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家园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山人家园 门户 查看主题

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0-5 16:03| 查看数: 347|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jpg

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

童怀平 李成关 编

第一次:复出前夕巡南国
一、邓小平朗声笑道:到了樟树,当然是喝你们自己的四特!在樟树市政府招待所,还保存着一张弥足珍贵的发票存根,上面写道:邓小平等两人,交来伙食费0.64元,粮6两。
1972年11月12日,初冬的一个星期天。天刚蒙蒙亮,一辆灰色的“伏尔加”驶出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大院,奔驰在赣中大地上。车上坐着“文化大革命”中被贬居新建县望城岗的邓小平。这是他下放三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参观。
1969年10月18日,在战备的名义下,一大批老干部被“疏散”出北京。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软禁在中南海自己住处的邓小平也是其中之一。10月20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到达南昌,几天后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由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改行”为一位早过了退休年龄的老钳工。
1971年秋,“九·一三事件”后,笼罩在中华大地上那“文化大革命”特有的紧张政治空气略有缓和。邓小平先后两次给中央写信揭批林彪集团,并提出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的要求。几天前,江西省委负责人黄知真来到望城岗,传达了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安排邓小平去井冈山等地参观并顺便到泰和县考察农业机械化。邓小平欣然同意这一安排。
1972年11月12日上午,邓小平乘车途经素有“药都”之称的樟树镇,参观了江西盐矿和四特酒厂,实地了解工业生产的真实状况。
10时左右,两辆半旧的上海轿车驶进原清江县(现樟树市)革委会招待所小院。
车门打开,第二辆车上下来穿淡色中山装的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
走进二楼接待室,邓小平选了个朝东的位置落座。
负责接待邓小平的原清江县委副书记陈祉川,“文革”一开始,即被以“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的罪名而打倒,前不久,才结合进县革委会当了名管生产的副主任。
陈祉川介绍县里情况时,有意三言两语地略述了“文革”以来思想政治领域内的“大好”形势,只具体说了些工农业生产上的事。
陈祉川的心意,很快为睿智的邓小平所理解,他莞尔一笑,静静地注视着陈祉川。
听到偌大的清江县当年工业产值仅有2600多万元,小平同志眉头微微一蹙,轻叹一声,意味深长地对陈祉川说,看来,你们县的潜力还大得很口罗!
简单谈完县里的情况,陈祉川随即陪邓小平去参观县城南郊的江西盐矿。
在盐矿,邓小平受到了出乎他意料的欢迎。
这天,恰逢星期日,矿里五六百名轮休的职工,从清晨起,自动汇聚于通往矿办公楼的十分洁净的道路两边,等候着小平同志的到来。
原来,头天傍晚,矿党委书记齐志亭、矿长王海清接到省里关于邓小平次日要来盐矿看看的电话通知后,这两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一时兴奋之下,居然忘了上面有关保密指示,马上将邓小平来矿的喜讯,告诉了矿里职工,并亲自拿起扫帚,带领大家,奋战半夜,把整个矿区打扫得干干净净。
上午11时许,小平同志来了。看见矿里这么多人来迎接他,邓小平深为感动。他赶紧下车,向簇拥在他周围的神情激动的男女老少不断点头,微笑,打招呼,表示真诚的感谢。
邓小平先后观看了江西盐矿的卤水库、平锅熬盐、盐仓和真空制盐车间。
江西盐矿建矿于1970年,条件很简陋,邓小平看到矿上工人在简易工棚里,挥汗如雨,艰苦劳作,努力生产的感人场面,禁不住上前紧握着一双双工人的手,动情地说,你们的精神太值得学习!大家现在的工作很辛苦,以后实现了机械化,就好了!又说,江西过去缺盐,红军在井冈山时,就没有盐吃,如今有盐了,老表有盐吃了,这非常好!
邓小平离开江西盐矿时,齐志亭代表全矿职工送给他数小包精制食盐。
礼轻情意重。邓小平心头一热,郑重收下了这份凝聚着全体江西盐矿工人特殊情意的珍贵礼物。
从盐矿回到县招待所后,邓小平的心情比刚来时好了许多。
午饭前,在招待所接待室里,陈祉川问邓小平喝点什么酒。
望着眼前这名质朴的基层干部,当时情境下很少喝酒的邓小平,立即朗声笑道,到了樟树,当然是喝你们自己的四特!
两瓶冰清玉洁的四特摆上了桌面。
席上的话题,主要是谈四特酒。
邓小平一边细细品尝杯中的四特,一边饶有兴趣地向陈祉川等询问着四特酒的历史渊源、酿造工艺及其四个特点等等。在座者因无一酿酒内行,均答不完整,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凑着答案,有时都觉得自己的答案正确无误,竟还争执不休。每逢这时,小平同志就显示一种他所独具的宽厚长者的慈祥笑容。
陈祉川望着邓小平喝四特时那有滋有味的神色,忍不住问:“小平同志,您觉得我们这四特的味道怎样?”
邓小平端起酒杯,深喝了一口,打着手势,满意地回答,很好,很合我的口味,名副其实,是酒中佳品!
边喝边谈,边谈边笑。不知不觉间,邓小平已喝下三杯四特,卓琳也喝了大半杯。
邓小平喝酒时,只吃一点用面粉裹的油炸小鱼和两三样蔬菜下酒。
邓小平不但自己喝,还多次向陈祉川劝酒。他慈眉笑眼,高兴地说,这酒好,这四特好,你们年轻人要多喝几杯,多喝几杯!
吃饭过程中,邓小平还提到了樟树的药。他说,樟树的药材很有名。30年代,我在苏区时,便听说过“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这句话,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物,可不能失传啊!
饭后,邓小平不顾陈祉川等人的再三劝阻,执意按规定交了伙食费和粮票,表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廉洁风貌和高尚情怀。
邓小平当年前的樟树之行,已成为樟树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既不能给邓小平拍照,也不能让他留下任何可作纪念的物品。对此,樟树人民抱憾不已。
今年春末,笔者偶尔听说在樟树市政府招待所,还可能存有当年小平同志缴伙食费的发票存根,不觉一喜,按照约定的时间,笔者再次前往该所。
一番翻箱倒柜之后,终于找到这张弥足珍贵的发票存根。
这张虽已年深月久,字迹却依然清晰如新的发票存根上写着:邓小平等2人,交来伙食费0.64元,粮6两。
发票存根编号:0005776
发票存根上的时间:1972年11月12日
二、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宁冈县的干部说:“你们在这里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
在樟树吃过午饭后,邓小平前往吉安。
下午,邓小平一行到达吉安交际处,下榻于毛泽东1965年曾经居住过的“一号房”。交际处位于赣江江畔,门口是一条幽静的小街,吉安市名胜之一、南宋淳礻右年间建成的“白兔书院”便在邻近。
客厅里,邓小平与吉安地委(当时称井冈山地委)的同志交谈起来。听到主人那纯正的山西口音,他感到格外亲近,仿佛又回到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太行山区。
他询问遂川、万安、泰和等县各有多少人口及其他乡情;他回忆起宛希先烈士,建国后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和他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张国华将军;他不时表露出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
地委负责人向他介绍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邓小平听着、思索着,感慨地说:“好多年没有出来了,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当听到林彪企图篡改井冈山的历史时,邓小平两眼凝视着客厅门外的两棵大枫树,平静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线。”
11月12日,吉安交际处一号房的灯光,直到深夜还未熄灭。
“我原先认为邓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倒了霉,又在望城岗劳动了几年,身体会垮掉,见到他后还真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身体这么好,走路很快。他话不多,偶尔开个小玩笑。”在吉安军分区干休所的一栋小楼里,白云旺老人这样回忆二十多年前接待邓小平的情形。
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永新县三湾村。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觉得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是邓小平。”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期望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已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也看到了这样纯厚朴实的“老表”们。虽然还只是初冬时节,但山区已经相当冷了。可是这里的群众仅仅穿着一条单裤,衣衫褴褛且大部分是自织的土布。在望城岗,邓小平从平日与拖拉机配件厂的工友们交往中,已经了解到老区的条件仍很艰苦,那里群众的生活仍很贫困。今天亲眼见到,邓小平的眼眶湿润了。他对曾经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至今还这样穷、这样苦,十分难过,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
“伏尔加”车在永新至宁冈的公路上奔驶。邓小平坐在车里,吸着烟,默默无语地望着窗外。阴沉沉的天,夹杂着小雨,使人感到格外压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即将燃尽的香烟,摇下车窗,把烟蒂扔出窗外,一阵冷风带着新鲜空气进入车内。邓小平看到沿途的村庄,处处仍是当年的旧土屋,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添一层陈旧。
虽然,1972年邓小平头上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紧箍咒”,一路上又是少说多看,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面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他很难再保持沉默。在宁冈县茅坪,邓小平参观了湘赣边“一大”会议、八角楼等旧址旧居。这些旧址旧居分布在与三湾相似的穷困的村庄中。在八角楼,讲解员讲起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邓小平插言:“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
参观毛泽东旧居后,邓小平又说:“当时蛮艰苦,革命真不容易。”
看到农舍墙上保存的革命标语时,宁冈县的干部忙向邓小平介绍茅坪有多少人家,有多少旧址旧居,这些革命标语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老表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卓琳突然问了一句。
宁冈县的干部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们早已知道邓小平的认真是闻名于世的,也不愿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说违心的话。
邓小平看到当地干部有难言之隐,平静地对他们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
他还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
临上车时,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对宁冈县的干部说:“你们在这里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
望着盘山公路上远去的小轿车,宁冈县的干部们久久地站在原地,心里回味着“以后会好的”话语。
黄洋界,毛泽东的一阕《西江月·井冈山》使其闻名遐迩。
11月14日,邓小平来到这里。
邓小平站在黄洋界,眺望远方。人说庐山的云海会使人在身临其境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井冈山那气势磅礴的云瀑同样壮观、雄伟,一会儿似铺天盖地的大潮,一会儿似涓涓的细流,变幻莫测,千姿百态。
井冈山,革命的摇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谭震林、黄克诚、谭政、滕代远、何长工、萧克、宋任穷、陈正人等等,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功臣、邓小平的老战友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而今有的已经谢世,有的独处一方,有的仍在禁锢之中。
到井冈山是邓小平多年的夙愿。1931年2月,邓小平率红七军转战粤桂进入江西,到达距井冈山百余公里的崇义县,这里已是湘赣根据地的外围地带。因江西的敌情尚不严重,他在此告别红七军的战友,转道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与井冈山失之交臂。此后,邓小平又在中央苏区工作,却一直没能上井冈山。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到过江西,但因公务繁忙,仍未了却上井冈山的心愿。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他忘情于这个初访的浮想中。
“首长,这碑文上毛主席的手迹《西江月·井冈山》,不是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写的,而是郭老来井冈山后,在武汉东湖请毛主席手书,立碑时按主席手迹临摹的。”讲解员的话打断了邓小平的思绪。
“哦。”邓小平将目光转向纪念碑。
“首长,1969年林彪到井冈山时,他也题过词。叶群跟着也题词。”
听说叶群居然也为黄洋界题词,邓小平以一种不屑的口吻说:
“她不在!”
八面山,井冈山党委书记程世茂和几个井冈山外事办的年轻人簇拥着邓小平在爬坡。一位细心的工作人员看到邓小平的腿有些不便,就机灵地砍了一根小竹棍给他。邓小平高兴地接过小竹棍,敲敲腿,风趣地对大家说:“我这一身零件除了这条腿,其他都是好的。”
三、邓小平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
在去双马石的小路上,一位年轻人听说邓小平是第一次上井冈山,便在路旁拔了一棵桔梗,介绍说红军当年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邓小平接过这棵桔梗,递到自己的鼻子前闻了一会。仿佛想起了过草地,整整七天七夜,大草地上面野草无际,下面黑水弥漫,渺无人烟,气候变化无常,许多红军战士倒下了,他们死于饥饿,死于疾病,死于误食毒草,死于沼泽之中。邓小平追溯往事,严肃地说:“是的,这种草全国都有,红军长征时也是吃这个,有些麻口,这个既可以充饥,又可以解渴。”年轻人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革命前辈,有的还情不自禁地把桔梗放进嘴里细嚼,品味其中的甘苦。
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大小井、黄土凹、茨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工艺美术厂;井冈山的许多历史遗迹和景点留下了邓小平的足印。
井冈山的群众得知邓小平来了,都很兴奋,想方设法要见见他。井冈山地委也尽可能为邓小平在山上的活动提供方便,在参观、食宿方面做了认真安排。
直至今日,许多井冈山人都能如数家珍般地叙述邓小平当年寻访井冈山的珍闻逸事:“说草”、“吃鸡”、“评戏”、“诊脚”等等。
富有革命传统的井冈山人民与革命领袖心心相印。
池龙,泰和籍的老红军,空军通信部原副部长。因得罪过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一人囚居山东。他只得把三个孩子送回泰和,托付给乡亲们和当地政府。“九·一三事件”后,池龙回到北京。1972年秋,他回到故乡,一来感谢乡亲们和当地政府,二来看看分别数载的骨肉。他住在泰和县革委会院内的小客房里。
11月17日,池龙那军人特有的敏锐,使他感觉到今天来的,住在小客房另一端的客人,决不是一般的人物,因为当晚泰和县革委会保卫部派出了两层岗哨。究竟是谁呢?池龙几乎一夜未眠。18日一清早,他急匆匆地找县委书记刘步山打听。当得知是邓小平后,他激动地对刘步山说:“我要见他,我熟悉他。”
刘步山也是一位老同志,“文革”前夕,他任泰和县委书记。在“文革”中受过冲击,很理解池龙这样老同志的心情。他先与卓琳商议了一会,随后又设法说服了随行人员,便去告诉邓小平:“首长,有一位老同志想要见你。”邓小平一听,很爽快地说:“好!来,来,来。”
池龙见到邓小平,十分激动。立正敬礼后,上前紧紧握住邓小平的双手,大声说:“首长,我是红一方面军的,在长征时经常看到你,当时我是通信兵。”邓小平仔细地端详着池龙,“哦,记起来了,是有这样一位小伙子。”
两人坐下来回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往事。刘步山也一声不吭地端起一把椅子,在门口坐下,不让别人来打断他们的谈话。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两个多小时,邓小平和池龙还在交谈。当池龙悲愤地诉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痛苦折磨后,邓小平冷静地对他说:
“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
“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有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
“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
邓小平见池龙有怨气,要他正确对待个人遭遇,不要纠缠于个人的恩怨,要振作精神,把眼光看远点。
“老首长……”池龙被邓小平的广阔胸怀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所感动,这位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汉子流泪了。
考察农业机械化是周恩来总理交给邓小平此行的任务之一。邓小平深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昼夜操劳,真是鞠躬尽瘁,他希望能为这位多年的战友加兄长分担点儿忧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1月17日,邓小平利用这次初访井冈山之便,来到泰和县。当时全国农业机械化南方片现场会在泰和刚刚结束不久。
邓小平首先去了泰和县拖拉机厂,与厂里的干部交谈,询问小型拖拉机的生产情况。木模、翻砂、刨、钳、金工、装配等一个个车间、一道道工序他都仔细地看了一遍。随后,他又去泰和县上田观看农用水田插秧机操作表演。连日来邓小平在吉安地区走了几个县,相当劳累。可他不顾疲乏,踩着泥泞的乡间小道,特意走上田埂,就近看插秧机表演。邓小平一边观看一边说:“插秧机这个问题,世界都没有解决,连日本都没有解决好,关键的问题是分秧不均。”
回到招待所后,刘步山询问邓小平看了农田插秧机操作后有什么意见。邓小平说:“农业机械化是个方向,你们还要研究农业机械化。”当听说扩大规模难,邓小平又说:“一件事总是由难到易。”
在泰和了解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之后,邓小平又决定再到农村去看看。像从前那样,他要和普通农民、农村基层干部摆摆“龙门阵”。
11月19日清晨,邓小平乘车离开泰和县城,直奔吉安市禾埠公社军民大队。
在禾埠,市、社负责人问:“首长,你想了解什么?”
“主要看看农业。”邓小平简练地回答。
小会议室里,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听着市、社、大队的介绍,当听到军民大队军民二队的粮食亩产是780斤,副业有养猪和做粉丝,邓小平用称赞的口气说:“这个小队不错,副业搞得不错,农业也不错。”
听完介绍后,邓小平又提议到田里、养猪场去看看。
邓小平在市、社负责人的陪同下,步行2里来到军民村。
邓小平径直走到村旁尚未收割的稻田旁,拈起稻穗仔细看看,点点头。
在大队猪场,邓小平问饲养员:“有多少头猪?”饲养员回答说共有109头。邓小平不顾气味重,一个栏一个栏、一头猪一头猪地数着过去。邓小平的认真劲又“倔”了起来。
“怎么差了9头?”邓小平发现只有100头。饲养员忙说有1头母猪带着8头小猪在外面晒场上。听到饲养员这样解释,邓小平满意地笑了起来。
当地干部看到邓小平蛮高兴,临走时,向邓小平提出:“首长,以后请再来。”
“有机会再来。”邓小平摇了摇手,告别了闻讯而来的群众,乘车而去。
1972年11月,邓小平历时一周先后走访了吉安、永新、宁冈、井冈山、泰和等县市。不久,他又去了赣南、景德镇等地。在江西老根据地这块革命热土上,老表们很快地流传开“邓小平又出来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人们急切地盼望着、期待着这一消息得到证实。
四、重返赣南情悠悠。邓小平望着那些依稀可辨的苏区标语,沉思不语。
历时一周的井冈山之行,终于了却了邓小平积存胸中数十年的心愿。回到“将军楼”,一路风尘未洗,他的心又飞到战争年代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赣南中央苏区。
从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到1972年羁旅南昌郊外,38年过去了。光阴荏苒,岁月蹉跎,赣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令他魂牵梦绕。
回京工作已成定局,邓小平意识到自己在江西逗留的日子屈指可数,必须抓紧时间重游故地,探望乡亲父老。
1972年12月5日早晨,“伏尔加”轿车驶出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后,坐在车上的邓小平,就巴不得早点到赣南。谁知下午4时许在快要进入赣南境内时,却因公路塌方给堵住了,而且一堵就是近两个小时。随行的黄文华不让他下车,他只好坐在车内闭目凝思。
“嘀嘀——”
前头响起汽车喇叭声,惊醒了沉思中的邓小平。他睁开眼睛。站在车旁警卫的省公安厅警卫处干部李树林,将脸贴近车窗告诉他:路通了,可以走啦!
快到下午5时了,离赣州还有70多公里。汽车加快速度朝前驰去……
夜幕降临,赣州城内早已灯火闪烁。
赣南宾馆一号楼前,赣州地区在家的党政军领导李铿琛、崔永明、许长江、徐从忠、王治中等同志,以及赣南宾馆的负责人,仍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从下午4时起,就在宾馆一号楼前等待邓小平夫妇的到来,已经等了近3个小时。
负责邓小平夫妇在赣南参观期间安全警卫工作的黎新泉,心中更是焦急。昨天,他奉命紧急出动,赴于都、瑞金、会昌等县布置接待任务,今天清晨才赶回赣州。他生怕误事,对邓小平夫妇下榻的宾馆一号楼周围的安全和房内设施,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大约7时左右,宾馆大门外终于驶进来两辆小车。一辆草绿色吉普在前,一辆灰色“伏尔加”车在后。等待的人们心中一喜:“小平同志来啦!”
是的,来的正是邓小平夫妇!
汽车驶至一号楼前停下。车门打开,邓小平从车上下来。只见他头戴灰色鸭舌帽,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旧皮鞋,略带黝黑的脸庞被灯光一照微微闪着亮光,一看就知道他身体很健康。
崔永明、李铿琛等迎上前去,和邓小平夫妇热烈握手,连说:“欢迎老首长到赣南来!”
晚餐后,地区领导请邓小平夫妇来到一号楼右边大会客室,一边喝茶休息,一边向他汇报工作。自然,汇报的内容限定在省委领导规定的范围。邓小平只是听,时而点点头,没有表态。
这一夜,邓小平夫妇休息得很好。
按原定行程,12月6日从赣州赴兴国县参观。
兴国是当年苏区的模范县,也是有名的“将军县”。1931年7月13日,邓小平的老战友、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和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从湘赣苏区东渡赣江,到达兴国县城,受到兴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红七军在兴国休整了七八天,军政治部还在兴国创办了《火炉》杂志。10天后,红七军从兴国移驻于都的桥头,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接着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未曾到过兴国县,但他对兴国县的工作是了解的。他任《红星》报主编期间,还多次在报上表扬了兴国。他对这次能去兴国看看,十分高兴。
早饭后,大约8时,他们从赣州出发。黎新泉乘坐一辆“嘎斯69”在前头开路,邓小平夫妇和黄文华仍乘“伏尔加”走在中间,陪同参观的崔永明和警卫李树林乘坐北京吉普断后。
天空仍阴沉沉的,没有风,也不下雨。从赣州到兴国82公里,三辆汽车扬起滚滚黄尘,仅用两个小时就到了兴国县第二招待所。
中共兴国县委副书记、县人武部部长郭启祯等县里的领导,早已在招待所门口迎接。
“老首长,一路辛苦了!”
看到从“伏尔加”车上下来一位头戴鸭舌帽、个子不高的老同志,不用介绍,郭启祯就知道是邓小平。他赶紧上前问候。
邓小平握住郭启祯的手说:“了了心愿。我们终于来到了兴国。”
邓小平夫妇被安排住在招待所的二号房。这幢平房建于1959年。据说,当年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庐山会议”,原通知说毛泽东会后要来兴国,县里便赶造了这幢房子。可是“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并没有来。
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谢恒恒挑着一担水进来,请邓小平夫妇洗脸。卓琳连忙笑眯眯地站起来说:“辛苦您了。打水洗脸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谢恒恒又转身从外间端来一盘金黄金黄的兴国甜橙,热情地说:“老首长,这是我们兴国的特产,当地人叫广柑,很甜,请你们尝尝。”说着,剥开一个递给邓小平和卓琳。
卓琳接过来尝了一瓣,连连点头称赞:“不错,很鲜甜,很好吃。”
邓小平也尝了一瓣,感到有点酸味,对谢恒恒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的牙齿最怕酸,吃了酸东西就吃不下饭了。”说完他笑了,大家也都笑了。
放下广柑,邓小平伸手朝口袋中掏香烟和火柴。谢恒恒望见,赶紧从茶几上拿起事先准备好的中华烟递上前去。邓小平摇摇手说:“我的烟瘾很大,准备了香烟出门,而且习惯抽自己的烟。你们不必为我摆烟了。你会抽吧,来一支!”
休息了一会儿,已近中午11时了。陪同的崔永明和郭启祯请邓小平参观“毛主席创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和文昌宫。邓小平和卓琳欣然前往。
“毛主席创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是为宣传毛泽东在兴国的革命活动而建立的。展出的内容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的功绩。这当然是个人崇拜的产物。邓小平参观时不要别人讲解,从头到尾仔细地观看着展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件文物、每一份图表和说明,有时在一张照片前停留好几分钟。整个参观过程,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观看,表情严肃而又平静。
从纪念馆出来,他们又前往“文昌宫”参观。
“文昌宫”是兴国名胜“潋江书院”内的一座建筑,位于兴国县城横街上。“潋江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七年,由门庭、讲堂、拜亭、魁星阁、文昌宫、崇圣祠组成。“文昌宫”建于清乾隆三年。整个建筑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建筑精巧,风格古朴。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四军三纵队从于都来到兴国,就住在书院的崇圣祠内。毛泽东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帮助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还制定和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在文昌宫举办了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并亲自在训练班讲课。兴国的党员干部陈奇涵、肖华等48人参加了学习。毛泽东率红军离开兴国后,从1930年起潋江书院又成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令人遗憾的是,兴国解放后,潋江书院被废,改做县人民武装部办公用房,只有“文昌宫”尚保存原貌。
邓小平来到“文昌宫”,细细观瞻了一遍。“文昌宫”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幢房子,写满了“武装起来”、“扩大红军”、“二期战争胜利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等苏区标语。邓小平望着这些依稀可辨的苏区标语,沉思不语。
这天下午,县里还安排邓小平夫妇参观了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的旧址和“上社消费合作社”旧址。接着参观了长冈水电站。邓小平仔细听取了建站情况的介绍,询问了电站的库容量,发电量和灌溉、发电、养鱼、防洪等方面的效益情况。参观完电站,他还想到兴国东北部的画眉土凹钨矿去看看。只是路程相距50多公里,时间来不及,没有去成。
7日早餐后,邓小平要离开兴国了。县里在家的主要领导和招待所的同志都来送行。邓小平和卓琳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邓小平连声说:“了了心愿,了了心愿,我很满意。感谢你们的盛情招待。了了心愿!”
五、邓小平挨个地询问各类产品的价格,又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那位老表没好气地回答:“还不到两碗粉干钱!”邓小平听后点点头。
汽车离开兴国县城,驶抵于都。
邓小平对于都并不陌生。当年,他的前妻金维映,曾在这个县担任县委书记近一年时间。那时他多次来于都看望妻子。1934年10月,他又随突围转移的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从瑞金来到于都古田村集结,10月18日晚在茫茫夜色中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于都给他留下过欢乐和甜蜜,也留下过疑虑和苦涩。
下车。握手。问候。一杯热茶刚喝两口,邓小平就提出:“走,看看去吧!”
于都县委副书记李方、郑熹,县公安局原局长于学彦等,陪同邓小平夫妇先来到“毛主席在于都革命活动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跟兴国的那个馆一样,展览内容突出宣传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9次来于都的史迹,当然也还介绍了于都地方革命斗争历史。邓小平也是从头至尾细细地观看。当看到一张图表介绍说苏区时于都有七八万人参军参战时,他问陪同的县委领导:
“这个数字确切不确切?”
站在身旁的卓琳看了他一眼,提醒道:“你不要多唠叨嘛!”
邓小平朝卓琳点头笑了笑。
在苏区中共于都县委机关旧址照片前,邓小平停下,转头对旁边陪同的县委领导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
“当时,你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
纪念馆工作人员连忙回答:“对,她叫阿金!”其实,在场的人都清楚,“阿金”就是金维映,就是邓小平当年的爱人。陪同参观的同志后来还回忆起,邓小平回到招待所休息时还说了一句:“你们县委有一位书记是女的。”
参观完纪念馆,邓小平夫妇又在人们的陪同下,乘车绕着于都县城转了一圈,参观了当年红四军政治部旧址管屋和毛泽东长征前夕旧居何屋,还看了长征出发时红军夜渡于都河的渡口。在去何屋途中,他朝车窗外指了指,问:“这里原来有城墙,现在怎么没啦?”
县里的同志告诉他:“这段城墙早拆除了。”
午餐时已是中午1点了。听说老首长爱喝茅台,县里事先派车到赣州要来两瓶,还要来了青岛啤酒。菜肴不用说是丰盛的,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炒猪肚尖,吃起来像笋片一样鲜脆。邓小平吃了不少。席间,他兴致勃勃地说:
“我记得你们于都弹棉花被的师傅很多。当时我在于都买了一床棉被,3斤重,盖了几十年,现在还在用。”
在座的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很感兴趣,连忙告诉他:“于都不仅弹棉师傅很多,打铁师傅、补锅师傅也很多。弹棉锤、打铁锤、补锅锤,合起来称‘三锤’,在江南数省乃至台湾,都是出了名的。”
邓小平听了,不时点头赞许。
在于都,连参观带吃饭和休息,只用了3个小时。下午3时许,邓小平怀着绵绵思恋,告别于都,赶往会昌。
傍晚时分,汽车驶入会昌城。
邓小平曾经工作和生活10个月的会昌县到啦!
会昌留给邓小平的印象太深刻了。40年前他在这片红土上施展过治党治军的才华,洒下过辛勤的汗水,留下过数不清的实实在在的脚印。正因为他说话办事太实在,才被人戴上一顶“江西罗明路线创造者”的帽子离开了这里。如今,他回到了这片熟悉的故土。只不过他这次回来,头顶上既没有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耀眼桂冠,也没有那种“大驾光临”的轰轰烈烈。然而,他却感到非常踏实,心境坦然自在。
会昌县像接待贵宾一样欢迎邓小平的到来。县委、县人武部在家的主要领导都前来看望老书记,给老书记敬酒。县里还特地请邓小平在招待所小会议室看《英雄儿女》电影。
县委副书记、县人武部政委纪清林和县委副书记韩道修,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全县的情况。汇报中谈到会昌已经发现一个大盐矿,就在周田,离县城46公里,已经开采。邓小平一听,高兴地说:“好哇,明天去看看!”
邓小平在会昌当中心县委书记时,亲自体验过苏区人民缺盐的苦头。他当时也和大家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要是当年知道周田地下有个大盐矿,他说什么也会想办法把它开采出来。现在听到周田办起了盐矿,他当然想去看看。
第二天早饭后,邓小平夫妇由会昌县委领导陪同,分乘4辆小车,前往周田参观。
前头引路的还是地区警卫黎新泉乘坐的“嗄斯69”。第二辆是“伏尔加”,车上除邓小平夫妇和黄文华外,还多了一位女同志,她叫徐加贞,是会昌县妇联主任,专门陪同卓琳的。徐加贞原想乘坐后面的车,卓琳亲热地将她一把拉到了自己的车上。
汽车开出招待所大门,车上的邓小平瞧见对面的体育场人头攒动。他问徐加贞:“里面在干什么?”
徐加贞告诉他:“这几天正好我们县里开物资交易会。这是交易会会场。”
邓小平像发现了什么宝贝,欣喜地对卓琳说:“我们自进城后还没有逛过庙会,回来时去看一看。”他知道庙会是个热闹场所,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汇集在一起,是了解民情的好地方。
车到周田。邓小平和卓琳由众人陪同,循着盐矿生产线看了一遍,还收下了盐矿赠送的一小袋细盐作纪念,没多停留,就急着回县城。
回到县城,县里的同志对他说:“我们先到老县委去看看吧!”“老县委”就是苏区时中共会昌县委机关驻地。它在会昌城内的孔圣殿旁。邓小平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这时,老房子已拆除改建成县法院,只剩下一株四人合抱、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榕,依然屹立在那儿。邓小平在县委领导陪同下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连说:“这里都变了样呀,这棵大榕树还在!我住在这里时,经常在榕树下看书看报。”
县委的同志告诉他:“旁边的孔圣殿还在。”
孔圣殿当时是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于是,他又到孔圣殿看了看,并在那儿休息了片刻。
从孔圣殿出来,邓小平和大家一起来到县城体育场,参观交易会。
体育场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场内四周临时搭起数十个小棚子。说是交易会,其实是县城各商业部门和全县各基层供销社,各占一个棚子,摆上参加交易的商品。场内还有一些出售馒头、油条一类食品的小摊点。在那个商品短缺的动乱年代,举办这样一个交易会,尽管参加交易的商品品种单调,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顾客。
邓小平从体育场东门悄然进入场内。他顺着摊点,挨个地询问各类商品的价格,问了棉纺问五金,问了五金问文具,还问了一些中草药材的价格。
一个由国营饮食服务公司摆设的摊点前,一位老表正在吃馄饨。邓小平微笑着上前与老表交谈,询问了价格。他又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那位老表没好气地回答:“还不到两碗粉干钱!”邓小平听后点点头。
按预定计划,8日下午先去会昌文武坝参观,然后再去瑞金。文武坝原叫文屋坝,是个大村庄,在会昌城东北约3公里。这里原是1933年9月成立的中共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1934年夏,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排挤的毛泽东来到会昌视察期间,曾在这里居住过,还将“文屋坝”改名“文武坝”。
邓小平在会昌当县委书记时,曾多次到过文武坝,还在这里参加过劳动,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不过毛泽东后来在这里居住的情况,他就不太清楚了。他和卓琳来到文武坝,与众人一起在村子里转了转,看了看当年自己劳动过的地方和村前的鱼塘,村后的防空洞。在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屋子里,县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向他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视察南线和填写《清平乐·会昌》词的情况。邓小平听完,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
听了这话,在场的人们联想到邓小平现在蒙冤受屈的处境,大家都默不作声。
邓小平要离开会昌了。会昌的同志像当年送别红军一样,依依不舍地给邓小平夫妇送行,一直送到五里排,进入瑞金县境。
六、工作人员担心小路坑坑洼洼不好走,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您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欢迎您回来!”邓小平一到瑞金,瑞金县委领导同志见到他时,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听到这句话,邓小平感动不已,紧握着瑞金县委领导的手,久久不放。
瑞金宾馆也有幢“一号楼”,也是专门为毛泽东回瑞金而准备的。邓小平夫妇也被安排下榻这幢楼。
考虑到苏区时邓小平在瑞金工作时间最长,这次安排在瑞金停留时间也最长。
9日上午参观沙洲坝。邓小平和卓琳由瑞金县人武部部长潘学义等陪同,先看了毛泽东的旧居“元太屋”和“红井”,接着看了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然后,来到设在沙洲坝的江西省九○九地质大队,听取了大队工作情况汇报,还十分内行地参观了地质标本室、化验室,与技术人员交谈了一会儿。
按原定安排,参观完九○九地质大队,就返回宾馆休息。
汽车往回开了一段路,邓小平不太满足似的问坐在车上的潘学义:“红军总政治部好像在这什么地方!”
“就在这附近的乌石垅。”潘学义告诉他。
汽车停下。去乌石垅不能通车,邓小平说:“走路去吧!”
翻过一座小山冈,到了乌石垅村的“杨氏私祠”。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门前一棵千年古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屋后一片青松,苍翠挺拔。邓小平站在房前看了看,连连摇头:“不是这个地方!”
原来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总政治部并不设在此处。
陪同的同志又带领邓小平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一幢房子前。他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总政治部旧址在哪里?那时,无论是革命斗争史的宣传,还是革命旧居旧址的宣传,都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与,连瑞金革命纪念馆有些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红军总政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略略沉思片刻,问:“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的人们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约一里有幢白房子,那就是。
邓小平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段。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同志,只好一边拨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塍小路健步朝前走去。
小路尽头,果见一幢外墙粉白、气势恢宏的民居兀立田段之中。邓小平快步上前,连说:“对!对!就在这里!”他转身问县里的同志:“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座小庙,怎么不见了?”
一位当地老表证实:“不错,是有一座。1958年大跃进时拆掉了。”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现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他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瑞金纪念馆的同志感到惊讶:“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邓小平继续往前走,就像一位导游,一一告诉大家: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副主任住另外一间……
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也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大家对邓小平惊人的记忆力十分钦佩。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正是红薯收获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抓出一把中华香烟,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说完,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口人了?今年收成怎么样?”
老表们已经认出是邓小平,兴奋地赶紧将分得的中华烟塞进口袋,舍不得抽。大家抢着回答了他的问话。邓小平与他们交谈了大约十几分钟,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并与大家握手告别。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纪念馆的刘礼青请教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手一挥:“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大家一路说笑,直到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
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又前往叶坪和云石山参观。
第二天整天都是参观瑞金的县办工业。
上午,先看了县机床厂、电线厂,接着驱车来到红都糖厂。糖厂领导事先安排厂生产科长黄达明具体负责向邓小平介绍厂里的生产情况。
看到邓小平下车,黄达明赶紧上前问候:“首长好!”
“你姓什么?”邓小平一边握手一边问。“我姓黄。”
“噢,小黄!”邓小平亲切地说。
黄达明和厂领导领着邓小平一行先来到厂办公楼会议室休息。会议室的茶几上摆好蜜橘和糖厂自产的糖果,还泡好了加有白糖的茶水。
邓小平拈起茶几上的糖果问:“这是你们厂自己生产的吗?”
黄达明连忙回答:“是!”说完,剥开一颗递过去:“首长尝一尝。”
邓小平尝了一颗:“唔,蛮甜!”又喝了一口糖茶水。
黄达明剥好一个蜜橘递过去:“首长再尝尝这个。”
邓小平接过看了看,说:“喝了糖茶,再吃橘子,嘴巴是苦的,外国人吃橘子,都用纸一个个包装好,那样才卫生。中国人穷惯了!”说完,他摇了摇头。将橘子放回茶几上。随后,他问这个厂是什么时候建的?厂里有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多少?都生产些什么产品?黄达明一一做了回答。
大约坐了20分钟,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小黄,走,到车间去看看。”
黄达明告诉他,从办公楼去车间,走大路有一段路。邓小平问:“有没有什么近路?”
黄达明回答:“有条小路,坑坑洼洼,不好走。”
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七、“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邓小平说这话时,神情很深沉。
他们沿着小路先到澄清工段。要登上一座楼梯,黄达明生怕邓小平吃不消,上前扶他。邓小平摆摆手,朗声说:
“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
跟在身后的卓琳听了,嗔怪道:“又吹牛皮。还没有吹够呀!”
“这不是吹牛皮,干20年,没什么问题!”邓小平信心十足。当时他已68岁。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问每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黄达明作了详细介绍。
来到酒精车间,他问:“你们的酒精多少度?”“95度。”“多少?”邓小平没听清,又问。
黄达明又说了一遍。
卓琳凑近他耳边:“我都听到了,你还听不到?耳朵又背了?”
邓小平辩解:“不是耳背嘛,是噪声太大。噢,是95度。”
他又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黄达明告诉他:“主要做医用和做溶剂。”“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酒精还可以开汽车。”
“我没听说过。”黄达明坦率地回答。
“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邓小平说这话时,神情很深沉。
他们又来到糖果车间。车间内,有些工人在用手工包糖粒,有些工人在用机器包糖粒。
“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包多少?”他问。“八十来斤吧!”黄达明答。“机器包糖呢?”“四百来斤。”“为什么不用机器包?”
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多嘛!”
“不能那样说。人多,可以安排一部分人生产,再送一部分人去学习嘛。”邓小平站下,认真地对黄达明、也是对糖厂的领导说:“小黄,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黄达明连连点头:“对!对!”
糖厂参观用去1小时20分。临走时,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摇下车窗玻璃,抬手将黄达明叫到车前,亲切地说:“小黄,到北京来我家玩!”
黄达明连声道:“谢谢老首长!谢谢老首长!”
邓小平握了握黄达明的手,挥手与大家告别。
10日下午参观县塑料厂和工艺美术厂时,出了一点小“风波”。
瑞金县塑料厂设在县城云龙桥头的廖屋坪旁边。廖屋坪有条小街,是县城的农贸市场。这天正好是星期天,虽已到下午,街上卖菜的、摆摊的,还有不少人。
邓小平从塑料厂参观出来,本该上车前往县工艺美术厂继续参观,但他发现路旁是个大集贸市场,便径自兴致勃勃地朝那儿走去。他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在一个卖草鞋、草饭袋子的小摊前,他停下伸手提起一个草饭袋子端详了一会儿,对身旁陪同的人说:“当年,我们在瑞金就是用这个煮饭吃的。好香嘞!”
苏区时,在瑞金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用这种席草编织的小袋子煮饭吃。每人将自己的定量大米放进袋子里,用绳子将袋口一扎,丢进大铁锅里煮。这种草袋子饭香是香,可当时定量少,还要节约粮食支援前方,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不过,红军都是钢铁汉,肚子不饱照样干革命。邓小平更是个乐天派,所以说起当年的草袋子饭,其乐也融融。
街旁有家卖米酒的小店,一位老大爷倚着柜台在喝酒。邓小平走上前去,操着四川腔与老人攀谈:“您老喝酒呀?”
老人惊愕地点点头。“您喝酒不要菜呀?”
老人又是点点头。
这样走走看看,大约走了一百来米远。这当儿,有人认出了他。“邓小平回来啦!”消息不胫而走。街上的人们闻讯,都朝邓小平拥来。
警卫人员和县里陪同的领导,赶忙护卫着邓小平徒步前往设在县城八一路旁的县工艺美术厂,在那里参观了约40分钟。
待他从厂里出来时,街上已经聚集很多人。大家争相一睹瑞金县老书记的风采,几乎将整个八一路都挤满了。
邓小平满面笑容,向人们挥手致意。
这天晚饭后,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来到瑞金宾馆。她叫罗志才,就是邓小平当年在瑞金当书记时与金维映一起从李添富乱杀“社党分子”的屠刀下抢救出来的那个县妇女委员会主任。当时,邓小平培养她当了县妇女部长。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志才编入县游击队,担任了游击队连长。在残酷的斗争中,游击队被打散,她也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蔽下来。1949年瑞金解放后,她回到组织怀抱,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担任了县保育院院长,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遭到迫害。这次听说邓小平回来了,她想起邓小平和金维映的救命之恩,立即赶来看望,希望老领导能再救她一次。
正在门口值班的宾馆钟副经理看见罗志才,忙问:“志才,你找谁呀?”
罗志才说明来由,钟副经理十分同情地告诉她:“首长正在休息,警卫肯定不让你见他。你最好写个条子,由我交给他的随行人员,看看能不能见。”
罗志才找来纸笔,写道:“欣闻小平同志来瑞,我感到万分高兴。想当初我是在李添富的屠刀下由阿金挽救我出来的,要求见一面,叙谈叙谈,感到荣幸。此致敬礼。罗志才。”
钟副经理接过条子,进到室内找到随行的同志,将条子交给了他们。过了一会儿,钟副经理被告知:“这次小平同志主要是下来走一走,没有工作任务。下次小平同志回到北京,有机会可以写信去。”
罗志才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宾馆。据说,1973年邓小平回到北京不久,就写信给罗志才,要她到北京去。罗志才果然去北京住了一个多月。
为让邓小平夫妇能休息半天,11日上午没再安排参观。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纪念馆的负责同志一起座谈。
他坐在长沙发上,摘下帽子朝沙发扶手上一搁,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听完,他缓缓地对大家说:
“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顿了顿,他接着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话语虽短,却一鼎千钧。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瑞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示意坐在身旁的常美江让开,抬手让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
“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
邓小平历来主张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这段话,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瑞金纪念馆后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拨款修建新馆。江西省文化厅陆续拨款20余万元,对瑞金纪念馆进行扩建,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充实了展览内容。
陪同邓小平赣南行的同志都纳闷:邓小平为何一到瑞金,就一改原来的沉默寡言,说话多了起来?大家猜测:大概是他与瑞金有着特殊的感情吧?
这种猜测不是没有依据。到了1986年,他还十分关心瑞金的教育事业,特意为瑞金第一中学题写了校名。1991年9月,江西省委、赣州地委和瑞金县委隆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谁也没想到,他竟欣然命笔题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并让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同志当面将这幅题词交给瑞金县的同志。
八、广昌,是邓小平历时9天的赣南之行的最后一站。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邓小平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11日下午,邓小平与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顺便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遗址。
宁都县公安局的警卫人员在宁瑞交界处的葛藤迎接邓小平一行。下午5时左右,他们到了宁都县委招待所。宁都县在家的党政军领导王福生、肖修竹等已等候多时。
按说,苏区时宁都留给邓小平的印象也许并不美好。他不仅在这里挨过批斗,还在这里的农村“劳动改造”过。他的心灵深处,曾留下过深深的伤痕。然而,这些事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来说,毕竟是过眼云烟。他知道,自己受批斗也好,劳动改造也好,都不是党的过错,更不是宁都人民的过错,而是“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的。宁都人民同所有的苏区人民一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有16000余名革命烈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不论是苏区时期还是现在,邓小平对宁都人民都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眷恋之情。
12日早饭后,县里的同志安排邓小平夫妇前往黄陂参观调查。
黄陂是宁都县闹革命最早的地方,也是苏区时红军反“围剿”的重要战场。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总部移驻黄陂以北的小布村,接着在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率领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等机关,从小布再次进驻黄陂的山堂村,领导苏区军民做好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准备,直到3月26日才离开这里。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红一方面军又神兵天降,向驻守黄陂的敌毛炳文第八师发起突然猛攻,仅一个半小时就歼敌4个团,毙伤俘敌军5000余人,缴枪3000多支。
黄陂充满着神奇的色彩。邓小平当年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但他对毛泽东在黄陂期间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所创下的战争奇迹,早已神往。这次重返宁都,即使县里的同志不做安排,他也会提出到那儿去看看。
汽车卷着黄尘疾驰,不到上午9点半就到了黄陂圩。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一位负责同志带领,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又乘车来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邓小平伫立在毛泽东旧居前,举目远眺黄陂周围那绵延起伏莽莽苍苍的层峦叠嶂,仿佛眼前腾起了弥漫的硝烟,耳边响起了红军战士与敌人厮杀的呐喊……
参观完毕,返回设在黄陂圩的公社会议室休息。邓小平要县、社的同志谈谈情况。
看到县、社的同志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接着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如:宁都现管辖多少公社?黄陂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土地?亩产多少?机耕面积多少?有几台拖拉机?标准台有几台?电力照明多少度?农民人均纯收入多少元?他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问到拖拉机有多少标准台时,公社的同志搞不清什么叫“标准台”,也不懂如何折算。邓小平耐心地做了解释。座谈中,他没有做更多的评论,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公社从小布买回些金橘,还搞来些芝麻片、花生糖、兰花根、鲜红薯丝团等当地特产糕点,请邓小平夫妇品尝。
邓小平拈起一块芝麻片,尝了尝,说:“这个东西做工精细,又薄又脆又甜。卓琳,你可以吃点。”卓琳尝了一片,赞许说:“确实很好吃。买点儿回去给我们小孩尝尝。”
小布的金橘,鸽卵般大小,金黄金黄的。邓小平尝了一颗,连说:“这个橘子好漂亮,好看又好吃,也买点儿回去给小孩尝尝吧。”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邓小平是位慈父,卓琳更是位慈母。
黄陂的油炸鲜红薯丝团,别有风味。邓小平拿起一团瞧瞧,不知为何物,问:“这是鳙鱼头吧?”人们告诉他:这是用鲜红薯切成丝拌淀粉油炸而成的。邓小平咬了一口:“啊,好吃!”
临走时,黄陂公社果然送给他们20斤小布金橘和两小包芝麻片,邓小平让卓琳付钱。公社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卓琳,只好把钱收下。
返回县城的路上,他们还顺路到七里村江西省委旧址和县农机厂看了看。邓小平问县里的同志:“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斜面寨?苏区时,红军攻了好久才攻下。”
县里的同志回答:“是有一个,离县城10里。”“斜面寨”又叫“翠微峰”,奇峰壁立,耸入云天,十分险要,是宁都的一个旅游景点。
“能不能去看看?”
县里同志说不能通车。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好,好,不去看了。”
他还想去看看宁都县城的集贸市场。但随行人员怕再出瑞金城里那种“风波”。于是他心愿未遂。
午饭后,稍作休息,就前往参观宁都县“毛泽东实践活动纪念馆”,约半小时。
广昌县前来迎接的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已到宁都城。邓小平夫妇只好按原定计划,离开宁都,前往广昌。
广昌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邓小平以前没来过广昌。这次到广昌,在下榻的县招待所,他对前来迎接的县人武部部长孟保民和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说:“过去保卫广昌,却没有到过广昌。现在到了广昌,了了这个心愿。”
喝茶休息时,他问邓大德:“那个万年亭还在不在?”
万年亭,是广昌县高虎脑南大岭夹山坳公路旁的一座古凉亭。1934年8月5日至7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高虎脑顽强抗击国民党军6个师十数次的轮番进攻,毙伤敌4000余人。战斗中,彭德怀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座古亭。邓小平当时对高虎脑战斗十分关注,曾连续编发3篇专稿,在《红星》报发表,高度赞扬高虎脑战斗中红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介绍了红三军团在高虎脑战斗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
邓大德告诉邓小平:万年亭已在战斗中遭炮火毁坏,至今未修复。邓小平点点头,不无遗憾。
他们还谈到广昌保卫战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很想到实地看看当年博古、李德是怎样瞎指挥、红军战士又是怎样浴血苦战的。邓大德告诉他,明天看看广昌革命纪念馆,再到沙子岭一带看看,就更清楚了。沙子岭即今长生桥,往抚州方向,距广昌县城7公里。
聊到这里,邓小平问邓大德:“你姓什么?”
邓大德答:“我姓邓。”
邓小平诙谐地说:“啊,是老华,老华。”(“老华”即同姓的意思)接着又问:“叫什么名字?”
“叫大德。大小的大,道德的德。”
邓小平笑了起来:“你‘大德’,我‘小平’。”
邓大德连忙说:“您是老前辈,老首长。”他请邓小平夫妇在广昌多住几天。卓琳解释:
“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安排,不多住了,明天就走。”
广昌是邓小平赣南之行最后一站。按原定计划,13日早饭后看完纪念馆和沙子岭战场遗址,就离开广昌,前往抚州。
他们在抚州住了两晚,参观了几家工厂。临川县的青莲山麓有口温泉,邓小平去那儿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温泉澡。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9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用他自己的话说,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调查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只是当时虽然毛泽东有意让他回京工作,毕竟他还处于那样的环境,仍是“前途未卜”,因而沿途他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尽管自己仍身处逆境,始终没有忘记人民。赣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百姓们聊聊。他希望多多了解百姓的疾苦,多听听百姓的呼声。可惜他这次赣南之行没能完全如愿。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邓小平来赣南时,天空阴沉沉。他离开赣南时,天空仍灰蒙蒙的一片,不过天际有了些许亮光。太阳终久是会出来的。
九、当听到“首长”的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73年2月19日清晨,曙光初照,大地生辉。在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旁,两辆小轿车正缓缓地驶离送行的人群,向南昌市区飞驰而去。在穿过一片闹市之后,直奔鹰潭方向。
邓小平带着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和邓楠、女婿张勤,还有秘书王瑞林,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归程。
在这之前,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中央已作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并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北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他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等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江西省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通知上饶地委,让地委派人负责做好接待工作。
18日上午10时许,上饶地委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黄知真打来的,指名道姓要找王瑞清。
王瑞清,上饶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一身戎装。此时正在会议室里主持地委委员会议。听说省里来电话找他,便悄声离开会场,快步走进办公室,拿起了话筒。
黄知真将邓小平由鹰潭返京的消息和有关接待事项一五一十地做了交待。并再三叮嘱王瑞清:要绝对保密,百分之百地保证邓小平在江西最后一站的安全。
王瑞清放下电话,考虑到地委委员会议尚未结束,一时难以脱身,遂决定由正在参加会议的地委委员、鹰潭镇委书记霍凤翠赶回鹰潭,与正在鹰潭的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一起,全权负责这次接待工作。
霍凤翠爽快地接受任务,并问还有什么要求?王瑞清郑重告诉他:“有三点要求: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霍表示一定照办。
重任在身的霍凤翠一路兼程,天黑时分赶到鹰潭。回到家里,霍凤翠顾不上休息整容,草草扒拉了几口饭,便匆匆来到镇委副书记、镇武装部政委汪光标家,共商接待事宜,一直忙到深夜,初步理出了个头绪。
第二天一大早,霍凤翠、汪光标双双来到镇委办公室,召集镇委常委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决定安排邓小平住镇委招待所。这样既便于保密,又利于安全保卫。
招待所位于镇区东面的信江边,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围墙与市井相隔。院内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主楼为一座两层楼的宫殿式建筑,建于50年代中期,各种设备比较齐全,安全舒适,曾接待过许多党政军领导。
与招待所相对的人民公园,原为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家的花园和屯兵藏宝的库房,园内有几株千年古樟,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下午4点50分,两辆轿车驶入鹰潭街道,在镇委招待所内停下,身着雪花呢大衣的邓小平稳健地下了车。这位年近70高龄、经受数小时旅途颠簸的老人,看上去依旧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全身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见邓小平下车,等候多时的霍凤翠、林振福连忙上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诚挚地问候:“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的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老人的和蔼可亲,令霍凤翠、林振福由衷地敬佩。
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邓小平与家人向二楼卧室走去。邓小平下榻的219号客房,是主楼最东头的一个大套间。这里凭窗眺望,能清楚地看到对面公园里那几株千年古樟,只不过再也见不到昔日雄鹰翱翔、栖息的景象了。
晚饭后,霍凤翠简要介绍了鹰潭地名的由来和地方工业、驻军等情况,省慰问团上饶分团负责人朱开铨、莫循等人参加了交谈。交谈中,邓小平听说朱开铨是瑞金人,感到很亲切,话也多了些。他讲起了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遇到的一些人和事。
当问知莫循曾在中原局工作,参加过创办《中原日报》,任过副总编时,邓小平话锋一转,谈起淮海战役。他说:“淮海战役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不曾有,世界上也未有过。”大家称赞道:“这是首长指挥有方。”
邓小平谦虚地说:“不,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短短两句话,让人感受到这位前委书记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德。
10点多了,大家起身告辞,请邓小平早点儿休息。
室外,一轮皓月拨开乌云,光照大地。
倚窗沉思良久的邓小平,吸着烟在屋内来回踱步。这已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一个习惯。在望城岗居住的日子里,每当黄昏日落之时,他总是绕着“将军楼”,在院内一圈又一圈地走着,直到身体微微发汗为止。
作为曾在中央工作多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明白,此次重返北京,意味着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的机会即将来临。从毛泽东对他原信的批示,“胡子叔叔”(王震)托邓楠捎回的口信,新任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黄知真探望时的言谈中,都能揣测出毛泽东、党中央以及不少老同志都希望他能出来工作,协助周恩来励精图治、大兴百业,重振国民经济。
夜已经很深了,楼上楼下一片寂静。邓小平思绪万千,忘却了一天的疲劳,轻轻推开房门,迈步朝楼下走去。
正在楼上值班的服务员郑非凤,听到门响,连忙从值班室出来,迎着邓小平问道:“首长,您需要点儿什么?”
邓小平摆了摆手,“什么都不要,只想随便走走。”
郑非凤一时感到很为难,因为上级已作交待:为保密、安全起见,不要让首长随便外出。于是,郑非凤委婉地劝道:“首长,天气很冷,外边又有霜露,出去容易着凉。”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怕,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
郑非凤不好再坚持了,只是远远地跟在邓小平身后,护卫着他朝楼下走去。
邓小平刚走下阶梯,负责内保的上饶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快步上前,准备搀扶。邓小平摇摇头说:“我看得清路,不用扶。”
刘树兴陪伴邓小平一齐出了主楼大门,在院内散起步来。冷风扑面,寒意甚浓。皎月下倒映着邓小平稳健的身影,沉寂的四周不时回响起邓小平轻微的脚步声。
忽然间,一片乌云笼罩着明月,院内骤然暗淡下来,刘树兴赶紧劝道:“首长,月亮已经被云遮住了,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邓小平扬起头,望了望变幻莫测的天宇,十分自信地说道:“不要紧,月亮马上就会出来的。”乌云终究遮没不了月亮,这是大自然的真谛。
半小时之后,邓小平上楼休息,院内又回到先前的寂静中。
2月20日上午11点多钟,邓小平一家在林振福、霍凤翠的护送下,在鹰潭站登上了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在车厢内,霍凤翠十分歉意地对邓小平说:“首长,真对不起,我们的接待工作没有做好,请您多批评。”
邓小平笑着连声回答:“不错,待如上宾,谢谢你们。”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列车缓缓地驶出鹰潭站,朝着北方飞驰而去。
一个多月后的4月12日晚,在北京举行的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盛大宴会上,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身影。翌日,在《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纸上,赫然醒目地印有邓小平的名字。
原来,邓小平回北京后,周恩来于3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便有了邓小平出席欢迎晚宴的一幕。
197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项工作展开了全面整顿。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又走了新的一程。
第二次:改革之初播春风
十、“你们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从黄山下来后,邓小平给当地负责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旅游经济课。
1979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神州大地,到处躁动着改革的春潮。
这年的7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带着家人离开北京,开始了他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一次南巡。他先是来到安徽,兴致勃勃地登上了黄山。这一年,邓小平75岁。
7月10日,晴空万里。
这时,只见邓小平同志上身穿着白色短袖衬衣,下着灰色布裤,脚穿平底圆口布鞋,健步朝大家走过来……他一边与大家一一握手,一边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谢谢你们了!”
邓小平同志此行的目的地是黄山,列车重新启动之后,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向万里等同志说:“邓副主席此次是利用休假时间和家人一起到黄山旅游的,对外不宣传,不封山,不断游,更不能影响群众游览黄山。邓副主席说了,要与群众同走一条路,同看一处景。”
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有关单位取消了原定的记者随行采访计划。
11日14时30分,邓小平一行在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人的陪同下驱车来到黄山,下榻位于黄山温泉景区的观瀑楼。
邓小平游览了桃源景区后返回观瀑楼,万里走到小平跟前,说:“明天上山,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滑竿(一种简易竹器轿子)。”
“不坐滑竿,我下了决心,要步行上去。”小平同志说。
接着,他又对万里特别交待了一句:“不要因为我来游览黄山而妨碍群众游山。”
万里说:“那就和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游吧。”
邓小平连连点头:“还是和群众同走一条路。”
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邓小平身着白衬衫,脚穿圆口黑布鞋,手拄拐杖,开始从慈光阁徒步登山。行行复行行,峰回路转,山势很快变得陡峭起来。黄山管理处的同志请邓小平坐上事先准备的一顶轿子上山,可他执意不坐,继续步行。
磴道上,邓小平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台阶,竟把随行亲属甩在了后面。不时回过头去嘱咐年轻人要当心。陪同人员担心他走得太快,体力不支,对他说:上山时要走慢一点。邓小平乐呵呵地说:“这个事,你们不要教我,我比你们有经验。长征时候,不少人都跑垮了,我还是越走越有劲。”接着,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大家按照他的方法一试,果然轻快多了。
午饭小憩后,邓小平一行又踏上了登山的路程,沿途纵目驰骋,兴味盎然。穿过“一线天”,逾越“蓬莱三岛”,接着向玉屏峰进发。小平不顾疲劳,登上了海拔1716米的玉屏楼。他站在迎客楼前凝思良久,脚下乱云飞渡,但他从容自若。
在玉屏楼,小平同志游黄山的消息不胫而走。玉屏楼广场上挤满了游客,大家一见小平同志健步走来,便情不自禁地欢呼“小平,您好!”小平不断向游人招手致意。当他来到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的第一棵宝树迎客松前时,观看了云海风光,接见了玉屏楼全体职工并合影留念。
当晚,邓小平下榻在玉屏楼三楼东面的一间客房里。二楼、一楼、包括楼道都住满了游客。小平在房间落座之后,就问黄山管理局的同志:“这么多的游客晚上住的、吃的都解决了吗?”
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回答说:“都解决了。”
过了一会儿,小平还不放心,又让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游客住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当小平得知有许多游客在广场上住“鸳鸯棚”时,他才放心地笑了。
经过一夜休息,邓小平恢复了精力,于次日晨继续登程。
尽管小平同志再三叮嘱,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结果被邓小平发觉了。他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
许多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听到邓小平游览黄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都盼望在此胜地一睹邓小平的风采,而邓小平一路上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的老乡,就连忙让路,招呼随行人员说:“让,让,请他们先走。”然而许多游客、挑担者往往赶到他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亲切地交谈起来。
当小平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走过鳌鱼峰时,在场的游人和随行的人员都被这位75岁老人的顽强毅力深深地折服了。接着,小平又一鼓作气地攀登上海拔1840米的光明顶。
抵达始信峰时,警卫人员考虑到此处山势险峻,游客又多,就劝小平同志不要上去了。望着“脚底生层云,空中翔飞鸟”的奇伟险秀的画境,小平同志用拐杖在地上敲了敲,说:“上!无限风光在险峰嘛,岂有不上之理。”就这样,小平同志又健步登上了始信峰。
当邓小平出现在云谷寺下山道口的时候,闻讯前来的黄山管理处的职工和游客500多人一起鼓掌欢迎,他却风趣地说:“我最后一个到,成了落后分子,还受欢迎?”顿时,掌声更加热烈了。此时,邓小平的夫人卓琳看到人群中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即走上前去,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向她问候。
下午2时,邓小平回到了他下榻的观瀑楼。他一边仰望那高耸入云的山峰,一边向迎候在这里的人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
7月15日下午3时,邓小平在观瀑楼会客厅召开座谈会,听取安徽省委常委和徽州地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并就开发黄山旅游资源、发展黄山旅游业和徽州山区经济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一边品尝着“黄山毛峰”茶,一边与大家亲切交谈。他问徽州地委书记魏心一:
“老魏,你这个地区管哪几个县?”魏答:“我们地区管7县1市,有170万人”……当魏心一介绍了徽州地区的资源、物产等情况后,邓小平十分喜悦地说:你们这里物产很丰富,祁红世界有名。你们这个地方将是全国最富的地方,黄山就是你们发财的地方,对黄山要好好整顿,主要是服务质量……这里发展旅游是好地方,省里要有个规划。
说到这里,邓小平停了一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一般的一星期要花1000美元,少了他还不满意。你们要很好地创造条件,要搞好道路、交通、住宿、设备。上山道路要很好地整修,将来要能开快车,外国人和游客上去可以租车嘛。
此时,万里插话说:“道路现在太窄,我们要很好地整修。皖赣铁路已在修建,屯溪机场要进行扩建。”
“芜湖铁路通到哪里?”邓小平问。
“通到景德镇。”万里又说,“有了这条铁路就好了。”
邓小平强调说:“服务态度、清洁卫生很重要。温泉洗澡,钱可以适当收得多些。你们搞旅游的人,要有点外语知识。”
邓小平呷了一口茶,接着说:旅社建筑要搞得古色古香一点,像这样的房子(指观瀑楼宾馆——笔者),一家住一天可以收500美元,起码200多美元。他们来就是要花钱,每个宾馆要搞小卖部。祁红、绿茶……搞些小包装,一两、二两的,包装一定要搞漂亮,卖它几个美元。他不是喝茶,是当纪念品。安徽纸、墨、笔、砚,也要搞好包装,卖美金。小卖部卖茶、纸、笔、墨、砚,可以比照国际价格,大有买卖可做哩……
邓小平还说:黄山搞些好的风景照片,一套黄山风景明信片,卖它几个美元,要搞彩色的风景照片、画册,他们买回去当纪念。
座谈会在继续进行着。话题转到如何发展徽州山区经济的问题。邓小平说:你们山区要搞经济林,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多养猪、牛、羊、鱼等;你们要搞生产责任制,一搞责任制,群众的劲头就来了,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搞好生产;建材要发展,要指导农民如何去盖房。他殷殷提示:“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广开门路,增加收入。”最后,邓小平鼓励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的负责同志说:“你们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15年过去了。中共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遵照邓小平同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的指示,努力开发黄山旅游资源,积极发展黄山旅游业,使得黄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黄山已先后荣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等桂冠。15年共接待中外游客700多万人,是建国后30年总和的4倍多。
十一、“这么一块美景如画的黄金宝地,我看应该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了外汇,支援四化建设。”……邓小平亲自打开了关闭了10年的“414”大门。
从黄山下来后,7月16日,邓小平来到久违了的上海,住进了“414”的一号楼。
4年前,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还是“四人帮”的据点。那一年的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给毛泽东呈上一份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住院治病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年,邓小平71岁。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安排,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身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嚷:“10年后再看。”这一年,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了邓小平的耳中。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邓小平显得格外警醒。邓小平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
政治经验丰富的老一辈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的潜在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和国家将继续遭受一场灾难。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印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4年之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早已被扫出了历史的舞台,但王洪文“10年后再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因此,如何选拔和培养好年轻、优秀的接班人,杜绝王洪文说的“10年后再看”的政治后患,解决好组织路线问题,成了邓小平这一次南巡讲话中的突出主题。
在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说:“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拔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进领导班子,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现在老同志要注意,要有意识地培养、帮助并大公无私地选拔年轻力壮的人,要任人唯贤,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邓小平吸了吸手中快要灭的烟,继续说:“现在的问题,在一部分干部中一种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一种是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这个问题是大量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穷过渡、穷社会主义。否则你吹有什么用?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
位于上海西郊的“414”招待所,是一所全国最大的花园别墅。这儿围墙高耸,戒备森严,历来只接待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自1967年毛泽东最后一次住进这儿后,这座偌大的别墅整整空关了10年。
1978年底,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在中华大地上奏起。能否开放“414”,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由于事关重大,中共上海市委对此颇费踌躇,是邓小平亲自打开了“414”的大门。
小平同志在这里居住期间,每天早上都要到花园散步。几天下来,他走遍了这座院落的每个角落,始终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一天,邓小平在散步时,走到市委招待处处长面前,把几天来的想法亮了出来。他指了指“414”的院子,说:“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花园,管理它要花多少钱哟?!专门为我们几个大老爷……一年又能住几天?”
“这么一块美景如画的黄金宝地,我看应该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了外汇,支援四化建设。”……
以后的几天中,邓小平早晨散步时,就帮助陪同的市委招待处处长规划“414”对外开放后的蓝图……
7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中共上海市委全体常委。谈话中,邓小平说:“我这次来‘414’住了十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外汇嘛!”
最后,邓小平明确地指示:“我给你们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就对外开放!”
邓小平打开“414”大门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不久,各地类似的花园别墅也先后对外开放。
“414”开放以后,接待的第一批国外客人是美国的林德普雷顿豪华旅游团。之后,还先后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日本天皇等国家元首。
“414”开放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益,最重要的,它使刚刚制定不久的开放政策在上海人民心中扎下了根,向全国人民诠释了开放政策深刻而丰富的内涵,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决心。
离开上海,邓小平来到了山东。
7月26日晚10时,专列抵达万家灯火的海滨城市青岛。邓小平微笑着走下火车,与迎上来的地方党政军负责干部握手寒暄后,驱车至山海关路9号下榻。
虽然邓小平说他此行主要是休息,什么也不干。实际上,对他来说,与其说是休息,不如说是换个工作环境而已。
28日,晨雾初散,碧空如洗。八大关汇泉小礼堂前,山东省省委常委和青岛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汇集在这里,等待着邓小平的到来。
不多会儿,身着白色短袖衫、灰色长裤的邓小平走来。他神采奕奕、充满朝气,完全不像年过古稀之人。
在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的介绍下,邓小平与大家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之后,大家簇拥着他进入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中间的条桌一字摆开,上面铺着白色桌布,两侧排列着十几把藤椅,给人以简朴、素雅之感。
落座后,白如冰首先代表省委汇报工作。邓小平听得很认真,不时端起杯子喝口水或插几句话。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习惯地点着一支烟,向前倾了倾身体说:“山东工农业搞得不错,不要骄傲。你们基础很好,认真地抓抓会发展很快。”
随即,邓小平把话题转到党的组织路线问题上来:“我们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思想路线问题,一个是政治路线问题。思想路线非常重要,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要明确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而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择培养接班人。这是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最大问题。要从上到下有意识地培养一些比较年轻的人、真正坚持我们现在政治路线的人、正派的人、党性强的人。现在思想要解放,把庙腾出来,选年轻的,这是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是保证我们路线贯彻执行的中心问题。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比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阻力更大。”
第二天,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讲话时,再度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最早是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又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对后来山东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补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也为全省以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步伐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十二、“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西方好,不如台湾、香港好。如果那样,你这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四人帮’的‘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是邓小平走到哪里都放不下的一桩心事。
这次来山东,沿途他看到庄稼长势很好,非常高兴,关心地问产量、问分配情况,嘱咐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说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每人一亩就解决问题。
邓小平提倡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不赞成到处都搞“以粮为纲”。他说,一个生产队都有个思想解放的问题。搞多种经营,增加收入,都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好多事情遇到具体问题就会有障碍。解放思想,好多事情可以办到。联系到山东的实际,他说,山东海岸线很长,产鱼不少,条件很好,可以搞现代化远洋捕捞。在食品构成上,将来多吃点鱼、肉,不吃那么多粮食。鲁西南金乡、鱼台一带坑坑洼洼,可以多养鱼,搞养殖,把每个水面利用起来,收入比种庄稼多。
邓小平的这些思路,给省委一班人很大启发和鼓舞,为山东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实施“海上山东”和“南四池综合开发”战略,指明方向。当时,山东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占第四位。邓小平及时提醒不要骄傲,并说,江苏技术水平高,产品质量好,上得快。应该注重产品的质量、花色品种以及外观包装等。他又说,不解放思想不行,包括利用外资、引进技术、体制改革等问题。
置身于风景美丽的青岛,邓小平多次触景生情,谈及旅游事业的发展问题。
那是他到达青岛的第二天早晨,邓小平起床后在居处周围散步。他站在依山抱海、绿荫如盖的八大关,远眺湛蓝似镜的海面,近闻时起时伏的涛声,周身沐浴着习习海风,心旷神怡,兴致很高,连连夸赞这一带风景美丽,嘱咐要好好保护,开发旅游业。
在花木簇拥中,一座座青石红瓦、各具特色的西式小楼吸引了邓小平的注意。他问其来历,省委秘书长李子超告诉他,这都是本世纪初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时期建的,他们发现这里景致幽雅,纷纷霸占来盖别墅、住宅;邓副主席现在住的那幢,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克拉克盖的,建国后划入疗养区,周总理曾在此住过。
这时,邓小平看到一些小楼里炊烟缕缕,便不解地问是怎么回事。陪同的人告诉他,那是“文革”中搬进的住家,此时正在做饭。他认为这在疗养区是很不适宜的,要求给那些住户另行安排住房。
当看到疗养区内水榭、喷池都干涸了时,他说,这么好的风景,没有水会把名声败坏了,条件不具备先不要开放。
夏日的青岛,风景如画,景色秀丽宜人,显示出避暑胜地的特色。
7月30日7点30分,邓小平同志从驻地山海关路出发,乘坐中型空调面包车直赴崂山。陪同小平同志考察崂山的有海军司令员叶飞、副司令员杜义德、副政委卢仁灿,北海舰队司令员饶守坤、政委康志强,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青岛市委书记刘众前等人。
1979年是中国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第二个年头。崂山,这一旅游胜地,在当时还只是刚刚对游客开放,基础设施和条件很不完善,其风景甚至连当地人也难能饱览。当时,崂山的路没有整修,崎岖的山路颠簸危险不安全。对此,小平同志在车上自言自语地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这里的景色很美,就是路孬,危险,不安全,不适合旅游,不能接待外宾。”这是小平同志在去崂山的路上的最初印象。
8点30分,小平同志来到太清宫。市委书记刘众前把导游曲佩敬介绍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面带微笑,曲佩敬则激动地紧紧握着小平同志的手,向小平同志问好,表示欢迎。接着,曲佩敬就开始履行他的导游的职责。曲佩敬陪同小平同志去临时设置的接待室(“三清殿”东院)休息。当路过“三官殿”院西便门时,小平对这里的黄杨树很感兴趣,便停下来欣赏。曲佩敬开始介绍,当说到“这种树长得很慢,长到现在这么高大约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木质细而坚硬”时,小平同志指着树说道:“这种木头可以刻图章。”在场的同志对小平同志广博的知识都敬佩不已。
当走到“龙头榆”树下时,小平同志对该树枝繁叶茂的长势,冠幅之大,树龄之长很为惊奇和欣赏。此时虽是炎热的天气,这里却也是清凉天地,令人心旷神怡。小平同志禁不住自言自语地说:“真美呀真美。”
看完“龙头榆”,紧接着到了旁边石崖上刻有“逢仙桥”三字的逢仙桥,曲佩敬向小平同志介绍:这是1000多年前,道士刘若拙遇到神仙的地方,于是就留下神话“逢仙桥”的传说。小平同志微笑着仔细地听着。随后,小平同志及省、市领导就到休息室休息。20分钟后,曲佩敬又在那里简单地介绍了太清宫的历史沿革。
小平同志休息完出来,就参观“三清殿”。从“三清殿”出来,顺台阶即下到“神水泉”。这里的台阶比较高,下台阶时,曲佩敬要上前搀扶小平同志,他向曲佩敬摆摆手,示意不用。小平同志下台阶时腿脚轻便,走起来很稳健。
过了“神水泉”,又到“三皇殿”。在这里,小平同志主要观看了古树“汉柏”。曲佩敬介绍说,古树“汉柏”,为汉代张廉夫手植,已有2000多岁高龄,属柏科针叶常绿树,但在这树干上又寄生着另外两种科别不同的植物。一是盐肤木属漆树科阔叶落叶树;二是中国凌霄,属紫葳科攀援植物。三种不同科别的植物三位一体生长在一起,而且生长得都很茂盛,实属罕见。在粗大的树干中,一棵碗口粗的凌霄盘绕而上,直达树顶,又名曰“汉柏盘龙”。更有趣的是,在古柏树洞里还寄生着一棵五倍子,枝叶繁茂,形成三树一根的奇观。在观音殿前,生长着一株玉兰,高达8米,树冠如盖,因清代蒲松龄以此树为题材,创作了《聊斋志异》故事中的《香玉》,使其更加引人入胜。小平同志边听介绍,边围绕古树观看。在介绍凌霄时,此时正是凌霄鲜花盛开季节,树梢顶端红花鲜艳,小平同志驻足仰面向上看。当他看到树干上半部有一块被烧成黑炭处,看了看曲佩敬,曲佩敬汇报说:“原来树上有一个大马蜂窝,有人烧马蜂窝而将树烧成这样。”小平同志听了后摇了摇头,表示非常惋惜,并对省、市领导说:“应该照原样加以修复。”
小平同志饶有兴致地听完介绍,拍了拍那硕壮的树干,仰观那遮天蔽日的树冠,对省、市领导说:“这个地方很好,就凭这么几棵大的古树,就可招引很多的人,有条件安排开放,发展旅游事业。现在崂山这个状况,搞旅游显然不够条件,尤其是连道路都没修好。”小平同志这几句发自肺腑的话,在小平同志走后,引起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1979年以后,崂山全面开发建设,使崂山的旅游资源得到开发利用。
在“三皇殿”门外墙上,有成吉思汗寄给道士丘长春的诏书,小平同志看得很仔细。
看完“三皇殿”后,小平同志又顺路返回,去看雕凿在山崖上康有为的石刻“天上碧芙蓉,谁掷东海滨,青绿山水图……何处非天际,暂复留人间。”小平同志对此处兴趣很浓,看了足有一刻钟的时间,这也是他在太清宫游览景点看得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他反复看了几遍,嘴里轻声念着,沉浸在康有为的书法、诗情之中了。看后他说:“这是康有为的真迹。”
崂山,这一旅游胜地,过去不仅不对游客开放,连当地人也不能一览其面目。此后,崂山辟为旅游景点,加以修整开放,每到旅游旺季,中外游人如潮。1982年,崂山风景区成为国务院首批审定公布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景区面积为446平方公里。1992年,崂山又被林业部批准为森林公园。崂山,正在铺展新的立体画卷。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青岛市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
谈及经济建设问题,邓小平总是带着焦急的口吻,让人充满紧迫感。他说:“搞现代化建设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搞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政治。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西方好,不如台湾、香港好。如果那样,你这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四人帮’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发展,有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如果我们平均每人达到1000美金,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还可以增加外援。”“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确有改善,这个时候,也许有些人会觉悟,但不是一天能见成效的。所以,思想工作还要做,党的总路线教育还要做,教育工作的具体工作要做好。”
十三、看着陈旧的水上飞机,邓小平神情严肃,紧抿着嘴,一句话都没有说。“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是他对海军的希望。
山东是祖国首都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这里的国防事业邓小平自然也是很关注的。八一建军节前夕,他又风尘仆仆地来到岛上,视察海军基地,观看水上飞机起降表演。
这一天天气很闷热,观看表演的人尽管都戴着遮阳帽和墨镜,还是感到焦躁难耐。海风打着旋地猛刮,格外灼人肌肤。
六架老式苏制水上飞机,黑乎乎的机身,行动起来蹒跚迟缓,一看便知道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产物。
表演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在整个观看过程中,邓小平神情严肃,紧抿着嘴,一句话都没有说。显然他对我国国防装备的落后现状不满。
前些天,邓小平路过济南时,曾谈到国防建设,他说:“我们军队战士背得很重,美国、英国他们背得很轻,体积很小。”他的话使在场的人感到了一种压力,明确了自己的责任。
8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海军第一政委叶飞、第二政委杜义德和北海舰队司令员饶守坤、副司令员曲振侔等陪同下,检阅了101导弹驱逐舰。8时17分,邓小平又健步登上了国产第一艘导弹驱逐舰——105舰,开始了长达6个小时的出海视察。
当邓小平一行走进1号舱室时,听取了驱逐舰支队长王文斌关于国产某型导弹驱逐舰的使用和质量情况汇报。他听得非常仔细,还不时向叶飞询问有关情况。时任105舰副政委的刘云成同志后来回忆起当年情景时说:
8点30分,当舰长王竹青来到舰指挥所,向邓主席请示出航离开码头时,邓主席礼貌地站起来,主动握住王竹青的手说:“好!好!”
汽笛一声长鸣,105舰徐徐离开了码头。兴致极高的邓主席向舰上的最高点——信号灯座登去,站在高处,举目眺望。这时,海风将邓主席的头发和衣角吹起,一个水兵怕邓主席受凉,赶忙送去了衣服和帽子,邓主席微笑着摆了摆手。
9时5分左右,突然下起了小雨,兴致不减的邓主席仍伫立在高炮平台上,时而沉思,时而远眺,时而和海军领导交谈着,完全忘记了自己在雨中。操舵兵王振要给邓主席打伞,他坚持要和大家一样不打伞。
海风越刮越猛,雨愈下愈大,邓主席被大家劝到1号舱室休息。一进舱室,邓主席看见水兵正在关舷窗,便走上前去帮忙。关好舷窗后,邓主席习惯地拿出一支香烟,水兵张忠新立即划着根火柴递上去,邓主席一边点烟,一边对小张说:“谢谢!”
在海上视察中,邓主席为了更多了解情况和看望官兵,不时地上下舷梯。每当此时,水兵们就主动要去扶他一把,可年近八旬的邓主席总是笑着对水兵们说:“不用,不用,自己来,谢谢!”说完,就手把舷梯,“噔!噔!”而下。水兵们看着邓主席那可亲可敬的身影,内心充满崇敬。
时任北海舰队作战处副处长的蔡淳同志每当想起这次航行时,感慨万千,他说:
这是我47年海军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航程!
邓主席非常关心海军建设。军舰驶抵渤海海峡时,雨刚停,邓主席又来到前炮平台甲板,开始对岛屿和海域情况的视察。他一边注视着展现在面前的《渤海海峡立体图》,一边仔细听取蔡淳对海域情况的介绍。军舰驶过登州水道、小黑山水道、长山水道……每经过一个水道和岛屿,邓主席都认真对照海图,一一询问,详细视察。
当时,水兵们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和邓主席合个影。邓主席最了解水兵的心,他坐在前炮平台甲板上慈祥地挥了挥手说:“谁要照相就来照!”
邓主席先和舰上的领导合影,接着和舰上的技术能手、立功受奖的优秀军官、水兵合影,然后一批一批地同其他水兵合影。每次同水兵合影时,邓主席总是回过头看看,向水兵们微笑点头。为了满足水兵们与他老人家合影的愿望,邓主席在前炮平台甲板上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
军舰仍在破浪前进。邓小平向身边的海军第一政委叶飞、第二政委杜义德等询问海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情况。这时,105舰副政委刘云成同志拿着一个红皮题词本走进1号舱室,悄悄靠近杜义德政委身边,小声说:“官兵们想请小平同志题个词。”
还没等杜政委开口,邓小平就转过身子问杜政委:“什么事?”
杜政委说:“舰上请您题词。”
邓小平看了看刘云成,慈祥地笑着点了点头说:“好,我看可以。”接着,他拿起毛笔,蘸满墨,思考片刻,就挥毫写下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18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消息传来,全舰官兵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奔走相告,争相传阅邓小平的光辉题词,结果又引出了水兵请邓小平“签名”的一段佳话。
在1号舱室负责接待的水兵盛立中为自己能在邓小平身边时间最长而荣幸,但他惋惜的是未能与邓小平合上影。盛立中同志为了弥补这个遗憾,他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能否请邓主席签名留念呢?”
于是,盛立中很快取来一个新笔记本,装在口袋里,等待邓小平的到来。
邓小平来了,激动的盛立中几次掏出本子,又收了回去。盛立中心想,邓主席操劳着国家大事,今天又和我们一起出航视察,已经够劳累的了,我一个水兵,怎么好意思为签名的事打扰他老人家呢?
盛立中犹豫不决的神情,被杜政委看了出来:“你有什么事吗?”盛立中壮着胆子将自己的心愿告诉了杜政委。这时,邓小平也看出来了,问:“什么事?”
杜政委说:“请您签个名。”
邓小平对盛立中笑了笑,亲切地用四川话说:“签个名,好!”
说着,接过他的本子和钢笔,在扉页上写下了“邓小平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几个大字。
盛立中双手从邓主席的手中接过本子,激动得连敬礼都忘了。水兵王振看到邓小平给小盛签了名,也把笔记本呈了上去,邓小平也高兴地满足了他的心愿。
10点多,海上风收雨歇,烟雾尽散。邓小平来到前甲板,对周围的岛屿和海域进行详细观察。他一会儿低头看海图,一会儿指着一个个岛屿询问,一会儿又端起军用望远镜久久眺望,神情专注。
正在观察着,邓小平突然发问:“你们封锁渤海海峡,兵力是怎样布置的?”
饶守坤告诉他,要增加多少兵力,布置多少道水雷。
“这些道水雷需要多少枚?”
“需要上万枚。”
邓小平转过头来,问站在身后的叶飞、杜义德:“海军有这么多水雷吗?”他们俩点点头。
邓小平接着又问了海上需要多少舰艇,都需要哪些种类、怎样打法等,问得非常具体、细致。
饶守坤一一作了回答。
邓小平连声说:“你的设想很好!很好!”
这次巡海,由烟台港出发,经扁担岛和芝罘岛,绕南北长山岛一周,直到下午2时多才返回。
第三次:中原大地谈小康
十四、“那可不行,你们都戴着手套,我手上有汗,不能拿,会损坏文物的。”
1980年7月1日,陕西秦俑博物馆,一个特殊的日子,全馆工作人员都怀着切盼的心情等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邓小平同志要来馆视察。
上午9时,小平同志及家人在省长于明涛等领导的陪同下,乘着一辆灰白色的中型面包车来到秦俑博物馆。馆领导及讲解员在南接待室门外迎接了邓小平同志。馆领导白述元代表全馆工作人员向小平同志问好。小平同志听后深情地说:“向同志们问好。”
小平同志和接待人员一一握手后走进了接待室,坐在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前面摆放着一张茶几,上面摆放着几件有代表性的文物。
关中的七月,天气炎热。那天,天气有点阴,分外闷热,穿着白的确良短袖上衣的邓小平不断擦着汗。
因博物馆开馆不到一年时间,接待室内的设备十分简陋,没有电风扇,看到76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受热的景况,博物馆工作人员赶快找来两把扇子,站在小平同志的身后为他扇凉。
小平同志说:“你们辛苦了,不要给我扇了,谢谢你们。”
大家听后心里非常感动。一位多么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长者啊!
邓小平同志一边听着馆领导介绍出土文物和建馆的情况,不断提问一些文物方面的问题。在观看文物的时候,接待人员将一把出土最完整最光亮的青铜长剑端在手中,请小平同志看。
小平同志仔细地看着。工作人员看到小平同志对青铜剑特别感兴趣,就请他亲自端起这把剑。
小平同志说:“那可不行,你们都戴着手套,我手上有汗,不能拿,会损坏文物的。”工作人员赶紧拿来一副手套,请小平同志戴上。小平同志戴上手套后,很高兴地将青铜宝剑拿在手中仔细地端详,不断地说:“好,好,太好了,我们在秦朝就有这么高的科学技术,真是了不起。”
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度过了一个小时,小平同志又在大家的陪同下到秦一号坑参观。
这时,已经上午10时,一号坑展览大厅前广场中已有数千人。当人们看到邓小平同志后,心情都很激动,像对待久别的亲人一样,都想看一眼这位德高望重、三落三起的一代伟人。人们自觉地向两边退,让出了中间一条通道,众口一辞地问候邓副主席好,并鼓掌欢迎,场面十分感人。邓小平同志向观众挥手致意,并说:“同志们好。”许多外国朋友也挤进人群,争先恐后地拍下这动人的场面。
邓小平同志精神饱满,非常认真、仔细地参观了一号坑现场和临时展览。
上午11时,邓小平同志参观结束后要离馆了,博物馆请他作指示。小平同志十分认真地说:“我这次是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来参观的。”并感谢博物馆的接待,他对博物馆的接待人员说:“你们辛苦了。”
7月2日上午,邓小平一行来到陕西省博物馆参观。
上午9时许,一辆老式北京吉普领路,一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轿车开进了陕西省博物馆(现西安碑林博物馆)大门。翘首以待的接待人员,紧张、兴奋、惊讶!惊讶的是这样简单、普通的车辆会是邓副主席一行吗?正在这时,面包车门打开了,小平同志走了下来,他上着白色短袖,下穿深色裤子,神采奕奕。看到欢迎、接待的人群,小平同志和蔼地招手致意并和同志们亲切握手。
小平同志一行及省领导在博物馆接待人员的带领下,走进石门。
当时石门内还是砖铺路,由于早晨飘过一阵小雨,路面有点湿滑,馆领导刘文林提醒小平同志说:“路滑,小心。”
“不要紧。”小平同志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参观完“周秦汉文物展”和石刻馆、汉画像石后,刘文林向陪同前来的省长于明涛说:“同志们想和邓副主席合个影。”
小平同志得知后欣然同意,并愉快地和大家合影留念。
来到著名的昭陵六骏前,何正璜先生讲述了这组著名石刻辉煌而又辛酸的历史:“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当年南北征战、削平群雄、建立唐朝过程中所乘六匹坐骑的写实浮雕。这组珍贵的石刻,可以说是唐王朝蓬勃向上、初步走向强盛的反映,也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然而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落后,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大肆侵略中国,疯狂地掠夺中国的白银、国宝,昭陵六骏也在劫难逃!1914年美国文化劫掠分子卑士薄,假考察之名来华,勾结中国古玩奸商和地方官吏,以24万银元盗买了六骏中最优秀的两骏“飒露紫”和“拳毛”。1918年卑士薄再次来华企图偷运余下的四骏,古玩奸商赵鹤芳贿赂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父亲,在其支持下,卑劣地把其余四骏浮雕锯成小块,准备装在箱里偷运境外。幸被礼泉人民发现,立即报告了省议会并监视不准盗窃分子运走。这时陕西靖国军已经起义,闻知此事,张贴布告谴责陈树藩盗卖文物罪行。陈得知此事是其父所为,命将四匹石马运至西安图书馆保存,四骏幸得保存下来,但已不完整,而“飒露紫”和“拳毛”至今还陈列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我们只能展出它的复制品!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六骏代表着我们过去的辉煌智慧,也烙印着民族的屈辱和辛酸……
展室异常安静,所有的人都被那动情的讲解感染了。邓小平同志神情严肃,一言未发,陷入了回忆、沉思……
在碑林六个展室,当小平同志看到东汉《曹全碑》和唐欧阳询书《皇甫诞碑》,颜真卿书《多宝塔碑》、《颜勤礼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开成石经》,唐玄宗李隆基书《石台孝经》等著名碑石都保存完好,了解到西安碑林从1087年创建至今已有近九百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收集古代碑刻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博物馆,也是近代真正意义上我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并在不断发展,成为重要的旅游参观景点时,他满意地点着头,露出了微笑!
隋唐文物展室中,精美的文物,唐时代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深深地吸引着小平同志,他尤其对开放的唐帝国、丝绸之路等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在近两个小时的参观过程中,小平同志看得很慢,很仔细,听得很认真,他不随便发问、讲话,对讲解人员非常尊重,仿佛是在听讲课似的,谦虚和蔼,平易近人,给所有接待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贵宾接待室休息时,邓小平同志欣赏了几件未展出的库藏国宝,有八棱金杯、杜虎符乐府钟、鎏金银盒等。何正璜、李长庆二位老专家分别向小平同志介绍了这些珍贵文物,邓小平同志依然听得那样专注,看得那样认真,津津有味,对祖国灿烂的历史文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敬佩之情。听着专家精彩的解说,他的脸上时而显出惊叹的神情,时而露出高兴的微笑,时而显出深深沉思!
时间过得真快。半个多小时又过去了,根据日程安排,还要去别处。11时30分,邓小平同志不得不离开了。
再留下一张照片,记录下和小平同志在一起的幸福时刻!宣教部的姑娘们及一些工作人员又轮流站在邓小平同志身后,合影留念。
据记载,建国后小平同志曾五次到陕西,这次来是第三次。两天的参观,在西安碑林停留时间最长。
在各景点参观过程中,小平同志始终把自己看做一位普通观众,尽量减少陪同人员,接待、用车从简(给他准备的一辆小轿车他让给其他同志,自己一直坐面包车),要求不影响接待单位的正常工作,不干扰群众参观。在碑林,小平同志还让警卫秘书专门到大门口询问是否对广大游客开放的问题。当得知当日照常开放后,小平同志满意地点了点头。
十五、邓小平看到四川的农民在山地耕作,便对陪同的省委领导同志讲:“山区农民居住分散,生活艰苦,政策要放宽,让山区农民尽快富起来。”
离开陕西后,邓小平同志来到“天府之国”四川。
在成都,小平同志下榻于金牛坝宾馆。当时,应邀为金牛坝宾馆作陈列画的十几位国画家也住在金牛坝宾馆。
小平同志的大女儿邓林,也是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的。那时,正好黄永玉在成都办画展,他与邓林是师生关系,黄永玉到宾馆看望四川画家,就把邓林介绍给大家相识。既然是同行,言谈就随便了。邓林带着她的一儿一女常和她的姑姑邓先芙来到国画家们所住的五号楼串门,与艺术家们聊天,一起画画。一天,由邓先芙发起,提议画一幅“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的画。大家在一起,坦诚相见,兴趣所致,画了不少的画,真开心。
小平同志有饭后散步的习惯。正在金牛坝宾馆修建东楼宴会厅的工人和画家们每天都有幸能见到他一至两次。画家们对于这位几落几起富有传奇色彩的伟人,心里既崇敬又感神秘。对于他所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特别赞赏;对于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所作的“要为知识分子当好后勤部长”的发言倍感亲切。能与小平同志同住一个宾馆,备感幸运。
四川省美协主席李少言提议,将大家已经画好的作品集中起来办一次展览,请小平同志和省里的领导来参观,向他们作一次汇报。听说小平同志要亲临展厅,每位画家兴致勃勃地为他画了两幅精品。
内部画展是不正规的,作品全没有托裱。有的挂在绳子上,有的摆在会议室的拼木地板上,除了留下一条通道外,满满的放了一屋子的画。那天,小平同志与家人一齐来到展厅看画。他仔细地听了负责同志对画家的介绍。他感谢画家们送他的画,并对四川国画的创作实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此后,他为“四川省诗书画院”题了院名,直接支持了由杨超、谭启龙同志所倡导的四川省诗书画院的建立和发展。
1980年7月4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一大清早,画家们就得到通知,说是小平同志要到五号楼来看望画家,啥时来,没有定。那天很热,午饭后有的人午休了,有的人还在作画。突然,楼下传来清脆的少儿京腔,画家邱笑秋伸出头往窗外看时,心潮一下子翻腾起来,只见小平同志和一群人谈笑风生地正朝着他们住的楼房走来。邱笑秋顿时急出了满头大汗,连袜子都顾不及穿,就把光脚笼进皮鞋里到各个画室去告诉画家们:“快!快!小平同志来看望大家啦!”待画家们齐扑扑赶下楼时,小平同志一行人都已经走进大门了。他挨个看望、问候了住在楼下的老画家之后,硬要上楼去看望那些中青年画家。负责接待的同志劝他说:“小平同志腿不方便就不用上楼了,画家们都下来了。”小平同志跟每一位画家亲切握手,说:“都到齐了,我们在一起照张相做个纪念吧。”
在外出照相时,小平同志一边走出大门,一边对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毕清林说:“你们在那边盖的那座新楼,要修就多修几层吧。今后,盖三层楼以上的都要装上电梯,不要老让人觉得我们四川人是土包子。”
说着,小平同志来到五号楼前通往礼堂的小桥头,站着对大家说:“我看就在这个地方照相就很好嘛。”
在大家安排队形位置和架设相机的时候,邓林向小平同志介绍了邱笑秋。
小平同志关切地问邱笑秋:“你的政策落实得怎么样了?”
邱笑秋回答说:“都落实了,全都落实了。”
邱笑秋非常激动,全身都在颤抖,心里想:我当右派的事儿他老人家怎么会知道?
邱笑秋走过去凑近小平同志的耳朵大声地说:“感谢您,邓青天!”
小平同志没有点头,只是微微地笑了。
接着,小平同志对四川日报摄影记者李煊说:“今天照的这张照片,给画家们每人放大一张,要送到他们手里。”
事隔20多年了,当时的每一个参加那次接见的人都珍藏着这张照片。
在四川,小平同志还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峨眉山。摄影记者王仲亮在回忆中说:
1980年7月6日,天气由阴转晴,我们经洪椿坪下到清音阁。一位女服务员跑来神秘地说:“邓副主席昨晚住万年寺,今天要到这里来。你们别走,一会儿他就到了。”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翘首以待。
人们默默地注视着由万年寺来清音阁的方向,只嫌时间过得太慢。10时整,云破处洒下几缕阳光,突然有人惊喜地叫起来:“来了!邓副主席向我们走来了!”我踮起脚尖一望,果见随行人员前面,有位神采奕奕的老人,拄着峨眉山竹杖健步下山来。他身穿短袖白衬衫、草绿色军裤、圆口青布鞋向我们渐渐走来。我想振臂高呼,喉头被哽塞着;我想上前同他握手,又怕耽误他前进的步伐。我只有把这珍贵的历史瞬间,摄入记忆之屏,永不忘怀。
游人们穿着时髦的夏装,自觉地夹道欢迎他。不知是谁领头高呼一句:“小平同志,您好!”他微笑着,并未停止步伐,向大家频频地招手,亲切地回答:“同志们好!祝同志们好!”声如洪钟。就在这时,我们按下快门,摄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人们簇拥着跟在他后面,只见他稳健地登上清音阁正殿,凭栏坐下休憩,殿阁也为之生辉。
11时后,邓副主席在省委领导及峨眉山市党政领导陪同下,向牛心亭走去。5岁的小女孩马天琳飞跑上前,亲热地叫道:“邓爷爷,邓爷爷!”小平同志笑容可掬地伸出双手捧住她的小脸蛋,慈蔼地问:“你妈妈呢?叫她来一同照个相吧!”小女孩的妈妈喜出望外,激动得热泪盈眶。此时相机的“咔嚓”声不绝于耳。
阳光普照,流水欢歌。小平同志容光焕发,沿山间土路缓慢下行。一路上他都同碰见的游人们笑容满面地打招呼,向当地农民问长问短。
前一天,他步行上万年寺时,看到毁林开荒,非常惋惜地说:“这么好的风景区,种玉米产量不高,为啥不种树?”他看到农民在地里耕作,对省委领导同志讲:“山区农民居住分散,生活艰苦,政策要放宽,让山区农民尽快富起来。”
这天下午,我们一直跟随在他的随行人员后面,走到公路边,目送着他上车去峨眉山脚的红株山招待所。
十六、实地考察了三峡后,邓小平说:“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
在葛洲坝工程局和宜昌市大事记里,都记载着这样一段历史:1980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和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等陪同下视察长江三峡。这是邓小平实地考察三峡之行,在三峡工程建设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轮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
邓小平站在甲板上,望着那滔滔的江水,翻滚的浪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要不要修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他也是倾向于赞成兴修这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的,但他一直没有能亲自进行实地考察。
邓小平尽管在北京多次听到了各方面专家和有关负责人的论证和意见,但他认为事关重大,作出决策要慎重,要对11亿中国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这位注重调查研究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民领袖决定亲自看看三峡。
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陪同考察的老水利专家魏廷铮:“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魏廷铮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江水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
魏廷铮还举了丹江口水库为例,说:“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50%,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随后,魏廷铮又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恩来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的建设作实战准备时,小平同志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工程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中来。
航行途中,魏廷铮及两省领导人围绕着三峡工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魏廷铮首先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具有巨大的综合利用效益,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效益是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控制作用。他还列举了历史上长江中下游地区几次大的洪水灾害,说明建坝的必要性,建议早建快建三峡工程,不能再延误时机铸成大错。魏廷铮讲完后,陈丕显、鲁大东等领导人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此,邓小平耐心地听,没有表态。他只是风趣地说:“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行到万县时,万县地委领导到船上来看望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指着魏廷铮说:“你是要建三峡工程的。”他又指着万县地委书记说:“你是不赞成的,你们要统一认识。”
船行至瞿塘峡进口处时,小平同志见两岸山势险峻,江面很窄,就问魏廷铮:“为什么三峡水库的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呢?这里筑坝的地形很好嘛!”
魏廷铮回答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很难布置。同时,全长200千米的三峡河段落差比较集中。是三峡水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段,防洪和发电效益将大为降低。
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与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方面的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与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
船到西陵峡三斗坪附近,邓小平要求减速,他要仔细看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船舷旁,邓小平一边听魏廷铮的介绍,一边拿着望远镜认真观察这被人介绍过多次的神奇小岛。
看完中堡岛,邓小平又认真地察看了离中堡岛200余米的南岸三斗坪和离岛1000余米的乐天溪,并询问了有关情况。
12日下午3时,船到正紧张施工的葛洲坝,邓小平走出船舱。
“邓小平,邓副主席来了!”在码头等候多时的葛洲坝工程局及宜昌地、市党政军负责人高兴万分,热情地迎上前去问候。邓小平向大家亲切地招手致意。
在陈丕显、廉荣禄的陪同下,邓小平走进葛洲坝工程电动模型室,廉荣禄向他汇报工程进展和枢纽布置情况。他凝视着工程电动模型,全神贯注地听讲解员介绍,时而点头,时而微笑。随后与人们合影留念。
7月的宜昌,晴空万里,骄阳似火。邓小平不顾炎热和旅途劳累,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正在紧张施工的葛洲坝一期工程的2号船闸、二江电站厂房安装现场、三江防淤堤。在2号船闸下游闸首,当廉荣禄汇报大江截流后对船闸的要求时,邓小平问:“是今年年底截流吧?”
廉荣禄说:“这是我们的心愿!”
邓小平笑着说:“好啊!”看完船闸他又说,“这船闸大啊!1920年,我在法国时人家就修了船闸,那时巴黎地下铁路也修了。”
在二江电厂,邓小平问:“发这么多电,要多少煤?”
魏廷铮说:“折合700万吨标准煤。”
随着阵阵机器声,邓小平来到大江截流基地,只见30多吨的大型载重汽车来回穿梭作业,将满车的石块从南津关等地运来。
截流的“重型武器”——15至25吨重的金字塔似的混凝土四面体,整齐地排在大江两岸,形成两个方阵,待命动用。大江截流非同凡响,必须充分准备。邓小平望着那堆积如山的石块和波浪翻滚的长江,问廉荣禄:“截流用什么方法?”廉荣禄答:“从两岸同时向江中抛投石块、石渣填筑料,最后关键时刻动用‘重型武器’截流四面体。”
“这么个大江,要把它截住可不容易呀。”邓小平关切地说道。
廉荣禄说:“我们全局上下,万众一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葛洲坝人没有辜负邓小平的厚望。
1981年1月4日,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成功,历时36小时23分,比设计速度快8倍多。
同年7月10日,葛洲坝二江电厂发电机组安装就绪,投入发电。
邓小平关怀葛洲坝工程建设,也关怀宜昌市的建设和发展。结束对葛洲坝的视察后,他乘面包车绕宜昌市区一圈,纵览了宜昌市容和城市建设。
在视察了葛洲坝工程后,小平同志又乘船来到江陵市。他对荆江两岸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处于荆江洪水的严重威胁之下十分关注。他指出,洪水淹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要倒霉,人民就要遭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除这种威胁。他对三峡水库调节长江洪水的功效、对两岸分洪区的安全措施都十分关心。他对随行的有关负责人说,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
天色朦胧时,邓小平又登上了“东方红32号”轮,继续顺长江东下,向武汉驶去。
江城武汉,这里是邓小平这次三峡行的最后一站。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专门研究三峡工程。会上,邓小平再次听取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在实地考察并听取多方面意见后,邓小平认为,航运上问题不大,生态变化问题也不大,而防洪作用很大,发电效益很大。他说:“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这是一个重要的表态。
于是,论证三峡工程的步伐加紧、加快了,兴建这个大工程的研讨继续深入。
十七、重访“八七”会议会址,邓小平向大家介绍说:会前我们是陆续地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六天,最后走的……
在那次三峡之行中,邓小平还结识了一位四川小老乡。这位小老乡就是邓小平乘坐的“东方红32号”轮上的服务员王利平。
王利平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二等舱室门口。
这位当年仅22岁的“川妹”,上“东方红32号”当服务员还不到5个月,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竟有这样难得的机遇。
11日上午9时许,一声起航的笛声回荡在重庆港朝天门码头上空。“东方红32号”客轮三楼二等舱室格外宁静。
一会儿,一位天庭饱满、身着军干服的老者在众人拥簇下“噔噔”上楼来。王利平高度紧张的神经一刹那识辨出来:是邓小平同志!
王利平急忙上前,搀扶着小平同志走进二等客舱。踏着红地毯,小平同志步履稳健,双眼炯炯有神。
夏日早晨的阳光明媚娇娆,敞开的二等舱休息室迎来自己的亲人:邓小平同他的夫人卓琳、女儿、外孙,四川省领导鲁大东和专程来迎接的陈丕显同志。
走在前面的王利平向前跨了一步,轻轻拉开面前正中的一把座椅,然后又快步返回,侧身把小平同志扶上座位,轻声地说:“请坐。”
小平同志落座后,满意地向她点了点头。
王利平悄然退出了休息室,这时,她似乎松了一口气。她慢慢地走出了客舱,这才感觉到身上沁出一层薄汗。当她走到船舷边时,轮船已缓缓离开码头,她抬头一望:哟,人山人海!饱受“文革”洗劫的重庆父老乡亲,不知怎么得知回家探亲的小平同志要走了,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马路边,拥向江边为小平同志送行。王利平还看到一位老人跪在江边。
民心难违啊!
小平同志在船上,除休息外,一般都在休息室读书、看报、阅读文件。
小平同志在二等舱休息时,办公劳累了,便半躺在休息室的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不时还与王利平聊聊天。有一次,小平同志见王利平拿本英语书在默读,便对她说:“这就好。要多学一点儿,对国家好,对自己好。长江旅游资源丰富,外国朋友要旅游,船员要精通外语。”
王利平非常感谢小平同志的鼓励,后来她在船上更加勤奋地学外语,不久,她就能独立与外宾进行一般性对话了。
小平同志还不时与王利平拉家常,问她多大年龄,什么时候参加工作,工资多少,什么地方人,家住哪儿。当他听说王利平的父亲是经验丰富的川江客轮船长时,小平同志感慨地说:“一家人吃长江饭,好嘛,长江养育了我们不少中华儿女。”
第二天,早餐以后,王利平搀扶着邓小平同志到四楼船首驾驶台视察,老人家向船长熊忠培询问驾驶操作、航速、机器状况和航道情况,问得很细。50多岁的熊船长也是四川人,小平同志聚精会神地听他介绍情况。
下午到达宜昌,小平同志一行到兴建中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视察。从330工地回来后,吃过晚饭,小平同志不顾疲劳,应船员们的要求,到三楼餐厅,船员们分两批同小平同志合影,王利平照相时便蹲在小平同志前面。
两天半愉快的航程很快过去了,轮船驶入了武汉港区。王利平依依不舍地搀扶着小平同志,送至二等舱室门口,小平同志握住王利平的手说:“你辛苦了!”
“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王利平答道。
“这次旅行不错,结识了一位小老乡。”小平同志风趣地说。
1980年7月15日,江城武汉。
上午9点半,一辆普通面包车在汉口鄱阳街139号“八七”会议会址停下。司机打开右侧车门,邓小平从车上走下来,微笑着和迎上来的人们握手,然后环视一下街景,仰望着面前这座已经分别了53年的小洋房。
这天,“八七”会址纪念馆和武汉市文物管理处的同志们,一大清早就接到电话通知,说有位中央首长要来参观。他们早早地就在门前迎候,见是邓小平,个个欢欣鼓舞。
1927年8月3日夜,邓小平被交通员悄悄地带到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这里是即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的秘密会场。作为中央政治秘书,他最早来到这里,负责有关的会务工作。会场为相连的两个房间,还有一间侧房做厨房用。这里原是援华俄籍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家。20多天前,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房子空出后还未引起人们注意。在这个陈设简陋的房子里,邓小平逗留了6天。8月的武汉,酷热异常。邓小平与陆续来到的一二十名中央委员和代表都在这里静候。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干粮。在焦灼中等待着8月7日中央重要会议的召开。
53年过去了。今天,邓小平重新来到了会议旧址,思绪万千。
楼梯仍然是直道式的。邓小平进门后径直走到楼梯口,一口气登上29级台阶,来到二楼,缓步走进当年的会场。会场是按原样陈设复原的,但究竟符不符合原貌,纪念馆同志心里并不是很有把握的,大家盼望邓小平指点。
“邓副主席,您看当年是不是这样布置的?”纪念馆的同志期待着他的认可。
“我记不清楚了,基本上是的。”他环视了一下后,见会议室摆满的整整齐齐的桌椅,补充说,“不过当时没有这么规矩。”
看着眼前的一切,当年开会的情景仿佛又重新浮现在邓小平的眼前。原定7月2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到8月7日终于召开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举行了关系到中国革命命运、前途的重要会议——“八七”会议。那张条桌,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台,开会时条桌上还摆着一些手抄的文件。瞿秋白、李维汉等分别坐在条桌两侧。参加会议的人不论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还是地方代表,一律自寻板凳坐下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用俄语讲一段,瞿秋白翻译一段,然后代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他们慷慨陈词,批判把党引向歧途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著名论点,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的。在党和革命的紧要关头,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方针。
1972年9月22日,邓小平写了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录,寄给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是参加了(会议)的。还有瞿秋白、罗亦农(八七会议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书记,1928年在上海被捕牺牲)、李维汉等人,邓中夏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后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等人。”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当他得知武汉市有几位同志到北京征集有关“八七”会议的资料时,他非常高兴,委托邓垦捎去他对“八七”会议的回忆材料和对恢复“八七”会议会址的意见。邓小平指出:“搞这个纪念馆,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主要是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起了什么作用……要体现当时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于1980年5月20日,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送给纪念馆。
今天,邓小平重访“八七”会议会址。他向大家介绍说:会前我们是陆续地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六天,最后走的……
邓小平边看边回忆,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
看完会场复原陈列,他回到一楼图片陈列厅时,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正从门外进来。“怎么样,像不像?”陈丕显笑着问。“基本上像。”邓小平回答。然后一起走进陈列厅。
邓小平一边观看展览,一边解答纪念馆同志提出的问题,还不时地关照女儿和外孙女好好看看。在介绍会议代表的陈列前,他端详着与会者的照片,满含深情地对大家说:“都是年轻人!”说着哈哈大笑。卓琳和陈丕显也会意地笑了。他又指着陆定一的照片说:“陆定一那时二十一岁,他比我小两岁。”
视察告一段落时,纪念馆的同志请邓小平谈谈他领导的百色起义的意义,他强调说:首先是“八一”南昌起义。他告诉大家:“那时,政局变化很大……一部分人搞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会后全国各地相继组织起义。”虽然“‘八一’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
十八、邓小平说:“这次出来到几个省看看,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
7月1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陪同下,又来到武汉钢铁厂,视察投产后的一米七轧机生产情况。
这是邓小平第三次来到武钢。他一下车,边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边向第二炼钢厂的连铸车间走去。他边走边问:“为什么先看连铸呀?”
张春铭上前说明:从联邦德国引进的1600毫米板坯连续铸锭机,是一米七三轧钢厂的前期工序,素有“粮仓”之称,钢水在这里铸成钢坯后,首先送往热轧带钢厂轧成热轧卷(板),部分产品作为商品材卖给用户,部分产品送到冷轧薄板厂和硅钢片厂,进行产品深加工。
听罢,邓小平点了点头,便对沈因洛等人说:“这里是一米七轧机的咽喉,这里的工作很重要,要抓好。”
他向前走了几步之后,又以关切的口吻问道:“硅钢厂生产怎么样,你们的矿石含铜,对钢的质量有影响吧?”
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切准了武钢生产的脉搏。武钢负责人就这个话题,就攻克含铜钢及“海比”专利的有关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是从日本、联邦德国引进的成套设备。合同规定:“海比”硅钢片只允许含铜0.01%,镀锡板只允许含铜0.06%。而武钢生产的钢最低含铜量在0.3%上下,不符合合同要求。国家花40个亿建成一米七轧机工程,却不能轧武钢的钢,这怎么行?邓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领导人以及冶金部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武钢立刻成立了以张春铭总工程师为首的攻关队伍,广泛收集吸收国际钢铁生产先进技术,反复进行试验。在武钢第二炼钢厂工人的支持下,终于攻克了这一难关,结束了只能用进口原料生产硅钢的历史,生产出了荣获国家金、银牌奖的有取向和无取向优质硅钢。
邓小平观看了一米七轧机产品后又兴致勃勃地来到操纵台前,通红的钢坯从加热炉方向,穿过粗、精轧机组和层流冷却系统,迅速地奔驰着。钢坯由厚变薄,由红变黑,最后卷成卷。邓小平观看时问沈因洛:“原先建设一米七这几个厂时,钢和钢坯打算从哪里来,是怎么设计的?武钢达到400万吨钢,还差多少矿石?配起套来,需要多少投资?”沈因洛回答后,邓小平继续说:“配套建设很重要,只有配起套来,一米七轧机才能发挥出效益。”
邓小平到武汉后不久,即在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陪同下来到“二汽”。他在这里虽然只逗留了三个半小时,但这短暂的210分钟,却长久地影响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为它的腾飞注入了新的活力。
陈丕显向邓小平介绍了“二汽”自力更生、量入为出、分期建设、多做贡献的办厂方针。邓小平表示赞同,并说已看过国务院批准这一方针的文件。
陪同人员告诉邓小平,“二汽”改革开放以来,已有13个国家60批外国客人到“二汽”参观,都对“二汽”给予好评。德国奔驰汽车制造厂一位负责人说:“要不是亲眼看到,真不会相信中国会在大山区建成这样一个规模大、技术先进的汽车厂。”外国人从“二汽”建设中看到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心、气魄和能力。邓小平听后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应当有这样的信心!”
当时,“二汽”已同4个国家6家厂商签订350万美元的加工合同。法国雷诺汽车厂希望用“二汽”的底盘装上它的发动机,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邓小平听后非常高兴地说:“那好啊!雷诺汽车厂我知道。20年代初,我在这个厂做过工。”他接着说,“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一个问题,目前资本主义各国汽车已经饱和,但还有生意可做。既然汽车可以出口,其他机械产品也应该能够出口。这说明外贸的潜力很大。只要把质量搞好,就能出口。”
在视察“二汽”之行中,邓小平对“二汽”在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方面非常关注。在从“二汽”回武汉的途中,邓小平对陈丕显说:
“二汽”注意培养青年干部,很好。“二汽”领导中的青年干部不少,有个副厂长,还有个分厂的副书记,都很年轻,一个38岁,一个32岁;又有多年的领导经验,而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表现也不错。这可以看到我们党有人才,有干部。
7月22日晚,邓小平一行在视察“二汽”后,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的陪同下,乘专列向郑州方向奔来。
还在湖北视察“二汽”时,邓小平就说过:“这次出来到几个省看看,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1000美元,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
当段君毅等汇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南农村的发展变化和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后,邓小平问道:“你们的账是怎么算出来的?”
段君毅、胡立教回答:“我们在火车上算了一笔账,河南农业按照每年增长8%递增,就可以提前两年达到人均1000美元。”接着,他们以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的刘庄村为例,就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业、乡镇工业、副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和具体数字,向邓小平算了河南农村何时达到小康水平这本“账”。
邓小平听后,提了一些问题,又让他们反复核算一下,再三要求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算准确。他说,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1000美元,我做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们河南地处中原,你们“算账”的数字是“中原标准”、“中州标准”,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路上,邓小平最为关注的话题是如何使中国农村尽快发展起来,如何使中国农民尽快实现人均1000美元,达到小康水平。每当谈到一个具体问题时,他总是饶有风趣地掰着指头,从现实数字到发展远景,一项一项地算账。
在谈到农民住房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过去对于发展建材工业不重视,把盖房子不当生产,只当消费是不对的。四川的老太太有了钱,一是娶媳妇,一是盖房子。建筑工业大有发展前途,包括城市和农村,发展建材生产只搞砖瓦不行,要搞现代的、轻型的。为了实现小康目标,要敢想、敢干,敞开思想,找门路。
7月23日清晨6时零6分,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沿着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入郑州市区北面一个绿树环绕、环境幽静的大院。这里就是省委第三招待所。当邓小平稳步走下火车的时候,早已等候在这里的省委常务书记、省长刘杰和其他省委常委们立即迎上前去,代表全省人民向敬爱的邓小平表示热烈的欢迎。
早饭后,段君毅、胡立教、刘杰就河南当前的主要工作向邓小平做了简要汇报。
汇报结束,省委负责同志请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说:“提拔青年干部问题,这次出来看,有的是人才。政治上,经过‘文化大革命’分清楚了,标准就是不是‘四人帮’体系的人。现在取消‘终身制’是个大问题,干部终身制,老当第一书记谁敢提意见?提拔青年干部,光靠推荐不行,要下去发现人才。干部要考核,两年一考核,不称职就下来。厂长工资待遇要提高,教授不一定比校长地位低。”
上午10时左右,邓小平提出要出去走走,去看看黄河花园口。汽车驶到花园口黄河大堤下,邓小平健步登上大堤,久久凝视着滚滚东流的黄河水,抚今追昔,思绪万千。
邓小平和段君毅等省委负责人边走边谈。在黄河大堤上,邓小平问起了黄河现在的汛期流量和防洪措施等具体情况。有关负责同志一一做了详细汇报。邓小平走下大堤,一直走到黄河主航道旁,仔细观看了黄河主流的流量,询问了黄河泥沙的情况和防止泥沙淤积的措施。
返回驻地的途中,邓小平说:“维持黄河的现状,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在特大洪水出现时有危险,因此,还是要搞小浪底水库,解决黄河中下游的汛期防洪问题。”他还幽默地说,“花园口不可不看,但看一次就够了。”
回到省委三所后,段君毅、胡立教、刘杰等省委负责同志陪邓小平共进午餐。在品尝著名的黄河鲤鱼时,邓小平说:“陈老总(指陈毅)是既会吃又会做(菜),我是只会吃不会做,毛主席是不会吃也不会做。”这些幽默风趣的谈话,使得席上轻松有兴味。
下午3时30分,邓小平乘专列离开郑州,北上返京。
第四次:江南春早论市场
十九、“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在苏州,邓小平不容置辩地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精辟的结论。
江南春来早,1983年春节前夕的古城苏州,已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2月6日下午,一辆乳白色丰田面包车缓缓驶进宾馆,平稳地停在新平房前。宾馆的工作人员迎上前去,打开车门。从车上下来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又一个春天的催动者邓小平及其一行。
在我国遭受三年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邓小平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曾到苏州进行视察。那是一个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商品匮乏、困难重重,人们都在勒紧腰带渡过难关的年月。他是为扭转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而来苏州考察的。
这次,是他第二次莅临苏州。邓小平此行的目的,是实地考察苏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决策全局提供经验和依据。
党的十二大精神如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十二大以后,翻两番,能否翻?奔小康,如何奔?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议论的热点。党内党外,群情高涨,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在十二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号召大家要联系实际,认真调查研究,深入地了解情况,学习下面的实际经验。这次,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风尘仆仆地外出进行考察和调查。
江苏是考察的第一站。进入江苏境内,邓小平直奔苏州,约请有关同志,询问意见,听取汇报,了解情况。
就全国而言,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呢?按照通常的说法,似乎基数越高,翻番越难。江苏是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苏州又是江苏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干部群众对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有什么想法?经济发达地区究竟有没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这是邓小平极为关心的问题。
2月7日下午,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如约来到南园宾馆新平房的会客室。“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直奔主题,双眼充满期待的目光。
“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6年至1982年,6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回答说。
“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邓小平问。
苏州,工农业生产的基数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列,在国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解剖了这一只麻雀,有利于党中央把握全局,决策全局。
这正是江苏的同志准备向邓小平汇报的一个问题。
当时,正值苏州地区和苏州市合并前夕,按照新的区划,苏州市将下辖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常熟、沙洲(现张家港市)6个县。这6个县197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65.5928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为31.9053亿元。到198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增加到104.8813亿元,人均超过8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了47.6133亿元。4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以12.65%和10.49%的年平均速度递增。这一递增速度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按这样的发展势头,在苏州,翻一番的奋斗目标有5—6年时间就已足够,再翻一番,用10年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留点余地,到1995年一定能够实现翻两番的目标。
“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江苏的同志告诉邓小平。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能够,而且可以提前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听得十分仔细,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和赞许。听了汇报,他的心里踏实了。
“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邓小平换了一个话题,要江苏的同志做出回答——或者用事实来说话,或者勾勒出一个远景的蓝图来。
江苏的同志用事实来说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地区广大农村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个机遇不放松,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迅猛发展社、队工业,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面貌发生巨变。1982年,全区有近20个公社、60个大队以及一批生产队,人均工农业产值超过800美元,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批先进典型,犹如群星璀璨,熠熠生辉,成为苏州农村奔向小康的标杆。
江苏的同志掰着手指,把这些单位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一一向邓小平做了汇报。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最好的说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富裕也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听着这一件件、一桩桩令人激动、感奋的事实,邓小平十分高兴。他已经从苏州农村的发展看到了祖国广大农村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
“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邓小平抓住主题,继续发问。
江苏的同志思考了一阵,回答说:“江苏,特别是苏州,历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所以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原本文化素质较高,为了发展生产,各地还吸收了不少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的作用。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个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社、队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它的生产和经营机制显然引起了邓小平浓厚的兴趣。他神情专注,听得特别仔细。
江苏的同志汇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队工业的初创阶段,曾经经历过“千方百计找门路,千言万语求原料,千山万水跑供销,千辛万苦创基业”的过程,一番辛苦不寻常。邓小平点了点头,他理解创业的艰难。
“苏州社、队工业的成长和发展,”江苏的同志归纳说:“归根结蒂,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深邃的目光显得格外明亮。市场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此时,他又听到了一番关于市场经济的议论。而且,苏州的实践已经证明,依靠市场,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生产得到了发展。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不容置辩地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精辟的结论。
一个孕育已久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越来越明晰。
苏州农村发展社、队工业的一套办法及其取得的成绩,是邓小平此行获得的一个重要信息,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其直接结果是,第二年,中共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了名,撑了腰,为全国范围社队工业(以后称乡镇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2月9日,邓小平到达苏州后的第四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苏州园林甲天下”,工作人员建议他松弛一下,出去走一走。邓小平欣然同意。上午。他在省、地、市委负责人陪同下,前往吴中第一名胜虎丘及留园游览。
这一天,邓小平穿幽径,过曲桥,攀石级,登楼阁,步履稳健,游兴甚浓。在游览过程中,他对苏州的同志说,苏州园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一定要好好加以保护。他指示,苏州作为风景旅游城市,一定要重视绿化工作,要制定绿化规划,扩大绿地面积,发动干部群众义务植树,每年每个市民要植树20株。在乘车视察市容市貌时,邓小平一再叮咛:要保护好这座古城,不要破坏古城风貌,否则,它的优势也就消失了。要处理好保护和改造的关系,做到既保护古城,又搞好市政建设。
2月9日下午3时许,邓小平离开苏州,一路风尘,前往浙江等地,继续他的视察活动。
二十、“一个浙江变成了三个浙江,好,好!”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一方面是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
这是一个明朗的日子,一辆专列,隆隆地行驶在沪杭线上,它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专列。邓小平坐在车厢的会客室里,咝咝地吸着烟。双目凝视着前方,仿佛在思考什么问题。
车厢内窗明几净,一缕阳光从窗口悄悄地泻入,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辐出一路光亮。那光亮,给人以启示,让人坠入憧憬前景的遐思。
2月9日来到浙江。
这是邓小平建国后第11次来浙江,此后,他还于1988年春和1992年冬两次重临浙江。这次,他下榻杭州刘庄。当时时值年根岁尾,西子湖畔弥漫着春节的气息,大街小巷不时响起一阵阵爆竹声。
沿着林荫道,浙江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以及省委领导王芳、薛驹往刘庄一号楼走去。
进入一号楼,往右拐去,远远望见邓小平,还有卓琳、邓楠。在欢笑声中,邓小平拉着铁瑛的手,并招呼其他几位领导,进入那间套房的会客厅。
一阵寒暄过后,邓小平说:
“这次,我在苏州住了几天,看到情况很好,农村盖新房子很多,市场物资丰富。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经到了或者接近800美元的水平。”
邓小平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对浙江省委的几位领导说:
“你们考虑,到了800美元,社会会是个什么面貌呢?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呢?”邓小平像是自问自答。
“吃、穿没有问题,用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教育上普及了高中,教师的待遇也不低。”
说到这里,邓小平顿了顿,看了一下铁、李、王、薛四位,微笑着询问道:
“你们浙江的经济情况怎么样?收入在全国第几位?”
省委领导同志回答说:“这两年浙江的发展势头很好,1982年农业获得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收成,比上年增长15%,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人均达到500美元,名列全国第七位。”
邓小平说:“北京、上海、天津3个市除外,你们是第四位嘛!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又说,“这两年山东也上得快,鲁西北这两年生活也好了。生活好,人也不往外跑啦。”
邓小平说:“江苏从1977年到1982年的6年时间里,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可达到翻两番的目标。”
“你们呢?你们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邓小平用询问的口气说道。
“如果顺利的话,翻两番不成问题。”铁瑛望了一下李丰平,接过话茬,颇有信心地说。
邓小平见铁瑛他们信心十足,笑着说:“你们浙江能否多翻一点儿呢,像宁夏、甘肃那里翻两番就难了。”
李丰平回答说:“1980年浙江人均330美元,预计1990年可以达到人均660美元,到2000年达到1300多美元,通过努力,争取翻三番。”
邓小平听了,高兴地笑了。
“翻两番”是根据邓小平1979年以来的倡议,在1982年底党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这次大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确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与周恩来总理先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一致的。浙江作为华东沿海的一个重要省份,自然感到自己肩负担子的分量。5年后的1988年初,当邓小平再次到浙江时,省委书记薛驹告诉他,浙江的工农业总产值已从1982年的200多亿,增长到600多亿。邓小平当即高兴地说:“一个浙江变成了三个浙江,好,好!”对浙江的高速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
当省委领导汇报到上海经济协作区时,邓小平笑了笑说道:
“搞协作区,你们高兴,有人提出,经济协作要有个权威机构,太松散了不行。经济协作区是个新鲜事物,不同于过去的大区。路子是对的,要积累经验。肯定会有矛盾,有了矛盾就去解决。一行业一行业地搞规划,就可以解决技术交流、技术保密的问题。”
接着,邓小平又继续说道:
“搞经济协作有益无害。我问过江苏的同志,他们的路子是怎么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就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中小企业。”
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中央要有全盘规划,各省要有自己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啊!”
这一年,邓小平已80高龄,耄耋之年,仍雄姿英发,谈笑风生,嘴角上挂满着自信的微笑,眉宇间洋溢着高昂的斗志。
说到这时,铁瑛和其他三位浙江省委领导都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岁末的一天,杭城沐浴在一片阳光里。邓小平在驻地继续找浙江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铁瑛、李丰平谈话。
在谈到教育、科技以及知识分子工作时,邓小平说:“现在大学招生可以增加一倍学生,教师有,就是要盖点房子。干部、职工要轮训,文化水平要提高。”
邓小平关切地问道:“听说杭州住房比较紧张,是不是?可以设法多建些高楼。土地少,就向空中发展嘛!你们特别不要忘记安排好教师和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
他思忖片刻,又说:“现在,我们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
接着他又联系江苏的情况说:“江苏多年来是比较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对知识分子使用比较得当。现在江苏几个城市有些技术力量不低于上海。”
这时,邓小平强调说:“要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一定要下决心解决。”
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贯思想。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谈话,强调指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要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从根本上否定“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就要珍惜知识分子的劳动,努力创造条件使他们专心一致地工作。
话题转到了机构改革问题,邓小平很关心,特别是对领导班子的组成。他曾经说过:“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在当时面临新老交替的情况下,他提出了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铁瑛向邓小平汇报了浙江省的机构改革情况,以及省委领导班子的组成。谈到省委常委的人数,从原来的18人减为11人;年龄,55岁以下的有6人,占50%多;文化程度,具有大学程度的4人,占30%多。
“有没有四十几岁的?”邓小平有点迫切地问。
当知道有一个49岁的常委时,邓小平说:“再有一个50岁以下的就好了。”接着又补充说,“年轻人还是少了点嘛!下一步还得调整。调整班子是好事,这次还不够,还得一步一步来。”
说到这里,邓小平话题一转:“1975年浙江打派仗打得好厉害啊!”
是的!大家都清楚地记得,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浙江的安定团结,以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所做的不懈努力。
那是1975年初,毛泽东了解到浙江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的严重情况,便和周恩来、邓小平商量速派工作组来到浙江,帮助处理和解决“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后来邓小平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决浙江问题的中央1975年16号文件。这样,浙江省委得以在全省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顿,为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月11日上午,小平同志一行前往灵隐寺游览,小平刚从车上下来,就被一群上海游客发现,一位游客惊喜地叫道:“啊,是邓小平。”立刻,在小平同志周围掀起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都热烈鼓掌。不断地喊:“小平,您好。”靠近小平同志身边的两位上海女工,激动得流下眼泪,连说:“太幸福了,太幸福了。”小平同志也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
由于没有封寺,来来往往游览的群众也很多,小平同志一行几乎是被热情的人群推着向前。游览者也顾不上参观,只是想多看看这位给人们带来好日子的一代伟人。
二十一、“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发展旅游业啊!”
13日,是我国的传统春节,邓小平出席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午,杭州阳光明媚,春意盎然。杭州饭店小礼堂张灯结彩,气氛热烈,来自全省各地的干部、知识分子、英雄模范济济一堂,充满着节日的喜悦。
10时许,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彭真、江华等,在铁瑛、李丰平、王芳、薛驹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大家中间,互相祝贺新年。
邓小平同大家一起,一面兴致勃勃地看戏,一面跟坐在旁边的铁瑛等人亲切交谈。
台上,一曲铿锵激昂的京剧《追韩信》刚罢,就舞起了具有浓郁江南风情的《采茶舞》,节目精彩纷呈。
“铁瑛同志,浙江主要有哪些剧种?”邓小平关切地问道。
铁瑛回答:“浙江地方剧种不少,主要有越剧、绍剧、甬剧、婺剧和瓯剧等10多种呐。昆剧、京剧也有。”
“你看过四川戏吗?”邓小平问起他的家乡戏。
“我看过几个川戏,但印象不深了。”铁瑛说。
晚会结束时,邓小平、彭真、江华等同志健步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顿时,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大年初二,晨曦微露,西子湖罩着一层雾气,天空一片片玫瑰色。邓小平在刘庄院子里散步。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张厅长,去看看西湖春色。”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对省公安厅厅长张秀夫说。
“好啊,去南线,钱塘江大桥、六和塔、九溪十八涧一带。”张秀夫征询地说道。
轿车沿着西山路缓缓地往东驶去。陪同邓小平的有铁瑛、张秀夫等。
据铁瑛告诉作者,邓小平这次来杭州比前几次来杭州显得要苍老些,但那双明亮透彻的眼睛,依然放射着深沉和智慧的光芒,身穿中山装,显得潇洒自如。
“你们省哪个地方收入高些?”邓小平问铁瑛。
铁瑛回答:“宁波市高些。”
邓小平继续说:“昨天我在公园遇到几位宁波人,他们的服装是香港式的。”
宁波吸引了邓小平,邓小平记住了宁波。一年后,当他在北戴河接见宁波籍的香港船王包玉刚时,动情地说:“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1988年初,他在刘庄听取省委书记薛驹、省长沈祖伦关于宁波港建设和做好“宁波帮”的工作汇报时,又关切地询问了宁波钢铁厂的组建情况,情深意切,溢于言表。
天色越发好起来,清早那卷在西子湖上空的纤薄的白雾,悄然无尽地散去。
此刻,邓小平望着窗外稍纵即逝的景物,若有所思。
“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地方,生活越好,越会控制生育。经济发展了,案件也少些。”
铁瑛专注地望着邓小平,听他接着说:
“西方那些国家,不搞计划生育,但也会自动控制人口,因为他们不要人多,多了影响生活。”
一阵春风吹来,暖洋洋的。春天来到了西子湖畔,成千棵树开始吐出新芽,那鲜绿的嫩芽像空中的繁星在春风中闪烁,姹紫嫣红的山茶花争奇斗妍,散发着芬芳。人们在一阵巨大的芬芳和一片炫人的色彩中陶醉,全部的感官都在春风中苏醒、振奋。
望着这美丽的景色,邓小平悠然地笑了。在九溪十八涧的南头,邓小平招呼停车,一路走,一路看,并和铁瑛他们合影留念。
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九溪风景区,铁瑛等人请邓小平在茶室歇歇脚。见那澄碧凝绿的水池,微波粼粼,荡漾着蓝天白云、山峦绿树的倒影。真乃举目青翠欲滴、充耳流水淙淙之胜景。邓小平赞叹之余,跟大家谈起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从“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的九溪出来,车子沿钱江堤岸,往钱塘江大桥方向开去。邓小平透过车窗看到路边高耸入云的水杉,一行行、一排排,点缀着杭城的绿化。他叫车在路边停下来,健步走下车来,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水杉树,随口说:
“你们这里的水杉树很好看,笔直。”说罢,径直朝杉树林走去。
“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了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他停在一株挺拔的杉树跟前端详片刻,用手拍了拍树说。
邓小平看到不远处有几株泡桐树,立刻招呼铁瑛和正在另一边闲谈的随行人员:“快来看泡桐。”
“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树木。你们浙江种得多不多?”他指着泡桐树说。
铁瑛望着邓小平的脸,回答说:“浙江泡桐树种得不多,杭州更少,金华、绍兴等地有一些。”
“泡桐树长得快啊!板料又好。”邓小平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说,“泡桐树用来做箱子没缝,很好的,日本人可喜欢啦。”
邓小平、铁瑛在这里驻足片刻,邓小平吸着烟,脸上堆满了笑容说:
“杭州的绿化不错,给美丽的西湖风景添了色。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发展旅游业啊!”
只见他把手一挥,兴致勃勃地说:“走,到江南再看看。”
2月17日,又是一个好天。有点风,但不冷。
早上8点钟,沈小妹按时到茶室上班,春节期间,茶室外地游客不多,她正拿着大扫帚扫地,组长杜金仙(当时茶室负责人叫组长)赶来把她拉到一边吩咐:“你不要扫地了。”
沈小妹觉得很奇怪:“为啥?”杜金仙说:“不要弄脏衣服,有重要接待任务。”
沈小妹听后兴奋起来。
此前她和其他同志一起接待过许多中外贵宾,这次又会是谁呢?沈小妹一边有条不紊地布置接待室,一边东想西想地瞎猜。
上午9点半的样子,一行人从虎茶室的正门进来,沈小妹仔细一看,啊!中间那位慈眉善目、步态稳健的老人竟是小平同志。沈小妹惊喜得差点叫出声来,她的心怦怦直跳,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最后只笑着对小平同志说:“首长请!”
坐在轮椅里的邓朴方是被人抬上48级石阶从边门进来的,随行人员对正准备泡茶的沈小妹说,因为时间关系,首长不喝茶了,泡了浪费,按计划看看虎跑泉试水表演就走。
一上来就要表演,沈小妹心里有些发颤,但小平同志随和可亲的笑容使她很快轻松自如起来。
小平和他的家人,还有随行的医生、警卫等团团围站在一张小方桌前,听沈小妹边表演边介绍。
虎跑泉系优质天然矿泉水,四季恒温,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由于其水分子结构比较密,水面张力大,可高出碗面2—3毫米不外溢。当沈小妹介绍说虎跑泉清洁度接近蒸馏水,又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喝了可以长寿时,小平哈哈大笑,连声说好。
看到小妹将一枚硬币浮在碗面上后,老人童心大发,兴趣盎然地拿起一枚一分的硬币,小心翼翼地放在水面,硬币晃悠悠地浮着,小平同志高兴地笑起来,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一样纯朴。这时,小平同志带来的三个孙辈也嚷嚷着要和爷爷(外公)比赛。几双小手你一枚我一枚,小小的碗上浮了九枚大大小小的硬币还是滴水不溢。众人笑声掌声不绝。
15分钟过去了,小平同志要走了。
他与沈小妹握握手,笑着说:“谢谢你了。”
激动之中,沈小妹只按照平时的规矩道了一声:“首长,欢迎再来。”
直到今天,沈小妹还在遗憾自己的口拙,当时为什么不跟小平同志多说几句呢?沈小妹的遗憾还有很多,比如小平同志那天坐也没坐,连一口水都没喝。
二十二、邓小平听了群众的回答,满意地说:“你们生活好,我就高兴。”
离开浙江后,邓小平来到上海。
2月21日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在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市长汪道涵、副市长杨堤陪同下视察位于静安区胶州路集市。
静安区胶州路集市建于1979年10月15日,地处静安寺闹市区附近。市场全长150米,场地使用面积达545.92平方米,设有摊位50—60个。市场两边是居民,还有3个国营和集体单位。在这种环境中,他们采取见缝插针,分类设摊,做到整齐清洁,使市场管理不断完善,得到了市、区领导的好评。对于城市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个体经济、集市贸易,世界各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纷纷前来参观和访问。胶州路市场,从1980年起先后接待了美国教育旅游团、日本民社党代表团、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平壤市委责任书记等,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瑞典的记者。
小平同志下车后,首先到市场口的水果摊看了看,并且问随行人员一些问题,随行人员解释后,小平同志即走向待业青年办的知青合作社,问:“你们是属于什么性质的?”
回答:“我们属于街道办的知青合作商店。”
之后,小平同志又来到个体户刘洪珍处看看,问随行人员:“这是鲫鱼?”
回答:“是鲫鱼。”“多少钱一斤?”
回答:“2.8元一斤。”
最后小平同志来到个体户姜安如的摊位前,小平同志指着冬笋问:“多少钱一斤?”
回答:“七角一斤。”
姜安如在回答后抬头一看原来是邓小平同志,便激动地连连拍手叫了起来:“邓伯伯、邓伯伯,你好,你身体好吗?”
小平同志回答:“你好。”
参观后,邓小平一行又于9点15分从胶州路、北京路口上面包车离开市场。小平同志视察胶州路市场,极大地鼓舞了市场全体工作人员,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央领导对开办集市贸易这一做法的肯定。小平同志的关心对于我们搞好市场增强了信心,推动我们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在这之后,这个市场连年被市、区评为先进市场。
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上午9点50分左右,邓小平一行来到了位于上海市北区的曲阳新村。
曲阳新村是70年代末期,市政府筹划建造的13个新村小区中的一个,其规模仅次于浦东的潍坊新村。当时曲阳新村的建设速度最快,至1982年底,曲阳新村的西南小区建成,小区配套设施齐全。
这天上午,两辆乳白色的面包车驶进了曲阳新村,在新村的菜场门口停下。车门开处,邓小平从第二辆面包车里走了出来。他身穿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迈着稳健的步子,脸上带着微笑,神采奕奕。
当时担任曲阳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的朱文英同志,事先不知道小平同志来视察,只知道今天有领导同志要来曲阳新村,他没想到领导同志竟是小平同志。当
,由于上海市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最低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五摄氏度。小平同志没有穿大衣、披围巾,也没有戴帽子,站在大路中间,向周围的人们频频招手。
小平同志和陪同的胡立教、汪道涵等领导同志首先走进了曲阳菜场。这时,早市已过,但是,一些柜台仍在营业。
“是国营的吗?”邓小平问。
“这是知青办的合作菜场。”中共虹口区委书记沈敏康回答。
“知青办的,好嘛!”邓小平高兴地朝青年营业员们点点头。
小平同志在蔬菜柜台问两个营业员:“你们在这里做好不好?”
两个营业员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在猪肉柜台,小平同志关切地问一个青年女营业员:“你斩肉斩得动吗?”
“还可以!”青年女营业员感激地点点头。
邓小平等一行接着来到新建的百货商场。这也是一家知青办的合作企业。小平同志仔细地察看了橱窗里和货架上陈列的商品,关切地询问:“居民需要的东西都有得卖吗?”
当听说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供应以后,他点点头,笑了。这时,赶来看望邓小平的群众越聚越多,许多人都想跟小平同志靠得更近一些。
小平同志望着周围的群众连声问:“新村的文化设施跟上去了没有?”“这里的住宅是哪一位工程师设计的?”
大家看到小平同志身体健康,都感到十分高兴。
曲阳酒家的营业员,早就站在大门口迎候,盼望邓小平同志能到店里坐坐。在群众的簇拥下,小平同志走进了曲阳酒家。杨堤告诉小平同志:“这里是川扬帮的菜。”
“川扬菜好嘛!”邓小平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就发出了一阵欢快的笑声。
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挤出人群,操着四川口音,激动地说:“楼上还有,请邓副主席到楼上看看。”
“这两位是知青酒家聘请来的老师傅。”酒家的经理向邓小平介绍说。
小平同志一边健步登上二楼,一边兴致勃勃地操着家乡的口音同两位四川籍师傅交谈,称赞这个酒家办得不错,鼓励青年们好好干。
接着,邓小平等一行来到大连西路250弄22号一户居民家里。这家的女主人姚凤兰,是上海服装二厂的退休工人,正在揩桌子。她看到有人来了,连声说:“请进!请进!”
她的丈夫和儿子都上班去了,只有新过门的媳妇还在家里。
邓小平随着陪同的同志先走进了姚凤兰儿子的新房。新媳妇小丁认出了小平同志,一时呆住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邓小平听说她去年12月刚结婚,热情地同她握手,亲切地说:“祝你们幸福!”
小丁激动地点点头,腼腆地说:“邓副主席好!”
邓小平环顾了新房的摆设: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一应俱全,高兴地说:“哟,这儿不错嘛,挺现代化的。”
接着,又来到姚凤兰的房间。邓小平同她握手,亲切地问:“你们生活好吗?”
“我们生活得很好”,姚凤兰说。
汪道涵指着五斗橱上一只用红色绒布套套住的机子问,“这是只电视机?”
姚凤兰说:“是的。我们原来有一只九英寸,儿子结婚又买了一只十四英寸的彩电。”
小平同志听到她的回答,满意地说:“你们生活好,我就高兴!”
小平同志接着问:“这住房有洗澡间吗?”
姚凤兰说:“有!还是瓷砖铺的哩。”
小平同志走到浴间门口,朝里面仔细地看了看,然后向主人热情告别。
此时,周围站满了群众,四周的窗口还伸出了无数的人头,大家拍手向邓小平问好,邓小平举起右手向热情的群众致意。
小平同志离开曲阳新村以后,姚凤兰说:“我真后悔,邓副主席同我谈话时,就站在我面前,沙发就在他身后,我实在太激动了,我没有想到请他老人家坐下来,也没有倒一杯水请他喝,台子上放着的喜糖也没有请他吃一颗。”
第五次:关键时刻特区行
二十三、“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1984年1月的南疆,鲜花盛开,春意盎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陪同下,乘专列来到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场”——深圳经济特区。
24日早上,列车到达广州站。当广东省负责人梁灵光等到车上看望邓小平时,邓小平深情地对梁灵光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邓小平的到来,给南粤沃土增添了浓郁的春色,也带来了几分神秘。早早盼望着他老人家光临的深圳人,此时此刻正怀着兴奋、荣耀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期待着什么!
4年前——1979年4月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领导人就如何发挥广东优势,吸引爱国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来大陆投资办企业问题,向中央汇报了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的设想。邓小平听完汇报后,郑重地对广东省领导人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授权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倡议,分别在1979年7月和次年5月正式下达文件,允许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
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从正式宣告经济特区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它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日子。一支支建设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开到深圳河畔,一群群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从各地拥来。深圳,这个边陲小镇,一下子沸腾起来了。这里,到处响着推土机、挖掘机、起重机的隆隆声,到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行人,市长和打工仔一同住进低矮、潮热的工棚,一同起早贪黑在工地上,一同出大力,流大汗。
没有钱,深圳人四处奔走,靠借贷、“滚雪球”支撑起一座座大厦,铺设一条条马路。“五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后,外商纷至沓来,“合作”、“合资”、“独资”企业与日俱增。经过几年建设,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已经形成。
深圳的名声大噪,一方面引起了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心、深切理解和热情支持,一方面也招来了党内外一些不同意见者对深圳改革开放的怀疑和指责。有的拿传统观念和方法来衡量今天开放中的深圳,有的横挑鼻子竖挑眼,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变成解放前”……
对深圳特区几年来的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特区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对了还是错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在这关系深圳特区能否继续前进和全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时刻,深圳的“拓荒牛”们无不翘首以望——有一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能亲自来看一看深圳的发展,听一听这里建设者们的声音,为每一个关心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人排忧解难、指点迷津。
邓小平自深圳特区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关注着深圳这棵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和发展。
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领导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
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
一晃几年过去,深圳特区究竟是什么样子?成功不成功?对特区的种种指责、怀疑对不对?邓小平亲自考察来了。
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邓小平一行的专列从广州开到了深圳火车站。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红光满面,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和迎候在车站月台上的深圳市领导人一一握手。慈祥的笑脸,感人,亲切。
下午3时30分,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稍事休息后,便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工作汇报。梁湘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
这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喽?
梁湘说,是翻了一番,比建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
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40分钟的汇报,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插话询问。汇报结束时,梁湘说,请小平同志给我们做指示。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完,邓小平望望大家,手一挥道:“到外面看看去。”
下午4时40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当时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登上20层的大厦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邓小平沿着天台四围缓缓地走了一圈,环视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大部分正在建设之中,四周工地上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运输建筑材料的载重汽车穿梭其间,升降机在脚手架间不停地上上下下,一片繁忙景象。
当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气温只有11摄氏度,80高龄的邓小平却毫不在意。随行人员曾两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邓小平站在天台上,仔细地听取和询问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等情况。梁湘告诉他,罗湖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梁湘指着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筑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听到这些,邓小平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邓小平一行从天台下来时,大厦门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闻讯赶来的人群。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直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上车离开,人们才渐渐散去。
1月25日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来到上步工业区中航电脑公司。这个公司建立于1982年8月,是深圳市首家从事电脑引进开发、推广服务的电脑公司。邓小平一行参观了车间设备,详细听取了电脑技术和软件开发的情况介绍,观看了人和电子计算机下象棋的表演。邓小平说,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他还建议我们要积极培训青少年哩!邓小平望望大家,充满信心地指出:全中国有那么多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条件的。
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当时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邓小平参观了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的别墅式住宅。与吴柏森家毗连的还有32幢同是180平方米、二层楼高、六室二厅的小楼,构成一片环境优美、经济实用的住宅新区。这是渔民村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
邓小平看到这些喜人变化,非常高兴。拉着吴柏森和他坐在一起,让记者们拍照留念。表现出领袖和农民深厚的情谊,表现出邓小平对深圳农村改革开放成就的欣慰之情。
参观完吴柏森的家庭设施后,邓小平问吴柏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
吴柏森回答说:“都有了,我们渔民村有今天,全靠邓伯伯,我们十分感谢邓伯伯。”
邓小平立即接上去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应该感谢党中央。”
吴柏森还汇报说:“去年全村纯收入达47万元,人均年收入5970元,平均每月439元。”
这时有位陪同人员对邓小平说:“比您的工资还高呢!”
邓小平深情地说,要全国都达到这样水平,要100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时间吧?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纪末,再加50年,因为我国人口多。
走出渔民村,已时近中午,阳光特别温和、暖人和亲切。在村口告别时,吴柏森又一次紧握着邓小平的手,再三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二十四、邓小平欣然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月26日上午8时30分,邓小平一行乘车离开迎宾馆朝蛇口方向驶去。在经过即将兴建的深圳大学路段时,梁湘指着深圳湾畔的一片荒草地向邓小平介绍说,这里将兴建深圳第一所大学——深圳大学,第一批学生将在今年9月正式入学。大家举目望去,只见几处稀拉的工棚,连地基的桩子都没有打上。邓小平问:“能行吗?”梁湘答道:“能行。”邓小平点了点头。
当年9月,深圳大学第一批新生果然如期入学。
上午9时30分,邓小平一行来到濒临深圳海滨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工业区董事长袁庚向邓小平汇报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情况。他说,1979年,蛇口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然而,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可见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确实发挥了巨大威力。
袁庚谈到这里,觉得邓小平年事已高,听汇报时间不宜过长,便说“再谈5分钟结束汇报。”
邓小平说:“没关系。”让袁庚继续讲了20多分钟。袁庚说,这几年蛇口工业区冒了点风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人事劳动制度实行了招聘制和合同制,工业区领导班子实行民主选举和企业经理聘用制。说着,袁庚把36岁自学成才的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乔胜利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要乔胜利到他身旁坐下,问他的学历、年龄、工资收入和生活消费等情况。邓小平说,要鼓励青年人挑重担,多干实际工作。邓小平的话表现出老一辈革命家关心青年干部成长的急切心情。
邓小平听完汇报,走到窗前,指着一片繁忙景象的蛇口港码头,问袁庚:“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吨位的船?”袁庚一一做了回答。
邓小平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最后,应袁庚的邀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高兴地与工业区全体接待人员合影留念。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等去中外合资企业——华益铝材厂参观.在轧制铝薄板的机器前,厂长指着一批包装好的产品说,这是准备发运美国的铝薄板。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走上前去,细细看了木箱上的英文字,又拿起自动冲床刚冲压出来的圆片称赞说:“很薄,很光。”
邓小平到华益厂视察的消息公开报道后,引起各界的良好反响。工人们打消了为外资老板打工的种种顾虑;外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重视合资企业极为关注、极受鼓舞,有如服下了一颗“定心丸”。
结束铝材厂的视察,邓小平一行登上微波山,从山顶俯瞰整个蛇口工业区,还向企业负责人了解资金和设备引进、产品销路、职工收入和人才培训等情况。10时30分,袁庚请邓小平等到“海上世界”做客。即将在春节期间开业的“海上世界”,是一艘法国建造、戴高乐曾乘坐过、后来由中国远洋总公司购进的退役客轮改装的海上游乐中心。邓小平一行登上九层高的明华轮,大家都有点累了,陪同人员劝邓小平到“总统房”休息。然而,邓小平的精神特别好,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来到顶层甲板上。邓小平一会儿望望蛇口工业区,一会儿转身远眺碧波荡漾的深圳湾景色,一会儿又移眸伶仃洋海面上的艘艘豪华快艇,脸上不时浮现出舒心的微笑。
席间,邓小平特别高兴,连饮下三杯茅台酒。应明华轮主人的请求,邓小平挥毫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苍劲挺拔的大字。
邓小平离开“海上世界”时,自发而来欢送的人群热烈鼓掌,并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一行的车子朝蛇口港驶去。车上,梁湘问邓小平:“您还有什么指示?”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就是绿化还不够。”梁湘回答:“今后我们一定按您的指示,尽快把深圳绿化好。”邓小平点了点头。
1月26日下午2时45分,邓小平结束深圳的视察,乘坐海军炮艇朝着珠海经济特区驶去。梁湘等人在码头上不断挥手送行。
邓小平满意地离开了深圳。但这“满意”是人们从他的笑脸上感觉到的。他没有说多少话,深圳的领导人也没有请他为深圳题词。过了几天,当深圳人得知邓小平已经为珠海题词后,才恍然大悟。是啊,深圳这几年究竟怎么样?外面的风声雨声一直不断。今天,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到深圳视察过了,能不能也请他给深圳题个词,打个“分”,看“及格”“不及格”?这既是深圳人的渴望,也是全国人民的需要啊。
于是,深圳市领导经过商量,决定委派市接待处处长张荣赶往广州,请邓小平题词。
张荣1月29日夜接受任务,30日一早到达广州。他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
第二天是阴历大年二十九,深圳人在焦急地盼望着……
大年三十这天,羊城的太阳分外明媚。花城的“花市”已经开了几天了,到处花气袭人。早饭后,邓小平照例在珠岛宾馆内小花园散步。但是,他好像在思索、琢磨着什么……还是邓小平的家人最理解他的心思。邓小平散步回来,看见女儿邓楠等已将笔墨纸砚铺放在大厅的方桌上。邓小平先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来,喝了口茶,问在场的张荣:“题什么?”
此刻,张荣非常激动,一边急忙从公文包内取出几张草拟好的题词稿递给邓小平,一边说:“随首长吧,首长题什么,我们都一样高兴。”
邓小平略略看了看草拟的题词稿,随即把它推到一边。而后,站起来,走到桌前,拿起笔,在砚台上蘸了蘸,目光在纸上谋划了一下书写的布局,又将毛笔沉浸在墨池内,饱蘸浓墨,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气呵成,语语铿锵作响,振聋发聩,字字苍劲有力,浑然一体。
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院。他完全忘记了和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的应有礼节。
张荣将题词先给广东省领导。省领导反复看了几遍,一个个笑逐颜开。
大年三十的午后,路上行人、车辆稀少。张荣护持着题词直奔深圳,不到5点钟就到深圳了。这时候,市领导都在热切地等待着他的到来。当市领导读完邓小平的题词,无不高兴得热泪盈眶,纷纷举杯庆贺。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呢?他到达深圳那天就曾说过“我暂不发表意见”。显然,题词的内容是他老人家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而深入的调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下这个结论,是邓小平几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
第二天,恰是干支纪年新一轮的第一年——甲子年大年初一。邓小平为深圳特区的题词,一大早就通过深圳电视、广播及《深圳特区报》和大家见面了。上午——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香港电视台立即转播,每隔5分钟播放一次。邓小平的题词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一河之隔的香港人,对深圳的发展变化看得最清楚。今天,他们为深圳人而骄傲和欢欣鼓舞,是很自然的。
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无比的礼物,深圳人过得何等快乐,何等踏实,何等充满胜利的喜悦啊!
深圳人的汗水没有白流。深圳人的路没有白闯。深圳人的风险没有白冒。我们的总设计师最理解深圳的“拓荒牛”。
二十五、邓小平挥笔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是小平同志对我国经济特区决策在四五年实践之后的又一次肯定。
26日下午,邓小平一行乘坐军舰来到珠海,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负责人与邓小平一一握手问好,按计划前往中山温泉宾馆休息。
一会儿,车子很快到了中山温泉宾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同志轻声对珠海市委负责同志说:“先在这里休息三天,29日一早你们再来,首长要上珠海去看看。”
28日上午9时,小平同志到山上散步、一直登上山顶,下山时,道路崎岖不平,警卫人员建议原路返回,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一句话映照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胆识和气度。
也就是这天,邓小平还在中山温泉宾馆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先生。小平同志说:“特区是我提倡搞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
霍英东先生说:“这政策是对头的。”
邓小平接着说:“看来这路走对了。”
29日晨,珠海市委的几位负责人赶到中山温泉宾馆,接小平同志到珠海参观。在前往市区的途中,邓小平听取了市委负责人吴健民同志的汇报。当听到珠海经济特区创办5年间引进的投资项目时,小平同志问:“为什么在特区的项目那么少?”
“因为特区的范围划得小,才15平方公里多一点儿,特区投资环境的条件,在建设中只能逐步完善。开始引进的项目,多放在各个公社中去了。”
“嗯。”……小平同志听后,仿佛在思索着什么。但当时他没有发表意见。
车子很快就驶进了拱北。在车上,邓小平一行先后参观了拱北工业区的建设、通澳门的口岸建设,巡视了珠海度假村、九洲港口、直升机场以及南山工业区。他看得很仔细,很认真,有时还向市委负责人了解有关情况。一路上,邓小平看到的是:纵横交错的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厂房、川流不息的车辆……他老人家欣慰地笑了。他对珠海的规划格局表示赞赏。
车子开到了毛纺厂,这是珠海特区最早引进的工厂,是开放政策在珠海市引进工业方面最先的一次尝试。小平同志仔细地参观了该厂的洗毛、混合、梳毛、走锭、纺纱、合股、成件、包装各个工序。年轻的厂长黄国明向邓小平一行汇报了整个流程情况。
黄国明是珠海人,开放、改革的洪流把他从一名普通的渔家子弟推到了中国第一间补偿贸易型中外合资企业的经营者岗位。1978年冬,香洲毛纺厂正式签订了中外合作办企业的合同。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外开放构想后的第三个月。珠海人行动真快,可黄国明行动更快。他带了9个待业青年去澳门学习了3个月,回来后就摆开架势干了起来。试产半年后,企业便转入正式投产。从基建到投产,前后不过1年,这在当时的珠海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
“这些设备是哪里的?”小平同志看得十分认真,边看边向黄国明提问。
“是从西德、瑞士、日本引进的。”“原料是哪里的?”“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产品销往哪里?”
“全部出口。我们是家‘三来一补’企业。”
“三来一补”,这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工业经济辞典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尽管这是一种最低层次的中外合作企业的模式,但毕竟说明了中国已真正迈出了对外开放的实质性一步。而“亚洲四小龙”的神奇般的崛起也正是由这最低层次开始的。
这是一个“阵痛”的过程。香洲毛纺厂设备投资是由港澳公司贷款的,我方加工生产产品用以抵债。由于每年的加工费很少,往往还不足以还贷款利息。几经权衡利弊,我方遂向国内贷款,于1981年底一次性偿还给外商。但放下了负外债包袱的香洲毛纺厂仍然摆脱不了低层次的“三来一补”模式,不过是由补偿贸易变为来料加工。珠海的外向型经济就是在这样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
在香洲毛纺厂看了20分钟后,小平同志随即乘车来到了狮山电子厂。这是一家珠海市自行设计、生产收录机、音响的替代型生产企业。电子厂年轻的厂长李振早就在楼梯口迎候了。他平同志沿着整条作业线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做详细介绍。在参观过程中,电子厂的副总工程师王兆全介绍了目前国外对电脑软件的生产如何重视,如何供不应求,而我们中国人多,市场大,只要大胆引进样机,然后加以学习、消化、创新,完全可以做到大量生产电脑软件,满足国内需要,还可以出口,作为一种智力输出。对此,小平同志点头表示同意。他说:“搞软件生产,咱们中国有这个条件。”
最后,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电子厂的产品展出橱柜,仔细地听看综合介绍,然后凝注着青年厂长,问:“你是哪个学校出来的?”
“我是自己学习的。”厂长答道。
老人显然没有听清楚,侧耳问身边的人。邓榕说,“他是自学的”。
老人慈祥地笑了:“是自学成才的啊。好!”
这时,吴健民插话说:“我们大胆使用这批年轻的干部。”
接着,邓小平同志问李振:“你多大年纪了?”
当他得知李振只有28岁时,笑着说,“好!年轻人管理工厂。年轻人办事好。”
结束了电子厂的视察,车子直奔珠海宾馆。宾馆总经理张倩玲已恭候多时。小平同志下车后,在张倩玲的陪同下参观了宾馆。中午,小平同志一行在珠海宾馆用午餐。马万祺先生专程从澳门赶来作陪。席间,吴健民对小平同志说:“中国举办特区,同充分利用港澳,是难以分开的一个统一的问题。深圳和珠海,感受尤深。这也许算是中国的特色。”
小平同志微笑着点点头。突然,他问吴健民是不是大学生。吴健民回答说:我没有上过大学。1956年8月至1957年12月,我曾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与卓琳同志是同一期的同学,我年纪大了,已决定退下来。
在原来研究接待方案时,考虑小平同志来,机会难得,希望能请老人家题词。这一任务便交给张倩玲。此时,她走过来,低下头轻声地在老人的耳边说:“请您给题词留念,好吗?”老人抬起头来,思索着,随后,看看吴健民缓缓地说了一句:“哦,你看写什么?”吴健民一听,知道小平同志已答应了题词,顿时松了口气,马上说:“对珠海经济特区评价之类的话。”……
小平同志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即站了起来,健步走向旁边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摆着宣纸、笔墨的写字台。他拿起笔,思考片刻,立即挥笔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一题词,是小平同志对我国举办经济特区决策在四五年实践之后的又一次肯定,也是他对珠海经济特区的一次检查结论。在场的同志深受鼓舞,报以热烈的掌声。
随后在珠海宾馆与珠海市委负责同志和霍英东、马万祺先生合影留念。午休片刻,下午乘汽车路经顺德,在清晖园,听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同志汇报时,邓小平插话说:“塘鱼产量高,值钱,各种糠皮可以喂,我在泰国看到很便宜。”
“日本每一个人有100斤鱼,所以体质好。”
“山和水能解决大问题,我们的山利用得还可以,水不行。”
1月31日上午,在广州,小平同志参观了白天鹅宾馆,称赞这是搞得较好、赚钱的大饭店。邓小平同志看了总统房后说:“美国宾馆的总统房比这里的差得远了。”
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时住过总统房。他说,就那么几个房子,要900多美元。他问宾馆负责人:“这个多少钱?合美元是多少?”听完介绍后,小平同志说:“按这么算,这里的总统房值3000美元。”
小平同志在视察特区时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特区应该办成“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
小平同志的指示犹如一道闪电,划破了锁在珠海经济特区上空的浓云密雾,珠海人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珠海市委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大好机遇。在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后,特区建设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二十六、小平同志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春节刚刚过去。2月7日,邓小平由广东乘火车来到厦门。
2月8日这天,海阔天高,风平浪静。
邓小平、王震在省、市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乘坐“鹭江”号游艇一边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工作,一边游览厦门鹭江两岸的海上风光。王震特意安排省委书记项南坐在邓小平身边。项南汇报说,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太束缚手脚了,最好能把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
在场的省、市领导都高兴地露出会心的微笑。项南接着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者日本绕道而来,这太麻烦。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震插话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可以考虑。”
然后他又问自由港的政策应包括哪些内容,在场的省、市领导议了一下,由项南归纳起来回答说,主要内容有三点: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静静地抽着烟,望着薄雾迷蒙的大海陷入了沉思,他要仔细地、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游艇环岛一周后,邓小平登上了海上花园鼓浪屿,漫步在街道上。鼓浪屿的居民和游客带着惊喜的目光,自觉地站到街道两旁向邓小平一行鼓掌欢迎。邓小平经过一群小朋友身旁时,一个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向他传来问候:“邓爷爷好!”他慈蔼地摸摸孩子们的头,拉拉孩子们的小手,拍拍孩子们细嫩的小脸蛋,心情愉快地继续往前走。已经80高龄的邓小平缓步攀登日光岩,在半山腰停住了脚步。他眺望着海对面厦门岛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鹭江岸边停靠的一艘艘货轮,眺望着水天一色的海空,陷入了沉思,久久没有说话。
在由日光岩步行回游艇的林阴路上,邓小平问项南,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
项南回答说:“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极表赞同,他挥挥手臂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这一天,他还视察了建设中的东渡港,到海军码头看望了厦门水警区的同志,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2月9日7点多钟,坐落在五老峰一侧、依傍着大海的厦门大学建南大礼堂门前聚集着一群人,他们是厦门大学校、系、部门的负责同志、著名教授、学者、先进工作者。人们兴奋地低声议论、期待着,内心的激动冲淡了清晨的丝丝寒意。
8点半左右,从礼堂东侧隐约传来说话声、脚步声。大家扭过头向东望去,邓小平在省、市领导陪同下走过来了。翘首等待的人们兴高采烈地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为中国带来改革之春的领导人。邓小平亲切地微笑着鼓掌走过来,他同前排的几位同志握了手,向后排的同志挥手致意,接着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与大家合影。合影完毕,他起身走到礼堂西侧,高大的棕榈树在海风的吹拂下轻轻摇动,海枣树上垂挂着一串串碧绿的果实,远处木棉树盛开着火红的花朵。当北国还是冰封雪飘之时,这里温和多雨的海洋性气候孕育下的亚热带植物却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希望。
不远处的化学馆前,自动聚集着一群厦大学生,他们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在这里等候一睹邓小平的风采。邓小平笑着向年轻人几次挥手致意,然后绕过礼堂向来时乘坐的旅行车走去。怀着对创办这所学校的陈嘉庚先生的敬意和对这座著名海滨学府的美好印象,他又匆匆地驱车驶往湖里工业区。
当时的湖里工业区,也就是初期的厦门经济特区,还是一个大工地。虽说到1983年底已经基本完成了“四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举目望去,除了特区管委会办公所在的综合楼外,工业区内成形的建筑物只有一座印华地砖厂的厂房和两座通用厂房,特区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印华地砖厂尚未投入生产。刚从深圳过来的邓小平,明显地看到了厦门与深圳的距离。在王震以及省、市主要领导干部项南、陆自奋、邹尔均等人陪同下,他来到特区管委会二楼的接待室,听取湖里工业区建设情况的汇报。接待室里有一盘精心制作的厦门经济特区远景规划模型,邓小平站在模型旁边,一边听汇报和讲解,一边思考着问题。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在对台关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深圳毗邻香港,吸引了不少港资,厦门的开发必然会引来台资,会对缓和海峡两岸关系起重要的作用。当时,尽管台湾的上层人士仍然态度僵硬,但一些民间有识之士已经悄然来厦寻找机遇。厦门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厦门一定要上,一定要快上。
当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留念时,邓小平拿起笔来,稍做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鼓励和鞭策。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意识到了它的分量。题词在报纸上刊登后,在特区的建设者们的心中引发了一种坚决办好厦门特区,追赶和超越深圳、珠海的强烈激情。
当时邓小平虽已是耄耋之年,但活动日程仍然安排得非常紧。来厦视察的几天,每天都外出视察,不外出时,就在下榻的厦门宾馆五号楼接见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代表、台湾同胞代表、华侨人士、港澳人士等。
2月10日上午,在接见了最后一批客人之后,他冒着霏霏细雨来到万石植物园,种下一株香樟树苗,而后便登上旅行车赶往火车站,踏上归程。他急于赶回北京同中央有关同志深入地商讨一下厦门的问题。
24日,邓小平回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专程到厦门传达了这一讲话。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在福建省的直接领导下,厦门特区制订了扩大特区的实施方案。1985年6月2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个实施方案,要求厦门特区应建设为“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凡世界上通行的自由港及其管理体制、机构以及措施,均可供厦门经济特区借鉴或采用。
传说在遥远的古代,常常有成群的白鹭栖息在厦门岛上,因而,厦门岛又称之为鹭岛。今天,在海岸边,在员当湖上,仍然有一群群白鹭怡然自得地觅食和嬉戏。勤劳勇敢的厦门人民世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与美丽善良的白鹭共同吮吸着这片沃土的恩泽,对这块土地充满着无限眷恋和殷殷深情。
1984年2月邓小平对厦门的视察鼓舞了厦门的干部和群众,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厦门经济特区的种种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厦门人民建设特区的热情,为特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经过几年的努力,老企业技术改造取得成效,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外商投资增多,特区经济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到1987年厦门特区已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发展格局,充满青春活力的厦门特区像展开双翅的白鹭开始腾飞了。
二十七、邓小平视察特区后有很多感慨:“现在看,开放的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
视察厦门后,邓小平一行乘火车前往上海视察。由于火车行驶时间较长,途经浙江金华火车站时停留了片刻,好让老人家活动活动。
2月11日,邓小平到达上海视察。
在上海,邓小平对前些日子的特区视察有许多感慨。他在听取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的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我看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很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革,吃大锅饭不行。”
在谈到财政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一个大的问题是中央财政收入少,大项目上不去。要恢复到中央掌握百分之七十,地方百分之三十,方针已经定了,说是三年做到,可不可以两年就搞成。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些大的项目就可以上得快一些。这是历年来的一个矛盾。我做总书记时就是这样办的。”
2月15日,阳光透过薄薄的晨雾,更显得绚丽多彩,风和日丽。这是宝钢人难忘的一天。那一天早晨,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总厂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在宝山宾馆门口迎候。
上午9时30分,小平同志乘坐的乳白色面包车徐徐驶进宝山宾馆。小平同志健步走下车来,亲切地和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等领导同志一一握手,并十分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陪同小平同志前来视察的有王震同志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等领导同志。
小平同志首先饶有兴味地听取了黎明同志的汇报。黎明同志首先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宝钢一期工程的进展情况,并简要汇报了宝钢二期工程的前期准备已做了大量工作,需要抓紧时机尽快决策。这时,陈国栋同志插话说:“宝钢只有一期工程,经济效益不好,看来二期非上不可。”小平同志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敏锐地看到了宝钢二期工程建设有需要也有可能把步子迈得更快一点儿。他当即果断地说:“宝钢二期上是肯定要上,问题是什么时候上。”接着小平同志向在座的宝钢指挥部、宝钢总厂的主要领导同志详细调查询问上宝钢二期,如果决定立即干,哪一年可以干完?1984、1985两年,每年要多少投资?投资高峰在哪一年?参加座谈的同志详细地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宝钢二期如果决定立即上,从1984年到1988年分年度所需的投资数。当小平同志对宝钢二期工程逐年需用的投资心中有了底,看准了一期工程可按时建成,二期工程有条件提前上时,当即果断地作出判断说:“原来国家计委考虑宝钢二期在‘七五’期间上,如果1985年只要2亿元,还可以上得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王震同志接着说:“对,还是要争取时间。”在整个汇报座谈中,小平同志思路清晰,谈笑风生,寓高超的领导艺术于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之中,在场的同志都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上了十分生动的一课。
小平同志亲临宝钢调查的10天之后,1984年2月24日在与中央有关领导谈特区等工作时,专门针对宝钢二期建设要不要提前上马的问题,以简洁的语言做了精辟分析。小平同志说:“从长远看,宝钢二期是否能想想办法,争取早些上。如果到‘七五’上,要推迟两年建成,这样很不利。”“宁肯借点债,付点利息,也要争取时间。”“这事要确定下来,今年就干,争取时间。”
小平同志这一英明决策,一下子把宝钢二期工程建设的时间提前了两年,从而使宝钢二期工程早两年投产,早发挥投资效益。
小平同志在详细听取黎明同志汇报后,又十分高兴地亲笔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随后,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和宝钢指挥部、宝钢总厂主要领导干部及劳动模范代表等合影留念。
随后,小平同志在黎明等同志陪同下兴致盎然地驱车巡视了宝钢纵横十三平方公里的厂区。在延伸到江中1600米的宝钢主原料码头上,小平同志眺望着滚滚东流的浩瀚江水,关切地询问了码头水深、航道疏浚,以及能停泊几万吨级的货轮等情况,并很有兴趣地观看了卸船机的高效率工作。小平同志边看边与陪同的宝钢领导同志亲切交谈说:“我们要把日本的技术都学过来。”
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期间,十分关心着上海交大的发展情况。
2月16日,正是元宵佳节。上午9时30分,邓小平同志在王震同志陪同下来到了西郊宾馆接见大厅。他老人家虽已80高龄,但精神饱满,步履稳健,频频招手。他与等候在接见厅门口并站立前排的校领导邓旭初、范绪箕、刘克、翁史烈、朱物华、周志宏、王宗光、陆中庸等同志一一握手。
随后邓小平、王震及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阮崇武与上海交大参加接见的53位校领导和教授、学生代表一起合影留念。
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是对交大改革的最大支持和肯定,是对交大广大师生员工的巨大鼓舞和鞭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连续报道了交大的管理改革;1984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专门发文介绍交大管理改革的经验;同年5月,载入六届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使这所百年老校获得了率先探索高校管理改革的殊荣。
同一天,邓小平在上海还参观了微电子技术应用汇报展览会。有两位小同学当场为邓小平做程序设计表演。
两位小同学熟练地按动键盘,电脑屏幕上立即闪现出“热烈欢迎”的中、英文字样,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造型生动、有趣的机器人,闪烁着一双灵活有神的大眼睛,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当动听的歌声刚刚消逝,一枚镌刻着“中国制造”的巨大火箭,呼啸着冲向蓝天,屏幕上豪迈地显示出:“中国,飞向宇宙!”
面对这两个闯进电脑世界的娃娃,邓小平同志笑了,满意地点着头。他亲切地问一位小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李劲。”“多大了?”
“13岁。”
邓小平同志和蔼地抚摸着李劲的头,对身边的领导干部们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小平同志简洁的话语,充分肯定了上海青少年计算机普及教育取得的成果,并对中国福利会儿童计算机“活动中心”今后工作的深入开展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1983年,上海和全国的计算机应用刚刚起步,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共同参与下,举办了我国第一届儿童计算机程序设计比赛。这次比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科技界、教育界的帮助下,遵循中国福利会实验性、示,成立了中国福利会儿童计算机活动中心。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面向少年儿童、普及电子计算机科学知识的教育机构。
此后,中国福利会儿童计算机活动中心,始终遵循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方向,坚持计算机普及从娃娃做起。至今已经为社会培养了几千名掌握一定计算机技能的中小学生。每年组织中小学生参加上海市的计算机程序员的水平考试,目前已有62名中学生获得程序员(相当于工程师水平)证书,11名获得高级程序员的合格证书。
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更是影响了李劲同学的人生之路。从此,他全身心地扑在计算机上。在以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他连获两项大奖:在上海第二届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中,获中学组个人一等奖和全国科学基金奖的特别奖。以后,他又应美国苹果公司邀请,随中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优胜者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学习。1987年,刚读完高一的李劲,就被清华大学破格免试录取于电子工程系。进入大学后,他又以优秀的成绩和优异的科研成果,破例获得学校光华奖学金一等奖,并获准提前两年大学毕业。1990年9月留校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因成绩卓著,于1991年3月,提前一年半,进入博士学位的学习,同时参加电子工程系的科研工作。正是在小平同志讲话精神鼓舞下,计算机领域里,一颗颗耀眼的星星正在冉冉升起。
第六次:巴山桂水总关情
二十八、邓小平察看了漓江的污染情况,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
1986年1月26日,广西桂林火车站。一大早,广西壮族自治区及桂林市的负责人就来到站台上,期盼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
上午9时,一列专列徐徐驶进车站,从车上下来的是神采奕奕的邓小平。
从1月26日至29日,邓小平同志在王震同志的陪同下在桂林停留了4天。
当年陪同邓小平在桂林活动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韦纯束对此作了详细的回忆:
1月26日上午9时,邓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开进桂林站,他神采奕奕,一下车便与我们区、市负责同志一一握手,非常亲切,随后我们与他一同登上中巴轿车,到达桂林榕湖宾馆七号楼下榻。一进七号楼,他就对我们说:“1973年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住在这里吧。”我们对他惊人的记忆力感到惊叹!因为担心他旅途太累,我说:“您先休息,明天我们再向您汇报工作。”
邓小平同志说:“我这次是来休息的,多年不到广西了,想来看看桂林风光,不必专门给我汇报工作。”
随后,陪同小平来的王震同志找我去他住房谈话,一是日程的安排,吩咐不要设宴招待,一切从简,各自分开吃饭。
王震着重对我讲:“小平同志过去一直强调不要宣传他,但党中央最近决定要宣传他啦。”
我说:“正好!我们要拍一部《百色起义》的电影。”
王震说:“宣传百色起义,很有意义,要搞好,事前应将剧本送中央宣传部审查。”我说一定照办。
下午,我们陪小平同志到芦笛岩。在门口,群众认出小平同志。他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在岩洞里,群众也认出他,他一样亲切地向群众挥手致意。从芦笛岩出来,我们安排他到对面会客室休息。
突然间,管理处的两位女同志来请求小平同志题字,我们担心小平同志太累,认为是不是回到宾馆再题字,小平同志见桌子上已摆好笔墨纸张,很高兴地健步上前提笔写下:“1986年元月26日到此一游。邓小平。”王震同志也题上:“陪同者王震。1986年元月26日。”
1月27日,我们陪小平同志游览漓江,因为漓江水浅,我们一行坐汽车到杨堤上船。上船坐好后,小平同志亲切地问我们:“你们都是广西人吗?是壮族吗?”我们一一做了介绍和回答。我们觉得小平很随和,就放胆无拘束和他谈话。
秀丽的山水,迷人的漓江引起小平同志对往事的回忆,他谈起1929年受党中央委派到广西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艰险经历。
受他谈笑风生的感染,我们陪同人员也都活跃起来,不断询问他当年的一些事情,小平同志都一一解答。我说:“我们广西兵很能打仗。”
小平同志说:“是的,红七军打仗很勇敢。广西了不起,特别是李明瑞,不仅勇敢能吃苦,又会带兵打仗!七军北上开往江西的时候。李明瑞从来没有骑过马。我和他带一个先遣连(又叫特务连)一直走在队伍前面,李明瑞是个艰苦奋斗的人。”
我又说:“我们广西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百色起义》电影。”
小平同志说:“不要宣传我,要多宣传李明瑞,他英勇善战,北伐时期已会指挥打胜仗。”
这时毛毛俏皮地跟小平同志开玩笑插话说:“人家李明瑞带广西兵打胜仗,你们川军光打败仗,是不是?”
小平同志说:“李明瑞总指挥能打胜仗,我是政委,和他在一起的呀!”
接着小平同志问起李明瑞的家属情况,他说:“李明瑞健在的亲属,你们要多多关照他们。”
我说:“李明瑞的女儿在政协工作。我亲自过问解决了她的住房问题。”
船到阳朔兴坪停了一下,看到绿水中的青山倒影,小平就高兴地说:“漓江水又变清了。”他不管天气的寒冷,登上船顶平台,又是指点又是和我们分别合影留念。
邓小平说漓江水又变清了,是有缘由的。1973年10月15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曾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从河南郑州乘专机飞抵桂林参观访问。这是1973年桂林正式对外开放后迎来的第一位外国国家领导人,也是邓小平“文革”复出后首次陪同外国贵宾的访问。
当天下午,加拿大贵宾在邓小平、韦国清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被誉为大自然艺术宫殿的芦笛岩。外宾们对洞内的奇景赞叹不已,邓小平也十分赞赏。当他环视四周景色时,一处处污染的情景映入了视野:桂林钢厂高耸的烟囱浓烟滚滚;一些石山被炸得残破不堪;芳莲池水被严重污染,池面漂浮着废弃物,桃花江水由于被污染而混浊不堪……眼前这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严重的人为污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引起了邓小平的忧虑。
次日,邓小平、韦国清等同志陪同加拿大贵宾游览漓江风光。游船载着客人缓缓离开桂林码头,沿江向阳朔方向驶去。叠彩山、伏波山、象鼻山、塔山、穿山等景点慢慢后移。悠悠漓江水轻轻拍打着船底,发出轻柔的欢快节奏。贵宾们在尽情地欣赏闻名于世的漓江风光,盛赞这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初游漓江的邓小平也被这奇绝的山水所陶醉。在观赏美丽的山光水色时,漓江被严重污染的情景也逃不过邓小平的双眼:榕湖、杉湖的脏水哗哗排入漓江,被污染的桃花江水也在象鼻山下涌入漓江,泛起串串泡沫。更为严重的是,沙河电厂、造纸厂的大量污水通过南溪河排入漓江。这些污水在漓江中形成了一股股大小不同、污色各异的浊流,使清澈的漓江水变得混浊不堪。沿江两岸的违章建筑,成堆的垃圾,排放的废气,以及竹林被乱砍乱伐,河岸被人为破坏等情景,比比皆是。
秋月西斜,秋风轻拂。游江劳累了的贵宾们陆续休息了,榕湖饭店内一片宁静。小平仍情系漓江,心绪难平。两天来参观游览桂林山水的美好印象和这奇山秀水被严重污染的不愉快记忆,不停地在他脑子里浮现。他痛切地感到:治理漓江,刻不容缓!
邓小平立即找来了自治区、桂林市有关领导,听取了简要工作汇报后,他便和大家一同乘车到解放桥上下的河段去查看漓江的污染情况。他们边走边谈,边走边看,着重查看了流经市区的漓江河段以及主要支流的污染情况,分析污染原因,商讨治理办法。邓小平在伏波山一带的江段上看到附近机关、单位和居民排放的污水从多处涌入漓江时,表情显得十分严肃。他语重心长地对自治区和桂林市有关领导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漓江是这座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
邓小平回京后,亲自主持国务会议,讨论了漓江的治理问题。不久,国务院颁发了《尽快恢复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貌》的决定,国务院还责成广西区党委、政府应把治理漓江提上议事日程,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把漓江治理好。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区党委派出了工作组亲临桂林,会同桂林市领导及有关部门一道查看漓江污染情况,研究治理方案,并先后成立了桂林市环境保护局、漓江风景管理局等职能机构,一场综合治理漓江的巨大工程展开了。
二十九、“终于见到我的‘父母官’了。”小平勉励县委书记等领导要把广安建设好。
离开广西,邓小平来到四川。这时,正好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到了。在自己的家乡四川过春节,邓小平的心情格外亲切。
初春的2月,绿色的川西平原一派生机勃勃。除夕一大早,成都西郊金牛宾馆彩灯高挂,春意满园,600多名干部和群众代表喜气洋洋,来这里参加省委、省政府举办的春节团拜会,和小平同志一起过年。
9点15分,小平同志在杨汝岱、万海峰同志的陪同下,从住房步行来到客厅,来到群众之中。和小平同志一起来的,有王震同志,顿时,客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的心沸腾起来。
小平同志面带慈祥的笑容,步履稳健地走到每个代表面前,和大家一一亲切握手。代表们见到年过八旬的小平同志红光满面,身体健康,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感到十分幸福。
成都市的掏粪工、省劳动模范罗有彬握着小平同志的手,一股股热浪涌上心头。他忘不了过去“四人帮”倒行逆施,把掏粪工时传祥迫害致死的往事,想到了是小平同志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劳动人民重新当家作主,掏粪工人成了四化建设的主人。千言万言不知从何说起,他只是重复说着一句话,小平长寿,小平长寿!
从老山前线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齐迎新、庞启明,在小平同志接见大家的客厅里对记者说,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军队加强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很好。能见到我们的军委主席,是自己的幸福,也是在老山前线参战的全体指战员的幸福。
38岁的农民张文康,在和小平同志握手时,多么想向小平同志报告,改革给农村带来一派安居乐业、百业兴旺的景象。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指引下,他走上了科学种田致富的道路,获得了“番茄大王”的称赞和省劳动模范的称号。他不仅自己富了,而且带动省内外的一些农民致富,去年1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今天的好日子,靠党的政策好,靠小平同志的“几刷子”,他“刷”得农村大变样,“刷”得农民喜洋洋,“刷”得人心亮堂堂。
建筑工人、省劳动模范钟俊芳,在和小平同志握手时,暗暗下定了继续搞好改革的决心。他所在的省建十二公司一处,由于坚持改革,去年人均产值由1978年的6千多元上升到万元,他所在班组去年人均产值达到2万元。他认定改革使企业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了,企业的积累增多了,职工的收入也增加了,改革的路子硬是走对了。
小学教师、省劳动模范匡静惠双手紧紧握住小平同志的手,眼睛里充满热泪,激动得说不出话。她在见到小平同志之前,兴奋地对记者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小的小学教师,过去就梦想见到全国人民热爱的小平同志。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小平同志和我们一起过年,是小平同志对人民群众的关怀,是人民群众对小平同志的爱戴。人民心中有小平,小平心中有人民。
11点,春节团拜会在欢乐、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小平同志回四川和家乡人民群众一起过年的消息,将迅速传遍巴山蜀水,使四川一亿人民在欢乐的春节中更添欢乐。
正月初五,在成都西郊金牛宾馆东楼前,中共四川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带着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在这里等候着看望邓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
10点过后,雾散云开,气温回升,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走过来了。大家见到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王震同志精神很好,一齐热烈地鼓起掌来。
小平同志听说家乡的同志来了,笑容满面,十分高兴,风趣地说:“好啊!今天终于见到我的‘父母官’了!”在和大家一一握手时,小平同志问起了他们的姓名,回头看了看罗国兴和王洪峻,连声说:好啊,你们年轻,有文化,有希望。小平同志还亲切地、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你们要把广安建设好。”
合影完毕,王震同志招呼广安县的同志:“你们跟我来。”他兴致勃勃地翻开地图册,向罗国兴、王洪峻询问了广安的交通、农副土特产、矿藏、农民收入水平、农村剩余劳力等等情况。王震同志听说当地石灰石的有效成分达到50%左右,县里要兴办水泥厂时,十分高兴地说,那么好的石灰,发展水泥大有搞头。当王老了解到县里打算利用渠江水利资源修建电站时,他提醒年轻干部,修建电站除了上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外,要注意劳动积累,劳动积累是个好办法。最后,王震同志谆谆告诫年轻干部,要扬长避短,发挥当地交通、矿藏、水利、劳力多种优势,尽快把广安建设好。
罗国兴、王洪峻等同志还受到卓琳同志的热情招待。卓琳同志询问了家乡近几年来建设的情况。在得知罗国兴、王洪峻两人都很年轻的时候,她说小平同志经常讲,要给年轻人压担子,对年轻人要放手、放心。小平同志当红七军政委的时候,也才二十几岁嘛。你们年轻,干劲大,这几年党的政策好,一定要发挥当地的优势,把广安建设好,尽快使人民富裕起来。
当从老家来的亲人谈到小平同志的旧居时,卓琳同志向大家讲了小平同志的意见。她说,小平同志讲过,共产党人活着就是要为人民服务,钱要用在人民的事业上。她对县委准备在小平同志旧居周围多植树表示满意,并鼓励家乡多栽树,把环境绿化好。罗国兴代表全县人民请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回广安视察,卓琳同志面带笑容地回答说:回到四川,就算回到了家乡,请你们代向家乡人民问好。
对邓小平这一次到四川,当时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处长的陈志华陪小平同志度过了整整15天,亲身体验到一代伟人崇高的政治风范和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情回忆起他在伟人身边度过的那段日子:
小平同志一住进金牛宾馆,就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接待人员说:“我回到家了!”小平对家乡的一切总是充满了深情,特别是对家乡的饮食情有独钟,尤爱吃四川的蔬菜。他在吃豌豆尖时,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原来桂林的豌豆尖不像四川那样只选豌豆苗的嫩尖,而是把豌豆苗的茎也掐下一大截,因而显得比较老,不好吃。小平风趣地说:“回到四川,回到家乡,才能吃上真正的豌豆尖。”我们听了都笑了。小平最后离蓉回京时,还专门买了一大包他最喜欢的蔬菜——蒜薹、青菜、豌豆尖等。听说他回到北京后还分了些给老帅们共享呢。
在和小平同志的接触中,我们真正感到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伟大:他随时都在想着、关心着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当他发现金牛宾馆主要是用于接待中央首长时,就对我们说:“作为后勤接待工作,你们也要改革,也要开放,逐步实现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的分离,以服务职能为主,管理职能为辅,后勤管理工作才有生机。”
小平同志还说:“金牛宾馆要逐步实现对外开放,不能还是老样子,一味搞封闭式服务。”
从那以后,金牛宾馆才逐步向社会开放。
小平同志还要求我们金牛宾馆的基本建设要有文化味,不要搞得太古板。他说:川菜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你们要研究如何将川菜推向市场,走向全国,让川菜的名气更响。
小平同志生活节俭、朴素,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金牛宾馆,他每顿一般是三菜或四菜一汤,菜也就是粉蒸肉、回锅肉、青菜、豌豆尖之类的家常菜,汤一般是酸菜粉丝汤或酸菜肉丝汤。让人特别感动的是,他绝不浪费一丝一毫。有天中午,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清炖蹄花。一共只有两小节,他吃了一节后,对服务员说:“这节猪脚吃不了,搁到下顿吃吧。”到了晚上,我们只好把剩下的这节猪蹄热了端上桌。
第七次:催生浦东开发潮
三十、“过去闭关自守搞‘风庆轮’时,才搞到1万吨级的,算什么!我在法国留学时人家就已搞到5万吨级的。”小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和国际合作。
1991年1月28日至2月28日,邓小平来到上海。
从1988年开始,邓小平每年都几乎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在上海过年。
1月31日上午9时40分,邓小平同志偕同夫人卓琳和两个女儿,在朱镕基市长等陪同下,驱车视察上海航空工业公司。
该公司于1985年与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署了《合作生产MD—82型飞机和补偿贸易总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合作生产25架MD—82型飞机,于1991年前全部交付给中国的东方航空公司和北方航空公司。为了平衡中方的外汇支出,美方将为中方安排按协议总成交额30%的补偿贸易,其中航空产品和其他民用产品各占50%,同时双方共同进行新技术的合作开发研究。
上海航空工业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利用麦道公司提供的零部件完成机身装配、机翼对接、飞机总装、试验、试飞和交付,并很快过渡到利用美方提供的原材料自制机头(后扩散给成都飞机公司)、水平安定面、起落架舱门、货舱门、服务门、襟翼滑轨支架等11个飞机部件。上述自制件除了满足25架的装机需要外,还作为航空产品的补偿贸易返销美国与麦道公司的飞机生产配套。
这项中美合作工程,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当时是中美之间合作规模最大、金额最多、时间最长的重要工程,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这次小平同志亲临视察,正是工程即将圆满成功的关键时刻。公司总经理景德元一早亲赴西郊宾馆迎接。在前往大场厂区途中的50分钟时间内,景德元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公司概况,MD—82工程和干线飞机项目。小平同志听得十分认真和仔细。
当车队抵达大场后,小平同志健步下车,显得精神饱满,红光满面。在公司总经理景德元、公司党委书记陶人观、公司副总经理兼五七○三厂厂长吴作权、厂党委书记石志塘等主要领导陪同下参观了MD—82飞机的铆装和总装车间,受到工人们的热烈鼓掌欢迎。在总装车间,小平同志亲切接见了公司和厂所的领导,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并合影留念。
整个视察活动到10时10分顺利结束。
在视察过程中,小平同志一直很愉快。当景德元汇报到通过合作生产,已在上海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民用航空工业基地,取得了四方面的成果时,小平同志说:“这很好。”
当汇报到后10架飞机中有5架MD—82飞机返销美国时,小平同志问:“这是否是第一次(返销)?”
当汇报到希望国家制定保护民族航空工业的政策时,小平同志点头表示“应该”。他还说,过去闭关自守搞“风庆轮”时,才搞到1万吨级的,算什么!我在法国留学时人家就已搞到5万吨级的。这说明小平同志十分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和加强国际合作。
小平同志表示:他知道MD—82合作项目,曾过问过。他指出,飞机制造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带头工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如果我们的飞机价格比美国的便宜10%—20%,就可以出口。特别是向第三世界出口。
小平同志每到一处参观,都受到现场工人们的热烈鼓掌欢迎。他也不断地向工人群众挥手致意,向工人同志们问好。他还说:现场的工人都很年轻,10年后都是骨干,他们是跨世纪的。
在视察前,朱镕基市长也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干线飞机情况。朱基认为干线飞机经论证,所选机型很好,希望国家早点定下来。小平同志说:“今后干线飞机的生产,在上海可以和开发浦东结合起来。”
小平同志在百忙之中来上海视察上海航空工业公司,是对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全体干部职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公司的莫大光荣。视察结束后,景德元立即召集有关领导重温小平同志的亲切教诲,并决心借这股强劲东风,努力完成各项任务,把MD—82工程和干线飞机工程认真抓紧抓好,为振兴民用航空工业,为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
小平同志视察后不久,MD—82合作工程即取得了完全的成功。通过合作生产,公司在民用飞机的研制、生产和管理方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数千名干部、职工受到了严格的技术、管理培训,公司的实力大大增强,取得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颁发的飞机总装和零部件制造两个生产许可证的延伸认可证书,这是美国建国以来向国外颁发的第一份整机总装许可证,并具备了年产12架飞机的生产能力。
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进一步落实小平同志要自行研制大型客机的指示,在1991年以后,公司又与麦道公司相继签署了15架和40架飞机合作生产合同,以期进一步提高自行研制生产的能力和国产化率,以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办公室主任张海如为主研制干线飞机也列入了议事日程。
2月13日,春雨绵绵。已经连续第四年与上海人民共迎新春佳节的邓小平同志,在杨尚昆主席和上海市领导朱镕基、黄菊、王力平等的陪同下,来到位于闵行的上海航天局运载火箭总装厂——上海新中华机器厂视察。这是邓小平同志继1959年12月6日在上海视察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首枚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32年后,第二次亲临上海航天基地视察。
上午9时35分,中型客车缓缓地在刚刚撩开神秘面纱的运载火箭总装厂门口停稳,神采奕奕的邓小平同志微笑着健步从车上走下,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上海航天局党政领导苏世、尹荣昌等和航天老专家们一一握手。
宽敞明亮的运载火箭总装厂房,“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合练弹显得格外的壮观,聚集在厂房内的人们怀着无比激动和紧张的心情等候着这位航天人所崇敬爱戴的老人的到来。
1969年8月14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下达了上海也要研制运载火箭的光荣任务之后,黄浦江畔的上海航天人在研制防空武器的同时,开始用对人生的超越和对事业的专注,实现着共和国亘古以来神圣的飞天梦想。
1975年起,经过数个春秋的努力,由上海航天人研制的“风暴一号”大型运载火箭,相继将6颗卫星送入轨道。1981年9月,一枚“风暴一号”运载火箭不负众望,成功地将一组三颗卫星送入不同轨道,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首次发射一箭多星的纪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用一箭发射多颗卫星的国家。
1984年,倾注着上海航天人心血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制成功,同年4月成功地将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定点在太空。此后的几年,“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独领风骚,先后4次成功地发射我国实用通信卫星。1990年4月7日,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成功地被定点在3.6万公里高度的轨道上,为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先进的通讯服务,标志着中国开始在通向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全球为之震撼!外电评价说,这次发射,不亚于60年代初中国第一次爆炸了原子弹!
1988年9月,一枚长达40余米,起飞推力达300吨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把我国第一颗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生“风云一号”发射升空,这是以上海航天基地为主研制的大型运载火箭,标志着上海的航天科研水平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0年,第二颗“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又被送上太空。
上海航天基地自70年代初承担运载火箭研制任务至今,已研制和参与研制了四种型号的运载火箭,先后参加了14次发射任务,将18颗不同用途的卫星送上太空,80年代以来,取得了发发成功的优异成绩。回顾上海航天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上海航天队伍的组织和壮大,上海航天人又怎能忘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中间倾注的心血。他们又多想能够有机会向上海航天事业的决策者当面汇报一下上海航天人在战术武器、运载火箭和卫星研制上所取得的成绩,汇报在军转民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如今,这一天终于等到了。87岁高龄的小平同志又一次地来到了上海航天人的中间,这怎能不让人激动,让人兴奋。
三十一、“箭箭成功,了不起,世界上没有。”
在“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合练弹前,小平等同志仔细听取了上海航天局苏世局长的简短介绍,当介绍到厂房内陈列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是合练弹时,小平询问道,合练弹做什么用?苏世局长答道,合练弹是用于与发射塔架对接协调和操作练习用。
在稍事休息之后,小平同志走到横卧着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合练弹前,与迎上前来的副总设计师李相荣亲切握手。小平同志问李相荣:“长征四号”是什么时候开始研制,是固体发动机还是液体发动机?当他得知从1978年开始研制的采用液体发动机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已经连续两次成功地发射气象卫星时,他高兴地说,万无一失啊。
杨尚昆主席问,你们已经连续几次成功?
苏世局长说,“七五”期间我们参与了七次发射任务,都是箭箭成功。
小平同志说,箭箭成功,办到了,了不起,世界上没有。
当汇报到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是我们确保成功的方针时,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还要继续坚持这个方针。他说,我们决策是政治上决策,我们决策是务虚,实干还是靠你们,能否干好靠你们了。
小平同志的话,使在场的同志深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信任,深感肩负的历史使命之重大。
在新近研制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模型前,副总设计师徐福祥向小平同志简短地介绍说:这颗由我国自行研制的卫星升空之后,不仅已经开始为国内气象、农业、渔业和海洋业服务,而且还向世界各国传递气象云图。
小平同志饶有兴趣地接过徐福祥递过来的卫星云图,露出了欣慰的微笑。杨尚昆主席说,气象卫星搞得不错,很有用处。
在上海航天局研制的某型号战术武器面前,小平同志关切地询问:“一年能生产多少?”
当从穆虹总工程师那里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之后,小平同志又说,这个导弹很有用。防空是很重要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国家需要,就会集中力量来保证你们,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来办成几件大事。
小平同志一字一顿地嘱托道,你们还要搞新的发明,搞新的型号,增强新的能力,你们会办得好的。这支队伍,经过几十年的锻炼,没有失败过。
小平同志对某型号导弹的总设计师梁晋才说,这种导弹我知道。
当小平同志得知另一型号的战术导弹已经批量生产时,便关切地询问,装备什么部队,装备到哪一级,需要的量有多大?在得到答复后,小平同志连声说,好,好。
在由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筹帷幄、决策研制的军工产品面前,邓小平和杨尚昆等领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仔细地看着,不时地问着,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有如此精良的产品而欣慰。正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屋建瓴的决策之下,中国的航天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不仅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范围,而且还以投入少、产出高、见效快为世人瞩目。航天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先进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作为新兴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航天技术正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赴上海视察团在参观了我国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后,由衷地盛赞:“科技进步,火箭上天,社会主义,拥护志坚。”一位世界一流的航天专家说,上海能独立设计、研制和生产具有先进水平的大型运载火箭,具有这种能力的城市,在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
如今,由上海航天基地参与研制、发射的中国卫星,在通信、科研、国防、测绘、气象、防灾、广播等方面,正为我们这个走向现代化的民族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
在参观完军工产品之后,邓小平、杨尚昆等来到了航天局所研制的部分民用产品面前。航天牌电冰箱、上海牌电视机、为桑塔纳轿车国产化配套而开发的车用空调、上海牌洗衣机和其他民用产品,排列在他们面前。当小平同志得知上海航天基地已开发了100多种民用产品,民用产品产值已占总产值的90%时,高兴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些。
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便以对世界风云的敏锐洞察力和对战争与和平的正确判断,预言世界大战20年打不起来。这一科学的预言使我国的国防科研从临战状态转向和平建设的轨道。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邓小平全面阐述了调整国防工业发展战略的十六字方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1985年,小平同志以一个战略家的气魄和远见,又一次作出了让世界震惊的举动。他向世界宣布,国防工业要发挥设备、技术和人才的优势,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与此同时,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将军转民正式列入国家发展战略。
航天工业这支经过30多年艰苦创业成长起来的、拥有一大批优秀科技人员和精良仪器仪表设备的重要力量,在为国防现代化服务的同时,开始走上了开发民品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辉煌之路。
上海航天基地研制过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的科技人员,到90年代初,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广播电视设备、通讯设备、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精密医疗器械、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等七大类领域中,开发出140多种产品。
历史已经印证了这位老人的预见,历史还将继续印证小平同志所首创的军转民会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短短的55分钟过去了,邓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一行即将离开新中华机器厂。
在签名册上,邓小平用刚劲有力的笔锋,为上海航天人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与在场的上海航天局党政领导和航天专家们合影之后,小平同志握着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孙敬良总设计师的手说,感谢你们的工作。
“感谢你们的工作”,这是对全体航天人最大的褒奖。
55分钟,在历史长河中只有短暂的一瞬,但是,它留在上海航天人的心中,却是历史的永恒,鼓舞鞭策着上海航天人去实现小平同志设计的宏伟蓝图。
如今的上海航天基地,已经开始成为我国战术武器、卫星、航天新产品和运载火箭的重要基地之一。汽车配件、通讯、家电、卫星及计算机应用等四大支柱民用产品开始形成,第三产业迈出步伐,军品、民品、第三产业三足鼎立的格局已显雏形,不久的将来,一个科技先导型的经济实体将在黄浦江畔崛起。历史已经一次次地证实了邓小平同志论断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邓小平视察新中华机器厂的第二天,正是中国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春节。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同志与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部分老同志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春节,互致新春问候和良好祝愿。
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同志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等陪同,与各方面同志见面。他们满面笑容地与大家亲切握手交谈,气氛热烈。
邓小平高兴地说:“同志们新春好!借此机会向英雄的上海人民表示热烈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这时,同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朱镕基说:“上海人民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你们在上海过春节,是对上海人民的鼓舞,我们上海人民非常高兴。”
杨尚昆说:“我向上海同志拜年。同时,我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代表他向上海人民拜年!”
李先念也高兴地说:“谢谢各位来看望我们。应该是我们向你们拜年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总的形势很好,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我送你们上海四句话;开发浦东,振兴浦西,实事求是,稳步前进。实事求是总是不错的。不能光稳步,还要前进。稳得多了,不动也不行。”
杨尚昆接着说:“去年全国形势确实非常好,当然还有困难。但比前年要好得多。”
欢聚结束前,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
三十二、邓小平将浦东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上海开发晚了。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80年代后期,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继续扩大。在若干重大举措的决策过程中,人们总会听到邓小平那带有浓重川调的浑厚的声音……
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中共“十三大”后,中央高层决策者们根据对外开放从发展外向型经济起步和演进的成功启示,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1988年1月23日,邓小平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战机。”9月,他又切切地叮嘱有关领导同志:“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后,国务院就其具体实施做了总体部署。1988年初,决定开放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将山东的济南、广东的韶关、河源、梅州等一些市、县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
设置台商投资区。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的考验。风波尚未平息,邓小平就站起身来,在5月、6月的几次谈话中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名、撑腰。他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1989年5月,为方便台商到大陆投资,国务院批准福建省在沿海地区设置台商投资区,台商在投资区内可以享受规定的优惠政策。
进入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
实现这一具有战略意义转移的第一大决策,是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
邓小平看得更远:长江流域地处全国中心腹地,东西横贯华东、华中、华南三大经济区,南北纵穿10多个省区,内结大西南,外联大西北,交汇黄淮珠海四大水系,陆空交通发达,延伸全国各地,具有总揽沿海与内地、南北与东西,相互联系、相互开放的特征。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舒身待飞的巨龙,那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龙头。
于是,在我国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经济区的开发、开放业已取得较为成熟的经验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之时,邓小平把目光坚定地转向上海:以浦东的开发开放,促进上海的开放和发展,重振昔日雄风;以上海的腾飞,带动长江流域及全国的建设步伐,再造中华辉煌!
在中国对外开放这块棋盘上,邓小平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
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他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
上海市提出准备开发的浦东地区,指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靠市区的一块三角地区。它东北濒长江、南临杭州湾、西靠黄浦江,面积约350平方公里,有良好的建港和水运条件,初步具备了起步开发的条件。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邓小平特地要求当时的李鹏总理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谈话。他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的好起来。”
“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
说到这儿,邓小平亮出了底牌。他加重语气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这次谈话后,3月28日至4月8日,姚依林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率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等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上海,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论证。在听取上海市关于浦东开发基本思路和总体规划的汇报后,他们又对浦东外高桥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
与此同时,国内外专家也被请到上海,做浦东开发的可行性研究。
4月中旬,李鹏前往上海。18日,他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原则批准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今后十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开发开放浦东,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时隔一年,邓小平又踏上上海这片热土。
此时,浦东开发正处于启动阶段。
2月18日,即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托身边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旋转餐厅里挂着两张大幅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
一切就像当年组织重大战役时的情景一样。邓小平同志看着地图和模型,指挥若定地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国外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同时,邓小平又充满信心地说: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邓小平驱车亲临浦东视察。他重申了浦东开发的战略意义:“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他再三告诫上海市的负责同志:“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后,精辟地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邓小平对上海的负责同志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语,使上海市的负责同志都感到心里特别敞亮。他们表示,要抓住机遇,扎实工作,像邓小平同志设计的那样,在浦东描绘最新最美的蓝图。
第八次:东方风来满眼春
三十三、新年出京:不平凡的举动。他坐在南行列车上,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着大计方略。
历史刚刚跨进新的一年——1992年。
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
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之外,谁也不知道此趟专列载的是什么人物;包括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在内,谁也不曾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
专列上的主人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一位并不普通的普通公民。
他虽已是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身体健康。他那宽阔的胸怀,睿智的头脑,他的雄才大略,他的远见卓识,他的刚毅品性,早已遐迩闻名,为世人所钦佩。
他选择新年伊始出京,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刚刚开始的1992年,将是不平凡的一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它将是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的大会;“八五计划”进入第二年,结束治理整顿后的国民经济将迈向新的台阶;距离2000年已不足10年,实现第二步目标的任务更加迫切;香港回归祖国的“97”大限指日可待,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愈益显得重要……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形势来看,都是发展和壮大我们自己的大好机遇。
此刻,他坐在南行列车上,回顾1991年,展望1992年,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着大计方略……
他,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于1月18日到达武昌。
大江东去,鹤楼雄立,武汉三镇曾经是多少志士仁人、革命先辈指点江山、叱咤风云的地方。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广东。因此,出发前没有向沿途各省打招呼,也不想惊动地方负责人出来迎送。
这一天,停车武昌,是因为有话要讲。电话打到湖北省委,把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请到车站。
专列在武昌停留了短短20分钟。邓小平在站台上一边散步,一边向关广富、郭树言做了言简意赅的重要谈话。
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席话决非无缘无故讲的,而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
近来形式主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打开电视机,新闻节目半数以上时间都是会议消息,许多领导干部已成了天天亮相的“电视明星”。未上电视的会议,更是无法统计。各种文件多如牛毛,上下传递川流不息。有一位省委负责人曾大发感慨,说他下乡一星期,回来时文件堆积成山,看文件成了最头痛的事。
这个奠基,那个落成;这个开业,那个开幕;这里一周年、三周年,那里五周年、十周年;这里通车,那里通航……剪彩、揭幕、庆典,一个比一个盛大;酒会、宴会、招待会,一个比一个排场。
花样翻新的大赛层出不穷。这个赛,那个赛,上上下下都在赛;企业赛、部门赛、系统赛、地方赛、全国赛,重重复复不断赛,赛来赛去,劳民伤财。
名堂繁多的检查评比令人应接不暇。这个大检查,那个大检查,不吃不喝过不了关;这项那项评比,不送不请别想得奖。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邓小平向来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尤其反对会议多、文件多。
早在1978年,根据他的建议,针对“文革”造成的弊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写进了“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少讲空话,多办实事”,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也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针对目前存在的形式主义,他向各级领导干部、向全党发出了忠告。
邓小平的武昌谈话迅速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江泽民说:“此事群众反映十分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去年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中全会,当前,关键是要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扎实工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李鹏说:“最近一个时期国务院系统各种会议及其他事务性活动安排过多,有的会议时间过长,耗费了各级领导不少精力,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自己更要做出表率,大力精简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提倡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去。”
当列车南下行驶到湖南长沙站时,已是18日下午4时。
列车停留10分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等上车迎接。
邓小平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与熊清泉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熊清泉邀请邓小平下车散步,观光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
长沙车站站台宽广、漂亮,在70年代仅次于北京车站。熊清泉介绍说,这是1975年整顿期间设计,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竣工通车的。
“这事,我知道。那年,万里当铁道部长。”邓小平举目观望站台、轨道,神态很是欢快。
在漫步中,熊清泉简要地汇报了湖南工作。
1991年湖南气候反常,多灾并发,春有倒春寒,冬有大冰冻,北有洪涝,南有大旱,再加蝗虫肆虐,风灾袭击,损失相当大。
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全省党政军民千余万人参加抢险抗灾,危急关头都有共产党员站在前列,从而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粮棉油创建国以来湖南最高历史纪录,农业产品商品产值首次突破200亿元。
邓小平满意地说:“不错嘛!这样大的灾害,不说第三世界国家受不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受不了。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
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目标做了简略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邓小平严肃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点,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眼光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很快过去,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迎送他的同志们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相。”
摄影师举起照相机。一声咔嚓,一个个温馨的笑脸拍下来了。这笑脸给湖南人民留下了希望与力量。
三十四、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1月19日上午,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
南国春早。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
上午8时许,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省、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在来回踱步,互相交谈,他们正以兴奋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来了远处传来火车的轰鸣声。接着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时钟正指9时整,列车停在月台旁边。
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
不一会儿,邓小平同志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同志满面笑容地同前来欢迎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握手时,谢非说:“我们非常想念您。”
李灏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
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
简洁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全省、全市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想念和崇敬之情。
邓小平同志同省市负责人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在这里恭候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迎上前来,同小平同志握手并向他问好。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好好休息。
但是,小平同志却毫无倦意。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早在1979年4月,他在听取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次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就这样诞生了。深圳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开辟的最早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之一。它的发展情况,小平同志当然十分关注。1984年1月,小平同志曾到深圳视察过。一晃,8年过去了。深圳的面貌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老人家急不可待要亲自目睹一番。
随行人员说,小平同志身体好,昨晚在车上休息得不错,既然他兴致高,就安排活动吧。
在桂园休息约10分钟,小平同志和谢非等同志在迎宾馆内散步。
散步时,邓楠向小平同志提起他在1984年1月26日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同志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1984年,特区建设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有些人对办特区持怀疑观望态度。是年1月24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同志,同王震、杨尚昆同志在中顾委委员刘田夫和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的陪同下,到深圳视察,给深圳特区题了词,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肯定了办特区的方针是正确的,给了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坚定了人们办特区的决心和信心,使特区的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散步后,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小平同志看到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分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小平同志边观光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深圳”两个大字对小平同志说:“你看,这是你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说:“这是你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小平同志笑了起来。
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小平同志说:亚洲“四小龙”发展得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停了一会儿,小平同志又补充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汽车转弯向南,驶上一条更宽阔、更高级的新建马路———皇岗路。车速加快,瞬间即到了皇岗口岸。邓小平走下汽车,来到皇岗大桥桥头。向南望去,深圳河那边,香港新界的落马洲依然是乡野景象;回首北望,海关大楼、边检大楼、检疫大楼巍然耸立,上百个汽车通道依次排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深圳的经济发展,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合作日益增多,原有的罗湖桥、文锦渡、沙头角等口岸愈来愈不能适应需要。经有关方面和香港商定,在深圳的皇岗和香港的落马洲之间,兴建一个新的口岸,由广东省、深圳市与港商三方合资的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皇岗口岸共耗资人民币3.1亿多元,港币5000多万元。
皇岗边检站站长熊长根向小平同志介绍说:皇岗口岸1986年5月动工,1989年12月29日建成开通,有180条通道,全部开通后,出入境旅客每天最高可达5万人次。在联检大楼旁边,有小车检查出入境通道各30条,大车检查出入境通道各4条。在监管区东侧,是货检区域,宽阔的场地上,分别向东、向南排列着货车检查出入境通道上百条,每天通过出入境货车最高可达5万辆次。
望着如此宏大、如此气派的口岸设施,邓小平满意地笑了。
看过皇岗口岸,乘车返回市区。邓小平显得很兴奋,一路与省市负责人交谈。
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这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到深圳来的中外人士,总要登上楼顶的旋转餐厅,远眺深圳城市的景色。
1月20日上午9时35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国贸大厦参观,该大厦的女职工,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小平同志,并齐喊“邓爷爷好”小平同志高兴地向她们招手,并鼓掌致意。
在53层的旋转餐厅,小平同志俯瞰深圳市容。他看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
坐下来后,他先看一张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接着,李灏向小平同志汇报深圳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情况。李灏说,深圳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4年,人均收入为600元,现在是2000元。改革开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他还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同步发展的。深圳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并且充满信心……听了汇报后,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人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小平同志又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三十五、老人家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小平同志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在场的省、市负责同志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不时还插上几句,谈话气氛轻松活跃。
小平同志侃侃而谈,他还谈到中国要保持稳定;干部和党员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要注意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等重大问题。
在谈话中,小平同志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老人家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小平同志精神健旺,谈兴甚浓。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老人家谈话约谈了30多分钟,使在场的人深受教育和鼓舞。
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国贸大厦。这掌声,表达了群众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崇敬;反映了群众对身受其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信和拥护。
小平同志非常高兴,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整个场面十分热烈,呈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人民群众融洽无间的动人情景。
离开国贸大厦后,小平同志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先科激光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企业,引进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是我国目前惟一的生产激光唱片、视盘和光盘放送机的公司。江泽民、李鹏、王震、田纪云、刘华清等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曾先后到过这里视察。
车子到达先科激光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等人迎上前去,和小平同志热烈握手。
有人介绍说,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
小平同志握住叶华明的手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
“不是,我是老四”,叶华明伸出四个手指回答说。“啊,我们快40年没见面了。”小平同志深情地说。“是的,我那时是小孩,现在50多岁了。”“你弟弟叶正光在哪里工作?”小平同志对革命家的后代十分关心。
叶华明说:“在海南岛。”
原来,叶挺将军于1946年不幸飞机失事遇难后,叶华明于当年5月离开延安直到1953年,叶正光于1952年到1960年,都是生活在聂荣臻元帅家里。小平同志同聂帅常有往来,所以那时见过他们兄弟俩。
在公司贵宾厅,小平同志听取了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先科激光公司于去年10月12日正式投产,使我国继荷兰、日本、美国之后,成为第四个能够生产激光视盘、唱盘的国家。该公司可年产激光唱片500万张,视盘150万张,激光视盘、唱盘放送机5万台。
邓楠拿起一块闪光锃亮的激光视盘给小平同志观看。这种如镜子般的盘片,能储存10.8万帧色彩逼真的清晰图像,可长久保存,永不磨损。小平同志听了,十分感兴趣,问:“是什么材料?”公司的同志答:“塑料上面镀一层银。”
小平同志又兴味盎然地看了激光视盘的特性、音响效果、功能和检索能力的表演。当他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对身边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我今年88岁,邓颖超同志和我同年,都是1904年生的。我是8月出生,她比我约大半岁。”
小平同志出生于1904年8月22日,家乡是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小平同志接着说:“邓颖超同志是河南人。”他女儿邓楠说:“不,她是广西人。”
小平同志纠正说:“她的原籍是河南。广西是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小平同志对邓大姐十分熟悉。
接着,公司一位四川籍的业余歌手赵敏,为小平同志演唱了一首卡拉OK《在希望的田野上》。小平同志对他这位老乡的歌喉及音响效果十分赞赏,听完后带头鼓掌。一边起身,一边说:“很好,我听得很清楚,不走调,音响效果不错。”
从贵宾厅出来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经过30米长的过道,许多职工在过道旁热烈鼓掌欢迎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问:“这些职工多大年纪?”
叶华明答:“大多数是25岁到30岁,由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
小平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很好,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在激光视盘生产车间,当叶华明介绍他们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激光视盘时,小平同志问:“版权怎么解决?”
叶华明回答说:“按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
小平同志对此表示满意:“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小平同志边走边问,对公司的情况问得很仔细,他还问及原材料是否进口?我国目前能否生产?产品质量怎样保证等等,公司负责人一一做了回答。
当小平同志看到几位女工正在擦拭刚生产出来的激光视盘时,便停下来问:“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女工们回答:“汕头人。”小平同志笑着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广东人。”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临离开车间前,小平同志问到公司今年的生产目标。叶华明说:“今年要生产50万张激光视盘,250部激光视盘电影,国产片和外国片一样多,其中还有科教片和一部分卡拉OK。总产值可达3亿多元,利润8000万元。”小平同志高兴地说,很好,希望你们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在驱车回迎宾馆途中,小平同志和陪同的负责同志亲切谈话。
小平同志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儿,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儿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他接着说,不发达地区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当深圳市长郑良玉汇报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时,小平同志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搞上去。我们完全有能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
小平同志还谈到要尽快把经济建设抓上去。他说,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儿,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1月22日,边城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春意盎然。今天,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带领两家三代人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给园内园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
仙湖植物园为深圳市“六湖”(东湖、银湖、香蜜湖、西丽湖、石岩湖、仙湖)之一,以其梧桐山之高、仙湖之美、沟壑之幽、岩石之奇、树木之秀,在“六湖”中后来居上。棕榈园里,椰林婆娑,葵林处处;百花园中,繁花似锦,蜂飞蝶舞;集竹类大全的竹园,流绿滴翠,千姿百态;水景园中,芙蓉出水,莲荷斗艳;峡谷幽溪,流水潺潺,古树遮天;梧桐山上,远可眺香港新界,近可观罗湖、沙头角……其情其境,胜似仙境。
上午9时45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仙湖植物园。随同前来的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儿邓林、邓榕和小孙子。随后,邓朴方同志也来了。
先到这里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小平同志热烈握手。接着步入展览厅,观看仙湖植物园模型。小平同志听了关于植物园的情况介绍后,高兴地说:“植物园大有可为。”
杨尚昆主席是1月21日到深圳视察的。两位老战友在仙湖植物园相逢,自然高兴万分。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口罗。”小平同志深情地说。
“我们是1932年认识的。”杨尚昆说着扳起指头数起来,“四二、五二、六二……九○,六十年了!”
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绍明走过来,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邓伯伯,新年好!”
邓榕说:“他是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呀!”
小平同志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口罗!”全场大笑起来。
三十六、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一同步入室内观赏植物区。这是一个大温室,培育着古今中外种类繁多的珍稀植物,林林总总,使人目不暇接。
他们首先观看据说距今有一亿五千万年的恐龙时代的树种——桫椤。
小平同志说:“还有一种古代树种,叫水杉,现在全国都有了。有一棵很大的,在三峡附近。”说着,他还用手比画一下。
植物园负责人陈覃清说:“是的。水杉树种距今约7500万年,是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境内发现的。”在场的人都很佩服小平同志丰富的知识和记忆力。
接着,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仔细观赏其他植物,兴味极浓。
小平同志指着光棍树问:“为什么叫光棍树?”植物园负责人回答:“因为它不长叶子。”
在湘妃竹、人面竹、方竹前,小平同志伫立观赏。植物园负责人介绍说,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相传很久以前,一个妃子逃难到九嶷山,哭得很伤心,一滴滴泪水滴在竹子上,就成为现在的湘妃竹。
小平同志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紫的、黑的,也有方的。”植物园负责人说:“成都的望江公园各种竹子都有。”在场有人说: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地从成都“弄”来的。
小平同志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周围的人全都笑起来,观赏植物区里笑语声喧。
小平同志被这些珍稀植物吸引住了,他观赏得很仔细,注意听介绍,还不断提问。
从观赏植物区出来,小平同志和杨尚昆等人向大草坪走去。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中,满眼是青山绿水,茂林修竹,小平同志感到心旷神怡,他高兴地同家人在这里合影留念。
10时10分,小平同志和杨尚昆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种下一棵长青树——高山榕。小平同志和杨主席挥锹培土。接着,小平同志的家人也拿起铁锹,使劲地将土铲到树根上。然后,小平同志和小孙子一起端起个红色的小水桶浇水。
杨尚昆同小平同志一家栽好树后,又领着自己一家在不远处种下另一棵高山榕。杨主席和家人一起培土、浇水,动作非常敏捷。
小平同志和杨尚昆同志在这里种下长青树,给深圳增添了无边春色,也将为子孙后代造福遮荫。深圳人民一定会记住这个日子,记住他们为建立新中国、为改革开放所做的卓越贡献,记住他们对深圳特区的关怀和支持,记住他们那长久而深厚的友谊。
1月22日下午3时10分,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
接着,小平同志和杨主席同深圳市五套班子的负责人合影。合影时,坐在前排的有:小平同志、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市委副书记厉有为。
合影后,人们都围拢过来,同小平同志握手,小平同志亲切地和大家交谈。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握着小平同志的手,向他问好,并邀请他1997年访问香港。小平同志连声说:“好,好。”
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中将向小平同志敬礼、问好。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向小平同志介绍说:“朱敦法同志在淮海战役中是个连长。”
小平同志笑笑说:“那时还是个娃子哩。”
在淮海战役这场波澜壮阔、规模宏大的人民战争中,负责淮海前线一切事宜、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
今天,小平同志对省市负责人做了重要的谈话。
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
小平同志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
小平同志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在谈话中,小平同志还谈到: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等等。
时间过得真快,小平同志在深圳,一晃几天就过去了。1月23日,小平同志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去珠海特区。
上午8时30分,深圳市负责人以及警卫、服务人员,在市迎宾馆热烈欢送小平同志。人们都依依不舍,多么希望小平同志能在深圳多住几天啊。
小平同志和市负责人一一握手告别。
同车前往蛇口送行的有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
车子在宽阔的笋岗路向蛇口驶去。在车上,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李灏向小平同志简要地汇报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措施:调整产业结构;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把深圳特区建成第二关税区;加强法制,依法治市,加强立法执法工作;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三个郊区等等。
小平同志听了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李灏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小平同志说:“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谈着谈着,车子到了蛇口。车子在蛇口一个地方停了几秒钟,邓榕指着远处的“海上世界”对小平同志说:“这是海上世界,是您给题的名。”
车子接着到赤湾港,缓慢地行驶。小平同志坐在车上察看赤湾港码头。
李灏介绍说,赤湾港在蛇口里面,可停泊3.5万吨的船,准备建成停泊5万吨船的码头。妈湾港在蛇口外面,可停泊5万吨的船。深圳东部、西部都有港口,去年吞吐量达1400万吨,将来要达到上亿吨。
车子到达蛇口港码头。下车前,李灏对小平同志说:“您这次来,深圳人民非常高兴。我们希望您不久再来,明年冬天来这儿过春节。”
小平同志下车后,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
然后,小平同志同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别。
小平同志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把握时机,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抓上去,这是小平同志对深圳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小平同志心头的一件大事。
李灏说:“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上午9时40分,小平同志乘坐的轮船离开蛇口港。
1992年1月19日到23日,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这段日子,是极不寻常的日子,它将永远记载在深圳建设的史册上,永远记忆在深圳人民的心坎里。
“东方风来满眼春”。小平同志来到深圳,使深圳进一步涌起改革开放的春潮。小平同志在这里发表的许多重要谈话,对深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三十七、听完汇报,小平同志提醒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992年1月23日上午,风和日丽,辽阔的珠江口微波荡漾。
邓小平同志结束了在深圳的考察,登上了海关快艇,启程来到珠海。
专程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和市委副书记黄静一见到小平同志,就激动地握着他老人家的手说:“我们盼您盼了很久啦!珠海人民盼了您很久啦!”
小平同志微笑着说:“我也希望来看看。”快艇劈波斩浪,在浩瀚的伶仃洋划出一道浪花飞溅的银链。在船舱中,小平同志坐下后,陪同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便打开了广东省地图。小平同志戴上老花镜,一边看地图,一边听谢非和梁广大同志汇报改革开放和试办特区给广东和珠海带来的可喜变化。
1984年1月,小平同志曾来广东和珠海视察。当时,全国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如今,南粤大地已旧貌换新颜。深圳、珠海这两个位于珠江口两岸的经济特区勃发生机,由边陲小镇突变为充满现代气息的海滨新城,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珠江三角洲同样以现代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富裕的地方之一而名扬中外。粤西、粤北地区和经济比较后进的山区,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起直追。一个由沿海向内陆山区递进的全方位开放架构已经形成,由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进地区的发展已成为南粤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
谢非同志汇报说,广东按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指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珠江三角洲;“第二世界”是指发展中等的粤东、粤西平原地区;“第三世界”是指大片山区。广东正努力缩小贫富地区差距,力争在下世纪初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
小平同志说:“要得。”
在听完谢非、梁广大同志的汇报后,小平同志谈起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改革和经济特区的创办,再次强调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提醒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快艇已经接近珠海市九洲港,小平同志站起来,望着窗外烟波浩淼的伶仃洋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整整8年,当小平同志第二次来珠海视察时,这里已成为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花园式海滨城市。
小平同志在梁广大的陪同下,驱车浏览珠海市容。
“我记得以前这里有一座小桥,一条小路,现在没有了,变了。”小平同志指着景山路昔日的白河河桥说道。他在回忆8年前的珠海。
当汽车驶近珠海影剧院时,小平同志又指了指窗外说:“我1984年来这里时,记得有一座大房子,现在都盖上新大楼,变化真大呀!”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家记忆依然是那样清晰,令在场的珠海市领导们感到钦佩不已。
是啊!8年间珠海的变化太大了。1984年小平到珠海视察时,景山路上除了刚落成的珠海宾馆和石景山旅游中心外,几乎没有其它像样的建筑群。那时的吉大地区还只是一片乡村田野。8年后的今天,吉大已成为珠海的旅游、金融、商业中心,还开发了两个工业小区。景山路也成为珠海市区最繁忙的主要交通干道之一。道路两侧的国际贸易展览中心和九洲城旅游购物中心已成了珠海旅游城中引人注目的人文景观。凤凰路是珠海历史的见证。建市前,珠海这条惟一的马路不过是一条初级公路。建市后,这条不过10米宽的道路铺着沥青碎石路面。直到小平同志1984年来珠海时,凤凰路两侧除了珠海影剧院以外,几乎没有一幢新建筑物。8年后的今天,凤凰路已改头换面,变为一条四车道的水泥道路。道路两侧的高楼几乎从头延续到尾,成为珠海最繁华热闹的地段。
然而,珠海8年巨变岂止是景山路和凤凰路两侧的变化所能概括的。8年间,珠海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0多亿元,开发城区面积达60多平方公里。这每一方寸都凝聚着开拓者的汗水心血,闪烁着建设者智慧的光环。
1984年初的珠海市区地图上,只有香洲和拱北两块弹丸之地遥相呼应,中间相隔的几十平方公里几乎是一片“空白地带”。而现在,珠海市区的版图已由香洲拱北两地出发在“空白地带”的中心吉大会师。然而又分别向前山、南屏、湾仔和唐家、金鼎两翼扩张延伸。这8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小区由一条绵延几十公里的环形绿化带道路串连起来,以自然山峦互为分割,形成了整体中有个性、个性集合成整体的“带状组团结构”的新型城市框架,体现出珠海这座年轻的城市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和谐完美相结合的独特风格。
梁广大市长向小平同志汇报了珠海市城市建设与众不同的构想,小平同志赞同地点了点头说:“这样搞很漂亮,有自己的特点。”
参观市容中,小平同志对珠海城市建设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里跟新加坡差不多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漂亮而有特点,这正是珠海在特区城市建设中的执著追求。山与海是珠海的自然优势,珠海把如何保护这种自然优势作为城市建设规划的依据。珠海的城市建筑应既不挡海,也不挡山,保持大自然的景色。所以珠海的建筑群在空间布局上以多层为主,低层为辅,高层点缀,高中低形成了错落有致的空间构图,使青山绿水成为城市建筑群体的自然映衬,给人留下诗一般的意境。
当小平同志在浏览珠海市容时看到一幢幢漂亮的厂房接连而过时,他高兴地说,现在总的基础不同了,我们10年前哪有这么多工厂。几个工厂是中等的水平。现在大中型厂子里头的设备多好呀,过去我们搞“两弹”必需的设备和这些比,差得远呢,简单得很,不一样啦!
由此,小平同志再次谈到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这位以务实著称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扑朔迷离的中国经济风云看得十分透彻: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了许多新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等“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了普通农民家庭。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的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接着,小平同志说道,1989年开始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5年的加速发展?那5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5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5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3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而后继续前进。
小平同志对治理整顿的精辟论述,在珠海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谢金雄激动地说:“这些话太令人振奋了!都是我们想说的心里话。珠海特区从1984年以来所以有如此神速的发展,就是按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而后继续前进。”
小平同志指着一座漂亮的村民住宅,问道:“广东的农民收入有多少?”
“去年全省人均收入1100元。”省委书记谢非答道。
“我看不止这个数。”小平同志肯定地说,“如果是这个收入,盖不了这么好的洋房,买不起这么好、这么多的家当。这个算法不正确,有很多没有算进去。”
在珠海视察期间,小平同志几次和谢非、梁广大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的农民每年到底有多少收入,这不是个单纯的统计数字。通过这个数字,总设计师要看看开放改革给中国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多大改善。而他们按这个速度发展,过上小康水平生活还得花多少年。那么,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又得花多少年呢。情系中华民族富裕,魂系神州大地强盛,早已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小平同志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实在令人感动不已。
三十八、“我的决策还有一点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小平同志马不停蹄在珠海视察。他不停地观看,不停地倾听,不停地思考。观看特区的变化,倾听人民的心声,思考中国的未来。他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倒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小平同志的这番话引起了珠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的共鸣。回顾1984年以来,珠海经济特区建设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梁广大感慨万千。
1984年,珠海市委、市政府在小平同志视察珠海的精神鼓舞下,带领全市人民总结经验教训,迎来了特区建设的第一个高潮。但机遇对珠海人似乎格外地短暂。1985年,国家加强宏观控制,珠海市委、市政府从全国大局出发,对基建投资规模做出了3次调整压缩,从原来计划的17亿元压缩到7.4亿元,几乎剩下个零头。接踵而来的1986年,珠海市领导的负债运行模式因全国经济气候的大调整而到了不得不放慢速度减少借贷总量的地步,从而进入珠海特区建设建市以来最困难的一年。
天无绝人之路,路是人走出来的。珠海人没有让困难吓住。几乎每个人都在反思,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几乎每个人都在思索,思索走出低谷的路子。于是特区建设出现了一个“中中外”运行模式。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从内地筹集资金和管理人才,利用珠海特区的政策优势、地理优势共求发展。外引内联给珠海经济沉闷的气氛带来了一股充满生机的清风,特区建设开始复苏了,又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紧紧抓住时机不放,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绝不松劲。这就是珠海8年来加快特区建设步伐的指导思想。1988年9月,国家实行经济环境治理、经济秩序整顿,使珠海特区建设面临新的严峻考验。这一次珠海人变得成熟起来。他们没有惊慌,更没有气馁。市委连续召开会议,广泛听取各界意见,最后制定了“五个转变”的决策,促使特区经济发展向海外寻求舞台。于是,特区建设跃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在接着到来的3年治理整顿中,珠海经济通过一方面加快企业外向型发展,一方面积极招商广泛吸纳海外资金,出现了持续高速发展的热腾局面。工业产值在1988年25亿元的基础上,到1991年实现了翻两番。
试办特区以来,国家用于珠海投资不到3000万元,而珠海累计向国家上缴各种税利超过50亿元。
1991年,珠海市农民人均收入、渔民人均收入、城镇干部职工人均收入分别比1979年增长5倍至8倍,提前步入小康水平。珠海人用自己的神奇般的美好现实,向世界证明小平同志倡导的试办特区、对外开放决策的英明伟大。然而,当梁广大在向小平同志汇报时说:“珠海今天的一切都是靠您的英明决策。我们是按照您指引的改革开放的道路走过来的。我们一定坚持把您的决策贯彻到底。”
小平同志听后笑着谦虚地说道:“我的决策还有一点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1月24日上午9时40分,一列车队齐刷刷地停在珠海经济特区生化制药厂的大门前。
小平同志在广东省领导谢非、朱森林、凌伯棠和珠海市领导梁广大等陪同下,从中巴上走下来,刹那间,掌声四起,小平同志愉快地向大家频频招手。
厂长迟斌元是个魁梧的山东大汉,他激动地疾步走上前去,紧紧握着小平同志的手说:“我们全厂职工盼着您来啊!这是我们全厂职工的幸福。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能够有今天,是您指引的结果。”
小平同志听完后,微笑地摆摆手:“过奖了。”
小平同志神采奕奕,显得特别愉快。看到工厂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他高兴地说,这几年,广东成绩很大,山东也不错,生机勃勃,还有江苏……小平同志肯定了这些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其实,生物化学工厂本来就够漂亮了,迟厂长这位摄影爱好者,尤其喜欢拍摄多姿多彩、色彩斑斓的花卉照片,走进生化厂就像走进一个艺术世界。电梯的四周是春意盎然的鲜花,走廊上栩栩如生的花卉照片,他们的接待室中总是摆着品位高雅的花瓶和充满艺术气息的插花。这一切静静地等待着小平同志的到来。
原来,当迟厂长得知小平要来厂视察时,四处走动着,安排着,布置着,检查一系列的接待工作。
随后,小平同志拿起装凝血酶的小药瓶,提出种种询问。小平同志对摆在桌上的“凝血酶”,看得很认真,很仔细。迟斌元向小平同志介绍说,现在这个厂生产的凝血酶,是种新的方法,从猪血中提取,成本降低了,效果很好,可以替代进口产品,为我国填补了一项空白。
迟斌元告诉小平同志,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厂有一流的技术,已生产出了达到国家标准的产品,代替了进口产品,创造了一流的效益。
去年,这家工厂仅80人,完成了3000多万元的产值,人均创税利达12万元。
当小平同志听说“凝血酶”已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时,赞赏地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
迟斌元五十多岁了,经过“文革”的风风雨雨,多年来埋头在凝血酶的研制和产品的推广上。为了使人们了解凝血酶,他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去办讲座,办学习班,使这个产品由人们不了解到产品供不应求。凝血酶,凝血酶之中凝进了老迟多少心血、多少情感啊!今天听小平同志的一席讲话,老迟心头热乎乎的。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他是站在全民族的高度上看一个拳头产品的作用,看一个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价值。迟斌元的心头如劲风鼓荡着的征帆,老人家对我们的期望重大啊!
接着,小平同志兴致很高地参观了生化制药厂的试验室、生产车间。
这儿可是“一尘不染”的世界,工厂窗明几净,分成“十万级净区”、“百万级净区”,工人上班时必须先沐浴、更衣,用药水泡手,经过风式消毒,才能走进“与世隔绝”的无菌区中。
小平同志一行走过通道,工人们激动地向玻璃窗边拥去,想看清楚一点他们敬爱的老人,用掌声和手势表达真诚的情感。
走过一个车间的门口时,小平同志对厂长和陪同他的省、市领导说,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应有一席之地,你们这个厂的发展成果就是一席之地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每一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有希望,很有希望。这十年进步很快,但今后会比这10年更快。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每一行业,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我们过去打仗就是用这种方法。
邓小平的眼光、思路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使迟斌元感到无比佩服,他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中国,这两个字此时此刻像烙印在心头。当事业发达了,成功了,个人的机会纷纷涌来。台湾的有识之士希望迟厂长到澳大利亚去办一个工厂,那儿牧场成片,牛群很多,台湾一方出资金,迟厂长出技术。
不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如何?
也有的外国懂行者出钱买项目,他们了解老迟这一类的厂长在国内的工资待遇情况,合作者是诚恳的:“老迟,要多少美元开个价。”老迟有老迟的想法。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祖国把自己养大的,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国家目前还穷,我搞了好的项目就该好好地为改变这种现状出把力,走吗?于心不忍,应该留下来踏踏实实地做些工作。想想小平同志的教导,他觉得应该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拿出新的东西参与世界竞争,为中国争光而拼搏。在公司的墙壁上挂着一块写好的牌子,字迹十分醒目:国家利益来自企业效益,企业效益来自员工努力,个人利益来自国家富强。效益、利益、国家富强三者关系由职工努力的红线串了起来,小平同志仔细地看着这三句话,他停了下来,点点头:“很对!”
告别的时候到了。
人们纷纷向小平同志挥手再见。汽车已发动了,小平同志向中巴走去。突然,他又停了下来,回身向大家殷切地嘱咐道:“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啊。”
三十九、小平同志深情地说:“对国家要爱哟,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是时候了。我国各行业要共同努力,来证明可以干很多事。”
1月25日上午9时35分,一个车队缓缓开来,停在线条流畅、气宇轩昂的仿真公司大楼前。
当小平同志健步走进大厅,科技人员们礼貌地夹道欢迎,热烈的鼓掌声、问候声不断,瞬间汇成了欢乐的海洋。小平同志炯炯的目光环视着这么多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愉快地笑着说:“祝贺,祝贺你们年轻人!”
大厅布置得美观而肃穆,连夜从上海赶回来的仿真公司总经理游景玉坐在小平同志身边,向他介绍亚洲仿真公司的情况。在世界上,仿真技术是70年代才兴起的高科技技术,运用系统工程,采取模拟的方法解决航天、航海、军事、电站等复杂的行业训练人员的重大课题。
小平同志看着年轻的博士、硕士和工程师们,沉思地问游景玉:“‘科技是生产力’这个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
怎么回答呢?
在人类历史上,杰凯伊发明了飞梭,于是出现了手工业纺织业。哈格汉斯偶然见妻子珍妮的纺车翻倒在地时纺锭竖了起来,飞快转动,一个灵感产生了,设计出了八个纺锤的“珍妮”纺车,珍妮纺车开创了纺织工业。瓦特改进了旧式蒸汽机车,推动的是一个时代。而以电的广泛运用为标志,产生了第二次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
游景玉想到古往今来,科学就是力量的现实,想到她出访日本、美国时看到信息时代,科技和发明给社会带来变化,尤其想到自己亲身经历的道路,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认为完全站得住脚,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小平同志点点头:“就是靠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游景玉身旁围满了记者和人群,这个问题也是她多年来不仅思考而且希望用行动来解决的问题。她两次去美国,无论是走进豪华的超级市场,还是在小商品市场转转,手里拿起的尽是些日本、南韩、新加坡的货,就连那些小东西、小玩艺儿也很少见中国制造的。每每这时,她有一种压抑感,心头感到不舒服,同时有一种冲动,她感到这些小商品,中国有能力做好,打入国际市场,中国更应该从科学的高峰上抓住主要的方面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才能腾飞,才能超越,才能堂堂正正地屹立于民族之林。她看着小平同志,坦率而清晰地直抒胸臆:“我们的实践,我们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她的回答充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气魄、能力和自信。
小平同志宽慰地微笑着:“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他的论断在这位卓有成就的女科学家的实践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印证。
游景玉是第一次见小平同志,从见到的那一刹那时,她觉得和这位伟人的心是那么相通,是那样亲近,她带小平同志参观公司,小平同志一站起来,她像女儿一样情不自禁地去搀扶着老人。
“你是留美的吗?”小平同志问道。
“我是代表我们国家去完成引进任务,在美国住的时间比较长。”
小平同志敏捷而风趣地说:“是培训。”
“我们公司还有不少人都是在美国经过不同的培训回来的。但是我们有个很坚定的意志,我们在中国一定会把高科技发展起来,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一定能够很好发展起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科技一定能发展上去……”
游总这肺腑之音是有感而发的。
她告诉小平同志:“我们全公司不同年龄的知识分子的干劲和全体职工的干劲都是为了发展高科技这一目的。而且在珠海这样一个好的环境下,深得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要把民族科技搞上去!”
小平同志:“你们要带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小平的四周围满了年轻的大学生。徐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才出生,26岁,刚出校门,他来到亚洲仿真公司,1989年“六四”风波时他还在浙江大学上学,他目睹了当时发生的一切。此时此刻,亲眼见到小平同志,亲身听到小平同志对海外知识分子的呼唤,对于留学生,不计较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来去自由……徐伟十分感动,感到小平同志这位终生献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感到老人家爱护人才、希望加快中国建设步伐的热切愿望。
小平同志在省委书记谢非、珠海市长梁广大、副市长雷于蓝、秘书长李焕池及其他领导同志陪同下向机房走去。
小平同志问在身边的游景玉:“你今年多大啦?”“五十多一点。”
“噢,正是当年。”
机房高大宽敞,灯火通明。一台330MW、200MW的模拟火电机组正在微机控制下进行工作。一走进这里仿佛走进了大型火力电站的控制室,机架上信号灯忽明忽灭,灿若晨星,计算机屏幕上不时跳动着变化着的数字和图像。
看到如此壮观的现代化大生产场面,小平同志显得十分兴奋:“我相信你们能在发展高科技方面带个头。”他竖起大拇指轻轻晃动着,双眼充满对这一代人的期望。
游总详尽地向小平同志介绍亚洲仿真公司的历史,可以说,这个公司的发展速度是一个奇迹。公司于1988年8月在珠海诞生。1989年,公司的研制项目列入国家级火炬计划。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建起了办公楼、现代化的机房和宿舍,共6000多平方米。他们边设计,边制造,有六套大型电站全仿真机在设计、制造之中。
游总指着20万千瓦和33万千瓦的电站仿真机告诉小平同志说:“我们全公司只有102人,第一年,人均产值达20多万元。”
小平同志敏捷而清晰地说:“重要的是水平。”
过去,中国没有仿真事业,而在电站、航天、军事、航海等高、精、尖的技术行业的训练上急需仿真技术。仿真技术就是要运用系统工程,综合各种科学制造成逼真的太空舱、宇航船、航天飞机、潜水艇,逼真的军事指挥系统和石油开采、轧钢、冶炼系统……用模拟的手法达到以假代真的目的,这就需要在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方面,以及航天、航海等分门别类的领域中拥有高级专业人才,共同制造出各种仿真机。
游总告诉小平同志,如今这两台制造好的火力电站仿真机正在测试阶段,不久,一台卖给四川,一台卖给河南。这种仿真机过去从美国进口,一台600多万美元,如今,我们按用户的要求来设计,同类机却只需五六百万元人民币,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外汇。更重要的是亚洲仿真公司追踪美国90年代的技术,在亚洲范围内处于比较先进的地位。游景玉告诉小平同志,公司百余人中80%以上是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高中级科技人员。
小平同志静静地点着头,看着漂亮的工作场所,看着一台台电子计算机,看着一张张充满生气的脸,小平同志停住了脚似乎在想什么。他感慨地说:“你们现在的条件比50年代好得多了。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是很幸福的。”
“我们是感到很幸福。”游景玉激动地说。
小平同志走到了一台电子计算机旁,正在操作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郑在峰站了起来,她有些害羞,怯生生地伸出了手,小平同志和蔼地和她握着手。在一边的浙江大学毕业的硕士生吴芳辉也站了起来,连忙向小平同志伸出手去。
“我要和大家拉一拉手。”浓重川音里透出无尽的亲切,小平同志边说边伸出了手。
顿时,人群沸腾了,在小平同志面前齐刷刷地伸出一排手臂,助理总经理冷楼博士和另外两只年轻的手不约而同地伸过去,同时握住了小平同志的手,冷楼感到小平的手温暖而有力。小平同志慈祥地笑着,走过来,从前排转到后排和大家一一握手,小平同志说:“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么年轻的科技队伍。”
小平同志沿着宽大的机房边走边看模拟火力发电机组,他对女儿邓榕开玩笑说:“我是看新鲜,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高、越新我就越高兴。我高兴,人民高兴,中国这个国家高兴。”
游景玉由衷地对小平同志说:“我们全公司的人都在为贡献中华而努力。”
小平同志在机房西边拐角处停了下来,那双为民族、为11亿人民而忧、而思的双眼充满了深情:“对国家要爱哟,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是时候了。我国各行业要共同努力,来证明可以干很多事。”
四十、“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总的方面来说,没犯错误,我们跟着这个路线走,中国永远不会倒,不仅不会倒,而且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飞速发展。”
拱北,是珠海特区最早开发的地区,芳园大厦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物之一,距离澳门咫尺之遥,登上大厦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即可俯瞰新兴的经济特区和有400多年发展历史的澳门。1月26日上午,邓小平同志视察了亚洲仿真公司后又驱车来到这里,并乘电梯上到29层的旋转餐厅。
小平同志一边观赏窗外的拱北新貌和澳门风光,一边兴致勃勃地听取谢非、梁广大同志的汇报,并与他们亲切交谈。谢非同志说:“您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将变为现实。广东处在第一线,广东的情况怎样,影响很大,我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这有个过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10多年的建设使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
小平同志思索着接过话题说,这10年来真干了不少事,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说来说去,就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不变。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很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在谈到改革开放给珠海这个昔日边陲渔镇带来历史性的变迁时,梁广大同志汇报说,改革开放前,珠海不少人外流到香港、澳门。特区创办后,珠海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逐步过上了富裕日子,不少外流的珠海人也陆续回来了。
小平同志说:“这好嘛。”
餐厅仍然在旋转,珠海建市10来年的突飞猛进正直逼开埠400多年的澳门。回顾几千年人类历史变迁,小平同志深沉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是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沉思片刻之后,小平同志那双深邃的目光变得更加炯炯有神,他充满信心地再次对大家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总的方面来说,没犯错误,我们跟着这个路线走,中国永远不会倒,不仅不会倒,而且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飞速发展。从历史长河来说,用那么100年,社会主义就会发展到中等水平。”
1月27日上午,小平同志和杨尚昆、叶选平同志一起,来到内联企业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这天,激动得一夜未眠的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一大早便来到工厂。一路上他还在想着该如何向小平同志汇报“江海”7年的发展历程。
上午10点15分,丁钦元正在向先行到达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汇报工作。这时小平同志在省、市领导谢非、郭荣昌、梁广大、黄静等陪同下,来到了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平时宁静的江海厂区顷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老丁正陪着杨尚昆主席,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杨尚昆主席非常理解老丁此刻的心情,急忙推了老丁一把笑着说:“你快去迎接小平同志呀!”
当丁钦元快步走出时,小平同志乘坐的中巴已在厂区内停稳。当小平同志健步下车走入江海厂区时,丁钦元急忙迎上去,紧紧握住小平同志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是啊,来珠海7年多,丁钦元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如果说,当年老丁来珠海创业是小平同志亲自制定的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激励着他,那么历经风雨坎坷后的今天,他要向小平同志诉说的感慨实在太多太多了。
小平同志边走边微笑着向列队欢迎他的江海员工频频挥手致意。他问老丁:“你今年多大?”
丁钦元拘谨地回答:“六十了。”
“还年轻嘛。”小平同志幽默地说。一句话逗得丁钦元和其他随从人员笑了起来,丁钦元突然觉得自在多了。
江海公司员工俱乐部的墙上每一面奖旗和奖状都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它们是江海公司的荣誉,同时也是“江海”7年多创业历程的缩影。小平同志坐在这里,十分认真地听着丁钦元叙述“江海”的历史。
1984年7月,江海公司从租用的日石房开始了自己的特区建设事业。艰苦的环境磨炼了“江海”人的意志,孕育出自觉、自立、自强的企业精神。凭着这种精神,江海公司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令同行瞩目的奇迹。公司创建两年半就收回了全部投资,并还清了全部贷款,企业经营效益7年间增长近30倍。在国家经济秩序治理整顿的3年间,依然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3年中公司产值增长连续翻番,去年达3.5亿元,出口创汇2600万美元。几年来,江海公司先后被评为省市模范集体、文明单位和省级先进企业、广东省企业管理优秀企业,并获得了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和对外经贸部联合颁发的“七五”期间机电产品出口先进集体等称号。
小平同志听了丁钦元的介绍十分高兴对老丁说,你讲得很好。特别是不要满足现在的状况。要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不断创造新的东西出来,才有竞争力。你们做的是高度的爱国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感谢你们全体职工。
小平同志在丁钦元的陪同下,慢慢地从生产线旁边走过,边走边认真听着老丁对每道工序的介绍。丁钦元告诉小平同志,车间里的工人绝大部分都是“打工妹”、“打工仔”。但在江海他们享有和其他职工一样的平等权利。为了让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意识到自己是企业主人,江海公司每年从他们中间评出20%的优秀分子,给予“荣誉股票”和“金牌职工”的奖励。获“荣誉股票”的职工不仅每年可以参与企业红利分配,而且到退休后仍可享受待遇;“金牌职工”则既发金牌,又发证书,如果犯了错误后还可以收回“金牌”。开展“荣誉股票”和“金牌职工”评选活动,不仅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而且还推动了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
小平同志对江海公司的这种探索十分赞赏。他充分肯定地说:“不是有人说姓‘资’姓‘社’吗?你们这个厂就是姓‘社’。”说着,小平同志转过身来对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说:“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顿时,周围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久。
“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的话不仅对珠海特区建设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彻底扫除了珠海干部群众心头难言的忧虑。从小平同志的话联想到珠海试办特区以来的风风雨雨,怎不使特区人心潮奔涌,感慨万千!
从总装车间出来后,小平同志在丁钦元的陪同下又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模具车间参观。在车间的宣传栏前,老丁对小平同志说:“我们对工人管理采用的是工艺示教方法,也就是无声教育。这里的照片有表扬的,也有批评的。凡是工艺操作规范的,我们就照半身照贴出来给予表扬;凡是工艺操作不规范的,就拍工人操作不规范动作的部位,不照面孔,贴出来给大家看,提醒大家注意纠正。”小平同志听后,走近宣传栏,仔细看了看照片,笑了起来。站在一边的杨尚昆主席也好奇地走上前看了看,笑了起来。
在回住地的路上,小平同志对梁广大同志说,这个厂总体方向是正确的,方法也对。看得出来,他们是从艰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要发掘人才,你们做得对。要不断造就人才,一年365天,都要做这件事,只要有人才,就可以创造出技术,事业就兴旺。
小平同志对江海公司评价那么高,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四十一、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江西和对全国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件大事。
邓小平一路风尘仆仆,武昌、深圳、珠海,处处妙语连珠,播下春风万里,使神州大地又一次春潮涌动。
1992年1月30日,江西吹来了春风。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之后乘火车去上海,这一天沿浙赣线从湖南进入江西境内。
邓小平在新余车站下车,亲切地会见了在此迎候的江西省委副书记刘方仁。新余是一个有1700多年历史的新兴钢铁城市。今天,它以崭新的面貌迎接邓小平。邓小平在月台上稍事休息后,列车又继续向前方奔驰。
“春风得意马蹄疾”。车轮以欢快、轻松的节奏,穿过南昌市区附近的向塘西站,穿过广袤的鄱阳湖平原,于当天下午3时40分,徐徐进入鹰潭车站,停靠在月台旁边。
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正在这里迎候邓小平。
一节车厢门打开,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下车来,满面笑容地和毛致用、吴官正等一一握手。
88岁高龄的邓小平,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步履稳健、轻松。他一边沿着月台缓步,一边亲切地和毛致用、吴官正谈话。
毛致用在湖南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接待过赴湘视察的邓小平,并陪同至韶山等地参观,所以很熟悉。邓小平一见面就关心地问毛致用,你来江西几年了?
毛致用说:“快四年了。”
邓小平与吴官正也熟悉,他对吴官正说,你是从武汉来的。又问,来几年了?
吴官正答:“五年多了。”
江西是农业大省,邓小平十分关注江西的农业发展。他关切地问,江西去年的年景怎么样?
毛致用说:“年景还好。1991年农业全面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5.5%,工业总产值增长14%,财政收入增长10.3%,实现收支平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02元。改革的步子是这些年来迈得最大的一年。”
邓小平听了很满意,连声赞许说,那好。他对农民增收感到欣慰,说,农民收入702元,那不简单。
接着邓小平又问,去年遭灾了没有?毛致用回答:“遭受到比较严重的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所以仍是一个丰收年。”
吴官正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压库严重,库存有140亿斤,其中在库外露天堆放的有40亿斤。”
邓小平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做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有这个权利。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
邓小平的记忆力很强,念念不忘江西人民以粮食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在三年困难时期,江西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无私地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全国。1958—1959年度外调了9.5亿斤大米,1959—1960年度又调出14亿多斤大米,同时还补上库存1.18亿斤,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增加库存的省份之一。全国人民对此有口皆碑,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表扬。这次邓小平又旧事重提,说明党对做出了贡献的地区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把农民引上了富裕之路,江西广大农民从邓小平倡导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得到了实惠,看到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巨大威力,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市场经济大潮迅猛涌进封闭沉寂的土地。江西农业连年丰收,每年仍是全国调出粮食最多的省份之一,但是粮食库存也相应增加了。邓小平对江西解决粮食库存压力的关心和支持,使在场的省委、省政府领导深受教育和鼓舞。
邓小平对江西的情况很了解,他指出,水旱灾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土保持不好。要坚持把植树造林搞好,否则没希望。他问,你们植树造林怎么样?
吴官正说:“这几年我们每年造林600万亩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40.3%。”
邓小平听了连连点头,说,那好。
虽经长途乘车的劳顿,邓小平却毫无倦意。他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毛致用关于江西在治理整顿期间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情况汇报,高兴地说,治理整顿这几年,改革开放做了不少事。他指出,没有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就不会有这么顺利。
邓小平思路清晰,谈兴甚浓。他说,改革从农村起步,刚开始时有些同志想不通,存有疑虑,有的人还害怕是搞资本主义。但我们等待,既不给他们戴帽子,也不搞批判,做出成绩让他们看。后来认识逐步统一了,几年就都执行了。那时安徽有一个搞“傻子瓜子”的,收入上百万元,许多人反应强烈,主张动他。我说动不得。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涉及到一个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改革开放政策要稳定,不能变。1984年以来的几年经济上得快,是一个跳跃。农民收入多了,电器也进了农户,农村盖了许多新房。要看到这个作用,没有这个跳跃,治理整顿不会这么顺利。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强调指出,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
这时邓楠插话说:“这个观点,老人家鼓吹了一路。”
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江西和对全国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接过邓楠的话,问毛致用、吴官正,我讲得对不对?
毛致用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搞快一点。”邓楠又插话说:“老人家对江西很有感情,在车上不停地讲到江西。”
邓楠的话引起邓小平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深情地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邓小平指着毛致用、吴官正说,我在江西呆的时间比你们长。当初,我在瑞金当过县委书记,那是几个人推举的,后来中央认可了。那时苏区的工作,兴国是第一,瑞金是第二。
沧桑几十载,弹指一挥间。1992年,距邓小平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在邓小平的记忆中,当年苏区的斗争风云依然历历在目,苏区的干部、群众和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是的,邓小平对江西是有感情的,他时刻关注着江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注着这片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1991年9月,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他应江西省委、省政府之请,欣然命笔,书写了“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的题词,缅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对江西人民寄予厚望。
邓小平这次途经鹰潭市已是他第三次来到江西东部这个新兴的城市了。如今的鹰潭市,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已建成为全国重要的铜业生产基地和铁路交通枢纽,赣东大市场开始形成。鹰潭的山山水水,都饱含着赣东北丰厚的革命历史传统和浓郁的文化意蕴,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它不愧为浙赣线和鹰夏线交汇点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望着站内站外的巨大变化,邓楠对邓小平说:“您记得吧,我们以前也到过鹰潭,是从南昌用小车送来的,从鹰潭乘火车回北京。”她指的这个日子,就是1973年2月19日和20日。
邓小平风趣地说,我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邓小平谈笑风生,气氛轻松活跃,引得在场的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鹰潭火车站,一晃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他老人家没喝一口水,也没有坐下休息,在月台上时而信步,时而驻足,与毛致用、吴官正侃侃而谈。
快分别时,毛致用、吴官正依依不舍,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家都希望您老人家在江西住段时间。”是啊,他们表达了深受其惠的江西人民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的爱戴和崇敬,表达了老表们的热切心愿和对邓小平的想念之情。
邓小平非常高兴,挥手打着招呼,满面笑容地说,等你们更发展了,再来麻烦你们。随后,他和毛致用、吴官正握手告别。列车一声长笛,驶出了鹰潭站,向上海方向疾驰而去。
“等你们更发展了再来!”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邓小平对江西人民的嘱托,他期望并相信江西这块红色的故土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快些、更快些!
四十二、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浦东的开发是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也没有退路。”
2月初,邓小平来到上海。
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
前往车站迎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
这是邓小平自1985年以来第五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同前几次相比,今年春节在沪期间,邓小平情绪更高昂,活动更频繁。发表的讲话也较多。
正月初四(2月7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了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四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语惹起众人欢快的笑声。
随后,邓小平、杨尚昆又驱车来到正在建设的杨浦大桥工地现场。工人们热烈鼓掌,欢迎老人家来视察工作。邓小平听取了工程负责人的汇报,观看了大桥的模型,再三勉励大家要精心施工,把这座世界上同类型桥梁中最大的桥建设好。
2月8日晚上,邓小平、杨尚昆乘车观看了南京路夜景,并乘船游览了黄浦江。近几年,南京东路商店的霓虹灯已贯穿全街,外滩建筑群装上了新型泛光灯。入夜,到处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呈现一派“不夜城”的气象。邓小平、杨尚昆兴奋地说,南京路和外滩大放光明,上海大有变化。
2月10日,邓小平来到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视察。
这天,天气格外地好,一片春意盎然,没有一丝数九寒天的冷意。总经理陆德纯同志虽已经历了多次的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接待工作,但仍然来回仔细检查接待的准备工作。公司的会议室还在建造之中,因此把接待室安排在硅片制造部,这样倒也方便首长们视察厂房、设备和生产情况。
9时许,两辆大客车徐徐进入公司大门驶向公司的主厂房——硅片制造部,车门打开,仪表局党政领导和公司领导迎上去,邓小平同志和杨尚昆同志在市委吴邦国书记和黄菊市长的陪同下,走下车来。小平同志神采奕奕地来到接待室,仔细地倾听陆总经理介绍贝岭的产品、技术……时而拿起加工好的硅片察看,还饶有兴趣地看完了12分钟的贝岭简介录像。
介绍完毕,总经理陪同小平同志视察生产线情况,由于集成电路生产要求洁净度极高,整个硅片加工生产是在封闭的净化车间里进行,因此小平同志是在观察窗前视察设备、生产等情况。陆总经理指着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汇报说,这是经过国际巴统会批准首次引进到国内的IC生产主要设备。
小平同志听了就问,它们姓“资”还是姓“社”。片刻,小平同志意味深长地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引进为我们所用就是姓“社”。他还分析了一个原来经济技术较发达国家,由于闭关自守而导致落后最终国家解体。
陆总经理陪同小平同志在分析显微镜下观看集成电路的结构。小平同志看了高兴地说:电路一层一层如高楼大厦,并再三叮嘱这技术要高、高、更高。的确,集成电路的技术要高而又高。贝岭公司在国内是首家规模生产2.4—3微米的集成电路的微电子企业,但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还大,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省都生产0.8微米的集成电路,有的还能生产更高水平的集成电路。微电子工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小平同志关心着微电子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视察结束时,小平同志和公司科技人员代表合影留念,他寄希望于科技人员更加奋发努力把经济搞上去。
春光明媚,风和日丽。2月12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等领导的陪同下,乘两辆面包车到闵行开发区视察。这也是小平同志第三次视察闵行。
清晨,小平同志视察了杨浦大桥后,马不停蹄、风尘仆仆,赶30多公里到达闵行。上午9点钟左右,车子到达闵行紫藤宾馆,小平同志精神矍铄、兴致盎然,在小女儿毛毛的搀扶下,走进多功能大厅,坐在闵行开发区的模型前。闵行联合发展总公司总经理鲁又鸣简要汇报了闵行开发区几年来发展过程和业绩。当鲁总经理汇报到投资回报率,投入1美元创造出相当于基础设施投资的2.8倍时,小平同志高兴地插话,这就是社会主义嘛!(这种合资开发)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
小平同志边听边插话。他说:安徽凤阳开始搞承包责任制时,也有人不理解,三年之后,大家都理解了。所以,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敢于试,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不知不觉中,预定视察的时间早已超过了。
2月13日,邓小平、杨尚昆在住地听取了上海市的工作汇报。邓小平对上海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了许多重要的讲话。他说,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上海一年就有很大的变化,三年会有更大的变化。
对于浦东建设,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当时建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上、外资情况上考虑,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上海人聪明,你们失去了一次机遇。
吴邦国、黄菊向他汇报说,90年代是上海发展的一次机遇。我们正根据您老人家的意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抓紧工作。这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现在浦东的开发是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也没有退路。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是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到1995年,浦东就会有大的变化,我还可以看得到。
2月18日,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晚上,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
邓小平同志在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等领导的陪同下,乘6号电梯来到了三楼服装商场。他老人家一出电梯,三楼商场立即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邓小平同志来了!邓小平同志来了!”
小平同志一面听吴总经理介绍商店的基本情况,一面走进了呢绒柜台。吴邦国书记指着马桂宁同志介绍说:“这位是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党员马桂宁同志,他在卖布的同时研究顾客心理学,还能编书呢。”
邓小平同志握着马桂宁的手,连声说:“好!好!”
马桂宁激动地对老人家说:“衷心祝您健康长寿,感谢您对我们营业员的关心和鼓励。”
吴邦国书记向邓小平同志提议说:“您和马桂宁同志合个影怎么样?”
小平同志欣然答应,并主动向马桂宁靠近了一步。这时,簇拥在周围的记者们纷纷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
接着,邓小平同志一行人沿着柜台仔细观看陈列的各类服装。吴总经理向邓小平同志介绍说,1991年一店销售额为9.6亿元,为全国同行业第一。1992年1月19日的日销售额达到777万元。我们有信心争取今年的销售额继续保持全国第一。邓小平同志满意地笑了。
邓小平同志参观完三楼的服装柜台,正准备走向电梯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文具柜台,便信步走上前去,饶有兴致地看起了里面的文具。正在附近的马桂宁同志立即走过来当起了“临时营业员”。他热情地向邓小平同志一一介绍各种新款铅笔、圆珠笔和各式异型橡皮。小平同志的女儿在一旁说:“您就买一点吧。”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赞同,由女儿代付款买了四盒铅笔和四支口红形橡皮,准备送给孙子孙女们。马桂宁用包扎纸将铅笔橡皮包好,装进塑料袋递给了邓小平同志,吴邦国书记在一旁笑着对他说:“马桂宁同志在为您提供优质服务啊。”一句话说得邓小平同志笑了,马桂宁也笑了,周围的人都笑了。
离开了三楼商场,在电梯里,邓小平同志的女儿对父亲说:“这可是建国以来您第二次亲自到商场买东西。”
事后,家人问邓小平在店里看到些什么,他幽默地说,“我看到的是一片人噢!”面对创造着上海今天和明天的人民群众,老人家心中荡漾着无限的春意。
邓小平视察上海,使浦江两岸涌现一股澎湃的春潮。人们都在思考、探索和策划:如何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奋起直追?失去这次机遇等于意味着衰弱,意味着沉沦。(完)

最新评论

Archiver|My_爱好分享 ( 京ICP备1901762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010205号

GMT+8, 2021-12-5 10:42 , Processed in 0.067713 second(s), 21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1, Tencent Cloud.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