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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传 (全书完)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0-4 10:34| 查看数: 278| 评论数: 1|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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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50年代中期,一位年轻的英国绅士来到中国,担任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政治参赞。他到中国后,最早干的几项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把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传递回英国,那时的伊文思先生,对邓小平知之不多,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却为邓小平的报告所深深吸引,并对邓小平本人产生了兴趣。
  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一直从事外交工作的伊文思先生,不论在北京,还是在伦敦,不论在日内瓦,还是在巴黎,始终关注着中国,关注着邓小平。1984年至1988年,他担任了英国驻华大使,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并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为促进中英友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经过多年的努力,1993年伊文思先生完成了《邓小平传》(英文原名为《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将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尤其是对邓小平本人的了解展示给了广大读者。
  在这部书中,伊文思先生按时间顺序分十五章 ,叙述了1904至1993年邓小平的主要历史活动,展示了一位“农民的儿子”到“国家领导人”到光荣退休的革命历程。
  由于本书作者是国外人士,其立场和观点与国内学术界有不尽一致的地万,某些提法亦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仅供参考。另外,由于本书涉及众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时间跨度大,内容上难免有不够准确之处,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为忠实于原著,除第十四、十五章 个别地方作了些删节之外,翻译、编辑时只对明显错误的史实做了必要的订正。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
  姜淑萍(第一——三章 )、于冰(第四——五章 )、刘金田(第六章 )、
  施肇域(第七章 )。张爱茹(第八——九章 )、王宁(第十章)、
  阎建琪(第十一章 )、武市红(第十二——十三章 及结论)、
  高屹(第十四——十五章 )。
  武市红负责全书译文的校订和最后统稿。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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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1920年
  邓小平本名邓希贤,参加革命后才取名邓小平。他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中国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农村,农历是七月十二日。邓小平本人年轻时一直使用这个出生日期。根据20年代的记载,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所登记的出生日期也是7月12日。
  邓小平的父亲叫邓文明,是一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他们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广安县位于四川省的东部,这里遍布着小山和小溪。邓文明拥有大约10公顷土地,在好的年份,足能收获10吨粮食,广安是一个相当大的地方,拥有几干户居民,但是这里不是四川最繁华的地区。四川的动脉长江,从西南穿越全省流向东北,途中汇合了不少支流。广安坐落在长江的支流嘉陵江边,但距河谷还有很长的距离。广安距省会成都二百多英里,要绕过几座绵亘的山脉,距最近的城市重庆也有一百英里。
  在邓小平出世二百年以前,邓文明的祖先从华南移居四川。他们本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原居住在中原,后来迁移至南方,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情况还是神秘的。客家人所讲的方言和所保持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南方当地的其他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不同,然而,邓家或许在迁至四川前就已经放弃了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到了18世纪初更加可以肯定。因为此时邓家出了一位名人,他在朝廷里做了大官。这个人叫邓时敏,在乾隆时当过翰林、大理寺正卿。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他死后不久,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村口建起了一座牌坊,上面雕刻着皇帝的御笔,这个村子从此就改叫牌坊村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作为邓小平的罪状,村子被改名为反修生产队,牌坊也被捣毁。尽管后来村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但牌坊却没有重建。
  邓文明是个精力充沛、乐观向上,喜欢社交的人。在邓小平离开家以后的生活中,邓文明一度曾成为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指挥过几百人的民军。牌坊村那些还记得他的老人对外国游客介绍说,邓文明乐于同人交往,在调解地方争端时处事公道。在家里,他严格而又谦和。他对孩子们的训戒是严厉的,但当孩子们犯错误时,他仍愿意倾听他们的陈述。他生前没有照片,人们记得,他中年时谢顶,蓄着大胡子。邓小平倒一直没有谢顶,但他似乎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自信、有抱负、处事果断。
  邓小平的母亲并不引人注目。当邓文明确定第一个妻子张氏不能生育时娶了淡氏。淡氏的娘家家境可能很不错。她嫁到邓家时的嫁妆是一张雕刻精巧并上了红漆的大红木床。这样的嫁妆,贫穷的父母是提供不起的(邓小平就出生在这张床上。80年代在邓文明的旧居里仍能看到它)。淡氏为邓文明生了四个孩子,邓小平排行第二,也是三个儿子中最大的一个。后来,大概在1920年邓小平离开家之前,淡氏变得体弱多病,20年代后期她便去世了,据说死于结核病。设人写过成讲过她同她的孩子们的关系,所以很难推断她对孩子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孩子们对她怎么样地依恋。
  邓文明以后又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三个妻子萧氏为她生了第四个儿子。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船工的女儿,只比邓小平大一岁*,为邓文明生了两个女儿。夏以前 (*夏伯根比邓小平大两岁。---译注)结过婚,她是带着一个女儿嫁到邓文明家来的。因此,邓小平总共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同父异母弟弟、两个同父异母妹妹、还有一个异父异母妹妹①。因为他十六岁就离开了家,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直到四十多岁,才见到了这几位异父或异母的兄弟姐妹。但他却永远也见不到他那位同父异母小妹妹了。1949年,就在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部队的政委攻克四川前夕,她去世了。
  在中国,起名字没有约定的标准。父母从所有的语言词汇中选择一两个字,表达他们对孩子的愿望或期望(在邓小平出生的那个时候,往往表达的只是父亲的愿望或期望)或者是为孩子的出生讨个吉利。邓文明为他的长子取名为希贤,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渴望”和“善良”,寓示有才智。邓文明还给他取了一个表示他在家族中的辈份的名字,即先圣。他的姐姐已被取名先烈,邓文明接下去给后来出生的他的所有孩子都取了以“先”字开头的名字。邓文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们一生都使用这祥指定的名字。而邓小平和他的两个同父母的弟弟则不是,他们后来都改了名。
  邓小平出生和长大的那座房子80年代时依然存在,只是被当地干部进行过相当大的修缮,他们想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所房子虽然宽敞,但极普通。这栋大宅共有二十二个房间,房屋与房屋之间用很高的木梁隔开。后来拆了右厢房,房间就没有那么多了。庭院是铺设过的,但屋顶在邓的童年时代是用茅草覆盖的。窗户是纸糊的长条格子窗。有些房间是硬泥地。没有自来水。可以肯定,邓吃得很好,而且冬天有温暖的被窝可睡。但他的房间里并没有悬挂什么字画,也没摆设贵重的家具。
  邓文明属于中国传统的统治阶层——读书人中的最低层。他的地位不是继承来的,也不是靠财富获得的,而是靠他所受的教育。跟他的祖先邓时敏一样,他读过几年私塾,学过文言文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但与他的先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邓文明可能在重庆的一所现代法政学校学习过一二年。邓文明所交往的都是些地方官员和当地有地位的头面人物。所以,他享有一些特权,诸如可以免除一些义务和劳务,一旦犯法,也不必受肉体上的刑罚等。
  邓文明因此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是位很传统的人物。哥老会是中国最古老的秘密结社之一,它在四川最强盛。邓文明就参加了哥老会的协兴乡分会,后来还当上了它的首领。他笃信佛教,经常去庙里拜怫。1938年的一天,*他在拜佛后回家的路上,被士匪或仇敌暗杀*应为1936年。---译注了。他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还活着,**而**此处有误,邓文明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译注且仍然生活在池的家里,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
  在教育方面,邓文明却很跟得上时代。邓小平开始在一个老式私塾接受教育②。两年以后,池七岁时,转到一所新式小学就读。四五年以后,升入广安中学,成为一名寄宿生,每星期回家一次。所以他从早期起就学习了现代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并且学的是白话文,而不是过去一直使用的文言文。
  关于邓小平的学校生活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他从未向外国人谈起过这些。不过多少也有一些趣闻轶事。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们,包括他的舅父淡以兴,对外国来访者说,邓儿时是个活泼、聪明的孩子,喜欢和同学们玩游戏,而且学东西非常快。其中有人说,他读书只朗读三遍便能够记住并背诵出来(七十年后,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亲密的政治伙伴万里向一位外国人透露,邓小平对牌的记忆力非常好,这就使他比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略胜一筹)③。这些老人们还说,邓小时候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道德的,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按照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岁之前,邓应该呆在中学,然后,如果他学得很好,并且他与他的父亲都有这样的愿望,他就可以到一所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然而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或1919年初,他才只有十四岁时,邓文明从重庆给他儿子写信说,他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男子(或许也有年轻女子)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问邓小平是否想进这所学校。邓文明还给他的弟弟邓绍圣发了一封类似的信,邓绍圣只比邓小平年长三岁。他们两人都没有马上答复,但也没有拖延太长时间。1919年夏未或初秋,他们离开牌坊村,进了重庆的这所学校。
  从表面看,邓文明的举动难以解释。邓小平还只是个孩子,对广安这个小天地之外的生活毫无经验,他的叔父的经验也不会更多。他们都未受过培训或教育,对应付遥远的外国的不稳定的生活缺乏准备。除此之外,邓文明一定已经意识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如果邓小平衣袋里揣着工科毕业证书回到中国的话,他一定不会想成为一个农民,而且他不可能想在只有很少工业的四川工作。
  可以推测,邓文明是受了一个热衷推动留学运动的人甚至可能是个外国人的影响,或者他已经发现他儿子很任性,便想把他送走。然而这些可能性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与这几种推测不符。重庆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是成都的一位教师。邓文明应该没有见过他。20年代时由于热心支持四川学子出国留学而知名的杨森也是广安人,他和邓文明是同时代的人,但在邓小平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在广安。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广安,但邓文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国教土有所来往。至于邓小平他们父子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那般亲近。因此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似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做父亲的远大抱负、爱国心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形势的了解。
  毫无疑问,邓文明非常关注国家政治,他所参加的哥老会当时正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他让他的儿子和弟弟到法国去的行为就是关心政治的一种体现。对他来说,了解四川和整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城镇都有了电报局,大量地方报纸和杂志的发行是当时的一个特色。村中父老相传,他到茶馆里喝茶的时间很多,而茶馆正是交流地方和国家新闻的中心。
  即使邓文明在家不多谈政治,邓小平在1915年或19l6年进入广安中学的时候,*自己一定也能了解到一邓小平是1918年进入广安中学读书的。——译注些。当时,中学都普遍订阅报纸,领导组织激进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也是当时一些学生的时尚。根据邓的官方传记记载,1919年,邓小平参加了学生抵制日货活动。因为当时在凡尔赛会议上,西方列强将德国在山东享受的优惠权益转让给了日本,尽管当时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从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在邓小平的童年时代,主要的政治事件是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陈旧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和自1644年以来一直占据皇位的清王朝。清王朝最初严禁外国军事、贸易和文化侵入中国,这是导致这一传统帝国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几代皇帝统治下,曾相继尝试过三种政策:闭关自守;“自强”:吸取外国的技术、军事和工业,但不接受外国思想;对趋于衰落的君主制度进行改良。但所有这些政策都失败了。因而最终导致了一场革命运动的到来。
  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叫孙逸仙,他1865年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又到香港学医。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成为一名革命家,致力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彻底的改革。从1905年开始,他成为所有立宪共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很小部分)公认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有同孙逸仙一样的目的,并准备通过武力去实现它。他们一起工作,但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同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基地在日本,其国外成员多于国内成员。
  从1905年到1911年,同盟会试图在中国内地建立基地,有时在港口城市,有时在开放的农村,但都没能成功。该组织的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来源都很匮乏。其计划一般说来也是粗劣的,它总是寄希望于同盟者的合作,如秘密会社的支持,而这些会社更注重自我保护,不会大胆地采取行动。但是,同盟会从未放弃过它的理想。1911年秋,同盟会制定了计划,策动长江中游武昌的驻军起来暴动。
  如果这些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革命了。在计划实施时,突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使它受到干扰。一群革命党人很令人意外地在位于长江北岸的(武汉的另一部分)汉口的俄租界内引瀑了一颗巨大的自制炸弹。这次爆炸使得中国城市警察迅速进入这个爆炸区。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能进入租界的。在那里,警察逮捕并处决了三个革命党人,还发现了混在本地军队中的同盟会成员名单。在这危急关头,一群革命党军官加紧煽动武昌驻军的暴动,让他们同保皇党军队进行战斗。结果保皇党军队失败,被迫撤回。当政府还在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时,中国其他几个地区驻军的暴动又突然爆发了。
  第一次暴动发生时,正在美国的孙逸仙返回了祖国。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被来自十六个省的议会代表推选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当年仅六岁的皇帝的母亲宣布他的儿子五个星期之后退位的时候,本应由孙中山任总统,然而他缺乏军队的支持。皇后在最后的诏书中邀请袁世凯,一个为王朝训练现代化军队并因此连结了大多数省份的指挥官的职业军人,组建了共和政府,于是僵局便产生了。孙性格软弱,所以他很容易妥协。或许他真的对袁充满希望,以为袁会接受民主共和的方式,因此决定支持袁并催促国务院选举袁当总统。孙没有在袁随后组建的政府中任职,只是被保留了党的领导人职务。1912年8月,同盟会与四个较小的组织共同组建了国民党,孙当选为主要领导人。
  以后八年,全国的政治与管理混乱不堪。人们很快便看清楚了,袁世凯不是民主主义者。当国民党在新的国民议会两院选举中取得胜利时,袁拒绝对政府进行改组,然后谋杀了国民党内最有名望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他继续破坏共和制,煽动复辟帝制,要人们拥立他当皇帝。但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因为多数残存的君主主义者把他看作非皇帝的嫡系,而是因为复辟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省的战乱,由此导致了中国20世纪最为有害的格局出现:地方势力或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崩溃。
  邓小平进入重庆预备学校所参加的活动的正式名称叫“勤工俭学”,其先驱是李石曾。李是一位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已作了多年的努力,建立中法之间较密切的联系,并且设法要使中国工人与学生同时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本人家境富裕,曾在法国的中学和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学习。
  李最早的筹划始于1908年。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开始给工人们(都是来自中国他家乡的同乡)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按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禁止喝酒、吸烟和赌博,只是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这个尝试最终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破产厂,李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祖国。
  但李并不灰心,他接着又策划了一项新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的几年里,他安排约一百三十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个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战争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就是给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以基础教育,并使他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该协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部分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学习。
  1916年,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坏思想,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三万名中国工人,并使他们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④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非常糟,也因为第一代现代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近一干六百名学生,其中约三十名是女生,从海上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祥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不多,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部来自四川省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没有超过中等教育程度。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大多是比较贫穷的地主、商人或知识分子的子女。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难以承担(有时候,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会延长贷款的期限)。
  从一些回忆录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确信虽然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1920年6月,在赴法的五个月之前,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⑤在法国这边,也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曾为英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新教徒传教士通过创办中学和大学对中国施加影响,而感到优虑。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及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⑥。
  在重庆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能。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六十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⑦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他到法国时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成功地被学校录取,并通过了由设在成都的法国领事馆主持的法语考试。从重庆学校毕业后,邓可能回到广安作了短暂停留,为旅法准备行装等,并向他的家人道别。离别是痛苦的。倘若他和他的父母事先知道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近一百名同学,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就开始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第二章 油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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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1926年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邓绍圣以及其他近二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其中约有半数来自四川,从上海乘坐“鸯特莱蓬”号邮船驶赴法国。他们都是四等舱旅客,没有自己的客舱,也不能到餐厅去用餐。他们不得不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风条件很差的货舱里,而且只能自己找地方准备三餐和用餐。从几位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这次航行令大家吃尽了苦头,有许多人晕船,有少数人则非常想家,以致于在远未到达马赛以前,便开始询问返家的可能性。
  邓和他的伙伴们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随即前往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官员把这些来自重庆预备学校的学生,每二十个人左右划分为一个小组,并把各个组分送到许多省的中学就读。邓和他的叔叔所在的组被送到诺曼底的巴耶中学。
  在巴耶中学的一个特殊的班里,这些年轻的中国人又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法语学习。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必须继续学习法语,等到掌握了充分的法语知识,再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在这个阶段,他们中一些人可能转到别的学校,另外一些人则到工厂做工,为的是获得基本的工业技能,同时也为了挣到足够的钱,以充作日后进一步接受教育的费用。这后一种学生都是比较贫穷的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到达法国后可以把钱存在华法教育会,而家里也没有钱接济他们。
  但这还算不了什么事。1921年1月,教育会发出通告,说该会的费用已经用完了,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主才能继续留在学校就读。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会管理不善。教育会容许来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众多,而它却未能开辟新的财源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开销。这个危机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倘若李石曾(这时候他已回到中国)和这个活动的其他负责人能够积极地去募捐,事情就不至于弄得很狼狈,然而他们没有这祥做。在整个1920年里,他们对这项活动逐渐失去了兴趣。这或许部分是因为这件事管理起来太麻烦了,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加强中法文化联系,给中国带来有用的知识的更好的办法是按法国模式在两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这个设想特殊的吸引力在于有个新的前景,这是勤工俭学活动所不能提供的,就是从法国政府得到资金,这笔资金是从1901年的庚子赔款调拨的。
  这些远离家乡的勤工俭学学生尚不了解这场风波是怎样刮起来的。所以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该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无法照顾他们,他们必须自谋生路的时候,这些留法的学生感到了极大的震动。
  对邓小平来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所在的那个巴耶班被撤销了。此时他还能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因此按理说,他可以请求教育会为他另找一所学校。但他或许是自己的选择,或许是被劝说,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同意到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工作。克鲁梭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在施奈德工厂,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在工作了。
  邓小平在巴耶中学所度过的这段时间,是他在法国整整五年里唯一的一段比较舒适、安宁的时期。在其余的时间里,他都是住在工厂宿舍或者收费低廉的旅馆里,做的工作往往是临时的,而且都是没有技术的。他第一次干的活是最差的。据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①。而这个公司的记录表明,他实际上是在该厂的轧钢车间当一名轧钢工。在那里,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需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劳作。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他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应该所得的还低,而他一个星期要工作五十个小时,甚至更长。在这种状况下,再加上他当时只有十六岁,所以仅仅干了三个星期,便使他感到无法再承受了,他决定宁可在巴黎冒失业的危险也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后来,邓小平到一家生产橡胶轮胎和橡胶雨鞋的工厂工作。他做的活计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他还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到餐馆里做过厨房帮手。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是在位于巴黎郊区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在法国,邓小平从事过许多临时性工作。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的工作。他们用薄纱和绸子作花,做成的花要贴上“战争遗馈和孤儿所作”的标签。他到法国后在学习工业技能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很小(他的官方传记说他在雷诺工厂是个钳工。而这家公司的档案证明,他是个没有技术的工人)。仅仅在橡胶工厂期间,他挣够了继续上学所需要的钱。不过这也只够支付中学三个月的费用(1922-1923年冬季,他在塞纳——夏蒂戎中学呆了三个月)。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贫困、不安定的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的。他的官方传记对这个过程作了这样的记述: 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广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己无力寄钱给池,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②。
  这个传记写得非常笼统。尤其是,他没有说明邓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唯口的证折是提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1921年4月,邓在施奈德工厂做工时赵也在那儿工作,并且邓在巴黎的时间也与赵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邓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另外还有一个证据是,邓在1922年的某个时候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是规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吸收党员的条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留法初期就作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这个官方的传记尽管笼统,但它明确地指出,赵和周是邓的两位引导者,这是很重要的,在所有文章的描述中,赵都是一个非凡、出众的年轻人——聪明,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来更杰出,他除了拥有赵世炎的优点外,此时已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可以理智地解释各种原则和政策,这也是他一生独具杰出本色的根本原因。邓虽然个性比较拘谨,缺乏耐心,但也养成了和周大致相同的个性。在革命生涯中,除了与周共处的这段经验之外,大概没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释池为什么会养成这祥的性格。六十年后,邓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他把周视为兄长。这是中国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赞美词,表示言者愿以弟子自居以及对对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6月,邓被选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这使他有政治工作可做。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是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做工也是为了支持革命工作。
  在开始革命生涯后不久,邓就得到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谁替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了。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呼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在蜡板上刻写旅欧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他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他的字体也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共青团支部的办公室就设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廉价旅馆的周恩来的卧室内。它位于巴黎市南部的意大利广场附近。邓只能在这个面积仅有五平方米的空间里工作。房间里还摆放着周的床和别的家具,只能同时容纳三个人。所以团执委会(有四五个人)和其他盛大聚会只好在附近的饭馆举行。在这些饭馆里,周和其他人通常只点一盘蔬菜和几片面包,有时只买面包和热水。邓在巴黎时,有一阵子只吃牛奶和羊角面包。在这个过程中,他习惯了羊角面包的味道,所以当地1974年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人会途经巴黎时,特意购买了一整箱这种面包。
  《赤光》于1924年2月创刊。有一段时间邓是该刊两名编辑中的一名。年底,他开始为《赤光》撰写文章,现存的有三篇。这三篇文章都是抨击中国青年党的。1924年整整一年里,青年党都在和共青团争夺勤工俭学学生和普通工人,争取他们站在自己一边。显然,青年党深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该党党纲宣称,只有建立独裁制度才能拯救中国。邓的文章对此予以全然驳斥,并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猛烈而又严厉的鞭答。青年党的成员都是国家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文章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读者无法从中看出,文章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同他人有力地辩论理论问题。
  邓于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是旅欧团组织的母体,领导团的所有工作,虽然中共旅欧支部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都设有分支部,但其组织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只有几十名成员。不过,她管理得很出色。她的安全防卫工作做得腹好。法国警察一直没有发现过她的任何机密文件。1925年警方进行了全力搜查,但依然一无所获。她同上海党中央莫斯科第三国际总部之间的通讯联系虽然很慢,但相当可靠。并且她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撑其制作和散发大量宣传品。到1993年,邓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六十九年了,这几乎可以断定,他是目前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
  1925年初,邓小平从巴黎去了里昂。党派池到那里去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他被指定为“里昂地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④在二十岁这个年纪,他便被赋予独立的政治领导权。他在领导劳工运动的工作中可能曾回过克鲁梭。因为那里仍有几百名中国工人,与巴黎相比,那里距里昂更近一些。另外,他还可能到圣艾提尼附近的圣夏门巡视过,那里也有不少中国工人。他自己则在里昂的一家工厂做工。
  邓在里昂呆的时间很短。7月底,他回到巴黎。比扬古尔警察局花名册上登记的时间是7月30日。关于回巴黎的原因,尽管在任何法国或中国的文献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由于几个星期以前,约一百五十名左翼激进分子离开了法国,其中人约五十人是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党和团需要他的领导。
  这么多人集体离开法国,主要是左翼勤工俭学学生对五卅事件的激烈反应造成的:上海英国租界的警察同学生及大批示威者发生冲突,至少有十二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众支持日资纺织厂里的中国罢工者,抗议日本警卫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六名学生。
  在巴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迅速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他们不顾警察的禁令,于6月14日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法国人和中国人参加。委员会从如此普遍的支持中受到鼓舞,决定下一步向中国公使馆发动攻击。这个行动于6月21日进行,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冲进公使馆,在公使的房间里找到了公使。迫令其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的内容是,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警方事先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事后才匆匆赶到,马上驱散了他们,但当初并未捕人。这引起了法国一些新闻舆论的不满,他们对警察的作法进行了抨击。警察因此被迫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了示威者的住处。逮捕了近六十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四人进行申讯,又根据命令立即将其余的人驱逐出境。他们还决定,以后要严密注视所有留在法国的那些激进学生的行动,同时设法打入其组织。
  这意味着邓一回到巴黎,即处在警方的监视之下。从1925年下半年法国警方监视他的报告来看,邓小平重返巴黎有两项主要任务: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坏的党的总支部的领导体系,设法维系党团继续进行活动。他还出席了在贝勒维拉市工业区举行的几个会议,有时还在会上演讲。同时他自己还在比扬古尔市的雷诺厂做工,这看起来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同这里的几百名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在该工厂工作的许多工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
  警方的记录还指出,邓和另外三人,其中一名共产党人,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士,被怀疑密谋暗杀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其中一份密报说,这四个人企图暗杀被怀疑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中国人,因为大批共产党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就是他们促成的⑤。这些反共组织是否真的帮助了警察,譬如在袭击公使馆后向警察提供激进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断定,但这样怀疑是有道理的。说邓和他的同伴策划暗杀这些领导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来,政治暗杀部不是他们这个党所赞成的做法。被指责策划暗杀的这几个人(包括邓)绝对懂得,他们当时正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因此这个指责好像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政敌捏造出来的,目的在于破坏他们的名誉。
  l926年1月3日,邓在成立于夏季的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⑥,以打击帝国(根据原文译出——译注)主义,并要求与会者同意向中国驻法公使发出新的最后通蝶,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来的会议报告后决定:搜查住在比扬古尔三家旅馆中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居室,1月8日清晨,他们闯入了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邓与另外两人合住的房间,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为的文件,只有一些印刷设备、中文报纸及大量的宣传材料。
  当警察进入邓的房间时,邓实际上已经踏上了去莫斯科的旅途。他早已打算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圣诞节前,他在雷诺厂预先通知了他的雇主,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为了逃脱逮捕才匆匆离开的,因为他离开的日子正是搜捕的前一天。警察的搜捕行动落空了,只好没收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发出了一个驱逐令。驱逐令上还特别注明“待交当事人”⑦,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份驱逐令恐怕永远也送不到当事人邓小平手里了。
  邓小平刚到法国时是一位爱国青年,对国家的状况感到忧虑,渴望获得工业技能,寻求实行工业化的途径,从而实现所有爱国者所向往的国家的富裕、强盛。但按照他的官方传记中所言,他的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⑧。当他离开法兰西时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背和职业革命家。作为一名革命家,他已经在几种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开始是刻蜡纸的工人,然后担任过杂志的编辑、中国学生和工人中的宣传员,党的支部(虽然很小)的首脑。他还学会了怎样适应在警察的监视下和在政敌中间工作。十五个月后,当池回国投身于中国革命政治活动的洪流中时,面对的是更多的阴谋和危险。
  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究竟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法国岁月留给他的经验使他不赞成某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林彪的大中国主义。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抱有极大的兴趣。他同时还显示出他很重视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没有希望很快发展起来。
  除此之外,国外的生活对邓小平的影响并不大。他离开法国去莫斯科时,他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读法文,至少是能很好他讲法语。但还没有证据可以看出,他对法国的文学、艺术很感兴趣,甚至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个讲求实际的人,对法国的工程学和建筑学感兴趣。无论在法国政府部门、工厂和学校的档案里,还是其他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里,都找不到关于邓有法国朋友的记载。一些勤工俭学学生,或者通过在夜校浏览共产党人的《人道报》,或者通过住在私人家里,或者通过在学校同老师谈论政治等等方式,逐渐认识了一些法国人。邓好像不是这祥。
  无论置身何处,邓的性格在十六岁和二十一岁之间应该已经形成了。但难以令人置信的是,他如此年轻就变得那么坚强、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对于一个倒霉透顶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给予支持的陌生世界里,靠他自己的智慧度过了艰难的学校生活,否则他就不会在如此年轻时就具备了这样坚定与自信的个性。从两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变化:第一张是他和邓绍圣在一家照相馆拍的,可能是他们在巴耶中学的时候。照片上的这个男孩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见照片1)⑨;第二张,即贴在雷诺广档案卡上的那张、展现的是一位面带坚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翘的年轻人⑩。他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他就是邓小平。

第三章 军阀和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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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1927年
  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期间,中国的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阀割据的领地数量继续增加,几乎扩展到除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大小军阀的数量急剧发展至数以百计。各个军阀的外貌与个性差异很大,但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均统率着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并有着自己的地盘。较大的军阀分成三个同盟或派系,他们通过阴谋手段,有时通过武力以获得更多的地盘或支配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实际上并未管辖任何土地,但它却拥有着即使是最大的军阀也不具有的资格:按照1912年共和国临时宪法规定的政治合法性、外国政府的承认以及由这两项属性所产生的功能:有权向国内和国外借债。因此对军阀来说,如果能支配总统和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其背景是出于对1911-1912年革命失败和由此产生的后果的愤怒: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另一个原因就是民众对外国列强继续在中国享受各种特权的愤慨。当时世界列强继续瓜分中国,使中国连番受到羞辱,甚至演变成在凡尔赛会议上将过去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第三个原因是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获得掌握国家命运的权利,中国必须经历一次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此外没有更多的选择。新的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和目标比过去的更大激进、它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仍由孙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成,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又对其作了较明确的反帝和集体主义的解释。革命运动的一致目标是消灭军阀,建立强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的各种特权。
  新的革命运动在其成分和组织形式上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运动包括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新运动则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废弃的房(此处有误,中共“一大”召开会址当时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住宅。-译注)屋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参加会议的有六个来自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人数非常少,只有几百人,但已开始称自己为“具有战斗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①,并且设有在临时中央领导下正规的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机构和支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及其领导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因此它要向其提交报告,并接受来自该组织的指示。参与这一运动的另一个更大的政党国民党,也向莫斯科方面倾斜,并向苏联请教有关政治和组织问题。在1923年秋天,具有丰富国外工作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米海尔·鲍罗廷抵达广州,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为国民党修改了纲领并对该党进行了改组。因此,从1924年起,这场运动便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组成,每个党都有其下属或联合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允许共产党去影响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改造该党;弊是她也使国民党知道了谁是共产党以及他们在做什么。这种作法是当时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
  孙中山和过去一样,作为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如果没有认识到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的话,那这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政治变革。旧的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它过分依赖反复无常的军人,除了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军阀以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打败军阀。在鲍罗廷的鼓励下,孙中山转而请求苏联给予帮助。1924年10月,瓦西里·布留赫尔将军抵达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他在中国化名加伦,跟随他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苏联军官。同月,首批苏联武器装备用快艇从黑海的敖得萨港运达广州。
  在加伦一行到达前的五个月,一所军事院校已在广州南部珠江上的黄埔开办。似乎是命中注走的,孙中山任命了蒋介石为该校的校长。蒋介石是一个坚决支持孙反对袁世凯并受过日本军校训练的军官。为了加强军事纪律和礼仪细节,蒋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工作,到该年年底共培训了两期军官,每期五百人。在这个阶段,中国革命运动内部分裂成几派: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致力于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左派主张社会改革,但不赞成革命;中间派是爱国者;右派是社会保守者。对这几派,当时蒋没有表现出政治倾向。他与加伦一起友好工作,并在1925年准备送他的儿子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
  1925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年3月,孙中山赴北京参加军阀召集的一个所谓的“国家重建会议”。当时北京控制在军阀手中。在那里孙死于肝癌,享年五十九岁。从2月到5月,蒋介石赢得了战胜以广州附近为基地的军阀的一系列胜利。到这一时期末,即在上一章提及的上海五卅事件,加速了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壮大。进入1925年时,共产党只有一干多人,到该年底已拥有大约一万名党员,她的青年团也有大约一方多名团员。而在6月,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8月,极力主张同共产党和苏联合作的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这给革命运动制造了严重紧张的局势,也对未来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把蒋介石卷入了政治。蒋介石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起谋杀案。这个委员会没有发现是什么组织或个人对廖下了毒手,但却发现国民竞右派正在密谋,企图除掉所有赞成听从苏联意见的和支持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资深的国民党元老,这导致了广州的政治天平强烈地倾向于左派。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支配了会议程序,控制了新的中央执委会。已知的或受到怀疑的右翼阴谋家被驱逐出广州,或进入北方的军阀地盘,或用带有诗意的说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蒋对此事未表示公开反对,在整个1925-1926年冬天,他仍与鲍罗廷和加伦密切合作。
  邓小平在莫斯科度过了十一个月。开始他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所大学是1921年创办的,目的是培养来自苏联境内外的亚洲工人,让他们了解革命理论和方法。它存在了几乎二十年,为乌兹别克、哈萨克、蒙古和朝鲜培养了一支稳定的力量。这支力量操纵着苏联和蒙古的党和政府的机构,推动了各地革命的发展。在20年代,数百名中国共产党员包括曾在党内升至很高职位的刘少奇和任弼时,都曾在该校学习过。在苏维埃政权的完全控制下,它只对共产党员开放,所以很少引起国际注意,也未引起苏维埃政治的紧张。
  几周之后,邓小平转到中山大学。这所大学是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于1925年秋季创办的②,后来却成为中国内部争论的一个焦点,以及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五年后,斯大林认为这所大学带来的麻烦多于它存在的价值,于是决定把它关闭。
  按理说,这所大学由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管理,一名国民党高级人员还担任过该校的董事。它的经费来源至今仍是个谜,一种传说是苏联党仿效法国政府1920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赔款基金;另一种传说是,国民党劝说一些中国富商,定期汇款到该校。不管钱来自何方,反正这所大学经费充足,所有的学生都发津贴,而且吃、住、穿均是免费的。
  这所大学拥有一大批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校长卡尔·罗德是位波兰人,1917年曾担当过列宁与德国帝国政府间的调解人。他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且有大学者的美誉,他生活不修边幅,嘴里总爱叼着烟袋锅。他喜欢演讲,常常一次就能讲两小时以上。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讲的主题却是中国革命运动。他的许多听众一定都对他的推理才能感到惊讶。
  不过,罗德深受学生爱戴。二十五岁的副校长米夫,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并不受学生欢迎。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一名成员,他认为苏联境外的共产党的首要职责是保卫苏维埃国家,共产国际的根本职能就是保证这一目标的实施。在这所大学里,米夫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能接受这些观点的年轻的中国人。按照他的选材要求,他要找那些聪明伶俐、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学生,他在其他学生身上花费的时间很少,所以学生们自然对他表示反感。1927年,中国统一战线瓦解和斯大林废黜托洛斯基的运动开始后,米夫对多位共产党员学生进行了无情迫害,因为这些学生认为托洛斯基有关中国的政治见解比斯大林的要正确。
  米夫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在中国称为“回国留学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或不客气地称为“斯大林的中国小组”。自1931年至1935年,他们的领导人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现在称之为错误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和军事战略。1945年,毛泽东在有关党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否定了这次路线。这个决议是一个尖锐批评的杰作,它坚决要求错误路线的支持者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这个决议并未说这个路线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一路线是来自莫斯科的,因而其追随者才不得不服从这一路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这段时期真正的反面人物是斯大林,但在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毛却成为处处维护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人。因此,他对维护斯大林在中国的名誉的程度远远高于米夫的弟子们。
  这个秘密小组的最重要的成员是陈绍禹(他革命时的笔名为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多才多艺。王明能写善辩。关于博古,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在1937年是这样(埃德加·斯诺是美国旅行家和作家,1936年夏天他在共产党根据地陕北采访了四个月。之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的著作,这是一部既可作为奇遇记又可作为生动报告的经典之作。他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传闻或民族主义的宣传。毛泽东、周恩来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向斯诺谈过他们的早期生活。——原注)描写的,“他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画则可将他勾画为单薄、体弱、劳累过度、半病态,并戴着深度眼镜,他厚厚的乱蓬蓬的头发,给人一种似乎头重脚轻的感觉”③。但他非常勇敢(在30年代初,他冒着遭逮捕和处死刑的危险,在上海干得比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时间都要长)。他很快就承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需要有人教他懂得,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都需要什么,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岁,对世界的了解相当多。他的父亲是商人兼学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学者。他在加里福尼亚度过了两年,上过一些大学的课程,并在旧金山的中国华侨杂志社工作过,他英语讲得很好。没有笔名的王稼祥则是另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在长征前和长征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胃病的折磨,1933年当邓小平政治上失宠时,他曾以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帮助过他。
  据研究邓小平的人介绍,邓并不认识这些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这或许不太属实。他一定知道副校长已网罗了一群亲信,至少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或见到过他们。王明和博古在另一班,可能是因为他们会讲俄语。以邓坚定的爱国精神和很有主见来看,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国人说什么都唯命是从的人有太多的来往。
  邓刚到中山大学时,该校的人数大约有二三百人之多,到1926年底又增加了一倍,约一半的学生是共产主义者,或是党员,或是团员,或具有两种身份。这些人当中,只有十几个人来自西欧,其余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华北和华东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其他学生为国民党员,有极少数几个同国民党领导人有关系。邓有两个这样的同学,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25年仅十七岁),另一个是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弗能。1927年中国的统一战线瓦解后,学生的构成就改变了。国民党学生销声匿迹了,一些人要求返回中国;一些人则被强制返回;少数人被逮捕,经审判被判刑做苦力。蒋经国被强迫留下,他被送到西伯利亚金矿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一直留在苏联,直到1937年国共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后才允许离开苏联。这些国民党学生离开后改由共产党员顶替。这些党员学生中有一些年纪较大(邓小平在重庆所念的预备学校的奠基人吴玉章,就是其中之一);有些是党的干部;有些是工厂的工人。为了这些工人,大学的教学都不得不简化。
  但邓当时的课业负担是很重的,共有七门课,分别是外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科学。在所有的外语中,俄语是必修课,英语、法语和德语被列为选修课。历史课的内容是社会形态发展史和革命以及革命运动史。哲学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主修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主义这门课是由一系列演讲稿为基础构成的,这些演讲是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不久于1924年4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这些演讲被编成《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书出版)。军事科学包括了实践的成分:射击和基本战术的训练。现在不清楚邓对这些课程有什么反应,但作为一个把书本知识和马列主义作为智慧来源的人,邓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这可从他在1992年春的谈话中看出: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④
  当邓正在读书的时候,中国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并取得了节节胜利,但在政治上,左派却被迫交出了一些控制权。
  从1926年3月开始,蒋介石同苏联军事顾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决裂,并压制这三方面。这一危机起因于一艘由共产党军官指挥的炮舰停泊在黄埔靠近蒋的司令部的地方,舰艇升火待发,意向不明*。蒋怀疑这是一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阴谋,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译注次阴谋,便在广东发布了戒严令,派遣效忠他的军队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查扣了这艘炮舰,还扣留了3O多名苏联军人。
  蒋在掌握实权后接着要求三个他特别不喜欢的苏联顾问离开广东,要求共产党的政工人员从第一军撤走。要求从今以后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活动公开化。或许是为了表现他政治上的公正,他同时要求几个国民党右派政治家也离开广东。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已离开广东而正在北方的加伦和鲍罗廷,只是坚持莫斯科的教条,害怕会破坏统一战线。
  蒋也得到了加伦和鲍罗廷的同意,一旦军事准备就绪,军队将立即挥师北上,这是国民革命的另一个胜利。1927年初,斯大林和托洛斯基都希望把军队留在南方,因为苏联已断定,苏联需要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就需要国民党不能采取行动威慑日本。在广东的共产党,从领导到普通士兵,都坚决要求尽早采取军事行动,但在上海的党中央却站在苏联一边,认为采取行动可能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上海方面后来受到党内的批评,因为它完全附和苏联的立场。
  北伐战争开始于1926年6月,在湖北发生了激战,经过四十天的围攻,武昌被攻克,江西的省会南昌经三次夺城战斗被占领。一些部队包括几支最强的部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随着军队向前推进,群众运动紧跟着发展起来,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不得人心的地主,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土豪劣绅’,以及外国人⑤。1927年1月,长江边的城市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被收回。在湖南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活动,导致一些传教机构撤离,大多数教会学校关闭。
  到1926年底,北伐军夺取了军阀控制的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它所取得的成功令世界震惊,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力量对比,看起来就好像是革命的第二次风暴,孙中山的革命获得了全面的成功。身为总司令和得到国际上认可的国家象征的蒋介石本人,其政治地位要比他离开广东之前坚实得多。他明确表示反对城市或农村的社会革命,也不希望过多伤害外国人及外国入的利益。共产党对此种发展看得很清楚,1927年1月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作了这样的分析:
  国民党右派变得日益强大……在国民党中当前有一股非常强的反苏俄、反共产党、反工农运动的倾向。
  这种右的倾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其他人所持的信条:这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党,所有的阶级应合作,阶级斗争应禁止,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个原因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国家革命很快就会获得成功,不久就会发生阶级革命,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是共产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共潮流……⑥。
  促成邓小平回国的是军阀冯玉祥。
  比起大多数其他军阀来,冯更受到民众的爱戴,他作为一名基督将军而被载入史册。他既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传统主义者。他认为以身作则,关心普通人民的幸福是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作为一名军人,他衣看十分简朴,不像绝大多数军阀那样耀武扬威、锦衣玉食。他平易近人与下属官兵们打成一片。他对部下提倡以德服人,而不是滥用刑罚。他鼓励他的部队在行军时唱歌并把基督圣歌作为进行曲在部队中教唱。这部分是因为他性格的古怪,但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入,渴望把他的国家建设好。所以除了他的军队之外,一般老百姓也很爱戴他。
  1924年,趁北方其他的主要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正在混战之际,以中国西北为基地的冯玉祥占领了北京。随后他向苏联寻求帮助,以支撑他反对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地位。当时鲍罗廷从广东来到北方,把冯玉祥作为苏联和南方国民党潜在的联盟,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根据鲍罗廷的建议,俄国决定向冯提供武器装备、经费和军事指挥员,同时也为他派出了他不愿接受的政治顾问,并为他的军官提供了去苏联军事学院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决定从上海和北京选送一批年轻人包括一些已在苏联受过军事培训的人到他的部队工作。
  尽管得到援助,但在1926年初,冯的军队仍败在了“东北王”张作霖的手下。冯以一个战败的中国将军通常采用的姿态,宣布辞去司令的职务。他制定了出访莫斯科的计划。俄国人可能不希望他这时前去访问,但他决意要去。因为他算准了俄国人不可能拒绝接待一个曾接受过他们的援助且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此时北伐战争正要开始。他从容不迫地上路,先前往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那里他和鲍罗廷会晤了几次。如果鲍罗廷不能在冯到达莫斯科之前弄清冯的真实意图,那么他在莫斯科的有利地位将受到损害。经过一个月的中途停留之后,冯在5月初到达莫斯科。
  冯在莫斯科停留了整整三个月。他几乎每日都会见苏联领导人〔虽然不包括斯大林),访问了中山大学,向学生作了演讲(很可能包括邓小平在内),讲话中充满了革命豪情,受到学生们的热情欢迎。他机敏地打着他的牌。他知道俄国人急于要他返回中回,他利用俄国人的焦急心情,向苏联争取到了相当有利的援助条件,包括提供给他大笔经费和大量的军事设备,并为他的军官进行培训。他感到满意后,遂起草了一份公开正式支持国民革命的声明。并且很快实现了诺言。9月17日,当他再次越过蒙古找到他的部队时,他又重新正式担任司令。在黄河北部沙漠城镇五原,他领导他的军官拟定了支持国民革命的“民众誓言”。
  陪同冯返回的还有几名苏联军事顾问和几名共产党员。根据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冯曾请求共产国际“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⑦。很有可能是共产国际说服他接受了他们,并说明在他的军队中应该有共产党人,以象征他接受革命统一战线。不管这件事是如何决定的,他还是允许共产国际向他的部队派遣了一批新的共产党活跃分子。
  中国小组的领导人是刘伯坚,他曾经担任过旅法共青团的书记,在莫斯科也受过苏联军事和政治的训练。1927年春,他出任冯的部队政治处副处长。当时冯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并在该城成立了一所新的政治军事学院。
  邓小平随后回国。按照他的传记所述,或许他是被共产国际选派去的,或许是刘伯坚请他去的,或许是他志愿去那儿的(尽管在他的传记中未记述他在莫斯科曾见过冯)。他的旅途开始于1926年底,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乌兰库德,再换汽车到乌兰巴托和黄河上游的银川及兰州,最后到了西安。他开始坐火车,后坐卡车,然后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最不舒适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弹药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30度,在乌兰巴托与黄河之间有五百多英里。邓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

第四章 身处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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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1931年
  邓小平回到了内战纷纭的祖国。这以后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在有生命危险之中度过的,其中相对安全的一段时间是他刚回国之后,在西安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作政治工作的四个月。
  在西安,邓小平身兼三职,两个职务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他担任了中山军事政治学院的政治处处长。该学院是由刘伯坚(后来成为邓的领导)创建的一所培训学校。刘伯坚*是该校政治教员及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书(应为邓小平。——译注)记。邓小平的公开工作有两项:一是向军官们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然着重宣传的是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另外一项工作是发现和交结进步学员,发展他们加入共产党,他的秘密任务是主持共产党一个地下组织的日常工作。这个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至少有几十名军校学生入了党,邓的工作之一想必是把他们分派到冯玉祥的各基层部队中去,经他输送出去的军官中,一些人1928年在西安附近的农村领导了起义,其余一些人则成了红军小股部队的领导人。这些红军部队建立的根据地后来接纳了1935年和1936年长征结束后的红军主力部队。
  邓小平在西安的时候,国民革命运动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分裂成两派。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军队中大多数军官都来自地主家庭,因此坚定地反对农村的社会革命。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和相当一大批国民党政治家反对抵制外国势力的活动,认为这些活动会妨碍国际社会及早承认新生的国民政府。如果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他们像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在l926年初那样,想极力避免冒犯各国列强,尤其害怕冒犯日本。
  分裂是蒋介石蓄意挑起的。1927年3月,蒋开始采取分裂行动,整个春天和夏天,他在其所控制的省份(他的军队已经占领了除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以外的所有长江以南的省份)展开了一连串残酷无情的清洗运动,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和左翼国民党组织都受到袭击。3月,在赣南的重镇赣州,一名军事指挥官拘捕了共产党的工会领袖并将他处死,从而揭开了蒋介石分裂活动的序幕。4月份,他开始在上海公开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活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黑帮匪徒,有的伪装成工人,肆意破坏市总工会在港口和产业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在巷战和大搜捕中,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有传闻说,铁路工人波活活地推进燃烧着的火车锅炉中。这也许并不真实。但毫无疑问的是有很多被捕的工会组织者和普通工人被公开处死,而且一旦群众聚集在一起示威抗议,军队就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很多共产党员牺牲了,其中就有工会的头头王寿华(他是在一个青帮头目家哈完饭出来时被捕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导师赵世炎。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幸免于难。他虽然被捕了,但他运气好,在被送到军部时被一名热心的军官释放了。
  大屠杀在南京、广州以及长江三角洲其它一些小工业城镇蔓延开来,而在国民党左翼或工农武装控制的地风,也随即举行了抗议活动,在武汉,十几个反共工头被掉。在政治上,国民党左派把蒋介石开除出党。蒋介石更在南京另立政府。4月底,左右两派最终正式分裂。
  国民党的分裂使共产党人面临抉择: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还是继续与左翼国民党合作以争取和控制他们。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认为,湖南(毛的家乡)的数百万农民已准备就绪,可以举行革命暴动,因而主张采取激烈的行动。但另一些人,如总书记陈独秀,则倾向于妥协,尽管他们对长远的国共关系也持悲观的看法。而当时的斯大林正在批判托洛斯基,由于托洛斯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不无一致,斯大林便指示左派统(托洛斯基的观点与毛洋东的思想并不一致。——译注)一战线维持现状。鲍罗廷当时认为国民党人即使冒与共产国际闹僵的危险也会抵制农村的社会革命。在5月下旬召开的一次共产国际常委会上,斯大林虽然引用了鲍罗廷的观点,但仍然坚持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周旋”而不应该与之分裂。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继续与左翼国民党直接合作①。这些指示随后下达给了鲍罗廷和陈独秀。
  从那以后,共产党的处境越来越糟了。6月,新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给当时最有影响的左翼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看了斯大林本人发来的电报,电报指示陈独秀和他的同事发动武装的农民夺取土地,并采取行动阻止反革命军官的“过激行为”。这一举动激怒了支持共产党的关键人物。同月,冯玉祥在北方的一次会议上对汪精卫美言了几句,然后宣布要与蒋介石合作,并告诉一群记者说,他要“根除”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几位本来忠于国民党左翼的拥有实权的将军也开始公开要求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
  7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从武汉政府中撤出,但仍作为国民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从基层”设法影响它的领导层和政策。但已为时太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考虑正式结束国共合作,政治委员会则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命令两党的党员互从对方组织中退出。几天之后,武汉颁布了戒严令,国民党军队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陈独秀在整个夏天一直处于困惑之中。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根本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很不情愿实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后来说他是因为害怕)。这时,他辞去了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但仍在武汉逗留了一段时间。其他一些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或出走江西,因为那里的军事领导人同情共产党,或躲进汉口的外国租界。
  为了躲避冯玉祥将要发动的清共运动,邓小平于6月份离开西安来到武汉,他先到长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报到。但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汉口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担任中央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他第一次在党中央工作。
  出于工作之便,邓得以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合作的寿终正寝。鲍罗廷带着失职的沮丧于7月7日离开了汉口。他和他的俄国同事们乘坐的火车装满了行李,另外火车上还载有卡车和载重旅行车,这是准备穿越戈壁沙漠时用的。就斯大林的个性来讲,鲍罗廷在中国的失败本应受到谴责和惩罚。然而他当时并未受到排挤,只是被凋任到次要的职位上,并平安地度过了30年代。最后给他带来灾难的不是中国的使命,而是反犹太运动。1949年他和许多犹太血统的党员一起被捕。1951年死在一所监狱里,享年近七十岁。
  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邓改用邓小平这一名字,这一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审讯时使用化名,不至于被查出真实身分。有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曾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对王明、博古等回国留学生来说,采用化名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有使用假名的习惯,而其他许多人,像周恩来,他们使用化名都是出于地下工作者的安全考虑。而邓小平在选择化名时与众不同,这个名字并不十分隐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后不再必要时,仍一直继续使用。
  8月7日,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政治局,并通过四个文件,但未选出新的总书记。共产国际代表贝索·罗米那兹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谴责了前任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其它三份文件号召全党推翻在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地方和省的苏维埃政府。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起义仍将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从而亲身经历了共产党从惨败转向全新战略的过程。
  共产党人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新的战略的。整个夏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在强迫共产尝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现在他们又要求共产党加快取得革命胜利,而这恰恰是共产党所不可能达到的。在城市,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不是牺牲就是转入地下。在农村,农民的武装斗争在许多积极分子遭屠杀后转入低潮。在军队里,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倒是拥有一些军团,并且在其他武装力量的政治部门有很强的势力,但他们都是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执行任务的。另外,陈独秀下台后,一些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掌握了领导权。政治局的代理书记翟秋白是作家,而其他十名委员中无一名军人(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倒是穿过军装,那是1912年在一个湖南军阀的军队当兵,但从没有当过军官)。
  在八七会议召开之前,已经举行过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江西首府南昌附近驻扎的两个兵团发动的。起义者占领了南昌,并建立起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拥有一万五干人的军队。但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这支新建的队伍在向广州以东海岸的长征途中,士兵不断逃跑,还有一名师长率部叛变,致使兵力锐减,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弄到无法整编的地步。起义部队的大部分领导人逃往香港或上海。领导整个起义的周恩来,抵达香港时身患重病,在九龙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后来的红军总司令末德,留下来继续带领他的部队,最后率领着仅存的六百人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汇合。
  随后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在湖北,拼凑起来的农民军队很快就被原以为是盟友的国民自卫队解除了武装。毛泽东是湖南农民起义的组织者,他率领着由起义士兵、矿工、农民和士匪组成的四个“团”。他接到的命令是攻占长沙,经过了一番苦战,他手下的两个团之间还发生了内讧。毛泽东认为自己手下的这支军队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于是,毛泽东在远离长沙的一个小镇集合起剩余的兵力,劝说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地势险峻,自古以来土匪出没。当时有两伙土匪占领着井冈山,毛泽东说服了他们的首领与他结成同盟并驻扎下来,在这个中国南方最易守难攻的峭壁密林深处,度过了一个极其艰苦但相对安全的冬天。
  当年的第三次起义12月份在广州爆发,也以惨败告终。起义者计划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当地军队和武装工人占领城市,建立苏维埃市政府(公社),开辟一个长久的红色区域。但经过几天激战,结果共产党组织被彻底摧毁。几位全国著名的领导人牺牲,数以千计的工人遭屠戮,其中许多人手无寸铁。斯大林认为,广州起义还有另一笔损失:国民党军队在街上打死了几名俄国人并袭击了苏朕领事馆。斯大林竭力将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和苏联外交官区别开来,但广州惨案表明国民党的军官并没有对他们加以区别。自此,苏联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孙中山和鲍罗廷曾为之牵线搭桥的城市,划上了一个蘸满鲜血的句号。
  那年秋天,瞿秋白决定将共产党中央迁回上海。仍然担任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于9月底或10月初到了上海。和他一起去的是李维汉。李与邓早在法国时就已相识,当时李刚被提开到政治局工作。现在,邓小平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阔别七年的上海。
  邓小平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处里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②。在平常时期,这类工作原本就很繁琐,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下就更繁重了。共产党在当时是非法组织,其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逮捕到嫌疑犯后,会使用一切手段逼供,一个人若是叛变了,会牵连到许多人。在共产党人要积极重建党的影响的产业界,很多劳工组织都属于青帮或其他反共黑社会组织,到处都有密探。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国租界的警察和国民党的警察一样仇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主动搜捕共产党人,然后再把抓到的嫌疑犯引渡给国民党警察。
  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及其下属部门在上海分布很广。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部门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苏省委机关设在闸北和虹口的工业区内;青年团的部分单位则设在法租界。周恩来当时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工作,他规定,政治局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要有一至二人留外,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袭时不致于全体被捕。政治局会议常常在公共场所比如医院内的安全地点召开。据周恩来的传记记载,邓小平经常前往市中心威海卫路的一家医院开会。1929年8月,大约就是在邓小平离开上每去西南的同一时间,两名政治局委员被出卖后遭到逮捕和杀害。总的来讲,在邓小平做地下工作的两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出色。
  在1928年或1929年年初的某一时间,邓小平结婚了。他的妻子张锡瑗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在江西、福建交界的山区某个小根据地任过职。邓小平是什么时候、怎么为她相识的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是在她奉命到上海送信时两人相遇的。
  不管邓小平和张锡瑗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结婚的,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悲剧性地结束了。张锡援死于难产。关于她去世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当时邓小平不在上海。有关他在1928年和1929年间活动的记录很少。但作为中央的一名重要官员,他不可能经常离开上海。因此,合理的结论是,张锡援去世时,邓小平已离开了上海、凋任新的工作了。邓小平对自己的私生活一直保持沉默,他从不对外人谈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传记里甚至没有提及到这次婚姻。
  对共产党人来说,1928年主要的政治事件是召开了第六届党代表大会。由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允许几十名中共代表集中在一起,该次会议选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李维汉留在上海没有参加,邓小平也和他一起留在上海。大会上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出尽风头。布哈林曾与斯大林一起批判托洛斯基的对华政策,但不久就因其“右倾”,和“富农路线”受到攻击。他性情怪异,有时身穿猎装出现在主席台上,甚至手腕上还站着一只猎鹰。在他的主持下,大会通过的决议与2月份共产国际会议的决议口径一致。
  经过整个6月份的争论,大会总结认为,中国革命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全国的形势处于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大会谴责了“机会主义”(即所谓陈独秀执行的路线。陈未到会),但同时也谴责了“盲动主义”(即由瞿秋白下令发动的那种盲目的军事行动)。大会通过了十大纲领,其中的三大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十六年以后,当毛泽东自己(此处有误。毛泽东是在1939年和1940年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做出完整的总结的。——译注)总结出一口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时,肯定了这一纲领的正确性,但应该强调革命的持久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1929年中,邓小平的工作出现了新的转变。政治局免去了他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派他到广西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一,与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联络。他们虽然都是蒋介石任命的,但正在策划反蒋的军事行动,并表示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二,接管广西省所有党的工作;三,准备武装起义。这都是极其艰巨而危险的任务。尽管绥靖公署主任是秘密党员,省政府主(原文有误。绥靖公署主任不是秘密党员。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是秘密共产党员。——译注)席同情共产党,但他们在当地的势力很弱。而且,如果他们采取反蒋行动,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广西只与法属印度支那和广州保持着联系,而广州当时控制在坚定的反共分子手中。广西远离共产党军队所活动的任何地区。难怪当时在上海秘密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支局坚决反对接受他们两位的倡议。
  邓小平先从海路到达海防,然后于9月初经陆路抵达广西首府南宁。随后又有几名党员相继来到广西,包括曾在苏联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云逸。邓小平见到省主席后,立即说服他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警备大队的大队长和教导总队的队长。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等候省主席出征反蒋。后来省主席的确和绥靖公署主任一道出发了。他们刚一启程,两位共产党员便命令南宁警备部队的一个营向西北进驻山区,另一个营镇守南宁通往河内的必经之地。他们还派可靠的人占领了省军械库,军械库里有五干支步枪,一些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几台无线电装置和大量的弹药。这些战利品是当时率领二三千人在江西南部活动的毛泽东做梦都想不到的。
  省主席和公署主任的冒险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军对在广西、广东交界处被击溃,他们两人双双逃亡。邓小平和张云逸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将军械库的全部军火转移到早已在南宁港准备好的轮船上,命令他们的部队撤出南宁。邓小平率领一支部队乘轮船沿邕江及其北边两条支流逆流而上,在平马(现在的田东)等待张云逸率领的第二支部队。两支部队汇合后,接着进军广西省西部一个偏远的集镇百色。在那里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策划起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又把苏维埃运动扩展到了中国一个新的地区。
  为了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他们在12月11日这天,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名义在百色镇中心升起了镰刀斧头交叉的腹帜。在下游的平马,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代表集会选举出工农苏难埃政府。两个镇均未遇到武装抵抗。邓小平担任了部队的政委和前委书记。然后他又前往龙州地区,组织了第二次起义。(早在前一年的秋天邓小平就派南宁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占领了这一地区)。
  1930年2月初,在临近印度支那边界的龙州,成立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神秘地回到了上海。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可能是通过无线电(经香港中转)收到了上海的指示。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自行决定回去的,党中央不太可能(邓小平赴上海汇报工作,是同李明瑞、许卓商议后决定的,——译注)在两个新建的根据地尚待巩固的时刻把他召回。另一方面,他至少面临着一个政治上的难题:如何安排绥靖公署主任李明瑞。李明瑞在广西东部受挫后逃回了龙州并一直在那儿协助邓小平组织起义。李明瑞当然想在新建的军队中谋得某项职位,邓小平也许是想与中央商量这件事。更富人情味的原因也许是他在为妻子担心。
  邓在上海呆了两个月,4月份才离开。在上海,党中央决定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和红八军两支部队的总指挥,邓小平为政委。这一方面解决了李明瑞的安排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示中央对邓小平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当时总书记向忠发已不负责党中央的工作,而由组织部长李立三执掌。
  邓回到了广西。这里的情况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急转直下。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个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之前统治广西的军阀,已经回到南宁并迅速调兵进攻红八军。红八军只有大约不到二千人的兵力,战败后被赶出根据地。红七军出师南宁试图缓解红八军的压力,但也受挫被迫撤退到百色城外偏僻的山区里。
  当年的春天和夏天,在几乎没有红军存在的地区,邓小平冒着个人的生命危险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协助他实施这项计划的是韦拔群和李明瑞。韦拔群是一名当地的共产党员,几年前就开始带领一伙农民在山区活动。邓小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③。这似乎是很大胆的行动,完全按照当时中央的精神,没收地主的土地。它比毛泽东当时在江西实行的土地政策还要过激,后来邓自己也采纳了毛的政策。也许他意识到,全面的土地改革往往造成土地收成减产,使农民的处境更艰难,而农民正是红军主要的政治支柱和经济支柱。
  1930年6月红七军离开山区,在百色周围重新开始活动。邓小平此时重返红七军并积极抓部队训练。他还着手政治和行政工作,帮助创建了几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夏末,百色根据地已经控制了约二十个县镇,共一百万人口。
  如果党中央允许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百色根据地是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只是边界不断发生一些变化。但和所有其他在前线战斗的共产党须导人一样,他们也沦为所谓“立三路线”的牺牲者。李立三推行的是共产党“一省或几省”首先夺取政权的大胆计划。
  李立三路线最完整的表述是1930年6月11日通过的政治局决议。决议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世界革命会紧随中国革命而爆发。而且蒋介石正忙于与冯玉祥和另一位北方军阀阎锡山作战,共产党在三大根据地和许多小根据地内已拥有了五万名武装力量。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据此李立三天真地认为共产党已拥有足够的实力攻占武汉、广州和其他大城市。攻占大城市成了他主要的军事目标。
  在李立三的宏伟计划中,红七军的任务是占领广西东北部大城市柳州和桂林,进而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以阻止该省的反动势力向北进攻共产党军队),最终占领广州。8月,中央代表邓岗带着李立三的命令来到广西。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小平“认为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又说“多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随军行动”。④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时期。从邓小平以后的性格来看,他是不会遵从自认为是错误的指示的。而在广西,除了上海代表,他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大多数人的观点。
  1930年9月底,在收编了红八军幸存人员后,红七军离开了根据地。但韦拔群很快就掉头西行,使由三支队伍组成的部队失去一支力量(韦的部队后来被打败,韦被出卖后遭杀害)。另外两支队伍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的带领下连续向东征战。后来表明,这次征战是五年后长征的一次预演。
  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和张云逸尽力按李立三的指示行动。他们率领军队向柳州进军,但当听说白崇禧正率增援部队前往柳州时,决定撤出战斗,后来因为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伤亡很大⑤,才不得不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一行动造成了他们与李立三的代表邓岗的分裂,邓岗便离开了他们。
  现在不太清楚,邓小平和张云逸是何时认定他们唯一可行的进军路线就是到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去寻找毛泽东。据军队中一名老兵记述,那一年秋末冬初,他们的队伍在湖南西部的山区里转战了好几个星期,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⑥。不过,最终还是确定了明确的目标。最初有一万人的队伍这时只剩下不到四千人,经过重新整编后,红七军决定到井冈山去。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大多数士兵都穿着单衣草鞋,难以抵御寒冷的袭击,粮食也极度匮乏。1931年2月,红七军幸存下来的两三千人在广东北部山区乐昌渡河时,又遭到敌人袭击。有一大部分人乘船先行到达了对岸,另一小部分人再次渡河时受到炮火攻击,无法过河。红七军因此被分成了两部分,几个月后,部队才重新团聚。邓小平在先行渡河的部队中,他和李明瑞率领这部分队伍进入江西,来到离毛泽东最初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不远的地方。
  邓小平在这时离开了池的部队。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被派至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⑦。然而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却在其创办的刊物上指控他当时叛离了红军队伍。杂志上有篇文章写道,当邓巡察回来的时候,听到营地上的枪声大作,便决定逃往“香港花花世界”⑧。而当时的情形可能是,他必须作出选择,离开那队或是冒着死亡和被捕的危险去参加战斗,邓小平选择了前者,但是他的选择并不是不体面的,因为他不是阵地指挥官,而且的确是受前委命令前往上海。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即当他后来在1931年回到江西后,一个审查委员会调查了此事,结果证明邓小平是清白的。
  邓小平的部队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在井冈山附近征战了几个月后,于1931年被收编进中央红军。

第五章 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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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1935年
  邓小平1930年春天到上海的时候,李立三实际上在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且手段相当专横。现在时隔一年,李立三应莫斯科之召,离开了上海,前去解释他的路线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相继对他作了审查,追使他作了两次丢脸的检查,低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这之前,他却对几位参加审查的官员说,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没有资格领导中国共产党。从而大大激怒了这些人(李立三还在前一年夏天在中国说过忠诚于共产国际是一码事,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另一码事,也曾得罪过这些人)。他受到的恶罚是被扣留在苏联,不让他过问任何事。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无所事事。
  在李立三受审期间,当时很受斯大林器重的米夫来到了上海。他的任务是敦促中国共产党批判立三路线,重新组建新的领导机构,这两项任务他都完成了。1931年1月初,他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彻底地批判了立三路线,然后更换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会议听取了总书记向忠发及周恩来和翟秋白检讨工作中的软弱和失误。在新当选的十六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至少有三名年轻人曾在中山大学读过书,是米夫的亲信,其中包括王明,翟秋白被开除出了政治局。
  这些做法导致了新的领导集体和一群老资格的劳工领导人之间的分裂。这些劳工领导人曾抵制过李了三和立三路线,同时也反对党中央自己改组党中央的做法(他们要求召开扩大范围的紧急会议),反对米夫拟定的候选人名单。这些人于1月中旬遭到租界巡埔房的逮捕,后被转交到国民党手中,2月初被枪杀,党内十分怀疑是新领导层中的某个人出卖了他们集会的时间和地点。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灾变。4月,在周恩来手下负责党中央情报和反情报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他显然没有作任何抵抗便供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住址。幸亏共产党在南京的反谍报人员及时向中央通报了顾泄露的机密,否则共产党在上海的大多数高层要员,包括邓小平,都将在劫难逃。后来总书记向忠发5月份被埔,6月被处决。顾的叛变并未挽救他自己的性命,一旦国民党认为他已供出了所有情报,便把他杀掉了。据说,作为报复,在周恩来的命令下,共产党开枪打死了顾的好几名家人。这个说法共产党从未正式否认过。
  向忠发遗留的总书记一职并未补选,但王明和博古先后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即所谓“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此处有误。——译注)
  1931年夏未,邓小平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中央根据地。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①去那儿的,这意味着是他先提出了请求,从他本人及共产党的处境来看,他的这一做法是不难理解的。
  邓小平先到达广东省的汕头港,从那乘轮船或汽艇沿涵江进入闽西,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元帅的聂荣臻也曾于1931年底走过这条路线,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条路线是1928年开通的,“许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都走过这条路线,而且所有从香港和上海购买的医疗药品和无线电设备也是经由这条路线运往根据地的。②聂荣臻说,那次他们一行人都身穿长衫,打扮成读书人的模祥,在路上尽可能少地与人说话,以免他们的口音引起怀疑。从汕头海边到福建省界大约需要五天时间。
  到1931年年中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已颇具规模。其中心地区包括跨江西、福建两省一万平方英里的山区农村。红军在区内拥有绝对的军事统治,地方政府也通过各区、县苏维埃的形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粮食自给有余,但基本上不存在工业,因此像棉布、药品等工业用品必须通过交易购买。盐也一样。那里的气候夏季干旱炎热,冬春季非常潮湿,经常大雾弥漫,这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反而很有帮助。
  红军向根据地周围地区发动了多次进攻与反攻,但始终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共产党往往在农村地区占有优势,很多村里都建有党支部,而国民党在城镇占更大的优势。一旦交手,红军通常可以击败地主的民团。到了1931年红军的实力已经相当于几个独立旅、师或甚至军,但由于装备太差,因此无力去攻占一些防守坚固的城镇。在邓小平到达根据地数月之后,红军尽管动用了上万兵力发动数次进攻,但未能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而守城的敌军只有几千人。红军在江西一直没有解决弹药及其他重型武器匮乏的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在1934年向根据地进攻时采用了巩固新占阵地的堡垒主义策略,致使缺乏重武器的红军失利。
  尽管有些时候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毛泽东1931年在根据地已经是主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了。在军队中,他是第一方面军的政委和前委书记。当时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人,是在同李立三的军事路线进行反复斗争后建立起来的。在党内,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区中央局委员。苏区中央局是党中央为协调所有苏区的前敌委员会和党支部而于1931年设立的(当时仍在上海的周恩来是该局书记)。毛泽东的声望来自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赣南和闽西的每一个农民都知道他1929年带领着一支二千人的队伍来到了这个地区。那支队伍缺衣少枪,装备极差。但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他已经使这支队伍扩大了二十倍,并在这个地区创立了一个小政权,不再让国民党的县长和地主管事。他让农民参加地方政府,把土地分给很多劳工和佃农。对许多人来说,他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反抗地方官僚甚至皇帝的农民领袖一样,是一名英雄。
  邓小平到达根据地后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属中上级职务。以中央委员会的前任秘书长资历来说,他应该可以要求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从另一方面看,上级要他担任这一职务也许是为了应付当时瑞金的危机状况。当时该县有很多干部有问题,民众情绪普遍不满。
  这一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冬天,毛泽东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支持下,与当地的一批军事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在江西中部打了起来。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原文如此。——译注)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当地的红军把这些领导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些协助被关押的干部越狱的红军随即被开除党籍,后来也全部被逮捕。接着又对他们的支持者进行请洗,可能有几百人被处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团,而实际上他们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对埃德加·斯诺这祥形容他们③)。毛泽东在得知李立三失宠后便开始(1930年12月上旬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9日,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AB团。刘敌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释放以AB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日,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四百余人,乘夜冲向富田,包围江西各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怀疑为AB团而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有严重错误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井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译注)对其大加批判。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立即着手“为前一时期蒙受过免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④,但并未说明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说他们的罪名是“AB团”的成员。那么在远离富田一巨英里、清洗运动已开始九个月之后依然受到这祥的指控就令人费解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一个较为低级的干部(他当时仍未进中央委员会),而且刚刚到达根据地,竟然敢为被毛泽东本人亲自整肃的人平反。然而没有记录说明当时还发生过(此处与史实不符。——译注)任何其他的政治斗争。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所帮助的这些人的确受到指控是“AB团成员”,而插手帮助他们是因为党中央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指示他这祥做的。这种解释与当时江西的各种情况都吻合,现在也有材料表明当时在上海对清洗运动的过份严厉发生了争执。
  在瑞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会昌县委书记,之后又在会、寻、安三个县负责“指导工作”。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的职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朋友们都叫她阿金。看来她是一个活泼的年轻女子。一年后,她离开了他并和李维汉结了婚,她是三十名参加长征的妇女中的一位,但长征使她健康严重损坏。一、两年后,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在那里去世了。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后接替他担任了党的实际领导)和洛甫(当时是政论局委员)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马上开始排挤和惩罚反对他们路线的所有地方领导人,因为他们批评政治局的“前进和进攻路线”。
  《邓小平传略》这祥形容博古、洛甫反对者的观点: 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方配政策。⑤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并且自从他成为共产党的无可争议领袖之后,这些观点一直被奉为是正确的。但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东,因为他在当地很有威望,也许还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开与他作对。而毛本人也很谨慎。他没有去保护受到点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还公开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⑥
  邓小平则成为这一运动斗争的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一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李立三路线的观点如何,至少他们都是一样的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被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一个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⑦。
  据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⑧。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被凋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完全平反。这要感谢王稼洋和罗荣桓。王稼祥是回国留学生,罗荣桓是职业军人。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职位在党内毕竟低于博古和洛甫,因此这一举措显示了相当大的勇气。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创建的周刊《红星》报的主编。在这项工作岗位上,他平静地度过了一年。他远离前线(但从1934年春天以后离前线就越来越近);而且也处于决策圈之外。当时蒋介石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正威胁着根据地的存亡。
  蒋介石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调动了将近百万大兵。其中近半数属于由南京国防部直镜统率的中央军。在进攻前,蒋对七千多名军官进行了特别的训练,包括政治教导,并且制定了全面的战略方针和详细的作战计划。他的战略方针是从北面进攻根据地,并封锁其它三个方向的任何出口。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间,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和内部共修建了一万四千多个堡垒,有一些规模很大,可以容纳几百人。
  红军对此束手无策。毛泽东后来声称如果继续运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间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就可以保住根据地。事实上蒋介石正是针对共产党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制定他的作战策略的,他在前线的指挥官都非常谨慎避免被诱莽撞前进,同时在前进时注意相互照应。毛泽东并不比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人更有可能阻止住蒋的进攻。当时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第一方面政治委员)、博古(党的领导)和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周恩来于1932年10月接替毛泽东担任该职——原文注)但这三个人的失败在政治上给毛泽东提供了最终赢得党的领导权的机会。
  夏天,周恩来、博古和李德认为无法守住根据地,为了生存。必须撤离,并制定了周密的撤退汁划。队伍带着大批辎重物资作战略转移,行军了两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才察觉,而等到再调兵攻打时,队伍已经走出五百英里远了。当时他们尚未决定大队人马应该向何处去,而只有一个临时的目标:前往湖南南部的偏远农村。从那里有几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个小根据地;一是向西进入由军阀控制的地区。当然,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所策划和执行的这项行动,当时称之为“转移”,结果却变成了“长征”,足足走了一年,长达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开始时,邓小平仍是《红星》报的编辑。军(应为主编。——译注)队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装备,肯定也包括编印报纸所需的设备。但11月底,在他们横渡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时受到三面夹击,大部分装备被迫丢掉了。尽管如此,六个星期后,当军队在贵州省遵义进行第一次休整时,还是出版了一期综合性的特刊。邓小平一定参与了特刊的编纂。另外,他又一次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代替正在生病的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此处有误。邓颖超只担任过管理档案的秘书——译注)手上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1月15日到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使遵义闻名遐迩。正统的毛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实际上,会议的结果并没有这样明确。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只是成功地促使参加长征的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大多数同意开会讨论江西的失败;并抓住这个机会作了精心准备的发言,抨击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战略,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会上,或会议一结束,他就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核心机构,并在党内成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三周之后,他才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在离遵义很远地方召开的又一次更大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包含毛遵义发言主要观点的各项决议获得通过,党的高层人事进一步发生变动。曾在遵义支持毛泽东的洛甫接替博古成为“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曾在1933年解救邓小平并同样支持了毛的王嫁祥,成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毛泽东在3月份担任了新成立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并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一直担任总司令的朱德曾经平静地接受二位文官和一位外国人的领导,现在同样平静地接受了新的变动。已经不受欢迎的李德被派到一个基层指挥部视察前线指挥情况。
  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他一定在准备和发布各项决议中做了大量工作。在那以后,他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直到5月中旬在他(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多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译注)的家乡四川的会理召开了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止。在这次会上,发生了对毛的反击。尽管部队在月初成功地渡过了金沙江,但付出的代价是沿贵州和云南的西南部绕了一个大圈,路上大批士兵疲惫而死。一些高层指挥官抱怨部队指挥不力。但毛泽东击败了他们,在捍卫自己方面,他同在遵义会议上一样,所向无敌。
  紧接着的整个夏天,是在毛泽东和张国焘间的谈判中度过的。毛泽东或多或少地得到江西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张国焘是第四方面军政委。第四方面军从1932年起就在四川一带活动,当时的兵力比第一方面军强五六倍。经过八个月的征战,红一方面军已经从七万人减少到不到一万人。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张国焘很长时间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毛泽东一点也不敢小看他。
  当时有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处于抉择关头,最重要的就是这支汇合在一起的七万多人的队伍该向何方去?是北上向更靠近苏联的地区推进?还是留在四川?因为四川远离南京,政治上对它鞭长莫及。经过四次会次的讨论,最后制定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确立了新的指挥系统,以及把部队分成左右两军共同北上的计划。毛泽东坚持北上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张国焘替代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使整个红一方面军成为他自己指挥部的下属,由第四方面军的人分别担任司令和政委。
  8月底最终达成的这些方案只维持了两个星期。9月初,张决定并下令整个部队转向南行。左路军的全体和右路军中他的部下听从了他的命令。但右路军的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颈导人拒绝服从。他们行使党的权力命令张国焘继续北进(“不得反对;不得拖延;不得违抗”)⑨,他们自己带领约五千人开始向北走。大约是在夏天,邓小平离开党中央来到红一军团宣传部。该部队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领导。邓小平的任务是向林彪剩下的二三千名战士(原有一万八千人)解释毛泽东的军队的奋斗目标和理由。标志毛泽东与张国焘彻底决裂的政治局会议于9月12日召开,传达和解释会议决议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邓小平的身上。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的部队要继续北上(毛提出目标是,在临近苏联的边界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然后再向东发展)⑩;红军队伍要进行整编,由彭德怀任司令,毛任政委(朱德和张国焘留在指挥部);最后,红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毛的队伍在出发几乎整整一年之后,于10月18日抵达长城脚下小城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他们来到了由一小支红军1931年就在西北开辟的小根据地,最终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现存(大量)有关长征的出版物中没有资料提到邓小平曾遇到任何生命危险。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没有参加战斗和任何志愿性质的攻击任务。这些由小队志愿者参加的行动是为长征的军事重点(有三次行动是夺取江河对岸的登陆点:最著名的行动发生在四川西部,有二十二名战士冒着炮火爬过拆掉木板的铁索桥,后来有十八名勇士活下来)。
  然而,正像四年以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远征一样,长征对邓小平也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同样长期的体力消耗,同样恶劣的气候,同样为部队的粮食来源担忧。同样随时有受到敌人的袭击的危险。在长征后期,队伍两次穿越条件尤为险恶的地区。一是四川西部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雪山,另一个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这支小队伍最终到达的是一个贫穷、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偏远是一个有利条件。国民党的将领都不愿意把军队派到通讯条件不良、还离大城镇的地方。但贫穷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条件,军队招不到强壮的新兵,也动员不到群众支持红军。
  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和西北的黄土高原,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总面积还要大,这里的土壤都是强风带来的淤泥,肥沃但容易冲蚀。这个没有植被的地方气候恶劣。雨水稀少,但一下起雨来黄土就变成泥浆,洪水泛滥。春天,戈壁沙漠的劲风会带来昏天黑地的沙暴。
  一开始,共产党把总部设在保安(现称志丹,以纪念1936年被杀害的一位当地领袖),这是一个全是黄土小屋的小镇。1936年,总部移至延安。延安四周有城墙,人口大概有二万人。今天,城墙已不复存在。但一座九层尖顶塔依然矗立。留下来的还有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窑洞里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宝塔和窑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宝塔象征着在艰难岁月中的骄傲和不屈,窑洞则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过着极具革命美德的艰苦生活,他们在延安的日子里,身体力行,勤奋、简朴和节俭。

第六章 山中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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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一1945年
  1935年8月1日,当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地方,正为会师后的军队到什么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而争论时,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自从1934年夏秋设在上海的党的中继站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后,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系中断了。此时无论是毛还是张对这一事态的进展都一无所知。直到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们到达陕西的六周后,毛才从林彪的叔叔,从莫斯科派回寻找前方党的领导人并汇报远方事态进展情况的林育英那儿听说了这件事。对林育英来说,找到毛等人就像他通过蒙古沙漠一样幸运。张国焘知道这件事还要晚些,是毛通过他设在保安与中央联系的电台有选择地告诉他的。
  王明之所以发表抗日宣言,是因为苏联对日采取了新政策。出于对日本陆海军扩张政策野心的担忧,斯大林确定苏联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蒋介石的中国和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联盟。这就要求苏联和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是1932年建立的),同时要求中国停止内战。为了促使这两点成为可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放弃自1927年以来建立独立政府的要求、大大地修改其社会政策,停止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的攻击与辱骂。
  毛泽东对中国奋起反抗日本的愿望比斯大林更为强烈。并且认为,唯有在全国统一战线的构架内才能更有效地对付日本人的进攻。他痛恨蒋介石和痛恨蒋的政策一样,因此想要寻求既能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但又不是以蒋作为这个战线的唯一领袖的方法。他选择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战线。他再次提出了1933年l月中共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宣言,即中共愿和一切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并要求国民党部队停止进攻苏区,给予他们“民主权利”和武装苏区民众。
  毛行动迅速,1935年12月底在陕北的一个贫瘠的村庄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决议着重表明: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①
  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使“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参加到反日斗争”中去成为可能。但他仍然把蒋介石视为敌人,把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日本“征服中国”的政策联在一起。
  这成了党的纲领。1936年,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向外宣传这一纲领。同时,毛和他的同僚们艰苦工作,为重建在长征中受到巨大损失的党和军队的力量而竭尽全力。他们采取了三个军事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和受蒋命令进攻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说服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向北与第一方面军会合。这三个行动都取得了成功,但在执行第三个军事行动过程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这一代价就是第四方面军在西征新疆时损失了三分之二。1936年7月,张国焘开始率领二、四方面军向北进军,但是他并不愿意和毛领导的部队会合,因此对于这一损失,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作为改组后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在某种程度上也负有责任,至少他对西征的战略目的是默认的。从军事上看,西征使一度辉煌的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从政治上看,张国焘本人的名声和权力彻底丧失了,当他最终回到延安时,受到了公开的批评。
  不久,共产党人就与围剿他们的地方军的指挥官缔结了互不侵犯的协定。这些地方军首领的背景和经历给了他们以很大的帮助。杨虎城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当共产党人在冯玉祥部活动时,他就是冯的助手。另一个就是张学良,他是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的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他和他军队中的大多数部下一祥,要求抗日,不愿剿共。经过在延安和西安的谈判,1936年春双方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并建立了贸易和电台的联系。
  1936年,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也变得更强硬了。但他仍然坚持首先要剿灭共产党。因此他对张、杨的行为极为恼火。这年的初秋,他派遣部分中央军进驻西北。12月他又飞抵西安,迫令张、杨剿共,并威胁,要不就将张、杨的部队调往中原,远离他们的地盘。
  蒋下榻于西安东部临潼依山而建的温泉——华清池。12月9日,由学生带领的示威队伍向临潼进发。要求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张学良告诉示威者,他本人同情他们,并公开向他们允诺:“在一周内给予明确答复”②。三天以后,军队根据张的命令捉拿了蒋介石。据说蒋是听到士兵在外面敲门时,穿着睡衣逃到山顶的一个小亭子里,后来如同一名囚犯被押到西安。
  共产党从没有说过要对这起事变负责任,他们事先并不知道此事。总之,根据他们的反应来看,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件事表示震惊。一开始,他们在保安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庆祝他们的头号敌人被捉,毛和其他领导人都谈到要处死蒋。然而,几天以后,他们变得冷静了,并准备释放蒋,以换取蒋消除对共产党的敌意,共同抗日,这一转变与莫斯科的压力有点关系(莫斯科方面可通过电台和保安联系),但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机会。
  12月16日,周恩来乘坐张提供的私人飞机飞抵西安。圣诞节那天,蒋被释放了。蒋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字,但为了促张放他走,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承诺(杨虎城怕蒋日后报复,并不赞成这样做)。张陪同蒋去了南京。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他立刻被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杨也受到迫害。1937年初,蒋解散了他的军队。他再也没有指挥权了。
  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以巩固周恩来通过外交手段取得的胜利。1937年2月,毛和他的同僚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放弃武装反蒋,苏区、红军与国统区、国民党军队合为一体,以换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积极开始准备抗日战争。这些建议没有被接受,但却开启了双方的正式谈判。在此后的四个月中,周恩来和蒋介石会谈了五次,并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双方达成了几项正式协议。这祥,共产党同意停止武装反蒋,停止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番号并使之在中央政府的指挥之下,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国民党也允许共产党在几个城市设立办事处,可发行全国性报纸,指定代表参加国民党的咨询机构。他们也同意给共产党相当大的补贴。根据这些协议,陕北根据地变成中华民国的陕甘宁边区并拥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红军变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新四军是由长征开始后留在江西的幸存的一部分部队组成。——原注)
  长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病得很厉害。据说他患了伤寒而且很重,当他到达陕西时,已病得不能骑马或走路了。病好后,他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代主任(这是在1936年红一军团到达陕西后由毛泽东和彭德怀指定的)。这是提拔,也是他在此后十六年一直从事的工作。他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以后的十六年中,他的名字传遍全党和全军,并且表明他有资格成为一名国家的领导人。
  在这一阶段,邓既是一名政治军人,同时又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作为一名政治军人,他的工作是确保军队响应政治教育和训练。作为一名军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确保党了解军队实际,而不会对军队要求太多或太少。后来,这项工作都由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军官负责。然而,在30年代和40年代,它通常是由党内级别很高的干部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曾在某一时期担任过红军的政委。像毛一样,邓认为这一工作所扮演的双重角色非常适合他。他的经验使得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又使得他很适合军队生活。
  红军和八路军这一政治军事体系,从军到师,每一级都是由政委和政治部组成的。在每一级中,政委在党内排列的地位明显高于军事指挥官。政委也拥有最高的权力,政委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和指示。除了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外,军事指挥官的命令必须在政委的连署下才能生效。
  作为一名政治军人,负责的范围很广,从其部队所有党员的“政治意识”、政治觉悟到整个部队的士气与福利,都由政委负责。他不但要组织部队的运动会,还要对党员们说明党的决议和指示的重要性。他也要负责安排大多数文盲士兵的文化基础教育。在军队之外他有责任争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37年以前,地主始终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即使有时会留一小块土地给他们耕种,以自食其力,而没收分发他们的浮财包括房子则是正当的行动。然而,军队不可能单靠强征来维持,他们必须和一般农民维持良好关系,这祥才会有人愿意卖给他们一些牲口、粮食或补给品。在红军势力尚不稳固的地区,这项民众工作尤为重要。有些农民害怕与共产党合作,因担心会遭致卷土重来的地主、国民党军队和官员的报复。
  中日战争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持续了八年。战争之初,共产党仅拥有一块根据地,且远在西北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战争结束时,他们建立了十九块根据地,是原来陕甘宁根据地的十二倍多,而且拥有近一亿的人口。就像当年江西根据地那样,这些新根据地也有核心与外围之分,每一块根据地至少有一个核心区由共产党控制。在华北,西起陕甘宁东至山东半岛的顶端,十二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仅有两块根据地是完全孤立的:一块是远处南方海南岛的山区;另一块在香港和广州之间的珠江三角洲一带。
  军队和党的壮大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根据地的扩展。1937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兵力大约五万人,到1945年春,它已经增加到将近九十万人。1937年,中共党员大约有四万人,而且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1945年春已经扩大为一百二十万人,并且遍布全国各地。
  所有新的根据地,全部的或部分的,都处于日军敌后。这是共产党在战争开始时采取的一项战略。1937年,几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主张八路军以完整的师或旅与国民党军队密切配合,对日军进行运动战。新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竭力反对这种主张。在1937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坚持认为,日军总的来说比红军与之战斗了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更难对付。采取运动战会使弱小的八路军过早地暴露自己以至彼日寇消灭。主张展开运动战的一些人则担心,单纯进行游击战会招致别人对共产党的责难,会说共产党要求抗日的全部勇气只表现在语言上,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毛泽东主张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但“基本上”应以游击战为主。
  建立根据地的过程是很艰苦的,而且经受了许多挫折。开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山区,但后来在华北可原的许多地方也建立了根据地。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创建根据地首先是建立稳固的军事控制。一旦部队站稳脚跟,党就着手把新占领的地区转变为根据地。接着通常是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政权机构。这一机构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建立一个村一级或更高一级的协商和执行委员会。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党通过鼓励党员参加选举,确保执行委员会成员中的多数都能执行党支部的指示,下步通常要做的是改善当地穷人的命运,主要是削减地方权势人物的财富和权力。在此期间,颁布了三个原则文件: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减租条例要求减租25%,这个比率曾经是孙中山的誓言。在存粮耗尽的春荒之时,不仅利息被大大地削减了,最后连许多贫衣颁以生存的借贷也被停止了。但是有时税的份量却大大地累进了。
  在根据地共产党从没有忽视社会鼓动和爱国宣传。日军的入侵,中国民众有序的安宁生活直接或间接地遭到了破坏。而共产党成功地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是,保证人民过有序的安宁生活,并且和人民大众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对此,许多日本人和国民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承认的。
  在华北有四个由一块或几块根据地组成的边区,这些地跨二至四个省份的边区,有他们自己的政府及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参议会。在通常情况下,党员在这些机构中占多数,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地方参议会的权力和地位高于一般的行政官员。蒋介石唯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陕甘宁边区,那是例外。
  邓小平没有参加那次制定战略战术的会议,但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就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这佯,1937年秋天,他被派往位于山西东北部遍布佛教、喇嘛寺庙的五台山。他到那儿时,由林彪指挥的115师在一个狭窄谷道伏击和重创了日本侵略军一个师的辎重补给部队,这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虽然没有俘虏,没有缴获很多武器,但却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声望。
  1938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129师政治委员,接替已经去世的那位同志。邓在129师一直工作到战争(邓小平是接替129师原政委张浩的,张浩当时只是生病没有去世。——译注)结束。这个师大约有一万三千兵力,主要是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的余部组成。因此该师的士气可能要比八路军其他两个师低。
  这个师的师长是刘伯承,和邓同乡,也是四川人,是个终身职业军人。他生干1892年,比邓大十二岁。二十年代初,在他参加共产党前,是个川军军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他被党派往苏联,在红军学院学习了三年。长征时任红一军参谋长。在战术问题上,他没有和其他指挥员特别是林彪、彭德怀发生争论。他一只眼睛失明,所以总是带著一副眼镜。他是军人中的军人,深受部下爱戴,他似乎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不愿过问政抬。他和邓合作得很好。多少年后邓在官方出版的他的传记中说,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这一点也不错,“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③。
  位于山西东南的太行山,“山高势险”,“易守难攻”④。邓到129师时,该师已深入到太行山区。事实上日本人并没有企图进攻太行山。1937年11月攻占省会太原后,日本人集中设防于从北、南、东通往太原的铁路线。依托山区,刘邓开始建立根据地,并考虑如何处理日军侵略后山西省的形势。当时,省主席已经跑了,地方政府也已瓦解,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的逃兵。
  在此后的两年中,也就是1938年和1939年,刘邓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避免同日军遭遇。他们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并且在山西的中部山区创建了另一个根据地。随后又在日本人控制的平汉铁路以东的华北平原上建立了两块根据地。在各个根据地,他们招募和训练了两种后备军:一种是脱产的地方部队,但就在当地活动;另一种是半脱产的民兵,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这些地方武装也为129师提供了兵源。
  1940年,刘邓发动攻势,首先抗击国民党军,然后抗击日本侵略军。3月他们抗击了进犯太行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这些军队奉蒋介石之命试图在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以外的许多地方重建国民党政权。刘邓击退了他们,然后又击退了配合中央军行动的地方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这些胜利在边区内外给他们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刘邓的胜利也为在山西的所有共产党指挥员抗击日军侵略创造了条件。不管有无延安毛的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他们制定了攻击华北铁路沿线日军据点的计划,并且封锁和分割了日军占领的铁路线。这个攻击计划在8月底开始实施,持续了三个多月。开始时共产党投入了二十二个团,大约四万人的兵力,后来当战役规模扩大到包括进攻其他日本驻军,以及日军开始发动反攻时,中国共产党投入的兵力增加了五倍。
  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它产生了双重的后果。百团大战导致山西、河北日军的通信中断了几个星期,中共部队占领了几个城镇。当许多坏消息(自从1938年秋日本人占领汉口和广州后,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和华南一直处于守势)充斥一时的时候,它使得全国的民心为之一振。但是,它也把八路军的实力暴露给了日军,日军必然要报复。同时也把自己暴露给了国民党,使国民党了解到共产党在根据地和军队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宣传这一战役时,反应不佳。据传,他对这次战役行动大为不满。此役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比原计划提前十天下达了战斗命令,因此没有征得延安方面的同意。这一做法令毛很生气。毛认为像彭以及其他有关人包括邓在内,在战役第一阶段取得成功后扩大战役规模,投入二十万兵力实施中心进攻是过于鲁莽。彭还写道,当我们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发给他一封贺电。但这封贺电可能是庆贺他们第一阶段取得的胜利。五年后,1945年夏天,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还是因此事受到了批评。今天对百团大战是肯定的。在官方出版的邓的传记中关于此战役有两句话:
  “同年8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所部38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529次,给日、伪军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不过,接下去的第一句话却是:“1941年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⑤。文中并没有把这种转变归咎于这次战役,但也没有作其他任何解释。
  随后的两年,对华北所有的根据地来说的确是最困难的两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并没有减少他们在中国的军队,反而决定要消灭根据地内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在“杀光、烧光、抢光”的军令下,日军在扫荡地区一次呆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不管你是共产党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一律格杀勿论。日军在这些地区进行多次大屠杀,把田里的庄稼放火烧掉,储藏的食物不是被毁就是被抢,到了1942年底,华北平原地区的根据地,包括129师创建的两块,已经没有共产党控制的任何武装了。在山区,共产党在百团大战中占领的许多城镇也丢失了。
  正是生活在山西东部荒秃的山区的这个时期,最先构成了邓小平成熟形象的清晰画面。他的一些演说与文章,开始出现在中共公布的档案记录中。从他留学法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许多有关他的轶闻故事。
  邓的个头不高,大约在他前往法国留学时,就已经不再长高了。身高只有五英尺,他称这是因为他在那儿吃不饱的缘故。但更确切地说是因为遗传。他的父亲个头就不高,他孩子没有一个是高个头的。他还不到中年时就很粗壮,脖子虽短,肩却很宽,脸盘宽而方,坚毅的下颏和有一双上比大多数中国人更为深邃的眼睛。
  和许多个头不高的人一样,邓动作敏捷,精力特别旺盛,身体也很好,除了在长征结束时患过一次伤寒外,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即使在广西和山西那些地方病流行的地区生活也从未生过病。在口些场合,他不像周恩来而像毛泽东那样烟瘾很大。但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抽烟给他带来什么副作用。
  邓总是在迅速采取行动之前,作一番审慎的思考。而且只有在下级对某些决策拖着不办时,他才会公开表示不满。
  邓天资聪明。在他后来多次谈到教育时,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在十六岁时就中断学业表示遗憾。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与军事分析家。不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他的报告都很清楚、有条理。在《邓选》第一卷中收有九篇他40年代初期的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虽然很平铺直叙,并且有些平淡,但却很有说服力。这表明邓思想坚定,能很好地抓住论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他重视事实和数字,并且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贸易税收方面的专家,而这些是他从未涉及过的。但是,对于129师在1941年开辟的根据地,以及他和刘伯承在这些根据地上所建立的边区政府的生存,却是生死悠关的。他处理所有经济工作的原则是:“限制过去残酷剥削的程度……但鼓励资本主义生产,这在目前对发展国民经济是有益的。”他的这段话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他对(根据原文译出。——译注)“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委婉其词;第二,他在“有益的”前面加上“目前”这个词,这就清楚地说明共产主义并不会永远容忍资本主义。
  1943年初,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开始减轻。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向外发展,除了恢复老革命根据地之外,还开辟了新根据地,特别是在山东。邓在指导这一进程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1943年下半年,彭德怀、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三位华北根据地的高级指挥员奉命回延安,邓接替彭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同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指挥大约三十万正规军和许多地方部队。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攻势。它主要有两个企图:打通贯穿(英语“Ichigo”是日语音译,有“一回合”等意思。中共中央党校李践为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译为“一号作战”。此处选择“一号作战”。——译注)中国南北和西南的重要铁路交通线,以减轻日军对海上交通的依赖。美国这时对日军海上交通的攻击已经愈来愈频繁;占领西南的机场,因为美国飞虎队飞机对该机场的利用越来越多。4月,日军的攻势从河南开始,夏秋间又延续到湖南、广西。在美国陈纳德将军第14航空大队的支持下,中国军队在湖南一些地方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其他地方没有抵抗。到了11月,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被肃清了。机场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的军队损失惨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惨遭屠杀。日军这场攻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暴露出,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大为降低。同时,它的中央政府也已经变得腐败和内讧不断。这对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构成了很大的打击,尤其是在国内,国民的信心也同样受到巨大的打击。到1944年底,引证劳埃德·依特曼教授的话说,中国已经成为这祥一个国家:“经济产品贫乏,通货膨胀加剧,在日本人面前军队倒霉,政府腐败,政治不满充满于社会的各个角落”⑥。
  在“一号作战”攻势期间,共产党集中力量巩固他们在华北和华东的根据地。他们没有发起进攻以减轻蒋介石军队的压力,但也谨防攻势会波及到国民党势力已崩溃的地区,例如河南。邓的主要任务是在华北根据地打击日军的一些非主要性进攻,在根据地内坚持实施既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特别是减租减息。到1945中春,他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已经发展到约五十万人,他成为(抗日战争胜利时,邓小平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约三十万人。——译注)这一方土地上的一位头面人物。
  在1945年夏之前,邓小平曾经两次到过延安:一次是1938年9月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另一次是1939年7月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不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叫浦琼英(后来改名卓琳),云南火腿大王的女儿。1937年她作为北平的一名学生从北平来到延安。她比邓小平小十二岁。现在他们相伴已经五十四年。她年轻时身材苗条,有着一张瓜子脸,中年就发福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就在邓小平留在山区这段时期,毛泽东从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变成了党的领袖。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藉此,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他的“思想”,被尊奉为党的指导一切工作的新的准绳。他既获得了一个正式的权位同时又获得了思想上的祟高地位,这连斯大林也是望尘莫及的。
  毛的正式崛起只不过是扩大了他的权力和声望。早在1936年初,他在书记处排在洛甫、博古、周恩来之后时,他的权力就比他们任何人都大。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人会见了埃德加·斯诺。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他不可能走得很远。因此,1937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对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王稼祥曾在遵义第一个表态支持毛泽东,后来他去了莫斯科治病。1937年7月王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称毛为“中国人民的领袖”⑦。
  虽然季米特洛夫肯定了毛的地位,但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这一年里,毛的日子并不好过。1937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三个政治局委员王明、康生、陈云回到了中国,1938年11月延安第一次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主要反映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主张。通过这一年毛发现他和王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即在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是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呢?还是一味地妥协退让?王明的口号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能说会道而且狂妄自负。1931年在上海时,他撰写和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表明了留苏派的完整的政治纲领,并且成为当时控制中央局的博古和洛甫的参考手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回到莫斯科后,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完全有权力以党的名义发表1935年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
  由于这一原因,在王回来后大约半年时间内,毛成为“少数派,有时完全被孤立”⑧,后来形势变化主要因为王的政治幼稚。他不是呆在延安,这儿他既可以影响其他领导人又可以和莫斯科保持联系,而时选择了1938年夏去武汉,卷入和国民党将领以及政客们辩论关于能不能组织民众像西班牙共和国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城市问题。当他回到延安后,发觉政治局中已没有他发言的权利了。政治局请他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主旨报告,但是后又拒绝他的草稿而由毛替代他作报告。
  这样,王明这颗明星很快暗淡了。在随后召开的纠正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中央委员会上⑨,他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撰写了许多文章在党报上发表。但是这一职务后又以适当理由为周恩来所替代。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自由撰稿人。在1945年和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重新入选中央委员会,但其地位已经很低了。60年代他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公开批判。可能是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逃往苏联,饱受背井离乡之苦,70年代死在那里。
  毛在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牢固之后,着手加强理论地位。在这个领域,此时他在党内的影响仍然很大,也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按照后来的情况,毛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析是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阶段和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毛把中国革命的前社会主义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至1918年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第二个阶段其社会待征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求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他称第二个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并着手给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下了恰如其分的定义。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后来制定了进一步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1945年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
  在谈到党和社会的问题时,毛协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他的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正如他所写的: 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⑩
  群众路线有两个根源:中国千年的传统和非中国的卢梭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毛在综合这几种观点时强调党的作用,并使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是,他坚定地把群众观点看作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制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义遵循的要素揉进到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之中。(根据原又译出。——译注)
  为了清除王明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代之以自己的观点,1942年2月毛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此后的两年中遍及各个根据地。他选择了三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予以批评,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他的思想中,这第一、二个问题都有双重表现。例如主观主义就体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运动正式结束时没有人被点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被认定为教条主义。
  整风运动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和3O年代初期留苏派在各根据地进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长的会议常常陷于非常紧张和不愉快之中,被称为“斗争会”。1937年战争爆发后有几个文化人从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后都承认犯有错误。但有一个作家写了讽刺杂文批评了延安的说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进监狱,几年以后被秘密处死。对于他的死,康生要负责任。康生曾在苏联受过特种训练,和毛1939年结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识多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当康生企图把党员在抢救运动中的缺点写进档案时,毛制止了。二十五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给予康生以很大的权利。自从1939年回延安后,邓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他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四十四名委员及三十三位候补委员中他排在第二十八位。或许因为他没有亲自参加七大,因而无法让与会代表深刻地了解他。因此中央委员会的这项排名,与他1943年以后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他随后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与毛对他才能的评价及与他的同伴相比,亦不相称。

第七章 平原上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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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1952年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必然地又一次产生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并且这一次更远远胜过抗战以前,那么,这场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内战吗?
  一方面,在日本人投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斗争双方都以声明及行动表明了各自态度,即双方都准备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建立,或者说是表面上建立一个组织机构,在此机构中双方的斗争表现为政治上的较量。推动他们这么做的力量是强大的。在经历了数百万人死亡(原文如此。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
  亡人数在三千五百万人以上——译注的八年抗日战争以及将近三十年的国内武装斗争之后,国内的各个阶级都深深地厌战了。美国人非常希望和平,他们准备通过施加压力也通过他们的斡旋来获取和平,而国民党像在抗战期间一样,追切需要美国人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予以支持。俄国人的军队在1945年8月间已占领了满洲,他们也希望和平,以避免面临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政治选择的尴尬。并促使美国人尽快撤军。此外,双方想避免内战,也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共产党并不能保证能在这祥的战争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是有把握取胜。就国民党一面而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不仅仅是恢复其在日本占领区的权力,还包括重建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另一方面,双方彼此对对方都缺乏信任。更深层的原因是,双方都不能在自己的理想体制中容忍对方。因此,一旦权力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谅解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就马上会被打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只要共产党手中掌握着武装力量,如果他们下决心战斗,那就谁都无法阻止他们这么做。尽管内战不一定马上爆发,但那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一结局是很难避免的。
  实际情况是,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曾经有两个阶段的严肃的谈判。第一个阶段是从1945年的8月到10月,当时在美国人的敦促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后者有周恩来的支持)在重庆就双方存在争议的各种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谈判。国、共双方力量都竞争尽早抢占满洲地区,总的看捷足先登者将得到俄国人更多的帮助,这就是谈判的背景。双方都作了让步,从共产党一方来看,他们放弃了让蒋介石建立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同意从他们十九个根据地中让出九个。但是,还有一点是很难解决的,那就是其他十个共产党根据地未来的管理方式问题。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允许这十个位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根据地并入国民政府,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10月份毛返回延安的时候,这一点仍悬而未决,而且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个阶段谈判是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被派往中国,他极力为停战做工作,并积极促进双方政治及军事上的和解。开始阶段,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在1946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成立了由三方组成的休战监督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还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协议。其中一个军事协议表明,三方委员会制订出了一个计划以达到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并未能延续下去。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并没有一种至高的权威力量来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第二个原因是由谁来掌管共产党的北方根据地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第三个原因则是,共产党加紧占领那些苏军刚刚撤出的城市,而国民党则是派军队驱逐对方,这样在满洲地区3月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那时起,违背停火协议的事便屡屡发生。马歇尔曾组织安排了6月初在满洲两周的休战,但在停火期间的谈判中,对一些最本质的也是最实际的问题未能达成一致。7月初,蒋介石在做了几个月的反共全面进攻的准备后,下达命令发动了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刘伯承与邓小平依旧搭档共事。早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刘邓部队就投入了战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们的边区(或者用肩来更普遍的称呼叫做解放区)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他们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武装的进攻。
  第一次战役是打阎锡山——他从194O年起就是刘邓的对手。1945年9月,阎锡山打算恢复其山西省省主席的权势。所以他准备收复共产党在山西省东部及中部的根据地,包括太行和太岳地区。刘和邓早有准备对付阎锡山武装,根据毛的传统路线,他们诱敌深入至山区。各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几个师。这次战斗共捕获两万多俘虏,其中还包括许多高级军官。这场战役表明,八路军的部队能够对付并且战胜国民党的大兵团。同时,也教训了蒋介石,这就是说如果想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任何他们在谈判桌上不准备放弃的领土,就必须全力以战。
  第二场战役几乎紧接着就爆发了,四万国民党部队试图沿平汉路穿过共产党解放区的心脏地带向北推进。第一次战斗是在邯郸,这是平汉路边的一个大城市,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在其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开启了日后国民党军队大批投向共产党的先例。其余的军队在溃退中也很快被包围并被迫投降。这场战役告诉蒋介石,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控制区内进行战略行动。毛泽东并不想掩饰这一点,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不久,他马上指出: “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内加紧实施阶级斗争。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地主及放债者——他们常常也是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地的党支部并没有动员那些佃户和借债者去骚扰那些富人。然而现在,毛号召要普遍动员起来,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他指出,“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并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的话“矫枉必须过正”①。地主已经成为了“斗争对象”。至于斗争的目的,1946年5月党的一份指令中曾指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减租运动应该发展为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包括他们的房子。命令中谈到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从温和地劝说出售土地到强行没收。在当时的环境下,随着内战的日渐紧迫,大部分地方党的领导选择了比较强硬的作法。许多地方地主被揪到群众大会上,让群众对他们进行斗争,指责他们苛待农民的种种恶行,然后对他们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其大部分财产。这表明了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们一贯的社会职责,即斗争的目的一是为了打击农村统治阶级的力量,破坏他们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使农业社会的贫苦大众成为党和军队牢固的后盾。但是第二个目的并未获得普遍的成功;许多农民害怕一旦军事形势发生变化而重新落到国民党手中,他们会受到报复,另一些农民则不愿意为了支持党和军队离开他们刚刚获得的一小片土地,而去面对严酷且危险的军事服务。
  邓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地主的兄弟(在广安县,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去世后,他的二弟邓蜀平接管了他父亲的土地)。1933年在江西,邓曾反对强行没收地主和富农们的财产。但现在却没什么迹象表明他对新政策有所怀疑。恰恰相反,作为政治委员,他需要征兵充实队伍。有关文献表明,在解放区,党相信其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不管怎样,邓从未怀疑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土地政革应该是党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就是内战的第一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争爆发前夕更名为人民解放军。整个武装力量分成四个野战军,在除满洲之外的全国各个地方展开了防御战。林彪统帅的野战军,几次从靠近苏联边境的森林及山区地带出击、逐步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另一支野战军掌握着南部前线的至关重要的防区。这条防线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坏,国民党就能够包围它东面的另一支野战军,同时巩固从北平到满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在山东西部,也就是在黄河南岸由东向西的铁路线两侧,刘邓部队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他们重创敌人,他们本身伤亡并不重但还是作了不少退却。1947年1月,国民党占领了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华北平原三十五个县中的二十四个县。当年夏天,刘邓被迫退至黄河以北。在其他地区,共产党也遇到了挫折。在华东,国民党发起了大举进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国民党攻下。毛及党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于陕北光秃秃的黄土山区。
  因此,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情况是严峻的。但是地图并没有告诉人们全部的故事,它没能显示出在这一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伤亡人数呈1O:3之比;没能显示出国民党部队纪律涣散、道德沦丧。在战区中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只能作为驻守军队,不能用作进攻。在毛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的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加速,国民党政客和政府部门处处蔓延着腐败与投机现象。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来说,出于对这种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反抗,人们谴责国民党远甚于共产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运动正在不断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毛作出了关键性的决定,共产党应该发起战略性的反攻。在1947年9月的一个指示中他对这项决定作了说明,他这样写道: “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地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②这段文字很有说服力,但事实上风险也很大。尽管有军事的、政治的许多困难,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同时加紧了他们在华东和西北部的进攻。此外,“外线作战”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产党军队面临被封锁、包围甚至消灭的危险。
  率先发动反攻的任务落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当时毛已作出反攻的决定,但上面说到的指示是在两个多月以后才发布的),刘、邓指挥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向国民党发起进攻。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消灭敌人五万人,四个师的国民党军队被俘。接下来刘邓大军发动第二次突袭,他(鲁西南战役共歼灭敌人5.6万余人。俘虏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中将宋瑞珂,整编第七师中将陈颐鼎、第五十五师中将副师长理明亚、第七十师少将副师长罗哲东、第六十六师参谋长郭雨林等高级将官多名。——译注)们向南挺进,直插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大别山区,深入到了国统区的内部。他们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千里跃进,屡遭艰险,尤其是穿越危险的黄泛区沼泽地,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抢渡淮河,终于在8月底到达了大别山区。
  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有几段话对于接下来几个月艰难的日子作了充满感情的描述: “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少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于是,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邓小平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精干队伍在大别山顽强坚持。邓小平激励部队说: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夜以继日地同敌军周旋。”③这段文字显然是根据参与当时战斗的战士的回忆写成的,邓本人很可能也对这段文字作了修饰,所以它很明确地指出,如果当时邓的部队被打败,那么毛发动的这一大胆的行动,就有可能要失败,甚至导致解放军的砌底失败。最困难的要算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那段时间,曾领军追剿邓的红七军、现任蒋介石代理参谋长的白崇禧从华东和西北战区抽调了二十万军队开往大别山区。邓小平率领部队在大别山艰苦奋斗。
  转机到1948年春天才来到,其他的共产党部队防线进入黄河与大别山区之间的空间。这时邓小平才能离开大别山区进军豫北。5月份,他在那里被任命为党的中原局第一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的政治委员,仍然同刘伯承并肩作战。
  邓是在这场战争的一个停滞阶段被任命担任上述职务的。国共双方都想停下来作一番休整。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不太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毛同他还有其他人就战略计划曾有过的几次会谈,在其中一次谈话时有人劝阻毛不要命令华东野战军直接跨过长江。
  也是在这段时间,由于整个冬天处在陕西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毛的身体感到不适,斯大林邀请他去莫斯科进行治疗,毛谢绝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接受邀请他就至少要离开中国几周的时间,但这正是国内战争达到高潮,共产党第一次考虑有可能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关键时刻。不管怎么说,毛有理由怀疑这一邀请潜在的动机。从1927年起,在涉及到中国国共双方的有关决定中,斯大林似乎一直更偏向国民党一方,从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从抗日战争期间苏方军事力量的投入,从1945年和1946年在满洲地区苏联对国共双方军队的援助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毛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斯大林企图就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目标盘问他,并觉得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将会冲击苏联的政治地理利益。
  不管毛怎样怀疑,他很快认识到斯大林的观点发生了变化。1948年夏天,苏联政治局的资深委员安·米高扬秘密访问了当时设在河北山区的中共中央。这次访问在中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在苏联也是直到70年代初期毛泽东有关这次访问的一个谈话内容被披露,这才被外界所知。人们从几个公开渠道可以了解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聂荣臻回忆录。聂回忆说,当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取道大连(这当时是苏联空军在满洲的一个基地)抵达中国,要他“亲自和毛泽东同志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聂评论道:“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④事实上,米高扬认为,中国共产党全力争取内战全面胜利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将导致美国人的干涉,他们一旦支持国民党,将会给世界力量对比,也给共产党本身带来许多严重后果,因此,中共的正确方针应该是放弃进军长江以南地区、维持自己对北半个中国的政权。米高扬受到抵制和质询。后来在谈到这段特殊的插曲时,毛泽东曾轻蔑他说,他拒终了米高扬的这些分析和建议⑤。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间的三大战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成败。这三大战役每一次都是由共产党发动进攻并且每一次也都是以共产党的势不可挡的胜制而告终。他们最后完全消灭了东北和华北及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将近一百五十余万的国民党军队被歼或被俘。
  1948年11月上旬到1949年1月中旬,在中国中部地区、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海战役中,邓小平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之一。在这个战役中,共产党调动了包括刘伯承部队在内的两个野战军及一些地方部队,并组成总前委统一领导。而邓小平正是这个总前委的书记,也就是实际负责人。在这一战役中,共产党派出了大约三十万的军队*并得到了民工
  *原文如此。实际为六十万军队。——译注的支援。邓小平的官方传记称,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余万人。他们运送弹药和物资,挖战壕(这些战壕用来阻陷国民党所使用的成千上万的包括坦克在内的车辆)。国民党一方则投入了几个兵团将近十万的兵力。(原文如此。实际为近八十万军队。——译注)
  江苏徐州,是位于铁路干线枢纽的一个城市,国民党的两位主要将领刘峙和杜聿明及其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在徐州的东部、西南部和西部进行了四次重要战斗。在的三次战斗中,每一次国民党军队都有大约十万人被歼灭。第四次战斗中,又有两个兵团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这四场战斗中,共产党的策略是当国民党军队轻率地离开其据点来到开阔的乡村时就包围他们。一些国民党部队坚持抵抗直到弹尽粮绝,另一些则在严酷战斗刚一开始就马上投降了。国民党军队一度完全掌握制空权,但却无法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重创共产党军队,也不能向被包围的部队补充充分的食品与弹药。尽管这场战役是在开阔的平原地区展开,并且在冬季土地冻得很坚硬,国民党也没能有效地利用装甲部队。
  蒋介石本人常常对作战计划进行干预。但这只能给他的战地指挥官们造成混乱。更何况后勤供应短缺,情报失灵及通讯系统不完善已经严重地妨碍了他们的指挥。他们一再遭到袭击,而且被迫在共产党挑选的时间与地点作战。他们为其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杜聿明和另一个兵团司令被俘,另外两个兵团司令则被打阮。一共大约五十五万国民党军队被消灭。
  这次国民党的巨大的失败意味着共产党打开了通往南方之路,也意味着和谈的条件将由共产党说了算。在淮海战场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投降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就此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国民党全面投降,这包括废除国民党政府,惩办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战争罪犯”,将国民党武装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及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取代“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落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此后却马上放碎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原来的副总统李宗仁——北伐的幸存者之一,同时也是很少的几个在抗日战争中曾打过胜仗的国民党将军之一——成了代总统并且开始与北平的共产党谈判,而这时北平已落人共产党的手中。但是共产党毫不让步。4月,李宗仁的谈判代表不得不带着一份和平协议草案回到南京,这一草案还是包含了原来的所有那些条件。4月20日李宗仁拒绝了和议草案。第二天共产党对此作出了回答,他们在数百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
  林彪的野战军从东北南下,但是在湖南受到了白崇禧的牵制达三个月之久。除此之外只有极少数的有组织的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坚持抵抗。李宗仁以广东为基地,努力想重整旗鼓。可他发现他的努力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暗中破坏。蒋认为保存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将其撤到台湾。尽管蒋在形式上退休了,可是利用其国民党政客和军官的所有老关系,又在一边建立了一个司令部,组织调动了大约五十万的部队,大部分的海军及空军力量及中国全部的黄金与外汇储备。蒋介石指望,由于欧洲的冷战,美国的反共情绪日益强烈,因此不会允许共产党攻入台湾。更长远的看,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他也许能反攻大陆。
  刘邓野战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又打了两个重大战役。在第一个战役中,他们攻下了南京,占领了长江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对于邓而言,这应该意味着战争生涯的结束。党曾计划让邓负责华东地区的政治工作,并且已经任命他担任党的华东局书记,华东地区曾是前国民党的中心。
  但是到了7月份,这个计划发生了变化。当时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封锁的危险”(指美国的军事干涉)已经消退,他们决心继续攻克国民党占据的最后地盘。随之决定邓小平继续留在刘伯承的野战军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于10月上旬离开北京前往湖南,他们的队伍同时也向那儿开拔。刘和邓是乘火车去的,这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尚不习惯的豪华享受,在离湘江不远的一个地方他们赶上了自己的部队。1934年11月份红一方面军就是在那附近陷入埋伏的。
  二野这次的任务是解放西南。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快。尽管国民党还以重庆和成都作为他们坚守大陆政权的最后堡垒,在四川及另外几个地方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战斗,几位国民党军官带着他们的部队纷纷投向共产党,还有两个省的地方长官也投了降。同年12月共产党军队进驻重庆。很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邓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二十九年前年轻的邓小平离开了这座城市赴法国学习,并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邓会注意到这座城市在过去的岁月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受到日本人的轰炸又遭受了多么大的破坏。邓一定看到了这些,因为他就要上任重庆市市长了,他有责任使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邓这样老的资(此处有误。邓小平当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译注)历,如果不是他本人自己坚持,是不会任命他去做这项艰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的近七百名代表参加的会议,制订了《共同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蓝图。根据纲领,中国共分为六个大区,其中四个大区都由各区的军事与行政委员会管理,邓小平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任主席。邓同时还是西南军区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这后一个职务最为重要,这使邓的职务高过了刘伯承和西南地区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区的所有党政军机构,并就该区所有事务直接向北京党中央书记处负责。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康四个省,这四个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遭到了很大破坏,先是军阀统治,接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又把它作为主要的征兵征税基地。贵州贫穷多山,位于缅甸(有许多国民党残兵败将在缅甸避难)和印度支那边缘的云南省也是这样。西康从种族上或自然地理上讲是西藏的一部分。在四个省里,尤其是云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区住着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他们过去一直认为汉人是他们的敌人。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将近一亿五千万,面积约五十万平方公里。
  邓小平、刘怕承与他们的同事为自己制订了三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秩序,促进经济复苏,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军阀主义遗毒,以及这个地区地理上及种族上的种种特殊情况,使这三项任务完成起来却相当困难,山区里活动着各种武装士匪,其中包括不少前国民党残余部队。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尤其是贵州和云南,人们常以此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区以外,其他的地方通讯条件十分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寿命很短。然而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解放军清剿了这一地区的土匪,并以北方根据地为榜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由于在此之前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只建立过临时根据地,同时部队里只有少数干部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所以国民党的不少管理人员被继续留用,另外又从当地中学和大学新毕业的学生中吸收了一些充实新的干部队伍。
  要想促进经济复苏,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以及抑制通货膨胀。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只能从两方面着手,就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抑制需求就是通过发行公债积极鼓励储蓄。同时,强制所有企、事业单位,各种行政、军事机构将手中的现金存到新建的中国人民银行去,这祥就限制了私人银行的贷款能力。从供给的一方面看,在恢复了交通之后,成立了国有公司,经营食品和农业产品的批发贸易。在新的政治气候下,这些措施的采纳势在必行,并且很快地产生了效果。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到1951年已经骤然下降到20%,至1952年进一步降至1O%以下。
  在四川,邓童年时代发生的“保路运动”虽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但是并没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铁路。1949年在整个四川省仍旧还没有一公里的标准铁轨。在公开记录中,并没有什么能够表明邓小平、刘伯承这两个四川人觉得这是他们故乡的一种耻辱。不过,他们两人进入四川后很快就决定从并不宽裕的经费中拨款用以修建从重庆到成都的一段三百英里的铁路线。这段铁路在1952年7月,也就是邓即将离开这一地区之前正式启用了。在这个铁路开通典礼那天所拍摄的三张照片被收录到邓小平的官方传记里,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为自己参与完成的这项事业而骄傲。
  在三大任务中,邓和其他人推动的土改最具有革命特性。195O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土改的目的,即“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⑥
  这是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剥削,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革命。千百年来,地主阶级控制了中国农村,包括乡镇的社会生活,他们同时也操纵了政治生活,这是因为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有在县以下设立政权。所以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村庄里,行政的管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公路、河流水利系统的保养,全控制在地主阶级手中,他们甚至操纵县长及其幕僚作为其代言人。他们通过地方自治会,从事大量诸如疹建庙宇,农产品交易以及在遇到灾难时分发救济粮等工作。而今,从195O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两年的时间里,地主阶级被消灭,地主分子(包括其家属在内)也许有一千五百万人被剥夺了大部分财产,只留下一小块土地自行耕种,或到工厂、商店中去做工。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人被处死了。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大的社会革命。
  土改使党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村庄。在土改期间,党派出土改工作组去动员那些无地的雇农和其他贫农起来控诉地主,对地主进行痛斥和斗争,结果是传统上被奴役的农民得到解放并树立了革命的责任感。在这之后,党的力量并未撤走,而是建立起农村支部,把许多在土改中走在前面的农民积极分子发展到党内来,这些农村党支部成为政治控制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它们深深地扎根于农村社会之中,这是人们以前所未能想象得到的。
  在经济上,土改建立了相当新型的所有制体系。贫苦农民,也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的或者仅拥有一点不足以为生的土地的人得益最多,而前地主阶级则失去最多。不论是从土地的占有还是土地的耕种两方面都达到了均贫富。
  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者一样积极地推动土改运动,尽管这意味着他自己的亲属,包括他的二弟邓蜀平,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亲属也受到剥夺。但邓小平把邓蜀平、继母夏伯根、继母的女儿邓先芙和他自己的姐姐邓先烈接到重庆,安排他们和他自己住在一起。为此,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了猛烈的攻击。由于邓文明在广安的知名度,同时如果地方共产党知道邓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邓小平的亲属,那么在士改中他们也许不会受到激烈的粗暴对待。但邓小平采取的办法却更为高明,这既保证了其亲属的安全,同时也救了他自己。一旦他的亲属收到威胁而求救于他或者如果地方党的领导向他请示如何处理他的亲属时,他将面临尴尬的选择,而现在这个问题则不存在了。
  1952年7月,事先得到或者也许没得到通知,邓小平被调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区工作了仅两年半,但这段生活使得他那本来就已丰富的经历更加充实了。这段经历以及他在那些年的功绩,使得毛和其同事决定凋他进京。事实上,这一调动是最有决定性的。在此之前的整整十五年里,邓一直在地方上工作,有人认为邓同毛的私人关系影响到这次调动,这个猜想无疑是错的。如果稍有区别的话,应该说邓同刘少奇及周恩来——毛的最重要的副手——的关系起了作用。

第八章 百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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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1957年
  当邓小平被调到北京时,距他四十八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此时,他的嘴角和额头上已爬上了皱纹,他看上去已不再年轻了。在此之前的五年间,他留起了短胡子,但在他离开四川时,他刮掉了胡子。可说来也怪,他当时还剃了个光头——这不由使中国人联想到蒋介石的一个习惯——这就是突出额头的坡度和下颚的棱角。他至少在北京呆了两年后,才又留起了头发。他身体很好,不过他在阅读长篇文章时要戴上眼镜。到50年代末,他的耳聋已相当严重,尤其是右耳,但他在北京的头一年,没有任何照片表明他那时已开始戴助听器。他生性率直,举止随便。即使到80年代,他在接见众多的外国来访者时,除非在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否则他还是习惯先清一下喉咙,吐口痰。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他们的五个孩子(大概还有),(1937年到延安后不久,她便把父母为她取的名字琼英改为卓琳。同邓结婚后,她放弃了她的“蒲”姓。——原注)他的继母夏伯根同他一起,或是随后到北京的。他和家人住在中南海。中南海是紧靠紫禁城西边的一片湖边园林,也是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毛泽东和他的家人所住的房子建在园中两湖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带上,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现在没有人住,有时对中外游客开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作书房。据说,他经常是拿着一本书独自在这间屋子里吃饭①。从房子里的家具和窗帘可以断定,他和他的家人过着一种非常简朴、舒适的生活。离房子几百码远的地方是一群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建筑群,党的办公地便设在里面。这所房子离政府的办公地也不太远,而且对酷爱游泳的毛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离游泳池很近,这个游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当时是供公众使用的。这所房子还紧靠瀛台,瀛台是中国苑囿和建筑的一个珍品。它还是皇太后慈禧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光绪帝一生中最后十二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很难再找到他的同僚和把人们召集起来了。
  在党内,毛的权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随着他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胜利和1949年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权力日益加强。他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而且绝对自信。他总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务,以便留出时间准备有关大政方针问题的讲话和指示。但他也尽力发挥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发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作用。从下面这张他在1953年5月给刘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这一点,他写道:“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②
  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毛也不习惯于勉强同意他不喜欢的其他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他总是愿意用他自己的命令来推翻其他人的决定。但他又并不像斯大林那样使他的同事们互相对立,或者损害他们当中那些他曾批评过或打倒国的人的名声。对于他来说,能够自主行事,就心满意足了。
  除毛之外,1952年,书记处的成员还有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朱是一位老红军,他此时的地位显然没有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那么高。而且,不管是此时还是后来,他在政治上都不活跃。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对外交政策及国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经常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此外,他还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和以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因此,在1950年10月开始直到1953年6月停战的朝鲜战争期间,他起者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指挥着五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大规模作战。他在党内和军内是一位颇孚众望的人物,并以性(此处有误。抗美援朝战争是由彭德怀指挥的,彭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治委员。——译注情耿直而著称。他代表着朴实和最具魅力的延安传统,即艰苦奋斗。
  1956年前,刘少奇在书记处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但他是在4O年代后期作为毛的主要的政治助手和党的日常工作的管理者而崭露头角的。他同毛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工作勤奋,处事慎重,而且还相当严肃,正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灰色人物③。但他又很自负,而且还很固执。他会越过毛毫无顾忌地发指示,或不顾毛的意见而对一些政策问题发表看法。如上所说,毛在1953年指责他擅自下发中央文件;1951年,他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并使之广为传播,他在这个批语中把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④。然而,他的这种独立性和他对50年代初期的社会变革所持的谨慎态度,不仅没有使毛决定在这个时候降他的职,或使毛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失去信心,反而使毛认为他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适的人选。
  刘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他是在延安成为毛的最密切的政治伙伴的,至于他为什么会成为毛的政治伙伴和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其中的详情还无法搞清楚。也许毛信任刘是因为他感到刘比书记处中他周围的那些知识分子更容易相处。他和刘都是湖南人,他们都来自农村,都是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尽管刘于20年代初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呆了一年,但他过得并不愉快)。对刘而言,也许他认为积极地把毛推上党的领袖的地位比采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党内得到迅速的提升。他在40年代的几次谈话都清楚地表明,他对毛的态度比他同时代的人对毛所持的那种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年,他对一些同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194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这时,毛还不是党的任何一个机构的主席。不过已经有传言说他有可能成为政治局的主席,果然他在1943年得到了这一职务。——原注说:“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领袖,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如果有这祥一位领袖,他只不过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而已。”⑤
  在政府中,同刘极为相似的一个人物是周恩来,他在1949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在颇受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下行使职权,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周恩来才思敏捷,精明干练,且能言善辩,他以一个外交家和演说家的天才而闻名于世。他还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从未怀疑过,中国必须先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建设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阶段。然而,与毛不同,他并没有把革命本身作为一种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样为中国人民的贫穷和愚昧无知而庆幸;相反,他想尽快革除这种状况。他更不像毛那样热衷于群众运动,也不像毛那样不信任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有四五百万人,他们全都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奋,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同刘完全相同。他还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衣着和讲话的每一个细节,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有许多故事都是讲述他是如何关怀卫士、司机和厨师,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探望病人或为他们安排更好的治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数百万老百姓的英雄,在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为他们主持公道,向他们表示同情。
  到1952年邓到北京时,新的国家领导层已基本上实现了其最初在共同纲领中确定的目标,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早期谈话中所提及的目标。在政治上,除台湾和一些近海岛屿之外,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权。在这个进程中,专政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种暗藏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分子,拥护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者、城市匪盗和农村的土匪(包括1927年在井冈山同毛泽东合作过的两个士匪首领中一个人的儿子)。这场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征是:毫不留情,并依靠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来辨别那些应该受到惩处的人和决定他们的命运,而不是由军队和政府出面决定。被处死的人达几十万之多,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其结果是沉重打击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从而结束了国民党在一些城市和农村的不法统治,使全社会对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
  在社会上,领导层已几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一切任务。在农村,除一部分非汉人居住区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完成。在工业城市,官僚资本家,即那些经营从日本企业主那里没收来的工业企业的国民党官员,已被赶走。许多外国所属的企业被接管,其中有一些是被完全没收的,但通常都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交出他们的财产以偿还他们所欠下的债务。在近代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中居支配地位达一百年之久的外国经济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之后,领导层便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它是掌握政权的四个阶级集团中的一个阶级。在1952年6月的一个秘密指示中,毛写道“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这个指示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到仲夏,几乎每一个人都确信,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都要受到冲击。四个月后,工厂主和店主便成了反对“五毒”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目标。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这场运动很快便以“五反”运动而闻名。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数以百计的商人自杀,好几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额罚款或拖欠的大量税款。
  在农村,领导层同样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土改一结束,农村的支部就开始动员那些无地、缺少牲畜和农具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一开始,互助组的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并且是季节性的;也并没有强加上党的意志以促进这些“社会主义萌芽”发展。
  在经济上,国家业已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中央政府为紧缩发展经费以追加军事预算而制定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得到了控制。尽管经过了土地改革、五反运动,并中断了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往来,但1952年的工农业产量仍然超过了日本人侵前最好的年份(并大大超过了1949年的产量)。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国内和平环境的自然的回馈,还有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获取了日本在东北建起的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地对取得上述好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
  1952年,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战时紧张状况一结束,中国就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应该仿效苏联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国家集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在工业方面集中发展大规模的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项目。这时,领导层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到农业问题,即农业如何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证工业计划的顺利进行。农业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资,似乎也没有人提出过,要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并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资的轻工业,为何所能得到的投资还不足全部中央投资的百分之十。当时的中国还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机构及其职能。这些机构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和一整套的工业部委,每一个部委都管辖着本领域内的所有的工厂,其中包括旧的和新建的工厂。其主要职能是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制订计划,并按照这一计划拟定所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面,高层领导对社会政策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确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现时的一个敌对阶级之后,毛想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其他几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当然包括在内,却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即土地、工厂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许它们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长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这条路线的倡导者。他说,他讨厌他们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时限)和“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在8月召开的党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毛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年10月,便向全国宣布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形式要经历—个逐步衰亡的过程。
  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因而他主要是在政府任职,而不是在党内任职。这时,周恩来同担任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主好的陈云。成了他的上级别最亲密的同事。他主管水陆交通。1953年9月,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更为精细的财政工作,这时他接替薄一波任财政部长。薄一波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建129师根据地时便已十分熟悉的一个北方人(由于他在1952年底采用的一套“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税制受到毛的批评而不得不辞职。毛在8月会议上批评他所犯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
  邓一定认为他会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呆上更长一段时间,而实际上,他担任这个职务仅九个月。1954年6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原文有误。邓是4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译注)委员会秘书长。这样,他的工作就由政府工作转向了党的工作。这项工作使得他与毛和刘少奇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也使他成为毛刘和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一条最主要的纽带。
  他这第二次职务变动的背景是,时任政治同委员、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党的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妄图推倒刘少奇和周恩来阴谋活动的失败。高、饶两人基于个人野心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刘和周,怀疑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他们试图通过散布一份缺少几个资深的军队干部的政治局人选机密名单(据毛说,这是未经授权的)来挑起人们对刘、周的不满。他们把这份名单强加在刘身上,说它是由刘在党内的一个关系密切的同事起草的。他们的阴谋进行得很顺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现了变化。高、饶分别游说邓小平和陈云。但邓、陈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无原则的,于是便把这件事报告了毛。
  1953年12月,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高岗对党和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议,从而揭露了高恶意攻击刘的行径,并指定刘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刘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指责高、饶是反党阴谋家,并敦促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分别对这两个人的活动进行调查。据说,高曾威胁说要当场开枪自杀,所以没有立即对他进行处理。不管这是不是事实,但这次会议的确是标志着这场阴谋的结束。高、饶不久失去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高最后自杀身亡。
  除被任命为秘书长外,邓还接替饶担任组织部部长,并被指定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作关于这个阴谋集团的正式报告。一个月以后,他被选进了政治局,虽然他在政治局排在第十三位(也是最后一位),但已经超越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很多同事。总的说来,高、饶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高升的机会。
  在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会议上,毛宣布,中央委员会(意指党的领导层)已经决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也是自1945年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他概要地介绍了这次大会正式的议程,并提出党要在“一年内”,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员之间要互相进行尖锐的批评。
  换句话说,毛为这次代表大会拟定了一个为期十八个月的筹备时间表。虽然还要起草文件和制定详细的会议计划,但对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来说,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到了最后关头,邓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涂。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大改变了政治势念。在国内,中国已从新民主主义完全步入了社会主义;在国外,赫鲁晓夫公然谴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迷信”,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策略。
  在中国,“社会主义政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就农业出现的紧张情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后开始的。1953年,政府发现,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出现了短缺。为此实行了征购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改由国家代销粮食,对那些私营面粉业主也停止了固定的低价的粮食配额。这一变化缓和了城镇的紧张局势。但是,由于粮食产量并没有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了农村部分地区缺粮。毛对此的反应是,要求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互助组。刚一开始,合作社的社员是按照他们入社时交纳的土地、牲口和农具的多少获取报酬,不过很快便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即合作社的社员只实行按劳取酬。
  毛坚信,合作化通过建立较大的农场,实行规模经济,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政府也更容易获得供给全国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他担心土改以后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富裕的农民越能积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农民则不得不卖掉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会遭到破坏。
  1955年4月底,党的农村工作部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合作化运动要以“停、缩、发”这一方针为指导,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要继续发展,但另一些地区则要停止或倒退。毛对此决定非常生气。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他认为“停、缩、发”三字方针,重点是强调“发”,他批评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观点,并同他们进行一次“大讨论”,而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则提出要彻底改变农村工作部的政策。在这第二次会议上,他是以这段不久便很快传播开来的名言开始他的讲话的: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⑥
  他指出,大部分农民想实行合作化,党的任务是带领他们走向合作化;他进而指出,在从1949年算起的十八年内完全实行合作化,中国的这一目标并不背离苏联的经验。
  毛的主张占了上风。省委书记们都感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处于得失攸关的关头,因而他们便立即开始着手把毛提出的“高潮”变为现实,实现农业集体化。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约有一亿一千万农户加入了三十多万个高级社,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确定的农业合作化的目标。在实现这个巨大的转变时,中国虽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合作化运动中采用大规模地剥夺富农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做法,但它并没有解决毛想解决的经济问题,毛随后采取的政策导致中国的灾难,与苏联合作化运动的后果相比,至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农村进行的这场运动也引发了城镇同样的运动。工厂主和商店主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敲锣打鼓要求把他们的财产交给国家。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们因而成为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基本消失。
  对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公然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一开始就感到不满。同年4月底,池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棒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⑦
  赫鲁晓夫这一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是,先是在波兰引起了暴乱,随后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统治也宣告瓦解。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错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是轻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鲁晓夫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报告中谈到,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国家政权。毛也由此断定,列宁主义的相当多的东西已被赫鲁晓夫丢掉了。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毛用了一个最为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的这个观点: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体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大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⑧。
  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国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四个人作主要报告:毛泽东,他仅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刘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这个五年计划即将在1958年开始实施。邓的报告是第二天作的,在这个篇幅很长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概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党的任务。由于他的报告在风格上、实际内容上都同其他三个人的讲话有着显著的不同,因而可以把这个报告看成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宣言。其价值不仅在于它反映出邓个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而且也可作为一种标准,用来评判这些观点日后的总体发展。
  邓在此论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政治观点:中国阶级关系的状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他在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正处在顺利地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是指这个社会仅有一个阶级存在,而不是阶级已全部消亡)。他在把党在1945年的状况同它在1956年的状况作了比较之后,指出: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⑨。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 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⑩
  他所说的党的作用和政策的含义在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作了清楚而详细的说明,决议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谈到党员的品行时,邓阐发了他曾反复重申过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工作作风的危害性和党同非党员合作的必要性。在一大段批评官僚主义的文字中,他指责官僚主义有以下陋习:“机械地盲目地搬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把问题“层层下放”,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一切靠命令“行事”。他由此得出结论,许多党员还远没有完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进而提出了防止它的措施,并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党员要“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施的一个方针;尽管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但“民主人士”能够“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
  关于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领袖(并不是“一个”领袖)的作用,邓巧妙地摆正了以下两种需要,既要顾及到毛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还要表明中国党既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又不轻视这件事。他一开始便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或在政党中的作用。但他接着又明确指出了“剥削阶级的领袖”同“工人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差别;同前者不同,后者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他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对被领导者来说,“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邓接着特别阐释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的经验表明,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正因为这样,它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采取了诸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歌功颂德”等措施。“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而党的任务是“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⑾。
  在邓的听众中,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定没有人会对他阐述的几条原则提出异议。也一定没有人会对他简短地、泛泛地提到苏联的经验而表示反对。更没有人会反对他为中国党的态度和实践所定下的调子;他尽量不用道歉或自满的字眼。最为巧妙的是,他把毛说成是党所实行的禁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倡议者,从而为毛开脱了责任。因为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自已的个人崇拜。
  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却未作任何说明。这就是,党决定删去现在党章中两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原因。他所说的一切以乎使人们觉得,毛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才同意这一变动,或者是毛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代表们一看到修改过的副本,自然而然地便注意到了这一改动,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会作这样的修政。党的高级官员在简报中是这样向他们解释的,即对此问题无须作任何说明、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从邓强调这个新党章一定要是一部完整的和准确无误的党章来看,这种解释很难使许多人信服。
  实际上,这其中的变化的过程至今仍是一个谜。在此之前,关于邓小平在这件事里扮演何种角色,最有把握的假设是,作为负责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小组的组长和报告人,他所做的仅仅是等待指示。
  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一结束,新的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了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它自己的领导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和一名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是重新恢复了党过去曾经设立过的一个职务,不过与过去相比,它的地位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在20年代和30年代,总书记一直是党的领袖,而现在只是党的一位主要成员。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了过去的书记处,并完全取代了它的职责。
  邓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他因此便成为决策者以及党内主要负责政策实施的一位领导成员。作为总书记,他领导着一个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的机构——书记处。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从第十三位升至第六位,(原文如此。——译注)超过了林彪和其他六个人,其中包括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局成员的彭德怀和洛甫。
  这些人事变动以邓的连续升迁而告终。在四年之内,他从政治局之外的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一跃而成为中国六位最具实权的人物之一。用他官方传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⑿。他的升迁可能多少有点运气。但主要还是靠他的能力、才干以及处理诸如修改党章这祥复杂问题的技巧。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充分证明,毛对邓有很高的评价。1954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毛曾指着邓对赫鲁晓夫说,这个人才华出众⒀。
  较年长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专家一定都不会忘记1957年,这一年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是以疑惑开始,在希望中度过,以失望告终的。
  毛泽东本人是百花齐放运动的倡议者。他是想通过这场运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把全国党外的知识分子变为党的热诚的拥护者。他坚信,党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如果有非党人士参加将会达到更好的效果。他断定,防止中国出现像1956年席卷东欧那样的混乱的最好途径是,改变专政与民主之间的政治均势,并且偏向民主。先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已成了他的习惯。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作出了一项可行性的决定,即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及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来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而要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其结果是,限制了而不是放宽了这些范围,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于毛不守信用(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由于毛的同事们故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从5月初党刚一开始正式号召展开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的缘故。
  刚开始,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开始在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中召开了几次会议后,这种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起了“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和问题,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它的恶习,因为这些恶习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许多言论带有一股强烈的反苏倾向。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党所说的“互相监督”同党员实际上对待党外人士的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并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六天内又连续发表了五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对文章逐字进行了审阅并作了一些“订正和增删”。这篇文章包括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六条标准是后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听过毛在2月份所作的这篇讲话):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们是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的,这意味着一场反击即将开始了。
  这场反击在一二天后便开始了,并很快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缺少机会,而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出身可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党以他们在其他时期违犯过党纪国活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网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点名并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便扩大到了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身上。到初秋时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的干部都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分配到了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给那些预先内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认罪和收回他们的言论,其中有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的人,接下来就是宣判,不过有时也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判决都是异常严厉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国家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女作家丁玲,因与党的宣传部中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便被送到了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组织部中的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邓提拔他当了文化部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都没能回过北京。
  百花的齐放和凋谢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以及持续四十多年的新文学艺术时代的结束。它使毛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断言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依靠他们;断定八大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要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
  无论是在毛准备发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阶段。还是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和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一样,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准备阶段,邓在各种各样的讲台上频频发表讲话。他的讲话表明,他是热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这个问题上同毛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他赞成把大民主——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当作晋通群众表达他们希望党改变方法的一个途径。然而,邓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⒁。
  多年以后,他坦言,反右运动是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⒂。但这是他当时所持的态度吗?目前所有的唯一证据也是间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把反右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个阶段,并预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他对此的估计是错误的。然而,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因为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组织任何斗争都需要时间和空间。除此之外,他的报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为依据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而对后者不应当采取最严厉的态度。这并不能够挽回他的声誉,但这也许足够使他得到一个公开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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