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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面人生——姜昆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0-12 14:54| 查看数: 122|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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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2师16团的“文艺奇才”姜昆。一些知青和新华农场老职工都向我介绍过当年的兵团战士姜昆。他们的共同看法是:领导不怎么喜欢他,又不能不用他,这小子太有才,放到哪儿都能把哪儿的文艺活动带起来。
在兵团出来的全国名人中,大科学家最少,大艺术家最多。大科学家少不难理解,那是由知青被上山下乡中断了大约十年基础教育所致。但为什么文艺大腕会出了这么多呢?没有八年兵团的宣传队经历,这些人能冒出来吗?我想还会有,但肯定不会这么多。在连队基层的生活积累,在宣传队的长期创作和表演训练,这都是天赋相近而不识农村的城市青年不可能拥有的艺术生长条件。那么,在兵团出来的大艺术家中为什么尽是说相声的呢?我想到了采访姜昆。
在众多中国笑星中,姜昆的知名度极大,在曲艺界的地位也很高。从1985年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开始,他所有的体制内职务都以“中国”两字开头。从2004年开始他是中国文联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从2011年开始他又兼上了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从2012年开始,他成为了中国文联曲艺家协会的主席。
我了解姜昆的兴趣,和他的这些“国字头”职务无关。最早对他的印象,来自他年轻时和李文华合说的那段相声《如此照相》。至今我仍然认为,在我看过的所有相声中,《如此照相》的笑点最多,能让人从头笑到尾。它不但让极左年代的讴歌型相声成功回归到了相声的批评和讽刺本色,而且作品的取材新颖独特,紧贴“文革”生活,让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听了能会心、会意、会神、会趣。我相信,姜昆在走出兵团后能拿出这样好的相声,后面一定有他在兵团的生活积累。
名人并非一定都是忙人,但像姜昆这样的体制内名人是注定闲不下来的。在见面之前,我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全部通过电子邮件。我每次去信都是德国式的“一、二、三”,介绍意图、计划、需求。而他的回复往往就是一句话。最长的内容出现在他给我的第一封邮件:“同意并支持你!帮你到兵团,赞助你交通费用。”这次算是有了两句话。
我回复说,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但作为独立作家,我的写作不接受任何外部资助。
我们几次约时间见面,不是我没空,就是他外出,从2012年8月开始建立联系,到2013年4月的面谈,中间历经7个月时间,姜昆的故事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
采访姜昆的那天是清明节,也只有在这样的特殊假日里,大忙人姜昆才有可能静上一天。他把这一天的一半时间交给了我,并且安排在他的家里谈,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知青文化人”之间的信任。
按照预定的时间,我在上午9点准时敲开了姜昆的家门。这是一座独立小楼,外墙用木板装饰,显示出房屋主人对大自然的一种态度。姜昆家的客厅很高,装点得简单而雅致,窗帘全部拉上,一盏大吊灯垂挂中央,墙上挂着一幅水墨人像画,画面上的人物就是面带微笑的姜昆本人。
我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后,姜昆从楼上下来了。刚停暖气的4月初,室内还带着寒意,姜昆的夫人李静民拿来两个电暖气给客厅加温。
李静民是鼓楼中学的‘老初三’学生,身材苗条,动作精干,穿着时尚,面容清秀,看上去像一个还不到50岁的女人。从姜昆给我展示的老照片看,李静民在16团宣传队的4个女知青中是最漂亮的。她很关注我和姜昆的这次谈话,插空也说了几句。
她说:兵团有两大苦,一个是虫子厉害,再一个就是天气寒冷,我冬天洗完衣服拿到外面去晾,刚一抖,衣服冻直了,成了一块硬板!在连队的劳动很累,我上工时边睡边走。到了团宣传队以后也不轻松,就10个知青,后来加进了几个老职工子弟。在宣传队的人什么都得会,什么都得干,我一人身兼唱歌、跳舞、报幕、乐器、打快板多职,一台节目演下来拳打脚踢的。农场那时的业余文化生活特贫乏,宣传队的演出在知青和职工中可是一件大事。每次演出之前,早早就有人带小板凳坐在前排占位等候。
她还说:姜昆返城进广播说唱团是马季专门到兵团去要的,工作岗位他可以提供,但姜昆回北京的手续只能靠自己办。姜昆是1976年办“困退”回来的,刚上班时工资才25块,比在兵团时还少了7块。我比姜昆回来得稍晚,但我属于调干,把兵团32元的工资标准带回来了。姜昆的大妹妹也去过兵团,她是“小六九”,去的是2师11团,后来叫军川农场,她返城比姜昆晚一些。
和姜昆夫妇的接触给我一种感觉:今天不是作家和名人的对话,而是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之间的交流,真诚而自然。
63岁的姜昆看上去比在电视里的形象要矮一些。按理说,常年忙碌的人一般都会比较显老,但姜昆的面相看上去像还不到60岁,脸上没有什么皱纹,从体态上看依然保持着活力。在看姜昆的老照片时,我发现他和濮存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进入中年后才有了融汇着上乘气质和风度的男人之美。而他们在兵团时期的形象怎么说呢?用一句北京话可能比较确切——生瓜蛋子。人们常说:女人最美是在进入中年之前,男人最美是在进入中年之后。像他们这样不断积累艺术功底的男人,在进入中年之后理应更美。看来文化和美是连在一起的,何况姜昆还总在笑。
姜昆的衣着很随意,穿着一件棕色毛衣,脚蹬一双黑布鞋,说起话来中气很足。当天正好他弟弟带孩子来,客厅里时不时有几个姜家第三代小孩跑来跑去地闹,姜昆说了几次无效,干脆大喝一声“都出去!”声音如雷贯耳,原来笑星姜昆也会发怒。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有个老北京人上厕所时看见了马季,事后到处大发感慨:“原来马季也拉屎啊!”这其实也不奇怪。大众心中的名艺人形象,常常被固化在了他们在舞台上的那一面,对于笑星来说,那一面只有才艺和笑容。于是,攥着拳头拉屎和绷起脸来发怒的形象,就很难和他们对上号了。
生活中的姜昆是个很用心的人。我事先对他提出需要些老资料,他在电子邮件中并没回应,但在我们见面时,他已准备好了一堆材料,其中有他写的书《笑面人生》、他参与编写的《北大荒风云录》、他女儿姜珊的歌曲光盘《说不清的黑土地》,还有他整理好的一个电子版的资料文件夹,那里面有他和李静民的结婚证书。在用电脑展示这张图片时,他又显现出了人们在电视上早已熟悉的那种姜式幽默:“看看,这证明我们是合法夫妻。”
我说:“你的幽默感染了至少三代人:上一辈、这一代和下一代。我儿子在德国有一段时间总爱跟别的中国孩子喊:‘小子,找哪!’我说这话不要随便跟人说,不好听。他说,电视里姜昆叔叔就这么说的。我说,人家那是讽刺不好的行为,行吗?”
姜昆开心一笑:“那是老北京话,实际发音是第四声的‘cei’。”
我和姜昆的交流话题是开放式的,他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其间遇到我提出问题时,他就停下来做一番解释。他的开篇词很独特,是一首诗,他说:
“我很喜欢黑龙江一个‘老农垦’写的这首诗,在知青聚会时我常朗诵它,它符合我对北大荒的感受,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说不清的黑土地,为什么这样有魅力;引得多少好儿女,千里万里来寻你;害得多少好儿女,天涯海角也想你。青春给了你,命运你拿去,我倒反觉欠着你。说不清的黑土地,为什么这么神奇。
“因为太喜欢这首诗,我请卞留念给谱了曲,让女儿唱了下来,然后编进了她的歌曲集光盘。
“要说历史,黑龙江兵团不如新疆兵团长,要说和北京的距离,黑龙江兵团不如内蒙古兵团近,为什么我们这个荒友群能有这么大的凝聚力?这里面有一个文化的积淀和传承的影响。文化是认同的纽带,是怀念的支撑,在这一点上,其他兵团都比不过黑龙江兵团。
“20世纪30年代,东北就有了以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作家群;到40年代中后期,黑龙江有了全国最大的大解放区,在全国还在打仗的时候,北大荒已进入了农场建设时期,被注入了军旅文化。进入50年代后,随着军垦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以《老兵新传》《北大荒人》为代表的垦区新文化;1958年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右派,如艾青、丁玲、吴祖光、刘宾雁这些才子又给黑土地带来了‘流人文化’。我到兵团后见过丁玲在那儿打毛衣,老太太朝我们呲牙一笑,吓得我们直往后退。
“到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时,北大荒文化达到了最高潮。等知青返城后,又有了以梁晓声、张抗抗等人为代表的后知青时代反思文化。
“北大荒出的文化人之多,给当地带来的影响之大,这是全国其他垦区无法相比的。不过我个人认为,这种文化传承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是最后一批人。文化的兴盛和传承需要一个基础群体。这个群体要有在同一地域内的长期生活体验,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相近的文化感受,现在的北大荒文化已经没有了这样一支生力军来支撑和传承了。如果要继续,除非做新的专门投入。怎么投入,这不是咱们今天的话题。
“荒友之间的团结,体现出的是黑土地文化在汇集和传承过程中给人带来的凝聚力。这种力量不仅促成了荒友们的彼此认同,也催生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黑龙江兵团出身的省部级干部就有上百人,其他兵团都没有这个现象。在荒友圈里,文化名人、高级干部、下岗工人、出租司机……大家坐在一起没有距离感。‘黑兄’开出租车拉我,不收我的钱,而我呢,也不会为此觉得怎样不安,这就是彼此之间的归属感认同。大家都把黑土地当成自己的根。我每次回农场,从来不搞商业演出,这是我对黑土地的一种报答态度。
“从北大荒回来的知青里有三种人职业生命比较长,能把饭碗端到退休。一种是官员,一种是作家,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些搞语言艺术的。为什么兵团出了那么多说相声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兵团搞文艺宣传的人多,演出的内容又侧重于语言类节目,这样就形成了出相声演员的群众性基础。再有一点,搞语言艺术靠的是嘴,只要人没傻没哑,就能一直说,而搞舞蹈的人过了一定岁数就跳不动了。
“从我的情况来说,还和‘文革’前打下的教育基础和建立的知识结构有关。和我们这些‘老三届’的人相比,69届的小知青是最亏的,他们中间除了少数人被推荐上大学补了课,绝大多数人在返城后都没有争取再发展的条件。
“现在说说我过去那些事儿吧。
“我是1950年11月出生的,下乡前是北京灯市口中学的66届‘老初三’。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虽说是教师,但有‘历史问题’,在解放前上过警官学校。我爷爷是做买卖的,虽说没等解放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但成分还是给定了个资本家,我奶奶的成分又是地主,你说这还好得了吗?
“我不是出自文艺世家,父亲是老师,母亲没工作,家境清贫。我最后干上了文艺,完全是因为自己喜欢。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景山公园玩,看见一群同龄孩子拎着各式各样的乐器进了北京市少年宫。不一会儿,那高高的古典式宫殿里就传来了一阵阵悠扬的乐器演奏声,把我羡慕坏了,扒着门缝紧往里瞅,一直瞅到被大人哄走。
“回家后我就跟父亲闹:我也要进少年宫!父亲终于注意到了我心里的那个万花筒。那个月他开支后,花1块钱给我买了一根笛子,我练了两个月后,和妈妈磨到了一毛钱,终于报考进了少年宫的乐器演奏组。但爸爸给我买的笛子有4个孔的音不准,再让他买吧,不好意思。于是我想出了一招,改考戏剧表演组,这个组不用花钱买这买那的,结果我一考就中了。”
我插话说:“巧了,咱们是学友。我比你小一届,你上小学三年级时我是二年级,我也是三年级进的少年宫,在美术组学国画。我进去的时候你已经在那里了。”
姜昆笑了一下:“那说不定咱们还见过面呢。我在咱们少年宫里排的第一个独幕剧叫《妈妈在你身边》,主人公是台湾岛上靠擦皮鞋为生的一个流浪儿,由我来演。大概的故事是这样的:在过‘六一’国际儿童节时,这个流浪儿告诉一个小姑娘:大陆那边的孩子可幸福啦,能上学、游园。俩孩子正在憧憬着美好的大陆生活,警察过来把流浪儿抓走了。临走时,他对小姑娘大声喊:坚强点,妈妈在你身边……为拍这部戏,我不知道流过多少泪。虽然我家日子过得紧,但我觉得很幸福,这幸福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其他地方都是水深火热。
“小学毕业那年,我又开始闹父亲,求他带我去考中国戏曲学校。报名考试那天,我们爷俩为了省钱,从东四一直步行走到前门楼子,一路上我高兴得连蹦带跳!我心想,唱歌时调子不能起高了,要不就成踩鸡脖子了。到了地方,父亲瞅了瞅那些折跟头练把式准备考试的孩子们,犹豫了一会儿后,拉上我转身就往回走。我大失所望,但又不能不听他的。回到家我听他和邻居大爷说:10年出个秀才,但出不了个艺人,这孩子还得念书!
“戏校上不了了,文艺还得搞!反正我还小,以后的路长着呢。那阵子我忙着呢,今天借一部手风琴拉,明天弄一台扬琴敲,后天又找来一副快板打……进中学后,我当了学生会文艺部部长。我们灯市口中学是个男校,男孩子对文艺活动的兴趣没有女孩子那么大,还比女孩子爱捣乱。我组织他们跳舞,他们说我是‘假媳妇’。我带他们唱歌,第一句我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他们在底下接着唱‘卖冰棍的对我嚷嚷’。我不为所动,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国庆节狂欢时,我带着腰鼓队上阵,学校搞歌咏比赛时,我戴上白手套指挥,心里真是有一团火。
“最早给我的生活带来阴影的,是我14岁时交入团申请书那次。学校的一个团干部找我谈话,说我出身是资本家。我说,爷爷以前做的是小买卖,而且没等到解放就倒闭了,而且我的姑姑、叔叔都是党员……人家说:姜昆,甭管怎么说,你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没能入上团。
“‘文革’开始时,我爸爸进了学习班,爷爷给轰回了老家乡下,我当了‘逍遥派’。在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接近尾声时,出身不好的人也让串联了,我不甘寂寞,拉了几个也是出身不好的同学离开了北京。走的时候大家说好了:到哪儿被人家问到了,就说我们全是‘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我们没钱,走哪儿吃哪儿,给人家留个欠条接着走路。那是一段摆脱开家庭出身阴影的旅行,我太过瘾了,在火车上每天早上带头唱《东方红》,过武汉长江大桥后我在车厢里朗诵诗歌《难忘的航行》片段,惹得全车厢的人直喊毛主席万岁……
“从1967年5月开始,北京的中学里组织起了很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的心也痒痒了,招呼几个喜欢文艺的同学拉起了一个‘红卫兵话剧团’。起这个名字时我有点心虚,我出身不好,哪够得着人家红卫兵呀?但心里那团火把我烧得热乎乎的,我不管那个了。
“我和一个同学写起了剧本,他一幕我一幕地写,写完了我俩再往一块串,我们用了两个星期写完了一部6幕8场的话剧《在列宁的故乡》,表现的是苏联变修后的社会一角。服装、布景、道具、排练场地,全靠到处借。那时北京正乱着,一乱就乱出了很多空儿。比如我们的排练场就是被抄家抄空了的一个牙医诊所,服装是到被解散的实验话剧院去踅摸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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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家庭出身不好”的姜昆努力证明着自己的革命立场。上图是他在“文革”初期编导和演出的话剧《在列宁的故乡》的舞台照,他在剧中饰演无限向往毛泽东的苏联失业者阿廖沙(左二)。下图是他离开北京前往黑龙江时在知青专列旁和朋友合影(左一)。

“‘文革’后出的一部电影《京都球侠》你看过吧,我在那里面演的是板凳队员公孙第。这部电影的编剧曹洪翔也是我们兵团战友。他评价说,中国戏剧史到了‘文革’就断代了,只剩下了北京中学生自创的两部话剧。我在这两部话剧中都是演员,一部叫《历史的一页》,我在剧中演男一号。另一部就是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在列宁的故乡》,我在剧中演男三号,失业汽车司机阿廖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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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说、唱、舞、乐、编、导全能的16团宣传队队员姜昆在驻地拉手风琴。他在兵团的路走得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但总的趋势是向上攀缘。从这里开始,他一直走到了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的位置上。
“《在列宁的故乡》1968年元旦在北京首演,一连演了50多场,最后一场是在帅府园演的,演出之前我向伙伴们宣布,这次演出后我就要走了,去北大荒了!大家都惊呆了,都舍不得我走。但我主意已定,我预感到去兵团能把我心里那团火烧得更旺。
“我出发的日子是1968年6月15号,在火车上我和几个刚认识的知青组成了一支‘列车宣传队’。白天我使出全身解数表演节目,又蹦又跳地整一身汗,晚上我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给留在北京的同学写信,我说:在列车开出的一刹那,我感觉开始了新的生活。
“刚到16团,我们吃了点儿饭就和老职工搞联欢。我拳打脚踢地演了5个节目,累坏了。一个孩子拉着我问:叔叔,你以后老待在我们这疙瘩吗?我扯着已经哑了的嗓子说,不走了。
“我先被分到团部的工程连,不久后就进了团宣传队。全队里一共10个知青,6男4女,再加上几个农场的文艺活动骨干。我那时像上足发条似的,一场节目里有一多半儿是我创作的。在观众的掌声中,我体会到了奋斗的快乐。
“好景不长,到12月,我在宣传队就待不下去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没事儿时嘴里总愿意哼唧,有一次我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用的是俄语。歌词没人听得懂,但那旋律是人所共知的,在当时算是‘黄歌’。这个情况被反映上去后,我被视为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政治异端。再一个原因是我在宣传队里交了一个女朋友。当时兵团规定知青不许谈恋爱,我到兵团没多久就顶风上,犯了大忌。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我在团里落了个‘有才无德’的名声,被赶出了宣传队。我和女朋友被分别下放到了两个农业连队去接受改造。女朋友是干部子弟,时间不长就给调回北京了,临走时她还特意嘱咐我后来的爱人李静民:不许你和姜昆好啊!
“我被下放到7连,那是一个新建连队,住泥草房,点大炉子。我去了没几天就当了班长,带着11个‘小上海’知青脱大坯,我们干得不错,被评上了连里的先进班。现在回头看看,生活中的所有经历对搞艺术的人都有用,我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学会了说上海话。当时我心里还盘算呢:我干得不错,该把我调回宣传队了吧?
“麦收之前,连里找我说:麦收任务重,炊事班的伙食总搞不好,要派一个得力的班长去挑大梁,你去吧。我一听这话脑子嗡的一下: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搞不了文艺了。我进炊事班后立马抓起了三件事:淘井、改灶、种菜养猪。炊事班的工作变漂亮了,被连里使劲表扬。我心想,干一行爱一行是要求,爱一行干一行是理想,我的理想是搞艺术,什么时候才能回归理想呢?正郁闷着,生活道路上的一个坎到了,跘得我一跤摔了个鼻青脸肿。
“1969年底,16团开始搞整建党运动,要求结合‘三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一块儿进行,上级工作组下到了7连。这种运动在老连队还算有些搞头,我们7连是新建连,绝大多数人是知青,党员没几个,整谁?清谁?但大势所趋,谁都躲不了清净。工作组清着清着就清到我头上了。
“外来人员到7连吃饭时,每人每顿交一毛五,由我们炊事班收着。我收了钱就放在窗台上。工作组查账时,发现少了几块钱,怀疑是我贪污了,实际上是我们连的司务长拿走了。7连这次搞‘三清’清出了三个人。
“清政治,清出了连队团支书,说他阴谋篡夺党支部领导权;“清思想,清出了机务队队长,他总在拖拉机驾驶楼里和女知青‘谈工作’,作风不正;“清经济,清出了姜昆,收客人伙食费不记明账,有经济问题。
“那天正好是我19岁生日,生日礼物是一顶‘贪污’的帽子。
“为了在新建连队里树立无产阶级革命正气,连里派了一个排长每天押着我们这三个倒霉蛋劳动改造,任务是割条子备柴禾。炊事班的事情不许我再插手了,怕我报复投毒。我走进了人生低谷,理想中的那个天国变得一片黑暗!周围的人都不理我了,只有炊事班养的那条狗还和我亲近。我想它要是懂人事儿,也不会再理我了。我孤独啊,连家信也不写了,我和父母说什么呢?说我一切都好?还是说我在‘监督改造队’?
“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提笔给团里的副政委常裕富写信说:我没贪污,钱少了多少,谁拿了,我都不知道,希望团里来人调查。这封信起了作用,敢情那年头的政治运动也不是神圣得不得了。常副政委下了批示:‘调姜昆去3连’。我的‘贪污’问题也不追了。
“就在我失去自由差不多半个月后,3连派来了一辆小马车把我接去了。指导员知道我这人搞文艺有两把刷子,连队正缺这样的人,所以我一到3连,就又当上了班长,还被连队的兵团战士委员会选上了文艺委员,兼着写报道的活儿。
“但在7连被人家‘清经济’这件事,让我对兵团的环境产生了反感,有了离开兵团的想法,但离开又谈何容易啊,该干什么我还得好好干。我白天带全班战士干活儿,晚上在油灯下给连队写报道稿,剩下的时间就写剧本。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报道越南九号公路大捷的消息,灵机一动,就琢磨起了一个关于越战的剧本。我构思了一个南越人民配合北越军队在九号公路上粉碎美军‘蓝天号行动’的故事,剧名叫做《在蓝天号行动计划之前》。这个剧本后来成了我报考专业文工团的敲门砖。
“1970年我探亲回北京,听说不少当年一起搞创作和演出的伙伴成了专业文艺工作者,有的还进了部队文工团。老伙伴们对我说:你比他们强多了,去部队当文艺兵准行!我说我出身不好啊,他们说,现在部队文工团缺人,政治审查不那么严了。
“我埋在心底的专业演员梦被唤醒了,让在济南军区文工团的一个老朋友帮我留神着点儿招人机会。“我在兵团的命运起伏很大,一阵儿风光,一阵儿倒霉。1971年,我们3连宣传队被评为16团的优秀演唱组,我被评为五好战士,在7连的‘贪污’问题也被平反了,罪名根本就不成立!在大好形势下,新的一轮磨难又来了。
“1971年秋季,济南军区文工团的那个老朋友传来了要招文艺兵的消息,我闻风而动,卖掉了手表,找几个朋友凑了一点儿全国粮票,9月15日偷偷踏上南下的火车去投考。当时我还不知道林副主席在两天前也逃了,他是往国外逃,我是往内地逃,但都是不辞而别。
“在济南军区文工团的排练室里,我接受了一群军人的考试,我先交上了《在蓝天号行动计划之前》的剧本作为‘见面礼’,然后表演朗诵、独唱、小品、笛子和手风琴演奏,拳打脚踢忙乎一钟头,考官们全都露出了笑容,我觉得自己离梦想只有一步了。
“但我实在是一个‘不幸运儿’。不久后林彪事件公布了,当年的征兵工作宣告停止!我失去了当文艺兵的机会,却迎来了批林整风运动,我是现成的靶子:无组织、无纪律!我窝着心回到连队,马上受到在全连大会上的批判。宣传队不让我搞了,报道稿也不让我写了,我从幻想的顶峰一下坠入现实的低谷。我心里不服,又不能争辩,从此一言不发,变成了一个沉默的人。像我这样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转变啊!坚持了一个半月后,我都不怎么习惯开口讲话了。
“我想自己不应该这样下去,我还要振奋起来。反正也没宣传报道的任务了,干脆把业余时间用来写写诗。我依据一个老贫农积肥的事写了一首诗,我想,投给连队黑板报肯定不会用,干脆向《兵团战士报》投稿得了!结果一个月,我的诗见报了。消息传来,连队震动:姜昆的诗上报纸了!这小子真有点‘水儿’!
“我来了劲,又连写了十几篇小品投稿,《兵团战士报》陆陆续续给登了好几篇。我拿着把自己作品印成铅字的报纸,手都颤抖了。我想,我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不能自暴自弃,我要往前走!
“1972年8月,我接到了去团部报到的通知。领导觉得16团的文艺宣传工作少了我以后差了成色,决定调我去团部宣传股当创作员。离开连队那天,大家摆酒给我送行,我喝得热血沸腾,但没有晕。相反,我对于如何做人、如何搞艺术的认识更清醒了。在连队时想去团里,真到了团里我又舍不得连队,在基层的那种磨练和收获,一生难得!
“因为我有那次‘南逃’报考济南军区文工团的不良记录,团里对我采取控制使用,让我只管创作,不能参加宣传队的演出,看来对我的印象还是‘有才无德’。但其实此时的我,在做人做事的心态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我把在连队积累起来的生活通过钢笔尖一点一点地写在纸上,一直不停。第二年,我入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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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 北大荒给了姜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给了他爱情。他和妻子李静民当年经常一起出现在宣传队的合影中。上图:姜昆在前排中间,李静民在第二排中间。下图:李静民在前排左一,姜昆在后排左三。1976年9月7日,姜昆在离开兵团前夕和李静民登记结婚,结婚证上盖着“第16团政治处”的红章。

“有一次我写了篇故事叫《小王探亲》,基本的意思是批评知青返城风。宣传队长找我说:这个小王就由你来演吧,欢迎你回宣传队。这事儿其实他说了不算,是团里的意见。团里的领导听到外界对我的不少反映,人家都说我有才,不管我是不是‘缺德’。军人管农场有个特点:重视文化活动,重视文化人才,外界反映听多了,他们觉得还是让我重归舞台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我又回到了16团的‘演艺界’。这一回去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在宣传队里又当导演又当演员,后来到2师宣传队当队长,再往后又到兵团宣传队当副队长。到参加全国汇演时,我是黑龙江省代表队的男演员队队长。
“我和相声结缘也是在兵团。有一次我们去地方搞慰问演出,在鹤岗我一个人演了一个钟头观众还不让我下台。事后有个观众找到我说,你演得真逗,和说相声似的。一句话勾起了我的一个念头:我能不能创作相声呢?但我离相声太远了,在‘文革’中所有老相声都听不到了,我印象最深的相声就是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那个《友谊颂》。我要是搞相声,怎么入门呢?
“那年年底,兵团出了一件大热闹事:中央广播文工团的两个相声演员被兵团请来说相声了。我接到消息后立即和宣传队的两个战友赶到了佳木斯。1500个坐席的兵团俱乐部大礼堂里,挤进了足有2000人,登台表演的是郝爱民和李文华。这两位在台上一逗一捧,举手投足之间把大家逗得乐不可支,我一边儿看台上,一边儿看观众。那些观众不是目不转睛,就是开怀大笑,一段演完了,掌声雷动,‘再来一段、再来一段’地喊,根本不管演员累不累。相声的魅力震撼了我,我发现人们太需要笑了。那天郝爱民和李文华一口气说了四段相声,演出持续到了夜间11点。
“从佳木斯回新华的火车要凌晨两点半才到。候车的时候,同行的两个伙伴围着一个大火炉睡着了。我一点也没睡意,一直在思考自己以后怎么做。回到团里已是早上4点了,我跑到搞创作的小草屋里,一点一点地回忆昨晚那四段相声的内容,甲怎么说的,乙怎么接的,一句一句地想。用了快两个钟头的时间,我居然把四段相声的内容都用笔记了下来。后来对比郝爱民和李文华的节目脚本,我发现自己记下的内容没差几句!我被自己的记忆力惊呆了。后来我想明白了,原来相声就是我的生命。就这样,我开始写相声、说相声,直到成为专业相声演员……
“我后来是被马季和唐杰忠‘挖’回北京的,我的这两位恩师为了要我,跟兵团说了很多好话。国家要用人,兵团不好挡,但条件是让马季和唐杰忠给兵团表演两场相声。这两位前辈为了要我,把嗓子都说哑了……这些事儿媒体报道过不少,我就不再说了。我离开北大荒是在1976年9月中旬。我在1980年这样写过告别兵团时的感受:
“火车开动时,我把我的脸紧紧地贴在了车窗的玻璃上喃喃自语:北大荒的土地,北大荒的人民,我去了。不是为了离开你们,而是为了更贴近你们。”
我问:“回北京后你在专业上继续攀升,这一路走来靠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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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9 在姜昆的艺术生涯中,兵团时期紧贴生活的创作和演出经历占有很重的分量。左图是2师宣传队队长姜昆在指导战友们排练节目。右图是姜昆和来自8团24连的哈尔滨知青师胜杰(左)合说相声《林海红鹰》。舞台背景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字样,表明了这段相声的政治属性。1976年姜昆带着《林海红鹰》等三段“革命相声”到北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中央广播文工团的马季和唐杰忠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相声新秀。

姜昆说:“我离开兵团后一个月,十年‘文革’宣告结束。在‘文革’时期,中国确实有不少人在一夜之间由平民跃升高位,但我没有直升飞机可坐,我一没有特殊背景,二不会投机钻营,全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干,在兵团时期如此,返城后也是如此。靠本事拿到的东西,你会珍惜,心里也踏实,是吧?中国文联你可能有了解,那就像个全国文化艺术界的大工会,有电影、戏剧、电视、美术、书法、舞蹈、音乐、摄影、民间艺术、曲艺、杂技11个协会,所有协会都是每5年搞一次换届选举。在文联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协会的主席是全票当选的,只有我在2012年打破了这个记录:全票当选为中国文联曲艺家协会的主席。走到今天回头看,我特别珍惜当年的8年兵团经历。
“我曾在美国旧金山参加过一次旅美知青聚会。有个‘黑妹’(在黑龙江下乡的知青姐妹)带着她的美国丈夫来,那是个记者,他向我提出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问我:你是不是说过青春无悔?我说:是的。他又问:你真的无悔吗?我说:大的方面我的确无悔,我没埋怨过,没诅咒过,没跳着脚骂过。我主张通过积极的回忆去发现自己生活经历中发光的东西。说到遗憾,我想如果那8年时间要是用在课堂上,我现在肯定能和你用英语来对话了,也省得通过翻译把咱们的话倒来倒去的。再有,在我精力最好、最能出创作成绩的时候,我尽和锄把子、镰刀把子打交道了。我是在中学时学的俄语,可到现在还能说。我和俄罗斯人说俄语,他们都说好,但他们说什么我可就听不懂了,因为我的俄语学到‘文革’就完全中断了。如果没有‘文革’和上山下乡,我相信我不但会把俄语学好,肯定还会学成很好的英语。有了外语这个工具,我考察世界的视野会宽得多。外语不行,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大遗憾。
“他又问:既然你总体上觉得青春无悔,那你为什么把女儿送到了美国,而没有让她也和当年的你一样去北大荒?这个问题让我很意外,提得刁钻!亏得我那时脑子好使,反应来得快。我说:这是因为时代变了。如果不变,我孩子还要去北大荒。可话也说回来了,到美国和去北大荒有什么区别吗?在我们心目中,插队和洋插队是一边儿沉的。历史无法重来,所以历史也容不得假设。
“返城以后,我多次回过北大荒。1995年,我和爱人带女儿回去,一下火车,见新华农场的人自发夹道欢迎我们,我和李静民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女儿不理解,在一边用很奇怪的眼神看我们俩。我们住的招待所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再好不过了,可女儿说厕所没法儿上,不习惯。我说:这可是我们以前的团部啊,我们都叫这里是‘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
“我回到当年的连部时,老职工们都来了,说的话让我觉得特别亲切: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时候,真想把你拽下来坐坐。
“当年连队的操场、连部、机务房都没有了,在那里已经找不到农场的感觉,就像一般的东北屯子了,我感觉挺凄凉的。我当下就打电话给我的相声搭档戴志诚,让他马上坐飞机来佳木斯,我告诉他:我想给老连队的乡亲们演一场。小戴够意思,第二天就赶到了。我们请70岁上下的老职工坐在会场的最前排,给乡亲们说了一个多小时的相声。
“第二天我们回到过去的团部,也就是新华农场的场部。那里的群众都想看我演出,两千人的场地来了四五千人,一眼望去人山人海的,我怕出事儿,告诉大家节目真不能演了。
“你说得一点不差,我这些年没住点儿地忙,社会活动太多了。我对张天翼写的《华威先生》特别有感触,除了做事的动机不一样以外,我简直就是个华威先生,天天忙于开会、讲话、饭局。你想啊,凡是叫我去的活动,哪一个是能推掉的?在不同的场合,我说话还得有不同的内容。能静下心来读书、研究、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既向往又很奢侈的事情。
“要我评价上山下乡,我说那是国家的权宜之计,只是没有走出那个时代的人才说它是长久之计。但从客观效果上说,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经历对人是有益处的。搞艺术是这样,做其他的事情也是这样。北大荒,练就了一群在人生字典上没有‘困难’二字的男人和女人。我在中国广播说唱团当团长的时候,就愿意用从北大荒回来的人。举个例子吧,地下堆一堆砖头木料,我说要盖个小厨房,谁能干?兵团的人一看就能拍胸脯子,绝对不怵:先挖地基,再立门框,然后垒砖、上门窗、盖屋顶。这不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还有方法和能力的问题。”

转自:生命中的兵团  P7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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