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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0-16 08:15| 查看数: 127| 评论数: 6|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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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

回首一代外交才子的心路历程展现乔章恩爱伉俪的绝世之恋他才华横溢,素有“外交才子”之称;他指点江山,饮誉国际政论界;他诗情勃发,尽展诗人风采;他豪放自如,驾御世界风云……他就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乔冠华。
·第一部分·
故事梗概

当时国际舆论纷纷评论。法新社评论说:"陈毅元帅完全有资格负责领导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具有35年党龄的陈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对人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感情一上来就从口而出。"人贵有自知之明,陈毅既然想到这一点,他一定会正确对待自己。所以,他上任后,一如既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认真坚持请示汇报制度.
"右"的边缘
1957年,可以说是共和国的多事之秋。
正当中国努力调整经济关系和改进管理体制,以便顺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波匈事件,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了分析和判断,采取了开展整风运动等重大举措。1957年夏季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发生了诸多始料未及的复杂情况,一场急风骤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致使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开始走上艰难曲折的道路。
早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主观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
对于为何要整顿三风,毛泽东在会上解释时说:"整风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2)他还指出,整风的方法应该是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些话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亮光,关键是做得怎样。
在195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了整风问题。他说: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用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战争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3)
由此可见,毛泽东发动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和动机,都是毋庸置疑的--显然,他的出发点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全文)。这一文件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为何要开展整风的原委:"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目的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4)对于整风的内容,《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
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
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全党出
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5)
那么如何整风哪?上述《指示》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者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6)
行文至此,不难想象,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搞好这次整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整风指示发布后,中共中央、各省市的领导机关以及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在组织学习毛泽东两个讲话的基础上,普遍采取了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许多参加座谈会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人士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的批评与建议,揭露了党和非党群众之间存在着"墙"和"沟"的隔阂,一些党员有特权思想,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外行领导内行"等各方面的问题。有些批评是尖锐的,但是,绝大多数人态度是诚恳的,意见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乔冠华所在的外交部,当然也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运动起来。
由于整风运动在一开始就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式,随着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很快出现了极为复杂的情况。在"鸣""放"过程中,除了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的大量批评意见以外,也有一些涉及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党和国家内外方针等重大问题的批评意见。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的警觉。
突然间,形势急转直下。
毛泽东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对当时的形势作了严重的判断,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7)同日,《人民日报》以《这是为什么?》为题发表社论,要求人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问题,得出结论。由此,整风运动初期的"和风细雨",瞬即转变为大规模反右派斗争的"急风暴雨"。 
乔冠华是位性情中人,按他的率直、尖锐的性格,对机关作风、某些人事评点指摘,口无遮拦。然而这在反右派斗争中,绝对是犯忌的。随着全国性运动的深入,各地各部门普遍"深挖猛打",反对"温情主义",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曾经说过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或者虽有严重错误言论,但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甚至包括许多善意地提出正确意见的人,一律不加分析地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552877人,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错划。
乔冠华虽然没有被划为"右派",但在内部被认为已到了"右"的边缘,差一点被戴上"帽子"。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全赖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即便如此,乔冠华在运动中还是受到冲击,不断地作检查,以度关口。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印象里,乔冠华和外交部另一位好当家章汉夫,当时的日子都不好过,他是这样说的:
1957年冬,有人给乔冠华贴了接着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么问题?"他摇了摇头。一言不发,我有点纳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对我"保密"?这个疑问直到十年浩劫中看了"章汉夫专案组"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交代"的是:三十年代汉夫保释出狱时有什么条件,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甚至异想天开,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叛徒,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奸!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庄舞剑,
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清楚了。(8)
显然,周恩来并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遭到磨难,他所掌控的外交事业,毕竟还是要依赖像乔冠华、章汉夫这样成熟有为的外交家的。
一路上磕磕碰碰,乔冠华总算安然无恙地度过了1957年。
对此,知道内情的著名英籍作家韩素英在她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中证实:"周恩来说道:'由我来负责……是我的过错……但斗争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作法……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调查。'他试图缩小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尽可能多地保护一些遭到指控的人士。其中之一就是乔冠华,乔是我的朋友、周的新闻官员龚澎的丈夫。有人告诉我,'乔因周的保护,才没有打成右派。'"(9)
转眼到了1958年,这年年初,中国外交部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根据《陈毅年谱》记载: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免去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10)
在此之前,陈毅已从上海调至中央工作,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协助周恩来管理国家的外交事务,折冲于尊俎之间,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随着《主席令》的发表,57岁的陈毅走进了北京外交部街33号的办公大楼,全力以赴主持中国的外交工作。
当时国际舆论纷纷评论。法新社评论说:"陈毅元帅完全有资格负责领导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具有35年党龄的陈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对人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感情一上来就从口而出。"人贵有自知之明,陈毅既然想到这一点,他一定会正确对待自己。所以,他上任后,一如既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认真坚持请示汇报制度。
此时,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对新部长的到任,也有一个适应过程。他和陈毅的交往,经历了误会而消弭、相知而相交,最后建立深厚情谊的过程,成为中国外交界的一则佳话。章含之在《十年风雨情》曾披露了个中原委,值得一读。这里不妨转述如下:"┅┅冠华和陈老总生前的友谊是不寻常的。我十分感动,自然也想起冠华生前多次对我讲过的他与陈老总的情谊。冠华多次对我说,陈老总是他最敬佩的老同志之一。他说老总襟怀坦荡,毫无私心。他对同志真诚、恳切。老总身居高位,对下级平等相待,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判断或做法不妥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下级承认自己的失误。冠华给我讲了以下这段他终身不忘的历史:1958年陈老总来外交部接任外交部长。当时部内正在搞反右倾运动,冠华是重点批判的对象。陈老总初来时听信了汇报,认为冠华是外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部党组连续开会批判冠华,说得都很重,因为1957年冠华就险些成为右派,那时他被批评为裴多菲俱乐部主要成员。后来是因为周恩来保了他,没有打成右派,否则他的才华早在当时就被埋没。没料到一年后出了庐山会议接着批右倾,他又成了目标。陈靠总在党组会上曾经批判冠华是赵匡胤式的人物,'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运动最后,冠华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冠华对我说,那一次也很厉害,鬼都不上门了。有些人本来关系很近的,甚至是近亲,都不来看我们。'然而,大约一年之后,陈老总在实际工作中观察了解了冠华,认为当初对他批错了。于是,他找冠华谈心,坦率地对他说当初他来外交部时认为这里知识分子成堆,乔冠华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桀傲不馴。老总说听了部里反右倾运动的汇报,就想一定要把乔冠华的傲气打下去。现在回想,这是错误的,希望冠华不要计较。冠华说一个老同志,政治局委员,能这样向下级坦诚地说整他整错了,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从此他们成为默契配合的上下级,生活中无话不谈的挚友。"(11)的确,陈毅和乔冠华两人的友谊,说起来令人肃然起敬,心向往之。
乔冠华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伤害,心情抑郁。这时一向善解人意的夫人龚澎,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呵护,给了他家庭的温暖,帮助他早日走出困惑的阴影。
龚澎建国后一直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工作相当出色。乔氏夫妇俩在外交部素以琴瑟甚笃、相得益彰而著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尚少,对国际的信息交流还不十分畅通,那时龚澎领导的新闻司了解各国的情况是很重要的渠道。毛泽东过一段时间就把龚澎叫汇报一次各国情况,后来乔冠华也一同前去,汇报并议论国际问题。
早在1945年,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就已认识为他做翻译的龚澎,所以对她既了解又信任。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对龚澎也很倚重。周恩来经常召开外交部领导干部的会议,讨论有关问题。这种会议常常会有段沉默,周恩来指定龚澎发言,谈消息谈情况,也谈看法,这样易于大家讨论。龚澎思想开放,善于思考,又跟随周总理工作多年,深知周总理的领导艺术,所以在讨论问题时她没有顾虑,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随声附和,有时甚至发表与周恩来不同的意见,侃侃而谈。大家都知道周总理在讨论问题时非常民主,而且很善于采纳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正确合理的意见,他对龚澎这种直言是十分欣赏的。
对"反右倾"以后乔氏夫妇的一些情况,他们在外交部的同事张颖九十年代曾有一段回顾,她深情地写到:
1949年后,因工作各异,接触少了。但我们还很有缘分,1956年我调来北京工作,我们一家和龚澎一家始终住在同一宿舍大院,从无量大人胡同到报房胡同都是近邻。虽然平常往来不太多,但当心里装着无处诉说的话时,很自然就会去找她倾诉,她也是这样。记得1960年时,我患心脏病在家休息。那是在"反右倾"后,她心情不好,有天来探望我,谈起"反右倾",她心中并不平静,却表现得很大度,别人对她的不公平批评,也都谅解。但她却带着一些忧虑谈起乔,说他受不得一些委屈,也受不得一点批评,常为此而饮酒过量。我当时心里也颇有同感:解放后那几年,乔变得居高自傲计较名位,但这些
想法,我也不好说出来,只好让她劝乔少喝酒,怕伤身体。还开玩笑地说你家阳台上的茅台酒瓶都堆
积如山了……(12)
事实上,乔冠华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对工作还是孜孜不倦。
1958年3月9 日,乔冠华根据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现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要求各级党委"培养秀才"的指示,专门召集一个"改进外事文稿写作"的座谈会。当时外事文稿写作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框框多,从内容、结构到语言,成套设备,搬来搬去,不敢越雷池一步;求全、繁琐,宁多勿楼;概括性不强,抓不住中心,不区别对象,该虚而实多,该实而虚多。乔冠华认为:"如不改变这种状况,就混不下去了,首先是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对症下药,讲了自己的看法和体会。
就在这次座谈会上,乔冠华首先讲了起草文件的一般方法问题。对此,他指出,首先,要把每一个有关材料认真、仔细、反复地搞清楚,彻底掌握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和前后左右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写辩论性的文章,一定要彻底掌握对方的论点,否则就不能击中敌人的要害。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下苦功夫,没有别的捷径。1953年搞中印边界问题的文件时,我把尼赫鲁的有关材料反复地读,上床睡觉时都去想。
其次,要从材料中跳出来,动脑筋想一想,要像害了相思病一样地想,然后才能发挥,才能使材料和观点结合起来,和我们政策要求结合起来。为什么1月10日关于印尼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和最近关于越南问题的几个声明,都能有些生气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再次, 每个文件都是战斗,争取谁、反对谁、孤立谁,要有对象。反对敌人,要在具体问题上具体反对,不是空谈反对,要提出矛盾,解决矛盾,这才有力量。根本问题是要带着政治感情去写,这样才不致冷冰冰,才能有战斗性,气势才能壮。第二次关于越南问题的声明(2 月13日),是我晚上看了游行,在心情激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不看游行,有几句话是编不出来的。因此,写文件的人一定要参加些对外活动。"
接着,乔冠华就日常面广量大的几种外事文稿,分别讲了如何改进的意见。"关于来往电报",乔冠华说:"我们起草的电报,长得很,不得要领。最近总理(周恩来)要求外交部每天搞电报摘耍,就是因为电报太长了。从我这里过手的电报,我的主要工作是删。批复电报,把击中要害的话,说一句两句就可以了,不应该把来电照抄一遍,或把不必要的话硬往上加。其次,还要提倡是非分明什么该干,什么干,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旗帜鲜明,否则对大使毫无帮助。在起草给使馆的复电时,需要慎重,原则的、刀口上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我们考虑到,不能从北京指挥一切,不能对使馆提出的一个个具体问题都发指示,这是对大使的不尊重,也很难办。这是一个革命化的建议,希望大家认真研究。"
"关于内部请示报告",乔冠华说:"司里写的请示报告,对象是部,是中央。一般说来,中央领导同志只希望看到概括情况,用不着具体细节,因此要简明扼要,生动活泼,如见其人。如果罗里罗嗦,对中央领导同志是个大灾难。"
"关于起草对外讲话稿",乔冠华说:"一句话,要写得短些。写出来要像话,不要不像话。陈老总批评我们一个稿子'长句硬如铁,念稿要出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设身处地为讲话人想一想,只是认为写出的东西,政治上不出错误就可以了。这样是不行的。我起草文件的经验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事情多么急,天已多么晚,我总是在写好后,从头到尾再念几遍,听一听,像不像话。有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求全思想,一句话总要四面八方都照顾到。我看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对这种人,只能说他是书生气。突出一个思想,不是排斥其他思想;把什么话都说上,等于没有思想。"
"关于起草政府声明",乔冠华说:"对外声明,是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的活的体现,要有论辩,要有发挥。最近一个月内发表了四次关于越南问题的声明,每一次我都把那一次的特点、政治动向概括进去,否则必然会重复。1月10日,关于支持印尼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在起草的时候,来了苏加诺的讲话,这就不能不针对苏加诺所讲的,抓住他的几句好话,用在我们的声明上。这样文章才能有灵魂,才能有战斗性。灵魂就是抓住当时具体情况下的具体矛盾,并且找出解决这个具体矛盾的办法。
"今后要搞这种文件,第一,领导上要亲自抓,必须给下面同志具体帮助。第二,必须给起草文件的人一定政治待遇。今后对写文件的人,要不以级别限制,多给文件看,平时多吹风,这不叫特殊。我们不能单纯地只顾一方,说你起草的文件不能用。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写出的东西好一点呢?就是看的材料多些,听的多些,别无窍门。第三,就是要有革命的顽强性。写的东西领导上批评了或否定了,不要泄气。泄气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一个人下笔即能成章。我每写一个稿子,总要反复考虑,即使晚上躺在床上,还要想一想那一句、那一字用得对不对,更要反复地想,为什么要改?如果大家每次都能这样想,时间久了,慢慢就会进步。"
在座谈会讲话的最后,乔冠华还提出了"一个希望"。他说:"希望重要文件到我手后,能有一定的回旋时间。第三次关于越南问题的声明(3 月14日),其中美国企图炸出一个体面的和平谈判来,警告美国不要认错对象这两段,就是在中午的回旋时间内回旋出来的。"
乔冠华讲话后,外交部于3月8日、19日两天,分地区司、其他单位两个片进行座谈讨论:为什么写不好?怎么改进?提出了以下五项措施: 一、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战斗风格和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字;二、有组织有领导地学习领导上批改过的文件和一些范本,不断总结经验;三、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发动大家动手写、进行实践练兵,同时司、处有重点地培养一些写手;四、目前首先要求起草文稿做到重点突出,文字通顺,精炼简短;五、改进写作方法,上下结合研究,然后指定一人执笔,反复修改,九分酝酿一分写。
从此以后,外交部的外事文稿起草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至今人们还怀念乔冠华那一次召集的改进外事文稿写作座谈会所给予的教益。(13)
毛泽东曾对外交部起草的文件讥为"打官腔"。此事,也只有毛泽东对乔冠华说,因为他抑揄外交部的文章,乔冠华当然懂得其是何所指。
这时,乔冠华的灵气和聪慧再次"临场发挥"。除参与草拟中国政府声明等重要文件外, 乔冠华还曾多次替毛泽东起草文稿。比如后来在1964年8、9月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本·贝拉总统两次致函毛泽东。外交部曾在9月10日请示报告中建议以毛泽东的名义回函并附代拟稿。10月13日,毛泽东批评复函草稿是"打官腔":
打官腔, 不能用。本·贝拉又有第二次来信。请外交部同志重新起草回信稿, 送我修改
后再发去。
毛泽东
10 月13 日
五天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乔冠华执笔起草复函草稿。他并在本·贝拉总统9月1回函的译文上批示道:"退外交部。"
正如乔冠华所言,"打官腔就是不看对象、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话讲得太多。"于是,乔冠华首先把本·贝拉最近的讲话重新翻一遍;随后又把毛泽东最近与阿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认真地看一看;最后,他再仔细想想需要讲些什么。这样就是"对症下药"。乔冠华很快于10月23日"交稿",一次就获通过。毛泽东收到后即在乔的送审稿上批示:
即退外交部办, 打印, 下午送我签字。
毛泽东
10月24日15时
在"即退"两字下毛泽东还特意打了重点号,其对乔冠华代拟稿的满意之意,可窥一斑。
"当然,信的灵魂(几句话)还是毛主席自己加上去的。" 乔冠华后来谦虚地说。(14)
为让读者"一窥全貌",略加咀嚼品味,兹将乔冠华为毛泽东所拟复本·贝拉函稿全文照录如下(业经毛泽东润饰修改):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阁下
亲爱的兄弟:
收到你的两封来信,我非常高兴。在这段时间里,你派来了穆罕默德·亚拉大使常驻我国,派来了巴希尔·布马扎先生,来商谈我们两国的经济合作问题,派来了阿玛尔·乌兹加尼先生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 
我同他们见了面,谈了话。对于你通过信件和使者所表达的深厚情谊,我很感谢。
我一直注视着伟大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自从你们拿起式器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深信,真正强大的是坚持革命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而不是腐朽的法国殖民主义者。你们打了7年多仗,经过了种种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终于取得了胜利。我们对你们的革命斗争尽我们的可能给予支援,但终究是有限的。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的武装斗争,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作出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你们的胜利是对中国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巨大支持。我们支持你们,你们支持我们,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都是相互支持的。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及利亚朋友,听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了革命,有些人甚至变成了反革命。这是一点也不奇怪。革命总是要向前发展的,随着革命的深入,总有一些人要落伍甚至叛变,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是如此。我很高兴地知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你的领导下,正在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你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你们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革命的党和一支革命的军队,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逐步地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和本国反动势力,镇压反革命,初步地巩固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民族文化作为完成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你们这样做,在我看来,是完全必要的。然后有可能到革命的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在推进革命和进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和成就。
阿尔及利亚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的纪念日就要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节日。陈毅元帅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祝贺你们。他是我的战友,也是你的朋友,他将向你转达我热烈的问候。你答应到中国来,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国人氏准备热烈欢迎你。亲爱的艾哈迈德·本·贝拉兄弟,请接受我崇高的和诚挚的敬意。
毛泽东
1964年10月24日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有史湘云的《咏海棠》诗云:"淡极始知花更艳"。乔冠华代拟的这封信函通篇明白畅晓,一如促膝而谈,有理有据,颇见情真意切。
编写共和国历史时,1958 年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一年。
这一年, 发生了在总路线指引下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虽然在迎风飘扬, 但为了这三面旗帜不倒,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现在批评普遍被认为是一场彻底失败的大倒退。这一年,中国人在与天斗与地斗的时候,终究没有斗过天和地,反而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
可是,,中国人在与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人斗争时,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胜利,便是这年8、9月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这个胜利,同样凝集着乔冠华的功劳。
这年5月中旬,黎巴嫩人民掀起了反对本国政府的斗争,美国趁机对黎巴嫩事务进行横蛮的干涉。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进行民族革命,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采取了反帝的立场。7月15日,美国在"保卫黎巴嫩主权" 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7月17日,英国出兵约旦,并在地中海和海湾地区集结军队,伺机蠢蠢欲动动。
美英这一镇压阿拉伯人民民族独立运动和制造紧张局势的严重战争冒险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阿拉伯各国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7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侵略黎巴嫩,坚决要求美军立即撤出黎巴嫩,表示中国人民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7月18日,中国政府抗议英国出兵约旦,威胁伊拉克共和国。抗议书指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英国侵略约旦和威胁伊拉克共和国的战争挑衅行为,绝不会袖手旁。中国政府警告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约旦的武装侵略,并立即从约旦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必须立即停止在伊拉克共和国周围集结军队的挑衅行为。同时,周恩来总理7月29日在给伊拉克共和国总理卡塞姆的信中,表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力支持贵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斗争。"
美国一面在中东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一面又继续支持蒋介石集团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战争挑衅。美国在武装入侵黎巴嫩的同时,宣布其在远东地区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台湾当局乘机扩大事态,加强了对大陆的骚扰。与大陆近在咫尺的金门、马祖,一向是台湾当局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的基地。1958年夏天,在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已达10万人,占它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7月17日台湾当局宣布它的军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着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
在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收复沿海岛屿,第二步是解放台湾。在1954年至1955年间,中国人民先后解放了一江山岛及大陈岛等岛屿。面对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和美国的军事威胁,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像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炮击金门、马祖进行了相应的准备。
这时,正在北戴河办公的毛泽东,紧急召见乔冠华等外交部智囊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的雷英夫等一班人马,聚在一起开会研究对策。乔冠华具有深谋远虑的眼光,为之出谋划策。
乔冠华意识到,为什么毛泽东要选定在这个时候炮击金门?
第一点,支援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
第二点,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乱破坏;
第三点,试探美国侵略中国的胃口有多大。
这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直接原因。选择炮击金门而不打台湾的原因是,台湾一直驻有美国军队,并且受到1954年签订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打台湾容易给美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提供口实;而金门等沿海岛屿没有美国驻军,也不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约束,便于用来对美国进行试探。这场斗争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着蒋介石的,实质上是朝鲜战争以来同美国之间的一场包含军事、政治、外交等内容的重要较量。
为了惩治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为了配合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毛泽东审时度势,采纳了乔冠华等人的意见,毅然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于1958年8月23 日向金门、马祖进行炮轰。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材料,据也是当事人之一的雷英夫(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透露:"炮击金门的筹划工作和最初阶段(9月2日)以前的决策和指挥是毛主席在北戴河决定的,9月2日至10月25日毛主席则是在北京决策和指挥的。当时的情况是,1958年7、8月,毛主席、党中央正在北戴河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也在北戴河决定,国防部长彭德怀,作战部长王尚荣和福州军区政委、炮击金门的前线指挥叶飞也赶到北戴河。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布置炮击金门的具体指挥。8月底中央会议结束,与会同志都返回原单位,叶飞同志也回福建。8月30 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乔冠华和我奉召到北戴河开会,研究和决定有关炮击、领海线划分等问题。会后,9月2日毛主席、周总理及彭德怀、陈毅、黄克诚等都返回北京。炮击金门的事也就在北京进行策划和指挥,直至10月25日。
"由于炮击金门的情况错综复杂,中央的重大决策照例是在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由周恩来总理召开国防外交方面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办理。参加联席会议的通常是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张闻天、黄克诚、章汉夫、王尚荣、乔冠华和我。涉及到某一具体问题时,如要起草重要新闻、公报、声明稿时,就临时请吴冷西、姚溱、田家英等人参加。所以炮击金门作战中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重大决策,例如反对美帝护航,对金门岛封而不死,打而不登;保留金门在蒋介石集团手里,以及国防部长一告、再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国共两党和为贵等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在北京决定的。
"8月30日接到周总理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通知黄总长、乔冠华和我到北戴河开会。我们到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了两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主席、周总理、彭总、张闻天、黄克诚、乔冠华和我。研究领海线问题时还临时扩大了外交部的刘泽荣等两个老法律顾问列席会议。
"在毛主席召集的两次会议中,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审查批发了我们代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稿,认为此通报很及时,很必要,写得很好。二、确定了中国领海线为十二海里的建议,并决定9月4日公布。但对外不公布十二海里的具体划法,以利对美斗争。三、听取了炮击金门的情况,对下一步炮击金门作出了指示。主要是把大打、中打、小打结合起来,有时打,有时可以不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要千篇一律。
"这时美国的意图是真是假,几分是吓唬,几分是真的?换句话说,在台湾海峡,美国究竟是攻势战略,还是守势战略,我们要摸个底,不然,军事、政治、经济上也不好安排,打糊涂仗是不行的。具体讲在美军护航或侵入我领海线后,我们打不打美舰?美舰向我开火我还不还击?即成了最关紧要的重大政策问题了,稍一不慎或某一门炮稍微打偏了,就有引起中美战争或麻烦的危险。为此,9月8日上午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又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黄克诚、乔冠华和我。会议先要我汇报了美蒋护航编队的编成、活动情况和我军炮击后美国可能的反应,然后经过认真讨论,确定'炮击金门照打不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即使美舰向我开火,也不还击'的方针。
"彭总的《告台湾同胞书》和国防部命令一发表,炮击金门即进入了新阶段。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新方针,10月17日晚总理召集彭总、陈总、黄老、张闻天、刘亚楼、乔冠华、王尚荣和我开会,详细地分析了形势和各方面的评论,进一步研究了以后炮击中的一些具体措施。"(15)
如上所述,这些行动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美国却进行干涉。8月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重申,美国将不放弃它已经承担的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责任"。9月4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会谈后。授权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并宣称已经为此作出了军事上的部署。当时,美国从地中海、美国的西海岸及菲律宾调来第六舰队的一半舰只及其他舰只,加强其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的兵力;还向台湾、菲律宾增添空军作战力量;美国海军陆战队则派出3000多人在台湾南部登陆。美国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暴露了美国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本质。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9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 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大量集结武装力量,公开威胁要把它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严重战争挑衅;重申"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声明严正指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鉴于杜勒斯的9月4日声明中仍愿维持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表示,周总理在声明中还宣布:"现在,美国政府又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美两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争端。为了再一次进行维护和平的努力,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9月7 日,美国军舰竟开始为蒋介石军队到金门的船队护航。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当即给予金门蒋军和受美国军舰保护的蒋军舰船以严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为此奉命就美舰侵入中国领海提出第一次严重警告。
作为总导演的毛泽东,亲自指点着炮击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中央军委、周恩来以及乔冠华也不时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但最终拍板都要经过毛泽东。例如是否对金、马实施空中轰炸,甚至白天打,黑夜打不打;是打排炮,还是打零炮等等。--这在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经济建设转为主要工作若干年后,毛泽东再度淋漓酣畅地施展了他出类拔萃的军事雄才大略。
然而,只能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的军事家,还不是最高品位的军事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有政治舞台和战争舞台都游刃自如,牢牢掌握主动权,才称得上是最高品位,毛泽东正属于这一类军事家。
进入10月后,炮击行动预期的目标已经一一达到,但美国、蒋介石方面,都还没摸透毛泽东的真实意图。甚至参加炮击的广大指战员,也不清楚最高统帅的整体构思,他们还在摩拳擦掌,以为紧接着炮击的,是渡海作战,收复金、马,然后红旗直指台湾岛。
可此时毛泽东与身边人员(包括乔冠华在内)谈论的话题,已经是:"现在我们不拿台湾,可能10年、20年、40年都不去拿台湾。向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解放金门。"他已经在考虑停止炮击了。
根据已经解密的材料,在征询了乔冠华等人的意见后,10月5日,毛泽东突然要彭德怀、黄克诚转告叶飞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10月6、7日两日停止炮击,"僵旗息鼓,观察两天。"
第二天,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发布了准备推迟几天发的、由他亲自执笔、以彭德怀名义发的《告台湾同胞书》。书中开篇的文字是:"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16)将停止炮击的时间延长到一周,并敦促蒋介石同大陆就和平统一问题,进行谈判。至此,以炮击为主的军事斗争,开始向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谋求谈判转换。
停炮一周期满,毛泽东表示继续停炮两周。美国见此,遂借口金、马地区实际上已"停火",再次要蒋介石后撤,同中共脱离接触。美国国务卿准备再赴台湾,对蒋紧逼。10月21日,杜勒斯飞抵台湾。
针对美国的举动,毛泽东订下了将炮击形式固定下来的对策。10月25日,彭德怀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告:逢单日打炮,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和料罗湾的码头,以便"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文告特别指出要警惕美国"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提醒台湾同胞"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文告最后说,"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17)10月25日以后的炮战,演变成纯粹政治意义的行动。例如,1月3日,毛泽东指示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目的是"影响美国选举"和"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此次行动是对准军事目标的。除此之外,炮只是象征性地打在沙滩上,没有军事意义。
就这样,通过金门炮战,海峡两岸形成了一种对付美国人的"默契"。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何时打,何时停,何时象征性地打,何时"动真格"的,完全操之于我。例如,平时我方的炮是不打蒋军阵地和居民驻地的,逢年过节一般都停击三日,以后炮弹头里还不装填炸药,而装载宣传品。然而,在196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顽固坚持敌视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公然对台湾进行了"正式访问",美台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加强协作,共同抵御"中共"的"挑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实施了一次"万炮轰瘟神"行动。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了一个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宣布按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日和19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和离开台湾的日子,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公告特别提醒金、马同胞"务必呆在安全地带,以免危险"。
"炮击金门",毛泽东把话说透了,"就是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我方围绕台湾问题的外交斗争,堪称"高屋建领,势如破竹"。(18)而美国"划峡而治"和"两个中国"的蓄谋却遭到彻底的失败。


陈毅麾下
陈毅任外交部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观察,消弥了对乔冠华的误解。两人的友谊日益加深,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外交舞台,尽现中国外交家的无限魅力。他们两人与周恩来,是新中国最初的三位最具个性丰采的代表性外交家。 
曾经有人说过,外交家虽是国家的代表,但又是有个性的人。在符合外交礼仪的前提下,在外交交往中表现出一定的个性,或豪爽健谈,或含蓄寡言,或幽默飘逸,或沉着稳重,如此等等,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古今中外杰出的外交家都是知礼的,又都是有个性的。在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时期,外交史上,有三位杰出的外交家非常富有个性。一位是周恩来,儒雅风度的外交家;一位是陈毅,大将风度的外交家;再一位就是乔冠华,才子风度的外交家。他们各有千秋,各有特点:周恩来严谨庄重而敏锐,陈毅潇洒大度而幽默,乔冠华思路敏捷、文才横溢。(1)
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印度支那问题并没有等待真正解决。1961年1月1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写信给有关国家和有关方面,建议在一个中立的亚洲国家召开一次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和恢复老挝和平的途径。周恩来总理于1月14日复信,对西哈努克亲王所提出的积极建议表示赞成。为了促使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得以迅速召开,中国政府还分别致函1954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请他们对西哈努克亲王的这一建议采取积极措施。美国开始反对召开这样的一次国际会议;后来,它所支持的富米-文翁集团军队在战场上遭到惨败,王国政府军与寮国战斗部队巩固了对战略要地查尔平原的控制,进而逼近万象和琅勃拉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同意召开日内瓦会议来讨论老挝问题。4月24日,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发出信件决定在日内瓦举行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关于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关于停火的信件中,两主席呼吁老挝所有军事当局、政党和团体停火, 并呼吁有关代表就缔结关于停火问题的协定开始谈判。两主席还就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应该恢复活动事写信给印度政府。
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国家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波兰、加拿大、泰国、缅甸、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柬埔寨以及老挝三方的代表。
中国派遣以外交部长陈毅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会议。这是陈毅首次以外长身份出席国际多边会议,代表团成员有章汉夫、熊复、吴冷西、王炳南、宦乡、张彦、曾涛、陈叔亮等人,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出任是代表团顾问,他的夫人龚澎是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出国前夕,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集中,陈毅在院子里等候大家的到来。
陈毅对乔冠华尤为器重,据我国俄语界资深翻译家李越然介绍,只要乔冠华一到,陈毅便迎上前去:
从代表团集中之日起,陈毅就表现出他的军人的本色。他不是等大家到齐了才在会议上露面。他早早便守候在院子里。他身体比较胖,但不显朦肿,往院子里一站,俨然半截铁塔。因为眼睛不大好,戴一副大墨镜,便更添几分威严;偏偏他又戴那种圆形小帽,帽上缀有一条假辫子,那威严中便又多了一些轻松幽默。
乔冠华到了。陈毅走近两步,乔冠华刚打开车门,陈毅那敲钟一样洪亮的嗓门已经震响起来:"乔
老爷来了,乔老爷下车,马上又要上轿了。"
乔冠华边下车边说:"元帅升帐了,我可不敢迟到。"他们的话很幽默,却包含了严肃的内容。
乔冠华是代表团主要顾问,"乔老爷上轿"是让乔冠华赶紧开始工作,研究准备文件。
代表团主要成员还有章汉夫、熊复、吴冷西、新华社社长曾涛、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叔亮、外交部研究室主任宦乡、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等同志。陈毅多次召集他们在钓鱼台开会。
"我们要知己知彼,不能打盲目仗。"陈毅讲话时,习惯使用一些军事术语,并且将他长期斗争中所熟悉运用的战略战术灵活恰当地在外交活动中加以发挥和应用,""我们要有几手准备:争取达成协议,结束老挝内战、维持东南亚和平,但也要充分估计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仅靠谈判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帝国主义搞实力政策,我们呢?我们也要讲实力,有实力才能获得谈判的主动权……"
接着,陈毅为大家分析形势。
"近几年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些问题。苏联和波兰将参加这次会议。我们这几年虽然同苏联有重要意见分歧,但我们都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我们一定要分清敌友,要很好地同苏联、波兰合作,要配合行动,尽量做到团结对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基本利益一致,但不是铁板一块,各自又要首先维护各自的利益,我们要注意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会议中要重视中立国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总而言之,"陈毅开始配上有力的手势,加重语气说,"要坚持原则,掌握方针,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我们的策略。"
周恩来到钓鱼台看望大家时,充分肯定了陈毅对形势的分析。并且转告大家,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也向陈毅和中国代表团表示:"苏联政府请我转告陈毅同志,苏联在这次日内瓦会议上会与中国合作,争取成功。"(2)
陈毅和乔冠华一起与大家见面,他指定乔冠华负责"拉总",和大家一起熟悉文件,分析形势,研究斗争方针和策略,起草会议文稿。这次有十四国与会的国际会议,时间跨读度长,最后文件的定稿,又是乔冠华根据中央意图整理、修改而成的。乔冠华协助陈毅顺利地完成了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任务,新中国又一次取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
临行前,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陈毅像指挥作战一样,以战略家的敏锐眼光,洞察这场斗争的复杂性。他认为,老挝的国内形势,对召开日内瓦会议是有利的。但是,美国及其支持下的右派集团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警惕并准备进行艰巨的斗争。当然,也应该看到,美国的捣乱、破坏是不得人心的,甚至英、法也不会完全跟美国走,他们之间不是铁板一块。国际监察委员会3个成员中,印度还保持中立的地位,加拿大的态度同英国差不多, 波兰是支持老挝独立与中立的。缅甸和柬埔寨是赞成老挝中立的。我们要对所有中立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多做工作,争取同他们一道达成协议,迫使美国接受。至于苏联,我们要警惕苏方迁就美国的倾向,力争在会议之前同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等代表团进行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
中共中央批准了陈毅起草的请示报告。中国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是:争取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原则基础上,达成新的保证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国际协议。陈毅率代表团于5月10日抵达日内瓦,首先碰到的是美国阻挠会议如期召开。
1961年5月16日至1962年7月23日结束,历时14个月。中国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并为会议的成功作出很大贡献。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通过了两项文件:即《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在前一文件中列上了老挝"不承认任何军事同盟或联盟,包括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的字样。会议达成了中国争取实现的、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原则基础上达成新的保证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国际协议。
会议能够取得很大成功,首先由于老挝王国政府的立场是正确的,得到了左派爱国战线党的支持,而且代表中、左的这两派能够在战场上不断打败右派。老挝王国政府于5月8 发表了政治纲领,号召国内的一切爱国力量更加增强团结,以求建立一个真正和平、中立、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的老挝。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王国政府申明要实现国内的停火,要建立一个临时联合政府,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不准任何国家在它的国土上建立任何军事基地,不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还宣布接受一切国家所提供的、不附任何政治和军事条件的经济援助;以及将遵守它所签署的一切条约和协议,特别是日内瓦协议。5月13日,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发表声明,支持王国政府的政治纲领。更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们两派的武装能够在战场上打败右派叛乱军队。从美国对谈判建议的接受过程,人们就看到战场演变情况所起的决定性影响。后来谈判进程中的停顿、拖延又取得进展及至最后达成协议也几乎都是如此。
会议能够取得很大成功,还由于存在有利的国际形势。老挝右派发动内战,是因为有美国指使和支持的缘故。但是,中国坚决支持得到左派支持的老挝的合法政府。美国无法改变中国的这一立场。但是,如果为此而同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则又是美国所忌讳的。此外,柬埔寨、缅甸、印度等中立力量,不愿看到老挝内战的持续和扩大。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想扩大战争是有困难的,达成停火使不断溃败中的右派得到喘息,可能是美国最可接受的。
日内瓦会议原订5月12日召开。各国代表团已陆续按时到达,惟独老挝右派集团文翁-诺萨万的代表团迟到,而他们到了日内瓦后,又拒绝同爱国阵线党代表团一起出席会议。美国代表团就以此为借口,反对会议如期开幕。
面对这种情况,陈毅同乔冠华等代表团成员商量,决定先给美国代表团来一个下马威。这就是用代表团发言人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露美国的阴谋。但当时会议筹备处准备供各国代表团召开记者招待会使用的新闻中心,要到会议正式开始才能使用口陈毅当机立断,决定在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此举震动了日内瓦,使美国代表团十分狼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忙召集记者招待会作辩解,但无济于事。各国记者议论纷纷,普遍认为美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代表团先发制人,从一开始就取得了主动。
经过这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日内瓦会议终于在5月16日正式开幕。
16日下午,陈毅在会议上作了18分钟的讲话,这份讲话稿是由乔冠华起草的。讲话稿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主张,指出老挝的内部问题必须而且只能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方面则是创造必要的国际条件,使老挝人民真正能够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己解决内部事务的愿望。他还提出:"我们希望美国代表能够认真地同大家一起,寻求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途径。"
第二天,许多报纸发表对陈毅发言的评论,认为这个发言是"积极的"、"得体的"、"和解的"。这一天,经常反映美国当局看法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做《老挝和不幸的城市》,说日内瓦是"一个不幸的城市",理由之一是:"我们(指美国人)曾经在这里勉强地同中国共产党坐在一起。"这说的是1954年在日内瓦举行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时,以强硬的"遏制"政策著名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不得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开会。在那次会议的第一天,当周恩来走进休息厅同各国代表团一一寒喧时,杜勒斯赶忙跑开了,他索性再也不到休息厅去了。这就是当时日内瓦会议传出的笑柄。
无独有偶,事隔7年,也是在会议的第一天,当陈毅正同各国代表团在休息厅等待开幕时,腊斯克却带着美国代表团从另一道门径直到会议厅去,孤零零地坐在那空荡荡的大厅里等着。据美国记者解释,这也是为了避免同中国代表团碰头。事隔多年,腊斯克仍然步杜勒斯的后尘,这究竟是美国决心的表现呢?还是美国孤立的征兆呢?!
在阻挠会议开幕不逞之后,腊斯克打出"中立定义"、"有效停火"两张牌。他大谈所谓中立的定义,并列举其要点。说穿了,腊斯克说的"中立定义",其实质上是全面干涉老挝内政。这种露骨的做法,使中立国家的代表团很反感,甚至连英、法两国的代表在一般性发言中也没有表态。
陈毅毫不客气,又于5月23日作了第二次发言。他引用杜勒斯过去说过的"中立是不道德"的名言,回敬腊斯克,指出腊斯克的中立定义实质还是干涉侵略,"如果这也叫中立的话,那只能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不道德的中立。"
陈毅在发言中最后提出解决老挝问题的5项原则1)必须以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为基础;(2)必须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主权;(3)必须切实保证老挝的中立;(4)老挝内部问题只能由老挝人自己解决,任何国际协议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老挝内政;(5)所有与会国家必须参加并且切实遵守共同协议。尔后日内瓦会议就是围绕这些原则进行实质性谈判的。至于所谓"有效停火",则是美国阻挠会议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法宝"。在会议开幕后的一个月中,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这个"法宝",自以为得计,结果适得其反,大多数代表团对美国这样无理取闹非常不满。
针对这一情况,陈毅与乔冠华商量后,决定在6月1日的会议上集中批驳美国代表存心给会议作梗。陈毅指出,国际监察委员会两次报告都证实老挝停火状态基本未变,个别地区的军事冲突是由于美国向老挝爱国阵线党解放区空投叛乱军队所造成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应立即停止对老挝的军事干涉,停止对日内瓦会议的阻挠,停止拖延对实质问题的讨论。陈毅的发言,把美国的借口驳得体无完肤。
日内瓦会议,从5月下旬至6月中旬止步不前,时甚至索性宣布休会几天。然而,会外的斗争也很紧张。陈毅利用会议的间歇开展了广泛的会外活动。
为了促进老挝的富马、苏发努冯和文翁三亲王在苏黎世会谈,陈毅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他先后同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波兰等国代表团会谈,商定继续坚持原来协商一致的方案,迫使美国讨论保证老挝独立和中立问题,并支持老挝三亲王会晤。6月8日,富马亲玉和苏发努冯亲王同时到达日内瓦,给会议带来了新的推动力。陈毅和乔冠华一起到机场欢迎两亲王后,随即专程拜访富马亲王。美国代表团没有到机场欢迎。当哈立曼前往富马亲王住处拜访时,恰逢富马亲王正在同陈毅、乔冠华会谈。哈立曼进也不能,退也不好,十分尴尬,只好呆在另一间房子里等待陈毅、乔冠华和富马亲王谈话结束。第二天日内瓦报纸都报道:陈毅元帅棋高先着,哈立曼迟了一步。
陈毅以极大的耐心多次同西哈努克、印度代表和法国代表磋商,争取他们支持三亲王会晤。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效。6月19日至23日,老挝三亲王在苏黎世(离日内瓦200公里)举行会谈。陈毅专门派了代表团的成员前往苏黎世,同富马亲王、苏发努冯亲王保持联系。三亲王会谈结果,就关于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奉行中立政策等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由此,日内瓦会议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对保证老挝独立和中立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了。
老挝三亲王开始会晤后,美国代表看到会议的发展趋势同美国政府的要求越来越远。6月20日。便抛出一个由国际监察委员会全面管制老挝的草案。这个草案不是什么新建议。而是一个月前腊斯克提出的所谓"中立定义" 的"要点"的具体化,将老挝的外交、内政、军事和经济都置于国际机构的管制下,因此,美国的草案一提出,各方哗然,许多代表纷纷反对。
在6月26日的会议上,陈毅作了第五次发言。他严正指出,美国的草案侵犯老挝的独立与主权,使老挝沦为保护国,根本不能作为讨论的基础。陈毅说:"在20世纪60年代,难道还有人幻想用保护的名义来奴役另外一个国家的做法是行得通的吗?" 他不讳言会议中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陈毅强调指出,老挝内部问题已由三亲王达成了协议,国际会议中也有不少共同点。陈毅列举了四个方面的共同点1)所有代表团都同意保留1954年协议规定由印度、波兰、加拿大组成的国际监察委员会继续工作;(2)绝大多数代表团赞成国际监察委员会按照老挝有关方面达成的停火协定的规定,对老挝的停火实行监察和监督;(3)大家不反对国际监察委员会根据我们将要达成的关于撤退外国军队的协议,对外国军事人员撤出老挝进行监督;(4)大多数代表团赞成国际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不能侵犯老挝的主权,其一切活动必须得到老挝政府的同意,并且在日内瓦会议两主席的指导下进行。
陈毅最后呼吁:"我们有一切条件能够达成协议。我们应为此而努力。"陈毅的发言,充分体现了灵活的策略思想,得到了各国代表的普遍好评,从而打破了40天会议进展步履维艰、各方反应莫衷一是的沉闷局面,一扫发言中众说纷纭、一片混乱的悲观的会议气氛。
至此,会议开始协议具体条款的谈判。但种种情况表明,这次会议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陈毅请示中央之后决定暂离日内瓦回国,将代表团工作留给副外长章汉夫及部长助理乔冠华去做。
陈毅返国后,日内瓦会议即进入关于保证老挝独立和中立的国际协议的具体讨论。虽然美国代表团和文翁-诺萨万集团依旧步步顽抗,使会议开开停停。但是,在中国代表团在章汉夫和乔冠华主持下,与其他代表团共同努力下,会议终于获得成功的结局。
1962年7月,陈毅在会议重开时又来到日内瓦,他同各国代表团通力合作,坚持斗争,终于迫使美国放弃了把老挝放在东南亚各级组织的"保护"之下的无理要求。陈毅在会议最后一致通过时发表讲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不分大小,决定每一个国家命运的,归根到底只能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这是历时一年又两个月的日内瓦会议的总结。
关于会议取得成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的卓有成效的斗争。谈判桌上因立场的相近而显示出的阵营是中、苏、北越等为一方和美、法、英等为另一方。在谈判桌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代表也讲"日内瓦协议"、"和平"、"中立"等词藻,同另一方的代表似乎相似,而实际上双方追求的往往是截然不同的目标。会议上中国代表善于抓住事物本质,坚持正确立场,剖析事理,突出是非,一一打掉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包藏祸心的各个提案和主张,这保证了谈判取得胜利、会议取得成功。这些与陈毅外长、章汉夫副外长、乔冠华部长助理的殚精竭虑、运筹帷幄是分不开的。
日内瓦位于瑞士西南部,列宁于1903年曾在日内瓦主持出版《火星报》,自1903年到1904年寄寓日内瓦弗耶路,1908年又居住双桥路。
日内瓦会议期间,陈毅与乔冠华虽然席不暇暖,异常繁忙,但是出于对革命导师的崇敬和缅怀,他们和代表团成员一起拜谒了当地的列宁故居。诗人陈毅是诗兴大发,写下如下诗章:
幽居静静无尘埃,满地玫瑰上露台。
白发老人为我言,列宁住比两年来。
六十年来变化多,预言一一尽无讼。
我今周岁恰六十,再六十年待若何?
岁岁年年战鼓催,到处能寻劫后灰。
西风残照伤摇落,东风丽日喜花开。
陈毅和乔冠华借助错综复杂的国际谈判的平台,谈笑风生,自信有礼,既表现出泱泱大国应有的风度,又再次充分地展示了他们作为卓越的外交家的绝代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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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发表于 2021-10-16 08:20:15
·第二部分·
故事梗概

西藏发生叛乱后不几天,在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说中印边界早已确定,并正式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其后又给中国总理写了信和给中国政府发了照会,坚持其边界问题上的领土要求。他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已经对中印边界东段和中段的中国领土的占领是合法的,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就是在中国管辖下的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是属于印度的。
亚非风雨
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对自己的邻邦,尤其提倡睦邻友好、平等相处。
中国和印度互为两大邻国,两国于1954年的一个协定倡导了在两国关系中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使两个有着长期友好交往历史的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可贵的友谊。可是,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切都非常理想,由于印度被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了数百年,英国曾把印度作为它在亚洲进行殖民掠夺的中心,特别是经由印度向其周边地区进行领土蚕食、势力扩张和政治的统治和控制,印度的这种历史地位对独立后的印度有影响。19世纪后期起,英国侵略中国的西藏,也是经由印度来施行的。这种传统为印度所继承,影响着中印关系。因而,中印友谊仍然有待考验。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印度同西藏上层人士的关系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还发生达赖喇嘛企图逃亡印度,经周恩来总理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告诫此事对达赖和对中印关系的利害得失,印度才表示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后,在1956年11月赴印度参加宗教活动的达赖喇嘛几乎被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流亡分子和某些印度人士留住不归,经周总理向印度总理提醒此事和向达赖本人做了工作,达赖才回到了拉萨。这清楚地表明印度同西藏上层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人们知道,印度人民和西藏人民确是存在宗教的和文化的历史联系,但是,印度政府继承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和政治影响的传统之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来看,这些联系所产生的影响往往被利用来为印度统治阶级狭隘民族主义利益服务,而不利于发展中印友谊。西藏自13世纪就成为中国一个行省,一直没有离开中国的版图。任何国家企图利用边界邻接、边民交往的传统来干涉西藏的事务,都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不能容许的。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来京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后,尽管中央明确,西藏的民主改革将要在做好各项准备,特别是取得当地各界人士的同意,主要是使上层人士做好思想准备之后才进行;可是,西藏农奴主上层分子有些人总想把农奴制长期维护下去,对此始终抵触,并不断勾结外国干涉者,制造叛乱事件;直至1959年3月终于在拉萨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
从10日开始的武装叛乱,至19日即被人民解放军所粉碎。农奴主武装的溃败,预告着西藏人民从此将开始和加快民主改革,人民终于真正可以全面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了。这场叛乱开始的时候,达赖通过给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政委谭冠三的三封信,透露了他是处在被挟持的境地。但是后来他被挟持到印度后,其言行逐渐变得与叛乱分子无有二致。印度则接待了达赖等人一行。印度还不断发出不满中国镇压叛乱和干涉中国西藏问题的言论。在西藏人民推翻农奴制和争取全面进步的新生日子里,他们却碰到了得到印度支持的、逃亡在外的达赖一伙人的反对。
西藏发生叛乱后不几天,在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说中印边界早已确定,并正式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其后又给中国总理写了信和给中国政府发了照会,坚持其边界问题上的领土要求。他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已经对中印边界东段和中段的中国领土的占领是合法的,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就是在中国管辖下的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是属于印度的。
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中国西藏所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指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的一段中印边界,它沿着喜马拉山脉南麓;有争议的领土的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中段指从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同克什米尔最南端的接界处止,系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北方邦和喜马借尔邦接壤的边界,大致沿着喜马拉雅山脉,有争议的领土的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是指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同克什米尔印度占领区的拉达克接壤的边界,大致沿着喀喇昆仑山脉,有争议的领土的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尼赫鲁总理在信中关于中印边界大部分已由国际协定确认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认为按照印度地图的划法全部是无可争议,因而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的说法,是无根据的。
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的争议。1959年8月25日,印度用武力打破边界现状,在中印边界东段,印军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该线以北的中国西藏马及墩的朗久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后来印度政府承认马及墩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1)印军被迫撤离了朗久,但仍占领着"麦线"以北的兼则马尼,以及更早被占领而成为有争议的其他地方。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9月8日回答尼赫鲁信件的第一封信中,在阐明中国的许多不同看法之后提出,中国政府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必须也一定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印度政府没有响应中国政府采取同样的立场。
9月13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领土的一系列事件和印度国内一些右翼政客煽动反华运动表示遗憾;希望印度方面迅速撤出入侵地点,停止反华煽动,并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10月21日,在中印边界西段又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一大批印度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境内的空喀山口以南地区,向一支中国巡逻小队发动武装进攻,中国巡逻队被迫还击。当时担任印度情报局局长的莫立克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承认,空喀山口事件是印度挑起的。
11月7日,中国通过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正式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2)中国总理赴新德里谈判中国真诚地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尽管当时中国是"受损害的"国家,但中国总理不拒绝印方的邀请,亲赴印度进行谈判。1960年4月19日至25日,周恩来总理赴新德里与尼赫鲁总理举行了会谈。但中方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未能就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印度总理甚至不愿承认在实质性问题上有任何共同点。在两国总理的公报中,双方仅仅达成关于进一步弄清资料的协议,决定两国的官员从6月至9月轮流在两国首都会晤,审查、核对和研究各方用以支持其立场的有关边界问题的一切历史文件、资料,以便向两国政府提出报告。
周恩来总理4月25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书面讲话中,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在边界问题上提出六个共同点或接近点。即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水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周总理建议:根据1960年11月2 日周总理与尼赫鲁总理在新德里达成的协议,中印双方从当年6月到12月轮流在北京、新德里和仰光进行了会晤,最后于12月12日提出了报告。后由中国方面出版的报告,中文本厚达500来页,封面红色,又简称为"红皮书"。但在这本厚书里,除了书首由中印双方官员签署的共同报告三页和共同商定的议程一页以外,其后的中方和印方报告都是各说各的。双方各自阐述自己的道理,并就对方的阐述加以评论一一实际也就是批驳。不过,双方仍然"希望本报告能加深对中印边界事实的了解,并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边界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中印双方在三地的三次会晤,共开会47次,其中在新德里就有19次。新德里会晤期间中方的准备工作都是在使馆进行的。费了许多口舌和笔墨,究竟达成了什么共识?是不是徒劳? 那毕竟是打开了一扇谈判的大门,不管用什么名称。据当时正在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任职的成幼殊女士回忆,中方官员,包括顾问等,无日无夜,废寝忘食,实际费了许多精力。作为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在后来"上演"的中印"照会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说:
我回国后仍到外交部亚洲司,在新组建的边界科任副科长,后来科改为处,就成为副处长,依然分管印度。这时中印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更趋紧张。抗议、反抗议和相互辩驳的来往照会相应增多,形成日益白热化的"照会战"。
那时印度入侵的重点在边界西段争议地区的新疆阿克赛钦,即印方所称属于克什米尔的拉达克以及西藏阿里的一些地方。他们坚持这些自己还没有能占领和控制的广大地区是印度领土。在中印边界东段,印方不但已经完全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更广大并且肥沃的领土,而且连原始地图上所绘"麦线"的经纬度也不顾而进一步超越。这样,就造成了中印边界的全线紧张。
在这种情势下,中方又反复建议重开谈判,但印方坚持以中方撤出甚至在"麦线"以北的扯冬和西段领土为先决条件。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总理宣布,他已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清除掉"。在印方夸耀战绩声中,中国不得不在10月20日开始进行自卫反击。这才结束了印度报刊所吹嘘的"拿破仑式的大胆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在"照会战"期间,我们日夜迎战,全方以赴。夜半司长紧急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时,东楼灯火通明。边界处人员陪见并作记录,我也曾参加。口译由翻译室派人承担。我们的大量准备工作要十分谨慎细致。一些看似简单的示意图线条,都是依据摞摞古今中外地图反复研究比较的结晶。那些入侵地点都要反复查证,弄清经纬度和有关情况,准确标示。一些关键性的点和线,连纸张伸缩造成稍许移位都是不允许的。公开发表的都由测绘部门绘成。起草照会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措词要恰如其分又尽可能避免雷同。同时,还必须及时出手,不容耽搁。我们有的同事因此得到"殷千图"、"裘百照"的雅号。
那时,国内各种出版物的有关图文也送来审阅,应接不暇。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部内外、国内外各方面的配合,而决不仅仅是几支笔所能对付的,只不过时势把我们推到了旋涡之中。
当时有些重要照会稿由一位司长带上一两个主管人员去乔冠华那里研究,当场起草或者修改重写。那时候乔是部长助理,仍主管政策研究室。我们的工作往往是在下班后去他家里进行。这种场合虽然参加有限,却也难忘。记得那时乔总是一面构思,一面摇晃着脑袋朗朗念出声来,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在场的人可以和他一起听到,一起想和议论。他自己也发表意见,包括否定原来的说法。讨论比较多的是斟酌政策口径和火候。这时,他手边总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仿佛是他文思的催化剂。
乔的夫人龚澎长期追随周总理,为总理所倚重,在部里备受尊敬和爱戴。去到她家寥,她一般总在另外的房间里干自己的事,见到我们,亲切随和,还曾端出那时不可多得的上好葡萄相款待。龚从建部之始就担任新闻司长。陪同周总理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时,主持新闻发布,周旋于各国记者和政要之间。应对自如,既端庄又可亲,令人折服,是总理的得力助手。她在部里做形势报告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娓娓而谈,很受欢迎。待人处事真诚坦率,富有凝聚力。(1)
不难看出,乔冠华、龚澎夫妇在他们的同事的眼里,是多么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下面说到的以后的"照会战"中,中方曾发出数百份照会,大多出自乔冠华之手,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
印度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和解诚意,对于中国单方面停止边境巡逻的做法,都未予以响应, 甚至有时还当作有隙可乘。于是,人们看到,在两国官员就资料问题举行的会晤结束后,印度军队先在中印边界的西段,后在东段, 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在西段,从1961年起到1962 年10月20日止,印度已在中国境内设立了43个据点这些据点有的接近到中国哨所只有几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设立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了中国哨所的后路。1962年6月20日,尼赫鲁总理在印度人民院自己就这样说过:"印度设置了一些危及中国人的哨所的新的巡逻哨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这方面的活动,中国人才不得不也进行活动。全世界有见识的人士都深知,这些地区的情况一直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改变,中国人对此感到关切。"印度领导人为此而感到得意,甚至公然宣布自己的政策是"推进政策"。
后来,印度的"推进政策"事实上也使用到了中印边界的东段。仅1962年上半年印度就沿所谓"麦克马洪线" 建立了大约24个新哨所;6月起,印度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线北的扯冬地区。印度军队在入侵过程中不断地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 
与此同时,印度还拒绝续订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于同年6月3日经双方批准后生效。协定规定的有效期为八年,它将于1962年6月3日期满失效。
1961年12月3日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照会,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印两国人民之闸的传统友谊,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建议中印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以便根据五项原则,缔结一个新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来代替原有的协定。12月15日印度来照,拒绝中国的建议。
1962年3月1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对于印度政府拒绝中国的建议表示失望;对印度政府在照会中诬蔑中国执行侵略政策,并且荒谬地要求中国扭转这种莫须有的政策,作为开始谈判通商和交通协定的首要条件表示遗憾。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重新考虑它的建议。
4月11日印度政府再次拒绝谈判缔结新的中印通商和交通协定,使1954年的中印协定于1962年6月期满而失效。结合1961和1962年间印度官方不断制造的反华运动看,这段时间中印关系是明显地恶化了。
1962年8月到10月,中国政府曾三次建议中印双方在两国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始终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一切争端,而且从未为谈判提出任何先决条件。而印度政府却坚持在中印边境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的同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谈判的先决条件:要求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要求中国在东段撤出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扯冬地区。这就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印度对中国作了一系列错误的估计,它一方面拒绝中国的和平建议,一方面加强军事部署,准备走军事冒险的道路。印度以为中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又有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扬言窜犯大陆沿海的不可测的形势,因而,中国对印度的克制忍让是中国为形势所迫,是中国的弱软可欺。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1962年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东方军团"之下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新军团,任命考尔中将为这个军团的司令。10月12日,尼赫鲁宣布,他已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实际上是中国的领土上"清除掉"。10月15日,尼赫鲁在科伦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大谈中印没有会谈可能,印度要"解放自己的领土"。总之,印度领导人当时在一种必定胜利的心理状态下,认为丝毫也无须隐瞒自己的主动发动战争的意图。英美报刊称尼赫鲁这次谈话是向中国宣战,是发出"最后通牒"。10月16日,尼赫鲁刚从锡兰回到新德里,立即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加紧作战部署,大量印军开赴前线。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继续发出谈判的建议。10月17日,印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开始了猛烈的炮火攻击。10月20日清晨,印军终于按照尼赫鲁的命令行动,而中国终于面对印度的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忍无可忍进行自卫还击。
10月24日,即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的第四天,中国政府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发表声明,提出三项建议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3)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新德里进行会谈。中国政府在三项建议中所说的实际控制线,然是指1959年11月7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的存在于当时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这就表明,中国无意利用自己在自卫反击中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另一方面,中国也决不承认1959年以来,印度越过1959年11月7 日实际控制线所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印度政府在收到中国政府建议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拒绝了中国的建议。印度政府提出,除非恢复1962年9月8日以前的边界全线的状态,否则就不能进行谈判。印度政府所要求的是继续保持它自1959年11月7日以来所侵占的中国的大片领土。
中国主动停火和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政府发表三项建议后,周总理曾两次呼吁尼赫鲁给予积极响应,希望他回到谈判桌上来。但印度政府不但无意进行和平谈判,而且决心继续诉诸武力。印度政府公开宣称印度事实上已经同中国处于交战状态。印度议会通过了所谓"把中国侵略者从印度土地上赶出去"的决议案。印度总统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尼赫鲁号召印度人民同中国长期打下去。印度方面把大批印度军队和大量美国军火运往前线,表现出一意想把战争打下去。
不久,在中国边防部队取得军事上的很大胜利之际,为了再一次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以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决定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1)从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2)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3)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声明指出,中国边防部队后撤之后的位置,将会远离他们在1962年9月8日以前的位置。在此情况下,如果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恢复他们在9月8日以前的位置,也就是说,在东段,再一次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线北的克节朗河地区,在中段,再一次侵占乌热-杏西段,恢复在中国境内的43个侵略据点,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边防部队在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开始从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至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后撤计划。
后来形势的发展,虽然印度仍不时地制造一些小的挑衅事件,并且继续顽固地拒绝谈判,但是中印边界基本保持了平静,并得以维持下去。
据我向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询问,乔冠华在这一期间为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大概起草了一百多份政府外交照会,工作量之繁重,由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总理于1963 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率中国代表团出访亚非欧14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时间最长、出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重大外事活动。代表团主要成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副部长黄镇、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澎等。乔冠华、龚澎夫妇随周恩来、陈毅一起出访,负责代表团访问活动的新闻采访和发布。他们先后去了阿联(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历时72 天,行程十万八千里。    
乔冠华作为这一代表团的重要成员,陪同周恩来总理的出访全程。这次访问产生的理解和友谊,对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延续至今的密切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乔冠华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都受到欢迎。因为他总是首先尽可能地弄清周总理将访问的国家的文化和习俗,而且从不嫌麻烦,总是高高兴兴、仔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即使听到完全相反的意见也从不恼怒。他创造了善意的、相互理解的气氛。当时许多与闻其事的人,至今还不会忘记他微笑着,神采奕奕,伸出双手走来欢迎的姿态。这是立刻让人感受到温暖的友谊。乔冠华就是这样被人喜欢和信任。无论他到哪里,都能解决许多困难的问题。
新中国政府首脑首次出访非洲,并且到了那么多国家,是一次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外交行动。上世纪进入五十年代末后,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正在加速崩溃。昔日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先后有三十个国家获得独立,史称"非洲独立年代"。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时,非洲的独立国家只有四个;到1963年底,已有三十四个。这些独立国家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占整个非洲面积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八十四。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同非洲已独立的四个国家的代表第一次有了接触。到1963年底,中国已同十二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形成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相继到中国访问。
这时,美国、苏联从各自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利用旧殖民体系的瓦解,以"经济援助"、"技术合作"为名,加紧对非洲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渗透,并挑拨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
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公开化和中印边界冲突的发生,也在亚非国家中产生不小影响,有些国家对中国政府还存在种种疑虑。
在错综复杂、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面前,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出访这些国家,支持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就共同关心的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亚非国家团结、促进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打破美国、苏联、印度从几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孤立中国的局面,便提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耍日程上来。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这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已从严重困难中摆脱出来,始全面好转,又使几年来一直肩负着国民经济全面调整重任的周恩来,有可能抽出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这次出访。
周恩来首先访问非洲国家。出访非洲的目的,是他所说的:"增进同非洲友好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增加我们的知识,向非洲人民学习有益的东西。"(2)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而成,以后又分为两个家) 是古代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近现代具有光荣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传统,是非洲最早掀起民族独立运动并获得独立的国家,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同加麦尔·阿卡杜勒·纳赛尔成为好朋友,两国友谊迅速发展起来,阿联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因此,周恩来把阿联作为出访非洲的第一站。
经过十几小时飞行,在14日中午抵达阿联首都开罗。开罗是座美丽的古老城市。城内清真寺的高耸尖塔到处可见,被誉为"千塔之城"。
在披上节日盛装、飘扬着两国国旗的机场,周恩来受到代表纳赛尔总统前来迎接的阿联总统会议委员、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等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以及密密层层、情绪高昂的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高举的横幅标语上写着:"阿联的朋友周恩来,欢迎你"、"阿联和中国的友谊万岁"。节奏感强烈的口号声、欢呼声和掌声持续不断,此伏彼起。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我第一次访问非洲大陆"。"当我踏上阿联的美丽国土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体阿联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2月21日下午,周恩来一行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这是一座傍山而建、俯视蓝色地中海海面的秀丽山城。阿尔及利亚是非洲第一个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坚持七年半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牵制和消耗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大量兵力和财力,为北非以及其他法属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非洲和中东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重要榜样。经过二十二年武装斗争才获得革命胜利、并且曾经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抗法战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这一天,阿尔及尔沸腾起来了。本·贝拉总统率领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本·贝拉在致欢迎词时说:"阿尔及尔,在她重新获得了自由的黎明时刻欢迎经历过长征的人们的使者,为此感到自豪和高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手握在一起,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象征。"(3)在前往国宾馆的途中,周恩来受到三十多万群众的欢迎。他们鼓掌、跳跃、欢呼,周恩来、陈毅的照片悬挂和张贴在许多筑物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机关报《人民报》发表社论说:"对于所有年轻国家的人民来说,人民中国是一个榜样。"访问期间,周恩来同本·贝拉进行四次会谈。双方介绍了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充分地交换意见。
会谈中,周恩来高度评价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胜利,是继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后,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 "阿尔及利亚革命在你们领导下会继续前进。这对非洲各国、阿拉伯各国以至亚洲和拉丁美洲,都会起很大的影响。""你们反帝革命的胜利主要是靠自己。别人的帮助,包括我们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你们的反帝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今天看到了你们许多寡妇、孤儿,你们的牺牲在比例上超过了中国。"1月10日深夜,周恩来离开突尼斯,向南飞越世界面积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开始对西非三国访问。11日上午,抵达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
加纳盛产黄金。1471年葡萄牙人侵后曾在沿海一带大规模开采,所以殖民主义者原来称加纳为黄金海岸。加纳是西非第一个冲破殖民主义加锁获得独立的国家。克瓦米·恩克鲁玛总统曾向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提出希望周恩来出访西非时首先访问加纳的要求。加纳在非洲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支持仍没有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恩克鲁玛在非洲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周恩来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但就在周恩来访问加纳前夕,1月2日发生一名哨兵行刺恩克鲁玛的事件,案情还在调查中,加纳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据随访的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
当我们还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元旦刚过,突然传来消息:加纳共和国发生未遂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周恩来立即找陈毅、孔原、黄镇、童小鹏、乔冠华以及外交部的几个司长商议。周恩来先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情嘛!按原计划访问加纳,不能取消。至于外交仪式,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陈毅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有的同志感到加纳政局不稳,有可能出现危险,而且加纳方面要接待中国代表团,也会有困难,赞成去加纳。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20多年了,深知他遇到无数次的艰难险阻,从不被危险、困难所挡住,他想要做的事,别人是档不住的。但我和李树槐负责保卫工作,不能不为总理的安全担心,我也提出要慎重考虑的意见。最后,周恩来和陈毅说服了大家。这一次又使我们受到了安全服从政治的教育。周恩来不是忽视安全,而是依靠主人负责安全工作。孔、黄、童3 人小组还专门讨论了安全问题。(4)
后来,周恩来在出访十四国的报告中说:"我们代表团里有几个同志,他们夭夭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的后方'司令'--杨尚昆同志,也是经常打电报,这是他的任务。我跟陈毅同志就不大想这个问题,因为有一种力量把我们鼓舞了。我们看到人民群众那样欢迎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感到不仅不孤立,而且对我们的安全问题都不考虑了。"(5)
为了安排好这次访问,周恩来派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先去加纳,带去三点建议:"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筒,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6)
恩克鲁玛收到黄镇转交的三点建议后,喜出望外。他原以为周恩来不会去加纳访问了。因为在他第一次遇刺时,当时正在尼日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取消了访问加纳的计划。黄镇回忆道:"他原来估计在这么动乱的情况下周总理不会去的。但总理去了,表示了对他的尊重与信任,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他。这件事效果很好,影响非常大。"(7)
周恩来到达加纳的当天下午,就从下榻的阿克拉总统府前往位于海滨的奥苏城堡去拜会两年多前曾访问过中国的恩克鲁玛。这时城堡周围仍然布满大炮和装甲车,门口戒备森严。脸上贴着纱布、一手缠着绷带的恩克鲁玛等候在门外。见面后,他向周恩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周恩来面带笑容地送上毛泽东给他的慰问信,并对行刺他的卑劣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访问期间,根据事先商定的日程,周恩来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与他的单独会谈。
周恩来一行所访非洲的许多国家都在赤道线附近。北京的寒冷,代表团成员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相反,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是"炎热"。再加上非洲人民的热情和友好,给天气的热度加了温。
几内亚共和国,西濒大西洋,与马里等国相邻,是一个具有典型的热带风光的国家。1月21日上午,当中国代表团飞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又一次进人了一个真正的"火炉"。
因为在首访非洲所受到的倾城欢迎中,几内亚尤为突出。在机场上,塞古·杜尔总统让礼兵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这显然是按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周恩来的。科纳克里全城的群众更是热烈。按几内亚方面安排,在机场休息室稍事休息后,立即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做篷汽车共有四辆:杜尔总统陪周恩来乘一辆,其他三辆分别由几内亚国务部长、外交部长、国民议会议长陪同陈毅、孔原、黄镇乘坐。当时新华社记者给《人民日报》发回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从机场到宾馆的十五公里的公路两旁,密密层层的群众夹道向周总理欢呼:"中国一一几内亚友谊万岁!"当成千上万的市民热情洋溢地向中国客人挥舞手帕的时候,大街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河流。
有许多人爬在沿街的屋顶上向中国客人欢呼。
一路上,都有男女老少表演各种民间歌舞,尽情地敲打着在欢庆节目和欢迎贵宾时用的"塔姆塔姆"鼓,向中国贵宾表示欢迎。
鼓声,巴利风(木琴)声以及其他各种非洲乐器的动人的音乐,给这个城市增添了节日的欢乐。
今天,科纳克里的市民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口当车队缓缓驶过的时候,几内亚姑娘唱起了歌颂中国一一几内亚友好的歌曲……(8)
周恩来和陈毅更是以生动的笑容,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当车队行至卢蒙巴印刷厂时,热烈的欢迎达到了最高潮。敞篷汽车不得不在人山人海中停下来。这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两名几内亚女工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向周恩来献花,然后又以几内亚民族特有的传统赠送几内亚出产的柯拉果……
好不容易,汽车才缓缓开到位于海滩旁边漂亮的"美景别墅"。这是一座按几内亚民族风格建造的宾馆,客厅里早已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杜尔总统的巨幅画像。尽管工作人员已作好了安排,但杜尔总统似乎还不放心,他亲自陪同周恩来到了卧室内,直到观看各处都准备妥当后,才慢慢离去。当晚,杜尔总统和夫人特意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接风。周恩来在文艺演出开始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对几内亚人民的真挚友谊,前来访问你们共和国,我们有机会同总统阁下,同几内亚各界人民的代表欢聚一堂,感到亲切和愉快。几内亚政府对我们的殷勤接待和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使我们深受感动……几内亚人民可以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几内亚人民可靠的、忠实的朋友。
一天傍晚,过晚饭后正巧没安排外事活动,周恩来便提议:大家到临海的宾馆外面去散散步,松弛松弛。沿着海岸线,大家很惬意地跟着周恩来漫步林间道,欣赏着热带海滨的美,感受着赤道线海面的独特气息和随海风飘来的热浪。
突然,周恩来招手把摄影师杜修贤和陈毅的秘书杜易叫了过来,他们俩站在一起,看着他们笑而不语。二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奇怪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才扭头问陈毅:
"老总,你看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杜修贤整日扛着摄影机在阳光下跑,自然要比其他人黑一些。但他没料到总理以此开起了玩笑。
陈毅也饶有兴趣地回答:
"可不是么!非洲的太阳硬是太厉害喔。"没想到周恩来更风趣地指着"二杜"说道:
"你叫杜易,几内亚的总统叫杜尔,我看啊,"他指向杜修贤:"你老杜就叫杜山,一(易)二(尔)三(山),不是正好嘛。"
陈毅用他那元帅外交家的风度开怀大笑,一口四川腔渲染了气氛:"哈哈……对头对头,杜氏家族。一二三。一家子兄弟!"
"杜山",这个在异国他乡从周恩来那里拾来的名字,后来居然比杜修贤的本名还叫得响!
自从抵达科纳克里当天接受几内亚群众按民族传统赠送的柯拉果后,周恩来对几内亚以及非洲的水果印象极深。1月23日这天,塞古·杜尔总统陪同他乘汽车前往金迪亚市访问。在这个市里,他还特意参观了水果研究所,了解热带水果的情况,使中国客人们大饱眼福。
从金迪亚回科纳克里时,杜尔总统又换了花样。他执意要与周恩来一起乘直升机回去。几内亚大部分为高原和山地,在热带气候中乘坐直升机是有一定危险的。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加纳的险情中舒缓了一口气,怎能让周总理再冒一次险呢。大家私下向周恩来表示了担忧。没想到周恩来说:人家总统能坐,我为什么不能坐。说完就跟着上了直升机。大家赶紧坐上汽车追赶,还不断地仰望天空,为总理和总统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直到看见直升机安全降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随员们知道,周恩来是从来不怕危险的,他一生多次遇险、履险,每次都化险为夷。
1月26日晚上,在即将结束对几内亚的访问时,周恩来特意设宴招待杜尔总统。宴会之后,代表团又在大西洋畔的"美景别墅"宽敞的阳台上,举行告别招待会,与杜尔总统等人告别。随后,前往科纳克里机场。
午夜,周恩来在机场向几内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告别词。不同的是,这份告别词在发表的当天,周恩来让乔冠华紧急做了修改。修改的源起于几内亚独特的歌舞。
这天白天,将要离开几内亚的周恩来,脑海中又回荡起他那天晚上所看过的几内亚歌舞,他在几内亚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歌舞所蕴藏的生命力。他觉得在告别词中应该表达这种感受。随即,他给随行的乔冠华写了一个意见稿:
冠华:
请将告别词中加上下述一段意思(文句请你们改写),即:
几内亚人民在民主党和总统领导下,大力推动和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在几内亚的歌
舞中,不仅强烈反映出几内亚人民的历次反帝斗争,而且广泛歌颂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活动。卢蒙
巴的名字在几内亚人民中同几内亚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一样受人尊敬,受人怀念。这一-些充满着政治
内容的革命歌曲的传播,大大鼓舞着非洲人民的民族觉悟,促进着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周恩来  一月二十六日(9)
午夜零时30分,在周恩来发表完告别词后,代表团踏上专机,前往第八个非洲国家苏丹共和国访问。之后,周恩来一行还访问了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国。
按原计划,代表团回国后在昆明、成都稍事休整,过完春节将再访亚洲三国――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这就是后来所指的"亚非欧十四国之行"。
3月1日,中国代表团再次回到昆明,结束了此次马拉松式的访问。
1964年3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浓浓的春意中终于回到了离别三个月的北京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在首都机场与各界群众一道迎接代表团的到来。晚年的毛泽东,很少到机场去迎接出访归来的党政领导,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足见非洲之行的重大意义。
早在3月1日,代表团由亚洲三国回来时,周恩来与陈毅、乔冠华等人商量:写一份访问十四国的总结报告,上报中央。3月6日,周恩来和陈毅召集我部分驻外使节座谈会,总结访问十四国,重点是访问非洲十国的情况。
1964年3月30日、31日两天,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周恩来作长达151页的《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报告讲了五大部分:(一)访问的经过和收获;(二)阿尔巴尼亚之行;(三)非洲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四)南亚三国之行;(五)我们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和任务。
题目本身并不吸引人,引起人们兴趣的是报告的内容。人们当时对非洲极其陌生,很想了解这块大陆,也想得知中国政府代表团进人非洲后那里的官方和人民的反应。乔冠华在为周恩来起草的这一报告当中,加进了访问中的许许多多情节、所发生的趣事奇闻、所引发的各种感慨等等,使得报告生动、活泼,有血有肉……
令大家感到不同寻常的是,周恩来把这次跟随出访的三位翻译请到了会场,坐在显眼的位置。他在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全体组成人员面前,异乎寻常地称赞了翻译人员,并专门讲了一大段话:
"我还要提到翻译人员,翻译人员不仅是翻译,还可以做政治工作。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了三位翻译来,特别是前两位,一位是齐宗华;一位是冀朝铸冀朝鼎的弟弟。一个是法文翻译一个是英文翻译。另外一位是阿尔巴尼亚文翻译叫范承祚。我们要是没有他们三个人,那就寸步难行,相对无言,根本说不了话。我们这些工作,不经过他们三位,就根本做不成。而他们三个人,如果在政治上不发展,就翻译不好。不仅文字上要好,还得政治强,才能把我们的话翻译出来。而中国的话,又是没有什么章法的,一个人一个说法,我一个说法,陈总一个说法,我们两个人的口音又不同,说话的方式也不一定相同,他们都得翻译出来,而且意思不走。所以,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是不行的。所以我说,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这些被周恩来称赞和举荐的,政治上和文字上都强的翻译人员,后来都成了很有发展前途的人。其中的冀朝铸,后来成为中外闻名的外交家,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长期与乔冠华共事,视乔冠华为自己尊敬的领导。
接着,周恩来又动情地历数了与自己共过事的五批翻译:"与我共事的翻译有五代:第一代是黄华,第二代是龚澎,第三代是章文晋,第四代是浦寿昌,第五代是冀朝铸。这是讲的英文翻译。他们都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了,跟我们的国家大不相称,七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
周恩来所点的这些翻译,都是世界熟知的中国外交家。在共和国总理眼中他们得到如此高的地位,他们心满意足了!
首访非洲十个国家以及其他亚欧四国,前后共经历了72天,行程10.8万里,终于完成了它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尽管周恩来谦逊地说:"我们这一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
但是他仍然充满信心地预言:"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
代表团回国后,为了宣传新中国外交战线的这一伟大成果,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搞一次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访14国图片展览。邓颖超向乔冠华交代:展览照片要有毛泽东。要突出宣传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随代表团出访的新华摄影记者杜修贤犯难了:外国人民欢迎中国代表团。手里举的全是周恩来画像。没有毛泽东的像。怎么办?乔冠华为他出主意:把毛泽东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出访归来的照片放大制作。放在展览开头部分。这不就突出毛泽东了!展览于出访归来的第九天(1964年3月24日)对外开放。取得了较好间最长。出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重大外事活动。
对此,随行的摄影记者杜修贤同志记得很清楚,他说:"回国后,我们在大会堂座谈出访十四国的历程,座谈会结束后,大家又在宴会厅会餐,吃到一半,乔冠华喝酒喝乐了,开始把他的拿手'活宝好戏'拿出来表演。他一手拿盘子,一手拿勺子,边敲边说边舞,一会学几内亚妇女的舞蹈动作,一会模仿阿拉伯地区男人走路,大家被他妙趣横生的表演噎得直岔气,恨不得把酒水都喷了出来,晚宴被他精采的表演推上了热闹无比的高峰。我乘机狠狠抓拍他几张洋相百出似乎还带酒气的瞬间。过后,他一见照片,也忍不住大笑起来产好呀杜山(周总理在几内亚为我起的雅号,谁知被乔老爷带回了国)你给我留证据啊?哈哈……
"周恩未对这次出访取得圆满成功非常满意,他指示新华社和对外文化联络部举办一次'我国领导人访问十四国新闻图片展览',绝大多数照片都是我拍摄的。乔冠华接受这个任务后,向总理提议,展览图片上要署拍摄记者的名字。总理向来对我们在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很严,名利的事情,更加严格。可这次他听了乔冠华的建议,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在一旁的邓大姐这时对我说:'老杜,选图片时,记住多选一些外国人举毛主席像的场面。'我口直心快说总理访问,别人都举总理的照片,没有主席的画像呀。乔冠华连忙制止我,向邓大姐表示,我们一定多选一些有主席像画面的照片。从总理那里出来,我对乔老爷嘟嚷,没有主席像的照片,怎么选呀!乔老爷却批评我没有政治头脑,这么大型的新闻展览,全是总理的,别人怎么看?主席是党的最高领袖,外交方面能取得成就,也是因为执行了党的外交路线。我们总理是具体执行者。怎么能不放主席的画面?再说,主席还到机场迎接总理凯旋而归,那照片,你总是照了吧?
"他这一番话,我佩服,毕竟是老外交了,不仅才智敏捷,而且政治成熟。我自然心悦诚服。
"在我们出访回国的第九天,8月24日,图片摄影展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我记忆里唯一一次在大会堂举办的摄影展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的形象都出现在画面里。没有想到,这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到机场欢迎周恩来总理了,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类的照片了。"(10)
乔冠华随同周恩来、陈毅出访14 国归来不久,擢升为外交部副部长。龚澎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在更大的舞台上,乔冠华先从事西欧、北美的领导工作,以后从事苏联、东欧的领导工作, 在这些岗位上都发挥了自己的旷世才智。

参与中苏论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两国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蜜月时期"。然而,好景不长。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从上世纪50 年代末期起,中苏两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原则问题,以及当时世界形势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后来,苏联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尤其是苏联为了称霸世界的目的,不尊重中国主权,要中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受制于它、服从于它的全球战略需要的事情不断发生。为了挥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更应该遵守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也为了尽可能维护中苏两国之间的友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同苏联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斗争。但是,苏联当局一意孤行,沿着施加压力以迫使中国的道路越走越远,甚至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不断制造事端,挑起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在很长时期内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凭心而论,中苏两国共产党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是,苏共领导人对兄弟党缺乏应有尊重,不是虚心听取批评意见和改正错误,而是一再企图以压制的方式控制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在国家关系上,苏联也企图控制中国。因此,苏两国共产党和两国政府的矛盾日趋尖锐。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尼·赫鲁晓夫作总结报告,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尼·布尔加宁作关于1956年至1960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中提出坚决反对个人崇拜问题。
2月25日,赫鲁晓夫向大会代表作批判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在此报告中,赫鲁晓夫不仅点斯大林的名,而且还用煽动性语言全盘否定他,攻击他"有病态的疑心",是"迫害狂",把他说成是个"暴君"。至说他是"靠地球仪指挥战役的"。完全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根本不是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反对斯大林。
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当然,他是有错误的。但是,就功绩与错误相比,是功大于过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赫鲁晓夫虽然对代表们说过,"秘密报告"不能拿到党外去宣传,更不能拿到报刊上去发表。但是,正是他自己将"秘密报告"的副本分别送给各国共产党。后来,该"秘密报告"被西方广为翻印宣传,在国际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利用二十大所通过的决议,不仅在国内加紧推行赫鲁晓夫的路线,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上,极力推行领导与被领导、控制与被控制的政策。谁接受苏共二十大决议,谁就是马列主义者。赫鲁晓夫就是这样把对苏共和对苏联态度看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抱什么态度的试金石。他的这一做法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各国政府之间影响极坏。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并在内部表明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中国共产党更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于是,1956年4月,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所写成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1959年国庆期间,赫鲁晓夫应邀访问中国。在同毛泽东的会见中,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说他可能没有听明白苏联领导人意思,然后说明自己的想法。意思是: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而他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葳)。此前,中国已经提出要求,请苏联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同志建造潜艇的技术。现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潜艇进入太平洋活动是为了对付它云云。赫鲁晓夫的当面解释。再次遭到毛泽东的抵制。他要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目的没有达到。最终,苏联领导人虽然收回了自己的要求,但内心对中国是不满意的。中国领导人则明显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正在增大。
50年代后期,由于美国对中国继续采取敌视政策,反对美国威胁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但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是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口号。1957年,苏联洲际导弹发射成功,使苏美军备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均势。于是,苏联领导人更加热衷于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事先,中国曾把即将采取的行动向苏联作了通报。苏联领导人深恐中国此举会破坏他们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意图,甚至于可能导致美苏冲突。9月初,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秘密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马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这样,赫鲁晓夫才写信给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并警告说,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做法依然耿耿于怀。
1959年7月,赫鲁晓夫接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准备访美。苏联领导人对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威胁的中国显示不耐烦,甚至怀有敌意。待到赫鲁晓夫决定访美后,他更是企图以突出中苏分歧来取信于美国。
1959年8月25日,印度挑起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国曾几次向苏联说明冲突真相和中国方面力求避免冲突的方针。但是,苏联担心西方,特别是美国抓住中印武装冲突的机会,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并使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相互访问前夕的局势复杂起来。因此,赫鲁晓夫不顾中国的规劝,于1959年9月9日以塔斯社名义发表声明,公然偏袒印度,谴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他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赫鲁晓夫以及联报刊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自此以后,苏联围绕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不顾美国到处干涉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不顾其他国家对美关系的具体情况,硬要其他国家共产党人都要按照苏联的模式来处理对美关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正是从这时候开始,赫鲁晓夫带头对中国的政策进行直接的攻击。1959年9月30日,他在参加戴维营会谈回国途中,突然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活动。10月2日,他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他埋怨中国在1958年炮击金门、马祖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指出:"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甚至可以考虑让台湾暂时独立。他还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总之,他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赫鲁晓夫的上述观点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抵制和批驳。后来,他在回莫斯科途中到达海参葳时,竟诬蔑中国"像公鸡好斗一样热衷于战争"。赫鲁晓夫的这种态度和说法,不能不在世界人民中产生混乱,似乎在中美关系中无所谓是非,毋需谈什么公道,受美国欺侮的中国人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严进行必要的斗争,倒成了大逆不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报告。虽然由于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其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但是中国注意把事情保持在探讨问题的范围内,并借此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又是谨慎的和非常必要的。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乔冠华也是这一小组成员之一。其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同志在他的中苏关系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话:从1959年4月14 日开始,"《人民日报》就准备写反击国外反华叫嚣的评论。也从这时候起,周总理指示我主持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参加的有乔冠华、张彦、姚溱和浦寿昌( 周总理的外事秘书)等同志,每周开会一次,地点在人民日报社,由我主持,商量近期和中期的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重要的报道和评论都送周总理审定。"(1)在他的印象中,他们经常应召去中南海,一起讨论用新华社或《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写国际评论。
北戴河是华北久负盛名的避暑胜地,解放前主要是外国人夏天避暑的地方。这里有一条半月形的、平坦的、长达十公里的海滩,是游泳、戏水、日光浴的好处所。北洋军阀时期,首先是外国人在那里建了高矮不一、造型别致、风格不同的别墅。日本人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那里又盖了一些小别墅。但总的说来,那里气候潮湿, 一年可度假季节也短,许多别墅都很破旧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建的不多。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央同志夏天也偶尔到北戴河来度假,因为那个时候进行抗美援朝、三大改造,工作繁忙,中央同志难得有空闲休假。从1958年夏起,中央经常在那里召集各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样北戴河才又逐渐热闹起来。
北戴河的十里长滩,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东面属于东山区,北京军区、河北省在那里盖了一些房子,基本上是河北省的。中区是北戴河的市区,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镇,50年代和60年代也还是小镇。国务院政府机关的各部和外国人在那里盖了一些房子,作为夏天休假的地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在那里也搞了比较简易的疗养所。西区是属于中直机关的,由中央办公厅管理。再往西就是部队的,总参、总后、总政在那里有些别墅,但是不太多,当时还比较荒凉。最热闹的当数中区。
中央所在的西区比较安静,从中区到西区之间的路是隔离的,有警卫守着。在西区的山坡上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盖了一个礼堂。文艺演出、看电影、娱乐活动都在那里。礼堂的东面是毛泽东的住地,那是一排比较宽大的平房,头是主席住的地方,西头是他会客的地方,中间是书房和饭厅。刘少奇同志住在半山腰的别墅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都在围绕小礼堂周围的别墅里,多数都是平房,个别的是楼房。只有周恩来和董必武住在靠近海的马路旁,都是两层楼的别墅。
1960年夏天,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叫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因为要起草文件,这次来的摇笔杆子的"秀才"比较多。他们都住在中直的高干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在西区的西头,离总后不远的地方,是两层旅馆式的楼房。吴冷西、姚溱、熊复、邓力群、胡绳、许立群、王力、张香山、范若愚等都住在这里。每两人住一套。每套房子都是东西各一间住房,中间还有一个小客厅,合起来是三间一套。另外也还有秘书、工作人员住的单间房间。
在北京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交待,所有参加起草反修文章的秀才都到北戴河去,在那里起草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在当时被简称为《答复书》。
据吴冷西回忆,参加起草《答复书》工作的人员比较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外交部的乔冠华、余湛(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的伍修权、刘宁一,调查部的孔原、冯铉。因为他们住的中直的高干楼的那个楼房比较小,房子不多,所以两拨人不住在一起,除乔冠华住在中区外交部的招待所以外,其他人都分散住在别的地方。他还说道:
"其实,起草反修文章的人,从1960 年初起草《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时候起,队伍就慢慢形成了。那个时期做的主要工作是收集、编辑马恩列斯关于时代、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等等问题的论著,搞清楚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问题、跟什么人讲的,后来把每个问题的论述分别编成了小册子。同时,我们也收集世界各国党特别是苏联党,尤其是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的言论,别打印成一份份材料。同时也收集我们中央负责同志过去在各种公开场合、会见外国客人时,在这些问题上讲过一些什么观点。
"在撰写《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以后,我们就更加注重收集各国党和我们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言论。这样,在我们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对对方的言论(主要是根据苏联和各国兄弟党他们自己报刊登载的领导人讲话或者是他们中央做的决议等)比较熟悉,辩论起来有根有据。这个工作从长远来看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写文要有针对性,要搞清楚对方的论点。
"除了注意收集上面三部分的材料以外,我们还有意识地收集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主要人物关于这些问题讲过一些什么话,英国从丘吉尔起历任首相讲过什么话,法国的戴高乐讲过什么话。当时主要是收集美、英、法这三家,特别是美国的材料。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和西德在国际问题上还没有发表什么特别的议论。除了收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高级官员的讲话外,还收集这些国家一些主要报刊的评论。
"这样一来敌、友、我三方面的论点弄清楚了,写起文章来就掌握比较充分的事实,有根有据,针对性较强,有所谓而发,而不是无的放矢,夸夸其谈,又不是脱离现实,坐而论道,说些学究式的议论。
"参加这个材料收集工作的有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马恩列斯编译局、《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另外还有全总、青年团、妇联也参加工作,因为他们同世界工联、国际妇联、国际学联、世界青联等国际民主组织经常来往,掌握不少材料。所以收集的材料相当齐全,数量相当大,近千万字,后来把这些言论分类编成摘录。"(2)
在北戴河,乔冠华他们不分上下,打成一片。总是在一起商榷研讨,一起娱乐休闲,营造一副其乐融融的美好氛围。这里不妨再引述一下吴冷西的追忆:
在1960年开始的时候,在北戴河会议前后写《答复书》的主要还是几位秀才亲自动手,那个时候大家
也比较年轻,都40岁出头一点,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后来才慢慢增加一些帮手,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一般的稿子先给他们讲一讲,由他们先起草,然后再同他们一起修改。这样慢慢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班子。这个班子就是后来中苏公开论战的时候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成立的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的前身,也是它的基础。
因为是夏天,太阳出来比较早,北戴河早晨的空气也比较好,所以我们早上起得很早,起来后就分头起草,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大概11点左右就下海游泳。这是一天中间最好的时间,海滩阳光很好,海面也比较风平浪静。午饭后就休息一下,任务紧的时候,下午就再写,比较松的时候,下午又去游泳,或者在沙滩上商量问题。晚饭后散步,一直散步到俱乐部小礼堂看戏或者看电影。有时不愿意看就一直散步到中区的镇上吃点冷饮。一般情况都是龚澎请客。她自己喜欢吃冰淇淋,所以也请我们吃冰淇淋。
有时则到海边浴场休息在里喝茶,这是中央负责同志游泳时休息的处所,我们比较熟悉,去了就边喝茶边闲聊,我们戏称这是"废话俱乐部"。
礼堂里有好戏的时候,我们也去看。因为看戏要凭票,而我们这些人并不都是参加会的,只有我是属于会议的成员,其他秀才都不属于会议成员,虽然也可以拿到票,但不是首长票,没有首长票就不能坐到前排。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当然这也是一个恶作剧了。因为乔冠华个头高大,王力比较胖,头发又斑白,少年白头,像个"首长",虽然他在我们中间比较年轻,比我还年轻。所以我们就把我的票给他俩中间的一个,其他人前呼后拥,好像是首长的秘书,跟在后面进去坐到前排看戏。我因为经常到中南海开会,警卫对我很熟,不要票也会让我进去。但是许立群经常给拦在门外,虽然当时他是宣传部副部长,但他比较谨慎,进场的时候总是犹犹豫豫、畏畏缩缩,怕这怕那,经常被警卫拦住。我们
用了这个办法后,他也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大摇大摆地进去了。他长相少年英俊,像个首长秘书。后来到1962年以后就比较好一点,因为警卫对我们这些秀才比较熟了,他们是认人的。但是1960 年那个时候,警卫对他们还比较生疏,他们到毛主席、少奇同志那里开会较少,不像我从1956 年起就经常接近中央领导核心。…… 
在北戴河的时候,《答复书》基本上定稿了,小平同志也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过了,但是最后定稿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整个来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虽然我们有搞《答复书》的任务,但是多数时间是休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小平同志交代说,在北戴河你们要好好休息,紧张的事情还在后头。他指的是后面还有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这之后还有26 党起草委员会,最后才是81 党大会。在这一系列会谈和会议中,肯定发生激烈争论。我们要为此做充分准备,所以小平同志说,紧张的事情还在后头,在北戴河先休息休息,松弛松弛,准备迎接连续战斗。(3)
在中苏关系史上,1960 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由于前几年的分歧和争吵,两党两国之间已经布满阴云。而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又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这就使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了。
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两国虽然不断发生分歧和争吵,双方关系日趋恶化,但在中共党内,这些情况只有最高级领导人和少数高级干部知道。从维护中苏团结出发,到1960 年夏天为止,中共中央并没有向下传达。然而,当毛泽东等人作出苏联领导人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判断,特别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共组织围攻之后,中共中央不得不对两党的关系重新加以审视,同时也不得不考虑把"真实"情况告诉下面的干部,让各级干部有思想准备。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及会后,中共中央第一次将中苏之间的争论向数百名与会者作了介绍,并决定在更大的范围内作传达。因此,在中苏关系史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也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据有关材料透露,7月8日,首先由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6月17 日的中苏两党会谈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报告:接着在7月14日至16日,周恩来又受中央常委会委托,连续3天为出席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作了题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他在比较详尽地回顾了共产国际和中苏关系的历史之后,着重强调说:共产国际曾"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 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周恩来还说:历史证明,"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是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4)彭真和周恩来,一个讲现实情况,一个回顾历史,目的在于让与会者了解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乔冠华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不仅在党内各级干部传达了中苏关系问题,而且也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甚至向某些外国朋友谈了两国的分歧和争论。
8月14日,周恩来在全国第四次外事会议上说:现在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里面有了争执,敌人利用了。我们对敌人的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威胁利诱都击破也得经过一个长时间较量、斗争,才能证明我们正确,才能做出伟大的成绩。急躁、愤激怎么能行?这不是个人的私愤,也不是一党之事,而是世界人民的公愤。为了世界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人类的前途,这样就可以化公愤为力量就不会急躁,就不会担心期之于十年,首先做好我们的工作。他还说:关于中苏的争执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估计有五种可能:宣传上的封锁、分裂、颠覆、威胁、帝国主义利用挑起战争。我们的头脑要冷静,不要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关于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区别问题,由于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5)
在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前夕,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了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接着出席莫斯科会议。会议于11月10 日至12 月1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大厅举行,出席会议的共有包括苏共、中共在内的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史称"81党莫斯科会议"。
据说,会议前夕,苏共就向所有的会议代表散发了一封长达127页的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此信写于11 月5日,是对中共中央9月10日信的复信。西方学者披露说,"在这封信中,俄国人极力反驳中国对它们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的攻击"。(6)但中国方面后来则说,这是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7)
中国共产党出席81党莫斯科会议的代表团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以刘少奇同志为团长,邓小平同志为副团长,正式成员包括政治局委员彭真、李井泉,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胡乔木,还有三位中央委员,他们是刘宁一、廖承志和我国驻苏联大使刘晓。除了这些正式成员以外,还有一大批顾问,包括乔冠华、吴冷西、冯弦、熊复、姚溱、张香山、王力等。另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主要是一批翻译人员,俄文翻译、英文翻译都有好几个,还有法文、德文、日文、朝文和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的翻译,为的是便于在会议期间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
代表团出发前,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开了几次会议,对当前局势作了分析。大家认为从中苏两党会谈和26党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仍然地要贯彻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仍然坚持要把我们压服。在81党会议上,他更可能凭借更众多的所谓多数,对我们进行轮番围攻,力求把我们压服。但是,他是否准备破裂还很难说。因为中国党不是小党,不是可有可无的党,而是在国际共运中处于重要地位,有广泛影响。同中国党决裂,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会大大削弱,国际共运对亚非拉的影响也大大削弱,因为这些地方的兄弟党中许多比较重要的党的立场都是同中国党接近或者基本一致的。而西欧、北美的兄弟党虽然有许多观点同苏共一致,但在是否同中国党决裂这一点上是不会随便附和赫鲁晓夫的。至于赫鲁晓夫本人他也不能不考虑苏共党内和苏联人民中对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因此,赫鲁晓夫不敢至少很难下决心在81党会议上决裂。毛泽东强调指出,81党会议会有一番恶战,辩论会非常激烈,甚至可能发展到破裂边缘,因此我们要有破裂的思想准备,但是也不一定就会破裂,仍有可能争取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的协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要求代表团按照这一方针,相机行事,重大问题电报北京请中央,并授权代表团在情况紧急时先行处置,事后报告。据吴冷西回忆:
"少奇同志是11月5日早上乘坐苏联图-104飞机动身的,跟他一起的有小平同志、尚昆同志、乔木同志、定一同志,我和乔冠华也跟他们同机。因怕气候不好,在少奇同志动身之前,由彭真同志带领代表团其他人员在4日行飞莫斯科。"
至于乔冠华和吴冷西等随行顾问的住宿、伙食之类的事情,在吴冷西的笔下也有生动的描述,读来颇有身临其境之感:
开始分配我跟陆定一同志住在少奇同志那里,甚至要陆定一同志和我两个人合住一个房间,陆定一同志的秘书住在楼下。我觉得很不妥,向代表团的秘书长尚昆同志建议,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尽可能住到大使馆去。因为当时我们的大使馆除了主楼以外,还有两个配楼,是刚建起来,准备接待过往客人,当招待所用的。另外,苏联的宾馆都有窃听装置,住在那里非常拘束,讲话很不方便,代表团商量问题都不能在别墅里。我们住到大使馆去,就可以在使馆里另辟一个房间,安装保密装置,在那里议事也比较保险,而且活动也比较自由,还可以吃中国饭菜。尚昆同志觉得这个主意好,他同小平同志商定,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和必要的翻译住在别墅,其他顾问、秀才和翻译都住到大使馆去。
我们住在大使馆里,对大使馆大师傅烧的猪蹄子特别有兴趣。因为这个东西苏联人不吃,市场上价格特别便宜。我们大使馆大师傅买来做成红烧猪蹄子,非常可口。晚间秀才们聚到一起,喝两杯,吃猪蹄作为夜宵,也怡然自得。当然,有时候我们想吃点西餐、喝点洋酒,或者想多吃点水果、糖果,或者想吃苏联特别招待贵宾的东西时,就到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那里去。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平常也觉得冷清,吃晚饭老是那么几个人,多一些人也热闹一些,所以我们有时候到那里吃晚饭或者吃中饭,热闹非常。"(9)
81党会议开得并不顺利,会议一开始,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西方学者说:赫鲁晓夫首先拉开了辩论的帷幕,在会上重申了苏联的立场。然后,苏斯洛夫介绍了声明草案,声称这个草案如能作为大会讨论的基础文件就是成就。起初,苏联人还比较克制,"但是,这种讲道理的辩论气氛很快消逝。一些在野的共产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第二世界,立即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进行攻击,使中国人处于明显的不利境地,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把这些代表团看成是自己的支持者"。(10)西方学者还说:大会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的邓小平以严厉的措词回敬了那些对他的党的立场的攻击"。(11)虽然多数党的代表在会上攻击了中共,形成了类似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共"围攻"的势态,但也有一些党的代表表示"坚定地支持中共"。
然而,尽管争论激烈,中苏双方最终还是就声明的草案达成了妥协,都在"声明"上签了字。中国方面后来解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12)
正因为如此,会议通过的声明,即后来被称为《莫斯科声明》的文件,实际上是中苏双方妥协的产物。尽管中共中央后来一直宣称,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也承认:"在苏共领导同意删掉他们的错误论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见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我们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一些兄弟党的需要,我们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文字。但是,我们当时就告诉苏共领导,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们只能再照顾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13)
平心而论,由于争论激烈,这次莫斯科会议的召开和《莫斯科声明》的通过并没有多少值得肯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不是毫无价值。至少,它标志着经过近一年的激烈争吵之后,中苏两党毕竟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使矛盾稍稍缓和,推迟了双方关系公开破裂的时间。会议结束之后,为了表示中苏"团结"的愿望和向全世界展示双方"友好"如初的关系,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应邀访问了苏联的一些城市,而苏联政府在接待过程中也采取十分热情隆重的态度。刘少奇访问结束时,不但同赫鲁晓夫友好地话别,还正式邀请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等人访问中国,而勃列日涅夫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就这样,当1960 年即将过去,1961年即将来到时,笼罩在中苏两党两国上空的乌云仿佛已被驱散,阳光亦仿佛重新开始普照大地了。
乔冠华等人随同访问,对于这一活动的一些细节,躬与其事的吴冷西是这样交代的;
"12月2日中共代表团结束了参加莫斯科81党会议的工作后,少奇同志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和部分代表团成员正式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随同少奇同志访问的有中共代表团成员李井泉、陆定一、杨尚昆、刘晓、刘宁一, 部分顾问包括我、乔冠华、熊复、浦寿昌,在当天晚上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到列宁格勒。中共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以小平同志为首,包括彭真、康生、胡乔木、廖承志等,也在当天晚上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国。
"少奇同志在苏联的正式访问,一共访问了列宁格勒、明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三个城市。在访问列宁格勒、明斯克以后又回到莫斯科,莫斯科举行了群众大会欢迎少奇同志,随后路过鄂木斯克到伊尔库茨克访问,然后回国。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代替赫鲁晓夫任苏共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全程陪同,一直陪到伊尔库茨克。
"少奇同志是12月2日晚上10点钟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的。这是一辆专列,前面有办公室、会客室、餐厅,然后是住宿的车厢。当晚上车后,勃列日涅夫陪同少奇同志坐了一会儿,没有说多少话就走了。看样子他不像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勃列日涅夫走后,少奇同志找我、乔冠华、熊复和浦寿昌一起商量修改第二天到达列宁格勒时在车站欢迎大会上的讲话,我们大概工作到午夜才休息。
"第二天上午10点钟,专列到达列宁格勒,苏共主席团委员科兹洛夫原来是列宁格勒的市委书记,他从莫斯科先赶回来,带领列宁格勒市党、政、军领导人在车站迎接少奇同志,并在车站前广场举行群众欢迎大会。列宁格勒市委书记致欢迎词,接着是少奇同志讲话。
"我们从旁观察,群众大会开始的时候有些冷清。原因是苏共一个月前散发了他们对我们《答复书》的答复,并在党内宣传说中国党如何反对苏联党,中国党如何错误。群众对现在居然举行这么盛大的群众大会欢迎中国的国家主席,迷惑不解。他们在市委书记讲话时情绪不热烈。但是,到少奇同志致词时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少奇同志讲到十月革命是在你们城市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发出了第一声炮响开始,这炮声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群众非常活跃,热烈鼓掌,长时间呼喊中苏友好。这个情况反映了苏联人民渴望中苏两党、两国团结,也反映了莫斯科会议的成功。少奇同志的访问是大受欢迎的。
"在列宁格勒,苏联方面安排少奇同志住在过去沙皇的夏宫。这是一个布局非常讲究而典雅的别墅,里面有水池、喷泉、各种雕像,还有很大的一片森林,还有湖、游艇。因为当时正值冬天,湖面结冰了。少奇同志率领的代表团有30来人,全部都住下,而且房间很宽敞。
"少奇同志在列宁格勒访问期间,参观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冬宫,还专程参观了十月革命时列宁指挥起义的指挥部--斯摩尔尼宫,并特别看了列宁的办公室和他的住房。晚上观看了苏联演出的芭蕾舞剧《宝石花》。第二天白天还参观了十月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具有革命传统的基洛夫工厂。
"12 月4日晚,少奇同志仍乘坐原来的专列离开列宁格勒,第二天上午到达明斯克。科兹洛夫也先期到达并跟白俄罗斯和明斯克党政领导人一起,在车站迎接少奇同志。然后少奇同志参观了明斯克郊区的一个农庄,晚上观看歌舞。
"12月5日夜,少奇同志率领代表团离开明斯克,6日上午10点返回莫斯科。米高扬为首的苏共主席团成员到车站欢迎。6日下午,少奇同志专门参观了利加乔夫汽车厂,晚上在大剧院观看乌兰诺娃表演的芭蕾舞片断。7日下午,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联合在莫斯科中央列宁运动场体育宫举行群众大会,欢迎少奇同志。这是少奇同志访问苏联期间举行的最大一次群众大会,整个体育宫可以容纳12000 人。座无虚席。
"在开大会前一天,就是6日晚上看完乌兰诺娃的芭蕾舞之后,少奇同志把我们找到他的办公室去,商量修改第二天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稿。其中有一些重要段落是少奇同志亲自动手改动的。这个稿子原来是由联络部的同志起草的,外交部的同志和浦寿昌同志参加了。后来到莫斯科以后,熊复同志又改了一遍。在从明斯克回莫斯科的路上,我、乔冠华、浦寿昌三人又从头到尾改了一遍,然后送给少奇同志,请他斟酌这样改行不行。
"少奇同志看了我们修改的稿子,并自己改了以后,又把我们找去,批评我们的稿子只讲原则问题,只讲大道理,不具体、不生动。他说,他想在这个稿子的开头部分讲一讲他1921年到苏联来的情况。少奇同志说,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莫斯科。他介绍了当时他们从海参威到莫斯科一路上的艰苦情景。他说这一段路程一共走了三个月。他要我们在稿子里加一段那个时候的困难情景和苏联人民对中国同志的动人感情。我们根据少奇同志讲的意思,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修改。少奇同志看完以后说,这样讲苏联人才感到比较亲切、比较感人。这的确也是事实。经过这么长时间,从20年代、30年代、40 年代、50年代,现在是60年代,近40年前的那个情景非常感人,今昔对比很有意义。
"欢迎少奇同志的群众大会是在12月7日下午两点钟开始的。苏联方面参加大会的以赫鲁晓夫领头,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米高扬等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都到了。大会开始先由莫斯科市委书记杰米切夫致欢迎词,接着利加乔夫工厂的工人代表、科学院一位院士和莫斯科大学的代表讲话,然后勃列日涅夫讲话。他们都讲了一些团结的话,莫斯科大学的代表和利加乔夫工厂的工人代表讲得特别热情、特别生动。
"勃列日涅夫讲完以后,少奇同志才讲话。当少奇同志一走上讲台,群众频频欢呼'中苏友好万岁',气氛既隆重又热烈。
"少奇同志除了祝贺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和莫斯科会议的成功以外,谈到他第一次到苏联的情景。他说,1921年春天他从上海到海参威。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军队占领下。他是从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港登陆的,然后绕过海参崴城市,坐火车经过赤塔到莫斯科,一共走了三个月,而现在(1960年)坐火车从北京出发,九天就可以到莫斯科了。他说,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煤,火车只能烧木头,乘客要沿路拣木头来烧锅炉。火车走走停停,一共走了三个月。苏联铁路工人看到是中国青年代表到苏联来开会,就帮助我们拣木头、修机车、修铁路,表示了热烈的同志般的感情。少奇同志说,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苏联人民在那样艰苦环境下同白匪军作战,同经济困难作斗争,努力克服经济困难的劳动热情,非常感动。我们对苏联人民在那种艰苦环境下所表现的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非常感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同来的中国同志大大增强了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也大大增强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性。少奇同志说,那是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是作为少共代表参加你们主持召开的国际会议的。会议结束后,我留在莫斯科,而且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在莫斯科加入了共产党。我不是在中国加入共产党的,而是在你们国家加入共产党的。
"当少奇同志说到这里的时候,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这个掌声充分表现了苏联人民对中苏之间的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非常激动。
"……
"据我们当场粗略的统计,在少奇同志的整个讲话过程中,热烈鼓掌有36次之多,群众情绪始终非常高昂,特别是在少奇同志讲话完毕,全场一万多群众都站起来,台上台下,都举着手高喊:'乌拉!乌拉!'少奇同志也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米高扬、科兹洛夫几个人手挽手向群众致意。
"……
"第二天(12月8日)上午,少奇同志专程到苏共中央向赫鲁晓夫等辞行,简单地谈了一会儿,讲了一些加强团结的话,就直接到飞机场,乘飞机离开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都到机场送行。少奇同志仍然由勃列日涅夫陪同飞往伊尔库茨克,路经鄂木斯克的时候停了一下,当天晚上10点钟到达伊尔库茨克。
第二天(9日)少奇同志参观了伊尔库茨克水电站,游览了贝加尔湖,最后出席了伊尔库茨克市委和州委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讲话,这是少奇同志访问苏联的最后一次讲话。
"为了准备好这次讲话,少奇同志在8日晚上10点钟到达伊尔库茨克宾馆后,很快找我们商量修改讲话草稿。这个稿子是我和乔冠华、浦寿昌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之后经过修改送给少奇同志的。大概在从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的飞机上,他看了这个讲话稿,所以一下飞机就把我们找去,说稿中要增加一段。加的这一段完全是少奇同志口授、我们记录下来加上去的。
"少奇同志在伊尔库茨克欢迎宴会上的讲话虽然很短,但是含义很深。特别是少奇同志亲自口授增加的那一段,强调中苏两党、两国人民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这几天在苏联访问,使我得到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对增强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抱有强烈愿望。'他说,'任何损害这个团结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在苏联人民中间也是通不过的,而且我相信,在社会主义阵营人民中间也是通不过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中间也是通不过的。'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结束语。
"当天下午,少奇同志乘飞机离开伊尔库茨克回北京。到达北京时已经很晚,但是,毛主席和中央几位常委、政治局全体同志,以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都到机场欢迎少奇同志胜利归来。"
山人 发表于 2021-10-16 08:27:53
·第三部分·
故事梗概

尽管中共亦希望停止公开论战,却不准备立即停战。原因在于:一方面苏联和亲苏派并没有停止在报刊上攻击中共;另一方面中共对此前苏联和亲苏派的攻击还没有回答完。所以, 中共中央仍决定继续发表文章, 对苏联和亲苏派进行批驳。
起草"九评"
"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正以它特有的惯性前进着--中苏两党的分歧不可避免走向公开论战。
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出现了公开分裂,实际上形成了分别以苏联、中国为首对立的两派, 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也已公开地争吵, 但在中苏之间,双方还有保留, 很多争执仍主要在内部进行,并没有公开论战。然而,当1962 年快要过去,1963年即将来到,苏联及其控制下的一部分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再一次掀起攻击阿尔巴尼亚的浪潮, 并波及中国时, 公开论战终于不可避免,又在一些欧洲国家党的代表大会上, 在双方的报刊上爆发了。
尽管中共亦希望停止公开论战,却不准备立即停战。原因在于:一方面苏联和亲苏派并没有停止在报刊上攻击中共;另一方面中共对此前苏联和亲苏派的攻击还没有回答完。所以, 中共中央仍决定继续发表文章, 对苏联和亲苏派进行批驳。
除了在有关的代表大会上进行反击外从1962年12月15日起, 中共中央开始连续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 批驳苏联和亲苏派对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攻击, 批驳所谓的各种修正主义的观点, 阐明中共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到1963年3月8日止, 这样重要的文章一共发表了7 篇, 分别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概括起来说,这些文章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文章明确地提到, 在目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股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在这种情况下,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不能"缄默不言","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是不行的"。第二, 针对所有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 一方面进行反驳,一方面阐述中共的观点。为此,文章几乎列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所有分歧,如在战争与和平、核武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中印边界冲突等等问题上的分歧,并认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反对中共者所持的观点都是违背或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都是修正主义的。第三, 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贯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而反对中共者,才是分裂主义者;强调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本原则, 才会有真正的团结,搞修正主义,只能破坏团结, 导致分裂。
乔冠华参与上述重要文章的起草工作。由于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和内容太多, 对于本书的写作,笔者不可能,也无必要在此一一引述。只须指出一点,即亲苏派对中共的批评、攻击和中共文章的发表表明,在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前所未有的公开论战实际上已经全面展开。尽管在上述文章中,中共中央对苏共还有保留,仍没有公开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字,只点了欧美一些国家的党及他们的领导人, 如陶里亚蒂、多列士等人的名,但文章所批评的观点,既是陶里亚蒂、多列士等人的,也是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因此,谁都明白,在这场论战中扮演主要对手的,实际上是中苏两党。况且,随着公开论战的进一步发展,罩在表面的一层本来就很薄的纸也很快就被捅破了。不论是苏共,还是中共,再也不搞迂回战术,将对方的追随者作靶子,指桑骂槐,而终于直接向对方发起进攻了。
有趣的是,在这场"围剿"和反"围剿"斗争过程中,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居然闲庭自如,诗性勃发。他写了有关反修斗争的一首诗和一首词。一首诗是1962年12月26日写的七律《冬云》, 全文是: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1963年1月写的词《满江红》, 是和郭沫若的, 全文是: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此好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两首诗词,反映了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诗人的胸怀和气魄,给奋战在反修第一线的乔冠华他们以充分的激励。
1963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公开论战的第一次反攻议论纷纷。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详细讲到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他讲了现代修正主义发展和几年来斗争的过程。小平同志指出,从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开始的七年间,我们党曾多次做工作,批评他们的错误,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是这样,后来的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也是这样,但是,都没有能够阻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
小平同志指出,苏共"22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它在理论上系统化,赫鲁晓夫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径越来越粗暴、恶劣, 以至最近发展到利用欧洲五个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机会,对我们发起一系列的攻击,把争论推向新高潮,从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争论。
有关资料显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在前一个时期的反修斗争,同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提出了方针、策略和步骤。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是康生,,吴冷西任副组长。小组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另外还有原先写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乔冠华、许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最后两位因病都没有参加这个工作)。不久,乔冠华在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后被指定为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运作过程如下所述:"写成的反修文稿都先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常委审定。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时,参加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梁必业等同志。乔木同志因为身体有病,从1961年夏天起就完全离职疗养。毛主席叫他不要做任何工作,专心休息。所以他没有参加这次反修文稿的起草工作。
"其实这个小组从1962年11月份就开始工作,从1962年12月起,写作班子就集中在钓鱼台,到1963年2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正式命名。一直到1966年5月开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作小组集中工作。'文化大革命'暴风雨来临前夕,这个班子就散了。"(1)
公开论战全面展开后,不知是因为"良心发现",还是因为觉得中苏间的公开争吵发展下去对苏联不利,苏共领导人呼吁团结的调子唱得越来越高。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要求停止两党的公开论战和举行双边高级会谈。这封信一方面对国际共运中出现的公开争吵表示"忧虑"。平心而论,仅就这封信的内容而言,所说似乎都很在理。苏共中央不但在信中表明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而且没有说一句攻击中共的话,这当然无可指责。然而,仅仅说得好听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言行一致。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中央的漂亮言辞同它实际所做的事是有很大差距的。
收到苏共中央的信后,中共中央很快便作出了反应。2月2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据近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透露,毛泽东曾对这位大使说: 中苏之间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 所以我赞成休战。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2)
不过,毛泽东的答复只是口头的、非正式的,3月9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才是正式的书面答复。在这封复信中,中共中央首先表示:"我们欢迎你们的这封来信。我们欢迎来信中所表示的团结的愿望,欢迎来信中所表示的兄弟党之间正常的平等的态度,欢迎你们肯定地赞成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接着,复信谈了中共中央对分歧和争论的不同看法:"我们应当面对现实,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是严重的。这些分歧产生的原因,除了来信所说,'可以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或那些队伍的活动条件不同来解释' 以外,我们认为,更主要的因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对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认识和态度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兄弟党希望停止公开争论,这是好现象。我们热烈地盼望,在最短期间内,兄弟党之间的公开争论能够停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确是到了一个严重的时刻。兄弟党之间的分歧问题,的确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3)
公开论战并没有真正停止,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继续进行。接到中共中央3月9日复信之后不到一个月,即3月30日,苏共中央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此信首先对中共中央"同意举行苏中两党代表会谈表示欢迎"。同时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时代的特点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战争能否避免、和平共处政策、社会主义革命与战争的关系、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兄弟党的关系、苏阿关系、南斯拉夫等等一系列问题。苏共中央主要是正面阐述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强调他们所持观点的正确,同时也不点名地批评了以中共为代表的一部分党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看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共中央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一个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写道:"在世界上所形成的局势,给我们的运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的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分布情况的变化,都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在一一论述了这条"总路线"的内容之后,苏共中央又写道:"最近几年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正确性,这条路线在实践中带来了显著成果。由于实现了这条路线,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力量取得了新的成就。苏共认为,彻底地和坚定地贯彻这条路线是自己的义务。我们深信,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这条路线。"(4)
应当指出,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这是一个新提法、新概念。不论是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中,还是在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中,都没有用过这样的提法,因此,它不能不引起一贯重视"理论严谨性"的中共中央的注意。此外,苏共中央虽然提出了这个新概念,但对"总路线"的理解又是含糊不清的:它究竟是指尚待制定的一条新路线,还是指早已制定出并且早已在实行的路线?从上述引文中看,苏共中央持的似乎是后一种理解。但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既然过去从未用过"总路线"的概念,那么这条总路线是什么时候、由哪些人、通过什么途径制定的呢?这不可避免地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新的争议。由此看来,尽管苏共中央一再表示,愿为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而努力,但发出这样的信,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因为这封信充分表明:苏共中央不打算在拟议中的中苏会谈中作任何妥协,它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苏共中央之所以同意两党会谈,显然是为了说服或压服中共,迫使中共承认错误,接受自己的观点,其结果只能激怒中共,引发新的争执。
不出所料,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以后,十分不满。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研究和准备,中共中央于6月14日对苏共中央的信作出了答复。中共中央给这封复信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由于这封信集中论述了25个问题,为方便起见,故中国的干部和群众将此信简称为《二十五条》。在展开论述时,中共中央也没有点苏共的名,但却在每一个问题上批驳了苏共的"谬论",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这表明,《二十五条》的论战性质也是十分明显、十分强烈的。
在这封复信的最后,中共中央还谈到,希望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就其他一些问题,如批判斯大林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提出的有关国际共运的若干重大原则问题等,"坦率地交换意见"。复信还表示,目前毛泽东不准备访问苏联,但中共中央将派出代表团去莫斯科,且根据双方协商的结果,中共中央同意把两党会谈推迟到7月5日举行。
现在看来,中共中央当时写这样一封复信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更加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坚定地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作斗争,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也像苏共中央一样,并不打算作任何妥协,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拿任何原则作交易"。尽管中共中央曾在信中表示,如此坦率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会有助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只能扩大分歧,加剧争吵,不可能有任何积极作用。
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激怒了中共中央,而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又使苏共中央怒不可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紧张了。苏共中央收到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后,虽然没有再给中共中央写信,却采取公开发表声明的办法迅速作出了激烈的反应。这份于6月18日发表的《苏共中央的声明》认为,中共中央的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些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这一切令人深感遗憾。"苏共中央还表示拒绝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其理由是:如果这样做,苏共方面就要作公开的答复,"而这会导致论战的进一步尖锐化,不符合已达成的协议,同兄弟党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相抵触"。(5)几天以后, 即6月21日,苏共又针对中共的立场,以中央全会的名义作出了一个"关于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会谈的决议"。该决议写道:"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6)
对于苏共的强烈反应,中共自然不甘示弱。7月1日,中共中央也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除宣布准备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由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团员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组成外, 还对苏共中央的做法作了严厉的批驳。
根据吴冷西《十年论战》提供的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党中央对中苏交锋的运作以及乔冠华在其中的一些作用。书中写道,"苏共中央3月30日给我党中央来了一封长信,改变了我们原来准备工作的进程。苏共中央3月30日给我们党中央的长信,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问题,阐述了他们对这个总路线的一系列观点,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问题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苏共3月30日的来信很长,我们陆续翻译排印,分批送给中央有关同志和有关部门,直到4月2日才全部印出。4月3日下午,毛主席在他的家里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封信。毛主席开头就说,来信太长,他还没有看完,想先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周总理说,从苏共中央这次来信看,赫鲁晓夫集团不准备修改他们的路线,而且极力梳妆打扮来推行他们的路线。来信提出要把这个路线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这根本不行。两党会谈决不能在他们来信的基础上进行。接着,大家谈到我们要考虑也提出一个对案。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也要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国际共运实际情况,系统地阐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什么。……这样,常委会议很快结束。小平同志要彭真、康生和我跟他一起,直奔钓鱼台八号楼(即写作班子的集中地),主持召开起草小组会议,商量怎么样起草。这个小组虽然组长是康生,但是实际上是小平同志主持的。小平同志先传达了常委会上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意见,然后要大家讨论。参加小组会议的同志一致赞成中央的想法,并提出赶快写出一个草稿的意见。小平同志最后要我根据讨论的意见,先提出一个初步提纲,然后由大家讨论、修改、补充,即赶紧动手起草。这样,我们就非常紧张地开始起草关于总路线的草稿,答复苏共3月30日的来信。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乔冠华、姚溱、范若愚、王力、熊复,还加上戏称'后排议员'的一些直接参加起草的年轻同志(他们来自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联络部、外交部等单位),开了两三天会。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对陈伯达起草的稿子中间好的加以肯定,对不足的地方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因为是初稿,对一些枝节问题、文字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多议论,主要是议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后来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整理了一个比较简洁的意见要点。……
"5月5日,毛主席在西湖西南边的刘庄住所召开一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北京和杭州两地起草的稿子怎么修改的问题。毛主席在刘庄的住所,建在伸入西湖的半岛上,三面环湖,风景秀丽,建筑是中国式的园林别墅,黄墙绿瓦,高大方正,坐落在高大古木和花草丛中,虽盛夏亦不觉炎热。这次常委会议,除了周、邓(少奇同志正在国外访问)外,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也参加了,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又说,我们这次复信,是针对苏共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提出我们党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看法,作为向苏共和各兄弟党的建议。因此,复信中关于总路线的阐述,既要有理论的概括,又要结合实际,有很强的针对性,回答苏共来信中和它在过去争论中提出的一系列的错误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
"5月中旬,我们回到北京以后,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起草班子把两个稿子的优点合并起来,按毛主席的指示重新起草,候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出来后再参照修改。陈伯达带着稿子从杭州回到北京。这个稿子毛主席没有看。毛主席说他现在不看这个稿子,等小平同志、少奇同志主持讨论过以后再看。"(7)
于是,从5月17日起,乔冠华和其他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的同志一起,进驻钓鱼台八号楼。这时,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秀才们"一呼百应,在大会议室里边讨论边修改。这期间,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搬到钓鱼台里来住:小平同志住在11号楼,彭真同志住在10楼,乔冠华他们则住在8 号楼。中央领导和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的同志们朝夕相处,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开会讨论,晚上秀才们加班,把会上讨论时还未修改好的段落再加工修改,提到第二天会上讨论,干得不亦乐乎。就这样连续讨论、修改整整一星期,从头到尾,逐段修改,终于搞出了一个比较像样的稿子--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二十五条》。
乔冠华参与起草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发表后,中苏之间又打起了罕见的"声明战"。从6月18 日开始,双方先后发表了六份声明,相互指责。它表明,中苏之间的公开论战根本没有停止,两党之间的气氛也没有因为正在举行会谈而有所缓和。
这年7月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领的,出发之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考虑到这次中苏会谈会有一场恶战,前方和后方要密切配合,决定把秀才班子一分为二,留下乔冠华等几个同志在北京,以便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在中央领导下起草有关评论,其余大部分人随代表团去莫斯科。"(8)
也正是在一种日趋激烈的相互对峙和责骂中,苏联方面又采取了一个加剧紧张局势的重大行动。7月14日, 即中苏两党的代表仍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亦按中共方面的一再要求,在苏联的报刊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亦即《二十五条》,作为苏共中央公开信批判的靶子。
这份公开信,是自中苏公开论战以来,苏共中央首次系统地、详尽地叙述两党的分歧和争论,首次公开点名指责中共领导的"特殊路线"的一份重要文件。在公开信的主要部分,苏共中央不仅回顾了中苏分歧产生和扩大的过程,而且谈到了分歧和争执的主要内容。苏共中央认为,分歧开始于1960年4月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集,在1961年至1962年被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并说,这一过表明:"中共领导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线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对立起来,力图把自己的号令、自己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极其错误的观点强加给共产主义。" 显然,这是将形成和扩大分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共领导人。苏共中央还认为,中共中央对苏共的批评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它在公开信中写道:"中国同志在向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方针开始发动进攻后,第一,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发表过的以及同它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它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 苏共中央一方面指责中共中央总是夸大分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分歧确实存在,它反映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随后,公开信列举了几个重要问题,如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热核战争、关于和平共处、关于反对个人迷信和批判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关于阿尔巴尼亚、关于南斯拉夫等等问题,阐述了苏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尖锐地抨击了中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非常冗长,全文约三万余字,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在许多问题上对中共进行指责。因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一一介绍。实际上,仅从上面的引述中,读者也已经看得很清楚,苏共中央的这封公开信对中共的批评和抨击,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正因为如此,它不能不激起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应,也不能不对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造成致命的冲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5天之后,即7月19日,中国方面便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声明,认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并表示,"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7月20日,《人民日报》在全文公布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又写了一篇篇幅不短的《按语》,除斥责公开信"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外,还列举了若干事实,对公开信所说的中共领导人"好战"、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出尔反尔以及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等等,作了批驳,以证明苏共领导人颠倒是非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9)
不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上述反应只是初步的。照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说法,在仔细认真的研究之后,中共中央将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作出全面的"批判"。这就意味着,新的暴风雨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很快会来到。
这样,根据中央的指示,反修文稿起草班子立即投入起草反驳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的工作。毛泽东在他们开始准备评论苏共《公开信》时指出,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毛泽东还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为数他讲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我们的评论,可以写得很精彩。中央确定的方针是放手批判,集中批赫鲁晓夫。对于其他攻击过我们的兄弟党,一概暂停答复,但他们的反华言论,仍应摘其精彩者登报,挂一笔账。
乔冠华和起草小组成员一起认真地研究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把它的论点摘出来,加以分类,然后针对这些论点,拟定准备批驳文章的题目。当时他们拟了有十几个题目,其中有关于分歧的由来、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民族独立运动问题、关于各国工人运动的战略策略问题、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关于中苏关系问题、关于分裂主义问题、关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团结问题、关于国际群众团体问题,等等。列出题目后,就分头准备。
其时,这个写作班子领头负责起草工作的除了乔冠华,还有吴冷西、姚溱、范若愚、王力。而熊复和胡绳两人由于生病,能够参加起草工作。乔冠华他们每个人还带了一两个助手,帮助起草工作。大家分工包一个或两个题目,分先后次序起草。另外还由中宣部、中联部分担几个题目。大家平行作业,哪个稿子搞好了就送中央审查。中央审查的程序,般是先由邓小平主持开会,把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成员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经邓小平认可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又根据他们的意见再进行修改,然后再拿到由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讨论定稿。
8月初,毛泽东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毛泽东、刘少奇强调,写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要把苏方论点开列出来,苏共其他决议、声明、讲话、文章等中的论点也综合研究,分类综合,逐一批判。写作中要引经据典(对马恩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但力求正确,不能有差错,使别人驳不倒。同时要求尽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因还有其他论战。但不能因求快而草率,要好中求快。
现在,据已经公布的材料显示,我方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先由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对这九篇文章,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
1963年9月6日,无论是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都是一个值得一提的日子。正是从这一天起,中共中央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打出了彻底批判苏共领导"现代修正主义"的第一枚"重磅炸弹",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又连续发表了从"二评"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其他八篇重要文章,打出了批判"苏修"的一枚又一枚"重磅炸弹",将中苏两党两国的大论战推向高潮。
9月6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以下简称"一评",署的是《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笔者了解到,用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论,起于1956年。这就是在1956年4月,针对苏共"20大"以后掀起的反共反苏浪潮,我方写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当修改这篇文章将近结束时,还没确定用什么形式发表。毛泽东提出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毛泽东说,《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就是中共中央。所以到1956年4月发表这篇文章和后来12月间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都在副题中写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以后凡是经过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讨论定稿的重要文章,都沿用这种形式,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1956年时《红旗》杂志还没有创办,只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1958年《红旗》创刊以后,公开宣布它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所以它的编辑部也代表中共中央。从这时起,重要评论就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
"一评"一开头首先说:"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奇谈怪论。苏共领导人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接着,"一评"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中苏分歧是由1960年4月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引起的说法,对历史作了详细的回顾,全面地阐述了中共的观点。"一评"认为:"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一评"说: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特别是借口所谓'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苏共二十大的这些错误" 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一评"又说: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苏共领导表面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实际上却对中共怀恨在心,把中共"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在1957年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苏共领导又提出许多错误观点,只是由于中共代表团的抵制,会议才获得成功,并通过了会议宣言;但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领导却违背莫斯科宣言的革命原则,"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并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同时攻击和打击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并进一步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在1960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由于中共的坚决斗争,苏共领导一度被迫接受兄弟党的许多正确意见,在会议的声明上签字,但会后又立即开始破坏会议通过的声明,并将其修正主义路线系统化;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一评"还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共领导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政策",致"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正是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辩",不得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公开的批判。"一评"最后说,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分歧的产生和扩大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大论战也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苏共领导强加在中共身上的,所有的责任都应当由苏共领导来负责。(10)
"一评"发表以后,9 月13 日又发表了《关于斯大林问题》,即"二评"。这样,从1963年9月6 日至1964 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评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公开信的系列文章共九篇,通称"九评"。这九篇文章除了上述两篇外,还有:"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六评--《两种根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批评矛头直接指向苏联,不再有所掩藏。文章开头几篇在说明论战的由来、涉及哪些观点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以后,提出了苏联领导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提出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八评),提出了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错误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们认真地思索一下,跟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八评),还表示了很大的希望,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终将选择革命的路线,拒绝反革命的路线;终将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修正主义"(九评)。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更广泛、更深刻、更展开,把原来的思想观点上的论战性质,提高到了划清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界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组织上清算现代修正主义的性质的高度。显然,九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中国对中苏分歧问题的看法进入了新阶段:不能停留在理论观点上的原则分歧之争,而是要在国际共运中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划清界限。
笔者之所以不惜笔墨,详细介绍上述九篇文章的论点,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当年乔冠华参与的中苏大论战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共中央当时是如何看待和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在当年的大论战中,中共中央通过报刊发表的文章当然远不止这九篇,数量相当多,但是,后来被统称为"九评"的这些文章却是最著名的,不仅最能代表中共中央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当年都曾在广播上听到过这些文章,在报刊上读到过这些文章,并且受到了极大的震惊。至于"九评"的观点究竟是否正确,笔者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作评论,因为这不是本书的任务。值得强调的是,中苏论战使双方都丧失了经济发展的良机,应该说大论战谁也不是胜利者。
不过现在看来,尽管诚如中央一位领导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一次谈话中所说,"九评"的文章在某些问题的论断上是有所偏颇的,还有特定的时代痕迹。
然而,它对人们的影响却非常之大。它的行云流水般的简朴文风、它对复杂问题由繁化简的精辟分析,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很少再看到了。
乔冠华以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了"九评"的撰稿、修改工作。其中"四评"发表以后,因吴冷西率团出访朝鲜,都由乔冠华接手主持继续起草,工作完成得也非常出色。
就在中苏两党的论战进入"高潮"的时候,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突然发生了重大变故,并立即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赫鲁晓夫的下台。
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的阎明复回忆,1964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夜空的宁静。电话是苏联使馆打来的。契尔沃年科大使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求见毛泽东同志。……我一看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便马上向尚昆同志作汇报。由于毛主席在战争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白天睡觉,下午三、四点钟起床,然后一直工作到次
日凌晨;所以,尚昆同志每天也都工作到深夜。当时他说,现在这么晚了,中央领导同志大多都休息了,请修权同志见吧。伍修权同志当时在中联部任副部长。经与修权同志联系,由于夜深了,外宾接待室的服务人员都休息了,我建议在修权同志住处的客厅里会见。商议妥后,伍修权同志就在住处等候,我通知苏联大使半小时后到中联部大门口会合。我收拾一下,立即和司机出发。等我赶到中联部时,苏联大使的车已经先到了。我让我们的车在前带路,直抵院内伍部长住所。
契尔沃年科见到伍修权部长后,首先表示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搅他,因为苏共中央有重要情况,明天就要发表,要求他今天就通知中国方面。接着,契尔沃年科向伍修权同志宣读了苏共中央全会作出的决定。
决定说,赫鲁晓夫同志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提出了辞去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10月14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满足了他的请求,并一致推选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提名由柯西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我译完后,伍修权同志沉默了片刻。他感到事情很突然,于是问道,除了通知中讲到的"身体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契尔沃年科说,除了电文之外,其余无可奉告。这样,会见就结束了。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出乎人们的预料。
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兴奋。送走苏联客人,我径直返回中南海,连夜向尚昆同志汇报。尚昆同志也很兴奋。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叫醒我爱人,把消息告诉了她。因为她当时在中联部工作,也参与过与西欧国家共产党的联络工作,知道内情。大家都很兴奋,久久不能睡。我记得当时还对她讲,主席真伟大,评论文章还发表完,赫鲁晓夫就下台了。(12)
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消息公布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国的共产党人纷纷发表讲话、声明、决议、文章等,表明他们对此事的态度。不过,各国党的反应虽然都值得注意,却都不如中国共产党的反应那么令人注目。原因很简单:在国际共运中,中共是仅次于苏共的第二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又是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国,中共不仅带头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反对最激烈的党。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得悉赫鲁晓夫下台是在10月16日凌晨,苏共中央的公报发表之前,中共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则是在苏共的公报发表之后。然而,不论是上层领导人,还是下层群众,当时都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大快人心"
更加凑巧的是,就在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宣布解职的同一天,即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件事本来与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同时发生完全是巧合,但由于赫鲁晓夫曾反对过中国制造原子弹,这两件事便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双喜临门",更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有很多干部、群众甚至说,中国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了台。不过,更多的干部、群众则认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的"反修斗争",发表的"批修文章"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毛主席真伟大"!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虽然不像一般的干部、群众那么简单,但也同大家一样感到十分高兴,同大家一样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他"倒行逆施"、"干尽坏事"的必然下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等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比一般干部、群众想得"更深"、"更远"。
前面提到,中国也在这时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为此起草中国政府声明的任务便是由乔冠华等完成的。吴冷西告诉我们:赫鲁晓夫被解职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4日决定的,"当时没有发表公报,16日才公布。也凑巧,我国第一个核装置也在10月16日试爆成功。我国政府当天晚上发表声明,同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一同刊登在10月17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当时许多人都争相传说,是我们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台了。
"其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周总理经中央批准下令在16日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周在14日下午紧急通知我、乔冠华和姚溱三人,晚上到他惯常住的钓鱼台6号楼去起草文件。
"14日晚饭后,我们三个人到6号楼去。周总理对我们说,现在叫你们来,是要起草一个关于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我们决定何时爆炸原子弹(准确说应叫做原子装置)主要是要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预报,后天天气比较好,爆炸大致不成问题,至于几点钟起爆,还要看现场的情况。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就得准备好这两个稿子。
"接着,总理概括地介绍在苏联方面撕毁协定、撤回专家之后,我国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经过,着重谈到我国政府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政策。他还交待了声明里要讲几个什么问题,然后就叫我们起草。
"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到午夜过后不久,把这两个文件都起草出来了。
"总理看了我们起草的稿子以后比较满意,认为只做个别文字修改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他对我们说,你们秀才真是快手,现在犒劳犒劳你们,请你们吃我家乡的双黄蛋煮挂面。总理说,双黄蛋是我家乡淮安特产,一蛋两个蛋黄。我们现在就是加快研制两弹,一个圆的,就是后天试爆的原子弹,一个是长的,就是导弹,正在研制中。'弹'、'蛋'谐音,所以请你们吃双黄蛋。
"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苏方宣布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在15日深夜(北京时间是16日清晨)也发表了。于是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登载了这两件事,强烈地给人以双喜临门的印象。"(13)
从《周恩来年谱》得知,从10月16日到11月4日,毛泽东亲自主持,连续多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对策。由于这些会议的详情迄今没有公布,甚至没有任何材料加以透露,笔者无法了解讨论的具体内容。
但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一件好事",则是肯定无疑的。其中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派党政代表团赴苏祝贺。周恩来当时曾就这一决定,对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余湛解释说: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取不到预期结果,也可表明我党谋求中苏团结对敌的诚意。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步骤。(14)
这年11月5日,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溱为团员,熊复、吴冷西为顾问的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在机场受到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苏联有关各方负责人的欢迎。与此同时,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也先后抵达莫斯科。11月6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会前, 周恩来曾表示希望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但被苏方婉拒。结果,只有新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除对各国贵宾表示欢迎外,主要是正面谈苏联的建设和政策,没有攻击中国,甚至也没有提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但讲话还是强调了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的正确性,并且明确地表示,由苏共"近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苏共纲领"所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总方针是始终一贯的、不变的"。(15)
这样就有值得注意的一个信号,即苏共新领导人仍打算坚持赫鲁晓夫的做法,这在当天晚宴就表现出来。阎明复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这天晚上,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举行盛大酒会。大厅的一端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为主宾桌。苏共中央领导和各国代表团的团长沿长桌站着,围成一圈儿。我陪周总理和贺老总也站在主桌旁。大厅的两边离主桌约十米处,一直到宴会厅的另一端摆了很多餐桌。苏联其他党政军及社会各界的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分别站在这些餐桌旁边。站在主桌左边第一个餐桌旁的是苏军的元帅和将领们。其中有周总理和贺老总都认识的罗科索夫斯基、崔可夫等,大家一边谈,一边进餐。酒会开始半个小时,周总理建议贺龙同志去给苏军的元帅们敬酒叙旧,让我陪贺老总一起去。贺龙同志一过去,苏军的老朋友们纷纷和他握手、碰杯,十分热情。这时,从大厅的另一边,急急忙忙赶过来一位身着元帅服的人,他就是马林诺夫斯基。贺龙同志原来就认识他。他走到贺老总身旁时,贺龙同志建议为我们两国军队的友谊干杯。马林诺夫斯基却说:
"'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赶走毛泽东!'当时在场的其他几位苏军将领则说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
贺龙同志闻声,怒斥了他的无理挑衅,并马上走回主桌,向总理报告。
"周总理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苏斯洛夫等苏联领导人提出严正抗议。
"勃列日涅夫说,马林诺夫斯基喝醉了。
"总理反驳道,酒后吐真言么!要求对方道歉。
"酒会一结束,周总理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到我驻苏使馆,连夜给中央起草电文,报告这一事件的经过。为了准确无误地反映情况,周总理把我和当时在场的翻译同志找来,反复核对了事情的经过。直到凌晨3点多,我们才返回别墅休息。
"11月8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到中国代表团住所看望周总理时,周总理又向他们追问这件事,坚持要求道歉。他们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他们今天代表苏共中央来正式道歉。周总理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后来,在中苏代表的会谈中,米高扬又表示,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他们和赫鲁晓夫没有丝毫分歧。同时,在会谈中苏共新领导人仍然坚持赫鲁晓夫在同年7月提出的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主张。周总理指出,你们要召开的是分裂的会议,我们主张召开团结的会议,你们一定要召开,我们绝不参加。实际上你们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这样,中共中央试图缓和同苏共关系的愿望没能实现。"(16)
11月14日,乔冠华随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均到机场迎接。此举意在表明,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完全赞同周恩来在访苏期间采取的立场和态度。
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前中国高级领导人最后一次访问苏联。这次访苏,中国领导人虽然没有达到缓和和改善中苏关系的目的,却也弄清了苏共领导人的真实立场,因而还是有收获的。不过,就中苏关系的演变而言,此次中苏会谈虽然没有使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却也未能扭转关系继续恶化的趋势。
后来在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强行召集以集体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中共和其他六国党拒不参加。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两党关系中断。
作为中共的一员和中国外交部的领导成员,乔冠华参与了六十年代中苏交锋的整个过程,这是责无旁贷的,个中成败得失,是不应当由乔冠华负责的。
回顾中苏两国共产党关系恶化的历史,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后来所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作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至于过去争论的另一个方面,邓小平说过:"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17)
这一时期,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以"于兆力"署名,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国际述评,这些文章便是乔冠华、姚溱、王力三人的集体创作的。"于兆力",是一个"三合一"的笔名。"于"是乔冠华,他在解放前重庆时写国际评论时用的笔名是"于怀";"兆"是姚溱的姓的半边。"力"便是王力的"力"。
在1963 年到1964 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3 年8 月8 日)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1963 年8 月29 日) 、《支持刚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1964 年11 月28 日) 、《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的声明》(1965 年5 月12 日) 、以及《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国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1964 年1 月12 日) 、《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1964 年1 月27 日)等,这些声明和谈话,无不浸透着乔冠华以及"秀才班子"成员的心血。
对乔冠华等同志在当时的辛勤工作,新华社记者崔奇深情地追忆道:
冠华同志,就年龄讲是我的长辈,就工作讲是我的领导,但就个人交往讲,他确是一位可以推心置
腹,无话不谈的朋友,是一位"与周公瑾交,若饮醇自罢,不觉自醉"那样的胸怀坦荡的友人。
当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是在中央统一指挥下进行工作的,周总理并责成冠华同志和外交部、中联部其他领导同志关心、协助和指导人民日报的国际宣传和国际评论,在那些岁月我同冠华同志的工作接触和个人接触都比较多,所以才有上述的那种感受。
冠华同志早在年轻时就以文才著称,但他没有那种恃才傲物,文人相轻的毛病。他和同辈的外事宣传部门的其他负责同志相处得很好,工作上合作得很融洽。我在参加讨论中央布置的许多重要文章和文件时,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对别的同志主持起萃的稿子,冠华总是很认真也很坦率地提出他的建议和意见,当别的同志对他主持起草的稿子提出这样或那样意见时,他也总是认真地考虑之。有时讨论之后,他对他主持的写作小组的同志说:"莫慌,莫慌,按照大家的意见,咱们还可以设计另一种思路。"
有一次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布置冠华同志和几位中央的"秀才"们起草一个国际文件,未能通过,经胡乔木同志接手改写后,大家都满意了。当时冠华说了一句话:"写文章,搞文件,我们十个也顶不了一个胡乔木"。解放前,乔冠华和胡乔木都以"乔木"笔名发表文章,并称南北二乔。上述那句话出于冠华同志之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8)
笔者在撰写本章时,恰巧看到2003年1月出版的《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19),作者当时负责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等处的保卫工作,他以亲身经历者的口吻说道:"那时我们公安部八局外宾警卫处,还没有进驻钓鱼台国宾馆办公,但每逢中央领导层到这里商讨涉及中苏关系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作为警卫人员,也跟着到这里值班。"在书中,不知作者根据从何渠道得来的材料(笔者猜想,可能从王力那里来的),言之凿凿地说,"为了进行这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问题的论战,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一个秀才班子,将办公地设在钓鱼台国宾馆,撰写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论战文章。这个秀才班子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新华通讯社和《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赵毅敏,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组成。然而其中的乔冠华、赵毅敏只是挂名,并未做什么文字工作。为了撰写论战文章工作的顺利进行,秀才班子还配备了一批助手,他们是贾一丘、朱庭光、崔奇、刘克林、孙轶青、范戈、钱抵千。此外,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部分研究人员,也承担了为秀才班子写作提供和查阅资料的工作。"
其实,作者这里所说的不尽准确,经向有关与事者寻问查实,乔冠华在写作班子里并非"只是挂名"而已,而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功不可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乔冠华在外交部副部长的任上,为处理中古关系也做了一些工作。笔者从云水先生撰写的《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中了解到,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时,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就已尖锐,不久即公开化。古巴为了取得中苏两国的援助和支持,在中苏两国对立和两党大论战中,一直在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
1962年10-11月的加勒比海危机,是卡斯特罗对华态度变化的转折点。加勒比海危机,是当时美苏为争夺加勒比海地区造成的一次紧张局势。1965年上半年,卡斯特罗接连三次访问苏联。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王幼平,对卡斯特罗如此频繁的访问颇有看法,他曾概括为三句话:"大难不死惊弓鸟;痛定思痛,心有余悸;积极寻找救生圈。"
中国援助古巴,诚心诚意,尽其所能,连当时中国国防前线最先进的武器四管高射机枪都送给了古巴,古巴的第一批飞行员100多人也是在中国培训的。中国以高出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古巴糖,又把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大米和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运往古巴。然而中国的实力赶不上苏联,古巴每年轧糖、发电以及汽车所需石油1500万吨,要靠苏联供给。古巴军队的武器装备全靠苏联供应,苏联大批军事人员驻扎在古巴。
古巴国小力单,又有虎狼隔岸威胁,中苏对立使古巴处在十分困难、十分尴尬的境地,卡斯特罗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卡斯特罗要转这个大弯子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可以说是一步一回首。在这段时间里,他尽可能在中苏之间做说和工作。1964年10月15日,赫鲁晓夫被轰下台后,他又尽全力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传到古巴后,卡斯特罗马上到中国大使馆吃饭、摸底、做工作,但收效甚微。
11月下旬,卡斯特罗召集拉丁美洲地区共产党领导人到哈瓦那开会,讨论国际共运和中苏两党分歧问题。11月30日,古共总书记罗加向王幼平提出拉美九党代表团要求访问中国和苏联。12月5日至22日,古共中央领导成员罗德里格斯率领九党代表团访问苏联、中国,调解中苏两党分歧,结果还是空手而归。
1965年1月,卡斯特罗再派古巴二号人物格瓦拉和古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阿拉贡内斯访华摸底。格、阿两人返回哈瓦那之后,古巴领导层的对华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1965年1月到同年6月,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卡斯特罗就四次在公开场合影射攻击中国。在驻在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使节应该如何处置呢?王幼平觉得有许多情况要向中央反映,有许多话要向领导说,还有许多问题和做法需与国内有关部门讨论。他思考再三,决定专程回国汇报请示。这年8月8日,王幼平带着翻译俞成仁同志回到北京。
8月10日上午9点,乔冠华和另外一位副部长姬鹏飞听取了王幼平的汇报。汇报结束后,乔冠华请王幼平写一份不超过七百字的情况汇报,由他转报中央。
情况汇报上报中央后,8月24日、25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中古关系问题分别作了批示。王幼平立刻到外交部里阅看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与美澳司的领导及主管同志一起讨论研究贯彻、执行问题。乔冠华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精神,向王幼平谈了对古工作的具体意见。
王幼平完成任务,买好了机票,定于9月17日返回古巴,以便主持国庆招待会。就在王幼平大使启程的头两天,驻古使馆发回一份特急报告,王幼平的行期一下子推迟了四十五天。
9月15日傍晚,王幼平刚从中联部回到家中,家人告诉他,乔副部长请他去一趟。王幼平急忙赶到乔冠华的办公室,乔冠华正在等着他,就递给他一份使馆报告,大意是:
9月14日,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总理卡斯特罗一起召见我临时代办黄文友,指责中国在古巴"散布不和的种子",甚至说中国的做法"连美帝国主义都不如"
据黄文友回忆,9月14日多、卡二位最高领导人同时召见他,桌子上摆了几份刊物:《北京周报》、《新华社电讯稿》等。他们的脸色很不好看,气氛很紧张。显然,这是一场摊牌外交。
王幼平看后十分气愤,因为古巴的态度变化太大了,大到将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还说"不和"。大到他无法忍受,一年前他上任时,古巴群众到新华分社排队索要"新华社电讯稿"。
古巴领导人格瓦拉曾向他建议,在古巴出版《人民日报》。仅仅一年,古巴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王幼平沉默了。
乔冠华也没有了平时那种潇洒的微笑,他很严肃地对王大使说:
"国庆前不要回去了,招待会改由临时代办主持。"
王幼平表示赞成。因为这是个姿态,是对多尔蒂科斯和卡斯特罗攻击中国的一个反应。(20)
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古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现在两国关系已全面恢复,并不断加强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和多边事务等各领域的友好合作。
由于笔者孤陋寡闻,对这一时期乔冠华的外事活动的材料掌握得不多。在国务院参事室的大事记上记载着,1963年6月1日,乔冠华向全体参事到政协礼堂作关于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4国的情况报告。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先生,乔冠华夫妇在座。据斯诺回忆:"我回到中国两个多月后,毛泽东邀我在1965年1月9日晚上去吃饭,我们交谈了4个小时左右。外国客人只我一个。在座的两位中国官员--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是革命胜利以前就认识的朋友。龚澎和她的姊姊龚普生还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今天已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读书时,我就认识她们,我战前住在北平时,有一个短时期曾在那里教书。后来,龚澎有好几年担任过周恩来的私人秘书。现在她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她的丈夫是外交部副部长。两人的英语都很好。
"我没有提出书面问题,也没有做记录。我事先理解,这次交谈同1960年那次访问他一样,是不供发表的。当夜一回到住处,我就尽我所能记忆的,立即把说过的话都记下来。第二天,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时的谈话,只要不用直接引语,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当时作了记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自己关于谈话的笔记加以订正,所以这篇记载大体上应该是正确的。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谈话简直是'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有些方面是独特的。毛当然会见过无数的人,可是招待非共产主义者的西方人来同他一起吃饭却不多见。……今天72岁的毛泽东在紫禁城的天安门隔着广场的对面,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里一个北京式装饰的宽敞房间里接见我。上一次我同毛谈话是在1960年,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那是由天灾和人祸的残酷结合造成的。苏联专家突然被撤走,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300多个重点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连续第二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的农作物遭到部分的或全部的毁坏。由于为大跃进制订的目标高得无法完成,在人民公社的试验阶段正常生产遭到破坏。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定量配给,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当时毛曾对我说,人民还不能吃饱。他预言,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中国需要50年时间才能赶上美国。……
"在我们开始交谈时,来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个电影短片,毛说是应我的请求而拍的。我曾要求他准许把采访过程全部拍成电视纪录片,当时本不抱多少成功的希望。这时我说:'好多年前,我请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你工作,这是有用处的。我想你会同意,把你的传记发表出来是好事,不是坏事。如今,又有谣言说你病得很重。如果在屏幕上向全世界戳穿这些谣言是极大的夸张,那不是很好吗?'
"毛带着苦笑回答说,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我们在1960年的那次会见,中国报纸没有报道。1965年我们谈话的那一天,《人民日报》登载了毛泽东和我的大幅照片,我只被介绍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现在是第一次把谈话的全文在这里发表(仅仅应要求略去了一两处)。它以略有删节的方式,首先登在巴黎《新直言报》,1965年2月4到17日登在东京的《朝日新闻》,不久又登在汉堡《明星报》、罗马《欧罗巴》、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华盛顿《新共和》杂志。为了把我自己的笔记全部写出,并把它同龚澎的笔记取得一致,有必要在文字上作小的修改(同以前发表的比较而言)。这次谈话获得发表,又在政府和党的机关报上加以报道,这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份量,使它绝不仅是重叙旧谊。在我看来,毛泽东很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条件的看法,特别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
"后来,在1970年我回到中国时,有几个朋友向我指出,毛在1960年讲的那些话,特别是关于去见上帝的话,可能是有意迷惑那些希望促他早死的人。我在国外发表的采访记从来没有照样在中国报纸上公开登载,但是据我了解,它被译成中文传达给高级党员干部。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声明,除非中国领土受到直接攻击,中国不会介入越南。"(21)
《毛泽东诗词》,在世界流传之广,恐怕要超过《毛选》本身,因为作为文学名著,它的欣赏价值高,群众性强,远如南美洲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毛诗的译本。这些译文绝大部分是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转译的。这个译本的完成,乔冠华从始至终都参加了。
这项工作,乔冠华从六十年代起,就和钱钟书、袁水拍、叶君健、赵朴初这些学贯中西的名家学者一起,竭尽心智,力求信、达、雅地将毛泽东写于革命斗争年代,气势磅礴、思想博大、词藻精美的古典格律诗词译成英语,希望出版一种我国自己翻译的外语权威定本。
当时任英文版《中国文学》的负责人叶君健曾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成立一个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袁水拍担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作为成员参加。(22)
钱钟书与叶君健主要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乔冠华与袁水拍主要负责对原作的解释和对译文的斟酌。从此以后,这四位学贯中西的大家、名家时不时聚集在沙滩中共中央宣传部三楼的会议室,探讨他们几乎旬月踟躇推敲的毛泽东诗词诗句译文。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并翻译新发表的,后来小组又增加了诗、词、曲名家赵朴初作为成员。1964年,把大家在翻译中有疑义之处,都去请示毛泽东。定稿小组还曾去函征求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对初译稿的意见。她很快复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斯特朗认为,译文要成为地道的英语,要让人们读得懂,无论是诗的韵律、想象力,还是诗的语言和思想,都要表达出作者要抒发的感情。
经过乔冠华等人的不懈努力,精彩绝伦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终于与海外读者见面。
叶君健生前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回顾,听他说,《毛泽东诗词》,以《长沙》为首的18首,是在1957年减克家主编的《诗刊》上发表的。他时任我国对外英文刊物《中国文学》的负责人,想尽快在刊物上发表这些诗词的英译。当时他们曾与"毛选翻译委员会"联系过,希望能提供译文。他们认为这是文学作品,不在他们工作计划之内,未能提供。所以只有自己设法来完成翻译的任务。于是,他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正式成立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和叶君健为组员(兼作小组事务性的组织和联系工作),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全部毛诗,最后出单行本。袁作为组长,自然对原作的解释具有最后的发言权,但乔冠华对原作的解释也起很重要的作用。钱钟书和叶君健主要是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1962 年《人民文学》5月号上又发表了毛泽东的《蒋桂战争》等6首词。这几首词的英译定稿就是由这个小组完成的。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的单行本,共37首,其中包括未发表过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10首。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并翻译这新的10首,小组又增加了赵朴初,并请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译文的润色工作。这10首新诗词于1965年夏天初步完成翻译工作。直到l974 年秋天,小组恢复工作。乔冠华因外事太忙,推荐外交部的周珏良代他参加讨论。经过多次的反复推敲,译文终于得以定稿,由袁负责送有关的上级审核,在1976年"五一"节那天,《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终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叶君健认为,毛泽东诗词"原作虽然是艺术品,但字里行间政治含意也很深。这也是我们译者不时感到困惑的地方。特别是作者不愿意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任何解释,理由是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不需要别人去为他们划框框。我们这几个翻译和译文定稿人当然也是读者,既要正确理解原作字句本身的意义,又要正确阐释其中的政治内涵。我个人自然认为袁水拍和乔冠华的素养高,见识广,所以当我感到我对原作的体会与他们解释不一致时,在处理译文时我总是以他们的看法为准--这也算是小组的一种组织原则吧。但他们的理解--特别是袁水拍--有时也不免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如《游泳》一词中的'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句,原出于《论语》,对此我们自然得加注释。我根据旧译的注释用英文起草了一个关于孔子及此句原意的简单脚注。袁在当时'批孔'的气氛下,作了这样的修改和引伸:'孔丘,春秋时代政治上的顽固分子,反动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由于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哀叹过去的一切像流水似地一去不复返。'这样一解释,'逝者如斯夫!'的调了就很低沉了。这显然与原诗的意境不尽符合。我心里很不踏实,在长沙访问周世钊老人时,我特别就此句向他求教。他说:原文'逝者如斯夫'后面还有'不舍昼夜'句,这是'川流不息'的意思,并非'批孔',也毫无消极的含意,而是号召人们要不断努力,积极建设社会主义,……于是,注释就在我们译文的定稿工作中也成为了一个极为复杂、细致和敏感的问题。我们深知,这个译本出去后,由于是在北京出版,一定会被国外人士当作是'官方定本'。注释自然也代表了这个'定本'的'官方'意见( 美国总统尼克松初次访华时,在人大会堂祝酒辞中引用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句的译文,就是引自我们的这个译本的,虽然美国当时已经出版了自己的毛诗译本)。有鉴于此,乔冠华最后建议,除原作者自己的注释外,我们所作的注解一律撤销。所以我们最后出版的毛诗译本,没有译者的注释。也许这是美中不足,但当时我们的考虑是慎重的。"(23)乔冠华的建议,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荒诞岁月
乔冠华参与起草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发表后,中苏之间又打起了罕见的"声明战"。从6月18 日开始,双方先后发表了六份声明,相互指责。它表明,中苏之间的公开论战根本没有停止,两党之间的气氛也没有因为正在举行会谈而有所缓和。
这年7月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领的,出发之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考虑到这次中苏会谈会有一场恶战,前方和后方要密切配合,决定把秀才班子一分为二,留下乔冠华等几个同志在北京,以便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在中央领导下起草有关评论,其余大部分人随代表团去莫斯科。"(8)
也正是在一种日趋激烈的相互对峙和责骂中,苏联方面又采取了一个加剧紧张局势的重大行动。7月14日, 即中苏两党的代表仍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亦按中共方面的一再要求,在苏联的报刊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亦即《二十五条》,作为苏共中央公开信批判的靶子。
这份公开信,是自中苏公开论战以来,苏共中央首次系统地、详尽地叙述两党的分歧和争论,首次公开点名指责中共领导的"特殊路线"的一份重要文件。在公开信的主要部分,苏共中央不仅回顾了中苏分歧产生和扩大的过程,而且谈到了分歧和争执的主要内容。苏共中央认为,分歧开始于1960年4月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集,在1961年至1962年被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并说,这一过表明:"中共领导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线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对立起来,力图把自己的号令、自己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极其错误的观点强加给共产主义。" 显然,这是将形成和扩大分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共领导人。苏共中央还认为,中共中央对苏共的批评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它在公开信中写道:"中国同志在向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方针开始发动进攻后,第一,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发表过的以及同它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它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 苏共中央一方面指责中共中央总是夸大分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分歧确实存在,它反映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随后,公开信列举了几个重要问题,如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热核战争、关于和平共处、关于反对个人迷信和批判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关于阿尔巴尼亚、关于南斯拉夫等等问题,阐述了苏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尖锐地抨击了中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非常冗长,全文约三万余字,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在许多问题上对中共进行指责。因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一一介绍。实际上,仅从上面的引述中,读者也已经看得很清楚,苏共中央的这封公开信对中共的批评和抨击,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正因为如此,它不能不激起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应,也不能不对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造成致命的冲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5天之后,即7月19日,中国方面便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声明,认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并表示,"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7月20日,《人民日报》在全文公布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又写了一篇篇幅不短的《按语》,除斥责公开信"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外,还列举了若干事实,对公开信所说的中共领导人"好战"、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出尔反尔以及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等等,作了批驳,以证明苏共领导人颠倒是非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9)
不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上述反应只是初步的。照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说法,在仔细认真的研究之后,中共中央将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作出全面的"批判"。这就意味着,新的暴风雨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很快会来到。
这样,根据中央的指示,反修文稿起草班子立即投入起草反驳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的工作。毛泽东在他们开始准备评论苏共《公开信》时指出,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毛泽东还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为数他讲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我们的评论,可以写得很精彩。中央确定的方针是放手批判,集中批赫鲁晓夫。对于其他攻击过我们的兄弟党,一概暂停答复,但他们的反华言论,仍应摘其精彩者登报,挂一笔账。
乔冠华和起草小组成员一起认真地研究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把它的论点摘出来,加以分类,然后针对这些论点,拟定准备批驳文章的题目。当时他们拟了有十几个题目,其中有关于分歧的由来、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民族独立运动问题、关于各国工人运动的战略策略问题、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关于中苏关系问题、关于分裂主义问题、关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团结问题、关于国际群众团体问题,等等。列出题目后,就分头准备。
其时,这个写作班子领头负责起草工作的除了乔冠华,还有吴冷西、姚溱、范若愚、王力。而熊复和胡绳两人由于生病,能够参加起草工作。乔冠华他们每个人还带了一两个助手,帮助起草工作。大家分工包一个或两个题目,分先后次序起草。另外还由中宣部、中联部分担几个题目。大家平行作业,哪个稿子搞好了就送中央审查。中央审查的程序,般是先由邓小平主持开会,把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成员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经邓小平认可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又根据他们的意见再进行修改,然后再拿到由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讨论定稿。
8月初,毛泽东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毛泽东、刘少奇强调,写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要把苏方论点开列出来,苏共其他决议、声明、讲话、文章等中的论点也综合研究,分类综合,逐一批判。写作中要引经据典(对马恩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但力求正确,不能有差错,使别人驳不倒。同时要求尽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因还有其他论战。但不能因求快而草率,要好中求快。
现在,据已经公布的材料显示,我方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先由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对这九篇文章,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

1963年9月6日,无论是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都是一个值得一提的日子。正是从这一天起,中共中央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打出了彻底批判苏共领导"现代修正主义"的第一枚"重磅炸弹",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又连续发表了从"二评"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其他八篇重要文章,打出了批判"苏修"的一枚又一枚"重磅炸弹",将中苏两党两国的大论战推向高潮。
9月6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以下简称"一评",署的是《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笔者了解到,用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论,起于1956年。这就是在1956年4月,针对苏共"20大"以后掀起的反共反苏浪潮,我方写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当修改这篇文章将近结束时,还没确定用什么形式发表。毛泽东提出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毛泽东说,《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就是中共中央。所以到1956年4月发表这篇文章和后来12月间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都在副题中写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以后凡是经过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讨论定稿的重要文章,都沿用这种形式,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1956年时《红旗》杂志还没有创办,只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1958年《红旗》创刊以后,公开宣布它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所以它的编辑部也代表中共中央。从这时起,重要评论就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
"一评"一开头首先说:"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奇谈怪论。苏共领导人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接着,"一评"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中苏分歧是由1960年4月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引起的说法,对历史作了详细的回顾,全面地阐述了中共的观点。"一评"认为:"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一评"说: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特别是借口所谓'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苏共二十大的这些错误" 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一评"又说: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苏共领导表面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实际上却对中共怀恨在心,把中共"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在1957年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苏共领导又提出许多错误观点,只是由于中共代表团的抵制,会议才获得成功,并通过了会议宣言;但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领导却违背莫斯科宣言的革命原则,"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并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同时攻击和打击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并进一步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在1960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由于中共的坚决斗争,苏共领导一度被迫接受兄弟党的许多正确意见,在会议的声明上签字,但会后又立即开始破坏会议通过的声明,并将其修正主义路线系统化;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一评"还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共领导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政策",致"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正是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辩",不得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公开的批判。"一评"最后说,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分歧的产生和扩大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大论战也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苏共领导强加在中共身上的,所有的责任都应当由苏共领导来负责。(10)
"一评"发表以后,9 月13 日又发表了《关于斯大林问题》,即"二评"。这样,从1963年9月6 日至1964 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评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公开信的系列文章共九篇,通称"九评"。这九篇文章除了上述两篇外,还有:"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六评--《两种根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批评矛头直接指向苏联,不再有所掩藏。文章开头几篇在说明论战的由来、涉及哪些观点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以后,提出了苏联领导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提出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八评),提出了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错误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们认真地思索一下,跟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八评),还表示了很大的希望,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终将选择革命的路线,拒绝反革命的路线;终将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修正主义"(九评)。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更广泛、更深刻、更展开,把原来的思想观点上的论战性质,提高到了划清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界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组织上清算现代修正主义的性质的高度。显然,九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中国对中苏分歧问题的看法进入了新阶段:不能停留在理论观点上的原则分歧之争,而是要在国际共运中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划清界限。
笔者之所以不惜笔墨,详细介绍上述九篇文章的论点,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当年乔冠华参与的中苏大论战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共中央当时是如何看待和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在当年的大论战中,中共中央通过报刊发表的文章当然远不止这九篇,数量相当多,但是,后来被统称为"九评"的这些文章却是最著名的,不仅最能代表中共中央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当年都曾在广播上听到过这些文章,在报刊上读到过这些文章,并且受到了极大的震惊。至于"九评"的观点究竟是否正确,笔者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作评论,因为这不是本书的任务。值得强调的是,中苏论战使双方都丧失了经济发展的良机,应该说大论战谁也不是胜利者。
不过现在看来,尽管诚如中央一位领导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一次谈话中所说,"九评"的文章在某些问题的论断上是有所偏颇的,还有特定的时代痕迹。
然而,它对人们的影响却非常之大。它的行云流水般的简朴文风、它对复杂问题由繁化简的精辟分析,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很少再看到了。
乔冠华以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了"九评"的撰稿、修改工作。其中"四评"发表以后,因吴冷西率团出访朝鲜,都由乔冠华接手主持继续起草,工作完成得也非常出色。
就在中苏两党的论战进入"高潮"的时候,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突然发生了重大变故,并立即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赫鲁晓夫的下台。
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的阎明复回忆,
1964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夜空的宁静。电话是苏联使馆打来的。契尔沃年科
大使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求见毛泽东同志。……我一看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便马上向尚昆同志
作汇报。由于毛主席在战争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白天睡觉,下午三、四点钟起床,然后一直工作到次
日凌晨;所以,尚昆同志每天也都工作到深夜。当时他说,现在这么晚了,中央领导同志大多都休息了,
请修权同志见吧。伍修权同志当时在中联部任副部长。经与修权同志联系,由于夜深了,外宾接待室的
服务人员都休息了,我建议在修权同志住处的客厅里会见。商议妥后,伍修权同志就在住处等候,我通知
苏联大使半小时后到中联部大门口会合。我收拾一下,立即和司机出发。等我赶到中联部时,苏联大使的
车已经先到了。我让我们的车在前带路,直抵院内伍部长住所。
契尔沃年科见到伍修权部长后,首先表示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搅他,因为苏共中央有重要情况,明天就
要发表,要求他今天就通知中国方面。接着,契尔沃年科向伍修权同志宣读了苏共中央全会作出的决定。
决定说,赫鲁晓夫同志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提出了辞去中央第一书记、苏联
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10月14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满足了他的请求,并一致推选勃列日涅夫
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提名由柯西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我译完后,伍修权同志沉默了片刻。他感到事情很突然,于是问道,除了通知中讲到的"身体原因"
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契尔沃年科说,除了电文之外,其余无可奉告。这样,会见就结束了。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出乎人们的预料。
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兴奋。送走苏联客人,我径直返回中南海,连夜向尚昆同志汇报。尚昆同志
也很兴奋。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叫醒我爱人,把消息告诉了她。因为她当时在中联部工
作,也参与过与西欧国家共产党的联络工作,知道内情。大家都很兴奋,久久不能睡。我记得当时还对
她讲,主席真伟大,评论文章还发表完,赫鲁晓夫就下台了。(12)
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消息公布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国的共产党人纷纷发表讲话、声明、决议、文章等,表明他们对此事的态度。不过,各国党的反应虽然都值得注意,却都不如中国共产党的反应那么令人注目。原因很简单:在国际共运中,中共是仅次于苏共的第二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又是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国,中共不仅带头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反对最激烈的党。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得悉赫鲁晓夫下台是在10月16日凌晨,苏共中央的公报发表之前,中共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则是在苏共的公报发表之后。然而,不论是上层领导人,还是下层群众,当时都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大快人心"。
更加凑巧的是,就在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宣布解职的同一天,即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件事本来与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同时发生完全是巧合,但由于赫鲁晓夫曾反对过中国制造原子弹,这两件事便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双喜临门",更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有很多干部、群众甚至说,中国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了台。不过,更多的干部、群众则认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的"反修斗争",发表的"批修文章"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毛主席真伟大"!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虽然不像一般的干部、群众那么简单,但也同大家一样感到十分高兴,同大家一样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他"倒行逆施"、"干尽坏事"的必然下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等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比一般干部、群众想得"更深"、"更远"。
前面提到,中国也在这时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为此起草中国政府声明的任务便是由乔冠华等完成的。吴冷西告诉我们:赫鲁晓夫被解职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4日决定的,"当时没有发表公报,16日才公布。也凑巧,我国第一个核装置也在10月16日试爆成功。我国政府当天晚上发表声明,同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一同刊登在10月17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当时许多人都争相传说,是我们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台了。
"其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周总理经中央批准下令在16日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周在14日下午紧急通知我、乔冠华和姚溱三人,晚上到他惯常住的钓鱼台6号楼去起草文件。
"14日晚饭后,我们三个人到6号楼去。周总理对我们说,现在叫你们来,是要起草一个关于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我们决定何时爆炸原子弹(准确说应叫做原子装置)主要是要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预报,后天天气比较好,爆炸大致不成问题,至于几点钟起爆,还要看现场的情况。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就得准备好这两个稿子。
"接着,总理概括地介绍在苏联方面撕毁协定、撤回专家之后,我国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经过,着重谈到我国政府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政策。他还交待了声明里要讲几个什么问题,然后就叫我们起草。
"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到午夜过后不久,把这两个文件都起草出来了。
"总理看了我们起草的稿子以后比较满意,认为只做个别文字修改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他对我们说,你们秀才真是快手,现在犒劳犒劳你们,请你们吃我家乡的双黄蛋煮挂面。总理说,双黄蛋是我家乡淮安特产,一蛋两个蛋黄。我们现在就是加快研制两弹,一个圆的,就是后天试爆的原子弹,一个是长的,就是导弹,正在研制中。'弹'、'蛋'谐音,所以请你们吃双黄蛋。
"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苏方宣布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在15日深夜(北京时间是16日清晨)也发表了。于是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登载了这两件事,强烈地给人以双喜临门的印象。"(13)
从《周恩来年谱》得知,从10月16日到11月4日,毛泽东亲自主持,连续多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对策。由于这些会议的详情迄今没有公布,甚至没有任何材料加以透露,笔者无法了解讨论的具体内容。
但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一件好事",则是肯定无疑的。其中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派党政代表团赴苏祝贺。周恩来当时曾就这一决定,对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余湛解释说: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取不到预期结果,也可表明我党谋求中苏团结对敌的诚意。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步骤。(14)
这年11月5日,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溱为团员,熊复、吴冷西为顾问的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在机场受到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苏联有关各方负责人的欢迎。与此同时,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也先后抵达莫斯科。11月6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会前, 周恩来曾表示希望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但被苏方婉拒。结果,只有新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除对各国贵宾表示欢迎外,主要是正面谈苏联的建设和政策,没有攻击中国,甚至也没有提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但讲话还是强调了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的正确性,并且明确地表示,由苏共"近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苏共纲领"所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总方针是始终一贯的、不变的"。(15)
这样就有值得注意的一个信号,即苏共新领导人仍打算坚持赫鲁晓夫的做法,这在当天晚宴就表现出来。阎明复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这天晚上,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举行盛大酒会。大厅的一端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为主宾桌。苏共中央领导和各国代表团的团长沿长桌站着,围成一圈儿。我陪周总理和贺老总也站在主桌旁。大厅的两边离主桌约十米处,一直到宴会厅的另一端摆了很多餐桌。苏联其他党政军及社会各界的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分别站在这些餐桌旁边。站在主桌左边第一个餐桌旁的是苏军的元帅和将领们。其中有周总理和贺老总都认识的罗科索夫斯基、崔可夫等,大家一边谈,一边进餐。酒会开始半个小时,周总理建议贺龙同志去给苏军的元帅们敬酒叙旧,让我陪贺老总一起去。贺龙同志一过去,苏军的老朋友们纷纷和他握手、碰杯,十分热情。这时,从大厅的另一边,急急忙忙赶过来一位身着元帅服的人,他就是马林诺夫斯基。贺龙同志原来就认识他。他走到贺老总身旁时,贺龙同志建议为我们两国军队的友谊干杯。马林诺夫斯基却说:
"'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赶走毛泽东!'当时在场的其他几位苏军将领则说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
贺龙同志闻声,怒斥了他的无理挑衅,并马上走回主桌,向总理报告。
"周总理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苏斯洛夫等苏联领导人提出严正抗议。
"勃列日涅夫说,马林诺夫斯基喝醉了。
"总理反驳道,酒后吐真言么!要求对方道歉。
"酒会一结束,周总理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到我驻苏使馆,连夜给中央起草电文,报告这一事件的经过。为了准确无误地反映情况,周总理把我和当时在场的翻译同志找来,反复核对了事情的经过。直到凌晨3点多,我们才返回别墅休息。
"11月8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到中国代表团住所看望周总理时,周总理又向他们追问这件事,坚持要求道歉。他们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他们今天代表苏共中央来正式道歉。周总理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后来,在中苏代表的会谈中,米高扬又表示,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他们和赫鲁晓夫没有丝毫分歧。同时,在会谈中苏共新领导人仍然坚持赫鲁晓夫在同年7月提出的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主张。周总理指出,你们要召开的是分裂的会议,我们主张召开团结的会议,你们一定要召开,我们绝不参加。实际上你们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这样,中共中央试图缓和同苏共关系的愿望没能实现。"(16)
11月14日,乔冠华随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均到机场迎接。此举意在表明,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完全赞同周恩来在访苏期间采取的立场和态度。
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前中国高级领导人最后一次访问苏联。这次访苏,中国领导人虽然没有达到缓和和改善中苏关系的目的,却也弄清了苏共领导人的真实立场,因而还是有收获的。不过,就中苏关系的演变而言,此次中苏会谈虽然没有使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却也未能扭转关系继续恶化的趋势。
后来在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强行召集以集体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中共和其他六国党拒不参加。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两党关系中断。
作为中共的一员和中国外交部的领导成员,乔冠华参与了六十年代中苏交锋的整个过程,这是责无旁贷的,个中成败得失,是不应当由乔冠华负责的。
回顾中苏两国共产党关系恶化的历史,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后来所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作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至于过去争论的另一个方面,邓小平说过:"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17)
这一时期,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以"于兆力"署名,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国际述评,这些文章便是乔冠华、姚溱、王力三人的集体创作的。"于兆力",是一个"三合一"的笔名。"于"是乔冠华,他在解放前重庆时写国际评论时用的笔名是"于怀";"兆"是姚溱的姓的半边。"力"便是王力的"力"。
在1963 年到1964 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3 年8 月8 日)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1963 年8 月29 日) 、《支持刚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1964 年11 月28 日) 、《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的声明》(1965 年5 月12 日) 、以及《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国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1964 年1 月12 日) 、《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1964 年1 月27 日)等,这些声明和谈话,无不浸透着乔冠华以及"秀才班子"成员的心血。
对乔冠华等同志在当时的辛勤工作,新华社记者崔奇深情地追忆道:
冠华同志,就年龄讲是我的长辈,就工作讲是我的领导,但就个人交往讲,他确是一位可以推心置
腹,无话不谈的朋友,是一位"与周公瑾交,若饮醇自罢,不觉自醉"那样的胸怀坦荡的友人。
当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是在中央统一指挥下进行工作的,周总理并责成冠华同志和外交部、中联
部其他领导同志关心、协助和指导人民日报的国际宣传和国际评论,在那些岁月我同冠华同志的工作接
触和个人接触都比较多,所以才有上述的那种感受。
冠华同志早在年轻时就以文才著称,但他没有那种恃才傲物,文人相轻的毛病。他和同辈的外事
宣传部门的其他负责同志相处得很好,工作上合作得很融洽。我在参加讨论中央布置的许多重要文章和
文件时,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对别的同志主持起萃的稿子,冠华总是很认真也很坦率地提出他的建议
和意见,当别的同志对他主持起草的稿子提出这样或那样意见时,他也总是认真地考虑之。有时讨论之
后,他对他主持的写作小组的同志说:"莫慌,莫慌,按照大家的意见,咱们还可以设计另一种思路。"
有一次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布置冠华同志和几位中央的"秀才"们起草一个国际文件,未能通过,经胡
乔木同志接手改写后,大家都满意了。当时冠华说了一句话:"写文章,搞文件,我们十个也顶不了一
个胡乔木"。解放前,乔冠华和胡乔木都以"乔木"笔名发表文章,并称南北二乔。上述那句话出于冠
华同志之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8)
笔者在撰写本章时,恰巧看到2003年1月出版的《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19),作者当时负责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等处的保卫工作,他以亲身经历者的口吻说道:"那时我们公安部八局外宾警卫处,还没有进驻钓鱼台国宾馆办公,但每逢中央领导层到这里商讨涉及中苏关系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作为警卫人员,也跟着到这里值班。"在书中,不知作者根据从何渠道得来的材料(笔者猜想,可能从王力那里来的),言之凿凿地说,"为了进行这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问题的论战,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一个秀才班子,将办公地设在钓鱼台国宾馆,撰写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论战文章。这个秀才班子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新华通讯社和《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赵毅敏,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组成。然而其中的乔冠华、赵毅敏只是挂名,并未做什么文字工作。为了撰写论战文章工作的顺利进行,秀才班子还配备了一批助手,他们是贾一丘、朱庭光、崔奇、刘克林、孙轶青、范戈、钱抵千。此外,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部分研究人员,也承担了为秀才班子写作提供和查阅资料的工作。"
其实,作者这里所说的不尽准确,经向有关与事者寻问查实,乔冠华在写作班子里并非"只是挂名"而已,而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功不可没。  

十九、荒诞岁月
1
早已化为过眼云烟的为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不时纠缠着中国人的心。每当回顾那四海振荡,惊心动魄的艰难岁月,人们不胜茫然:究竟因了什么?
说来令人诧异,这场举世无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竟然是由一篇并非大人物评论一出戏剧的文章引起的。还是在乔冠华忙于苏联、东欧事务之时,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由江青和张春桥直接策划,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姚文元是小有名气的"左"派评论家,以"棍子"著称于文艺界,以往人们对他的文章可以嗤之以鼻。如今不行了,因为它有十分重大而特殊的背景。党内最高领导层的分歧,通过这篇文章透露出来,从而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
以乔冠华的直觉,他感到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的出笼,绝非偶然。该文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是"一株毒草"。该文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对此,乔冠华在清华时的老同学、九旬老人季羡林也认为,当时,"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了'革命'的烽火。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满篇邪理。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的。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小丑而已"。(1)
历史以它特有惯性发展着。
"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 年5 月一直延续至1976年10月,历时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6 年5 月,神州大地风云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了扩大会议,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启动。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下同) 。这个通知系统地表述了1957 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确定了"左"的方针、政策;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比较完整全面的论证。因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许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3)这些都是从"左"的观点出发,错误判断形势,结果造成:自己打乱自己,自己否定自己,混淆是非,造成一场全国性的大内乱和大灾难,演绎了一幕幕人间悲剧。无数忠良贤士、平民百姓都受到磨难,而乔冠华作为外交部的领导成员,当然也被诬为"走资派"在劫难逃了。
《五·一六通知》公布后,文化大革命的狂飚从城市到农村席卷祖国大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串连,所向披靡,连中央国家机关的外交部也不会例外。
1966年8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文革"之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八届十一中全会。经过异常激烈地辩论,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积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无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发表了一篇纲领性的文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虽然尚未见诸报端,却以大字报的形式迅速传到全国各地。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4)
文章虽短,意味深长。赞扬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显然,也就是宣布,这张大字报所反对的则是修正主义的,并且充分肯定了当时已得到广泛运用的最原始的出版形式--大字报。"文革"十年中,大字报所发挥的巨大威力,乃是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的。大字报无疑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公然认定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愤怒谴责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五十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并且庄严宣告"炮打司令部",不啻惊天动地矣!两个司令部(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两条路线(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无疑成了"文化大革命"风暴的中心。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在5 月下旬成立的,组长陈伯达直接从毛泽东主席处领命,带领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同志竟事先不知!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又是事后才知道。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能不令外交部陈毅等人震惊和担忧啊!
外交部党委办公室,灯光明亮。时间已近午夜,除陈毅之外,其他部党委成员都到齐了,乔冠华也在会议室那里焦急地等待着去政治局开会的陈外长,他们多是吃罢晚饭就来到这里,希望听到他带回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最新部署。
其时,首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鼓动下,北京市的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开了锅,乱作一团。课是根本不能上了,整天是贴标语、撒传单。大批学生甚至像潮水般涌向电台、报社,有的抗议,有的质问,有的反映情况,有的追问背景,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充当了"急先锋",它们不少学生上大街刷大字报,辩论的人群时常阻断交通……
而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也非"等闲之辈",已经三番五次找到部里,吵着要陈毅接见,要求他对外院党委是否烂了明确表态。这天下午,陈毅从办公楼下来,赶着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一批学生,把他团团围住。陈毅先是耐着性子解释,无效;直到他两眼一瞪,发起了"政治脾气": "今天如果误了外事活动,就拿你们是问!"
学生这才闪开一条道。而在别处,学生拦截外宾汽车、阻碍正常的外交活动的情况已多次发生。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在座的领导干部们无不茫然,他们迫切希望中央拿出办法来。
"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啰!"陈毅满面春风走进门来,风趣地拱起双手向大家拜了拜,"让诸位久候了!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总理邀我一同吃夜餐,我都没有去。我告诉总理: 我这里有货,"陈毅拍拍皮包,风趣地一语双关"肚子不饿了,我那几位副部长还'饿'得很哦!我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
话音一落,众位眉开眼笑。从陈毅去政治局开会前恼怒的神情,到现在幽默打趣的话语,不用问,准有好消息!
果然,陈毅掏出皮包里的笔记本,边念边解释政治局议定的"八条规定",例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政策;坚持内外有别;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坚持在校闹革命,不许杀向社会,扰乱工厂、农村、机关等企事业单位正常工作……
最后他又告诉大家:"刚才政治局会上,各部各口都反映,学校中造党委反的,保党委驾的,他们之间势不两立,宛若敌国,但是对中央的要求则是一致的:希望中央及早派工作组。我也是主张早些派工作组的。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也认为,中央派工作组加强党的领导是需要的。这是件大事,待请示主席之后才能定。先抓紧把中央八条规定传达下去,尽快安定局面"。
散会时,月升中天。走出办公楼的乔冠华和陈毅等其他同志一样,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在以往几十年革命斗争中,他们都有切身的体验,只要党中央统一步伐,领导坚强,困难的局面是能迅速打开的。(5)
"文革"初期,乔冠华这位外交舞台上生龙活虎的的儒将只好整天呆在家中,像是老虎被关选笼子,只能在家里踱来踱去,在门前的园子里兜圈子。这时远在苏州的他的好友李灏也成了一头老牛,被关进了"牛棚"。可是,他们之间的情思是关不住、隔不断的。李灏叫儿子带着苏州特产卤汁豆腐干赴京看望乔伯伯和伯母。两代人相见时,乔冠华和龚澎深为李灏的情谊和下一代的关心而万分感激。
花开两朵,话分两头。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迹--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随行就市,人云亦云,而是反复强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缺点、错误是次耍的。因此,不能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工作,自然包括乔冠华参与的外交工作。运动初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外语学院;他曾多次直接昕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有着切身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率先抨击"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做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外长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战友。
1966年这个"最高最新指示"一发出,外事口的"革命"、"造反"就不断升级了。北京外语学院的两派红卫兵,一派"造反兵团",坚决要"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大字报一直贴到外交部大门外,在乔冠华住处(报房胡同)也刷了"打倒乔冠华","打倒龚澎"的大标语。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一批二保",不要打倒姬鹏飞、乔冠华,后来他们又抛出乔冠华保陈毅、姬鹏飞。从此,乔冠华成了两派造反派重点揪斗对象,他每天要向造反派写"思想汇报",还要把自己的"检讨"写成大字报贴出去,自己的家也被抄了几次。
乔冠华在外交部有一位同事,叫张彤,他正担任部第一亚洲司司长。因为他曾有过驻印度武官的经历,在处理中印边界军事冲突的外交折冲中置身帷幄,协助周恩来、陈毅工作。有一次,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来北京访问,周恩来会见了他,在谈到中国将向巴基斯坦派出新任大使的时候,周恩来说,他已经注意到布托先生很年轻,因此,"我要派一个年轻有为的大使到巴基斯坦去"。这个新人选就是张彤。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彤对这场浩劫从心底感到厌烦,对"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领导,造成外交部工作半瘫痪的状况极为不满。他是当时外交部著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的参与者,力保陈毅等同志,反对荒唐的"造反"行为。
为此,张彤受到冲击,先后被"审查"4个月之久。事后,周恩来见到张彤的时候询问,"九十一人大字报"是怎么一回事?
张彤坦率地说,他确实参与此事,"大字报的第一、第二稿是我起草的,到第三稿的时候由乔冠华接过去写了"。(6)
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张彤较早获得了解脱,于1969 年夏就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他到巴基斯坦不久,中国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秘密交往开始了。当然,这是后话。
进入1967年,形势逼人紧。"文革"运动的恶浪席卷全国,许多人成天价喊着"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 口号声震得人们耳膜发疼发胀。
1967 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级党政机关夺取权力。领导干部或靠边站、或被揪斗,党政机关,甚至一些公检法部门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即使个别领导干部暂时未被打倒的话,也处在软弱无力岌岌可危的状态,根本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
一时间,几乎整个社会处在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无政府主义呈恶性膨胀趋势。到了1967年的7、8、9三个月,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亦有人感到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已驾驭不了,有些"失控"了。"革命的大批判"并未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相反使本部门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亦不乏被坏人利用)都被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于是,这一场斗争更趋向白热化,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夺军警或者军火库里的枪支弹药把自己武装起来,"炮轰!""火烧!""血洗!"和"砸烂×××的狂潮裹袭全国,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任意给一些组织戴上"革命组织"、"造反派"等表示"进步"的桂冠;而给另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扣上"保皇派"、"保守组织"等"落后",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别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真可说是达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程度。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的作者铁竹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访问过乔冠华。那时,乔冠华大病初愈。谈及"文化大革命"时,他百感交集,几次提起自己那本"语录"中留下的"二、七、海"三个蝇头小楷……
1967年2月7日早晨,乔冠华接到陈毅的电话,找上宦乡(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一起乘车来到中南海陈毅家中。为备忘,他在"语录本"一角,记下了"二、七、海" 3 个字。
"哦,你们已经到了!"刚刚散步回来的陈毅与乔冠华、宦乡二人握握手,亲热地说:
"今天请二位笔杆子来,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电报,你们先翻一翻,我去吃点早饭,马上回来!"
文件、电报在乔冠华手中停留片刻,一一传到宦乡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过了。这些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荒唐举止,令人痛心疾首,绝难淡忘。
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
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驻×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揉轰出帐门……
对这些荒谬的行为,稍具外交常识的同志,都觉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来、陈毅尚能提出批评,别人谁敢讲?不久前,外交部向驻各国使馆发出"经中央批准,驻外使馆不搞罢官夺权"的电文后,驻×国使馆竟立即拍回电报质问:是哪个中央批准的?……
"怎么样,看完了吗?"陈毅进来问道,"唉,多少年艰辛努力,因此一举,付之东流!不过,今天找你们来,不是为发牢骚、骂娘的"。陈毅双手抱在胸前,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然后说:
"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的。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上。你们看噢,我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怎么样?比如说,不得把外国人拉来批斗,不得强迫人家接受你的宣传品,不得强迫人家背语录,等等。无论如何,我们要想方设法,使我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
乔冠华略显迟疑地点点头。他何尝不希望纠正外交工作中的种种错误作法!可用中央名义发出的电报,造反派尚且怀疑,几个靠边站的"当权派"订出几条发下去,还不是对牛弹琴?
"老乔,你担心订出的是一纸空文吧!"陈毅一语道破:"我请你们来,是想依据国际公法,细细推敲、琢磨,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送中央,请主席批一下,再发往驻外使馆,照章执行!前两天,军委制定的八条命令,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
听说要请毛泽东批准,乔冠华与宦乡相对一笑,顿觉希望倍增。
"时间紧迫,你俩人先打个草稿,我们再商量。你们早出晚归,就在我家吃午饭,免得造反派纠缠,误事"。
乔冠华对铁竹伟谈到这里,眼睛潮润,声音也有些暗哑了:
"那时陈总被夺了权,部里大小事他都无权作主,都要请示周总理。有时总理太忙,他就守坐在总理办公室等到夜半三更,周总理曾几次对我讲过,看见陈总这样,他心里很难过。可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千方百计想使'文革'运动不要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不要使世界各国对我国产生不应有的坏印象。
"我们每天一早就去。开始两天,陈总与我们还有说有笑,可后来他只同我们打个招呼,便独自坐在桌旁沉思,或者推门出去,在寒风里踱步。
"当时,我觉得奇怪,对老宦说:'为什么陈总心情这样沉重,过去他是爱讲话的?……'"(7)
1967年4月5日,外语学院"造反兵团"开进外交部安营扎寨,将姬鹏飞、乔冠华揪去,关进地下室批斗,要乔冠华写揭发材料,乔冠华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揭发材料怎么办?"
龚澎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什么东西也不要写,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
这年的纪念"八·一"招待会,有外国使节参加,中央通知乔冠华出席,造反派就是不放人,还是周恩来出面找造反派,乔冠华才得以出席。后来批斗活动少了,外事口的造反派又分配乔冠华去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卖造反派的小报。乔冠华和造反派商量:"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避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
造反派不答允。开头两天,有造反战士押着乔冠华沿街去卖小报,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将他押送到王府井,把一摞小报交给他,要他卖完后自己回去报告并交款,这下他可以自由了。乔冠华每天将小报点了点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待到押送他来的造反战士离去,他就把一摞小报丢在地上,自己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过一两个时辰,他慢慢踱回部里,将自己用一元钞票从小酒馆换来的角票、分票,上交造反派,说是卖小报所得,而且每次都多上交几角钱,造反派讽刺他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乔冠华王府井卖小报"的故事不胫而走。乔冠华的老友冯亦代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十年动乱中,他曾在王府井卖小报。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
重庆"二流堂"的积极分子唐瑜,更是将自己与乔冠华喻为"两个老报贩"。他说:
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快,也越过越好。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玉府井卖"革命小报"。
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以卖光。我一路走,一路把重要题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头子。我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似乎买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卖掉了不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里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也跟着收兵。
我的家只要走几步便到了,我邀他进去休息,喝水。他说,他还得回到外交部交帐,等下次吧。这个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见他那一回。(9)
外事口造反派的少数人,策划演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先后砸了缅甸、印尼、印度驻华使馆等一连串严重败坏新中国外交声誉的荒唐事件,特别是从印尼归国的所谓"红色外交家"姚登山,他打着革命造反派的旗号,私自召集全体驻外使节和外交部司局长开会,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下令将姚登山逮捕法办,这使外交部的上上下下人心大快,在姚登山押走时,龚澎上去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
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5 月至8 月间,是我国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时期"。我国同己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
5 月22 日,我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强烈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对我驻英代办的粗暴态度,宣布取消英驻华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
5 月27 日,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蒙古当局制造的反华法西斯暴行;
6 月10 日,我外交部照会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保加利亚领导人破坏中保交换留学生协议;
6 月17 日,我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划袭击我驻印度大使馆的暴行,向印度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
6 月28 日,我外交部副部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我使馆等暴行;
7 月1 日,我外交部又向缅驻华大使转交我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无理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该国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
同日,我外交部又照会肯尼亚驻华大使馆,抗议肯尼亚政府无理宣布我驻肯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
7 月27 日,我外交部照会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抗议捷领导人破坏中捷文化合作协定; 
8 月6 日,我外交部照会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印尼军警和暴徒又一次袭击我驻印尼大使馆的暴行;
8 月14 日、20 日,我外交部先后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在一些边境地区制造挑衅事件,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香港爱国报纸的停刊令……
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即使是长期友好的国家也不能完全避免个别时候、个别事件上的摩擦。这是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风俗习惯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更有复杂的现实因素。因此,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可惜的是,这个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在1967 年夏季几乎被破坏殆尽,造成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时期。
因此,可以断定1967 年的夏季,是新中国外交一个"严寒的冬季"。
在这个严寒的"冬季"里,极左思潮像一头怪兽,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创的新中国外交迅猛地滑向悬崖。
毛泽东说:有一段时间,1967 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烧大使馆就是在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自己向国外发电报,都是极左啊。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 余个国家中的近30 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这其中不乏过去一直同我们保持友好睦邻关系的周边国家。在外国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著称的新中国,突然变得是那样的蛮横和不可理喻。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尽管这时的乔冠华处境十分困难,但他还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67 年7 月初,乔冠华就康生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请示周总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么?周总理想了一阵后说:"三降一灭"不通。1971 年5 月底,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对建国后外交工作的评价时又提到:"我不同意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更不能同意'5·16'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好像我国外交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
周恩来克服了种种困难,保护了像乔冠华那样的外交干部,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潮这头怪兽的缰绳,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上,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冬眠"之后的新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
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的不懈努力,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 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西方一大批国家全面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现,都是不可想像的。
这一年7 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0"事件,该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汉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王力所引发。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因擅自发表支持某造反派观点的"声明",引起另一派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将王揪去辩论,混乱中将其打伤。为保护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妥善处理当地两派纠纷,周恩来不顾个人危险和劳累,乘飞机频繁往来于武汉、北京之间,最后将毛泽东转移,将王力救出。这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偶然因素所促发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作"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某派群众组织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正是这个王力,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7 月25 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总理多次批评、警告于脑后,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对此揪陈行动,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等人,不仅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营寨"慰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于是,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不得安宁,昼夜喧嚣声不绝于耳,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 月7 日晚,因武汉事件受伤的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气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大员谈话十分入味、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等,一古脑儿和盘托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乔冠华等副部长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所以要与他们誓与陈毅血战到底!
造反派代表还说,这个问题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这时,王力插话,"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当"汇报"到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没有真正被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王力异常激动地说:"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当谈到陈毅"问题"时,王力认为:"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
最后,造反派还十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内部"整风"中检查了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但有些同志感到"压抑","联络站"成立半年,"整风"就用了3 个月,"检查"了好几次。
王力不以为然地说:"'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锐气。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所引,就是为后人谑称之"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
对于几个月来一直感到"压抑"的造反派来说,这番讲话不啻是一针"强心剂",那刺激效应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里,王力不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且是刚刚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光荣负伤、"胜利"凯旋的一位英雄!这时候,即便是头脑再迟钝的人,也不会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王力在武汉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权处理一切问题,那为什么不可以在外事口运动方面"代表中央"说话?至于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总理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总理的一些看法,这再次证明总理和中央文革在对造反派态度上的格格不入,证明外事口运动的"阻力"全都来自于总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的行动,不仅是履行过去的诺言,也是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总理实在抽不出身来,他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总理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答应了。
然而,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造反派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8 月7 日午后1 时,周总理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总理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昨天说的好好,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动了,坚持要造反派撒下标语后才入场。三伏天的北京,骄阳似火,即便是站在树荫下还觉热气蒸人。然而,年近七旬的总理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僵持了整整一个钟头之后,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迫摘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而被"王八七"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总理派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老总临时藏入一盟洗室内,在场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紧急向总理报告情况。傍晚时分,由总理亲自布置,北京卫戍区两个连队的战士迅速开来,与正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却在成元功等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中南海。
又过了几天,正值盛夏酷暑之时,8 月11 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又一次"批判"陈毅。参加会议的有外交部、外事系统的院校及外事口各单位的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坐着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人,还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如著名的姚登山等人。会议由谢富治主持。
站在舞台上接受批判者,起初只有陈毅,后来,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和乔冠华也被揪上台陪斗。
会议开始之前,周恩来同造反派已谈妥:外事口各系统要联合起来开会;不许张挂"打倒陈毅"之类的大标语,也不准呼喊同样的或是侮辱人格的口号;保持会场严肃,遵守会场纪律,维护会场秩序等几项条款,造反派的态度看来"诚恳"表示一定遵守。
周恩来出于安全考虑,大礼堂一楼的前几排位置,安排了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徒手的战士就座,以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周恩来刚离开会场一会儿,,许多人手里举着书写这次,周总理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同志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造反派们开始违约,"打倒三反分子陈毅!"、"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等大标语突然一下子从大礼堂二、三层楼上同时垂挂下来,二、三层的护栏上也拉起了巨大的横幅。顿时,整个会场上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此时,总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 讲话的具体内容,否则,他就不会对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们一次次"违约"行为感到震惊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用逼人的目光紧盯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在一身正气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的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八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总理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总理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至晚间8 时才放出向造反派"汇报"。第二天押着他们在北京闹市区王府井大街叫卖小报……周总理闻讯,立即委派谢富治把姬鹏飞、乔冠华找回来,谢富治竟当面顶撞……
由此,整个外交工作陷于混乱,一直由毛主席、周总理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对一批正来访的外宾轻松地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而不"打倒"。
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我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我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8 月22 日晚,被极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脑后,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
4 年之后,周总理在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谈话中,对火烧英代办处曾作了这样的叙述:"运动发展到8 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对群众的冲、烧行为)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事情很明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之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煽动下一小撮坏人所为,是与中国党和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辛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的一次严重破坏。由于这一破坏行为是在外交部"夺权"后不久发生的,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才多次将"火烧"事件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和极左思潮联系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火烧"事件是由香港斗争引起的。由于受内地思潮煽动,极左情绪像一匹脱僵的野马,狂奔不已。香港斗争由游行、罢工发展到组织埋地雷、搞真假炸弹。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小报甚至提出了制造武器、拿起武器、夺取武器的口号。
这样,更加激起港英当局的公开镇压。8 月,港英当局逮捕了一些埋地雷、搞真假炸弹者,并强行封闭了三家左派小报社,逮捕了数十名新闻记者和报社工作人员。中方向英方提出了限48小时之内启封三家报纸和释放被捕人员的抗议照会。
此时,正是王力"八七"讲话出笼、外交部被夺权之时,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外交局面呈失控态势。8 月22 日晚,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
水泥路面蒸发的酷暑余热和人群身上的汗腥热气派成一股灼人的气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示威的人群骚动着、激颤着、汹涌着。
北京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有关负责人打电话给总理值班室请示怎么办周恩来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不在西花厅。总理值班室秘书根据周恩来一贯强调的精神,答复说,还是按总理的指示办,不能冲,不能砸,在外边示威可以。
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即向示威群众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进行劝说。然而,这一次不同了。被极左狂潮所膨胀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置周恩来的指示不顾,无视工作人员的劝阻,向英代办处发起冲击。
22 时40 分,几乎是在同时,一千多名造反派冲破卫戍区部队的警戒线,从英代办处围墙的西墙、北墙、正门三个方位冲入英国代办处。一番冲砸还不过瘾。院内有个车库和汽油储存室,里面停有7辆汽车。砸红了眼的造反派取来汽油,就在东、西两院开始点火。顷刻之间,院楼的地板、门窗、车库、油库及7 辆汽车,西院楼的门窗、三个卧室、档案室、两辆汽车已腾起熊熊大火。
周恩来接到冲砸英国代办处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卫戍区部队劝说群众撤出,保护好英国代办处工作人员,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卫戍区部队奋力扑救,到24 时才把火扑灭。英国代办与其他15 名人员一起,被部队从火堆中救出。另有7人分别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兰驻华使馆。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周恩来的愤怒、无奈是可想而知的。
23日凌晨3时,火烧英国代办处3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严厉批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代办处的行径。以下是周恩来与造反派的对话:
周恩来:你们夺外交部权,要所有副部长向你们报告,出入要你们批准,有外事活动找他们还要我向你们请求。
造反派:王力同志讲话说……
周恩来: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造反派:封部党委的目的是促进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周恩来:促进部党委改组也要跟中央商量嘛,你们不能封了以后让我们听你们的意见。
造反派: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造反派: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四天外交大事没有人管……
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组织可以管嘛!
周恩来:左派组织中央没有承认嘛!它只是监督。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中央看了,认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数的。……中央几次决定不能冲外交部,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你们就是不听。事前也不和中央商量,事后也不来商量,你们头脑发热了。
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
造反派:我们觉得执行中央的决定要有革命者来执行,姬鹏飞、乔冠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代表外交部。
周恩来:那为什在不跟我商量一下?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都要跟中央请示。中央如果不同意就不合法,报纸都不能登。……你们下的命令,一句中央也没有提。你们连传单都没有给我们一张。你们19日进管(外交部)以后没有任何一封信给我,一个纸条都没有给我们。外交大权四天在你们手里,一直到今天把英国代办处都烧了。我跟你们讲了多次,根本不听。
造反派:因为造反派可以办好事情,外交没有中断嘛!
周恩来:这是什么话?你们那个联络总站给驻外使馆拍电报打倒刘、邓、陈,不符合中央精神。点名是一件大事,不能叫中央跟着你们办事。你们自由发报,也不给中央打招呼。这样的电报就是外交部副部长批的还得拿到我这里,还得送给中央、毛主席看。已经4天了,控制不住局势了。如果我们不严肃指出来,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事前也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
你们两方面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你们的指挥部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
(周恩来叫北京卫戍区的同志汇报火烧英代办处的情况。在现场的卫戍区警卫师某团的一名同志汇报了火烧英代办处的具体过程。)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外语学院一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在北京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发起的。晚上10点他们必须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周恩来:采取任何行动要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没有答复就采取行动,这是自发的吗?这是无政府主义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社论、广播都说了不少,连续广播了几天反对无政府主义。我们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倾向,是对内说的,这一下给人家证明了,这还不是无政府主义呀?我们是不是向英代办警告、提抗议,这是毛主席或我们政府所决定的,你们说能不能群众说了算?当然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怎么就能说是自发的?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退弱。
周恩来(气愤地站起):你说不能丝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采取一个什么行动中央决定了还得请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们随便一个什么战斗队就定了?
外学院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外语学院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11)
从以上对话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对乔冠华等人受到冲击,是异常愤怒的。同时,还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另一方面是造反派的有恃无恐。
对此,用周恩来自己说的一段话来解释,是最恰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而这些挑动与操纵群众运动的"坏分子"不是一般的坏人,而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央文革一伙。造反派的许多行动,都与中央文革一伙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就是他们在背后操纵和支持的。
8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于中央,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所谓"革命领导干部"姚登山,向他发出了严正的警告: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后来与乔冠华结为伉俪的章含之,也是1967年这一特殊的环境下认识乔冠华。在她颇有调侃意味的笔下,她俩相识相知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乔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派"坚决要打倒"陈、姬、乔"( 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
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
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12)
"文革"的闹剧正在上演,渐渐步入"佳境"。乔冠华、章含之同在患难之中,这对绝世伉俪,就是在这荒诞岁月里相识的,说起来,不免带有几分苦涩。
乔冠华的其他家庭成员及其亲属在"文革"中,屡遭不幸。他的夫人龚澎的情况容后细说。他夫人的姊姊龚普生、章汉夫伉俪的境遇,也十分糟糕。
1966年4月,章汉夫随刘少奇同志访问巴基斯坦回国后不久即病倒。当时正因曾在苏州反省院关押过的历史问题接受审查。当年关在苏州反省院的有两个叫张平的,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张平并不是章汉夫,另外的一个张平是浙江人,他也不过像瞿秋白写《多余的话》那样,写过一篇《病榻沉思录》,造反派却无故把罪名放在章汉夫头上。据曾任我国驻印度使馆二秘的李达南同志回忆:"我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大礼堂上看到造反派如何批斗汉夫同志的夫人龚普生,逼她交代汉夫的'罪行',要她'划清界线'。每当龚普生说话时称呼'汉夫同志'时,造反派就厉声斥责道:'不许叫汉夫同志!'而普生同志则仍顽强地继续这样称呼。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把老同志定为叛徒,当敌人对待,真是横蛮到了极点。""但在极左思潮淫威下,是非颠倒,大家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周总理对汉夫的处境十分关心,他和陈老总尽管设法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但汉夫最后还是于1968年3月被关到昌平县的秦城监狱,关了近四年,直到1972年1月1日含冤病逝。"(13)
作为章汉夫同志的挚友,曾在外交部亚洲司任专员、后任中国世界笔会秘书长的毕朔望先生在生前曾为怀念章汉夫写过一段笔触深沉的话:"我看汉夫的为学、做人、任事过于常人。也富于科学、人文知识,通经济,知外务,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民主而善断,严格而近宽,认真而任闲,能辩而守讷,加之精通英俄二语,笔头又快--我阅人多矣,这样的才干,还是极少的。加之,他于工作更是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担子是不轻的。但他也善于利用闲暇。他最自在的时刻是了却公事之后,拿起烟斗浏览书报,他在十年浩劫中,却遭到极度的摧残。听说他临终时衣衫都不周全了,不禁使我想起瞿秋白在长汀穿一身中式小褂裤从容就义时的情景:瞿和章都是江苏武进人,都是大有学问的人,生死又都是极悲壮"。"往事渺矣,但此际只一合目便似见他昏昏灯光悄然奋笔,呛咳氤氲聊破岑寂的情景,复念其辞世之际必有百种孤愤,遂觉凄凉难持。患难中、死生间却连相濡以沫都做不到,就太可怜了"。章汉夫的冤案,是外交部的最大的冤案。这冤案终于在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山人 发表于 2021-10-16 08:33:44
·第四部分·
由于处于"文革"的特殊时期,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当时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同志加兄弟"。中方称之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方则比喻为"坚如钢铁,纯若水晶";被双方形容为"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种关系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在世界罕见鲜闻,令人瞩目。中方力所能及地满足阿方比较实事求是的援助要求。中国对阿援助数量剧增,几乎有求必应。中阿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重新起用
直到1968年年末,乔冠华才重新被起用。随着恢复工作,他又以饱满的热情、充足的干劲,马上投身于祖国的外交事业,开展各种外事活动。
由于处于"文革"的特殊时期,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当时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同志加兄弟"。中方称之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方则比喻为"坚如钢铁,纯若水晶";被双方形容为"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种关系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在世界罕见鲜闻,令人瞩目。中方力所能及地满足阿方比较实事求是的援助要求。中国对阿援助数量剧增,几乎有求必应。中阿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1969年2月22日,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罗博抵达北京。3月初,当时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在北京台基厂国际俱乐部举行宴会,为抵京履新的罗博大使接风洗尘。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参赞泽契·阿果利等使馆外交官员应邀赴宴。刚刚获得"解放"、主管地区业务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要员均出席作陪。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航筹交错,欢快异常。姬鹏飞、乔冠华作为东道主,更是热情异常。嗜好饮酒的乔冠华早在三十年代就有"酒仙"的雅号,即令在"文革"高潮中被迫在北京闹市王府井卖造反派小报,落魄之余仍不忘到附近僻静酒肆痛饮几杯啤酒。被"火烧"、"炮轰" 多日,姬、乔难得有如此开怀畅饮的时候,今天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醉方休!为人谨慎的罗博大使却不敢造次,浅尝辄止。毕竟是新官上任,不能失态。而人高马大的阿果利倒显得非常活跃,摆出一副"男儿踢球,英雄喝酒"的豪客架势。其实,阿果利虽不至于是酒场不堪一击的"草包"、"软蛋",但与姬鹏飞、乔冠华这两位中国外交界数一数二的豪饮健儿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实在不是一个档次。他不栽跟头才怪呢!
不自量力的阿果利果然起来挑战,他似乎没有料到姬、乔这两员"酒场"骁将的英雄酒量,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更何况又是"二对一",他也许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腹背受敌"的"险恶处境"。在一瓶又一瓶浓香扑鼻的茅台面前,喜不自禁的乔冠华来劲了,他略施小计,就让阿果利乖乖地中了"圈套",喝得晕头转向,不分东西。阿果利本来就不是乔冠华的对手,何况彼时又是姬、乔"左右夹击"、"联手合作"。没有几个回合,阿果利就抵挡不住,颓然败下阵来。
当阿果利无可奈何地躲在卫生间里狼狈地吐了好一阵之后,姬鹏飞、乔冠华依然从容自如,不显山露水。面对东道主的殷勤劝酒,阿果利只好摆出"舍命陪君子"的架势。硬着头皮,勉强支撑着完成了姬鹏飞提议的"门前清"。
"我没醉,我没醉……"舌头已不大听使唤的阿果利死要面子,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满不在乎的样子,"再干十杯我也行……"喝得醉醺醺的阿果利用湿毛巾擦擦发烫的面孔,稍坐片刻就东倒西歪、步履蹒跚地走出国际俱乐部,钻进了小轿车,东倒西歪地向外交公寓驶去。当他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时,还瞪着发红的眼睛,一个劲儿地嘟囔:"下次再较量,乔……"
酒后驾车,十有八九要出事。阿果利果然倒霉!当轿车沿着东长安街行至灯光较暗的建国门外大街时,一个无辜的骑自行车的中国工人便倒在了阿果利摇来晃去的轿车车轮之下。
面对一滩鲜血,望着麻花般的自行车和还没来得及挣扎一下便魂归西天的中国人,阿果利傻眼了,酒也醒了一半。
阿果利捅了大漏子,自己为在中国的短暂的外交生涯仓促地划上了句号。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层获悉此事,立即下令调回阿果利。
姬鹏飞的宴请活动以及阿果利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上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编辑深得"春秋笔法"之三昧,避实就虚,"笔下生花",诸如车祸起因等要害问题则轻描淡写,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所以,周恩来一直不明此事的前因后果。
3月23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罗博,他不明底细,只是对阿果利车祸肇事轻描淡写地就事论事:"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云云。在场担任总理译员的范承祚目睹一切,内心很不平静。了解此事详情的范承祚认为,此事不仅人命关天,而且涉及两国关系,而个别人没有如实将情况上报,自己作为当事人和目击者,特别是长期受总理谆谆教诲的外交战士,有责任向总理汇报实情。
范承祥的想法得到外交部值班室一些同志的支持。于是,他写了一张《积习难改,故态复萌》的大字报,并将大字报底稿通过值班室呈报周总理。获悉真相的周总理震怒,当即表示,同意范承祥贴出的大字报;并批评说,范承祥本该在我会见罗博大使时当面汇报此事。
紧接着,周总理就此事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当事人开会,狠狠地批评了姬、乔等有关负责人,并责成他们在一个会议上作深刻检查。"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才告诉我?"周恩来大声责问,甚至连他一向信任、欣赏的韩叙也未能幸免,"如果我处在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后驾车回去呢?"周恩来对垂首的外交部一班大员厉声言道:"你们外交部几个人不应该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而不顾,反而一再劝酒。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出了事,责任主要在我们。
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容易误事……"周恩来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再一次重申六十年代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我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
不过,即使在这样恼火的时候,周恩来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有人批评乔冠华是不是因为"文革"审查期间没酒喝,才如此乘机大过"酒瘾"时,这位以"酒仙"闻名外交界的才子委屈地辩解说:"不是这样的,我在家有茅台喝!"
周恩来当即向"发难"者摆摆手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嘛……"所有在场的外交官都对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心悦诚。
事情还没有完。中国人总是感到对不住阿果利。
3月28日下午6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公使衔参赞阿果利,谈阿果利参赞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的事件。周总理说,我从1935年到1965年,喝了三十年的酒。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四次:一、1925年在黄埔军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我结婚要我请客,灌了我;二、1938年在武汉也是搞(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三、在重庆还有过一次;四、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我(朝、越代表团参加)。这几次,都是别有用心灌我的。所以,在1965年我下了决心,把30年的酒戒了。1935年我过茅台河,知道茅台酒。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1)
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阿果利心头热乎乎的。末了,周恩来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责任在我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外交部不要处分即将奉召回国的阿果利。但是,周恩来的种种努力没有成功。阿方坚决不收回成命。
同年5月1日晚,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从范承祚处得悉阿果利借夫人已在当天离京转道上海回国。他沉吟片刻立即下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在国际航线中转站上海虹桥机场挽留阿果利夫妇;外交部即派乔冠华和译员范承祚飞赴上海,接待并陪同阿果利夫妇在沪、杭游览一周。当神色黯然、沮丧异常的阿果利夫妇在上海闻讯此事后对周恩来总理充满了感激,夫妇俩禁不住热泪盈眶,久久不能自己。周恩来这一充满温馨和人情味的安排,使得灰溜溜悄然离京的阿果利的中国之行多少增添了几许亮色。一个星期后,当飞机载着这位外交官在虹桥机场起飞的时候,他的丰硕的脸庞开始和天空一样,变得晴朗起来。
七年后,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而设立的灵堂里,闻讯前来吊唁的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司长阿果利和夫人在已故总理遗像前肃立良久,泣不成声,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令在场的中国驻阿使馆包括政务参赞范承祚在内的外交官员潸然泪下。
其实,周总理能喝酒,也是出名的。国务院能喝酒的不少,乔冠华、张彦(曾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他们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有喜庆日子,常站起来就坐不回去,互相碰杯,敬酒劝酒,兴致极高。常有喝醉的时候喝醉的人,醉后话多,出过不少洋相。据说,总理最喜欢和陈毅、乔冠华一道喝,有这两个人,气氛就热烈,就愉快。这两个人放得开,但是不粗俗;酒兴大发也不会讲出低级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地文章;诗词歌赋,妙语如珠。
因此,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
周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爱。曾有人猜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但分寸把握地好,决不伤大雅,这是可以给周总理带来很大愉快的。毕竟总理也愿意过上一般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有一次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在西北14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捺不住那活跃性子,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乔冠华像个中学生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那动作是模仿欢迎群众,又露几分夸张的滑稽:
"热烈欢迎周总理!"
"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
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就喽哧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学生时的生活,忆起了青年时的活跃、嬉戏、自由自在。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止地乐,指点着乔冠华说:
"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
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
"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在卫士长的印象中,只要周恩来、陈毅、乔冠华三个人到了一起,准喝得厉害。你敬他,他攻我,我劝你,各有一套办法。
酒桌上的其他人被他们一带动,再拘束的人也会放开了,气氛准好。何况,总理、陈毅、乔冠华三个人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有闹酒的雄厚"物质基础"。(2)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唯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要为马列主义生、为马列主义死。中国逐步认为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代表着亿万欧洲人民的希望","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中阿政治上相互支持--周恩来总理三次出访阿尔巴尼亚。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两次访华。中国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援阿尔巴尼亚,中国向阿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然而,团结合作中已埋藏着不和因素,这在耿飙任驻阿大使期间便凸现出来。
正如前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中国的驻外使节,在1967年初召回后,一直没有再派出。除保留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在其他国家都处于空缺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恩来抓住中共"九大"后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决定派遣耿飙、王幼平、黄镇等分别前往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兰西等国。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国的驻外大使。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先后安排了十几名驻外大使返任或到任。1969年6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飙等即将赴任的大使时,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
耿飙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在那次接见中,周恩来总理曾特地指示他:"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很好,阿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希望你尽快赴任,最好在10日就去。"
耿飙请周总理对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的工作方针作指示,周说,中央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是:加强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加强中阿两国的团结合作,对整个外交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带着周总理的上述指示,耿飙很快到任。在他抵阿的第二天上午,阿方就安排他拜会议会主席列希,并呈递国书;下午,拜会阿总理谢胡。22日,阿外长纳赛陪同他专程去发罗拉,会见正在海滨休养的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他们讲话的调子甚高,对中国一片赞扬。耿飙遵照中央的方针,积极开展友好工作,推动两国团结合作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渐渐地,他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中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
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他还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是,后来他进一步察觉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中国的观点之间,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致,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分歧。例如,他们不赞成我国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和美国接触、谈判。当然,这种分歧当时尚未表面化;但在若干年后,当我国政府对中美苏关系进行战略策略调整时,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阿间的这些分歧便日益明显,从而导致两国关系的疏远与倒退。
《耿飙回忆录》特别让人回味的是,有关"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曾使作者"感到忧虑",而这又与乔冠华有一定关系。这里就引述如下一段文字:
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1954年以来,
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
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因比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其后果难以预料。万一给江青一伙人和造反派扣上几顶"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帽子,岂不要重进"牛棚"。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驱使我撇开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提出,我国对阿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因此,我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乔冠华看信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也许正是由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这件事整我。(3)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中苏边界确有一些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但在中苏友好时期,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双方关系,边界上也一直比较安宁。只是在两国关系恶化以后,因边界问题而出现的争执才越来越多。1964年,两国虽然曾就边界举行过谈判,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随着两国敌对的加深,从1967年起,边界纠纷也变得更加频繁了。
中国方面指责说,苏联或派军舰在界河内撞翻中国渔船,绑架中国渔民;或多次派兵侵入中国领土,驱逐中国居民,捣毁中国居民的房屋、生产和生活用具,甚至打伤中国的边防战士等。中国方面还说:以珍宝岛为例,仅从1967年1月23日到1969年3月2日,"两年多中的封冻季节里,苏联边防军就侵入我珍宝岛地区十六次,并在入侵中几次打伤我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边防战士,抢劫我枪支弹药"。(4)反过来,苏联方面也对中国进行攻击,认为珍宝岛等是他们的领土,并指责中国"频繁地、越来越大规模地破坏中苏边界",甚至耸人听闻地说,仅在1967年里,中国侵犯边界的事件就"达二千多起"。(5)尽管双方各执一词,都把边界纠纷的发生归咎于对方,当时确实令世人很难分清是非,但今天看来,事情则比较清楚。因为当年纠纷发生的地方,如今大多已被证明确是中国的领土。可见,绝大多数的纠纷是由苏联军队侵入中国领引起的,而不是因为中国方面"破坏边界"。
就整个事态的发展而言,不论是苏联的大军压境,还是苏军在边界的挑衅,都对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在1969年3月以前,在所有的边界纠纷中,都还没有出现开枪开炮的情况,双方都还只是争吵、斗殴,所用的"武器"也仅限于木棒等,但随着敌对情绪的进一步加强,对抗必然会"升级",武装冲突迟早会发生。
果然,到了1969年3月上中旬,中苏之间的对抗突然"升级"了,昔日的兄弟终于在两国边境的珍宝岛地区大动干戈,发生了后来被称为"珍宝岛事件"的边界战争。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当年5月24日的声明中指出:"中苏边界问题演变到今天的地步,不是中国方面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中国政府在声明中再次合情合理地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全盘主张。首先是,"必须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都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考虑到这些条约是沙俄帝国主义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迫中国签订的,苏联人民是没有责任的,同时还考虑到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在这些土地上长期居住的情况,中国政府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准备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全部无条件地归还给对方,不能含糊。"其次是,"在肯定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但是,决不能容许采取沙皇占了的是你的,你要占的也是你的这种蛮横态度。"关于边界问题,中国政府认为:应当通过谈判全面解决,另订平等的新约,代替不平等的旧约,而不是就"核定苏中两国个别地段的边界走向"进行"协商"。鉴于苏联不断挑起边界冲突,该声明指出:"为了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联政府必须停止在中苏边界上的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小战、大战、核战是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在声明中再次建议:"双方保证维持现状,不以任何方式将边界实际控制线向前推进,在以河流为乎的地段,双方边防人员不越过主航道和主河道的中心线;双方保证避免冲突,在任何情况下,双方边防人员不向对方射击;双方边境居民按照惯例进行的正常生产活动不受干扰。"(6)
可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当局为了使边界问题的解决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舆论上,苏联政府于1969年6月13日发表声明称:1、沙皇专制政府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2、沙皇政府从未同中国政府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3、"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实际上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谈不上,也不可能谈得上苏联方面有任何破坏边界现状,有任何'侵占中国领土'的事。"4、"柳条边"和长城是中国'北部疆界的标志",中国西部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7)。
在军事上,继续向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地区派兵遣将,已由1964年的70万人增为114万人。其中,战略导弹基地33个,约10万人;陆军师64个,约80万人;空军飞机3400余架,约12万人;海军舰艇800余艘,约12万人。苏军不断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1969年6月,曾在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后贝加尔和远东等四个军区的范围内进行方面军规模的演习,炫耀武力,为进行侵华战争作准备。
在边境冲突上,将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1969年6月10日,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苏联军人先后侵入新疆裕民县的塔斯提地区,强行驱赶中国牧民的羊群,野蛮殴打、捆绑中国牧民,开枪打死一个怀孕的牧工。中国边防部队在对其发出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自卫还击。随后,苏军出动坦克、装甲车侵入中国境内,企图挑起更大的武装冲突。8月13日,苏军出动直升机2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和步兵300余人,悍然侵如入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突然袭击中国边防巡逻分队。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忍无可忍,奋起还击。但因寡不敌众,全部阵亡。在这次事件中,苏军还打死中国民兵3人,打伤前往增援的中国边防战士12人。
中苏关系至此到了"岌岌可危"的田地。
苏联方面本来想依仗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苏军在中苏边境打几仗就可以威慑中国政府接受它的领土要求,没想到中国并未屈服。
然而,就在中国方面认为形势异常紧张,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突然从越南河内传来讯息:赴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求在回国途中在北京停留,与中国总理会晤。
1969年9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病逝。由于越南当时既同中国也同苏联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估计到中苏两国都将派重要的领导人去越南吊唁或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因此,西方各国十分关注,并纷纷猜测,中苏两国领导人会不会借此机会在越南会晤。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方面,特别是柯西金等人当时也确有此意向,但中国方面似乎无此打算。9月4日,北京虽然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去河内吊唁,但他们并没有多停留,当天晚上就飞回了国内。外电猜测说,周恩来如此做,显然是为了避免与苏联领导人见面。
9月9日,越南方面正式为胡志明举行葬礼。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也于日前赶往河内,中国也另派李先念副总理率团参加葬礼。据说,在葬礼上,柯西金虽没有同李先念交谈,但他一到河内便向越方领导人提出,他想回国途中取道中国,在北京停留并同周恩来会晤,要求越方向中国方面转达。可能是由于越方的延误,北京未能及时答复。待到葬礼结束,苏联代表团该回国了,仍未得到北京的信息。据苏联方面后来回忆说:"柯西金很着急,范文同也无可奈何。过了一天还是没有答复。于是苏联代表团便取道印度回国了。傍晚飞机降落在杜尚别,我们住进了政府公寓。当我们围坐在桌旁吃烤肉时,有人叫柯西金去接电话。莫斯科方面通知说,中国当局同意苏联飞机飞经中国领土,并且周恩来准备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会晤。柯西金随即决定让苏共中央书记卡图谢夫、我和他的助理巴查诺夫同他一起去北京。而其余人回莫斯科。"(8)另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材料,北京是9月9日才得悉柯西金的请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报告给毛泽东。9月10日,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批准了接待柯西金的计划,但他强调,两国总理会晤的地点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当日晚上,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召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叶利扎韦京,告知中国方面的决定。此时,柯西金已到了塔吉克首府杜尚别,得此消息后,立即决定经西伯利亚飞往北京。
9月11日上午9时左右,柯西金一行伊尔62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受到周恩来等人的欢迎。接着,周恩来将柯西金引进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稍作寒喧后,两国总理便开始会谈。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有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余湛、柴成文等,苏联方面的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查诺夫、贾丕才、叶利扎韦京等也参加了会谈。
会谈开始时,两位总理都表示,两国积累的问题太多,虽不能将这些问题都抛掉,但可暂时搁在一边,着重解决目前的主要问题,即边界冲突问题。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能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3个月时,他指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就此达成共识。接着,周总理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
在这次会谈中, 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达成一些谅解,主要是:举行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以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为保证谈判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首先要达成一项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
两国总理一致商定边界谈判代表团将在两周内确定,由副外长率领,将在北京进行谈判,并就共同发表此次会谈的简短公报达成协议。
这次会谈大约持续了3小时40分钟。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在机场举行午宴,招待柯西金一行。午宴后,柯西金一行即同周恩来等人告别,登上飞机回国。
虽然"走了一段弯路",两国总理的会晤毕竟实现了。历史证明,这次会晤也确实对中苏关系的演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9年10月7日的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姬鹏飞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恩来首先讲到,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他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八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为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柴成文,代表团成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他是1964年边界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荩卿以及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马叙生等。军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据柴成文后来回忆,宣布名单之后,周恩来又谈了几个问题。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
周恩来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可是,9月18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就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恩来说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他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他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他说,谈判离不开全局形势,边界谈判离不开边境情况,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更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国关系的谈判。为此,他要求各方面收集了解到的有关情况都要向代表团集中,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
10月1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飞抵北京。团长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边防军参谋长马特洛索夫为副团长。库兹涅佐夫于1953年至1955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我国外交部的许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客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柴成文曾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他旁边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他很坦率地说,不要看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果然,第二天谈判一开始,当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9月18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过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对方的态度变了,显然是在后退了。
自从代表团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差不多三天两头找他们谈话,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乎每天都找。有时到会的人多一些,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请来;有时范围小一些,只是代表团的同志。这些内部的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谈判的影响,二是处理一些外交上急待处理的问题,三是解决谈判中的问题。由于那时国内的形势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外交工作在排除了1967年少数坏人钻进来夺权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总理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国的外交工作。所以,他每次的谈话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所以他在请示毛圭席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乔冠华就在谈判中列举中苏总理机场会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讯,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就此达成协议。实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代表团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
不过,尽管一开始谈判就陷入僵局,但双方似乎都不愿意就此中止谈判。在中方的坚持下,苏方终于作了让步,同意先就"临时措施"问题进行商谈。
看起来,僵局似乎有望突破。然而,当双方开始讨论"临时措施"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椐柴成文回忆说:在谈判中,苏方"开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10)在中国提出的"临时措施"中,有一条是要求"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两国总理机场会晤时,双方也确实讨论过这一条。周恩来当时的看法是:争议地区就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双方交换的地图上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柯西金则认为:"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那些地区。"两国总理的说法虽稍有不同,其实质却是一致的,即都承认确实存在着"争议地区"。正因为如此,中方十分不满,认为苏方的立场从两国总理的机场会晤时倒退了。
12月下旬,库兹涅佐夫团长建议休会一段时间,他要回莫斯科一趟。中方期待着他回来时谈判能有一个转机。
除夕之夜,代表团接到通知说,当晚12时周恩来总理召集代表团开会。
因为那天下午,中国驻苏使馆收到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紧急照会。照会说什么中国侵占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破坏了他们的现存边界,并说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中国负责等等,口气非常强硬。照会所提两个岛屿都处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这次谈判以来,在那里虽然紧张状态并未缓和,但没有再发生冲突事件。苏方突然出此一举实出我方意料。我驻苏使馆接到照会后未加翻译即电话传抄过来。代表团当即进行了研究并电话报告了总理。
周恩来总理召集的这次代表团会议,是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的。周恩来到会最早,一个人端坐在长会议桌的北头他通常就座的位置。异乎寻常的是他的手头没有要批阅的文件夹子,而且每当一位同志到来的时候,他都起身问好并亲切握手,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只好赶忙向他跟前急走几步,才能迎得上来。原来当他坐到那里时,正是除夕之夜的最后一刻钟。会议开始时已经是1970年元旦的凌晨。这是他七十年代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会上大家就对方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讲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含义,是否想断送这次谈判等进行了讨论。当分析了国际形势、边防情况之后,大家认为无非是虚声恫吓、制造紧张。周总理没有下结论,只是说:暂不置理,要边防注意警惕,等对方团长回来。
库兹涅佐夫回来以后谈判处境,也没有多少改善。……
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将近十年,犹如在搞一场马拉松式的聋子对话,未能就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达成协议,甚至尚未开始讨论具体的边界分歧。
尽管从1969年10月开始,由乔冠华率领代表团开始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未能解决边界问题,但两国毕竟有了一个对话与联系的渠道;谈判未能解决边界问题,但却发挥了重要得多的作用--防止两大国向灾难性冲突滑动的制动阀作用。谈判开始后,边境地区发生的大小事件,都在谈判桌旁得以及时化解,有效地避免了武装冲突再起。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武装对峙也有所缓和,再也没有发生像珍宝岛那样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是,两国的政治对抗在整个文革期间还是极为激烈的,并未因谈判举行而降温。
乔冠华除了参加中苏边界谈判之外,还受命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撰写了不少有关国际问题的声明和评论,其中1970年的"五·二0"声明最为有名。他的这些文字,展示出极其雄辩的逻辑力量,常常能对手颤栗,无地自容,而使朋友欢欣,得到鼓舞。记得英国一位大哲人说过,真正的文字并不因人的躯壳不复存在而黯然失色,相反随着时光的流逝会得到锤炼和锻造,使其像利剑一样愈加锋利而永存于历史的宝库。
1970年5月,毛泽东根据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到处横行霸道,竟欲称霸全球的罪恶企图,提出中国作为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一员,为维护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表态,于是萌发了发表公开声明予以谴责的念头。这个高瞻远瞩的想法得到周恩来的完全赞同。为撰写这篇以毛泽东主席名义发表的重要文稿,周总理亲自布置,找了几位同志写了一稿又一稿,最后一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仍觉得不满意,请周总理组织人员再行撰写。周总理这时找了乔冠华,详细讲述了毛泽东主席的意图,要求他尽快写出。
乔冠华受命后,回到他所住的外交部宿舍报房胡同,关起门来,边斟茅台,边构思。乔冠华领会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图比较深刻,对美国本性和手法了解透彻,加之他文字功底深厚,一句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能载人史册的话语从他脑海里倾泻而出,于是他请秘书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几个小时过去了,一篇拟就的初稿就放置在他的案头。
过后,乔冠华又边喝酒,边看稿子,字斟句酌,从结逻辑构、行文气势以及是否朗朗上口等各个方面进行周密的思考和过细的修改。因为他深知这是一篇以毛泽东主席名义向全世界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语言必须是最好的,逻辑应当是最严密的,气势也要是最恢宏的。又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才从案桌起身,把改好的稿装进公文包,乘车直奔周总理办公室。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这时放下手头一切工作,同乔冠华一边朗读一边修改,最后表示可以送主席了。乔冠华才欠起疲惫的身子,向周总理告辞回到住所。
过了不久,毛泽东主席召见了周总理和乔冠华,毛主席一见面就表示稿子可以了,并说修改了几处,请你们看一下。毛泽东的几句话,使乔冠华放下心来。不久,周总理还亲自电告乔冠华说,毛主席对他的稿子表示满意,认为文稿写得有气势,有文采,比前几稿增色许多。(11)后来,毛泽东笑对乔冠华说:"李白斗酒诗百篇,你写出这篇文章,喝了多少茅台酒啊!"周恩来也笑着说:"没有一斗,至少也有一瓶吧!"
乔冠华酷爱茅台酒,在外交部是尽人皆知的。他一生与茅台酒结下的不解之缘,可以追随到40年代。早在  1942年春夏之交,乔冠华和廖承志一起,帮助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向大后方撤退,在广东韶关得悉蒋介石密令逮捕他,便匆忙坐火车经衡阳、桂林到贵阳,找到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邓迁,老友相逢,分外高兴。邓迁设家宴款待,开了一瓶茅台酒,乔冠华端起酒杯,只觉得酒香扑鼻,一杯下肚,浑身舒畅,连赞:"好酒!好酒!"邓迁告诉他,这就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的茅台酒。
乔冠华早知茅台酒盛名,却从未饮过,听邓迁一介绍,他忙取过酒壶,换个大杯,自斟自饮,又连饮了满满三杯,这才歇口气轻声背诵了清道光年间陈熙晋的一首诗:"尤物移人付酒杯,荔枝滩上瘴烟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瞭部来。"乔冠华背完这首诗对邓迁说:"你人在贵州,可知贵州茅台酒的来历?"邓迁顿时被乔冠华问住了,只得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乔冠华介绍说,相传大禹时候,赤水河畔的土著先民濮人,用果实做酒,供奉在长有茅草的土台上祭祀,世代相传,俗称"枸酱"。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唐蒙出使南越(今广东一带),绕道夜郎国边境(今仁怀市一带),饮"枸酱"甚甘美,特地带了几坛回朝进贡,汉武帝饮后大喜,从此"枸酱"列为贡品,在次此建"犍为郡"。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08年)张能臣编撰的《酒名记》,称枸酱为"风曲法酒"。元朝将产酒地正式定名茅台村。清乾隆10年(公元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疏导赤水河,茅台村成了川盐入黔的水陆码头,日益繁荣起来。乾隆49年(公元1784年),"偈盛"烧坊正式命名茅台酒,畅销川、黔、湘、滇各省。至道光年间,茅台村发展为黔北四大集镇之一。咸丰、同治年间,翼王石达开、土著杨隆喜先后率兵抗清,茅台村几乎夷为平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再次疏导赤水河,茅台村得以复兴……
乔冠华一口气说了这么多,邓迁十分惊奇,说:"你对茅台酒的历史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乔冠华又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笑笑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其中第三次渡河便是从茅台渡口过的赤水河,那时国民党报纸造谣,说红军指战员在茅台酒池内洗澡、洗脚,黄炎培先生为此曾题诗曰:'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我听到这个谣传,便留心茅台酒的来历,我是下了一番研究工夫的。"
邓迁高兴地说:"你是'酒仙',当然熟知酒史了,何况是茅台名酒呢!"
乔冠华谈兴正浓,问邓迁:"你知道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是怎么得金奖的吗?"
邓迁说:"听人说,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中国驻外大使黎庶昌把茅台酒送去巴拿马参加万国博览会展出的。"乔冠华点点头说,茅台酒当时包装比较差,是黄色土瓷瓶,陈列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偏僻角落上,很不起眼,几乎无人问津。中国人急中生智,故意摔了一瓶茅台,顿时酒香四溢,引来众多外国人,这才和苏格兰的威士忌、科洛克的白兰地并列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获得金质奖章。这真是"怒掷酒瓶扬国威啊"!  
乔冠华在邓迁家住了四五天,邓迁天天用茅台酒款待,使乔冠华过够了酒瘾。当邓迁为乔冠华办好了去重庆的通行证,送他上汽车去重庆,他仍念念不忘茅台酒,特地向邓迁讨了一瓶茅台酒带在路上喝。
再回到现在,1970年5月20日下午,首都各界群众五十万日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毛泽东发表的"五·二0"声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乔冠华也参加了大会,应邀到会的还有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林彪宣读了由乔冠华起草并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来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来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持,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来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10天,就得到近20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大洋州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咯。这是一条规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一切走狗!
这气壮山河、说理缜密的话语,感染、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与会者。第二天,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塔斯社、安莎社等都播发了消息,世界上许多大报以通栏标题报道了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评论这篇声明"文字犀利,气势磅礴,逻辑严密"。
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同丈夫一样,在"文革"受到冲击,日子也不好过。特别不幸的是,龚澎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竟然骨瘦如柴,弱不禁风,最后身染重症,英年早逝。
龚澎、乔冠华的好友张颖在《杰出的女外交家龚澎》一文中,留下了龚澎在"文革"期间的吉光片羽: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已渐渐吹了起来。6月,我们四清工作队回到北京时已是狂风骤至,首先是在文化部门。那时章文晋同志早已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而且立即要去赴任。那时我思想上有很大矛盾,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又是从文化开始,而我在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了十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说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但应回到本单位做个检查,有个交代,不应该就这样走了。我还向外交部领导提出来要留下,领导都劝我还是应该走。一天晚上,我正与文晋商议这事,文晋让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而且飞机票都已经拿到了。这时,龚澎走了进来,她也劝我走。而我还是那股倔劲,他们都没办法。龚澎只好劝文晋一个人先去赴任,并提醒他要密切注意国内形势的发展。她安慰文晋说,我身体不好,她会照顾,要他放心。不料文晋走后不到十天,谁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北京就乱起来,首先是文化部门。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学生很快冲进各文化机关,'砸四旧'、'斗牛鬼蛇神',并且把我们都关进地下室。因为文晋不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无人照管,允许我晚上10点以后回家给孩子做饭。外交部那时还比较平静,在那幢宿舍楼中,我是第一个被揪出的'反革命分子',哪还有人敢进我的家门?只有龚澎知道我的情况,晚上就上我家来。我们两人都带着迷惑的眼光互相看着,好像根本就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法怀疑,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能有错么?她劝慰我说:'你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但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就好,对党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在那样狂风恶浪的时候,能听到这样的话,多么暖人心腑啊!
"时间没过去多久,'文革'那股邪火就烧到外交部。反资反路线接着打倒陈、姬、乔的大字报也上了街。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被揪斗了,姬、乔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卖小报,龚澎也被揪,行动不那么自由了。相反,先乱起来的单位,造反派内部由于打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关押起来,对我这样的'走资派'倒放松了。只要每日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认罪书,就相对自由了,还可以出外看大字报去'受教育'。我有机会就跑到外交部老部转转,又到王府井看看。姬、乔真的被押到大街上卖小报。我看到乔一副沮丧狼狈的样子,但还没有挨打。隔两天等到天黑半夜,我悄悄溜进龚澎的家,告诉她我看到的情况,使她放心。有一天我回到院子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又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独自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只摇摇头又像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她告诉我,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用的所有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还是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感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1967年初,全国刮起全面夺权、'打倒一切'之风。外交部也越来越乱了。到王力在外交部作了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后更甚。夺了外交部长的权,揪陈火线指挥部包围了外交部(外交部部分搬到正义路原六国饭店),给周总理施加很大压力,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时中央文革统治了全国。这时候,不少老干部或有政治头脑的干部,虽然被打倒或者正受'火烧',有时也会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样自我大乱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有人要在乱中实现个人野心?外交部的不少同志也曾这样想过。龚澎也常常思考这些问题。那时,我常到龚澎家给她夫妇二人传递部内外的消息,常常关着门议论文革中窜上来的'红人',包括江青,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乔冠华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的交情不错。那时,许多同志在心里已越来越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对头。龚澎在政治上一贯很敏锐,她想得更深更细。她常常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当然也对着陈老总。她认准为首之人就是江青,摇扇子的是张春桥。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过,可以无话不谈。说实话,在政治上,乔冠华远远不及龚澎。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中,是龚澎在掌着舵。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们要求陈毅外长恢复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龚澎夫妇都在幕后支持,但此事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们夫妇又一次受到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一直表现出光明磊落、坚定不移的说理精神。她在保护大家。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龚澎留在北京。她因过度劳累,精神上不断受刺激,高血压脑溢血病倒了,而且日渐严重。1970年我回到北京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她,她已靠仪器维持生命。我在她床前默默垂泪。每隔些天我去看望一次,每次都使我心痛难忍。
"龚澎离开人世,乔冠华和她共同生活、共同战斗20多年,感情甚笃。她走后,乔悲痛欲绝,一年多都很消沉。以后振作起来了,又曾有过一度短暂的辉煌。但曾几何时,他像一叶扁舟在狂风大浪的海上飘浮,迷失了方向。龚澎呵,在人生彼岸,你若有知,是恼怒呢,还是悲伤?"(12)
上述这番话,是张颖作为知情人,将她的亲历亲闻,毫不隐晦地告白于世,弥足珍贵。
尽管乔氏夫妇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但龚澎由于心力憔悴,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他们的朋友对此十分牵挂,冯亦代回忆说:"从朋友传来的消息,则是龚澎的健康不佳,她的腿肿得厉害,血压也不稳定,我们极为她担心。"(13)的确,朋友们听到这些信讯,都为之黯然神伤。
龚澎虽然身体欠佳,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关心人、爱护人。她大学时代的同学韩素英,是英籍华人作家,"文革"之前曾多次回国,真情地向海外介绍中国的情况。"文革"开始后,她的回国要求受阻--她本希望1967年夏天再到中国去,当年4月份,她写完了《寂夏》,还有一本薄一点的书,名为《2001年的中国》,她将这本书的校样寄给了龚澎。书中引用了刘少奇、罗瑞卿的一些话,龚澎就让她作修改。--对此,韩素英感激地说,"龚澎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利益着想的。她肯定知道我在中国正受到攻击,这事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上海的大字报说赛珍珠和我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龚澎还告诉我,那一年我去中国是不合适的,1968年也不合适。"(14)
然而,韩素英看到别人去中国,她感到很痛苦,法国人、英国人,以及其他"中国的朋友"都可以去中国。所以,她常感到精神上受不了而哭泣。经过龚澎等人的努力,韩素英终于获准成行,那已经是1969年夏天。她的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我在巴黎领到签证,是那位胖乎乎的颇有才华的大使黄镇发给我的。他参加过长征,是一个很有天才的艺术家。他说:'你的朋友正在北京等着你呢。'"(15)这里所说的北京的朋友就是指龚澎。        
龚澎和乔冠华一起接待了韩素英。韩素英还记得:"与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熊向辉和他的妻子、女儿共进晚餐。熊向辉的女儿16岁,长得很漂亮。她在黑龙江省一个国营农场里已经劳动了一年。她是中学生,自愿'下去'为人民服务,她和其他几个女孩因为年龄小没有被批准,她们便划破小手指写血书申请。这次她们被批准了。写血书是一种传统的做法。给领导写血书表示真心诚意。这姑娘给我们讲了她所在的农场发生的许多事情。她描述了一次猎熊的经过。'在欧洲和美洲,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进行体力劳动吗?'她问。
"'为了下一代人,我们自己必须做出牺牲。'乔冠华看上去疲惫不堪,憔悴,颔骨突出,他的手在颤抖。他曾被打得吐了血(他早先得过肺病)。人人都赞赏他的刚毅和勇敢。
"'年轻人的精神很好。'龚澎说。她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公社劳动。那一年没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在大学或高中读书。只有在1972年之后他们有些人才回到学校学习。"(16)
韩素英记下了她与龚澎几次谈话的片段,她写道:
我和龚澎在北京进行过几次长时间的谈话,是从容进行的。我们讨论了很多涉及美国和欧洲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年都没这么进行讨论了。
从1968年以来,美国不断发出信号,例如允许美国人访华,不再吊销他们的护照,允许他们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
可是,在中国对两国相互交往还存在敌意。埃德加·斯诺不断给龚澎来信,要求到中国来。然而斯诺告诉我,他一直没收到回信。我将这件事告诉了龚澎,她担心地轻轻皱了一下眉头说:" 他在文章里过份强调毛主席年纪大,很快要去见上帝了。"我猜想"有些人"反对与美国人对话,拿斯诺引用毛主席对他说的话小题大做。我说在国外写文章不能按照《北京周报》那样的写法去写,斯诺的文章谈到毛主席年龄的地方只占全篇文章的百分之五;还有个副标题的问题,作者常常对文章的标题和副标题无法控制。我写信告诉斯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到那时我已经比较善于找到适当的词汇来打通思想了。当时,我的文章和讲演中国也是不同意的。事实上,很多年以来,"极左派"都不同意我的文章和讲演。
在法国,我有一个熟人,和法国马列主义党有些关系,他告诉我有人提醒他们,不要和我有什么联系。
不过我还是顶住了。生活从来就不是一条平坦的柏油马路,而是一条汹涌澎湃、变化莫测的河流。
人要学会驾着独木船在弯曲的河道里航行。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有人传话给我:如果戴高乐将军有兴趣,欢迎他到中国来……我能不能了解一下他的打算?到1969年他就退出政界了;不过他是唯一在第二世界受欢迎,又为人们所了解的西方政治家。我答应试一试。
到香港之后,我发现北京发布了一条"法令",不允许中国新闻记者,或者与亲北京的香港报纸有联系的任何人,与美国人会见、谈话,或与美国人保持任何关系。
这条法令是什么人发布的呢?龚澎可没告诉我这件事。中国的政策不一致,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有好几个"中心"发布互相矛盾的命令,这已经很清楚了。龚澎几乎可以说是在鼓励我到美国去,但是我在香港所有的朋友,包括费先生和李宗瀛,和美国人讲话都不行。(17)
1970年5月,龚澎由于身心疲惫,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此时,她得知老友韩素音和丈夫陆文星又将来中国访问,十分兴奋。一天晚上,就在她去卫生间时,突然跌倒在地,动弹不得,乔冠华立即送她去301医院救治。偏巧主治医师不在,延宕了十几个小时,才组织会诊,结论是:脑动脉血管破裂,脑子上半部全部破坏,已失去思维能力。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赶到医院探望,并亲自为龚澎号脉,详细向医生询问她的病情,指示成立抢救小组,为她做了脑颅手术。手术后的龚澎,蜡黄的面孔,深深的刀痕,厚厚的绷带,昔日的美丽不复存在。
看到她这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周恩来忍不住伤感地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样子,看了我就难过。"听来令人唏嘘。
那时曾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先生作为"植物人",已活了12年。为了保住龚澎,周恩来特派他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去医院了解马叙伦为什么能活那么久?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
当年7月,韩素音如期抵京。当她得知龚澎病重的消息时,脸色阴沉非常难过。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他告诉我是怎么回事。那是在5月份,气候从寒冷和风沙中慢慢转暖,龚澎收到我从澳大利亚寄来第一封信。她想到我就要到中国来了,感到很高兴。然后她去了洗澡间,在那里突然跌倒,就不能动了。……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乔冠华说。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龚澎颅内另一根血管破裂,失去了思维能力,她脑子的上半部完全破坏了。自从5月以来,她一直处于完全昏迷之中,像所有失去思维能力的人一样,靠机器维持呼吸,靠别人喂她饭吃,维持她的生命。人虽然还活着,但她那智慧的头脑已不复存在。我得到允许,可以到医院去看龚澎:她的脸露在被子外面,是蜡黄色的,她身上插着很多管子。我当然无能为力,只是不停地哭,像个迷途的孩子。……我只想着我看到的那个人,但是她已不再是龚澎了,只是一个躯体,只有细胞、器官,没有头脑了。医院想办法让她'活着'。但是龚澎已经死去了。"(18)在韩素音的印象中,周恩来确实十分惦念自己心爱的部下,她说,
"周恩来总理请我和文星去见他。一见面总理就温和地责怪我,说我老惦记着自己的胳臂。他说:'病得厉害的是龚澎,不是你。'他脸上露出痛苦的样子,总理非常关心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他说:'我们必须保持冷静,保证要尽最大的力量为龚澎治病。'我强忍住了眼泪。已经没有办法治了,龚澎已经不省人事了,已成了一具活的尸体。这一点总理也是知道的。龚澎的姐姐普生也在场,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要化悲痛为力量。'她也十分痛苦,因为她的丈夫,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被打成了反革命,打成了叛徒;不过我认识的人那些年几乎都成了'反革命'。"(19)
龚澎住院治疗4个多月,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然而毕竟回天乏术,医生尽了最大努力,终因抢救无效,龚澎于这年9月20日溘然病逝。两天后,《人民日报》第二版右下角登了一条新华社电讯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
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56岁。龚澎同志患病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去探望她。
这则消息虽不足一百字,但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里,这已是难能可贵了。她不是部长,可她的骨灰和卫生部长李德全一起放在八宝山公墓正一室,这是给她的并无先例的殊荣。
在龚澎去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乔冠华日夜思念。乔冠华和龚澎共同生活了20多年,彼此百般恩爱。不论是外交工作方面的事情,还是夫妻之间的私事,他都很尊重龚澎,听取她的意见。如今这位志同道合、朝夕相处的亲人失去了,感情外露的乔冠华怎能不呼天抢地,悲痛欲绝?
乔冠华每天下班回到家里,拿起放大镜一张张仔细查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甚至号啕大哭。一天半夜时分,人们已经酣睡,孤苦难忍的乔冠华,拿起电话打给符浩(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诉说,"我很寂寞,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
乔冠华情依依,泪涟涟,为失去并肩战斗几十年的伴侣,沉浸在哀痛之中。夜晚他常应召去西华厅商量国家大事,归来时常已拂晓,自己开门进入屋内,悄然无人,他找点花生米,含着泪水借酒消愁。1971年李灏上北京看望他时,见到客厅墙角上乱七八糟一大堆空酒瓶,不由得泪如泉涌,失声痛哭。
李灏回到苏州后同夫人商量,老乔现在形单影只,心情十分痛苦,是不是叫小女儿到北京陪乔伯伯一段时间?李灏对好友的挚情得到夫人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他们的女儿珏怡便到了北京。
乔冠华对侄女来到身边表现出了极大的喜悦,一种父辈的责任感和深情立刻倾注在这个聪明伶俐、很懂礼貌的少女身上。乔冠华有事可做了,一有空就教她英语,讲故事给她听,还允诺珏怡在国庆那天带她上天安门城楼。可是9月15日,她突然被乔伯伯送上南下的火车。李灏夫妇在火车站接到女儿,心中十分高兴,但见女儿撅着小嘴,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李灏面带微笑,抚摸着女儿的头,逗着女儿说:"怎么这个样子?"
珏怡天真地说:"伯伯多次讲,国庆带我上天安门,可还差几天,却叫我回来。"
李灏夫妇对此也感到纳闷,老乔前几天还来信夸奖珏怡聪明,学习英语进步快,并表示要留珏怡在北京,怎么一下子全变了,难道说珏怡这孩子给他添麻烦了?"九一三事件"公开后,李灏一家才明白,当时北京实行紧急疏散,并停止当年的国庆观礼活动,乔冠华送珏怡回苏州实在是出于无奈。
根据最近发现的材料说,1970年底乔冠华曾去过苏州一次,这事情与苏州的尚金生师傅有关,还可追溯到"1959年秋季,又一位苏州人出现在乔冠华的生活中。尚金生师傅在钓鱼台国宾馆花房工作时,能看见近邻8号楼底楼窗户里外交部首长们工作的情况。乔冠华的桌上,放着一瓶茅台酒和一只小酒盅,写累了,就喝一盅酒,借以提神。有时,乔冠华口述,让身边的两位秘书执笔。他们常常挑灯夜战,干个通宵。尚金生对这位才华横溢的人物充满了钦佩之情。乔冠华不修边幅,平易近人。写作之余,就上穿圆领汗衫,下穿短裤,脚上拖着拖鞋,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悠哉游哉地来到花房,说是"清醒清醒头脑,换换空气"。乔冠华非常喜欢兰花,俩人之间很有共同语言。8号楼的庭院与办公室里,也供放着不少花卉盆景,尚金生每天都要进去松土浇水修剪。有时,他见乔冠华与他的秘书正在客厅里忙碌,难免在门口徘徊不前。乔冠华见了,就在里面大声地招呼他进去工作,并不止一次地对尚金生说:小尚你别拘束嘛,该干什么就干什么。1969年底,尚金生回到家乡,在拙政园里当花匠。1970年秋冬里的一天,忽然,一个身材高大、身穿银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叫着"小尚"伸着手,直走进花房。尚金生还没醒悟过来,对方那温暖的大手已握住了他沾满泥土的手掌。原来,竟是分别将近一年的乔冠华!乔冠华盛赞苏州园林美,并认真地说道:将来他老了退休了,要到苏州来定居。"(20)
1971年5月27日至7月10日,乔冠华得了肺病,住进了301医院。
此时,乔冠华的老熟人李清泉在山东邹县"五七"干校,因劳动过度患腰椎间盘突出症,在当地治疗无效,转至北京治疗。他那时名义上还挂着总参副部长,因此住进了301医院。在该院卧床治疗两个月,病情缓解,可以下地走走,于是便每天到医院的院子里散步。
一天,散步时忽见乔冠华乘车而来。他们是老朋友,多年不见,彼此都很高兴。乔冠华是因咯血来住院的。闲聊中乔冠华说,陈老总也住在这里。李清泉颇感意外和惊喜,原来老首长就与他住在同一幢楼里,这么长时间还一点都不知道。于是,他连忙寻到楼上陈毅住的病房去看望。(21)
乔冠华当时初步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他在住院时能看到各种文件,因此也能把很多信息告诉陈毅同志以及当时处在监护住院治疗的廖承志同志。有时他还让司机偷带些酒菜到病房与陈老总共饮。他们两人性格如此相近,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们真正成为莫逆之交。他俩在医院里推心置腹,不仅畅谈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谈论了许多关于林彪的话,那时,林彪还在台上。
这天晚饭后,陈毅走进乔冠华的房间:"看什么书?嗷,小字本的《全唐诗》,哎,你这个本子从哪里来的?"陈毅爱不释手。
"很简单呀!"乔冠华大大咧咧地回答:"我从旧书店里买的,几块钱就买来了!"
"这个本子好!"陈毅一边查着目录一边说:"唐诗收集得全,携带又方便,哎,老乔,你去想办法给我找一套来!"
"可以。"
俩人有说有笑走进花园,坐在一块假山石上摆起"龙门阵"。
此时,乔冠华已经听过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传达。他对康生反复强调的"二陈合流"无法理解,更不相信。今天他看陈毅情绪很高,便轻声问道:"老总,这个'二陈合流'究竟怎么回事?是怎么来的?"
"你听传达了?"陈毅见乔冠华点点头,便把庐山会议华北组讨论时的情况,前后经过详尽回述了一遍,最后愤怒地说:"现在有人宣传,说我讲了要跟陈伯达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那是造谣的!"乔冠华知道了事实真相,为陈毅蒙受的不自之冤愤愤不平,他冲动地说:"陈总,这些情况您跟谁谈过?"
"我跟剑英谈过。"
"您去找主席,把事实彻底澄清,这样不是更好吗?"陈毅从容地摇了摇头,说:"中国有句古话,'止谤莫如不言'。有许多事,你越去解释,越说不清楚。我现在不说,我相信事情最终会弄清楚的!"
陈毅说话时充满必胜信念的神态和坦荡磊落的胸襟给乔冠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他们两人还经常竟夜长谈,推心置腹,说了许多知心话。比如对当时陈毅个人处境的分析,他在医院住院时,曾经和乔冠华谈起过:"19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重返联合国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1971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一个是联合国",而这两大胜利,毛泽东本人"都没有想到"(1)。这里提及的"林彪"就是指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历来反对在党内进行阴谋活动的毛泽东,意识到要对林彪和陈伯达的幕后活动进揭露和清理,随之采取了"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甩石头"是指毛泽东这一时期批发的一些批评林彪集团的文件和指示;"掺沙子"是指派人进入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挖墙脚"是指改组北京军区。毛泽东为给林彪等人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一时期开展的学习与批判运动,名义上还是针对陈伯达,称为"批陈整风"运动,而实际上是"批林",批林彪为首的阴谋集团。
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批评、挽救他们的一系列指示,不仅拒绝接受,反而认为危机来临, 决心铤而走险,开始策划"抢班夺权"的武装政变活动。这一阴谋活动的组织是林彪的儿子,即在空军担任作战部副部长的林立果。他纠集了一小伙"效忠"林彪的人,组成一个小集团,自称为"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先后建立了同样具有法西斯性质的"上海小组"、"战斗小分队"。1971年3月,林立果召集其死党搞出一个武装政变的计划,取"武装起义"的谐音,定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在这个《纪要》里,诬蔑毛泽东为当代的"秦始皇",提出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打击毛泽东"。《纪要》还设计了多种谋害毛泽东的手段,包括轰炸、车祸、绑架、暗杀等。一场血腥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正在紧张地进行当中。
7月10日,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汇报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时,向陪同周恩来汇报的熊向晖了解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后,认为黄等还有后台支持。由此,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活动开始警觉。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初,林彪集团加紧策划反革命步伐,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林彪等人。林彪一伙窃知谈话内容后,预感阴谋即将败露,于是"破釜沉舟"立即着手实施谋害毛泽东的计划。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下达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他们决定实行两套方案:即在毛泽东巡视察途中将其谋害,然后林彪接班;如上一计不成,则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发动内战。当晚,林立果与周宇驰、江腾蛟等人在北京西郊秘密据点筹划具体步骤,他们估计毛泽东在9月25日以前不会离开杭州,决定在上海动手,且指派江腾蛟为上海行动的第一线指挥。密谋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通过苏州附近的硕放铁桥时,将桥炸掉,企图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与此同时,林彪、叶群还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叛逃国外作了准备。然而,毛泽东在南方视察过程中,发现了林彪集团的一些反常情况,于9月8日深夜,突然将他乘坐的专列从杭州机场的专线上调到绍兴停放。9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且不要陈励耘送行。9月10日下午6时,毛泽东到达上海,准备行刺的王维国始终未能有机会登上专列。11日下午,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离开上海,在南京稍事休息后便风驰电掣地直奔北京,一站不停。12日晚,毛泽东安全抵达北京。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得知毛泽东离开上海后慌乱而又沮丧。林彪一伙精心策划的谋杀计划最终未能得逞。
林彪一伙于9月12日将256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机场,听候使用。当晚,周恩来接到来自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报告,得悉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要乘飞机逃跑,立即向吴法宪查问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踪,并果断地向山海关机场下达指示: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林彪见阴谋败露,惊恐万状,当晚11点决定改南逃为北窜,准备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9月13日零点32分,林彪、叶群等仓皇登上飞机,命令强行起飞,外逃叛国。2小时后由于飞机油量不足,且夜间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没有导航,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60公里处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摔死。9月14日上午8时半,蒙古政府外交部约见中国驻蒙大使许文益,通知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的消息。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公布林彪仓皇外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事实,在党内外逐级分批传达。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当时外交部以及乔冠华在这一突发事件中的表现。
乔冠华是在这年7月病愈出院的,随即回到外交部视职。他是最早知悉林彪出逃的高级官员之一,他在得知林彪"折戟沉沙"时,曾戏仿卢纶《出塞曲》而创作的那一首:
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
不用轻骑逐,大火自焚烧。
1971年9月15日
这一诗作,近年来被广为传诵的。崔奇(时任新华社记者)向我们叙述了这首诗的来龙去脉,他说:"据我所知,他这首诗写作的背景是这样的:1971年9月13日下午,即'九·一三'事件当天,我在冠华家中参加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第九稿),我二人分别接到电话通知,周总理要我们下午五时去人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当时总理着睡衣出来接见,通知林彪于9月13日零时叛逃,向蒙古方向飞去,情况不明。15日凌晨三时,总理又叫去开会,告知林彪座机已坠毁于温都尔汗沙漠,人机俱焚。当时我坐在冠华旁边,随手凑了几句:'黄沙有幸传捷报,白铁无辜焚佞酋。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两句是杜甫的诗,因冠华曾于1963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故我递给他看。他看了会心一笑,随后拿起笔来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首打油给我。他的这一幅手迹,一直保存在我手中,现在随文发表于此。需要说明的是,手迹中'林贼'一词,在他病中整理抄录自己的诗作时改为'林彪',因此应以他最后的字迹为准。"(2)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周恩来召集乔冠华到会的目的是让他起草谴责林彪叛国的声明,准备在林彪到达莫斯科时发表。
根据章含之的回忆,后来郭沫若同志读此作,赞不绝口,书录后赠乔冠华:"唐人卢纶有'塞下曲'四首,其第三首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知乔冠华同志仿之,另成新曲一首。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应命,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庆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1973年郭沫若。"(3)
当时担任外交部的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的符浩则以外交部高层领导的视野,回顾了"九·一三"事件时,外交部的运作情况,颇为鲜活: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人们进进出出,一如往常,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截飞机于13日零点32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
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
14日上午,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由核心小组组长、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主持,
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不像往常,而是有一种严峻感。但大家都很镇定,会
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2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姬鹏飞同志。鹏飞同志以他那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都急于想知道报告的内容。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份极不寻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
原来这是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使用中苏关系恶化后已封闭两年多的从乌兰巴托直通北京的高频专线电话传来的报告。大致内容是:9月14日上午8点30分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坠毁在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蒙有关部门在当日上午得知此事后即派人到出事地点察看,经多方证据表明,这是一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机上共有9人(8男1女),全部死亡。蒙方对我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向我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我方说明飞机深入蒙领空的原因。许大使向对方提出我方要求到现场调查。
这个报告使会议的气氛活跃起来。韩念龙同志从姬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因为对蒙古的事务由他主管。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也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四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两点钟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姬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干,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住处回来,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多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速度把情况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
总理的指示有: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18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央办公厅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因昨夜几乎没有睡觉,我回家吃过晚饭后,便想利用这个时间小憩一会儿。但实在太兴奋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住同院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家里。他一看到我就哈哈笑道:"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我也笑着问道:"今晚有什么好节目?""当然有。"他略有些狡黠地眨了下眼,说道:"我前几天从箱子里翻出一副章太炎书写的对联,刚刚挂上,特请你来一赏。"
进了他的书房后,果然壁上新换了一副对子,章太炎篆体书写的有碗口大小的字,盖出自太炎先生晚年之笔,神完气足,味道淳古隽永,在他的墨迹中应属上品。文曰:"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
这是节录李白《夜泊黄山为殷十四吴会吟》一诗中的两句。乔冠华昕到我连声赞叹,很是得意。他特意指出其中的几个颇为古异于通常小篆的字说,这几个字选字得体,尤见太炎的功力。他告诉我说他特意请翟程荫塘同志查出这几个字由石鼓和彝器中的出处。赏玩了一会儿,俩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他悠悠地说道:"该言归正传了。"我们不由得放怀大笑起来。
这两天,我们都太兴奋了,也都太紧张了,本急欲畅谈一下。林彪叛逃事,那时还不能和家人、朋友谈,只能在"知情者"间谈。从何谈起呢?赏玩太炎这幅字,好像使我们都松弛了好多。
我们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我们边谈边饮,兴致达到了高潮。我又抬头望着那幅对联,突然想起了另一位唐人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冠华昕后,沉思了一会,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冠华。……
乔冠华得知林彪下场的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赶到301医院,去看望住院的陈毅同志。他兴奋地对陈老总说:"老总啊!出了大事,也是好事!还是你常讲的话应验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现在,我有纪律在身,不能尽情告诉你。中央很快就会传达的。"陈毅同志十分激动地说:"老乔,有这几句话就够了。党有纪律,不该现在说的你不要说。"
陈毅同志心领神会,两位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时心心相印。
过了几天,中央将"九一三"事件正式通知了陈毅。乔冠华又特地赶到医院,将那首改唐人诗的新"塞上曲""月黑雁飞高,林彪夜循逃"吟给陈老总听。陈老总听罢,连声叹绝,两人相对放声大笑。以致使不知内幕的值班护士感到惑然。
不久,兴奋的陈毅又邀请乔冠华等人聚谈。王震、乔冠华接到陈毅的电话邀请,立刻来到陈毅刚搬迁的新家--前永康胡同20号。乔冠华个大声大,进门就亮开喉咙:"陈总,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
陈毅举起一瓶茅台酒,往杜秘书面前一搁,冲着乔冠华一挥手,干脆利落八个字:"少说一句,先干一杯!"
杜秘书给客人斟满了酒,给陈毅杯子里只倒了一口。
"哎!"陈毅拦住杜秘书,半央求半命令地说:"今天是特殊情况,给我斟满一杯嘛!"
杜秘书摇着头把瓶子放得离陈毅很远:"陈总,医生是严禁你喝酒的,我给你斟了一点,已经是特殊优待了!"
'对吆,对吆!"王震立即响应:"来日方长嘛!我也只能少喝一口,意思意思。"
几只酒杯碰撞在一起,桌上漾起一阵胜利的笑声。
乔冠华和陈毅、王震他们津津有味地吃喝着,快活地笑着,分享着胜利的欢乐。
其时,乔冠华还写过一首《毛家湾》诗:"大江东去过黄城,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温都埋朔漠,独留空缘向黄昏。尸焦省识奸雄血,计败长留叛国名。千载是非何待论?毛家湾里事分明。"他的《作者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毛主席指定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出席会议。周总理让我们看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并参观了毛家湾林宅。林彪、叶群他们私人生活的腐败、糜烂令人吃惊。因仿杜甫的《咏王昭君》,以抒愤激。"
"9·13"事件过去一个多月以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他第一次访华是当年7月,从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秘密飞来北京的。乔冠华因肺结核复发,正在301医院住院治疗,故没有参加谈判。基辛格这次访华的代号是"波罗二号",乘坐的是"空军一号"总统座机,目的是为尼克松即将访华做前期准备,并起草在尼克松访问结束时将发表的联合公报的基本框架。
这时,乔冠华己出院,毛泽东、周恩来随即指定由他与基辛格就尼克松访问结束时准备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初稿进行谈判。乔冠华随同周恩来几次会见了基辛格,双方就尼克松访华问题进行磋商,达成了初步的共识。
据章含之介绍,当时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组。就是在这个接待组,她第一次近距离与乔冠华一起开会。
在他们报到的那天下午,乔冠华也来到了接待组。外交部的干部对他这位部长级的领导都十分尊敬,也都很喜欢接近他。不过,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圈外人",章含之的直觉却是在他颇为傲气的举止中有一种忧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夫人龚澎头一年刚刚去世给他的打击,还是他大病初愈的虚弱,乔冠华那天的情绪始终比较低沉。他给大家讲了中美关系的形势和这次的接待任务。章含之记得他说重要的是要争取对中美公报达成一些原则的共识。他提醒大家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中美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分歧,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幻想一切都会顺利。谈完话,他谢绝大家邀请他留下来吃晚饭的盛情,上车走了。这与当时许多领导愿意在钓鱼台吃饭,却极不相同。
但是当基辛格到达北京,乔冠华与他针锋相对开始谈判之后,章含之惊奇地发现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开会时嗓音高了,而且神采飞扬,说到谈判得意处,他那世界闻名的"乔的笑"就在会议室中荡漾,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人。
谈判进行两天后,几乎陷入了僵局。乔冠华很气愤。但气愤之余,他也很讲策略,提议休会半日,由他亲自陪同基辛格游览天坛。当然,乔冠华是不会让基辛格博士轻松地漫步天坛的。他们两人在北京秋日和煦的午后阳光下又开始了一轮台湾问题的激烈争辩。古老的天坛见证了这两位世界一流的外交家的风姿才华!从天坛回到钓鱼台四号楼,乔冠华十分兴奋。看得出,他认为这天下午的天坛散步是他的得意之作。
他说:"有些话在谈判桌上不好说,说出口就收不回来,真成僵局。主席的意思是一定要谈成功,要把原则定下来。可是在公园里散步吵架就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对基辛格博士说明年2月是你们的总统来中国访问,这件事向全世界都宣布了。如果公报谈不成,你们如何向美国人民,向全世界交待?我们倒无所谓,大不了再发表个声明说因为分歧无法统一,尼克松总统推迟访华。"
乔冠华深知这一点击中美国的要害。中美对峙二十年后,美国宣布他们的在位总统亲自到中国来访问。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尼克松在美国宣布这一消息时的激动。如今,由于中国不接受美国的观点,分歧不能统一而推迟访华,这是美方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的。乔冠华从天坛回来后的那种胜券在握的神态以及他那种充满自豪感的激情极具感染力。因此,给章含之的感觉是,她觉得他不像其他那些部领导那样沉稳、谨慎;他更多是个性情中人,喜怒溢于言表。
10月26日上午9时,基辛格准备起程回国,周恩来送他到钓鱼台国宾馆门口,第一次用英语高兴地对他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叶剑英、乔冠华陪同基辛格乘红旗轿车去机场。途中,乔冠华故意问:"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眼下联大正对此进行表决呢!"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进不了联大!"
"那么,你估计我国什么时候能进去呢?"乔冠华又问。
基辛格沉思片刻回答:"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哈哈大笑,说:"我看不见得吧!"其实,乔冠华去钓鱼台国宾馆时,周恩来已通知了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美国炮制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被否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于10月25日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周恩来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才未将这消息告诉基辛格。乔冠华估计,基辛格回国途中一定会得到这一消息,他一定先是惊讶,而后是懊丧,手不定还有些尴尬呢!
对这一情况,基辛格自己的回忆颇有些苦涩:"我的飞机刚刚起飞,电传打字机就传来消息:我们在联合国保持台湾席位的那场战斗打输了。周恩来后来告诉我,在我刚要离开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联大表决的结果,但不愿意第一个告诉我,使我难为情。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访问期间,我并没有感到中国人期望在那届会议取胜。周恩来只有一次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没有多说;他指出,对北京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会员资格更重要;北京不会按照我们'双重代表权'的方案接受它的席位。表决比预计的日期提早了一星期,这主要是因为想要发言的国家比预料的要少。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倡导者们决定在10月25日即星期一的夜里迫使联大进行表决。我们驻联合国的大使乔治·布什作了很大的努力,未能把它阻挡住。晚上9点47分,联大表决牌上的计票灯光亮出了投票结果:我们仍然指望取胜的那个'重要问题'提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输掉了。除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外,我们所有的北约盟国都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5)
实际情况确如基辛格所云,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做了长期的不懈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致电联合国,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但由于美国的从中作梗,使台湾当局仍得以继续占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自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开始,联合国内外开展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一系列斗争。1971年召开的第26届联大又展开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两项议案的争论。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结束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辩论并进行表决。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代表从联合国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最终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决议还是通过了。看到自己的战略决策结出了胜利果实,毛泽东自然十分欣慰。接下来就是要下决心决定是否立即派团去联合国参加联大了。
当天上午,我方人员在叶剑英、乔冠华的带领下将基辛格一行送走后,在机场,大家都已经得悉我国已经恢复联大席位的喜讯,人们眉宇、神态都露出了异样的喜悦。
基辛格的飞机启动了,驶向跑道时,叶剑英抑制不住兴奋说开了:"基辛格上飞机得知了联大的消息,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我方的人员尽管已经连续工作了多日,没有得到正常的休息,可是一点儿也不显出疲倦。大家为联大传来的喜讯兴奋不已,在从机场回城的路上议论不止。议论的核心是既然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经恢复了,我们去不去?参加不参加?本来,周恩来总理已经通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总理办公的地方讨论联大问题。大家已经忍不住或者议论,或者思考。每个人都心潮翻滚。
周恩来总理因为要在当日基辛格于凌晨四点起床之前拿出经过我方再次修改的公报文本,也没有睡觉。双方在基辛格上机之前又对文本进行讨论。将近九点钟的时候,秘书已经将刚刚得到的联大通过接纳中国的消息,马上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的脸上充盈着笑容。这时,他特别高兴,还抑制不住第一次用英语跟基辛格道别。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见周恩来总理这么高兴过。
当天,送走基辛格后,乔冠华赶回外交部。不久便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给"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电报,通报了前述的决议的内容,并邀请中国派代表团赴会。对此,周恩来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开会。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二十六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还是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土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我们也很高兴,并说早就应该恢复我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决定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这天日晚上,乔冠华先与姬鹏飞、韩念龙参加完伊朗使馆招待会后,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叶剑英和时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都在座,大家都喜上眉梢,话自然多了起来。
周总理问:现在联合国会不会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蒋帮能不能再进联合国?"台湾地位未定论"在联合国有没有市场?
按惯例,回答总理的问题,必须说明理由,有根有据。发言的同志引用可靠的材料,一致认为不会发生总理提出的那些情况。
周总理听后表示满意。同时指出,美日反动派不会甘心失败,我们还要保持警惕。
总理又提出,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请示主席。
发言的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联合国大会开了一半,去不去无所谓。主要是安理会,一年到头,随时要开会,问题多,麻烦大,光是搞清楚那套议事规则,就得花很大功夫。现在尽快选定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集中时间进行准备,过了年再去。
周总理说,马上参加,的确有困难。过两个月再参加,那也说不过去。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
这时,王海容走进来说:主席起床以后,马上看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刚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乔冠华就随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一起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讨论如何应对。毛泽东的一句著名的话:"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一个是联合国",就是在这此召见时说的。
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指指在美国出生的唐闻生说:"小唐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这虽然只是毛泽东和唐闻生的几句玩笑话,但却既表现了毛此时的兴奋心情,也显示了毛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一种亲密、融洽的关系。
周总理接着说,主席本来指示……
不等周总理讲完,毛主席笑着打断说,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周总理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主席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他指指身旁的乔冠华说,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总理说,就让黄华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主席说,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总理说,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主席说,好,那就这么办。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口吻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毛主席拿起外交部国际司填写的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总理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毛主席兴致很高,讲了将近三个小时。主要内容有:
第一,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作《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慨。接着他谈了这篇发言应包括的内容。他说,第一要算帐,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要讲点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将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是晋主司马炎的"三军总司令"杜预讲的,此人号称"左传癖"。他带兵占领武昌,准备进攻东吴的首都建业。一个"二杆子"参谋向他建议,现在长江涨水,等明年再打。杜预说:"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果然一举成功,"三分天下归一统"。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第二,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评的?请"参座"讲讲。叶帅背诵如流:"困于南阳,险于乌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撞关。"
毛主席说,"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伟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伟,夏侯渊分兵一半亲自援助张伟,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第三,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54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毛泽东的这番话,仿佛醍醐灌顶,春风化雨般地给在座的所有同志以极大的启发,尤其为即将出征的乔冠华等人指明了方向。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尤其是在外交部,一年又一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能不欢欣鼓舞?!然而当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电报到达中国政府,邀请派代表参加本届联大时,外交部的领导踌躇了。从每个人的心里讲,为之奋斗廿多年事业实现了,自然要扬眉吐气地到纽约去,到联合国的讲坛去一展新中国的雄姿。
然而,在那左倾思潮泛滥、"四人帮"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年代,外交部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刚刚从批斗中"解放"出来,在决定向中央建议派代表去纽约,去那个当时还基本上被美、苏控制的联合国与他们坐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这个建议弄得不好是很容易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帽子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参加第26届联大。
周恩来总理极为兴奋!
外交部的上下也沸腾了!
1951年,伍修权同志曾率团去联合国,当时乔冠华是代表团的顾问。但那是去参加安理会的辩论,因为联合国诬蔑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是"侵略者"。当时中国的席位是台湾占据的。而这一次在相隔20年之后,新中国昂首阔步要走进联合国大厅在中国的座位上就坐了,这怎能不令为外交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外交战士兴奋不已呢?
接着,毛泽东又亲自点将,指示由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还亲自审定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名单,指派了随团翻译。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主要成员。作为代表团的主要翻译的章含之也参加了这次接见,她"记得那一天我坐在主席的会客室里,心情真是激动极了。毛主席说:'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6)
毛泽东高瞻远瞩,一锤定音:"去!马上就组团去!"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在周恩来亲自领导和精心安排下,围绕出席联合国的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展开。
外交部是在10月27日成立了参加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由乔冠华、熊向晖、唐明照、章文晋、凌青等人组成。小组按周恩来的指示,草拟了去联合国工作的设想。主要是:
(一)根据"为将当有怯弱时"和"以勇为本"的精神,代表团领导成员要谦虚、谨慎,重视调查研究,多方了解情况,及时检查总结。(二)催促联合国秘书长立即将"蒋帮"代表从联合国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同时向他表明,我们现只参加安理会和大会的几个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主要机构的工作,对其他机构将逐步派人参加。(三)以会务工作为重点,以安理会为会务工作重点。交际活动择重要者参加。(四)把平等协商的精神带进联合国,对讨论的问题,先同友好国家协商。表决时,根据我国的原则立场决定态度,或赞成,或反对,或弃权,或不参加,或提出修改,或提出保留。在安理会不轻易使用否决权。(五)对外活动不亢不卑,不轻然诺。(六)代表团内按会务、新闻信息、行政等分组,各指定专人负责。(七)严守纪律,注意节约。
10月29日,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经中央批准,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代表团",乔冠华被任命为团长,副团长为黄华,代表为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为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邢松鷁、张永宽。黄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陈楚为副代表。姬鹏飞代部长将上述名单电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周恩来总理同意,决定了中国代表团18名秘书、11名随员、9名职员,以及两名记者和两名外交信使的名单。新华社记者高梁以代表团秘书的名义,带领5名工作人员先去纽约预作安排。外交部征得加拿大政府同意后,电告黄华离职到巴黎等候。
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中国代表团的领导阵容十分强大,有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的乔冠华,他出任团长。毛泽东指出,"乔老爷"懂几种外语(包括英语、德语和日语),知识渊博、中西贯通,不光文章写得光彩夺目,而且演讲口才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团长非他莫属,而他肩负重任出席多届联大大会期间,没有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托。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而副团长的人选,则是由乔冠华提议,由黄华担任。当时黄于半年前刚刚赴任驻加拿大大使,会后他将留在纽约任常驻代表。在众多人选中,乔冠华推荐了黄华,因此周总理问乔如果把黄华调去纽约,加方是否会有不满,认为我们不尊重他们,仅仅半年就把首任大使调走。乔冠华力陈派黄华任常驻代表的理由,并说加方由他去做工作。最后,这个建议被接受,决定通知黄华由加拿大直飞巴黎与代表团会合。
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也大多是资深人士:符浩(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陈楚、唐明照(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熊向晖等都是或长期担任外交使节、或有丰富外交工作经验和阅历的外交前辈;代表团的翻译更是出类拔萃的一时之选。
毛泽东作出决定,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也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
乔冠华领命以后,马上进入紧锣密鼓的临战状态。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专程拜访外交部顾问、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的钱端升先生,商讨赴美事宜。钱端升(1900-1990),是资深的外交人士,曾获美国哈怫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曾出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曾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1月初,乔冠华主持在外交部里六楼东侧的大会议室召开代表团成立大会。除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外,还有其他部、司两级领导参加。
据与会的章含之回忆,"那天下午,我忙着司里一个急件,等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连会议室门口也已有四五位临时搬了椅子来的与会者。我也从旁边国际司的办公室借了张椅子,坐在门外。此时,只听见冠华在里面宣布开会,他简单讲了形势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因为我坐在门外,只听见他的声音,并不见他本人。讲完形势后,冠华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来自部内各个单位,彼此可能还不熟悉,所以互相认识一下。于是,他逐个点名。当叫到我名字时,我在门外站起来,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头。大概当时不少人还不认识我,我听到会场里有交头接耳的声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这个外来者。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进新人。我有点窘迫,赶紧退回座位坐下。岂料此时冠华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儿?'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
"冠华未放过我。他又说:
"'就是你扣了行老给我的《柳文指要》?'
"好处又是一片耳语声。我不知所措,心里很是生气这位部长如此咄咄逼人,一点小事记得这么牢,叫我当众难堪。最后,冠华说:
"'好吧!今天算是认识你了。'" (7)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1971年秋,他出版了一本曾经毛泽东逐字逐句校阅、修正过的得意杰作《柳文指要》,章士钊亲笔题字分赠各方朋友,其中有一册要送给乔冠华,因其女儿在外交部工作,就嘱咐她把书送到乔副部长手里。章含之把书拿到办公室后不觉犹豫起来。她想如果把书直接交给部长,怕别人背后议论这个新来的科员利用她父亲的书走上层路线,于是她把书暂时放在自己办公室的柜子里,等有适当的时机再说。岂料日子一长,此事就淡忘了。
几个月后,乔冠华在北京医院见到章士钊,闲谈中章士钊问起赠送他的《柳文指要》翻阅过没有。乔冠华愕然,说他并未收到过他赠送的书,章士钊也很奇怪,怎么叫女儿带交的书会没有收到。后来乔冠华部里问起他的秘书程远行,章士钊赠书的事,大概以为是程秘书忘记把书交给他,说话时有点责怪的口气。程秘书觉得有点委屈,于是打电话给章含之,说话可能有点不客气,一问才知道问题出在她那儿。
章含之立刻把书送到程远行手里,秘书问她要不要去见见部长,这本来是见见部长一个很好的机会,顺便表示一下歉意。哪知章含之淡然置之,说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了。此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她给部长留下的印象不太好,使人觉得这个新调来的科员态度有些桀骜不驯。
在那天会上,符浩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长,他说,我们去的地方是跟我们二十多年没有来往的美国,我们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所以既要谨慎,又要大胆地工作。国际司负责人凌青介绍了联合国的情况。
中国政府组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在外交部反响积极,大家的工作激情高涨。同样是代表团成员的吴妙发当时在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工作,他曾在《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中写道: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的消息激动了外交部每一个同志,人们脸上露出喜气洋洋的神色。在饭厅、走廊、办公室和其他场合,这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要不要派代表团?什么时候派出代表团?大家不由自主地谈论着,有关部门更是热烈地反复权衡、议论着。最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决策下,终于作出了英明的决定:要去,而且要快。毛主席、周总理从全局出发,从中国作为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员这一高屋建领的角度考虑,深思熟虑地指出:这次是广大亚非拉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我们应当去,不去会脱离第三世界。去了之后我们要依靠他们,支持他们一切正义的要求。于是,外交部就异乎寻常地忙碌了起来,决定代表团人选,撰写发言稿……
"同外交部每个同志一样,这件事情使我激动了好几天,可从来没有想过我同这件事情会有什么联系。一天我在部图资室寻找一本外文图书,突然,我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来电话找我去谈话。这位负责人说,决定我出任代表团二秘,去联合国工作,承担写发言稿任务。
"我开始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有件事使我十分感动。在红都服装店制装时,一些技艺精湛的师傅为我量体裁衣,不厌其烦地为我反复试衣、修改。要知道,做衣服只有十来天,时间是多么紧张啊。老师傅反复跟我讲,你们去的是联合国,做的中山装一定要地道,这是代表我们中国,一点也马虎不得。……
"隔了一两天,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代表团秘书长符浩同志宣布了代表团的组成名单。代表团一共三十来人, 来自外交部、外贸部、新华社等单位。从联合国涉及的重要领域来讲,代表团成员中有研究裁军问题的侯志通(曾任我驻日内瓦裁军大使),从事亚洲、非洲研究工作多年的李松龄、赵维(后任我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语言干部也配备得相当周到,上面提及的候志通懂俄文,他早年在驻苏使馆工作,当过刘晓大使多年的秘书,俄语讲得很流利。此外还有懂英语的过家鼎(后任我驻葡萄牙大使、驻澳门中方联络小组大使、现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会会长)、施燕华( 现任我驻卢森堡女大使)、懂法语的吴健民(现任我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处大使)以及西班牙语讲得很流利的黄士康(任我驻智利和墨西哥大使)。
唐闻生和章含之是代表团领导的主要英语翻译。为了适应在联合国需时时表态、起草文稿任务繁重的要求,部里特别配备了几位'秀才',其中有文字功底较深厚、有多年外交工作经验、国际知识丰富的周南(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以及丁原洪(曾任我驻欧共体大使)和李文泉等。有丰富的礼宾和领事工作经验的徐娇喜和林家森也是代表团成员。此外,司机、行政、招待工作人员都是外交部这有面的行家里手。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周总理考虑到要确保代表团成员的身体健康,以便从事繁重的多边外交任务,还特地叮嘱外交部要配备保健医生随团前往。临时保健医生是北京医院的一位主治大夫和精干的女护士小倪。此后不久,协和医院的毕增琪大夫来到了常驻代表团。毕大夫早年在莫斯科学医,以后专攻泌尿专业,是有名的专家,他为人谦和厚道,我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8)
就出国的服饰问题,章含之告诉我,代表团成员的料子上乘,不分级别与性别,且均要凭外交部的出国任务的介绍信,才能到红都店去定做,乔冠华团长与司机的风衣一样,以致不熟悉的人常常搞错。
乔冠华行前,当时还在患病的陈毅设家宴为他为他送行,在座的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驻法大使黄镇也来作陪、祝贺。陈老总为乔冠华饯行,表示他对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的热烈祝贺和由衷的高兴。陈老总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几年患难与共,使他俩感情笃厚。
在陈毅的家宴上,他语重心长,谆谆嘱咐老乔任重道远,多多保重。这给乔冠华以很大的力量。陈毅的夫人张茜为即将飞赴纽约的乔冠华开了茅台,当时已遭癌细胞深深地侵蚀肌体的陈毅遵医嘱不能饮酒,但为了庆贺进入联大与林彪倒台这两大胜利,陈毅还是和乔冠华频频干杯。
但是,翌年(1972年)秋天当乔冠华再去联大开会时,陈老总已离开人世八个月之久。椐章含之介绍,想到一年前与陈老总的欢聚,如今已成故人,乔冠华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在他出发前夕,写了下面这首《怀人》诗,悼念他敬重的陈毅同志:
怀人
去年出国时, 萧瑟门前柳。
落叶下长安, 共饮黄花酒。
今年出国时, 景物仍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湿青衫袖。
冠华后来加注曰:"1971年5月27日至7月10日与陈毅同志住301医院,朝夕相处。九·一三事发,皆大欢喜。71年10月底11月初,陈老总邀叶帅、王震及我共饮甚欢。不久,陈老总病复发,1972年1月6日去世。"
11月4日晚10时[一说5日晚7时,但据权威的《周恩来年谱》在"11月6日"条目下记载:"自月初以来,多次约外交部负责人及出席二十六届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开会,研究在联大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并修改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稿。本日晚,同毛泽东等商定关于中国出席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的送行计划。八日,陪同毛泽东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九日,同叶剑英及其他在京政治局委员前往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9)],周恩来总理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黄华因在国外,未能到会),作了重要指示。在长达5小时的接见中,他的高屋建瓴、平易近人、处事缜密以及惊人的记忆力,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天晚上,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神情。领导同志坐在前排,一般外交官和工作人员坐在稍后。中南海接见的会议室灯光明亮,气氛既庄重又欢快,服务人员动作轻盈地来回走动着为大家斟水倒茶。不一会儿,周总理来了。我们每个人不由自主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使大家本来欢悦的脸上又增添了幸福的光彩。周总理这时看来消瘦了些,但眉宇之间仍是那样炯炯有神。只见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身着人们熟悉的银灰色中山装,他神采奕奕,, 心情特别愉快。他按照名单的次序,用亲切的口吻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逐个问话。特别对代表团的下面同志询问得更加具体,如来自什么部门担任什么职务,准备在代表团做什么工作等。
在周总理了解到代表团有几个同志将担作撰写发言稿任务的时候,他说,在联合国要就各种问题表明中国的立场,起草发言稿的任务比较重,目前这方面的力量还不太够,是否增加一个人?他用商量的口气问符浩同志。符浩同志当即表示赞同,因此以后代表团的成员又多了一位,他就是擅长文字的刘忠存。他在中央一个领导机关工作,长期研究美国问题,英语无论口头笔头都很好。周总理在问到代表团领导同志邢松鷁时说,你这个"益鸟"字是怎么写的呀,邢作了回答。周总理说,喔,明白了,是有益的益,旁边加个鸟啊,是益鸟啊,这个字很少见啊。周总理的风趣问答,使会场的气氛更加活跃。周总理询问完了每个人的情况后,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大意是,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林彪自我爆炸,他背叛党和人民,已经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罕。你们可以大胆放心地工作,国内作你们的后盾嘛!周总理又说由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坦桑尼亚等许多非洲国家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这次终于挫败了美国仍想阻拦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阴谋,使决议得以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去是对他们表示感谢,也是对他们的支持。这是主席的指示。谈到这里,周总理加强语气说,代表团成员的名单是经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大家责任重大啊!你们去的不是别的国家,而是美国!大家要明白这一点。还说,你们去了之后,要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10)
接见中,周总理谈了许多重要问题并作了指示,政策策略性很强。有几件"小事"也很感人。总理反复叮嘱大家,"要临事而慎,又要有信心"。他鼓励大家要重视学习,加强调研。"做好外交工作,一定要掌握外语,60岁以下强迫学,60岁以上自由学。""搞外交,不看地理,不懂历史,怎么行!""原则要鲜明,要坚持,具体问题要慎重,要调查研究。裁军、中东、印支、印巴、种族歧视等问题,联合国讨论过多少年了,我们要心中有数。"
周总理一再强调:"一国的事本国人民管,世界的事各国管,联合国的事要所有会员国共同来管。这是历史趋势,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后来,"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这句话,就成为人民出版社汇编的第26届联大恢复我国席位有关文件集的名称。
总理还仔细查询了代表团各项准备工作,并指示要增加一位负责向国内写简报的人。接见还未结束,乔冠华的秘书程远行就应命来会场报到。总理很随和地说:"听说你笔头快,所以请你来。"程远行有点腼腆地答:"总理,我写得不太好!"(11)
接见的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好几个钟头,由于夜深,周总理还请大家吃了夜宵。夜宵是绿豆稀饭和包子,大家吃得有滋有味。
随后,乔冠华反复修改了自己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两篇讲话,一是以毛主席指示为基本内容的在联合国的第一篇发言,一是总理口授的到纽约机场的讲话。乔冠华在作这项工作时,特别感到扬眉吐气,为之振奋。这次中国驱除"蒋帮"集团、重返联合国,也是他本人事隔20年再度来到联合国的讲坛,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对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所以,美国的基辛格曾评论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表明,中国人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掉的:我在公报草稿中删掉的那些有争论的话,几乎全部写进他在联合国的初次发言中了。"(12)
代表团出发前夕,11月8日晚8时,毛主席约见周总理、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章含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
在谈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毛主席说,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
毛主席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辱。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主席还谈到陈毅同志的病况,谈到1967年2月外交部的一些司局长和回国的一些大使、参赞一共91人,写大字报批判造反派对陈毅同志的诬蔑。毛主席说,我是91人的战友咧。
毛主席对周总理说,马上打电报给黄镇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
毛主席还特地关照周总理,代表团离京时要高规格机场欢送: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
乔冠华等人离开毛主席住处已是晚上10点多。周总理带领我们到人大会堂,又对代表团又作了一些指示。散会时分,已是9日凌晨的东方报晓了。
11月9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及全体随行人员,在乔冠华团长的率领下踏上征途,先从上海转机,到巴黎,再转纽约。在此之前,由高梁带领先遣队赴美作准备。首都机场热闹非凡,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成千上百的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年轻人翩翩起舞。新华社当天的报道说:"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郭沫若、姬鹏飞等党政领导同志,首都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四千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欢送队伍里响起了'热烈欢送我国出席联大代表团!''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热烈的锣鼓声和掌声,机场上呈现出一派十分热烈的革命气氛"。参加送行的还有6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周总理和每一位"出征战士"亲切握手送别,乔冠华及全团人员也绕场一周向挥动着花束、彩带的群众和前来送行的各方面负责人告别。他们同前来送行的各国使节一一握手。
那一日,乔冠华成为真正的英雄。
数千双眼睛注视着他,欢呼声簇拥着他,人们把中国的骄傲、民族的自豪都托付给了这位才华出众的中国外交家!
而此时此刻,乔冠华清楚地意识到年代表团肩负着七亿中国人民的重托与期望,这种隆重而破格的送行是在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人民为恢复联合国席位而坚持22年的正义斗争,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中国代表团便是"胜利之师"!"威武之师"!
身临这种场境,可谓人同此情。章含之后来追叙道:"我们随行人员对当时的情景都深受感动,热泪盈眶。我们深感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在中国被孤立二十年后,我们是第一批代表新中国的使者出席联合国大会,任重道远。我们意识到世界各国的代表将从我们身上到新中国的精神风貌,我们也同样意识到此行不仅有鲜花和掌声,更有艰险和困难。当时台湾虽已撤出联合国,但是他们同美国尚有外交关系,台湾的'大使馆'在华盛顿,'领事馆'在纽约。他们不会甘心失败。此外,美国对中国也仍视为敌对国,对于他们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企图的失败也是耿耿于怀。"(13)
乔冠华登机前神情自若,眼中充满了自信。他于次日(11月11日)从巴黎飞往纽约的途中,心潮澎湃,难以成眠,写下了多首诗歌,其中有以下诗句:
一九七一,
十一月十一,
万里大洋横渡,
一望长空尽碧。
此去欲何为?
擒虎子,入虎穴!
1971年11月11日
乔冠华后来自己加注如下:"出国前主席多次找我们去谈话。最后一次,我问主席还有什么交待的,主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另一首是:
林陈丑类成何事?
扫荡残余指顾间。
且喜红旗升虎穴,
五洲五国尽开颜。
百亩园中半是苔,
艾萧未尽兰花开。
边缘战士知何在?
前度乔郎今又来!
乔冠华的另外一首诗名《从上海飞巴黎》,诗云:
我辈乘机将歌行,忽闻黄浦淌歌声。
长江万里深千尺,不及同仁送我情。
作者注写道:"1971年11月9日,出席联大代表团离开北京乘民航到上海。周总理、叶剑英等政治局全体同志到机场送行。剑英同志当场赋诗以壮行色:'我队一行壮,任务亦艰巨;来风飘万里,横渡亚欧美。"诗成即兴,意深可感。登机后,仿李白《送汪伦》诗,信手写了上面几句打油诗。"
代表团抵达上海后,转乘法航班机前往巴黎。在离开国境抵达仰光前,乔冠华团长专门召集全体人员在乌鲁木齐机场贵宾室开了一个短会。他动情地说,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离开祖国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肩负的重要使命,用一句话说,任重道远。还要说一句,大家要严守纪律,注意保密。这番话无疑使大家再次意识到自己责任所在。在离开乌鲁木齐前,当地党政领导宴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作为送行,并一再说,大家多保重,我们等着你们工作顺利的消息。
晚上途经仰光时,缅甸外交部副部长、政治司司长、礼宾司长等到机场迎送,并在机场为我代表团举行招待会。10日凌晨途经卡拉奇时,巴基斯坦驻卡拉奇专员、外交部礼宾司代表等到机场迎送,巴中友协秘书长乔冠华献了花环。途经开罗时,受到埃及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礼宾司副司长等人的迎送。途经雅典时,受到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希腊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和第一政治司司长的迎送。10日下午到达巴黎时,受到法国外交部亚澳司副司长的迎接。当晚在巴黎休整一夜后,于翌日乘法航赴纽约。
当时黄镇同志任驻法大使。他和乔冠华终生为友。在乔冠华最后遭到极不公平迫害时,黄镇是坚持公道的少数老干部之一。在乔冠华逝世后,他和夫人朱霖、宋之光大使夫妇以及宫达非、柯华都是外交部老同志中给予乔的遗孀章含之同情与关怀的人,对此她心怀感激梗直情。那时,黄镇大使在他官邸给予乔冠华及其一行十分热情的接待。他和代表团主要成员一起最后一次在行前研究到联合国后的工作方针。章含之清楚地记得官邸的会议室是一间全部都是暗红色装饰的舒适的房间,乔冠华与黄镇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促膝长谈,竟夜不止。
第二天,代表团(黄华也在此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会合)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班机前往纽约。大使和部长们以及主要翻译购买了头等舱机票。上飞机后,发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沃特·克朗卡特和他的助手也在头等舱内。他们在纽约就开始跟踪乔冠华的行踪,并且神通广大地获知了乔和他的代表团将于11月11日乘法航班机赴纽约。于是,克朗卡特赶到巴黎,定购了同一架航班的头等舱机票。
当代表团最后登机,进入头等舱时,克朗卡特已稳坐在第二排等待着他要采访的人物的到来。尽管克朗卡特非常有礼貌地征询乔冠华意见是否能接受他采访,但这是一段横渡大西洋的漫长的飞行,如果拒绝采访,双方在这狭小的空间要共度十个小时,将会比较尴尬。当然,乔冠华可能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使对方非常兴奋。他们拿出录音机,问乔冠华是否在意他们录音。采访结束后,克朗卡特取出录音带,诚恳地希望乔冠华接受他的小小的礼物--一台卡式砖头机(其实是最早一代的砖头式的卡式机)。乔冠华请他干杯,他祝乔冠华成功。
这是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接受的第一家美国媒体采访。代表团中的不少人无不佩服美国新闻媒体的敏感和效率。
法国航空公司对于中国代表团乘坐他们的班机赴纽约十分高兴。他们也采取了保证安全的措施。但是也许他们过于谨慎,当代表团在大约下午四点左右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法航的机组竟找不到打开舱门的钥匙。他们只好在飞机上等了约二十分钟,只才找到那把藏得太仔细的钥匙。
其实,此前乔冠华已经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当他们在飞往巴黎的途中,飞机上不知何时上来一些外国记者。他们不断地打开闪光灯,拍下了乔冠华团长等人镜头,并连珠炮似地提出一系列问题,诸如有如何估价这次联大决议,中国代表团将如何在联大开展工作,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与中美关系的前景,等等。乔冠华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真可谓"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根据当时在场的吴妙发的记录,下面就撷取其中的一些片断:
乔:各位是从天上飘下来的吧?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飘飘欲仙,在天上飘来飘去可真自由自在啊!(记者们大笑)
记者:乔先生,你作为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团长,对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有什么想法?是否感到突然?
乔:我一点也不感到突然。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说,这叫水到渠成。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总不能把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老是排斥在外吧。有的国家的外交不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像驼鸟一样,把身子往沙堆里一钻,以为就自得其乐呢!其实呢?它往沙滩里钻得愈深,就愈显得它不聪明。臀部还露在外面嘛!
记者:你指的是谁?
乔:各位都是聪明人,还要我明言吗?
记者们:(大笑)我们明白了。
记者:你觉得这次联大决议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乔:还是一句老话,中国采取现实主义政策,希望对方也采取现实主义政策,那么事情就好办得多。敌视中国乃至忽视中国的存在是没有用的,难道这样一来,中国就从地图上消失了吗?我很爱好地图,有空时,经常拿出来看看,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讲不承认一个真正的国家,这个国家就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样荒唐的事情,你们是记者,通晓事理。没有这个道理,是不是?(记者们笑并点头)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我们发展中美关系的大原则,同意这个原则,其它事情都好办了。这就叫做共同语言。
记者:中国代表团将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
乔:我们首先要感谢广大亚非拉国家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感谢坦桑尼亚等许多提案国为此做出的艰苦工作。对联合国的许多事务,由于多年的阻挠,说老实话,我们很不熟悉。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尽快熟悉联合国有关事务,作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应有的贡献。(14)
在整个答对过程中,乔冠华始终不卑不亢,谈笑风生,还不时插上一两句英语,对中国成语作些幽默的解释,使这些咄咄逼人的西方"无冕之王"不时发出笑声,甚至还报以阵阵的掌声。乔冠华尚未登上联大讲台,就先声夺人,初露峥嵘。这仿佛是一场演练,对乔冠华来说是小试"牛刀"。
这些记者得到乔冠华的巧答,兴奋异常,以为是捷足先登,抢到了当时不易获得的头条新闻。当飞机在法国奥兰机场停下后,这些记者已经得到了登载他们报道的全文。他们踌躇满志,兴奋得不得了。和中国代表团道别时,显得格外的兴奋和友好。但事实上,巴黎的记者决不会就此罢休。
代表团到达巴黎国际机场时,他们已准备就绪,立即行动了起来。当时巴黎天气很冷,冻得人们有点难受。代表团登上我驻法使馆的大轿车,司机以较快的速度驶向我驻法使馆时,"好家伙,他们跟上来了!"汽车内几个同志喊起来,只见好几戴着头盔的记者骑着摩托车顶着寒风飞速地追赶着他们。我方拐弯,他们也拐弯;我方穿过高速公路涵洞,他们也丝毫不含糊地紧追不舍,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体的样子。
第二天,法国不少报纸刊登了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的报道,消息正方还附有一张中国大使的照片。大家仔细一看,不是大使,而是代表团厨师吉师傅。吉师傅身着笔挺的中山装,身材胖圆,气度不凡,确实有一副大使的派头。大家看后哈哈大笑,一面不断和老吉开玩笑,说他已荣任大使,一面也觉得记者们确实"慧眼独具",拍下了这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在巴黎短暂体息期间,黄镇大使热烈欢迎乔冠华团长和代表团成员。黄大使说,乔团长将成为历史人物。乔冠华团长很高兴,仰躺在使馆门前拍了一张照片,并题为"老年乔冠华之兴奋",成为传世之作。
在巴黎稍事休息后,代表团就乘机向纽约飞去。浩瀚的大西洋波光瓶瓢粼粼,舰船变得像玩具似的在缓慢航行。
当日中午12时30分,代表团的专机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在机场上,代表团受到联合国官员以及力主驱蒋和恢复我国席位的23个联合提案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的热烈欢迎。来自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甚至远自亚特兰大等地的数百名美国友好人士也赶到机场迎候中国代表团。数百名美国以及各国常驻联合国记者也早早来到机场,等候采访这一重大国际新闻。到机场欢迎的还有纽约市公共事务专员,以及众多的华侨代表。
对久居美国的爱国华侨、华人说来,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更是一件大喜事。数百名华侨、华人代表在机场上喜气洋洋,有的年轻人还打着红布横幅,上边写道:"热烈欢迎祖国驻联大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有的还高举毛主席画像。两位侨胞女青年向代表团正副团长献上了鲜花,不少侨胞眼含热泪,向他们频频点头招手,有的讲着英语,有的讲着广东、潮州话热情地致意。有的侨胞子女的小脸冻得红彤彤的,不断挥小手向代表团打招呼。据说,他们为等候,在机场呆了三个小时。这种场面令人终生难忘。乔冠华团长显得格外激动,连声说,谢谢同胞们,谢谢大家来欢迎我们。人群中响起了异常热烈的掌声,久久没有平息。代表团的所有成员激动之情久久抑制不下来。他们从侨胞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到一股扬眉吐气的豪情,一股中华民族真正站立起来的浩然正气。
他们当中也许不乏当年被生活所迫来到美国的后代,也不乏被侮称为"猪仔"的子孙,今天祖国亲人来到他们中间怎能不使他们欢喜鼓舞呢?当代表团车队在他们面前缓缓驶过的时候,他们热情地欢呼起来,高唱《歌唱社会主义祖国》。代表团人员也不断向他们挥手致意。
乔冠华团长在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中,其中说,"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并特别向美国人民致意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
当中国代表团车队驶入纽约市区时,沿途不时有人兴奋地指着车队喊:"中国!中国!"不少人招手说:"欢迎!欢迎!"
这种场面在11月15日乔冠华在联大讲坛上发表讲话时再次出现,甚至更加令人激动。此后侨胞们的贺信像雪片似地飞向代表团的临时驻地罗斯福旅馆,他们不但出席每种招待会、观看电影,而且一有心事或重要务都来代表团找负责领事工作的人员倾心交谈或征求他们的意见。
美联社报道说:"国务院官员对乔到达时的讲话感到高兴,白宫不因乔没有提到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而不快,因为他是出席联合国会议,不是访问美国。"
乔冠华团长出席26届联合国大会前,首先拜访了当时还在任的秘书长吴丹,并呈交政府委任书,仪式隆重。乔团长由联合国土耳其籍礼宾司长引道,乘电梯来到38层秘书长办公室。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卫人员侍立两旁,以示隆重庄严。乔团长来到秘书长办公室,只见房间宽敞明亮,向外俯瞰,东河两旁摩天大楼尽收眼帘。吴丹当即朝前同乔团长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和相识。只见吴丹个儿不高,鼻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着深蓝色西服,雪白的衬衫上佩着红色领带,讲话慢条斯理,颇有一副儒雅外交家的风度乔团长递上委任书,然后坐下寒喧几句,仪式也就宣告结束。随着这一委任书的递交,宣告了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的到来,从此,中国步入联合国这一国际舞台,庄严地行使所负国际职责。这时,两旁响起热烈掌声,乔团长脸上泛起会心的微笑,随后以沉稳坚定的步子离开了秘书长办公室。
乔团长向吴丹秘书长正式递交姬鹏飞外长关于任命乔冠华为中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代表团团长的证书后,就以团长身份正式开展活动。他拜会第26届联大主席马利克,会见了一直支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大使,如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会见时,双方拥抱握手,气氛热烈,使人为之动容。
五星红旗在占地18英亩的联合国总部迎风飘扬,它在当时的132面成员国国旗中显得格外瞩目。11月15日上午10时15分,中国代表团扬眉吐气地来到联大会场,开始正式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以及翻译唐闻生鱼贯而入,在中国席位上就座。各国摄影记者立即围拢上来,闪光灯光此起彼落。
很快,乔冠华团长将登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代表中国政府发表气度非凡的演讲,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宏伟场面。
那天场内灯光通明,四周壁画显得格外光采动人,地上虽然铺着厚厚的猩红地毯,但由于行人脚步过频,仍不时发出"冬冬"的声音。偌大的会场已座无虚席。代表席上坐满了或穿西服或穿民族服装的各国代表,正在交头接耳地谈着什么;来宾席上坐着不同肤色的人们,脸上露出好奇和期盼的神情;走廊里则挤满了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不时传入人们的耳朵。而楼上的旁听席,一种令人为之动容的感情顿时产生--只见十七八排席位上坐满了侨胞听众,有长者,有幼儿,有妇女,有青年,秩序井然,脸露喜色,耐心地等候着会议的开始。主席台上坐着大会主,也在静悄悄地等候着什么。总之,会场洋溢着隆重、兴奋的气氛,大家都在等候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不一会,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符浩秘书长以及代表团团员陈楚、熊向晖等在联合国礼宾司长的带领下,步入会场,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那天,乔团长身着灰黑色中山装,脸上架着一副秀克朗眼镜,他身材颀长,风度翩翩,脸上充满微笑,在中国代表席位上入席,从而宣告了一个伟大时刻的来临。
10时30分大会开始,联大主席马利克致词对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表示欢迎。他说:"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作为大会主席,我很高兴地欢迎这个代表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开始参加世界这个主要的政府间组织的工作。毫无疑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作,联合国的工作成效将得到加强。"
马利克致词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相继走上讲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在他们的发言过程中,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直开到下午6时40分,历时约6个小时,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包括美国、日本、苏联)在会上致了欢迎词(匈牙利的代表用中文发言)。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大多数代表的欢迎词热怕洋溢, 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不少代表在发言中赞扬毛主席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当日上午原本要讨论有关召开世界裁军大会问题,可是要求致欢迎词的代表越来越多,大会事实上成了专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会议。
现摘录6个国家代表的发言片段:
科威特的代表说;"10月25日的夜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国大会终于决定纠正了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使新时代的人类的前途变得灿烂。"
法国代表说:"中国在我们当中就座了属于她的席位,不公正和荒谬的状况终于结束了。""我们欢迎这个十分伟大的国家和这个十分伟大的人民。""我们由于中国的文明、历史、勇敢、尊严和她正在进行的巨大努力而对她表示欢迎。"
阿尔巴尼亚代表说:"世界上所有的进步人民都凝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她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最强大的保卫者,是各国人民主权的最强大的保卫者。伟大的人民中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坚强不屈的堡垒,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计划的不可遍越的障碍。"
赞比亚代表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人席是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过去旧的、过时的政治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和充满希望的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联合国是一个新的组织了,它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组织了。"
坦桑尼亚代表说:"我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钦佩他们对全世界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持。我们还对他们在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令人鼓舞的领导下,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努力所已经取得的和正在继续取得的惊人进步表示敬意。""我们特别高兴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她在这个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因为我们相信,联合国把这个国家看成一个支持各国人民的自决与独立权利,反对形形色色的压迫和不公正的十分可贵的成员国。"
智利代表说:"智利从一个不结盟国家的立场出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在中国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万能的外国剥削者已经完蛋了。今天,一个由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和革命活力的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近展。""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融合起来。""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有两重性。它既是铁老虎,又是纸老虎。智利像其他小的附属国一样,正在为争取完全的主权、收回自己的天然资源和实行而斗争。但是它正在同一个恫吓、威逼和妨碍它的强有力的铁老虎进行斗争。""我们相信帝国主义将被推翻","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欢迎的时候,我们希望十分坦率地强调她在历史的心目中担负的巨大责任。"他还用西班牙语朗诵了毛主席的词《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代表乔治·布什此时也不得不致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不过,他当然不会解释为什么这一"历史时刻"竟被推迟了22年之久!他也不会料到自己后来出任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还当上了美国总统。
之后大会主席正式宣布请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讲话,会场顿时响起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许多代表的眼光转向中国席位。乔团长迈着沉稳的脚步健步登上讲坛,容光焕发,豪迈自信,颇有风度地向大会主席微微点头致意,然后展开讲稿,开始了近四十分钟的讲演。在这历史性的瞬间,全场肃静,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掌声长达半分钟,乔冠华两次高举右手,微笑着向大会表示谢意。在演讲中,乔冠华一会儿引用中国谚语,一会儿入情入理地分析国际形势,一会儿表示对发展中国家的敬意,一会儿批评霸权主义的行径,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许多代表或顿足表示同意,或鼓掌热烈欢迎,或发出衷心的笑声。等乔团长以"谢谢大家"作为演讲结尾时,大厅里爆发出了比前几次更为热烈的掌声。
乔冠华的讲话,体现了毛主席在代表团出发前晚接见代表团时的指示精神,不卑不亢,旗帜鲜明,中肯说理,挥洒自如。他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义正词严地抨击了美苏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谴责了前美、日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在裁军等问题上维护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乔团长发言后,有3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代表当即前去握手道贺。这里将乔冠华的这篇重要讲话照录如下:
主席先生,
各位代表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主席先生和许多国家的代表对我们表示的欢迎。
许多朋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这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将把这些转达给全体中国人民。
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来到这里,出席联合国大会自二十六届会议,向大家一道参加联合国的工作,感到高兴。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那时起,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所当然地就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才被长期剥夺,早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恣意践踏。现在,这种不合理的局面终于改变过来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本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逐出去。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这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锡兰、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塞拉勒窝内、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等二十三个提案国,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也都为此作出了贡献。还有一些国家也以不同方式对我国表示了同情。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了。在人类历史上,二十六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这个期间,世界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联合国成立之初,成员国只有五十一个,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三十一个。在新增加的八十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是二次大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二十多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兴起了要求改变现状的群众运动和社会潮流。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事务的权利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成为可抗的历史潮流。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总是要通过无数的革命和变革才能取得的。就拿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来说,正是由于一七七六年华盛顿领导的革命战争的胜利,美国人民才赢得了独立。正是由于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法国人民才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枷锁。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伟大列宁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欢欣鼓舞,一小撮腐朽反动的力量则是惶恐不安,极力进行挣扎。他们武装侵略别的国家,颠覆别国的合法政府,干涉到别国的内政,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别的国家进行控制,任意欺负别的国家。二次大战后,新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是局部战争从未停止。现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人民的斗争是有曲折、有反复的,但是反对人民和反对进步逆流,终究不能阻止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主流。世界一定要走向进步,走向光明,而决不是走向反动,走向黑暗。 
主席先生和代表先生们,
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发动过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过去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人所共知的。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无视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顶住了外来的巨大压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我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完全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居住在台湾的一千四百万人民是中国人民的骨肉同胞。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归还祖国,台湾同胞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0 年一再正式确认了这一事实,并且公开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无意干涉。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发生,美国政府才违背自己的诺言,派遣武装力量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至今仍然留在那里未走。现在有些地方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是在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继续制造"一中一台",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中国"。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定要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主席先生和代表先生们,
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一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一立场,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美国政府武装侵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蹂躏这三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加剧了远东的紧张局势,遭到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和平倡议。美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全部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美国及其仆从的一切武装力量,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是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关键。
朝鲜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国人民志愿军早就从朝鲜撤走了,但是美国军队至今还继续留在南朝鲜。和平统一祖国,是全体朝鲜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今年四月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园的八点纲领:坚决支持它提出的废除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一切非法决议和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正义要求。
中东问题的实质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在超级大国的支持和纵容下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并且相信,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坚持斗争,坚持团结,一定能够收复阿拉伯国家的失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中国政府认为,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有义务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斗争;任何人也无权背着他们,拿他们的生存权利和民族利益进行政治交易。
各种表现形式的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挑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莫三鼻给、安哥拉、几内亚(比绍)等地区的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坚决支持阿扎尼亚、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反对白人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亚、非、拉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反对经济掠夺,保护国家资源,是独立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带头兴起的捍卫二百里领海权、保护本国资源的斗争;坚决支持亚、非、拉石油输出国以及其他各种区域性和专业性组织展开的维护民族权益、反对经济掠夺的斗争。
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一两个超级大国加实扩军备战,大力发展核武器,严重地威胁国际和平。世界人民渴望裁军,尤其是核裁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求解散军事集团、撤走外国军队、取消外国军事基地,是正当的。但是,超级大国口头上天天讲裁军,实际上是天天在扩军。他们搞的所谓核裁军,完全是为了垄断核武器,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决不会背着无核国家参加核大国的所谓核裁军谈判。中国的核武器还处于试验阶段。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和核战争。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倡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作为第一步,首先就不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中国政府曾多次声明,现在我代表中国政府再一次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和苏联如果真想裁军,就应该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并不是一件难于做到的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对他们是否真正具有裁军愿望的严峻考验。
我们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贯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为了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他们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我们向一些友好国家提供了援助。我们提供援助,从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于正在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我们永远不做军火商。我们坚决反对有的国家以"援助"为手,企图控制和掠夺受援国家。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我们提供的物质援助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支持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有七亿人口,应该对人类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我们希望,今后能够逐步改变这种力不从心的状况。
主席先生和代表先生们,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联合国应当在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和干涉、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过去长时间里,一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联合国做了很多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各国人民意愿的事情。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我们在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16)
乔冠华团长讲话后,几十个国家在走廊里排起长队,纷纷向乔团长表示祝贺。这种祝贺仪式整整持续了好几个钟头,加上各国代表上台祝贺,前后共整整两天左右。乔团长事后伸出手给代表团团员看,由于握手次数多,他的手也显得有些肿了。
值得指出的是,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活动是他一生外交活动的辉煌时刻,也是他的才华、文采和风度得到充分体现的时刻。
乔冠华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普遍欢迎,赢得了阵阵掌声。同时,也得到世界舆论的好评。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乔冠华讲话的全文。路透社报道说:"这篇讲话使许多外交官感到震动。第三世界的代表们热烈鼓掌。美国代表和苏联代表脸色阴沉。"法新社评论称:"乔的严厉的讲话使人毫不怀疑,无论是人民中国进入这个世界组织,还是尼克松总统即将对中国的访问,都不会使北京改变它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德新社评论称:"在国际讲坛上非常少有的这种坦率和平实的发言,表明了北京对联合国的政策以及对外政策意图的轮廓,表明了人民中国将使自己成为中小国家喉舌和支持者。"共同社评论称:"这一展示基本方针的演说,是不折不扣的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的意义和反应将迅速波及地球上的一切地区。这篇演说阐明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国际政策,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原则性立场,明确地表示了中国作为中小国家的代表对超级大国垄断联合国的局面进行挑战的姿态。"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曾在《明报》发表社评《乔冠华演辞有才气》:"……乔冠华演辞的主要内容不脱中共一般文告声明的范围,但有一些说法却具有个人风格,表现了独特的才华。他是文人出身,以写国际问题分析文章知名,这篇演辞中偶尔也显露了若干他昔年文字中的光芒。"
金庸是《大公报》出身,以武侠小说闻名于世,当时他办的《明报》也风行一时。而早在建国之初,他就与乔冠华打过交道。"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职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宣布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台湾方面也派人到香港处理这些财产,双方发生了争执。
11月15日、18日,金庸分两次在《大公报》刊出评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他的结论是:依据国际法准则论述国民党政权遗留在海外的资产应当归属"新中国"所有。这篇略显冗长的分析论文发表后,在香港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应,却得到了当时还在日本的中国国际法专家梅汝敖的赏识。此后,他又陆续发表过一些国际法的文章。梅曾担任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参与过对战犯东条英机的审判,是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国际法学家。不久梅汝敖应邀回国,出任新成立的政务院外交部顾问,当时外交部长由总理周恩来兼任。梅发现新生的政权外交人才奇缺,具有外交和国际法方面专门知识的人稀有,他想起了香港的年轻人,便电邀金庸北上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连续从北京发来三封电报。
这是查良镛意想不到的。他年轻时代的外交官之梦,虽然只是一个梦,却一直深藏在他的内心,梅汝敖的电报再次搅动了他的心境,他激动,兴奋,带着几分神秘的向往。年轻人得到一位大学者的赏识,毫不考虑地就答应了。1950年,他向《大公报》辞职,只身北上,第一次踏上这个历代故都,无疑他是满怀希望而来的。梅汝敖见到他也很高兴,但他是否能顺利进入外交部工作不是梅先生这个顾问能决定的。梅建议他先去找周恩来的助手、外交部实际负责人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对乔冠华他并不陌生,早年他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读过乔许多犀利的国际评论,1946年至1949年,乔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也经常在《华商报》发表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大公报》左转后,乔经常到《大公报》与他们座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成为《大公报》的常客,所以他们算得上'很熟'。
在他眼里,乔冠华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他的印象很好。所以,他对乔充满了信心,以为外交官之路已铺在他的脚下。想不到等待他的完全是另外的结局,乔冠华直言相告,北京确实需要他这样的人,但外交部是一个特殊机构,政治要求很高,工作人员必须根正苗红,能经受各种严峻的政治考验。查良镛的家庭出身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属于地主,他本人又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上过学,这种背景注定了他是无法进入外交部的。所以乔主张他先去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期,将来再转入外交部。当外交官曾是他多年的梦想--'我年轻时企盼周游全世界,所以曾有做外交官司的志愿,高中毕业后,到重庆升大学,考取了中央政治大学的外交系,其后又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战后到上海入东吴法学院读国际法,继续研读同一门学科。'乔冠华的一席话无疑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这是他第一次与这个红色政权打交道,他清楚以他的背景已不可能圆他的外交官之梦。'乔先生是一番好意,但我觉得人民外交学会只做些国际宣传、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不感兴趣'。
他还找到了曾长期在《大公报》工作、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的杨刚,杨刚也建议他先去革命大学(不是人民大学)或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他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乐观。他觉得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虽然乔冠华对他很好,跟他说如果他真心'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入党。他当时也是很拥护共产党的,可是他又怕党的'铁的纪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放弃。外交官之梦断了,留在北京已没有意义,辞别梅汝敖和乔冠华之后,他就匆匆返回了香港。对乔冠华,他没有一丝怨言……历经岁月沧桑、功成名就以后,金庸说:'这个外交官之梦虽然破灭,却未尝不是好事。'他认为自己这一生过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受上司指挥和官职的羁绊,行动自由、言论随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而外交官的行动受到各种严格规限,很不适宜他这样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他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做了外交官,日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何况他年轻时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历国,现在他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所以他庆幸自己没有做外交官。"(17)由此看来,金庸并没有责怪乔冠华。
作为亲身经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代表团成员,章含之的回忆弥足珍贵,她说:"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想就是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在联合国中国席位上就座的时刻,以及他在联大代表中国作第一次发言后长龙般排队向他祝贺的场面。那一天,当乔冠华到达联合国大会时,大门外已云集了许多记者。冠华由联合国礼宾司长迎接前往大会会场。记者蜂拥而至,在的座位前抢占最佳位置。那一时刻,冠华成为整个联合国大厅的中心。所有人都驻足观看,'红色中国'像一股巨大的旋风,席卷着这个经历了二十年风霜的最大国际组织。中国终于昂首阔步地走进了这个大厅,打破了美国对她的封锁,参与到世界大事的重大决策中来,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员,和美国一样,拥有否决权。我常常奇怪,冠华的性格极易激动,但是此时此刻,当我们很多随行人员激动得要流泪时,他却十分从容,似乎是去开一个平常的会议。他保持了十分冷静、镇定的神态,坐进了礼宾司长亲自为他拉开的中国名牌后的那张椅子。此时,有记者问他:'乔先生,你现在坐在这张椅子里有何感想?'冠华的回答造就了那张著名的后来获新闻摄影普利策奖的仰头大笑的照片。
他笑得那样自然,那样淋漓尽致,一时间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他仅有的回答是:'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那是胜利的笑,是自豪的笑,这联合国大厅内响起的乔冠华的笑声呼应着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声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谁能挡得住这乔冠华的笑声?后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关于乔冠华的评论,题目就是'乔的笑'。乔冠华就是用这豪迈的笑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联合国!"(18)
这里还发生一件"趣事":由于美国政府那年还坚持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老布什的任务是说服昔日支持美国投反对票的国家继续投反对票。但由于基辛格的访华以及尼克松宣布将要访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联盟开始动摇。布什勉为其难,也不能挽回局面。此后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此时的布什大使有点尴尬。
但是他与乔冠华总是要见面的。于是布什大使设计了一次"巧遇"。在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的前一天晚上,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科尔莱向中国代表团透露,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很愿同乔冠华团长在会前先见一面。科尔莱同时具体安排了中国代表团第二天早晨进入大会会议厅的路线。中国代表团很快发觉了其中有文章。当11月15日上午中国代表乔冠华一行在科尔莱陪同下,按既定路线乘滚梯从底层到达联大会场那一层,即将跨出滚梯时,布什大使"刚巧"从右边咖啡厅那边走过滚梯,果然也在会议厅门外的走廊上与人"随意聊天"。于是两人"不期而遇",科尔莱随即将布什介绍给乔冠华,两国代表友好地握手打招呼,解决了这第一次会面的问题。
对此乔治·布什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叙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身穿单调的灰色老式服装于11月11日到达纽约,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共产党人,我将遇到一些地缘政治学预料不到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中谴责美国,这并不使我感到惊奇。我虽然知道两个共产党大国有着严重的分歧,但直到他用同样的篇幅谴责苏联时,我才体会到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敌对情绪。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马利克与我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正皱着眉头,而乔却提着一桶米倾倒在我们俩的头上。然而,乔的讲话只是我了解中苏关系真实状况的第一课。真正使我惊奇的事--即他们对我们只是不喜欢,而对俄国人则是蔑视--发生在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非正式会议时。这次会议在法国大使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的寓所举行。
黄华和我早就在一次由国务院礼宾专家精心设计的场合见过面了。因为美国还没有正式承认北京政府,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会见应该显得是偶然巧合的,而不是预先安排好的。我坐在联合国的代表休息厅里,取了一个乔冠华和黄华进入会场的必经之地。当他们经过的时候,我站起来,热诚地而不是过分热情地伸出我的手,并作了自我介绍。他们都与我握了手,热诚而不是过分热情。这一"自发"的相互介绍完成之后,我们各走各的路了。然而,重要的是中国大使与我能偶尔交谈几句,因为尽管我们两国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有些地方我们有着共同利益。"(19)
这件经过巧妙安排的会见立即在会场内外传为趣闻。就在这次大会上,布什以东道国身份发表了简短讲话,欢迎中国代表。他说,中国代表来到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说包括美国在内,大家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后来,因为中美双方在印巴问题上立场一致,因此在此后的一个月中,乔冠华与布什大使很配合。
两年后,布什接替布鲁斯就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冠华这时是外交部主管美国事务的副部长,他们中间常有来往。布什在北京常与夫人骑自行车出去逛街。乔冠华到他官邸做客时,他说起他们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许多地方是乔冠华他们都没有到过的。布什夫妇有一种平民心态,喜欢到生活中去,到老百姓中去。
充满欢笑的仪式总要结束。然而,接下来的联大会议则充满艰巨的斗争。印巴战争在大会期间爆发了!年轻的中国代表团突然之间面临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
印巴战争是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爆发的。尽管东、西巴基斯坦这种人为的国家状况长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在代表团出发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导致一个国家分裂的地区性战争。年轻的中国代表团进入了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着否决权,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乔冠华团长的表态。
那时由于代表团仓促来到纽约,住在罗斯福旅馆的十四层,没有自己的驻地,没有自己的保密通讯设备,向内请示只能发明码电报,打普通长途电话。中央离他们那么遥远,很难随时得到周总理的指示,而战争又在快速进展。巴基斯坦军队节节败退,安理会天天开会至深夜、凌晨。代表团与国内的联系一切都是明电明码,全部掌握在美国手中。幸而当时,在这场印巴战争中,美国的态度与中国基本一致,双方都竭力想促成停火以免东巴分裂出去后导致苏联势力称霸南亚次大陆,因而都是支持巴基斯坦,反对苏联支持的印度当局肢解东巴。在安理会内中、美两国都要求印度立即停火撤军,而苏联代表马立克却想尽办法拖延表决。他们想拖到东巴首府达卡陷落,战争自然就结束了,印度就占领东巴了。此时美国方面提出先火,停下来后再谈判撤军。
但由于通讯的不便利,乔冠华没有得到国内指示可以暂不要求撤军。安理会紧张地僵持着,中国要求停火、撤军,马立克说莫斯科没有指示,而前方战场上形势十分危急。这天深夜,周总理从北京打普通长途电话到代表团,批评乔冠华还在坚持撤军要求。周总理说现在一切都要看前方的战局。只要保住达卡,一切还有谈判余地。一旦达卡失守,东巴就被分离出去了,不可能再挽回。因此现在美国人提先停火是正确的策略。先停火,停下来,达卡还在巴基斯坦手中。乔冠华连夜召集会议,商议新战略。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放弃立即撤军要求,但必须立即停火。
就在这紧急关口,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决定重新起用资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为副总理兼外长,并立即赶赴纽约促使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当时又为了同一目的来联合国活动。他到达纽约后,刚刚住进彼埃尔饭店就要求会见乔冠华。本来,章含之并不担任他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她叫去翻译。乔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
由于上午不是由章含之去翻译的,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章在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乔冠华当时很急躁,对着章不耐烦地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即中国代表团代表熊向晖同志),你来帮个忙。"
章当时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你和吴丹谈什么不是我翻的。"
乔冠华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
章含之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觉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团的路上,乔冠华他们还在紧张地讨论当天晚上的安理会对策,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被"撤职"的年轻女翻译。一直到电梯送他们一行到下榻的饭店十四楼,各人回房间时,章含之的房间与乔冠华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识到章的存在,于是回头对她说:"你也不要闹情绪,多锻炼锻炼就好了。"
其时在章含之看来,觉得这官气十足的"鼓励"实在是一种屈辱,没回答他就转身进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再见到乔冠华时,不知他是否觉得头一天对章含之太厉害了,于是开玩笑说:"笨猪(Bonjou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笨猪,还想着昨天的事啊!"
章含之怨气未消,只是淡淡地说:"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
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
章含之说:"比我的英文好!"
然而,苏联代表仍在大会上拖延。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终于传来了印军攻克达卡,巴基斯坦守军投降的坏消息。一场分裂巴基斯坦的战争以东巴分离出来为结局而告终。
此时马立克在安理会发言说莫斯科指示已到,同意立即停火。当然这已毫无意义。停火已经实现,只是以巴基斯坦军队交出东巴投降印度为停火的代价。美、中、巴以及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都很失望。安理会通过了一张废纸的要求停火决议,巴方代表夏希愤起把决议撕碎,并率领全体巴代表团退出安理会。当时的气氛十分悲壮。
虽然这场斗争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代表团匆促上阵,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了一个安理会大国应起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对于这场初来联合国就遭遇的突如其来的战争局面,幸而有乔冠华才能在安理会上舌战马立克。但乔冠华自己却因这场斗争而疲惫不堪,身心的劳顿疲惫使他焦躁、低沉;责任的重大又使他不得不以超出他体能的精力去应付各方面的工作。
不久之后的一天,联合国大会要表决二十多项提案。代表团决定由符浩同志出席大会投票,章含之任他的会场翻译。当他们议出中国代表团对这二十多项决议的表决态度之后,符浩同志嘱咐章含之"请示乔团长"。此时已是午餐时候。当时代表团全体都在二楼一个大餐厅吃饭,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领导在十四楼单独就餐,可以同时商议事情。章含之匆忙吃完饭上楼去请示团长,见他们还刚开始用餐。她怕耽误时间就过去问乔冠华,他是否可以马上看一下我们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热烈地讨论什么事情,回头冲她说:"连顿饭都不让我好好吃!有什么事情吃完饭来不及了?!"
章含之没回答,坐在一边等候。后来可能觉得看这些领导吃饭别扭,于是她说:"我到团长的会客室等吧!"乔冠华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领导们才吃完午餐,乔冠华走进他的套房,准备进里面卧室休息。
章含之站起来说:"乔团长,可以看看这份方案吗?今天下午要表决。"
乔冠华一怔,忘记了曾叫她等候。接着很不高兴地对她发脾气说:"你们还让我活不活?连一点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
章含之一肚子委屈,心想你们这些大人物吃了一个钟点的饭,叫我等,你又"发火"。一下子,她也生气,把方案往他办公桌上一扔说:"团长爱看不看,反正下午表决,你让程秘书还我好了。"说完跑出他的套房,回到房间就趴在床上哭起来了。
那时和章含之同住一屋的是北京医院护士小倪。她问章怎么了。章含之说:"我回北京就申请回学校教书去。这外交部的官衙门,我受不了那份气!当了宫,干嘛脾气那么大。小干部就该是受气包?!"
过了一会儿,乔冠华的秘书程远行拿着方案找章含之来了,说乔部长看完了。他劝章不要闹情绪,乔部长担子重,难免急躁,大家要体谅他。
后来,代表团秘书长符浩同志知道了,又对章含之说,中央要老乔这次来出席联大,任务那么艰巨,他又说老乔心情也不好,他的夫人去世不久。符浩说老乔应该再找个伴侣,不然他的生活太苦了。而对章含之的个性来说,她从来都是个很容易动感情,同情别人不幸的人,听了符浩同志一番话,她觉得也许乔冠华团长也需要理解,那些呕气的事就一风而吹了。
联合国总部和设在日内瓦、罗马、巴黎、肯尼亚等国的分部或国际机构,拥有一支近五万人的庞大的国际公务员队伍,其中也包括不少中国人。联合国总部秘书长管辖下的中国科就是一个部分。它拥有近百人的翻译队伍,从事着英译中、中译英口语或书面的翻译工作。这些翻译人员当初大都是旧中国留在联合国的人员,也有一些新加入这支队伍的留美学生。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地位后,这些炎黄子孙当然兴高采烈,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年长职员出于对新中国缺乏了解而顾虑重重,担心新中国代表团的来到会把他们弃若敝屣,因而急切地想听听乔冠华团长的说法。乔团长了解到这一情形后,决定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同他们谈谈心。
那天的会议在联合国图书馆内的电影厅举行。台上拉上了天鹅绒帷幕,讲台中间放上一张暗红色的桌子。上面铺着白桌布,显得异常朴素。中国科的部分职员同代表团成员握手、打招呼,显得热诚但仍有几分拘束感。不一会儿,掌声响起,乔团长在黄华副团长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乔团长身着深灰色中山装,显得十分潇洒和亲切。中国科职员一见乔团长的那番气度,掌声又热烈地响了起来。他落坐在用白桌布蒙着的讲台后,用亲切的语气开始了他的演讲。他先说中国代表团到纽约已经好几天了,主要是头绪太多,没有更快地同大家见面,实在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多多包涵包涵。讲完这番话后,会场气氛顿时开始活跃起来,因为他们看到的共产党的大官没有任何架子,而是讲了几句贴心的诚恳话,一下子把大家与乔冠华的距离拉近了起来。
于是,乔冠华说,大家都是同胞,同胞相见,就要讲心里话,不讲客套话。过去不是说共产党长得青面獠牙吗?那么大家看看我乔冠华是不是青面獠牙?我同大家一样嘛,都是人嘛,是亲人嘛,是不是?说到这里,把手一挥,台下响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和阵阵笑声。开始时候的那种拘束感开始慢慢地消失了。乔团长又接着说,中国代表团来之后,大家根本不用担心丢掉饭碗。我郑重地宣布,所有中国科职员我们都要用,我们全部包下来,一个也不少。这时中国科职员使劲地鼓着掌,好几分钟都没有停息下来。
乔冠华最后还坦诚相告,代表团尽快开始工作。会议开得不长,将近40分钟的讲话使大家一下就缩短了距离,交流了亲情。多少年来,联合国中国科的科长相职员们还不时提起乔冠华的这番讲话,称赞乔冠华为人有风度,英气逼人,讲话坦坦荡荡,是他们二十多年前初交的一位才华杰出的共产党名人、一代"红色外交家"。(20)
乔冠华在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期间,还会见了许多外交人士以及艺术界、电影界人士。电影界秀莱·麦克琳是一位金发碧眼、颇有风度的演员,也是很有组织能力的友好人士。在她一手努力下,由其丈夫资助专门来华拍了一部长达一小时的纪录片《紫禁城》。这部纪录片在美国三家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内播出,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美国三家电视台的黄金播出时间一般都在晚上7时至9时之间,要在这段时间播出东西,其价格非常昂贵。如广告在这段时间播出,每分钟则需四、五十万美元。可见,麦克琳女士为促进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此后在她的推动下,电视台还播出了电影《红色娘子军》,这在当时也是很轰动的事情。美中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的白小姐也是一位少有的美国女性。她个子不高,头金发,身材略胖。她大学毕业后就投身于美中友好工作。为此,她专门学了汉语,并在台湾、香港实习多年。她讲着一口普通话,其语调、发音都像一个地道的北京姑娘。如果你不看她的脸,还以为他乡遇亲人呢。
有些美国人的情谊使人非常感动。住进罗斯福旅馆不久的一天,一位身材魁伟长相俊秀的小伙子找到代表团要求为乔团长当保镖。他说他大学毕业后曾当过游泳池的救生员,听说中国代表团来了,他愿意为团长保镖对付坏人。在乔团长离开回国时,他依依不舍地说,他会很想念乔冠华的。
12月18日晚,乔冠华在完成了他们出席26届联大的任务后,率部分代表团成员(其中有代表符浩、熊向晖、副代表王海容和代表团部分随行人员)离开纽约回国。
在从纽约到巴黎的飞机上,乔冠华回顾一个月来在联大的经历,心绪难以平静,于是援笔写下以下题为《心事》的诗句:
离却喧阗地,
天高夜寂寥。
倦极不能寐,
心事如波涛。
万人争握手,
一语动群僚。
帮腔虽有人,
主犯终难逃。
黄发小儿何足道,
徒识挥拳其咆哮!
苏修胡言固可耻,
美帝软弱亦可笑。
独有堂堂中国敢讲话,
一百多个国家同声讨。
君不见:
四海翻腾云水怒,
犁庭扫穴看明朝。
乔冠华后来加注云:"1971年12月18日,从纽约到巴黎飞机上。12月29日下午在北京作报告,夜不能寐,起又改一遍。"
12月21日,当飞机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上空时,乔冠华又作了《开怀》诗:"三日飞行今始安,开怀畅饮过云南。纵然一阵狂风起,死在中原心也甘。
12月22日下午,乔冠华一行返回北京,周恩来总理又率政治局委员等党政领导同志、首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四千多人到机场迎接。各国驻华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当晚8时许,毛泽东主席在住处约见周总理、乔冠华、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毛主席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乔冠华不负众望,载誉归来。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征服了联合国,也让国际社会更好到了解了新中国。他在国内民众中的威信也因此而高涨。然而,在这踌躇满志的顶峰,同时也孕育着他日后的灾难。第二年(1972年)的夏天,外交部酝酿第27届联大代表团时,向中央打报告建议由当时的外交部长任团长。乔冠华是想到激流勇退的。正如毛泽东曾引用的诗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大招风嘛!但是报告被毛泽东主席驳回,批示说联合国的事还是要乔老爷去。这是后话。
山人 发表于 2021-10-16 08:39:26
·第五部分·
乔冠华自联合国凯旋而归后,马上投入紧张的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筹备工作。不过,他始终惦记着陈毅同志的病情。
这时陈毅同志沉疴多日,缠绵病榻。他病重的消息在老同志中传开了。周恩来走进陈毅的病房,他搬把木椅紧挨着陈毅的病床坐下。他俯过身去,察看陈毅的气色,细问陈毅的饮食。从虚掩着的门缝里,不时传出陈毅微弱、断续的笑声。周恩来是最能理解陈毅心思的兄长,他以寥寥数语,温暖宽慰着病人沉重的心。
改变世界历史的七天
乔冠华自联合国凯旋而归后,马上投入紧张的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筹备工作。不过,他始终惦记着陈毅同志的病情。
这时陈毅同志沉疴多日,缠绵病榻。他病重的消息在老同志中传开了。周恩来走进陈毅的病房,他搬把木椅紧挨着陈毅的病床坐下。他俯过身去,察看陈毅的气色,细问陈毅的饮食。从虚掩着的门缝里,不时传出陈毅微弱、断续的笑声。周恩来是最能理解陈毅心思的兄长,他以寥寥数语,温暖宽慰着病人沉重的心。
乔冠华来了!他刚刚从联合国回来。当陈毅的女儿姗姗把乔冠华要来看望的消息告诉陈毅后,陈毅整整一个中午没合眼,一会儿就问:"几点了?"一会儿又问:"姗姗,几点了?"眼睛里流露着急迫的神情。姗姗明白,爸爸渴望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详情。
当乔冠华走进病房,陈毅以少有的激情和洪亮的声音喊着:"伟大的胜利!"
乔冠华紧握着陈毅的手,眼里泪光闪动,与一个多月前庆贺林彪摔死,设家宴招待他的陈毅相比,面前的陈毅多么瘦弱、苍白!他觉得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向陈毅报告一切好消息!他介绍了联合国大会盛况后又接着说:"在联合国遇到的国外老朋友都让我转达对您的问候。他们都十分想念您,知道您是因为身体,而不是其它原因暂时离开外交工作,都异常高兴。好几位非洲国家的外长,都请您病愈后再去访问……"
"哪有这么老的外交部长!"陈毅笑了,"就是身体好了,年纪也太大了。"
"能行!"乔冠华真诚地说,"姬鹏飞同志和我,都天天盼着您能重回外交部呢!再过几天,黑格就要带着先遣组到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前站。在打开中美关系问题上,总理经常批评我们思想太保守,提不出建设性意见,是您在,许多问题就能办得更好些。"
看得出,乔冠华说的是真心话;也看得出,陈毅对能重返外交工作也并不是信心十足。倒是当他听到外国朋友的问候,部里同志的思念,特别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心里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噢!对了,"告辞时,己走到门边的乔冠华想起什么,又折回身来对陈毅说:"毛主席关于外交部1968年那张'九十一人大字报'有段指示,您知道了吗?"
陈毅点点头:"叶帅已经告诉我了,毛主席说:'我就赞成九十一'。"(1)
带着无限的遗憾、未尽的事业,陈毅同志于1972年1月6日告别了人世。
起初,陈毅同志追悼会的规模受到限制,乔冠华不在出席的名单中。据刘岩的《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一文披露:"中央军委在向党中央关于陈毅同志治丧请示中提出,陈毅同志的治丧活动包括两项,一项是用三个半天向遗体告别,一项是用一个半天开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模建议组织1200人参加,其中党中央机关100人,国务院机关400人,军队系统700人,建议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同志名单是:中央政治局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办公会议成员徐向前、聂荣臻、陈士矩、张才千、刘贤权;党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耿飚、郭玉峰、王良恩;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李富春、郭沫若、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国务院业务组及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对外友协的负责同志华国锋、粟裕、余秋里、苏静、姬鹏飞、方毅、白相国、王国权;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北京市委吴德;军委各总部负责同志;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负责同志各1-2人;陈毅同志生前友好。周总理审阅军委的《请示》时,在参加追悼会人员的名单中加上了乔冠华、韩念龙、李耀文、王海容、陈德和、马文波、李强七人。"(2)
与此同时,外交部的一班人马也没闲着。
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时候,他曾经幽默地对周恩来谈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先遣人员。他说,中国在两千多年来曾经多次受到夷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总统的先遣人员。中国方面对于美国总统访华的访问团人数、先遣人员、技术人员及随团记者的人数,按经过压缩的"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方案",也觉得多得使人几乎不可理解。基辛格只好无可奈何地自嘲:"尽管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官僚制度,但是看来还得了解这些前所未闻的官僚主义做法。"                       
为了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等问题,美国派了一个以黑格为首的先遣队先期来华打前站,于1972年元月3日到达北京。黑格的身份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带来了十八个先遣人员,先分口进行会谈, 分别谈判解决总统来访的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采访等具体安排。
这时,章含之被指派为全程主要翻译,她的回忆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的一些谈判内幕。
美方先遣队阵营强大,包括了访问的各个方面,其中有白宫办公厅主任查平和新闻秘书齐格勒。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中有礼宾司长韩叙。先遣队所讨论的大部分问题是尼克松访华的礼宾细节。谈判一开始,美方坚持总统全程乘坐"空军一号",美方要运来自己的总统座车,以及座车上要安排美方的特工保卫人员。韩叙是个很策略的谈判家。他不紧不慢,总是很耐心,又很和蔼地把美方的大部分要求一一驳回,而且毫无妥协的余地。他强调从北京到杭州、上海,必须乘坐中方提供的飞机,我们的总理会与总统同机,他们不必担心安全。座车和车上警卫也必须是中方提供。韩叙说这是我们的主权问题。既然是美国总统来访,就要尊重和信任我们主人的安排。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国飞机和座车。
唯一的妥协是美方提出,2月27日从杭州到上海,尼克松总统愿邀请周恩来总理作为他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赴上海。周总理最后同意。这样的安排使双方都不失面子。北京至杭州,尼克松作为周总理客人乘坐周总理的专机,而从杭州到上海,则周总理是尼克松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该专机当时称"76精神号")。大概在当时美国总统的出访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总统使用所在国提供的飞机和座车。
韩叙在礼宾、后勤方面的会谈,总的来说还算顺利,在预期的时间内取得了一致。此时,黑格准将的另一个任务是与中方对公报进一步交换意见。1月4日凌晨,周恩来总理接见黑格,就尼克松访华的政治问题交换意见。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表示美国与中国存在着共同利益。
1月6日晚上,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再次会见黑格,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陈毅元帅逝世了!会谈完,当陪同人员随周总理往外走时,章含之见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神情凝重,好像目光不敢正视总理,她感觉有什么事发生了。乘总理去洗手间时,连忙问出了什么事,才知道总理在与黑格谈话时,接到通知陈老总去世了。他们说:"今晚实在不想告诉总理了。他这两天因为应付黑格访问,已经太累了。如果告诉他,今晚就一点都不能休息了。"顿时周围人全都肃静无言。一位中国革命的不朽功臣,一颗明亮的星辰陨落了,他曾身经百战,历尽磨难,而最令人感到悲痛的是他的晚年又遭迫害,生命结束于郁闷之中。
毛泽东也非常关注黑格访华。章含之说,"就在黑格在北京谈判的那几天中,有一天大约凌晨三点,我在民族饭店的房间里接到电话,要我立即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黑格会谈的情况。我赶紧迷迷糊糊赶到游泳池毛主席的住所,见王海容、唐闻生已在那里。其他就是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和张玉凤。我坐在靠近毛主席的沙发里,惊异地看到主席健康情况显然很不好。自从1970年6月我见到他,他调我到外交部已经一年半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他的腿肿得厉害,需要放在一个脚凳子上,神情也比较缓慢。他半躺在那张大单人沙发中,行动很不便。我顿时有一种悲怆的感觉--主席老了!"
黑格北京之行结束后,计划沿着尼克松一个半月后即将走的路线走一遍,为访问作准备。出人意料的是,黑格的上海之行差一点造成尼克松访华的重大障碍。
1972年时的上海是一群具有极左思潮的造反派掌握领导权。主持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当时不在上海,接待黑格的是上海市委的徐景贤。宴会一开始徐景贤就讲了一个很短的祝酒词,章含之当时是黑格的翻译,她以为黑格会在宴会的中间或后面祝酒。但他似乎没有意思要回答,她也不好提醒他,但看得出来,主人越来越不高兴。这顿饭吃得很压抑。回到锦江饭店不久,上海市外办的负责人就找了北京带队的于桑、韩叙,说黑格不回敬徐景贤的祝酒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举动,应当向他抗议。北京来的领导劝他们冷静,不要轻易行动。双方意见不一致。
第二天,在黑格去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的途中,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一个关于"两个中国"的不大友好的讲话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徐景贤等人大惊小怪,说黑格昨晚的恶劣态度就是因为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不友好的讲话。他们将章含之叫了出去,说要跟黑格谈话,指出这个问题。
章含之要他们搞清楚黑格到底知道不知道华盛顿方面的讲话。他们凭想当然认为黑格一定知道。上海方面决定在参观途中把黑格叫出来,向黑格提出抗议。黑格出来后既吃惊,也惶惑,申辩说他实在不知道昨天在华盛顿有什么讲话。上海那帮人将黑格训了一顿,提了抗议。然后,这帮人又打电话到杭州,告诉杭州接待要"降温",说黑格此人很坏,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的嘴脸。
黑格一行到了杭州,到处碰到冷面孔。因为陪同人员要乘船游览西湖,尽管眼下是一月中旬,天气酷冷,黑格也要上船游西湖。黑格乘的游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就有一杯清茶。据说原来已经在船上准备了点心水果,也因为上海来的"降温"电话而撤了下来。浙江的领导人一个个板着脸孔不搭理黑格。黑格十分惊诧不安,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加上当时是数九寒天,气候也冷,湖面冷风横吹。黑格知道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不敢随便得罪中国人,只好忍气吞声。
章文晋、章含之等几个同志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中央的方针及周总理维护中美刚刚开始关系的一番苦心,稍微懂得多一点,看不惯杭州的做法,担心影响大局。
黑格离开杭州前一天的晚上,中国方面有关人员在杭州饭店会议厅里开会,为对待黑格一行人的接待问题争执起来,北京来的同志说要按中央的方针办事,杭州的同志说对帝国主义不能讲客气,会议开得很紧张,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就打电话回外交部报告这两天的情况。
打完电话,会议还在继续,凌晨两点多,周恩来总理亲自来电话,他向带队领导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上海领导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在黑格离华前挽回不良影响。毛主席已亲自指示当时在北京的上海主要领导王洪文连夜飞到上海,在虹桥机场黑格转机时欢送黑格。毛主席并指示,听说美国人很喜欢中国糖果,已指示上海方面连夜赶制礼品盒,所有美方代表团成员每人送十斤糖果以示友好。
中方陪同人员欣喜万分,两天来的沉重心情此时总算松弛下来。早餐时,杭州方面的领导突然全部来到宾馆,一改昨日的严肃,竟是一片阳光灿烂,欢声笑语。
最为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在上海虹桥机场。
只见专用候机厅里面一片节日气氛,灯火通明,天花板上挂满彩带。本来只是准备稍事休息,用一点简单午餐就转飞机的,而此时厅内已摆满了宴席,准备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酒宴为黑格送行。王洪文等人频频举杯与黑格干杯,祝他完成任务,一路顺风。
黑格此时实在对中国人的这种变化莫测无法理解,十分困惑。他终于忍不住问章含之告诉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她说,"其实是一桩小事情。你在上海的欢迎宴会上没有回敬祝酒,上海的领导认为你傲慢,对他们不礼貌。他们也告诉了杭州方面。后来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他们,叫他们的主要领导从北京赶来欢送你,希望你忘记前两天的不愉快。我们还是要一起把尼克松总统来访的准备工作做好。"
黑格恍然大悟。他对章含之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忘记祝酒。他说欢迎宴会时,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祝酒。后来,他数次问章含之何时回敬祝酒最适宜。这顿午宴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在美方登机之前,上海方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每个人赠礼。连夜赶制的糖果盒是一个用粉红色的锦缎被糊在硬纸上的八角形礼盒。盒中分为八格,中间再有一圆格,共放九种不同糖果。当时的工艺很简单,均是工人人工制作,因为是连夜赶制的,所以送给美方时,浆糊未干,每个盒子摸上去都是潮潮的。黑格一行表示十分感谢, 但因为他们的行李已全部送上飞机,所以他们只能用双手捧着这些大盒子上飞机。每个美国人走上舷梯的时候都乐呵呵地。
当黑格捧着糖盒乘专机离开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心头还带着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此次打前站未能落实为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的最后安排。他在与周恩来谈判时,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肯定要会见尼克松的承诺。怎能想象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飞越重洋来到北京,而不与新中国的最高执政者毛泽东会见呢?!
此时,章含之发出由衷的感叹:"我站在巨大的玻璃隔墙后望着这一长队的美国人手捧毛泽东主席亲自关照赠送的粉红色大糖果盒登上他们的空军专机,当时十分感慨。一个伟人可以扭转乾坤,而一些蠢人又可以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使历史倒退!"(3)
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国会的领袖们进行简短的告别会见以后,来到停在白宫草坪上的直升飞机前面。这一天,天气严寒,冷风刺骨。他引用了乘坐"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的第一批人在月球纪念碑上留下的话:"我们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以此作为他访华旅行的先声。
2月21日上午9时,中国政府特地委派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处长唐龙彬、翻译唐闻生、章含之等七人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尼克松总统的专机飞抵上海稍事休息用餐后,即由乔冠华等陪同,上午11时30分到达北京。对此,基辛格记得很清楚,他说,这天上午,"我们到达上海稍事停留,以便让中国领航员登机。
同我以前的几次访问惟一不同之处是,现代化停机楼前的一根旗杆上这次有一面孤单的美国国旗在飘扬。我几次经过这个机场,都没有看到过一个旅客或一架降落或起飞的飞机的影子。在上海欢迎尼克松的是乔冠华,他名义上是外交部副部长,但实际上是外交部的关键人物。据说他是周恩来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这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有一些周恩来的风度、博学和智慧。在场的还有我前两次访问时认识的章文晋(美大司司长)和王海容(礼宾司副司长,据说是毛泽东的亲属)。他们两人在1971年7月曾陪同我从巴基斯坦前往北京。中国人殷勤好客名不虚传,准是认定蛮夷外宾快饿坏了,因此以创纪录的速度给我们送来了丰盛的早餐。这一下子使白宫的工作人员感到很难堪,因为他们知道,从此尼克松会要求他们加快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服务速度。"(4)基辛格在飞往北京途中就向乔冠华表示,他想在午后3时单独会见周恩来总理,商谈活动安排问题。
据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的唐龙彬回顾,乔冠华在飞机上与尼克松等人谈得很好,飞机上的气氛非常融洽。
他介绍说:"那个时候是2月份,北京、上海都很冷,寒风刮起来很冷的。但是在飞机里面都非常暖和,暖气如春。尤其乔冠华和章文晋,尽管那个时候还和美国没有很多正式的交道,但已经和基辛格打过交道了,他们在飞机上谈笑风生,谈得很投机,而且还开玩笑说基辛格现在都变成中国通了,对中国情况很了解,尼克松也是这样子,在飞机上的气氛非常融洽。而且在尼和他夫人的倡议之下,由他们陪同我们七个人,主要是乔冠华参观他那个专机,回来以后又继续聊天;他夫人还在飞机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介绍一下中国的一些风土人情,包括学几句中国话,谢谢、你好、干杯这些简单的话。事先他夫妇两个人在没有访问中国之前也看了不少书,也找了不少专家介绍中国,对中国还有一个粗浅了解。但我感觉富有戏剧性的是一个特殊安排,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时候,已经停定了,机门也打开了,人梯也过去了。
尼克松总统就马上跟他的随身警卫说,你布置一下,包括我们的代表团的所有成员,从基辛格开始和中方的陪同人员都慢点下去,由我和夫人先下去,我要使得这个场面显得更庄严、更突出。"对这一点,他强调,"当时我们了领会到意思,基辛格就朝乔冠华笑一笑,做个鬼脸,很明白。总统夫人还是很有对外交往的经验的,也很健谈,不愧是第一夫人。她就换了一套玫瑰色的套装,外面披着二个橘红色的大衣,手挽手和她丈夫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在我的回忆当中,尼克松几乎是和周总理是同时伸出手握手,好像他的手还提前一两秒钟,在飞机上说的两句话也很生动。总理当然欢迎他了,而且代表毛主席欢迎他,说你横跨了太平洋,把手伸到中国来和我握手,这意义很重大。"(5)
抵达北京机场时,正如唐龙彬所云,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身为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早就想好了该如何做好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刻意要在这举世瞩目之时,纠正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下令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握手的傲慢失礼行为,并略为修补美国过去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同时突出他本人在此时非同凡响的举止,故特意安排在他同周恩来握手前,随行人员暂缓下机。此事虽已再三叮咛,但他又不放心,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机舱口,以防其它人员紧随其后,当他和他的夫人快步走到舷梯尽头时,就在掌声中他急忙伸手向周恩来走去,主动同周恩来热情握手。摄影师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时刻,快速摄下了尼克松和周恩来将要握手的瞬间。
这一历史性镜头被许许多多的摄影镜头所摄下了。
尼克松为这一时刻作出了许多努力,终于在这一次壮观的握手中得以完美地勾出了最妙的一笔。他在后来自己所著的回忆录里是这么记述这一历史时刻的--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心脏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6)
当年拍下的纪录影片确实表明,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其穿红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以后,身后不再有人跟随出来,不象往常国家首脑来访时常见的,代表团成员及随员们会尾随着元首沿舷梯鱼贯而下。长长的舷梯只有尼克松与夫人两人迈步走下来,仿佛偌大的"空军一号"专机只载着他们俩人。待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呵。"
待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随着通讯旦星向全世界实况播出,这时,罗杰斯、基辛格、霍尔德曼等代表团成员,才涌出机舱,走下舷梯。
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仪仗队的士兵一个个身材高大健壮,衣着笔挺,精神抖擞。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长长的威武的队列前踏着节奏鲜明的步伐走过时,每个士兵都神态昂扬地微微转动着头,行着注目礼,使人觉得庄严、肃穆、兴奋。
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当尼克松到的当天下午,在美国人用完午饭不久,毛泽东便表示要跟美国总统谈一谈。
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握手之时,毛泽东说:"咱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可不赞成这样啊!"这句话让大家都笑了。
在第二次谈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说:"我们和他打交道的历史要比你们长得多。"
当尼克松跟毛泽东谈论一些双方的具体问题时,毛泽东说:"具体问题你找周恩来谈,我跟你只谈哲学问题。"
这一天,周恩来和尼克松的情绪都很高昂。周恩来不时地仰首开怀大笑。
在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国宴上,周恩来特意安排军乐队演奏了一首赞美美国自然风光的歌曲《美丽的亚美利加》。尼克松非常感谢周恩来的细心和周到,因为这是1969年他为自己的就职仪式选的一支歌。
在宴席上,周恩来同尼克松夫人帕特寒喧时,指着摆在桌上的特制的熊猫牌雪茄烟烟盒说:"我想送你这个。"
帕特大为吃惊:"你说……烟吗?"
周恩来笑着向帕特解释道:"不,不是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你们两只熊猫。"
"哦!"帕特惊喜地对身旁的丈夫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要送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卫星传输到美国,正好是在早新闻中播出。这一天,在美国的街头巷尾、在家庭餐桌土、在公司走廊里,人们都在议论周恩来送熊猫这件事。
《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理。"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7)
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周恩来和尼克松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姬鹏飞代外长和罗杰斯国务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副外长乔冠华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双方如何发表公报的问题。这个公报也就是以后人们所熟知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会谈。这第三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会谈。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论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上年十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两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俩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中国政府为尼克松一行作了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尽兴地到北京各处参观,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这时美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中方副外长乔冠华却留在钓鱼台的宾馆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结束后需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进行逐段安排,逐字斟酌。这是中美进行各种会谈的最后成果,既十分重要,又颇费心血。
乔冠华深知任务之艰巨,他在钓鱼台的房间里踱着步,反复思考着各种公报形式和公报措词,以及会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反复及各种关系。
钓鱼台小楼内怡静异常,室内温暖如春。乔冠华坐在桌旁,时而在地毯上踱步,思考着谈判进程:公报,框架已在上年10月双方大体商定,一些有争议的措辞也在那次会谈中趋于一致,但是公报中最为棘手、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对台湾的外交表达。对中方来讲,这个问题已在1945年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开罗宣言》早已解决,美方也不否认,要找出双方均同意的措词决非易事,在当时可谓针锋相对。对中方而言,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涉及这个根本原则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我们当然不能作出原则退让。
现在摆在乔冠华面前的这一棘手问题如何处置,这需要才识、机智和技巧才能解决。他反复思索着双方的分歧的所在:中国表示,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前途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则说只在声明中同意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同意作如下表达"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分歧之二,中国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希望",而美国却坚持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义务。分歧之三,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美国还坚持,要把撤军和解决台湾问题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针对台湾问题上的三个分歧点,乔冠华和基辛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乔冠华一向以文章的雄辩力而闻名,在香港、重庆和建国后撰写的国际政论或声明或文件中均以此打动许许多多的读者,加之他行文优美,更使他文章有一种征服读者的逻辑力量。乔冠华学过哲学,他不仅逻辑缜严密,而且思路清晰,具有出色的雄辩才能,善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强有力地阐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乔冠华用语诙谐幽默,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豪爽豁达的灵活性,使对手不得不处于招架境地。而基辛格才识过人,辩证逻辑性强,辩才惊人,谈话富有哲理,言简意赅,使人事后还需多加思索才能明悟其表述。基辛格既有原籍德国人的严肃,也不乏机智幽默。在谈判中,这两位具有学者型风度的外交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地争吵起来,意欲让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乔冠华引用大量国内外文件,不屈不挠地捍卫中国的民族利益,指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措词必须明确,每一个问题的简述决不能含混其词;还指出必须从台湾撤军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不能提什么条件,中美两国之所以走到一处,这是基点。基辛格则坚定地捍卫美国的立场。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2月22日,两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两方各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2月23日,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并提出了美国的新方案。
2月24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俩人都有学者风度,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辩辞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一腔带德国口音的英语很难翻译;而乔冠华在雄辩之中思路清晰,思辩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乔冠华首先口头谈了我方的方案。随后对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作了评论:第一,既然美方承认,所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方的措词是"希望"争取和平谈判解决,美方的措词是"关心"它的和平解决。
这两个词的含意显然不同。第二,台湾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而美国把它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美军当然应该全部撤走,而美方的措词是"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声明吗?第三,既然美方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内部的问题,当然美军应该全部撤走,所以,中方的措词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只讲"逐步削减",而不讲完全撤出这个目标,中方不能同意。并问美方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黑格交来的措词中这一点没有讲清楚,而且还与其它事情交织在一起。人们会说美国把台湾问题当作一张牌。基辛格提到,将来如美国国会问到中方在公报中不提"条约义务"(即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有关规定)一事,难以照乔冠华所说的解释。乔冠华立即说,如美方不领情,现在马上可以加上这一内容。基辛格表示不要加,并说如果找不到双方满意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答,那就难说了,不发表公报。
乔冠华提出的措辞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人们一看,这一措词的合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基辛格不同意此措辞,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缓和整个亚洲形势联系起来。"
乔冠华说:"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撤军。"基辛格仍然毫不退让,说:"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是绝不会答应的。"所谓公众舆论,从当时和现在来看均是遁词,实质上美国想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继续支持台湾当局。
"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基辛格当然也不相让。
双方谈判紧张异常,相持不下,这时,善于挥洒自如的乔冠华说上几句俏皮话,寻找一些共同点来缓和一下气氛。他即了一口咖啡说:"博士,你是出生于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讲,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呢?"
刹那间,紧张气氛为之一扫,基辛格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之后,他对国务院一位工作人员说:"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
每到这个时刻,双方通过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两人的谈判艺术都接近炉火纯青。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也参加过与美国人交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谙熟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该犀利时,锋锐芒利,寸土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数月以前,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二十六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风度迷人地坐进刚刚恢复的中国席位时,世界各国代表的注目中,敞怀朗声大笑,表现了新中国进入国际讲坛的豪情。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题为《乔的笑》。为迎战基辛格,乔冠华那几天几乎夜夜不眠,他下功夫研究国际法,研究基辛格,以非凡的才华起草文件,准备会谈策略。他无暇参加丰富多采的外交活动,常常与基辛格躲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进行激烈而风趣的交锋。他送走基辛格,就又埋头"准备子弹",准备与基辛格再次交锋。为此,他香烟抽了一根又一根,茅台喝了一杯又一杯。他劳累不堪,但心情却极为愉快。
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相互洞察了解,两人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基辛格对乔冠华这个谈判对手评价颇高,他在纪念尼克松总统访华20周年时,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他深情地缅怀周恩来和乔冠华,其中认为"乔冠华以周恩来为榜样。他很聪明。他曾在德国学习哲学,并以此开玩笑。我们之间有很坦率、很良好的关系。他是一个很聪明。我很欣赏他。" 又提到"我与乔冠华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之间非常有效地进行工作"。(8)短短数语,就两次说乔冠华"很聪明",可见乔冠华的这一个性对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2月25日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进谏意见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地说:"给我搞一副吧。"
这时基乔谈判,两人还是不着急,随便便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象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象明天不须飞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共同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
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基辛格提出,"我们同意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国愿意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而不把这放在一个句子里进行表述。"
乔冠华对基辛格这一说法表示了兴趣,他当即开动脑筋思考想把这一想法的表述向中方靠拢,机敏地说,我看可不可以作这样的改动:"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用'前提',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更显示出双方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好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乔冠华提出用"前景"而不用"前提"确是绝妙的提法,"前景"只是一种愿望,而"前提"则是一种条件,一词之差体现了乔冠华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运用。更有意思的是,乔冠华说,"前提"听上去似像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把华盛顿的这一想法既轻松而又坚决的挡了回去。乔冠华巧妙地说:"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在感情上使美国没受伤害更易接受。这真是巧妙的谈判艺术,也是乔冠华坚定的外交原则的表现。
基辛格当然知道乔冠华的用意,思索了一下表示,"这样改动对美国更有利",又带有某种幽默感接着说:"这里含有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义务的意思,而且台湾的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我们同意乔冠华先生的意思。"其实,多年来,我们一致强调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这不取决于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也决不承担必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正为乔冠华在谈判中说的"不是前提"的含意。
台湾问题上的艰难谈判,至此终于有了突破。
基乔会谈在这时已经取得了突破,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
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词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拚命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十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十五分钟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措词问题,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中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
象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
解决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
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中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
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两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两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这几天以来,乔冠华、基辛格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压力一消失,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瞌睡,可是心情格外轻松和愉快。
2月26日,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七O七"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
"基乔会谈"大约费时20小时。对于这此难忘的经历,作为与事人之一的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道出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第三层会谈主要是由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来起草公报,偶尔需要请示我们的领导。这种会谈总共历时约20小时。此外,我还同周恩来会谈了2小时,他有两次走进来参加我们的会谈,让我向他直接解释我方的某一观点。我们的会谈是在一幢中国人专门用来商讨问题的宾馆楼里举行的。
"但是在举行所有这些会谈之前,我和周恩来必须安排好谁将参加哪一种会谈,以及谁应知道些什么内容。在我们和毛泽东会在乔冠华和我为解决这些分歧而花的20小时内,就像在我那次秘密访问时一样,双方都把对方推到最后的时限,看谁的弹性更大些。巨大的决心用极其友好的态度掩盖起来。双方都装作好像根本没有最后时限,这是向对方施加压力的最好办法。缓和的态度增加了紧迫感,却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虽然在任何谈判中都避免不了施加压力,但这些会谈还是用异常微妙的手法进行的。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不提什么无可挽回的要求,也不搞似乎一方走一步必须对方让一步的讨价还价。由于不同的原因,台湾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关系原则的问题。如果暗示一下原则可以出价购买,那会是唐突的。
因此,双方都显出好像必须用对问题的共同理解,而不是通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一个共同问题。我们非常坦率地极力解释各自国内的需要,因为我们知道,假如公报是通过耍手腕谈成的,或者不被国内所接受,它就不能存在下去。我们认识到,在有些问题上,谈判双方惟一能做到的是以庄严的姿态争取时间。在台湾问题上,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其余部分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缔造。
"在尼克松处理白宫事务的时候,乔冠华和我利用第一天的谈判时间逐行审查公报现有的草案,肯定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我解释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需要;乔冠华表示他无权改变中国方面原提的建议。我决定把这事暂搁一天,利用第二天2月23日的谈判时间向中国人介绍了我们准备在莫斯科首脑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中国人显然对我们的对莫斯科政策感到不快,但他们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这个三角外交的现实。美中共同利益之所在是防止苏联利用任何手段--包括进攻中国--破坏全球的均势。但是,永远同莫斯科处于敌状态对美国不利, 除非莫斯科向国际们的承诺。"(9)
乔冠华本人则说--"从2月22日到27日,几番争执,几番协商,几个不眠之夜,加起来是20小时。不是亲自参与的人,不可能了解这个联合公报中的一些行文,其一词一句曾是经过怎样的修改,最后怎样达成协议的。例如,不讲双方都'致力于'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而讲双方都'希望'如何。不讲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而讲'不应该在'。不讲任何一方都'不代表'任何第三方,而讲'不准备代表'。不讲考虑到这一'前提',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而把'前提'改为'前景',等等。这些细微的差别显然不属于语言学,而是外交学和政治学。"(10)
这一严肃的谈判,却也不乏幽默的火花,乔冠华以及章文晋不时说些俏皮话。曾经参与上海公报谈判的美国资深外交家约翰·H·霍尔德里奇在他的《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一书中披露了一些"花絮":"我们那些人坐在桌子的那一边好几个小时,试图找到一个能够解决中国不使用武力问题的方案。我方一再改变提法,结果却总是发现对方提出这种那种理由不予接受。在会谈期间,乔冠华抽了好多支香烟。他还说医生们曾告诫他停止抽烟或少抽一些,可是他希望在'去见上帝'前还要多抽些烟。章文晋时常插话,以致曾一度引起基辛格博士的一阵恼火。章就问:'我烦你了没有?'基辛格博士答道:'你从不使人生烦,章先生,可是有时候你真无聊。'不管双方如何有分歧,谈判桌上的气氛还是让人感到是友好的,因此刚才说的俏皮话都当作开玩笑,人人都笑了起来。事实上,章精通英语,大大有助于会谈,看来他有这个本领,善于辞令,能满足双方的需要。"(11)
不过,想不到后来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横生波澜,这把尼克松都几乎"气疯"了!
公报大功告成,使尼克松在杭州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他一想到翌日到上海后就向全世界发布这个公报就觉得兴奋。尽管二月底天气阴冷,并不是旅游季节,他还是喜欢这个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他就下榻在毛泽东在杭州度假住的刘庄宾馆里。他觉得宾馆有一股霉昧,但极其整洁,这古代宫殿式的建筑也极其精美。他和夫人帕特一致认为在杭州逗留的日子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柳柳拂水,湖波荡漾。他看到自己所送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树已经在湖边的小山中成活,喜盈盈地笑着,拉着周恩来在红杉树下合影,让记者们一窝蜂抢拍镜头。
基辛格也兴致勃勃,心情特别好,在北京日夜闷头谈判,为公报中的观点与措辞绞尽了脑汁。今日公报已定案,他也参加了在西湖的游览。
真是好事多磨。美国方面又节外生枝了。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他们看后,一路上嘀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这次由罗杰斯国务卿带来中国的,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他们对于草拟公报的过程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对此本来就很有看法。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心中自己立了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们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这样一来,意见就多了。到达杭州以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而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进行修改。例如,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到了十五处之多。
在刘庄宾馆尼克松套房的客厅,尼克松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他除了气愤之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晚宴开始之前,他把基辛格找来商量。基辛格也心情阴郁,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说话:"罗杰斯他们提出修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了重搞。他们讲你向中国让了步……"
"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尼克松近乎在吼叫。
"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已经等着明天在上海发公报。"基辛格忿忿地说。
"看我不回去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尼克松火极了,"我哪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天呐!"
"总统,要紧的是明天发布公报。"基辛格说。
尼克松沉默了好一会,铁青着脸来回走动。突然,他转身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之后你再找乔谈一谈。"
"真难启齿呵!"基辛格脸有难色,但还是应允了。
当晚,杭州宴会的南方菜特别精美,嗜好美食的基辛格却没能好好品味,他在心里嘀咕着宴会之后怎么跟乔冠华谈话。
而乔冠华还全然不知晓,他满以外即将"大功告成",兴致非常之高。在章含之眼里,乔冠华"看起来比较轻松,当时没想到后头会节外生枝,以为是已经达成协议了,也就没什么了。当时乔冠华也高兴,乔冠华这个人是非常露于行色的,他一高兴你就看出来,他就高兴了;他不高兴,他就面孔摆在这儿不高兴。所以看乔冠华有时候看出来谈判顺不顺。这一点说明他干外交,是带有激情的那种,有点诗人的气质。那天看他谈笑风生,又喝酒又抽烟的,就知道他心里特别高兴了。那天大家很高兴,以为基本上定下来了。所以25号的气氛也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杭州没想到又节外生枝出来了。"(12)
晚上十点二十分,乔冠华和基辛格又开始举行会晤。乔冠华因为辛苦几天搞完了公报,心情也很好,宴会上喝得很痛快,脸上泛着红光,脸带笑容地坐下来谈话。
基辛格将精心琢磨了好一会的话说了出来:
"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乔冠华用有点挖苦的口气开玩笑说:"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了,动不动都拿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交本有意见,要修改,是么?"乔冠华爽脆地说。
"是的。是这个意思。"基辛格坦率地说。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尖锐地回答说:
"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二十四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我们总统确有为难的地方,乔先生,"基辛格知道中国人注重实际,他唯一的希望在于坦率,于是,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只得暂停了晤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恩来正在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筹办情况。周恩来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实在太累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周总理,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都由他亲自过问,还每天安排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顶多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
他听着乔冠华的汇报。他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为分明,只是眼睛还很灵,很亮。他很不在行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就摆在烟灰缸沿。
乔冠华汇报完关切地说:"总理,你太困了。"
"你说说你的看法。"周恩来轻轻地将烟喷吐出嘴唇。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乔冠华说。
周恩来的眼睛望了一下窗外,西湖岸边的灯光闪闪烁烁。今天晚宴之前,给罗杰斯那一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找他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国务卿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公报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恩来就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顿时领会了总理的含义,微笑说:
"总理,我明白了。"
周总理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主席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参与接待工作的章含之后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上海公报》的关键就是在杭州的二十四小时,乔冠华与基辛格再次在刘庄宾馆(又称"八角楼")又开了一次夜车。尼克松、周恩来都未睡觉,这是对双方政治智慧、谈判技巧的极大考验,谈判几乎破裂,因为是美方首先发难的,中方当然不高兴。凌晨四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于是,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接下来的工作,他们两人就第二天在上海的相关活动作了安排。据基辛格回忆:"我向乔冠华扼要介绍了当天下午我准备就公报对记者发表的谈话。双方决不要自称取得胜利,也不要自作聪明地进行解释。这是对干练的(而且时常是对工作有帮助的)章文晋部长助理的一个不很隐讳的告诫,他区分意思上细微差别的能力很了不起。我的主要目的是让乔冠华明白,在对记者的谈话中,我要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务承担的义务。我希望中国方面对此不要作出什么反应。乔冠华回答说,他指望我会处理得很好。"(13)
尼克松总统一行来到上海,周恩来由章含之陪同,亲自到上海锦江饭店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助手们。
周恩来来到罗杰斯的套房前,只见罗杰斯手下官员正为谈判的事而发牢骚,见周恩来来了,才悄然而止。周恩来和罗杰斯亲切握手,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特地来看望你和国务院的各位先生。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的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的大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外交官很有见地,我们很表赞赏。"
周恩来这番不卑不亢的谈话,一下子把室内的紧张气氛扫除一空。罗杰斯心情顿时轻松起来,国务院其他工作人员脸上也露出喜色。
罗杰斯当即说:"总理先生,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步妙棋,真是太漂亮了。这一顿时把两国多年疏远的距离拉近了。总理先生,真是英明的。"房间内的所有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他们钦佩周恩来的为人,没有兴趣再做搅和的事情了。
当天下午五时,中美双方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此后,下午五点五十分,乔冠华和基辛格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中美《上海公报》发表谈话。基辛格则乘此还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可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上海公报对世界的震动与冲击,使基辛格的解释黯然失色。
值得提到的是,基辛格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顺便说一下有关"记者招待会"的趣闻,那是章含之透露的。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媒体"、"记者招待会"这些概念,《上海公报》下午四点发表,请新华社记者参加,叫"吹风会",而不叫"记者招待会",故许多记者届时都冲到锦江饭店的理发室,一时这个小小的理发室门庭若市,而理发师傅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招架。第二天,章含之去理发室理发,师傅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大家忍俊不住,轰然大笑。
这天是星期天,尼克松在上海为举行了最后的宴会。尼克松显得兴高采烈,茅台酒使他脸上的笑都泛着红光。他洋洋自得,喜不自禁地举起酒杯,斟上茅台,走到麦克风面前,作了在这次访问中从没有过的即席讲话:"……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尼克松更为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人们沉浸在欢乐中,为总统的话鼓掌。乔冠华在其中笑得特别开心,他的笑容格外灿烂。据在尼克松答谢的宴会担任翻译的章含之介绍,"那天是整个访问当中的高潮,因为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尼克松访问这个历史事件,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所以那一天所有人都轻松,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喝了好多茅台酒,那大概是空前轻松的一次。第二天尼克松要回国了,我们也要回北京了。总理也高兴,尼克松也高兴,然后乔冠华也喝茅台,那天晚上真的是已经打破了开始阶段的那种拘谨。所有的过程当中,表面上虽然是一种很欢乐的气氛,但实际上还是有紧张的。因为到底谈得下来谈不下来还是未知数。而最后这一天大家是真正的放松了,包括那些记者也都特活跃。"(14)此时此刻,紧张情绪烟消云散了,人们开怀畅饮茅台酒。
2月28日早上,周恩来、乔冠华将尼克松一行送至虹桥机场停着的总统专机上。
从2月21日到2月28日,整整一周,毛泽东、周恩来、乔冠华都为尼克松总统一行访华所操劳。等美国总统专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后,周恩来专机就从上海起飞,一起返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说:"尼克松总统高兴地走了。他说,这是改变了世界的一个星期。"毛泽东顿时精神一振,说:" 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然,他隔洋骂我们那么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和我们谈判啊?"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和我们再次相会。"
鉴于《上海公报》的独特作用,本书不妨照录:
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日)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
尼克松总统于2月21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
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参观了类似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固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2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71年4月12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面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漠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漠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
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1972年1月27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1971年12月210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漠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夫人及美方一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有礼貌的款待,表示感谢。(15)
从上面引述的《上海公报》,可以看出,它的内容主要有四部分:一是双方对国际问题的主张,包含了双方的重大分歧;二是双方对国际问题的共同声明,包含了双方的共同点;三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各自声明,确定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四是双方的次要问题,包含对双边交流的共同看法。
《上海公报》确定了四条双方共同的最重要原则,即(一)一个中国的原则。除中方在声明中阐述了我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反对"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一贯立场外,美方在声明中表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后来尼克松总统又进?
一步向中国领导人做了五项庄严承诺,其要点是:(1)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将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2)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3)美国将不鼓励日本进入台湾和支持台湾独立运动;(4)美国支持任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而不支持台湾用军事手段重返大陆;(5)美国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将逐步撤退其在台湾的军力。(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断断续续地谈到六十年代末,中方一直要求美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中美关系),美方拒不同意上述原则。美方在《上海公报》中终于同意了中方的主张,即以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公报中虽未将这段话题冠以"五项原则",实质上内容完全相同,并明确规定,中美双方"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三)反对霸权主义。公报指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条款当时首先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但也是针对任何霸权主义国家的。美方原提案是"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这显然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越南的行动不相符合。在中方坚持下,双方把"不谋求"改为"不应该谋求"。一两字之改动,使这一句话成了对各国、包括美国都有道义上的约束力的条款。(四)确定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方向。公报中数处提到两国关系要走向正常化,强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
从上述各条基本原则,可以看出《上海公报》的伟大意义,这些原则都是指导中美关系的坚实基础。而且正如当时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公报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字,更重要的在于它背后的含义。中美都是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关系世界全局。《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变化震动了世界。1972年10月,周总理在向一批访华的美国议员评价中美打开关系的影响时说,从1971年到1972年,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列举了197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那两年内在世界上掀起的承认中国政府的高潮,新承认我国的有二十多个国家。他认为"应该把这一系列的事情看成整个的变动"。
他还指出,事情还没有结束,"局势还会继续发展的"。(16)
邓小平副总理在1975年4 月1 日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兹,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指出: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这是我们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国际政治的许多主张也不同,但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甚至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些共同的语言。总的来说,在这差不多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觉得发展还是好的。(17)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中美上海公报的很高评价。
1972 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最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务开始提到两国的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因势利导,于1972年3月7日发出内部通知(发至省军级),对中美上海公报以及新的对美策略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8)
中共中央通知认为,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的英明决策,在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在联合公报中,我方旗帜鲜明,坚持了一贯原则立场,鼓舞了世界人民,而在与美方的谈判中亦取得重要进展。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
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方必须有所准备。据此,中共中央决定,无论从策略上讲,还是从协议还有待实践这一点讲,"我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要照顾到四面八方,不给敌人以破坏中美会谈成果的借口,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在宣传报道和官方表态方面,中美会谈时,美方曾提出,希望双方都有所克制,以保持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气氛。中共中央认为,尼克松访华后,"形势同过去总有所不同",因此各地报刊"须注意研究中央报刊的宣传口径,以求步调一致"。
中共中央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正确估价了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同时也指出了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在发展中美关系时应注意把握的一系列政策界限。这对于党内高级干部进一步加深理解和贯彻中央新的对美政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国有关方面在同美国的交往方面采取了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美国方面亦做出了积极的反应,由此推动了中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中美之间还有严重分歧,《上海公报》留下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局势确实在继续发展。中美双方在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建交公报》最终完成了这一进程。1982年8月17日,里根政府时期两国又达成了《八·一七公报》,在解决美国售台武器和确定指导双方关系的原则上又前进了一步。三个中美联合公报构成了指导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在大洋彼岸,有人曾不怀好意地预言,《上海公报》只是一纸声明,现在已经过时。这种看法并不代表美国政界的主流观点,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5年10月曾针对这类谬论指出,"有人认为三个公报已经过时,这是完全错误的判断。只要三个公报的原则得到遵守,中美关系就得到发展,反之就遭受挫折,甚至倒退。"他的讲话总结了两国关系三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说明了三个公报所确定的各项原则的无限生命力,也指明了双方应继续遵守三个公报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不但如此,美方对《上海公报》的发表,也都给以充分的评价。
尼克松指出--"访问结束时,在上海发表了我们的联合声明,后来被称作上海公报。按照基辛格在第二次波罗行动计划中商定的办法,这个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坦率地说出而没有掩饰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因此,作为一个外交文件,公报的文字是异常生动的。实质部分的第一段开头是'美国方面声明'接着详细列举了我们对讨论过的每一个重大问题的立场。下一段开头是'中国方面声明',然后就同样的问题列举了对应的观点。例如,美方宣称支持我们和南越1月27日在巴黎提出的八点和平建议,中方则声称支持越共在2月提出的七点建议。
我们表示打算保持同南朝鲜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中方则表示支持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并要求联合国撤出南朝鲜。我们声明我们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有的紧密联系。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向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中方重申自己的主张:'他们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他们声明,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并要求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关于台湾问题那一段话的措词回避了意见的冲突,只是简单地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我们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从台湾撤走美国军队,但我们没有规定最后期限。我们同意在此期间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我们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也许上海公报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因为双方同意了这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都等于给自己加了约束。不过更重要得多的是,特别是从中国方面着眼,这个规定微妙地但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双方将反对苏联或任何别的大国想支配亚洲的努力。"(19)
基辛格指出--"上海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成功地指导了两个大国间的关系达7年之久,从来没有对公报的解释发生争议,直到1979年它为中美正式建交所取代。公报没有秘密条款或补充条款。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字,而且在于它背后的含义。公报的重点并不是台湾问题或双边交流(尽管新闻界作了这样的强调),而在于国际秩序。公报把两个曾经彼此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解决双边问题--这些问题再推迟一个时期也无妨--而是要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来处理普遍关心的安全问题。"(20)
乔冠华对《上海公报》的顺利问世,殚精竭虑,功不可没。他克服了"非常艰难"的关口[章含之曾云:白天"好像看起来很轻松,但是一到晚上开会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是非常的艰难。当然双方都希望有一个公报,但是在晚上开会汇报的时候,我看出来乔冠华对于这个会谈感觉到非常艰难的。
而且当时就是说能不能最后公报,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双方其实都希望有公报,我们也希望。但是当时确实有一些问题也并不是有把握的。"(21)]
章含之还对基乔两人作了比较,她说:"乔冠华的谈判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定的方案来做的。但是外交谈判跟别的工作有一点不一样,外交这里头个人的魅力特别的重要。同样的一个政策,是个人执行的,需要用个人的智慧,个人的甚至于他的广阔的知识面:同样的一个原则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执行得很好的,你是机械的执行,还是你是非常灵活地去执行,关系重大。在这一点上乔冠华跟基辛格是完全匹配的,也是让西方外交家佩服的。他可以在同一个层面上头跟基辛格去辩论。我陪着他跟基辛格谈过很多次,以后每年在联合国,他跟基辛格也谈。每次谈都是针锋相对。
我曾经说过,我说我给别人做翻译的时候,我跟冀朝铸学会了不耽误吃饭,因为新的翻译往往吃不饱饭,但是我只有给两个人翻译我是没法吃饭的,就是乔冠华和基辛格。给这两个人当翻译的时候,因为太紧张了。两个人都很有智慧,乔冠华也咄咄逼人,非常锋芒毕露,不过必要的时候他又非常幽默,我觉得他在外交上就有这样的一种魅力,跟他的知识面广阔有关。他基本上古今中外,历史、地理无所不晓,因此他可以跟他们谈。他跟基辛格可以谈哲学,他们一个黑格尔派,一个康德派:他可以谈德国,因为他在德国拿博士学位,他可以谈所有的东西。另外我还觉得乔冠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的外交特别带有激情。他不是一个文官,这点我觉得他是胜过美国人的。美国人的外交家可以是很厉害,知识面也可以说很广,但他们都是文官,他们都是循规蹈矩谈谈道理。可是我觉得乔冠华就有激情,他谈得高兴的时候,他真正的激情完全表露出来,愤怒的时候他是真的愤怒。这种激情,这种对国家的这种爱,对于这种他自己事业的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的。他这个人一生当中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
她还补充道,实际上基辛格说穿了一句话,说他不是乔冠华的对手,真的。所以乔冠华说这个基辛格他是不敢提我的。你要是参加乔冠华的很多会谈的话,真的特别激动。你给做他翻译的话,你或者参加他的一些会谈的真的感觉不一样。如果把他的整个会谈记录下来的话,对现在的外交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官。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文官,比如外交部长,但是如果他缺少一种激情,就不行。这种激情是压倒对方的,正是他有这种激情才能把对方给压下去了。乔冠华激动起来可以非常的激动,这就是他的激情。我觉得美国人它缺乏这种东西,他是为政府工作的,这个政府垮了以后他就去教书去了,他缺乏这种对他的国家、对他的一种信仰的激情这种东西。所以乔冠华跟对方谈的时候,基辛格真的不是他的对手。基辛格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外交官,但是你就看他后来的表现,实际上他后来在"水门事件"中表现得也并不好。以咱们的标准来说,后来洛德也不好,在他们那,我反正为这一届政府服务,服务完了以后我就怎么,他不像乔冠华的这样一种,他有一种理想和激情。"(22)诚哉斯言!

乘胜前进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使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得到缓和,标志着美国军队要从越南撤走已成定局,从而也使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了缓和。这是美国政府执行尼克松主义的结果。其另一结果是70年代前半期,美苏关系也得到了某些缓和。1972年5月下旬,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会谈后,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关于防止双方海军舰船和飞机在公海及其上空发生意外事件的协定以及其他促进双方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协定。
双方发表了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签署的名为《苏美相互关系原则》的文件,表示"双方认识到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防止战争威胁并创造促进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和加强普遍安全与国际合作的条件",同意"在该世纪如要保持两国关系,除和平共处外别无其他基础"等原则。1973年6月下半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尼克松等美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发表了一些安排两国关系的文件: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和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谈判的基本原则等。这些互访和相互签署了一些协定和文件及在其后的几年里部分地有所履行,说明美苏关系有了重要进展。当时美国方面不反对西德政府执行"东方政策",改善同东欧各国关系,这说明,战后导致美苏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得以去除了。综合起来看,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确有明显的缓和。
但是,认清美苏两国关系的本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领导人认为世界上到处存在美苏争霸和苏攻美守的局面。
在当时美苏两国领导人大事吹嘘"缓和",声称"开辟了谈判的时代"、"一代人的和平"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尖锐地指出:美苏关系的缓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外宾时总是强调中国人的这种清醒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欢迎来访的国宾的一次宴会上致词说:"两个超级大国有时口里讲缓和,但骨子里头还是剧烈地争夺,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同时也在其他许多地方角逐。"显然美苏争夺将会涉及军备竞赛的方面,将会导致它们在一些地方角逐,使第三方面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蒙受其害等等,因此,中国的响亮的声音,足以振聋发聩;而不久国际事态的发展即证明中国的看法是正确的。
中国揭示,美苏在缓和下有互相勾结、主宰世界的意图。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七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曾指出:"苏联和美国在他们'相互关系原则'的文件里宣称,他们负有特殊的义务来避免发生能够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冲突,并且相互承担彼此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安全的利益。"他问道:"什么特殊的义务?什么平等的安全利益?""这不就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吗?!"
中国还揭示,在所谓美苏缓和的日子里,它们双方一面大谈裁军,实际上双方都在继续加强军备。在上述同一次大会上,乔冠华指出:"全面彻底裁军已经喊了十几年了,得来的结果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面彻底扩军。"
事实上,在扩军方面,苏联的发展尤为迅速。1975年时,苏美两国基本上处于军事均势。在核武器的数量方面,苏联已赶上了美国;在质量方面,就战略核力量而言,大大缩小了1972年还存在的同美国之间较大的差距。至于在常规力量方面,苏联在兵员和武器方面都是超过美国的。苏联的海军也在加速发展。总的说双方军事实力处在大致均衡的状态。
从70年代初起,中国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互访起来。从1972年至1975年的情况看,1972年来中国访问的有:法国外长舒曼(7月)、加拿大外长夏普(8月)、西德外长谢尔(10月) 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10月);1973年来中国访问的有:意大利外长梅迪奇(1月)、新西兰外交部副部长兼外贸部长率领的政府代表团(3月)、比利时外贸国务秘书康皮奈尔(4 月)、卢森堡外长托恩(5月)、挪威外交大臣沃尔维克(5月)、丹麦外交大臣安诺生(5月)、瑞典外交大臣威克曼(5月)、法国总统蓬皮杜(9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0月) 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10月);1974年来中国访问的有:奥地利外长基希施莱格(4月)、瑞士政治部长格拉贝尔(8月)、澳大利亚副总理凯恩斯(10月)和丹麦首相哈特林(10月);1975年来中国访问的有: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1月)、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4月)、澳大利亚外长威尔西(6月)、西德总理施密特(10月) 和法国外长索瓦尼亚格(11月)。政府一般部长和未任政府现职的政界知名人士的来访未予列出。
同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出访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1972年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访问英、法(11月);1973年有外交部长姬鹏飞访问英、法(6月);1975年有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法国(5月)。
在这一时期,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要人大量来访,可以指出这样的重要背景:一是希望同中国多做生意。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西方国家经济衰退,困难严重,从中国取得更多贸易机会的心情更为迫切。二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增收10%的进口附加税,损害了西方盟国的利益,使欧美经济矛盾加剧。三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既有争夺,也有妥协,签订了一系列重要协议,美国采取了某些重要行动,事先不同英国等西欧盟国商量,使欧美之向不信任感加深,直到1974年在渥太华举行的北约理事会发表了"大西洋关系宣言"后,美欧之间关系才得到改善。
随着1972年2月的《上海公报》的公布,标志着尼克松访问北京的圆满结束。此后,中美之间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逐步展开。
周恩来总理在与《纽约时报》的雷斯顿(Scotty eston) 谈话时曾提到他的一些老朋友,其中包括美国友好人士费正清博士等,他说,他们可以有机会,也应该到中国来看看,雷斯顿曾利用他在首都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做阑尾手术的时机为美中友谊线搭桥。这些邀请来自间接的渠道。另外,他们也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及其他一些人那里得到类似的讯息。乔冠华也是费正清博士的老朋友,四十年代在重庆时,他们两人便结下深厚的友谊,乔冠华结婚时穿的西装就是费正清所送的,因为他俩的个头相仿。
在第四次听到这样的口头邀请之后,费正清也间接地作出了回应。他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黄华,询问如果和威尔玛转道香港,是否能够顺利地进入中国。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在纽约举行的爱德加·斯诺纪念会上,黄华告诉费正清说,"你们的访问将会受到欢迎。具体事项可以通过九龙中国旅行社办理。"
在广州车站,费正清一行受到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的接待,并被安排在广东省委招待所。招待所仿佛一座小巧玲珑的花园,苍松翠柏掩映着一处处青堂瓦舍,这里曾经是清代广东巡抚的私宅,1858年以后是与清朝官员交往密切的英国总领事馆,1938年英国人被赶走之后,成了日本军队的司令部。今天它变成了美国客人的接待处。
翌日,费正清一行飞往北京,在机场受到欢迎,并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中区下榻。早在30年代,旅居北京的费正清就经常在此饭店的楼顶上跳舞。如今到中国去观光旅行,你必须自己掏腰包,然后还必须按时在规定地点等候旅游车。但在1972年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但未花分文,而且还被视为政府要人受到特殊款待。陪同他们两个人参观的有四位,一位是与费正清年龄相仿的前任大使(柯柏年);一位后来去了联合国任职的年轻的政务官员;一位后勤管理人员以及一位刚刚从伦敦接受过两年英语训练后回国的年轻翻译。
初到北京,费正清所感受到的是,"我们被赋予了两种不同的身份,既属于政界又属于知识界。正如我们现在已了解的,在1972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伴随而来的对受教育阶层和专业人才的迫害和歧视远没有结束。毛泽东主义者的平均主义仍旧是把专业领导者的重要性降低的口实。我们的庇护人是乔冠华,乔任外交部副部长,是周恩来总理栽培的一颗外交新星,但他在党内并没有什么实权。在几个月以前,即在1971年10月,乔冠华作为中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来到了纽约。他面带微笑走下飞机,笑容使他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那笑容很象吉米·卡特(Jimmy  Cart),面对蜂拥而至的美国新闻记者,他一直保持着那种微笑,即使言词激烈时也是这样。我邀请他访问哈佛,但他说自己的任所只限于联合国,而不是美国,所以不能擅自离开纽约。30年前我们在重庆时曾是好朋友,这次来北京他作为东道主招待我们。"(1)
在随后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为费正清一行举行的首次晚宴上,乔冠华不期而至,并对他们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欢迎宴会上,社会学家费孝通(当时还是"右派"身份)也赶来会见到老朋友,他刚从"五七干校"回来,他说他在那里学会了种植棉花。他又挽起衣袖,指着那结实的手臂说,这都是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抛砖的时候锻炼出来的。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因为据说有人通知过他不准用英语与外国人交谈。
乔冠华安排费正清一行参观访问。当他们来到北京大学,第一眼便看到了一座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他仿佛正在招手致意。在那里,费正清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其共同生活过的西南联大的老朋友陈岱孙,他仍然教授经济学;研究中法关系史的专家的邵循正,张奚若,以及在北大的美国教授鲍伯·温特,他正从事录音英语教学。
乔冠华专门为费正清举行了欢迎晚宴,乔的老师、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出席作陪。参加宴会的还有钱端升等人。
乔冠华派人用轿车把他们接来。他们两人一直过着幽居独处的生活。钱氏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此便与大众生活隔离开来。乔冠华在宴会上建议说,希望金先生和钱先生常能来宾馆探望费正清他们,他说话的声音很大,人人都能听到。这显然是在向公安人员打招呼,委托他们安排办理此事。后来他们一起来到了北京饭店费正清的房间,他们几个人有如久别重逢的知己一样,促膝交谈,叙旧话新。
乔冠华还邀请费正清参加外交部人民外交学会特意安排的一次讨论会,历时三个小时。学会的会址设立在几十年以前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协会的旧楼里。他讲演的内容包括美国的中国研究及两国之间的关系等。在那里,费正清的听众对参加持久的讨论表现出好奇、羞怯和勉强,以及对美国人生活的复杂性,例如像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两者之间的分离等表现出令人遗憾的无知。
乔冠华在会上倜傥宏论。他所谈及的,主要针对费正清个人关于台湾前途问题的论述所发的。他认为,对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自治政策"不适合台湾。
而正是这点是两人的分歧所在。因为费正清所说的"台湾自治"指的是台湾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前提下作为中国的一个省而实行的地方自治。其实,这种想法与中国方面1979年的构想非常接近。
由于是官方会谈,双向翻译,使讨论速度慢了下来。因此在那次讨论会上,费正清觉得除了关于归国的一代留美学者难以领导人民进行必要的革命这一点具有一致的意见之外,其他并没有谈到多少内容。据加拿大汉学家保罗·埃文斯的记载,"这两个人讨论了中美关系的现状。
费正清提到了讲求实际的美国人关于台湾问题的想法,简要地叙述了他发表在《新共和》杂志上那篇引起激烈批评的文章,尽管有可能妨碍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但这却是美国公众辩论不受约束、容易激动的性质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方面。乔对此文有他自己的看法,指出'自治区'这个词的使用对台湾不适用,因为那里90%的人口是汉族,并且这个问题纯粹是一个内政问题。对此,外国朋友不宜说三道四。他并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已经删去了华盛顿和台北之间安全条约的提法,作为他的美国客人再对它表示支持是不明智的。费正清小心地回答,说明他所说的'自治权'不是一个'自治区',他的基本意图是反对在美国的那种条文主义的僵化思想,这种思想趋予头脑简单地用不现实的词句来描绘这种情况。他把《台湾安全条约》描绘成一种短期行为,在美国右翼的眼里,把尼克松的信用扩大到了最高限度,同时把在商定新的安排之前日本人干预的可能性估计到最低限度。
忠实于他的使命,他提出了学术交流的事情,但得到的是冷淡的回答,即,这样的接触将会因为台湾的官员在美国的存在而使参加交流的有关中国人感到为难。"(2)
除此之外,由乔冠华安排,在北京饭店的一间大客厅里,费正清给外交部的大约近百名官员作了三次演讲。他所作的第一次演讲是关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他预先印好了图解式的讲演提纲。为讲清图解的内容,必须首先区分出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差别。
举例来说,象美国经济协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那样的科研议事机构是属于私有性质的;政府特别基金管理机构(联邦或州)属于公有的性质;但一般的基金会则属于私有机构。只有弄清这种法定的区别才能够真正认识到那些由校友会基金会的赞助和政府承包协议为基础的种种机构的复杂性。
费正清的的第二次演讲,是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闭关自守及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由开放的传统问题的论述,还比较得到欢迎。
三天后,6月16日乔冠华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费正清。费正清和维尔玛从路易·艾黎家中请出,并被送到人民大会堂的南门,在那里他们和哈里·索尔兹伯里、他们在坎布里奇的同事杰罗姆·科恩和其他三位美国人等候与周总理、乔冠华的会见。他们一起在著名的"迎客松"画像前合影留念。在握手和照相之后,"按费正清的描述,'周总理连续不断地说话,用非常柔和的语调从高层的政策意见谈到个别人物的评价。
'周总理同费正清谈了他们30年前在重庆的初次见面。在晚宴上,费正清提出了关于在美国培养中国译员的最佳地点,询问哈佛的可能性。像乔一样,周没受明确表态,而是表示他不倾向于讨论学术交流的计划和细节。尽管遭到冷淡,费正清却断定,'两种文化按标准方式相遇,开端相当好。'"(3)
1972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到中晚期,林彪一伙已经完蛋了,江青一伙还在不断兴风作浪。他们不断给外交部制造麻烦,比如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尼"事件之类。但在外交部内,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外交形势大好,日常工作比较忙碌,这和社会上仍然是乱哄哄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过内部的不同派别、不同思想的斗争在暗中仍是很激烈的。特别是那些已恢复工作的干部,仍像过去一样,按时上班,忙自己的工作。在办公室里谁也不多说一句话,谁都得自我保护,这也是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
这年夏天,美国一所大学的女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来中国访问。在此期间,她曾采访过江青,谈话时间长达60多个小时。她回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并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
维特克来中国访问期间,其陪见人员是由外交部配备的。其中当时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就是由乔冠华决定派去工作的。
根据张颖的回忆,8月12日上午,在新闻司办公室,坐着几个副司长,像往日一样,只听见翻阅文件材料的微小声音。突然电话铃响了,把大家吓了一跳,跟着是司秘书的声音:"老张,乔副部长请你立刻到他办公室去。"她起身点了点头就出门去了。
张颖快步跑上三楼的乔冠华副部长的办公室,她进去时,只见乔冠华正站着和王海容副部长讲话。她站在他办公桌的两三米外,他们抬头见到是张颖,很随便地说:"今天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同志要见一个外宾,派你去陪见。"
她我呆立着,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只是感到奇怪,江青见外宾怎么找我陪见呢?于是只好问:"见哪国新闻记者?" 因为只有见记者才和她有点关系。
"不是记者,是位副教授,友协的客人,让你临时去帮忙的。" 乔冠华说。
"我不去,既是友协的客人,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那不合适。"那时江青已经"声威"大震,随便说一句什么话就可置人于死地,谁都不愿意和她的什么事沾上边。
"是和你的工作无关,这是临时任务,原本是周大使去陪见的,但他已经安排别的陪见了。外交部总得去个人呀。" 乔冠华很耐心地解释,虽说是上下级,也有多年老交情,他们之间比较客客气气的。
"另找别人吧,干嘛要我去哩?反正是临时任务。"我坚持。
"我和几位副部长,"他用眼睛看看身旁的王副部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去比较合适,一则是江青认识你,我们就不用先去请示;二来呢,你搞过文艺,万一她问起什么,你还可以说得上来。就这一次,你还是去吧。" 乔冠华说完话就哈哈一笑,使张颖无法再说什么。
张颖回到办公室,开始做起准备工作。维特克原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经她本人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在我国访问。她想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前两天,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已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
在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维特克一再要求,友协送上一份请示给周恩来总理,看是否要见。
周恩来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便立刻决定于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于是张颖作为外交部的主陪见,参加了这一活动。江青在谈话在信口雌黄,胡言乱语,为了借助维特克之笔为自己树碑立传从而扬名世界,不惜编造历史。
江青会见维特克,在外交部也不算件小事,友协要整理情况向上面反映。张颖是外交部派去的,那就得向外交部领导汇报。第二天上午,她到乔冠华那里,把昨天在江苏厅的谈话,如实简要说了。乔冠华无可奈何地说:"江青要说什么要干什么谁也管不了。你听了就算了。"
张颖又告诉乔冠华,江青还要见还要说,还要整理记录,这些是否都交给友协办呢?
乔冠华突感愕然:"再说吧。"
17日夜,周恩来总理召集所有陪见接待人员了解情况,他当然己看到友协的接待简报了。周总理告诉大家,江青已经乘专机飞到广州,行前决定还要与维特克继续谈话。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再见了,因为维特克想了解江青的历史,那一天已说了不少。看来那时周总理对江青的事也颇感棘手。他说江青去广州前已留下话,要把维特克接去广州再谈。他接着说,是否再了解一下维特克女士的情况:她的水平如何?她希望了解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此后,周总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达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刻转告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
又礼宾司的同志说:"维特克女士的签证是28日到期。她不是说非要赶回美国开课吗?不要再延期了。"(4)
这就是乔冠华安排张颖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整个过程,看来乔冠华完全是公事公办,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韩素英的文章中的说法可能有误。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政府曾长期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当美国先同中国进行和解的外交活动后,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的反响。日本舆论强烈要求尽快争取中日建交,为日本取得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各国竞争的有利地位。
笔者了解到,1972年2月21-28日美国尼克松总统应邀访华的新闻轰动了世界,特别是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仅仅在消息发布前几分钟才得到美方的通知,更受到巨大的震动和冲击。这给当时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是当头一棒,激起日本人民和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一时掀起了一个要求早日恢复中日邦交的高潮。许多有识之士不顾政府阻挠,纷纷来华促进恢复邦交活动。恢复中日邦交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事实说明,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地位明显提高,佐藤的反华政策遭到彻底破产。
不多久,佐藤被迫宣布引退。当年7月田中角荣当选为自民党总裁,田中派联合积极主张恢复邦交的三木、大平等建立新的内阁。为了适应国内外政治需要,田中上台后,就一再表示,日中关系正常化时机正在成熟,日中关系正常化是日本最紧急、最重大的问题,宣称要迅速恢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建立日中两国人民永远的友谊。日本在历史上每届内阁都要干一件大事,以巩固和稳定其政权,田中决心要在日中关系上有所突破,作为自己的一大政绩。
田中的积极姿态,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周恩来总理表示,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日本佐藤政府终于被迫下台。中内阁成立后,在外交上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周总理还向长期从事日本工作的同志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指示。周总理说,毛主席说过,田中能来谈就好,谈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以后,我国通过访日代表团转达了周总理邀请田中访华的口信,田中很快对周总理的邀请作了积极的反应,并向报界发表了他已决定访问中国的消息。不久发表访华公告: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愉快地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将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
乔冠华参加了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接待工作和中日两国的建交谈判。
在欢迎宴会上,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对历史问题重申我一贯立场。总理在高度评价田中这次北京之行后说:"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但田中在致答词中轻描淡写地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此时,下面有些低声议论,田中仅使用"添麻烦"一词不满。在次日两国首脑会谈中,周总理严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麻烦"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田中忙作种种解释,认为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有谢罪之意等等。经过以后几次会谈和磋商,最后在联合声明中明确写入了"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段话。
周恩来总理同田中首相举行会谈,会谈时,乔冠华在座。中日双方于9 月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国首脑和外长在无数照相机闪光灯的辉映下,分别在联合声明上签字。交换文本后,双方首脑同时伸出双手紧紧有力地握在一起,这是在中日关系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握手。
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打开两国睦邻友好的历史新篇章,对两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2年整个一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外交战线硕果累累。继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决定互建联络处。当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邦交。美、日外交关系的打开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空前繁花似锦的时期,与东南亚各国纷纷开始建交谈判。
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出现了建交高潮。西欧国家战后随着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抗衡的要求不断加强,它们希望同中国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本国独立自强而相互支持、合作的倾向也在发展。中国也和它们抱有同样的希望。1969年以前,西欧、北欧、南欧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同中国正式建交。英国和荷兰同中国互设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到了70代,除安道尔等4个小国外,中国已同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70代初,在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中国同加拿大、同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
乔冠华参与了中德建交的决策工作,据时在西德担任新华社记者的王殊(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介绍,毛泽东的一次紧急召见1972年7月20日晚上,他接到国内要我立即回国的紧急电报后,从西德波恩经巴黎、卡拉奇、上海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晚上,王殊提早走进了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不一会儿,周总理一个人走了进来。两人交谈起来。正谈着的时候,姬鹏飞外长、乔冠华副外长以及王海容、唐闻生同志等先后走进了会客厅。周总理谈到了正题,对王殊说,"你就苏联战略和中德关系写的一些报告和材料,我都看过了,毛主席也看过了。你调研做得不错,你提出的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苏联的战略仍是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而不是向东,转向中国,这个看法很好。"他又说,"你工作做得不错,也要注意谦虚谨慎。施罗德走时说回国要为发展两国关系而努力,你早些回去了解他访华回国后各方的反应,把后续工作做好。"
王殊记得,见过周总理后,他就准备回波恩去。7月24日晚上9时半,我乘公共汽车回宿舍,刚刚下车,新华社外事部的几个同志就欣喜若狂地拉住我的手说,"真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原来他们在晚上大约7时接到电话通知,说有重要事情,要王殊务必在晚上9时到外交部门口,再一起乘汽车前去。当他们几个人乘车到外交部门口已近10时,唐闻生已等候很久,上了车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王殊。他们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寓所,就被引进毛主席的书房。     
这时,毛主席坐在他习惯坐的左边的大藤椅上,正在同周总理、乔冠华、王海容谈话。
毛主席同王殊握了手,周总理给毛介绍说,过去在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毛主席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 王殊心头非常激动,而且一想到在"文革"中被批判是"三反分子",现在又有"五一六"的嫌疑,情绪更加起伏,忽然哭了起来。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说,"你不要哭了,我请你抽一支烟吧。"我走过去拿了烟,这是一种特制的把尼古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小雪茄烟,我把它放在旁边的茶几上,想带回家作个纪念。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看烟没有了,原来是烟瘾很大的乔冠华同志已经拿去抽掉了。
这天毛主席谈兴很浓,从国际形势说到国内问题,从晚上10时一直谈到凌晨1时,一共3个小时。当时,在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地区发生冲突以后,双方都增强了边境的兵力,边境形势十分紧张。在国内,"文革"已进行了6年,政治上经济上都发生了严重困难。生产下降,供应困难,各派内战不止,人心动荡,造成了十分混乱的局面。珍宝岛边境冲突发生以来,在西方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苏联战略将会东移,转向中国,在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以,毛主席在谈话中一开始就谈到了苏联战略的问题。他说,西方不少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究竟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的人还幻想把苏联这股祸水推向东方。欧洲是一块肥肉,大家都想吃,我们没有资格。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正由于这个原因,双方都一直把重兵摆在欧洲,谁也不肯丢掉这块肥肉。他准确地列举了美苏双方在欧洲的兵力数字后说,我看苏联就是声东击西,麻痹西方。
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不能单靠美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
接着,他谈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说德国威廉皇帝和希特勒在世界大战中都最终遭到了失败,主要原因都是吃两面出击的亏。威廉皇帝1914年在西线同法、英军队还处在对峙状态,第二年又把大量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进攻俄国,幻想先打败俄军,迫使俄国沙皇签订和约退出战争,再来收拾法、英。这个目标未能实现,第三年又把大量兵力调回西线。但情况已发生变化,法、英军队已得到加强,美国也参战在即,最后他吃了败仗,不得不签订和约。希特勒也是一样,被最初的胜利冲昏头脑,西线还没有全部解决,又在1941年6月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结果也陷入了被两面夹击的境地,最后也遭到了失败,连柏林也丢掉了。
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有不少。毛主席援引历史上的这些教训,仍是在阐释他的一贯思想,就是要集中兵力,打击主要的敌人,不要分散力量,犯四面出击的错误。
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关心的是我国同作为东西两个经济大国的日本和西德的关系问题。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西德政治家施罗德刚刚访华的情况,说施罗德来谈得不错,他表示回国后将为两国早日建交而努力。日本田中首相想来访问,仍没有下决心建交,如果同西德谈成,对他也是一种压力。他又说,王殊在那里工作做得不错,结交了政界、经济界不少重要的朋友,了解了很多的情况。在尼克松访华后,西德不少右翼政治家包括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施特劳斯都想到北京来访问。
毛主席说,我就是喜欢右派,可以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我就是同他在这个房间里谈的,谈得还不错。你们也可以多派一些人出去,交些朋友,听听他们的意见。
凌晨一时了,周总理首先说,时间不早了,请主席早些休息吧。告辞后,总理在外面的小会客室里又同他们谈了一会。他说,毛主席已批准了外交部有关同西德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要尽快办。他要王殊马上回波恩去了解西德各方特别是政府对施罗德访华的反应,迅速报国内。
如果可能,早日同西德开始建交谈判,对日本会是一个压力。当然,如果日本同意同我国建交,对西德也是一个推动。结果,如周总理所预料的,1972年9月29日,周总理同田中首相在北京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在同一天,中国、西德的谈判代表也在波恩草签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西德谢尔外长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将到北京访问,同我国姬鹏飞外长正式签署这个联合公报。这两个消息同时刊登在9月30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毛主席、周总理对同时与日本、西德建交非常高兴,由此完全实现了毛主席在外交上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而且对我们国内局势也有很大的影响。我自己也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离开了记者的岗位,调到了新建立的我国驻西德使馆工作。(5)
在此之前的1972年8月,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与各友好国家的关系,决定派乔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外交部东欧司的有关同志陪他去罗、阿两国后,回乌鲁木齐休息两天,由时任亚洲司副司长叶成章和章含之从北京去乌鲁木齐会合后,陪同冠华去巴基斯坦。东欧司的同志在新疆等他们回来后同机回京。
这天中午,叶成章和章含之赶到乌鲁木齐。下午向乔冠华汇报后,大家一起晚餐。那天,乔冠华喝了很多茅台酒,饭后他又邀众人在大厅里喝茶,他似乎很兴奋。
谈话中不记得是谁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时,乔冠华被红卫兵抓去的事。乔冠华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来,猛然转头对章含之说:"都是你们整的!你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关在地下室,又关到你们学校!总理指示放人,要我们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对我!"
章含之当时被他这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着她我。后来,章含之也生气了,她说:"乔部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人!我又没造过你的反。我也挨过整,我们'红旗大队'是保你们的,保'陈、姬、乔',你怎么乱冤枉人!"
听到这话,谁知乔冠华更火了,他说:"你们'红旗大队'也是造反派!我亲眼看到外交部15号门外的斗大标语'打倒乔冠华'是署名'北外红旗大队'。你们和'造反团'都是要打倒我的!"
章含之试图向他解释红旗大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1967年8月7日讲话后怕处于被动,想抛出乔,保住陈、姬,因为乔在"反右倾"中受过处分,有把柄。但"红旗大队"中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
对此,乔冠华武断地说:"我不听这些,反正你们都是造反派!"其他人看见章含之和部长争执,都对章含之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我不干,凭什么给我扣帽子?" 章含之满腹委屈。。她得这个部长这么烈的性子,很难在他下面工作。但另一方面,却并不厌恶他。她心里萌发一种好胜心,想叫他知道自己不是轻易可以被权势压倒的。同时,她觉得这个乔部长这样才气横溢,也许他是诗人李白那样的性格。但可惜他是个大官,因而这种性格变成了盛气凌人的官气,使人无法忍受。
那天晚上,就这样不欢而散……
不过谁也没料到,乔冠华和章含之的关系的转折,竟然也是在这次出访。
他们代表团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他们的外长会谈。第二天下午谈判结束,准备次日乘专机回乌鲁木齐。晚上,章含之和叶成章同志整理完会谈记录,欲让冠华审阅后交使馆发回国内。叶成章要章含之拿去给乔冠华看。
代表团住在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乔冠华住的是一个很大的套间。章含之推门进外屋时,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已是夜间,屋内灯光很暗。客厅的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伊斯兰风格的圆形彩色大吊灯悬在屋子中间,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清真寺油画。屋内点缀着许多浓烈的热带鲜花和散发着幽香的兰花。吊灯下的圆桌上有个硕大的水果篮子,里面盛满了南亚特产的各种鲜果。房间的主人显然还未动过其中任何一样,因为水果篮外面的透明漂亮包装和绿白相间的缎带都尚未拆开。这时的客厅里只亮着沙发旁的一盏桌灯,在这足有五六十平米大的房间里,一盏孤灯散发着幽黄色的亮光,照着那画中的清真寺和那淡淡的蓝色墙壁,一切都显得那么朦胧,那么忧郁,很容易勾起人内心的伤感。
在这幽暗的灯光下,章含之看见乔冠华独坐在长沙发的一端。此时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他静静地坐着,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忆。他看上去十分孤独和苦闷,不过这并不可怕,因为"苦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是思想展开到某种程度的征象。因为通过了这一时期的苦闷他的思想就会变得确定,他将无往而不勇敢,而不愉快。"(茅盾语)
章含之突然从心底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忧伤。
乔冠华也不急于问她有什么事,他似乎还未从那梦境中走出来。他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慢悠悠地说:"坐吧!"
章含之坐下,递给他整理好的记录,轻声地说等他看完了我再来拿。他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却不急不忙地对她说:"不忙,坐一坐吧!"
屋内那样静谧,他俩谁都不想说话。
过了一会儿,乔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们说我很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章含之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显然她被他验上那种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一种理解触动着她。她觉得那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只是他天天必须扮演的角色,此时的乔冠华才是他全部的自我。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章含之说:"我走了。"他点点头。
当章含之快到门口时他又把她叫回去,说:"桌上那一篮子水果你带走吧,你们大家去吃,再带点回去给在乌鲁木齐等我们的东欧司的几个尝尝。" 章含之说:"谢谢你,不过还是明天走的时候一起带吧。今天也晚了,大家都回屋了。"他说:"也好,我告诉远行(即他当时的秘书程远行)。"
回到乌鲁木齐后,乔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什么。晚餐时赛福鼎同志请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兴,但过后又出现那种遥远的神情,若有所思,心事苍茫。
章含之的房间正巧在他套间的隔壁,她见他喜欢在走廊里独自散步。他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乔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他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月是很美的,天气比北京凉爽,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乔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
乔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他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乔冠华果真摘了几朵。事隔多年,章含之还记得当时他们十多人中,一共有三位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像。他要大家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后,章含之偶尔翻出这张照片。她问乔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像。他说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章含之一个人。他并不知道章含之当时的生活状况,也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只是想送她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一个多月后,在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27届大会时,乔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章含之的破裂的婚姻。
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即9月29日。第二天他们就要出发。毛泽东召集他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其中包括章含之。那天,毛泽东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 
毛泽东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章含之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
章含之当时坐在正对毛泽东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她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毛泽东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毛泽东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章含之生活中的伤痕,使她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章含之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
毛泽东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章含之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
毛泽东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章含之,天生丽质,才貌双全,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她是名倾朝野的鸿硕之士章士钊的千金,她拥有一个十分中国十分孔孟味道的名字,又成长和陶冶在极富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厚厚大红门内,她特有中共党员的身份却又不见头上闪耀着革命的光环。她堪称社会主义的"红色名媛"。
章含之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建国之初,随父亲来到北京。她读书的贝满女中原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952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学校领导加强了在师生中肃清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教育,也正是她思想开始转变。她是当时这个学校唯一从帝国主义影响最深的上海来的学生。又由于对北京的一切都不喜欢,她和老师、同学都不大来往。老师可能认为她是思想落后留恋大上海。所以她自然就成了帮助的重点。在大家的帮助下她的觉悟提高的速度是惊人的,思想一下子变得十分激进。
她不顾父、母亲的反对,坚决要求参军去朝鲜战场。后来学校把名单报到市委,市委批示说她是独生女,父亲是有影响的民主人士、高级统战对象,不宜去朝鲜。章含之在参军申请被拒绝后情绪十分激动,认为是这个家庭阻碍了她参加革命,于是,毅然决然向家里宣布:"我要革命!" 因此她要从家里搬到学校去住。她的父亲听后,默然不语,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而章含之却头都不回地搬了行李住进了当时已改为"五一女中"的宿舍,连周末都不常回家。
1953年章含之从高中毕业,原来她报考大学的四个志愿中两个是工科: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另两个却是文科: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和新闻系。当时正值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当时那一代中学毕业生满怀激情,渴望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去。她听过一次水利专家钱正英同志的报告,因而特别想学水利,到三门峡去。但她心中却仍留恋文科,所以还是报了中文和新闻作为第三、第四志愿。她的父亲毫不干预她的选择,她想那时他已认识到女儿的生活道路只能由她自己去走,他是不可能影响她的。
后来,临近高考时,学校党组织找章含之谈话,动员她到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1954年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外语。她情绪很坏,抗美援朝运动之后,中学生里普遍有排外思潮,学外语并非她的愿望。但另一条却又是很坚定:服从组织需要。这时,她的父亲却很耐心地劝说她。他说外语是门很好的学科,天地很大。他说:"我看你学工程不见得一定合适。说不定将来学习外国文学对你倒是蛮好的呢!"
由于基本上已经内定了,因此章含之虽然高考成绩很好,可以进入清华,却还是优先被"北外"录取了。学校远在西郊,她一般两周才回家一次,与她父亲章士钊交谈就更少了。大约1956年,周总理去家里看望她父亲,问起父亲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总理照料。父亲就提到章含之,说小女在外国语学院读书,总理有所关照,毕业的时候留在北京,留在两老身边。章含之当时在学校,对这一切浑然不知。过了几天,学院的党委书记找她说了这件事,并说总理办公室关照学校要对"民主人士子女"适当照顾。
那时,她正在申请入党,盼着早日摘掉"民主人士子女"的帽子,而父亲偏偏替她去向总理要求照顾,她可真正地气坏了!那个周末,章含之跑回家,冲着两位老双亲嚷嚷着要他们不要管自己的事。她说,"你们去求总理,使我无地自容。我要靠自己!"不过,章含之后来还是留校任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章含之在学校受到冲击,大字报贴满了她宿舍的房门口,学校的大字报区里也有不少,骂她是"黑帮爪子、亲信"、"修正主义苗子"。她被揪出来几次后,就被踢出"革命群众"的队伍。
当时她惶恐之极,她虽然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却从未见过红卫兵在"扫四旧"的口号下用皮鞭抽打他们所定的"反革命",对党的领导干部、教授学者施以种种虐待、凌辱的恐怖景象。
这时只要有机会章含之就骑车跑回家。因为她感到家庭还能给她安全感。章士钊出奇地镇静。尽管附近的红卫兵也不时把大门敲得震天响,进来检查有没有"四旧",领袖像是否挂在应挂的地方,章士钊却毫无惊恐之感。他给了章含之极大的支持力量,他说他不相信这种混乱会延持太久。
在那疯狂的日日夜夜中,章含之特别地想家。因为她是"黑帮爪牙",学校里没有人理睬我,同她说话,除非是开她批斗会,要她"交待"同黑帮的关系。章含之感觉像是落入一个黑暗的深渊,多么想念温暖的家,想念自己的女儿和老双亲!
1966年8月19日的夜里,厄运终于也降临到她父亲章士钊的头上。那天晚上,红卫兵在章家"打、砸、抢"。
红卫兵造完反,带了大批的"战利品"(书籍、信件为主)撤退了,临走前到处贴封条,书架、书橱、书桌,连沙发上也恶作剧地横贴了好几张封条,并且警告如果坐沙发,封条就断了,他们就回来批斗。这一切闹腾结束了,他们涌出院子,上卡车回去了。
北大红卫兵走了后,章含之赶快扶父亲走进卧室,让他躺下。此时她满腔的愤怒、辛酸、委屈再也忍耐不住了,扑通跪在父亲床前,把头埋在他手臂中痛哭起来。父亲轻轻拍着她的头,细声地说,"不要难过,他们迟早会来的!" 后来,父亲说他累了,要歇一会儿。
半个小时左右过去了。章士钊自己颤悠悠地从卧室出来。章含之急忙过去,问他要什么,她替他拿。他摇摇手似乎无力回答。他端坐在写字台前,说:"拿纸笔来。" 她不知父亲要干什么,说:"休息吧,明天再写!" 章士钊不动声色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他在信中告诉毛主席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
当时章含之以为这封信是不会有回音了的,没想到,信送出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晚上回家,当章含之听到总理的指示时,激动得眼泪流个不停。
更没想到的是9月1日,章士钊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复信,信的内容如下:
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毛泽东九月一日
同一天,周恩来指示三0一医院接收章士钊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
原来毛泽东把章士钊的信转给总理时作了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总理不仅立即对章士钊的安全采取了十分周密的措施,而且乘毛主席作此批示之际,亲自拟定了以下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先生(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段祺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早在1920年,章士钊就与毛泽东相识相交,此后近五十年始终没有中断交往。
章士钊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活了九十二岁,一生经历丰富,在思想上、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鼓吹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策划过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后又转而提倡苦读救国,拒不参加革命组织。他赞成过资产阶级代议制,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
他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后来在段祺瑞执政期间,推行复古倒退政策,但又设法营救过李大钊。他三次办《甲寅》杂志,而主旨不一。他当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也当过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他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在解放战争后期,他积极为和谈奔走,充当和谈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积极进言,希望不要打倒刘少奇。
临终前,仍致力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活动。他在学术上,也有不少建树。晚年出版的《柳文指要》,功力甚深。晚节重千钧。郭沫若在章士钊的追悼会上说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可为盖棺之论。章含之时常想:"父亲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跨越了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在他九十二年漫长的生涯中,他走过了一段十分曲折的生命旅程。
然而纵观他的一生,他所走过的路似乎颇为典型地映现了中国上世纪末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困惑和理想。而最终,在他七十高龄之时迎来了全国解放,使他在一生的最后二十四年中得以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昌盛,我相信他是满足的。遗憾的是,当他1973年病逝香港时,中国大地还处于十年浩劫的灾难之中,中国的台湾岛还孤悬海峡的那边。他来不及表白心迹就匆匆离去,他自然剪不断对祖国对民族的丝丝忧虑。" 
毛泽东主席同章士钊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后章士钊挚友杨怀中先生(杨开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绍给他。1921年毛泽东找到章士钊请他帮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欧洲留学。章士钊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会名流中集资,共筹措两万银元。1963年,毛泽东曾对章含之说其中一部分资金由他自己带回湖南,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财政来源。1945年在重庆,父亲又直言劝主席早回延安,不可轻信蒋介石的和平诺言。全国解放后,毛主席虽然日理万机,但仍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典范,而且是个人之间真挚的友情。
1963年,毛泽东七十寿辰,章士钊带女儿章含之去赴毛主席的家宴。就在那天晚上,毛泽东要章含之帮他学英语,从此戏称章含之为他的"章老师"。此后,章含之除了每周帮毛主席学英语之外,还成了毛主席与她父亲之间的"联络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章含之给毛主席写信,说不理解这个运动,他给章含之赠言,要她"经风雨,见世面"。1970年,章含之再度见到毛主席时,她正在北京针织总广下放当工人。毛主席把她叫去,给她任务要她回外语学院搞外语教改,并且亲自指示她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学校。
毛主席要把章含之调到外交部去。当时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这个章老师可以。又能说又能写。你给我写的信硬是蛮厉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就这样,毛主席决定了章含之后半生的命运。外院的教改还未完成,中央来调令,要她立即到外交部报到。因此,章含之常常想,自己的一生虽然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并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却在自己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了个人的命运。对于她自己来说,毛泽东有一种"神"的力量! 
这天晚上,章含之很久未能入睡。她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自己个人生活中的波折,但她深感他对自己父辈般的关怀。她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一切荣辱都毕竟是过眼云烟,难以排谴的就是无穷无尽的孤独!
在毛泽东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乔冠华和章含之就参加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了,并计划在联大会议之后回国途中访问英、法两国。从1971年开始,周总理嘱咐每年赴联大的代表团都由民航派专机送至巴黎,他说他每年都要去机场送行。那天晚上出发前在周总理的西花厅开会,散会已是十点多钟,回家取了行李就直奔机场。尽管乔冠华一再劝阻,周总理还是去机场在飞机旁一一与全团人员握手告别。
按照出发前的方案,章含之是团长乔冠华的主要英语翻译,她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然而她觉得"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我没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巳萌发的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严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激起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6)显然,毛泽东的话,搅动了乔冠华的思想,在他的心头,激起了阵阵涟漪。
代表团在准备出席联大的发言稿时,乔冠华口授了一段关于美、苏关系的评论,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说两个超级大国的妥协协议都可以因矛盾激化而"一风吹"的。当时外交部翻译室的同志按字面翻译了。乔冠华历来对头文稿都是亲自认真审定的。这次,当他看到这个翻译后建议把"一风吹"译成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世罗名著《飘》的英文原著书名"Gone with the wind"(随风飘去)。后来,当乔冠华在联合国讲坛上念到这里时,同声传译的耳机中传出"Gone with the wind"的译文,全场涌动起会心的笑声,并有代表鼓掌,可见这段讲话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在这届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发言揭示了欧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他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各国人民,普遍关心欧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27年了,许多欧洲国家的领土还驻扎着大量的外国军队,处于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军事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欧洲各国人民真正的和平与安全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人正利用欧洲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采取种种手法,极力掩盖欧洲和平与安全仍然面临威胁的实际情况,制造欧洲缓和、面前无战争的假象,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个超级大国在它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出动大量军队突然袭击并占领自己的盟国的事实表明,这种军事同盟并不是什么和平的保障。"
乔冠华接着指出:"我们认为,要真正保障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干涉、颠覆和控制,就必须解散军事集团,在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实现欧洲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这一届联大还围绕中东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乔冠华批评两个超级大国"拼命争夺世界霸权",是"当前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深刻揭露了苏联是所谓发展中国家"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者"的虚伪面貌。他说:"过去我们中国也有人相信过这样的话,因为苏联是伟大的列宁的故乡,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怎么能够不给发展中国家予以全心全意的国际主义援助呢?在赫鲁晓夫上台后,由于长期的切身体会,例如要求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撤退专家、撕毁合同、侵犯边界、进行颠覆等,才发现详情非如此,它推行的不是国际主义,而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领土扩张主义。"
乔冠华的发言语言十分犀利,有如一把刺入要害的利刃,使苏联代表马立克好不尴尬!乔冠华在同一篇演讲中还指出:"苏联领导人最近给我们中国加了一顶帽子,叫做反对缓和。这是张冠李戴。"当翻译翻完这句话时,全场发出了笑声。乔冠华接着说:"你们说,你们想缓和世界局势,你们为什么不做一两件实事,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蒙古撤退军队,来证明你们的诚意呢?"乔冠华例举美苏炮制的关于中东问题的提案,在多少国家代表的众目睽睽之下,大声疾呼:"这是一纸空文!"乔冠华的发言触动了苏联的实质,讲出了许多亚非拉国家想讲而又不便讲的心里话,会场内响起了罕见的热烈的掌声。
一个外交家首先要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乔冠华是为了信念,为了他的祖国,为了他的人民。他在外交场合是带着特别大的激情工作的。这次在安理会他和马立克吵架,他把那稿子一摔,说马立克先生,以前我叫你同志,我现在不叫你同志了,我认识你几十年,你这种脾气就从来不改。谁也不会在安理会这么讲话,但是他按捺不住,什么都不顾忌。同时他是个诗人,所以他的外交里头带着激情,他的文章、发言都带着激情。他是诗人的激情和爱国主义融合在一起的。这点我们在上面的章节已作了详述。第三是他有渊博的知识,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他的行李总装着唐诗、宋词这类的书,知识的渊博使得他在外交场合中,能应付任何的问题。
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章含之发现乔冠华常常若有所思,对她也很客气。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
那时,每年的联大会议是最好的国与国之间双边、多边会晤的机会。乔冠华除了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会外与各国外长的接触。这天上午,他有一个会见活动,地点约在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
乔冠华由章含之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一找,于是整个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乔章两人坐在长沙发上。
他们两人交换了几句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然后,乔冠华突然问章含之:"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吗?" 章含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主席讲的你个人生活的情况。" 章含之立即知道他指的是临行前在主席那里的谈话,一时有些慌乱,最后她说:"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他也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办。" 
乔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就再不往下问了。
章含之也很不自然。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她,乔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以示领导的关怀。后来,乔冠华突然站起来说:"我想走走!"就在过道上来回散步直到礼宾司的同志把客人找来。
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章含之仍陪同乔冠华会见客人,他们也没有再提到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章含之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两人之间。
过了些天的一个夜晚,乔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章含之等四五个人上去,说:"乔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他们上去时,乔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在后来他们两人结婚前夕,他的孩子没有与他商量从家中搬走了一切之后,他曾说他最舍不得的是他积存一生的五百多张唱斥。他爱贝多芬,更爱肖邦的钢琴曲。
那天晚上,谁都不说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所营造的醉人惬意的氛围之中。
乔冠华只是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对此,章含之印象十分深刻,她记得,乔冠华后来在政治动乱的岁月,十分苦恼时唯一的寄托也是音乐。章含之曾经叹息地对他说:"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宣泄你的情感,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而这时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 乔冠华点点头。可是当几个人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章含之留一下。章含之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
于是,章含之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她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彼此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着两人相互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他们的接近。几个月之后,乔冠华告诉章含之那天晚上她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么,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是写给章含之的……
两人的心灵此时得到了沟通,西方有一位哲人说得好,"在一切造物中间没有比人的心灵更美、更好的东西了" (海涅),因为" 人是人的心灵的最好图画"。
此后不多天,大约是11月初,外交部的一位女性"通天人物"突然打长途电话到代表团点名要章含之立即回北京,说有重要任务。
章含之接到通知后去找乔冠华,她多希望能按原计划陪他去欧洲访问。她说,我没有那么重要,国内不可能有什么事非我不可。章含之问乔冠华是否可以和部里商量原计划不变。他说他已经打过电话,部里那位"通天人物"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重要任务要章含之回去,不得更改。
那时中美之间没有直接通航,来回都要经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为了按时赶回北京,章含之订了11月8日的机票。没想到这一天纽约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却雷电交加。不到半日,许多街道已积水很深,很难通行了。与章含之同行的有四位,飞机是晚上七点多的,但由于天气恶劣,代表团决定让他们下午四点就出发。3点多钟时,乔冠华要厨房做了面条,为章含之一行送行。在十层会议室里,乔冠华陪他们吃面。章含之他们其实刚吃过午餐不久,但还是都上楼了。
只见乔冠华满面愁容,非常担心他们在雷雨天起飞的安全保障。章含之开了句玩笑,说:"团长,你们今晚睡大觉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四个人已掉进大西洋里喂鲨鱼了。
"听到此话,谁都没料到乔冠华顿时紧张起来,失态地对代表团陪去机场的同志大声地说:
"今天不走了!不能冒这种险!我的决定,我负责!"
章含之很紧张,马上说是开玩笑,没有把握飞机是不会起飞的。再说,要按时赶到北京只能乘这一班飞机。乔冠华没有坚持,但显得异常焦躁。他把他们送到大门口,一再嘱咐要小心,还关照送行的同志说万一有雷鸣,还是考虑返回,切不可冒险。上车前,他交给章含之一封信,说要她回到北京送给仲曦东同志。
汽车涉着深水艰难地往机场走,路上竟花了3个多小时。到了机场已过了原定起飞时间,但因为所有航班全部延误,所以还在等候。晚上9点多钟,机场人员找到他们,说有电话。代表团陪同的同志接完电话后回来,为难地征求他们意见说乔部长亲自来电话,要叫你们回去。这时章含之直觉地感到,乔冠华在对他们四个人的关怀中有着一份对自己的情意。但她知道此刻的他又处于极不理智的状态。因此,章含之说请报告团长,行李都已托进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系数不够,法航会取消这班飞机的,请他不必为我们担心。
事后,别人告诉章含之那天在纽约代表团驻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乔冠华为何如此激动烦躁。他每隔一小时就叫办公室打电话问机场,他们那次航班起飞没有。到了晚上9点雷雨还不停,他断然下令返回。后来,飞机大约于午夜起飞,一架巨型波音"747"大多数旅客都退票了,整个机舱只不过十多名乘客。当飞机平稳地飞越大西洋时,章含之换到一个靠窗的位子,推开窗板,默默注视着,外面黑漆漆的苍穹,心潮起伏,矛盾重重。她自言自语:"我已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但要下这决心是多么不易啊!"(7)
联合国成员有向联合国总部赠送礼品的惯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后,自然也应该向联合国赠送一两件代表中国古老文明、独具特色的礼品。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赠送两件,一件是巨型长城挂毯,另一件用整块象牙雕刻而的成昆铁路缩影。
在这次联大期间举行交接仪式。在赠送礼品的那天,乔冠华团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都亲自出席,那天上午在二楼宽敞的主厅中央临时摆起了一个铺着洁白桌布的讲台,台上簇拥着一批来自各国的高级外交官,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同志也到会。赠送仪式开始后,乔团长简短致辞,说这两件礼品是中国人民的心意,期望和联合国进行良好的合作,接着简要介绍了两件礼物的含义--长城挂毯体现了中国的古老历史和悠久文化,成昆铁路象牙雕刻象征中国的建设成就。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在答辞中,称赞中国的古老文明以及两件礼品的珍贵价值。
他们两位讲话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摄下了这一组珍贵的历史镜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有专集。
现在,这两件礼品,其中长城巨型挂毯已挂在二楼代表休息厅墙壁的正中央,几乎覆盖了这一巨大墙面的一半。画面上长城遥远起伏,色彩典雅,具有雄伟的气势。据说这是一家地毯厂工艺师和工人们连续加班加点很长时间才完成的杰作。另一件成昆铁路象牙微雕也可称得上是惊世之作,它置放在三楼。这件微雕,无论人物和景色都雕得十分细腻逼真,颇有鬼斧神工之妙。参观联合国的人每次参观都到这里细细观赏,无不表示赞叹的。
代表团每年10月1日国庆都要举行两场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一场招待联合国高级官员和有关政府要员;另一场招待侨胞和联合国的中国职员。届时代表团的大宴会厅里挤满了人群。在第一场招待会上,美国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埃及外长扎亚特、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举杯周旋于人群间。
这时乔冠华团长礼仪有加,并利用这一短暂的机会进行一些重要的谈话。至于更重要的谈话,大都利用发表演说后在联合国会议厅两侧走廊有条不紊地进行。
一般事先都是约定的,或对方约我方,或我方约对方。开始几年乔团长参加联大都由他亲自率团而来,总要和几十个国家的外长会面。几年下来,会见的各国外长、副外长、常驻代表或副代表总数在几百人左右。这时,英语翻译章含之、施燕华,法语翻译齐宗华、罗旭、吴建民等纷纷出场陪同乔冠华进行重要的外交活动。每逢这时,乔冠华的精力格外充沛,风度更加动人,脸上总是露出不倦的笑容。
另一场招待会,气氛更加热烈。
这时,纽约的华侨侨领、社会名流、联合国中国职员欢聚一堂。宴会厅不时传出欢声笑语,人们不时向乔冠华团长和黄华大使说上几句发自内心的祝贺话。代表团到达纽约后,华侨的情况出现了明显变化,和台湾方面的距离在拉大,和我们的距离在缩短。爱国侨胞感到代表团是他们的后盾,因此愿意和我们说心里话。他们不仅在这种场合上一诉衷肠,而且在平时不管白天黑夜或周末休息日,只要有事就找代表团主管领事的两位外交官谈上好几个小时。
中国代表团每年为筹备这两次招待会,花费了很大精力。在国庆前两周,可以说全团就投入了准备工作--大家动手包春卷,准备各种菜肴。厨师们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尔后把食品放入巨大的保鲜冷冻箱,以备到时应用。招待会后,大家一起整理宴会厅,动手洗碗碟盆杯,忙虽忙,可心里却是乐滋滋的,气氛也十分融洽。
除大型招待会外,乔冠华更喜欢小型宴会,因为这是进行细致重要谈话的必要形式。
为了对西哈努克亲王做工作,以坚定他的抗战信心,乔冠华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宴招待。那时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提前两分钟来到中国代表团,小宴会厅早已一切准备就绪。乔冠华一边招待西哈努克亲王,一边用生动例子,恰当、贴切而自然地进行工作。亲王不时点头表示同意。其时柬埔寨还处在战争期间,他来联合国发言也是力挫美国多次阻挠而成行的。亲王的发言反响热烈,过后又得到中国表示坚决支持的再次保证。亲王的情绪怎么会不高呢?
乔冠华对代表团的宴请活动特别重视,他好几次指出,宴会是一种形式,要体现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礼仪。那次安理会正讨论中东问题,埃及外长扎亚特与以色列代表唇枪舌剑,连连交锋,气氛十分紧张。夜晚7时,乔冠华宴请埃及外长,但左等右等,不见埃及外长的身影。
乔冠华一直在顶楼一间房间耐心等待,一直等到晚上11时,埃及外长才来到代表团。但一位负责礼宾的官员却不经请示,私自决定撤了席。乔冠华对此非常生气,一面批评,一面急令重作准备。他说,扎亚特外长为了处理重要事务而迟到,我们就应该充分理解。只要人家没有打电话表示不来,我们应该等下去。这是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怎么能不请示就撤席呢?
接着厨师又准备了一个来小时,才重新端上一顿宴席。这时已是第二天清晨。乔冠华照例和埃及外长谈笑风生,圆满地结束这一宴请。
事后,乔冠华又恳切地指出,外交工作无小事,我们对亚非拉国家尤要尊重,不能摆大国架子。
接受了这一次教训后,此后代表团的一切活动都严格按照规定行事。一次代表团负责人宴请某非洲国家的一位女大使,时间定在晚7时。一直等到11时,还不见女大使的到来,这时我们礼宾官员当即询问,经了解才知道这位女大使已早就安寝。接到电话后,她立即表示歉意,并派其副代表来赴宴。
副代表到达时,我们仍然以礼相待,宴席完整摆在那里,服务人员、厨师也在那里耐心地等候。我方的这种态度,博得了这位副代表的赞扬。以后这位缺席的女大使再次向我方表示道歉。
乔冠华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真是殚精竭虑,无私奉献,他独特的外交魅力使多少人看到中国的力量;他在五大洲结交许多朋友,甚至还有不少类似"追星族"的外国朋友。据他的夫人章含之透露,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重返美国纽约,多数是出差,有一次是探望女儿妞妞。进入90年代,我每年差不多要去美国东海岸两次。
但是在这十多次的访问中,我尽量避免回到东河之畔的联合国!尽管时光的流逝多少冲淡了心中的痛,但是乔冠华的名字与中国加入联合国是这样紧密地连在一起,每每见到联合国大厦我的心又会流泪!我难以忘记那河边的玫瑰园,冠华在会议空隙时最爱在那里散步;我也依稀能重见冠华在草地上欣赏那里的雕塑;我更难抹去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安理会辩论的记忆,记得在联合国大会的咖啡厅里,只要冠华从会场出来休息,他的周围立即围满了各国代表,常常是两个人合坐一个矮凳,围得水泄不通。
大家都想听他讲话,听他豪迈的笑声。那时冠华还有一位美国的女性崇拜者。她名叫爱丽斯,是一位房地产中介商,专为联合国各国代表团介绍房产。她有一幅自制的地图,上面标明各国代表团驻地以及她推荐的房产。陈楚同志记不住她的姓名,总叫她'画地图的'。爱丽斯那时大约三十多岁,金发碧眼,称不上漂亮,但很有交际活动能力。据说许多代表团都是通过她购买了驻地房产,所以她经常自由出入各代表团驻地的招待会。
爱丽斯开始与中国代表团接触是想推荐她的房地产,但很快,她被团长乔冠华吸引,大家都认为爱丽斯爱上了乔冠华。这成为代表团茶余饭后的一段佳话,因为爱丽斯对冠华一往情深,只要冠华出现在哪里,她就会在哪里。冠华在大会发言,她一定会在听众席的第一排,穿着非常引人注目的服饰。冠华在咖啡厅,爱丽斯又追随左右,坐在最靠近他的地方。她以美国人坦直的方式给冠华发了许多邀请,请他单独约会,到她家里去'喝茶'。遭到婉拒后,爱丽斯也会锲而不舍,跑到代表团驻地要求单独会见乔冠华。晚上不管冠华出席哪个招待会,都会看到爱丽斯的身影。
这事后来弄得冠华有点尴尬。出于礼貌,他不好叫爱丽斯不要跟着他,但她的确成了一种干扰。记得有一次,冠华出席一个阿拉伯代表团的招待会。到达后我们四面观察,告诉冠华今晚爱丽斯没有来。谁料,不到半小时,陈楚同志走过来,拉拉冠华的袖子,诡秘地用他的山东调笑着说:'老乔啊!那个画地图的又来了!'我当时是冠华的翻译,急忙四处环顾,只见爱丽斯在不远处,眼睛正凝望着冠华。我们没有找到她是因为那天晚上她换了装束,一袭金黄色绣花的阿拉伯长袍,长头发散落在肩上,与平时的职业女性形象大不相同。""爱丽斯的故事一直延续了两三年。
她每逢冠华生日都会寄来贺卡,也不知她从哪里查出的。记得有一年她的贺卡是一张通红闪亮的画面,远处半个光芒万丈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近处的沙滩上,一对泳装情侣的侧影手牵手踩着海水在漫步。整个画面都是红色的,热烈壮丽。爱丽斯会算星辰,她在贺卡中说冠华生日之夜的几点几分,她和他的1992年在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两颗星辰将相会。我那时真的觉得爱丽斯这样痴情挺让人感动的,不过冠华说这是胡闹。有时,我觉得女人的心要比男人柔弱得多。"这件事还没有完,前几年,章含之"在纽约遇到一位与联合国关系密切的朋友,谈起旧事,她居然认识爱丽斯,说她已退休,终身未嫁,现在独居在纽约。
她还说爱丽斯曾多次打听乔冠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胜感慨,不知她是否是为了冠华终身不嫁?!我有种冲动,想把乔冠华后来的故事告诉她,但又想一个美国人又何以能懂得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呢?还是让当年征服联合国的那个乔冠华留在她的心上吧!"(8)
就在1972 年的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前夕,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临行前的指示谈话时,给了正准备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会议的章含之一项特殊任务,要她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先生。主席说他很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当时,顾老先生已八旬高龄,退休后在美国当寓公。毛主席嘱咐章含之说不要用官方名义去看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她去的。因为顾老先生与她父亲章士钊也可称是世交,可以用晚辈名义去看望他。顾老先生的女儿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局长,可以请她安排。毛主席说要她向顾维钧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来看一看。毛主席还要她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章含之于这年10月5日在纽约顾老先生女儿住所拜访了他并共进晚餐。
那时顾维钧老人虽已高龄,但精神极好,并步履矫健。故人之女的到来使他异常兴奋,他极有兴趣地询问了大陆的许多情况。但对来自祖国的热情邀请,他既兴奋又遗憾。因为一年前我们刚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确时机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顾老先生逝世,他都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在身居美国的几十年间,顾维钧始终未加入美国国籍,他的心一直牵记着那太平洋的彼岸,他曾深情地说:
"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
当年的10月9日,章含之从纽约刚到北京,马上就接到通知,要她第二天晚上去毛主席那里汇报与顾维钧会面的情况。这是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后唯一一次与毛主席单独在一起谈话。毛主席对会见问得非常仔细,也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访问。他说要向这些国民党的元老们做工作,介绍大陆的发展。从这联系到次年5月毛主席建议九十三岁高龄的章士钊重访香港,与台湾老友恢复联系,共议两岸统一的大计,章含之深感毛主席在七十年代国际舞台上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他已开始运筹帷幄,构思祖国统一的蓝图。
1972年乔冠华率领代表团回国时,顺道访问了英国和法国。11月14日,他在从纽约赴伦敦的飞机上,写了题为《纽约楼》的诗歌,用以勉励代表团诸同志:
何处望寰球,无限风光纽约楼。
四海翻腾多少事,何愁!?
粪土当今万户侯,奋起古神州!
高举红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帝、修!
不斩楼兰誓不休!
11月14日,乔冠华到达伦敦,又写了一首题为《访英》的诗:
大雨倾盆离纽约,万家灯火到伦敦。
问君何事最难忘?革命情谊化海深。
11月17日,乔冠华在伦敦拜谒了马克思之墓,写了如下诗句:
束发读君书,今来谒君墓。
四顾皆荒凉,独此多花朵。
有花无花小事耳,人心向背事才大。
八十九年如逝水,唯有君思翻帝座。
红旗招展古神州,非君之故更谁何?
我亦从君四十年,论君涕泪双谤沱。
大错小错千千万,赤胆忠心信无过。
迟早终将见君去,促膝畅谈当有所。
来日方长吾即归,且献鲜花寄微慕!
11月17日,乔冠华自伦敦到巴黎,黄镇等同志来迎接,他们在大使官邸畅谈至深夜。他的《访法》诗:叙述此情此景:"黄昏微雨巴黎市,小别重逢也喜欢。往事依稀劳梦想,壮心不已话当年。"
11月19日,乔冠华自巴黎回国途中,命笔写下《枫丹白露》游历诗:"梦里依稀翡冷翠,枫丹白露雪中看,云下偶窥蒙白浪,天边隐约见天山。"
1972年底,当时的党史研究部门计划整理一下1945年"重庆谈判"的情况,写报告给参加谈判的主要成员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很支持,并在该报告中作如下批示:
关于"国共重庆谈判"情况,王炳南了解得比较清楚,可找他了解。
而当时的王炳南正在江西"五·七"干校下放劳动。他于1973年初,应党史研究部门的要求,离开了干校,回到北京。他和有关部门谈过"重庆谈判"情况之后,也没有人督促他再回江西干校。
王炳南对是否应该再回干校问题,拿不定主意,便去找了和他共事多年的乔冠华。
在办公室里,乔冠华对王炳南说:"既然没有人催你回干校,你也不必主动回去。尽管外交部没有正式调你回京,党委也没提出安排你的工作,但留在北京等候组织上的安排也未尝不可。况且,你已年过花甲,又患有'心房纤颤'慢性病,经过干校的几年锻炼,也需要在北京调理调理,看看病,恢复恢复。关于恢复工作只是个手续问题。此事,你必须和鹏飞那里打个招呼。"
乔冠华的这一番话,对王炳南启发很大,使他感受到关怀,感受到友情。他离开乔冠华的办公室时,对乔的秘书说:"老乔说得不错,既没失去原则,又体现了对同志的关怀。"
没过多久,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同时也在几个老同志的举荐下,王炳南既没回干校,也没去外地,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对友协会长的职务欣然接受。(9)因为对外友协是办民间外交的,而民间外交也十分重要,它是中国人民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对民间外交十分重视,一贯把发展各国人民间的交往、开展各个领域的交流、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列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王炳南从事这项工作,可谓驾轻就熟,因为他在全国解放前曾从事过多年的民间外交。
乔冠华在这段时间,因工作实在太忙,同一些老朋友交往少了。他要跟基辛格、尼克松、田中角荣、瓦尔德海姆、葛罗米柯等人打交道,同这些人一道时而旁征博引,据理力争;时而幽默风趣地说上两句俏皮话,缓和紧张气氛,打破僵局……
这时李灏颖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老乔来信少了,邀请他到北京作客的话也不说了。但是李灏在心底里时常思念这位友谊不同寻常的老友,渴望着想同他在一起,听他高谈阔论、仰头大笑。现在李灏只能从报刊上、电影新闻简报中寻找乔冠华的身影,听他那熟悉的欢声笑语。当时,李灏特地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以便及时"捕捉"好友乔冠华的行迹。在一个不眠之夜,李灏的脑神经突然发出了一个指令:把笔记本上一张空页撕下,装上信封,寄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乔冠华部长收。
乔冠华这位阅历丰富的外交才子,可以说见多识广。他知道历史上一字信、二字信的传说,却从未听说过有无字信,自己偏偏遇上了。乔冠华从信封上的笔迹看出,这恶作剧是老朋友李灏干的。这封信使乔冠华心海掀起了波澜,他靠在沙发上,双目微闭,用自己的心默默地读着这封信,用那充满哲学细胞的大脑来判别这封信的内涵。他不住地默默自问:我老乔当了官,变了吗?好友如此对待我,竟然寄来一张白纸戏弄我。我老乔不是那种忘记友情的人,以前没有变,现在没有变,将来也不会变。
乔冠华知道李灏是怎样的一个人,明白中间的误会。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因为工作太忙了,好长时间连一封信也没有写给他。于是拿起笔,在李灏寄来的那张"无字信"上签个到:
李灏李灏,不知有何好?千里送册页,要人签个到。可笑、真可笑!
乔冠华
8月8日
李灏接到乔冠华此信后,胸中滔动着千缕思绪,万种情怀,久久不能平静。他对自己的做法感到悔疚,其心地觉得自己"可笑、真可笑"。
山人 发表于 2021-10-16 08:49:58
·第七部分·
这一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504 亿元,比上年增快119% 。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 亿元,增长15.1%, 农业总产值1285 亿元,增长4.6%。同时, 全面整顿也是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伟大斗争,唤起了全国人民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进程。
艰难时日
1974年夏天到1975年夏天,是乔冠华夫妇十年婚姻里头最开心的一年,那一年里,基本上没发生什么政治上的事情,从他们两个人来说,最好是没有这些政治上的东西。但不幸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跟政治整个地搅在了一起。所以,1974 年的那一段,留给章含之的印象特别深。有一天,他们夫妇俩在饭厅里,吃完饭往外走,走下台阶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章含之就扶了他一把,他突然就跟她说:
"有一天我丢了官,官也不做了,眼睛也瞎了,你就这么搀着我。"
这一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504 亿元,比上年增快119% 。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 亿元,增长15.1%, 农业总产值1285 亿元,增长4.6%。同时, 全面整顿也是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伟大斗争,唤起了全国人民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进程。
邓小平主持整顿,得到了毛泽东一定程度的支持,因为毛泽东希望恢复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他又不允许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实质上是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首位,这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反正。而对经济、科技、文教等部门的全面整顿,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全面系统的纠正。这一系列的重要整顿深得民心,还促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更加深入地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不仅触怒了"四人帮",而且也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够容忍的程度。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
上面前所引文章,是张春桥的"宏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表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号的《红旗》杂志,北京人民出版社同月出版了单行本。
没人怀疑此文的发表是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着微妙的关联,但在深读了当时众多的文献之后,不禁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判断:除了将写作当成个人(或集团) 政治工具之外,张春桥还"真诚"地信奉着他自己的那一套,也就是说,张春桥是真正的"左派"。在张春桥之流大"左派"的眼里,是容不得小平同志的。
于是,从1975年8月开始,江青、姚文元等人利用毛泽东对《水浒》一书的评论,发动了一场所谓"评《水浒》"的运动,大批"投降派",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9月,江青在山西昔阳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大肆活动,造谣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10月,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七、八、九三个月,谣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志。谣言来自北京。"这时,毛泽东病情加重,他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系仅仅通过毛远新来传递。
据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披露:对于"四人帮"发起这一场新的批判的目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心里非常明白。9月15日,周恩来在与人谈话时说:"他们那些人(指的是'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柔头所指,是很清楚的。"九、十月间,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
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周恩来和邓小平都知道,他们面临的,又将是一场生死恶战。
从1975年的8月份起,周恩来忍受着与癌症作斗争的巨大痛苦,多次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乔冠华等谈话,还多次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甚至找江青等人进行谈话。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是在分秒必争,要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同"四人帮"作最后的斗争。
另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与乔冠华的谈话可以确定的日期有,9月17日等。
从9底到11月初,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攻击邓小平。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很恶毒,对于不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11月2日,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上述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吴德传达了毛泽东对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全国开始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于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对他的批判逐步升级。
于是乔冠华来和章含之所遇到的那一幕,便悄然而至。
乔冠华来和章含之那种忙中偷闲苦中作乐的日子,最终到了1975年结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场灭顶之灾。这年10月,基辛格来访。10月12日晚,毛泽东主席会见后,章含之参与整理记录直至凌晨。当时困得无法继续。在场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对她说:"你别打瞌睡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就醒了。"
章含之问什么消息,她说:"要批判邓小平了!" 章含之确实给吓醒了,问怎么可能?她告诉章说,毛主席对她们批评了清华大学的刘冰信件,并说邓小平同志是后台,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事态急转直下。
在全国还未有动静之时,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倾"高潮。10月25日,部党核心组开会学习毛主席谈话,会上有人声色俱厉批判乔冠华月初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谈话都犯了右的错误。与基辛格的谈话错误是迟迟不指出,美苏搞新慕尼黑阴谋,是大使先讲了。与日本外相会谈的错误是急于与日本签和平条约,在原定会谈之外又加了一次会晤。据说这都是毛主席批评的。与此同时,宣布要扩大范围,把使、领馆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学习。
乔冠华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打懵了。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不是来自毛主席,还是谁的意见,却又不敢顶撞。于是,从10月27日开始,乔冠华做检查,违心地检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对美、对日的右倾错误,从此没完没了!正在那时,章含之要陪同一个尼泊尔的皇室团去外地,十分放心不下乔冠华。她记得,出发前的晚上与乔冠华,相依相偎呆坐在沙发里很久很久。他们都为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命运感到无限迷茫。
章含之对乔冠华说不管多大的风浪,我们都必须顶住。乔冠华叹气说周总理病得那么重,谁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讲这些事。他打过几次电话请示小平同志,但他对这局势已无能为力,我不好再去请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这一次只好听天由命了!听后,章含之沉默。
乔冠华又说:
"反正我早已有准备罢官。只要我们在一起,罢了官就'回家卖红薯'!" 章含之突然情绪激奋说:
"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
章含之认为,后来的一切错误都是这情绪的激奋引起的,也难怪由于他们对当时真正的政治形势根本不了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经从乔冠华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同志的所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黄镇同志的所谓"在使馆执行错误路线,打击青年干部"。一大批老干部又面临四伏的危机。
章含之果真被自己的性格冲动所驱,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12月12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之后对矛盾的双方说:"老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轻视老家伙!"又说,"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叫滚蛋!"
从毛主席那里回家,他们精神振奋地,认为形势并不那样紧张,只是打打招呼,做点检讨,小平同志也无事,外交部经过毛主席批评也无大事,只是今后关系复杂难处!
然而,这告状的事终于使章含之陷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黑的"无底洞"。至到许多年过去,她也弄不明白这陷阱是从何时何人开始的。总之,他们被一些虚假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公道可以战胜邪恶,谁能料到最后却是他们自己被定罪为"借刀杀人"!
根据杜修贤的回忆,乔冠华其时也曾向毛泽东反映过心中的"不平",当时他恰巧也在场。他说,"接触毛泽东的机会,乔冠华也不少,他经常陪外宾迸出毛泽东书房,可他从未在主席面前谈什么,特别是外交部的事情。但是一个无防人之心的人,最终却被人害了!整乔冠华的浪潮几乎与批邓同时开始。
那时,每次见到他,他情绪极坏,他说,'老杜啊,这官当不了了。丢了乌纱帽和你喝酒!我和含之回家卖红薯!'我听说外交部在批判右倾,很为他担心。""记得在1975年12月,我去主席书房拍摄会见外宾的情况,乔冠华正好陪外宾也在场,他表情比较严肃,和以往不同,好像心思重重的,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当握到乔冠华手时,主席和以前一样总要开心地叫他一声'乔老爷'。可这次乔冠华没有笑,而是将头深深低下,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轻声自责道;'主席我犯错误了。'
主席先是一怔,后来说;'那不是什么错误嘛。'我私下问外交部的人,他们偷偷告诉我外交部有人告乔冠华的状,说是他右倾,在联大和日本人会谈,和基辛格会谈都犯了错误。主席这样一说,我觉得乔冠华心情顿时开朗许多,熟悉的笑容又浮现在他的脸上了,以为主席发话,那些整他的人要收敛些。可是后来,乔冠华的日子似乎反而更加充满危机。再以后江青也乘机插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奇妙!我有点担心,问老乔怎么江青过问外交部的事。老乔叹气说:'没有办法,指定的,现在只有我周他有岛内部矛盾,先解决部内的问题。'
听他这么一说,我以为情况会好一些,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就听说'乔冠华在外交部犯错误了',传言说他是'借刀杀人'点名批评了他,开始我们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后来知道是指乔冠华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邓,而是'打内战'。在当时,这一传言就足以使乔冠华由辉煌的顶峰跌入黑暗的谷底。"(1)
乔氏夫妇两人容易情绪激动而感情用事,而这招祸的性格给他们导致了杀身之祸。哲人有云:"性格即命运"。乔冠华和章含之性格太相近,脾气太相同,因而在一个人情绪冲动时,另一个不能用理智来抑制这种冲动可能造成的恶果,尤其是在政治游戏之中。1976年的悲剧中这种性格因素是铸成大错的不可否认的因素。
多年后,乔冠华的一位老朋友对他说:"你那时只要再忍一忍,几个月后就大不同了!"乔冠华说:"我忍了两年,实在忍不下去了!" 章含之叹息着说:"也许都怪我闯的祸!"乔冠华动情地说:"不要这样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头是针对我的!"
1975年刚刚结束,对中国人民来说,巨大的不幸降临了。元旦过后的一周,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周总理与乔冠华,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十分亲切默契的上下级配合的关系,但又是非常含蓄沉稳。就连乔冠华的夫人也几乎没有见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任何私人来往,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乔冠华的许多处世原则似乎默默地受到周总理很深的影响。例如他从不爱在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串门聚餐。有一次,一位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打了多次电话请乔冠华夫妇吃狗肉,还要介绍他们几位领导干部的夫人与章含之认识。乔冠华那些天实在忙,另外他也不习惯这种社交活动,所以婉言推辞了。后来,因为这位领导再三邀请,而且直接打电话到章含之办公室,乔冠华对她说:"不好意思不去了,就我一个人去,你不要去了!" 章含之说:"人家直接请了我,为什么你认为我不去为好?"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多串门,现在那么忙,你去了一次,碰见那么多人,下次第二、第三个人请你,你去不去?去吧,时间可惜,不去又得罪人。然后你还要回请。人家说我六亲不认,我看还是这样好。应酬多了没有什么好处。
以后再互相送东西,事情越闹越多。你不要卷进去为好。"果然到后来,乔冠华处于逆境,他的一位老友来看他,埋怨他说:"当初你在台上,那么多领导都愿意同你来来往,你总是除了工作,从不去走动走动。我过去劝你要多来往,你不听,现在你有困难了,平时不走动,也不好有事帮忙才找人啊!"乔冠华则说:"我不后悔。我现在也没有必要到处去找人。我求的是公正,相信党中央会清楚的。"
这里不妨提及多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11月,乔氏夫妇参加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六次会议。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对峙阶段,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间往来。
初到美国,出奇地新鲜。代表团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要给周总理带点美国东西回去,中国外交的突破,进入联合国,他是奠基人。于是,他们买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饼干,这在当时的国内是从来见不到的"洋货"。回到北京,他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总理身边的小高,并且谎称"这是乔部长送给总理的"。他们当时不了解周总理与乔冠华之间三十年形成的相知,以为说是乔部长送的,总理就会留下。
谁知事情适得其反。东西送给周总理后不久,有一次总理召集外交部许多干部开会。
地点就在人大会堂的西大厅。会开完后,周总理突然转向乔冠华,很严肃地问他:"你为配什么要给我送礼?"乔冠华被问得莫名其妙,说:"我哪里给总理送过礼?"总理说:"你联合国回来送了我饼干和糖。你应当知道我的规矩,为什么要送东西?我要当着大家问你,你把东西拿回去。"乔冠华更是糊涂,说他从未给总理送过这些东西。
这时,开会当中的与此事有关的几个只好承认是他们干的,用了乔部长的名义,没跟他打招呼。周总理口气温和多了,说:"是你们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给工作人员大家尝尝,美国来的嘛!不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从来不收礼物。"
然而,在这冷静的背后,周总理与乔冠华之间又是如此深情地关怀着彼此。
1974年春天,周总理手术之后,开始恢复得很好,但过了几个月病情不幸又复发了。第二年秋天,当乔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周总理的病情恶化了。乔冠华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国时,乔冠华同章含之商量想带点东西给总理。章含之说:"你不是从来不给总理送礼的吗?"乔冠华神色黯淡地说:"可是总理现在是病人啊!我想他会懂我的意思。"
于是,他们从自己当时的十美元零用钱中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大盒夏威夷果。乔冠华说总理生平最爱吃花生米,他一定会喜欢这夏威夷果。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同志准备点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最喜欢的法国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他们夫妇俩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那时,除了见外宾,乔冠华等人都见不到总理了。他一直住在305医院。
过了些时候,周总理在医院见外宾,恰巧陪见是乔冠华,章含之是翻译。见完外宾后,周总理招呼两人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乔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周总理颇为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收礼的。不过这一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这时,章含之看到乔冠华镜片后眼中闪动的泪光,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这一天,当他们离开医院时,周总理和乔冠华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到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乔冠华沉默了一路,章含之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元月8日上午,李先念同志突然取消了一起由外交部亚洲司负责的客人会见。章含之打电话问乔冠华出什么事了。他只说了一句:"可能总理情况不好。"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大会堂开会。章含之知道有大事发生了,下午没去上班等他回来,因为他走时还没来得及吃饭。
乔冠华回到家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歇了好一阵,他才告诉夫人,中央通知他去开会,成立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他到达大会堂时,在台阶上碰上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谢富治夫人)。她告诉他,从7日开始,周总理病情恶化。
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说他最后还要见见一些同志,有些话要讲讲。本来当天下午安排要见乔冠华,但中午已经很疲乏,医生劝他下午不要再会客,第二天早上再见。总理点头同意了。没想到8日清晨,病情就急剧恶化,未能如愿最后见到乔冠华和另几位数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
乔冠华哭了,刘湘屏也哭了。章含之听了劝慰他,说:"我知道你最后没见到总理你难过。不过他最后挂念的几个人中有你,这是种安慰。"
在此之前,乔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周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在会议最后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周总理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乔冠华觉得当时在总理需要帮助时,他未能做什么,心里一直十分内疚自责。
周总理则安慰他说:
"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
在周总理逝世之后,乔冠华唯有这件事感到自慰的是,他有机会向总理表示过自己的自责。
围绕着周总理的丧事,当时的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斗争。由于"四人帮"的淫威,国务院发了一道道禁令不许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全国人民、北京人民激愤异常,置禁令于不顾,从白天到黑夜,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天安门。
乔冠华在那些日子里,一面忙着治丧委员会的事,一面为人民的奋起激动不已。周总理去世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当时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的赵稼来看乔冠华夫妇,说起天安门广场的情景,都很激动。乔冠华站起来说:
"走,我们也去天安门。"
夫人章含之和赵稼都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他是高级干部,如果被人发现要惹麻烦。
"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 乔冠华回答很干脆。
于是司机老杨开车,章含之和赵稼陪同乔冠华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已是晚上8、9点钟。冬日夜长,天安门广场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关部门故意把一部分灯光熄灭了。但广场内人声鼎沸,许多人打着手电在念悼词,场外络绎不绝地往场内送花圈。尽管是黑漆漆的夜,却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老杨把车子停在人大会堂东门,他们四人就进了广场。
乔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老杨怕出事,坚持把他拉回车旁去了。章含之也怕招来政治上的祸事,劝他早点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乔冠华就心情忧郁。10点多钟,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杨开他去天安门广场。他们到达时,聚集的人群几乎填满了宽阔的广场,纪念碑上上下下放满了花圈。乔冠华夫妇走上了纪念碑。
光天化日之下,乔冠华当然被一眼认出来了。人们欢迎他,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从纪念碑往下走时,碰上了几位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他们惊异地发现了乔冠华,抢先几步,倒退着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镜头。
夫人问他:"把你拍进去怕不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吧!"
可他却说:"拍吧,就拍我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
如果"新影"还保留了当年的资料的话,人们真应该重温一次当年在重重阴霾下,乔冠华那勇敢无畏的气魄。可是,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后那些真正做过对不起周恩来总理事情的人竞摇身一变大讲如何忠于总理,继而利用于中的权利把"反总理"的帽子扣在乔冠华头羊。80代初,黄镇同志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曾气愤地说:
"老乔对总理的感情我知道。总理去世后他去天安门都告诉过我。"
然而,当有人决意要把乔冠华置于死地时,有谁会尊重历史事实呢?
乔冠华为周总理的后事投进了全部身心全部感情。1月10日那天,他护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车队到了八宝山公墓大门口,那里早已围着许多群众要求再看一眼总理,也有人提出保留周总理遗体不要火化,于是哭声、喊声又起,经一再做工作后,方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但一直到半夜12点多钟,人群依然聚集在那里。
安放在玻璃棺内的周总理的遗体移送到公墓火化炉前暂停,邓颖超双手扶着棺盖,眼睛看着安详地躺在里边的周总理,她守候在旁唏嘘不止。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几位治丧委员会成员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人们大声哀号不止。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劝告大家:预定火化的时间到了,请大家让开。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烈火,他们不说则已,经他们这么一说,人们一下子拥到玻璃棺前将它团团围住,大声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啊……
乔冠华此时也异常悲恸,他实在太难过了,人们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动感情。他扶着总理的灵柩哭着说:"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这些话哭得更伤心了。"您不能走啊! 他们拼命地哭喊把嗓子都哭哑了,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痛彻心肺,大家用手使劲地抱着棺盖不准殡葬人员过来碰一下,惟恐把总理夺走。你知道,当总理的遗体要推进去火化时,大家哭得厉害极了。我的镜头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
可是,诀别亲人最悲痛的一幕终究要结束,邓颖超在护士的搀扶下带头挥泪离开玻璃棺,让八宝山的工作人员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仍在哭泣着的人群见此情形也只好渐渐散开。殡葬人员迅速揭去玻璃棺盖将车子推到火化炉前,周总理的遗体被送进了火化炉。炉门关上了,烈火无情地吞没了伟人的身躯。痛别的人们无奈地退到了屋子外面,门便关上了。
按照邓颖超的嘱咐:总理的骨灰要纯、要干净。警卫、护士等都到火化炉后面的房间去等候。乔冠华等几位部长、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部分医疗组成员及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守候在炉旁。
大家的眼泪早已哭干,嗓子哭哑,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他们通过火化炉铁门上的玻璃孔观看遗体火化时的情形,大约经过40多分钟,一块块冒着青烟、滚烫的白骨放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上,人们似乎再次被惊醒了,这一下真的永远见不到总理了。工作人员几个受命于邓大姐的人洗干净双手,用酒精消毒后戴上医用于套,将炙手的遗骨捻成粉末,小心翼翼地装进白色绸布袋,再将袋子放进骨灰盒里。
随后乔冠华又护送总理骨灰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章含之一整天没有见到乔冠华。当晚,杜修贤同志打电话给她,电话中,老杜的声音听来似乎苍老了许多,他说:"你这些天要多照顾点乔老爷,我怕他挺不住了。……"
当时,夫人确实真怕自己的丈夫顶不住了。章含之后来回忆道,"我听着老杜的电话也落泪了。我深知冠华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忘情地为总理送行的。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半月的七五年十一月下旬,外交部'率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在外交部的党组会上,有人指着冠华,声色俱厉地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乔部长。你在纽约同基辛格谈判时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苏在搞慕尼黑阴谋'。你在同日本外相谈中日和约时右倾妥协!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右倾错误的重复和延续!'一个半月后,冠华顶着政治上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
果然,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外交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个月,当形势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像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静下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2)
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灰告别。
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员守灵。给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
当时,乔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
他还对夫人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
1月中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度以下,乔冠华已劳累一周,坚持在灵堂替总理守了三天灵。各国的使节在向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周总理作最后告别时都见到了中国外交部的部长,世界各国的朋友一起为中国外交事业的这颗巨星的陨落而默哀悼念。
三天过后,乔冠华终于心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外交部要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要求乔冠华出来主持会议。乔冠华因病请假,其他两位副部长也生病。最后在动员大会上,有人讽刺说:"外交部不景气,部长们病了好几个。不过今天早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问乔部长病情,医院说他今天的体温是36.5度"言下之意自然是乔冠华假装生病,抵制运动。
章含之参加会议后到医院告诉他,他长叹一声说:"随他们去吧!总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时章含之不知为什么联想到1957年,乔冠华几乎被打成"右派",是周总理爱惜人才,把他保下来了。即使这样,到了1958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周总理处境困难时,乔冠华还是被定为犯有"右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在此之前,乔冠华对她讲到那段时期时曾感慨地说:"那时候真鬼都不上门啊!连带有亲戚关系的也怕沾边,不来了。" 章含之有一种直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能像总理那样了解冠华的又有谁呢?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在外交部展开,等待着冠华的将是怎样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
乔冠华是个从不设防的人,嘻笑怒骂,心灵坦荡,他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叱吒风云,却无法应付政治生活中的阴谋与陷阱,最后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不过当人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切荣辱都已成为过眼云烟,永远留下的是无情的历史和公正的人民在审视着每一个曾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物的功过。人们可以相信周总理和乔冠华此时都在天堂,他们都已超脱了人间的烦恼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促膝长谈了。
在旁人眼里,乔冠华与周总理的关系令人羡慕,如杜修贤就说过:
乔冠华虽然是嬉笑怒骂、批评人尖锐、不容半点砂粒的人,但他也是非常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和周恩来总理的感情就很深,他最崇拜敬仰的伟人就是周恩来。如果说远距离仰望一个人能使人产生崇拜,那末,近距离相处后产生的崇拜是真正人格的崇拜。他们在一起
相处交往了整整三十年,从重庆办事处就在一起,在周恩来培养教育下,乔冠华由留洋才子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多次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他一连串重大外交活动,深得大家的赞赏。
1974年乔冠华出任外交部部长,而关注他成长的周恩来总理却住进了医院。那时外交部情况复杂。我有时见到乔冠华心情苦闷,常常对我说很思念病中的总理。他说现在只有陪外宾去医院的时候,才有机会和总理说说话,多坐一会儿,1975年夏天,我为总理和身边工作
人员拍下了最后的合影,留存了这珍贵的瞬间,就是乔冠华积极倡议的结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乔冠华和所有热爱总理的人一样,悲痛不己,当时对周恩来丧事规格压得很低很低,让人感到异常痛苦,既然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能改变。
10日下午,周恩来的灵车缓缓驶过十里长街,整个北京被巨大的悲哀笼罩着,人们在寒风里泪流满面,绵延了数十里,默默目送总理的灵车驶向远方。已经几天没有合眼的乔冠华,在总理遗体送进去火化前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开自己沙哑无声的嗓音,又一次痛哭,
得几乎昏厥。我从被泪水模糊的镜头中见乔冠华这样伤心欲绝,真为他的身体担心,他曾经因为肺结核的病住过院。当时我过去拍拍他,想劝阻他。哪知他已经不顾一切了,只是拼命地痛哭。没劝住他我自己的眼泪又被引了出来,干脆跟着一齐哭。
周恩来总理逝世,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人,顿时觉得塌了脊梁一般,心里空落落的,只觉得万念俱灰,还不如也跟着总理一走了事。此时此刻的乔冠华就是这样的心情。
他伏在总理遗体的玻璃棺上,发出阵阵揪心的哭声。他边哭边说:'总理啊,你一生无儿无女,今天我就作为你的子女送你最后一程吧……''……呜呜……'
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感情奔放的人会如此悲绝。虽说乔冠华脾气耿直,爱发火,可悲痛起来却叫人惊恐,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将他从灵枢上拉开,当总理遗体消失在火化炉里时,他又发出悲惨的哭声,在场的人全部哭成一团。等回来,我急忙给章含之打了个电话,告诉
她,今天晚上注意一下乔老爷,总理火化时,他的情绪过于激动,他毕竟是六十出头的年纪了……我还没说完,就听见章含之在话筒那一头也泣不成声。
乔冠华在他极度悲哀的时候也流露出他真实的感情。他不仅将周恩来当作首长,且当作父辈敬爱。他犹如失去最亲的人,在他的灵魂深处珍藏着最珍贵的感情,只有他自己一人独自品尝独自感受。当夜,周总理的骨灰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停放了一宿,了却总理毕生未了
的愿望,盼望祖国的统一。
第二天骨灰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三天吊唁时间里,乔冠华推辞掉一切公务,天天去为总理守灵,……为了总理,他独自守到最后。
共和国外交部长最后一次为共和国总理送行。难道不也是预示着周恩来时期外交部长生涯的结束吗?世界上许多自然现象可以预测,惟独政治气象无法先知。在乔冠华最后送别周恩来亡灵之后,坎坷的命运向他发出了灰色的请柬。
邓小平同志结束第二次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为周恩来致悼词。2月,邓小平就遭到点名批判,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上又一次漫天席卷,我当时听说
外交部是右倾翻案的"重灾区",真为老乔捏把汗!我知道乔冠华是一个没有学会"建筑城府"这种本事的人不擅攀附,没有心计,对人对事都是"直未直去,辛辣味苦"。这大概决定他命中注定要经受磨难,对于乔冠华来说,周恩来逝世,头顶失去一方晴朗的天。后来邓小平同志遭受批判,老乔的脚底又少了一块结实的地。记得总理丧事后不久他病了,这病是由于内心深处积郁了许多委屈而爆发的。听说他住进医院后,有人就借批邓的风,把外交部的老干部也捎带上一块批了。(3)
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外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
外交部分批将驻外人员招回,参加读书班,专门"批邓"。据王幼平回忆,当年元月22日,他自马来西亚任所奉命回国参加读书班,为的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清楚国内路线斗争大是大非问题,学习外交路线、外交方针、政策。王幼平感到这次回国学习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心情十分压抑。他很清楚:"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目标不仅是打倒邓小平,还要批倒已在九泉之下的周总理。他介绍说:"我当时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十分担忧。
1月20日离开吉隆坡飞香港,22日过深圳桥,看到这边的五星红旗时,突然想起再也见不到周总理了。我心里十分难过,眼泪簇簇落下,几十米路,走了好长时间。"1月29日,王幼平到部里听传达,内容是布置学习元旦社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2月5日,驻外人员读书班开始,61名学员分为两个组。第一组31人,驻南斯拉夫大使张海峰任组长;第二组30人,王幼平任组长。读书班主要内容是读文件、领会精神,讨论中央23号、26号文件、元旦社论,以及部领导的讲话,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2月10日,读书班去清华大学取经:看大字报、参观"教育革命"展览,听"清华大学的大辩论"录音。(4)
的确,周总理离开人世,使乔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支持的力量失去了。身为一部之长,乔冠华还想竭力保护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击。但是,他缺乏的是,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更不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因而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设在面前时,就身不由己地陷了进去。      
1976年5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乔冠华的计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
当时"四人帮"正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指责乔冠华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而他对这突然的袭击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他们夫妇俩,说外交部的问题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虽然,这与当时"批邓"整老干部的全国总形势恰恰背道而驰,但他们以及部内的许多老同志却兴奋不已,天真地以为外交部这一方土地在那场铺天盖地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可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风压下去,保住老干部不受迫害。
此时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时,他们意识到,这种奇迹正如海市屡楼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部毕竟不是世外桃源。
从这时开始,乔冠华的压力与日俱增。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攻的一个信号。
这年的6月2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应邀访问我国的成都、西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以及外交部长乔冠华和副部长韩念龙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
出发之前,外交部的同志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这位新的政府主要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机赴成都。6月1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而当他们一行清晨出发飞抵成都,刚刚到达住所时,四川省里有关部门来电话通知说领导人的专机也即将到达,相差仪两个小时。
当时,四川省的主要领导是赵紫阳、段君毅同志,电话是通知段君毅同志立即返回机场。而外交部一干人路途劳顿刚刚到达金牛坝宾馆,还未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因此四川省的领导与乔冠华、韩念龙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刚刚到达的外交部领导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机场迎接领导人。
本来这是情理之中的安排,而且也并非乔冠华一人所决定,没想到几天之后,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乔冠华对抗"中央"的第一个状。
偏偏又因为午饭后,外交部的许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名闻遐迩的杜甫草堂。而当时这些历史古迹都已关闭,不允许参观。因此大家央求乔冠华、韩念龙出面要求省里关照为他们开放几个小时。
乔冠华其实很疲劳,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过草堂;但看到那么多年轻同志想去,他还是答应了大家要求。乔冠华计算了一下时间,按上午的经验,领导人大约要到下午5点左右到达宾馆,因此他关照说4点半之前必须赶回,在宾馆迎候北京来的领导人。
又谁能料到领导人到达后汽车走的是一条战备公路,比他们早上穿过充满游行队伍的市区要快了一个多小时。因此他在外交部人员回宾馆前半小时已到达。于是,乔冠华的另一大罪状是"蔑视中央领导",不仅不去机场迎接,也不在宾馆迎候,而是"带了身边人"(指夫人章含之)去逛杜甫草堂。  
6月5日,当他们回到北京时,这些消息显然已先行传到部里。外交部院内贴满了大字报,指责乔冠华在成都的这些"严重错误"。
在这些恶意的歪曲中伤之中还捏造了一条"花边新闻",说乔冠华去杜甫草堂后,在那里由"中国第一摄影师"(指杜修贤同志)为他和"身边人"拍摄所谓"黄色照片"。一时部内哗然,纷纷好奇地猜测乔冠华夫妇在杜甫圣像前照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
而实际上,他们只是面对面地坐在一张一米多直径的石桌两旁说笑休息。当然全无"黄色"可言。"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处于乔冠华的位置,他们又不能把照片去贴在大字报去让大家来鉴别。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知道这都是搞垮乔冠华的前奏。
对于这样一个荒唐的"罪名",了解实情的杜修贤十分不平,他证实说:
"1976年,他陪同新上任的总理去成都迎接尼泊尔国王,我作为他们的摄影记者也随同采访。
"我是半夜才接到通知,急急忙忙赶到机场,正好乔老爷夫妇也到了,我看见他们就和以往一样,高兴地上前打招呼,他笑笑,显得很勉强。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他一脸倦容,坐在沙发里,臂膀无力地垂着,手里还夹着一节燃烧的香烟,一缕青烟轻盈地弥散在他异常疲倦的面容上。
"我知道他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外交部内部正在批判他,说他不积极批邓,刮右倾翻案风,执行右倾外交路线什么的。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挤,各种各样的蜚语甚多。他用那么沉郁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有话,却没有说出来,默默递了支烟给我,想点火,我没让,自己掏出打火机点了烟。
"我估计他此时心情不舒畅,也就不多打搅他了。心情不好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独处,我非常理解这种心让他安静地呆一会吧,我转身想走,章含之可能怕我误会,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老杜,老乔昨夜等通知,什么时候去成都,几乎夜没睡,太累……哪知道指示来了,叫外交部的先走,飞机一早起飞。周总理什么时候不是和外交部长同机走的?你说是吧?不同机也不要紧,关键老乔有许多情况准备在飞机上汇报。老乔心里能不着急吗?不汇报,弄不好罪责又是他的,现在活得太累……'章含之是心直口快的人,最后一句听得出来,她在抱怨,也是在为丈夫担忧。
"我只好劝她说;'尼泊尔是小国家,有些情况可能清楚。你叫乔老爷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汇报也不迟嘛。'章含之年龄比我轻,又是章士钊名望门第的女儿,自幼个性强,观点鲜明,清高直爽,不会攀强附会,更不愿意迁就顺从。缺乏政治官场上那种城府,压根不知道唯唯诺诺是何物?依我看,她和乔冠华能结为伉俪,起作用的不是门第地位和身份,而是他们性情相投,个性相近,天性豪爽才是他们相爱的情结。看见章含之的神态我故意把话说得轻松些。老实说,我也感到别扭,如果是周总理、邓小平同志,这些事情不用你跟在后头提醒,他比你还要认真,材料要是准备得不全面,不受批评才怪哩。每次会见前都要仔细听取外交部长的介绍。
"飞机起飞后,大家都默默无声,抓住这个宝贵时间休息一会。我闭了眼睛却睡意全消,章含之一番话使我想起刚刚去世的周总理,……
"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宾馆。我们在宾馆住下后,大家也不想睡觉,嚷嚷要出去看看'杜甫草堂',本来我最不喜欢逛景,可大家见我手里有留影的家伙,哪肯放过我?非要我拿相机为他们'喀嚓'几张,也为瞻仰过大诗圣留个证明吧。成都是著名的历史古城,具有辉煌的历史,文物古迹遍布城市角落。但那是文化大革命时代都关闭了,于是大家缠住乔老爷要他带着去,才能破例开门。老乔以为离这位领导人到达至少还有二个小时,也就带大家去'杜甫草堂'朝拜诗圣了。
看得出来,乔冠华只要和大家一起情绪就好起来,他又放开他谈笑风生的大喉咙了,四处可听见大家喊他乔老爷和他噢噢答应的声音。我特意抓紧时间为他们夫妇多照几张照片,这样无拘无束的放松实在难得,别看到处跑,却没有时间赏景,别人玩的时候,他还在伏案写材料,别人睡觉了,他还要开会、批阅文件。日程安排使他几乎变成了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而且现在工作又比以前多了一分微妙少了一分融洽,要难得多。
"大约一个小时后乔冠华就看表,说要回宾馆等候北京这位领导了。他对我说,老杜,我要先走了,你们好好玩,大家也很难放松一次。晚上到我房间里来玩,我给你带了好东西。'什么好东西?' 我顿时兴趣高涨,乔老爷说是好东西那一定就是好东西。
"'保密!看见就知道了。'说完拉上想泄密的夫人就走。后来听说领导人走了一条捷径,乔冠华赶回宾馆时,他己早到了半小时。这桩事后来成了老乔的一个'罪状'。
"晚上吃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也在乔冠华房间里玩。我向乔老爷的房间拨了个电话,我还惦记着好东西哩。章含之叫我就来。到了乔老爷屋里,韩念龙已经走了。进门就大手一伸,要好东西。乔老爷也不着急,递了支烟给我。我一下明白,大叫道:'是烟!'
"'哈哈,三句不离本行!万变不离其宗:好个杜山。'
"'你们也是的,自己吸毒不算,还放毒!讨厌不讨厌?'章含之在一边用手当扇,连连直扇,挤着鼻子对我们不满地说。
"'杜山有你陪抽烟,我的胆子也壮了。不然一个人抽烟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现在我们有两杆枪,不怕啦。烟是好东西呐。'
"直到乔老爷逝世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含之那里仍然能享受自由吸烟的豁免权。其他吸烟的人就没有我这个特殊待遇了。
"我们从成都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外交部开始张贴乔冠华的大字报,批判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后来听别人说,其中还有我的罪状,说老乔夫妇在'杜甫草堂'要我给他们照'黄色照片'。又说,'晚上住在宾馆里也预谋着联合夺取外交部的大权,他们不仅和当地的造反派联系,还把摄影师杜修贤拉去预谋,就是研究夺外交部大权的事情……'
"天哪!我想想笑,却无法笑出来,黄色照片?乔老爷和章含之身上的衣服一件没少,何谈黄色!再说他们连紧挨一起的姿势都没有,何谈黄色?当时我还叫他们挨挨紧,乔老爷直笑着骂我,说我拿他个老头开心。这好,不知谁和他开了这个天大的玩笑。
"我去拿香烟,也成了联络造反的证据。我又不是外交部的人,他们的权不权与我有何干系?写大字报的人有没有神经搭错线?我怀疑。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乔冠华倒霉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其实这之前已经霉上了。
"不过乔冠华充满了信心,他可能太书生气了,以为正义在手就可战胜邪恶。殊不知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有人就利用所谓的真理,行使自己的谬误。"(5)
乔冠华利用在成都逗留的短暂时间,写下了《再游都江堪》诗:
岷江之水峨山来,
绕过成都头不回。
赖有李冰挥巨斧,
平川千里万花开。
1976年6月4日
其二
李杜文章在,
光芒万丈长!
何如一李冰,
稻谷万千筐?
1976年6月4日
他的作者注是:"1976年6月1日至6日,陪华国锋同志去成都接待尼泊尔国王。会谈时无事,同韩念龙互写打油以消遣。"
然而,从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关外交部问题会议,会上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人严厉地批评乔冠华不抓外交部的"批邓"运动,而是"打内战",责令他回去开会,做检查。
乔冠华回家后,百思不得其解,给时任毛主席联络员的毛远新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切都变了。毛远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气对他说:"你自己想想,现在中央要集中批邓,你在外交部干什么了?你从来没有联系外交实际批右,批邓,你自己跟着邓小平有没有错误?为什么不揭发,不作检讨?你组织外交部转移'批邓' 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来帮你打内战。"
尽管许多人到现在为止,仍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出戏,谁是这出戏的真正导演,但戏要以乔冠华的悲剧性垮台为结局这一点是明确的。
此时,乔冠华已经元气大伤,他的外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被别人取而代之了。
正在批乔浪潮一步步升级时,紧接着来的一场"暴风雨"是8月初在通知外国驻华使馆地震期间安排留守人员,其他人员、家属由中国方面提供方便暂时离开北京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央"终于把乔冠华放到了被打倒的位置上。
这年的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两天,北京的居民只得露宿街头。外国驻华使馆也不例外,因为中方一时无法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帐篷,他们都露宿在使馆室外空地上。
乔冠华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对外他仍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国使馆人员的安全负责。地震发生后部内的几位副部长迁入了四十二号宾馆在大草坪上搭起的红丝绒帐篷居住。而乔冠华却坚持住在家里。司机老杨劝他也暂时住到宾馆草坪去,他却说:
"此刻是中央随时要找我的时候。一百多个外国使、领馆的安全尚无保障,我怎么能只顾自己全搬到宾馆草坪上去?只要有一个外国使馆人员伤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
7月30日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柬埔寨客人英萨利。
此时,有两个外国的高级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一个是柬埔寨副首相府特别顾问英萨利,另一个就是伊朗公主阿什拉芙。由于突发地震,中央决定立即派专机送他们提前去外地访问。这天晚上,纪登奎同志宴请英萨利为他送行,外交部长乔冠华出席作陪。
宴会中途,工作人员送进一张纸条。纪登奎看后神色紧张,随即递给乔冠华。
纸条是中办主任汪东兴传来的,内容说根据震情预告,未来24小时内以通县大厂回族自治县为震中,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看了这个通报,纪、乔都无心应酬客人,匆匆结束宴会后吁嘱礼宾司次日一早一定要送走钓鱼台的两批外宾。
乔冠华回到家里把那份震情通报告诉了夫人后,就立即在地图上找到大厂回族自治县并测量了它和北京的距离。
他十分焦急,他说北京可能在第一冲击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后果比唐山更严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使领馆。于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时后在四十二号宾馆草坪上召开紧急部党组会议。
章含之不放心,陪他去宾馆,党组在草坪上开会,我也已疲惫不堪,从家里搬了个躺椅在主楼边的便道上休息等候。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散了。回家路上,乔冠华说,党组决定连夜通知各国使馆留下留守人员,其他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由中国民航提供专机暂时撤往广州、上海,待震情稳定后再回北京。
有愿意提前休假的,中国方面也将协助解决机票。乔冠华说他打电话未找到当时的政府主要领导华国锋,只好告诉秘书了。由于时间紧迫,因此党组决定一面通知使馆及民航,一面呈文给中央,一定要赶在可能的大地震发生前尽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国使、领馆人员。
他说,震情远报不一定准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尽一切可能不使一个在华的外国人在地震中受伤。
办完这件事已是第二天凌晨时分,乔冠华己精疲力竭。自从地震发生后,他白天奔走于外交部几个宿舍区的临时地震棚看望部内人员,视察生活安排。
晚上还要处理繁忙的外交文件及防震事宜,晚睡不上三四小时。由于他拒绝迁往宾馆草坪上舒适的大帐篷,夫人只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样,想方设法弄来塑料布,用几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个地震棚,里面放入两张躺椅权且作为床铺。谁知一下雨,粘上的塑料布都开胶了,雨水从棚外渗进来,根本无法休息。这天午夜天晴,章含之催他抓紧时间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乔冠华又亲自督促外国人撤离的工作。当时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家属都对中国方面如此为他们安危着想,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协助上千人员撤离地震危险区都十分感动。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到中午时已大部分完成。
乔冠华终于松了口气,对夫人说:
"这件大事办好了,我肩上的担子松了许多。这几天真怕外国使馆出事啊!"
章含之说:"外国人倒安全了。我们这个院子可很危险。万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来,尤其是那个高大的烟囱倒下来就全完了。"
乔冠华说:"想不了那么多了。谁叫我肩上责任重啊!"
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外交部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全体在华外交人员的安全,如此负责,如此果断,难道不是一个优秀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楷模吗?
然而,谁又能想到,当那个预报的大地震并未出现后,乔冠华的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责成了他的"严重错误"。31日晚上八九点钟时,那个可怕的震情通报所预测的廿四小时已安然过去,北京并未发生大地震。大家都感到无比的轻松。
此时保密机子铃声响了,乔冠华接过电话后,夫人在旁发现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只听他说:"我确实没有想到……好吧,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中央做检讨……"
章含之紧张起来,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带着困惑的神情说是国务院的那位主要领导来电话,批评他未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在地震面前惊慌失措的表现",是"有失国家尊严"。当然,章含之感到同样的困惑。
震情通报是中央办公厅发的,当然不能不信。章含之发问,面对北京廿四小时内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预报,一个外交部长难道应当不闻不问,或者坐等文件层层报批,丧失时机,这才是维护国家尊严吗?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么地方可庇护上千的外国人员和他们的妇幼家属使其免受伤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决定把国家的贵宾也立即转移去广州、上海吗?再说,假如那个预报是准确的,那么使馆人员不撤,后果又该是多么可怕?!
所以,从第二天开始,外交部党组天天开会批判乔冠华"在地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党组个别几个人显然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来就"上纲上线"批乔。但开始时党组大多数同志认为把责任推给乔冠华一人是不公正的。大家说卅日晚上的决定是党组全体的决定,也电话报了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么紧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规一道道批示,不能说无组织无纪律;既然是集体的决定,如果要写检讨,应当以党组名义写,也不应由乔冠华一人承担。
由于大多数成员持此观点,给中央的第一个"检讨"是以外交部党组名义写的。但过了一两天,显然有人给党组成员"吹过风"了,许多人开始沉默,逐渐地把"罪责"推到了乔冠华一个人头上。张春桥更是气势汹汹地在冠华的"检讨"上"批示"说他的"错误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邓' 联系起来"。
过了几天,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华国锋突然莅临外交部,名义上仍是一把手的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事先竟然一无所知。至此,外交部大字报中已提出了把乔冠华拉下马的口号。
一切都很明摆着,乔冠华是"四人帮"大权在握时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两个多月之后,当乔冠华在巴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饮酒庆贺时,他又怎能想到此时在国内那些不久之前还同"四人帮"一起整他的?人们已经乘乔冠华在国外的时机把他挂到了"四人帮"的线上去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对于毛主席的逝世,乔冠华悲痛欲绝,他后来赴纽约的飞机写了《悼主席》,表达了这一心情:
巴黎依旧秋光好,
旧客重来心境殊。
独立小园寒意重,
无言还寝泪如珠。
1976年10月1日
写于自巴黎至纽约的飞机上
作者注云:"1976年10月3日或4日到纽约,我把这首诗告诉了一位同志,是悼念主席的。"
在这个悲痛的日子里,有人并非悲痛而是幸灾乐祸,双目低垂,心里却在虎视眈眈,盯着权力最高宝座由谁来坐?江青一伙的心思一刻也没有离开组阁的名单,满心盘算着如意的人选。也有人对能否继承党中央主席职位信心不足,显得忧心忡忡;被打倒霉边站的老帅们见时机已到,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打倒了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斗争最终的局面,大家有目共睹:"文革"终于结束了。乔冠华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成了权力磁码的牺牲品。他在"四人帮"倒台之前已经失意,遭受批判。"四人帮"倒台后仍然遭受批判,竟然被划为"四人帮"体系里的人,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联合国会议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开会。这时毛主席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乔冠华赶不上当年联大的开幕式了。自从乔冠华1971年第一次率团开赴联合国,已经代表中国出席了五次会议,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非他莫属,他熟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是无法取代的。他只好等主席追悼会结束后再去美国参加联大开会。
据杜修贤观察,在大会堂主席吊唁厅碰见乔冠华,只见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旁边的小会议室里休息,可能刚刚守完灵。杜坐到他身边,静静的,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抽烟。杜坐下后感到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是累,是一种真正无奈的累。许久,乔冠华问了他一句话:"主席追悼会的请柬你领到没有?"
杜修贤回答说没有。他用忧伤的眼神看了杜一眼,就再没有说话。杜修贤估计他也没有收到请束。那是个特殊时期,出来参加活动等于验明正身,说明此人没有问题。以前凡是重大活动都少不了乔冠华的请柬,也总有杜修贤的。他听乔老爷一问,心里更嘀咕。多年新闻经验告诉他,如果乔冠华这次上不了追悼会的天安门主席台,那么,他肯定遇到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是躲不了了。自己倒问题不大,都要上台拍摄的。后来追悼会那天,杜特意留神寻找他在不在,谢天谢地,他在主席台上,但表情极为阴郁--请柬是要开会前一个小时才收到的--这兆头好像不吉利?
等乔冠华能脱开身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时他把精力放到了联大报告上。谁能想到,这个报告又发生了荒唐的事端!说来令人震惊!
毛主席逝世后不知怎么炮制出来了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全国大报小报上都是"按既定方针办",平民百姓谁也不会注意"按既定"和"照过去"有什么本质区别,可是咬文嚼字的人就能咀嚼出这是大阴谋,反党的大信号。乔冠华倒霉的程度随同这个居心叵测所谓的主席临终指示的运用而变得更加深重,要把他装进了一个预谋好的"陷阱"里,而他还一无所知,一步一步走向"陷阱"。
联大报告出来后,乔冠华却因劳累过度差点送了命。心脏发生了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点病理常识,送医院及时,控制了梗死。不然那时就"魂系英灵"了。不过倒能落个"轰轰烈烈"的悼念场面,也能免去诸多磨难。
乔冠华并没有一病不起,而且抱病坚持去联大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让外国人猜测中国局势如何如何什么的,他去参会,至少可以表明主席去世,中国的政局没有乱。他到联大的发言稿,是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上面有两处有"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当时是全国上下都在宣传使用的一句话,乔冠华启程前曾报告中央,如果有修改的地方,请在10月5日前告诉他,以便修改。
离京前,乔冠华还写了一首诗,诗云:
五年来去意轩昂,
赖有吾师作主张。
今昔灯光何黯淡,
岂缘魔怪又猖狂。
1976年9月30日
乔冠华的作者注是,"1971年10月25日,中国进入联合国后,主席指示,对苏已无甚可谈,应转而对美,每年联大皆由我去。"
对联大的发言稿,中央一直保持沉默,直到4日才通知外交部要删除"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外交部5日上午才打电报通知乔冠华修改。有人大概以为乔冠华已来不及改了。所以6日一粉碎"四人帮",外交部马上就组织批判文章,批判乔冠华在联大发言,说他违抗中央命令,在报告中坚决不删"按既定方针办",为"四人帮"鼓吹。
中国时间5日上午,正好是美国4日深夜,乔冠华不仅接到电报,而且还有充分时间修改稿子,把那句话刷得干干净净。可是国内的大字报却荒唐地一口咬定乔冠华在联大说了这句话。等乔冠华归来,一个囚禁室已经精心布置好,正等待他的"光临"。为了这句话,还有其他许多似是而非的事,他被剥夺政治生命,被卸掉官职。当然,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此。那"按既定方针办"不过是对他的借口而已,更何况他说明了没有讲,不信,可以去联大查底稿啊!不会有人去查,永远不会有人去查!因为根本不需要事实真相。(6)
10月17日,乔冠华回到北京,夫人章含之去机场接他。她告诉他由于中央的表态,外交部内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势。她至今仍难以忘却他那忠贞不渝的天真态度。他说:"打倒'四人帮'是大事。我个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打倒'四人帮'。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势向中央诬告,我回来了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然而,现实情况与乔冠华的愿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没有人愿意提高他的解释,也没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陈述时,竟也被拒绝了。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乔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只剩下两月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判了!"乔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像过去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
接下来整整两年半内发生的往事不堪回首,令人黯然神伤,据章含之回忆,那是一段惨烈的回顾,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灭冠华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无比残忍。
在那乱世年月,冠华没有学会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远是个不设防的人,处处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窥伺机会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既然连听一听他的陈述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设定罪名,再去寻找材料,上纲上线;更有甚者是编织罪名。其中
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
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实的经过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后,从九月十六日起,《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八月份的一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
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九月二十六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二十八日,政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
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了些意见。医院在他三十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去,免得添麻烦。
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
第二天,九月二十九日,国际司的同志把连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华病房。冠华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张给那位主要领导人的便条说:报告根据二十八日晚政治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三十日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
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十月五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大家以为就这样定稿了。十月四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运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他似乎顺口似地告诉我凌晨时,当时的主要领导打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他说已经告诉值班
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事。
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几日,外交部的大字报就出现了。当时我无法与冠华联系,也不相信国内电报去了而冠华竟没有删去这句话。十月十七日,冠华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电报是在他
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已经删去。我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了。冠华乐观地说这种事很容易说清楚。
然而,却没有入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解释。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冠华说电报到代表团时,不少人知道,他还和当时的代表团主要领导议论过这句话不过是套话,不知为何要删掉。这件事如果公正地调查,
证人可以有几十个,但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全文中有这句话。而《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时冠华在纽约,又是谁把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华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还是无意的疏忽?
这天大的冤枉就这样"定性"了。到处都引用这个罪状,甚至那位口口声声是冠华老朋友的著名英籍女作家也在她的书里大讲特讲乔冠华是"秉承四人帮旨意把'按既定方针办'塞进联大报告"。后来,在我们上百万字的申诉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无结果。这冤情似石沉大海,无人再去为此费心。
然而,我却总不甘心。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终于有机会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档案库中查对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原始自然段发言记录。白纸黑字,那天上午发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华的发言,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万确没有这
句"按既定方针办"。英文翻译也如此。我请联合国工作人员为我复印了这中、英文发言全文,小心地放进我的文件夹,把它紧贴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联合国大门。
夏日的东河之畔阳光灿烂。我望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联合国大厦,那门前飘扬的会员国国旗,不禁无限感慨,无限伤感。二十年前,冠华曾在这国际论坛上叱咤风云,如今景物依旧,人面全非。更难想象的是一桩奇冤竟也和这幢大厦有牵连!我信步走向联合国后院的玫
瑰园,这是冠华最喜欢散步的地方。成片的玫瑰花正在盛开,滔滔的东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远方。我望着这旧日景象,热泪盈眶。我仰望苍天,我问那蓝天白云,我如今手握着铁证如山,又去哪里找我的冠华,让他亲眼见一见这无可争辩的档案,验证他晚年无数遍抄录的刘
禹锡诗句:
莫道谗言如海深,
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
淘尽黄沙始到金。(7)
这无疑表明在乔冠华的信念中,总有那么一天强加于他的如黄沙般的谗言终会淘尽,金子终究还是金子!
如今,真相大白于天下。显然,乔冠华在联合国的发言并没有"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这是不容辩驳的铁的事实。据当时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的吴妙发证实,乔冠华1976年以团长身份来出席联大会议,"有一件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也许代表团的人员都不会忘记,乔团长从国内带来经中央批准的讲话稿上有一句'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话,我们弄不清楚含意,因为当时国内报纸都这样提过,以为毛主席临终前有什么话似的。
但代表团很快接到国内来电,指示删掉。当晚我们忙了很长时间,把删掉这句话的讲话稿重新装订,第二天乔团长的讲话就没有了这句话。"(8)
乔冠华的冤案,竟然与"时差"有联系,让人匪夷所思。据悉,乔冠华曾就此与他的好友徐迟交谈过(9),诉诸徐迟先生幽默冷峻的笔下是,"我本人也多多少少有过这样的一点点疑惑的。在'四人帮'当权的时候,他还在当外交部长。谁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当时,毛泽东是主席,周恩来是总理,当然是他们让他当外长的,他又不是不称职的。然而在两位老人家都过世以后,就不大好说了。"
因此,在他终于退职以后,有一天我去到他家里,曾当面问讯过他自己,问的就是在粉碎'四人帮'那一年,他去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之后,到国内来,随即就被撤了职,此后也就不再起用他了。这究竟为什么,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出了问题,那出在哪里呢?我这样直率地问讯了他。我们是半个世纪的老友,不过在他任外长时往来较少,直到他赋闲后,又恢复了旧情。""这个乐观而又豪爽的外交家,听了我的发问后,大笑起来,说事情已过去了好几年了,何必旧事重提它们呢?我说,不然,连我都心中有点疑惑,你还不给我澄清澄清?好歹总得让我放下我心头的负担。我们只是谈谈心,你给我指点迷津,就是画龙点睛式的,点到了也行,给我说说明白啦!"于是,就有了下面意味深长的对话:
乔冠华想了一想,又大笑地说道:
"有一个小故事,是很有趣的,我就给你说这个故事。就是在我最后一次出席那个联合国的大会上,我是要作一个重要发言的。重要是因为国内已经发生了人事变动,人们都在关心中国局势的变化。当在我准备讲稿之时,北京来了电报,告诉我这次讲稿中应该保持'按既定方针办事'这样的字样。好了,既然有指示,照办就是了。不料,在联大会议之前,我又接到一个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告诉我一个新的决策,就是又要把'按既定方针办事',这样的字样删掉。好了,又有了指示了,照办就是。
因此,在联大的大会上,我没有说这七个字,就是说,删掉了这七个字。哪知开完了大会,回到大使馆,我得知,国内已经因为我在这次联大的发言中'说'了这七个字,在批判我了。批判我的罪状自然是很多的,其中却有一条是我'说'了其实我没有说的七个字。"
他又说,"这一来,我一下子心中有数了。我查阅北京发电报的时间后,就豁然开朗,我了解了一个有趣的关键。"
"有趣在于第二个电报是发出于联大会议开会前很短的时间里。发电报的人以为我是不可能收到这一个指示的。所以电报虽然是故意的,有意地发出得很晚,算准了我将收不到这个电报。他们以为我没收到这电报,就会说出这七个字,如果我说出了,他们就能让我犯下这个错误了。他们不知道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是有一个所谓'时差'的东西的。但因为有'时差',结果我是收到这个电报了。他们是土老儿,不知道东半球西半球,这两个半球之间,是有'时差'这么个东西的,这回'时差'帮了我的忙!我没有吃亏,没有落入这个陷阱。不过,回想起来,不免有点儿不寒而栗。"
徐迟接着写到,他说完,又笑了起来。不是苦笑,是真正的好笑。他的话使人明白了,原来如此,谁想得到还有过这样的事。在这纷纭的国家大事中,真使人想起鲁迅说过的,"好像看《三国演义》似的,好看得很。"当然像乔冠华所讲的"时差"的故事,却是《三国演义》里未曾有过的。
这里就"时差"问题,还可以引援《耿飚回忆录》的有关说法,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耿飚后来曾说过,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商量事情。
我到他那里时,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经先到了。华国锋让我们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但是,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发言稿上'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我说:'因为时差的关系,纽约比北京晚12小时,所以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研究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韩、刘两位走后,我就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
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我听了这番解释,明白了'四人帮'搞这种变戏法的险恶用心:是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毛主席对他们有'临终嘱咐',这样,他们既可以捞到政治资本,又可以把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当成尚方宝剑,今后他们不论搞什么阴谋诡计,都可说成是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如果有谁反对他们胡作非为,阻挠他们实施阴谋,他们还可用这把'尚方宝剑'来打击之,反诬别人反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这样,就给他们篡党夺权开了方便之门。
同时,我对'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这一段时间内为什么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背景和用意,就更加清楚了。"(10)这里的耿飚的说法权作聊备一格。
至于章含之上面提到的美籍中国作家韩素音和《红都女皇》的事情,据我了解,这是外交部个别反对乔冠华的人乘"四人帮"被捕,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其中有一张题为《〈红都女皇〉是怎样出笼的?》的大字报直接点了乔冠华的名,奇文共赏析,它是这样说的:
"……美籍中国作家韩素音也得到一本《红都女皇》。韩见此书,大吃一惊,在伟大祖国出现此书,泄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算,还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者并声称'本书承江青本人口述',使韩更加难以相信。韩立即乘车去中国驻美联络处会见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工作人员把韩引进会客室,说:黄华在联合国参加国际贸易会议。韩立即打电话到联合国会议厅找黄华,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请离席,我要告诉你一个骇人听闻的事。'黄华说;'我立即就来,请你稍等片刻。
'黄华把准备发言的讲话给安致远(前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代他发言,然后驱车回联络处见韩素音。黄华急步跨入会客室,韩拿出红色封面的《红都女皇》一书,黄华翻书急阅,大惊失色,稍停片刻,就代表中国人民向韩表示感谢,并说:'你如果愿意的话,把书借我一阅。'韩表示把这本书送给黄华,便于调查此书,消除国内隐患。黄华送走了韩,发急电给乔冠华外长告知此事,要求外长调查,并说:"魏特克本人面貌由我澄清,国内事你解决。'但乔一直没有给黄华回音。在黄华再三告急的情况下,乔又敷衍过去了。
不久,中国有个代表团访美,黄华亲自接见代表团负责人,并要他把这本书交给乔冠华。代表团回国后,将此书交给乔冠华,并带来黄华一封信。黄华在信中重申了此书利害关系,并要乔一定把此事搞清楚。乔拿此书和章含之研究,章说:'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因为第一次接见魏特克时,我就在场,了解一些情况。'章思考了半天,说:'我看这样,这件事等黄华回来,还是由他去搞。毛逝世后,江有可能当主席,我们调查到她头上,不是好惹的。不调查,讲我有欺君之罪,是里通外国。
只回他一个电报,说正在调查。'一天,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值班,收到了黄华的加急电报,说:查《红都女皇》一书,作者魏特克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盗窃了许多中国情报,要乔立即回报中央。王海容立即驱车到乔的住处,不动声色地说:'《红都女皇》一书,你调查得怎样?'乔大惊:她怎么知道了?但乔还是隐藏内心慌张,说:'调查无头绪,可能涉及中央某些领导人,我正想向中央回报,正好你来了,我们一起商量吧。'乔顺水推舟地把书交给了王海容。王出了乔的住处,打电话给汪东兴,问毛主席最近忙不忙?我想和主席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汪说:'你来吧!'王带着黄华的电报和《红都女皇》这本书见毛主席,先拿出书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气得很,随后又拿黄华的电报给毛主席看,主席看了在上面写了:'江青有武则天之志,无武则天之才,有吕后之威,无吕后之德。'"(11)
整篇大字报充斥了诬陷不实之词,尽管如此,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领导上自然要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审查。乔冠华的冤案由此铸成。
另外,粉碎"四人帮"后,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内容如下:
一、中央
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
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
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公安部长:祝家耀;农林部长:徐景贤;财政部长:金祖敏;教育部长:张铁生;文化部长:杨春霞;卫生部长:刘湘屏;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四、中央军委
主席:江青
副主席:王洪文、毛远新、孙玉国;总参谋长:毛远新;政治部主任:张春桥;总后勤部主任:田维新;北京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孙玉国。(12)
"四人帮"组阁的名单上有乔冠华,在当时的最高当局眼里,乔冠华便成了"上'四人帮'贼船的人",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
这种简单粗暴的思维逻辑、运作手段,"一言堂"的政治体制,骇人听闻,后果极其严重。但愿古老的中国不要再重演了!!
1976年11月11日,乔冠华会见蒙古新任驻华大使鲁特·楚龙巴特尔,具体商谈有关递交国书事宜,这是他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几天后,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决定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继任者为他的老搭档黄华。乔冠华的辉煌惊世的外交生涯从此划上了句号。
与此同时,那位乔冠华的老友、龚澎的同学韩素音,再一次访问中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10月22日我申请去中国。大使馆内人人笑逐颜开,所有的阴霾都烟消云散了。但我心里仍有一件事放心不下,烦恼不已。这就是乔冠华怎样了?他怎么会迷了心窍,在四月份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示威游行呢?也许他总是被迫的,这种一时的闪失一定可以得到宽恕。我到中国后,发现乔冠华情况很不妙……。乔的许多朋友也很难过。
'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周恩来是乔冠华的保护者,是乔的良师益友,把他从一个新闻工作者培养成外交部长,他怎么能与周的敌人为伍呢?也许是因为他害怕再一次遭受1966年至1967年那样的折磨,在从'四人帮'家抄出的名单上,他榜上有名,计划在张春桥当总理后,让他当副总理。"韩素音如是写道。
虽然乔冠华心里很坦然,他对夫人说过心里话,"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可是,事情并不像乔冠华想的那么简单。
不平晚年
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乔冠华因"四人帮"的牵连而长期受审查,他和夫人章含之被隔离开来,他被软禁在家里,而章含之则被关在外交部,两人不能见面长达七百八十五天。在这期间,乔冠华多次写信、打电话,找以前他几乎天天见面的领导人,想诉说心中的委屈,可没有人听他的陈述,乔冠华心中是多么的郁闷!乔冠华、章含之分别写了上百万字的陈述和申诉,全部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事后,乔氏夫妇辗转反侧,仔细分析,认为各种因素夹杂在一起,乔冠华必然会被打倒。据章含之透露: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一张无形
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2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访华,江青突然异常积极,不断把冠华、我、礼宾司长朱传贤及黄镇大使叫到她的10号楼作各种吩咐,陪同看戏,送花送菜。在这期间,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说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部分老干部在我们家商议,都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如此。
就是这短短的3月至5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和我最终的悲剧。没有人出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人出来承认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过的决定,也没有人出来说当时乔冠华的孤注一掷保全了外
交部的老干部在"批邓"运动中未受冲击,更没有人指出从6月份开始,江青转而大肆指责乔冠华,并扬言要撤他的职。那时候毛主席还在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种种的屈辱和不公。冠华终于垮了!他先是心肌梗塞,接着患肺癌!
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
"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
"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
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
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五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
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
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己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
往事不堪回首!三十一年前当我踏进外交部的大门时,我是个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对名、利也无所企求的象牙塔中人。70年代激动人心的外交以及我与冠华的倾心相恋给了我一个金色的梦。但是残酷的现实使这个梦只存在了一瞬间,它很快变得支离破碎。当1983的9月
冠华最终离我而去时,这个梦也就被撕扯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却始终游离于残梦与现实之
间,难以摆脱。……(1)
这里所说的"这短短的3月至5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的最终的悲剧",起因就是"江青向尼克松夫妇献殷勤"。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一项《公告》,内容是:"一九七二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对改善中美关系起了重大作用。中国方面和前总统尼克松都认为他再次访华是适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即在第一次访问四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虽然早在1972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但他的历史性贡献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在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陪同下,尼克松和夫人偕总管布伦南,由美国洛杉矶乘我国专机于1976年2月21日晚抵达北京。26日离京去桂林、广州参观访问后,29日乘我国专机返美。其间,主管单位印发了《尼克松夫妇访华简报》共12期,有几期记述了江青的有关言行。
《尼克松夫妇访华简报》第一期(1976年2月21日,摘录):在专机来京途中,朱传贤等向尼克松夫妇及其总管布伦南介绍了访华日程。当介绍到我方将由代总理主持会谈时,尼表示很高兴。当介绍到江青同志将陪同尼夫妇观看文艺节目时,布伦南向尼夫人说:"这是很难得的场合。"尼夫人说:"当然,当然。"
第三期(1976年2月22日,摘录):江青同志向尼夫人赠送了一盆玉簪花。根据江青同志指示,于尼夫妇抵达前,将花放入其房间,并由朱传贤陪同尼夫妇进入房间时告知尼夫妇:花是江青同志送给尼夫人的,是江青同志和她身边的同志培植的,开白花,很香,形状像玉簪,从根到叶都是中草药,可以治很多病,可以避蛇;还介绍了栽培该花的方法。尼夫人听后,一再表示非常感谢江青同志的好意,这种花开出来一定非常美,一定要带回去栽培。尼克松也说,这种花又能治病,又可避蛇,真太好了。
第七期(1976年2月24日,全文)1月23日晚,乔冠华部长和章含之同志受江青同志委托,就当晚文艺晚会中古典节目的历史背景向尼克松夫妇作了介绍。乔部长说,江青同志对艺术创作是非常认真严肃的,为了准备今晚这套节目,江青同志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由于部分古典节目涉及一些历史背景,为了使尼克松先生和夫人能更好地欣赏,江青同志委托我在演出前把这些历史背景告诉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乔部长然后就《文姬归汉》、《满江红·写怀》、《百字令·登石头城》、《桂枝香·金陵怀古》、《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春香闹学》、《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念奴娇·登多景楼》、《江梅引·忆江梅》、《柴桑口》等节目的时代、政治背景和人物,作了扼要介绍。尼克松夫妇听后,表示非常感谢江青同志委托乔部长花这些时间来提供背景情况,对江青同志的盛情表示非常感谢。
文艺晚会进行过程中江青同志与尼克松夫妇谈话情况:尼克松夫妇一再感谢江青同志安排的如此美好的晚会,对晚会节目表示非常赞赏。尼克松说,他四年前就在这个礼堂有幸江青同志一起观看了《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得知江青同志为新的文艺作出了巨大努力。今天又一次与江青同志一起观看新的节目,十分高兴。尼夫人表示再次来中国感到十分亲切。在演出《人民公社是金桥》独唱节目时,江青同志说,歌里唱的是人民公社的金桥,尼克松先生也是为架设(改为"恢复")中美关系的桥梁作出了贡献(加上"是能工巧匠")。我们这边,架(改为"恢复")这座桥的是毛主席,其他人(改为"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政策。
尼克松感谢江青同志对他的评价,并表示他将尽力维修这座中美关系的桥梁。江青同志向尼克松介绍歌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时,谈到去年美国务院无理不同意我艺术团演唱此歌。美国政府这样做是毫无道理的,上海公报说得很清楚,台湾问题是我国内政,任何人不得干涉,这是个原则。这件事发生时,尼克松先生已不在白宫了。我想,如果尼克松先生当时还在白宫,可能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尼克松说,他十分遗憾发生了这件事。尼克松仔细读了歌词后表示,歌词内容与上海公报是一致的。他无意责怪任何人,但当时他确实已不在白宫。
尼克松半开玩笑地说,也许你们应该把歌词改成"按照上海公报解决台湾问题",国务院就没有意见了。(加上"当尼称赞这个歌的演员音色好,在男高音中难得时,江青同志表示感谢,并说,美国政府不要我们这个团去美演出,我们不在乎。")歌曲唱完后,江青同志和其他中国同志起立鼓掌。尼克松夫人也起立并示意尼起立,尼环顾四周后作半起立状,并向江青同志说,他的腿不好,请江青同志原谅。在听筝独奏《文姬归汉》时,尼问江青同志,蔡文姬是否确是真人还是传奇人物。江青同志告尼,蔡文姬是确实的历史人物,是位女文学家,史学家,(加上"文姬被匈奴俘虏,后被曹操[魏武帝〗赎回,原因是要她继续其被杀害的父亲蔡邕的历史学工作。")著有诗集《悲愤集》(改成"她著有《悲愤诗》")。
尼表示很有兴趣。(加上"并说,很遗憾的是七二年访华时我政府赠他的书都被国务院拿去了。尼希望得到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江青同志表示,如尼克松先生有兴趣(改成"如尼克松先生对蔡文姬的诗有兴趣"),可送他一本。尼克松对舞蹈《女民兵》、《胜利花鼓》、二胡独奏、男中音独唱及钢琴独奏等节目表示特别赞赏。江青同志还向尼介绍了将古典声乐改成器乐的改革情况,介绍了我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导下推陈出新,对古典音乐节目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上"江青同志告尼,中国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的宝库是很丰富的。
目前我们在推陈出新这项工作上")取得了不少(改成"初步")成绩。告别时,尼夫妇再三向江青同志表示谢意。(加上"说节目非常精彩,成功,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晚会了,你值得自豪。")尼说他将送给江青同志一件纪念品。
第九期(1976年2月24日,全文):2月24日晨,朱传贤按照江青同志嘱咐,向尼克松的总管布伦南表示:尼克松先生和夫人名义上是我国政府的客人,实际上是毛主席的客人,因此也是江青同志的客人。江青同志不参加宴会,本来是想参加欢迎尼克松先生和夫人的便宴的,由于她最近比较忙,睡眠不太好,因此就不去了,很抱歉。
由于不能陪他们吃饭,今天中午,江青同志准备向尼克松先生和夫人送几样南方口味的[注]家庭菜,即:煎牛排、红烧鱼尾、莞豆、菠菜和清蒸鸡汤,请尼克松夫妇品尝。朱还向布表示,他不仅为尼克松做总管做得很好,而且对中国人民也很友好,因此江青同志也请他尝尝这些家庭菜。朱告布,这些菜都是用中国生长的文冠果榨出的油烧的。这是一种高级食用和工业用的植物油,旧社会是高级喇嘛食用的油。据医学化验,对老年人的血管有好处。如尼克松先生和夫人喜欢食用,江青同志准备送他们一些带回国内。
这种文冠果还开一种很好看的花,如尼夫妇喜欢园艺,江青同志也准备送些种子给他们。文冠果的生长过程已摄成科教影片,如他们有兴趣,将准备在宾馆为其放映。布向朱表示,非常感谢江青同志的好意,并允立即将上述内容转告尼克松夫妇。尼克松听到江青同志向他们送莱后,当面向朱传贤表示感谢江青同志的周到考虑和盛情招待,他最喜欢吃用植物油烧的菜,送来的菜一定很可口。尼克松夫人向朱表示,江青同志向我们送来家庭莱,感到十分亲切,我一般中午吃的很少,但要尝一尝今天中午送来的每一道菜。
尼克松夫妇和布伦南总管三人用餐后,赞扬菜的味道鲜美,而且非常好看。尼克松说,简直是一次宴会。尼夫人说,她从未吃过比这更好的菜。24日上午,朱传贤根据江青同志嘱咐,向布伦南表示,江青同志听说尼克松夫妇喜欢花卉,准备向尼夫妇赠送一些有经济价值的中国名贵花。当天上午,朱将江青同志选好的梅花盆景送给尼克松和夫人。尼向朱表示,梅花太漂亮了,一定要把它原封无缺地运回国内。布伦南向朱表示。这次将所赠花种带回去后,都种在尼克松的园子里,待长大开花后,拍成照片送给我们看。
24日晚尼夫妇参加便宴回宾馆后,我方接待人员向布伦南介绍,今晚在宾馆准备了两部短的新闻记录片:《文冠果》和《西藏江南》,如尼克松先生夫人和布伦南先生不累的话,可看看。布伦南当即问了尼夫妇,尼夫妇表示很感谢中方的好意,因今天的确有些疲劳,想多休息一下。之后,布伦南一人看了这两部短片,看后表示,影片很好。
好在这些原始的记录还留着,看到这里,读者诸君自然明白乔冠华夫妇究竟与江青干了些什么。
1977年3月,乔冠华的心机梗塞复发,住进医院,病情稍为稳定,又出院接受审查。1978年1月22 日,乔冠华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诗,托人捎给章含之。诗曰:
长夜漫漫不肯眠,
只缘悲愤塞心田。
何时得洗沉冤尽,
柳暗花明又一天。
不久,乔冠华患了肺癌,此时竟有人要将乔冠华关进牢房,幸亏被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阻止了。同年8月,乔冠华住进北京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外交部有关领导又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邓小平、王震出面说话才作罢。
在乔冠华受审查期间,大约是1977年夏秋之间,北京派人来到乔冠华家乡江苏建湖县,声称是搞"乔冠华专案"的,调查他的"罪行"。来人在村子里住了几天,来座谈会,他们找了乔冠华的大嫂吴氏,还找了其他人,称乔冠华是"反革命分子",家乡的人根本不信。吴氏大嫂说:我公公乔守恒,一生清白。我丈夫乔冠军,早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盐城集仙堂小学做教师,办过革命刊物,已经病逝。我两个儿子,大的乔宗明参加抗美援朝,是志愿军侦察兵,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小儿子乔宗连是国家干部,在盐城纺织厂当科长,两个女儿都在农村种田。我二弟乔冠辈,思想进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乔冠华是老三,很早就参加革命了。还有个老四(即乔冠华异母弟弟),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后患了精神分裂症在休养。我们一家都是革命的,哪来的反革命?左邻右舍的人,都证实吴氏大嫂说的全是事实。来人没有捞到什么"油水"。1975年秋天,乔冠华陪外宾到扬州,本想顺道回故乡看看,无奈公务缠身走不开,正巧外交部有个年轻的女翻译朱一冷是盐城人,请假回家探望父母,乔冠华便嘱咐她多拍一些家乡新貌的照片,带回去给他看看。
这位女同志自己未顾上拍照,便将此事托付给盐城地区报道组组长,这位组长找人去乔冠华家乡东乔庄和他读过书的盐城拍了十几张新貌照片,附了个文字说明寄去。这本来是乔冠华思念家乡之举,是很平常的事。谁料到现在,竟也成了乔冠华的"问题",有人专门调查此事的来龙去脉。这恐怕是乔冠华始料未及的。(2)
1979年2月17日,乔冠华作肺癌手术愈后,章含之从医院里把他接回家养病,隔离了785个日日夜夜的一对恩爱夫妻,这才喜得重逢。
其时正是春寒料峭,一片萧瑟的时节。乔冠华的身体十分虚弱,章含之为他流了不知多少泪,但毕竟历尽劫难,他们又在一起了。这时,章含之将主要精力扑在丈夫身上。
曾经有人问章含之:
"由于和乔冠华的结合,你是不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照顾乔冠华上。"
章含之回答:"没有,因为当时乔冠华也很忙,他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去照顾他的。再说我也没多少时间去照顾他,我后来在亚洲司当副司长主管南亚事务,我同时还兼一些重要的高级会谈的翻译,所以我也挺忙的。真正需要我照顾的是他后来赋闲以后,又得了癌症,那个时候他就非常依赖我了。"
这一年,他们院子的梨树"老友"又以千朵小花庆贺他们的团聚。章含之那时心中不觉暗自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这梨树真通人性,它的兴衰也许显示着冠华的安危。怀着这种念头,每年春天,她都焦灼地等待老梨树的信息,盼它一树锦绣,象征乔冠华这一年吉祥如意。此后,章含之记得,"1983年的春天在忧虑中来到我们的小院。这时冠华第二次癌症复发住进医院。我的心情坏极了,我知道诀别已在眼前。每天当我翻过一篇日历,我的心都不禁抽槒,我和冠华的日子又少了一天!那时我天天在医院陪住,中午趁冠华午睡,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为他取中药、牛奶和他想看的书。
我无心照料庭院,总是来去匆匆。但是在一个春天的中午,我无意中看到老梨树枯萎了,连树身都伺倭着弯曲下来。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花蕾无精打彩地挂在零乱的树校上。我不禁惊呆了,马上想起了多年来心里神秘的联想。我诅咒自己为什么把冠华的命运和这棵草木之躯连在一起。我突然再也忍不住心里积压的悲痛,抱住老梨树,失声痛哭。难道这树木真有灵性?难道它真的显示了冠华生命之火正在熄灭?我的心突然一阵阵绞痛得厉害,不敢再往下想……"(3)
乔冠华出院后,休养了一段时间,又住进北京医院化疗。1980年秋,再次出院回家疗养。此时,外交部送来一个"改正"通知,说:1958年批判乔冠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批错了,撤销当时所给予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令人啼笑皆非。
可是,这有什么用?他到底是不是"四人帮"的骨干,审查了两年多,此时尚没有结论,乔冠华对此泰然处之。他曾仿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一诗,改写了一首述怀诗:
百亩园中尽是苔,
艾萧未尽兰花开。
边缘战士今何在?
前度乔郎今又来。
乔冠华的多年老友苏州李灏,得知乔冠华出院,特地派次子来北京探望乔冠华。李灏是乔冠华在重庆结识的。建国后,李灏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任外科主任,曾带领上海市第一个医疗队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救护立过二等功。1956年他主动要求去苏,筹建南通医学院。第二年南通医学院迁往苏州,改称苏州医学院。他是教授兼附属第一医院外科主任。不久,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进牛棚,粉碎"四人帮"后才获得新生。他和乔冠华交往很深,1964年乔冠华曾推荐他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这次他次子来北京,乔冠华很高兴,临行前(1980年8月21日),乔冠华特地写了一首《怀李灏》的诗,并写成条幅,让李灏儿子带回去。诗云:
长忆寒山寺,
江枫映火明。
何时一杯酒,
促膝话生平。
乔冠华
1980 年8 月21 日
李灏说:"这首诗是我们终生友谊的象征。"这么多年来,李灏教授一直珍藏着这首诗。(4)
这年冬天,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的老友崔奇去看乔冠华,见他玻璃台板底下压着"新年开笔,大吉大利"八个字,便问他:"你在养病,还准备开笔写什么呀?"
乔冠华说:"我现在已不能恢复工作了,但还想做两件事:一件是想写一部外交回忆录,'开笔' 是指写回忆录,不过到今天一个字也未写成。还有一件事,就是把过去写的文章编集出书。"
过了一些日子,崔奇接到乔冠华的一个便条,上面写道:
"因感冒又去医院住了两个礼拜,大前天星期日下午回来的,如有空,希近日来舍下小坐。"
崔奇应约去了乔冠华府上。除了闲谈,乔冠华谈到编书和写回忆录的事,希望他协助。崔奇说:"编书很简单,我可以替你把过去的文章通读一遍,做一番校勘工作,文字上需要改动的地方,我同你商量一下就是了。"
关于写回忆录,崔奇建议:
"你现在身体状况,不宜伏案疾书,日试万言,最好你来口述,我可请一位新闻系研究生来采访和记录,整理出来你再加工修改。还有一个办法,你自己回忆起那一件事,就对着录音机自言自语,或请含之同志陪着你谈,旁边放着录音机,先记录下来再整理。"
乔冠华很赞成后一种办法,希望崔奇能抽空到他家去,同他对谈,并帮他回忆一些往事,崔奇当然答允了。
乔冠华在抓紧时间整理旧作的同时,已经在构思他的《外交回忆录》。这从他和崔奇的上面提到的一次谈话可以看出,他对如何写《外交回忆录》,已经考虑得相当成熟,可谓胸有成竹。他对崔奇说:"我写这部外交回忆录,不想靠档案,也不需要调档案,只想把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纪录下来,而且,有些材料档案里也没有。过去常有这种情况,关于某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只有很少的人参加了议论,毛主席、党中央作出决定后,就立即分头去执行,没有留下任何纪录和档案。
再说,我的这部外交回忆录,既不是为个人宣传,也不就事论事地仅仅写那些具体的外交活动,而主要地是写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国际局势和重大国际事件曾作了怎样的战略估计,根据这种估计作出怎样的外交决策,制定了怎样的方针政策,主要地是写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周总理的外交艺术,也就是要写出新中国外交的新风貌。为此,不仅有个了解情况的问题,还有个如何理解和评价的问题,从而使这部外交回忆录能够为后人研究新中国的外交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是靠调档案可以解决的。"
乔冠华具体介绍了如何写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的外交艺术,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的想法,他说:"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极其丰富生动的内容的,它体现于我国的全部外交实践活动之中" 。接着,他列举了以下几个方面,他激情澎湃地说:
--我要写新中国外交那种不怕武力威胁,不畏强权政治,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那种"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谁想损害我国的独立主权"连半个指头也不行"的顶天立地的气概。
--我要写毛主席如何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打出一张外交的牌就可影响世界,调动全局的那种雄才大略。
--我要写毛主席在两强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在诸大国之间,如何纵横捭阖,作出既维护我国的安全和独立,又有利于我国国力的壮大和走向繁荣富强的英明决策。
--我要写毛主席和他的战友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战略思想和策略原则,如"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不为天下先","以斗争求团结","区别对待",以及团结大多数和统一战线思想等等,在外交上,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怎样有声有色地运用和发展。
--我还要写毛主席、周恩来关于"凡文事必有武备","弱国无外交"的思想,关于国家的实力是外交的后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又为增强国家实力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关于军事斗争、外交斗争以及宣传工作互相配合和统一指挥,等等。
最后,乔冠华概括说:"总之,要说明新中国的全部外交都是为了实现这样几个战略目标:一是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二是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三是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走向繁荣富强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
对《外交回忆录》的写法,乔冠华也有打算,他说:"我的外交回忆录和官方外交史不同,外交回忆录不仅写事,还要写人,不仅写国家领导人,还要提到众多的新中国外交工作者,包括对外交工作作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我是以个人身份来写外交回忆录的,所以我对亲身经历的国际事件、国际会议以及直接间接打过交道的外国政治家、外交家,从杜勒斯到基辛格,从莫洛托夫到马立克,都要作出我个人的评论。"他告诉崔奇:他的外交回忆录从开国大典写起,第一章叫"开国",第二章叫"建部"。他认为,没有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哪里会有新中国的外交?"我要写开国大典时,在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宏亮声音,看到周总理眼睛里噙着兴奋的泪花时,引起了我多少的思绪和感想,不能不令人忆起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的屈辱的地位,屈辱的外交,屈辱的国格与人格……
怎么不应当大书特书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世界上真正挺起腰杆来了,因此才有新中国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外交。"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着重强调,当然也不是只写战略和策略思想,也要写具体活动,包括一些有意义的细节。周总理有一句名言:"外事无小事"。有时候,我们的政策思想就表现在一字一词的争执上,表现在一言一行的不同处理上。
说到这里,乔冠华提起他1972年2月同基辛格起草中美上海公报的情形,他顺手从书架上拿出《白宫岁月》,念了其中的一段话:"在乔冠华和我为解决这些分歧而花的二十个小时内,就像在我那次秘密访问时一样,双方都把对方推到最后的时限,看谁的弹性更大些。巨大的决心用极其友好的态度掩盖起来。双方都装作好像根本没有最后时限,这是向对方施加压力的最好办法。缓和的态度增加了紧迫感,却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虽然在任何谈判中都避免不了施加压力,但这些会谈还是用异常微妙的手法进行的。"对此,乔冠华深有同感。
他还说,有些外交场合的花絮,也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讲基辛格博士在中美会谈中曾两次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1972年那次来华时,周总理同他谈起尼克松总统7月6日的一篇演说,基辛格对此竞毫无所知,还是周总理把他自己那份演说的英文稿借给基辛格一阅。
乔冠华提到,他的外交回忆录和官方外交史不同还在于,外交回忆录不仅写事,还要写人,不仅写国家领导人,还要提到众多的新中国外交工作者,包括对外交工作作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他说:我是以个人的身份来写外交回忆录的,所以我对亲身经历的国际事件、国际会议以及直接间接打过交道的外国政治家、外交家,从杜勒斯到基辛格,从莫洛托夫到马利克,都要作出我个人的评论。
从乔冠华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知道,对于怎样写这部回忆录的一些设想,他已考虑得相当周到了。最后他还说要在全书的扉页上从《楚辞》中搞一段话作为题辞,崔奇建议说那就用鲁迅所集的"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这两句吧。他表示同意,说"是要抓紧时间啊"。但是很可惜,他的《外交回忆录》的录音工作没有正式开始,他就病倒了,而且一病未起,写《外交回忆录》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5)
其时,乔冠华夫妇劫后余生,过着赋闲的生活。他过去的老朋友、老战友并不嫌弃,纷纷送来人间温暖,溶解了他们心头的冷霜。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李灏、崔奇之外,徐迟来了,冯亦代来了,夏衍来了,黄苗子、郁风夫妇来了,吴祖光来了,李慎之来了……
李慎之友是乔冠华的旧交。这两位在50年代惺惺惜惺惺的才子,曾经有过一段密切交往的经历,他们一起臧否人物,评点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后来,李慎之被错划为"右派"……80年代乔冠华落魄后,门庭冷落,但李慎之却常去看他。
乔冠华去世时,李慎之写的挽联一直挂在他和章含之最后的家中。50年代,他们从政时曾经相互倾诉各自最想作的事:李慎之说,他最想成为一个大学校长,办好一所大学;乔冠华说,他最想成为一张报纸的主编,办好一张报纸。遗憾的是,这两位"把一生交给党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实现他们心仪之事。而到了晚年,李慎之先生把办好一所大学的愿望也降低到了"下辈子作中学公民课教员"。
无怪乎有人要问道:"我不知道这是李慎之个人的悲哀,还是一个民族的悲哀。现在,李慎之已经随他的好友而去,他们总算有机会在另一个世界中尽情实现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没能实现的理想。"(6)
著名作家徐迟与乔冠华同庚,他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但同样百般推崇乔冠华。他在题为《祭于潮》的一文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后,有一段时期我曾同他一起工作。但是我们的接触反而不能如以前那样的多了。在他初次去联合国之前的别宴上,听到他咏螃蟹的诗句:'一去成功湖,此物最相思',为之莞尔。在开城板门店,也曾见了一面,感到他对于敌方真能针锋相对,游刃有余。以后,却隔行如隔山,几乎没有再见面了。但他的风韵,他的文采,还能从新闻电讯中,甚至从外交文件中,隐约窥见。此后之事,如所周知,无需赘述。但时常看到他身负重任,尚能称职,还是欣慰莫名的。
只能笑语自慰,他是在跟基辛格、尼克松、田中角荣、瓦尔德海姆、马立克、葛罗米柯这等人物打交道,吾辈可是不容易见到他了。就这样阔别了二三十年,久未和他通上音讯了。""有趣的是人生诚如螺旋。到了他的晚年,我们又能见面叙旧,说些老话了。他仍然警语甚多,妙趣横生。虽然他重病在身,是不治之症,但是风貌不减当年,并未形容枯槁,他还可以息影书斋,闭户读书。惜乎天不假年,满月西沉,千秋功罪,自有公评……"(7)
据章含之撰写怀念徐迟的文章披露:"记得是有一年的深秋,冠华接到徐迟的电话,说他在北京,想来看我们。冠华很高兴,请他来共进晚餐。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作家、诗人、冠华的老友徐迟。那时候他很健康,步履轻松,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小很多。他高高的身材,很潇洒,很有风度,也很健谈。晚饭时,冠华嘱我温了绍兴加饭酒与徐迟对饮。他们谈了很久,两个人看上去都神采飞扬,似乎又回到了他们谈得最多的30年代在香港的种种往事。""后来,我问冠华为什么过去徐迟没有来过。
冠华颇为感慨地说大概那时候他官大,门槛高,这些老朋友就都敬而远之了。他不无遗憾地说他那时一年到头忙,也很少想到和老友重聚。由此,我想到亦代、李灏和其他一些冠华的老朋友。在我们的门口车水马龙的年代,史家胡同五十一号的院子里从未见到过他们的身影。而如今,这院子门可罗雀,他们却纷纷来到了冠华的身边,给他那寂寞的赋闲生活带来了许多友情和乐趣……"以后,"冠华同徐迟时有往来。徐迟把他的书寄给冠华,冠华都认真地注上收到的日期。再后来,冠华离开人世,徐迟写信来,开始是要我节哀,后来他的信却都是鼓励我写作。
我那时很没有信心,我说我的文字功底太差,怕写不好。徐迟那时并没有看过我写的东西,却'盲目'地相信我能写好。我感觉到他并非是一般性地鼓励我。徐迟是个极认真的人,他以满腔热情推动着我去握起笔。那时,我请他考虑是否可以由他写一部《乔冠华传》,我当他的助手,他却说这传记是一定要写的,而且一定是一本'好得不得了'的传记。不过,徐迟说,这传记一定应当由我执笔,他帮助我。为这事,徐迟不厌其烦地一而再地想推动我开始去着手准备。可惜我畏惧困难,始终没有开始。……"(8)
在这突如其来的逆境中,乔冠华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此时的乔冠华的真实写照。
80年代初期,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叫"信仰危机"。有一次,一群年轻人来访,其中一位问乔冠华:"乔伯伯,你一生廉洁,忠心耿耿,却被整得这么惨,你不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吗?"乔冠华激动起来,认真地说:"我不是工农出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十六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我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9)
乔冠华还抄了一首《诉衷情》词,送给这位年轻朋友作纪念,词曰:
先烈忠贞为国仇,何曾怕断头!
而今祖国红遍,江山靠谁守?
虽未终,鬓已秋,长驱倦。
你我后辈,忍将凤志,付与东流?
此后,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三十年代在香港、四十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分门别类,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国际述评集》,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
这方面形成成果,现已正式出版的有:《国际评论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新版《争民主的浪潮》,四川出版社1985年出版;《乔冠华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除此之外,乔冠华与章含之联名、由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的《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一书,其中除了收录乔冠华整理的《诗草三十五首》外,还收集了他在四十年代所写的文艺评论。
特别是他的那篇《方生未死之间》,当初曾在重庆和延安引起过争论。为乔冠华的这些著作的重新出版问世,夫人章含之的功不可没。广大读者将永远感谢她。
而这些今天读来仍不乏魅力和新鲜感的文章的重新问世,还是申健同志出的主意。章含之说过:"1980年春天,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杨润时等同志多次来访,希望冠华能把他在1942-1945年期间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国际述评收集成册出版,对于这个建议,冠华起初是犹豫不决的。
他对我说这些文章是他在将近40年前写的,评论的主要内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从那时到现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他的文章现在重新发表恐怕太过时了。另外,他说他也无意用这些40年前的文章来宣扬自己。也许在一些人眼里,冠华是傲岸自负的,但在我与他共同生活在一起之后,我发觉,他在心灵深处是个谦逊的人。他一生作出过多少贡献,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却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愿强调、宣扬他个人的作用。
在考虑是否同意再版他自己40年前所写的文章时,冠华采取的是十分严肃、认真、谦虚的态度。""后来,一次偶然的交谈促使冠华决定同意重版这些文章。那是1980年夏天,冠华因感冒住院,我每天去陪伴他。有一天下午,细雨蒙蒙,我陪冠华在病房外宽大的廊子上散步,遇到了申健同志。闲谈之中,申健同志提到了冠华的这些国际述评,并作了同样的建议,希望他把文章收集成册重新发表。抗战期间申健同志在重庆从事重要的地下工作,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对冠华说,当时他们整天与敌人周旋,渴望经常能看到我们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
他非常爱读冠华写的国际述评。每当他们得到伪装在香烟盒中的剪报时,都认真阅读,从中了解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这次偶然的谈话后,冠华对我说,申健同志的意见很有道理,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是有连续性的,这些文章可能有助于今天的青年人了解过去。""一旦冠华决定从事这项工作后,他就像以往几十年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那样,认真地、一丝不苟地亲自一字一句地开始校对文章复印稿。那几年中,冠华一直强烈地渴望工作。他是个离不开工作的人,我深深地感到不能工作是他最大的痛苦。""因此,校阅这些旧文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快和安慰。
有时整整一个上午他都不歇。我怕他劳累,劝他休息一下,他往往兴奋地拉我坐在身旁,把某篇文章的一段读给我听。他说40年了,他自己已把这些述评内容淡忘了,这次重读,竟难以相信,当初他能写得如此大胆、有气魄。他说那时写文章条条杠杠少,总理把党的方针原则指明了,他可以放手去发挥自己对形势的剖析和展望。冠华感慨地说,我那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代啊!"(10)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重庆出版社的同志们建议和帮助下,乔冠华的《国际述评集》出版了。
乔冠华的这本书里收集起来的文章,是他从1943年到1946年3月,用"于怀"的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国际述评。当时的国际述评每两周出一次,在上述三年三个月的时间内,除1944年4月至8月因病请假,由夏衍同志(用余伯约的笔名)外,都是由他本人执笔的。为这本《国际评论集》的出版,乔冠华撰写了《前言》,其中提到:
这个专栏在报纸上出现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部分述评在1943年出版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形势比人还强》,一本是《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1945年的国际述评曾出版过一个单行本《从战争到和平》。
开头的时候,从1943年1月至9月,每篇国际述评都是没有大标题的,此后才有大标题。
这些大标题往往是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语言,指出或暗示当时国际局势的要害,以期对读者有所帮助。现在为了体例的一致,没有大标题的,加上了大标题;有大标题而意义太笼统的,作了些改动。例如,1945年有一篇《控诉》,从头到尾都是批评美国大使赫尔利的,现在就直截了当地改为《控诉赫尔利》。大标题的改动,都在篇末注明。
在一些述评里,一篇之中有时出现明显重复的语言或形象,这在当时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就没有必要,甚至是累赘了;对于这些明显重复的地方,现在作了必要的删节。
至于由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被删去的章节,因原稿早已失落,一律保留原来发表时的样子。
我是1942年秋调到重庆工作的。当时《新华日报》正在进行整风改版。我记得,设国际述评栏也是改版的措施之《新华日报》是在党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党的领导保证了它在重大问题上不犯错误。指定我负责的国际述评,如果没有出现
什么大的差错的话,那主要是由于组织上的关心和指导。
国际述评,顾名思义,当然要又述又评,这就涉及到材料和对材料的分析两个方面。关于材料的搜集,当时在重庆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我们想方设法开辟自己的材料来源,力求做到能掌握一切有关国际形势的材料。正面材料是研究的重点,但也绝不轻视、放松对反面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有时正是从反面材料中看出了问题的关键。在国际形势的发展中,任何一个新出现的问题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以及同前后左右其他问题的关系,尽可能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它同其他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发生的所有重大变化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就有必要经常从战争的全局来考察战争中发生的任何一个新的问题。国际述评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述"和"评"各占一半;实际上真正费气力的是"述",
即掌握材料;做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大半了。
对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力求做到有比较充分的根据,避免没有多少根据或根据不足的论断。这些话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是不容易的。我自己在这方面就犯过不少错误。总而言之,判断必须有比较充分的根据,有多少根据说多少话。在没有比较充分根据的情况下,要设想几种可能,做几手准备。有了比较充分的根据,在指出主要倾向时,也要注意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说死。
这些评论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胜利前后国际形势的文章,都是紧跟着时局的发展仓促写成的,当时只求说清楚想说的话,来不及字斟句酌。它向大后方人民传播了党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也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激情和人们的喜怒忧乐。希望重新出版这些文章,
对今天的读者也还能有点参考价值。……(11)
在乔冠华校阅完他的《新华日报》国际述评后,他已经形成了重版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写的其他国际评论的念头。
他对章含之说,他参加革命后的头十年是个新闻工作者,也可说是个党的国际问题专栏作家。他从1939年起就先后为香港的《华商报》、《时事晚报》和《世界知识》杂志写国际评论;那是国际风云突变、充满惊涛骇浪的时代,他每天都觉得有写不完的话。现在重版了1942-1945年期间的国际述评(即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评论集》),他感到应当把1939-1942年期间他在香港写的文章也收集起来,三个阶段,三本集子,概括了整个第二次大战时期,可以给有兴趣研究国际问题的读者一个全貌的概念。
正当乔冠华准备整理他的早期国际评论时,他的癌症不幸复发了,他住进医院接受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这些治疗对他体力的消耗和损害极其严重。然而,他是个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惊人毅力的人,他竟然就在这段倍受病痛折磨的时期中,还夜以继日地亲自编辑他在40年代为《世界知识》杂志所写的国际评论,后来这些文章编入第二本集子《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并千方百计开始寻找他在1939年所写评论文的一本集子--《争民主的浪潮》(详后)。
《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的编定工作异常顺利。乔冠华为此很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李连庆同志及责任编辑杨学纯同志。因为进展很快,所以1983年7月,也即他逝世前两个月,他才有可能向他的夫人亲自口授了他为这本册子所写的序言,因为那时他已无力自己动笔。
乔冠华在他逝世前的10天左右还在医院的病房里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编辑杨学纯同志认真探讨最后几个问题。在他逝世后,老杨对章含之说他万没想到,那次医院谈话时,乔冠华已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而只要一谈起文章,他是那样的神采飞扬,老杨以为他只是伤风感冒来住几日医院。当时的情景,至今想起,令人心痛,令人钦仰!
为叙述方便,这里不妨引录乔冠华为《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所写的前言的部分文字:
"前不久,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同志把我过去在《世界知识》发表的部分文章复印出来送给我。这些文章是我在香港从1939年4月至1940年11月用"乔木"笔名为《世界知识》写的。……
"这些文章处理的主题是,第二次欧洲战争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错综复杂的情况。1938年9月慕尼黑签字,10月广州沦陷。同年底,我从曲江来到香港,参与《时事晚报》的工作,分工我写社论。从1939年3月起到同年9月,我都在《时事晚报》写社论,每天一篇。当时我只能利用剩余时间为《世界知识》写点文章。
9月份《时事晚报》停刊,我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地写些专门文章。《世界知识》是双周刊,而且也不需要每一期都写,因此我就可以广泛地收集材料,专门研究当时已经爆发了的欧洲战争各个方面的问题。我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收集左、中、右各种报刊、杂志和书籍的有关资料,以在此后的有些文章中,相当多地引用了各种来源的材料。在当时,这样做还别有苦衷。因为我批评的对象是英、法政府,我不能开门见山,而必须转弯抹角,借旁人的嘴来讲,引经据典地讲。尽管如此,我的文章还是被港英当局删掉很多,开了很多洋天窗,在这次重版时保留了这些天窗,借以看出当时港英当局的政治面貌。……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欧洲变了,整个世界也变了。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代可能听说过一些名词,例如慕尼黑、敦刻尔克,但是慕尼黑究竟是怎么回事,敦刻尔克又是怎样形成的,欧洲大战是怎样爆发的,它又是怎样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世界大战的,这些事情对许多人可能就很茫然了。
"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是重温历史是必要的。中国古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历史永远是现在和将来的一面镜子。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历史也从来不会割断。慕尼黑的幽灵不是直到现在还在世界上徘徊着吗?……
"现在,我把这些文章重新发表,只有个别地方文字不清楚的,或者人们现在已经看不懂的一些军事术语,作了必要的删改。至于有些判断明明是错误或不准确的,我都没有改动。因为这是40年前写的东西,当时已经错了,现在改过来亦不能证明我一贯正确。
"最后还要向读者说明一下,因为要编成一本书,这些文章的题目有一部分作了改动,以便读者能一目了然。但为了保存事实真相,原来的题目都还加注在每一篇的后面。……"(12)
这篇前言末尾署上的日期为1983年7月7日,这恐怕是乔冠华留在人世的最后的文字了。
但是,令乔冠华很失望的是,旧版的《争民主的浪潮》一书却久觅不得。这本集子是1940年在上海出版的。由于战乱,他当时保存的一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紧张的转移中丢失了。
全国解放后,当初把他的文稿带到上海去付印出版的冯亦代同志在北京的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买来送给乔冠华。乔冠华十分高兴,1973年再婚后,章含之还在他书架上发现这本册子,他在扉页上还记下了复得这本书的经过欣喜之情流于文字间。然而令他痛心的是,这本得来不易的集子在1976年底被一些人又拿走了,并且至今下落不明。
乔冠华为了重获此书四处托人,八方寻找,却始终不得。一直到1983年夏天,竟然又是冯亦代从上海为他借来一本。当时虽然乔冠华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他却永远那样乐观,永远那样蔑视疾病。他对重获此书欣喜若狂,并且非常自信认为他可以自己编纂重版这本书。这本书的具体情况正如冯亦代先生所云,"眼前放着的是厚达554页的《争民主的浪潮--一九三九年的国际》的初版本。这是亡友乔冠华同志的遗著,出版于1940年夏,因数经离乱,好容易在1983年7月时,才在上海书店觅到一本。老乔在看到这本书时的高兴劲儿如在眼前,但流光暗逝,他谢世却已一年多了。
"他还说道:"这本书内容包括1939年3月至9月间老乔在香港《时事晚报》上所写的政论,经他亲自编定后,由我将原稿带去上海交至友谢曜等同志主办的新人出版社出版。当时上海英法租界已成孤岛,对于一日数变的世界风云和抗战战局,特别对于国际上的风云际会,人们不能一目了然,极需要一本可以使人一识庐山真面目的书,以匡正视听。我和谢曜二人都是对国际问题有兴趣的人,因此与老乔商量,希望他把当时所写的社论编辑付梓。他欣然同意,这就是这本书最初的由来。
这本书出版后,大受欢迎,还印了第二版,这在当时上海孤岛是很不容易的。"该书出版后,一纸风行,大收欢迎。这次重版,确有必要。
不过,死神这罪恶的魔鬼,最终还是跑到了前面,《争民主的浪潮》的复印稿刚刚出来,乔冠华又开始咳血又住进了医院。那是1983年的9月上旬,他不仅连续咳血,而且开始有胸水、气喘,不得不吸氧气。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竟还在病房中向夫人交待《争民主的浪潮》的审编原则,取哪些,舍哪些,还向她口授有关此书的一些信件。有好几次,夫人看他呼吸艰难吸着氧气却神若自若地讲他的编纂意图;心中情感激荡着强烈的敬佩和悲愤。她常常难以控制自己的泪水,而乔冠华却总是拍着她的手安慰说:
"不要这样!不要听信医生的话,我的病会好的。你帮我把这本《争民主的浪潮》快编出来。这三本集子出齐了就了却我一件事。我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做呢!"
由此看来,乔冠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仍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对自己的生命力有着强烈信念。在他病重期间,为了不让他难过,在他面前,他的夫人不知忍住了多少眼泪!
冯亦代写于1985年1月25日的新版《争民主的浪潮》序言认为,新版的出版,"是值得读者为之高兴的事,因为这本书可以表现即使在我国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在抗击侵略者的戎马声中,同时我们也有学者在研究世界大势,把民族的命运与世界局势衔接起来,从而判断我国的与世界的似锦前途。虽然当时有多少人对中国和世界失去了信心,而老乔则孜孜不倦地在做着扶人信心于不坠的模而不舍的工作。
《争民主的浪潮》曾经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住在香港与上海孤岛上的年轻人),既坚定了我们对民族前途的信心,也坚定了我们为世界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决心;老乔之功是应该肯定的。"冯亦代相信,"如果天假以年,他必然会坚定地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论家,于国于人民都是十分需要的。"(13)
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乔冠华文集》,则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问世。这本文集收集的是乔冠华在1939-1946 年之间所写的国际形势评论。
她的出版,不仅是章含之多年来的愿望,也是广大读者的心愿。
章含之为文集的出版作了"代序",其中有云:"为了写这篇代序,我又重读了文集中的部分文章,再次为作者的真知远见及其澎湃的热情所感动。近年来,常听人们感叹何时再出乔冠华这样的人才,也有人称他为'奇才'。然而,我和冠华共同生活十年,深感虽然他的才华横溢是无可置疑的,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更是他成功的根本。冯亦代同志说冠华的这些文章曾经'教育了一代年轻人'。而那时他年仅27岁,栖居在香港《时事晚报》社楼上的一问窄小得只够放一床一桌的陋室中。
然而,亦代说'当他纵谈世界时局时,这屋子简直广袤得像整个地球,哪里有块战争的斑点,哪里有外交上的买卖,都在他那双隐在眼镜背后的眼光中透出来。''他的床上摊着本牛津版的世界地图,从图上的山山水水里,他用确切的语言谈到了天下纵横捭阖的大势……'由于这些文章材料扎实加上敏锐的思想与犀利的笔触,且文采飞扬,所以每次冠华的国际问题社论发表,香港的读者都会奔走相告。而冠华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使人们能对当时阴暗的时局看到一丝希望的文章,并非仅仅是他的才华。
我们更看到他自少年时代起的勤奋。……文集给我的另一种强烈感受是作者的激情。政论文章给人的联想是理性化的一种文体,一般读起来比较费力。然而乔冠华的政论却是用诗人的激情写成的。很多文章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感人至深。……尽管如作者自己所说,这些文章难免有不成熟或观点不完全准确之处,但我们从这近80万字的作品中还是深感作者闪烁的智慧及独特的写作风格。同时,从这些早期的国际问题评论中,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一个未来杰出的新中国的外交家正在形成,我们也不难懂得了乔冠华日后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他的名字已载入世界外交史册绝非偶然,绝非一朝一夕的功夫。
他的成就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他自己信仰的满腔热诚,也源于他半个世纪的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刻苦钻研。他精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其知识之渊博确非常人所能及。我相信出版乔冠华的这些早期作品对于我们当前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的年轻一代学者和外交人员都是十分有益的。"
对于赋闲,乔冠华坦然处之,他克服病魔的折磨,埋头书案。对乔冠华这一时期的诗作的整理工作,章含之在《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的自序在中为我们叙述道:
"冠华的诗稿是他在癌症复发前的1981年时自己亲自整理的。他几乎为每一首诗都写了注解,说明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自己的心情。冠华总是戏称自己只写'打油诗',但这些随手拾来的'打油诗'却字字行行透露了他那对事业、对祖国的忠贞和他对朋友的友情。他的很多诗都是在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越洋飞机上写的。这显示了他每次去纽约,心情都是不平静的。他有着强烈地迎接挑战的渴望,他热切地期盼为祖国争得荣誉和威望。我陪他多次乘法航飞机跨越大西洋赴纽约时,他心情常常很激动,也难以入睡。
每当这种时刻,他就会随手拿起头等舱的菜单,在背后写起诗来。现在我奉献给读者的冠华写的有关联大的诗句差不多都是写在菜单背面的。《过大西洋》这一首是冠华率领第一个中国代表团于1971年11月11日赴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时在飞机上写的。那次行前,毛主席接见代表团主要成员时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冠华在越洋飞机上据此写了这首短诗。
又如《联大三年》表现了他热望挑战的心情。1973年,他去纽约时原以为这一年国际上没有什么大事,他觉得此次出席联大只是例行公事,因此,他在诗说'今年来此意颇懒',没有料到出现中东战事,于是他又心潮澎湃、意气昂扬了,他说:'虎子不易得,虎穴须常捣。地球尚年青,人生惜易老。帝修未灭心未平,青眼高歌望尔曹。'
"前不久,有一位西方朋友问我:'很多人不明白,乔冠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革命领导干部中唯一接受过系统西方高等教育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为什么在他的外交生涯中看不出他受到的西方影响,而他总是对西方世界持极为尖锐的批判态度?'我说:'除了当时客观的时代背景外,恐怕这是因为乔冠华参加革命是从理性的理论研究开始的。他从十六岁进入清华即研究哲学,到德国后继续研究。他从研究黑格尔、马克思等等的思想家、哲学家之后得出自己的信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他信奉的真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而且必然要灭亡,从而,他从德国回来后于193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不论现在人们怎样看这个问题,对于冠华来说,这是他毕生的信仰,他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我想也许今天发表冠华的这些诗,人们也会对他的那种信仰提出疑问,但冠华生活在他的时代,我尊重他的信仰。
"冠华诗句中另一种浓浓的感情是他对同志的真挚友情。他写这些诗句时是满怀激情的。其中他最动情的是他怀念陈毅同志的那首《怀人》:
"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柳。
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
今年出国时,景物仍如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读者从冠华自己写的注解中可以体会到他对陈老总的那一份深情。
"此外,这里收集的还有《送陈楚》、《访法》、《狗腿》等,都是他敞开胸怀,对待友情的写真。
"《开怀》这首小小的四行诗句中道出了冠华对自己祖国的忠贞热爱:
"三日飞行今始安,开怀畅饮过云南。
纵然一阵狂风起,死在中原心也甘。
"他身负重任,人在国外,却心向祖国。当飞机进入中国国境时,我不止一次地见到他那欣喜欲狂的神情。每当此时,他都要拿出茅台,痛饮一杯。
"然而,写诗也险些给冠华招来杀身之祸。他的《鸡虫斗》分明是在听到江青一伙内部争权夺利后愤然而作,后来却被人诬蔑为他把对'四人帮'的斗争说成是'鸡虫斗'。他于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出席联大会议时写的《悼主席》和《离京有感》中表达的对毛主席逝世的哀悼和担心国家命运的忧虑、被人去掉《悼主席》的题目而说成是为'四人帮'被打倒而唱的哀歌。这种'文字狱'曾经给冠华带来极大的伤害,颠倒黑白的人可以昧着天良肆意歪曲事实,而冠华连自我辩解的权利都被剥夺!后来,他愤然对我说:'从今以后再不写打油诗!'……"(14)
除了整理书稿、诗作之外,乔冠华还博览群书,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他学识渊博,思想开阔。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诗词歌赋,无不涉猎,他早先研究过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想问题,写过这方面的论文。虽然在病中,乔冠华还在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和钱钟书的《管锥编》。他对他的在清华的老同学钱钟书十分敬佩,对钱先生的才气交口称誉。他不止一次对李慎之说过:"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photographic memory。"
乔冠华说,如果天假以年,他仍有志于研究中外哲学和文化史。他待人接物是严肃认真的,但又不那么生硬和僵化。他有慷慨激昂,放言高论之时,绝无装腔作势,虚情假意之态。他举止潇洒,言谈幽默,还有他那特有的爽朗的笑声,似乎把周围的空气都电离化了,产生大量清新的负离子,使人振奋。许多年轻一辈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们都有一种感觉,同乔冠华同志一起写文章,一起讨论问题,一起散步聊天,不仅获益匪浅,而且是生活中的一件乐事,远远超过金圣叹"不亦快哉"33则。
乔冠华同志也很重同志间的友情。据崔奇同志透露,有一次他到乔冠华那里去,发现他比往常沉默,情绪好像不太好,原来是他看当天报上发表一篇纪念扬刚同志的文章,勾引起他对杨刚的回忆。他对崔奇说:你们都不大了解杨刚,她不仅是杰出的新闻记者和国际评论家,她是一位通古博今,学贯中西的我党少有的女才子。她写过一篇《论苏轼》,很有见地,你们读过吗? 她对西洋音乐也很内行,你们知道吗?他说,其实比起那位写文章的作者我更了解杨刚,本来我应当写篇文章来纪念她,可现在又难以提笔,所以心里很不安。
提起杨刚之死,他就讲起那次政治运动毁了不少像杨刚这样的人才。他说,对一个干部应历史地全面地看,应有一个基本的评价,看他是否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否遵守党纲党章,是否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而不应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
乔冠华这番语重心长的发自内腑的话,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1982 年初,乔冠华肺部癌症复发,并转移到颈部,病情极为严重。住院后,医生都认为他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3到6个月,医院也已发出病危通知。
但是爱情创造了奇迹,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章含之的精心护理,乔冠华肺部的癌变暂时得到控制。月底,他便出院了。这年12月27日,他为自己的国际述评集写了一千多字的《自序》,交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这本集子直到1984年才问世,他生前未能亲眼看到。
与此同时,乔冠华还把他1971年至1976年的诗作,工工整整抄了一遍,并作了大量的注释,计得诗35首,自己留作纪念。他还口述了自传(部分),由夫人章含之录音整理,在他逝世后发表。
章含之曾就这时的情形在《忆冠华》一文中,为我们追叙道:
记得是1982年2月,春节刚过。那天早晨冠华正兴高采烈地与两位来访的老友在书房畅谈,我接到了北京医院门诊王大夫的电话。她告诉我冠华头一天所照的肺部X光片子中有癌症复发的迹象,要我立即送他住院。我猛地觉得周身血液冲进脑子,浑身突然一点力气没有了,耳朵里轰轰地响。挂上话筒,我扶着暖气架挣扎到长沙发前,再也支持不住,倒在沙发皂,腹部突发痊孪性剧痛,有好几分钟不知周围发生了什么。
冠华开书房门出来,见我脸色苍白,倒在沙发里,他吓坏了。此时,我忽然意识到应当由我来承受一切痛苦。我勉强坐起来,不过有点头晕。冠华问谁来的电话?我尽量表现出轻松的样子,说王大夫让他住院检查一下身体。一周的住院检查证实,病情极为严重。吴院长、钱主任以及其他会诊的专家找我去谈话,从病房到办公室不过十多米♂我却感到那样步履艰难。吴院长和钱主任都是冠华的老朋友,他们心情沉重地向我如实介绍了冠华危险的病情--癌症同时在两处复发,颈部的肿块经穿刺化验证明是属原肺部癌细胞同一类型的癌病变,而左肺的肿块也明显是癌变。
我不记得那天我是怎样挺过来的,只记得出了办公室我躲在走廊里不敢出声地大哭了一场。
可是踏进病房时我还不仅要擦干泪水,还要强作笑容不让冠华察觉我哭过。陪冠华三次住院的前后两年中,这种谈话是我最大的痛苦。每当护士假说叫我听电话,出了病房告诉我是钱主任找我谈话时,我都会浑身一阵颤抖。我明知医生的警告都是科学的,但我却顽固地拒不相信冠华生命之火有一天会熄灭。记得我为此同钱主任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冲突"。
那也是1982年初。老钱找我谈治疗方案,最后他好意地劝我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因为病势来得猛、发展快(冠华颈部的癌变已从咽喉部穿破,多次咯血)。突然间,不知是一股什么强大力量使我从心底里呼喊:'不,老乔不会死!'我竟不顾一切科学的诊断,对老钱说:
'我不信老乔的病好不了!'我说如果医疗上认为没有什么办法,我相信我对他的感情可以拉住他的生命。
老钱同情地摇头,可是我却滔滔不绝地对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说我看过一个真实的记述:
丈夫得了不治之症,医生们都已断言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妻子却拒不相信医生们的话。
她赶走了所有的医生和护士,谢绝一切来访者,关起大门从早到晚陪伴丈夫,精心地护理他、照料他,用自己全部的感情抚爱着濒临死亡的丈夫。奇迹发生了!三个月后,丈夫竟重新站立起来。他们向所有的朋友发出邀请,朋友们都以为是来作最后诀别的,但使他们目瞪口呆的却是看到主人夫妇二人并肩站在门口迎客。讲完故事后,我对老钱说:"老乔和我也会创造奇迹的,'作最坏的准备'只是一句话的后一半,前一半是'希望最好的结果',我无论如何不会让老乔死的。"钱主任无可奈何地耐心听完我的故事,安慰我说治一段再看看情况吧。
从那天起,我决心用我全身心的爱去帮助冠华创造与癌症作斗争的奇迹。冠华是个极为乐观豁达的人,他从来都要求医生把实情告诉他,因此他心里很清楚病情的危险程度。然而他蔑视癌症的威胁,对我说他完全相信他会好的,他说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不会死,他
说他知道我们不可分离,为了我,他也要活下去!
通常情况下,患癌症的病人和家属面对死亡的威胁,病房中的气氛总是十分压抑,但那时在北京医院北楼115室却完全不同,这里没有眼泪和叹息,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和悲感,这里充满了生的希望,也充满了爱的温暖。我几乎寸步不离地陪伴在冠华身边。
我从家里搬来他日常看的书,他常用的纸和笔,也搬来了冰箱、电视机、录音机……那本来宽敞的20多平方的病房一下子变成了摆得满满的我们临时的家。每天早上我在病房简单的煤气灶上为他做五
六道不同的早餐。然后是医生查房、治疗。冠华接受的是放射治疗,每天都由我推车送他去治疗室。医生说室内总会有残存射线,我可以留在外面,由护士推他进去,但是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刻冠华多么希望我亲自推他进去,扶他在治疗床上躺下。吃一点残留的射线算得了什
么?整整半年时间,每次治疗都由我送冠华进去,又推他回病房。下午除了会客外,我总陪他听音乐、说笑、看书,为他记录信件,为他准备下午的点心。
晚饭后我推着车陪他在幽静的院子里散步,一圈又一圈。我们谈论到高兴处,冠华习惯地昂头哈哈大笑。谁也无法相信这是出自一个癌症晚期病人的欢笑!也许,死神在118病房门口窥探过,但终于被冠华的坚强毅力和我们深沉的爱征服了。
七个月后,我们小小的奇迹出现了!经过刘明远大夫的精心治疗,冠华颈部的癌变明显地缩小了,肺部的癌变也被基本控制住。九月底,他竟可以出院回家了。我真是欣喜若狂!
出院前买了鲜花放在他书桌上。冠华回到阔别半年的家里,激动得眼里闪着泪花。我也禁不住哭了,但一边哭却又一边笑,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当初进院时连医生都以为他再也因不了家了。我说:"我们胜利了!你又回家了!"他说:"我从未想到过死!我知道我会好
的!" 我心里想,这一切多么像我对钱主任讲的故事啊!爱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和科学的治疗结合起来,完全可以产生实实在在的结果。出院时,我才知道当二月份冠华住进医院时,医生们曾担心他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3-6个月。
许多冠华的老友在他住院期间去探望他都带着诀别的哀伤,在听到他出院的消息时也都难以置信。他们私下告诉我,他们去看望冠华时都听说医院已打了病危报告,没想到他竟出院回家了,而且还和他当年驰骋在外交战线时一样豪爽、一样乐观、一样欢笑。人们问我冠华是如何克服这可怕的癌症的,我不假思索地说:"医生精心的治疗、他自己无所畏惧的乐观精神和我对他真挚的爱。"
为了庆祝冠华出院,83年的元旦,我们在家里请冠华的一些最老的朋友吃饭。夏老(夏衍)来了,亦代、安娜来了,苗子、郁风来了,我们特别高兴的是行动不便的凤霞大姐也同祖光一起来了。那天老友相聚,冠华特别兴奋,我也破例让他喝了茅台,记得朋友们散去后,
我正忙于收拾杯盘,冠华叫我坐在他身边对我说:"我知道这次住院好多人以为我活不成了,可是我偏要活!就是苦了你,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重于你自己的生命,医院里这七个多月你熬得多辛苦!白头发多了,也显老了。
为了你,我也要活下去啊!"那个冬日的夜晚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夜深人静,我拉住他的手,眼泪止不住滴在他身上,我说:"我什乞都不耍,只要有你。"后来人们告诉我,在冠华心脏最终停止跳动之后,我伏在他身上嚎啕恸哭时反复呼喊的就是一句话--"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啊!" (15)
在此之前的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同志,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夫妇,会见十分亲切,谈了许多往事,他们两位们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
陈丕显还讲了自己受过的不公正对待,说道:"我们入党几十年,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受过委屈,你也不要计较了。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作工作。" 
他们两位还征求乔冠华对工作的意见,说:"外交战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 乔冠华听了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他仍然说:"虽然我病了,我还是渴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
尽管当时乔冠华已经知道癌症已经扩散,但他还是希望为党做些贡献。后来听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阻力,最后,乔冠华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聘为顾问,章含之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
1983年4月24日,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校友举行五十周年联欢活动,乔冠华也收到了请柬,此时他卧病在床,只得写了封信,让章含之送交清华大学联欢活动主持人尚传道。
1983年夏天, 乔冠华颈部和肺部转移的病灶再次复发,而且来势凶猛。北京医院的会诊表明现代先进的医疗手段已经无法抑制他体内癌细胞的侵蚀。放疗科的刘明远主任曾经在一年多前创造奇迹,在他颈部病灶已穿透咯血的情况下竟然用放射治疗硬是把病灶缩小到一个很小的局部。
这时候,章含之天天推着轮椅送乔冠华进治疗室。他需要夫人的支持;而夫人也懂得。因此每次治疗,都是章含之陪他进去的,她帮他脱去外衣,扶他躺在治疗床上。治疗结束,又立即进去扶他坐进轮椅。好心的护士们劝章含之只要送到治疗室门口,因为那里面有残余的射线,会影响健康。可是那时的章含之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只觉得丈夫和自己的生命是紧紧系在一起的,他如果随风而去,自己的生存将是无尽的空虚。
其实乔冠华十分恋家,他对他们这个家的有着无限的深情。章含之每次从家里取东西回病房,他总要问这家中院子的每一件事的细节。春天时,她把第一批盛开的那几朵月季花剪下来送到他病床前,他会久久地看着这些花,爱不释手。秋天,她又把我们窗前的并蒂柿送到他面前……
然而,这最后的诀别终于是指日可待了。每当章含之从台历上翻过一页都禁不住心的战栗,禁不住对自己说:"又少了一天!"
1983 年的8月已尽,暑热渐退,但乔冠华的身体已日益明显地衰弱下去。他的坚强是难以置信的。天天去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还坚持天天要散步。病灶发展很快,刘明远主任想尽办法也难以控制。冠华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要求医生一点都不要向他隐瞒病情。如果那时有人在治疗室见到他,亲耳听他与刘大夫和护士谈笑风生,谁也无法猜到他是个身患绝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8月19日,老朋友杜修贤、唐理奎带了照相机来访,为乔氏夫妇照了最后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张后来制成瓷版,放在客厅里,没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34天前的留影。
只有夫人深知乔冠华内心隐藏的痛苦和他与癌症顽强战斗的毅力。他因为肺部的病灶经常咳嗽,他因为前列腺的苦恼,夜间睡不好觉。夫人每晚至少起来两次照顾他。而到了白天,两人都显得轻松,显得乐观。
章含之知道夫妇间在互相"欺骗",他们都想把最大的痛苦留给自己,把最大的希望留给对方。但有时候,他们又难以把自己的真情完全隐藏。有一天深夜,乔冠华咳得厉害。夫人给他倒温开水,又扶他坐起来。他喘息稍停,要夫人坐到他身边。他抚摸着夫人的手说:
"我觉得对不住你,这样地苦了你。"
章含之心里很酸,却假作镇静说:
"不要这样想。我们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一起奋斗,把病治好。"
乔冠华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还重。我心里都明白,不知如何对你说。我有时自责,是否当初和你结婚是太自私了。你还那么年轻。现在为了你,我也要治这病。"
夫人的泪水终于禁不住了,她抽泣着说:"还记得吗?我们结婚那天晚上,对着月亮,我说过我喜欢教堂的婚礼,因为那是一种最神圣的诺言:要与另一个人终生相伴,'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
乔冠华替章含之抹去泪水,深深地叹息,他说:
"没有你,这几年不知是否能过得来。我只是常内疚你为我牺牲太多!"
章含之后来回想,她和丈夫之间,一直到乔冠华临终,他们都从未说过"死"这个字。他们只想谈"生",谈生的希望,生的欢乐。
因此他们也从不谈死前的遗嘱或身后的遗愿。即使到他弥留之际的那个心碎的中秋夜,在他短暂的清醒时,他也许终于想说点嘱咐的话,章含之却阻止了他,仍然想给他以中秋夜的温馨,让他带着对生的希冀离开人世。
最终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9月2日的晚饭后,章含之在院子里忙碌完后,回到书房时,看见乔冠华神色不对。他正在凝视自己咳在瓷杯中的痰。见她进来,他马上装着若无其事地拿着瓷杯进了洗手间。夫人意识到出了什么事,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事,我上厕所。"夫人听见他把瓷杯倒了,换了清水出来,回到沙发里坐下。夫人不放心,他却再三说没事,不要紧张。
过了一会儿,乔冠华又咳起来,咳得很猛。他往瓷杯中吐痰,吐一口就捂住盖子,说什么也不让章含之看。但最后,他已无力,夫人接过杯子,杯中都是一口口带鲜血的痰!
章含之顿时感到全身血液往头上冲,瘫在他面前的沙发凳上,禁不住全身发抖。乔冠华反而安慰她说以前也吐血,大概是肺结核犯了。她知道不是,说马上去医院。他不肯,一定要到第二天早上。
这一夜,乔冠华没有怎么睡,咳出了许多血痰。他要夫人到他大床上陪他靠在身后垫着的枕头上,他一直握着她的手。她后来一直在想,那个9月2日的晚上,自己真是慌乱极了,可是乔冠华一定是很清醒的。他一定清楚地知道这一次一旦进了医院恐怕再也回不到他这个万般眷恋的家了,所以这一夜他是无论如何要在家里和夫人相依相伴度过的。
自从乔冠华病重之后,夫人在卧室大床边上搭了一个小床,以便照顾他。但这天夜里,他要夫人回到大床上,陪伴他坐了大半夜。
乔冠华最后一次在北京医院只住了20天,就再没有能够回家!
在他最后异常清醒的一段时间里,许多朋友知道他病危的消息,纷纷赶来看他。
9月21日下午,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章含之凑在丈夫耳边说:
"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说?"
可乔冠华只是笑着对习仲勋说:
"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着章含之说:
"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
只有章含之明白他的意思,一切已迟,生命已到尽头,何必再说。夫人知道他的心是坦然的,他也是凄凉的。
章含之送走习仲勋,见夏衍急匆匆拄着拐杖走来,她赶紧请夏衍进病房。乔冠华见了夏衍,脸上泛出一阵喜悦,他拉住夏衍的手,不等夏衍开口,就清楚地说:
"两次,1958年我就说过'留取丹心照汗青'。1968年,你进去了(指进牛棚)。我没有更多要说,还是这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段完整的话,是乔冠华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他说的"两次",一次是1958年,他在外交部被错误批判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一次就是1976年的冤屈,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然而,不论这两次的斗争给了他多少磨难,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却一片丹心,痴心不改,始终不渝!岁月的流逝,不会使乔冠华的赤丹忠心黯然失色,反而会越来越光照人间,弥久而历新……
这天晚上,是乔冠华在人间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这天白天,章含之请司机张凤午从北京饭店买来两块月饼,守候在乔冠华的身边。
半夜三点多,当章含之趴在床沿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时,她感觉他无力的手在抚摸她的头发。她猛醒过来,抬头看, 乔冠华微微地睁开眼睛,张嘴想要说话,章含之为他擦脸,喂他喝了几口水,此时他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举手示意章含之坐在床沿边的椅子上。他握住我的手,只见嘴唇在动,竭力想说话,却只有喉头沙哑的声音,不能成语,听不清说的什么。
章含之把一块月饼切成两半拿到床前,对他说:"今天是中秋节,我买了月饼,我们分一块,你尝尝。"我把一块月饼切成两半拿到床前, 乔冠华听懂了,他艰难地微微一笑。章含之把半块月饼送到他唇边,他动了一下嘴唇,碰了碰月饼,点头表示他尝过了,又示意让章含之吃。章含之咬了一口,却难以下咽。乔冠华用颤抖的手指指章含之,又指指自己,嘴唇不断在颤动,章含之把耳朵凑在他唇边,听到喉咙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你……,我……,十年……"接下去听不清了。乔冠华又用无力的手比划着,章含之明白了他的意思:"你和我,十年了,苦了你。我要说的话,你都明白。"
章含之见他如此吃力,心都碎了。她用手巾为乔冠华擦汗,猛然发现他眼角滚动着两粒清莹的泪珠,正悄悄地滴落枕上。
乔冠华是个坚强的人,一生很少流泪。此时此刻,他知道诀别即在眼前,他难舍夫妇十年的患难情意。夫人知道他有千言万语,此时却无法说出来。夫人强忍泪水,伏在他耳边说;"我一切都知道。你会好起来的。不要说了,你想说的一切我都明白。"乔冠华宽慰地点点头,不久又陷入昏迷。
1983年9月22日,北京医院保存的乔冠华病历的最后一页如实地记载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83-9-22 上午神志不清,不会讲话,叫不应,尿床,昏迷状态,口唇发紫,呼吸28,心率120,吸氧。
用药后9:00神志清楚,叫能应,点头或摇头。9:40何英、朱大姐来看时,神志清楚,还笑了一下,走时还招手告别,并从夫人手中喝了几口白蛋白。
9:45呼吸减慢。9:50 呼吸停止,作人工呼吸,请麻醉科高主任插管,维持呼吸,给氧。
10:03心脏停止跳动,两侧瞳孔放大,抢救至10:40a.m.心脏按摩十分钟仍无效而死亡。
死亡原因:晚期肺癌,呼吸衰竭。
病历中最后的句号成了乔冠华轰轰烈烈一生的休止符。他就这样离开了他的爱人,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离开了他眷恋的人间。
当天的情形是这样的:
9月22日这天清晨,天气特别晴朗。上午九点多钟,乔冠华突然异常清醒,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回光反照"吧。他睁开眼睛,竟同平时无大差异,只是讲话吃力。他指指窗外的阳光,微笑着轻轻对夫人说:"好!"夫人一时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章含之真以为奇迹又出现了,慌慌张张地说:"你今天真好!你要好了!"他也笑了。
这时,何英夫妇进来看望乔冠华何英同志。他都听清了他们对他的慰问,还带着往常的笑容举起手打招呼,说:"谢谢你们!"这可真是难以想象啊!
他们走后,章含之说:"你累了吧!喝点自蛋白好吗?"他说:"好!"
章含之去冲了一小壶白蛋白,小心地扶起他的头,把它枕在自己的左臂上,用右手喂他喝蛋白水。他非常安详、平和,微带笑意一口口从夫人手中喝蛋白水。夫人问他觉得怎样,他说:"好!"但就在他喝了六、七口之后,他无声无息地和和平平地突然停止了,他闭上双眼像突然睡着了,只是没有呼吸!
章含之慌忙抽出左臂去打紧急铃。护士小殷马上来了。章含之急得声音发颤,问小殷这是怎么回事。小殷是乔冠华最信赖的护士,此时她丰富的经验已告诉她最后时刻的来临。
后来的事情,章含之怎么也想不清了,只记得马上来了一大批医护人员,又运来了仪器,只记得自己趴在丈夫身上大哭,只记得自己被架出了病房。抢救时,顾主任、钱主任、沈主任、李护士长及部分护士同志参加。终于抢救无效,于这天上午10时零3分逝世,终年70岁。逝世后,由郭副院长及钱主任送至太平间。
乔冠华走的时候什么痛苦也没有,非常安详,这是对他好人的一种报应。
人们没有让章含之送乔冠华去太平间。她悲痛得已不记得谁把她送回家的。但进了家门,她就意识到丈夫再也回不来了……
那真是悲痛欲绝,章含之只想吃两瓶"速可眠",一了百了。
第一个闻讯赶来看章含之的是杜修贤同志,是他把章含之从死神那里往回拉来的。他看章含之神情痴呆,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他没有说多少劝慰的话却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不要这样躺着,你要起来!你是不是想死?你不能死,也不能这样不振!陈老总不幸过早死了,。张茜一定是没有挺过那一关,不到两年也去世了。她如果不死,一定有许多话要替老总说。可惜她那么快死了!"
章含之一惊,但仍说:"老杜,我没有力气了,活不下去了!"他却说:"没有什么活不下去的,你要为老乔活下去!"
此时的章含之泪如雨下,但却下床站起来了。
1983年9月23日,乔冠华在北京病逝的次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则电讯: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乔冠华同志因患肺癌,于今日上午10时
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这短短40 余字的讣告,没有关于乔冠华生平的介绍,也没有对他一生功过的评价。
山人 发表于 2021-10-16 08:53:07
尾声
乔冠华的挚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在乔冠华逝世的当天下午,从外地发来了唁电。章含之当时读着电文,禁不住泪如雨下。那些年当乔冠华处于逆境时,他从未去找过这位身居高位的老友(1)。
但他们毕竟是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同喝家乡水,同出清华园,同用"乔木"名,胡乔木是深知乔冠华的。他的唁电全文是这样的:
炳南同志并转含之同志;
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个人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的诀别,
实深憾恨。谨希含之同志和全体家属节哀。
胡乔木九月二十二日十五时
在如何办理乔冠华的丧事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风波。对此,章含之后来回亿说:
后来的丧事一言难尽。尽管半年前,习仲勋、陈丕显两同志已代表中央当面与冠华谈过话,讲清了一切,某些有关部门及某些人却仍在悼词评价、登报是否发表照片以及骨灰安放位置等等方面,一再想要制造困难,压低规格。当时,对外友协的领导还是力争按原则办,但却僵持不下。我对这场争议感觉麻木。冠华的逝世已使我痛不欲生。对于这身后的一切,我己看得很淡。我也不懂为什么活着的人对一位己作古的逝者还要如此纠缠。最后友协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只是说:"冠华一生,无需他人在他身后评说,历史和人民是最好的
见证。"(2)
为此,章含之建议:
一、消官方的遗体告别仪式,改为家属自办的遗体告别,乔冠华生前的朋友可自愿参加;
二、不必去搞悼词和评价这类书面东西,因而正式公告也就暂不登报;
三、骨灰不存八宝山,由自己保存。
有些好心的朋友劝章含之,别的还可以按她说的办,只是报纸还是要登的,因为那是"政治待遇",登了对她今后有利。章含之说:"当初与冠华结婚时,面对那么多流言蜚语,我们两人就说过如果能当平民百姓,多么自由!如今冠华已去,我今后是一介平民,不需要'高干遗孀'的头衔,更不想凭借冠华逝世登报纸这点余辉度我余生。今后的路由我自己来走,我会活得无愧于冠华的。"经过一番周折,她的意见胜利了。因此乔冠华的逝世只在9月22日当天由新华社发布了一个四十字的通告,当日对外广播,23日见报,以后的正式新闻稿由于意见不一和章含之的坚持没有刊登。
开始一段时间,许多人的确不理解为什么乔冠华逝世之后只有这四十字的客观报道,而没有生平介绍,没有评价。对此,章含之说道:"我不得不向问及者解释。如今,时间匆匆过去,在历史的长河里,多少人默默无闻地告别人世,却永远留芳人间,为人们所追颂。又有多少人曾办过轰轰烈烈的后事,却早已为人们所忘却,甚至唾弃。谁又会记得那篇悼词中的褒或贬,只有一个人一生的奉献最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对当时的决定始终无悔。"(3)经过一番周折,乔冠华的丧事按照章含之的意见办了。
因此,乔冠华逝世的当天,新华社只向国内外播发了一个40多字的讣告。这短短的讣告,没有任何评论,没有任何褒贬,似乎留下许多空间,许多思绪……
人们不禁纳闷为何乔冠华去世当天新华社只发了一个40个字的通告,没有介绍他的生平,死后也没有正式新闻稿,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当时是乔冠华的家属章含之要求的,因为有人写了一个稿子,她不满意。她就对有关部门说,"像乔冠华这样的人,有待历史和人民去给他最公正的评价,我不同意发表这个稿子,只要一个公告就行了。老乔生前不主张这些,他死后更加不主张。至于我更不需要了,因为今后我会走我自己的路,我不会在乔冠华三个字的余辉下生活",所以就不要发表了。
向乔冠华遗体告别的仪式,10月25日在北京医院举行,此时乔冠华已逝世一个月零三天,遗体已略有变形。这是一个低调的向乔冠华遗体告别仪式,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主持。灵堂里挂着的横幅称乔冠华为"外交战线优秀战士",两侧没有挽联,花圈也不多,只有右侧墙上贴着文天祥《过零丁洋》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格外引人注目。
前来瞻仰乔冠华遗容的都是乔冠华的亲属和生前好友,共六百多人。因为免去了官方的安排仪式,因此来者大多是自愿来向他告别的,气氛真挚、悲切。对夫人章含之来说这是心灵最难忍受的痛苦。整整三个多小时面对再也不能说话的亲人遗体,这种折磨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北京的十月本应是金秋时节,而这一天一场秋雨不期而至,从清晨起,就淅淅沥沥阴雨霏霏,天人同悲,更增添了心头万般凄楚。
告别仪式之后,章含之和亲友护送乔冠华遗体去八宝山火化。送的人很少,除了家属和友协的人员大概只有一位很特殊的送灵客人,那是陈毅同志的女儿陈从军。
当时,章含之没有想到她会去,但她说她哥哥陈昊苏因重要会议不能去送,关照她务必送乔冠华到八宝山,因为冠华和陈老总生前的友谊是不寻常的。这当然使章含之十分感动,自然也想起乔冠华生前多次讲过的他与陈老总的情谊。
10月29日,章含之去领回乔冠华的骨灰,存放在黑色大理石骨灰盒内。这骨灰盒是北京大理石厂工人连夜赶制的,正面是馏金字:"冠华安息1913-1983",背面是乔冠华生前最喜爱的文天祥《过零丁洋》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由乔冠华的好友、著名书画家黄苗子手书。
章含之守着乔冠华的骨灰盒,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家里,承受着失去亲人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这时,她无意中看到乔冠华生前喜读的苏东坡的一阕《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章含之被词中所描述的十年相爱至深的一对情人,分处天上人间后的生死恋情而深深打动,她和乔冠华分手也是在结婚十周年前夕,两情何其相似!
章含之打开自己珍藏的檀香木盒,取出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为她从乔冠华遗体上剪下的两缕灰白鬓发,相对无言,心如刀绞。她搜集了许多安眠药,动了随乔冠华一起去的念头,是冯亦代、杜修贤这些乔冠华生前好友及时劝阻了她,才未轻生。一星期后,章含之决定去乔冠华的故乡探访。
11月7日,章含之从北京动身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让心情稍为平静些。12月5日,她在乔冠华侄儿乔宗秀陪同下,来到在盐城工作的乔冠华另一个侄儿乔宗连家,乔宗连安排她住进市委招待所(盐阜宾馆)。事前,乔宗连已将章含之来故乡探亲的事,向市里有关领导人汇报了,因为乔冠华逝世,新华社只播发了40余字的通告,引起人们种种猜测。
当乔宗连宴请章含之时,邀请市里领导人作陪时,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一个未出席,只让已退居二线的市委顾问徐植来表示一下地主之谊。第二天,市里没有派人陪同章含之去乔冠华家乡,只是让建湖县委来辆小车,接章含之去建湖县城和东乔庄几个地方看了看。
章含之已觉察到当地党政领导人的态度,就没有提起乔冠华骨灰安葬的事,在盐城停留了三四天后,于12月10日又和乔宗秀一起返回上海。
后来,乔冠华生前好友李灏向章含之建议:将乔冠华骨灰葬在苏州太湖之滨的东山,这里山青水秀,景色宜人,是乔冠华长眠的好地方。此建议得到中共吴县县委书记管正、东山乡党委书记杨其林的积极支持,他们亲自陪章含之选择墓地,并表示不收征地费,帮助安排工匠修墓。
章含之选中了东山藤湾湖沙村东侧的一个小山坡,这里是一个公墓区。乔冠华墓依山势筑有5平方米的墓基,用极平常的紫砂石砌成,基石用色彩丰富的太湖卵石铺就。墓基两侧,依次栽有数丛金桂、银桂、扁柏、瓜子黄杨,两两相对。墓基后部是一排塔松,塔松之前,有两颗高约丈许的雪松。墓基中央偏后处,立有深色大理石墓碑,碑上刻有"乔冠华同志之墓(1913-1983)",在碑的下部,刻着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985年11月15日,乔冠华墓园落成。11月17日举行了乔冠华骨灰安葬仪式。章含之特地要工匠在乔冠华骨灰盒旁预留一个空穴,作为自己身后的归宿,她要永久陪伴乔冠华长眠于地下。
在场的人都为章含之对乔冠华的一片真情所感动,禁不住流下了泪水。此后,每年清明节,章含之都来苏州东山,为乔冠华扫墓。人生难得一知己,乔冠华有章含之这样一位生死与共、忠贞不渝的亲密战友,他应该含笑于九泉了。
后人吟凭吊:
外交才子乔冠华,
风流文采惊联大。
何当乱世易寒暑,
留得青冢东山下。
据悉,在乔冠华的家乡江苏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东乔庄,为了纪念杰出的外交家乔冠华,他的故居经庆丰镇人民多次修葺,增设图片若干,形成对外开放能力,每年前来参观的各方人士万余人。为适应不断增长的旅游需要,现正扩建的乔冠华故居占地3.3公顷,增建乔冠华史料陈列馆,补充史料,使乔冠华故居成为精品。
在2003年的清明前夕,章含之特地邀请乔冠华当年的挚友来到上海,为乔冠华在上海的墓地立塑像揭幕。去福寿园的大巴士停在安亭路上,人们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章含之有点像"旅游团的团长",一会儿用非常纯正的英文跟外国朋友交流,一会儿用上海话跟司机师傅谈路线,一会儿用标准的京腔和北京朋友聊天。举手投足间的细节,绝对找不到丁点的败笔。满车皆名人,如冀朝铸、黄苗子、郁风、钱绍武……章含之说,她不能没有朋友,是这些朋友,给了她许多年的温暖。
3月31日的上午,我国著名的外交家乔冠华的铜像在上海青浦的福寿园落成。没有悲歌和哀乐,也没有挽联和悼词,没有任何祭奠的仪式,只有他的家人、朋友汇聚在这里,在这个无雨的清明节与乔冠华作朋友式亲密无间的"聊天"。
聊天的开场白是章含之一段感人肺腑的真挚的话语。她指着乔冠华的铜像对大家说:
"大家看看,在老乔的背后是他最喜欢的竹子;他的左边是他最喜欢的桂花;他的身后还有他最喜欢的垂柳,所以是在翠竹、桂香和垂柳之间,老乔在这里享受着清风和阳光。特别是今天,他又和很多很多的朋友聚会,我想,这不仅是我们的欣慰,也是老乔的欣慰。所以,今天我们是没有任何仪式地和老乔聊天。"
来这里和老乔聊天的有许多是乔冠华几十年前的老朋友。九十高龄的黄苗子、郁风夫妇是老乔的同龄人,他们那时的几位好朋友中有四位属牛的,曾经相约四头"牛"要一块儿庆祝七十、八十大寿,但是很可惜,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属牛"的黄苗子先生专程从北京来到这里跟老乔聊天来了。老乔在朝鲜战争时期的朋友,后来又一直是老乔部下的冀朝铸夫妇来了。曾经是老乔从事新闻工作时的朋友张彦、裴毓荪老人也从北京来了。大家在春天的清风中面对着老乔笑得那么灿烂的铜像,说了好多老乔的故事。
章含之再次倾诉了她对丈夫乔冠华的一片真情。20年前,章含之曾经给了乔冠华一个承诺,那是在老乔弥留之际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正是中秋之夜,那时老乔好像有好多话要说,但是他说不出来,章含之就告诉他:"你不要说了,所有的一切我都知道,你没有做完的事我会替你去做,你没有说完的话我会替你去说。"正是这个中秋之夜的承诺,使得章含之苦苦地走了20年。
"文章憎命达"。在这乔冠华弃世的20年里,章含之用她的心血写下了她与乔冠华的《十年风雨情》、《那随风飘去的岁月》、《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还出版了《乔冠华文集》等等。
雕塑大师钱绍武在向大家坦露自己为什么能够创作出如此神韵独具的艺术作品时说:
"我对乔冠华先生是由衷的尊重、尊敬,从而喜欢他。很多人被人们所尊重、尊敬,但还不能被人所喜欢。"
曾经是乔冠华部下的冀朝铸先生,望着栩栩如生的乔冠华铜像说:
"我好像看到我的老上级正坐在那里,就像当年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听着我的工作汇报一样。"
曾经接受过老乔培养的老记者张彦先生,带着他刚出版的书《记者无悔》对老乔说: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和你一起做记者。"
张彦先生的夫人裴毓荪则对大家说了一段关于老乔的"笑话"。她说:
"他曾经特地让当时的小裴抱着两岁的孩子到他家去玩。没想到老乔为了让小孩在他客厅的地板上爬,他自己也爬着逗小孩玩,一边玩一边哈哈大笑,那充满天真和爱的笑至今一直刻在我的心头。"   
聊得最风趣的是黄苗子先生。苗子先生告诉大家,人们只知道乔冠华有"乔木"、"乔老爷"的名号,没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乔狗蛋"的绰号。他说老乔曾经主持过一个"国际论坛",老乔在论坛中说当时的"有些国家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就好像狗生蛋一样"。这句话被夏衍先生听到了,而且特别欣赏,于是大家就悄悄地叫老乔"乔狗蛋"了。
春天的阳光把碧绿的青草照耀得那么活泼富有生机,在青松、翠竹、垂柳、花香之间人们聊天的话题越来越多,聊天的人也越来越兴奋,人们真的忘记了老乔已经离开人世20年了,人们真的把那尊铜像当作了活生生的老乔了。
铜像边的石柱上是乔冠华生前欣赏的文天祥著名的诗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章含之深情地说:
"这句话曾经被很多人引用过,乔冠华生前也屡次咏及,今天刻在这里对他也是一种慰籍。"
本来应该是细雨纷纷的清明时节,这一天的阳光却特别灿烂,老乔也一定在他喜欢的翠竹、垂柳、桂花以及他的老朋友中间笑得特别开心。(4)
如今,史家胡同51号偌大的四合院,到了晚上只有两个人:前院一个看门的(原来是乔冠华的司机),后院就是章含之。月光皎洁的夜晚,章含之偶尔也独步院中,可再也找不回原来的感觉了。到了中秋,思念更甚--乔冠华就是在中秋这一天离世的。于是有一段时间,章含之有意识地多往外跑,去外国,去热闹的都市。
章含之还常在家里请客,有一年中秋夜,她在家摆了Buffet(自由餐),特意请了40多位客人,不少外国驻华使节都来了,大家一起在院子里赏月,还请了演奏民乐的乐队,请他们演奏了一些和月亮有关的曲子。那天晚上,一院子的人都特别开心,吃自助餐,听音乐……
章含之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退休后,现在仍然担任该中心国际部的高级顾问,她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当人生步入黄昏,章含之却变得忙碌充实起来。她正在筹备一个中外合作教育项目,合作伙伴是美国一家教育投资公司。她希望能在国内几所大学引进新的教育课程和管理模式。"退休后找事做,是不想那么早成为时代的外人。我想和生活靠得近一些。"
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的办公室就设在51号前院。来协会上班的有3、4个人,像一家人一样,专门有人洗菜做饭。
白天在忙忙碌碌中过去,晚上或节假日,章含之就看看书,写写文章。她看书往往"拿到什么就看什么"。而她从小喜欢文艺书,在她孤寂的童年,小说书成了她的好朋友,比如巴金的《家》、《春》、《秋》,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在北京上大学时,英美文学看得很多。这些书对她一生的情感影响很大……现在我爱读传记,她以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很有意思。我最欣赏美国《华盛顿邮报》女当家kathazine Gmham 的书《PeBonal History》,她40多岁从厨房走出,建立了《华盛顿邮报》王国,她的人生丰富多彩。"所以,章含之很想把这本书翻译出来,1998 年她去美国,还与她见面吃饭。……
接下来,章含之"想写写我自己"(5),这是她在一次回答记者采访时披露的,她说:"我一直自嘲:自己这辈子想干的事一件没做成,竟成了作家。我想,今后'大红门'之类的书我不写了。沉浸过去,写作对我太辛苦。那时,我有太多痛苦、遗憾、愤慨,希望写出来让大家了解乔冠华。如今,乔冠华已经去世20年了,我对他的承诺已经完成,通过我的笔,人们已经了解他。而且时代变了,人们都有了自己的判断。我们付出的热情、走过的艰辛,人民会记住,历史会记住的。写过丈夫乔冠华,写过父亲章士钊,接下来,我想写写我自己。
自己的一生如何走来,其实也是解放后第一代知识分子走过道路的缩影。但是,客观地写别人易,写自己难。我们这个时代有其特殊性,一定要写出对时代的反思,对自己的反思。也许,接下来的写作我不会考虑出版,而是作为历史资料留下来。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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