
  总理的客厅兼着餐厅,工作忙时,也常在办公室吃饭。那天我们把总理请到了餐厅用餐,因为多少天了,他没吃一顿正经饭,总是在会前会后或汽车上,随便凑合着吃几片面包就算一顿饭。
  看总理吃冰糖肘子真是一种享受,他吃得越香,我们心里越甜。总理无论多累多困,食欲总是不错,因为他需要能量。他不像毛泽东工作忙起来就把吃饭当成负担;他不吃则已,只要吃到好东西,必要津津有味地品咂享受,真是吃得有声有色,叫人看了打心眼里跟着香。
  可是,主席那边来电话了,找总理。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只要是主席找,哪怕他刚吃了药入睡,也必须马上叫醒报告。所以,他放下没吃完的冰糖肘子就匆匆往出赶。
  一般情况,只要主席把总理找去,那就没钟点了。也许谈事情讨论问题很久,也许有什么重大事情总理马上去办理,不会很快回来。所以餐桌上的饭菜就得收拾了。
  总理的习惯,上顿剩了饭菜,下顿一定要热来继续吃,决不许倒掉。天气热时,怕食物放坏,我们工作人员就会吃掉。遇上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会“帮忙”吃掉。总理下顿吃饭,必要问及上顿剩下的饭菜。如果听说被我们吃掉了,他便点点头:“只要没浪费就好。”
  “吃到肚里不浪费”是他的原则,吃进谁的肚子他从不计较。然而,对于冰糖肘子和红烧卿鱼就不同了。
  总理刚出门,又一溜快步地赶回来,对我说:“哎,忘了告你,冰糖肘子留给我啊。”他说到这里,稍稍一顿,忽然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吃够,我还想吃。”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悠一热。平时我更多的感觉是总理可敬,只有这种时候,那一贯可敬的感觉才会被另一种更强烈的可爱之感所替代。我笑着说:“放心吧,总理,我会看好。”
  总理匆匆地走了。我向所有能接触到冰糖肘子,有可能吃掉冰糖肘子的工作人员打招呼:“都老实点啊,冰糖肘子是留给总理,的,谁也不许犯馋!”
  那以后,我和炊事员桂师傅为总理安排食谱时,隔几天一礼拜的,总要安排一顿冰糖肘子或红烧鲫鱼给总理吃。
  总理还爱吃红烧狮子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17年的时间,逢年过节,总理和邓大姐必要请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这时,桂师傅就成了贵客,总理和邓大姐总要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菜。桂师傅笑呵呵地在一旁指点油盐酱醋糖的摆放位置,帮手忙脚乱的总理打打下手,气氛欢乐祥和。
  抗美援朝停战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总理抽闲下厨的情况时有发生。他说“这是一种休息”,又说“做饭是一门艺术”,“搞艺术是一种享受”。
  总理亲自下厨做菜,必要请我们作客。过节请大家,平时抽闲下厨,也要请在场的人一道品尝他的手艺。在我的印象里,总理下厨,红烧狮子头是必做的一道菜。每次做好了,会亲自端盘子送到我们面前。他走路总是一溜快步,配上腰间系的围裙,真有些像小饭馆里的勤快热情的服务员,有时还要欢快地招呼一嗓子:“哎,红烧狮子头,这是我最拿手的菜。”
  总理很少强调“最”字,但是对红烧狮子头用上了“最”字。“最拿手的菜”、“保留节目”、“看家的手艺”和“家乡菜”,都是用于红烧狮子头。据说狮子头属淮阳菜系。
  周恩来在春天的时候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的红烧肉与毛泽东的红烧肉有不同。毛泽东的红烧肉就是肉,顶多是加些辣子,极少放菜的时候。周恩来的红烧肉喜欢和萝卜一起红烧。北京的“心里美”和变萝卜可以和肉一道红烧,但总理更爱吃的还是水萝卜,又嫩,味道又鲜。那时没有“大棚菜”,不像现在不论季节地能吃到四季新鲜菜,那时吃菜季节性很鲜明。水萝卜是春天的重要鲜菜。所以,每到春天,总理就不忘提醒吃顿红烧肉。
  有次开会回来,总理沿路看到成堆的新鲜水萝卜摆在菜市场,心情很好,一到家就对值班卫士姜贵春吩咐道:“小姜,你和桂师傅说一声,给我烧点红烧肉吃。”
  桂师傅一听就明白,他自然是把小水萝卜同肉一起红烧了。
  总理还喜欢吃烧豆腐;抽闲下厨,烧豆腐也是他的一个拿手菜。不过,我们都把他的烧豆腐叫熬豆腐。并且懂得有句老话在民间很流行,叫做“钱油熬豆腐”。
  起因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有天抽闲下厨,自己动手做饭招待几位加班的同志。每逢总理下厨,在“家”的工作人员都喜欢跟到厨房围观学习总理的手艺。(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称作家)
  总理抓着油瓶往锅里倒油。他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倾斜油瓶,油还没滴出来时就几次抬高瓶口,好不容易才滴出几滴油进锅。他看看锅底,又看看油瓶,再小心翼翼地滴出两滴油,就收起了油瓶子。
  他掀起眼皮望望围观的“群众”,笑着耸一下肩,自我解释说:“放那么多油干吗,现在这么困难。油放少点,钱油熬豆腐嘛,这是老话了,民间都懂。”
  豆腐做好了,烧豆腐成了熬豆腐,不过味道更嫩更鲜。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钱油熬豆腐”。
  总理的工作餐喜欢吃大烩菜,特别是天冷时,白菜、豆腐、粉条,用肉汤一炖,别提吃得多香。每当他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找一些部长来谈事,吃饭时,最经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烩菜。一大盆子烩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热气腾腾。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长,你问他总理家的菜什么最好吃?个个都会回答:“大烩菜,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总理经常点名索求的还有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每星期—必要吃两顿粗粮,忘了做就会点名要。每年还要请那些在延安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喝一次菜粥,小米粥里放点菜叶放点盐,每人都能喝好几碗,喝得心里潮起浪涌,喝得两眼湿漉漉,喝得多少往事又现眼前,喝得人人脸上泛起红晕。
  有一次,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吃着高粱米饭,对我说:“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苍劲。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东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永远感谢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和黄土……”
  还有一次,他要高梁米饭吃时,说:“我在东北上中学,就是吃高粱米饭。到现在还是馋这一口。”
  从1958年开始,总理和邓大姐规定:他们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到困难时期,总理和邓大姐又规定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标准。而粮食又是将粗粮比例提到一半以上。国家完全渡过困难,到了1964年夏收之后,细粮的比例才提高,但也是只吃糙米,不吃小站稻等精米。
  总理由于忙,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吃饭谈不上规律,也论不得习惯。不过,能够在家吃三顿饭时,还是可以说出点“规律”或“习惯”的。
  总理的早餐应该叫“早点”,就是“点到为止”。不像现代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早饭要吃好吃饱。”
  总理的早餐多数是在中午前后吃。先喝碗稀的,一般是小米粥或豆浆。偶尔也喝过一碗奶或一杯酸奶。这种喝奶的时候很少,除非是我们为了给他补足热量而规定了食谱,只上牛奶不上小米粥或豆浆,他也就喝了牛奶。
  如果喝小米粥,他会就点咸菜吃。他喜欢的咸菜就是大头菜,切成丝,嚼起来咯吱有声。
  喝过稀的,还会剥一颗煮鸡蛋,沾点盐吃。经常是边吃边进了办公室。工作太忙就不进饭厅,把早点拿到办公室,他一边批阅文件一边“点到为止”。
  这个“点”,应该是点心。总理有时以鸡蛋当点心,有时也吃片面包片或蛋糕之类点心,吃得很少,他说:“点心点心,就是一点儿么。”
  午饭在晚上七八点钟吃,晚饭在夜里12点前后吃。如果不是忙得进不了餐厅,那种正式用餐是两菜一场。如果同邓大姐一道用餐,或临时有客人一起用餐,就是四菜一场。
  这种正式用餐,食谱是由我同保健医生及炊事员根据营养保健,所需热量及口味变化来调剂安排。
  主食以米饭、面条、炒面、馒头、烙饼、玉米面贴饼和小窝头几样为主,变换着给总理上。比较而言,午饭吃米多,晚饭吃面多点。
  主要的调剂还是在菜上。除了冰糖肘子、红烧鲫鱼、红烧肉、红烧狮子头、大烩菜、钱油熬豆腐之类前面点到过的菜,值得一提的还有:豆类菜;像蚕豆、豌豆、绿豆芽。
  南方的绿叶菜;像空心菜、笕莱、鸡毛菜总理都很爱吃。
  油菜、长白菜、圆白菜、油菜苔、肉末雪里红、素炒菠菜、栗子烧白菜,都是总理爱吃常吃的菜。
  总理也喜欢吃一些小菜:煮盐水黄豆、炒咸菜、豆腐乳等等。如果喝酒,受欢迎的下酒菜永远有花生米。
  爱吃是一回事,平日吃上吃不上又是一回事。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大量的时候是不能坐在餐桌旁正经吃饭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汽车上,会场休息室或匆匆的走路中吃饭。
  在汽车上的饭,最多的时候是喝一杯玉米面糊糊,吃两片面包。面包里或夹几片香肠,或抹些果酱。有时也喝杯麦片汤。比较而言,总理更爱喝玉米面糊糊。
  如果是在会场休息室,我们常给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打电话,叫他准备一碗热场面,总理可以在会议休息时,边听汇报边吃面,有汤有面,吃着还可以。国家经济情况好时,面里放些肉丝菜叶;经济困难时,面汤上只漂几片葱花。
  如果总理太忙,按我们的安排连三两分钟时间也抽不出来,那就通知人大会堂或有关人员准备几个素馅包子,在总理从一个会场赶去另一个会场时,拿在手里边走边吃。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理边走边吃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况,临时增加的活动,总理吃不上面包、素馅包子,喝不上玉米面糊糊或面条,那就“饿了糖也能充饥”。他多次吃两块糖作一顿饭,或条件允许时要一把花生米或煮黄豆当饭。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间总理能正经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可以说连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说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就是偶尔接触总理的领导干部也无不发现了这个问题。铁瑛曾经掉过泪,他就亲眼目睹了总理要一把花生米,边吃边喝茶,这一把花生米就顶了两顿饭!
  我们不会掉泪。因为天天见,天天是这样。如果哭,泪也早就流干了……
  总理吃饭有三忌,这是不同于忌吃带翅膀的飞禽的另一种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便利用来种了豆角、白菜、萝卜、茄子之类蔬菜。到了夏季,各种菜蔬陆续下来,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总理尝个鲜。
  那天,卫士姜贵春给总理端饭,上豆角菜时,顺嘴说一句:“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豆角,很嫩。”
  总理条件反射似地闪出警觉的目光:“给钱没有?”
  “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姜贵春纳闷、惊奇,摇一摇头:“没处给。”
  总理紧跟着摇头的姜贵春摇头:“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水,长出东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交了,分两部分交。一半交机关,是土地和用水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姜贵春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那是1954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党长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性。用现在青年人的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革命。1954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激烈,在我脑子里,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高层次的谈话,诸如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国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馆请周恩来吃饭。前后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两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类的水平。首相请总理吃饭才三道菜,简直无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总理居然大夸英国首相,回国后还到处为这个“敌人”作宣传:“你看人家首相吃饭就三道菜,够吃就行,从不那么讲排场。他们请客都是自费,公私分明,不搞奢侈,这点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说这种话可以时髦了,50年代说这种话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经考验”的总理这样讲没事,换成我们哪个说这种话,肯定落个“经不起考验”,立刻能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两年算轻的。
  那时,以苏联为榜样,所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宴会多,排场大,气氛热烈。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平淡、小气,吃东西随便简单。总理显然是赞成英国首相不赞成苏联。他给自己规定:请客自费,吃饱吃好就行。
  身为总理,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国宴、政府宴会,那是国家和政府拿钱。如果是总理以个人名义请客,无论是在家宴请在外宴请;无论是宴请工农兵代表,身边工作人员,还是宴请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各省市自治区来的客人、亲友,或者是宴请外宾、国际友人,总理一概是自己掏钱。
  总理2级,邓大姐6级,在当时来说工资都不低。他们的钱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他们除了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因为稿费总理和大姐从来不要,一律交公,交帮助整理文章的同志。总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选,曾给邓颖超2万元稿费,邓大姐把这2万元稿费都赠送给了延安。总理在世时亲笔书写的稿子,稿费来了就交机要组秘书保管,根据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
  总理的收入只有工资,这个帐就好算了,他定期检查帐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济生活困难的亲属,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随时发话叫我们拿出钱来支援家里遇灾或死伤亲人、生活遇到困难的同志;交党费、房租,私人用车交费等都要记帐。其中就有吃饭的帐目。家里买米面菜油自然有管理员记录的详细帐目,所有的请客也都要列帐,包括出去跳舞或参观,所有人吃冰激淋喝汽水的钱,总理都要自己掏钱。他要求我们记帐就是伯忘了付钱。一旦忘记付钱,那是要挨克的,并且会命令你马上去补交。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5分钱就能买回一脸盆西红柿,1角钱就能在食堂吃到肉炒白菜。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类似的批评,我们都碰到过。刚进城时,我记帐交钱还不够认真,挨了几次批,认真了。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议起这方面的事,人人都能说出几件例子。我们共同回忆后,确实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那个年代,干部基本都清廉,但未必都心细;总理既廉洁又心细,公私分明,一丝不苟。1961年,中央办公厅曾组织专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调查中央首长身边的人下来时有没有拿过吃过公家的东西而未付钱。调查后,毛泽东很生气,命令从他稿费中拿出2万元退赔他身边l组吃用的帐。周恩来身边的3组最清廉,没有此类问题。
  这是总理以身作则又严格要求,既清廉又细心的结果。
  总理吃饭,二忌铺张浪费。
  记得有次我们随总理去广州,他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只睡了4个小时就起床了。工作与睡眠的时间比是10:1。负责接待的同志怕总理身体吃不消,想叫他吃多吃好,早餐时多加了几碟地方小菜。总理刚来到餐桌旁就不高兴了,把我们叫去,厉声批评道:“我在北京早餐的习惯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撤回去!”
  我们知道总理的脾气,在此类问题上历来说一不二。忙去找服务员。服务员不肯撤:“这算不得复杂,广州人吃早茶就是这样。再说,首长叫端上来的,已经端了还能再撤下去?”
  我们把服务员的话向总理汇报,然后提议:“这次已经端上来了,先吃吧,下次不搞复杂就行了。”
  总理要走:“那好,摆在那里吧,我可以不吃早饭。”
  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务员赶紧往下撤菜。军区领导听负责接待的人汇报后,很难过。他们都知道总理的作风,难过的是怕总理的营养跟不上,这样几十小时连轴转地工作,累垮了身体。想了半天办法,后来决定挑几样小菜,每样取一点,合在一个碟子里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说不上铺张,也不会浪费,总理没再说什么。
  总理曾多次向我们随行人交待:“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他定有具体要求:“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铺张,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记得有次去长春,我们照例把总理的一贯作风及要求讲给了管理员。管理员以为是说说而已,仍然超标准地上了菜。这下子惹总理生了气,邓大姐找来管理员,在他面前亲笔写了各项要求,并一一作了解释交待。
  当时,管理员和厨师都很激动。厨师跟我们说:“我干了这么久厨师,大官见多了,没少为他们掌勺。有些人也说这不准吃,那不准上,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没有见过像总理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丝折扣都不许打的首长。我算真服了。”
  总理的不许铺张浪费,吃饭时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饭,他一粒米也不肯浪费。在那时的条件下,这种不浪费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尔洒到桌上一粒米,他必要捡起来放嘴里。他拾桌上的米粒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里。总理不用手,坚持用筷子。哪怕洒桌上的米粒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一粒粒放入嘴里。我常见这种情况,印象特别深,有时总理连夹几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嘴里去。当他发现我在旁边看着出神时,便微微笑了笑,点着头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哟!”
  总理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水冲一冲喝掉。即便餐桌上摆了汤盆,他也要把盘子里的菜汁冲冲喝掉。在他影响下,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养成了这种习惯。家里吃饭,剩下菜汁总要在饭后用开水一冲,当汤喝掉。这种汤往往比做的汤还好喝。
  现在,我们的这个习惯又影响到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开水冲汤喝的习惯。
  总理吃饭,三忌特殊化。
  总理爱吃南方各种绿叶蔬菜,越绿得浓越吃着香。记得中央开杭州会议时,当地交际处的同志发现总理爱吃绿菜,就在我们临离开的前一天,提来一筐菜请我们给总理带上。
  “不行不行,”我们在场的人几乎同时摇头摆手,“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这种事讨不来好。”
  “我们也知道总理严,公私分明。”交际处的同志拿出了发票,
  “你们给钱不就行了?按市价。”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不收,“搞特殊总理也不答应。”
  第二天上飞机,成元功发现飞机上放了两筐菜,立刻急了,赶紧找送行的交际处同志:“飞机上那两筐菜是怎么回事?”
  “不是专给总理的,是托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几位领导的,有发票,让首长们都付钱好了。”交际处的同志早想好了对策。给总理一个人是特殊,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一份就不显特殊了。
  我们也这么想,何况菜拉来再拉回去也不合适,就带到北京,把两筐菜交给了供应处。供应处将菜卖给每位首长一份,按杭州的市价收钱。我们交供应处的菜,我们又拿了钱去供应处买回一份,这实在是清明廉洁之举了,理直气壮交炊事员给总理做了吃。
  谁想到呢,总理进餐厅,一眼看见菜,脸色立刻变了,大声喊:“把成元功给我叫来!”
  成元功慌慌赶来,刚进门就听到严厉的一声责问:“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杭州给带来的?”
  成元功把经过如实汇报一遍。
  “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不听?”总理声色俱厉。
  “这不是专给我们一家,是带给中央首长的,每家买了一份,我们又没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吃不到。”
  “你还敢说没搞特殊吗?”
  “我……没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想事办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众,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和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飞机是接送我办公事的,不是拉菜的。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总理气得饭也没吃,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
  事后,总理情绪平静下来,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我处的位置不同。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让一步就会开了口子,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从一筐菜开了口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人们都到处找吃的,相当一级高干也不能不把吃饱饭当作一件事来对待,都吃不饱肚子。群众在互助互济,亲友在互帮互救,许多高级干部也开始互相关心爱护。非常时期么,有些重灾区很有些“活过来就是胜利”的悲壮气氛,许多过去所信奉的神圣原则现在都似乎可以灵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书记见总理生活太清苦,心里很难过,回去后,派人送来一些黄鱼。这种黄鱼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海里那种黄花鱼,是青海湖里产的一种颜色发黄的鱼。这种鱼不太好吃,但在那个困难时期,就格外显得珍贵了。
  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黄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数省就会效法送;收一份,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严厉批评,立刻通报各省区。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我们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邓小平来设计这份蓝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记得有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我们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2”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
  这种故事太多了,公开出来的文章也不少。我这里讲的可能与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住在城里。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
  随着形势渐渐稳定,毛泽东可以下山进城住了。总理亲自为毛泽东选住处。在中南海看了各处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好些。于是,周恩来决定自己搬出菊香书屋,请毛泽东来住。自己再去另找住处。
  那天我是跟随总理一道去选住处的。总理对中南海的建筑情况已经很了解,知道有个西花厅还空着,抽空儿去看看房子。
  西花厅,名字不错,条件却不好。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我跟总理刚进前院,就听到一阵隆隆的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地颤。看房子时,不时听到一惊一乍的汽车喇叭声,听管理人员说,夜静时连车轮驶过的沙沙声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正说着,玻璃忽然响起来,那是被汽车马达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来边看房间边说,末了做个手式:“就搬这里了。”
  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用总理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吃饭时,客厅又作了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房间质量比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旧。地是铺了青砖,年头多,到夏天泛潮泛碱,墙角一圈白碱花印。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不到两年就都变灰暗。房间像一切老式房屋一样,都存在一个采光不好的问题,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就更浓了。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我们多次提议翻修,他总是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刚进城那几年,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落下个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时节,几种不利情况全挤到一起:房子潮湿,地泛潮,又逢秋雨绵绵,总理又是夜间办公的习惯,我记得他批阅文件时,两腿总是没完没了地上下颤动。那也许是下意识动作,不少人坐久了有这种习惯,但总理还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窝,这样坐一阵儿,又将右膝藏入左膝窝。我观察一段时间后,判定总理不是“翘二郎腿”,这是用两腿轮替捂暖膝头。
  于是,我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过去,盖在总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来停下手中的笔,望我一眼,没有反对,说了声:“谢谢你了。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应暖汽前后,值班卫士都要在周恩来夜间办公时,替他在腿上盖块毛毯。
  朝鲜停战,我忍不住提建议说:“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你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思来似有所动,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住,铺了浪费。”
  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地毯。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简陋。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白市布。开始他使用的是养麦皮枕头,60年代,我们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棉枕头,替换下养麦皮枕头。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儿,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样围拱着大木床。因为卧室里没有衣服架,脚下放两把椅子是睡觉放衣服用,床头两把椅子是上床批阅文件时,放置文件用。
  前面讲过,卧室是总理“第四办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办公3至6小时。躺床上办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疲劳的。
  我们向他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办公需要。”
  我具体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来,他们有储备,不用花钱。”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这屋里也没人看你的台灯样式。”
  “这不是变库存积压为有用么。”
  “这件事还是按传统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理比划手势:“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里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我们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床不起。
  总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现在的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西花厅当年不行,从卧室到厕所,须出门走一段路。厕所是总理的“第一办公室”,每天一离开床就进“第一办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别是遇上坏天气,对年龄大的人就实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讲过,我曾利用总理外出视察、开会的机会,组织工人对西花厅进行了一些较大的维修改建。虽然挨了严厉批评,不得不将沙发、灯具、窗帘、家俱等物统统归还公家,不过,厕所总算改建了,一改就不会再恢复原样,解决了总理上厕所不方便的实际困难。
  1965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我又动了修修西花厅的念头。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我们种试验田的地方。
  小长廊更是破旧不成样儿。油漆剥脱,木料干裂。我同几位同志商量后,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就需要修理一下。从爱护古建筑讲,也是应该修修了。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增加点空气湿度,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
  周恩来听说保护古建筑,痛快地点头答应:“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这里现在是我住么。”
  我很高兴总理能同意,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算算帐,说需要2万元。
  “什么?2万元!”
  我楞住了。总理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干元,差一位数呢!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2万元呢……”我想提议由公家修,到底没说出口,改为请示:“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陈老总借点。”
  “差一位数,咱们只有2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我看暂时放放,形势再好些时再说。”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乱”,并且经济形势再没好过。于是,西花厅也再未维修,周恩来在那里住到病重入医院,院子房屋都不曾修过。
  周恩来逝世后,随着经济恢复并迅速发展,赵紫阳多次建议邓大姐修建前厅、水池、走廊。邓大姐不同意。赵紫阳反复劝说,特别提到保护古建筑的意义,邓大姐才点头:“可以保护性地修修,但不能铺张。”
  然而,一旦动工便顶不住了。水池用水泥磨地,放水养了鱼。长廊油漆一新,绘画很漂亮;房屋也修建得气派多了。大姐多次反对,没有用。
  中南海里,部分同志认为应该修;不仅因为邓大姐应该有个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更主要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可以拿出钱来保护好古建筑。
  但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老人,再进西花厅,看到那高级漂亮的庭院,都有些想不通,接受不了。甚至有人心里很难过。毕竟这是违背总理生前的愿望和一贯作风。将来一旦对外开放,群众看到那么漂亮的庭院会作何感想呢?而实际上,总理何曾住过一天这么豪华的西花厅?
  且不论两种意见各有多少道理,毕竟,一个时代过去了,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否定历史,否定过去,否定老一代身上闪烁的理想和风尚的光辉。
  周恩来在家住得俭朴,外出也住得俭朴。他不愿住什么高级宾馆,喜欢住普通旅馆,朝人群中“扎堆儿”。
  1954年10月,周恩来根据与苏联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去东北哈尔滨接收中长铁路。那天的会议和晚会结束后,已是夜里12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住好了。”
  周思来乘车开到哈尔滨喇嘛台南边,随便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旅馆经理不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像普通旅客那样,临时找一个空房间便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经理已闻讯赶来,要特意给总理做饭送饭,总理马上拒绝,直奔餐厅,像普通旅客一样买饭,同群众一道边吃边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与想法,了解社会动态。
  1955年周恩来到西安,被安排在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他喝了一杯茶,不干,要去旅馆住。我劝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说旅馆里也太乱……”
  他说:“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
  我说:“你住旅馆,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
  他说:“保卫不是把我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党与群众的关系。别忘了我们党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有今天。”
  结果,他住到西安大厦,和群众一道在食堂买饭吃,并且感慨地跟我说了两句话:“我就喜欢这种生活。进城后总缺少这种生活。”
  然而,保卫制度是不允许总理喜欢什么生活,缺少什么生活,就去过什么生活。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他保卫在专门的院子专门的楼房里。
  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饭店举行;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中央首长里有许多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剧团也调来了。演出结束后,兴致勃勃的毛泽东随口讲出一段话:“这次会议的这种开法很好。过去中央全会都是在北京开,以后要到各省去轮流开,可以就地处理这个省的问题,可以了解当地情况,联系各方面。”
  这话一传出,各省争相修建宾馆,准备中央全会来本省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不同级别都有一定标准的住宅住房。毛泽东提倡游泳,中央领导们都喜爱游泳,所以这种供上层专用的宾馆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马当先修造了水晶宫,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尔住一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巨大浪费,而且是不住人浪费,住了人更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浪费,连内蒙、青海、甘肃这些边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几十年前的投资……
  周思来曾又难过,又气愤;说多了不行,不说也不行地批评了一些省市负责人:“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对于另一种建设,总理就是积极提倡支持的态度了。
  周恩来到过陕西、云南和广东的温泉。每到温泉,总理总要先了解当地居民是否有洗温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关同志汇报时,谈到温泉给干部疗养院占了,老百姓洗不上温泉。总理听后很生气,把省市负责人找来,严厉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处当干部的就占过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却没地方洗温泉,你们说你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老百姓会怎么看怎么想?我叫你们说!”
  这些干部说不出话,只有赶紧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洗温泉的问题。
  在广州从化温泉,周恩来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谈话,也是先问:“群众有没有洗温泉的地方?”
  广东的同志说:“暂时还没有。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主要是经费不足,一时难建起来。”
  “给领导干部修,经费就能搞到,一给老百姓修,经费就难筹措,你们说这是为什么?”总理不肯洗了,回到住处派秘书送去200元钱,转告广东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长说:“一定要给群众修建洗温泉的地方,这点钱是我和邓大姐一点心意,表示一下我们对筹措经费的态度。”
  管理局的同志觉得这笔钱不好收,不好作帐,又派人送还总理,说:“总理的心意我们全明白了,一定努力为老百姓办事,这200元钱还是请总理收回。”
  总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书送那200元给生活管理局,并且转告他们:“下次我还要来检查,看看到底修了没修,是不是真为老百姓办事了。”
  王局长掉泪了,说:“总理这么关心人民群众,叫我很惭愧。我们再修不好,对不起群众也对不起总理啊……”
  像许多用脑过度的人一样,总理入睡困难。无论住西花厅还是外出住旅馆、宾馆,他基本都离不开安眠药。
  毛泽东睡觉难,为了入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药,用药量比较大。周恩来睡觉难,却不敢多用药,怕吃多了醒不来而影响办公。他每次睡觉只服用一次安眠药,服药后如果还睡不着,那就苦不堪言了。因为总理压力大,睡觉时间一般只安排4小时,晚入睡1小时就少睡1小时,到钟点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于入睡的念头;往往是越急于入睡就越难以入睡。痛苦厉害时,也请保健护士作作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也算一种休息吧。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盼过春节。一临近春节,心里总有个盼头,暗暗喜悦。因为辛苦一年的总理,只有春节能充分睡两觉。这两觉可以不存压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来。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总理平时几乎没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时候,都是到钟点就由我们叫醒他。叫不醒就摇醒,摇也摇不醒时,就须两人一架,把总理从床上搀扶起来,“强行”在屋里转几圈,直到把他弄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流泪。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他每天多则睡4小时,少则几天十几天连续工作,然后算个睡眠总帐。根据记录,平均每天睡不够2小时的时候很多很平常。
  总理严重缺乏睡眠的情况,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经见到胡主席握住周总理的手不放,充满深情又很不安地劝说:“多睡2小时,你得答应我,以后每天多睡2小时,至少睡够5个小时。”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说:“不行,2个小时确实做不到。折中一下,争取多睡l小时吧。”
  从那样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挤出l小时的睡眠时间谈何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总理一般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种是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时,值班秘书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动项目排列好。前面讲过,活动项目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宽裕;一件事误点,就要影响后面一串的活动项目。所以,叫总理起床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晚叫3分钟就可能使一天的活动节奏都受影响,就可能造成手忙脚乱的情况。
  总理的睡眠时间大多数是4小时,至于真正入睡的时间够不够4小时,那就说不定了。也许够,也许只睡着了二三小时,干脆没睡着的时候也有。
  叫总理起床的那一刻,对总理对值班人员,都是一件痛苦、困难的事情。
  一次,我和卫士小高准点来到他的大木床旁,连续轻声呼唤;“总理,总理,到点了……”
  我们先是站着叫,然后俯身叫,然后轻轻摇晃他身体叫。他先后三次闪闪眼皮,旋即又合上了,始终没有醒。总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难过地对视一眼:
  “怎么办?”
  “豁出去挨顿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于是,我们两人眼泪汪汪地退出来,看着手表守在门口。我们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就这么一边看表一边交换目光地拖延了一个小时。我把心一硬,说:“不能再拖了,叫醒吧!”
  我们又来到总理的床旁,连续地轻摇轻唤,总理终于醒过来,两手用力搓搓脸,像平日一样,奋力坐起身,马上以快节奏开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时间,脸上陡然变颜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们。我们忙低下头。
  “怎么搞的?为什么晚了1小时!”
  “总理……”我哽住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发脾气了,把他批评人所习惯使用的两句最严厉的话全用上了。
  “总理,你批评吧。”我流下了泪,“我,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唉,”总理叹口气,把严厉的批评转为一种柔和的说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要想到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时间卡在那儿,到点必须叫。你们好心叫我多睡会儿,可工作还是那么多,不干行吗?你们除了打乱我的工作节奏,影响一天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这不是好心帮倒忙吗?我起不来,你们硬把我叫醒,这是对的;不叫醒,就是错误,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每到时间,我们就狠下心来强行把他弄醒。有时叫醒,有时摇醒,好多次都是“残酷”地把他从床上架起来,搀扶着在屋里走,直到他完全醒过来,奋力地振作起来……唉,我们的总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没有什么语言能真正表现出我们总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种被叫醒的情况有所特殊。
  进城时,总理就向我们规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干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恩来同志干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1小时。”
  片刻,毛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衣,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交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告!”
  “是主席叫我过2个小时再叫醒你……”
  “这是不允许的2”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2”
  从此,我们又吸取一条教训,只要毛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突,水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床边的日日夜夜里,不知流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


  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身绕办公桌走几圈时,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春藕斋,到菊香书屋,到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20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
  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78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欢坐汽车,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4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熟悉,他也说过为上海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上海表的消费者,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各届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上海牌小轿车。从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共产党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1990年。国家机关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风光得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赵总理看不上我们,越是重要活动我们越没事干,出风头的全是外国进口车,好象我们出来就会丢脸似的……”
  第二个特点是,坐车讨厌前呼后拥。
  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朝我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我没有动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我和卫士高振普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
  “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
  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机老杨共3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第3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阅汇报条,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滴时间打个盹。
  总理正经睡觉困难,离不开安眠药;打盹却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现。这主要是在汽车上,如果没公事没陪客,短到两三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他都可以打个盹;而且说盹就盹,说醒就醒。
  我当副卫士长及卫士长时,仔细观察过总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种形式或叫情况。一种是被动的,就是前面讲过的在办公桌旁疲劳困乏到极点,身不由己地打起盹;头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刚挣扎着抬起来,马上又垂落,手中的笔也会失控地落下去,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点状道状的墨痕。当他的头大幅度地垂落时,会突然惊醒,忙捏捏鼻子,揉揉眉头,揪揪头发,然后抓起清凉油,用手指往太阳穴和额头上擦抹,一边望着文件上跑笔的墨污摇头。
  另外两种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车上。
  一种情况是路程较远,坐车时间稍长些的时候,比如在京时去机场接客,比如在广州,从南湖到小岛,总理上车刚坐稳便看一眼手表,压压手势吩咐:“都不吵,睡觉啊。”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静气,司机杨师傅警惕车开平稳,总理习惯地靠在沙发座的一侧,头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这种时候,他不会失控地把头向前垂,可以几十分钟一动不动,呼吸变得均匀绵长细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车到站,我们都是一动不动,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总理。总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备生物定时器,每次都一样,我们的目光一触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睁开眼:“噢,到了。”
  说着,用力搓搓脸,便精神焕发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车时间短,比如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三五分钟的时间,总理就不说什么“别吵,睡觉”之类的话,也无须把头朝右歪靠沙发座。他会坐正身体,全身放松,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总理是会气功的。这不是那种劈石碎砖的硬气功,也不表现在各种腹呼吸的运用,他的气功是在意念上对静的追求,由意念导引着全身血液的循环,肌肤神经的松弛,脑筋的高效休息。这种带有极大调理性的休息,效果是惊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种紧张,繁忙,有时激烈有时枯燥的马拉松式的无休无止的劳作中,当总理精疲力尽地完成一项工作,乘车去另一个地点继续另一项工作时,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入定”,这几分钟的调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车时重新神采奕奕,两眼大放光辉。
  当我们二十几名秘书与总理经年展开车轮大战,当全国所有的神经束都导向总理,源源不断输来各种信号,总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时,当总理常年累月超负荷运载,令人不可思议地睡眠少时,我便不能不想到总理那汽车上的打盹。沉睡几十分钟也罢,“入定”几分钟也罢,正是这见缝插针式的调理休息,维持着总理的精力和思维活动。
  总理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仅是靠奉献精神和顽强意志来保证,也是靠了几十年艰苦奋斗所锻炼出来的具有科学性的休息方法来实现的。
  总理坐车喜欢提醒司机老杨:“慢点,开慢点。”他喜欢提醒这句话,是因为他喜欢坐快车。他一生抢时间抢速度,能坐飞机就不坐火车,那么坐汽车当然希望车能开得“飞”起来,快一点就能多干一点工作。
  基调是快,必要时就须关照司机放慢。
  我的观察,当路上行人车辆多时,总理会关照司机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积水结冰,总理会关照司机慢。我至今一合眼,就能鲜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
  雨小了,马路上积了不少水。总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倾着身体,双手扶着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街上的倩况。马路两边不但流动着雨水,也流动着自行车和行人。总理一边观察一边不停地念念有词:“慢点,再慢点,不要溅水,别溅水……小心,小心有水溅了人……”
  总理就是这么细心,时刻想着别人。
  总理坐车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1959年夏天,我们跟随总理,乘一辆嘎斯69吉普车去河北平山县的岗南水库。汽车飞快地驶在野外的公路上。突然,前面出现了一辆马车,一个老农民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那时的牲口见汽车少,马被汽车惊了,乱奔乱跑翻到路边的沟里。
  “停车,快停!”总理下令。司机刹住车,总理跳下车就奔去抢救人。那个老农民已经爬起身,看样子伤得不算重。可是总理不走了,下命令说:“赶快用我的车送老汉上医院检查,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我说:“总理,汛期快到了,岗南.水库那边还等您去汇报……”
  总理摆一下手:“来得及。你们不要说了。”
  一直等到送老汉的车从医院回来,报告老汉没什么危险,总理才上车继续赶路。
  1960年在北戴河,总理的车经过一座木桥时,隆隆的木桥震动声惊了河对岸一辆马车。惊马朝桥旁的斜坡冲去,把车上拉的一名病号给掀了下来。总理马上下令,又是跑去病号旁。那病号长了一身毒痂,触目惊心,总理却像父亲一样毫不嫌恶,仔细察看了农民的病情,马上命令送医院。
  到住地后,我们后怕的是,如果惊马冲过来,把总理的车撞挤到河里该多危险,总理想的却是那个病号,一进门就给医院挂电话,询问病情伤情……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有次总理外出,车开到府右街时,一个女孩子骑自行车猛地从临街胡同里冲出来,撞到总理的车上。女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车上,当时总理的车已急刹住,所以女孩子没受什么伤。但是细心的总理发现女孩子衣服挂破一块,马上叫警卫去买件新衣服给那个女孩子送去了……
  然而,总理坐快车也是遇过危险的。
  记得那是1961年6月15日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总理定于下午2点半到钓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欢迎大会。
  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出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门——钓鱼台。
  按以往习惯,总理坐右排左侧,成元功坐后排右侧,我坐前排司机旁位置。司机杨金明技术一流,两手在驾驶盘上大幅度地滑来滑去。那时北京城里汽车不多,我们的车速很快,箭一般驶出了阜成门城楼。这时,道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远阔,杨金明加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大卡车。按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呢,大卡车就像国民党特务制造暗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交会的刹那,突然驶入逆行道,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大卡车撞过来将把总理的座车在电线杆子上挤扁。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和完成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时,我扭转身子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种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在我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我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成元功侧身用自己身体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部位。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迎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种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杨金明那声:“不好”刚出口,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疾转,车子敏如脱兔地窜向左,避开水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道。
  现在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道撞我们,我们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道,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进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我们左闪的同时,这家伙也又扭头冲回左边,还是要撞!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间,方向盘疾转,座车猛甩了180度的大调头,嘎然停住。这种大调头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我们3人都摔倒在座椅上。现在是车后屁股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我们一道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了。爬起身看时,那辆卡车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再向我们追逐冲撞,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出来的那个院子里去了。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的“谋杀”行动。
  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平平静静说一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点。”
  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色苍白,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驶入大门时,总理评论一句:“老杨技术高,处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场大车祸。”
  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成无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我跟总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调查那个卡车。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交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跑出来玩的。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强制度管理,对这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批评和处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处分。
  不过,人的素质太差时,你就是教育、批评、处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这个肇事者闯这么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电车压死了。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违反了规程制度。
  所以,现在我一看到电视和报纸上拿出来示众的那些交通肇事者,心里就一股火,总觉得对这些人处理应该再重些。
  第4个特点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来要去人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开至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之后再驱车去人大会堂。
  在北京饭店上车时,周思来轻轻拍一下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大会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帐。”
  杨师傅说:“总理放心,我早记上帐了。”
  周恩来在建国后,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工资发下后,钱归我管,工资表他一定要过目,就是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和外出用餐费等。他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算作私事,把去医院看病人,到民主人士家拜访及看望外国朋友这类亦公亦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车,都坚持自费。他乘车的记帐,先由我记;后来嫌我记的帐有疏漏,转交钟步云记。老钟遇空难后,就直接交由司机杨金明本人记帐了。总理说:“你开车你记帐,这样不会出现疏漏。”
  帐记下了,交通部门如果忘记或没按时依照帐目从他工资里扣钱,交通部门要挨批,我们也会挨批评,责任是没有提醒交通部门扣钱。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会发生用私车漏交钱的情况。
  周恩来无子女,但侄子侄女及亲戚并不少,这些人来看总理,那是坐公共汽车。周恩来曾明确规定: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
  有次,他的一个侄子一个侄女相约来看望,同周恩来邓颖超,一道吃饭谈话。出来时,已是晚上7点多。我从门前过,见他俩正焦急地小声议论:“唉呀,来不及了!”
  “可能已经开演了,快走吧……”
  我心里一动,停下来问:“你们要干啥去?”
  “到工人俱乐部看演出,来不及了。7点半就开演……”
  我看一眼表,说:“来来,我送你们去。”
  我们这些人都会开车,我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俱乐部,回来正碰上邓大姐的秘书。秘书问:“你干啥去了?”我心知不妙,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应付道:“没干啥。”
  可是这位秘书还是猜到了,报告了邓颖超。工夫不大,周思来和邓颖超一同把我叫去,像这样共同与我谈话还是少有的,可见问题严重了。我不敢说谎,老实承认用车送人了。并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就要误了看演出。”
  “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周恩来皱着眉头盯紧我:“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记住,这是不允许的。”周恩来干脆明白地警告一句。这一声至今响在我耳边。我再不曾用车接送过周恩来和邓大姐的亲属,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从未用过公车。我会开车,却一次也没用车办过一件私事。就是办公事,只要来得及,都坚持骑自行车,实在来不及了才开车。现在我离休了,老干部局定期发给我公里数,但我仍然没用过。没那个习惯。我的习惯是受周恩来影响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按规定都是乘专列。专列由前驱车、主车及后卫车组成。这是安全部门规定的,不是周恩来个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极少乘专列,除非视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况,否则是不肯坐专列的。他只喜欢坐飞机。
  他曾对我说:“坐专列太浪费,主要是浪费时间,工作不允许。”
  周恩来乘专列时,很注意不要随意停车。毛泽东对这一类事不大注意;专列行驶中,工作累了休息,并不在意专列行驶在单行线还是双行线,到站还是没到站?一旦想睡觉了就睡。他一睡觉。有关部门便会通知司机停车。有时专列停在单行线上,便会造成其他列车晚点。
  周恩来对这些具体事是非常细心。有个说法不全面不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部分实际情况:毛泽东只想他所关心的大事,周恩来则还要时时想到关心到别人所遇到的事。
  比如,他偶尔坐了专列,不到站决不许专列停车。他多次告诫我们:“要保持同司机和铁路部门的联系,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搞得其他列车运行晚点。”
  建国以来,周恩来只坐过有数的几次专列;一般专列行动,容易影响其他列车晚点,但周恩来乘专列,从未影响过其他旅客列车的正常运行。
  总理外出,主要是坐飞机。在重庆时,我就跟随他乘坐到lOO多次飞机,前面讲过,多次遇险,却从未因此远离飞机。建国后,他的专机是一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编号为“208专机”,国内外都知道,很有名。机长是张瑞蔼,改革开放后出任中国联航总经理,是一位非常有经验,有技术,有胆量的优秀飞行员。
  对于总理的喜欢坐飞机,张瑞霭曾开玩笑问总理:“总理,你是不是崇拜飞机?你怎么那么爱坐飞机呀?”
  总理笑着说:“飞机好啊,它快嘛!坐飞机能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嘛。”说着,右手在面前轻轻带过一下:“我喜欢坐飞机,可不等于不支持铁道部的工作,不等于不关心铁路建设哟。他们不要对我有意见哟。”
  总理对于他的机长张瑞霭是很感自豪的。尼克松访华,要坐他自己的专机去杭州、上海访问。总理不同意。
  “你们在我们境内旅行,应该坐我们的专机嘛。”周恩来坚持道。基辛格深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感,积极帮助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只乘过一次外国飞机,这就是周恩来的专机。
  当周恩来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时,尼克松对周恩来竖大拇指:“飞得很好!”
  总理荣然一笑:“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说:“总统是第一次乘坐外国飞机,因为中国飞机是最安全的。”
  总理乘飞机的故事很多,张瑞霭写过回忆文章,我在前些章节也写过一些,这里不多讲了。我只讲这样几句话:
  总理逝世后,有人计算他操劳天下事,乘飞机所飞距离,可以飞到太阳。当你计算这段飞行距离时,你是否想过?他那颗伟大的心就像太阳一样永远光照着人间!

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思来推荐陈毅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思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思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思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思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思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思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思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思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思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思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恩来还在办公;邓大姐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卧室吃了安眠药睡觉。邓大姐吃午饭时,周恩来或早或晚刚吃早饭。除非请客,他们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一周难得在一起吃几顿饭或睡在一起。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住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也给我们老俩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了作妻子的难处:
  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持搏,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思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思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思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思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思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这是夫妻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妻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爱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爱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流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妻帐”。我说:“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
  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申请补助……”
  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体,大姐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感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24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6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
  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思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思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思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啊……”

毛泽东与周恩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完全是一部书的题目。一部书也写不完,议不清。历史已经将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世代颂扬或评议的话题。
  我只能就自己的极有限的耳闻目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点个人的看法和认识。
  中国文化有一笔大遗产,就是“忠君”。特别是伴随历代历朝开国的明主和亡国的昏君,总要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忠君”故事发生。这一中国文化的遗产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和中国的文化人及所有的百姓。
  周恩来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影响。
  “忠君”在历史上一直被作为美德而加以歌颂,在今天,亿万百姓仍然从书籍、戏剧、特别是人们世代的传颂中受到影响,仍然把忠与不忠视作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重要标准。
  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是忠诚不二的。由于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由于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呼求“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有些人对周恩来的忠诚领袖有非议。非议不要紧,中国文化遗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性会继续存在。比如孔子和他创立的儒道,无论你怎样批判,它毕竟已经与民族的凝聚和延续相融洽,同步了几千年。而历史是永远割不断的,文化遗产总会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讲两个周恩来关心毛泽东胜过关心自己的例子,作为“忠诚不二”的开笔吧。
  重庆谈判前后,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往返重庆延安之间达23次。他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的状态,不想睡不想吃却不困也不饿,这一切只为一个原因:毛泽东要亲赴重庆谈判!
  周恩来曾在他的房间里单独而又低沉地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赴重庆了。”
  我望着周恩来,眨了半天眼。
  “啊?”我忽然醒过来,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不会喘气。
  周恩来笑了,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严肃沉重的微笑,带着凝思的神情说:“你大吃一惊,这很好。说明国民党一定会更大大地吃一惊.他们肯定一点准备也没有,他们根本没想到毛主席真敢去!我们有准备,他毫无准备,看来他们输定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全被周恩来说中,说对了。
  消息传到重庆,我们的同志全都惊呆,简直不敢相信。我向周恩来汇报:“同志们都大吃一惊,不同意毛主席来重庆。”
  周恩来说:“各解放区也都不同意。”
  我说:“劝劝主席别来了。”
  周恩来说:“近20年来,蒋介石没一天不想杀绝我们。20年杀不了,这一次更杀不了。”他讲得那么自信,感染我也有了些自信。他说:“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延安轰动,重庆轰动;解放区轰动。大后方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蒋介石杀人的胆子没有毛主席不怕杀的胆量大哟。毛主席是为了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没这个胆!”
  记得毛泽东飞临重庆的那一刻,我真是全身热血沸腾;除了欢迎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报记者及我们的同志,眼前晃动的武装人员都是国民党兵。我当时脑子里轰响的只有一个慷慨激昂之声:你蒋介石不是要杀我毛泽东吗?我毛泽东来了!
  勇气和信心本身并不是安全,周恩来以他谨慎细致,扎实稳妥的一贯作风,对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做了最大努力。
  周恩来在主席到达重庆前,多次召集在重庆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对保卫工作负总责,由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少将具体负责。
  在安全保卫方面,贴身警卫无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警卫不同于卫士。过去文章中常提到的卫士,更多的是负责吃喝拉撤睡一应生活起居上的杂事。警卫是带枪的,套个老话,相当“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周恩来为确定谁任警卫,确实费了一番思量。“要有龙虎之土,龙虎之士哟……”周恩来在红岩嘴的居室里踱着步,沉吟不止。他忽然停下步,望住我问:“何副官,你有什么意见?”
  其实我一直在猜周副主席的想法,并且相信已经猜到了。我说:“毛主席是真龙,当然贴身的警卫也应该是龙。”
  周恩来笑了,说:“应该是龙。我们就用三条龙!”
  于是,周恩来宣布了他的决定:毛泽东的警卫由陈龙和龙飞虎负责。跟随毛泽东外出活动,不得稍离片刻。颜泰龙跟周恩来行动。周恩来不离毛泽东左右,出则同车,停则同坐同息,吃则同食。每次出动,周恩来紧挨毛泽东,左右身后高度警戒着三条龙:陈龙、龙飞虎、颜泰龙。
  毛泽东踏上重庆的土地那一刻,周恩来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主席到了,再不要管我,你们都要全力以赴去保卫毛主席。”
  周恩来陪着毛泽东乘车驶离机场时,前后负责保卫的都是国民党宪兵。由于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便设宴款待毛泽东,所以第一晚,毛泽东就住在歌乐山蒋介石公馆里。这是可以放心的,蒋介石就算急疯了也不敢在他家里伤害“客人”。
  第二天,毛泽东住到了红岩村。乘车出发时,警卫在毛泽东
  身边的是陈龙和龙飞虎,后面还跟着两辆中吉普,坐有一个班的国民党宪兵。我们曾不放心这些国民党宪兵,周恩来说:“你们考虑的不对。这是在他们的地方,他们是主人。我们管不了,防不胜防,让他们的宪兵来管,责任交他们才更安全。”
  前面章节介绍过,红岩村地处郊区,环境简单清静些,便于保卫。毛泽东住红岩村的当天,周恩来对我和蒋泽民交待:“从红岩村住地到公路有一里远。这一里路就由你们两个人负责接送和安全保卫。离开这一里路没你们的事,在这一里路内出事,你们俩要负全责,懂吗?”
  我紧张了。“文化大革命”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是胡说。但是在重庆,这一里路顶千万里,对我这辈子来说可是一点不假,确实是太重太长的一段路程。我盯着周恩来问:“起点……终点……明确一下才好。”
  周恩来说:“出了红岩村的屋门就归你们负责,主席上车后,你们把主席交给了国民党宪兵,就算完成任务。责任越清楚越安全,你问得好,说明你动脑筋了。”
  从这天起,我跟蒋泽民就开始了一里路的警卫。毛泽东到重庆,去过多少地方走过多少路?周恩来就是这样一里一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布置安全保卫。明确每个人责任,把毛主席的安全点滴不漏地安排严密扎实。
  从那以后,我和蒋泽民就获得了个“一里路警卫”的大名。红岩村地处郊区,与城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届朋友晤面交谈不便,张治中将军就把他在上清寺的公馆“桂园”腾出来,让给毛泽东住。为了安全。毛泽东一天也没在那里住.只是进城会客时,把那里作为会客地点。
  饮食也是件大事。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个小鬼,负责做饭。我们工作人员就在我住的房子后面搭起个小棚子,让这个小鬼在那棚子里做饭。食品和蔬菜不专门上街买,就用我们大食堂做饭的米面蔬菜。周恩来说:“饭菜不在好坏而在安全。没有毒就行。”参加宴会更容易出事,周恩来反复强调的就一条:不许给毛泽东吃独食,搞特殊。大家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至于酒,不论敬来多少,周恩来统统代替喝完。前面讲过,那段时间周恩来的酒量得到超常发挥,天天喝大酒;喝得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却没有一次醉。我们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目睹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酒,好几个人都哭了。那是真正拿命来保卫毛主席啊!就是怕酒里有毒。
  当时我也流了泪,近30年后我又流了一次泪。就是江青搞“批周公”,我义愤填膺。毛主席当年去重庆,她也在,她自己说过“恩来关心主席都关心到家了,我们谁也比不了”。可她现在居然“批周公”!我曾问一位老同志:“主席讲话了没有?”老同志忧郁地摇摇头。于是,我难过得流下了泪……
  毛泽东雄才大略,他所关心所日夜思考的只是如何根据自己对世界及规律的认识,从广度和深度上去推进革命,以他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自信心去开拓,去冒险实践,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他不大在意别的同志为他个人做了哪些帮助和牺牲:他不属于他自己,所以别人为他做出的一切他也视为整个革命行动中的一部分,而非个人间的关系和情谊。建国后,我只见他到西花厅来过一次。也许他认为看望问候和叙旧是妇人之仁?是俗套?他让周恩来终身任总理,哪怕患癌,哪怕卧床不能视事,他虽不去看望,却仍然让他任总理,不允许任何亲近的人或确有能力的人去替换。他也许就是这样表达对这位忠心耿耿的战友的信任、理解、感激和尊敬?
  周恩来一生却是为毛泽东操尽了心。
  在红岩村,周恩来对每个房间都仔细研究一番,最后决定请毛泽东住进董必武的房子,这间房子便于警卫。请董必武临时搬到刘少文房间里去住。
  那段时间,周恩来实在是充当了毛泽东的第一大警卫,衣食住行,样样亲自抓,亲自安排检查。当毛泽东独自看文件或休息时,他亲自在走廊里警卫巡察;伯打扰毛泽东,脱掉鞋袜,就那么光着脚丫在走廊里轻轻地,缓缓地走。至今睁眼闭眼,我仍然能鲜明地想起他那忠心耿耿、小心翼翼走路巡察的姿式和神态……
  就在重庆谈判这段高度警惕小心的日子里,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还是发生了。
  10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延安前二天,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不幸遭到枪击。
  那天,柳亚子来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因为要陪毛泽东去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主席回延安而举行的酒会,没有空,就由李少石陪他聊聊。柳亚子和李少石谈诗论文很投机,柳亚子告辞时,李少石送他走。
  李少石住曾家岩周公馆,柳亚子住沙坪南坝。李少石就用办事处的汽车送柳亚子。
  办事处过去只有一辆车,司机姓段,是位老同志。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一辆车不够,又买一辆车。司机是位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刚雇来不久。
  送柳亚子回来,车经过红岩村时,路旁有几个铺子,遇到几个国民党伤兵在那里休息。汽车经过时,碰伤一名士兵。有一个兵喊:“停车!”还骂了句粗野话。
  司机也许没听见,也许怕停下来惹事,继续朝前开去。于是,喊叫的士兵开了枪,子弹认背后打中李少石。司机立刻把他送到七星岗市民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
  司机没经验也不熟情况。市民医院又远又不好走,比市民医院近一半还有个疗养院,若送疗养院急救也许有救活的希望。结果李少石因流血过多而去世。
  司机把李少石送到医院后,眼见没希望了,悄悄把车开回曾家岩车库里。这个车库并不在我们办公的曾家岩50号,距办公的“周公馆”还有100多米。他停下车,不敢和同志们照面。怕负不起责,把车钥匙挂在车上就跑了。直到医院打来电话,我们才知道李少石遇枪击了。
  这时,酒会已结束,周恩来正陪毛泽东看戏。龙飞虎赶去附耳小声报告:“周副主席,出事了。李少石同志遇刺。”
  周恩来的身子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对毛泽东轻声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一出来,他头一件事就是找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我听到他严厉地说:“毛主席在这里,你必须马上来。”当时情况不明,大家都很紧张,都认为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是想刺杀毛泽东与周恩来,刺错了人。周恩来当时也说这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
  张镇立刻赶来了,这位宪兵司令显然也很紧张,脸都白了,立刻随周恩来赶到市民医院,可是少石同志已经因为流血过多而去世。
  周恩来看着急救室里一盆盆的血水和一团团的血棉,难过地哭了,声音颤抖地喃喃:“20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恺)……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
  周恩来轻轻抹去泪,锐利的目光转向国民党宪兵司令:“我要求你必须严加侦察,缉凶归案。现在毛主席的安全你必须负全责,你必须坐他的车,亲自把他送回去。”
  张镇忙不迭地全都答应了。周恩来迅速安排了各项事宜,又轻轻地走回剧场,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坐下,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默默地坐到京戏散场。毛泽东看完戏和张治中握手道别,周恩来始终对枪击事件保密,不漏一字,以免惊动主席。张镇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红岩村。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确实尽了努力,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后来查明李少石遇枪击的原因后,周恩来还去医院看望了那位被汽车撞伤的伤兵,表示:愿负担一切医疗费用。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多次对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和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参加了李少石的葬礼。当时毛泽东也坚持要参加,但所有人都坚决反对,结果他只送了一副挽联,没参加葬礼活动。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的兴奋之色溢于言表,专门在桂园设宴,款待了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敬酒时还说:“共产党不会忘了你。”
  在毛泽东回延安前,双十协定还没达成,赫尔利大使就要回美国。我记得很清楚,周恩来一听这个消息,脸都白了,一刻没停就去找赫尔利,说话声音都变了:“你不能走,毛主席出来了,是你给接出来的,现在你必须把毛主席给我们送回延安,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
  紧接着,蒋介石又派张治中去出任甘肃省主席。周恩来更急了。忧虑地对我说:“国民党蒋介石动了加害毛主席的念头,必须打掉他这个念头!”
  我记得周恩来首先去拜访蒋介石,回来的路上,他说:“蒋介石的保证不能信,还得找张治中。张是蒋的嫡系,抓住他,毛主席的安全就有保证。”
  经过一番紧张活动,周思来多少松了口气。他拜访张治中回来,说:“张治中比赫尔利明理守信。我说你把毛主席接出延安,你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张治中认帐,他说我讲过的话我当然要做到,否则怎么能立身人前?”
  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脸上一整天都带着笑容,常常无缘无故就笑出声。他平时节俭得近乎苛刻。炒个咸菜吃都说浪费了油。这次却连声说:“请客,请客,把为毛主席服务的宪兵和服务人员统统请来!”
  不知为什么,我这时忽然想起了1940年随周恩来参观张良庙的情景,想起他讲的鸿门宴,张良如何帮助刘邦取得政治上主动,并帮助刘邦安全脱险的故事。
  重庆谈判后,我对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情实感开始注意,并且深受感动。毛泽东要走的路,他先蹚一遍;毛泽东要过浮桥,他先踩一遍;毛泽东要住的房子,他先里外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他先躺一躺,还要看看床褥下有无危险潜藏。转战陕北,他坚持和毛泽东住一个院子,以便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他早晨有清嗓的习惯,出门嗓子痒,捂着嘴跑回屋子才咳出声,怕在院子里咳惊动毛泽东。建国后,毛泽东在颐年堂开会,他要先去检查,像战争年代一样不放松警惕。甚至毛泽东的车门没关严,记者照相的闪光灯刺了毛泽东的眼,毛泽东乘车驶过的地方有个人影他也要去追查,真可说关心爱护得入丝入毫,点滴不肯漏过。
  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实情况,从一次过生日也可以看出来。
  周恩来反对过生日;自己从不过生日,却为毛泽东庆贺过一次生日。
  周恩来反对为自己过生日,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教训。那是1960年,总理62岁生日,我和孙维世两人商量,决定给总理不公开地过一次生日。
  当时大姐不在家,我按照与孙维世商量的分工办法,先找厨师桂怀云。他解放前是南京雨花台一位著名厨师,很有手艺。由于过去为多做点好菜给总理吃,被总理多次批评“浪费”,挨“训”多了,有点犹豫。我说:“不要紧,你先搞点炸酱面,这是生日面,长寿的意思;再做个大寿桃,看机会,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
  桂师傅何尝不想给总理过个生日?他对总理感情特深,不仅是受总理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动,而且关键时刻总理还出面保护他,那是“三反”运动时,有人说桂师傅家里高级瓷器不少,是精品。一个厨师哪来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总理知道后,说:“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什么?你们太缺知识了,胡闹台:”
  桂师傅平时挨批评多是因为总理清廉节俭,容不得一点铺张浪费,关键时刻又受保护。说明总理是从心底关心爱护人。他也考虑做炸酱面算不得浪费,用面蒸个“寿桃”更不算什么,就照我的意思办了。
  那天,总理开国务会议,我们左等右等不见回来。孙维世已经兴冲冲先赶到了,按分工,她带来了生日蛋糕。也没敢摆到饭桌上,先拿到厨房观形势。
  总理终于回来了,我们马上给他开饭,先端上炸酱面。总理拿起筷子,刚要吃,忽然觉出气氛异常,大概与我们的喜色有关系?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紧我问:“怎么回事,干吗今天吃面条?”
  见他一副警惕模样,我心里叫苦:糟了,总理意识到今天是他生日了……
  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
  我忙解释:“这不是专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赶上吃面条……”
  总理生气地大声说;“你这是不打自招!”
  “好久没吃面条了,这是实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见总理不理睬,忙跑到后面请孙维世帮忙劝说。孙维世原想找机会给总理上蛋糕,一听总理生气了,赶紧往回缩:“不行,我要是去劝,这块蛋糕也完了……”
  正着急,天上掉下颗救星。我听到门外传来陈老总高门大嗓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三步两脚迎出去,对着陈老总耳朵说:“今天是总理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点面条,谁想到他急了,饭也不肯吃了。还得请老总帮忙劝劝。”
  陈毅笑着点点头,急步走进门,进门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面条啊,正好我也爱吃面条,好久没吃上了。总理,我一块儿吃点行吗?”
  说着,他已经在饭桌前坐好了。总理无奈,只好陪陈毅拿起筷子。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陈毅望住我问。因为只吃一碗炸酱面显得太没气氛了。
  “总理不叫上。”我小声喃喃。
  “拿来,客人来了还不把好东西端上来?”
  我瞟一眼总理,见他板着面孔并不肯为这件事给陈老总赏个脸,所以没敢动。
  “那好吧,光吃炸酱面。”陈毅也不好再让坚持上东西了。结果,那块生日蛋糕和用面蒸的寿桃,全被我们工作人员分吃了。
  与这次过生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发生的事。
  1974年12月24日,我任总领队,带着卫士高振普和专家医生吴德诚、张佐良,护士徐奉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护送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谈话可能比较愉快。总理出来后说:“主席留我再住两天,你们也可以放松两天。”
  这两天,我们确实放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主席表现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对周恩来提请四届人大通过的经济计划,配备人大及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选等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总理心情很好,这两天跟我们一道散了步,还玩了一次扑克牌。玩牌时,总理借洗牌时间望着大家问:“你们去过韶山吗?”
  我们纷纷说:“还没去过。”
  “你们跟着我忙,没有机会。不到韶山你们不会真正体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义。”总理庄严地点点头,加重话的份量。然后放开声说:“这样吧,你们可以轮班去一下。”
  我们一起说:“有机会时,我们跟总理一起去。”
  总理笑了:“那好,有机会时我们再一起去。”
  26日上午,总理对我和高振普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要请大家吃饭。”总理愉快地说。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62岁生日时,生气不肯吃寿面的情景。可他现在要为主席的生日请客庆贺了……
  “都请谁呀?”小高问。
  “就是这儿楼里的人,再加省里和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哎,你们再问问那两位小姐来不来?”
  总理说的两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闻生。
  总理情绪这样好,大家都十分高兴。高振普还给王海蓉打了电话。
  王海蓉在电话里问:“3号楼去不去?”
  3号楼是指王洪文。那时的习惯,领导人住几号楼就简称几号楼。高振普在电话中说:“总理没请王洪文。”
  王海蓉说:“那好,我参加。”
  当时总理癌症已经很严重,是从医院飞来长沙的。膀胱癌是绝对不能喝酒的,两年前尼克松访华时总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个意思。但这一次,他却举起酒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
  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
  最后一杯酒是祝愿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诚不二,当我们说其中有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与过去几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内容。这种忠诚包含着对事业和信仰的忠诚,并且首先是源于对人民的忠诚。
  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基本可以从周恩来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说明。
  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毛泽东头像,三分之二面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
  这枚像章。周恩来一直佩戴到去世;
  这枚像章,周恩来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枚像章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对此,我想先引用一段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同记者的对话。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手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思来。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周总理说到这里,缓和一下语气,笑着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要尊重人权,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打人。”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我跟随周恩来过赴现场。总理不顾余震的威胁,亲自指挥救护工作。
  一位乡村者太太因为她唯一的儿子在地震中死去而痛不欲生。总理走到她面前,用双手握住她的手,含着泪说:“你就把我看成是你的儿子吧!”
  管理员向他报告伙食流水帐,报到咸盐时,因为涨了一分钱,他马上丢下手里的饭碗,叫起来:“什么时候涨价了?我居然还不知道!”
  他马上让我们请来有关负责人,查问清楚,并要求弄清这次涨价对贫困地区的农民会有多大影响?……
  一位美国人说:“在中国党政高级领袖当中,至今为止,周总理是最受人们尊敬的人,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多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的男男女女之中。他总是花时间同平民百姓谈话,到医院或者到家里去看望生病的工人……”
  宋庆龄主席在周恩来去世一年之际,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的总理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同干百万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无论是在战争岁月里,还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期间,或是在他生活的其它阶段,他和老百姓吃同样的饭,他的衣服补了又补。在工作当中,他和最基层的干部一起,总是在他们的食堂就餐。他经常和他的司机或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一起吃饭。无论什么时候他和他们—起讨论各种问题时,他或者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是,我们的总理赢得了他周围所有人的爱戴,特别是赢得了年青一代的爱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回忆起同总理在一起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他们就会流下难过的眼泪。”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因为毛泽东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党的领袖,更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为他的队伍规定的宗旨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9年的胜利证明了那支歌的正确:“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他晚年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论其错误多么严重,从他的动机和本意来看,也无疑是为了他所坚信并坚持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言为了个人的权力。
  1973年,周思来身患癌症,已经很可能死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即将面临政府权力的真空。谁来接班?林彪的叛逃使他陷入窘境。
  最高兴的应该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周恩来行将倒下,毛泽东已经没人可选。叶剑英虽然“大事不糊涂”,但毕竟年事已高。军队将领中没有哪一位能被各派力量共同接受;能被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的领袖人物已经被统统打倒。现在气数最兴旺的似乎非“四人帮”中的人,别无他求了。
  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毛泽东决策请中国“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山!
  邓小平为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是写了检查。那个年代没一个人不检查,包括毛泽东在内也检讨了要“三七开”。但是,与其讲毛泽东相信邓小平的思想会“向左转”,不如说毛泽东相信只有邓小平能够在周恩来之后胜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领导重任。他深知江青不行,张春桥等人也不例外,清谈可以,真叫他们掌权干实事,国家和人民就要遭灭顶之灾。他对邓小平的一系列评价,包括“人才难得”,“你们有些人怕他”,“马列主义水平高”,“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都是为了使他在被打倒七年多之后重新工作时,有个好的条件和气氛。
  邓小平的再次回到权力中心,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无私。
  毛泽东这些基本的品质和他无可怀疑的人民性,决定了周恩来及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对毛泽东的忠诚态度。粉碎“四人帮”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忠诚热爱毛泽东是有其特色的。为说明这个特色,不妨与林彪作个对比,再与邓小平作个对比。
  整个的武装斗争时期,应该说,林彪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元帅中,他是战功显赫的一位;虽然在资历方面不如陈毅元帅等人,但还是以战功卓著而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3位。朱德是总司令,在井冈山时期便以“朱毛”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长征及到达陕北时期,曾代理过总司令职务。除了这两位总司令在历史上已形成了所处地位,林彪无法超越,其他的军事领袖都排名在他之后。
  现在有种成见性的说法,即“林彪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也并不能反映全部历史真实的。林彪若只是这样一种小人,以毛泽东的英明,那么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害智,是不会让他身处元帅第三,并最后当上毛泽东接班人而写入党章。
  为毛泽东服务的一组的同志常对我们讲一些情况,有时我们跟随周恩来见毛泽东时也可以感觉到,林彪曾经是忠诚于毛泽东的。表现这种忠诚决不是人们现在所说“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恰恰相反,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
  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军队干部中,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仍然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为我们工作人员所见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彭德怀,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对着毛泽东摔帽子,剃光头,抡胳膊骂娘而闻名全国,留名历史,无须我多讲。另一个顶撞毛泽东厉害的就是林彪。这一点也许还不为人知或有人知道也不说。
  井冈山时期,长征路上,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林彪多次顶撞毛泽东,有时顶得很厉害,过去的文章中写过毛泽东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其实林彪挖苦毛泽东也不轻:“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2”许多人都曾见到林彪顶得毛泽东讲不出话,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解放战争,林彪在东北确实打得出色,他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意见分歧。有的意见毛泽东对,有的意见林彪对,最后都是谁对就照谁的意见办。本来,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后来的政治斗争,硬把这种意见分歧庸俗化了。要不就是“一贯紧跟”,要不就是“一贯反对”。然而,这种浅薄而庸俗的评价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声音,那只是稍瞬即逝的滑稽戏而已。
  林彪顶撞毛泽东并不像彭德怀常常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公事公办的态度。他每次去见主席,基本都是谈工作,并没有什么私交。他见主席很少有笑脸,不请自坐,并且军人气挺足,常是挺着腰板正襟危坐,两目平视毛泽东,有事说事,没事告辞。谈事时,基本是板着面孔,该汇报的汇报,该听指示听指示,听到不同意见,有的接受,有的争论。他争论时,不喊不吵,声调始终平板、平淡,喜欢讲一句:“不是那么回事。”然后陈述自己的意见。一组的同志多次见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当面顶撞“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亲眼见!”背后却不许人说毛泽东一个不字。他只在私下面对面时与毛泽东有争论,在公开的会议上从来不争,而是全力维护和拥护毛泽东。有了成绩,归毛泽东;有了错误,算自己或大家的。比如在东北战场上,毛泽东曾经想不叫国民党进东北,用武力挡住他。林彪一再争论、一再陈述己见,毛泽东才改变了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们由此争得了主动,林彪不说自己的意见对了,而说毛主席的英明,归功于毛泽东。
  又比如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自己都做了自我批评,林彪却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正是这种个别争论,公开拥护;当面顶撞,背后喊万岁,他才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甚至在一定时期里受到全党大多数人的承认。比如周总理就多次对我们夸奖他,宣扬他,说“林彪有才,会打仗。”每次和林彪见面,总理都表现出尊重。到了林彪当上副统帅时,总理对他就更尊重了。就是在庐山上,林彪受到毛主席批评之后,在他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公开暴露时,周恩来仍然是尊重他,并且尽量设法弥合统帅与副统帅之间的裂痕。
  当林彪手持“红宝书”追在毛泽东身边喊万岁时,他已经开始变得不忠诚,并终于发展到“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但也不完全是当面喊万岁,还有当面向毛泽东闹脾气的时候。这时的闹脾气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争论,是为了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没实现而闹脾气。
  比如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烟火之夜,我们随总理提前来到天安门。每次这种活动,总理一定要提前到场,亲自检查各种准备工作。从桌椅的摆放,排列座位到饮食卫生、安全保卫都要细细检查一遍。然后,按照毛泽东入场路线走一趟,边走边留心观察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对主席的脾性、习惯太熟悉了。记得有次毛泽东接见客人,周恩来事先到场“演习”,走一趟,发现地毯边有根电线,他就指着说:“主席会从这里走,这根线弄到地毯下面去,不要绊了主席。”后来毛泽东到场接见客人,走的路线果然同周恩来“演习”走过的完全一致。
  这次周恩来也“演习”了一遍,从登上天安门,直到入座。从楼下望楼上,毛泽东的座位是右边靠栏杆的第一个,他的对面,即左侧靠栏杆的第一个是林彪。
  都检查过之后,中央领导人便陆续来到。凡是天安门上的活动,中央领导人多是在毛泽东之前赶到,在大殿的休息室里坐着聊天。不一会儿,西哈努克亲王在董必武陪同下也来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有一道屏风,他是在屏风后面休息。
  可是,林彪还没来。总理不时看表,皱眉,叫秘书打电话摧。因为以往都是林彪先到,在下面等候毛泽东,然后跟随毛泽东一道上天安门。
  这一次林彪迟迟没到。此前,总理给林办去过电话,那边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不参加了。”
  “文革”中,登天安门已经成了政治亮相。按惯例,毛泽东出现,林彪一定同时出现,以显示团结和接班的关系。现在一下子少了副统帅,在国内外会引起震动和猜测。所以总理坚持请林彪参加。他请林彪接电话,脸上是真诚的情急之色:“林副主席,晚上的焰火晚会还是请你参加一下……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完,主席是要来看焰火的,你不参加不好。这样的活动要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观众……”
  林彪终于同意参加了。
  可是,他再不肯先到天安门来等候毛泽东一起上城楼。毛泽东的车到了,下车后只见到周恩来,没见到林彪。
  “主席,”周恩来解释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可能晚到一会儿。”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他对自己的病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办法。”
  8年后,胡耀邦曾经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评价说:“其实,主席也不喜欢林彪。他身体不好,对自己的病又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
  不过,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不为毛泽东喜欢,已经不只是身体不好,而是那暴露出的政治野心。在1971年“五一”节的夜晚,毛泽东独个儿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林彪已经不止是私下个别谈话时敢顶撞毛泽东,而且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在公开的场合,也表示了与毛泽东关系的紧张。
  这一个夜色沉沉的“五一”之夜,毛泽东已经不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那样率先穿起绿军装,他又穿上了灰色中山装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稳,充满自信地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他愿意招呼的同志点点头,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屏风外一阵热烈的喧哗,毛泽东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缓缓朝屏风的一头望去。周恩来带着陈毅过来了。
  “主席,”陈毅顿一下步,带有立正的意味,“我来了……”
  以往,陈毅见毛泽东,总是立正身体高门大嗓一声报告“主席,我来了!”然后就热烈地上前握手,然后就热烈地谈诗论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封”了陈毅“右派代表”,至少在老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中造成很大的感情伤害,至今我们这些“老人”议起当年,仍然感觉毛泽东这样做显得不容人,不尊重人。对人对己都造成很大损失。
  在历史上,周恩来和陈毅都曾反对过毛泽东。由于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影响,比林彪要高得多;林彪不够反毛泽东的资格,充其量是对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周恩来与陈毅则不然,30年代初他们都曾取代过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但是,在中央领导中他们也是最勇于自我批评的两个人。无论林彪还是刘少奇、邓小平,历史上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记录,无须重提旧话。周恩来与陈毅却一直到死,总不忘重提旧话,作自我批评。
  陈毅的自我批评,由于他的气魄大,在群众大会上声情并茂地大讲特讲,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历史上犯过错误,我就反对过毛主席,反错了,认识了,改正了。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不像陈毅那样激情澎湃,但次数更多。从我到他身边工作,到他去世,讲过不下百次。由于他大会小会总把“错误”挂在嘴边,李富春等副总理和好几位老部长或直接向总理进言,或托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劝劝总理”,“有些历史上的‘错误’不要再提了。就那么下点事,我们都听总理自我批评100多次了,还要自我批评到什么时候啊?”
  总理这样没完没了地自我批评,与他谨慎的性格有关,与他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为人之道有关,与毛泽东的:提醒”也有关。
  进城前,毛泽东有一次曾对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当面指着张闻天说:“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张闻天接受教训很深,却仍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陷进”了“军事俱乐部”。被毛泽东写信,叫他看看“枚乘七发”,说他是发“疟疾”。
  进城后,毛泽东也曾当着几名身边工作人员的面指着周恩来说:“他也曾经反对过我。”
  周恩来坦诚地面对我们工作人员说了大意是这样的话:历史上我犯过错误,反对主席反对错了。所以后来才一直坚定地支持拥护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对那些受批判作检查的干部讲过类似这种话:作检查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七次八次,什么时候检查得他们也听腻了,什么时候拉倒。
  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勤于自我批评,“勤”得让大家都”怕”他再作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自我批评。他的善于自我批评,感动得毛泽东都不安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58年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总理一到会就开始作检讨。从“反冒进”检讨起,从思想到工作全面进行自我批评。到了七千人大会前后,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批判“反冒进”,搞“大跃进”的错误,周恩来并不标榜自己正确,回头清算别人,仍然是首先检讨自己。毕竟自已是总理,国家和人民遭这么大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毛泽东很少那样受感动,表现出内心的不安,不无赧颜地说一句:“什么事情你都揽到自己身上。”
  毛泽东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周恩来始终为党内各派所尊重,所接受,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勇于自我批评,勤于自我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1967年对“红卫兵”的一次讲话中说:“29岁的时候我犯过错误,现在69岁了,我仍然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陈毅又进一步说:历史上我就反过毛主席,反错了,不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你们也会犯错误,过去没犯过错误以后可能更容易犯错误。因为犯过错误的人有教训,比没犯过错误的人更容易吸取教训,少犯或不犯错误。
  事实证明了周恩来和陈毅讲得有道理。从长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权,胜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胜利。
  但是,如同一切事物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一样,毛泽东的正确及这种正确所带来的威望,使个人崇拜及领导上的“一言堂”也渐渐发展起来,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一旦毛泽东出现失误,“历史的教训”使得一大批干部宁愿相信大家都错了,也不敢或不能解放思想,看到毛泽东发生了严重错误。当然,这已经属于另一个话题。
  这里要讲的,是周恩来与陈毅的坦荡无私的自我批评精神,使得他们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而林彪则不同。他政治上的野心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周恩来与陈毅那样的自我批评,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也不可能像周恩来、陈毅那样坦然公之于众,相反,就连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批评,他也千方百计压制、控制,尽一切可能缩小影响范围。
  于是,毛泽东与周思来、陈毅始终可以友好共事,与林彪则越来越失去了这种可能。在1971年的“五一”之夜,事情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陈毅高门大嗓叫“主席”时,还像以往几十年那样激情洋溢,身体立得笔挺。可是,当他说“我来了”时,声音陡地沉落下去,身体也泄气地松弛了。可能想到他已不是当年的受到喜爱器重和信任的陈老总;已经成了坐在最右边一个座位的“右派代表”,说话顿时没了以往的信心和昂扬。
  这样一来,反而影响得毛泽东百感交集,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纪的老人那样,张开嘴才好笑,伸手握住陈毅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约,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的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恢复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慷慨悲壮之感。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对疾病的态度可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也上前与陈毅互致问候,他们有十几年的友情。周恩来在一旁说:“晚会该开始了,请主席到前面坐吧。”
  当毛泽东在圆桌的东首凭栏而坐时,西哈努克亲王及翻译,董必武等依次坐好。但西首凭栏的座椅却是空的。那是副统帅的座位。
  毛泽东的目光在对面的空位上稍触即离,望着西哈努克谈话。
  但是,那空位的含义他比谁都心中有数。
  主席等副主席,统帅等副统帅,这是第一次。休息室里等候的时间不算,在城楼上凭栏而坐又等了足足3分钟,林彪才情绪萎靡神色阴郁地走过来。
  毛泽东每遇大事有静气,但他一世英雄,特别是成为公认的领袖之后,更无须顾忌,从不掩饰内心的好恶。喧哗声起处,明知林彪来了,偏不屑一顾,只管同西哈努克聊天。西哈努克想同林彪招呼,毛泽东一句接一句谈话,目光咬着目光不放,使西哈努克只来得及朝林彪投去匆匆一瞥,来不及吱一声,更无法去握手寒喧了。
  林彪也算有静气,永远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孔。我跟随总理几十年,见林彪时候不少,没见过他雷霆震怒的样子,只见过一次无声的笑,嘴角刚绽出笑纹,手已经捏住下巴,这个画面还被记者拍过照,说是抢到了林彪笑的镜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在“九大”前后笑过几次,有照片,我并没当场见到。所以,当他面无表情地被服务人员引入座位时,我并不感觉奇怪。
  我感觉奇怪的是,他也不正眼看毛泽东;不握手,不说话,独个儿神情郁悒地坐下来,拉长着脸闷声不响。
  “林副主席,”禀性温厚善良的董必武探过:眯细眼望住林彪,谦和而关切地问:“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就那么望着桌面说:“不好。”
  他确实身体不好,穿着大衣,还把双手抄在袖筒里。周围准备拍摄的记者如何忙乱,天安门广场上如何人声鼎沸,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不过,我看出来,他谁也不看,正是用眼睛的余光注意了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地令人不易察觉地起了震动,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一切动作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面对他望一眼。
  林彪的浓眉毛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一下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火气,正是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去,只剩他自己落落无伴的刹那,随着眼睛里爆出的那道火光,他蓦地立起身,动作不像病体孱弱,更像在东北率兵之际那么干脆,起身便转身,转身便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那时,卫士长成元功已经由于江青向总理发难而离开,由我负起卫士长职责。每天跟随总理的主要是我和高振普。
  开始大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过了片刻,焰火晚会要开始了,总理感到急迫,忙叫我们去找副统帅。我们分头到休息厅等处询问,才知道副统帅已经下了天安门城楼,不辞而别,登车回家了。
  总理听到报告,怔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里有一丝不安的神色掠过。很快便平静下来。他走到主席那个圆桌旁,向西哈努克解释说,林副主席今晚身体不好,回去了。
  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数,毫不在意。焰火升空看焰火。焰火沉落就和西哈努克聊几句。他一生信奉“斗争哲学”,不在乎“得罪”哪一个。国内外,党内外,谁敢站到对立面,他就敢应战,并且一定要胜利。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他这一生只是“跟斯大林打个平手”。确实,其他内部的外部的对手,他至少在有生之年都是打赢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为接班人,是毛泽东“钦定”而又史无前例地写入了党章。如果同林彪对立起来,于双方个人而言,不会有赢家。因为政治上的损失,信仰的破灭,权威的动摇和迷信的崩溃都会联袂而来。正因为中央决策层的人物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林彪才敢于坚持设国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劝毛泽东:“他想当国家主席就叫他当吧……”然而,毛泽东宁愿个人冒这种权威动摇,迷信幻灭,历史留下讽刺性一页的风险或损失,也不肯苟且妥协,喝斥康生:“你湖涂!”在庐山抓起陈伯达开刀,一举扭转乾坤。作为大政治家,毛泽东完全明白有了这个开头,就不会少了过程和结局。他从不干“掩耳盗铃”或“鸵鸟政策”的事,主动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动作:从批陈整风到掺砂子到命令五员大将作检讨,从思想到宣传到组织,完全是进攻的姿态。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同的是,当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公开破裂的地步时,他更多考虑的是团结安定,是政治影响,是政策和策略。
  记得总理当时很急,找来许多摄影师询问是否拍照了?拍没拍下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镜头?当摄影人员纷纷表示没拍下来,本打算等统帅、副统帅交谈或表情好时再拍,没料到始终不曾对话,始终不曾有好颜色,甚至始终不曾互相望一眼。也没料到林彪会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复返。
  总理那天发了点火,向摄影师们讲话的表情像是对历史声明:“林副主席来过没有?你们都看见的,来了,是我亲自把他请来的,坐了一会儿,可是你们没有拍下来!”
  他在连续讲话中,流露了自己的忧虑:“‘九大’提出安定团结,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全国人民一同欢度劳动节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啊……”
  确实,“文革”那种整天一惊一乍的日子,谁上天安门,谁同毛泽东在一起,完全成了百姓们判断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记者拍下了一张全景,其中毛泽东和林彪虽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节日喜庆的光辉,毕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总理回到西花厅,坐等这张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送到,总理才松了口气。
  5月2日,这张唯一的毛泽东与林彪坐在一张桌旁的照片,就显示“安定团结”地在各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从内心深切感受到他是党内节制、理智、友爱、合作和信任的代表力量,是真诚团结各派别的主要力量。每当出现对抗、冲突和激烈残酷的交锋时,他总是通过自己真诚的努力缓解这种对抗和冲突,尽量减少交锋带来的损失。然而,一旦这种对抗交锋的性质转变了,例如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一边,例如林彪随着《571工程纪要》的破败而叛逃苏联,这时周恩来就会挺身而出,勇猛地投入战斗。从“9.13”事件那天起,他沉着、冷静、果断;统揽全局,周密布置,连续战斗三天三夜,惊心动魄又不露声色地解决掉林彪反革命集团。
  邓小平与周恩来同样是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思想上的相近与性格、作风上的差异是同样的鲜明而引人。这种相近和差异,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与毛泽东的关系上。
  邓小平经历几十年革命实践,他像毛泽东曾经做到的那样,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时局以及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同时又像周恩来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整个世界有着直接而非间接,具体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肤浅的认识。这是他最终能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的决定性因素。
  邓小平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正在实现1949年革命的目的,并且基本实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
  他开明、开放、达观;不拒绝任何美好的色彩。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呼求;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新兴的工人运动,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全部斗争经验,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苏联和东欧经济停滞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终于失败的教训,到日本、东南亚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的各种成功经验,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在他思想的这里那里明光闪烁。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就是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以后的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胜利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这期间,他与毛泽东基本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大的意见不同,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誉,上升到中国最高权力层,参与各项重大决策。
  1956年以后,分歧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事实上,毛泽东与他的同志、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坚信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的优越性;他们都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都想使中国处在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在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们确实有分歧,有时分歧很大。不幸的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这种分歧划为敌我矛盾,采取了“打倒”、“清除”的办法,这真是历史性的错误,历史性的悲剧。
  当出现不同意见后,当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时,周恩来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有一致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周恩来与邓小平都认为毛泽东是党和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他们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本人,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理论体系,坚持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他,们反对的只是毛泽东某些具体的错误决策,具体的错误政策和办法。
  周恩来与毛泽东亲密共事达40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比邓小平更清楚;但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少迷信,更具独立性格,所以,他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危害,可以说比周恩来认识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所支持的“王明路线”,并且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邓小平却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周恩来的性格保温醇宜人的绍兴酒,与人打交道时更耐心,更隐忍,更含蓄;邓小平的性格像他家乡特产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热烈,更刺激。邓小平与人打交道时,态度明朗、坚定,甚至咄咄逼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极相象)。周恩来更具调和、共处和平衡的色彩;邓小平更具抗衡、战斗和独立决策的色彩。
  周恩来一向是遵守纪律,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邓小平在看准目标时,敢于打破甚至牺牲可能是神圣的一切条条框框。。”
  所有这些说到和没说到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待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不同态度,也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伟大而不尽相同的作用。
  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
  他对毛泽东的崇敬热爱和信任是真诚的,坚定不移的,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真心支持并拥护了这一决策。
  他对毛泽东以服从为主;谦和恭敬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锋;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做出让步,违心地屈从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发现了问题,认识到存在的严重错误,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泽东当面指出。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认识,邓小平1980年8月,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有段实事求是的谈话。大意是:周恩来就像我的兄长,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比较周恩来,邓小平虽然也不反对毛主席,但他敢于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条件不允许时,他敢于沉默,不随声附和,以致于毛泽东伤感而不满地抱怨“邓小平耳朵聋”,聋还不靠前来听,“总是躲着我”。为了大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思考和办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一旦获得工作机会,他决不会错误地“吸取教训”,他仍然顽强地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工作。他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恢复秩序,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和恢复经济建设等方面,大刀阔斧,取得了公认的显著成绩。所以毛泽东夸他“人才难得”,周恩来也真诚地对他说:“你比我干得好。”
  周恩来的态度使他同毛泽东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几十年;邓小平的态度使他“三落三起”,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澜起伏。他的独立、坚持和顽强,他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理所当然不能为毛泽东所容。因为毛泽东显然没明白国家和他自已出了什么问题,坚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高原则。
  当邓小平第三次出山时,人们津津乐道地评议他的“三落三起”,往往认为他的第三次出山取决于他本人的品质、性格、智慧、意志,特别是策略。我认为这只是其次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受命于天”。
  这个“天”,就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毕竟人民不能靠口号生活,历史更不是靠口号来推动向前。在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非常时期之后,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众得不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不能迅速发展经济,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想要中国人民长期地真心实意地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人民选择了邓小平,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的思想和办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铲除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垃圾和腐朽,荡涤了污泥浊水,又打下坚如磐石的基础。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厦时,几经探索终未成功。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有某些成功的经验,但未能改变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基本现状。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改革开放之路,使经济腾飞,人民生活取得举世瞩目的改善和提高,终于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那坚如磐石的基础上,设计并建造起社会主义大厦。他因此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改变中国历史和命运的伟人,巨人。如果说,毛泽东在世之年,周恩来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做出了最大贡献,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毛泽东逝世后,正是邓小平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保证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最大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没有遭到像列宁、斯大林在原苏联那样的命运;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没有像马列主义在原苏联和东欧各国那样被纷纷抛弃,这首先应该感谢邓小平。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还需要我继续深说吗?
  鉴于本文的主题,在做了一点简单对比之后,我们还是回到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这一主题上来吧……
  周恩来与毛泽东先后去世不久,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其实,抬高周恩来是假,想否定毛泽东是真。
  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还“高”得了吗?一位老同志曾感慨地说:“还是邓大姐看得深,看得远啊!”
  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再没有同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他们始终是通力合作,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但也未能避免这场劫难。
  讲这个话时,我总要联想起合作化运动高潮时,在北戴河发生的一个故事。因为那情那景反映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各自性格和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迎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来到有“高潮”的北戴河办公。9月中旬,接连几天大风大雨,北戴河成了喧嚣的世界。涛声从大海那边传来,像炮声隆隆,像万马奔腾。毛泽东显得很激动,掷下手中疾书的大笔,起身宣布:“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毛泽东是勇敢的,可有时勇敢得近似轻率。他拦在毛泽东前边:“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也全拦挡过来。毛泽东虽然固执,可一旦工作人员抱成铁板一块不肯退让,他争取不到一个支持者,便也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现实,另找时机。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怕他采取行动,溜去海外。汪东兴要求工作人员“看”好主席。从转战陕北时起,毛泽东的起居安全就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具体过问之下。总理听了汪东兴报告,忙叫我挂通二组的电话,他亲自讲话,要求一组一刻不离地“监视”毛主席,决对不许发生意外。
  应该说,周恩来是了解毛泽东性格中的顽强、任性、容易冲动的一面,转战陕北时多次领教,面对胡宗南的进攻他经常坚持跟敌人打个照面才走,喜欢享受冒险的乐趣,要阻止他可不容易。毛泽东每天都要“闹”一次去闯风浪,每次都被一组的同志团结一致地顶住了。第3天还是第4天,雨终于停了。徐涛反而更紧张,料到毛泽东会“闹”得更厉害,匆匆跑去海边“看形势”。
  他倒抽一口凉气:好大的风浪!长列的白浪一道接一道从海天相连的地方翻滚出来,像大鹏劲扇的羽翅,像无数银龙飞掠疾走,奔腾咆哮着扑向战栗的海岸;海岸呻吟着被疯狂的大海吞噬又吐出,才吐出又吞下去;徐涛几乎眩晕了,浪脊上的泡沫水花飞洒喷溅,浸湿了衣衫,满耳一片轰隆声,像有三千狮虎围逼进迫,惊心动魄,令人胆颤。
  “水温19度!”负责测温的同志报告。
  “多少?”徐涛大声问。
  “不到20度!”测水温的同志对住徐涛耳朵喊。徐涛脑子飞快旋转,准备好一套又一套“拦驾”的理由。
  果然,下午四点多,毛泽东便放下手中笔,吩咐卫士:“我们游泳去。”
  “不行,主席,今天还不能游。”
  “雨停了!”毛泽东很不耐烦了。
  “天可没晴,随时还会下。”
  “这个房子还可能地震塌下来呢!”毛泽东生气了,他早已忍无可忍。卫士们忙请徐涛出面,徐涛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总是“客气”一些。
  “主席,水很凉,”徐涛劝说:“会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么。”
  毛泽东确实耐寒,冬泳时,别人冻得牙根打颤,他还水淋淋地上岸坐一会儿,晒晒太阳。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一米多高,海里的浪就会有三米!”
  “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给我换鞋子。”毛泽东说鞋子像孩子,“听见没有?鞋子!”
  “主席,下海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过了,都被浪打回来,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毛泽东边说边就往外走。
  “不行!”徐涛情急地一把扯住毛泽东,“主席,我还没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要扎伤脚的。”
  “我从小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他甩一下手,藐视贝壳也藐视医生。
  “还没说完……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跤。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担不起责任。李雄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他摔跋我就一定要摔跃?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毛泽东动怒了,“岁数大”、“摔竣”,这些话对毛泽东决对不是劝说,只能是激将。他那与生惧来的不宁静,争强好胜和藐视一切的意志力,决容不得这种泄气话,他那勃然大怒前的灼灼目光和来势不妙的抿紧嘴唇的沉默逼迫得一组同志再没谁敢拦挡在前,只能追随左右,只能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
  其中便有人悄悄报告汪东兴,汪东兴赶来劝阻时,大势已去;毛泽东一旦行动起来,国民党的800万军队挡不住。共产党的几百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拦不住。
  于是,汪东兴紧急给总理去电话。那天是卫士张永池接的电话,据他说,汪东兴急得嗓子都岔了音:
  “主席下海去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汪东兴不歇气地讲,“快请总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
  张永池一惊一乍,扔下电话就朝总理办公室跑。我们还以为失火什么的了,他大喘气地报告:“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总理正在批阅文件,闻声猛地抬起头,最多怔有2秒钟,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朝外跑:“快,叫司机!快开车!”
  “总理!”我喊了一声,因为雨又下起来了,被风吹着扫在门窗上,哗哗地像枪林弹雨。我一边喊总理,一边催小张快找雨衣,可是总理没听见喊一般,一头钻入急雨中,水淋淋地上了汽车就走。
  那天的世界真可怕,满耳隆隆声一刻不断;汽车开得快,海风掠过车身,整个车身也在轰轰响,仿佛跟大海比赛一般。总理眉头微锁,双臂环抱胸前,他焦急中不乏冷静,思考着如何劝说主席。
  我坐在总理身边,望着车前窗上摆动的雨刷;雨虽然不算大,但风很急,车又快,所以打在窗上的雨水相对来说就又急又多,在雨刷下面瀑布一样往下淌,前方一片朦胧。
  汽车连拐几个急弯,停在了毛泽东的下海点。总理在惯性的作用下,身体朝前一倾,我忙去扶,可他已经打开车门,跳出去。我们也纷纷跳出车,跟着总理朝海边跑。
  暮色朦胧,总理站在海水吐出的沙滩上,朝大海张望。海水像矗立起的墨绿色长城一般滚滚而来,示威似地隆隆作吼;远处的礁石岩壁掀起冲天的水柱浪花。而脚下,浪潮急骤浩荡地涌上倾斜的海滩,吞没大片沙滩,“嘴巴”一直“咬”到了总理的双脚,简直想把全部陆地拖入海底,却终于没有成功,又悻然地叹息着退回去。
  我们在沉落的水墙后看到几个黑点,那一定是毛泽东和他忠实的警卫们了。
  “主席——”总理不失时机地呼喊:“风浪太大,快上来吧!”
  刚喊一声,人影便消失在重新耸立起来的水的长城后,海浪又一次扑来,顽强不息地试图把陆地整个吞下去。
  “过来,都过来。”总理组织我们站到一起,“涛声太大,听不见。我们一起喊。”
  七八个喉咙合在一起,与天风海涛展开声音的比赛:
  “主席,上来吧!”在这合声中,紧接突出来一声:“我是周恩来——”随着这一声的尾音,七八个喉咙又合作一声:“总理请主席上岸!”
  喊了又喊,总理朝前走了又走,海水打湿他的鞋子和裤腿。毛泽东游近岸来:“不要紧,浪大尽兴……”
  总理很会劝,趁一道浪头退下的机会忙喊:“主席游泳不要紧,岸上同志时间久了会冻出毛病!”
  这种矛盾转移的劝法很有效果。毛泽东沿岸又游了一段,恋恋不舍地逐浪近岸,终于在警卫战士们的簇拥下走上沙滩,接过一件浴衣披在了身上。
  于是,大家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才落回了肚子里。
  多少年来,北戴河乘风破浪的游泳这一幕,给我多少启示和联想啊!毛泽东是开拓前进的导师和领袖,是他给了我们前途和胜利,摆脱屈辱,获得尊严。但是,他也常常会有不及预料的思考和行动,为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所支配,带着亿万人同他一道去冒风险。这时,人们就会想到周恩来,他是节制、中和、安定、团结的柱石。
  作为一名老红军,又是1940年就来到周恩来身边,常能见到毛泽东,我是亲自感受了战争年代毛泽东那惊世骇俗的胆量气魄。他的“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圣地延安,就是这样的运动战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取得了战胜国民党的胜利。然而,在和平建设中,他也常常是大踏步前进,搞起“大跃进”,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阶段,不顾规律,接着又大踏步后退,历经“三年困难”,解散食堂,“队为基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刚喘上气,形势好起来,又大踏步前进,甚至决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毕生都在冒险去探索美好的未来,他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消除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进,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惜否定亲手创建的共产党亲手缔造的共和国,结果混乱3年,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后撤”……
  无论大踏步地前进还是大踏步地撤退,都会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复杂、尖锐、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解决的。
  这方面实例还需要我列举吗?那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章,都有这方面内容,可以说举不胜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在舵手、导师毛泽东的可歌可泣,辉煌而又悲壮的领导下,而且也时时受到周恩来必要的有节制的领导的影响。从“反冒进”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向知识分子鞠躬”到“保护老干部”,从解决“9.13事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四个现代化”……
  当然,其他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形成。
  比较起这种节制、中和、缓冲来讲,周恩来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开拓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革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
  又说,“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尽管没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战略战术上的贡献更多……然而,在执行政策阶段,他总是一贯地、通过自己的行政管理权限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还说,“周恩来能够在不失去对毛泽东忠诚的前提下,在进行政策斗争的同时实行他的‘总计划’。”
  这些评论虽然远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实。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的重大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现代交上这一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来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设想,摆脱了重大的民族灾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极端敌视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面倒”的决策,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方面不懂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疑惑地来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不慌不忙解释:好看的么,就是签一个让人看的条约;好吃的呢,就是要点东西要点钱,回去恢复国民经济用。
  前面写过。具体谈判起来。毛泽东谈不清也不耐烦谈,还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才订了一个“好看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到了“好吃的”6000万美元贷款。
  毫无疑问,毛泽东更能高瞻远瞩。但他不耐烦管具体,不善于处理具体,甚至也不懂某些具体技术问题,他只能靠周恩来。他们的这种区别即便不上谈判桌,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能强烈感受到。
  我跟随周恩来初到莫斯科时,单独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刚住一天,毛泽东就亲自打来电话,说:“你叫恩来到我这里。”
  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叫他就住我这里了,不要另住一套。”
  于是,我跟周恩来一同住进毛泽东的别墅里。那座小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穿过树林子,经两道警卫。很森严。跟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伍修权、赖亚力等同志不住这里,我每天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总理单独住时,毛主席那边来的电话多;住进毛主席的别墅,伍修权那边电话多,反正总理到哪儿,哪儿的电话多。决策毛泽东是中心,办事周恩来是中心。决策几句话就行,办事可是没完没了的谈判和电话。
  周恩来每次谈判回来,总要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毛泽东听的多,想的多,说的话却很少,往往是几句话,讲个原则和方向。
  周恩来没到莫斯科时,毛泽东曾表现过隐隐的着急,周恩来到达后,毛泽东明显轻松下来,有时间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仑”了。所以毛泽东后来对赫鲁晓夫讲,“这个同志(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
  从莫斯科间来时,毛泽东自己一个车厢,周恩来、陈伯达、伍修权一个车厢,我也在这个车厢里。这一路东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不同。
  毛泽东一路看书,周恩来一路办公。因为这一路多次停车参观工厂,有许多具体工作具体事务要办。周恩来忙,我们自然也跟着忙。我与陈伯达住一个包厢,陈伯达是毛主席带来的。毛主席看书,他每天也是看书。我住上铺,陈伯达住下铺;我事多,每天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他皱着眉头说:“小何,咱们换换吧,我住上铺,你住下铺怎么样?”
  我说:“行。”
  周恩来听说我和陈伯达换铺,摇起头说:“伯达年纪比你大,上上下下不方便,还是叫他住下铺吧。”
  我说:“他跟主席来的,主席看书他也看书;我跟总理来的,总理事多我也事多。我跟他一个包厢,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
  周恩来说:“那你就少往铺上爬,多在我这包厢里呆呆。”
  这件小事我以为是很反映了主席与总理的工作关系。当然,总理并不只是执行,他实际上也是主席最初制定政策时的主要顾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朱总司令因为年纪大了,解放战争时,中央五大书记分工,朱德主要分管监察,军事是由毛泽东负责,由周恩来协助。会议上这样分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尽管有些命令是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实际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签发命令。到抗美援朝就更是如此了,老同志们都一致公认,周恩来是事实上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
  可以这么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何战略性决策或重大政策转变,都是经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首创或首先提出来,即便是周恩来所最能表现出其天才的外交方面,也不例外。不论是在总体上的冷战外交还是具体的中苏论战等问题上,原则和方针主要都是出自毛泽东。
  1953年12月31日,我国和印度在北京签字的有关协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次年6月,我跟随周思来出访印度时,周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印度又到缅甸,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原则。
  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认为是指导国家关系的最好最科学最正确的原则。人们也知道这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并说服尼赫鲁赞同的。
  但是,当年出访印度归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庆贺访问成功,向总理敬酒时.总理说:“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毛主席。”
  因为总理一向这样,提起功绩总是让给别人。我们以为这又是原则性的“归功于毛主席”,并非真有什么直接关系。谁知总理看出了这一点,事后郑重其事地拿出文件:
  “你们看看,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公开讲了我们开展外交的指示思想: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放下文件认真望住我们说:“是我将毛泽东宣读的这份公告具函送达各国政府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确实全靠毛主席的正确指挥。”
  国外有些人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说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国内个别另有用心或糊涂的人也跟着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不可能理解总理。用现在时髦话讲,叫做“缺少共同语言”。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半个多世纪,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坚信不移是在风雨实践中不断培养加深而致不可改变的。他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照办,说一不二,即便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决策,也坚定地跟着干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对主席的坚信不移,而决不是什么为了“政治生存”。
  有一次,总理翻阅部队送审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他用手指头沿着那条红线极缓慢极缓慢地移动,不时停下来陷入沉思,眼里闪烁着忆念和激颤的波光。我相信,历史上的风狂雨骤,金戈铁马正在这静静的一室之中重现,并且发生着现实的启示和效应。
  “小纪,你过来。”总理招呼新调来的战士纪东。指着《四渡赤水之战示意图》问:“四渡赤水的战斗你知道吗?”
  “听说过,具体不清楚。”纪东走到桌前看地图。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这次战斗。”总理左手举着放大镜照地图,右手食指在红军行进的线路和标示方向的箭头上移动指点:“我来给你讲讲吧。年轻人要懂一些历史……”
  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地点、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形势以及战斗过程和结果。末了放下放大镜,问:“肖华写的《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很精彩的歌词,就是说这次战斗的。你知道吗?”
  “是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就是这一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是很难体会出这句歌词有多精彩的。”总理带着回忆与思考的神情,缓缓说:“赤水河战斗,我们甩掉了敌人,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准我们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过来,我们已经赶了几天的路程,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纪东更关心的是他直接为之服务的周恩来:“总理,这些战斗你都直接参加指挥了吧?”
  “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总理的这一回答,应该说是谦虚的,又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并不否认自己做了工作,有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同毛泽东的作用区分开,将主要功绩归于毛主席。
  还有一次周思来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延安参观。在凤凰山毛主席旧居内,外宾看到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话起当年,周恩来感慨地说了一句:“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毛泽东曾经说林彪不过是个“娃娃”,但从未说过周恩来是个“娃娃”,周恩来是自己说自己是“娃娃”。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这个消息。散会后,许多人等在大会堂南门不走。当总理来到南门准备登车时,大家都围上来,纷纷含泪同总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总理,有您在,这是人民之大幸!”
  总理马上纠正:“不能这么讲,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
  我当时就感到,民主人土和周恩来讲的话,都反映了一种真实,都有他的道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钦服、坚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谈及这点,我并不否认他作为大政治家的稻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困境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终存在,并能保护下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是中国在毛泽东之后,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和保证。
  记得尼克松访华,谈判公报,在北京没最后谈成,总理送尼克松总统去上海,在上海继续谈。具体谈判我们参加不上,但从有关同事的议论中。我们知道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总理以他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谈成了“上海公报”,这一公报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长达20余年的封锁,正如美国人所评价的:“假若没有他,中国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美国官方和公众建立友好关系”,“《上海公报》将仍然是外交措词最好的第一流文件”。
  可是,公报拟定后,总理往北京打电话,主席正在睡觉。记得总理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总理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如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总理下决心承担责任,不叫醒毛泽东作决定。
  这样做并并非没有先例。当年我跟随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不少事都是总理先做了决定,回来再向主席汇报。
  这次也一样,总理先决定了,然后再向主席汇报,还写了书面材料。写汇报时,总理反复措词,好象有什么预感似的,从没见过他那样的费琢磨。
  回到北京后,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脸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坐在那里想心事。
  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小心翼翼走进他的办公室,把两菜一场摆到他的办公桌上:“总理,8个小时了,你吃点东西吧?”
  总理的目光在饭菜上稍触即离、声音有些沙哑:“留下一个汤就行了,其余的晚上再吃吧。”
  我从总理的眸子里看到一种压抑和孤独忧伤的黯然神色,心里不由得一酸,莫名其妙地跟着难受起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了,封锁正在被打破,这本该高兴的啊,发生了什么事能使总理这样难过伤心?
  我悄悄观察,悄悄打听,从负责会议服务的同志那里听到点消息。中南海里已经开了12天会,批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说总理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我当时就激动地嚷起来:“跟美国建立关系,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总理是在主席领导下做了具体工作……”
  “听说是公报没有先向主席汇报……我也讲不清,这事可不敢再乱说啊,到此为止了。”
  “总理打了电话,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算了,不说了。”
  那时这类事我们都不好多议。总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领导中国人民走他所设计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每一步行动。周恩来那时没有这种条件和可能,他始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做出的每项成绩和贡献都离不开毛泽东;同样,为了能继续工作,继续做出贡献。他就必须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相辅相成。同时,还不得不运用韬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调和缓冲与江青、张春桥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总理同江青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的斗争方式,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来该怎么干继续怎么干。
  延安时期,江青就喜欢找周恩来,特别是和毛泽东发生争吵时,总要去找周恩来“诉苦”,靠周恩来调和她的家庭矛盾。她有了什么学习心得,工作上有什么想法或计划,遇有什么困难,也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喜欢向周恩来汇报并取得帮助。因为周恩来的温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稳健和机敏是全党公认的,他是大家诉说心曲求得帮助和慰藉的最好对象。
  那时党内的风气也正,阿谀奉承或打击报复都会受到鄙视和谴责,所以江青也还没有什么过分的恶劣表现。她在广州为她的居所换地毯换窗帘,当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给中央写信.对此提出批评时,她也不敢说什么,还得表示接受批评。
  这个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把江青当回事来对待。偶尔江青要求坐专列等超标准待遇,或劝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适当照顾一下”,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50年代初,总理的秘书韦明曾与江青发生矛盾,总理的态度就说明了这时期与江青无足轻重的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次总理累病了。大家想了个主意,找来一部娱乐片子请总理“审查”,借以达到让总理休息的目的。
  刚开映不久,屋外电话铃响起来,韦明年轻腿快,有朝气,就跑出去接。话筒那边传来江青的声音:“我是江青,请总理听电话。”
  韦明怔了一下。总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
  “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韦明婉言说:“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是毛泽东的秘书,韦明是周恩来的秘书,秘书对秘书讲话,这样讲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江青同时又是毛泽东的夫人,韦明很客气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变得不够客气了,于是声音里也带了点火气:“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韦明和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热情、锐气、冲动,不大在乎什么职务身分,随口便顶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韦明一声不吭,昧啦,挂了电话。刚要进屋去看电影,铃声又响起来。他皱皱眉,也怕误正事,返身重新拿起电话筒。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江青大声责问。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毕竟怕误了正事,接着又放缓声音解释:“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问总理身体怎么样,干什么呢,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被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说了。你等着。”
  韦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进屋报告了总理,总理马上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足足打了快一小时,江青就像现在某些喜欢电话聊天的社会女青年似地,罗哩罗嗦讲个没完。也就是碰到了总理这样的好性子,能耐心听她罗嗦,要是换了邓小平,不过一分钟肯定就把电话挂断。
  事后我问总理:“她这个人烦不烦呀?”
  总理无所谓地微微一笑:“她看了个剧本,跟我谈读后感呢。”
  过了没多久,有次李富春来西花厅开会,江青又来了电话,恰好又是韦明接了电话。江青要问一声李富春,敲定与那位电影剧本的作者谈话的时间、地点。韦明问过李富春,给江青回了电话:“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办公室里谈。”
  “你记录一下参加谈话的人员名单,回头再向富春同志报一下……”江青一口气点了20多个人。韦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声:“哎呀,20多个人了,富春同志的办公室坐不下吧?”
  江青和许多心眼小的女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听不出好坏意思、她硬梆梆又甩过来一句:“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韦明不高兴了,冷冷一声:“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韦明真火了,确实少见这种好坏不分的人,“我是不该管,这个电话我都不该接!我不是你的秘书,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书,有事你就直接找李富春同志吧!”说完,不等江青有所反应,韦明便挂断了电话。
  江青气坏了,给总理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状信,给韦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还有条“媚上压下”。总理看过这封信,也没当什么事,还叫韦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韦明边看边发牢骚:“说我媚上压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总理只轻描淡写说一句:“压她也不对么,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那时的政治空气和同志关系还是比较健康的。两天后,韦明在周末舞会上碰到江青,江青也没有再使性子,反而热情地邀请:“韦明,咱俩跳一场吧!”
  周恩来终于把江青当个人物来对待,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把江青当个人物来使用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与张春桥等人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之后。记得1966年底,毛泽东召集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坐在毛泽东左侧,周恩来、陶铸、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坐在毛泽东右侧。毛泽东在谈到运动形势时,先举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轻轻一挥:“对于那些老干部,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不烧不行,要继续煽风点火。”他接着又举右手朝周恩来、陶铸等人轻轻一挥:“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还是要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烧烧他们,“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但是,江青一伙只想借机把这一大批老干部“烧成灰”,总理千方百计想“救人于水火之中”。于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就是无法避免并且愈演愈烈了。
  韦明两次顶撞江青的事如果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果将会怎样呢?
  1968年3月中旬,总理根据主席的想法,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会议定于下午4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召开。负责会议现场警卫任务的是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同志。
  会前半小时,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成元功给准备饭,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成元功忙找到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请他尽快按要求备好饭,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里。这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及中央文革有关负责人都到了,就等着江青。
  当时,中办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也在场,成元功及时向他作了汇报。汪东兴就带了成元功站到会议厅门外迎接江青。
  江青晚到了一刻钟。汪东兴先给她敬个礼,然后成元功上前报告:“江青同志,开会在接见厅,您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声,昂着头进了开会的接见厅。
  那时,江青挂在嘴头的一句话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颂扬的是“旗手”,全体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们都起立了,表示尊敬。
  江青最终的垮台,全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即便毛泽东那样的威望和贡献,也无法挽救她免于受惩罚。她实在是无可理喻无法救药,面对这些最高层的领导人,她连起码的礼貌和彼此相应的尊敬都没有,昂着头,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到周恩来面前,冷冷质问一声:“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了?”
  总理怔了一下,这是从何谈起啊?他马上平静下来,和气解释:“江青同志,开会内容不是早就和你通过气吗?下午4点在接见厅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
  “是讨论这个问题吗?”江青忽然放开嗓门,声音尖厉起来,“你们是不是怕我听见?啊,光明正大么,为什么让成元功到门口拦挡我?你是什么意思!”
  “没有的事么,大家都在等你,这么多同志都在场,都可以作证么……”
  “我不信!心里没鬼,为什么派成元功拦我?”江青知道成元功长期担任周恩来的卫士长,故意一口一个成元功地大吵大闹,以此制造人们的猜测,“你们背着我搞什么活动?”
  “根本没有的事,我没派任何人去挡你。我们在这里等你来开会……”总理看一眼表,江青这个时候还在嚷,象犯神经一样喊:“不听,不听!你们不说实话,就是不敢讲真话!”
  总理眉头紧锁,在大吵大闹中想了想,大声宣布:“我们暂时休会。江青同志,这里可能有误会,我们慢慢谈好不好?东兴、成武、李作鹏,你们一起来一下。”
  周恩来同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等人出接见厅,来到小山东厅。周恩来指着准备好的饭菜说:“我只听说你没吃饭,要先吃饭再参加会议……”
  “造谣!造谣!”江青喊着,“你们就是想限制我,瞒着我……”
  “汪东兴,你叫成元功进来,当面跟江青同志说清楚。”周恩来吩咐。汪东兴出去叫人,江青一脸怒容,胸脯剧烈起伏,突然大叫一声:“成元功是一条狗!”
  成元功是总理的老卫土长,江青这样骂,实际就是骂总理,并且与她的身分太不协调了,完全是市井里的泼妇样子了。
  周恩来气得脸色苍白,带着青石一样隐忍的神情大声说:“江青同志,我是个老同志了,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你说的都是根本没有的事!”
  话音没落,成元功推门进来了。周恩来看一眼成元功,对江青说:“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他边说边往出走。与成元功擦肩而过,站到走廊里去了。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竟闹成这个样子,比一般老百姓闹架还不如,实在叫大家寒心。像陶铸那样火气十足,跟江青对着拍桌子的“有争议的人”,江青容不得,像总理这样有口皆碑,以忠诚正派而受到普遍信任和爱戴的人,江青居然也不能容。说实话,当时我们不少人都看出她长不了,也办不成任何大事。历史上容不得人的人,没一个能成大事。
  汪东兴对成元功说:“你讲讲吧,这件事是怎么一个经过?”
  成元功说:“3点半时。孙占龙给我打电话,说首长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我准备吃的,还具体说了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让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说首长吃饭后再参加会议……”
  “根本没有的事!”江青用力拍响桌子。大概用力过度,拍痛了手,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沁出汗粒儿来:“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
  汪东兴出去喊来了孙占龙,孙占龙苦着一张脸,实事求是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功准备饭的。”
  “滚!”江青忽然大吼一声,手掌又重重拍在桌子上。若不是亲眼见,人们很难想象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天天口讲马列主义大道理,讲“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这样蛮横粗野,千真万确瞪起眼,把头向前伸着吼:“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滚出去!”
  成元功和孙占龙闷声不响地退出了小山东厅。那一刻,在场人都感到一种幻灭。不论报纸电台如何颂扬这位“旗手”,她在我们心中已经全完了。如果有谁向她举枪,我们谁也不会为她挺身而出了……
  成元功来到走廊,难过地对周恩来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
  总理没作声,他知道成元功没任何错,讲的是违心话。他沉重地叹息一声,又进了小山东厅。立刻,那里又传出江青尖厉的声音:“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这就是你身边的人……”
  很清楚了,江青有意闹这一场,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总理。她骂了1个多小时,把周家鼎,杨德中等同志都骂到了,甚至限令杨德中同志4天之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江青又,把周恩来、汪东兴及几位总理秘书叫到钓鱼台,很激烈地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不会的。成元功14岁就参加了革命,自小就在我这里长大的。”
  江青不容分辩地说:“那至少也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
  结果,不出一星期成元功就被送进了“学习班”,八个月后又被赶到江西“五七”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的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毛泽东一再声明“江青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根本原因在于江青确实曾代表过他,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起阶段。周恩来一再对江青调和,隐忍不发,重要原因之一也在这里——不能不考虑同毛泽东的关系。
  林彪有野心,也有大功。他还有个“王莽谦恭末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说法。江青有野心没功劳,连个“谦恭下士”的时候也没有;她不是居功自傲,而是无功藐视天下人,这样无知无德无能的人也想搞政治,争权力,实在是个人的悲剧,历史的笑话。
  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这是一种进步。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不要否定历史。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呼求民主与科学。先是袁世凯,后是蒋介石,破灭了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希望。
  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这种希望,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成为现实。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不发展生产力,不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把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转变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就不可能彻底清除封建思想。事实证明,当我们共产党人发动和依靠民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奋斗来消除封建思想时,它却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突然地冒了出来。比如反封建的伟大战士毛泽东,晚年却造就了个人迷信和“一言堂”的封建产物。比如那么英明而又机敏的周恩来,晚年也顺从毛泽东的意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
  后人谈及他们晚年的错误时,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离开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整个的国际政治形势。
  不发展生产力,不建成经济发达的国家,高度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我们庆幸的是,邓小平现在正是按着这一规律来作出决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胜利富强之路。

周恩来逝世全过程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预兆的。
  “9·13”事件后,周恩来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干净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稳定了形势。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生了一次突变。
  事情的起因是为了游泳。这年夏天,毛泽东南行,为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的斗争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安排。他曾带着护士长吴旭君及身边工作人员,驱车“跃上葱英四百旋”,来到庐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却出人意外地发出号召:“我们游泳吧,大家都游。”
  当时吴旭君已经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患了心脏病。据她回忆,上庐山后她的心跳已达每分钟130下左右。她说:“哎呀,主席,出这么一身汗,马上游泳不行。”
  “怎么不行?我这么大年纪了都行,你们怎么不行?”毛泽东坚持说:“大家都得下水。”
  吴旭君说:“我心跳得厉害,主席,我真不敢马上游啊。”
  毛泽东认真望住他的护士长:“怎么,你怕死?”他接着指指自己的鼻子:“我这个人不伯死。”
  无疑,在毛泽东的胸中又一次激荡起“大决战”的慷慨激烈之情。这种壮怀激烈,曾令历史生辉地表现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人和美国人,以及抗衡“两霸”的决战与斗争中。遗憾的是,也曾表现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斗争”中。那时他曾激烈地说:“如果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毛泽东就上山打游击!”
  这一次“庐山会议”同林彪的斗争,远不象上次与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深明这一点。他公开不点林彪,但点了他的总参谋长: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调得动军队去跟你干坏事!
  毛泽东这一次的游泳,实在是与政治上的风浪有关,那一腔激烈之情借游泳喷涌而出。
  吴旭君妥协了:“主席,我不是怕死。我身体确实不适,要游,我得套救生圈。”
  “那好,你就用救生圈。”毛泽东点头认可。双方互作妥协而形成“协议”。就这样,带着一身大汗,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跳进了游泳池。
  这次游泳后,毛泽东有点感冒,他像过去一样,小病小灾不肯用药,锻炼抵抗力,挺挺就可以过去。然而,年龄不饶人。感冒似乎挺过去了,长期吸烟造成的气管炎却因此发作,拖下来始终不愈。气管炎对60岁以上人是很具威胁性的,入秋后往往会诱发各种大病。轻则高烧不退,重则引起其他器官发生毛病。
  偏偏这年一入秋,失败了的林彪不肯改错而选择了出逃。这件事对毛泽东打击很大,几天睡不好觉,大量吸烟又大量吃安眠,药,本来久病未愈的身体受到了“雪上加霜”的损坏。在尼克松访华前夕,突然休克;虽然很快唤醒.但身体明显垮下来,抢救中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值得庆幸的是有出类拔萃又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全国照样“抓革命,促生产”,政府机构照样继续运转。至此,毛泽东不得不把周恩来作为他首先倚重和必须依靠的同事战友。
  从表面看,周恩来现在的位置仅仅是在毛泽东之下了,这同位居林彪之后的情形就大不相同。林彪作副统帅时,可以假传“圣旨”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和要求,而总理有什么大事向主席汇报也不能绕过林彪。现在似乎情况大改观,办各种事要简单多了。
  其实不然。“中央文革”仍在,并且参与一切重大决策。况且,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帮人,总的来说还是保护的态度;有批评有支持,基本态度是不许否定。
  总理处境的艰难很快便明显化了。尼克松访华,为《中美联合公报》一事,“中央文革”一帮人在中南海批了总理12天,说他没及时向主席汇报,“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那段时间,总理心情很不好;神情郁悒,落落寡欢。但以他一贯的精神和作风,从不肯发泄一点怨懑或牢骚,默默地全闷回心里去。为了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委屈、忧郁和愤懑全留给自己去悄悄“消化”,这种无声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黄曲霉菌”。
  当时,康生已经患了膀胱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医生会诊、治疗以及生活安排,都须周恩来亲自主持过问。每当忙完国家的大事小事,周恩来总要设法抽出点时间,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看望他。
  在周恩来的真诚和热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礼貌。但是。他的思想、性格、品质以及经历都与周恩来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弥合的感情距离。
  每次见面.康生那莫测高深的毫无生气的平板面孔,他那阴森森的目光总使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人大概一生没有什么真正的知心朋友。秦桧比他坏,但据说秦桧也有仨朋友;他没像秦桧那样卖国,但谁也无法跟他亲近。他那瘦长的皮包骨头的身体,整个给人一种棒子的感觉。他喜欢自诩为一把剑,但人们都感觉他是很大马棒。
  他有许多同党和爪牙,但同党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趋炎附势,或者投机钻营,或者利害关系一致。正像人们常说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没有不变的友谊。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狱,迫害了多少好干部?没有哪个能讲清。就是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这样的“战友”,他的态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把替毛泽东作联络工作的王海蓉、唐闻生叫到病床前,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提出证明人。之后4个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传记》作品认为这是他“灵机一动”的最后“投机”,是因为发现毛泽东已经警惕江青一伙手伸得太长,而江青注定要完蛋。这种说法还不准确全面,甚至牵强。也许有这种因素?但不该忘记,康生本质上就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他早不说晚不说,临死留下“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的话,有其策略上的考虑。整个“文化大革命”他是高级“顾问”,他明白在打倒“刘邓陶”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时候,出于策略不能动江青、张春桥。就是同林彪“斗争”时,这些人的力量也须借重。临死时,他自然不愿留下“历史的遗憾”,敌对的“分子”他已费尽心机全打倒,没什么对手要打了,他的最后一棒就毫不犹豫毫不客气地打在同党的头上。
  他希望历史为他重重写一笔“剑与火的化身”,希望留个“战斗的一生,不妥协的一生”。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与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的化身。
  生活中这样的病态人物不是绝无仅有,康生不过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这样一个“狂”人,对总理能为善吗?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有次医务人员悄悄对我说:“卫士长,叫总理少来看他吧。”
  “怎么了?”我问。
  “每次总理前脚走,康生就在后面骂……”小护士像个受惊的兔子一样朝身后左右瞄了几眼。
  “骂什么?”我也朝四周警惕张望,声音压得很低。
  “他、他,”小护士那副紧张害怕又按捺不住的复杂表情至今还活灵活现在我脑中,“他说……周恩来政治上跟我是不一致的。还说……这个人就是右。”
  我当时又气愤又担忧,周恩来刚从康生病房里出来,我就跟上去小声说;“总理,有个情况必须向你汇报……上车我再说。”
  坐上“红旗”车,总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后问:“什么情况?”
  “总理,康生在背后乱议论你呢,说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愤愤地报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并不欢迎你,还理他干什么?不去了!”
  周恩来坦然一笑,把身体仰靠到座椅上,淡淡地关照一句:“你们不许乱议论,搞自由主义不好。”
  他仍然坚持去看康生,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并且一句议论康生的话也没讲过。
  就在这件事后的一个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来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对中央各首长的保健医生们或大或小都是个警惕的信号。因为膀肮癌比较特殊,如果肿瘤不是长在膀胱的进出口处,患者没有感觉,很难早期发现。所有保健工作人员,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起居有何变化,捕捉可疑的蛛丝马迹。
  由于膀胱癌早期患者无感觉,不会在饮食起居上发生变化,所以全靠化验数据来判断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规,对中央领导要每月化验一次便尿及痰。
  1972年5月11日,我将总理的尿样通过护士交给了保健医生张佐良。他是总理的第三任保健医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后来调到北京医院任内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强,后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张佐良是1965年8月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来了不到一年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总理忙得不可开交,他也忙得废寝忘食。
  尿样一拿到,张医生马上化验,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据说男性老人,尿里有一两个红血球还算正常的,但三四个显然就多了。
  也许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许是膀胱结石,小便时滚动磨出了血?可万一是肿瘤……
  康生的例子摆在那里,不能大意。两天后,张医生慎重措词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前两天化验尿样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了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硬化,也许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为前两天做的只是常规化验,没做细胞学检查,万一是长了什么东西……还是再化验一下保险。”
  “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周恩来豁达开朗地一笑:“说穿了,不就是怕长瘤么?明天留。”
  第二次化验,在做常规化验的同时,赶紧做了细胞检查。检查结果请北京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都看了,一致认为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知情者都惊呆了。似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又把样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
  5月18日,无情的结论终于完全确定下来:是膀胱癌。
  于是,“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了,由吴阶平任组长。遵循中国的俗例,所有人都统一口径。保健医生可以比专家小组多讲几句,但也不能离谱,这其实只是瞒自己。总理从一开始治疗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过是个拖时间问题”,为了体谅大家的苦心,他也从不点破。医者和患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留给对方一个朦胧的安慰。
  总理心中有数,不仅在于有医疗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在于他长期以来对生病干部的关心而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在职在位的中央领导患病后,医疗小组的成立和对小组的领导过问,基本都是总理担负起责任。就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铸的胰腺癌还是陈毅的肠癌或是彭德怀的治疗与手术,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指定安排医疗和手术人员,亲自听取医疗汇报。这些老同志无疑都是受到了严重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残,但要说医疗和手术有什么“故意拖延和破坏”,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亲眼目睹了总理那个操心尽力,确实敢向死者亲属及全国人民证明,总理的一片真诚可对天地,可昭日月!他对国际友人也是一片爱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诺……都是他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
  1965年底,总理曾给我们讲了件事。说陶铸病了,怀疑是癌。大家都瞒着陶铸,只有贺老总听说以后,马上去看陶铸,见面就说:“听说你得了癌症?”陶铸正搞不清自己的病,听贺龙一说就愣住了。贺老总又说:“你听我一句。如果最后确诊不是癌,那就赶紧去休息疗养一下,别把身体全拖垮了,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如果确诊是癌,我劝你别在这里躺着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紧时间多于些工作啊……”
  贺龙对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有启发的。本来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的周恩来,开始了“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的最后努力。
  这种努力在发现尿中红血球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恩来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体检;我们劝他借此出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身体和精神。
  周恩来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套“理论”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混乱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时抓紧,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窘中摆脱出来。
  许多人,甚至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的部分同志,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喜欢说“四人帮”拖延干扰了对总理的治疗,使总理没有及时住院,没有及时手术,没有及时……
  作为仇恨的情绪可以理解,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进一步激起民众对“四人帮”的愤恨而这样讲也无可非议。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四人帮”再坏也没有这么大本事。比如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之所以没有“立即检查治疗”,并非“四人帮”故意拖延.“谋害总理”,而是叶剑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不让“四人帮”趁机抓权而表示“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总理对自己的病也始终是采取治疗要配合工作.以工作为主的态度。他对医务人员明确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就“四人帮”而言,如果总理放弃权力和工作,彻底去休养治病反而更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周恩来已成为他们谋取政府权力的“最大障碍”。在苏联,赫鲁晓夫等人即便没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周恩来虽然确实“重病缠身”,“四人帮”却无法以“健康原因”迫其离开,这是党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的态度。
  早在1965年,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总理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一而再地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就我所知的情况和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明,首先提出请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荐”,也不是周恩来的推荐。尽管周思来希望邓小平出山,但这种敏感的重大人事决策,除了毛泽东,没有哪个敢首先提出。周恩来只是写信向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信中对自己病体的态度是;“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随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思来。在长沙住了5天,总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讲过,虽然一直便血,仍然为毛主席过了生日,干了一杯酒。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在谈话中有三条重要内容。一是劝总理“安心养病”;二是再次肯定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三是批评“江青有野心”。
  如果说“四人帮”恼怒周思来病重仍然不肯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采取了“既然你抓权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给你办”的态度,这还说得通。但是,在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决战中,不能简单地把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只说成“四人帮”“无端干扰”“拖延破坏”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这种简单的说法不能反映总理坚持工作的忘我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主动精神和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的顽强精神。
  总理逝世前的奋斗与治疗过程,我觉得可分三个阶段。这是我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客观“标准”。
  第一阶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告别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这是他在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1年零5个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后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1年零5个月。
  第三阶段从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这是他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的2个多月;这期间他不允许人再叫他总理。他这期间所能做的只是叮嘱后来人并与自己的癌痛作最后的斗争……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确定总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实际患癌自然早于此。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巨大的。在他们以大政治家的沉着镇定面对现实,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事件,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之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起了微妙的变化。我猜测,在主席发生突然的休克时,总理膀胱里很可能已经有细胞发生了癌变。
  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了。这方面连专机组的同志们也有了感觉。
  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10月10日,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
  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
  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
  “都检查过了。”
  “正常吗?”
  “正常。”
  “没发现问题?”
  “没问题,都正常。”
  “试飞过吗?”
  “试飞过。”
  “也检查也试飞过了?”总理反复叮问。
  “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1954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紧张。我总想找机长去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止。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江……”
  常听医生讲,身体的变化会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变化也会影响身体变化。我相信这个说法。
  这件事发生不到半年,医生便在总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细胞。这种发现若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也许会带来沮丧;但是在总理身上,却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以前所未有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
  从1972年5月18日确诊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手术,周恩来是怎样完全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1973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
  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我看到周恩来往起站时,已经十分吃力,用双臂撑着才站起来;他的手抖颤不止,身体晃了晃才站稳,然后竭力用平时惯有的那种快步朝卫生间走去。
  那时,总理查出癌细胞的情况还只限于很小范围的人知道,连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多数也不清楚;只知道有病,不明确究竟是什么病?更不曾有“不治之症”的任何念头和预感。对于总理每天的活动安排,仍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严密紧凑,以分秒来计算时间。
  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意仪表整洁,前面章节专文谈过,是几十年如一日,因为这是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和精神状态。以往修面,或者是请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朱师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脸。进入七十年代后,总理由于手越来越抖的厉害,不大用刀片了,多用电动刮胡子刀。我见时间所剩不多,看来总理又顾不上吃饭了,便去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
  以往,总理一旦顾不上吃饭,我们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总理的身体状况,30多小时没休息,胃口肯定不好。我就请李维信准备一碗素汤面。估计汤汤水水的吃着可以舒服些。
  给李维信打完电话;接着又调车。到办公室请总理出发时,屋里屋外正在乱纷纷找人:“总理呢?谁见总理了?”
  总理“失踪”了!正有些慌乱,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总理要是用电动刮胡子刀,不会耽误这么久,因为他常是拿着刀上车,在车上顺便就刮了胡子。想到总理的胡子又多又硬,稍长点电动剃须刀就刮不动丁,我就忙朝卫生间找。他也许见电动剃须刀刮不动又用了安全刀片呢……
  我在前面走,后面跟了几个人。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会说,不会动,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和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
  我们面面相觑,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别出声,也不要动,让总理睡几分钟,哪怕是多睡几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咙。有人用手捂住了脸,有人不停地朝上眨眼睛;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转,让泪水往心里默默地流。
  就这么一屋子人静悄悄地停滞了那么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颤,腿失去支撑地猛然一弯,我忙抢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来一声轻唤,掀起了眼皮。他与其说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说感觉到一屋子人,一边用毛巾擦去脸上的肥皂,用力揉着双眼,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
  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6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侯在那里,迎上总理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用力揉搓一下脸,灰黄的脸孔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总理声音沉重地说,带着叹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工夫不大便取来两块咖啡糖。
  总理剥糖纸时,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指抖得厉害,差点把糖掉地。我要帮忙时,他终于剥下糖纸,把糖放进嘴里。我清楚地看到韩念龙在对面嘴角一阵抽搐,眼圈刷地红了,流水也似地扭开了头。
  我也低下了头,伯总理看到我夺眶而出的泪水。我知道总理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是因为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范文同总理从1973年6月4日开始访问我国,一边要援助一边闹矛盾;我们一边不借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一边还得听他们的抱怨。这就是胡志明逝世后的中越关系现状。外电当时评论说,黎笋是“亲苏派”。
  会谈中,越方不停地提条件,刚达成一致,他们又出尔反尔地加码,好象我们援助他们不但要无条件,而且应该是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1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来,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务员再次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
  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越来越不安,心里抱怨范文同没完没了,不看看我们的总理累成了什么样子?但凡有点精神,何至于10分钟一次热毛巾擦脸?但我们不能议论,只是互相传递忧虑不安的目光。偏偏这时,女服务员过来了,向李维信小声报告:“总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那就用,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啊?”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务员哭了。四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
  李维信抽响鼻子,用力眨着泛红的两眼,驱散泪水,喉结滚动着,终于喘上一口气,用一种鼻音喃喃的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珠泪,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澜。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解释情况,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2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便由服务员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这是当时在场十几位同志看着表掌握,亲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证的一次工作场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朝服务室里吩咐:“总理马上要走,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总理离开。她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双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少女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来。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手在颤,眼角在颤,嘴唇也在颤。
  “总理……”
  一声哀哀地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李维信这位170斤重的山东汉子也垂下头哭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泪流满面……
  6月12日,中越联合公报发表。
  越南党政代表团走后,总理的工作情况被毛泽东得知。6月20日,邓大姐向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那条“最高指示”:
  请恩来同志节劳,不可大意;
  周恩来是怎样“节劳”的呢?那情景写三本书也写不完。从总理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就可以看出基本情况。
  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无一不超过10小时以上。
  如果以小时论,总理抱病工作的5个月,比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一般干部工人在一年里的全部工作时间还要长。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日记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记,只能以“周恩来的一天”记。
  周恩来的一天有多长?说不准。随便举他住院前的3个例子:1974年2月9日凌晨4点至2月12日凌晨4点三刻:
  ……到了11日夜,他还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第二个会议开始时,他终于累得犯了病,就站起来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汇报。大家不知道他已连续工作近50小时,请他坐下听。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1974年3月6日下午3点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点半:
  ……他工作12小时后,发生缺氧病状,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边吸氧边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1974年5月6日下午4点至8日凌晨4点半:
  他连续工作18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以后又工作10多个小时,一直到8日凌晨4点半。
  他又出现严重的缺氧病状,这已经是第4次了……
  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种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看着惊心动魄,忍不住泪。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血坚持着健康人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三四个,都是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健康同志,又是轮班跟随他他怎么能不累倒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确实是累死的。
  总理也曾讲过伤感的话,我听到过3次:
  他曾望着整日辛劳的花工老周师傅,用一种苦涩的声音感叹:“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马桶上批阅文电急件,一小时完不了,终于叹口气说:“我成了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子……”
  有一次开会后,坐车回西花厅。车停好后,他几次动不了身,钻不出车,内我们把他扶出车。下车离办公室只有30几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们架着他走。
  “我太疲乏,”总理歉意地望望我们,身体虚软地下坠着,我们不得不尽力架住他。他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的笑:“让我喘息一下……”
  “总理!”我轻轻叫一声,赶紧扭开脸。我实在无法忍住流淌的泪。记得每位新到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听到邓大姐——声:嘱咐:“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跟紧,不要跟丢了。”
  那个走路生风,行动敏捷洒脱的总理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无法独自走完30米……
  “好了,我们走。”总理喘息片刻之后,小声吩咐。我们架着他进屋,要扶他去卧室,他坠着身体不肯去,气虚地说:“到办公室,去办公室。”
  我不再掩饰泪水,两眼湿漉漉地望着总理灰白色的脸孔哭道:“总理,求求你了,休息休息吧,恢复一下体力……”
  “你叫我什么?总理。”我们那亲敬可爱的好总理,他一句一喘地望着我说:“总理、总理。我是这个国家我是全体人民的总理啊,现在国家这个样子我不管谁管?我怎么休息得了啊……”
  就这样,我们把总理架到了办公桌前。他两手抖抖地拿起办公袖套,我们忙帮他套好,然后扶他在办公椅上坐下来……
  总理这样拼命操劳,首先是为了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同时为了不使领导权落入江青一伙人手中,为了遏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要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动乱不堪的局面。
  从1973年冬开始,由于大量便血,总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输血。有一天下午6点多钟,王洪文让秘书来电话说,晚上要开政治局会,要总理确定时间,“以便江青同志那里好安排其他事情”。当时总理正在输血,电话是秘书纪东同志接的,他说:“总理正在治疗,可否半个小时后再商量?”
  片刻,那边请示了王洪文,回答说:“必须立刻定下来。”
  连毛主席找总理还要问问总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过两个小时再找。可是这些“得志便猖狂”的“爆发户”,就是这样狂妄不可一世。我们只好悲愤地看着医护人员为总理拔下了输血的针头……
  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在办公桌前只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搀扶不可。
  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两国建交问题。当时医务人员就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人们见到的周恩来仍然是那么安详稳重,从容不迫。可谁能知道,他是接受输血后才进行了这次重大活动。
  签字后,总理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将各项工作都责任到位地作了具体安排。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毕,交待清楚,然后在我们的搀扶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蓝布工作袖套。这两头缝有松紧带的袖套曾伴他度过无数不眠之夜,批阅过多少文件,已经深有感情。我见他把袖套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轻轻地,轻轻地抚平,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头在上边停留几秒,眼圈忽然一红,胸脯猛地起伏一下,将头迅速扭向了一边。
  于是,我们都伤心地低下了头。
  周恩来离开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办公椅,我们追随着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他的目光在办公用具上留恋地往返,终于转向墙壁上的图表,目光忽然闪烁一下,随即又黯淡下来。我随他的目光望去,心战栗着抽缩起来。
  我看到了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
  于是,一种难忍的痛楚从我心头绞出一滴滴的泪珠,盈满眼眶,朦胧了我的视线。多少往事闪烁着从那膘陇中浮出……
  “李冰,李冰同志来了没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厅的主席台上朗声问。
  “来了。”前排站起一位朴素端庄的女同志。她是日坛医院的负责人。
  “李冰同志,你们日坛医院那么多病人,你长期搞肿瘤防治,找没找出原因?”
  也许是太激动了,也许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讲清的,李冰张一张嘴,声音有些犹豫:“这里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动的,脸上泛出红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周恩来脸上是那种既亲切又严肃的微笑,做了一个摆手动作:“不单是林县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说肿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来嘛。”
  李冰激动地点点头。
  “吴桓兴,”周恩来又点日坛医院的另一位负责人,“你这辈子找不出肿瘤的原因来?要树雄心,立壮志,在这一生中攻克癌症么。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
  于是,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下到河南林县走村串户调查食管癌的发病情况,后来又查遍太行山周围。181个县,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之一。然而谁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竞侵害到总理自己身上。
  现在,他也不得不离开他工作25年的西花厅,离开他的办公室了……

不要叫我总理了

  应该说,总理的膀胱癌发现还是比较早。听医生讲(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这些总理的身边人),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又听说这种癌是在膀胱上鼓起个小包,一般不流血,但总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来鼓包了。我不是医生,说不出那些科学词,我只能用这种老百姓的话来讲。出来鼓包就要做手术的,用什么仪器从尿道探入膀胱,一烧就把那个鼓包烧掉了。不需要动刀子。
  那时每天给总理化验尿,见有血就要动手术,用那种仪器去烧膀肮上的鼓包。按规律差不多是3个月作一次手术。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医生专家真是尽了一切努力,挡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担子压得太多大重啊。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烧一下就行的手术,现在非得动刀不可了。说实话,我当时丝毫没想到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难过地想:唉,这一动刀,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医院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时间对他老人家就是这么宝贵,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样先在病房里观察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好时才动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出了手术室都面带轻松喜色,都说作得好。医生们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喜悦。都以为经过一段休息,总理又可以恢复如初,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健康、机敏、潇洒的总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庆那次总理的住院手术,想到他提前出院为父守灵……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还不曾出院,到8月间病情就又出现了反复,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从报纸、电台、电视里天天看到总理的活动,都爱说“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于是,中央决定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于是,阴影笼罩了全国人民的心头。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或是规律;当人们所热爱的人遇到不幸时,人们对他的爱会十倍地进发出来;当人们仇恨某个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表达这种愤怒与仇恨时,就会转而以百倍的热烈去表示对自己所热爱的人的强烈感情。
  1974年9月30日晚,做过第二次大手术的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记得我们跟随总理来到大会堂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激动万分,热泪流淌。当总理步入宴会大厅时,大厅顿时沸腾起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热烈场面。掌声轰鸣,如雷吼潮涌,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总理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四周围一片轰响,听不清问候什么,但那一双双泪花迷离的眼睛,争相朝总理伸出的手臂和无数欢呼的嘴巴,张大着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的汪洋。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上椅子,高高举着双手鼓掌,向总理遥望祝愿。总理只讲了几分钟的祝酒词,却被暴风雨般的狂烈的掌声打断十多次!我长期压抑的心情在这一晚上获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伤怨懑的泪,而是激动喜悦的泪。我明白,这种热烈不仅来自对总理最深挚的爱,而且来自对“中央文革”那帮人的愤恨和对现行政策的强烈不满。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总理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人民渴望友爱祥和,民富国强!
  所以后来粉碎“四人帮”时,我说不要讲这是某些人的胜利。这其实是人民的选择。
  所以后来邓小平出山,我也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总理住院后,一天也没停止工作。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都可证明以下几个数字:
  住院后,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始,动手术14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要动一次手术。
  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同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
  会见外宾63次。
  召开及参加会议40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20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1974年的国庆节后,有两件大事费了总理大心血。
  国庆招待会上所显示的民心、党心、军心所向,令“四人帮”揣揣不安。而这时,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时,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马,但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烧人”可以,但是无德无才无资历,不懂“设计”,不会建设也不肯任劳任怨去干实事。这些人“破坏有余,建设没有”,真是天怒人怨,若用来当继承人,无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抗衡两霸,延续并富强共和国的能力极强又经验丰富的人;刘少奇已经打倒并去世,周恩来身患绝症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讲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邓小平。纵观全国再没有比邓小平更好更出色的继承人。尽管他未必相信邓小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拢,但他还是决定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这是他身处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如果说周恩来反“四人帮”还要照顾主席的面子,讲节制、调和、含蓄、耐心,给他们一条活路,那么邓小平却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战斗者,只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给面子不搞调和。“四人帮”意识到有邓小平就没有他们的“活路”,反邓自然也不会像反周那么含蓄、节制。
  1974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邓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节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顶了他们一伙。由于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干部队伍也搞乱了思想,他要想顶住“四人帮”等人,非有周恩来的支持不可。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坚决支持了邓小平,向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把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同志找到医院,向她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最后,以他一贯的节制、耐心、讲求团结的作风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10月20日,毛泽东对汇报上来的两种意见表了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主席讲话后,总理在10多天的时间里,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5个人谈话,又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医院成了毫不弱于过去6个办公室的第7个办公室。到12月,更是昼夜工作,完成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和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
  最后决策还得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晚年重病缠身,深居简出,对情况的了解全靠身边人的反映和报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都有一种共识:必须由总理当面向主席汇报,把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这样才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74年12月23日,我们跟随总理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临行前,医院发现总理大便里有潜血,必须立刻进行检查治疗。后来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必须马上治疗的肿瘤,长在靠近肝部的大肠内。
  然而,四届人大定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所剩时间只有20天,必须马上向毛泽东汇报,这样才能把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四届人大会议顺利如期开好。
  两个“必须”选哪个?当然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叶帅亲自同我们有关几个人谈话。医生反映病情,叶帅沉重痛苦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这个“事”就是指给总理作胃肠镜检查,以便及时找到出血的肿瘤,尽快切除。
  叶帅下这个决心确实痛苦,他两眼潮湿地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并且确定说:“卫士长作这次护送的总领队。”
  出发前,我们研究了各种防范措施。我作总领队,同行还有卫士高振普和一个医疗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和护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视这次任务,决心保证总理安全回北京。
  12月23日中午,我们来到西郊机场。总理原计划与王洪文同机飞赴长沙,可是我们到了机场,王洪文还没到。当时我就火了。王洪文是个小年轻,本该他提前到机场等总理,现在却让总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机场等他?岂有此理:万一出了事谁负得起责?
  我给王洪文那边挂电话,原来他是睡过了头,还没起床。这是决不能等的了。我就含糊对总理说:“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走。”
  这样,总理不再等,由我们护送上飞机,于下午2点左右到达长沙。
  一下飞机,总理就问前来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吗?”
  “在北京,还没起飞。”这位干部回答。
  “他睡觉睡过了时间。”我到这时才说明。
  王洪文下午5点多才到长沙,晚7点半左右,总理和他一同去见主席。那时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风点火”者,如今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于水火”者,总理是代表,两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同时去向主席汇报。我那时感到,毛泽东一再呼吁“联合”,“团结”,就是想让这两派力量团结,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守候在门口休息室,两个多小时,谈话就结束了;总理一身轻松,毫不显累,脸上挂着微笑。王洪文对总理也表现出客气、尊重和礼让。于是,我知道这次谈话是顺利的了。
  总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长沙逗留了5天,前面讲过,12月26日那天,总理还请我们陪送人员及军区、省上的几位负责同志吃饭,当然是他自己掏钱请客,为主席祝贺生日。第二天,我们就护送总理安全回到北京。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并且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最后一次”。我在后面将一一讲到这些“最后一次”。
  总理在报告中,曾有一段话提高了声音,这段话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终认为,这是总理生前留给全国人民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总理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肠内有一肿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术。
  包扎刀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牵动几下。
  医务人员忙把头俯下去:“疼?”
  总理闭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睁开。嘴唇开始翕动。医务人员忙把耳朵贴近那张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来。”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同志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朝总理俯下身去。
  “李冰,”总理讷女娲着叫。
  “嗯。”李冰应一声,把耳朵贴过去。她感觉到总理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讲完这句话,总理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来。李冰眼圈红了,用力点点头,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术室。刚出门,猛地一把捂住嘴,泪水立刻像小河一样淌下来。
  这次手术后,总理明白自己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让我和小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大姐来了,就由邓大姐为他念。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极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别人看的绝不扩散一点,对邓大姐也不例外。邓大姐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的面帮他剪开,交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思来又开始夜以继日工作。从3月到9月,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会见外宾34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外出看人4次。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10月,手术后终于卧床不起为止。
  1975年4月3日,总理在切除肠部肿瘤之后,尚不能下床,由于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再三恳求,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会见了他。
  1975年9月7日,总理不顾病情的严重,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总理一生中难以计数地会见外宾的最后一次。
  会见中,总理坦率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1975年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他用湖南话大骂:“江青混蛋!”由于久病口齿不清,又是湖南腔,毛泽东讲话须有人翻译。翻译委婉地解释这句话,毛泽东发脾气,让原话照译。翻译只好重复一句:“江青混蛋”。这声骂,江青、张春桥没变色,王洪文和姚文元却吓得脸色苍白。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
  1975年6月9日,总理吩咐我理发修面,要去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我和医务人员都竭力劝阻,总理不听,坚持要去。我见总理着急生气了,只好妥协。
  在医院,总理不断见客会外宾,所以我们为他弄了一个理发椅子,修面很方便。
  那天,理发修面后,总理和邓大姐驱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我们打开车门,扶总理下车,他先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
  总理这一生,最宝贵的是崇高的个人品质,努力追求毫无瑕疵的历史。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竭力保持着自己的固有形象。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衰弱到极点,可是一旦面对外人的注目,他便坚持不要我们扶;他无法神采奕奕,步履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但他竭力庄重从容,让步子迈稳,让身体平衡;步履缓慢又要保持连续性。他的衣服像往常一样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人,鼓舞人。难怪一些外国友人说他“本身就是一股暖流,一束光亮”。
  周恩来拿起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笔尖是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我们都屏了一口气在心里帮他使劲,这小小的签名也成为一场较量,是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恶疾的一场较量。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写下了:周——恩——来。
  他抿紧的嘴唇略一松弛,便吁出一口气。于是,我们这些陪护人员也松口气,身上已是汗津津。
  签过到,周恩来在有关人员引导下朝休息室走去,进门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思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
  周恩来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护住薛明,身体由于虚弱而摇晃,由于悲励而颤抖。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说着,周恩来泪如泉涌。他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作为总理,他与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的私下交往较多,常一起逛街、一起扫马路、一起看演出。保护陈毅,他可以问心无愧,保护贺龙,他确实没做好。由于林彪坚持打倒贺龙,毛泽东听了吴法宪等人的多次诬告,心生疑惑,周恩来服从了上面的意志,贺龙毕竞是从总理家中被带走的,何况总理也未能兑现他的许诺,“半年后我再接你回来”。
  四周人并不完全理解总理的心情,只是陷于劫后余生者对逝去者的悲恸之中。总理泪水涌流,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紧握住总理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泪花闪烁地注视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这不仅是为总理悲哀,也是为国家担忧。
  周恩来亲自为贺龙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总理泪水哗哗地淌,一连鞠躬7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愧疚之情。
  这是周恩来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本国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时,我们陪护人员都明白这种机会不多了,嘀咕着想趁摄影记者还在的工夫,跟总理合个影。我们的嘀咕被总理听到了,他笑着说:“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照张相。”
  小高他们赴紧出去叫住摄影师,摄影师在大厅一侧选了地点,所有在场的人都参加了,李先念和乔冠华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后,我也帮总理换好了衣服,是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装。
  两名护士搀扶总理来到大厅,站在前排中央。了解总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复杂,说不清是喜是悲?
  摄影师认真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摄完毕时,总理忽然望住我们笑了笑,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没了笑容,心情无比沉重。总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对我们每个人在政治风浪中的态度是不无担忧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有一项“杰作”,就是打倒哪个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资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借以表明自己“划清界线”,表明政治态度以求自安。
  7月1日这次合影,是总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与人合影。
  从5月到9月,我们还能搀扶总理离开病床作短距离散步。这时候,也是他与我们谈话的时候。
  5月的一天,就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在散步时他忽然问身边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大家都一怔,无言以对。
  总理把目光移开,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他忽然坦然地笑了:“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
  “怎么讲呢?”医生眼里闪烁着涌起泪花,“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仍然保持着平静的微笑,点点头,轻轻地,轻轻地吐出一声:“对不起,不要说了。”
  这天夜里,他和一位负责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时,又穿了睡衣继续批阅文件……
  以后一段时间,他分别向我们每个工作人员谈一次心,指明每个人的优缺点。说到优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烈,都动感情;说到缺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率、干脆、明确。
  周恩来有生之年,从不直接提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没有一个做高级领导干部的。有的现在做了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在他死后由组织上考核提拔起来。
  总理尤其注意要求那些专业技术人才不能离开专业。卞医生在中南海曾任门诊部主任等职,1969年被提为305医院副院长时,总理就说:“大夫就是大夫,当官干什么?”卞医生说:“我都不知道,是领导定的。我找领导说去。”周恩来这才摆手道:“算了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说了。”
  现在,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时,又一次关照参加医疗组工作的专家们:“你们将来不管兼任什么职务,兼多少职务,也一定不能离开丢掉自己的业务。”正是听了总理的交代,主管医疗组的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现在70多岁,担负一定领导工作,仍然不肯离开手术台。胃肠道专家陈敏章,叫他当卫生部领导,他再三推辞,说总理有交待。组织确定上任后,仍不离开业务。首都医院方副院长,泌尿科专家吴德诚,也都是照总理的交待去做的。
  1975年9月7日之后,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恶性肿瘤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剩几十斤,完全是皮包骨头了。中旬以后,他连在搀扶下散步的力气也没有了。
  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再次为他进行大手术。
  手术前,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也许会下不来手术台。他要来了自己在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重新审读一遍。
  周恩来作为职业革命家,在其充满风雨险恶的生涯中,用过许多化名:伍豪、飞飞、翔宇、冠生、周少山、胡必成等等。其中,以“伍豪”最出名。
  那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取的化名,当时觉悟社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大家一共编了50个号码,拈阄决定各自几号?邓颖超拈到1号,化名“逸豪”;周恩来拈到5号,化名“伍豪”。
  国民党知道周恩来这个化名,在30年代利用发行量较大的《申报》刊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以此达到造谣诬蔑,给共产党制造混乱的目的。周恩来迅速以自己另一个化名周少山,同样在《申报》刊出启事,对此谣言进行了揭穿与澄清。
  实际上,《伍豪等联离共党启事》发表于1932年2月27日,而周恩来早在1931年便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可以说不须反驳也知道是国民党造谣。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的爪牙还是搬出这件事来作文章,想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1967年5月19日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澄清事实。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一生谨慎的周恩来,爱惜声誉胜过爱惜生命的周恩来,为了不给别有用心者可乘之机,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伍豪启事”这一问题作了一个专题报告,如今在手术前夕,又调来这个报告的录音记录,审读后,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周恩来。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这是周思来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只要你坚持不背叛,你就有可敬重之处。否则,你就会被人鄙视,周恩来对“伍豪启事”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能不说有这种考虑。
  这里也有他对身后事的种种考虑和忧虑。当他被推向手术室时,他表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激动,甚至是冲动。他大声地对所有走在手术推车两边的人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为此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下旬,为“延长生命”,医生又对周恩来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问:“邓小平来了没有?”
  邓小平忙走近手推车旁,伸出手。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站起来。
  我和高振普陪护总理,有些事忙不过来,决定再增加乔金旺。乔金旺也是老同志了,1947年入伍,给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1955年在总理身边当卫士,1968年因病离开,这次又回到身边。
  这次久别重新见面,总理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从乔金旺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第一句话就是:“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总理从没说过一个“不”字,唯独这一次,我感觉总理把心底郁闷的想法和情绪流泄出一些。他的声调是低沉而幽怨,我看到乔金旺眼圈一红,泪水差点溅出来。他喉咙哽咽地叫出一声:“总理……”
  周恩来凄凉地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
  这以后,我们就为称呼犯了难。后来大姐秘书赵伟来见总理,不知称呼什么好,犯愁地问邓大姐。邓大姐说:“那你就再叫一声总理吧,但是千万别哭。”
  这使我想起一件关于“宰相”的故事,因为国内外都爱把总理比作宰相。
  那是1972年9月30日,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一一祝酒,不觉来到刘文辉的席前。
  刘文辉在历史上曾是四川有名的军阀,解放前夕,响应共产党、解放军的号召弃暗投明。全国解放后,在周总理提议下,他历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林业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周思来笑望刘文辉,举杯祝酒说:“刘将军,老朋友了,干杯!”
  刘文辉急忙起立举杯,带着崇敬之情,庄重地说:“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他在任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
  总理仰面哈哈大笑,和刘文辉碰杯,然后一饮而尽。刘文辉哪里知道,总理这时已是癌病缠身。1975年1月13日,总理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在会上得知刘文辉也身患癌症,当即指示医院全力治疗,随时把病情向他报告。
  后来,总理还是逝于刘文辉之前。刘文辉闻讯总理逝世,老泪纵横,在家人搀扶下到灵堂向总理告别,这都是后话了。
  从周思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到他不许我们称他总理,其间26年多。他是超过郭子仪的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1975年10月以后,周思来的病情不断恶化。他整日卧床,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
  他怕使我们着急不安。当疾病和病房束缚他不可能再总理天下事时,他的注意力便转到周围的人和事上。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明白,杜冷丁不能总打。他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上的某一点,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有火花一进即熄,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总理过去就爱听这首歌,电影上映不久,中南海的舞会上,专门请“韩英”来参加舞会并演唱。如今生命将息,参加过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后,就要来这首歌的磁带。在他逝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支歌。
  他“没有保护好贺龙”。为此伤感自责,因而更加思念这位战友,爱听这首歌。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方同志去启封,前后去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记得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剧和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
  有一次,周思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思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西安录。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莱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
  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恩来寒喧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不过,你们来到东方,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美国人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全消。
  然而总理这次巧合了“13是个凶数”,他不能自己进食了,由陈医生配制高热量高营养的流质食品往胃里灌。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肮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叶帅仍然是天天来。总理刚卧床时,他常常与总理一谈就是3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2小时。
  到12月,总理已经不断高烧,谈话越来越艰难。记得12月20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工作,询问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了。
  天天来的仍然是叶剑英。一天又一天,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小时也无法坚持。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眼里一样泪光闪烁,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情景,叶帅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
  在门外,我们偶尔能听到叶剑英的声音,其实主要是他讲,周恩来要讲出一句话是很困难的,就是讲出一句也非得贴近耳朵去才能听见。叶帅的声音里,我听清了“邓小平”、“中央”、“军队”等单词。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看来,叶帅同总理谈话,没能叫总理对某些大事留下态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在总理身边,我跟高振普,乔金旺轮替守护总理。然而,总理组织纪律观念极强。邓大姐也天天来看望,他们互相望了很久。
  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7年后,邓颖超曾撰文写到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来一样,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事实确实是这样,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在最后的几天绝口不再谈政治现实。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拿到这张滴墨不染,无声胜有声的白纸就哭了。他讷讷一声:“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不但有最后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即在四届人大上提出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后的“要求和希望”。
  12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简里有两个桃,切成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
  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
  但我们还是照总理的希望,为他买来了六安瓜片茶,质量虽不算好,总算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不浓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总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细细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时咂咂嘴。他的脸上是一副含情脉脉,神思悠悠的容色,两眼眨动着,一闪又一闪,仿佛见到了思念中的人。
  一杯茶终于喝完了。我们都带着肃穆的神情问:“总理,您在想什么?”
  “我想起了叶挺。”总理不看我们,仿佛仍在望着那位思念中的人,声音轻柔,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抗战开始不久,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这以后没几天,总理就无法自己进食了。
  快过元旦了。望着总理头发蓬乱、胡须满脸的憔悴样子,我们悄悄商量。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总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怎么也得为他老人家理个发,修修面再过新年啊!恰好北京饭店朱师傅也第三次捎信来,坚持要在新年前为总理理个发。
  29号这天,当总理从昏迷中醒来时,我们附耳小声劝说:“总理,要过新年了。朱师傅已经几次捎信来,就让他给你理个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近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我这个样子……不好再见人。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又夺眶而出。
  我们天天守在总理身边,对变化感觉还不是很强烈,如今听他一说,立刻想到他不久前还英武潇洒的神姿和风度翩翩的举止。可是,一觉醒来,他已是须发灰白蓬长,面容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他眼窝深陷,皮肤松弛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了,我们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多次来看望周思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都是由我们带到床尾立住脚远远望一眼。这一眼他们就全惊呆了,他们所熟悉的总理突然之间不见了!我看到没有一人能例外,都是全身一震,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顿时进射而出!有几位女同志踉踉跄跄,是被我们搀扶出去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没出大厅就全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唉,且不说她们只是未经过大磨难的女同志,难以承受,就是身经百战,历遭磨难的李先念同志,出了病房也泪如泉涌,哭出声来,悲不能止。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了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尾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溢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时,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他让我们去买来诗词,元月2号我们又为他读这两首诗词。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和讷讷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是我见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笑。
  这次笑很短暂,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我们收起诗词。他虽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我们将诗词放在枕边。
  后来,他又看过几遍这两首诗词,也叫我们念过。他去世时,这两首诗的小薄册就压在他枕头下。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看到听到的两首诗词。
  都说癌痛是超过任何肉刑的剧烈持久的疼痛。现实生活和文学描写中,我曾看到过许多挣扎在痛苦中的人:有的呼叫,叫声凄厉惨绝;辗转翻滚着挣扎。有的咬破牙床嚼烂舌头,一任泪水横流,顽强地不呻吟一声。有的瞪着凶野的被痛楚折磨得变了形的眼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帮忙结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昏迷半昏迷时,他会发出轻微的呻吟,但是清醒后,绝不发一声呻吟或流一滴泪。如果你正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肯抽缩一下身体。他怕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影响。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黯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来,颗颗有绿豆大,颤动着凝聚汇合,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烁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什么。在一次次的屏息忍耐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换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永远不会在人前目光下有这种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元月3号,总理一天基本都是处在昏迷中,偶尔醒来也默默无言。
  元月4号,总理从昏迷中醒来,眼睛闪了一会,忽然翕动起嘴唇。我们在场的同志马上都围拢过去。
  他用细微的难以辨清的声音讷讷询问:“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董必武呢?”
  “董老还好。”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骨粼粼的手一下子握住了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在出汗。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总理,你疼就叫出声吧。都是自己人,你哼一哼也会疼得轻些……”
  他不叫也不哼,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却以惊人的意志清晰地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好象不是痛得抓住医生的手,好象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唉,我们的总理,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要掩饰自己,仍然不愿叫别人为他的痛苦而痛苦!
  但是,他已经瞒不了我们也瞒不过自己。我们在流泪,他在战栗;整个病房都能感觉出总理体内那痛苦急骤的节奏,那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医生,打、给我打一针……”总理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掩饰剧痛时,他总是这样请求。
  邓颖超每天都来看望周恩来。这次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声音颤抖地对卞医生说:“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邓颖超后来曾表示有条件地赞同“安乐死”,与总理逝世前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对她所造成的刺激有直接关系。
  卞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全体人民都有重大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帅也是这么说的。
  医生替总理注射了杜冷丁。片刻,总理稍稍喘息平稳。他两眼淡漠地望着天花板,像是凝思。忽然,那眼里闪了一下亮,转向我们:“拿、拿《国际歌》,放、放一放……”
  我们忙找出《国际歌》的歌片,为他播放。当那磅礴的旋律盈满一室时,总理的嘴唇分明在翕动,在吟唱!
  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听歌,最后一次唱歌。这支歌是《国际歌》。
  连放三遍,总理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他讲这个话的声音很细微,给我的震动却很大。他已近弥留阶段,最后唱这支歌,显示了真正不移的信仰。人生尽可信仰不同,能够为信仰奋斗终生,奉献一切,那么,就连他的敌人也会为他的人格肃然起敬。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周恩来死后,也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哀悼和敬意!
  1976年1月5日至7日,周恩来基本处于弥留之际;他多数时间昏迷,偶尔睁开失神的眼睛也没说什么事情,仿佛已经停止了思维。我和小高也停止为他读报读文件。
  7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时中,病室里一直很宁静,除了定时为总理做例行的维持生命的医疗,没有其他大事。当陈医生按时将配制好的高营养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胃中时,我静静地在一旁看。我的泪早已流尽。病房里很清洁,四周围是那么静,那么静……
  晚11时,周恩来忽然睁开了眼。这种睁开眼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睁眼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他凝视着,竭力聚集涣散的眼神。我们都贴近过去。
  终于,总理眼里进出一星火花。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目光闪烁。
  他认出了我们之中的吴阶平医生。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总理缓缓地,声若游丝地说:“我,一个人,你们……管全局,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总理又昏迷过去。这是他一生讲出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晨,早8点,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
  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一生为之服务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别是近10年中,天下大乱,他平均每天睡不到3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不知疲倦?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总理身边一站你就全明白了……
  我早已哭干的双眼忽然又潮湿起来,缓缓扭转头,轻轻掩上门,慢慢朝楼上休息室爬去。
  躺下不到l小时,似睡非睡之际,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来得匆促慌迫,我的心本能地一阵抽缩颤栗,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握住了,一时竟动弹不得。
  “卫士长,卫士长!”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肋旁,声音完全变了调:“快,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
  我像被抽了一鞭,从瘫软中一跃而起,提着裤子就往下跑;心脏忽尔抽缩凝固,忽尔膨胀滚翻;脑子忽尔一片空白,忽尔万念跃动,就这么一口气冲进了周恩来的病房。
  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来了,整个房间一片混乱,紧急枪救已经开始。屏风移开了,活动床头也卸掉……
  “怎么了?怎么样?”我失去了主张,小声讷讷着,瞪大受惊而失神的眼睛望望这个,又看看那个。没有人理睬我,个个拧紧了眉头;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干什么,废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颚骨呷呷地抖颤不止。
  片刻,我冷静一些,心神回归,看清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
  还在跳!我的心刚一热,马上又凉:怎么不跳了?随即又热起希望:又跳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往常的心电图不是这样。我惊疑地看医生们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那条“脉搏”;我看到有人开始悄悄摇头,看到那“脉搏”越来越弱,越来越缓……
  “总理,总理!”张医生一直摸着总理的脉搏,连连呼喊着。那一瞬间,我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视,没错,总理竞睁开了眼!
  “总理,”张医生喊叫着说:“让谢荣给你插个管子,把痰吸出来行不行?”
  张医生的大喊大叫,奇迹般从总理的神经里唤来了反应,他真微微点了一下头。
  可是,马上又闭上了眼。当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准备插管吸痰,加压给氧时,心电图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缕不再起伏的游烟……
  “总理!”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个最伟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自己一切力量拖回这个生命。
  “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凉硬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把那手指温暖回来,却发现总理的整个手掌都在刹那间变凉变僵,并且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红了眼,仰起头,恶狠狠瞪着医生吼:“怎么了?大夫!大夫!快呀、快!总理的手凉了!……”
  我一边吼,一边匆匆地追踪总理的温暖。我的手已经追到总理的肩胛,我绝望地叫了一声:“张大夫,凉到肩上了!你快点呀……”
  张佐良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我痴痴地睁大着眼睛,晕了;一切都像梦中,一切都浸入一种幽蓝的朦胧中,一切都在飘浮颤动。我听到陈医生那极轻微又极宏大,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声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彻底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过这种场面,茫然回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的嘴早已不会说话了。
  蓦地,我看清一圈脱帽肃立的人,一圈低垂的头。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来,连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迅速发散到全身。“总理——!”
  我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总理离开了我们。
  邓颖超在秘书赵炜陪护下已经赶到,汪东兴也赶来了。邓大姐在流泪,却克制自己没有哭出声。她的坚定刚毅使我没有被哀痛压垮,很快又投入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我给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挂了电话。
  朱师傅对总理感情极深。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是到北京饭店理发、刮脸,很少麻烦朱师傅到家里来。他愿意在饭店里走动走动,和同志们见见面,聊聊天。不只是见见饭店的各级领导,还有各方面的服务员,都要走动着见见面,打招呼聊天。饭店里所有的同志都与总理有一种特殊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大乱,唯独北京饭店没怎么乱。饭店里的老职工们,至今提起周总理,没有不掉泪的。
  饭店里是由朱师傅和小关负责给总理理发刮脸。这次整容,又把他们俩请来了。加上北京医院的韩医生,一共三个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见到总理时,再也压抑不住,一起大放悲声,哭得天昏地暗,谁听了都受不了。特别是朱师傅,哭坏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从那以后身体全垮了,不大能上班了。他要办退休手续,饭店里舍不得,没同意,说他手艺高,为中央首长服务一辈子,是功臣,让他一礼拜来饭店走一趟,指导指导年轻人。
  总理逝世当天,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李先念一听这三条要求,急了,含着泪说:“不行,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先念同志的意见对。”邓小平说,“人民不答应,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搞,否则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
  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邓大姐的要求。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中央领导们都坚持说,他们要对人民负责,有的领导同志还提议:“骨灰可以撤到全国土地上,但也应保留一部分,放在八宝山。”
  邓颖超坚决地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前夕,总理曾对大姐的秘书赵炜讲起他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声音都打颤了:“总理,您不要谈这个事,不要,您不会,不会的……这么早谈这种事对您治病没好处。”
  “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总理批评赵炜,然后坦然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证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全撤掉,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
  现在,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灰不保留。
  早在1975年12月下旬,医生就向我交底,说总理病情恶化,让我们作些准备,包括逝后穿的衣服。我和高振普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尊重总理生前一贯的衣着作风,不再做新衣。
  我们把商量结果请示邓颖超,邓大姐说:“这个决定对。就照你们商量的办。”
  总理逝世后,我们拿了总理生前穿过的衬衣衬裤,法蓝绒中山式制服替他换装。这件中山装是总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经我们一再陈述道理才做的那身衣服,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总理侧身坐在单人沙发椅里照的那张像片上的衣服。这件衣服已磨起毛边,负责整容的韩医生一接过去就皱起了眉头。
  “还有没有新衣服?”他沉下脸问。
  “没了。这是最新的一件……”
  “你们怎么搞的?啊!”韩医生发火了,朝我们瞪起眼睛:“为什么早没准备?不是告诉你们准备吗?”
  我垂下了头,难过地说:“我跟小高商量过,尊重他一生的习惯和喜好。大姐也同意我们的选择,总理最后几年一直是穿这件衣服……”
  韩医生眼里泪水盈眶,好半天才喃出一声:“如果人民怪我们呢?”
  “不会怪。”我坚信不移地说:“这是总理的意志。”
  瞻仰遗容时,总理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后来火化,总理穿的也是这件衣服。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枕下放的是毛泽东诗词。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深厚真挚,始终如一。但是,在他病重和病危期间,毛泽东情况也很不妙,也为重病缠身,所以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周恩来。前面讲过,建国后毛泽东只去过一次西花厅。就我所见所知,他就看望过总理这么一次。至于其他中央首长,有些他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喜欢和民主人士建立私交,与党内干部基本只保持同志关系,极少有私人交往。
  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几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我心里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对党内同志也多些私人交往私人情谊,如果他身体能好一些,如果他能到总理病房看一眼,在总理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当时是做了他老人家参加的准备。他走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安全检查。
  邓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泽东来参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中央领导同志们及我们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急切而惴惴不安地等候盼望。
  快到点了。负责主席安全工作的张耀祠同志再次上下电梯做检查,做准备。
  过点了,毛泽东还没来。汪东兴只好给毛泽东家里打电话。那边说,主席不来参加了。
  追悼会这才开始。
  毛泽东那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举动艰难,离不开轮椅。他讲话也不行了,只能由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他不来参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月10日、11日.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哭唤声令天地变色,神鬼齐哀。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11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的灵车徐徐开向八宝山。十里长街,几十万群众的哭声惊天动地。同时间,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溅满了8亿人民的痛泪。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约高振普、赵炜和我三个人,谈把总理的骨灰往哪儿撤?她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这件事还得依靠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在我们这个支部里,我担任支部书记。邓大姐在这次支部会上,确定我捧骨灰盒,负责完成撤骨灰的任务。
  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邓大姐由两名青年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话音未落,悲声恸天。大家向邓颖超涌去,号哭之声憾天摇地,泪水如雨如潮。
  1月15日举行了周思来的追悼大会。同时间,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几万个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那碑文是毛泽东草拟,周恩来题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当晚8时,我和高振普从邓大姐手中接过总理的骨灰盒,同治丧委员会的两名代表一道,登上飞机,执行撤周恩来骨灰的任务。
  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围拱着明月,静温无声地闪烁着,俯瞰着神州大地。飞机隆隆地起飞了,从8点到12点,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们一捧捧地播撤下总理的骨灰。在高空风里,骨灰瞬间即渺,无影无踪。但我却能看到,那是总理的一腔热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他对人民对国家对党和领袖的全部深情,飞燃起一道长虹,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大地。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后记

  年初,忽然接到一封“海外来信”。打开看时,是位不认识的好事者,给我寄来一堆攻击诬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所谓“纪实”,整个街头话报剧的水平,其虚假可笑,令人掩嘴。文章里那些语言对话,不要说中共领导人,就是我这样在“大陆”生活的中年人,学一年也学不会。那是港台下流社会人才可能有的语言习惯,时至今日还未能有大陆人接受,更不要说能成为大陆人的生活语言。我可怜作者那种能让老虎发出鸡叫的最低层次的想象力。
  世上难的是讲真话。
  1967年,我在北京工业学院当“逍遥派”,和同学赵燕邯等5人去颐和园,议到林彪是“有野心”、“铁腕人物”,“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身边的战友”,“许多事搞个人恩怨”,“为了夺权而扫清道路”等等。当时主要是赵燕邯愤激而言,并写到了日记中。这本日记在武斗中,被一派学生得到,并交给了军宣队。我们都为此受到审查,赵燕邯父亲被迫害至死,母亲被关,家破人亡,听说他也被送去华山农场劳改,林彪摔死后几年,仍然在农场不得平反。
  说真话不行,真话说早了也不行。
  1975年.从宜昌到武汉的火车上,我骂江青“祸国殃民”,“危害民族”,被一个戴墨镜的身穿黄军裤的人报告乘警,将我抓去审查。当时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不错,赶去替我说好话。我很希望帮助我的这位陆军军官能看到这段文字,同我联系。
  其实,我不过是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当我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时,有些身份不凡的人又一再指责我“损害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美化江青”,“替江青说好话”。
  我又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敬祝林副统帅”最虔诚,“向旗手致敬”最热烈的人,也是后来骂“林彪一贯”骂“江青生来”就“坏透了”的人。这种人水远正确,永远教训我。
  因为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正确”过一次,总是把真话说早了几年。
  当我为历史、为民族也为自己负责地写东西时,总有人要求我为政治、为集团,为他们几个人负责。结果,每出一本书,总引来一番热闹。有人喊好,有人骂混蛋,有人想杀我。
  你喊好,我也并不是为你负责;你骂混蛋,我也未必真混蛋;你“恨不能杀了狗日的”,杀了我更能在历史留名,我的书会更畅销。
  我真正难过的是,有一批我所尊敬的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足是如此令我惊讶伤心;他们听不懂许多话,听不出好坏也分不清好歹。这些“下愚”可以在“上智”的统帅下前赴后继,不动摇,不怕牺牲而成就一番大业,但他们从始至终就没有真正明白自己干了哪些事,在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和价值,也从来没弄清他们所追随的“上智”究竟在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
  我曾写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故事,其深刻的内涵,那些当事者竟没有几个人看出来,不能理解或意识到;他们的水平只看到一条:“权延赤混蛋,写毛主席掉裤子!”
  为此,我受到8个月的审查,父亲有病也不许离京探望,说我“给毛主席造谣”,说我“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其实,“毛主席掉裤子”有100多人在场,我疯了敢在共产党统治下去造这个谣?他们疯了,把100多人在场的事实用来诬我造谣?
  都不是。根本原因只一条:“无知”,“稀里糊涂”。
  由于“愚昧”而演出的“喜剧”,最终也是由于“愚昧”而变成了悲剧。他们总是把毛泽东所讲“卑贱者最聪明”理解成“愚昧者最聪明”,自我感觉良好地教训别人。我这个人比他们都“卑贱”,草民一个,所以我还不算愚昧。
  现在,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一段,连同掉裤子的细节,都成为中学生的语文教材。而一些当事者却仍然无法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按国家教学大纲,这样的内容只有中学文化水平才可能去理解。
  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中文系的“名人名篇”中,却没听说哪篇收入小学生低年级课本?小学高年级才能作辅助教材内容去看。因为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看了我的文章也会百思不解,分不清好歹,听不出好坏,更不用说理解什么含意了。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发表后,“左派”骂我“有损主席伟大形象”;右派骂我“为共产党贴金”,“给毛泽东小骂大帮忙”;敌人说我“该杀”。我能自慰的是3个月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都说写得好,都说掉泪了。
  骂我的人最高兴的莫过于“毛泽东的卫士长与作家权延赤的法律纠纷”。我最感党可笑得能让人喷饭的也是这件事。那些匆忙钻营作文者,那些一惊一乍的可怜的编辑和报刊,吵吵至今也没见到这场官司。我最终会证明报刊上所讲一切都是造谣。
  现在,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被一度禁止,3年未能正式重新印刷的情况下,我又书写了《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25年前,当我握住周恩来的手,回答他的提问,听他长时间的讲话时,我没想到要写出这部3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那时我是学习自动控制专业的大学生,还是个不满20岁的娃娃。
  然而,当邓颖超逝世前同意我写关于周恩来的风范一书时,我准备写出的已经不止是这30多万字。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使用了毛泽东几名卫士长中一位卫士长的真名。尽管我在使用前征得了本人同意,尽管我在书的前言里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卫士长是加引号的,不是生活中那个真实的人,但实际上社会仍然顽固地认为“卫士长”就是那个人。给他和我本人都造成许多麻烦。比如当事者都说那人“贪天之功,窃为已有”,“不是他做的事,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也说成他在场……”而他的亲属呢?又可笑地认为我“盗窃”了别人的“思想素材”,误以为我辛勤奔波采访,从天下得来的宝贵素材,都是他们那位因病而语言都有障碍的亲人所有,所提供,心心所想只是“版权官司”。
  我不怕“官司”,但很烦“纠缠”。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麻烦,这本书虽然仍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形式来书写,但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和卫士长的这位“何树英”,已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位具体的人。他是作者笔下塑造的人。作者要写的是周恩来,所发都是作者本人议论,与其他任何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思想、观点、认识都无关。
  我在采访中,碰过不少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的许多观点不能为被采访者所接受。我曾经写过的有关领袖的作品,他们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与“真实”有“距离”;或认为“有损伟大领袖形象”;他们只同意搞文献资料,不同意我的纪实文学。这些人我从不勉强去采访,因为我更不承认他们的真实。他们那是掩饰的“真实”,不自觉地经过感情和固有思想水平限定了的“真实”。
  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我的采访。比如:
  何谦,走过草地的红小鬼,1940年到总理身边,从延安跟随到重庆,跟随到北京,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也曾代理过卫士长的工作,直至60年代。参加或接触了总理这期间所历经的几乎所有重大活动。
  张树迎,跟随总理几十年,历任总理卫士、副卫士长,在成元功调离后,又担负卫士长工作,直至总理逝世。“文化大革命”中护送总理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的总领队是他;总理卧床后日夜陪护的有他;总理停止心跳前后他握着总理的手;总理逝世后,负责撤骨灰的还是他。他提供了总理衣食住行及工作及“文化大革命”中独撑危局及发现癌症到逝世的最详细具体的第一手材料,却又一而再,再而三严厉要求我在书中,只字不许提他。“你写总理,不是写我们,这一条你必须明确”。这是他为我点明的写作前提。
  雷英夫和郭英会,都曾是总理的军事秘书;以军人特有的敏锐,用大量事实为我勾画出了周恩来的形象特征、与精神风貌;性格、品德、交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体气质。
  我还采访了外事秘书陈浩、医护人员郑淑云、服务人员李维信等等三个系统的可以从不同侧面观察、叙述周恩来的许多同志,他们的讲述使我得以充实、完整我所要写的周恩来。
  为了事实的全面、准确和完整,我还参阅了《周思来风范词典》、《周恩来传》、《周恩来传略》、《怀念周恩来》、《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以及《啄木鸟》、《炎黄春秋》、《中华儿女》等刊物中的有关文章,从中作出比较判断,尽量争取接近真实,但我永远做不到完全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我只能说我有这个愿望,我经过努力了。
  任何一件事,1000个人经历了会有1000种说法。在不违背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在人物、地点、时间、对话等方面,我尽量尊重已有文章的说法。但每件事所反映出的意义,我多数都与前人有不同思考与见解。请当事者们原谅我与你们的看法不同。
  作者再次郑重声明:本文是写周恩来,而不是要写任何一位其他工作人员。我只对周恩来负责,尽量争取接近真实;而“何树英”纯粹是作者笔下虚构的人物。他是集中了何谦、张树迎、雷英夫、郭英会等等为代表的几十名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形象与经历而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政治观点和对问题的认识、议论,其实全都来自我权延赤,来自我对总理的亲眼目睹及了解。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本来也是这样写的,可惜选错了“卫士长”,用了一个真名而引来一场热闹。作家是不敢凑热闹的,热闹多了就无法多写文章。我这人还有点记性,一般说,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
  向所有为我写作此书提供了素材的当事者表示感谢。向所有审阅此书而给我以肯定和鼓励的专家、教授、领导人表示感谢。向编辑此书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同志及负责人表示感谢。
  请相信,我从心里崇敬热爱周恩来。

                  属于读者的权延赤
                   199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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