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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0-16 09:57| 查看数: 133| 评论数: 5|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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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作者: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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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 走向中南海  
一、毛泽东生日宴席上的农民
二、金小的人生基础课
三、从长工伙计到维持会代表
四、老少组与好汉组
五、小轿车上看前程
六、中南海里关于合作化的争论
七、办社第一年
八、黄牛、母猪和灰驴的故事
九、大跃进
十、陈当家的之一:狼窝掌之战
十一、陈当家的之二:深刨与浅锄之争
十二、陈当家的之三:公私之斗
十三、陈当家的之四:轶事四则
十四、毛泽东击退包产到户
十五、灾难中显出英雄本色
十六、“农业学大寨”的提出
注释:  
  第二部 夺权·掌权  
一、四清运动与丈量土地
二、十月事件
三、劳模夺权
四、毛泽东控制左右平衡
五、造反总指挥不许造反
六、清除“五种人”:大寨县的诞生之一
七、破私立公:大寨县的诞生之二
八、当勤务员与做皇帝:大寨县的诞生之三
九、改天换地大会战:大寨县的诞生之四
十、“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
十一、脸面问题
注释  
  第三部 参政山西  
一、全省上下大分裂
二、卷入派性
三、平遥受困
四、省级领导换马
五、与谢振华明争暗斗
六、受命解决山西问题
七、庐山上当
注释  
  第四部 中南海生涯  
一、入政治局
二、与张春桥翻脸
三、当副总理
四、“钓鱼台无鱼可钓”
五、交道口的小院的主人
六、透出火药味的第一次全农会
七、向毛泽东建议过渡
八、抓点抓出了经验,抓出了干部
九、跑面
十、对外国的印象庄稼汉的打扮
十一、家事
十二、周恩来去世
十三、批邓
十四、“官做大啦,混啦!”
十五、石家庄会议和无锡会议的台前幕后
十六、毛泽东去世
十七、粉碎四人帮
十八、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
十九、过渡·过渡
二十、汪洋大海一般的对手
注释  
  第五部 下台前后  
一、与胡耀邦的冲突
二、昔阳,夕阳
三、下台
四、为学大寨运动盖棺定论的中央文件
五、闲居
六、大包干问题
七、病逝
八、身后事  
  ***  
附录一
附录二:陈永贵年谱
后记
修订版后记


第一部 走向中南海
一、毛泽东生日宴席上的农民


  1964年12月22日,北京街头万木萧疏。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外,着装整洁的军人围了一圈警戒线,笔直地站在寒风中。
  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新当选的数千名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有一位来自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山区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他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头上裹着一条白毛巾。他的同伴中还有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模,金星英雄李顺达,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还有一位名叫周明山的大队书记,前不久《人民日报》还介绍过他。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个与陈永贵的命运有着特别关系的报告,陈永贵热切地听着每一个字。果然,《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还没讲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半年前向陈永贵预告的事情便真地发生了。周恩来总理清清楚楚地说道: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陈永贵如饥似渴地听着共和国总理吐出的每一个字。人大代表们也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数字。刚刚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绝不会对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无动于衷。
  1964年,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870亿公斤,尽管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要把粮食总产恢复到大跃进前一年的水平,还需要再经过一年的调整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对于用什么办法把农业搞上去,集体化的道路到底灵不灵,国家准备为农业发展掏出点什么等等问题自然很关心,对于农民能不能多收多卖粮食也很关切。而周恩来总理只管谈着大寨这个新树立的典型,这个典型之中就包含了许多重大答案: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得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十一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两千斤。”说到这儿,周恩来总理指出了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苏联领袖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完全不同,与流行千年的小农经济根本相反。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几段话,正式宣告高度强调精神力量、极端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和粮食生产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从此就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始终没有露面。不过在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招告的四天之后,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也以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大寨模式的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4年是具有强烈的过渡色彩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全世界感到了震动。这一年,中共中央继续与苏共中央论战,在半年内发表了七评、八评和九评,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这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独立宣言意义的文献。这一年,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也在这一年里继续调整,并且初步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了。
  如果我们透过这段历史的河面往更深处看,就会发现一个七年前便出现在历史上的问题再次冒了出来。这就是,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即然大跃进没有跃上去,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长期发展道路?苏联否定了西方的道路,改了所有制。毛泽东也学着苏联改变了所有制。但他在否定历史老路和西方道路的同时,又否定了苏联的道路。现在,别出心裁的大跃进已经栽了跟头,他必须拿出新的主张来,拿出样板来,拿出对这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的独特答案来。
  就在这样的一年的岁末,毛泽东主席要在自己的71岁生日这一天请一次客。有幸得到邀请的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江苏下乡知识青年董加耕、大庆工人王进喜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此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大区的书记和少数部长。
  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豁出供应紧张的肥皂仔细洗过的白毛巾。陈永贵当时很瘦,满脸皱纹又深又长,看上去饱经沧桑。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上毛泽东的生日宴席,陈永贵用了49年的时光。再过37天,他就年满50周岁了。
  据陈永贵说,周恩来总理先带着他拜访了1959年接任毛泽东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那几天正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个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就在那些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曾问毛泽东怎么讲农村方面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回答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嘛。……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①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严重分歧。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认为主要矛盾不是当权派与贫下中农矛盾,而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二十三条》将运动的重点规定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回答了“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将在两年后导致刘少奇下台。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的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②
  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在这张桌子旁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其他中央常委坐在别的桌子上。各就各位后,毛泽东道: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稿费请大家吃顿饭,在座的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有湖南菜。毛泽东很少见地喝了茅台,大声说道:“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
  毛泽东议论纵横,说到社教运动中有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批评四清四不清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警告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这些罪名都是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的,从最高领袖的口中说出,难免给人以杀气腾腾的感觉。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席间鸦雀无声。
  毛泽东察觉到了拘谨的气氛,就劝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注③,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八章。)
  这是一次味道丰富的政治宴会。在后来的回忆中,它多次被人提起,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味。陈永贵反复回味的是这份殊荣。在这次宴会上,陈永贵还得到了一条“最高指示”。九个月后,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陈永贵做了一个以“四不倒”而闻名的报告,他分别谈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最后陈永贵总结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于是,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主席极少请客吃饭,陈永贵确实得到了一份殊荣。十天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闭幕,陈永贵兴冲冲地赶回大寨,打算好好向乡亲们讲一讲他这次上北京的了不得的经历。他似乎已经想象到乡亲们围着他问长问短,羡慕得两眼放光的情景。没想到,在村里等待他的是一瓢冷水,是干部们寻死寻活的绝望。四清工作队扎根串联,在大寨“挖虫子”。没有人对他的殊荣感兴趣。在讲述这段决定了陈永贵在文革中的态度的经历之前,我们暂且回过头来看看陈永贵四十九年来走过的道路,看看他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竟然创造了中国农业的头号样板,从一个穷山沟的破窑洞走到了毛主席的生日宴席,看看毛泽东主席为什么选择了他,怎么样发现了他,这里有哪些必然,又有哪些机遇。  


二、金小的人生基础课



  1915年农历正月初一④,陈永贵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小南山村的一孔破窑洞里。这个地方与当时还极不起眼的大寨村隔着一座虎头山。陈永贵的父亲陈科妮本来是距大寨约15公里的小石山村人,官名叫陈志如。陈志如家境贫寒,兄弟五人都背井离乡出去找碗饭吃,陈志如也带着怀孕的老婆和一个女儿到小南山来扛活卖力了。大年初一得了个儿子使这位农民觉得很不一般,就给儿子取名叫荣贵,后来又改叫永贵,小名则叫金小。这样一来荣华富贵都占全了。“永贵”这个大号并不常用,直到陈永贵30多岁了,不少人还是叫他“金小”,比他年龄小点的人则叫他“金小哥”。
  陈永贵出生的那一年,北京闹开了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在这一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上攻击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要民主、要科学、反封建。一时间风起云涌,许多即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巨大影响的人物开始了各自的探索和活动,试图为中国寻找一条富强之路。在随后的几年里,北京又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紧接着又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历史到了一个转折关头。
  对于昔阳县的小山沟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太遥远了。如果硬要找出一点什么影响来,那就是各村的私塾均奉命改名为国民学校。可是无论它叫什么,陈永贵都不会在这里受到自己的启蒙教育。他的父母每日只是扛活要饭,陈永贵还在吃奶的时候便随着母亲讨饭了。
  1920年昔阳大旱。从春旱到秋,直到9月14日才下了一场透雨。地里的庄稼旱死了,陈永贵的父亲没有活路,就把陈永贵的姐姐卖到本县的西寨当童养媳。过了不久,陈志如又把陈永贵的母亲和弟弟卖到了和顺县。这一年陈永贵六岁。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懂得什么叫卖掉母亲、姐姐和弟弟了,至少他早已会发问了。如果真的出现过传香火的儿子向父亲发问的那一幕,如果这位父亲不揍儿子一顿,不叫他滚开,那么唯一可能的回答大概只有一个字:饿。
  陈永贵的人生第一课来得格外惨烈,令人刻骨铭心。据昔阳县一位陈永贵的传记作者秦怀录考证,陈永贵的父亲到大寨不久又活不下去了。在一个夜晚,他谁也没告诉,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陈家的祖坟在那里。据说这片坟地风水极好,坟前一棵老松树长得很有气势,风水先生说这是光宗耀祖的预兆。然而这话在当时看来并不应验,陈家祖祖辈辈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陈志如兄弟五人外出谋生,没有一个回家善终⑥。陈志如一定要落叶归根,一根绳子在祖坟前的老松树上吊死了。⑦
  陈永贵的族亲们到大寨找到陈永贵,问金小怎么办他爹的后事。据说陈永贵一声不吭。族亲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回去料理了陈志如的后事。
  这就是陈永贵的人生第一课,也是他的人生基础课。饥饿迫使他七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牛,饥饿夺走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饥饿又使他成为孤儿。饥饿还将伴随他很久。这样的人生基础课将对陈永贵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可以说,陈永贵对于粮食的强烈关注,对于修建旱涝保收的农田的强烈兴趣,正是深深地植根于他的早期人生经验之中。
  陈永贵的父亲死后,大寨的两位老太太祥老人和孟老人收养了这位外乡人留下的孤儿。两位老人去世后,孟老人的儿媳妇稳周老人又继续照顾陈永贵,陈永贵把稳周老人认作干娘⑧
  与稳周老人的善良相反,宋莎荫描写道:“地主动不动要他下跪,还往他脸上吐唾沫。他受尽了人间的苦难。”⑩
  在人际关系方面,陈永贵的人生基础课并不完全是由温情和阶级压迫构成的。大寨有贾家和赵家两大姓,稳周老人就是贾家的寡妇。要在这样一个大姓家族的村子里站住脚,抬起头,陈永贵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表现出更大的度量。陈永贵长大后,稳周老的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她的儿子娶亲不久就死了。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成了好庄稼把式,他在武家坪当着长工,同时帮助稳周老人种着十几亩薄田。贾家人担心陈永贵占稳周老的遗产,常常跟他找点别扭。下面是秦怀录的两段描述。
  “有一次,与他们同一个院居住的贾四元趁着陈永贵出门远去,夜里没等他回来就故意把大门关上了。陈永贵回来,看见大门关着,窝着一肚子火气,便梆梆敲起门来。大个子寡妇(稳周老人的儿媳)从不恶语对人,这次却亮开嗓门在院子里骂起来:‘什么人的指头发痒得不行,人还没回来上什么门?’贾四元说:‘门是我关的,怎么着?咱院里两家人,你一家我一家,你看还差着谁?要是外边随便进来一个人也称贾家的人,这门就什么时候也不能关了!’
  “贾四元说的话里有话,大个子寡妇听了一肚子气。陈永贵大摇大摆地进了院,权当没听见似的,躺在炕头上睡觉去了。稳周老人却忍不住了,她在上房嚷道:‘老四,你说什么一串院两家人,你一半权我还有一半权,你以后想关门,把你那一扇关上,那另一扇给我留着。’
  “有一年除夕,陈永贵要回石山老家过年,贾四元便在街门前撒了一条石灰道道,按封建世俗观念就是‘撒扫尘除大灰’,永远不叫杂姓户登门。陈永贵却不管这些,过了年从石山回来以后,两条腿往石灰那边一迈,照样和婆媳两人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院里聊天。”
  后来大个子寡妇得重病去世了,陈永贵以兄弟的身份给她送了葬。又过几年稳周老人也去世了,陈永贵为他的干娘披麻戴孝,料理了后事,然后将老人的遗产全部归还贾家。
  陈永贵没有占小便宜,不怕吃亏,因此他在大寨稳稳地站住了脚。这些人际关系的早期经验也将对陈永贵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很显然,一个不善于与他人合作,对于阶级压迫缺乏仇恨,对于帮助别人不感兴趣,从小就挖空心思占小便宜的人,很难创造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样板。勉强为之,恐怕在心理方面就要累死。机遇选择人,同时也挑剔着人的早期生活经验。

三、从长工伙计到维持会代表


  陈永贵长成了一条不那么寻常的汉子。耕耠拉打、簸笸扬场,全套的庄稼把式没有他不会的,没有他不精的。他干出来的活让人看了眼里舒服,心里服气。凭着这一手好庄稼活,他当长工卖力气不仅不愁找不着东家,在侍候谁不侍候谁上竟然还有点选择余地。以他的才干,当一个普普通通的长工混碗饭吃,甚至养家糊口,在正常情况下都是绰绰有余的。于是陈永贵就干出一些超乎寻常的事。昔阳县有正月十五耍龙灯的习俗。每年元宵节,大寨的富户们总要出一笔钱,叫几个耍灯的好手舞着龙灯,敲着鼓打着镲自龙山而虎山舞上一圈。一是看着热闹红火,二是图个吉利。陈永贵在耍灯的那伙人里管擂鼓。有一年耍龙灯前,这伙庄稼汉聊起了穷人富人与吉利不吉利的话题。众人骂财主几句“狗日的”也就算完了,陈永贵却说他要破破财主的财,改改穷人的运。他与穷哥们打了个赌,自做主张改了耍龙灯的常规路线,先从贫苦人家聚居的狼窝掌一带舞起,上虎山过龙山逆行而至富户集中的地方结束。这么一来,穷人倒看了一回热闹红火,富人们掏钱只看了残烛残灯。更要紧的是这帮穷小子把狼窝掌一带的穷气晦气引过来了。
  当时在村里掌着实权的财主贾存元为此事大发雷霆,查出了幕后策划者陈永贵,指着这位“石山小小”大骂了一顿,罚了他20个工。这在当时相当于20个四两一个的白面馒头。而陈永贵呢,据说只是蹲在那里冷笑,任你吼任你骂,一声也不吭。
  后来陈永贵出名了,这一段故事就被说成是陈永贵阶级斗争觉悟高的标志。
  在陈永贵17岁至30岁这段时期,即1932年至1945年,昔阳境内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确实相当激烈,而且水平很高。相比之下陈永贵还算不得上道。
  据昔阳县志材料记载,李一清、乔增禄、赵武成、赵邦荣、赵邦汉等昔阳县籍的共产党员,自1932年起就开始活动,联合亲友办贫民夜校、驱逐贪官、印发传单、编演话剧、砸官盐店等等。1936年3月,乔增禄等六人被阎锡山当局在太原判处死刑,乔增禄等临刑态度从容,高呼革命口号而死。这个月昔阳县奉命成立了防共自卫团,修补城墙,抓捕共产党人,县城一带笼罩着白色恐怖。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和日本人在昔阳拉锯,日本人占据县城,共产党占了皋落镇,扫荡和反扫荡、游击战、石雷战、伏击战、麻雀战等等接连不断。翻开县志,日军将某某等23人活活烧死、抓走38人除3人逃脱外全部活埋、13人被“练枪刺”刺死、300多人在村头三角粪坑内被机枪扫、手榴弹炸,全部遇害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此时陈永贵像所谓的乱世英雄一样冒出头来,以一个长工的身份当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后来还被迫参加了一个叫“兴亚会”的日伪特务外围组织。B11据说,当时大寨的村长贾泰元和一些村民之所以推出了陈永贵,就是看中了他的胆气和能言善辩。陈永贵平时言语不多,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在生人面前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为此后来还有人说他骄傲。可是一旦需要,他也能梗着脖子雄辩滔滔如悬河之水。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一位区长宋加吉初次见到陈永贵,正是这位小伙子找到他的头上为大寨的一位老羊倌打抱不平。老羊倌不慎,东家的羊死了一只,地方非逼他着赔。老羊倌穷,愁得不知怎么好,于是陈永贵出头替他找共产党的干部告状。宋加吉对这位年轻的庄稼汉的能言善辩印象极深,一直记了半个世纪。
  陈永贵敢主事,敢拍胸脯,敢打抱不平,又能随机应变,在村里便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寨的富户既怕日本人又怕八路军,就请出陈永贵这位外姓人替他们支应。“不就是糊弄得狗日的不杀人么?”陈永贵说。他问明了谁掏钱买酒买肉供他周旋之后便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干起了维持会。
  关于维持会,昔阳县志办公室编写的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1940年7月,昔阳县委在干部中开展了反右倾思想,在全县开展了反维持斗争,决定所有维持敌人的村庄,不论是游击区、敌占区,还是两面政权或其他形式的维持,一律与敌人割断关系。结果引起敌人的疯狂报复,到处烧杀抢掠。”
  “1941年2月10日,……抓走群众21人,15人答应维持敌人被释放,6人坚决不维持被送交昔城宪兵队处死。”
  “1941年3月,县委……对伪村政人员公开发函,限期与抗日力量接头,掩护抗日工作。
  “1941年8月,据统计,昔东、昔西共有60个农村党支部被敌人扫荡或叛徒特务所破坏,根据地大大缩小,昔西只留下孟先垴、王家淘等几个村没有维持敌人,昔东只留下皋落、刀把口等十几个村没有维持敌人。”
  “1942年6月,昔西……开始了全面的反蚕食斗争,重点是反‘维持’。”
  “1942年9月,昔西……先后摧垮了庙淘、泉水坪、鸽坪等村的维持会,后又摧垮了常沟、恋思、岩庄……等村的维持会,同时枪毙了岩庄村特务王文寿,司家沟村特务庞丁维……”
  可以想见,当年陈永贵的“维持”也真不容易,很像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他出入日本人的炮楼,打点着来大寨要吃要喝的“棒子队”,一方面“糊弄着狗日的别杀人”,一方面又尽量小心地给八路军干点事帮帮忙。1943年,陈永贵终于出了岔子,他在送粮问题上惹火了日本人B12,被抓起来痛打一顿,关进了“留置场”。日本人的留置场就是监狱或拘留所,其在昔阳的名声极为可怖。进了留置场的人常常被拉出去活埋、练枪刺,是个极其凶险的地方。这一年陈永贵28岁,已经结婚两年,并得了一个儿子陈明珠。他的妻子李虎妮急坏了,求村里的富户掏钱,又托关系又送礼,折腾了近一年,好不容易才将陈永贵保了出来。陈永贵拣了一条命,也明白了乱世出头容易掉脑袋的道理,出来后便辞了职,死活也不干了。
  陈永贵出狱后,便在县城里找了个打烧饼的活,给一位卖烧饼油条的老板当伙计。他很聪明,手艺学得快,打烧饼炸油果自然不在话下,拉面也拉得好。日后招待客人,他时常下厨露上一手,并且颇受好评。
  陈永贵这位伙计当得并不安份守己。一次他挎着烧饼出去卖,遇见一家逃荒要饭的农民,拉扯着面黄饥瘦的孩子拦住陈永贵央求给口吃的。陈永贵太能体会这家人的处境了,连那孩子可怜巴巴的目光他都觉得熟悉。他二话没说,一股脑给了这家饿得半死的人十多个烧饼。“我见不得可怜人”,30年后陈永贵对儿子陈明珠说,“总不能眼看着人家饿死吧。”
  他倒是又敢做敢为了一回,可是怎么跟老板交帐呢?回去的路上他拦住了一位挑着柴进城卖的农民,说:“哎,你这柴换给我吧,我这个有六个烧饼。”那位农民拿了烧饼欢天喜地地走了。陈永贵见了老板,又挨了一通好骂,他照旧是冷笑着听着,一声也不吭。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恐怕陈永贵的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他是比一般的农民更能干,也努力奔过了,可是奔到30岁上不过就是一个烧饼铺的伙计。
  陈永贵把他不能发达的原因归于时代和社会,他曾对昔阳县委的领导说:“呀,老张,在日本人、国民党时,我就不是陈永贵了?我就没能力了?我怎么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啦?”
  日本投降之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这次他又受到共产党方面的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据说还是“五花大绑”,挨了几拳。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大寨村村长叫赵怀恩,陈永贵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曾向赵怀恩托孤说:“我明珠小,托付给你,你给我招呼他长大!”当时赵怀恩替陈永贵说了好话,说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这话说得合情合理,陈永贵保住了一条命。兴亚会的问题,后来曾多次提起。陈永贵入党、进中央,每个阶段都闹出过一点麻烦,不过问题不太大,在正式的定性上,这属于“一般历史问题”。(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63)
  在土改运动中,陈永贵沾了共产党的光,分到了窑洞和十几亩地,后来还分浮财得了几件家具。凭着他一身好庄稼把式,养活他的老婆和一个三岁的儿子应该说不在话下。庄稼人的好日子在向他招手。


四、老少组与好汉组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号召解放区的农民“组织起来”,搞变工队、互助组。昔阳的老解放区刀把口和白羊峪出现了两位搞互助组出了大名的农民,一位叫张老太,一位叫王殿俊,两个人都戴着太行区英雄模范的头衔。
  这时刚挨过斗不久的陈永贵也冒头了。
  1946年的一天,村里尚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贾进才找陈永贵商量办互助组的事,陈永贵极痛快,说:“商量什么?你不是往起组织?我先参加!”于是以贾进才为首的互助组就组起来了,组员们都是些人强马壮的农民,共15户,在大寨历史上被称为“好汉组”。
  好汉组里没有拖累人的老弱妇幼户。平时,组员们各干各的营生,遇到春耕之类单枪匹马干不了的活,好汉们你帮我一天,我帮你一天,正所谓“好兵配好将,杨木配柳棒”,互助互利,谁也不吃亏。这时候展现在陈永贵面前的前程显然是非常辉煌的。他平生初次得到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只要他响应中共昔阳县委的号召,“好好生产,发家致富”,用不了几年,买房子置地闹个富农干干应当不在话下。事实上,当时大寨也真有四户人家卖地,六户人家买地。昔阳县南关离大寨不过十里,那里的一位村支书更令人眼红,他分了最好的房,最好的地,娶了一位成份不好但在村里最漂亮的老婆,还雇了工,日子过得极火爆。
  陈永贵却极不寻常地选择了另一条路。
  秦怀录描写道:“有一次,陈永贵发现16岁的梁便良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哭,他个头不大,挑不起担子,半天也干不下多少活。陈永贵慢便慢吞吞地问:‘便良小,你怎么不报名参加互助组?’
  “是呀,担子还挑不起来,人家能要他?他把哒着烟袋锅,帮着梁便良把粪撒上,思谋着,思谋着,终于,一个主意出来了:‘便良小,这样吧,你跟我干!我不嫌你小,只要听话就行!’”B13
  据陈永贵自己说,当时还有不少缺劳力的户找他提意见,抱怨他丢下他们不管。于是,陈永贵宣布退出好汉组。另起炉灶,把老汉和娃娃们拢在一块办了一个“老少组”。他话中带刺地说:“要当好汉,就要当个新社会的好汉,不闹那丢下别人不管的好汉!这个亏我愿意吃!”B14
  好汉组的好汉们听了这话很不受用,可是碰上了陈永贵这么一个不好好发家,专门去和困难户掺合的怪人,心里不舒服也硬气不起来,只好为自己开脱道:“家有半升粮,不当孩子王。”怨气大点的则冷笑道:“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可有好戏看哩。任你陈永贵劳力强,受死你也枉然。”
  陈永贵是个犟眼子,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回敬道:“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这个组有前途哩!”
  据陈永贵后来说,当时他与他的女人也有“斗争”:“我女人感到自己劳力强,跟那些娃娃老汉们一块吃亏。而自己尽干重活,累得也够呛。所以她有意见。吃什么亏呢?咱祖祖辈辈没有一亩地,也没有一间房屋,祖祖辈辈都是讨饭吃。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几亩,房是地主的房,亏不了!”B15
  这段话说得有点逻辑上偷换概念的毛病。老少组只有9户人家,其中有4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至14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看这个阵势陈永贵就难免吃亏。实际上,陈永贵大包大揽地操心费力,只求种好地,最后落个人人有饭吃大家有钱花,如同一个大家庭一样,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他的确是吃亏了。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老少组的弱劳力们才格外团结,格外珍惜这个组,个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当年秋,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比好汉组多了30斤。于是好汉组里就有人倒戈加入了老少组。到1949年,老少组又创了平均亩产169斤的新纪录,当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
  陈永贵一生干了不少超凡脱俗而且大获成功的事,退出好汉组挑起老少组只是其中之一。陈永贵出名后,这件事曾被拔到路线高度,成了陈永贵路线觉悟高,自觉主动地打响了大寨两条路线斗争第一枪的证据。陈永贵本人也在各地的巡回报告中隐去了自己曾加入好汉组的事实,有意把好汉组描绘成另外一条路线的代表。下面的两段引文分别摘自他于1973年9月30日和10月5日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和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十几个劳力他们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大部分是富裕中农和地富,他们害怕这些老的小的沾他们有劳力的便宜,就急急忙忙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人们叫好汉互助组。剩下老的、小的,只有组织老幼互助组。那时我在老幼互助组。……”
  “这个老幼互助组一组织起来,好汉组攻击说:“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扯不开弓,有好戏看啦。要看我们的戏了!……这个好汉互助组,尽管他们占有四好,B16就是他们的思想不好。他走集体道路是形式,是假的,他们就是在春天互相变工下种,夏季是各干各,秋天各人往各人家里收粮食。那么,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名互助实单干,春来夏散秋不见。这叫什么互助组呢,还不是形式!到底谁看谁的好戏?老幼组看了好汉组的戏啦,不是好汉组看老幼组的戏。这是大寨成长的基础。……我们每一次革命大批判都要回忆这个问题。你不回忆这些问题,怎么能比出来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
  听起来老少组与好汉组好像是不共戴天的对头,其实不然。好汉组的组长贾进才是个非常忠厚的人,他成立互助组本来也有起党员带头作用的意思。陈永贵另立山头又盖了他,他不但不嫉恨,反倒跟别人夸奖陈永贵“这后生能干,将来一定是很有前途的。”1948年贾进才介绍陈永贵入了党,不久又选他当了村里的生产委员、党支部副书记。贾进才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如陈永贵,1952年两次跑到区委,一次跑到县委要求让贤,说自己工作吃力,推荐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自己改任副手。在他的坚持下,上级同意了这个要求,冬天整党后陈永贵被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任副书记。
  陈永贵出名后把大寨的第一个互助组说得那么不堪,贾进才似乎也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他知道后自然很不痛快,但是他不说话。后来接陈永贵的班当了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说:“老贾这人表达不出来,你说什么他都接受。一个大好人,可是在能力上不如陈永贵。他也不高兴,一度宋立英(贾进才的妻子,大寨大队党支委)不满意,找领导谈过,说不是那情况,我们以前没有矛盾,你们给上了纲了。贾进才不说,宋立英说。陈永贵就说,那是文章,绝不是咱心里的话。”B17
  1976年陈永贵指示宋莎荫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谈到这段“文章”的写法时说:“不是什么让贤,我是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这部斗争史的提纲中,贾进才的角色已经成了走资派。(注:参见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353页)
  同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认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说法,说来说去总是合乎中央的最新精神,这种做法陈永贵叫作翻锅底,炒冷饭。这恐怕是陈永贵进取心太盛造成的弊病。
  关于陈永贵放弃个人发家的机会,退出好汉组办起老少组的真实动机,郭凤莲做过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办老少组的想法,是看劳力弱的同情哩。这才退去了好汉组。出于同情才带着老少们干哩。也没想到路线什么的,就是朴素的想法。而且他是外姓人,外村人,能在大寨落下来,也是这些人带的。也是一种报答,并不是与进才对着干。老少组里就有一家是带大他的。他有个报答大寨人的心思。吃大寨水长大的,要饭要到大寨的人都是这样,宋立英也是,我也是,都是外来户。咱是吃大寨水长大的人,总有个报效的心愿。陈永贵从六岁到大寨,大寨的父老乡亲把他养大,良心上过不去哩。”
  郭凤莲的这个分析很切合陈永贵的早期人生经历,如果再补充一点就更完整了:他见不得两级分化。1953年7月,陈永贵谈起自己热心互助合作的原因时说:“……我的思想,听了毛主席的话,是土改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剥削,由穷变富,必走之路。”B18陈永贵太清楚剥削和贫穷是怎么回事了。
  1952年年底的太原之行,陈永贵在那朴素的感情之外又表现出一种热切的进取心,或者叫事业心。

五、小轿车上看前程



  1952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里出现了15个亩产500斤以上的高额丰产户,陈永贵因此获得了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的资格。
  1952年12月16日,经过整整一天旅途颠簸的陈永贵一行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当时昔阳至阳泉刚刚通了长途汽车,一天还只有一趟。一路上坐在旧汽车里的丰产劳模们被颠得一阵阵地弹起摔下,一位怀孕的女劳模还因此流了产。这一段如今只用一个小时就能驶完的路竟用了小半天。尽管如此,在不久前还要骑着牲口,迈着两腿在这条路上一步一步量的县委干部和劳模们看来,能坐上这辆破汽车已经很新鲜很令人兴奋了。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朝鲜那边还在打着仗,物质条件自然很差。陈永贵这一行人就住在太原一所行政干校的窑洞式房间里。
  这一年陈永贵37岁,人生的路已经走过一半。要论名气,与他同行的昔阳县刀把口农民张老太比他大多了。张老太只比陈永贵大八岁,却戴着太行区甲等劳动英雄、太行区第一等第三名劳动英雄、山西省劳模桂冠,并且参加过开国大典。更了不得的是,上年张老太受毛泽东主席之邀,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国庆两周年招待会,会后毛泽东还给了他三个特制信封,以便遇要事直接向党和国家主席反映。当时的张老太如日中天,相当自信,恐怕也没有把陈永贵这位初出茅庐的后生放在眼里。他做梦也想不到20多年之后,他将在陈永贵副总理兼昔阳县委书记的统治下,戴着反大寨、民主派和走资派的帽子死去。
  省劳模会开幕前,一辆小轿车开到了陈永贵等人的驻地,专程来接大会主席团成员张老太。那时的小轿车还很少见,偶尔有几辆在大街上飞驶而过,山区里出来的劳模们还看着挺新鲜。
  接张老太的小车停在门口的时候,陈永贵正巧和一位县里的干部在外边站着说话。陈永贵见了小车,闭住嘴,一言不发地看着张老太上了小轿车,显出一脸复杂的表情。他见过小轿车,但是他没想到农民也能坐上小轿车,而这种事就在他眼前发生了。他目送着小轿车扬尘远去,沉默了许久,转过身来叹了一声,对站在身后的昔阳县农村科科长王富元道:“哎,你看这。一个农民干点事,上边的领导咋重视呀。我回去也要闹一番事业哩!”
  王富元闻言心里一震。看惯了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芸芸众生,忽然听到一个农民说出这番不同寻常的话,王富元强烈地感到眼前的这位庄稼汉抱负不凡,志向远在常人之上。这短短的一段话竟使他记了40年。
  陈永贵的话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刘邦和项羽初见秦始皇出巡时说过的话。秦始皇车辚辚,马萧萧,随从如云,威风显赫,刘邦和项羽挤在人群里看。刘邦叹道:“大丈夫固当如是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他们都被打动了,后来都走上了争夺天下的历史大舞台。陈永贵也被中共山西省委派来接一位农民的小轿车深深打动了,他相当自觉地登上了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舞台。这个舞台所面对的观众不再囿于亲戚邻里的小圈子,甚至也不再局限于大寨附近的十里八村,他的观众将要包括重权在握的政府大员,甚至要包括周恩来和毛泽东。
  顺便提一句:十七年之后,1969年7月,陈永贵已经当选中共九大中央委员,有了自己的专用小轿车,整天坐着跑来跑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专门为此向他提过建议。冯东书说:“老陈,我给你提点儿建议。”陈永贵说:“好。”冯东书说:“你下乡不要坐你那个天蓝色的小轿车,路那么不好,在乱石滩里走,车受不了,司机很心疼,在群众面前也太显眼,坐个吉普车就好得多。”陈永贵说:“对,对,对。”答应得很好。但他照旧坐着他的小轿车在乱石滩上跑,坚决不肯放弃。不久,陈永贵又在众人面前将冯东书痛骂了一通,说冯东书让他干这,不让他干那,谁给的权力?还说冯东书不让他坐汽车。陈永贵动辄驱逐不顺眼的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后来也被驱逐。冲撞了陈永贵的小轿车情结,大概也要算原因之一。(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271,P274)
  1952年的劳模会之后,陈永贵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山西省农业劳模。他的知名度至少在昔阳县的范围内大大提高了。
  劳动模范这种社会角色大概也是当代人的发明。中国古代倒也有一些荣誉性的社会角色,由权威方面表彰褒奖,鼓励人们效仿。不过,那时的受表彰者,大抵是以一些以毕生之力严格遵从某种道德标准的烈妇孝子忠臣义士,或是在战争中以性命相搏立下功勋的人们。于是有碑有匾,有牌坊有祠堂,这也算“求仁得仁”了。至于劳动能手,所得的奖励本来就在劳动成果之中,或财富或金钱。再说劳动基本上是一种谋生谋钱的活动,硬以荣誉头衔奖之也未免有些牛头不对马嘴。
  中国共产党人褒奖劳动能手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富国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迫切愿望,也反映了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新体制。在这种新体制里,一位劳动能手可能发不了财,但是他可以成为一位知名人士。
  陈永贵遇上了一个新世道。
六、中南海里关于合作化的争论



  1952年,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选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宣布:1952年苏联小麦产量比1940年增长48%,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马林科夫的这段话在联共19大赢得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也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显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中国的人口更多,耕地更少,粮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比苏联更尖锐、更严重。苏联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成功地解决粮食问题联系起来了,一箭双雕地既克服了粮食困难,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毛泽东在苏联的经验中看到了一举而解决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大问题的希望,不禁深受鼓舞。1953年10
  土改完成之后,中共领导层在搞不搞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没有分歧,这是一种可以称为信仰的东西。问题在于什么时候搞集体化更有利,是立即动手还是数年之后。一场围绕着步子问题的争论爆发了。先后卷入争论的一方是毛泽东、高岗和山西省委,另一方是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张闻天和邓子恢。
  按照建国初期的设想,中国农村在土改完成之后将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尊重农村的个体经济,也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话虽是这么说,一旦新富农真地露了头,许多共产党员便坐不住了。
  1950年春,东北地区的领导人高岗发现自己的管区出现了两极分化,一些农民开始卖地,另一些农民开始买地、雇工。一些共产党员也雇了长工。高岗立即宣布了五条奖励互助合作,歧视单干的经济政策,在贷款、新式农具、优良品种和劳模评选等方面压制单干户。他要求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实质就是主张土改后跨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立即向社会主义进军。
  高岗的讲话在《东北日报》刊出,同时东北局向中央写了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刘少奇在20天之后签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信中说:“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复信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又找安子文谈了此事,他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
  高岗见到刘少奇的讲话记录,跑到北京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满脸不高兴,又批给陈伯达看。于是高岗以为有机可乘,便拿这个讲话当武器开始整刘少奇,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后来高岗因权欲薰心整人过头,反而遭到批评,最终于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周恩来在批评高岗时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
  东北挑起的争论尚未了结,山西又闹了起来。1951年山西也搞开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并以此为题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报告。以薄一波为首的华北局派调查组去山西长治地区了解情况,正赶上长治地委召开的十个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议。地委认为,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省委也支持地委的主张,认为适当动摇和否定私有制没有什么不可以。调查组不同意山西方面的观点,争执起来,找到薄一波头上让他表态。薄一波出于慎重又找到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并说要批评山西省委。事后刘少奇果真在几个场合点名批评了山西,说他们存有“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薄一波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互助组内削弱私有财产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他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毛泽东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手工业工场为例,证明简单的劳动合作本身也是生产力的进步,不必非得等待生产工具全面变革之后再改变生产关系。他说得很有道理,刘少奇等人就收回了自己的观点,后来还做过自我批评。如果把东北合作化问题引发的争论叫作第一回合的话,这就是合作化之争的第二回合,山西回合。
  第三个回合可以叫浙江回合,起于1955年6月,契机是砍掉1.5万个浙江的合作社。在这个回合里,毛泽东把自己的论争对手描绘成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不幸被毛泽东讥为“小脚女人”的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邓子恢认为合作化发展不可太急太快,必须注意客观条件是否成熟。按他的指示,浙江的5.5万个合作社中一下子砍去了1.5万个社,砍得毛泽东心痛不已。1955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等人,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邓子恢为人颇有豪气,盛夏时节在农村工作部作报告,常常旁若无人地穿着大背心大裤衩,摇着大蒲扇侃侃而谈。面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厉声厉色,邓子恢仍然坚持己见,谈了五个小时,也没有退让。毛泽东道:“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当时邓子恢的部下有人劝他别为了几十万个合作社与毛主席争论,邓子恢道:“不是几十万个社的问题了,要紧的是他认为办合作社的那些条件都不必要。这怎能不讲清楚!”
  关键就在于这个“条件”。刘少奇、薄一波等曾认为生产力水平、工业化程度是农业集体化的条件,离开这些客观条件谈合作化只能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邓子恢也认为发展新社必须考虑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譬如已有的社办得如何,是否增了产,是否巩固,干部力量的强弱,作为合作社的基础的互助组规模如何,原有的工作基础怎样等等。而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条件在人的心里,在于亿万农民群众所蕴藏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断定土改之后农民有这种积极性,对此若不及时利用,等到农民不那么穷了,新富农大批出现了,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就要错过。那时再让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将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
  毛泽东对农民的内心世界的这种判断由来已久。1951年9月,山西的合作化之争尚未平息,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初稿写成后,毛泽东让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征求意见。陈伯达找到山西作家赵树理,赵树理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当时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陈伯达向毛主席汇报了赵树理的看法,毛泽东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但是他并不肯改变自己的信念,只是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见解,让那份草案不要光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四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判断更加乐观了,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紧接着他又指责那些看不到这种积极性的人:“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不折不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农民的这种认识和推崇是毛泽东的独创,也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理论根据之所在。至于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由即将开始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实践来回答了。我们将会看到,在这场巨大的历史实践中,陈永贵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所作所为将对毛泽东主席的判断和决策发挥影响,他本人的命运也与这场大试验密切相连。

七、办社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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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年底,陈永贵抱着“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回到大寨。在太原参加丰产劳模会期间,他听说了不少农民英雄的大名,其中有两位还是他的山西老乡,1952年爱国丰产金星奖章的荣获者,金星英雄李顺达和郭玉恩。陈永贵的眼界更开阔了,他知道了中国最拔尖的农民正在干什么——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回到大寨后,陈永贵立即加紧活动筹办级社。这并不太难,唯一的麻烦就是县里反对规模过大。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有49户,县里只批准他办一个30户的社,他必须动员十几户退出去单干。
  陈永贵动员了几户,可是尝到了合作的甜头的农民不肯退出去,劝急了,据说还有人对陈永贵瞪了眼,说要干就一块干,不干就谁也别干。这是认准了陈永贵能带他们过上好日子,跟着陈永贵不会吃亏。陈永贵挨了这样的顶撞心里高兴,一拍大腿说,不管他狗日的,咱给他闹个两本账,明账写上30户,谁爱查谁查,暗账写上咱49户,谁来也不给看。
  1953年2月18日,大寨的“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了。此时大寨村里出现了一幅群雄争霸的局面:陈永贵领导的合作社为一方,贾进才、贾寿元和李二和领导的三个互助组为另一方,还有几个自视其高,谁也不依附的单干户。陈永贵似乎还嫌这种暗暗叫劲的格局的火药味不浓,又叫人起草了一份挑战书,由他出面正式向三个互助组下战书挑战,签字画押,当面鼓对面锣地赛了起来。
  初级社与互助组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土地的使用权由各家各户转到农业社手里,也就是转到了社长陈永贵一个人手里。过去闹互助组的时候各家有各家的地,虽然有了换工互助,自己的地总还要自己操心。如今土地作股归了大堆,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全凭陈永贵一个人张罗,49个积极性变成了一个积极性。另外分配也成了难题。以前哪户的地里打下的粮食自然就是哪户的,如今全是社里的,各户按土地股该分多少,按出勤和贡献又该分多少也就变得十分复杂。
  那时陈永贵几乎还不识字,因此也不会记账。不过他算账算得很精,譬如他曾带头低报自家地的粮食产量,以此迫使各户在土地折股时少算股份,相应地扩大按劳分配的比重从而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账他很会算。管记账的会计叫贾承让,以前曾经读过几个月的村学。据大寨的老人说,这位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寨大队大队长小时候很捣蛋,上三个月的学有两个月是逃学,剩下一个月则是睡觉。陈永贵选中他当会计主要是看中了他不自私,不往家里捞便宜,肉烂了也是烂在集体的锅里。陈永贵管这位会计叫“万笔清”。
  一个初春的早晨,陈永贵和几个人坐在地头抽了半天烟,才见到几位社员稀稀拉拉地扛着家伙过来了。他心里直冒火。头一天说得好好的在这块地干活,可这些人来得一个比一个晚。这么下去还比个什么赛?又等了一会,他黑着脸问一位刚到地头的社员另外一个人干什么呢,“就来就来”,那位社员说,“这会该出门了。”陈永贵压着火才没有骂出声来:“我们等了半天狗日的还没出门?”
  等到人来齐了,陈永贵黑着脸训了一通话,说明天咱换个办法,在村里集合好一块上地。过了几天,陈永贵发现这个办法也不灵,在村里集合与在地头集合差不了多少,于是他又规定吹牛角号,牛角号一响谁也别磨蹭,大伙一起上地。
  办社初期农业社的管理相当混乱。开头的热乎劲凉下去之后,不按时出工,出工了又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当时去大寨检查工作的一位干部描述道:“(吹牛角)这个办法倒是社员没意见,牛角一吹大家都能到地,但是作用并不很大,做起营生倒不很起劲,……当时生产情绪逐渐消沉下去,大家感到如果这样下去不但实现不了今年的增产计划,而且会走向减产。”B20这时社员们对陈永贵的不满也多起来,说他“不民主”,“主观主义的包办”,“营生混乱”。B21
  有一天陈永贵召集了一个社员大会,专门谈这个营生混乱的问题。他这次既没有训人,也没有发脾气,上来先做了一通自我批评,并且要求大家出主意提意见。陈永贵叫一位初小毕业的社员嗑嗑吧吧地念了一份郭玉恩农业社实行包工制的材料,问大伙这个办法沾不沾,众人纷纷说好。陈永贵说,咱们以后也按这个办法来。
  那时候的大寨似乎也是一包就灵,社员的劲头立刻就上来了。一位挣8.5分的劳力一天竟干了22分的活,原定93个工才能完成的积肥任务只用62个工就完成了。遇到定额和工分定得不太合理的情况,陈永贵带头拣难做的活干,还不时挑起几个小竞赛。再加上他嘻笑怒骂挥洒自如的表扬批评,农业社很快又红火起来了。陈永贵描绘道:“过去光嫌休息的时间少,现在害怕休息时间大,做活少。这时社员说,这样不但能多做营生而且精神愉快高兴。”B22这一年的7月17日,一位县里的干部来调查了一番,对陈永贵说你领导得很好。陈永贵高兴之余略带夸张地答道:“不是学习外地经验,不用说把大寨领导得这样好,就连我自己也会领导不好。”B23
  1953年有个美好的秋天。按照当时的眼光,农业社的庄稼好得叫人眼亮,平均亩产高达240斤。与农业社比赛的那三个互助组平均亩产是180斤,四个单干户平均亩产才160斤。按百分制计算,互助组被评为75分,农业社得了95分,挑战方大获全胜。陈永贵喜气洋洋,召开了一个庆丰收大会,把全村人都叫来了。他有心扩大农业社,在会上大讲特讲农业社的大丰收。
  陈永贵正讲得兴起,一位会打铁的单干户高声插言道:“你农业社亩产二百四就大惊小怪的,我这个单干户土地不像你们好,我一亩地产它三百多斤还觉得没什么呢!”
  陈永贵顿时被噎住了。那时是晚上,看不清众人的表情,只听得会场上议论四起,乱乱哄哄。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庆丰收大会似乎没法继续开了。陈永贵问身边的党支委们咋办,支委们也没办法,一位支委说,你看吧,咋想个办法整整这家伙。陈永贵思谋了一会儿,说:“有了,我刚上县参加的会是统购统销会,国家给咱四万二的统购任务,我今天晚上就亮出来吧。”那一年是统购统销的第一年,支委们也不懂啥叫统购统销,说你就来吧,行。
  陈永贵清清嗓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好!你丰收了好!这还不好?你单干户丰收我们表扬,互助组也说丰收我们也表扬。丰收了还能不表扬?国家今年要我们卖四万二千斤粮食,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入库,咱们正想按产量分下去哩,这回还不超额完成?你报产三百,咱就按这个三百给你派吧!”
  这回轮到那位铁匠目瞪口呆了。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得多,1952年农民每卖给国家100元的农产品要少得17.9元,1953年更甚,达到23元,1978年,也就是陈永贵在中央真正掌权的最后一年,农民每卖一百元农产品就要被无偿剥夺25.5元。因此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不过中共中央也没办法,当时主管此事的陈云形容说,他是挑着一担火药,一头是黑色的,一头是黄色的。一头闹不好农民要暴动,另一头闹不好全国市场波动物价大乱。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决定统购统销剥夺农民。
  那位铁匠听了陈永贵的话,顿时脸色就变了,顾不上体面,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骂道:“我这是屁眼嘴,坏嘴!我是想自己会打铁,抽空挣点钱,不想入社。我那三百斤是假的,我也就150斤,连我秸秆算上也没有三百斤。”
  众人都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愣愣地看着铁匠和陈永贵。陈永贵冷冷地说:“你这可是自己打自己,我们没打你。三百斤是你自己报的,自己报的还能有什么假哩?这个产不能下!就按你报的数购!”
  铁匠急了,说:“你要按我报的那个数征购,我全家不用吃东西也完不成!”
  陈永贵道:“你没吃的我们不管。任务你必须完成。这个会上不给你下产!要下产啦?就是大寨这60多户人家,你挨门挨户去恳求吧。大家给你同意下产就下啦,不给你下就是不给你下!”
  铁匠没别的办法,次日一早果然挨门挨户去求,丢了大脸。B25
  这一年陈永贵在完成统购任务中充分显示了他国家至上的风格,一般农民都想少吃亏少卖粮,陈永贵则相反,四万二的任务他完成了四万五,狠狠地超了三千斤。他征购征得太狠了,次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单干户和互助组里就有些人家断顿揭不开锅了。陈永贵当着村干部,不能不管,便号召农业社里的社员们借出点余粮来。社员们不承认有余粮,陈永贵带着人挨家翻箱倒柜地搜,翻出了一批余粮解决了社外农户的断粮问题。后来陈永贵还很有道理地把这些社员的余粮说成是农业社优于互助组和单干户的证据。
  办社的第一年就这样左冲右杀地过来了,陈永贵在一连串的胜利中证实了自己的才能。是年冬,他又拿出了一份改天换地的十年造地规划,准备带领社员从根本上解决大寨的粮食问题。对于这个过程,莎荫和范银怀在那篇轰动全国,并且给毛泽东主席留下印象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中做过详细描绘:
  “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六十户人家合成一家,人们说:‘难道咱们这么大的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不过五十来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设好?’陈永贵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次又一次,争论又争论,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风水’的第一场战斗在1953年冬天开始了。
  “全村七条大沟之一的白驼沟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一个对象。白驼沟全长一里半,三丈多宽,需要打二十多道石坝。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扛着铁棍上去了。
  “当时的社主任陈永贵,作为垒坝的好手,也上去了。
  “当时的支部委员贾进才,背着铁锤、铁錾,担当了破石的战士,也上去了。
  “土改时期的老农会主任贾承运也上去了。
  “大寨满共五十个‘铁人’,全部进了白驼沟。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四个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块上,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
  “社员们见陈永贵他们干得卖力,都恨不得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来。贾金元,已经是71岁的人了。社干部见他上了年纪,要他留在村里。可他硬是进沟里,整天价和年轻人一起干。胡须上结了冰凌,他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也没修下地,如今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
  “大寨人就这样干了一个月,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B26
  首战白驼沟共投工1500个,筑坝24条,造地5亩,并使12亩地免于洪水冲刷。这是大寨村古往今来头一份大规模的造地工程,地地道道的空前壮举。大功告成之后,陈永贵豪气冲天,将祖祖辈辈叫了数百年的白驼沟命名为“合作沟”。


八、黄牛、母猪和灰驴的故事



  1955年底,大寨的富裕中农贾寿元感觉到形势又要变。这些日子陈永贵三天两头地往县城里跑。传说去年上任的那位28岁的县委书记张怀英很赏识陈永贵,要在大寨搞一个试点,土地不算股了,农具和牲口也要作价归社,从此后“黑豆碾了皮儿,光剩下仁(人)了”全靠劳动吃饭。
  贾寿元在村里是有名的精明人。凭着这份精明他当上了富裕中农,当上了互助组组长。前年陈永贵的那个初级社向他领导的互助组和其它互助组挑战,秋后陈永贵他们在场上分粮食,他躲在家里远远地看着,人家分一户他记一笔,竟有本事把初级社的总产亩产和各户所得算得一斤不差。经过那一算,再和家境与自己相近的社员一比,贾寿元认定入社有便宜可占,当年就带着自己的那组人马投奔了陈永贵。那一年陈永贵的农业社扩充人马几乎席卷了全村,靠的并不是陈永贵在大会上的神吹和整人,最起作用的还是他贾寿元的私下证实和带头入社。
  没想到形势变得这么快,才两年的功夫,土地又不算股了,牲口还要归社。这下他就要吃亏了。占便宜的是贾占元那一伙穷人。自从秋收一完他们就吵吵嚷嚷地叫吃亏,说土地分红不合理,地七劳三,过去受地多的剥削,现在还是地少的养活地多的,这些天贾寿元一直苦心算计着,却怎么也想不出既不吃亏又不惹事的万全之策。他不敢反对陈永贵搞试点,人家来头大。他更不敢说退社,如今的形势由不得他。
  毛泽东主席在1955年12月曾这样描述这一年的形势:“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当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B27
  在这种大势之下,已经与刀把口、白羊峪并称为昔阳三支花的大寨当然不会落后。折价小组成立了。陈永贵和梁便良算党支部代表,李志福为社务委员代表,李喜庆、贾耕云为贫下中农代表。一看这个阵容,贾寿元就暗暗叫苦。那陈永贵是个什么人?办初级社的时候他就带头给自家的土地压级。梁便良这个后生,李喜庆这位老汉也是陈永贵的老少组的元老,鞍前马后跟着陈永贵跑的。
  牲口农具开始作价那天,真所谓苍天有眼,县里来通知叫陈永贵去开会。陈永贵临走前和折价小组商量从谁家开始,一伙农民在一旁听着,各自心里打着算盘。贾寿元最怕的就是从陈永贵家开始,他那头好牛一旦定了低价,以后谁也别想抬起头来要个高价,一头大黄牛在头上压着呢。这个道理谁都懂,穷穷富富的各色人等便七嘴八舌地说出各种话来,局势很微妙。贾寿元也插嘴提了个建议,他提了一位家境不错又很想占便宜的农民的名字。
  争了一会儿,陈永贵等不及了,把手一挥打断了众人的议论,说:“先去我家。就这吧!”
  于是众人去陈永贵家,陈永贵去县里开会。
  陈永贵家有一头正当年的黄牛,一头快下崽的老母猪。陈永贵事先给梁便良等人撂下话了,叫他们只管往低了折。这是一场奇特的讨价还价,与陈永贵关系密切的人压价,家里有牲口的人抬价,经过一番心照不宣的较量,黄牛的价格定为100元,比市面上的价低了三四十块。老母猪折价70元,尽管那一肚子猪崽就可能卖到这个数。1955年大寨村人均年收入为43元,陈永贵一家和他本人在吃穿用方面又极俭省,这一笔损失应该不是无关痛痒的小数。
  陈永贵开会回来,一听到这个数马上就去找社主任贾承让,问他咋给折了这么高,逼着贾承让拿出帐本来给他降低牛价猪价。贾承让自然拗不过陈永贵,拿出帐本,按陈永贵的要求把牛价改为80元,猪价改为50元。这一下陈永贵又差不多损失了一个人一年的人均收入。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陈永贵那只入了社的老母猪下了一窝11只猪崽,市价77元。
  轮到给贾寿元家的老驴作价了。贾寿元将老驴细细地刷了,一身毛看上去又光又亮。只是村里总共才60多户人家,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身油光水滑的皮毛又骗得了谁?经过一番暗暗叫劲的讨价还价,折价小组给了18元。按说这个价还算合理,可是贾寿元在土地无偿入社这一块上早已觉得吃了大亏,窝了一肚子气,想在牲口作价上捞回一点损失又未能如愿,一怒之下,便把驴拉到集市上卖了。他没有想到,与他心思相通的人并不少,供多求少,牲口市场不景气,结果一头驴才能卖14元。
  贾寿元进退两难。不过气哼哼地把驴拉出来了,总不能再拉回去,再说到手的毕竟是现钱,不是一个几年内还清折款的许诺。贾寿元咬着牙把驴卖了,一路自我安慰着回了村。
  刚进村,就有人向他打听卖驴的情况。一向以精明著称的贾寿元丢不起脸,就发着狠报了个数:“二十二块!”他气哼哼地说:“农业社亏人哩!作那么低的价,还不给现钱!”
  此言一出,大寨村里立刻大乱。已经作完的价遭到普遍的非议,人人都嫌价定低了,都威胁着要把牲口牵到集市上去卖。有的人当真就把牲口拉走了,还有五户趁着农具尚未作价,扛着家当星夜送往外村的亲戚家,折价小组陷入困境。
  这时陈永贵又干了一件后来载入大寨路线斗争史的事。他揣着一笔私人积蓄去了集市,拔着尖买了一头小骡子一般的大灰驴。晌午时分,陈永贵牵着大灰驴回了村,众人见了都觉得怪,问他买驴干甚?陈永贵道:“入社!”众人又问多少钱,“九十!”陈永贵说。
  “九十?”贾寿元说,“一百五也买不来呀。为了压价,陈永贵什么干不出来哩!他这是想着点子制人哩!”
  感到自己吃亏了的社员都觉得贾寿元说得在理。陈永贵干得出这种事来,立刻就有人推测说陈永贵准备贴上六十块钱,只要能稳住阵脚,顺顺当当地办起高级社试点来。
  陈永贵显然早有准备,掏出一张税票摆了摆:“税票上写着哩。”
  大家接了一看,果然白纸黑字地写着,还盖了红红的官印。既然这头小骡子也似的大灰驴才会值90块,贾寿元的那头老驴必定卖不到22块。在这方面庄稼人的眼光极毒。于是众人又问贾寿元,贾寿元不说话。陈永贵道:“我替你说了吧,你那头驴卖了14块,我在税务上查啦。”
  七十年代出版的《大寨人的故事》把后面的情景描绘得很富于戏剧性。陈永贵话音刚落,一些拉着牲口去了集市的人垂头丧气地牵着牲口回来了。大家异口同声地指责贾寿元骗人,贾寿元也马上低头认错,承认自己骗了人,还承认自己卖了低价是怕拿不到现钱,是怀疑农业社说话不算话。陈永贵则当场宣布:“明年,作价的现金全部还清!”贾寿元听了追悔不已,那些扛走的农具当天又扛了回来。
  这一段描绘可能是作者在追求戏剧性效果,按照陈永贵本人的说法,贾寿元表示追悔并承认自己当时怀疑农业社的偿还能力,应该发生在一年之后。那时农业社果然清偿了所有欠款。
  1955年12月26日,折价小组胜利完成任务,“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毛泽东主席的生日里宣告成立,陈永贵任社长。
  又过了十多年,大灰驴死了,它被做成标本放进了大寨展览馆。见过它那张皮和一对老老实实的玻璃眼睛的人不下百万。

九、大跃进



  “打开最近各地的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向自然大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厂矿企业的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这段热情洋溢的话是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开场白。社论的题目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宣告:“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B28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只用七年的时间就跨越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只用七年的时间就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消灭了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真是太高兴了。他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B29
  毛泽东绝对有理由高兴,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比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干得要漂亮得多。斯大林从农民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这个前提出发,自上而下地用强制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动乱,大片土地荒芜,大量人口和耕畜死亡。而毛泽东则从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前提出发,搞群众运动,在亿万农民的欢呼声中好象是“自下而上”地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到处是增产的消息,到处是敲锣打鼓的欢庆。
  现在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用什么办法搞社会主义。苏联的经验就在那里摆着:严格的计划、等级分明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在物质刺激下劳动的人们。毛泽东不喜欢这种缺乏革命气氛的万马齐喑的状态,他坚信“人是有一点精神的”,中国革命的那种藐视一切人间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和发动群众闹翻身搞合作化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又浓墨重笔地强调了这一点:“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B30
  毛泽东主席选择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路,大跃进的路,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爆发的路。的确,中国人民有着奔向美好生活的强烈热情,也有着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真诚的信任。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加上各级干部和大小报纸的推波助澜,群众的积极性爆发出来了,这种纯洁的热情和种种不那么纯洁的热情交织在一起迅速膨胀,最终失去了控制,走向了反面。一位英国人评论说: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国看来能通过有组织的千百万民众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而使全世界感到惊奇。北戴河会议的结果,却使1958年全国取得的真正的经济成就,被中国领导人的灾难性的狂热自负掩盖了。”B31
  1958年8月前后,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的“卫星”令人眼花缭乱地腾空而起了。下面这几则1958年的新闻报道颇能体现当时中国农村的时代风采。
  新华社7月31日讯:湖北长风农业社早稻亩产15,361斤。
  新华社8月9日讯:安徽高丰社试验田开放大红花,早稻亩产16,260斤。
  新华社8月12日讯:湖北麻城建国第一农业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56斤。
  据《人民日报》8月18日报道:广大农村大办农民公共食堂、托儿所、洗衣组、缝纫组,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
  新华社8月29日讯:湖北长春社一亩产中稻43,869斤。
  新华社9月4日讯:广东田北社中稻亩产60,437斤。
  整个中国似乎都疯了。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刘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者以极稳健极老到的笔调写道:“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值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说来像很平常,一点不神秘。一般的社值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记者康濯的文章《徐水人民公社颂》,文中的四个小标题如下:“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文章的结尾是极热情的:“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作为“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永贵在这段时期似乎也没有落后。据《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记载:32
  “在广大社员提出‘种种作物元帅升帐,样样庄稼卫星上天’的豪言壮语口号的同时,社主任陈永贵,第二生产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才,就以冲天的干劲,采取革命的措施,亲自下手,在后底沟培养了3亩玉米丰产田,……经过了党委和该社卫星田验收委员会监收监打,每亩产到14,436斤。从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可以说明,他们真正具备了‘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的共产主义风格。”
  “昔阳县大寨新胜农业社主任陈永贵,第二生产队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才,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耀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大胆想、大胆干的精神,在神土角,干圪梁上亲自种植了二亩谷子试验田,经过县、组监收监打,每亩平均实产14,124斤,超过1956年最高年产量230斤的62,6倍。它打破了部分人生产到顶的思想。树立了谷子高产丰产的大红旗。”
  “大寨乡新胜农业社,春耕一开始,社主任陈永贵就领导全体社员开展了反保守、破常规……他们的口号是:全党全民搞丰产,干部带头跑在前,队队保证放卫星,争取秋天上北京。……社主任陈永贵为了在高粱上放卫星,他亲自培育了1,2亩高粱,经县、乡验收委员会监收监打,共产高粱7,650斤,平均亩产7,500斤。”
  “1958年8月他(指陈永贵)从报纸上看到河南新乡专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后,马上到武家坪等七个村进行活动,建议共同创办人民公社。他的这个建议获得了周围各村干部群众的赞同,然而,却遭到了大寨本村多数社员的反对。大寨群众说:‘咱大寨骡马成群,猪牛满圈,存款上万,粮食堆成山,和他们合在一起,不是自找亏吃吗?’陈永贵同志当即向本村社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创办了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
  陈永贵说服大寨社员甘心情愿地让外村人“共产”的方式是很朴素的。首先他声明:“过社会主义光景,不能只咱大寨过,要全县全国人民一齐过。”接着他又补充道:“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事情既然迟早总得办,倒不如把挨批评变成受表扬”。B33对这种补充,大寨社员大概很难找出反对的理由。
  陈永贵创办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场面相当壮观。1958年8月21日,他领着七个村的代表共64人,声势浩大地进了县委大院,请求“立即批准”他们办人民公社。县里的领导人当然高兴自己的治下出现了这种新生事物,马上就同意了。三天后的上午,陈永贵又在武家坪组织了大会,上千位农民参加,会场上锣鼓喧天喜气洋洋,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了。
  两个月后,陈永贵又在大寨办了三个公共食堂,一度还实行了部分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吃粮不定量。恐怕不能说陈永贵办食堂纯粹是为了赶时髦,他好像发自内心地觉得应该这么搞。有一位富裕中农成份的社员说了公共食堂几句怪话,陈永贵就动了怒,声色俱厉地说:“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总路线和社会主义!”那位富裕中农被镇住之后,陈永贵又说:“我们的公共食堂保险搞对了,不然的话富裕中农不会反对。”
  在当时,大寨的公共食堂算是办得好的,现在回头看来,食堂的伙食实在不怎么样。县妇联在一份经验总结中写道:“办食堂一年来,总共吃白面饺子八顿;蒸馍四顿;油果一顿;烙饼一顿;拉面一顿;大米干饭四顿;生活吃得好,粮食用得少。”
  尽管一年才吃了19顿细粮,日常生活仍然以窝头稀饭为主,陈永贵却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不远了。他坚信不移地说:“这一辈子一定要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说起来也真怨不得陈永贵,毛泽东主席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念头。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主席接到了一份关于某县“五年进入共产主义”的报告,毛泽东读着读着不由得陶醉了,提笔批道:“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
  1958年大寨人的人均年收入只有67元,过惯了苦日子的大寨农民却以为生活很不错了。这种情绪在当时的一首赞美大寨新生活的诗歌中表达得相当动人:
  “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味美香。
  七天生活一改善,过节过年宰猪羊。
  “家家铺盖叠成堆,每人平均五身衣。
  春夏秋冬各一身,还有一套省穿衣。
  “群众文盲已扫完,全党全民闹红专。
  晚上音乐伴演唱,演唱歌声震山川。”
  陈永贵积极,陈永贵兴奋,但是对当时的风尚潮流,陈永贵也不是全盘接受,一切都跟着跑。
  1958年年底,陈永贵到太原参加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他带了一份讲稿,讲他们大寨怎样鼓足干劲拿下了平均亩产540斤的成绩。按说这个成就已经很可以了,陈永贵在六年前才搞出了15户平均亩产过500就到了太原开会,这次全村的产量都过了500斤。他的自我感觉挺不错,谁知刚到太原,有几个人就私下给陈永贵透了点风,说:“你赶快改文章吧!你们这个540多斤可是上不了榜呀!”
  陈永贵当然愿意上榜。他当时着实思想斗争了一番。后来他说:“改文章,就能上榜,很光荣。但是又想到亩产540斤,这是群众一场一场打的,一秤一秤过的,要是改了文章,说成双千斤,回去后怎么向群众交账!”“我说,社会主义贷下饥荒,共产主义也还不完,我不干那事。那次上了榜的人去北京开会了,我没上去。”B34
  这次陈永贵顶住了上北京出风头的诱惑。他毕竟生活在大寨,信口开河地胡吹一通,回到村里恐怕不好做人。他对另一位劝他改文章的人说:“出席不了就出席不了,反正你不能改我的文章。”
  1958年昔阳平调共产风大盛。大寨所属的城关公社想办一个万头猪场,就占了河西大队14亩地,同时又向各村派劳力修猪场。摊派到大寨头上,陈永贵说:“我们养了360头猪,自己的猪场还没修起来呢!”顶住了不派人。公社支使不动大寨便支使别的村子,调来劳力把猪圈盖起来了,却又没有猪。公社又摊派要猪,大寨派了几十头。陈永贵又顶道:“你别说几十头,一头也不能调给你。”死活就是不给。后来又调粮,陈永贵不是那句话:“别说一千五”,一斤五两也不给。”B35
  城关公社的干部窝了一肚子火,又不敢把这位省劳模怎么样了,就向县委反映陈永贵谁的话也不听,骄傲自满,老虎屁股摸不得。县委书记张怀英道:“你们别管他。”不让碰陈永贵,让他平安无事地过来了。
  几年后昔阳反“五风”,基层干部们发牢骚,说上边逼着下边刮风,下边不刮怎么办?县委领导答道:“大寨不是顶住了么?陈永贵顶得住你们怎么就顶不住?”呛得这些基层干部气鼓鼓的无言以对。陈永贵听说此事后笑骂道:“甚也是他们有理,该顶还是得顶!”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的作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他的巨著的导言中,这样有褒有贬地评论大跃进:“中国领导人的希望是争取达到一个经济上的突破,以使中国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对自然和经济客观规律的轻率态度以及他们急躁冒险的行为导致了灾难。但是,跃进战略的基本构想是正确的。广泛动员农民群众被经济学家看作是把剩余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发展中国的合理方案。”
  的确,中国一穷二白,但是有的是人,有全世界最充足的劳动力,问题是找到一种适当的形式把他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去。
  1958年7月,昔阳县委决定组建一支3.5万人的社会主义生产协作大军。生产大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野战性质的,以复员军人为骨干,以骨干民兵为基础,吸收一般民兵,编制为一个指挥部,六个科,十一个团四十六个营,共计1.15万人。野战大军干部配备精干,随时准备外调。另一部分是一般性的生产大军,人员18岁至45岁,吸收精干的妇女参加,在本县本乡境内调动。野战大军组建不久,即有2,598名男女劳力调往县境外的汾河水库和白次铁路工地,2.1万劳力调往在昔阳境内同时上马的石门口、郭庄等五大水库工地。
  石门口水库是昔阳历史上的第一座水库,水库石坝高12米,长15米,企图拦截蓄积南峪河道中的清流。由于施工盲目,未经勘测,坝成后泉水穿越坝底在坝外侧出露。如今这个水库已经被洪水淤积成平地。当时昔阳境内火爆爆地冒出的许多拦洪、拦河水库,由于施工粗陋基本无法使用,如今已全部不复存在。
  唯独郭庄水库,纯碎靠人海战术苦战而成,坝高31米,全长550米,底宽125米,至今巍然屹立,8000亩农田受益30多年,松溪河两岸和昔阳县城免受洪水危害30多年。它是238万个大跃进式的工作日的结晶,也就是一万人苦干238天的成果。
  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如《人民日报》宣布的那样每天有一亿人上阵兴修水利,超额十倍完成了1958年水利建设的高指标。超大规模的建设伴随着大面积的报废,中国人民用辛勤劳动的汗水写下了中国水利史上这教训惨痛而又成就辉煌的一章。
  陈永贵也随着全中国人民一起发热,一起为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前景而兴奋。同时,他又遵循大跃进的原则,利用思想政治工作,凭借行政手段和集体化的生产组织,动员农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广泛动员农民群众,把剩余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大跃进战略,在陈永贵手里形成了一套路数,一套可以称之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大寨模式的雏形的东西。正是由于这方面的根底,大跃进时期那些耀眼夺目的流星一旦陨落,陈永贵便可能作为一颗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明星冉冉升起。

十、陈当家的之一:狼窝掌之战



  土地归了大堆,陈永贵当了家。他立刻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十年造地规划让大家讨论。
  庄稼人爱地,不反对修地。可是工程大了,听起来险了玄了,便难免有点二话。
  “干甚不成哩?非要修梯田?误工多,得利少,粮食能卖几个钱?
  “劳力少,任务大,什么时候能完成?”
  陈永贵感到这个会要砸。村里不少精明人——通常是富裕中农——都对他的十年造地规划不感兴趣。他听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火气一阵阵地往上窜。这些富裕中农都想显能哩,东捞俩钱西捞俩钱就能富了?陈永贵叭哒叭哒地大口抽着烟,尽量压着火气,耐着性子。会前说好的,十年规划是大家的事,要“民主民主”,“少数服从多数”。
  陈永贵自小挨饿,对粮食和多打粮的办法自然想得多,想来想去的越想越深,最后就落在了土地上。大寨当时有300多口人,800多亩零零星星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薄地,人均不过两亩半。那大寨又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人均这一点薄地,稍微闹些灾就难免挨饿。陈永贵是个爱想事的人,走路搭拉着脑袋时常琢磨,如果把这4700多块薄地并成大块,浅土垫成厚土,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旱涝保收,大寨人自然饿不了肚子。只是这个工程太大,就说那一条狼窝掌沟吧,长约三里,宽约四丈,下点雨就山洪咆哮,能卷走一百多斤的大石头,治理起来真不是容易事。
  “瞎胡闹哩!”反对的话越来越重了,“你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常言道: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你有多大本事敢跟龙王爷斗?”
  “对着哩!河沟是谁走的路?河是水走的路!你把河沟修成地,水往哪里走?一水冲了你,还不是白误工?你们这伙干部是寻上事丢人哩!”B36
  陈永贵很希望说话的是个地富分子,那样他就可以来个敲山镇虎,杀鸡吓猴。十多年后他谈起这段事,也果然随心所欲地把反对者说成了“地富反坏分子”,B37可惜当时他无法随便给人改成份。
  “胡来么!”一位姓贾的摇头说,“要是能改,老辈了早改了,还轮得着你?”
  陈永贵压不住火了。他最不爱听这话,他就不信他领导的农业社不如旧社会。陈永贵冷冷地问道:“旧社会能改?你旧社会就能改变了?嗯?”他显然抓住理了,连珠炮一般地追问那位说漏了嘴的姓贾的社员:“你怎么改变?那山是谁的?地是谁的?你怎么去改变?现在的山是谁的?地是谁的?坡是谁的!过去是什么制度?现在我们是什么制度?”
  反对者沉默了。陈永贵训人喜欢抛出一连串的问句,他又问道:“你不创造条件,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天上会给掉下来?它自己会给你跑出个好条件?它能不能自己跑来?你改造它嘛!已经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了,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你还没有力量改造它?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斗一斗怕什么呢?”B38
  饶是陈永贵咄咄逼人,他的那个十年规划也没能通过。反对意见自有它的道理,几顶政治性的帽子在当时还压不服人。
  陈永贵也绝对不是轻易退却的人。第一次会议失败后,他开始在下边活动,积蓄力量,准备再开一次会。十年后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拉票活动:“土改时候的老贫农、老雇农们,和我一起扛过长工,打过短工的二十多个人还都在,我就叫上他们,和他们商量,跟他们开座谈会,研究如何发展。”陈永贵确实找对人了。这些老实本份的庄稼人除了卖力气没有更多的挣钱本事,也就没有富裕中农的那些花花肠子。庄稼人可不就是种地修地么?老贫农们豁出白干一场也要支持陈永贵试试。陈永贵描述道:“他们说,‘那就这么干吧,咱还怕贴上什么?要贴也无非贴上点劳力,它还能贴上咱的庄窝土地,牲畜农具?’我说这很好,只要你们带起头,把那些少数人带起来,再一开会,就开成功了。果然,理直气壮地和自然斗争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少数不同意呢?他们说,少数服从多数,搞吧,民主啦!”B39
  1953年治白驼沟,1954年治后底沟,1955年冬,大寨人初战狼窝掌沟。陈永贵、贾来恒、贾进才等干部打头阵,率领全村50多个劳力,顶着呼呼的北风,搬着冰冷的石头,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
  1956年雨季,一场大雨过后,狼窝掌山洪爆发,将38条石坝连同20多亩庄稼一扫而光,反对派的警告不幸言中了。可以想象,陈永贵当时处境极其艰难。“一冬辛苦一水漂,千日打柴一火烧。”一意孤行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陈永贵该怎么交待?
  他一言不发,跑到狼窝掌转上转下,含着烟袋蹲在冲毁的石坝前细细琢磨。他看出道道来了。石块小,容易被冲走;根基浅,表土一动坝就塌;冬季施工质量不高,活干得粗,垒得不结实。陈永贵要再干。
  当时劝他歇心的人不少,说风凉话的也不少。陈永贵故伎重演,再一次找贫下中农要求支持,又加上找反对者个别谈话,最后勉勉强强总算是把人马拉起来了。这一次,他们将每条石坝的厚度由一层改为四层,根基加深,石块加大,山坡上又刨满了鱼鳞坑以防山洪形成。没想到1957年夏一场大雨,大坝和庄稼又被冲了个干净。
  陈永贵描述当时的形势:“这一下可不仅地富反坏反对,他当然反对了,贫下中农也动摇了,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群众意见都提得对,不要搞,就是非要搞!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还要再搞?’”B40
  一天,贾进才遇见了陈永贵,问道:“今年还干不干?”陈永贵想干,他又琢磨出了一个新道道,叫做“石坝底宽像塔形,坝身里弯似弓形,基础牢固占地少,弓背朝里冲不倒。”再加上石灰和水泥灌缝,上游修蓄水池,顺沟修排水渠。他觉得这么干肯定能成功,可是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他怎么开口?陈永贵反问贾进才:“你说还干不干?”贾进才道:“我说,要干。咱们豁出去三次五次失败,总要把它干成。叫那伙不满意的人看看,是属龙的沾还是属熊的沾!”
  陈永贵大受鼓舞,感到腰杆子硬多了。他开始以思想动员和施加压力相结合的手段组织新的力量。在支部会上他责问一位说群众反对修狼窝掌的支委:“群众?你把界限划清点,你群众里面包括谁?你把地富反坏也包括在群众里边了。……以后反映情况,一律不能借群众反映,这里边有个阶级性,要用无产阶级观点来分析。”B41
  陈永贵这样描述他做思想动员和施加政治压力的办法:“我们开不同类型的会议,看究竟是谁反对,哪方面占的比重大。党员会呀,青年团会呀,贫下中农会呀,从各种会议上的情况来看,个别思想不健康的贫下中农有点意见,反对的还是地富反坏。……”B42
  开这些会议的时候正是反右斗争声势逼人的关头,陈永贵施加的政治压力应该是有效的。不过,无论陈永贵怎么善于鼓动和施加压力,农民们不合作不支持也是白搭。大寨的那些庄稼人宽宏地原谅了陈永贵应负大部分责任的两次惨败,继续拥护他的改变穷山恶水的新计划。
  莎荫和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贫下中农座谈会也开得火热。他们说:‘我们属龙的还不如他属熊的?’‘怕吃苦的是谁?是地主,是富农!’大寨党支部的腰杆更硬了。陈永贵含着感谢的眼泪说:‘要退东吴兵,还得自己人。’
  “这次任务更艰巨,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大坝是两丈五,灌浆用的石灰就要六万斤。土坝用的石头要从山上开,要从山上运下来。几万方土被冲走,几万方土又要重新垫起来。
  “这样巨大的工程只能靠人的两只手、两个肩膀来完成。计划一公布,社员们都争着上前线。开工那天,全村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七户社员全家上阵。当时,只有60多个劳力的大寨,就有70多个人出了工。
  “大寨最老的共产党员贾进才在旧社会扛了半辈子长工,他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还吃不饱肚子。农业社成立,他一头扎到社里,恨不得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他担负着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家具上了山,严酷的冷风把他的双手冻裂了,手上的血染到了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
  “开工的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贾进才像往日一样,早上起来,拿了一把扫帚进了山,把工地上的雪扫开,打碎冰凌,又叮叮当当干起来。太阳升起来了,上工的社员给他捎来饭,揭开一看,已经冻成了冰疙瘩。贾进才拿起来就啃。……”B43
  据说实际上并不是拿起来就啃,也想把饭热热,奈何雪太厚,找不着柴禾。贾进才道:“心热不怕饭冷,管它狗日的冰不冰,吃下去自然就热了!”于是才啃起来。旁边的社员见了心里感动,就有人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却笑着说:“狼窝掌20多条大坝,哪条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莎荫接着写道:“第一生产队长梁便良和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等四个人,在没膝深的大雪里抬着大石头从山上往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滚成雪人,却天天超额完成定额。”
  大寨农民的这些战天斗地的事迹随着《人民日报》和各种宣传机器的影响传进了中南海,传遍了全中国。到了七十年代,这类景象就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学大寨运动的经典场面。
  如此苦干了27天,三战狼窝掌提前三日完工。狼窝掌终于拿下来了。16年之后,陈永贵谈起三战狼掌时说道:“现在这条沟产的粮食,就足够大寨大队全年吃了。”如果第一次不想干,第二次失败索性不搞了,哪还有什么狼窝掌地呢?”
  1953年至1962年,大寨造地十年,改沟七条,胜利完成了第一个十年造地规划。结果也正如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他们……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
  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就是说,陈永贵这位当家人每年都要以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成果的十分之四用于“置地产”,以解决人口与耕地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此十年不改,二十年不改,以至终生无悔。无论从志气还是从组织工作和艰苦劳动所必须付出的巨大努力来说,真是难为陈永贵,难为大寨人了。
  据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登记,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夜24时,中国人口总数达601,938,035。以全国15亿亩耕地计算,人均耕地2.5亩,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这个2.5亩正好是那个时期大寨的人均耕地数。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这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当家人与陈永贵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他早晚有一天要下功夫解决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矛盾,早晚有一天要找一个成功地动员丰富的人力资源以解决这个矛盾的样板。

十一、陈当家的之二:深刨与浅锄之争



  1958年夏,又到了锄玉米的时节。这一年出奇地风调雨顺,满地的玉米长势喜人,草也长得疯狂。
  这时候陈永贵又闹开新道道了。该锄草就锄草吧,上千年来就是用锄头锄,陈永贵偏偏叫劳力们扛上头下地,他要改锄草为刨草,而且要深刨,刨到七八寸深。
  虽然那是一个争放卫星的年头,什么稀罕事都有,可是锄草用头也未免太出格了一点。社员们就七嘴八舌地嚷嚷,告诉陈永贵自古就是用锄头锄草的,从来没有听说用头刨草的。刨深了要伤根,秋后要喝西北风。陈永贵开头还讲道理,说深刨就是好,地力能提高,能抗旱,能抗涝,同时还能清杂草。他讲了一大堆深刨的优越性,社员们只是冷笑。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自古吃面条都用筷子,你非让人家用铲子?任凭你说出一朵大红花来人家也不服。于是陈永贵也就不再讲理。谁说了算?当家的说了算。陈永贵曾经明确地讲过:“家有十五口,七嘴八舌头,咱可不能让社员愿意怎样就怎样。必须有个一主一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社员们扛着头下地了。开头大伙还尽量地把头当锄头使,浅浅地刨个地皮,可是陈永贵不答应,他在后边督着,非让深刨七八寸。深刨七八寸还不伤了根啦?陈永贵说伤不了,不怕。一些社员动气了,说你非要拿头刨,那好吧,非把地搞坏不成。一伙人憋足了劲,像打夯一样喊开了号子:“深刨!深刨!深刨!”一镐下去就是一尺,豁出去了,冲着玉米苗的根部使劲招呼。
  这下子陈永贵反倒心虚了。办互助时,陈永贵有半分大的一块地,种的是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用头深刨了一次,刨下七八寸深。没想到这一刨反而刨出名堂来了,半分地打下120斤。头一年他又试验了一次,和贾承让比,一个深刨一个浅锄,结果也是他赢了。可是那些地块毕竟小,深度也不及一尺。这会儿他眼巴巴地看着社员们赌气喊着号子,一镐下去就是一尺,有心制止吧,又不好开口。“叫深也是你,叫浅也是你,什么话都叫你陈永贵说了。”陈永贵预感到这些话在等着他,他干脆不再说话,自己刨自己的去了。
  几天后下了一场急雨,这场雨居然没有下山,全蓄在刨得坑坑洼洼的玉米地里。玉米喝足了水也迅速长粗长黑,茂盛得如深刨技术一样罕见。这一年,大寨的亩产一跃而过黄河,达到543斤,比全县的平均水平高出370斤,一亩顶人家三亩的产量。虽然这个产量比那些胡乱放出的双千斤的卫星逊色多了,陈永贵也没有去成北京,在村里他可算不折不扣地放出了卫星。反对深刨的人谁也不吭气了,陈永贵则开始大会小会地总结经验,将深刨的好处总结到六条之多。
  1能大量蓄水,增强抗旱防涝能力。2便于作物生长,不会伤害了主根。3通过深刨,把犁底的冷、寡、死土翻上来,表土翻下去,有利于土壤熟化。4深刨后,土壤空气流通,有利于微生物生长。5有利于斩草除根。6有利于秋耕。
  到了七十年代,昔阳的农民们都被陈永贵逼着搞深刨。八十年代没人逼了,昔阳的农民们还在深刨。九十年代仍在深刨,不深刨反而觉得心里不安生了。农业耕作技术是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代代人积累起来的,陈永贵创造的深刨法已经溶入历史,成为地少人多、精耕细作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深刨后来与深耕深种统称为“三深法”,并且成为培养大寨海绵田的基本手段之一。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发给大寨一张奖状,上面写道:“为表扬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者,特颁发此奖状,以资奖励。受奖者: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完成成果:大寨海绵田。合作完成成果:1大寨海绵田的研究(科技组);2农田基本建设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经验;3粪便垃圾无害化处理及卫生学评价(科技组)。
  陈永贵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
  六十年代初,大寨种了几百棵苹果树。这些树是山西的另外一位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派人专程送给大寨的。大寨人种得精心,几年下来把苹果树侍候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煞是好看。可就是不怎么挂果。陈永贵着急,请来了一位后来当了山西省农科院副院长的果树技术员。那位技术员在苹果园转了转,说这些树长疯了,得剪枝。于是就剪枝。
  剪了几天,陈永贵上山去看。只见果园里遍地狼藉,大枝小杈散落了一地。陈永贵心里忽地一下,火气就开始往上冒。他找到那位技术员,正看见他拿着一把锯吱吱嚓嚓地在锯一枝大树杈呢。吱吱的锯声叫陈永贵听了心疼。
  陈永贵说:“长了好几年才长成个这,你就给剪了?你这是把大寨人的心给剪了哩!”那位技术员看了陈永贵一眼,说不剪不结果,手底下仍然不停。
  陈永贵火了,狠狠一摆手,说:“你别剪了!你走吧!你也别再来了!”
  那人也拗,说:“好,我给你留几棵,做个对比,我明年还来哩!”
  轰走了果树技术员,陈永贵拖了一枝锯下来的大树杈,气冲冲地回到场院开了个现场会,痛快淋漓地把那位被赶走的技术员大骂了一顿,解气解恨地扣了许多挺吓人的帽子。
  次年春,未剪的果树花繁叶茂仍然挺好看,剪过的果树却枝叶疏朗透着一股力量。夏末,那位被赶走的技术员果然又回来了,只见过剪过枝的果树硕果累累,留下做对比的那些树只挂了些零零星星的小果子,劲全用在长枝叶上了。陈永贵叹了,说不信科学就是不沾。
  陈永贵倒不隐瞒自己在这方面的丢脸事,他后来多次以此为例告诫自己的部下:“在技术上可不敢傲慢,可不敢翘尾巴哩!”
  从1953年到1963年,大寨采用的新技术有整整一套:密植方面有“三不空”,套种方面有“四不专种”,良种方面上了金皇后,肥料方面推广氮肥磷肥和秸杆还田,栽培方面搞了大面积幼苗移栽和一季改两季的试验。与此同时,大寨的平均亩产与全县的水平也迅速拉大,1953年大寨一亩顶人家一亩三分八,1958年一亩顶人家三亩,到大灾的1961年和1963年,大寨的一亩竟比全县平均水平多产粮553斤和529斤,一亩地顶人家的三亩半。这在全国人民都饿肚子的年代自然是非常引人注目并且引人深思的。《人民日报》曾经很道理地发问: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是一颗太阳照,同是一个党领导,大寨做到的,你们为什么做不到?
  对于这样尖锐的大问题,用陈永贵自幼如何如何的说法当然搪塞不了。只可惜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不知道他是什么看法。


十二、陈当家的之三:公私之斗



  集体化时期,几乎每个村庄都发生过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一些社员有意无意地把猪或鸡撒出去,这些家伙便大模大样地进了集体的庄稼地,吃饱了肚子再摇摇摆摆地回家下蛋。因此北方农村有流传颇广的“鸡嘴巴对准集体,鸡屁股对准自己”之说。队干部们对于鸡和猪的进犯通常是高度警惕的,稍有松懈就可能导致全村的猪和鸡倾巢而出。
  大寨的社员也有私心,也玩撒鸡放猪一类的占小便宜的把戏。一天,陈永贵针锋相对地宣布了一条规定:各家各户一律把家里的猪关好,从明天起,只要在庄稼地里逮住了猪,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罚玉茭一斗。
  第二天,陈永贵叫他老婆把猪放出去。他夫人不愿意,说了几句,陈永贵急了,一瞪眼:“叫你放你就放!”说完就出了门,召集了几个干部绕着村检查新制度的执行情况。
  这一圈转到一半,陈永贵家的猪也到了庄稼地。这些干部们彼此极熟,认谁家的猪几乎像认谁家的孩子一样准确。一位村里的干部低声对陈永贵说:“老陈,你家的猪……就算了吧?”陈永贵没说话,甩开大步直奔大队的库房。另位几位干部在后边跟着。
  进了库房,陈永贵提上斗,说:“走,到我家装玉茭去。”
  从此大寨便结束了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经常地体现在每天的生产劳动上。大寨的社员也想多挣工分少出力。
  1961年夏季的一天傍晚,陈永贵像往常一样在收工之后绕着道往家走,一路上看着庄稼和农活质量。半路上,陈永贵遇见了二队队长,便聊起了当天的营生。二队长似乎是有意等着他,一开口就诉苦,说是定额太高,社员们铆着劲干一天也就能锄七分地,叫他反映反映,把定额调低点。陈永贵瞥了二队长一眼,问:“你的看法哩?”二队长说:“恐怕是定额高。”陈永贵沉默了一会儿,说:“咱们试试看。”
  第二天,陈永贵扛着家伙跟二队上地干活了。他和社员们打着哈哈说着嗄话,还闹了一次比赛。欢欢喜喜地一天干下来,二队人均锄地1.2亩。
  收工后,陈永贵跟二队长一道走,陈永贵问道:“你看是什么原因?”二队长张了张嘴,却找不着话说,干脆耷拉着头不吭声了。B44
  陈永贵“斗私”的基本手段似乎就是以身作则。这一手往往令人惭愧从而大获全胜。
  1961年春季锄小麦时,队干部们把各个地块都号了分,社员们掂量着工分挑肥拣瘦。离村不远有一块二亩大小的麦地,几位社员说好了要锄这块。走到地头一看,发现这片地里的草多,便后悔了,躲到别的地块去了,摞下这块麦田没人管。陈永贵过来也没说什么,自己挑了这片麦田锄了起来。
  那几位社员见陈永贵黑着脸闷头干活,心知不妙,预感到阴天之后就要打雷下雨。一位社员预言道:“这下可该挨训了。”没想到阴渐多云最后转晴,陈永贵不但没训人,反而做了几句检讨。他说:“定额搞得不合理,是我们干部主观,脱离实际。如果大家去锄了就要吃亏。”这几位社员听了如此通情达理的话顿时惭愧起来,赶紧让着说,“是我们不对,不该挑肥拣瘦。”B45
  陈永贵也有彻底翻脸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公私之争涉及到制度,涉及到国家利益。
  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阵子大鸣大放,动员老百姓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陈永贵几乎是每场运动都要冲在前头的,这次鸣放部署下来之后,他也向县委领导表示要搞好。搞好的关键呢,陈永贵对县里的干部说,就是看能不能动员社员们给他本人提出有分量的意见来。谁在大寨代表共产党?这是明摆着的。
  陈永贵当真动员了几次,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可是成效不大。陈永贵想了几天,冒出来一个主意,就找县里派来的驻队干部郝兑元商量。陈永贵说:“我给咱装起下台的势来,不要参加会,你到大会可以宣布。群众要问永贵怎么没来呀,不用多说,你就高声地说:他还能参加会呀?就这么一句话就行啦。”B46
  郝兑元想了想,觉得这个办法确实挺不错,既没有骗人说陈永贵下台,又造成了一个下台的架式,还真是一个打开局面的办法。他忽然又想起党内的鸣放来,便问支部会该怎么办。
  “支部会我也不要去参加,”陈永贵说,“开支部会要是寻我,你就说群众会还不能参加,还让他参加什么支部会呢?”
  郝兑元说:“沾,就这么干。”他便在会上很像那么回事地演了一回。这一下果然热闹,用陈永贵的话说,“可就放了一个透,放透啦。”
  据说开会的时候陈永贵就蹲在窗外听着。会场上的农民们不知中计,七嘴八舌的什么都说,还觉得挺痛快。这些年来大寨的农民也积了不少怨气,特别是在办社和卖粮这两个大问题上。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赵启福在外边闯荡过,回到村里后一直自负得紧,却又不得志。他便带头跳出来替众人出气。
  赵启福首先热血沸腾地骂了一通陈永贵等村干部向国家卖粮太多。卖粮多自然农民吃亏就多,这一骂很得人心,当下就有不少人插嘴附和。赵启福得意起来,骂完了陈永贵卖粮又骂陈永贵办高级社。“高级社算个甚?”赵启福问道,“一切财务都归公!甚也得听他陈永贵的!劳动生产也不由人了。高级社不就是富户背穷户么!”听他的意思,似乎是反对公有制提倡单干。
  会场上的穷户不少,富户们也不好多说。不过在卖粮问题上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众人就专说卖粮。
  “陈永贵的胳膊弯不是往里曲,是往外曲哩!”
  “哎!陈永贵卖粮有他的目的哩!”有人笑骂道,“他卖粮是为了上太原吃白馍馍哩!”
  有人恨恨地把陈永贵是外来户的老底也联系起来了:“在大寨他学会了啥?他甚也没学会,就学会个卖粮!他除了卖粮还会干啥?”
  “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
  陈永贵听了心里当然不是滋味,不过他忍住了,最后甚至是挂着笑脸出现在瞠目结舌恨不得拔腿溜走的众人面前。他笑道:“我拥护大家,同志们对我关心,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首先表明态度,绝对不报复,除了不报复还要表扬大家,对我很好,很关心……”接着又向众人解释卖粮问题。
  很难判断陈永贵这么说是不是也打算这么做。因为上边的风向变了。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主席写道:“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B47不久,将55万条“鲨鱼”一网打尽的反右斗争开始了。回头看去,毛泽东最初的鼓励鸣放,竟然是一个陷阱,一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陈永贵也立即组织反击。据1959年8月22日中共昔阳基层干部训练班党总支印发的《大寨管理区党支部领导群众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经验》介绍:“支部及时组织社员,摆明事实提出问题,……狠狠地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党内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赵启福开除出党,歪风邪气压下去,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正气迅速上升。”于是,回头看去,陈永贵也玩了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这件事后来也成了大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事例之一。1969年11月13日,陈永贵在山西省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提到此事时说:“五七年大鸣大放,那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我说成什么狗!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怨愤之情依然不减当年。
  合作化之后,毛泽东主席最感愤恨的现象之一就是基层干部的蜕化变质、以权谋私,不参加劳动还要多记工分。在他看来,这是背叛中国革命的传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了30多年的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理想就有沦为笑谈的危险。毛泽东主席三令五申,中共中央也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B48
  28岁就当了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怀英爱写诗。他下乡视察合作社,发现基层干部们普遍不参加劳动,派完一天的营生就回家歇着去了。一位社员跟他发牢骚说:“过去是一个人坐轿四个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合作社“养活不了干部,拖拉不起累户”。张怀英听了也恨恨的,便提笔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男女老幼齐生产,干部天天不上地。”
  视察到了大寨,张怀英觉得眼睛一亮,他发现大寨的干部都参加劳动,与别处大不相同。梁便良号称“铁肩膀”,宋立英人称“长不闲”,贾进才钢筋铁骨任劳任怨自不必说了,按照规定可以脱产的陈永贵也带头下地苦干。贾承富说:“永贵到地一个人顶两个人干,带得别人能顶一个半干。”
  张怀英由此得了一个大灵感,随后就干了一件大事,数年后竟博得了大诗人毛泽东的喝彩叫好。
  张怀英开始狠抓干部参加劳动。“我把这当成主要矛盾来抓,一抓抓了三年。”张怀英说。
  他号召干部们向大寨学习,向陈永贵学习,派人去大寨总结材料,同时他自己也下去劳动。乡里和公社一级的干部见县委书记到他们这里来劳动,也只好跟着去劳动。村里的干部也只得去劳动。一时间大会小会、大材料小材料全在说干部参加劳动。
  下面是1959年的一份题为《一个模范的党支部书记》的材料,里面这样描写陈永贵的日常生活:
  “永贵同志一贯劳动就积极肯干,他每天总是十二点以后休息,早上四点起床,白天劳动总在12个钟头以上,每天三顿饭就是他处理一切问题的工作时间。……如4月23日下雨后社员都准备要休息,觉得不能干活,永贵同志却担了一担朴兰去积肥,社员们都跟随前去,一下午就积肥400担。……在前段营生紧张的情况下,永贵同志提出了‘起早午不息,一天两担饭,夜里要加班,一天劳动14点’的号召,在他本人带动下,突破了前段营生紧张关。”
  “他总抢着干别人不乐意干的活。天热了挖厕所,带上党员,挖了个遍。”
  经过数年的宣传呼吁,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成了风气。张怀英在诗中写道:“社员看了哈哈,现在的官民一球样。”此时,陈永贵又冒了一次头,他引人注目地取消了大寨的干部工分补贴,每个干部不下地就没饭吃。这一手实在是太激进了,一时昔阳无人能出其右。
  1960年,张怀英调到刘胡兰的老家山西文水县当县委书记。一天他下乡,见一块地里有几个妇女在锄草,地头坐着一个男人。张怀英下了车,那男人见张怀英一副干部模样,又是从小车上下来的,便向他汇报,怎么记分,怎么分工等等。张怀英问:“你咋不去锄”?那男人答道:“她们给我锄了么。”
  “就三四个妇女你就这样?”张怀英有点上火,“这不是剥削么?!”
  那男人很不服气,说:“噢,那我就白管记工呀?”
  “你也锄锄么,”张怀英说,“记几个工还不好记?”
  张怀英挺生气地回到车上,一位干部告诉他:“这人算是不错的,下地了么。”原来这里不仅大队干部不下地,小队干部也不下地。于是张怀英又在文水大讲干部参加劳动。
  正巧当时的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到文水检查工作,叫张怀英汇报,张怀英就说了一通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还提到昔阳的情况。李雪峰听了极为赞赏,让他马上拿出面材料来。过了不久,李雪峰就把写有陈永贵的事迹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把注意力从人民公社、总路线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转开去,一方面在考虑怎样领导中国发展生产摆脱饥荒,一方面又开始为中国的防修反修大业操心。读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主席不知怎么联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家,又从贾家的衰落联想到他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神思飞转之中,毛泽东提笔而书。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本人的议论也转达到地委书记一级。原文大致如下:“昔阳土质不好,生产上来了,就是干部参加劳动。贾家怎么败下来了呢?他们主仆上下,安福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
  陈永贵不谋私利。毛泽东把谋私利与修正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变质联系起来,把干部不谋私利与中国的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陈永贵的名字初上毛泽东的案头,就碰着了革命领袖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十三、陈当家的之四:轶事四则



  五十年代初中国闹开了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宋立英要与贾进才闹离婚。
  宋立英是外村来的童养媳,当时是村里的干部,后来曾当到山西省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执委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她在贾进才家中长大,与贾进才结婚后也过得不错,只是年龄差了20岁。有人就劝宋立英,说那么个老头了,跟他离!宋立英耳根子软,经不住好事者一劝再劝,再看看贾进才也确实长得老气了点,40来岁真有一副老头样,于是就闹着要离。贾进才不肯离,愁得整天唉声叹气。
  陈永贵见不得离婚,“宁拆一座庙,不破一家亲”么。更何兄这两位都是与他关系极好的村干部。这时候正是夏天,大寨的习惯是把牛赶到深山里,找个凉快的地方放。陈永贵就叫贾进才去放牛,说这几天你就别回来了。
  次日,陈永贵到了宋立英家,丧着脸问:“老贾有不旧的衣裳没有?”宋立英说没有,昨啦?“唉,”陈永贵叹道,“村里还得给他准备上,再弄点材来。”宋立英急了,说到底是咋啦?
  陈永贵满脸苦相地又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人有不顺心的事就容易出事。老贾赶牛,摔下坡啦,没救过来。”
  宋立英一听就哭起来,捂着脸坐在炕上哭得很伤心。陈永贵说:“你哭个啥?你不是闹离婚么,不是一家人了哭啥哩?”
  宋立英哭着说:“唉,老贾也是个可怜人哩。”
  陈永贵拍着桌子怒道:“宋立英!你别装哩!你还哭哩?是你闹离婚不是?”
  宋立英伤心之下认了一大堆不是,说了贾进才一大堆好话,表示了一大堆后悔。这时陈永贵才笑嘻嘻地告诉她这是一场骗局。——从此宋立英和贾进才居然也就和好了,不再闹了,并且一直到九十年代,一位六十,一位八十。
  另一则轶事听起来很像是《镜花缘》中的君子国里的奇闻。
  1960年春,物价飞涨,昔阳境内粮食卖到一块多钱一斤,谷粮七八毛钱一斤,谷草也四五毛钱一斤,都比平常的价格高出十倍以上。这三样东西大寨都不缺,好几个窑洞都装得满满的。
  一天去了个买谷草的,找到陈永贵,出价三毛。陈永贵说我们没有三毛的谷草。那人道:“你嫌少?三毛五?四毛行不行?”陈永贵道:“那我更没了,你到别的队买吧。”那人说,你这人也怪,明明有草咋不卖?陈永贵说:“我们没有三四毛的谷草,有三五分钱的谷草。”
  买谷草的笑道:“这下我算找着了!那就三五分钱卖给我吧!”陈永贵道:“可以卖。你是自己用还是卖高价?”那人反问:“你是认钱还是认人?”陈永贵道:“你一边去吧,我认线。不卖。”那人一听口气不对,不敢多说,走了。
  过了两天,赵壁的党支部书记乔显福来找陈永贵。他那个村有300多头牲畜缺草吃。这赵壁素有米粮川之称,乔显福来求大寨颇有脸上无光的感觉。他问陈永贵:“我买点谷草,你有没有?”“有,你买多少?”陈永贵说。“那你给咱闹个几千斤。”陈永贵道:“你300多头牲口,正是下种季节,几千斤能解决了问题?给你闹上几万斤吧。”乔显福说:“那就给找一万斤吧。多少钱?”陈永贵道:“国家牌价5分,咱就按5分算吧。”乔显福说:“你不嫌少吗?”陈永贵道:“咱集体对集体,不能卖高价。”
  消息传开,缺草的各村纷纷来买,大寨剩余的四万斤谷草很快就卖光了。次年,一窑粗糠和一窑细糠也分别以每斤八分和一角的极低价出卖,买主闻蜂拥而至,陈永贵就想出个控制购买的办法来,让买主出示介绍信和证明信。集体卖,贫下中农卖,其他一律不卖。
  类似的故事在1964年还发生过一次。那一年大寨买了一头耕牛,又肥又壮,可是摔了一交把骨头摔断了,不能使了。陈永贵想把牛卖给食品部门,刚赶到市场就被人围住了。头一个开价五十元,另一个开价六十,接着又有出七十出八十的。陈永贵就是不卖。吵吵嚷嚷的正乱,来了个食品部门的人,开价27元。陈永贵说:“你赶走吧。”这一下市场上就如同炸了锅,哄传有个傻瓜卖牛,神经啦,给八十不卖,给二十七卖了。
  陈永贵任凭人家去说去传去猜,直等到卖足了关子,他才解释道:“不是我神经,也不是我傻瓜,那牛已经把脊梁骨摔坏啦,不能劳动啦。你买回去了不能劳动,群众还不埋怨你?还会埋怨我们,说大寨生产队骗了兄弟生产队。这不是大寨人做的事。”
  尽管如此说了,众人还是连声叫怪,说:“还没见过这样的稀罕事哩!”后来有个外国人参观大寨,陈永贵就把这几件事向外国人讲了。听了第一个故事,那外国人说:“这一条就够我们学习了。”听完第二个故事,外国人说:“这两条就够我们学一辈子的了。”陈永贵说,这就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特点。
  不把病牛当好牛卖倒也罢了,好好的谷草为什么非要以十倍的低价卖出去?一位成分不好的大寨社员当众发骚说:“那么高的价钱他不卖,卖五分钱!你看这些干部怎么要啊,要这些干部干么哩!”陈永贵揪住这个反面典型,把他的历次破坏言论都收拾在一块,“让他一桩一桩认罪,累计起来给他算老账,新账旧账一起算。”陈永贵上纲说,“那是你们在旧社会办的事,我们是新社会,不能办那事!”
  三年困难时期,陈永贵还不干过一件很特别的事。
  1960年秋,玉米已经上了场。那时全国正在闹饥荒,粮食特别金贵,大赛特地多安排了几个看场的。一天凌晨,一位看场的社员听得黑暗中有响动,揉揉眼仔细一看,只见一个瘦高的影子背着半口袋粮食正想溜走。看场的发一声喊,几位汉子跳起来便追了上去。那瘦高个子显然道路不熟,背着半口袋玉米跌跌撞撞在暗中没跑多远,脚下一溜掉进一条沟里。他也不要粮食了,爬起来又跑。跑了不远就被看场的汉子逮住,人赃俱获,扭送到陈永贵家。
  陈永贵刚起床,打量了一眼被抓住的小偷,原来是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据说是邻村金石坡的人。陈永贵对看场的摆了摆手,说行啦,我来处理,你们回去吧。他让老伴盛了一碗饭端给那孩子吃,那孩子不吃。陈永贵说:“吃吧。我知道你家里没吃。现在是灾年,你们金石坡也闹灾。我知道你吃不饱。你有吃还偷玉茭?”
  那孩子又哭又吃,眼泪叭叭地往碗里掉。陈永贵道:“你不要哭了,你吃吧。你肚子饿么,我知道,饿肚子可不好受哩。我就是饿肚子才逃到这村来了。”那孩子听了,愈发哭得厉害了,直哭得呜呜的。
  陈永贵吩咐人给这孩子装了半口袋粮食,说:“这也够到秋了,可别偷了。也该好好做人,要得来,偷不来哩。”
  那孩子背上粮食,一路哭着走了。
  陈永贵知道了这人的姓名,知道他是郭凤莲在武家坪的同班同学,便把郭凤莲叫来吩咐道:“可不能对人讲,不能给人传啊。孩子小,才开始做人,要做人哩,传开了以后咋做人呀?”陈永贵威信高,有了他的话,郭凤莲等人果真守口如瓶,一字不提。


十四、毛泽东击退包产到户



  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刮起了一股风,中南海里掀起了几层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差点没有学大寨这一页,陈永贵也险些永远不为昔阳之外的人们所知。
  1960年,中国的死亡率以翻番的速度急剧上升,其中山东、山西、河南、安徽和江苏等省尤为严重。安徽的人口死亡高达6.8%,即每15个活人中就有一位于当年死亡。一年下来,该省的人口一年净减少了200万人,即人口总数的6%。将于二十年之后冲垮大寨模式,席卷中国的大包干,就在这片饥寒交迫的土地上露头了。
  这是一股从农民的心底刮起的风,它不约而同地从好几个省同时出现并迅速蔓延。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20%以上的农村实行了打着各种旗号的“包产到户”。20%可不是小数,它至少代表了一亿多农民。
  后来当了《农民日报》总编辑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这样描写他当时见到的大包干:“社员对生产不积极,队长说:‘喊破了噪子砸碎了钟,也是不出工’。大片地荒了,集体瓜炕坏了,牛饿死了,社员无动于心,干部也不着急;可是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肥多、水足、苗壮。”张广友在山东的一个村子里调查了一番阶级成分,发现“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B49
  数万万农民的愿望是一股极其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很快就在与农民的联系非常密切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找到了自己的代表,并且通过他们向最高层提出了制度变革的要求。
  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广州会议上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搞“责任田”。在毛泽东看来,搞责任田就是搞单干,而单干是违背他心目中的历史规律的,也违背他所理解的农民的根本利益。他要继续搞人民公社。当然,要比大跃进时期的一平二调规矩一点。B50
  1962年2月,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大讲了一通安徽的责任田的好处,他认为这是调动农民积极性所必需的。刘少奇、陈云都表示赞成考虑这种意见。B51当时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说搞责任田是方向错误,邓小平说:“华东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1962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了他那句广为流传并且传得有点变形的名言。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那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他表示要尊重农民的愿望:“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B52
  刘少奇显然也注意到了农民的愿望。1962年7月18日,他在给中央机关下放干部做报告时说:“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相当多是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干部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四年零三个月之后,刘少奇在一次检查中讲到他当时的态度:“在1962年我犯过右倾的错误。……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次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B53
  如此看来,当时中南海里默许甚至支持包产到户的人并不少,农民的这种愿望确实存在过实现的可能。那样的话,中国的农业政策史和农村发展史就会改写,国际共运史大概也得改写,中国和世界格局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这些都曾经是可能的,陈永贵也完全可能默默无闻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粉碎了这种可能性的是领导农民闹翻身,因而获得了无比力量的毛泽东主席,他的意愿本身就构成了一切制度变革都要面对的根本性的制度环境。
  毛泽东坚决反对分田到户。当时,他正在主持制订一个《农村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草案将成为未来十几年内指导整个农村工作法令性文件,它也标出了毛泽东所能做出的让步的边界。《六十条》允许社员保留相当于耕地面积5%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家庭养猪养羊养家禽,允许在完成交售任务后进行集市交易,把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也降到了生产队一级。这些从大跃进退下来的规定,将来甚至还要成为陈永贵奋进的绊脚石。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安放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之内。(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二节)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他警告说: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B54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B55
  1962年9月,毛泽东开始全面反击。他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动了一场对“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毛泽东在会上大谈阶级斗争,他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会后,毛泽东撤消了由包产到户的坚定支持者邓子恢担任部长的农村工作部。毛泽东主席相信,他这是为防止农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做了一件大事。六亿中国农民的命运就这样在这一场最高层的政治风浪中决定了。
  当然,中国农民的命运归根到底还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怨不得别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十五、灾难中显出英雄本色



  1963年8月2日,陈永贵正在县城里参加人代会,窗外落雨了。雨水哗哗地响了一夜,第二天仍然没有止住的迹象。
  这一天,《人民日报》上登出一篇燕凌写的通讯,题目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燕凌笔下的陈永贵,心里只有“劳动、革命。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之类的小天小地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脑子。阶级观点,一时一刻也没有模糊过。”
  开着开着会,一份赞扬自己的《人民日报》就来了,这个感觉想必很独特。不过这篇赞扬陈永贵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全国人民的广泛注意,中国那么大,能人那么多,陈永贵要名震四海还得再干点更惊人的事。
  窗外的雨一连下了五六天仍然不停,下得陈永贵心慌意乱,人大代表们也坐不住了。这雨太邪门了。陈永贵很想回大寨看看,又听说松溪河发了洪水,过不去了。他往村里打电话,接线员告诉他线路断了。据说全县电话线路的56%都已经被洪水破坏。大家都感到要坏事。已经有某某村窑榻地毁人亡的消息传过来,而且人员伤亡的消息越来越多。
  大寨确实乱得一团糟。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降雨量高达500多毫米,超过了前一年全年降雨量。大寨村里房倒屋榻。莎荫和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七天七夜,大寨人很少合过眼。共青团村支书贾吉义领着一帮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黑得像一片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塌下来。危险!但是,贾承让冲进去了,贾吉义冲进去了,陈明珠冲进去了,年轻人、老年人都冲进去了……奋战了两个多小时,三万斤粮食刚出窑洞,轰隆一声,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塌下来。”
  当陈永贵绕着洪水赶回大寨时,全村的一百多间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塌得只剩下12间房和5眼窑可以住人。村里泥泞不堪,360多口人多数无处安身。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苦心经营了11年的梯田也毁了个一塌糊涂。山沟里到处是稀乎乎流下来的泥滩,玉米全倒成了一片。十年来垒下的一百多条石坝也塌了。苹果园里,不少果树东倒西歪地翘出了新鲜的树根。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只有狼窝掌依然如故,没有被再次冲毁。这倒显得是个奇迹。
  陈永贵进村后,干部和社员们很快就围了上来。经过七天七夜的折腾,人人都像大病了一场,干部们也在危急时刻过去之后懈了下来,周围是一片凌乱,一片唉声叹气。不少人对陈永贵连哭连讲,旁边的人愁眉苦脸地点头插嘴。有一位老人抱着陈永贵叫着:“金小,咱们可怎么活下去呀!”
  陈永贵阴沉着脸听着,一言不发。整个村里笼罩着愁云惨雾,陈永贵似乎成了最后一根支柱。他一垮,大寨便要稀里花啦地瘫了。
  这时陈永贵反倒显得轻松了。他平静地问众人:“人伤了没有?”
  “人倒是没受伤。”一位干部说。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陈永贵极富戏剧性地拱起双手,朗声叫道:“我回来是给大家贺喜哩!”
  众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陈永贵该不是疯了吧?有人摇了摇头:“永贵喝上酒了。地冲房倒窑塌,还有什么喜事哩?”
  陈永贵扫了面面相觑的众人一眼,继续朗声说道:“人在还不是大喜?自古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人就甚也不怕!刮了地我们能修,塌了土窑我们修瓦房,塌了瓦房修新房!坏事能变成好事!”B57
  大寨人需要的正是主心骨。陈永贵这番很有戏剧性的表现,好像在愁云惨雾之中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陈永贵回村后,党支部、团支部和队委会立刻高速运转起来,安排住房,组织抗灾,提出了“五年恢复土地,十年修建房屋”的重建家园计划。干部们火火爆爆地一闹,社员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不少,有些打算出去逃荒的人也不走了。不过,五年修地十年修房的恢复计划仍然显得太乐观了。“十年?三十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几百年才修下一个旧大寨,破大寨,十年就想建设一个新大寨?不用想!”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当时21岁,一位老汉对他说:“娃呀,我这辈子是不行啦,等你到我这把年纪,也许是能恢复吧。”
  一旦动手干起来,形势反而转乐观了,当时最大的争论之一是先修房还是先修地。陈永贵主张先修地,也就是“行治坡,后治窝”。“修了新房,打不下粮食,冬天住在新房里挨饿?”大家觉得他说得有理,便一齐上了地。
  大寨人就挤在仓房、学校、办公室和机器房里住下,开始重建家园。当时200多口人都住在有数的几间房里,其中一栋六进间的办公室居然住进了一百多口人,一头还隔了一堵墙圈着大牲口。好在大家都苦。陈永贵家的房子没塌,他的儿媳妇正在坐月子,他也把窑洞让出来与大家共患难。这时候的大寨真像是一所陈永贵一直极为欣赏的军营了。
  士气是一种有力而无形的东西,当倒伏的玉米一棵棵一片片地扶起来,地里渐渐像个样子的时候,人们的信心和士气就开始上涨了。这时连最灰心丧气的人脸上也有了喜色,也承认天灾面前陈永贵那伙干部挺棒。倒伏的谷子穗大秆细,东边扶起西边倒,陈永贵就出了个主意,把谷子一束束地捆在一起,形成许许多多金字塔。有人一边捆一边笑道:“现在这人甚也日能,共产党甚也日能,这庄稼也能组织起来!”
  不管怎么说,大寨社员修复家园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起来了。大家白天上地,晚上修房,一干就是半夜,本来大寨人还有个午睡的习惯,陈永贵问郭凤莲:“你们青年突击队,年轻人就不能不睡午觉?”于是青年们自动取消了午休。这一年冬天,郭凤莲等27位姑娘冒着大雪和零下22℃的严寒进山修复石坝,从此被誉为“铁姑娘”。
  大寨的共产党员们表现得极为出色。贾进才天天顶着星星进山开石头,晚上干到看不清石头才回来,两眼熬得血红,手掌裂了许多口子,贴得满是胶布。从那一场灾起,他大锤一抡就是好几年,他说:“什么时候能把大寨的土地全修成稳产高产田,把旧庄窝变成新庄窝,我就算没有白当了这十几二十年共产党员。”
  这类献身式的举动感染了人们,人们又互相感染,整个大寨像是烧起来了。后来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高玉良说,那时候的人什么也不想了,就知道干,累得不行睡上一觉,爬起来接着干,谁也不肯落后,谁也不计较工分。小学生上阵了,青年人也上阵了,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一天晚上开社员大会,党支部号召大家集资建房,当晚就集资一万二千多元现金。李喜庆老汉一个人就拍出了一千块。干部问他怎么算利息,老汉答道:“我要是要利息,大队去银行还怕贷不下款?我不仅不要利息,我的本还不知道要不要哩!”
  此时的陈永贵又表现出了鼓动农民的天才。大寨遭灾后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慰问信,陈永贵每天带上一封,地头休息时就给社员念这些“鼓舞士气的宝贝”,让农民每天都能感到他们是处于全中国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这股力量也烧得社员们坐立不安。
  社员们的干劲高得连陈永贵也感到吃惊。他后来说:“原来就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劲。”既然白天修地,晚上修房,一天顶两天用了,大队党支部也提出了新的口号,叫做五年修地,七年修房,比过去缩短了三年。实际上的速度还要快,三年左右地就修复了,四五年内房子就盖起来了,而且比过去盖得要好,是按照陈永贵在五十年代反复鼓吹的“楼上楼下,电话电话”的理想盖成的“大寨楼”,一色的青砖钢瓦,远远看去像是长长的列车,一列压着一列依山而起。
  大寨人夜以继日地重建家园的时候,不少村庄正在争夺救济款和救济物资。陈永贵描述说:“这个救济一来,县里头嫌上头给的少,公社嫌县里给的少,大队嫌公社给的少,社员嫌大队干部给得少,他们这样互争不休。”他所描述的场面看起来很真实,很合情合理。大寨和陈永贵的表现却高得令人难以企及,“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后来竟感动了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那里找到了知音。
  遭灾不久,一位公社领导给陈永贵打电话,说拨给了他们80元医药补助费。陈永贵答道:“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过了几天公社又来电话,说拨给100块钱买苇席,搭些席棚当临时住处。陈永贵又谢绝了:“我们大寨有苇地,也有钱来买席,救济别的兄弟队吧。”
  第三次救济来得动静很大,一辆马车拉着寒衣进了大寨。陈永贵和几位干部招待车把式吃了顿便饭,没让卸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让人家把衣服原封不动地拉回去了。
  不少大寨社员也对此不能理解,说别人“找还不到,寻还寻不来,送上门来,你们不要,这光景还怕过得太富裕了吗?”有想不通的,就骂道:“傻瓜子干部!”有想通的,就说:“不要就是为了当模范哩!”“这样的干部还能要?这能是关心群众?”
  陈永贵在大寨绝不是孤家寡人。不要救济也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想法。一天早晨,陈永贵和贾进才相遇,蹲下抽烟,聊起了救济的事。陈永贵问贾进才:“你说咱要不要国家的救济?”贾进才一贯忠厚,善于替别人着想,他说:“我想是不能要。水泉大队今年遭灾,劳动日每个预分五分钱,怎也得先救济他才对。”
  不仅仅贾进才支持陈永贵。陈永贵后来谈起此事:“群众和贫下中农没有一个较高的路线觉悟,这下可麻烦了,恐怕起码得把干部揪斗几天。结果呢,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所谓积极分子,就是指一些说“不要这些物资是对的”的社员。
  这时候,陈永贵召集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他说,他们“商量”了再商量,想了再想,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了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最后才坚定下来,救灾三不要”。B58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大寨在三次拒绝了小额的国家救济之后,又第四次谢绝了国家拨给的恢复土地和修建房屋的款,把这笔钱转给了水泉大队和孟山大队。
  “我们真的傻?我们不傻。”陈永贵说,“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的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依赖国家呢?不能只看到当时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那样下去,会不会使大寨的贫下中农社员养成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上呢?”
  大寨提出了“三不要”,很快又提出了“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是年底,三不少的口号完全兑现。
  在1963年的毁灭性灾害面前,大寨人确实表现出了一股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这不光是陈永贵一个人的事,陈永贵以身作则,又及时得法调动了蕴藏在大寨农民心底的英雄气,使社员们感到社会需要这种气概,赞赏并鼓励这种气概,而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竟能在无安家之地的困境中挺身而出,响应三不要三不少的号召,凭着破筐扁担、头铁锨,用自己的双肩和长满老茧的双手与灭顶之灾搏斗,为幸福生活和国家富强日夜苦干,他们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千年不绝的自强不息的铮铮硬骨,展现的是毛泽东坚信不移的那种人类的精神力量。尽管它出类拔萃到了罕见的程度,它毕竟是存在的。它体现了人类的崇高和尊严。

十六、“农业学大寨”的提出



  洪灾前的大寨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洪灾后的大寨简直是灿烂夺目了。大寨人在灭顶之灾面前表现出来的骨气和热火朝天的忘我劳动精神感染了许多旁观者。
  昔阳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李一清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候补书记。他听说毛泽东主席对昔阳干部参加劳动做了批示,便回到老家去看看。听了县委干部在汇报中谈到大寨,又去大寨一看,听陈永贵一讲,这位1927年便在太原进山中学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似乎重温了当年的革命热情,竟不回武汉,直奔省会太原,找山西省委的领导鼓吹大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昔阳县委书记,与昔阳的关系称得上是千丝万缕,有点大事差不多都知道。李一清跟这样一位知根知底的人讲了,按说也就足够了。可是李一清太受大寨人的精神感动了,意犹未尽,又跑到北京去讲大寨。找了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建议他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告,树立这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这位副主任被李一清说动了,就去大寨看了看,回到北京便向上边做了汇报。
  陈永贵自己也在积极寻求高层领导的了解和承认。1963年秋,他到太原办私事,找到昔阳老乡,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托他联系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毛联珏也是陈永贵的昔阳老乡。陈永贵见到毛联珏,便向他汇报了大寨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大受感动,说:“你这是坏事变好事了呀!”陈永贵记住了这个说法,以后就经常讲坏事变好事的辩证法。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做报告。于是陈永贵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山西。(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79)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陈永贵的汇报毫无八股气,十分生动,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在刚刚掀起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之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面对着万余名衣着笔挺的听众和台下闪烁的各级军官的肩章,陈永贵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在空中比划着,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听众们盯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农民打扮的大队书记,随着陈永贵讲的那些新鲜生动的英雄般的故事,时而振奋,时而沉静,时而发出笑声。讲到精彩处,陈永贵还不紧不慢地端茶杯唱上一口水,大厅中静得连那茶水下咽的咕嘟声都清晰可闻。
  陈永贵着重讲的正是在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他讲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合拍,大家听了使劲鼓掌,报告大获成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的传奇般的讲话。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可以向今天的人们传达出当时的社会气氛,传达出那时的社会舆论对人的志气、意志、干劲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证明一个学大寨的运动正在自发地形成。
  北京效区的农民邢凤德在信中写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树立坚强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付出艰巨的劳动。陈永贵同志说得对:‘世界是人闹的,山再大,沟再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这句话。只要我们艰苦奋斗,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我曾经想过我们队的底子薄,土地少,每人平均二亩地,工作有困难,比不了别的队土地多。这次听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扭转了我的思想认识,……我们要学习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如陈永贵同志指出的:‘干革命就得有干劲,不能靠国家扶着走’。”
  河北听众刘致芳写道:“大寨人民知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长革命志气,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这是方向。方向明确了,路就走对了。这就是大寨之路,也是全国人民的路。”
  河北农民冯书范在信中写道:“起初,我听广播向大家介绍大寨人民的模范事迹,后来干脆,他们都直接到我家听广播。社员赵希赞怕来晚了,每天晚上顾不上吃饭拿着干粮就往我家跑。我的屋里每天晚上都拥得满满的。白天在生产中大家都以大寨人民为镜子,对照自己的干劲和行动。”
  广西大新县干部社员在信中写道:“大寨能够条条山沟种地,坡坡岭岭打粮,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这篇由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通讯生动而耐读,非常引人注目。通讯一发表立刻引起轰动。所谓大寨之路,在宋莎荫和范银怀的笔下,就是组织千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是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险三大革命胜利的道路。大寨十多年走过的路,最主要的经验是抓人的思想转变,树立集体主义力量,把个人溶于集体,克服自私心理。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正是紧紧扣住了革命精神和农村建设这两个要点,即:“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这是专为《大寨之路》配发的社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最高的规格为这个感染了无数中国人的村庄敲响了锣鼓。
  中国早就需要一个路标式的样板村了。习惯于大搞群众运动,擅长于以点带面、典型引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七年前合作化完成之后就该树立这样一个样板,可是这种需要被大跃进掀起的狂热转移了。
  建国以来农村政治运动的各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和特定的典型。首先是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平分了土地。由于土改的时间和地区差别很大,这一阶段只能产生诸多的地区性典型。其次是互助组和合作化,开始限制和取消土地私有制。这一阶段的著名典型是王国藩的穷棒子社,还包括李顺达的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是特别激进的一跳,直接蹦到了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所有制单位直逼公社一级,农民的私人生活都被迫集体化了,农民的权利被压缩到了最小,党政干部的权力扩张到了极点。这个阶段的旗帜,有号称接近共产主义天堂的徐水人民公社。跃进失败了,离天堂不远的徐水人大片饿倒,几乎找不到一个有力气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的人。这个阶段的许多典型后来都成了笑话。将息数年后再次爬起来,农村究竟往哪里走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死守人民公社的阵地,击退了“单干风”和“三自一包”(注: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主持制订了可以视为人民公社最低纲领的《六十条》,但是还缺少一个可供全国学习的先进的典型,一面举在人民公社前边的旗帜。只要能找到这样一面旗帜,一个理想中的设计就能获得真实的生命,就能在现实的世界和人们的眼前活起来。那将是一个伟大理想的生命力的证明。毛泽东开始搜索他中意的旗帜。
  显然,能够使毛泽东主席动心的典型必须合乎中国革命的传统,也就是高度发挥人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同时又必须能够成功地解决中国人多地少、一穷二白,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再无所依靠的现实问题。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自然谈到了陈永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有些人说怪话:‘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帐和财务帐,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联系人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的。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泽东插话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八百斤甚至一千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四百来斤。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知道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甚至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也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他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七百多斤的高产记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了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
  “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稳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他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这时,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毛泽东又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随即,陶鲁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陶鲁笳也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注:以上内容出自山西省档案馆省委常委记录,转引自张怀英先生的一篇手稿。)
  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经常谈到识字不识字的问题。30多天前,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有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他说:“明朝搞得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注:见1967年出版的《学习文选》第四册,第2页。事实上,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识字。我见到过这二位留下的笔迹,朱元璋的字迹熟练流畅,中学水平以下的人恐怕写不出来。朱棣的字迹不仅流畅,还相当有功力。而且朱元璋嗜读史书,对历史人物和历代史实很熟悉。)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成下去了,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三百斤翻到五百斤。这是靠自力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知文断字似乎是与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它导致“管不好”。大老粗则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好像在沿着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着中国的前进道路问题。
  这是一个国际形势相当严峻的年代。美国在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了专家,中国孤立无援。毛泽东主席循着他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写到了苏联,写到了修正主义,最后又写到了陈永贵:“……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
  既然是给全中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战略家和行政大师都不能不慎重。196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奉命,亲率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晋中地委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一项重大政治决策的最后一步迈出了。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开了八次联席会议,读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看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工作进行顺利。
  5月1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召集中央、省、地、县和大寨干部又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廖鲁言对大寨显然很满意,他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你们作为一面旗帜”。他告诫道:“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旗帜大家都学,全国都学,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
  共和国的农业部长直接向大寨提出要求,这本身就意味着大寨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关系。它与数十万普普通通的中国村庄再也不一样了,它有了独特的地位、独特的责任、独特的动力。有几个村庄能像这个样板村一样在最高层的关注和帮助下发展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寨被赋与了代表性,同时也就失去了代表性。大寨今后的成功未必能证明大寨模式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必然成功。
  大寨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廖鲁言部长在那次联席会上概括了六条:第一,革命的思想。树雄心,立壮志,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出色。第二,阶级路线,始终依靠贫下中农。第三,比较好的领导班子,仅仅有一个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是不够的。第四,干部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助人为乐。总之,廖鲁言说,“学赶大寨,必须是思想领先,政治挂帅,使干部和群众革命化。有了大寨式的干部,大寨式的人,才能够自力更生建起大寨式的稳产高产农田。”
  廖鲁言最后又指着陈永贵说:“白羊峪的王殿俊过去是你的老师,现在他学你。过几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学人家。”陈永贵笑着频频点头。
  廖鲁言回了北京。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宣布:“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21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次日,周恩来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依据廖鲁言一行形成的材料,进一步将大寨精神概括为三个要点: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原则”、“精神”、“风格”,这就是大寨模式的核心所在。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大寨的介绍和提倡,表明高度强调精神力量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作为亿万农民群众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代表,陈永贵和大寨从此开始活跃于中国政坛。
  正是把陈永贵作为这样一位代表,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
注释:

  1.《关于四清问题的讨论》,1964年12月20日。见1967年出版的《学习文选》第四册,第56页。
  2.《陈永贵在批陈大会上的插话》,1971年5月25日。
  3.资料来源于1991年8月30日我对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的采访。其他一些陈永贵的熟人也向我做过类似的描述。另见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第62页。
  4.以新华社1986年3月发布的陈永贵逝世,“终年72岁”的消息推算,陈永贵应生于1914年。昔阳县氮肥厂干部秦怀录在他的《陈永贵沉浮录》一文中也将陈永贵的生日定在1914年正月初一。昔阳县办公室编纂的《昔阳人物》和昔阳合作化史办公室整理的《陈永贵传》则将陈永贵的生日为1915年正月初一。考虑到陈永贵习惯以虚岁计算自己的年龄,定在1915年似乎更为合理。
  5.据燕凌在《大寨高风》一书中介绍,陈永贵的父亲卖掉老婆孩子后在大寨换下一小块荒山地。不过陈永贵一直说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无论如何,陈氏父子当长工,成分为雇农,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另外,陈永贵多次公开说到自己八岁起给地主放牛,以周岁计算则为七岁。
  6.据燕凌著《大寨高风》:陈永贵的大伯靠讨饭度日葬身于黄河滩上。其四叔在太原做工,被日本扔进矾窑烧瓦。其五叔精神失常,被人砸死在荒山上。
  7.昔阳县志办公室所编《昔阳人物》中的“陈永贵”条称:其父自杀于1940年。是年陈永贵应为25岁。正在写“第一个大寨县”一书的李志明与陈永贵私交颇深,他给我讲了一个传闻:陈氏父子关系不睦,一天吵翻了,陈永贵还动了手,陈志如遂自杀。如此,陈志如也应死于陈永贵成年之后。秦怀录则坚称陈志如死于20年代,并告诉我他反复调查过。秦怀录对陈永贵的早期生活极熟,他的说法也与陈永贵幼年由一位寡妇带大的经历更吻合,故从秦。
  8.据《昔阳人物》,寡妇的名字应当叫李月妮。
  9.秦怀录、文红斌:《陈永贵沉浮录》,《黄河》双月刊1989年第5期。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10.莎荫、范银怀:《大寨之路》、《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11.参见范银怀:《大寨〈内参〉引发的轩然大波》,《百年潮》杂志1999年第3期。范银怀曾于1964年查阅陈永贵的档案,他写道:“在‘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一栏内,写有‘兴亚会’。这是意外的发现。”
  12.《昔阳人物志》载:“因陈永贵送到日伪据点的情报尽是糊弄搪塞之词,被宪兵队以通匪罪名严刑拷打”。1971年5月23日下午陈永贵在批陈(伯达)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有一次在大寨展览馆发现我在四三年因送粮被敌人抓捕过,……”两种在被捕原因上说法不一,从陈。
  13.见秦怀录、文红斌:《陈永贵沉浮录》,《黄河》双月刊,1989年第5期。语法上稍有改动。
  14.《陈永贵同志的报告》,1964年1月19日北京市农工委翻印。
  15.《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9月30日。
  16.劳力好、土地好、耕畜好、工具好。
  17.1991年8月28日上午我采防郭凤莲时的笔记。下一段引文出处同此。
  18.引自《大寨支部学习璩寨支部领导工作的先进经验运用宣传推动了各项工作的总结》,1953年7月17日。
  19.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九、十五两章。
  20.《一区大寨农业社初步试行短期包工的情况》,1953年6月21日。
  21.《大寨支部学习璩支部领导工作的先进经验运用宣传推动了各种工作的总结》,1953年7月17日。
  22.同注20。
  23.同注21。
  24.关于统购统销和“炸药”之就可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55页至267页。关于农民自杀的情况可参阅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凯歌进行的时期》第53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25.对整个过程陈永贵曾多次详细描述过,见《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1967年)等。
  26.《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27.《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
  28.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29.《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页。
  30.转引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265页。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主编,1969年7月。
  31.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第11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32.见第六章《农业学大寨》,第137页。该书由山西省社科院编写出版。所引文字据作者说也是引自当时的档案材料,不过我未查到,故转引。需要说明的是:大跃进时期未经被报道人的同意胡编乱造的文章并不少见,这几段引文未必真实地表现了陈永贵在当时的态度。
  33.《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16页。
  34.《陈永贵在鸣放洗澡会上的发言》1963年12月。《陈永贵在北方会议上的发言》1970年9月9日。
  35.同上。
  36.几段引文的出处是:《陈永贵在山西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的报告》(1969年11月13日)、《陈永贵在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10月5日)。
  37.《陈永贵在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上的发言,(1971年)。
  38.两段引文均出自《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大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上的讲话》(1973)。
  39.见注14。
  40.见注36第二条。
  41.见注38。请注意:陈永贵讲历史有随朝流改事实的现象,而30多年过去,当时某人说过什么话之类的细节又很难核对,故采用了陈永贵本人的说话,请读者明鉴。
  42.同上。
  43.《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44.引自昔阳县委永久卷第46卷,1961年12月。
  45.同上。
  46.见1968年9月5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社两级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会上的讲话》。本事件中的引文均出于此。
  4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5页。
  48.《关于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中共中央,1957年9月25日。
  49.张广友:《风尘墨踪》第46页。
  50.《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293页。
  5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96页。
  52.《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页。
  53.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第82页。
  54.《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306页。
  55.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05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93页。
  57.陈永贵国曾在许多场合下追述这段情节,见注23,注38,注14等。
  58.本节关于“三不要”的引文均出自《红太阳照了大寨前进的道路》(1967年9月)、《陈永贵在人大会堂的报告》(1964年1月)、《陈永贵在山西省第二届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6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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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发表于 2021-10-16 10:27:27
第二部 夺权·掌权
一、四清运动与丈量土地

  1964年12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的会议上赞扬大寨,毛泽东主席在自己的生日里宴请陈永贵,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把介绍陈永贵和大寨的文章发往国外,而一支四清工作队却像搞土改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不屈不挠地搜寻着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证据。直把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大寨干部委屈得要死要活。
  陈永贵一回村,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头。时值深冬,天黑得早,他进村的时候社员们已经收工回家做饭了。灯火里到处晃动着忙碌的人影。按常规,听说老陈回来了,干部们就该脚跟脚地到他家聚聚,听他聊聊新闻,再给他汇报汇报村里的情况。可是今天竟没有人来。在他进村的时候,和他打招呼的社员的声调也显得异样。“我从北京回来,”陈永贵后来恨恨地说,“根本没有一个人问我主席接见的情景”。后来他一提起此事就生气,说有些人让修正主义路线吓破了胆,连主席的健康情况也不敢问了。
  陈永贵蹲在家里吧哒吧哒地抽闷烟。
  四清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动的,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运动深入后,又将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的矛头对准干部。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试图通过四清整顿出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不过,对于重点整谁和怎样去整的看法有所不同。毛泽东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豺狼,要擒贼先擒王。刘少奇要全面开花,实行大兵团作战,秘密扎根串联,给干部洗手洗澡,把不清的地方搞清。(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八章)毛泽东的打击面小,但是打得狠,往死里打,当作敌人来打。刘少奇的打击面大,贪污百八十块钱的,占集体小便宜的,全面收拾一通,但是下手比较温和,整掉了毛病还是自己人。四清运动历时近四年,将于1966年下半年以并入文革的方式宣告结束。
  陈永贵上京参加人大会议之前,四清工作队就进驻了大寨。派到大寨四清工作队有七个队员,队长名叫张子仪,是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既然四清运动是一个矛头对准干部的腐败行为运动,他们理所当然地要以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领导班子。政治运动的常规就是一刀切,他们要执行上级指示,不能不这样做。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右之后,干部们更有了宁左勿右的心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合乎常情的。
  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官做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没想到工作队根本就不把他陈永贵放在眼里,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就是一面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更何况他已经听说过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骗取荣誉的传闻。于是工作队撇开大队党支部,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
  数年后,陈永贵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上描述了他与四清工作队的冲突,他的描述很有戏剧色彩。
  据说,经过一阵热情的工作,工作队果然发现了一些问题,譬如乱记工分。工分账上居然有扫雪工这类在人民公社史上闻所未闻的名目。“扫雪也记工分?”工作队责问陈永贵,“你们乱记工分比落后队还严重哩!”和大多数大队党支书一样,陈永贵很难容忍别人在村里,在他的家门口拆他的台,他憋了一肚子气,黑着脸不说话。偏巧这一天下了半尺厚的雪,虎头山上一片银白,次日晨又从阳泉市来了两汽车参观者。工作队当时接管了大寨干部的部分权力,就叫社员们为参观者上山扫雪开路。社员们不肯动弹,工作队便找到大队长贾承让。贾承让冷言冷语地问道:“我还有权力拨人吗?我们犯一回错误还不行,还让我们犯第二回错误哩?”
  工作队的人被顶了出来,又去找陈永贵。陈永贵道:“权不都是你们的吗?你们可以管起来嘛。你们可以都把大寨的事办起来嘛。我们又不会革命。”
  工作队的人软了,说:“永贵,参观的同志紧要上山,铲不开路上不去。”
  陈永贵不慌不忙地问道:“我们乱记工分不是比最落后的大队还多吗?那么,他们落后的大队今天铲路不?”
  “唉,人家那里没人参观,铲什么路。”工作队的人明知是圈套也好往里跳。
  陈永贵道:“他们不铲路?那我们也不铲路。你不是让我们和他们看齐吗?”
  工作队的人着急了,说:“算了吧,我们承认错误还不行么?”见对方服了输,陈永贵才派人上了山。①
  陈永贵的对抗把工作队惹恼了。过了几天,陈永贵进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四清工作队则抓紧时间以更高的工作热情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充满不信任的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到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
  陈永贵坐在家里一锅接一锅地吧哒着烟,心里一阵阵地冒火。“毛主席他老人家请我吃饭,”他想,“你们在大寨搞破坏!”他有一种受小人欺的愤慨,又有些恨村里的干部胆小窝囊。半夜,陈永贵上炕躺下了,忽听得门叭叭一响。他赶紧起来开开门,贾进才闪了进来。贾进才嘴唇颤了颤,抱住陈永贵就哭开来了,说咱这是最后见一面了,活不下去了。正说着,门又叭叭一响,贾承让也来了,他也说没法活了。这一天夜里,大寨的五位支委都来找陈永贵告别,都说要寻死。说起扛长活打短工闹到现在,几十年最后落得个这,这些庄稼汉子竟哭得呜呜的。
  陈永贵劝了几句,又劈头盖脸地把这些干部训了一通,告诉他们不能死。②
  据后来的统计,在昔阳四清大会战期间,全县的大队干部自杀身死者共42人。③大多数死者的罪过无非是外出采购化肥时请客送礼,拉下一些说不清的账。
  第二天,陈永贵找到工作队,梗着脖瞪着眼睛与他们争辩了一场。工作队揪住的一个问题是大寨分粮食不扣水份。国家收购粮食总是要测水份扣水份的,湿粮食不等于干粮食,不扣水份自然就有多算粮食产量之嫌。
  陈永贵年轻时就以能言善辩著称,如今经过大小会议的千百次锤炼,岂有随便认账的道理?他争辩道:“我们过去给地主扛活,他就是秋天产下什么给我们什么粮食嘛,那时候没除过水份,我们也不知道拿水份。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要扣除水份呢?”
  这个问题提得怪,而且隐隐然挟着阶级分析的霹雳,工作队的人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回答。
  陈永贵出语惊人:“扣水份的目的,无非是变相的隐瞒,无非是自己多留一点,少给国家拿一点。要是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当成是一家人,就不必要扣除水份了吧?我们没有扣除水份是优点,不是缺点,是正确的!要按你们那样大的水份,你们究竟是灭了准的威,长了谁的气?谁是反对哩?谁是拥护哩?”
  真是出奇致胜。陈永贵选的这两个攻击角度很巧,又言之成理,工作队的人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继续攻击道:“我们一人吃五百斤,你给说成二百三,一亩地打八百斤,你给说成三、二百斤,那只有赫鲁晓夫拥护!你是给赫晓夫供给材料,你们是替赫鲁晓夫办事的!我们不能承认这是错误,你给我平反!”
  陈永贵直截了当地威胁道:“你平反!不平反,我们到中央!我们的同志准备了死,回中央死也不死到你们手里!”④
  这个威胁很吓人。全国农业战线的旗帜,毛主席号召学习的大寨大队的干部,要去北京自杀,以死告状。昔阳各村干部自杀的消息传得不少,因此,谁听了这种很可能实现的威胁也得在心里惦量惦量。结果工作队的软了下来,说你们不扣除水份也是有理由的,我们一定把你们的意见向上级汇报转达。
  水份问题抗过去了,别的问题并不算完。
  一天晚上,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来到大寨,四清工作队向他汇报工作。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李玉秀和田培植正巧也在,便参加了旁听。汇报中,四清工作队谈到了大寨的耕地面积问题。
  大寨上报的耕地面积是802亩,这是土改时的老数字。大寨修地造地十余年,成绩显赫,总不能说地亩面积毫无增加。按照陈永贵的说法,他们造地造了一百多亩,但是都种了果树,可是参观的人们又看不到果树。陈永贵讲究种满种严,种了小果树的土地也难免种上庄稼。太谷农学院一位科技人员根据播种量推算,估计大寨的实际耕地面积为1200亩,比上报的数字多出50%。这就意味着大寨的亩产远不如自称的那么高。
  另外,1963年6月中旬,李顺达和郭玉恩等著名农业劳模听说了大寨的高产量之后,曾经到大寨学习取经。这些行家高手问得细,看得全,很佩服大寨的整地造地和精耕细作,同时也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大寨的耕地与介绍的数字大有出入。随同他们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范银怀把这些看法写成了内参,李玉秀看过这篇内参,心里早存了对大寨的疑心。现在李玉秀和田培植听了四清工作队的介绍,更觉得问题不小,便将大寨的地亩问题写成《记者反映》。《记者反映》是内参中最机密的一种,只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能够看到。
  国家主席刘少奇看到《记者反映》之后说,这涉及到一个劳动模范的品质问题。周恩来总理看了,当即召见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和山西省长卫恒,周恩来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把它捅出去的话,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周恩来下令立即派人到大寨丈量土地。于是,由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晋中地区和昔阳县五级干部组成的工作组立刻进驻大寨。原来就在大寨的四清工作队也跟着掺合了进去。
  丈量大寨耕地面积的时候,据说出动了七十多人。怕大寨的干部把本村的地说成是外村的,他们还把邻村的人叫来指认地界,然后一杆一杆地量了50多天。
  “我心里就像刀扎一样,”陈永贵后来说。他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他是一个在大饥荒的年代主动多卖余粮的人,是一个宁可得罪本村的社员也不卖高价的人,现在却被工作队当成了骗子和贼。在陈永贵具备了报复的能力和权力之后,他将让李玉秀和张子仪付出惨痛代价。
  陈永贵并不清楚大寨到底有多少地。他报的数准不准,会不会背个隐瞒地亩虚报单产的罪名,他心里也没底。他当时做了两手准备,不出问题则已,一旦丈量出来的面积大于大寨所报的数字,陈永贵不但不打算检讨,反倒要咬一口工作队一口。他连反咬的话都准备好了:“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大搞土地基本建设,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整修出来土地来犯了错误啦?我们跟你上中央打官司、告状!”⑤
  其实,土地丈量队的人员深知大寨的地位非同一般,采取了与大寨干部密切合作的态度。在土地核实工作完成之后召开的碰头会上,陶鲁笳和工作组特地邀请陈永贵参加。山西省农林厅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了丈量的标准。他说,五厘以下的地块不算耕地,菜地不算,种了小果树的地也不算。在实际丈量的过程中,很多不规则地块的地边地角也没有算。
  陈永贵有不同意见。他说,山地和平川不一样,地块多啦,过去习惯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亩。核实组接受了陈永贵的意见。
  据说,按照这种标准,丈量土地最后量出了三个数字,有从庄稼量起的数字,也有从地边量起的数字。大寨的地有数千块,梯田又多为窄长的形状,几千个地边如何量自然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三个量出来的绝密数字直接报给了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李雪峰选定了一个796亩,比大寨原来上报的802亩还少了6亩。最后陶鲁笳向周恩来汇报的丈量情况,结论是大寨没有黑地。
  山西省在全省通报了这个结论,但是有些劳模仍然不服气,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大约15年后,1980年11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进驻昔阳。在涉及土地亩数问题时,这个调查组写道:“据现任大队长介绍,大寨现在分成三个生产队,每个队分得320亩以上。”这就意味着大寨的耕地在960亩以上,比陈永贵在15年前报的802亩多出158亩,与李顺达等劳模估计的数字接近。当然,十五年中大寨的又造了地,耕地亩数又发生了变化。(注:整个事件参见范银怀:《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百年潮》杂志1999年第3期。)
  196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陪同下访问大寨,陈永贵满腹冤屈地告了工作队一状,说工作队有意把大寨整垮。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李雪峰见陈永贵如此一触即跳,认为他有骄傲情绪,就叫陶鲁笳跟他好好谈谈,帮助他领会毛主席的教导: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过了两天,李雪峰和陶鲁笳去昔阳的老典型白羊峪大队,本想中午歇歇,睡个午觉,偏偏白羊峪的大队书记王殿俊也被整得满腔怒火。这两位要员深感问题严重,午觉也不睡了,听了许多四清整人过火的情况。离开昔阳前,陶鲁笳特地告诉陈永贵:“李书记说了,你给他反映的四清问题已经通天啦,不要再反映了。”
  所谓“通天”,大概是指这两位中央委员立刻向中共中央打了报告,反映他们发现的这类问题。中共中央果然也修订了自己的政策,规定在先进队搞四清要依靠当地党支部进行。驻大寨的原四清工作队于2月中旬撤出,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和昔阳县委联合派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大寨。工作组宣布:“一切工作都经过党支部。”工作组的任务只是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三个月后,大寨四清完毕,工作组的结论是:“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的班子。”
  陈永贵大获全胜。这时,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缺点:“农民意识”,“经不起表扬”,“怕说大寨的坏处”,“不够民主,不虚心和社员商量”等等。⑥
  兴师动众惊天动地折腾了好几个月,结果似乎只是一场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但是陈永贵不这么认为,他四处打探了一番,问道:“全国没有第二个队因为产量高量过土地,那么为什么偏偏大寨产量高就来量我们的土地呢?”“我们一点也忘不了,这账一定要算。”

二、十月事件

  六十年代初,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内部有彼此不和的两派,一派以1961年3月调到山西文水县的前任县委书记张怀英为首,另一派以原阳泉市副市长,接任张怀英当了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润槐为首。据一位昔阳县的前任领导人说,昔阳的地方观念强,相当排外。张润槐上任时又赶上全国范围的纠左反五风,即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张润槐自然免不了把前任贬低一番。这已经种下了不和的种子。张润槐为人颇粗豪,说话也常有放炮走火的时候,于是前朝大员在怨骂中与他的矛盾日益激化。陈永贵也很快卷入了两边的争斗。
  上任的第七天,张润槐带了六七个人去大寨纠五风,查土地和产量是否有浮夸。张润槐问陈永贵:“你究竟整出了多少地来?”
  “三二十亩吧。”陈永贵说。
  “到底是二十亩还是三十亩?”张润槐追问。陈永贵不明来意,揣摹着这位新书记应该喜欢大数,心想十亩二十亩怕碰不上他的心,就看着他的脸色说“三十亩”。⑧
  没想到这位新书记不是来问农田基建成绩的,他把新造的三十往原来的地亩数上一加,再拿粮食总产量一平均,单产六百斤就降到了五百多斤。张润槐吩咐陈永贵:“你以后你不论到任何地方开会,要讲我给你安排下的这个数字。”陈永贵当即点头答应下来。
  回到家里,陈永贵越想越觉得窝囊。辛辛苦苦多造了地,反而要把单产拉下来?1961年正是大饥荒的年代,粮食单产是极其引人注目的重要指标。陈永贵咽不下这口气,就找了一位驻晋中的记者贾春太,让他代笔写信告新县委书记张润槐。陈永贵拿出来的理由颇像是村里农民吵架时的攀比:“全县扩大地亩上不上账?全县上我们也上,全县不上我也不上。”⑨
  贾春太代陈永贵写了信,又直接找地委书记王绣锦反映了陈永贵的意见。王绣锦说算啦,就照旧办吧,亩数不变,新土地不加。
  张怀英当县委书记时,每年总要开劳模会,会上还要征求陈永贵、王殿俊、张老太等劳模对县委工作的意见。平时贯彻新政策时,张怀英也时常征询陈永贵等劳模的看法。陈永贵对自己能参与上层决策很满足,可是张润槐上任后根本不来这一套。“张怀英在时不断问我,老张不问我。”陈永贵说。他很在意此事,1963年还在一次准备“洗澡”鸣放会上专门拿张润槐与张怀英做比较,给张润槐提了意见。
  最大的分歧似乎还是政见不合。1961年昔阳饥荒,张润槐到安坪大队搞调查,发现该大队的小块地开得很红火。社员们在五百亩荒河滩上左一块右一块地私自种了不少东西,一位老汉开了三分荒地,一分种麦二分种菜,解决了缺粮的大问题。张润槐一高兴,也顾不上回县,立刻在安坪公社开了一次现场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广那位老汉刨小块地的经验,每户要种一分麦二分菜。一个老汉闹单干开小块地倒成了先进典型?陈永贵多年之后提起此事来还恨恨的。
  张润槐对大跃进的态度尤其使陈永贵和上一茬昔阳县委的干部仍不满意。“1958年以来主要成绩是主要的,老张把昔阳成绩和缺点颠倒啦。”陈永贵在1963年的准备“洗澡”鸣放上说。
  以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为标志,大跃进引起了全国性的党内分裂和党内斗争,昔阳也不例外。
  张润槐上任后搞了一次调查,得出结论:“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有六大不自由,八大对抗,基层干部47种刑法,大跃进干部比国民党、日本人还要坏。”B10他这是骂谁呢?大跃进政策就是仍然在位的那些昔阳干部具体执行的,陈永贵也算是基层执行者之一呢。
  当时,昔阳的上一茬干部,如县长王贵科,副县长王富元,县委常委赵满仓、李韩锁等人私下聚会,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骂张润槐。原县委书记张怀英虽然身在数百里之外,也相当积极地通过往来信件参与了反对新书记的活动。他还给陈永贵写信,让他给张润槐提意见。
  1963年9月25日,中共昔阳县第五届党代会召开,361名代表出席。一些张润槐不满的人私下商量,联合起来不投张润槐的票,结果张润槐少得了20多票。在习惯全体一致干部们看来,丢了20多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更何况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一向是严厉禁止一切派别活动,凡搞派别活动便有了搞分裂和反党的嫌疑。
  果然,张润槐将选举结果上报晋中地委后,地委书记王绣锦大怒,说:“共产党不选共产党,这不是反党么?”随即派人来查。
  1964年9月,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将昔阳定为四清运动重点县,更感到有必要“纯洁司令部”。1964年9月26日,晋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解决昔阳县的宗派活动问题,要求昔阳县常委参加。陈永贵只是县委候补委员,还不够资格,但是考虑到他是全国劳模,又与此事有些关系,便把他扩大进来了。
  这次连开了40多天的会很有点杀气腾腾的气氛,与会者一边倒地批判以张怀英为首的“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地委副书记王荣训斥张怀英等人道:“你们不就是仗一个陈永贵么?陈永贵有什么了不起?亩产五百斤的村在全国有的是,多如牛毛!你们想抱这个粗腿?抱不上!”
  此时距毛主席请陈永贵吃饭还有三个月,陈永贵的腿还不够粗。结果,一个反党宗派活动的大案定下来,共373人涉入其中,95人被定为“反党成员”,278人被列为“消毒对象”,张怀英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28名原昔阳的实权人物被调离昔阳。这一场昔阳政界的大地震就是所谓的“十月事件”,B11它起源于大跃进运动,形成于四清运动,后来又发展为文革中的夺权和两派分裂。
  陈永贵由于外出接待参观,只参加了十几天的会议,但他仍然深切地感到了会议气氛的巨大压力。从感情上说,他当然是近张怀英而远张润槐,但是他把个人感情深藏起来,在10月12日、13日的两次小组会上当面斥责张怀英,并且声色俱厉。他指着张怀英说:“你写信要他们拉我下水,如果我没有无产阶级立场,这下就完了。我在党代会解决不团结问题时,偏听他们,给上级造下谎状。……这是我受压力最大的一次,我是对不起领导的。你这个反党分子,对昔阳有极大损失!但现在将坏事变成好事,你要彻底交待!”B12
  陈永贵对其他人也不客气。10月5日,他责问李韩锁“个人主义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说李韩锁的检查“思想不够痛,危害找得不够”。10月10日上午,与陈永贵有十多年交情的王富元做检查,陈永贵9次插话揭发批判。B13
  1965年,陈永贵随晋中地委组织的赴山东参观团到临泊地区参观,全团40多个人里有20位县委书记,5位地委常委和几位劳模。这时与十月事件相隔不过几个月,陈永贵却变成了在中央挂号的人物,动不动就可以扯上别人到中央打官司,说话自然也硬气了许多。
  一天在临沂地委开座谈会,临沂的一位领导说到地区的工作所以能搞好,是因为他们把毛主席对厉家寨大队的批示在全地区发扬光大了。陈永贵听到人家对毛主席批示的重视程度,勾起了满腔的不满。十月事件他被迫做检查,四清运动又整他,这算什么事!他忽然站了起来,隔着三张桌子插话道:“你的报告说到了我的心坎上,”说着还拍了拍胸脯,“你们临沂地区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主席对厉家寨大队的批语在临沂地区发扬光大,我们昔阳也有三面红旗,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出卖了,没有了。”他还嫌暗示得不清楚,特地点出了十月事件发生的时间:“从六四年十月份起,把这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三面红旗一面一面地都砍倒啦。”
  陈永贵的举动很突兀,攻击地委的味道也很浓,地委常委们便看着他,陈永贵觉得那神情透着不满。“我还看不出来!”陈永贵后来回忆说,“他们注意我,我也瞅他们,好像是说我出了外省外专啦,没有一点礼貌啦,也就是骄傲自满到极点啦。那有什么了不起,你无非再给陈永贵记上一笔老账,那还怎么了!”B15
  过了一会儿会议休息。陈永贵见那五位常委和几位县委书记凑在一块议论着什么。他刚才冒了一回,便觉得众人都在议论自己,干脆就走过去,把话题扯到了十月事件上,“你们每天也不知道干什么哩。”陈永贵说:“你们说张怀英坐在文水反大寨,我和张怀英在一起工作二十多年,就不知道张怀英反大寨,你们怎么就知道张怀英反大寨?”
  地委的一位领导不想和他争执,劝道:“永贵,你不了解情况,回去了你到地委寻王书记扯扯,你就清楚了。”
  陈永贵积聚了许多不满,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三、劳模夺权

  1966年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通过报纸和广播传遍了全国。就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陈永贵的一篇大批判文章证明这位劳模并没有落伍,批判文章的题目是:《新大寨粉碎了孙治方的谬论》。
  是日下午五时许,昔阳县127个村庄突然遭到风、洪、雹的袭击。同日,一股龙卷风自南掌城村扫至北掌城村,围九尺高七丈余的两株五百年古柏被连根拔起,五百余斤重的碌碡自窑顶卷落院中,两只绵羊被卷入半空,一个人被三次旋起摔下。房揭顶、河断流、苗扫光、土卷尽,毁树四千余株。
  昔阳县关于异常天象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元年。是年寒冬,雷声大作。
  1966年8月号称红8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风雷激荡的月份。8月1日,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首次表示了对红卫兵造反的“热烈的支持。”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另一个“司令部”宣战。8月8日,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他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布军装,走过金水桥,一直走到大海一般沸腾的群众队伍中,与狂喜的红卫兵小将握手,并且向全场红卫兵招手致意。这次百万人大会后来被称为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动员大会。会后不过两天,红卫兵就冲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打砸抄烧迅速形成风潮。8月31日,毛泽东主席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在大会讲话中说:“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宣布:毛主席支持革命师生的大串连。于是,全国性的大串连立即形成高潮,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和各色人等涨满了各线铁路,连车厢而所那一点空间也挤进了六七个人。作为与井冈山和韶山并列的三大热点之一,大寨沸腾了。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会议公报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中要继续学大寨:“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
  大寨这个80多户的小山村似乎代表了未来的理想世界,因而成了一块圣地。十几万朝圣者如潮水一般涌来,一时道路拥塞,衣食无着,又赶上寒冬将至,当地政府不得不频频向中央告急。中央军委命令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调动直升飞机向大寨和井冈山空运大饼、衣服和毯子。
  在数以万计的朝圣者眼里,陈永贵显得极其神圣。他也出来接见群众,也向人群招手致意。每逢此时,人群中就爆发出“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的欢呼声。神明般的永贵大叔先后接见了20多万红卫兵小将,许多红卫兵见了陈永贵之后,都说自己有一种“浑身是劲”的感觉。这些敢做敢为的红卫兵小将敢砸井冈山的展览馆,敢揪斗井冈山管理局的老红军,但是在陈永贵面前他们毕恭毕敬。曾有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想冲大寨展览馆,把展览改得更合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永贵哼了一声,立刻有大寨的农民手持镢头严阵以待,展览馆的大门也用砖头封起:想动展览?门也不让你摸!谁敢动一下试试!
  尽管陈永贵空前地显赫,尽管他在红卫兵们的欢呼声中招着手,很和气地笑着,他心里却乱得不知如何是好,对红卫兵也颇不以为然。
  从表面上看,陈永贵跟形势跟得很紧。批三家村时他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三家村,打倒反动权威时他就在《人民日报》上驳权威,可是他心里却没谱了。学大寨虽然号称是一场群众运动,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官办运动。实行起来需要大量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没有强有力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根本就谈不上大学大寨。因此,陈永贵在骨子是要组织纪律,要铁腕权威,不要混乱和造反的。昔阳中学的红卫兵和北京天津辽宁等地的红卫兵搅在一起冲冲杀杀,还计划要夺县委的权,他听说了就不痛快。偏偏这些红卫兵还来找陈永贵,请他出面支持,陈永贵哼哼哈哈地应付一通,支走了红卫兵后颇不以为然地哼道:“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就凭他们这几个毛娃娃能掌了权?哼,害去吧(即玩去吧)!”
  陈永贵甚至很忧虑。红卫兵到处煽风点火搞串连,谁对干部有意见就串连谁。许多陈永贵熟识的大队书记已被打倒,戴着高帽子游街游田,站在板凳上挨斗,很有点像一年前搞四清的“形左实右”。这么下去谁来当干部?谁来组织学大寨?谁来组织生产?
  另外,文革开始后,十月事件再次翻了出来。王贵科和李韩锁等人被关进昔阳商业局的大院里,张怀英在文水县多次挨斗,他的四岁女儿也被拉去陪斗,“革命群众”当着他女儿的面打断了他三根肋骨。人们也没有忘记陈永贵在山东为十月事件鸣冤叫屈的事,省、地还专门派人赴山东调查他的“放毒问题”。
  贾进才责备陈永贵:“你咋也不出面说说?再不管,怀英还不得让人弄死了?”
  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主要在城市里搞的运动从此正式进入农村。两天后,陈永贵称病上京了。他跟勉强支撑着的县委请了假,带上一筐大寨产的苹果到了首都。
  北京的街头,到外是大标语、大字报,传单满天飞,宣传车满街跑。连老老实实的公共汔车也糊着各种耸人听闻的标语口号开来开去。
  陈永贵直奔京西宾馆住下,立刻求见总理。三天后的晚上,周恩来挤出时间,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陈永贵,见了总理,陈永贵咧开嘴笑着,恭恭敬敬地握了总理的手,说:“我给你带了筐苹果,大寨产下的。”周恩来笑道:“哎,你们的苹果我可不敢吃,给主席送去吧。”
  这年年初,大寨曾给毛泽东寄过苹果,毛泽东收下了,中央办公厅还特地回了封信,回赠大寨大队一张毛泽东亲笔签名照片。
  寒暄几句之后陈永贵就开始向总理诉苦,他有一肚子话,一肚子问题,简直不知从何说起。他说大寨乱得不行,红卫兵多得没法办,一群姓姓不是打倒这个就是打倒那个,好多人还带着小刀刀。周恩来笑道:“那不是小刀刀,那是匕首。”
  陈永贵问道:为什么每次运动,非把苗头(矛头)都对着我们?这个文化革命到底是怎回事?怎么一上来就把我的老战友都打成革命了?”他讲了一通十月事件,又讲到“十月事件受害者”目前的处境。
  周恩来听了,极含蓄地答道:“这个问题,各级党委都解决不了。这样吧,我给你几个红卫兵袖章,你们自己去斗嘛,自己解决问题。”B17
  陈永贵似懂非懂地接过红袖章,心里有点纳闷自己怎么能让文水县放出张怀英,让临行前他要去请假的昔阳县委放出李韩锁等干部。他把红卫兵袖章收好,又谈起了生产问题。他说,大寨的红卫兵一拔接着一拔,每天都有几千上万的人来,大寨的地方小,盛不开,乱成这样,明年的春耕生产怎么搞?
  周恩来让陈永贵抓好春耕生产,至于乱哄哄的局面,周恩来让陈永贵找县委,由县委出面帮助大寨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又说起了化肥。陈永贵请总理帮个忙,批准他们建一个化肥厂:“我们县里连续要求了三年,为了搞化肥,我们的干部出去请客送礼,四清整死了四十多个人。”
  周恩来说,这个好办,明天国家计委要开会,我让他们把你们的化肥厂纳入计划,你现在回去就可以办,国家支持你。
  陈永贵闻言大喜,别的事也顾不上提了,就着急回县里办厂。他后来这么说当时的心情:“这一下我就不顾反啦,你愿反就反吧,就跑回来建厂啦。”这次在文革的大乱时刻占用了国务院总理四个小时的谈话也许还有许多重要的内容,但是在陈永贵的心目中,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一座化肥厂。他谈起这次见总理时总要强调化肥厂:“这是中央对我们的最大关怀,也是我们昔阳的永远利益。”“文化大革命前,因为搞化肥,到处受欺负,受欺负也弄不下。现在,我们有了这座化肥厂,看该多主动呀。”
  回山西的路上,陈永贵在火车上与一位省委高干的夫人想遇。这位夫人说她们正准备夺权,请陈永贵站出来支持她们。夺共产党省委的权?这在当时尚无先例,陈永贵吃不准局势,就来了一个不说话,咬住牙不表态。他不知道,十几天之后就将出任山西省最高领导的刘格平此时也在北京,正等待中央文革的召见,准备回山西夺权。
  1967年1月正是中国的省级政坛开始翻天的月份。这里这先放下陈永贵的活动,说说山西省和全国的局势。
  1967年1月3日,上海的文汇报被夺权。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军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予以高度评价,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B18
  就在这一天,江青叫关锋找刘格平谈话。刘格平是山西省挂名的副省长,其经历却很不一般。1936年,他与60多位共产党领导人一块被国民党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指示他们按国民党的要求履行手续出狱。刘格平认为履出狱手续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叛党声明有损气节,宁可不出狱也不肯执行中央指示。1966年12月,江青在整刘少奇的材料时发现了刘格平的惊人之举,就召他进京谈话。刘格平在京等了许多天,直到上海夺权之后,江青才叫关锋让刘格平立即回山西夺权。1月8日,刘格平奉命返回太原。1月9日,刘格平等5人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B19同时策划夺权。
  1月11日,以十三治金公司电焊工杨承效为首的“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及各路造反大军联合成立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刚刚三十出头的杨承效任总指挥,成为夺权的前台人物。
  1967年1月12日凌晨1时,山西省省委大院开锅了。各路造反派在杨承效的号令下联合行动,“向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B20所谓夺权斗争,除了占领和抄家之外,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抢公章──印把子。是日夜间,造反派从各党政部门抢来的公章装了半麻袋。
  这一天晚上,山西省委书记卫恒也被杨承效领导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起来。18天后的夜里,卫恒自杀身亡,成为文革开始后的第二位被迫害致死的省委书记,山西则成为全国第二个夺权的省市。
  1月13日晚,刘格平等三位领导干部在前台亮相了。他们向两千多名造反派的代表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进行夺权。”次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12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
  在省城大乱的同时,陈永贵正在村里琢磨着出山还是不出山。
  陈永贵早在返晋的火车上就听说了夺权的风声。山西的别外一位著名劳模李顺达也挺早就听到了风声。这两位全中国最有名庄稼汉在山西举足轻重,谁都想拉。不管是谁夺权,有了这两位喝过毛主席的酒,得过毛主席的批示和表扬的人物的参与、支持,哪怕只是声授,其合法地位也会大大巩固。问题是这两位庄稼汉慎重得要命,硬是不肯表态。庄稼人的本能似乎告诉他们:夺共产党省委的权不是闹着玩的!那时侯,除了上海这个直辖市,省级夺权毕竟还没有先例。
  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形势不管你拿得准拿不准,只管一日千里地往前奔,落伍者还有被淘汰,甚至被抛进“历史垃圾堆”的危险。一位纺织女工出身劳模在太原打长途催李顺达:“老李!喂!老李,赶快决定,喂,劳模都要出山啊!你吭声呀!你咋不说话?喂!革命形势需要你出来啊。喂!”李顺达道:“情况我不大了解啊!是啊,我身体也……,啊,看看吧,是啊,我看看吧,再联系吧!”他放下电话,心里直犯嘀咕。不出山?不会闹个对抗文化大革命?出山?他忽然想起了老搭档陈永贵。
  “给我挂昔阳,陈永贵!”李顺达拿起电话,吩咐县总机。办大事前先看看左邻右舍的动静,这也是中国农民处世小心的传统习惯。“喂!老陈吗?我是李顺达!”“啊,老李呀,我早就等着你的信呢!”陈永贵笑道。
  “老陈,你说咋办呀?”李顺达劈头便问,他感觉着陈永贵心里转悠的事一定跟他一样。
  “什么咋办?啊?哈哈!”陈永贵不知是不是在装傻。
  李顺达把情况说了,刚讲完,陈永贵就说道:“老李呀,你拿个主意吧!”
  李顺达道:“我就是问你哩!你倒问开我啦!你去不去呀?”
  陈永贵道:“哎呀,老李,你去我就去!”李顺达也同样答道:“哎呀老陈,你去我就去!”两个人聊了一会儿,最后相约各自从家里出发,共赴太原造反夺权。B21
  其实陈永贵比李顺达心里有底。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顺达就在西沟埋头不出,每天只是听收音机。而陈永贵毕竟去了趟北京,见了总理,还得了几个红袖章。从北京回来后,陈永贵对红袖章所包含的暗示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在陈永贵与李顺达相约赴太原参加造反之前,文水县出过一件事,给了陈永贵很大启发。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大闹文水,将张怀英抢了出来。文水方面马上发出追捕令,搜捕逃亡的“反革命分子”张怀英。消息传到昔阳,县有关方面估计张怀英可能逃往大寨,便派人严密监视了通向大寨的道路。陈永贵听说了红卫兵抢人的举动,恍然大悟地说道:“噢,总理给我袖章,叫我们自己解决问题,原来是这个办法呀!”B22于是,他也让郭凤莲组织起红卫兵。大寨的红卫兵一度与西沟李顺达手下的红卫兵联合,统称“太行红卫兵”。
  1967年元月中旬,陈永贵和李顺达如约会师太原。这两位山西省同时也算是全中国的钦定农民领袖,与另外一些劳动模范一块在《山西日报》上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省城造反派的革命行动。造反派的腰更硬了,劳模们也更红了。
  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胜利》。同日,山西省会太原的五一广场上人山人海,几十万造反大军在此举行了誓师大会。在红旗翻卷的主席台上,人们可以看到陈永贵、李顺达、解悦这三位著名劳模与杨承效等造反派首领坐在一起谈笑风生。陈永贵的胳膊上还戴着周恩来总理亲手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
  陈永贵和李顺达等人在太原活动了十多天。这二位介导成立了一个叫“山西工农革命造扳联络总站”的以农工为主要成分的群众组织。陈永贵出任政委,李顺达任副政委。一时间,数不清的各咱群众组织都归附于这两位毛主席亲赞扬过的人物的大旗下,几天内前来投奔的人数竟多达三四十万。这一年的2月6日,《山西日报》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说:“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为这条消息配发的编者按特地指出了陈永贵“杀”出来的重要意义及其对政局的影响:“革命形势越来越好。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一批劳动模范‘杀’出来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劳动模范有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劳动模范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列,带头闹革命,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这一个头一带,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就会列加迅速地形成。”
  陈永贵和李顺达拉起了一支三四十万人的队伍,心里却总放不下各自村里的那一摊活动。闹了几天,陈永贵和李顺达就离开核心舞台回山了。他们麾下的各路人马不久也自行解体。当然,省里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忽视富于政治号召力的农民旗手,陈永贵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名单,上报中共中央。
  陈永贵的家乡的局势正在急剧变化。
  一月初,山西省“一一二”夺权之前,昔阳县委仍然勉强控制着局势。县委领导们努力地试图将群众运动的冲击力引向前任当权派以求自保,于是有关押李韩锁等干部并堵截张怀英之举。
  从文水逃出来的张怀英果然企图躲进大寨。他没敢走大路,绕了一个大圈子,从虎头山翻过来往大寨走。尽管这条路很偏,县里派出的监视人员还是发现了这位逃亡的“反革命分子”,便立即召人追捕,县里的摩托车吉普车火速出动。这时,已经有人问陈永贵通风报信了,陈永贵马上派出贾进才贾承富等人提着镢头去接张怀英,把他背到正在修梯田的小背峪沟的石窝里躲了起来.追捕的的人在山梁上喝令站住,贾承富挥着镢头叫:“狗日扔种下来,下来哇!”追捕者见对方人多,又是谁也惹不起的大寨人,便不敢下了,走了。过了两天,陈永贵又派人秘密护送张怀英到太原,请省里将其保护起来。
  山西省夺权的十天之后,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过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写得极其激昂,极有煽动性,社论把夺权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动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壮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社论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是日,昔阳的几种造反人马不等在太原参加夺权活动的陈永贵回来,先自分头夺了昔阳县委、县人数及所属各部门的权。一周后,接任张泣槐不过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原耀先从县委大楼三层附地身亡,据称是自杀。
  昔阳的“一二二”夺权带点学生们一时兴起的性质。各村的干部社员几乎都不知道县府的印把子已经易手,及旧在闹他们的革命,过他们的日了,而县城里的造反派自己却闹得天翻地覆。各派之前都想架空对方,把全部的权力都揽过来。那些来自北京、太原、太谷和昔阳育红中这的红卫兵小将本来就缺乏行政管理经验,连个衙门的架子也撑不志来,更解决不了行政和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面对乱成一团的局势和杂七杂八的火烧眉毛的事务,这群小龙束手无策。
  这时,刚刚在省里参加了造反夺权活动的陈永贵,佩戴着周恩来总理新手赠送的红卫兵袖章,如同众星捧月一般地回到了昔阳。在昔阳有十几年根底的张怀英也随着陈永贵回来了。于是,“千万双革命的眼睛立刻转向了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昔阳文化大革命的曙光。”B23
  昔阳县城一乱,关押在商业局大院里的“十月事件受害者”们自然都跑了出来。两年前被地委强令调出昔阳的“宗派活动分子”也纷纷离开流放地。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赶到大寨。1月29日,“十月事件受害者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在大寨宣告成立,前县长王贵科任队长,前县委常委李韩锁、越满仓任副队长。有了这些行政经验极其丰富的老干部,再加上饱读史书的前县委书记张怀英和“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大寨立刻成了全县实际上的决策中心。各派组给纷纷人到大寨建立联系。
  陈永贵在一群老谋深逄的前昔领导人的拥戴下,召集一些造反派组织开了一次会,宣布了自己对时局的主张:“趁春节时机大斗王乡锦、谢子各、张泣槐等黑帮走资派,猛促春耕生产。”王乡锦是晋中地委书记,谢子和是晋中行署专员,张润槐是前昔阳县委书记,都是本地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陈永贵明智地避开了各路人马争执不休的权力问题,提出了谁也不敢小看,谁也不敢不拥护的行动纲领。如此陈永贵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无可急议的决策人和领导人。
  1967年2月8日,农历大年三十,陈永贵在除旧迎新的爆竹声中进了昔阳县城。除夕之夜,全县400多个大队的头面人物蜂拥而至。1967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52岁的生日。这一天,昔阳县城里的工农兵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全县20个公社415个大队的1500名代表和县城附近的六个公社的2800名革命群众会聚于此,号称万人。陈永贵、张怀英、王贵科和赵潢仓在众人的仰视中出在插满红旗的大会主席台上。陈永贵朗声宣告:“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开始!”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雷动,只号声此伏彼起。随后,在万众一声的怒吼中,晋中地委书记王绣锦、专员谢子和'前昔阳县委书记张润槐'地委常务副书记王荣和其他领导人卜虹云、苗枫、张哲生、张子仪、肖岗等几乎全当权派被押上台来。
  陈永贵首先发言,他谈起了积怨达两年之久的十月事件;“十月事件的性质,绝不是个个私怨之急,绝不是守派之争,也不是工作方法之争,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争,是拥护三面红旗和反对三面红旗之争,早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之争!”接着,陈永贵又“揭露了地、县领导人反大寨的罪行”,譬如四清工作队砍大寨红旗企图。当年激怒过陈永贵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张子仪,说陈永贵这个粗腿抱不住的地委副书记王荣都在台前撅着。
  陈永贵讲完之后,张怀英言控诉走资派对他本人和十月事件受害者的迫害。张怀英不久前挨斗挨打受伤沿末痊愈,人与昔阳各方面的关系又好,口才也佳,于是,会场上那些贫下中农“听到怀英同志为坚持社会主义方面而惨遭折靡时,纷纷落下了激动的热泪”。
  会后便押着“黑帮”们到下边和公社和大队去游街,用陈永贵的话说:“让大家都看一看他们的万恶滔天罪。”
  联合批斗会和游街从春节闹到正月初三,小小的昔阳县城和附近的农村连续沸腾了三天。陈永贵后来曾把昔阳的这一串批斗和和夺权大会与别外做过比较,他说:“我想,在全省也很少哩,像我们昔阳这样,把所有鳘个生产大队的社员代表都选来,参加我们的夺权和斗争大会,很少的,那无非不过是城附近呀,机关呀,学校呀,学生们参加。我们是真正成了群众运动来搞夺权斗争。我们认为我们搞的是非常透彻的,而不是他们那样,斗黑帮是请客吃饭的。”B24
  经过三天普及而深入的批斗,陈永贵和“十月事件受害者”的地位稳稳地扎在了昔阳政治舞台的中心。当年写下的夺权报告描述说:“三天的大会已经激发了代表我们的积极性,只要陈永贵、张怀英、王贵科等同志一声令下,立即就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夺取政权。
  陈永贵见时机成熟了,便准备动手再次夺权,把全部权力从你争我夺的“筹委会”等各派红卫兵手里夺过来,夺到他自己和“十月事件受害者”手里。陈永贵对张怀英说:、我夺权,你来帮我掌权。”考虑到“十月事件受害者”都是昔阳的前党政要员,这第二次夺权似乎奇妙地带了点“复辟”的色彩,但当时恐怕没有人敢这么想。
  2月10日晚,陈永贵组织各路造反派开代表会,专门讨论第二次夺权问题。陈永贵高声问众人:“这权该不该夺?”众人如军人般地齐声高呼:“该夺!”
  2月11日,正月初三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昔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大会”,32个造反派组织参加。大会宣布昔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并一致推举陈永贵任总指挥。刚刚当选的陈永贵在强光的照射下,满脸庄严地宣布了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从即日起,昔阳县委、县人委后切党、政、财、高新明文大权归总指挥部!”
  当晚,32路造反派代表涌上夜色笼罩的昔阳街头,“敲锣打鼓地欢庆总指挥部夺权胜利。”
  至于刚刚掌权不到20天便被陈永贵把权夺走的那些造反派组织及其支持者,据说“根本不敢说一个‘不’字”,“总指挥部一宣布成立,它不得不立即宣告解散。”B25日后陈永贵也没有难为他们。
  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很快就传向全国。196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章,陈永贵在文章中谈了他在夺权斗争中的体会,斩钉截铁地说:“夺权好得很!”3月5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报道了陈永贵在昔阳夺权的消息,引题是:“同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起把昔阳县的大权全部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主题是:“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副题是:“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
  劳模在社会中的主要功能就是当榜样、当楷模,摆在那里让人们看,让人们学。至于人们学不学,劳模本身是无能为力的,他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不如意事也只能干瞪眼。而劳模一旦造了反夺了权,便成了可以迫使别人服从的权威。陈永贵显然很愿意当这样的权威。他说:“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
  从1967年2月中旬起,陈永贵的身份迅速变化:2月11日出任昔阳县造反总指挥,2月2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3月1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站副总指挥,3月19日出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4月8日出任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陈永贵从一位劳模一跃而成为昔阳县20多万人的最高领导和山西省的第三号权威人物。陈永贵鲜明地感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变化,他说:“现在不跟过去一样啦!不能再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我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有个意思哩!”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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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见到了夺了一身权的陈永贵。这天晚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上海、北京和山西的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陈永贵作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受到接见。毛泽东见了陈永贵,很高兴地伸出手去,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回答说:“大寨人问你老人家身体好!”然后,大家又在一起照了像。
  过了几天,最高指示传了下来,许多陈永贵派的山西造反派报纸在报眼那块专登最高指示的地方登出了六个大字:“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后来见了,觉得有点过分,便不让登了。但是毛泽东主席五一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谁不见谁,让谁公开露面或不让谁公开露面,确实是事先精心安排过的。由周恩来拟定了名单,毛泽东本人审批。这里包含着最高领袖要扶持谁或打倒谁的信息。

四、毛泽东控制左右平衡

  1967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三。陈永贵在昔阳县城里批斗地、县两级当权派,搞他的“二一一”夺权,北京的中南海里则开着一次剑拔弩张的会议。
  这次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在怀仁堂会议室举行。主持人周恩来坐在正中。会议桌的一边坐着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界和军界的元老,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和康生率领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中央文革的新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B27
  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比“抓革命促生产”更能反映出毛泽东的两重性与会议桌两侧的人马的分歧和对立了。
  毛泽东既是一位诗人般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他崇尚精神力量,也尊重物质力量;他热爱革命,同时也想尽快发展经济;他一意孤行而且孤注一掷地采取极其激进的手段打碎了17年苦心经营的成果,以创建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人新世界,同时又保护着一个尘世国家得以存在的最起码的条件和秩序。毛泽东想把这些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怀仁堂会会桌两侧的人马似乎就是毛泽东自身矛盾的展现,不过,这两个方面统得显然不怎么成功。
  会议开始不久,双方就争执起来。徐向前冲着对面的人拍桌子,对面的康生则质问徐向前有什么了不起。叶剑英指责陈伯达等人把党和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想把军队也搞乱。
  叶剑英话中有刺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种提问方式简直使陈伯达无法回答。叶剑英的讽刺已经难以应付了,他所涉及的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更是复杂得至少要从大跃进说起。
  在大跃进时毛泽东就讲过:“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B28毛泽东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这番话的时候,确实没有提到党的领导,而且是一连五次讲话都没有提到党的领导。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改变了他三年前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观点,但是他也确实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评了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的说法。他问,如果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群众呢?”B29
  大跃进跌跤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深居简出地思考了多年。他不认为大跃进的基本思路错了,相反,在他看来,大跃进所代表的人的因素第一,调动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的道路是非走不可的道路。中国革命一不靠飞机大炮,二不靠物质刺激,为什么胜利了?不就是靠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么!”战争之伟力的深厚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再往远点说,中国被世界列强骑着打,偌大个天朝上邦船不坚炮不利,而且连能够顺顺当当地发展工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近乎没有,中华民族怎么就能挺起胸昂起头?不就是靠近百年来无数炎黄子孙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想方设法英勇奋斗么!既然凭着这种革命精神可以推翻三座大山,为什么就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问题就在于有人不肯走这条合乎中国革命传统的路,问题就在于有人压制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64年2月,毛泽东说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B30他说,这些人在国内主张搞“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
  1964年12月,毛泽东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来描述压制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干部。他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问题如此严重,如何解决呢?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总结了他解决上述问题的经过,他说:“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还搞了一些在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后来,毛泽东把这种自下而上解决问题所需要使用的四大手段,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写进了宪法。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可以用好这些手段,相信中国人民会用这些手段清除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障碍。
  在毛泽东的想象里,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更彻底地揭开盖子,解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打倒那些把他们引向邪路的人,打倒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当官做老爷的当权派,人民的心情舒畅了,革命精神更纯洁了,生产力就解放了。届时经济自然会迅猛发展。这大概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道理。在此基础上,他在“五七”指示中描绘的那种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不断受到批判的理想世界就会建立起来。
  话又说回来,尽管毛泽东号召人民造反,但是他并不能忍受无政府主义。1967年2月12日,也就是叶剑英以嘲弄的口气问陈伯达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的第二天,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要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的部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他责问:这是谁搞的?
  毛泽东似乎是在极左的钢丝上不断地做着左右之间的调节,寻找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陈伯达曾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工作,他应该熟知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这些复杂的充满矛盾的观点。
  陈伯达看着怀仁堂会议桌对面的叶剑英,他避开了关于要不要党的领导的语带讥讽而且暗藏陷阱的提问,以守为攻地答道:“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坐在陈伯达一侧的关锋似乎不避锋芒,他冲着对面的党政军元老把皮包往桌子上一摔,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眼看着冲突迅速升级,周恩来发话了。他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议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没人顶撞周恩来。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
  2月16日下午3时,怀仁堂会议室里又开碰头会,继续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会议室门口碰见了张春桥,谭震林问道:“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陈丕显是被夺了权的上海市委书记。在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和山西省委书记卫恒非正常死亡,许多省、市委书记挨斗游街之后,毛泽东指示把各省市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设法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是仍有不少人被当地扣押着。陈丕显就被扣在上海。
  张春桥听出了谭震林兴师问罪的潜台词,推脱道:“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不管用了,”张春桥道,“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走进了会议室,谭震林再次向张春桥要人。这位个头不高,骨骼见棱见角的老革命压着火问:“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躲闪道:“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闻言大怒,打断了张春桥的话嚷道:“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B31
  这位工人出身,1928年就当了井冈山特委书记的毛泽东的老战友压不住火了,索性把话都说了出来:“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说起孩子,谭震林的火气更大了:“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这时,负责公安系统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继续吼道:“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罢,谭震林气冲冲地拿起文件,穿上衣服便往外走:“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叫住了谭震林,让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陈毅接着发言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叶剑英也说道:“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拍着桌子叫道:“许多干部被揪来斗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这时谢富治又插话为文革小组辩护,劝对方不要那样讲法。李先念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和稀泥!我们党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文革小组那一侧的人使劲做着笔记。
  谭震林又说道:“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道:“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后来聂荣臻也愤愤地说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的人不安好心。
  当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对笔记,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坐在灯下抽着烟,张春桥拿着会议记录汇报“大闹怀仁堂”事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他当然知道很多老干部受了冲击,憋了一肚子气。他也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认为这是正常的,他还要继续往前走。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只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另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干成第一件大事的代价是两千万条人命。第二件大事寄托了毛泽东后半生的理想和希望,甚至寄托了他一生奋斗的全部意义,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的。至于他的老战友不理解他的美好理想,因个人受了冲击而不满,他还有些生气。当张春桥说到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的不满溢于言表。他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两天后的晚上,毛泽东出面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大发雷霆。
  “你们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要刘、邓上台。”毛泽东对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的老部下们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动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动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毛泽东对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在一片瞠目结舌的寂静中,毛泽东又转向与他私交极好的陈毅:“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毛泽东又转向了谭震林:“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最后,毛泽东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B32说罢,毛泽东起身退场。
  后来,那些挨了毛泽东的训斥的元老们自然吃了不少苦头,写检查、挨批斗、甚至挨了拳脚。不过中国政坛的基本平衡并没有毁坏。
  两个月后,毛泽东下令释放“联动”成员。4月30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到自己家里开了团结会。当夜,周恩来拟定了参加次日的五一劳动节首都庆祝活动的人员名单。经毛泽东主席批准,这些“二月逆流”的参与人在庆祝活动中公开露面。这是向全中国宣布:他们没有被打倒,毛泽东在调节平衡。

五、造反总指挥不许造反

  “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这段语气急迫,散发着农业大国特有的焦虑和担忧的文字摘自中共中央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公开信。这段话作为黑压压的通栏标题浩浩荡荡地登在1967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春耕在即,而城里的造反夺权风潮在中央的鼓励下波及农村,中国农村大乱。
  一天,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的陈永贵坐着吉普车追赶一伙红卫兵。他想把这伙到处煽风点火的学生赶出昔阳,他甚至准备动武。别人不敢惹红卫兵,陈永贵敢。
  被追赶的是一些自称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城里来的学生。他们摹仿着老一辈革命家不避艰险地狂热工作,因此也显得能量极大。1967年上半年,昔阳的大队书记被打倒了多一半,各个村庄群龙无首,你打我斗,种种积怨一齐拥了上来,春耕生产受到巨大威胁。于是陈永贵就动员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小将们回校闹革命,换句话说,别在昔阳添乱捣乱。实在没有盘缠走不了的,县里给掏。
  有一伙红卫兵软硬不吃,铁了心非要在昔阳闹个星火燎原。陈永贵火了,听说这些人正在井沟大队闹,就带上人从大寨赶到井沟。井沟的一位姓赵的大队干部是陈永贵的过继女儿的生父。这位老赵一向佩服陈永贵,曾听说老陈的老伴想领养个女儿,就跟陈永贵说:“老陈,我有好几个女儿,给你一个,咱也攀个亲。”如今这位亲戚也被打倒了,挨了斗。
  陈永贵带人追到井沟,得知红卫兵已经跑到留庄闹去了,便又赶到留庄,又追到沾尚,最后在王寨追上了那些红卫兵。这些人果然能闹腾,正在王寨火上浇油地揪斗大队干部,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在“捣乱”。B33陈永贵当了半辈子大队干部,最见不得人整大队干部。当下就命人把红卫兵抓住捆了。两位红卫兵不服,挣扎着申辩,陈永贵手下的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老陈下了命令就得执行,把两个革命小将五花大绑押送到省军区处置。B34
  处理完此事,陈永贵就要上吉普车回大寨,打开车门刚刚跨进了一条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忽然扑了过来,死死抱住陈永贵的腿,哭道:“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请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老人家,不能这样对待咱贫下中农,这样对待干部。”B35
  原来这位老太太的侄子是这个大队的干部,被夺了权,挨了斗,还游了街。这还不算,老太太一家老小也跟着受了牵连,不许参加会议,被说成是保皇派,大喇叭里天天指名道姓地骂。老太太哭诉道:“你能见了毛主席,你给我们代问毛主席,这一个人犯错,这全家亲戚朋友都受连带?”B36
  陈永贵本能地感到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他太了解大队干部了。这伙人一年到头吆三喝四,没有不得罪人的。上边号召打倒肯定就有人响应,而且必定将家族纠纷连带进去。这么闹下去可就要天昏地暗了。而且农村聚族而居,一旦出了人命,冤仇一结就是几代,不知哪辈子才能有个了结。
  陈永贵干脆就下了车,在王寨住下不走了。他把当地的造反派头头召来,以他惯用的提问方式狠狠训了他们一通。你们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干部?一个大队干部算个甚走资派?春天他是红人,夏天他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他算甚走资派?站着吃饭立着尿,黑夜睡不上安稳觉,什么走资派?给我把人放了!
  昔阳县里没人敢顶撞陈永贵,当下就把关押起来的“走资派”们放了。放了人,陈永贵还不罢休,他还要求贫下中农们支持干部继续革命,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当干部,有错误检查改正就可以了。
  当时举国上下揪斗当权派斗得正红火,刘少奇受到公开批判,邓小平和陶铸等人也纷纷落马。农民们虽然不知政局的内幕,也听得出陈永贵让他们支持干部不太对劲。一位贫下中农小心地问道:“这样做惹不下祸吧?”
  陈永贵道:“惹不下。”
  贫下中农还不放心,又问:“哪戴上保皇帽子怎么办?”
  陈永贵笑道:“冬天很冷,戴上去暖和。”
  笑过之后,陈永贵明白他碰到了一个自己绝对无权做主的问题。彻底制止农村基层夺权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决策,非得由中央发话不可。于是陈永贵再次拿出惯用手段来,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给中央写信,要求保护农村基层干部。他找了一位记者。请记者代笔,陈永贵口授。他洋洋洒洒地谈了对农村搞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意见。从十月事件说到两条路线斗争,说到夺权,又从红卫兵串连说到大队干部挨斗,说到那位抱住他的腿不放的老太太,最后又说到革委会的作用,说到斗私批修。说来说去,只有一句话是核心:“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陈永贵要依靠这些人来领导运动,组织生产。他把这叫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尽管说得很得体,如果一上来就谈保护干部,未免显得保守了些。陈永贵巧妙地先谈大批大斗,他说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他说,打击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干的,十月事件整了我们200多干部,四清的桃园经验逼死了我们40多人,昔阳苦大仇深。再由此引出他想说的根本意见;保护和依靠广大干部。
  说完保护干部他又想名正言顺地赶走红卫兵。陈永贵把这个意思反过来说,叫做“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有了“自己教育自己”,自然就没有城里的那些红卫兵插手的份了。至于农村中的小学教员这类的知识分子串连夺权,陈永贵说:“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
  在谈到这个反对城市红卫兵介入农村的要点之前,陈永贵先在第三条的位置上插了一个正面的主张,即:“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文革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在昔阳,这就意味着陈永贵直接领导。
  在最后一条,也就是第五条里,陈永贵建议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使大队干部好好工作。他在这一条里又为自己未来的事业铺平了道路。陈永贵就是靠斗私批修和农田基建这两条把大寨搞红火的。
  这样的五条意见,既挡住了城里的红卫兵,又镇住了村里的造反派,既可以仰攻“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又可以稳坐革委会的江山干一番事业,陈永贵似乎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开了一份他掌权之后稳定和发展所需条件的清单,而中共中央居然就批转了。
  196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文,批文写道:“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出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此件可以发到生产大队。”
  这是中发1967年339号文件。尽管这一年的中央文件多得邪乎,一个农民的一个讲话竟成了一份中央文件也该算极难得了。
  陈永贵的谈话被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国之后,各地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大队书记们真是不胜感激。陈永贵后来回忆说:“批转下去,每天来信就根本没法看,不定有多少感谢的。”B37这一回,他名符其实地当了中国数百万农村大队干部在政治上的代表。

六、清除“五种人”:大寨县的诞生之一

  留庄大队离大寨不过三里,土地肥沃,人均亩数也比大寨多,可是产量却不如大寨。更严重的是,留庄从来也不去大寨参观学习,他们热衷于搞副业,大马车整天在外边转悠着捞现钱。陈永贵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之后,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解剖麻雀”,细细研究之下,发现了留庄大队的领导班子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留庄的大队书记与一位妇女的关系不正常,这位妇女恰恰又曾经是一位外号叫小秀才的富农的小老婆,于是共产党的大队书记就与阶级敌人发生了说不清楚的关系。尽管小秀才本人已经在20年前的土改斗争中被打死了,但是这并不要紧,陈永贵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让各村的干部们讨论:“小秀才死了20年,为什么还没有被打倒?”他很喜欢这个问题,几次亲临会场主持大家讨论。
  是啊,为什么?大队干部们津津有味地讨论起来。离大寨三里却不学大寨,这不是小秀才做怪?马车出去捞钱搞副业,这不是小秀才做怪?粮食产量上不去,山河依旧面貌未改,这不是小秀才做怪?小秀才死了20年仍然不倒哩!为什么?大队书记被阶级敌人拉下水哩!丧失阶级立场哩!
  如此生动的讨论进行了多次,并且以此为例类比其它,又发现了8位同样存在着立场问题的大队书记。黄岩大队的支书也被拉下水,不抓阶级斗争,致使村里偷盗成风,一个秋天社员上地烧吃嫩玉米达两万多斤。
  1967年11月,陈永贵给中央提的五条建议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后,昔阳境内瘫痪了的基层党组织迅速恢复,全县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了。这时,陈永贵反而向各村的领导班子开刀了。与各村自发的造反夺权不同的是,这回由陈永贵主刀,专切那些妨碍学大寨的人。据后来纪登奎概括总结,这些人共有五种。留庄大队书记只是其中“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那一种。
  昔阳的“五种人”中最有名的就是当年比陈永贵还显赫的刀把口大队支书张老太。这位1941年入党的“太行区一等劳动英雄”代表了昔阳为数众多的“民主派”。陈永贵说他的这位老熟人“入党早,资格老,白天干,黑天跑,开口想当年,闭口打土豪,没有功劳有苦劳”。说他至今还记着太行区开劳模会的话:“组织互助,发家致富”,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陈永贵说:“让这种人掌权,根本学不起大寨来,必须进行更换。B38
  张老太对学大寨确实不太感兴趣。五十年代,他与白羊峪的王殿俊、大寨的陈永贵,并称“昔阳三支花”,张老太的排名还是在前的。他靠山区牧业起家,当了大队书记后仍然坚持以牧为主,养羊养牛养驴养马,也把村里闹得挺火爆。大寨人在改天换地,他却带人贩卖牲口。
  陈永贵对这位老资格有看法。正巧,浙江的一位女知青在刀把口插队,因入党问题与控制了刀把口村要职的张家冲突起来,告状告到了中组部,说张老太不学大寨搞资本主义。中组部把这封告状信转到昔阳,陈永贵高度重视,立刻派工作组进驻刀把口。这位张老太也算祸不单行,这边工作组进村,那边贩毛驴让河北省扣住了,打开了官司。人家学大寨你竟敢到河北搞投机倒把?工作组组长的脾气挺冲,立即组织了批判会,批斗揭发张老太,口诛笔伐之外还动了拳脚。后来,当时的县核心小组组长李韩锁见火候太猛,怕逼死了人,就换了位以老好人著称的粮食局局长去当工作组长,张老太因此保住了一条命。但是,经昔阳一批判,陈永贵又在全国性会议上一点名,这位得到过毛泽东亲手赠送的特制信封的劳动英雄终于也没能再次抬起头来。他的一个儿子把他接到太原郊区住下,1976年1月,张老太戴着走资派、民主派和反大寨的三顶帽子病死。他原来当大队干部的儿子也患癌症去世,剩下孤儿寡母也举家迁往太原郊区。
  后来非常出名的南垴大队,原来的党支部书记叫赵忠武。赵忠武为人老实,能吃苦。文革前,村里有人偷偷杀了一只猪,装在棺材里拉到阳泉去卖。这显然是在集体经济之外的另一种经济。党支部书记赵忠武帮着人家杀了猪,还吃了人家的猪下水,显然就是纵容人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整五种人的运动中,赵忠武被打成走资派。
  昔阳是个穷地方,文革前虽然也没有少发学大寨的通知和文件,老百姓还是普遍瞄着来钱的几条最现实的门路,瞄着有一座大煤矿的阳泉市。各大队重视的还是运输业、劳务输出和各种副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抓副业,单靠昔阳那些秃山打粮食,在统购政策的盘剥之下又能赚到什么钱?在这种条件下,各大队的书记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像张老太那样对大寨死抠土地和粮食的路子不感兴趣的人自然不在少数。陈永贵心里明白大寨在昔阳的实际地位,因此文革前除了大寨公社的几个村外几乎就没有去过别的公社大队。“难道我不想去?”陈永贵1968年对他的昔阳部下说,“我想去。想去为什么又不去呢?我去没有好处。去,我就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寨精神,走资派反对你哩。”B39
  陈永贵夺权掌权之后,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频频发出学大寨的各种决定、倡议和通知。在他当选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次大会上,通过了“《将昔阳县改名为大寨县的倡议》,同时还做出决定:在大寨开办一个长期性的学大寨实习训练班,轮训全县四级干部,并且在大寨建立一个大寨经验报道站,将大寨每一天的政治活动、生产活动,通过有线广播、小报等宣传工具向全县进行报道,使全县各社队的工作能够天天紧跟大寨,使大寨经验能够对全县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不久之后,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领导集团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在三、五年内把昔阳建成大寨县。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自1967年冬开始,昔阳县408个基层党支部在陈永贵的主持下开始了大清洗。三年内,全县共撤换不想学大寨或不能学大寨的党支部书记127人,占支部书记总数的31%。其中,以张老太为代表的“民主派”62人;以南思贤大队书记为代表的没能力没胆量学大寨的老好人书记32人;以武家坪大队书记为代表的热心搞副业的“走资派”书记21人,以留庄大队书记为代表的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书记8人;以西固壁大队书记为代表的“混入党内掌了权的坏人”4人。对所有这些人,所有的408个基层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和他的同事们都一个一个地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真拿出了绝不放过一个的狠劲。
  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介绍了整“五种人”的经验。随后,整“五种人”便作为建设大寨县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全国农村推开,大小也成了一场运动。
  有了整“五种人”的威胁,昔阳408位基层党支部书记中没有被清洗的281位便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各公社的党委书记则更直接地感到了前拉、后推、旁边抽打的威力。每年冬天腊月二十三,社员歇工了,党员干部就开始整党,人人过关。陈永贵把关极严,他要求回答的都是硬问题:参加劳动的天数、粮食产量、工程。就这么几条硬指标,你讲吧,说说你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怎么带领群众学大寨的。
  每临整党,有点毛病的干部们便愁得不行。别说撞到陈永贵本人手里,随便哪一层干部也不好糊弄,一个个都铁着脸,似乎成了风气。把关常用的语言是:你自己说吧。你是党员吧?是干部吧?你自己检查检查,这一年干得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怎么就不怎么样?人家都干你为什么不干?你挖一挖吧。说不出来?干得出来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就慢慢说,时间有得是。反正,你说不清楚就交不了账,一个人整整几天几天星期都不算新鲜。
  瓦邱公社和另外三四个公社没有上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书记们便被陈永贵召到大寨办学习班。陈永贵咬住一个问题非叫这些公社书记回答不可:“你们那里为什么不上工程?”
  “为什么不上工程?”瓦邱公社的书记满脸痛苦地想。怎么回答才能交账?下边不愿意干,没有钱,调不动人,几次都说不通。可是这话怎么说?别的公社就没有困难?人家能解决你昨就不能解决?你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干什么吃的?
  陈永贵最后把问题浓缩得只剩了几个字:干,还是不干?不干就让位给别人干。瓦邱公社的书记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干吧,真难,穷公社拿什么调人?那些大队书记是好对付的?不干吧,就算你一点事业心也没有,就算你真不在乎那一官半职,不在乎自己的前程,莫非你还不在乎全县通报?不在乎那顶不学大寨的帽子?不在乎“五种人”的头衔?这位书记急火攻心,居然昏了过去,并且从此就落下了一个晕眩的病根。
  等到瓦邱公社的书记立了军令状回到公社,整个就像换了个人。他把各大队的书记们召来,脸阴沉沉地宣布:“我今天不是找你们商量干不干的问题。你们谁不干,上来交待一下。”
  说着摊开纸笔。所谓“交待”一下,就是辞职交接工作。大队书记们面面相觑,谁敢上去写我不干?谁敢说我不学大寨我辞职?眼前的这位公社书记今天不听任何解释和分辩,只要你一句话:干,还是不干。结果,瓦邱公社也在干河滩上干开了小平原,造地五六百亩,建成了该公社的粮仓,当地农民至今受益。
  从抓“五种人”的实践可以看出,陈永贵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绝不是喊喊大口号、摆摆花架子。在学大寨运动中,这一套做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贯彻推行大寨模式的强制性手段,是镇慑难免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做法的大棒。学大寨运动发展到文革时期,便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强制色彩,越来越多地强调了大棒和权威的作用,尽管这并不排斥原有的胡罗卜式的榜样作用。大概这一点就是陈永贵反复讲过的“大批促大干”所包含的一部分道理。不过,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理论被否定之后,当大批判失去依据,大棒也因而失去威慑力之后,学大寨运动又会怎么样呢?

  七、破私立公:大寨县的诞生之二



  文革初期的一天,大寨的大队长贾承让带着一拨社员下地干活。打歇的时候,几位年轻社员把镢头往地下一扔,大叫了一声累,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几位小伙子这个说累,那个说渴,贾承让听了笑道:“累了坐沙发,渴了喝汽水嘛!”
  类似的场面本是极寻常的,陈永贵却从中发现了关乎路线的大问题。他抓住这件事专门组织了一次社员会。
  在那间挂着毛主席像,墙上贴了七八张毛主席语录的会议室里,胸前戴了个毛主席大像章的陈永贵问面前的社员们:“为什么过去冰天雪地,三战狼窝掌,大家把苦变甜?现在干一般农活就觉得苦?觉得累?为什么有的人见了歪风邪气不批评?”他让大家联系实际斗私批修。于是积极分子们就纷纷发言,联系实际斗私批修。
  陈永贵是这样斗私批修的,他把叫苦叫累与私心和修正主义联系了起来:“我们建设虎头山,为的是解放全人类,”他说,“我们多做出一分成绩,就对世界革命多一分贡献。心里想革命,越干越有劲,成绩再大不自满,担子再重不觉重,工作再苦也觉甜,心里想自己,冷不得,热不得,就会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B40
  在千千万万参观者的眼里,在大批记者的笔下,大寨的农民们整天埋头干活,吃粗粮,流大汗,不怕苦,不怕累,俨然是一心为工劳动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化身。这就是斗私批修逼出来的。陈永贵说:“有人说,大寨社员思想好,觉悟高,思想斗争不太尖锐了。这话也说的不对。思想,思想,每天在想。每天在想,不是想公,就是想私。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公私斗争越激烈。改造世界观是长期任务。大寨社员思想好,是破私立公斗出来的,如果放弃了斗争,私字就会占了上风,好思想还会变成坏思想。”
  陈永贵为了战胜大寨社员头脑里的私字,创造出一心为公的新农民,确实付出了巨大努力,费尽了心机。
  六十年代初,闹洪灾之前,大寨社员还没有住进“大寨楼”,各家各户还有自家的厕所,自家的猪圈和自留地,“私字”还有自己的大本营。那时候,大队需要肥料了,陈永贵得在头天晚上召集支委会秘密决定第二天掏茅厕。次日一早,社员全体集合,陈永贵宣布今天要掏厕所,于是全体出动,分片掏走,颇像是一场突袭。为什么呢?陈永贵解释说:“头一天晚上不敢宣布。如果一宣布,有些社员连夜就把好茅粪担到自留地里去,再掺入黄粘土充好的。猪圈也如此,把真猪粪担到自留地,掺上黑土给生产队。”B41
  1963年一场大洪水,地刮了,房倒了,自留地自留树连同厕所猪圈统统冲了个精光。陈永贵心中暗喜。“这一下,人心也齐了,”陈永贵后来说,“我想这回不搞自留地了,要不然矛盾又来了。于是,我们在搞了集体地以后,就搞集体房,……房前屋后的自留地、自留树没有了。修了集体房,盖了集体厕所,也就无法在肥上掺假了,肥料评定的等级公不公的矛盾也解决了,因为都混在一起了,一律二毛钱一担。”B42
  可是大寨社员私心不死。有一位日子过得比较宽绰的社员向陈永贵抗议道:“俺们生活好,吃得好,茅粪质量高,多作价才合理。”与他同样认为自己的“茅粪质量高”的社员也附合说,一律两毛钱一担不合理。于是陈永贵就开始糊弄这些人,尽量往复杂了说。“你吃得好,茅粪质量好,这不假,”陈永贵说,“吃得差的人家吃得多,茅粪也多,都屙在一块,又该怎么算?”茅粪质量高的社员一听,老陈说得也在理,确实没法算。这时就有人建议干脆别算了,反正一人一份,全归集体,全上到地里,打下粮食来人人有份,何必再作价算钱?陈永贵说好,咱们趁热打铁,不再算钱了。如此就攻下了一块“私”的阵地。
  攻克自留地也是天随人愿。1963年的大水刮走了自留地,陈永贵心里挺高兴。他后来谈到当时的心情时说:“关于自留地,我早就想取消它了,但这是六十条政策的规定,不能乱来呀。现在有人要用政策来整我们,我们就说,这是老天爷干的,也不是我们干的。”
  冲掉自留地的责任可以推到老天爷头上,可是地修好之后,划不划出自留地来就要由人来决定了。陈永贵深谋远虑,早为这一天做了准备。他派了种了许多菜和烟叶,收获之后,蔬菜以一分钱一斤的价格分给社员,烟叶以五分钱一斤的低价分给烟民。粮食也是吃多少报多少,按需分配。自留地无非是种烟种菜种粮,如今烟也有了,菜也有了,粮也管够吃,还要自留地么?
  陈永贵发动党员讨论要不要自留地的问题,然后又发动积极分子讨论。他事先在这些人当中做好了工作,获得了不要自留地的支持者,又安排好让这些人在会上发言,最后就胸有成竹地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社员大会上。
  “大家说说吧,讨论讨论,划不划自留地。”陈永贵宣布道。
  出乎陈永贵的预料,一位事先并没有安排下的普通社员首先发言了。他故作生气地质问陈永贵:“自留地已经让大水冲了,修了集体地,你还让我们讨论自留地问题,又想出什么花样?”另一位社员也透着亲切地给陈永贵扣了一顶帽子:“你们到底要把我们往哪条道路上引?想的是自留地、盼的是自留地、靠的是自留地,哪还有时间去想集体地?”众人也七嘴八舌地都说自留地不好,说自留地的庄稼比日本鬼子穿的黄军装还要黄,等等。
  陈永贵就喜欢听这样的“批评”。“我听了这一批评,心里可高兴呢,”他后来回忆说,“于是,我们就问大家怎么办?”陈永贵一问,大家便纷纷嚷:“取消!”陈永贵又问:“取消,政策规定怎么办?”众人便喊自愿。自愿不要还怎么办?谁想要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
  散会后,陈永贵一调查,全大队只有五户说要,而且还是女的说要,男的说不要,陈永贵说这不能算五户,算两户半吧。他又问这“两户半”由谁来种自留地。男的说,我不种,谁要谁去种。女的说:“你不去种,那我也不要了。”于是自留地这块私心的阵地便被拿下来了。
  按照陈永贵的逻辑推演,取消自留地显然是合理的。自留地在全国范围内冲击了集体经济,使得农民有了一块多劳肯定可以多得的地方,一块别人无法搭自己的便车,无法占自己的便宜的地方。于是,这块小小的地方吸纳了中国农民巨量的心血和汗水,吸纳量大到了与耕地总量的百分之五远远不成比例的程度。一心要把集体经济搞好人们,自然要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之类的东西当成对头。这是博弈双方杀急了眼,很容易逼出来的违规动作。陈永贵拼出犯错误消灭了这个对头,他比毛泽东在《六十条》中正式规定的农村政策还要左得多,激进得多。周恩来也认为陈永贵走得太远。1971年11月15日,周恩来曾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9页)但是陈永贵坚持自己的做法,后来还总想着把这项违规动作合法化,作为正规政策推向全国,只不过屡次受挫。这是后话。
  大寨的最具全国影响的破私立公手段当数“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常言说:“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陈永贵想从根本上破私立公。
  1963年以前,大寨的劳动管理以包工制为主,有“三包一奖四固定”等一套定额管理办法。这套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减产罚的办法很有效,但是也有限。陈永贵曾讲过一个故事来说明这种包工制的弊病。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社员在虎头山上深刨玉米,有棵玉米的根部正好有块石头。他用镢头一勾,勾开了石头刨了玉米根下的土,石头仍在地里撂着。旁边的一位老社员看不过去,道:“咋就不顺手甩沟里去?”那位年轻人答道:“你也不看看那石头上号着工分没有?”
  陈永贵对这种缺乏责任心,不顾农活需要斤斤计较工分的现象深恶痛绝。“把社员都养成这样的斤斤计较,还怎能跟自然界斗争呀?”他说。他很想纠一纠这种弊病,很想揪住几个偷奸耍滑的整一整。他把这叫“逮典型”。就是看准思想落后,技术不高,好偷懒,就专门去细细地检查他干的活,挑出毛病来在会上臭训一顿,罚他的工分,让他回去返工。结果呢,陈永贵说,质量还是提不高。比如深刨土地,规定刨八寸深,你也不能把人家刨的每一镢头都扒开量一量够不够八寸。怎么办?农活就是如此复杂而模糊,给监督管理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劳动者本人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在集体的土地上劳动就像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劳动一样。于是陈永贵就从这个责任心下手,他要改造人心,他评工分要评责任心。
  1963年洪灾之后,大寨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忘我劳动的热潮,社员们不分男女老少,不管黑天白日,也不问工分多少,你追究我赶地投入到重建家园的劳动里。一位名叫赵小货的农民,过去以私心大著称,给队里放羊时自己割条编筐搞副业,愣把羊放死了好几只。赶马车为大队从外单位拉铁棍,趁人不备多拉回来好几根。出去买耕牛,把别人在山上放的牛也赶了回来。就是这样一位很会给自己算计的车把式,在1963年的劳动热潮中,主动由一天拉五趟石头增加到拉九趟,由一车拉12块增加到24块。一天马车惊了,赵小货为保护集体财产从车上摔下来被马车压死了。大队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党支部还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借这种高扬精神力量,忽视物质报酬的难得时机,陈永贵彻底取消了大寨的定额管理制度,建立了“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法。这就是在一拨人里评一个标兵,以他的劳动态度、劳动质量和数量为标准,譬如是十分,大家将自己与标兵比较,掂量着报自己的工分,再由众人来评议。工分每干一阶段农活评一次,评的时候,自己报少了众人乐得往上加,落个人情,自己报多了陈永贵或其他干部就请他挨着标兵干几天,比比自己是不是够。“我们欢迎你多报”,陈永贵在介绍经验时说,“多劳多得嘛!还能限制你多劳动?你想多得工分,你就得跟着标兵一起劳动。你不多劳动想多得工分不行。我们还有办法,办法就是每天他干什么,你也必须干什么。这样干了一段,效果不错。什么效果呢?就是投机取巧的,少劳多报的由标兵拉他。能不能干同样的活?他确实干不了。有的干上一天就说,我认输了吧!再也不捣乱了。”B43
  这套后来被嘲笑为“大概工”的办法显然比定额包工模糊多了,也更强调了众人对某个具体人的印象,更强调了总体的劳动态度和质量数量。这套办法捎带着还造成了一个好处,就是把干部从监工验收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干部们也要下地和社员一起干活了。
  陈永贵创造出这套办法之后非常得意。第二年,晋中地区开先进单位代表会,陈永贵就想在会上宣传他的这套劳动管理办法。一位地委领导人问他:“永贵,你准备发什么言?”陈永贵说:“想发发劳动管理。”这位领导听说过这种办法,他把它称为“神仙一把抓”。他觉得这里忽视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便拉着官腔问道:“可发呀不可发?”陈永贵说:“你们考虑吧。”
  晋中地委怕这套模糊的办法冲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定额管理制度,最后决定不让陈永贵在大会上讲。陈永贵老大不高兴,心想你一个晋中的代表会才两千来人,我大寨每天都有上千的参观者,你不让我发言我回去发!看谁的影响大!于是陈永贵得空便对人宣传他发明的这套办法。
  陈永贵的发明传到了以党内大秀才、大笔杆子著称的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给毛泽东当过大秘书,深知毛泽东很欣赏这套突出思想、突出政治的评工记分办法。1966年3月2日,陈伯达向人们推荐说,我没有去过大寨,但我听说大寨有一种简单的办法,我建议你们到大寨去学习。他说:“大寨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新办法,是中国农民土生土长的创造性新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寨的办法真正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农业发展有好处,对消灭农村的贫富差别有好处。大寨的干部不用群众养活,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能够充分地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世界最好的办法,有普遍国际意义。”他赞扬了“大寨评工,主要评劳动态度”,同时还建议用“标准工分”取代“标兵工分”。陈永贵很快就采纳了陈伯达的建议,把“标兵工分、自报公议”改为“标准工分、自报公议。”
  经陈伯达一鼓吹,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就成了中国农村乃至全世界都应该效法的楷模。1966年3月22日,陈伯达推荐大寨评工记分法的20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块文章,题目是:《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专为陈永贵的这篇讲话加的编者按指出:“集体经济的各种制度(包括报酬制度)和办法,必须有利于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有利于发挥集体主义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浪大大推动了大寨的报酬制度的普及。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农业部两次在大寨召开全国性的学大寨劳动管理现场会。这时陈永贵已经把“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改得更红,更强调人的道德水准,叫做“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都是很识货的内行,听了介绍,便一致认为大寨用政治挂帅搞劳动管理,突出了一个“公”字,有利于树立为公劳动、为革命种田的世界观。会议纪要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主题发往全国,从此,全中国的农民便抛开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原则,随着陈永贵和大寨一起踏上了“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创造一个新人新世界的征途。
  在昔阳境内,陈永贵掌权之后,立即开始奋力清除“私字”的各种阵地。
  1967年3月30日,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以陈永贵为首的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就发出了《关于在全县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通知》。
  陈永贵就任县革委会主任的第二年,大寨公社收回了自留地。
  陈永贵掌权的第三年,昔阳全县除巴州公社外,基本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
  陈永贵掌权的第四年,也就是昔阳宣布建成大寨县的1970年,昔阳全县彻底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同年,全县关闭了所有农村集市贸易点,除了国营商业之外的一切商品交换活动一概以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论处。
  破私还要立公。在陈永贵刚刚掌握县级权力的时候,昔阳的社会主义阵地确实乏善可陈。农民有怪话道:“学大寨,好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陈永贵派人调查情况,发现全县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二千万斤,人均一百斤。欠债的比例高达两个80%——80%的生产大队中80%的社员都背着债。
  1968年春播之后,陈永贵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学大寨会议。全县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还有一些贫下中农代表,数千人云集大寨。陈永贵在大寨场院的主席台上扯着嗓子说:“过去年年说丰收,社员年年欠集体的粮,吃不饱肚子。这是给社会主义败兴。这不是群众欠集体的,是领导欠大家的。他们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没有把生产搞好。”也就是说,以前的不好,不是社会主义不好,是前任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不好。陈永贵宣布:“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把这笔债免了。”贫下中农代表和基层干部听了大喜,热烈鼓掌。县里的干部听了大眼瞪小眼,都觉得老陈胆大包天。国家的粮食正紧,二千万斤的集体财产又不是他家的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谁给他的权力?谁有这么大的权力?
  1968年果然获得了大丰收。到了分配粮食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北京,县领导讨论如何兑现老陈的诺言。有人提出免债要讲阶级路线,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打电话问老陈,陈永贵说:“你们看上去是在贯彻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是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你们开大会宣布,统统免。”
  陈永贵的这个决定在昔阳各公社,各大队的大会上宣布了,十几万人身上的沉重债务甩掉了,老百姓的感激难于言表。吃不饱饭的人能特别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大笔粮食意味着什么。在宣布决定的大会上就有人自发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陈永贵试图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显然大有成绩。
  陈永贵后来曾对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讲过这么做的道理。他说,他免掉的实际上指使一个空数目字,得到的是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免去一个没有用的数目字,有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有什么不对呢?这就是说,即使纯粹算经济帐,社会主义集体也没有吃亏。(注:陈永贵免粮之事,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91页)
  在扩大“公字”并攻占“私字”的有形阵地的同时,陈永贵在昔阳境内发起了“两种世界观大辩论”。1967年6月5日,陈永贵在昔阳县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讲话,要求全县大搞斗私批修,实现思想革命化。“什么叫思想革命化?”陈永贵自问自答道,“思想革命化,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啦,那么不可能有什么自私自利呀,私心杂念呀,个人主义呀。”这类强调大公无私,反对个人主义的道德劝诫是长期贯穿于陈永贵的讲话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他长期抓住不放的一项重要活动。
  大寨建成大寨楼之后,社员们一般都愿意住在下街,不愿意住上街。大寨楼依山而建,上街就是楼上,社员们怕水上不去楼,担心挑水太远,又觉得住楼上不习惯,便争抢下街。陈永贵立刻抓住这种反映了私心的现象进行斗争。他说:“这又是作为斗私批修的一个问题,抓住不放松啦。这就是活思想嘛。就地取材,取不完的材,抓不完的活东西。这就抓住了,抓住就不放松啦,一直斗私批修。斗,斗,斗,一直斗,那可斗深了,越斗越深。”
  社员争住处、青年人戴手表、年轻干部争外出参观的机会、社员干活叫苦叫累,这些都是斗私批修的大题目。就连贾进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也斗私,他检讨说:“毛主席让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文化上也要翻身。我没有抓紧时间学文化,总认为自己老了,一天劳动累了,懒得学。这是我对党最大的不忠实,也是我最大的私。”
  七斗八斗之下,大寨人的道德水平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看起来是昔阳县各村最好的,其它村里的斗私批修要来得猛烈得多。
  三都公社宗峪大队的一位名叫刘金鱼的妇女,借用队里的毛驴给自己家磨面。那毛驴偷吃了刘金鱼的面,她就恨恨地抡着树条抽毛驴,打坏了毛驴的耳朵。队里当天就开会批斗这位私心严重;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妇女。在批斗中,干部让刘金鱼和她男人各拿一根树枝互相对着抽打,直打得两口子鲜血淋淋。事后刘金鱼又多次挨斗,刘金鱼觉得没活路了,自杀身亡。B44
  有一位党员,一时糊涂偷了队里十几穗玉米,被逮住了。当时在各地农村偷队里几穗玉米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一般也就是罚几天的工分拉倒。可是在昔阳境内,在斗私批修和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气氛下,这件事便成了很了不得的大事。私心严重到了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程度,队里连夜组织开会批判。这位党员丢了大脸,觉得再也活不出个人样来了,便跳井自杀。
  在苦干实干学大寨的重压之下,社队干部们干不好就无法交账,就无法在昔阳立足。于是全体干部拚命地向社员施以重压。冬天,下地干活讲究的是两头不见太阳。如果有谁晚了,打歇时就可能有地头斗私批修会。一位昔阳农民这样描述那时的标准场面:
  队长把来晚的社员叫过来站在中间,念过毛主席语录,便质问道:“你咋就晚了?为什么别人不晚就你晚?你挖挖根子吧,给大伙讲讲。”你还不敢讲怪话,遇到不听话的,蛮横的,大帽子有的是,专政工具也等着。
  这一手并不比扣工分罚奖金之类的物质惩罚差,那时候多数人可是真干,真下力气。尽管偷奸耍滑的人也难免有几个。
  据统计,自1966年5月至1978年年底,昔阳学大寨12年,造地六万余亩。同期,非正常死亡141人,其中“直接打死2人,上吊62年,投井30人,跳崖6人,跳水库2人,投水池2人,栽水瓮2人,投水窑2人,致病而死14人”。B45尽管这些数字在多大程度上与学大寨运动有关尚存争议,学大寨逼死过人则是公认的。昔阳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68年,大寨模式在昔阳初创的一年。
  不能说昔阳农民的苦干精神完全是斗出来的,逼出来的,农民自身完全没有主动的精神和对集体主义道德的自觉追求。陈永贵就指名道姓地表扬过两位与集体经济高度和谐的理想农民。
  贫农王柱成,40岁,是皋落公社皋落大队的车把式。赶车拉石头时遇到车翻马亡的危险,为保住集体的四头骡马,他奋不顾身地急刹车,自己摔下车来,一条腿被车轮压成三截,当场疼昏了过去。这位王柱成在医院醒过来,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队里的骡马受伤了没有。
  王秦宫大队共产党员王长锁,58岁。打石头建设大寨田,石渣溅起打瞎了他一只眼。王长锁道:“我坏了眼,还有腿,不能打石头还能担。”于是上山割柴熏肥。他干活太拚命,担得太重,而且眼神不好,从坎塄跌下去又摔坏了一条腿。王长锁又说:“我比别人少了眼,少了腿,可是没有少手,还能干!”于是他又喂牲口,兢兢业业,三年中把队里的牲口喂得滚瓜溜圆。据陈永贵说,昔阳县里这样的社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B46
  建设大寨县开始后,昔阳基本上反掉了物质刺激和工分挂帅。在等价交换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新的超经济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思想道德教育调动起“蕴藏”在农民心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鼓励你,表扬你,给予你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你不好好干,就用批判会、剥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鞭子抽打你,形成一种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的气候。
  这套超经济的奖惩机制体现为大大小小的斗私批修会,每年一次的群英会,年年躲不过的整党整风和整各种不利于学大寨的东西的五花八门的运动。这套奖惩制度瞄准的是人的自尊的、荣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它们在昔阳的有效性再次证明劳动者不是简单的只能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的经济动物。这一点正是毛泽东主席主张的,利用政治思想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的独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即:“人是有一点精神的”。

八、当勤务员与做皇帝:大寨县的诞生之三

  “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我给大家说几句话。”刚刚当选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陈永贵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113名新当选的县革委会委员在下边听着。“首先一点,就是要求我们每个委员有一个新的作风,使广大群众真正拥护我们。”
  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手指的根部夹着劣质烟卷。这副形象似乎是他谈的“新作风”的注解。
  “第二个问题是,回去以后在一斗二批三改方面,我们每个委员要首先考虑自己,有问题自己要首先交待。不然,你打倒皇帝做皇帝,群众还是心情不舒畅。无论如何不能压制群众。要十分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
  陈永贵短短的就职演说一共只讲了三个问题,除了最后一个问题谈学大寨之外,前两个问题说的都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可见陈永贵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陈永贵爱看古装戏,而且挺留心总结前朝人的经验。一年前他曾在山西省第二届党代会上讲过一番他看历史剧的心得:“咱们在旧戏里看过,李闯王在初闹革命的时候很坚决,因为他没有什么顾虑。后来,一连打大胜仗,一直打到北京。一进北京,思想就坏了,就闹个人打算,革命最后失败了。以大比小,咱们闹革命也是这样。”
  如果拿历史上农民造反的领袖做类比,陈永贵确实不像“一进北京思想就坏了”的李自成,却有点像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出身贫农,深知贪官污吏之害,称帝后兴修水利、抑制豪强,而且约束官吏极严。县官随意出城惊扰百姓即论死罪,贪污30两银子以上者更要“枭首实革”——砍了头还得将贪官的皮剥下来填上草,挂在公堂上以警后任。奇特的倒是明朝治吏最严而贪污之风偏偏又是最盛。朱元璋死后不过十几年,全国各级官吏便贪污成风。到了后期,不贪污的倒成了怪物。
  陈永贵掌权后,立即动手整顿机关工作作风。和所有的庄稼人一样,陈永贵对坐机关的干部没什么好印象。“国家干部,脱产干部,吃饭,拿钱,熬时间”,陈永贵说,“那群众就让你呀?你认为铁饭碗不能打?非打不行!一成了脱产干部,什么也有了,一天不上班,十天不上班,仨月不上班,钱也少不了。”B48
  陈永贵打破铁饭碗的办法是把机关干部赶到县办的牧场、农场、林场和五七干校等处去修地种庄稼。当时县机关共有干部三百多人,还不到九十年代初的一半,陈永贵当了革委会主任,只留用不到一百人,原有的人马一下子砍去三分之二,原来的一堆部、局、室并为四个组:生产指挥组、政治工作组、政法组和办事组。
  坐惯了机关的干部一下子被赶去抡镢头,心里难免不痛快。陈永贵在县社两级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训斥道:“只能当官不能做老百姓。……你看那农业是低价?搞牧业,搞农业,搞林业,副业,这是低价,那你怎么高了来?你凭什么高了来?你在你家拿钱拿粮来哇?一点也高不了!你光想人侍候你,光想人民为你服务,你不想为人民服务,你不垮台倒怎么办呀?”B49事关愿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问题,事关垮不垮台的命运问题,机关干部们没别的选择,只好乖乖地进“三场”,上“干校”。
  剩下的那些幸运的干部也不能整天在机关里坐着。陈永贵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天,公社每年二百天,大队干部每年三百天。他本人也带头参加劳动。陈永贵很少介入日常的机关工作,只管拿大主意和督促检查,再就是进京上省或者下地干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曾经悄悄盯了他一年,计算陈永贵每年到底劳动多少天。冯东书在二十多年之后写道:1971年,陈永贵已是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兼着中共昔阳县委书记,又是大寨党支部书记,杂事很多。但是他和社员一起劳动不少于150天。(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42页)
  1968年曾有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陈永贵掌权之后的几天的生活,摘录如下。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他1967年国庆节前后几天的活动吧。9月29日下午,他从地里劳动归来,晚上乘火车到北京,30日在北京住了一天,10月1日登上天空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2日,陪同巴基斯坦外宾参观。3日陪同阿尔巴尼亚朋友坐飞机上午十点到大寨,参观结束已经下午一点左右,永贵同志又陪外宾吃饭,介绍情况,送外宾乘飞机离开大寨时,已经五点到六点钟左右。
  “这时,秋末冬初,天气较短,太阳已经落山。社员劳动快要收工了。昔阳县革命委员会的几个同志和永贵一同送走外宾,县里的一个同志看到永贵同志身体已经很累了,就说:‘老陈!你回去该休息休息了!’陈永贵同志说,不,我还有事!说罢,扭头就下地剥玉茭了。他整整又劳动了一个小时,天黑后才回村。”
  秋收大忙季节里,整整五天时间陈永贵不管县里的一件事。可是他要成果,要最后的产量,要社会安定,要老百姓没意见。于是他的助手们就忙得难得回趟家了。好在他的助手都是些娴熟于严密细致的组织管理工作的老手。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的第一任组长是原昔阳县县长王贵科,第二任组长是原县委常委,当过宣传部长和好几任公社书记的李韩锁,副主任是原副县长赵满仓。这些“十月事件受害者”卷土重来后都憋了一股劲,要干出个样子来让那些整过他们的人看看。有了这么一股火,又浇上学大寨的油,昔阳的机关工作果然显出了极高的效率。一百人除了原有的例行公事之外又是搞革命,又是培训干部办学习班,又是参加生产劳动,竟然也支撑下来了。
  后来,陈永贵对机关工作的了解多一点了,发现这些干部也挺忙,这才决定增加二三十人。他信不过那些在农场和干校劳动的原机关干部,下令从各村抽调一批像他一样挣工分的农民干部来充实机关,同时也改造机关的旧班子旧作风。陈永贵把这种办法叫“倒蹲点”,庄稼汉反过来到县机关的大楼里“蹲点”。他始终认为手上长满老茧的庄稼人比那些吃饭拿钱熬时间的机关干部更有资格监督改造别人。几年后,昔阳的农民中也真的出了几位随着老陈走出昔阳去改造中国的风云人物。
  陈永贵调来了农民干部,但是不许他们把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他死死卡住“农转非”,连一些老干部的家属也不给转。身居要职的干部们当然也想把在农村挣工分的老婆孩子转成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有人就把这种愿望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眼一翻,问道:“都转到城里干甚?游手好闲吃闲饭!在家还能养个猪喂个鸡,还能创造财富。国家粮食紧,你转到这来光吃?”
  陈永贵压农转非一压就是七年。从1967年至1973年,昔阳县干脆就不给办“农转非”。昔阳县第一号勤务员陈永贵本人就是挣工分的,他的老婆孩子也拿着农村户口,他不转,别人不高兴也说不出什么。直到1973年,陈永贵的老上级张怀英在昔阳当政,他拿了一份列了十八九位被压了多年的人的名单找陈永贵,说常委研究过了,想解决这些人的城市户口问题。陈永贵不好驳,又不愿意办,便推托道:“过一段再转吧。”于是又压了一年。
  陈永贵掌权后的表现极为平民化,因而深得人心。许多逸事在当地老百姓中传为美谈。
  1967年3月,陈永贵当选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里要给他配个秘书。陈永贵听了,手一摆头一摇,说:“我不要!老百姓要秘书干啥!”
  1967年7月,山西省军区派一位姓刘的解放军战士给陈永贵当警卫员,陈永贵不要,可是那小刘硬来了,整天跟着陈永贵保卫他的安全。陈永贵老大不耐烦,天天轰他走,说:“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我是一个农民!派一个警卫员?全国五亿农民,你一人派一个能行吗?”最后到底是把小刘赶走了。
  1968年3月,陈永贵进京看病。按常规县里必得派人陪着这位省领导和县里的一把手。陈永贵不干,一个人溜了,坐上火车去了北京。县里好几天四处找不着陈永贵,急得不行,忽有人来报,说见着老陈在大寨下地劳动呢。原来他从北京回来后自己在阳泉排队买了长途汽车票,坐着班车回了大寨。
  六十年代后期,各地去大寨参观的人有时带点什么礼物。南方人带菠萝、芒果,新疆人带哈密瓜、葡萄干。这些礼物送到陈永贵手里,他总是极公平地分给社员,一斤一两也不差。大寨农民至今记得,老陈把他们召到一起开社员大会,他抱来哈密瓜,提着把菜刀,亲手将那几个瓜薄薄地切了,又横着分做许多小片,一人一片地平均分下去。社员们一个人只能尝到一点,那心里却不胜踏实。所谓人心换人心。人心自有一杆秤,农民们相信他办事公道,有事都愿意找他讲,陈永贵威信极高。
  陈永贵如此清廉,如此关心群众,确实大有“勤务员”之风,看起来与“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李自成相去甚远。不过,在清廉勤俭的作风之下,昔阳社会政治关系的深层结构却朝着皇权式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变动。陈永贵的个人权威日益变得不容反驳甚至不容争辩。过去轻慢了皇帝要犯“大不敬”罪,现在轻慢了陈永贵也要论罪了。
  1972年1月,昔阳县所辖的李夫峪煤矿报告,说出了“反革命案”。县委派出工作组一查,原来该故的职工凌尔吉说了几句“大寨是王牌”之类的话,还有“座山雕”、“威虎山”之类的影射。那时,昔阳人论陈永贵曾有“二毛主席”之说,“毛主席常有最高指示、陈永贵常有最近指示”,影射陈永贵、轻慢大寨岂能饶你?县委调查组认为这是反大寨红旗,反陈永贵,必须严肃处理。县委要求县公检法军管组对凌尔吉实行拘留审查。公检法方面毕竟对法律规定熟悉一些,觉得如此断案证据不足,便告诉县委需要复查。复查之后,公检法方面认为证据确属不足,决定不追究凌尔吉的刑事责任。
  陈永贵知道了此事。1972年2月的一天,陈永贵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县治安保卫办公室副主任,凌尔吉一案的复查人卜二和汇报案情。卜二和拿着调查材料,将复查情况如实汇报了一遍,陈永贵火了,问道:“大寨是威虎山,谁是座山雕?”“什么人才反大寨?怎么反大寨你们不扣?干公安工作20多年,认不得个反革命?”B50
  会后,凌尔吉被拘捕入狱,罪名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坐牢三年零两个月。卜二和因“对大寨没感情”,“不支持昔阳红色政权”,被赶出公安机关。

九、改天换地大会战:大寨县的诞生之四

  陈永贵上台后就开始在昔阳境内转悠。两辆小车拉着陈永贵,拉着核心小组和革委会的几个头头,今天沿着界都河跑,明天顺着松溪河开,前前后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县二十个公社四百多个大队。陈永贵常常半路叫车停下,他下车站在干河滩上抽着烟卷,眯缝着眼睛上下打量他治下的这片贫瘠的山河。他的助手们有的在他身后摊开地图,有的和老陈一起指点江山。很像是照片和电影上常出现的那种场面。
  一年过去了,县里的各种工作已经理顺,各层领导班子大致顺了手,陈永贵心里也有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总谱。
  与流行全国的印象不同,陈永贵的第一炮并不是修梯田。修梯田费工多,成本高,不如向干河滩要地来得容易。昔阳境内有五条大川,干河滩有的是。陈永贵概括他的战略思想说:“昔阳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首先要抓河滩。打一条坝,就可以造成几十亩、几百亩平地,能机耕,能水浇,投工少,受益大。要先抓滩,后抓山,地下滩,树上山。”
  在昔阳的五道川里,陈永贵首先看中了县城边上的南河滩。这里只消打一条坝,就可以造地两千余亩。因为挨着县城,影响也大。代价是挖土毁东关大队的好地130亩。造地两千亩在当时听来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工程,陈永贵想出手不凡,但是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时难以适应这种“想新的干大的”陈永贵式的气派,一会说同意,一会又说东关大队不通,犹犹豫豫地来回变。“一个村不通就不干?”一位县里的领导人火了,要开会整整反对者,动硬的。陈永贵说算啦,学大寨嘛,不敢干,有怀疑,也是情有可原。还有好几条河哩。于是就改在界都河。
  界都河宽700米,按陈永贵的设想,只要筑一条高8米,长2,700米的拦河石坝,把河床截直压窄到150米,腾出来的河滩就能垫成三千亩平地。这个想法并不错,问题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县里又缺钱,谁能白干呢?
  大跃进时,城关公社曾经想平调大寨的劳力建万头猪场,陈永贵顶着不给。现在轮到陈永贵向各公社大队抽劳力搞界都河会战了,当年他说人家是共产风,这回他该怎么说?
  1968年8月24日,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把783名县社两级干部召到大寨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解决这些干部“路线斗争自觉性不高”和“为实现大寨县而奋斗的自觉性不高”的问题。学习班到第十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和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登台训话。
  “同志们!”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陈永贵朗声说道,“建设大寨县很重要哩!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这句话谁都能讲,谁都能说了,那么要落实在行动上,这样就很重要了。”
  他先把纲上到当时的最高度,即忠不忠的高度,然后就讲他和县革委的同志怎么为建设大寨县遍了20多个公社做规划,不如此又如何不行。他说:“那么我们掌权啦,我们再不下去到社到队,那还不是打倒皇帝做皇帝?那还不是只有我们富裕了哪管群众痛苦呢?……我们就按我们全县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使大家各公社和队,全制定出不同的规划来,在三年五年之内使我县变成大寨县是毫没有问题的。”
  说完规划和设想他再次上纲上线:“过去是有绊脚石哩。现在绊脚石拔掉了,我们要不搞,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又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那么也就修了。”
  听了这话,恐怕每个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绊脚石,是不是犯错误,是不是修了。
  纲和线上足之后,他终于谈到了平调劳力的问题。陈永贵说:“按照各生产队和各大队的不同条件,公社有权来调动,来发展公社集体经济,使公社过渡以后,穷队去共公社的产,不要穷队去共富队的产。我想群众也满意,群众是不会不满意的。”
  陈永贵以未来的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各队去共公社的产的设想作为抵押,去交换即刻向各村抽调的大批劳动力,并且一口咬定群众是不会不满意的。700多名各级人尖子坐在下边听着,会场上鸦雀无声。
  散会后,立即有几位积极性过人的干部上街,刷出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标语:“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的报告,立即行动起来,为在三至五年内把我县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寨县而奋斗!”
  紧接着,又有讨论会,表决心会,斗私批修会。各级干部在会上纷纷表决心,只要能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大寨能办到的,我们也一定要办到”
  1968年9月23日,700人学习班结束不久,县办界都河工程誓师大会在县城召开。陈永贵面对林立在会场上的猎猎红旗,庄严宣告:“治山治水、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的战斗打响了!根治界都河的工程上马了!”
  在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中,陈永贵扛起一把老镢头,走下主席台,率领着由20个公社抽调来的1,400名劳力组成的治河大军,向三十里外的界都河工地出发。53岁的陈永贵在队伍的最前列。长龙般的治河大军步行30里,到达工地后,只见陈永贵叉开双腿结结实实地站稳,抢圆了镢头,刨下了昔阳改天换地的第一镐。
  当年秋,凤居、界都、赵壁等8个公社先后有工程上马,治山治水的战斗在昔阳全面铺开。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上阵的不仅有壮小伙子,还有“铁姑娘战斗队”,“老大娘战斗队”。
  界都河工程一年干下来,垫出了近千亩好地,一眼望去平平展展海大的一片,而且还在继续垫,继续扩展。这个样板工程在昔阳的影响如同一场地震,农民们被自己的力量惊呆了。原来反对上南河工程的东关大队书记找到陈永贵,说我们也要干,以前错了。于是会战界都河之后又会战南河,随后还有赵壁川大会战、秦山水库大会战、水峪水库大会战,最后整个昔阳社社有工程,队队有工程。五条大川的治理迅速见效。
  也有不干的。洪水公社有一条大川,公社书记1967年等了一年不敢治,说万一让洪水冲了呢?看看人家的工程怎么样再说。第二年,人家的工程没有被冲毁,洪水公社的几位领导人就算帐,还请来一位专家帮着算,算投工、投资、开支,一算,造地三千亩要打20里长的一条大坝,20里!这个工程大得吓人,公社没钱没东西,干不起。于是又一年没干。第三年,1969年,全县各公社都像开了锅,唯独洪水公社没动静。陈永贵坐着小车就去了,劈头盖脸地把那位小心谨慎的公社书记训了一顿。
  陈永贵瞪着眼睛问道:“你们算的什么鬼账?怎么算的?你把社员的积极性算进去没有?把学大寨的干劲算进去没有?就知道算那几个毛几个分?”
  陈永贵训人可以几个钟头不重样,他左一问又一问地解气地训,那位公社书记极度紧张地听着,脑子里嗡嗡响,不时被噎得倒抽气,几乎晕倒。经陈永贵这一训,这位书记病了一场,爬起来后就带着人上工程,也不管什么账不账了,无非是一大笔民工的开支,反正可以学陈永贵拿未来开支票,兑现不兑现也顾不得了。结果,洪水公社后来居上,那位戴罪立功的书记亲率人马苦干两年,造出了三千调平展展的好地。
  从1967年到1969年,昔阳搞大中小农田基本建设工程1225处造地3万亩,扩大水浇地31万亩,每个农业劳力平均年投110个。1969年,昔阳的粮食总产高达167亿斤,比1966年的8千万斤翻了一番。
  在昔阳,学不学大寨的主要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工程。有山有河的村子沾了自然的光,基本上都是是学大寨的先进大队,没山没河的村子常常挨批。压力大了,昔阳也现了不少花架子工程和蛮干工程。刀把口公社要劈开一座山,让一条河穿山而过,腾出河滩来造地。也没什么设计人员,干部瞄了几眼就开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劈开了山,却没有改成河——除非河水能往高处流。
  昔阳大规模平调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激起了从上到下的一片议论。陈永贵开始还不怕,原来只抽调6%的劳动力,你说我刮共产风,我抽10%。事情越闹越大,越传越广,陈永贵也心虚了。正好一位中央领导参观昔阳的农田基本建设,陈永贵问道:“我们这到底是不是刮新的共产风?还是什么问题?”那位领导答道:“这不是共产风,这是经验,这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一支专业队。”陈永贵听了中央领导给起下的名字,大喜,心里也踏实了。“要是没有党中央,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陈永贵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你尽管办法想得多,干劲足,也还是难以支持的。”
  有了中央领导的一句话,陈永贵脾气大长。当时昔阳的干部心里也犯嘀咕,真怕犯刮共产风的错误。陈永贵给他的部下打气,在大会上骂道:“他们不是给我们造谣说什么,昔阳是东山再起,又刮起了新的共产风?胡说!放屁!这正是不懂共产风的人提出来的,他企图让我们守摊不创业。这就是对!要创业要有人哩,没有人怎么办?要调人就是共产风?我们所在位的人恐怕都吃过共产风的苦头,是懂共产风的,共产风是抽肥补瘦,抽了小集体,肥了大集体,总而言之,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那叫共产风。”
  陈永贵似乎没有感觉到这番话里的漏洞,似乎忘了他干的事也是抽了小集体,肥了大集体,忘了他在大跃进时期顶过的抽劳力建猪场也是要让劳动力们去创造财富的。他对自己的部下说:“说这是共产风东山再起?昔阳刮共产风?这共产风我们可是要刮哩!这次会后,你们回去要刮,一直往起刮,直刮到共产主义!刮吧!”

十、“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

  1970年8月9日,中共中央九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度出任中国农业最高行政首脑的纪登奎,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抵达昔阳。他此行的使命是探索中国农业的发展战略。
  三个月前,美国出兵柬埔寨,同时派出了黑压压的轰炸机群狂轰越南北方。一年零五个月前,中苏两国的军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打了一仗,随后又在新疆等地大动刀枪。在南北夹击之间,毛泽东主席告诉中国人民“要准备打仗”。于是,发展农业,广积粮,提高各地自给自足各自为战的能力,便有了新的战备意义。纪登奎的昔阳之行就是想找出一条解决南粮北调,发展北方农业生产的路子。即使没有战争的威胁,辽阔的北方养活不了自己,北方人要吃南方的粮,这个问题也够让国务院头疼了。
  纪登奎的到来惊动了山西的党政要员。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副主任王庭栋和王治平等领导人特地前来陪同这位正在上升的政界新星。
  下午三点,陈永贵陪着纪登奎和省里来的同事在大寨转了一圈,随后又上了虎头山。时值盛夏,茁壮的玉米被矫阳晒得叶子微微有点打卷,谷子已经抽了穗,密密实实地挤得风雨不透。看庄稼的长势,1970年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很可能继三年三大步之后再跃一步,再创一个历史纪录。
  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者们随意聊着路边的玉米,聊着肥料、土层和谷子的长势。纪登奎也是山西人,操一口陈永贵熟悉的乡音,他又是从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一层层地干上来的,对农业极熟,聊起庄稼和农业来很像是随随便便地拉家常。
  晚上,陈永贵陪纪登奎吃过饭,又坐到会议室里接着聊。这次讨论的问题比下午深入了一些,涉及到学大寨应该学什么,在全国学大搴的可行性,大寨的工分评法和分配制度等等。这几个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一个半月之后将通过报纸和广播传遍全国,并成为几年内中国农业发展的指导方针。他们不知不觉间聊到了半夜12点,纪登奎说:“明天再谈一次,今天休息,不误干活。明天再来。”于是各自回房睡觉。
  第二天,纪登奎和陈永贵在一群随行人员和记者的簇拥下看了昔阳搞的水利工程,然后又转了几个公社。纪登奎对昔阳全县老百姓的苦干精神印象深刻。同是一个天,同是一块地,昔阳的自然条件并不比其它北方省份好,为什么人家三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为什么人家就能从一个缺粮县变成余粮县?看来还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纪登奎吩咐随行的记者,写学大寨要突出人的因素,不能见物不见人。
  从1970年8月9日到11日,纪登奎在昔阳转了三天,走了七个公社。三天走了七个公社自然只是走马看花,各公社书记的汇报和上下级之间的问答也挺浅显。然而一个新的重大决策——“建设大寨县”,就在这个过程形成了。至于建得成还是建不成,学大寨学得通还是学不通,动力在哪里,需要哪些条件,农民的态度如何,农民的积极性又如何调动,这一切都没有经过深入的探讨分析,定量研究就更别提了。只是一样,关于学大寨的阻力问题,陈永贵汇报了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五种人”,譬如走资派老好人之类,既有分析又有数字,很有实干家的经验之谈的味道。纪登奎听了很感兴趣,吩咐陈永贵细细准备,好好在将要举行的大会上谈谈。就这样,即将决定一个农业大国的农业发展大策——建设大寨县,基本上就算探讨完毕了。
  其实这已经够了。转了七个公社,看到昔阳农民苦干的成果,知道传闻不虚,这便足够了。纪登奎本人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他与毛泽东主席的私交不错,文革前毛泽东听过他的一次工作汇报,觉得这位地委书记很能干,印象颇佳。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一次路经河南,问起“我的老朋友”的情况。众人惊问,才知伟大领袖的老朋友是纪登奎,而这位地委书记尚在挨斗。慌乱之中找来了纪登奎,毛泽东问起挨斗的滋味,纪登奎比划着学了个喷气式的姿势,说没什么,也是个锻炼。毛泽东乐了,也比划了一个喷气式,弯下腰,把两手举到背后。从此纪登奎青云直上。文革后有记者采访纪登奎,他说,当年在毛主席的强大意志的影响下,他本人只有两条路走,要么顺从老人家的意志,毛主席指向哪儿他就冲向那儿,要么就反对老人家。他不敢想象走后一条路。比起邓小平来,他感到不能原谅自己。B52既然毛泽东已经指出了农业学大寨,纪登奎所能探讨的最多也只能是怎么学的问题。至于学不学,学得通学不通,恐怕也属于这位中国农业的最高行政首脑不敢想不敢问的禁区。
  再说,关于中国农业该不该走大寨道路的问题以前早就探讨过了。1965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写的《大寨之花》,通讯前的编者按指出:“像我们这一个土地辽阔,经济落后的大国,发展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依靠国家投资么?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出路只能像大寨人那样,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国发展农业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拥有雄厚的劳动力,只要加上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能够充分发挥五亿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改天换地”。这个道理自毛泽东提出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来便不容置疑了。中国有什么?唯一充裕的资源就是人。没有钱,没有东西,怎么让这些人苦干?只有靠思想上的动员。这个路子听起来是很合理的。
  但是有人敢有不同的想法,敢表达不同的意见。一位在黄河边插队的北京知青,名叫张木生,他就在研究着另外一条路,不同于大寨的路。若干年后,他将与他的朋友们一起为大包干的诞生大声疾呼,呐喊助威,还将与纪登奎一起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当然那已经是后话了。
  纪登奎离开昔阳之后,又过了半个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14个省市的代表云集昔阳。他们听了陈永贵的报告,听了昔阳粮食产量三年翻一番的惊人成绩,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苦干工程,不禁大受感动。在山东组的小组讨论会上,一位山东汉子操着山东腔问道:“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毛主席的领导,为什么昔阳能办到的我们办不到?”
  这个问题问得很能刺激人的自尊心,也很发人深醒。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在写“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时,也把这个问题写了进去:“在学习昔阳经验的时候,都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这份报告还说,代表们这次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明白了学大寨就要学会抓思想政治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使精神变物质。二是要把大寨经验推开,就要搞阶级斗争,清除“五种人”,建立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要求全国都走这条路。
  这份报告呈送到毛泽东主席手里,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
  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了两块大文章,一篇是正式宣告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已经建成的关于昔阳县学大寨的调查报告——《从大寨大队到昔阳县》,另一篇是专为此文配发的社论:《农业学大寨》。这两篇文章是纪登奎亲自指挥两位记者写的。文章把整五种人作为学大寨的重点提了出来。社论还指出了陈永贵搞成的大寨县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意义:“昔阳的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提供了在一个县的范围,全面学大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以比较快的速度跨《纲要》的范例。”(注:纲要,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纲要规定:到1967年,黄河、秦岭以北的地区,粮食亩产要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地区,粮食亩产要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要由400斤增加到800斤。这几条标准,后来被简称为过黄河、过长江。)这篇社论最后也捅着全国的县委书记的自尊心发问:“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关键在有一个很大的干劲。”
  县委书记们好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看起来,如果不是没脸没皮,如果不想跳崖,就只剩下一条上天的路了——像陈永贵宣称已经在昔阳做到的那样,把农民们基本上改造成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满脑袋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些热爱劳动、无私无畏的战士自然能够改天换地。当然,动手实施改造之前,首先要像昔阳那样开展阶级斗争,把民主派、走资派、老好人等从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
  只要有一个很大的干劲,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创造新人改天换地的任务吗?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1965年7月,几位刚毕业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坚信这一点,他们怀着充满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和必须信念到了内蒙古巴盟临河县插队。这伙自信的热血青年的领头人是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和他的两位同样是出身高干的同学,一位叫张木生,一位叫李秋梦。
  “开始真是苦学苦干。”张木生后来回忆说,“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后改造整个农村。吃三睡五干十四,剩下两小时抓大事,一天只睡五个钟头,苦干十四个钟头,真是脱胎换骨。陈小农干好几次累得晕过去。我倒没晕,长了一身虱子,还豉吹这是革命虫。刚下乡,表个决心,就是当时写的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干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陈小农还批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环球是我家’的精神。
  “女怕坐月子,男怕割麦子。河套地区地多人少,割麦子累得爬不上炕,到炕沿上得有人托你一把。割完了麦子自查极严,别人查出来,丢一穗麦子自己主动赔一毛钱。
  “走民工挑泥,一担200斤左右,27天压得我拉了26天稀,膀子全压破了。海碗盛的面条一顿吃四五碗。农民呢,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我们对他们看不惯,批评他们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时间就听打钟。其实农民比我们难,我们是配给,饿不着,他们没吃的。我们当时就认为农民有反动思想。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话:‘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当地把社会主义叫社会。还有,‘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
  拚着命干了一年,这几位知青插队的两狼山公社五加河大队的日值更低了。产量没有多大提高,却多了十几位知青参加年终公红,分值自然降了下来。几位知青的头头大惭,发起了救济贫困户运动,把挣来的那些钱粮都捐献了出来,衣服、被子、现款、药品,能捐什么捐什么,只留下口粮。结果呢,张木生道:“杯水车薪。再说小惠未遍,人家也不念你好,去的时候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骨里子却觉得,大干一下,改变一个小队还不容易?实践证明,别说无力补天,就是补一个小队也补不好。还赤遍全球呢,连这一个队都越过越不像样。一年结束后,内心存了很多矛盾和动摇,心里打了一个大问号,只是不敢往下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木生和陈小农等人跑回北京闹革命,在北京折腾了一阵,又跑到大寨去取经。
  那正是1967年冬,陈永贵建设大寨县的第一年。张木生和李秋梦到了大寨,见到了战天斗地的大寨人,也见到了后边老跟着警卫员小刘的陈记贵。大寨的社员们数九寒天还在地里干活,中午也不回去吃饭。啃的是冻成冰坨子的窝头。张木生和李秋梦看了,心里挺不是滋味。回去的路上,张木生问李秋梦:“有什么感受?”李秋梦憋了半天,道:“苦。人就得苦。不苦干不了社会主义”。
  后来张木生又在外边折腾了一阵,想在湖北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在当地农民中招不来人。张木生败兴而归。回到村里,他发现了一个奇迹。文革初期天下大乱,李秋梦在他兼任队长的生产队搞了小包工,还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结果增产了十几万斤粮食。同时,他又组织泥瓦匠、皮匠、鞋匠、画匠出去搞副业,队里又办了磨坊、油坊,利用市场。工分值也提高了。就是这么简单的措施,并不费力,只要不当成资本主义批就是如此管用。张木生说:“这事对我教育挺深。大家似乎明白了,老百姓不是不能干,政策稍微改一改就能这么好。”
  “那时我有一大堆想不通的问题,”张木生说,“不仅仅是农村,整个文革都有那么多想不通的问题。比如说苏联修了,只有中国、阿尔巴尼亚不修,可是我们这是干什么呢?生产搞成这样?抓了革命总得促生产啊?促生产总得解决动力问题,老百姓的动力在哪儿呢?无论什么东西,无论叫得多响,到了基层,老百姓都不接受。除了评工分,你说啥就是啥,爱说啥就说啥。到了基层一切都烟消云散。”
  至此,张木生发现了除了工分,对政治和种种说教一概不感兴趣的农民,大大不同于陈永贵的农民。这时他特别想读读书,好好想想问题。他的父母被打倒了,他的当革命接班人的狂想消失了。白天和社员们在地里抢工分,晚上不时还和过去他批评的落后知青干些偷瓜摸狗的勾当,可是他心里不断地翻卷着各种战略性的疑问。他开始读禁书。
  “雪夜无人读禁书”,张木生说,“乃天下第一快事。冬天,把所有没人用的被子都搜罗来,围着被子读书。”禁书中包括供内部批判出版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有布哈林的,考茨基的,伯恩斯坦的,德热拉斯的,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系列中国的右派的作品,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四大卷右派言论和向党交心的报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此外还有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雷波夫的著作和毛泽东主席五卷本的内部讲话。反正找得来的东西都拚命读。只要农活不紧,他和比他晚一年去插队的李小峰、骆小海等知青常常彻夜畅谈读书心得。谈来谈去,读来读去,这几位发现自己的根底太浅,又回过头来读《资治通鉴》,读苏联的政治学教科书,最后干脆啃起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
  “当时一堆一堆的问号,太多了。”张木生回忆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想找一个好方法。当时我和小峰定了一个目标:马克思、列宁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列一个大系表,以排除后来的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张木生他们这么一排,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许多见解都排除出去了。
  “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张木生说,“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三位一体就是他一生的事业。他的确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这些事绝不会带来马、恩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问题,一切都迎刃而解。
  “所以那时就写了个东西:《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当然也不敢直接批,只是客观地描绘苏联的三位一体的形成,其成功和失败之处。
  “第二部分论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合作化前与大跃进做一对比。借着毛主席在1962年前后对三面红旗说的话来说自己的话,说明为什么‘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违背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结论就是:我们有列宁所批判的主观社会主义的东西、民粹派的东西、乌托邦的东西。
  “第三部分是讲学大寨。也不敢把大寨说得一无是处,只是说学偏了,评分法是奖懒罚勤,劳三人七的分配比例不是多劳多得。
  “第四部分是分析五七年之后大说假话的根子。
  “第五部分是论机械化和农民积极性问题。要消灭城乡差别,病根是积累问题,剥夺农民的问题。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
  最后,张木生写了自1956年以来反反复复在农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的要求。他写道:“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他没敢说包产到户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所有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是“产量上升、方向不对。”
  这篇于1968年秋写成的论文总共三万多字。1969年初张木生带着他的论文回到北京征求朋友们的意见。他的大逆不道的见解立刻引起反响,论文不胫而走。先有手抄本出现,后来有油印小册子现现。有表示赞同的,也有批判的。几位在山西插队的知青或许是受陈永贵的影响格外深,还编写铅印了一本书:《老贫农怒拆张木生》。
  在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批得一塌糊涂,“三自一包”已经成了毫无疑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的时候,民间竟然有张木生这样的人唱反调,这一点已经奇特了。更奇特的是,在中共中央领导集团的上层,在一片红光的环绕之中,不同的见解或宽容的精神依然存在。
  胡耀邦当时读到张木生的论文,评论道:“讲得有道理。”论文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有人向更高层反映,写了内参。周恩来总理看了,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自己探讨一些问题,不要简单地当成反革命来对待。
  凭着这一句话,张木生安全了三年。1972年,林彪叛逃的事情闹腾完了,不知谁又想起了此事,到底在呼和浩特逮捕了张木生,把他关进监狱。“一天八两窝头,天天吃菠菜。草捆都不解开,放到大锅里煮的菠菜。”张木生笑道,“坐牢八个月,最大的收获就是吃窝头吃出了桃酥的滋味。”

十一、脸面问题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学大寨运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以每年数十万的规模如潮水般地涌向大寨,记者们更是蜂拥而至。
  偏偏天不作美。1972年春,一场百年难得一见的长达17个月的大旱降临昔阳。
  这天陈永贵从外边回来,一路上观察着路旁的庄稼,发现缺苗断垄的现象十分严重。回到大寨后他上地转了一圈,见大寨的地里也有不少缺苗断垄的地方。他把贾承让和郭凤莲等大队支委召到一块训了一通。“骄傲自满么!”陈永贵说,“墒情不好,为什么不早动手?早耙早搂保墒保苗也不懂哩?为什么不早想办法?”训够了大寨党支委,陈永贵吩咐道:“你们写个申请,要求县委通报批评!”
  按全县的平均标准衡量,大寨的缺苗断垄算是轻的。可是陈永贵善于抓反面典型,他就把大寨当作反面典型抓了一回。他下令在全县通报批评大寨,并且组织了一次现场会,让全县的干部到大寨去看。这一手先拿自己开刀的敲山震虎果然厉害,各公社的书记像火烧眉毛一般地行动起来抓全苗,男女老少担着水桶移栽补种,地里的苗基本算是补上了,大寨更是补得一棵不缺。尽管如此,这一年由于旱情太重,昔阳的粮食总产量还是比1971年下降了将近40%,全国第一个大寨县似乎丢了大脸。
  1973年春天继续干旱。虎头山上干得冒烟,偏偏大寨的输电线路又出了毛病,水泵转不起来。那些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参观者却照样络绎不绝,简直像专门来看大寨的笑话。
  陈永贵心里有气就爱喝酒,喝了酒脾气也就愈发地大。他骂道:“像这些死不死,活不活的庄稼,还有他妈的脸叫人家参观!咳!”
  这天他在和顺喝了一斤半酒,回到大寨又陪着客人喝了半斤。送走客人,陈永贵的酒劲上来了。他问大队科研组组长高玉良:“电上来没?”“没?”陈永贵抡起拳头,叭地一声把办公桌上的厚玻璃砸了个粉碎。“你说那水上不了山是没有电,”陈永贵红着眼问道,“怎么,那电还长着腿哩?看你的面子哩?它知道天旱了,自己给你送上股水去浇地?啊?你去问问那电,长腿没长腿?”B53
  高玉良年轻,挨了一通训,不由得上了火,一转身就走了。陈永贵还没出够气,又把电工召来了训了一顿。
  高玉良赌气回家找了个手电筒,带上钳子改锥,半夜三更地就上了山。说来也怪,大白天怎么查也查不出毛病来,高玉良深更半夜打着手电筒愣查出来了。他修好了线路,只觉得又饿又困,找个坟堆靠上歇会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陈永贵的酒醒了。他找到会计,掏出十块钱:“昨天砸了块玻璃,我赔。给我下帐,”听说水上来了,陈永贵一喜,想找高玉良说几句好话,找来找去却找不着人。陈永贵问高玉良的老婆:“玉良昨天黑夜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呀?不是开会?”高玉良的老婆说。陈永贵笑道:“一黑夜你也不去找找?人丢了你不急?”
  这年春天,陈永贵督着全县抗旱抗保苗,全部车辆出动往地里运水,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担水点种,号称“千里百担一亩苗”,苦干了一个月,硬是把20万亩玉米百分之百地种满种严了。与此同时,全县的水利工程纷纷上马,捷报频传。陈永贵喜道:“天大旱,人大干。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他给中央写了封信,汇报昔阳人民抗旱的情况。这年中国旱象严重,报纸和电台立刻抓住昔阳大做文章,“天大旱人大干”喊遍了全国,昔阳人民的英雄业绩宣传得几乎人人皆知。
  四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墨同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访问大寨,一下车周恩来就对前来陪客的山西省和晋中地区的领导说:“天大旱,人大干,我将你们一军,你们要学昔阳呀!”(B54参见昔阳县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陈永贵记事二十年》。)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对陈永贵颇不以为然,但在总理面前也只能连连点头称是。
  1973年立夏时节,天终于下了场透雨。昔阳的庄稼一下子窜起来了,漫山遍野一片郁郁葱葱。9月,陈永贵参加十大归来,跑遍了全县20个公社,满心欢喜地评论道:“今年比七一年可能还要好,最低也能顶住一个七一年。”他在9月21日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说:“今年大旱的时候,我向中央写过报告,说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这在全国反响很大。春天和夏天是两个没有见过,秋天怎么样呀?一定是没有见过的大增产。”
  于是报纸和电台立刻就嚷嚷开了:“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陈永贵成功地把新闻界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抓住不放。可是老天爷似乎成心要跟陈永贵过不去,庄稼正在灌浆的时候,天又没完没了地下起雨来。“正在灌浆上籽,来了个涝!”陈永贵说:“这一涝,造成了籽粒不饱,份量轻。”庄稼上场了,陈永贵在张怀英的陪同下看粮食灌包,往年一麻袋能装二百斤玉米,今年一麻袋照样是鼓鼓的,一秤只有一百八。玉米粒没份量。结果,1973年的实际产量与大减产的1972年差不多,比“最低也能顶住”的1971年少了将近40%。“没见过的大丰收”眼瞅着就要成为“没见过的大吹牛”。
  陈永贵丢不起这个脸,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把当年的粮食总产量149亿斤说成239亿斤,比大丰收的1971年还高出三百万斤,虚报8979斤,相当于1967年以前昔阳一年的粮食产量。B55
  一天陈永贵和县委里的几位老熟人一块吃饭,陈永贵对王富元叹道:“看起来当劳模光荣,可是当劳模的内心的苦头,人可不知道哩。天大旱人大干,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最后你还不得来个秋后大卖粮!”
  号称多打了粮食就只好多卖粮。这一年,昔阳吐血大卖粮。陈永贵下令给国家的粮食不仅不能少卖,还得像真的获得大丰收那样超额完成售粮任务。于是,昔阳把多年积攒起来的1419万斤储备粮全部挖空,又把社员的口粮从520斤压到460斤,同时猛砍饲料粮,勒紧腰带硬是售粮5001万斤,超过包购任务2500万斤。
  陈永贵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么?他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不仅知道这么做对农民的影响,连对猪的影响他都知道。“那么多的工程,那么繁重的任务,这四百六恐怕也还不行的吧!哪还有猪饲料哩?”B56陈永贵说。他知道这么一来最苦的是昔阳的老百姓,他们吃不饱,又无粮养猪,收入也难免下降。但是他坚持这么做。他说:“报道早就报出去了,这一报道,全国都知道了。”陈永贵在同一场合还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赌气,不过他不肯讲赌的是什么气。“现在不讲,”陈永贵说,“那也是打怨气,生了气,赌气来,才那么样搞了一下。”B57当时山西的派性斗争正酣,另一派正在“抬西沟压大寨”,哄着本派的著名劳模李顺达弄虚作假,想在粮食产量上压陈永贵一头。这个背景也许能够解释陈永贵赌气的由来。
  有了1973年的虚报,昔阳第二年不得不继续虚报。1975年陈永贵在一次会上这样谈到1974年的粮食产量:“去年的产量谁也闹不清,这个数只有县委有数。去年是往起补前年的空哩,前年给挖了老底了,把储备粮都挖了,不往起补倒咋呀。所以说去年的产量是也真也不真。B58
  说上边这番话的时候,陈永贵的身份已经是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在这次会上,这位副总理向昔阳县学大寨先进人物做了检查,他说:“1973年搞了个很不好的事,我应该向大家检查,就是估产高了……”说着说着他似乎动了气,话也说得有些乱:“如果七四年比七三年还要好,超了几千万斤,糟糕,这空就坐下空的屎了,逐年往超空加。七四年就落实了,您放心吧,落实了。没有空债啦。要不你说了假话啦,你骗了人啦,你不声明。向省委也报了,地委也报了,中央也报了,就是没报告给您。趁这个机会告给您,我的错误您批评。完了。”
  事实上,昔阳并没有做到从此不说假话。陈永贵开了虚报粮食产量的口子以后,昔阳多次犯虚报产量的毛病,据说是不敢说实话,怕给英明领导和正确路线抹黑。
注释

  1.陈永贵曾在为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讲话中详细描绘了这一过程。(1967年9月,山西省学大寨现场会讲话材料)
  2.见《陈永贵在昔阳县学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5日。
  3.数字来源可见注1和2。
  4.见注1。
  5.同上。
  6.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67页。
  7.《陈永贵同志在批陈(伯达)大会上的插话》,1971年5月25日晚。
  8.见注1。
  9.《陈永贵在准备洗澡鸣放会上的发言》,1963年12月17日。以下几段未标出处的引文同此。
  10.见《中共昔阳核心小组关于昔阳夺权情况的报告》,1967年7月14日。
  11.见《昔阳大事记》第127页。
  12.转引自《大寨红族的升起与坠落》第134页。
  13.同上。
  14.见注1。
  15.同上。
  16.同上。
  17.陈永贵找周恩来的过程及谈话内容见《陈永贵在农业学大寨向机构化进军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9月27日)、《陈永贵在学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的讲话》(1967年6月5日)、《陈永贵同志在全县学大寨先进单位支部书记学习班上的讲话》(1973年3月14日)。此外,张怀英和陈永贵的秘书焦焕成也向我提供了一些情况。
  18.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75页。
  19.同上,第186页。
  20.同上,第187页。
  21.李顺达与陈永贵的这段交往据赵瑜的《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一文写成,见《历史在这里沉思》第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22.这段情节和陈永贵对红卫兵袖章的理解是张怀英于1991年9月8日向我讲述的。
  23.这段引文和夺权前后的情况见《中共昔阳核心小组关于昔阳夺权情况报告》,1967年7月14日。以下几段未注出处的引文同此。
  24.见《陈永贵在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5日。
  25.同注23。
  26.转引自《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137页。
  27.关于怀仁堂会议的描写是据下列文章写成:《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揭穿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纪希晨,1979年2月26日《人民日报》)、《“二月逆流”始末记》(纪希晨,1980年第1期《时代的报告》)、《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
  28.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可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第8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29.同上。
  30.转引自《大动乱的年代》前言第8页。
  31.纪希晨:《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2月26日。
  32.详见赵峻防、纪希晨:《“二月逆流”》。
  33.见《陈永贵在农业学大寨向机械化进军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9月27日。全句是:“总理说我们回来斗,那不就回来斗?到处赶上斗。你赶上他跑得快,最后赶到王寨去捣乱。”
  34.同上。
  35.见《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1967年339号文件,1967年11月7日由中共中央、中共文革小组批转。
  36.同上。还可参见注33。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37.见注33。
  38.见《陈永贵在北方农业会议上的汇报提钢》,1970年8月15日。
  39.《陈永贵在昔阳县、社两级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9月5日。
  40.《陈永贵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的汇报提钢》,1970年8月15日。
  41.转引自《昔阳经济史记》第六章第169页。
  42.同上。以下几段引文未注出处者同此。
  43.《陈永贵同志在湖北省、地、县书记会上的讲话》,1973年。
  44.《昔阳三干会简报》,1980年8月。
  45.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150页。对学大寨运动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昔阳县内有一些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有些非正常死亡系家庭矛盾造成,与学大寨运动没有多少关系。持有这种意见的人认为,真正与学大寨运动直接相关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27人。
  46.同上40。
  47.《陈永贵同志在农业学大寨向机械化进军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9月27日。
  48.同上。
  49.同注39。
  50.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151页。
  51.《陈永贵同志在农业学大寨向机械化进军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9月27日。
  52.见《中国的大悲剧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3.参见《陈永贵沉浮录》,《黄河》,1989年第5期。
  54.参见昔阳县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陈永贵记事二十年》。
  55.见《昔阳大事记》,昔阳县志办公室编。
  56.见《陈永贵在全县农业学大寨群英会上的讲话》原始记录稿,1975年2月27日。铅印整理稿中此段被删除。
  57.同上。
  58.同上。  
山人 发表于 2021-10-16 11:05:25
第三部 参政山西
一、全省上下大分裂

  1967年1月12日夜,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出面指挥了山西“一·一二夺权”,紧接着,省级干部中有五位前朝大员发表了五人宣言,表示与“黑省委”决裂。这五位省级干部是刘格平、刘贯一、刘芝兰、陈守中和袁振。山西的大权很快便落在了这几位高干和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手中。
  这些干部内部很快又发生了分裂。陈永贵在省城的一次报告会上透露了一点上层纠纷,他说:“有少数人,搞山头,争常委,争第一把手,抢汽车坐,抢房子住,争享受,闹待遇。你们说,这究是私字当头还是公字挂帅?”(注①《陈永贵同志在省城报告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17日。)
  1967年4月,太原发生了四·一四事件,支持刘格平的一派公开提出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和刘芝兰,号称“打倒刘陈刘”。这一派以红总站为主,著名人物有造反夺权的急先锋杨承效。另一派叫红联站,要支持“刘陈刘”,反对刘格平。这一派的主心骨是省军区司令张日清,其背后有一个省军区、各地军分区、各县武装部及其下属民兵构成的强大阵营。
  两派分歧日甚一日,后来便大打出手,拳脚棍棒都上了。
  这时陈永贵的态度还不鲜明。两派人马都拉他,都找他告对方的状。“凡是找我的人,你看吧,”陈永贵说,“不是这个捂着眼,就是那个抱着头,不是这个挎着胳膊,就是那个拐着腿,打折腿。给你坐在那里呀,一直哭,闹的你心呀,很想倒出来。”(注②《陈永贵同志在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5日。)陈永贵当时常住在省委的招待所里,门口有军人站岗把门,但是把不住。陈永贵没办法,干脆离开省城溜回了昔阳。
  对于省里的分裂,陈永贵也有倾向性,但他拿不准,也就不肯表示出来。在大会上他尽说一些庄稼人的大实话,劝两派爱惜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等等。庄稼人见不得糟蹋东西。
  1967年5月1日,陈永贵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中握了手,照了像。回到太原后他在五一广场上介绍情况,稍带着就骂了一通打砸抢。“坚决反对打砸抢!”陈永贵厉声叫道,“我们工人造一个用具不仅是体力劳动,而且是脑力劳动,是不容易的。我们农民生产一斤粮食,和生产工业原料,是不容易的。从种到收下着多少辛苦!你们要打砸抢,反正是个砸。这不是物的问题,这是人,不干物过。今天砸这里,明天砸那里,财产是国家的财富,除不爱护还要砸,这能是对?这能说合乎文化革命的要求?”(注③同上。)
  “给我贴大字报也可以,”陈永贵在大会上说,“但有一点,最好把一张纸写满,不要一张纸写一个字,那样就太浪费了,不符合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注④同注1。)
  如果说陈永贵在省级舞台上搞不太清楚阵线,迟迟不肯表态,他在昔阳所属的晋中地区却旗帜鲜明。当时晋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要给十月事件翻案,一派反对翻案。反对翻案派叫“总司”,成立时也请陈永贵给他们当了个挂名的常委,想用他的名头当招牌,实际上连文件也不给他送,陈永贵很是不满。
  这天陈永贵在太原介绍了五一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情况后回到晋中,晋中方面也专门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欢迎他,同时也请他讲讲见到伟大领袖的幸福情景。陈永贵答应下来,又加上了一个条件,“除了介绍这些以外,”陈永贵说,“我还要讲一讲十月事件。”总司方面主持会议的头头听了,愣了一会,不太情愿地说:“那也可以哇。”陈永贵道:“我正式要主讲哩,怎么是也可以?”
  于是陈永贵就开讲。讲他怎么和主席握手,照相,怎么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照相,怎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握手、照相。又讲参观北京的一些学校和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情况等等。陈永贵在台上讲,台下的两派组织就一块高呼口号,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时,万余人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声震天地,气氛很是热烈。
  讲着讲着陈永贵就讲起了十月事件。他一提十月事件,会场顿时肃然,口号声也没了。陈永贵高声宣布:“我支持十月事件的平反!”
  没等陈永贵讲几句,会场外大街上的转播喇叭便没了声音。会场上也开始乱,支持平反派的人鼓掌,高呼口号,反对平反的总司派起哄。总司派的一位晋中文工团的相声演员一个箭步蹿上主席台,抓起陈永贵面前的麦克风便往地下摔。只听喀嚓一响,麦克风坏了。会场上顿时大乱,两派人马似乎就要动手开打。陈永贵冷冷地看了总司派的大会主持人一眼,不露声色地端坐不动。“我并不是怕群众,”陈永贵事后解释他端坐不动的原因时说,“我是怕打伤了革命群众。”果然,支持陈永贵的一派见陈永贵不动便也不动。那位大会支持人趁事情还没闹得不可收拾赶紧宣布散会。
  会后,坚决反对为十月事件平反的总司派的大队人马涌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万炮齐轰任、王、张!”
  所谓任、王、张,就是陈永贵要保的原晋中地委副书记任井夫,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和晋中地区一个不太听话的县委书记王振国。这三位与晋中地委的最高领导王绣锦、王荣等人抗膀子,结果都在“十月事件”中挨了整。文革开始后,这件涉及整个晋中地区近四百名干部的大寨自然成了派别纷争和热点。陈永贵因老上级张怀英的关系,坚定地站在任、王、张一边,与总司的关系便有些远。而总司在山西省又是属于张日清的红联站系统,与刘格平的红总站势不两立。
  再说陈永贵在晋中的万人大会上表态支持为十月事件平反,这件事对总司派颇为不利。另一派趁机利用此事大造舆论,说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都旗帜鲜明地站到我们一边了。总属派无法否认这个万人皆知的事实,又不能不加以反击,于是很快就有流言传开,说陈永贵在榆次的万人大会上讲错话了,在省核心组做检查了,在大寨的贫下中农面前做检查了,等等。陈永贵听了气得大骂“放屁”。⑤
  晋中的两派纷争和山西的两派纷争一样久久不得解决。后来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势力大了,晋中仍然有许多人不买他的帐。“任王张”中的任、王二位始终不得任用,一直在家里闲呆到离休。与陈永贵支持的人不得任用一样,陈永贵反对的人也不得任用。驻大寨四清工作队队长张子仪因“反大寨”证据确凿而十余年不得翻身。直到陈永贵倒台,张子仪才得以出任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最后作为晋中地区的书记干到离休。
二、卷入派性

  从1967年年初的“一·一二夺权”到1967年夏,不过半年的时间,山西的造反派内部已经打了个一塌糊涂。拥护刘格平的红总站和拥护张日清的红联站从口角争到拳脚,又动了棍棒,个别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已经拿出了真刀真枪。
  进入夏季后,两派冲突日渐加剧,各地常有军械被抢的消息传来。红联站拥戴的张日清有省军区司令员,红联站的人便顺顺当当地从军区“抢”出了大量枪支弹药。拥戴刘格平的红总站有大兵工厂在手里,别说机关枪手榴弹,就是火箭筒迫击炮也能“抢”出来。
  这是一场全省范围的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大对抗。唯一没有卷入冲突的强大力量只剩下驻扎山西的野战军部队第69军。69军军和谢振华和政委曹中南并不是没有倾向性,他们和张日清领导的省军区同属北京军区管辖,军队与各军分区和人武部又有同类相聚的天然情感,69军亲张日清疏刘格平应当是很自然的。不过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明显。
  1967年7月,中共中央试图解决造成山西分裂的领导班子不团结的问题,便把山西省核心小组的成员召到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下,由康生出面主持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刘格平、张日清这两位对头和陈永贵等山西人要面对面地坐到会议桌旁边。
  康生并没有和稀泥,他严厉批评了张日清,表扬了刘格平。据说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毛泽东就同山西局势发了一条最高指示,让一直旁观的69军站在刘格平一边,支持刘格平。有人考证过这条最高指示的真实性,据说七月会议期间,在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康生向刘格平传达了这条最高指示,最高指示便由此渐渐传开。另一种说法是七月会议上正式传达了这条最高指示。⑥不管怎么说吧,七月会议之后,拥戴刘格平的红总站很快就开动山西境内的宣传机器大肆宣传最高指示:
  特大喜讯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最新最高指示:“给69军的同志们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同志。”
  不管这条最高指示的真实性如何,在京西宾馆举行的七月会议上确实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陈永贵也站出来当面批评了张日清。
  张日清略瘦,戴一副眼镜,有儒将风度。他不大看得起陈永贵。张怀英任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期间,亲耳听到过张日清背后贬低陈永贵,说陈永贵算个什么,大老粗,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张怀英把这番话告诉了陈永贵,陈永贵阴沉着脸没说话。这确实是他的弱点,是他的敏感部位,他自己偶尔说说笑笑还可以,别人却不能随便乱捅的。张日清看不起陈永贵,陈永贵对张日清也有看法。张日清曾给本派人马发枪,又向上级报称枪支被抢。陈永贵知道此事后,便向中央告了张日清的状。总之,陈永贵与张日清有前嫌。
  现在中央发话了,陈永贵对张日清便不再客气。“我们的话你一句也不听,”陈永贵训张日清,“我们的话你听上百分之二十,扣除百分之八十,你也犯不了那么大的错误。”⑦
  七月会议之后,拥戴刘格平的红格平的红总站杨眉吐气,载歌载舞。拥载张日清的红联站受到的打击,但是并不服气,更没有倒台。他们不敢说最高指示是假的,当时似乎没有人胆敢伪造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们可以说红总站蒙蔽毛主席,欺骗党中央,罪该万死。两派斗争继续进行,有些地方更是抓紧备战,准备血战到底。
  陈永贵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山西的上层争斗。
  一次红总站和红联站两派的万余人在五一广场联合开大会,刘格平、张日清和陈永贵都到了。会前两派人马说好,一方出一个口号领呼人,一方占一半座位,两派发言的人数相等,喊口号不许带派性。刘格平和张日清都按协议讲了些平平稳稳的话,然后就轮到了陈永贵。陈永贵在话筒前一站,还没说几句就冒出一句“我们要支持刘格平同志”。这等于是破坏两派协议。红总站的女口号领呼员立刻高呼:“坚持支持刘格平同志!”半边会场就跟着喊支持刘格平同志,同时热烈鼓掌。红联站的口号领呼员反应也很快,马上高呼:“炮轰刘格平!”于是另外半边会场就跟着喊炮轰。这时主席台上的人,包括刘格平本人,都盯着陈永贵使眼色,示意他圆圆场,别惹出乱子来。谁知陈永贵倔脾气上来了谁也不理,对着麦克风重复了一句:“就是要坚支持刘格平同志。”
  这一下会场上就翻天了。红联站的群众愤愤地往前涌,要与陈永贵辩论,红总站的群众也往前涌,要保护陈永贵同志,眼看双方就要开打。刘格平见要出事,赶忙宣布散会,下令红总站的人立刻退出会场。红部站奉命撤退,武斗算是避免了,陈永贵却被愤怒的红联站群众团团转住。不得已,陈永贵躲进主席台下的地下室。四个小时后,69军旁军部的大批军人赶来劝说群众退走,一直劝到晚上七点多钟,才解了陈永贵的围。⑧
  陈永贵自七月会议之后就明确地站在刘格平一边,不过据陈永贵后来说,他对刘格平也不是没意见,似乎是怨他对军队方面做得太绝。“他从七月会议回来以后,”陈永贵说刘格平,“尾巴翘得很高,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对解放军的态度很坏。我多次给他讲过,他当场也听,但下来以后有不少人帮了倒忙的,特别是他的老婆当了他这个常委会主任的家。”⑨
  由于刘格平存在着“尾巴翘得很高”的弱点,七月会议后一度失利的红联站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当时,山西出了一本宣传刘格平的光荣历史的小册子,上面宣称“他对我们的祖国,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说他对刘少奇的斗争“对整个世界进步人类和革命人民,对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山西长治东方红电影院前还有一幅巨大的彩画,名曰:“踏遍青山人未老”,一眼望去,刘格平的高大形象赫然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甚至比毛主席还突出,还醒目。此外,山西造了许多毛主席像章,有人说其实是刘格平像章。经这么一提醒,观者果然怎么看怎么像。这些罪状均被红联站方面的谋士搜集起来运往北京。看看刘格平在山西干了些什么吧,他搞个人崇拜,要当山西的“土太阳”。这一条罪名放在前清该够得上砍头了。中共中央倒没砍刘格平,但刘格平还是被召到了北京挨了批评。“刘格平,刘格平,”康生说,“你也不要脸?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什么叫以你刘格平为首?”刘格平挨了训,红联站方面出了一口气,将局势朝有利于本派的方向扳过来一些。B10
  这时红联站方面又有人试图拉陈永贵倒戈,加入自己一伙。红联站拥护的“刘陈刘”之中的刘贯一,曾亲赴大寨找陈永贵做动局工作。陈永贵后来说:“动员什么?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打倒刘格平。我心里有数哩,党中央支持刘格平同志,为什么他们要打倒哩?这我都了解。中央并不有对他们说过那样的话嘛,仍然还支持刘格平同志,还保刘格平同志。”B10
  陈永贵死保刘格平,红联站方面只好反陈永贵。在晋东南,红联站系统的“联字号”与红总站系统的“红字号”围绕着陈永贵和李顺达这两位各自支持一方的大劳模展开了标语大战。联字号刷出毛主席和李顺达吃饭时说过的话:“你做出了成绩,我敬你一杯酒!”同时又刷出骂陈永贵的标语:“陈永贵是贫下中农的死对头!”“学大寨不等于学陈永贵!”“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红字号则针锋相对地挂出了放大到真人大小的刘少奇与李顺达握手的照片,大标语上写道:“李顺达反寨罪该万死!”“农业学大寨!”“永贵好!”——两派都有最高指示撑腰。
  有一次,与红联站一势的兵团派幕后首领,五人宣言的签署者之一袁振去昔阳参观大寨展览馆,发现陈永贵有一段给日本人送粮被捕的历史,袁振便将此事宣场起来,言下有整陈永贵叛徒的意思。陈永贵岂能容忍,当场就与袁振大吵了一架。袁振离开昔阳后又到阳泉揭陈永贵的丑,正巧陈永贵要去太原,在阳泉乘火车,两人在火车上相遇,又是一场大吵。当时还沸沸扬扬地流传着陈永贵系逃亡地主之类的说法,虽然叛徒地主等等纯属流言,陈永贵招传流言者的恨却是事实。
  到了这个份上,陈永贵再怎么表白自己没有派性也不灵了。在山西的老百姓眼里,他事实上已经成了一派的旗帜,另一派的眼中钉。在中央的眼里,陈永贵的倾向性也是明摆着的。陈永贵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一次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又到北京开会解决问题,有人暗示山西大乱要由刘格平和陈永贵这两位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负责。陈永贵一瞪眼一梗脖子说道:“如果把刘格平、陈永贵杀掉能稳定山西二千万人口的话,我们两人情愿,杀掉头!”
三、平遥受困

  1967年8月初,晋中地区的两大派组织在平遥县开打。一派简称总司,属张日清的红联站系统,与军界关系甚密。陈永贵几个月前曾经当过总司的常委,因对待十月事件的态度不同而疏远了。另一派简称晋中联络站,属刘格平的红总站系统,在十月事件上与陈永贵的观点一致。
  却说总司要在八一建军节这天开大会热烈庆祝。庆祝建军节本是当地的传统,“八一”在昔阳一带几乎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但是由于派性的关系,总司大肆庆祝建军节似乎就有了向与军区关系不睦的联络站挑衅的意味。联络站针锋相对地抬出大寨抗衡,要在同时召开学大寨会议。当面鼓对面锣一响,对台戏就唱开了。
  开了庆祝大会后两派便上街游行。那平遥县城能多有大块地方?两派游行队伍相遇,始而对骂,继而开打,拳脚交加棍棒挥舞砖瓦横飞。如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你打我砸,你攻我守,又加上大喇叭里整日对骂,平遥一片混乱。联络站方面的实力似乎相对弱了些,吃了亏,使派人火速赴京告状,说总司反大寨,砸了他们的机构。
  平遥和昔阳一样同属晋中地区,应当算陈永贵的老家。陈永贵又当着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便派他赴平遥解决问题,促进两派大联合。
  8月7日上午,陈永贵到达两派战犹酣的平遥县城。两派的首领听说陈永贵代表中央来了,都想把这位钦差大臣接到本派大本营落脚。陈永贵没有采取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和稀手段,甚至也不肯摆出表面上的中立来,他径直到了联络站的大本营平遥中学,正如对立面攻击的那样,一屁股坐在了联络站一边。联络站大喜,马上在大喇叭里喊了出去,号召平遥人民不要受欺骗,要分清是非,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总司在被动之中只好硬着头皮宣传陈永贵不在平遥,说联络站造谣可耻。这时陈永贵亲自站出来讲话了。他的声音当地人都熟悉,果然老陈在联络站派的大喇叭里表态支持联络站,且且旗帜鲜明得无法做任何曲解。陈永贵说:“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总司方面的群众被激怒了,对立情绪暴涨,大批人马将平遥中学团团围住,架起高音喇叭大喊:“叫你们死亡在一起,埋葬在一起,腐烂在一起!”
  是日,总司派的平遥县武装部部长连一民号令民兵进城,进城者一天两毛钱补助,同时村里给记满分。民兵进城后连一民又发放枪支。尽管他没敢发子弹,但是马克沁重机枪一架,明晃晃的刺刀一上,那阵势也极是唬人。
  总司的围困者围着平遥中学叫骂,呼喊着要把陈永贵拉出来杀掉。陈永贵听了,倔脾气一冲,居然自己就站了出来,拿起喇叭叫道:“死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B13
  总司方面的人倒一时愣住了。叫喊了半天,真的有机会抓住陈永贵打死了,又没人敢下手。愣神之间,联络站方面已经将陈永贵拉了回去。此时中午已过,陈永贵被困在平遥中学已逾半日,午饭还没有吃上,晚饭也没有着落。眼下冲又冲不出去,食物又送不进来,联络站其它据点的战况似乎也不妙,真是兵家所谓的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陈永贵陷入困境。
  陈永贵被围的消息迅速传出。昔阳的领导集团大恐,火速商议对策。商量来商量去,除了派人前去探望慰问之外也拿不出什么妙策。这时当天晚上,北京方面也得到了新华社记者传来的消息,周恩来总理下达四条指示,电令驻晋的69军军长谢振华接陈永贵出来,保证陈永贵的生命安全。谢振华虽然在心里倾向省军区和红联站,但是他明白陈永贵的性命非同小可,立刻遵命派出一个营荷枪实弹的军人奔赴平遥。
  红总站的干将,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也听到了陈永贵被围的消息。这位专啃硬骨头的武斗先锋与陈永贵关系不错,闻讯后立刻召集红总站武斗的精锐部队,十三冶的炼钢工人紧急出动营救陈永贵。只见20辆十轮大卡车满载头戴柳条帽,手持铁棍的精壮汉子向距太原不到200里的平遥扬尘而去。
  武装部队赶到平遥时已是凌晨。总司方面围困平遥中学的势头未减,叫骂声依旧。这一个营的军人把机枪架在卡车上围着平遥县城团团转,同时又有一个连徒手的军人拿着毛主席语录,站在三辆卡车上,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驶入城中。见到这些正牌野战军来了,本来就与军队关系不错的总司并没有阻拦,也未必有胆量阻拦。军人进入平遥中学,见到陈永贵,请他换上军装,上了军用卡车,蹲在高呼口号的战士中间撤出险境,退到四五十里外的祁县住下。当夜,昔阳方面派出的李韩锁、郭凤莲赶到祁县探问,知道老陈安然无恙才放下心来。
  次日,来自太原的一万多人的武斗队伍开进平遥,将总司方面痛砸一顿,赶出了县城。杨承效20卡车的骁勇的炼钢工人在平遥的攻坚战中大显身手。在归途上,杨承效又顺手拔掉了几个红联站的据点,砸了太谷农学院。红总站声威大振。从此平遥易手,红总站暂时占据了统治地位。
  平遥事件解决后,县人武部部长连一民被捕,枪支收回,重机枪血衣等摆出来展览。陈永贵凯旋般地返回昔阳。
  1967年8月13日下午,昔阳两万多群众敲锣打鼓欢迎陈永贵处理平遥事件归来。县委核心组组长王贵科陪着陈永贵以检阅的姿态穿过欢迎队伍,来到十一广场。王贵科宣布欢迎陈永贵同志胜利归来大会开始,然后郑重其事地致了欢迎词。
  次日,昔阳将原晋中地委的负责人揪来,在两万人大会上狠斗一场,抹黑脸挂牌子,痛痛快快地出了一口恶气。B14陈永贵在这次批斗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
  无论昔阳怎么为陈永贵贴金出气,陈永贵自平遥事件之后在山西的声望终归是下降了。本来中央派他去平遥是解决矛盾的,他不但没有解决了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自己也碰了一鼻子灰。这不能不使陈永贵无所不能、一贯正确的形象受损,也使派兵救他出来的谢振华颇看不起他。在背后谢振华与人谈到陈永贵时从不直呼吸其名,只管他叫“白毛巾”。恐怕这不仅仅由于陈永贵总在头上裹一条白毛巾,平遥事件处置失当也应该是产生轻视的原因之一。
  平遥事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陈永贵更深更公开地卷入了山西两派的斗争。在昔阳流传的一则轶事中可以看出陈永贵与另一派人马的对立之深。
  昔阳与平定交界。平定属阳泉管辖,而阳泉又是陈永贵反对的红联站和兵团派的势力范围。陈永贵回昔阳偏偏又非得穿过对方的领地不可。一天,陈永贵乘坐的吉普车正行驶在平定至昔阳的山路上,一群大汉迎面挡住了去路。
  司机按着喇叭,很硬气地问:“这是老陈的车,你们想怎?”
  这伙大汉道:“我们截的就是这辆车!”说着,一位汉子把手枪伸进了车门,对准了陈永贵的脑袋。
  陈永贵一愣,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见他把嘴角叼的烟卷一丢,瞥了手枪一眼,右手狠狠拍了胸脯一把,说道:“开枪吧,朝这儿来!”
  就像围困平遥中学的总司派一样,拿枪对着陈永贵的大汉反而呆住了。陈永贵不慌不忙地又点起一支烟,打开车门慢腾腾地下了车,满不在乎地站在车前环顾众人。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多大胆量就使多大胆量。我等着哩!”陈永贵轻蔑地说。
  没想到,这一群壮汉被陈永贵震慑住了。一位大汉竟扑通一声跪倒,结结巴巴地说:“老陈,这,这,本来,不是我,我们愿意干的,这,这是,打发我们,我们来的!”B15
  结果陈永贵勇敢无畏,光荣脱脸。但是红联站方面对陈永贵的敌视显然不那么容易脱开了。红联站方面好歹也顶着山西的半壁河山,再让这半壁河山听从陈永贵的调遣谈何容易——更何况本来已经很不容易。
四、省级领导换马

  自1967年8月的平遥事件之后,山西两大派之间的战争气氛日益浓厚。9月5日,红总站的决死纵队猛攻红联站总部,端了对方的老窝,并当场打死对方二人,一个男的叫李成文,一个女广播员叫孟玲玲。从此,山西武斗进入真枪真炮血肉横飞阶段。
  在军火工业集中的晋东南地区,两派之间的武斗打得格外惨烈。从11月起,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地雷、火箭筒等杀伤力大的现代武器便取代了土炮和冷兵器。整座大楼被炸毁已不新鲜,死三五个人的小冲突寻常得就像一阵轻风。打到1968年年初,杀伤力极强的卡秋莎火箭炮也上阵了,十多万人大规模作战,一场攻防就打几天几夜。此时军队也卷入了两派的冲突,军用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为本派人马运送急用物资。在武斗中,红总站的武斗力量曾一次将12个连零4个班的上千名参战的正规军缴械,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武斗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对全国范围的武斗现象颇感困惑。“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以阶级现点分析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劝大家不要再打,呼吁各派实现大联合。
  可是派性这东西,一旦形成,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动力,起因和观点反而无足轻重了。不管表面上的观点和口号有什么区别,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系到一群活生生的人的地位、利益、前程乃至生死存亡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远远望去,只见两个对立的集团你争我夺,谁也不肯退让。对方的威胁越大,血债越多,本派内部就越团结。越团结就越有力量,对于对方的威胁也就越大,于是对方也就更加团结,力量也就更大,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已经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对于个人来说,在本派之中,有一帮生死与共的铁哥们相帮相维着,当然要比孤零零的一个人强得多。往好了说,一旦本派得势,自己也容易发达。往坏了说,本派败了自己也多几个藏身的地方,总比退出去成为一派的异己和本派的叛徒逃兵强。这也算身不由己了。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在会场上,毛泽东再次苦口婆心劝各省的对立派别坐下来好好谈谈。他点着几个派仗打得不可开交的地方说:“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趁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起,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自己了,反对了自己,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B16
  这一下,伟大领袖亲自给山西的派性斗争定了性:人民内部矛盾,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有些意见不对头。
  确实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山西的双方仍然在打,而且摆出事关身家性命的架式彼此往死里打,就像当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恶战一样。
  陈永贵虽然卷入了派性斗争,但是他并不赞成武斗。“劳动人民一定会骂你们一千个、一万个败家子!”陈永贵在省城的一个报告会上骂道:“你们什么时候破坏,我们什么时候反对!武斗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挑起来的,必须对幕后的坏头头及牛鬼蛇神专政!该关的就关,该抓的就抓,杀人的必须偿命!杀人的凶手,非杀不可!非杀不可!!”B17他拍桌子瞪眼睛地威胁着,可是话虽然说得厉害,两派之间照打不误,陈永贵也是干瞪眼没办法。他只能把昔阳管住,保证昔阳不打。
  1969年7月,毛泽东在九届一次会议上劝各省坐下来谈谈之后又过了三个月,山西的武斗仍未平息。中共中央再一次把山西的头面人物召到北京解决问题。这次中央下了决心,非解决山西的武斗问题不可。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武斗发出措词极为严厉的“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布告宣布:“拒不执行者,由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行缴械。”“打砸抢者法办。”毛泽东读过这篇杀气逼人的布告,大笔一挥写了两个字:“照办”。
  此外,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和张日清留在北京,不准回省。由69军军长谢振华主持山西工作,69军政委曹中南和陈永贵任副手。从此,谢—陈体制取代了刘—张体制。
  陈永贵在北京也挨了批。几位中央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他有派性,强令陈永贵在太原召开的公布《七·二三公告》的群众大会上做检讨。奉中央之命,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替陈永贵写出了一篇发言稿,检讨他自己在山西群众中搞资产阶级派性。陈永贵一贯正确惯了,当众检讨堪称奇耻大辱。但是周恩来批评了他,他也不敢执拗,只有老老实实地低头检讨。(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96页)
  至此,主帅易人,副帅检讨,山西两派的强弱关系立刻逆转,与军界关系密切的红联站一举压倒了刘格平时代占据优势的红总站。
  谢振华与陈永贵并不是一派的,不过他们的对立不像刘格平和张日清那样尖锐,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和气。谢振华受命于战乱之时,使命就是平息武斗,促进两派联合。陈永贵也表态说:“再也不搞派性啦。”随后这二位便组织宣传落实“七·二三”布告,限期收缴武器弹药等等,大忙起来。
  偏偏红总站的武斗力量的指挥人物杨承效压不住火,又领着部下搞了一次武斗。那天他的对立面组织在太原八中架着大喇叭搞文攻,攻来攻去把杨承效攻上火了。这位三十七八岁的汉子一怒之下,率人上去就把对方端了。谢振华早想收拾这位胆大妄为的杨承效,这下子正好撞到枪口上,当即就派部队将杨承效抓了起来。谢振华大造舆论,将杨承效的罪状发到近乎人手一份的程度,然后下令枪毙杨承效,立即执行。
  杨承效其貌不扬,但是很有汉子气,刚硬敢干,口才好,敢玩命。他爱披一件军大衣,爱自己开吉普车,还自己开车几百里到昔阳去过几次,与陈永贵喝酒说笑,关系相当不错。杨承效文革中率先造反,带着十三冶的工人哥们夺权抢印打人,连省委书记卫恒也死于他的牢房里。他指挥红总站的武斗力量,上阵时专拣硬骨头啃,而且几乎每战必胜。生时以心硬手狠名震山西,被枪毙时不到40岁。红总站折了如此一员悍将,元气大伤,再缓过劲来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在手握重权的谢振华显示了自己的决心之后,“七·二三”布告落实得比较顺利。至8月13日,布告颁布不过20天,山西已收缴五万多条枪,两千多门炮。各地武斗渐渐平息。
  “七·二三”布告颁布后的半年内,陈永贵东奔西走,代表省核心小组在万人乃至20万人的大会上频频讲话。他讲起刘格平和张日清来就像局外人一样:“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过去由于刘格平、张日清两同志长期不团结,闹分裂,搞资产阶级派性,……中央已决定把他们留在北京继续学习,斗私批修,不让他们回来。”B18
  1969年8月14日,陈永贵时隔两年又回到当年受困的平遥。这次他是贯彻“七·二三”布告,批评两年前他支持过的,如今继续搞武斗的派别。他毫不留情地点了几位组织武斗专业队,私造武器弹药,继续搞打砸抢的头头的名,给他们狠上了一通纲和线。点过名之后他又回过头来警告当年包围他的那派人马:“这里,我们要提醒总司的那一派个别人不要高兴,不要幸灾乐祸,不要捞什么稻草,不要以为你们胜利了,你们的坏事也够多了。”B19
  武斗大体上止住了,但是山西并没有太平。红总战和红联站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敌视已经埋进心里,刘格平和张日清之间的公开对抗变成了谢振华与陈永贵之间的勾心斗角。
五、与谢振华明争暗斗


  刘格平一倒,杨承效一死,红总站方面官位最高、能量最大、名头最响、后台最硬的就数陈永贵了。虽然陈永贵已经表态“再也不搞派性啦,”可是一派把他当成救命草,另一派把他视为眼中钉,何去何从实在也由不得他。
  谢振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统三晋之后,红联站方面扬眉吐气。除陈永贵所在的晋中地区外,红总站系统在全省范围内遭到沉重打击。武斗流血最多的晋东南枪毙了红总站派的红字号的一些头头,还有相当一批红总站派的人死于复仇性的“修理”或“退火”之中。当时的“修理”和“退火”手段集五千年文明史酷刑之大成,在生殖器上用刑方面还有新发明新创造。在政界,红总站方面的人纷纷失势落马,原来任省革委办事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省委办公厅主任)的张怀英干脆被高离山西。后来,他本人想方设法调回了昔阳,谢振华仍然拒不正式任命他官职,直到谢振华本人失势。
  谢振华当政后,整个山西都明白红总站如果有朝一日能翻身,必定是仰仗陈永贵之力。陈永贵对红联站的威胁极大,可是又没一个人有胆量公开站出来说大寨一个不字。这时,深谙兵家权谋的谢振华避开正面,不攻陈永贵而捧李顺达,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扶西沟、压大寨”。
  那一段时间,《山西日报》上每发一篇宣传大寨的文章,必登一篇颂扬西沟的稿子。不宣传大寨不行,但是宣扬西沟也没有错。毛主席请陈永贵吃过饭,也给李顺达敬过酒。陈永贵七十年代家喻户晓,李顺达在五十年代就上过小学课本。于是你来我往,你一篇我一篇。你有陈永贵,我有李顺达,你有郭凤莲,我有申纪兰。唯一难以抗衡的是实打实的粮食。大寨的粮食产量硬邦邦地摆在那儿,就是比西沟高出一大截。西沟虽然盛产苹果,大寨的苹果苗还是西沟送的,可是毛主席说以粮为纲呀,抬出苹果来不是自找主麻烦吗?没别的办法,红联站方面就有人找李顺达谈粮食产量问题,似乎是想在多报少报上做做文章。
  李顺达毕竟是正宗劳模,用解放初期的宣传小册子上的话说:“李顺达生的人高马大敦敦实实,一瞧就是个好受家。”B20让这位实实受受的庄稼汉说虚话也不容易,他给你谈起了五八年的浮夸风:“你是叫我干啥哩?纸糊的桥过不去人,一过就塌,栽死我你就高兴啦?”
  怎么办?庄稼人爱地,红联站系统的谋士就以地诱之,告诉李顺达几十公里外的屯留县有荒地,让他派人去种。“废地?”李顺达不信。人家却说得很有根有据,国家体委在屯留的一个基地撤了,好几千亩的地都废了,荒着哪。李顺达一听地荒了真心疼,便动了心。于是李顺达就组织了一个西沟新队,西去几十公里到屯留种了两年地,打下粮食算西沟的。平白添上五百亩好地,西沟的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似乎也可以和大寨比比了。
  所有这一切,陈永贵心里全明白。把五十年代的金星英雄扶起来与他这位当今的头号庄稼汉平起平坐抗膀子,实际上就是拉低了他陈永贵么。陈永贵心里不高兴,可是嘴上不说,在面子上一直也和谢振华李顺达过得去。这二位都是山西的大人物,都是九大的中央委员,九大的路线是团结胜利的路线。陈永贵不是不懂谋略。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上下搞起了批林整风,陈永贵与谢振华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972年年初,周恩来在批林整风中开始公开纠“左”。当年秋,人民日报社奉周恩来之命在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并于10月14日在报纸上登出三篇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当时中国老百姓对极左思潮的不满已成一触即发之势,《人民日报》公开一批,批极左的运动就走向全国,山西也在谢振华的领导下批了起来。
  1967年11月,陈永贵夺昔阳之权的当年,便提议在昔阳全县搞大队核算。他说这是出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迫切需要。其实他心里对一大二公的偏爱,对三级所有,逐级过渡理论的信奉也是很起作用的因素。陈永贵的这个提议因当时领导班子中有异议而作罢。次年,昔阳粮食增产40%,人人振奋莫名。陈永贵再次提议全县实行大队核算,县革委一声令下,昔阳的所有制全变了,小队向大队的穷过渡平稳地胜利完成。其后几年,农田基建中少了你亏我赚之类的许多纠葛,确实方便了不少。
  在昔阳的带动下,山西各地纷纷仿效,一时以过渡为革命,以过渡为光荣,过渡成风。林彪倒台后一批极左,谢振华就抓住了这个穷过渡批了一通,说这是受了林彪路线的影响,是极左,等等,最后下令已经过渡到大队核算的地方退回到生产小队核算。
  这股暗暗瞄着昔阳的纠左风来势甚猛,陈永贵极珍惜的过渡成果毁于一旦,直把陈永贵气得几年后还骂娘。“他妈哩!”陈永贵骂道:“把大队核算就批了,都下放下去了!”骂出一句国骂之后东永贵又觉得不妥,补充道:“你们可不要说陈永贵在大会骂谢振华他妈哩。他妈哩,这是口语。注意一下。”说完又摇头叹道:“他都给批了。哪是批什么极左呀,都给批了,……就是要对着昔阳,搞昔阳!”B21
  批极左之风深得人心,越刮越猛,批了穷过渡又批共产风,批一平二调。1972年秋收前后,昔阳撑不住了。县委班子内部有王金籽动摇,怕犯错误。李韩锁更是提出暂时解散县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他说年成不好,让劳力回家帮帮忙。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个靠平调劳力组建起来的专业队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秋后,昔阳四千多人的基建专业队有三千人悄然下马,热闹了多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中断的危险。
  陈永贵急了。身为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会不知道批极左的来历。他非常尊敬周恩来,可是批极左误了他的大事,谢振华又逼到了家门口,他也不能不反击。陈永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对于内部的动摇分子,陈永贵更不客气。在一次大会上,陈永贵冷冷地宣布:“过去我们昔阳有个张润槐,现在又出了一个李润槐!”
  在场的李韩锁听了,心上沁出了一层冷汗。为什么老陈说这个新走资派姓李?领导班子里就他姓李呀!李韩锁越想越怕,知道凶多吉少,便怀着大祸临头的预感小心过日子。果然,陈永贵很快找个茬,把李韩锁一手提拔的一位年轻的县委副书记发配到农场去劳动。
  这时谢振华提拔李顺达当了晋东南地区的一把手,为了在大面上照顾平衡,同时也让陈永贵兼了晋中地区的一把手。陈永贵立刻以晋中地委书记的身份将李韩锁调离昔阳,让他坐上晋中地区第二把手的交椅。李韩锁明白,就是山西省委的一个副书记也未必有昔阳县委负责人的名声和权力大,当个地委副书记是明升暗降。但是陈永贵这么做已经很念旧情了,他完全可以把李韩锁批臭。李韩锁后来在张怀英身上亲眼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陈永贵反击不久,毛泽东也开始反击了。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批透,‘左’的批不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大批“右倾回潮”,不同意批极左的情况。
  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他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B22
  张春桥和姚文元迅速毛泽东的意思传达到全党全国。从此中国只许批极右,不准再批极左。
  陈永贵大胜,昔阳愈发扬眉吐气地反右倾鼓干劲。只剩下几百人的农田水利专业队重新上马,一直上到六千人。又新上了六百多个工程,整整闹了一冬。地里大干,县里大批。昔阳县委常委几次开会批极右,把名义上还算他们的上级领导的李韩锁从地区召回县里挨批。李韩锁接到电话不敢下来,几百里奔回昔阳,只得到当年的战友们的一顿痛斥,说他立场有问题,路线有问题。这位在官场上闯了大半辈子的地委书记竟被批得呜呜痛哭。
  陈永贵得意浓时不肯止步,几个月之后,又被谢振华抓住把柄在周恩来面前告了一状。
  1973年4月,山西省要召开全省共青团代表大会。陈永贵与山西团省委有宿怨,1964年12月毛泽东请他吃饭,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扬大寨,而这年6月召开的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山西代表团竟然只给了大寨一个列席代表的名额。陈永贵后来权力大了,就多次重提旧事,将团省委敲打一番。再说,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是谢振华。陈永贵认定谢振华反大寨,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参加大会。大名鼎鼎的大寨团支部抵制大会,意味着这个会根本就没法开了。正巧,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抵达大寨参观访问,谢振华赶去接待,乘机就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4月23日,周恩来批评了陈永贵。客人走后,陈永贵遵命改正错误,亲自带领团支部书记参加了省里的团代会。(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0页)
六、受命解决山西问题



  1974年是谢振华大倒运的年头。
  年初,全国文艺大调演,山西献上一台名为《三上桃峰》的晋剧。这出戏演的是大队主任以次充好卖病马,大队书记风格高尚,三次去一个叫桃峰的地方将病马追回。本来这是舞台上常见的好人好事。说不上有多精彩,也绝对谈不上反动。偏偏这个“桃”字惹恼了喜怒无常又权势极大的江青。桃峰和王光美搞四清的桃园仅一字之差,这不是拐弯抹角地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吗?想翻案吗?”
  这样的指责显然是牵强附会,很难再讲什么道理。陈永贵喜欢晋剧,并且在江青之前看过《三上桃峰》,他就没有看出什么问题,还表态说这戏很好。不过他更喜欢看到谢振华挨整。
  江青一怒,山西歌舞团立刻有人汇报上去,说本来歌舞团排了一出歌颂大寨的节目,《拾豆豆》,谢振华不让上,点名要晋剧《三上桃峰》。好哇,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为什么山西不排不演学大寨的好戏?为什么偏偏支持《三上桃峰》这样的大毒草?充满了这类质问的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全国报纸的矛头都对准了山西。江青公开宣布,她要“炮轰谢振华”。
  山西翻天了。受压多年的红总站翻身跃起,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揭发控诉,攻势越来越猛。
  谢振华对晋剧并无兴趣,根本就没有看过《三上桃峰》这出戏,稀里糊涂地就把江青得罪了。紧接着,他又莫名其妙地惹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过问批林整风的情况时,发现谢振华曹中南的部将搞了一个批十条,把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等都列上了,“不批林,专批群众”。最叫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批十条中有一条“批个性”。毛泽东挖苦地问:“你们贵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谢振华这一下可栽大发了。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电令以谢振华为首的山西省委常委全体进京,汇报工作。名为汇报工作,其实是开刀动手术。中央方面出场的有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在后面掠阵,有时也出来露一面的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华国锋、苏振华、倪志福。党政军要员几乎全体出动了。
  谢振华的处境从2月24日的会议上可见一斑。这天晚上,到会的有山西省委常委16人,有王洪文、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这四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主持会,纪登奎主讲。B23
  陈永贵说:“今晚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二次接见我们了。会议已经开了四天,提出了不少问题,解决山西问题,不要纠缠小事。”
  随后纪登奎就开讲。他先训谢振华等人“违反中央,违反主席思想”批个性,又问他们的检讨在会念过没有,然后就谈起了学大寨。
  “我给你们省委出了个题目,”纪登奎说,“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山西同志思想解决要有个过程,后来山西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搞了一个本本,我看了很高兴,这下要解决了。但还是没有解决,内部不能统一思想,学的劲头不如别的省。”
  王洪文插话:“把学大寨看成是对陈永贵同志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农业学大寨不是陈永贵个人问题,学不学大寨是路线问题。”
  纪登奎接着说:“大寨很好嘛!永贵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多年的劳动模范,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省那样,为什么比别的省思想还难统一?是什么道理?三个正确对待哪里去了?为什么经过那么曲折的道路?”说着说着纪登奎就上火了:“谢振华总想把自己说得那么干净,你在党代会的那几个报告,写得那么干净。我说,你说是抵制了陈伯达,那你就是有意勾结!难道你没跟他乱跑乱跳?你那么干净,为什么还把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印的那么多?”纪登奎越说口气越硬,越说越不客气:“我看你没那么高明,还是老老实实一点。你水平不高,不要那么聪明,受骗就是了,不要不认帐。”
  “陈伯达那个打井、养猪、积肥几句话,你们如获至宝。”纪登奎继续训道,“陈伯达就是要搞掉大寨,他跑到雁北搞了一个材料。那有什么代表性?”按着纪登奎又说谢振华搞派性,质问他为什么不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不去听听对立派的意见。
  最后纪登奎下结论说,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山西颠倒了。
  谢振华不说话,陈永贵也不说话。无论他们说与不说,胜负之已局都已经定了。
  在京的山西省委常委会一直开到3月20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上揭发了谢振华扶西沟压大寨的问题,扶李顺达压陈永贵的问题,谢振华与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批林不力的问题,甚至还有生活上的问题。
  1974年3月21日,山西省委常委全体乘飞机返回太原,继续开省委扩大会议,由陈永贵主持批判谢振华。这个省委扩大会议扩得很大,省里的各个部门,山西驻军的首领们,各地、市、县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全盛的时期,吃会议饭的就达四五千人,与会者住满了太原的宾馆和招待所。会议期间,陈永贵派的人们大造声势,“炮轰谢振华”、“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主持山西工作”之类的标语口号贴遍了全城全省。
  陈永贵太想把谢振华一棍子打死了。扩大会开始后,他立即给谢振华按上了一顶当时最可怕的帽子:上了林彪的贼船。这就不再是犯错误了,上贼船属于敌我矛盾。林彪的叛逃曾使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一垮到底,只要能把谢振华推上贼船,他这辈子就休想翻身。不过,镇住一个从枪林弹雨中杀上来的省委书记与收拾几个公社书记不同。这个领域的水很深,陈永贵能看透大寨和昔阳的恩怨瓜葛,却不了解军界的山头和派系。谢振华和林彪并不是一个路子。
  陈永贵在大会上宣布:谢振华只要愿意下船,他还是愿意帮助谢下船的。
  协助陈永贵坐镇的省委副书记王谦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谈到:“谢振华不是一般问题,是上了贼船了。”
  参加会议的人以为这是中央定的性,便跟着炮轰。谢振华的朋友和部下也替他惋惜,语重心长地劝他快点下船。谢振华不露声色,任凭他们说。在数百人参加的一次批判会上,在众人炮轰得正在火头上的时候,谢振华沉着反击了。他拿过话筒说:“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点下贼船。我到现在还没有上去。”说完,把话筒推给别人,神态自若地不做声了。会场里的人们顿时傻了。陈永贵也拿不出中央的指示来把他压下去,一时尴尬得无法收场。
  这次扩大会议拖了四个月,就是打不垮谢振华。江青的那个《三上桃峰》不能认真,林彪的贼船又推不上去,叫起真来,陈永贵竟然找不到一颗炸得响的炮弹。会议期间,省委召开安排日常工作的常委会,由王谦主持,谢振华照样参加。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还没免,照旧对日常的工作安排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就跟没事人一样。
  本来,在谢振华刚挨批的时候,他那一派的人还很心虚,未必不愿意转过来。但是陈永贵不给人家台阶下,总是威吓说:“运动站错了,现在快站过来,不然将来群众不放过你,我们可保不了你。”——首先就宣布人家站错了队,犯了路线错误,改不改就都一样了。偏偏陈永贵又不能证明谢振华犯了什么了不得的错误,这个会就成了既开不下去,也散不了场的马拉松会议。最后中央只好出面替陈永贵收拾残局,把省里的头头召到北京,写了一个对陈永贵不利的十一条纪要,虽然批评了谢振华,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陈永贵的理想。这个马拉松会议至此草草收场。(注:上述过程请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06—209页,冯东书是会议参加者。)
  批判谢振华和曹中南的运动之后,谢振华被留在北京“治病”,解放出来的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王谦主持山西工作。主帅再次易人,红总站方面重新得势,山西的中上层领导班子再一次发生人事大变动。
  红联站再次失势,但是心里不服,就像几年前红总站也不服一样。问题是人家陈永贵步步高升,进政治局,当副总理,如日中天,山西的一个被打翻在地的派别能多大能耐整这位中央首长?红联站的谋士们审时度势,定下一个避实就虚的战略方针:绕开陈永贵专攻王谦。
  王谦是在文革前就是省委领导人,文革初期没少挨斗,还被拉到昔阳狠斗过几回。解放老干部时他站了出来,和陈永贵站到一起,算是红总站方面的人。有了这番“老走资派”的背影,整起来就容易得多,罪名也是现在成的: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974年冬,山西在晋祠开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红联站方面制造了“王谦落选事件”。
  1976年8月23日,红联站方面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搬用文革初期的做法冲入省委,将“与邓小平一脉相承”的王谦揪上大卡车,扣上一顶钢制的高帽子,在太原城里热热闹闹地游斗了一圈。真个是豪情满怀,扬眉吐气。
  “八·二三”揪斗省委书记事件震动中央,华国锋和陈永贵等人商量,准备抓几个人。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姚文元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群众运动嘛!”陈永贵大怒道:“群众运动?人都要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看,南京不过就贴了你们几张大字报,你们就受不了啦!”华国锋见陈永贵火气太大,赶紧叫纪登奎把他拉了出去,随后宣布散会。(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02页)
  无论如何,8月26日,中共中央的“八·二六”指示紧急下达,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许多慰问电飞向王谦。红联站的小胜成了昙花一现。
  “戴钢盔高帽重不重?”陈永贵笑着问王谦。王谦笑道:“重倒是重,可重还问题不大,主要是扣得不行。”“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搜集上来,摆了展览?”陈永贵说,“这些家伙给我们革命干部准备的刑法就是这些嘛。这可以教育我们的后代,是一件好的教育,反面教育吧。”B24后来在揭批四人帮时,陈永贵把红联站的反攻与四人帮和张铁生联系了起来,更压得红联站抬不起头来,直到陈永贵本人倒台。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七、庐山上当



  这里回过头来介绍一下陈永贵在中国最高层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当时上台的机会有限,九大会议上陈永贵有过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大会发言,虽然很荣耀,但只能算是一台事先排好的戏。真正有戏的还要算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8月盛夏,155位中央委员和100位候补中央委员上了庐山,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
  陈永贵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庐山开中央全会,感觉挺新鲜,也有许多不适应。不适应之一是讨论的问题生疏,不适应之二是周围的南腔北调听起来吃力,最大的不适应则是中央上层复杂的利害关系一窍不通。
  8月23日,毛泽东宣布开会,随后林彪讲话。陈永贵基本上听懂了林彪的湖北口音。他颁扬毛主席是天才,说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些陈永贵都留心听了,也懂了,并且觉得林副主席讲得很好。林彪就是讲得再重,陈永贵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他对毛主席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时大寨发展党员,陈永贵新党员谈话,必定首先宣布一条:“从现在起,你的一切都要由党来安排了,你要是没这个准备,就不要入这个党。”他还会补充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就是现在让我去死,我也要去死。”
  8月24日下午,全会分组讨论。陈永贵在华北组,组长是他早就认识的李雪峰。这天下午,陈伯达操着一口浓重的福建口音讲了很长时间,陈永贵费了老大的劲才听懂了一个大意。陈伯达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他引用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证明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天才的,可是有人竟敢不承认毛主席的天才。他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陈永贵闻言颇为吃惊。难道中央的斗争也这么尖锐?难道竟有人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这种震惊和愤既的感觉,不仅陈永贵和李顺达这样的大老粗有,在座的几乎每个中央委员都有。大家纷纷叫嚷着要把胆敢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示众,批倒批臭,千万万剐。当天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描述说:“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这番痛快淋离的怒骂中可以感到华北组讨论会场的气氛。大家似乎都气愤得难以控制,似乎唯恐对毛主席不忠。这份简报又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
  林彪是赞成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他听秘书念了华北组的简报,赞许道:“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至于林彪为什么率部大肆鼓噪,是他想捞点什么还是想替毛泽东说一些想说而又不好说的话,那只有天知道了。不过有一点是很引人注目的,即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的态度基本相反,吴法宪和张春桥在小组会上唇枪舌剑地吵了一架。
  说起来像一个残酷的玩笑:华北组的大老粗和大老细们一块骂了半天,并且要千刀万剐的那个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的“坏蛋”,竟然是毛泽东本人。
  8月25日,华北组讨论会的第二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下令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第二号简报。又过了几天,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至每位与会者手中。在信中,毛泽东说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关于称他为天才的问题,毛泽东写道:“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陈永贵简直晕头转向了。陈伯达错了?错了!上当了?上当了!林副主席不也说毛主席是天才吗?毛主席怎么又说林副主席和他的意见一致?过了几天,陈永贵又亲耳听到毛泽东在大会上谈起国家主席的问题:“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原来又是毛主席本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而自己还表示拥护毛主席当国家席呢。陈永贵回到昔阳之后叹道:“我们每天喊的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由于我们认真读书不够,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不强,毛主席头天指示,第二天就忘了,就不跟了。在九届二中全会时,第一天毛主席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到第二天就忘记了,就上了陈伯达的当,受了陈伯达的骗。”
  陈永贵在昔阳有一贯正确之誉,说起上当受骗大概觉得挺丢脸,便补充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受骗的同志不少,使一段时间整个开不了会。在位的中央委员很大部分都受骗上当了。原来也不知道,最后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一发表以后,才知道陈伯达一人搞的鬼,他到处煽动,点火,蒙蔽其他同志。”25
  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陈伯达从此倒台,至死也没抬起头来。李雪峰作为华北组负责人签发了第二号简报,后来也因此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被“永远开除党籍”,直到1982年才平反。陈永贵初上庐山,便领教了上层斗争的残酷和扑朔迷离。
  庐山会议期间,群贤毕至,要人云集,会下的各种活动也很多。当时北方14省农业会议正在昔阳举行,山西方面在中央催促下起草了一个学大寨的决议,并专门派人送上庐山请陈伯达指教。陈伯达看过果然改了几处。其中一处的原文说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陈伯达道:“学大寨是客观规律,什么叫树立?”大笔一挥,将“毛主席亲自树立”抹去,改成学大寨是客观规律。单纯从文字上说,陈伯达这一改改得高明。他把学大寨的个人意志色彩抹去,强调它是不得不然的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当然是最有力量的。但是陈永贵对毛主席忠耿耿又没读过正经的理论书,不知即便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本人也需要拉出客观规律来为自己的决策辩护。他只是觉得心疼。把毛主席亲自树立这几个字抹去不是贬低大寨么?“他给改啦!”陈永贵后来说,“他吱一声一勾,说是客观存在。这样激烈哩呀。你看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干扰破坏,那不是活生生的事实在那里存在着嘛!”26
  最后要说一下,尽管陈永贵在中央和省里的政治舞台上常有磕磕绊绊甚至晕头转向的时候,但是在学大寨这个政治问题上他绝对是坚定明确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自觉的政治活动的中心。
  据陈永贵自己说,九大期间,他曾经当着李雪峰、郑维山和解学恭的面哭过一场,恳求他们不要反大寨。
  李雪峰和郑维山当时都是北京军区的负责人,而谢振华及其所率的69军正归北京军管辖,陈永贵与谢振华明争暗斗于北京军区的利益有损,李雪峰和郑维山自然有理由对陈永贵表示不满。
  由于陈永贵与谢振华不和,军界对陈永贵有意见的人不少。军人与李顺达的关系好,当着李顺达的面就说:“九大,十大,李顺达的票数比陈永贵多!部队就不投他陈永贵的票!”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讲过:“以后不要再提学大寨了!不要老号召去大寨参观!”曾思玉也是大老粗,放了炮陈永贵也怎么不了他,后来在一上会上骂他几句出出气也就算了。可是李雪峰郑维山管着本地的军队,位高言重,陈永贵不能不去搞好关系,便去求他们不要更说大寨的坏话:“你反我一个人无所谓,”陈永贵说,“恳求你,你要要反大寨。我自始至终在大寨那里工作,我知道大寨人是怎么样执行革命路线的,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了斗争,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做了一定成绩的。”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李雪峰被开除党籍后,陈永贵后悔不已地在昔阳的一次大会上说:“这件事现在考虑是我犯错哩,一件很不应该犯的哩。就是在九大期间,到林贼死党那里去恳求不要反大寨。你看你,不是斗倒是恳求他干么哩!这一恳求,他妈来越来越起劲啦,越加起劲哩来。我就这件错误。……还挤两眼泪恳求人家,恳求了以后,他们反大寨的劲更来了。去你的吧!……那个时候山东的文件就出了,就是提出不学大寨是反动大寨,不学大寨是歪门邪道,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派的那个。你看,你不是给他扣上走资派帽了?为什么恳求他不要反了?”B27——无论是软是硬,是攻是守,目的只有一个:维护大寨的声誉和利益。

注释

  1.《陈永贵同志在省城报告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17日。
  2.《陈永贵同志在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5日。
  3.同上。
  4.同注1。
  5.同注2。
  6.赵瑜:《但悲不见九洲同——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见《历史在这里沉想》,第6卷第351页。
  7.陈永贵:《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1967年9月。
  8.参见《陈永贵沉浮录》,秦杯录,《黄河》,1989年第5期。
  9.《陈永贵同志在(伯达)大会上的发言》,1971年5月30日。
  10.见注6,第361页,第364页。
  11.《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县召开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1月。
  12.《陈永贵同志在大寨联队分支委会的讲话》,1969年1月27日。
  13.同上。
  14.见《昔阳县委关于批斗老干部的检查》,1979年1月3日。
  15.见注8。
  16.摘自昔阳县委档案长期卷,1969年。
  17.《陈永贵同志在省城报告会的讲话》,1967年11月28日。
  18.《陈永贵同志代表省核心小组在全省各地贯彻七·二三布告的讲话》,1969年8月5日—12月30日。
  19.《陈永贵同志在平遥县的讲话》,1969年8月14日。
  20.同注6。本节中关于李顺达的描写多参见赵瑜文。
  21.《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附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15日。
  22.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51页。
  23.《昔阳县委常委和公社书记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指示》,1974年4月18日。
  24.《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1月15日。
  25.《陈永贵同志在县委批陈整风会上的讲话》,1971年5月20日。
  26.《陈永贵同志在全县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骨干会上的讲话》,1975年10月31日。
  27.参见《陈永贵同志在批陈大会上的发言》,1971年5月23日。另见《陈永贵同志1975年10月31日在县委召开的会议上的讲话》。
山人 发表于 2021-10-16 11:32:32
第四部 中南海生涯
一、入政治局

  1973年4月,陈永贵由于抵制山西省团代会挨了周恩来的批评,不久,陈永贵被召进北京,而且一去就是好几个月。于是山西有流言传开,说陈永贵犯错误了,被扣在北京不让回来了。其实陈永贵正在北京和大红大紫的王洪文等一起上读书班呢。这个读书班是中共中央专门为来自工农兵的中央委员办的,二十来个学员配有二十位高水平的教师,学期三个月。陈永贵挺头疼读理论书,特别是马列的原著。导师们的那些高深的话说出来都拐着弯绕着圈,怎么着急使劲也弄不明白,真不如抢撅头刨地直来直去,有多大劲就可以痛痛快快地使多大劲。好在这个罪没受多久,为十大准备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等文件草稿出来了,读书班的中央委员们便开始讨论修改十大文件。
  陈永贵和王洪文等人一起讨论修改的十大文件是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搞出来的,其中修改党章的报告将由王洪文署名和宣读。王洪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字能力并不高,陈永贵说他们也是“边学习、边修改”。①不过,九大党章中的一些话就连小孩子也知道非改不可,比如关于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决定。林彪出逃并摔死在蒙古,上述规定显然成了笑话。
  1973年8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陈永贵回到昔阳后这样介绍开幕情景:“等了时间不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出现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向在台上和台下的代表们打招呼,代表们鼓掌声、欢呼声汇成一片。代表们看到毛主席红光满面,身体非常健康,心情十分激动。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陈永贵说到此处,昔阳县三级干部也鼓起掌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陈永贵继续描述道:“二十四日下午的大会开完后,毛主席宣布散会。这时,有的代表立起来了,有的代表还坐着,有的往出走,有的走出去又返回来坐下,一直鼓掌,恋恋不舍。毛主席也一直坐着看大家。毛主席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意思是先让大家走。等代表们走完啦,毛主席才往回走。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②
  其实陈永贵的描述并不准确。毛泽东的身体并不健康,以至宣布散会后竟然不能自己站起来退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随机应变,说了毛主席请大家先走的那段话。
  中共十大是因林彪集团的崩溃而被迫提前举行的。林彪死后,六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更多的中央委员被牵连进去,高层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许多空缺。如何填补这些高级将领留下的空缺,显然是众人关注的,也是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
  8月28日,大会选了了195位中央委员和124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被打倒的“大号走资派”的名子赫然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这些将来要再次把中国翻个底朝天的人暂时屈居于普通的中央委员的地位。
  8月31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接着开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和副主席。人人关注的候选人名单上有20多个名字。这些名字,如果按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可以分为四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和四个月后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等人被称为“保守派”,四人帮和康生被称为“激进派”,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被看做各大军区的势力的代表,而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等无帮无派的新人则算是“其它”。③对比九大政治的阵容,“保守派”和“激进派”依然存在,而且进入常委的人数都有所增加,可谓势均力敌,各有所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林彪集团留下的巨大空间差不多被九大时基本不存在的“其它”填满了。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的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发下来了,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道:“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④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这位领导人又提到陈永贵去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的事,说他敢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不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消息传出后,昔阳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说起来是庆祝十大胜利闭幕,其实大家心里最高兴的还是老陈进了政治局。
  1973年9月12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十大情况。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陈永贵道:“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差不多在十年前,毛泽东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办成事。经过多年“防修反修的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许多工农干部。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部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阵容也颇为可观了。这种做法本身大概也是毛泽东防止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防修反修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试图避开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腐败之路,借助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永葆革命的活力和朝气。考虑到这种前景和这层意思,似乎就不必过份追究某个被选中的工人或农民有什么奇能异才。被选中者必定有些过人之处,不过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的政治局必定会有来自工农的政治局委员。
  1973年9月22日,陈永贵在大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进政治局之后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他说:“十大胜利闭幕之后,我回昔阳住了二十天。……听贫下中农、农村党员、基层干部的讲了些挨心挨肺的话,想想中央对我的信任,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活了五十八,在旧社会过了将近一半,共产党来了,我才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跟上党干起来。四十多岁才扫盲。三十年来,虽然做了一点工作,是因为上有党中央和主席的教育和领导,下有大寨和昔阳县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党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我的心是很不安的。现在党又让我进了政治局,我更不安了,常常整夜睡不着。最使我不安的是,我应该为党的事业豁出去大干,但我没有文化,马列主义水平有限,又担心挑不起中央交我的担子来。”
  “这次回昔阳,和群众一起,受到了鼓励。我决心按照党的指示干。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绝不怕困难。群众和我一起想出了三条办法:第一条是下狠心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我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第二条是努力向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学习,快一点提高工作能力;第三条是请中央允许我尽可能在下面做一些工作,或者每年有一定时间在下边工作和参加劳动,更好地深入群众,了解实际。”
  最后,陈永贵向毛主席保证:“主席早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一定按照指示去学、去干、去斗争。”⑤
  陈永贵多次提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边个录也记不了”,他的文字能力究竟如何?这里顺便介绍一下。
  陈永贵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到县时开会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四十三岁的汉子如此刻苦,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四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地当了中央委员,又当了政治局委员人们便想起了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陈永贵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他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水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水平便停步了。他勉强能看懂报纸,能看懂文件的大意,也可以拿着白字注了音的讲话稿念。昔阳还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顶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距也特别宽,熟悉他的秀才们把他的讲稿工整地抄在格子里,在他不认得的字下边注上他认识的同音字。据熟悉他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估计,他会写的汉字不超过五百个,认得的汉字不超过一千个,这离一千五百字的脱盲标准还有一段距离。陈永贵写东西很吃力。一两句话简单批示,一两行字的条子还能凑合,上百字的短信就需要秘书代笔。写信写报告自然更要依靠别人记录,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页)
  曾经有人硬请陈永贵写过字。文革初期有一个群众组织请陈永贵为他们题写新报头:“轻化纺战报”。陈永贵推托不掉,只好捏起毛笔抹出几个字来:“轻化纺战报”。欢天喜地得了新报头的革命群众稍稍留心一看,觉出有点不对劲来,那“战”字怎么少了一撇?
  这下就麻烦了。“战”字不打断腿不成了错别字吗?整天把一个大白字印在报头上成何体统?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提出疑问。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陈写得好。文化大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嘛,如果连一个笔划都不能改,还叫什么破旧立新?再说,郑板桥写南天门的天字,就是留着天字上边的那一横不写,你敢说郑板桥写的是大白字?
  陈永贵后来再题字就更小心了。虎头山上建养鹿场,找陈永贵写“大虎牧扬”四个字。1977年叶剑英和汪东兴参观大寨,问起这四个字是谁写的,郭凤莲说是老陈写的。陈永贵赶紧声明:“是人家写好我照写的。”郭凤莲笑着评论道:“大字太大,虎字不虎。”陈永贵嘿嘿乐着并不申辩,倒是汪东兴打圆场道:“还可以嘛,还可以嘛。”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陈永贵讲话也难免有跑马和用词不当的时候。就在向昔阳的干部介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陈永贵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民愤很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愤很大,而是名声很大。”“噢,”陈永贵改口说,“现在我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问后排:“这回对哩?”“对哩对哩”。张怀英说。于是陈永贵又接着往下讲,下边的听众也接着恭恭敬敬地往下听。毕竟,陈永贵的讲话充满了老百姓的语言,而他本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永贵信马由缰地瞎扯,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
  后来,昔阳的官方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意思是陈永贵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风,生动、朴素、水平高,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完全可以自成一大家了。陈永贵也觉得这是么回事。
二、与张春桥翻脸

  1973年11月,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趁机发难,说周恩来“迫不及待”,上纲上线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陈永贵初入政治局,眼见心目中一向神圣的周总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纲上线地训总理,不禁心下大惊。“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哩。”陈永贵回昔阳时私下对自己的老战友说。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有人说错了两句话,”毛泽东说,“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把政治局委员们召到中南海游泳池,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
  “我看到这种情况,”陈永贵一次在昔阳谈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道,“过去以为是下边的,现在看出不是那么回事。”⑥
  1974年上半年,中国的政坛风云急剧变幻。先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起了周公。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入院。7月3日,小靳庄在四人帮的吹捧下腾空而起,一时有与大寨争春之势。到了下半年,四人帮与周恩来在由谁组阁问题上的冲突愈发尖锐。毛泽东两边都用,既让周恩来组阁,又让王洪文安排人事,但是他逐渐转向了周恩来。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露面,他当众训诉江青,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陈永贵渐渐心里有数了。原来表面上神圣得了不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一个成群结派斗争激烈的地方。他看出了上层斗争的复杂,不敢随便讲话,开政治局会也总是听别人的,自己轻易不表态,表态也是说些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之类的话。关于小靳庄,他吩咐昔阳县委的常委们:“有人问,就说情况生,离的远,不了解。”“你不能随便表态度,谁知道他们搞什么。”⑦
  尽管陈永贵加了小心,他还是陷了进去。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当削瘦的周恩来站到麦克风前,清晰地向出席宴会的中外客人致辞时,坐在前边的陈永贵站了起来,又知道周恩来病重,刚动过手术不久,他不能不找个办法把自己对总理的敬仰之情表达出来,因此他的掌声很响,动作也很引人注目。离他不远的张春桥瞥了陈永贵一眼,神情很是冷漠,甚至带了几分轻蔑。事关周恩来,他更觉得陈永贵时时处处总想引人注目的特点格外刺眼。
  陈永贵能感觉到张春桥看不起自己,他看张春桥的知识分子派头也觉得不顺眼。不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是毛主席器重的人,他并不愿意得罪张春桥。在陈永贵引人注目地为周恩来鼓掌叫好之前,他们两的关系在表面上也还说得过去。张春桥还问过陈永贵有没有困难需要解决。陈永贵说没有,没想到过了几天昔阳化肥厂的领导找陈永贵,说扩大生产需要买压机,专门去了趟上海买不到。陈永贵道:“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张春桥上次就问过,早说几天不就办了?”这种大面上说得过去的关系,自国庆招待会之后就维持不住了。一次开政治局会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振华与陈永贵多年不和,刚从山西下来又要当装甲兵司令?陈永贵不同意。他说:“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说着还举出例证来,说王谦在山西怎么被人跟踪,文革初期造反派整的材料至今不肯销毁等等。
  张春桥冷冷插言道:“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别人看出来。”张春桥讥讽陈永贵爱出风头,但是并没有点名。
  陈永贵顿时就翻了,瞪着张春桥问道:“你这是说谁的?”
  张春桥仍然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
  陈永贵叫道:“党的会不许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说完黑着脸一坐,再也不吭气。⑧
  这天的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氛挺紧张。邓小平则正襟危坐,一副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的神态。
  散会后,陈永贵大步往外走,纪登奎快步跟上去,背着四人帮伸出大拇指赞道:“老陈,够勇敢的。”回到住处,李先念、陈锡联也打来电话,说你老陈今天可是捅了他一下马蜂窝,痛快。
  1974年12月23日下午,陈永贵应韦国清之邀飞抵南宁,参加广西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一年前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专程乘飞机到南宁机场迎接。
  许世友与陈永贵的关系很好。同为政治局里的大老粗,许世友专爱跟陈永贵往一块坐。许世友开会每每迟到,大大咧咧地进了门,“哟,我又晚了!”说着便往陈永贵跟前凑。曾经有一次开会,许世友闲着没事捅了陈永贵一指头。这位少林寺出身的将军一身好武功,一指头下去陈永贵便疼得大叫一声。结果政治局里全看陈永贵一个人了。有了这次经验,陈永贵就摆手赶许世友:“去去去。”许世友笑道:“不啦不啦,不捅还不行么?”说着就嬉皮笑脸地挨着陈永贵坐下,不时还跟他说几句话。许世友一开口唾沫星子乱飞,陈永贵不住地抹脸。
  听说陈永贵和张春桥吵了一架,许世友特别高兴。他亲亲热热地拉着陈永贵坐进自己的小车,一块去找韦国清。
  韦国清生了场病。到了晚上,在为陈永贵一行组织的文艺演出开始前,韦国清露面了。这三位老头坐在小休息厅里高声谈笑,当着服务员的大骂张春桥。许世友横竖看不上张春桥。当南京军区司令的时候,听说张春桥当了军区政委来走马上任,许世友称病,提上冲锋枪进山打猎玩去了。硬是把这位初次上任的大军区政委晾了一回。陈永贵受到同仇的鼓舞,眉飞色舞地把他和张春桥吵架的经过描述了一番,痛痛快快地骂了他一通。三位正骂得兴起,服务员进来提醒说,节目开演的时间已经过了45分钟,老将军一挥手说:“叫他们等着!”三个老头又痛痛快快地笑骂了半个多钟头才高高兴兴地去看节目。
  许世友回去后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张春桥训陈永贵。他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一讲话就挨训。
  事情越闹越大了。
三、当副总理

  陈永贵与张春桥的别扭还没了结,周恩来召见陈永贵。
  陈永贵到了北京医院,只见总理又瘦了一圈,不过精神还好。他问了问总理的病情,知道又动了手术。周恩来很快就谈起了正事。他说:“这次找你,就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说完问陈永贵有什么想法。陈永贵也是亦喜亦忧。他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正色道:“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⑨
  陈永贵明白这些话的涵义。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涉及到一串关系重大的要职,各派的势力都在忙。总理这里常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出入,江青集团则三天两头地在钓鱼台里谋划着什么。陈永贵也搬进了钓鱼台,他闻也闻出味道来了。
  周恩来又给陈永贵讲了李闯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自成能打进北京,推翻明朝?时势造英雄嘛。
  没过几天,陈永贵即将出任副总理的消息就在上层传开了。倪志福见了陈永贵道:“以后该叫你陈副总理了。”纪登奎干脆半开玩笑地就叫他陈副总理。
  1975年1月13日,从1970年夏的庐山会议便开始了酝酿和争夺的四届人大终于开幕了。周恩来抱病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全中国人民深感振奋,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几位副总理,其座次如下: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陈永贵排名第七。
  这套班子中只有张春桥这一位四人帮成员。尽管吴桂贤与张春桥的关系挺不错,毕竟还不能算做一伙。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许多人却构成了另一派的强大阵容。陈永贵和华国锋、纪登奎等人虽然属于“其它”类,但他们在感情上总是背着江青集团的。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严重受挫。
  按江青的意思,应该由王洪文、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上海方面提出过一个国务院人事安排名单,四人帮方面的要员达88人之多。可是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人事安排的建议之后,毛泽东回答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屡次挫败江青组阁的企图,并且把长沙找他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王洪文训了一顿。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上比王洪文强。同时又说张春桥有才干。于是这二位就分别担任了第一和第二副总理。
  四届人大组阁不成,江青火冒三丈,把许多政治局委员点着名骂了一通。毛泽东听说了,评论道:“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人的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之后,她会闹事。”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也挺发愁,这毕竟是一个来来往往全凭文字的地方。他对昔阳的熟人说:“我能给人家干了这了?批文件咱也批不了,写还不会写哩。”他回了趟昔阳,在大会上就谈起自己的压力大和不适应。“我他妈的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哩,还得批文件!”陈永贵说,“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由哩。”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陈永贵想出了一个场长避短的办法。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
  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主席申请搬出钓鱼台。
四、“钓鱼台无鱼可钓”

  钓鱼台国宾馆是北京西部的一处绿树掩映的皇帝园林。普通老百姓从旁边路过,只能隔着灰色的高墙听到里边的鸟叫声,看到露出墙头的绿树和屋瓦。钓鱼台的大门从早到晚漂漂亮亮地常年大开着,但是大门两侧永远笔直地站着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很少有人敢在这个散发着威严的大门前停留张望。至于门内的那座爬着青藤的假山背后还有什么,平民百姓只能去瞎猜了。
  1974年10月29日,陈永贵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3号楼。除了四人帮之外,纪登奎、吴桂贤等要人也一人一座小楼地住在这里。
  陈永贵热闹惯了,一个人在这清静的小楼里憋得难受。11月中旬,他跑到西藏转了一圈,又回到大寨住了20多天,没在北京住两天,又飞到广西和许世友骂了通张春桥,从广西转回来已经是1975年1月1日。回到钓鱼台3号楼住下,到处是厚厚的地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没,挺大的地方连个声音也没有。陈永贵坐不住,他大口地抽着烟,没着没落地走来走去,眼看着堆在桌子上的文件发愁。这里的生活就是看文件批文件,一天到晚除了文件还是文件。“唉,”陈永贵对昔阳来的随从叹道,“咱能干得了这?”
  陈永贵打心眼里盼望来个熟人和他说说话。山西老乡倒也有不少人想来拜访,可是进不来,钓鱼台国宾馆的岗哨里三层外三层,别说普通老百姓和种庄稼的劳模了,就是县太爷、管县太爷的高干,连省里的大人物在内,进一趟钓鱼台也是难于上青天。
  1月下旬,中央要求刚刚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和吴桂贤到王洪文住的16号楼学马列,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间还偏偏定在中午,陈永贵睡午觉的时候。陈永贵没有理由下去,王洪文也热情迎送。一个星期下来,陈永贵不耐烦地说:“这这这,每天坐在这里念这个书,什么事也干不了!”没过几天,他又找了个茬回山西了,接着又是福建的农业学大寨会,出访墨西哥,转新疆看上海。再往进钓鱼台已经到了1975年4月18日。等待陈永贵的依然是那一片宁静和永远也看不完的文件,还有令人头疼的16号楼的理论学习。
  就在这种背景下,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要求三分之一抓点,三分之一跑面的信,同时申请搬出钓鱼台。
  毛泽东在接到陈永贵的信之前,已经见到许世友写的那封告张春桥歧视工农干部,在政治局会上训陈永贵的信。他不久就做出了反应。197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论完“训人”,毛泽东又添了一笔:“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周恩来听到消息,立刻召见陈永贵,叫他马上就去。陈永贵匆忙赶到,周恩来沉着脸问:“你在广西说什么话啦?”陈永贵摸不着头脑,正在发愣,周恩来又问:“你跟许世友讲什么啦?”陈永贵想起来了,说:“就讲张春桥在政治局会上训人,训我了。”总理细细问了经过,叹道:“说话要慎重。许世友不在北京,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解决。”
  周恩来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说:“好在印发政治局了。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你看你呀,还不想当副总理。”
  陈永贵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心里觉得发虚。张春桥正红得发紫,全中国都在学习他和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曾对张怀英说:“我可闯了大祸了。”张怀英劝道:“你就按总理说的办吧,听总理的。”
  1975后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毛泽东走进会议室,在主席的沙发上坐下,漫声问道:“永贵同志哪里啦?”陈永贵坐在离门口不远的沙发上,赶紧答道:“我在这儿坐呢。”毛泽东指着身边的沙发说:“哎,这来坐,来,来!”陈永贵赶忙起身坐到了毛主席身旁。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计划的信还给陈永贵,上边有批示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表扬了陈永贵。“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毛泽东给陈永贵的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分配法起了个军事化的名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毛泽东又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泽东说着,扫了四人帮和吴桂贤一眼,问道:“你们几个搬不搬哪?”
  江青道:“搬出钓鱼台我们到哪里住?”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了一番后来被广为宣传的话。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谈到当时流行的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
  四人帮挨了毛泽东的训斥,不敢当面顶撞,纷纷写了检查。张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提。”B10
  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恨恨的。张春桥会后骂道:“陈永贵那小子又投了回机,上了榜了。”王洪文则拿着高级钓鱼杆,吩咐在16号楼旁的水边摆上沙发钓鱼。水里放养了许多鱼,一会儿就钓上来一条大的。王洪文道:“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就钓了条大的!”
  张春桥受挫后发了低烧,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建议陈永贵去探望,劝道:“永贵去看看么,春桥发低烧,互相……”陈永贵说:“我算什么?张春桥是常委,是领导我的,我算什么我去看?我也没想当什么,能干就干,不能干我回家种地。”结果他到底也没去。
  陈永贵和张春桥的关系后来一直也没有搞好。政治局开会,陈永贵总坐在一个长沙发的左侧,张春桥隔着纪登奎坐在陈永贵的右侧。陈永贵左手托腮,右手夹烟,面朝左,后脑勺对着张春桥。有一回坐在长沙发另一端的纪登奎捅了陈永贵一下,叫他坐正点,陈永贵头也不回,摆了摆手说:“脖扭了么!”回到昔阳,陈永贵在熟人面前说:“我死也看张春桥不对,总给他个后脑勺!”有人小心地劝他,陈永贵骂道:“操他妈!我不是给党干哩?你给万两黄金,我也不给你说上一句话!我当副总理是给你张春桥干哩?毛主席周总理叫我干!”
  张春桥在背后也不说陈永贵的好话,连他女儿也跟着一块骂。张春桥的女儿在上海谈起陈永贵,那口气就像她父亲一样透着轻蔑:“陈永贵就知道什么大干呀,流汗呀,吃饭呀,根本不懂路线。”话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他便在昔阳县的大会上骂道:“去你妈的!我们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干哩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大干干什么呀?谁反对大干?你说不大干能行?……他妈的!”
五、交道口的小院的主人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又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除了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张艮昌原来是张怀英的勤务员,焦焕成更是陈永贵的夫人的一位近亲,在昔阳当过县团委书记。炊事员石头是陈永贵在武家坪的一个老熟人的儿子。这几位宽宽敞敞地住在足够一百多人住的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等那个时代的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两部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红旗,一辆是舒适好用的日本车。当时中国进口了为数不多的一批日本小轿车,每位政治局委员一辆。使用这些东西都不用陈永贵花钱。
  搬出钓鱼台后,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一块过吧。我就一个人,要那么多人照顾我哩?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
  陈永贵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了个招呼。陈永贵拍桌大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仅夫人和孩子拿着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贵这位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
  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60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60块提高到100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36块钱。136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差不多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当时,毛泽东的工资是300多元,副总理级的工资大概在260元至300元之间,县团级的干部每月工资在100元上下,大寨这类工分日值比较高的地方,一个壮劳力平均每个月大概有45元的收入。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到交道口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不让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问,“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客饭补助没让要,大寨的每天一块五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汤占兴曾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么。”
  陈永贵有北京市二商局发的特供本。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都有这东西。那是一个紧缺的时代,东西很便宜,但是限量供应,有钱未必买得到好东西。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
  有一天纪登奎和陈锡联到陈永贵家吃石头做的山西拉面,石头买了一只鸡。陈永贵见了问:“买鸡干啥?我不吃这个鸡!”“客人来么,熬汤。”陈永贵说:“不用,人家来是吃面么。咱就这伙食。”结果石头这位挺不错的厨师,拿着整个中国也没有多少的特供本,整天摆弄的都是土豆圆白菜之类的大路货。而陈永贵偏偏就喜欢简单实在的大路货。每天吃饭,他常常端着一大碗拉面、假豆腐(一种玉米粉面条)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端个小板凳在小院中一坐,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饱了。
  陈永贵能喝酒,客人一来,必定拿出酒来喝几盅,再添上几盘青椒肉丝之类的菜。他大显酒量的一次是在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就哄着要灌陈永贵。陈永贵道:你们也别灌,这么办吧,毛主席他老人家过生日,我心里高兴,我替每个人喝一杯酒。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来,陈永贵一口一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全干了。出得门来,陈永贵往他那辆大红旗后边一钻,拍着前排的椅子背说;“哎,老汤,我喝醉啦。他妈的想灌我。想整我?没门!”开车的汤占兴劝道:“今天是主席的生日,该高兴呀。”“高兴?”陈永贵叹道:“唉,我不高兴。”说完把头往后一仰,闭了眼睛便不再说话。陈永贵喝多了总是一声不吭地找个地方睡觉。
  陈永贵又是个烟鬼。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描写陈永贵抽烟,只见一根火柴,一个烟头,一盒烟就抽完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每天要抽上两三盒。陈永贵不常抽好烟,更抽不带过滤嘴的烟。三毛八一盒的“三七”,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是最常抽的牌子,就这样每天的烟钱也相当可观了。那时候的干部很廉洁,就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民大会堂每个月也要开出收费单来,茶钱多少,烟钱多少,如果吃过饭,饭钱又是多少,派人送到政治局委员家要帐,一分一毛也少不得。
  如果说有点外财,恐怕就是金日成送来的苹果了。那时到了摘苹果的季节,金日成便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送些又大又圆的苹果来,毛泽东总是让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分了。既是礼物,自然不能收钱。这苹果的量往往还很大,陈永贵吃不了,便托人捎回大寨去,分给梁便良,贾进才这些老搭档尝尝。
  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永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按规定上交。据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比划说,他父亲交公的计算器摞起来有一尺高,而他上学用计算器还不得不家里掏钱买了一个。
  对陈永贵来说,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长生活并不好过。有一次主持过昔阳工作的赵满仓去看他,问他过得怎么样。陈永贵说:“到中央连说话也不随便了。说话呀,行动呀,有限制哩。”他指着一大堆文件说:“你看看这,每天起来就是这,除了吃饭就干这。我能干得了这?批这个,转那个,整天画圈圈。”
  有一次张怀英去看陈永贵,正好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永贵画圈。张怀英虽然是陈永贵的老上级,对陈永贵称得上知根知底,但是眼看着一位副总理在一排中央首长的名字旁边画圈也难免感到敬畏。他问陈永贵:“你咋批文件哩?”“咋批?”陈永贵笑道,“他们画圈我画圈呗!”陈永贵点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解释说:“他们画我就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画个圈也顶事哩!”
  陈永贵坐不住,总想出去遛遛,比如到北京郊区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那个接,层层做好准备,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里去通县,偏偏赶上刮大风,路旁的树倒了,拦住去路。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来京看望父亲,陪着他坐在车里。陈永贵叹道:“唉,就不该出来。”他对陈明珠说:“可不自由哩,太管的咱严。唉,不自由!”
  有一天下午,陈永贵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自己上街遛遛。警卫班的头头是一位连长,大惊之下赶紧招呼人追了上去。陈永贵见人又跟上来了,黑着脸把那位连长训了一顿:“不让跟不让跟你们非跟着?你们要限制我自由哩?限制我接近群众?谁还怎么着我呀?你们搞甚哩?那拉连长也不吭气,反正是跟定了。最后双方妥协,警卫班的军人和贴身内卫张艮昌都换了便衣,远远地跟着陈永贵,紧张地看着他溜溜达达地进了地安门商场。
  陈永贵没走几步,商场里就有人认出了这位副总理,人们便拥了上来,陈永贵一见情况不妙赶快撤退,大步流星地回了家。“怎么样?影响商场秩序啦?”工作人员问他。“再不你就化化装?”说着拿来了口罩和墨镜。陈永贵戴上口罩,说:“怪憋闷的。”又戴上墨镜,对着镜子一照,指着脑门上的刀刻般的皱纹笑道:“这是活商标么。”从此陈永贵便不再逛商场。除非赶上人大开会,东风市场专为代表们开夜场,陈永贵才有机会去转一转。
  一天陈永贵想理发了。本来打个电话就会有理发师上门服务,可是陈永贵憋得难受,想出去走走。“别麻烦人家了,”陈永贵对张艮昌摆摆手说,“我出去理,你愿意跟就跟上,不许离近了。”说着就拿了顶大草帽扣在头上。那时正是八月盛夏,戴着大草帽并不扎眼。
  交道口也算热闹地方,出门不远就有一个理发馆。陈永贵推门进去,理发师道:“您来啦?理个什么?”“推个光头。”陈永贵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答道。一摘草帽,人家认出来了,瞪大了眼睛发愣。张艮昌赶紧上前捅了理发师一下,低声说:“别吭气。”理发师就不吭气,一言不发地给他推了个光头。推完了,陈永贵叫张艮昌交钱,人家却死活不收。陈永贵道:“理发就要给钱么,不能不给钱。”张艮昌掏了五毛钱扔下就走,出门一看,已经有一群人围了过来。陈永贵招招手,健步如飞地溜了,后边还有人紧着追了一会儿。陈永贵边走边对张艮昌发感慨道:“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什么好看的?我不也是个人么?”
  有了这几次教训,陈永贵便不再自找麻烦了。想溜达就自己在院子里来回走。每天早晨早早地起来,别人还有睡觉,他已经像一只关起来的老虎一样转开了圈。
  春天植树季节,陈永贵让人弄来四棵苹果树苗,两棵梨树苗、两棵水杉,又弄来点葡萄秧子栽在院子里。他看了一会警卫班的战士挖树坑,说:“我来吧。别看你年轻力壮,干这活你还不如我哩。”说着便抓过铁镐干脆利索地抡开来,那身手绝不像六十来岁的老人。

六、透出火药味的第一次全农会


  1975年9月15日上午,中国政界三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华国锋和江青并排坐在昔阳县拖拉机厂的一个尚未装修的车间的条桌后边。在他们面前,37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地县农业方面的负责人坐在小板凳上。这就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陈永贵、陈锡联、姚文元、吴桂贤、李素文等一批党政军要人。毛泽东让政治局委员能去的都去,于是一次规模盛大的高规格会议就出现了。邓小平评论道: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的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0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
  当时,中国农业的形势不容乐观,不过各派政治力量对此的看法不尽相同。邓小平比较悲观,他认为农业很可能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是农业现代化,最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在开幕式的讲话中问道:“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他说:“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江青听了挺不高兴,插话道:“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接口道,“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邓小平在这次会上大讲问题,大讲黑暗面,使在场的数千名听惯了“形势大好”调子的代表大受震动。邓小平说:“据22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平均124远,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一百左右的还有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的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帐。这种现状,我们能满意吗?”B12
  邓小平是在开幕式之前,和姚文元、吴桂贤坐着直升飞机赶到昔阳的。大会主持人是华国锋,陈永贵致了开幕词。轮到邓小平讲话的时候,江青兴奋起来。邓小平刚讲了几句,江青插话介绍说:“邓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邓小平讲了一会儿,江青又插话道:“主席要邓副主席在会上讲几句话。”其实,邓小平正在讲的话,正是江青即将当作右倾翻案风来批判的话。
  邓小平讲了农业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首次明确地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科技、文艺都要整顿。他急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急于整顿,整那些软、懒、散的班子,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号召配备好农村的领导班子,“把那些思想好,联系群众,能够带头干,能够艰苦奋斗的人提上来。”他号召学大寨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真学,就表现在学到了,回去就老老实实地干。”B13按邓小平当时的说法,只要这样老老实实地学了大寨,中国农业就有希望,甚至是前途无量。他说:“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确实是这样。”邓小平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如果说邓小平最关注的问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农业搞上去,那么江青显然更关注政治问题,准确点说是权力的争夺问题。
  9月8日,江青带着一百多位随行人员,在大会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到了大寨。在虎头山摘过苹果、挖了一下防空壕,又照了许多像之后,江青表示要给大寨的贫下中农做一个评《水浒》的报告。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江青在大寨社员眼前露面了。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江青说,“咱们的主席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好,睡觉好,心脏好。”
  接着,江青就开始了一次著名的,含沙射影式的文学评论,直把郭凤莲和大寨的贫下中农听得心惊肉跳。江青让社员们注意联系实际“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她说,“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一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坤、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水浒》是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主席。”
  这些话说得太明白了。四届人大开完不久,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满了,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位子又是被周恩来请出的邓小平占了。郭凤莲说:“我们当时听了,心都跳起来了。”“这不明明是把矛头对准中央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吗?”
  江青怀着满腹“架空”与反架空的心事来到大寨,又来到全农会的开幕式上。她听邓小平讲完整顿之后,也要求讲一下。这个要求挺突然,本来大会并没有安排江青讲话这一项,可是她要讲,华国锋也拦不住。
  江青一开口就指责各省的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是不重视农业,尽管她很清楚这是中央决定的。然后她又讲了几句农业,话题最后还是转到了评《水浒》上。台下坐着的人未必清楚江青评《水浒》的真意,但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姚文元等人的心里很明白。他们不露声色地听着。
  开幕式之后,江青要求印发她的讲话稿,放她评《水浒》的录音。华国锋不干。但他知道江青不好惹,便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置。毛泽东以极厌恶的口气对江青的议论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电话打了过来,华国锋手里有了最高指示,气壮了许多。他不仅在大会上顶住了江青,还告诉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山西也不要放她的录音。大寨的党支委们正在头疼,组织学习江青的讲话吧,不敢。不组织学习讨论吧,也不敢,拖了几天,得知毛主席发话了,才放下心来,决定对江青的讲话不印、不发、不传。
  全农会开幕式结束后,邓小平应陈永贵之邀到大寨。他以前陪着马里总统来过一趟,这次准备住下,仔细看看,还通知了南垴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说要到他那里转转。邓小平到大寨后,发现江青住在那里。他临时改变了主意,上虎头山转了一圈就走了。李锁寿在村里等着接待,等到很晚才知道邓小平已经离开昔阳。
  全农会期间,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做了题为《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的发言,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做了题为《学大寨不断革命,抓根本坚持斗争》的发言。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基本调子是反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利用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原则,即体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倡导以革命的精神力量推动经济发展,以阶级斗争克服反对力量和消极因素的大寨和昔阳的经验。
  在这两个主要经验之外,昔阳的大寨公社,南垴大队和石坪大队等11个单位也介绍了如何成功地运用上述经验的经验。所有的这些发言材料,都是出自原新华社记者,通讯《大寨之路》的作者宋莎荫的手笔。陈永贵点名要宋莎荫执笔。这位因历史问题50多岁还入不了党,被下放劳动的记者靠陈永贵解决了入党问题,又被调任《山西日报》副总编,昔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他对陈永贵的想法和大寨模式的根本领悟得又深又快,不到20天便把所有的发言材料准备停当,随后又大改了一通。材料写完改好之后,宋莎荫竟累得吐了血,住进了医院。
  1975年国庆节前夕,全农会的3700多位代表移师北京继续开会。10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华国锋所做的总结报告由“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战斗任务”、“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和“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等五个部分组成。这份报告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勾画出一张清晰的路线图。
  这张路线图头的尽头处标画着800个大寨县,那应该是1980年,即第一次全农会五年之后的中国农村的美好景象。按路线图规定,今后的五年内,全国每年至少要平均新建成一百个大寨县,五年就是五百,再加上现有的三百共为八百,超过了全中国二千多个县的三分之一。到那时,按邓小平的说法,中国的粮食就会多得没地方搁了。
  那么什么才叫大寨县呢?华国锋提出了六条标准,前三条是虚的,也是有保证作用;后三条是实的,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一、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二、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三、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像昔阳县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五、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六、农村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
  怎样才能建成大寨县呢?华国锋说:“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首先要普遍整风,解决县委领导班子中存在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今后五年,每年都要搞一次县委整风。而县委呢,则要带领公社和大队,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对部分领导班子中的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衰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民主派掌权的问题,也要有区别地认真加以解决。总之,政治挂帅,思想领先,靠阶级斗争开路。华国锋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拿出自己的规划和时间表来,每年两次向中央写出情况报告。
  一切都阐述安排得妥贴细致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调子很高的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他说,这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要求,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我国在本世纪内走在世界前列的迫切要求,又是做好战备工作的迫切要求。他说,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
  做完总结报告,华国锋从会议大厅走出来,在江苏厅前碰见了陈永贵。两位山西老乡很亲切地走到一块聊了起来。华国锋说:“哎呀,我今天的报告不知怎么样。”话音刚落,谭震林出来了。谭震林举着手笑道:“今天的报告可好呀!”没想到江青也在后边跟着,她走到华国锋和陈永贵面前,清清楚楚地说:“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华国锋和陈永贵闻言不禁一愣。
  一年后华国锋愤愤不平地谈起这件事。他说:“我的讲话是政治局讨论了的,是按主席精神讲的。报告后,江青把我和永贵闹到江苏厅,她说,这个报告说的轻点是修正的。重一点她没说,那就是反革命啦!修正主义也是反革命,这下就把帽子给戴上了。可是送给主席批,主席很快就圈阅了。发了文件以后,她还说是修正主义的,还几次纠缠。上海根本不让传达。”B14
  从反对的理由来看,江青等人似乎是从派别斗争和权力分配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做出判断的。
  上海市委奉张春桥之命“稳住”,不传达贯彻华国锋的报告即21号文件。上海提出了四个不准,第一个不准就是不准提“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理由是:“省委是不是关键?还有中央呢?”最后一个不准是不准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理由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在四届人大组阁不成,失去了大量要职的江青集团不能容忍主攻方向的偏离。她们大概也有自己的激进路线岌岌可危的强烈预感,急于解决权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还要持续一年多。
  1975年10月19日,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华国锋的报告为基础写成的社论:《普及大寨县》。随后,全中国的宣传工具一齐开动,上百万的干部根据全农会的精神下到农村基层帮助社队搞整顿,“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标语口号几乎刷遍了中国的每一个村庄。
七、向毛泽东建议过渡



  华国锋宣读的那份总结报告,要是按照陈永贵的心愿写,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让陈永贵由着性来,他会推出几项足以震撼中国近百万村庄的新政策。
  1975年7月18日,第一次全农会开幕的两个月之前,陈永贵在太原晋祠开完省委会议,坐上自己的小轿车驶向大寨。这一路他多次停车查看孟县、寿阳、阳泉、平定的庄稼长势。自从两个月以前毛主席批准了他的“三三制”,陈永贵就很少在北京住着。两个半月以来,他转了河南河北,又在大寨住了将近50天。一个副总理离京60多天总要出点活儿吧?陈永贵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保证过,要随时了解下情,向中央提出建议。陈永贵看着路旁的庄稼,一些想法也渐渐地在心理清晰起来。他打算把他的这些想法推向全国。
  回到大寨以后,陈永贵叫来了宋莎荫,让他起草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陈永贵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把他琢磨了很长时间的想法归纳成五点,叫作“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内容涉及所有制、评工分、扶贫、社员住宅和农民所欠的粮债。这是陈永贵的经验总结,是他本人的主张的精华。
  宋莎荫是有名的快手,按陈永贵的意旨起草出来的给毛主席的报告很快就交到陈永贵手里。陈永贵微微动着嘴唇,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合作化以后,只用了三年,实现了公社化。公社化到现在,已过了十八年。主席发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也十一年了。这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现在又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好就好在了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高了,干劲大了,干部的经验也多了,领导水平也高了。我不是说农村就没有问题,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激烈的,在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倾向还是严重的。但是第一,这不是主流。第二,这也给我们出了新题目,可以做点新文章,我觉得有些事情该办了。
  “一、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早一点向大队核算过渡好,还是晚一点过渡好?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那一段时间,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后来经过几年的生产发展,情况有了变化,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一是公社化初期‘四固定’的平衡打破了,队与队差别越拉越大;二是小队核算限制了大干;三是小队既积累不多,劳力又少,想搞点改变面貌的工程和机械化有困难。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现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二、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评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好的‘标准人’,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根本上摆掊‘工分挂帅’的烦琐哲学;可以适当照顾老、弱、病、残,防止两极分化;又可以限制那些不参军、不当工人、劳力多的地主、富农分红分粮过多,更有利于这些人的改造。而定额包工,死分活平这一套办法刚开始还适应,现在看就不行了。显出两个弱点。一是不搞政治挂帅,搞工分挂帅,不是把社员引向社会主义劳动,而是引向抢工分,不顾质量,腐蚀了思想,响了集体生产。二是没有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资本主义有调动资本主义积极性的办法,社会主义也应该有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办法。讲积积性,不应该忘了‘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有的同志总是在资本主义的旧框框里找办法,谁搞点社会主义的办法,就大喊大叫,什么‘没有普遍性’呀,‘平均主义’呀,总之,就是不能干。照此下去,社会主义农业怎么能大干快上呢?”
  陈永贵要是能写出《资本论》,那么上述这两段就是他的《资本论》。陈永贵如果能写出《新民主主义论》,那么上边这两段也就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两条后边还有三条:3、不准社员个人盖房,住宅一律由集体投资建造;4、把社员欠集体的粮债痛痛快快全部免掉;5、加强公社的经济实力,并由公社扶植穷队发展生产。
  陈永贵读完自己的五条建议,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他叫后来当了昔阳县档案馆馆长的任永福用他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整整齐齐地抄好,送往北京。报告后边签署的日期是1975年7月20日。
  毛泽东读了陈永贵的五条建议,这位以气魄恢宏著称的伟人也觉得拿不定主意了。这些动作都不小,实行起来全国震动,到底行得行不得?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陈永贵的建议上批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
  在政治局尚未讨论之前,陈永贵便给宋莎荫下了指令,让他把这套见解写到大寨和昔阳的发言稿里,他准备在全农会上捅出去。宋莎荫奉命完成了,但是被主持这次大会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挡住了。陈永贵的主张实在太左了,太激进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大队过渡,这是违反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六十条》的。取消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同样也是违反《六十条》的,而《六十条》并未明令取消,还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说《六十条》不对。华国锋指示农业部的人和宋莎荫一起动手,把原来的发言稿中的那些极左内容全部改掉。陈永贵的出击失败了。(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65页)
  9月23日至10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讨论陈永贵提出的迅速过渡的建议。这次座谈会除了政治局委员外,还特地请了12个省的省委书记参加。既然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来,请谁不请谁便大有名堂。陈永贵知道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谦倾向于搞大队核算,就建议说:“让王谦来一下更好,说一下大队核算的好处。”结果偏偏王谦没有来成,陈永贵老大不高兴。
  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赵紫阳和潭启龙这两位大省的省委书记坚决反对大队核算过渡,连一向左得出奇的张春桥也表示不同意。陈永贵则力主过渡,一再强调大队核算的好处。争到上火处还忍不住高腔大嗓地嚷起来,以至后来有“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10月19日,第一次全农会宣告闭幕,而这个平行进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仍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两天后,由于分歧太大,意见无法统一,座谈会无结果而散,陈永贵的提议被暂时搁置。B15
  散会后,张春桥让上海派人去昔阳学习大队核算的经验,昔阳县委立即向陈永贵报告。陈永贵怒道:“不要给他介绍经验!到底搞什么鬼哩?政治局讨论时,他坚决不同意,为什么又偷偷摸摸到这里学大队核算的经验来了?”陈永贵既生气,又感到莫名其妙。发了一通火之后,还是以事业为重,改口说:“如果他是真的学,你给他弄点材料送去也可以。”
  过了一年多,陈永贵似乎明白了张春桥一边反对过渡,一边派人取经的用意。他告诉昔阳的干部:“这次挖出四人帮才暴露了,他想在上海搞一个奇迹,要树这么一面旗帜,我们整个上海都搞成大队核算,在全国树这么一个样板,也给世界树一个名望。你看,坏不坏?你要树树我们昔阳来!我们在六七、六八年就全县过渡了,他要在上海搞,在我们这里学经验,到上海搞!”
八、抓点抓出了经验,抓出了干部

  1974年初至1976年底,陈永贵回昔阳20次,先后住252天。他在昔阳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突然袭击式的私访。
  1974年8月12日,陈永贵让秘书要了辆苏式吉普,坐上就出了县城。到哪儿去?陈永贵不说,别人也不敢问。县委的头头以前也问过,还要陪着陈永贵下去跑,陈永贵把他顶回去了:“我出去是挑毛病找问题,你县太爷去还跟我说啦?你别去,也别问。你先告诉他了,一准备再准备,手忙脚乱也不知搞什么哩!”
  车开到了县城外的三岔路口,陈永贵才告诉司机今天的去处。这天上午他想到西寨公社看看。陈永贵一路看着庄稼的长势,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西寨。8月中旬正是大暑刚过,白露未到的农闲时节,社员们挂了锄,公社安排了一台山西梆子,西寨人山人海地唱开戏了。陈永贵的吉普车溜进公社,找不着公社干部的影子,却发现了戏台旁边开的老牛市场。这里做起买卖了!”
  陈永贵冒火了。等到西寨公社的领导战战兢兢地出现在陈永贵面前,陈永贵黑着脸问道:“有老牛为什么不卖给国家食品部门,非往河北山东那边处理?这叫什么?这不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还唱戏?不是不叫你们唱戏,生产怎么样?地里那么多草就挂起锄头唱戏了?玉茭高了,大锄进不去小锄锄,小锄不能锄用手抠。抠一抠就是二两油嘛。要这样干,辛苦田呀!”
  下午,陈永贵回到县里,又在大会上把西寨公社训了一通。他的突然袭击取得了成果,便宣布以后检查工作就是要搞突然袭击,免得下边事先做了手脚。“我不说给你,看你怎么办呀,”陈永贵说,“从此以后就不告他们说了。临去时来一个车,坐上出了村外,你开到哪里就知道啦。”B17
  陈永贵不能容忍昔阳的庄稼地里长荒草。有一年他发现有几个公社地里的草多,就把主持工作的刘树岗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陈永贵问,我从平定县过来看了。人家的地里不荒,你昔阳怎么倒荒了?你怎么干的?刘树岗被训出了一头汗,立刻表示马上改正错误,召开一个电话会议消灭草荒。陈永贵不干,说:“把人全叫来,开辆车去平定看看!看看人家怎么就不荒?李锁寿在平定学昔阳,人家地不荒,你怎么就荒?去看看!”于是,盛夏时节,陈永贵亲自率领昔阳的公社书记们赴平定转了两天,陈永贵不高兴就不爱理人,一路上沉着脸不说话,公社书记们看着老陈的脸色体会着县耻的滋味。
  一天晚上,陈永贵坐在车里,发现公路上有一些行迹可疑的车辆;好像是在运粮食。昔阳有多少粮食他心里有数,哪来的这些汽车马车平车?陈永贵一查,原来是昔阳的老百姓用玉米去河北换白面吃,昔阳有的是玉米,而老百姓偏偏喜欢吃白面,便假称换麦种搞起了易货贸易。昔阳的各级干部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却不肯真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永贵却容不得这种有损大寨县声誉的事,他认为这属于搞黑市,粮食外流,投机倒把,是“走资本主义”。B18
  陈永贵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下令道:“决不允许到河北再去套购小麦。”他对县委包庇此事极为不满,说:“这个问题,县委包得严严的。这是我给县委提意见哩。去年,搞种子在河北换回那么多!你就是不搞种子,人家河北还不给了哩?昔阳县哩,人家怕哩,你要跳蚤油,人家也要想办法闹哩。购回那么多小麦,河北给我来数,六百多万斤。这个数还不完全统计。可是问县里,没有多少,就是个几十万斤!问了大寨一个公社,一百二十万斤。这是几十万斤?太不像话了!你错了你就说么。不少哩呀。今年不行。就算需要种子,也要经过县里批准。”B18
  陈永贵宣布:“谁也不能搞投机倒把。哪里搞,公社党委要负责。批林批孔,不抓这个抓什么!”
  陈永贵对于沾上了商品交换的边的东西极为警觉。洪水公社东沟大队“主业不主,副业不副”,“价值规律支配了集体经济”,木匠铁匠和煤窑干得很红火。陈永贵认为这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典型。1975年第一次全农会之前,陈永贵想把东沟大队的材料推荐到大会上,就事先跟东沟打了个招呼,希望“东沟爆炸个原子弹”。东沟的干部闻讯亦喜亦忧。老陈要在全中国面前解剖他们,可是毕竟给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据记载,当时东沟的干部“激动地表示:一定不辜负陈永贵同志的关怀,大批资本主义一定要批出样子来,大干社会主义一定要干出样子来。”于是,煤窑归了公社,木工厂也停止了来料加工,打铁组更是冒着冻结付款的风险单方撕毁了与大同水泥石签订的20吨钢球加工合同。全大队的劳力都集中到人造小平原上大干苦干,而且一口气苦干了三年。结果,这个大队的分值不仅没有增加,兑现率还下降了30%,不过,今天的人们很感激当年创业者用汗水为他们打下了千秋基业。
  陈永贵整昔阳整得狠,对自己和大寨也不留情。1973年大寨的一个木匠从大队会计手里要了张空白介绍信外出为队里买木头,他多买了一点,自己留下干私活赚外快。事发后,陈永贵联想到大队会计的印把子,联想到全县干部的私心,便掀起了一次“纠正化公为私运动”。
  “我也有,”陈永贵当着全县的公社书记说他也有化公为私方面的问题,“我十多天来反复查,我给了焕成一百元钱,把吃了的闹得清清楚楚。”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陈永贵又继续揭自己的家丑说:“还有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哩,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要赶快给人家。给九昌给钱处理。你不要看这是小意思,在大寨搞了半个月,搞下二千元,……主要是社员的问题,尤其是各行各业,副业、牧业、林业。白天搞副业,黑夜搞自己的箱子。凡是有点技术的,铁工、木工、泥工都在晚上干私活。摸上大队的东西,为私人做事,自己挣钱。白天搞社会主义,晚上搞资本主义。”B19
  这场从1973年11月搞起的纠正化公为私运动最后愈演愈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一直割到家庭,割到炕头。坐在炕头编草帽成了资本主义,昔阳的草帽业就彻底完了,用草帽只好从外边进。
  陈永贵回到昔阳,一个是抓大干苦干,一个是抓资本主义倾向。这两个主题他常抓不懈,坚持始终。结果,昔阳出了“大批促大干”,“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等具有全国影响的经验,批资本主义批到山沟里、房前、家庭中、炕头上,凡是超出一猪一鸡一兔的规定的副业都被视为资本主义。
  零碎事陈永贵也管。他要让社会主义十全十美,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有一天陪大庆客人参观,陈永贵发现路旁地里的黑豆有些缺苗。昔阳人习惯把黑豆和玉米掺在一起做成面食,土称“假豆腐”。这是当地营养价值较高的主食之一。陈永贵问陪同他们的安坪公社书记张如成:“为什么黑豆缺了苗?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们不重视社员的吃假豆腐?”张如成答道:“今年重视了。个别地块豆子缺苗,已经补种。今年保证让社员吃上假豆腐。”
  陈永贵问:“如果今年社员吃不上假豆腐,你知道要把你们怎呀?”张如成答道:“您说过,如果社员吃不上假豆腐,要把我公社党委碾了假豆腐面。”陈永贵笑道:“对,就是这样。”
  昔阳有几个老大难。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邮电局。邮电局服务态度不好,老百姓打电话不给好好接,报纸一压就是十天半个月。有人告到陈永贵耳朵里,陈永贵怒道:“邮电局就有人反大寨哩!”他下令邮电局整顿,派下一个工作组办学习班,让那些职工一个个的自我解剖,重新认识大寨精神:“大寨人什么精神?你什么?”待到那些神气惯了的国家职工被呛得倒噎气,一个个灰灰溜溜的时候,工作组又督促他们订下制度,保证城关看上当天的报纸,别的地方三天内看上报纸。这么一整,邮电局果然见好。
  用类似的办法,陈永贵训过剧团,警告他们:“我处理您!”他还下令整顿过医院,撤了院长,把不好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下放劳动,什么时候改好了什么时候回来。
  陈永贵在北京的时候,也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情况,下达任务。他打电话总是深更半夜打,为此昔阳县委还形成了一套值班制度,主持县委工作的人半夜以前不能离开值班室回家,有时就干脆住在值班室随时接受老陈的指示。陈永贵不参加县委会议,可是会议上常常提到陈永贵,“老陈讲了”,“老陈说了”,等等。陈永贵不在如在,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他的影响。
  陈永贵抓的昔阳这个点,不仅出了许多经验,还出了许多干部。自从陈永贵进了政治局,昔阳向外输出的县以上干部有三四十位。级别高的有当了山西省省委副书记的李韩锁,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当了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的张福元。当上地委书记或省里厅局长的有张怀英、范喜凤、李艾虎、赵满仓和李福栋等人。当上县委书记的更多得难以细数,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
  李锁寿原来是昔阳县南垴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被省季书记王谦看中。王谦找陈永贵死说活说,非要把李锁寿到自己的老家平定县当书记。李锁寿上任后,双脚走遍平定的山山水水,订出兴修水利的宏大计划,迅速改变了平定的落后面貌。李先念听说了,亲自安排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李锁寿,发了一篇轰动全国的长篇通讯:《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山西作家马烽和孙谦到平定体验生活,写出了以李锁寿为原型的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拍成后为《泪痕》。李锁寿因此名声大振,一时成为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县委书记的楷模。
  昔阳调出干部最初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陈永贵也表示尽快培养干部,“像战争年代一样甚时要甚时有,要多少有多少。”B20后来各地果然纷纷来要。华国锋在第一次全农会期间参观了石坪大队,对那里长达十六里的走水涵洞和上面的五百多亩人造平原印象极深。华国锋听了大队书记陈有棠的介绍,赞道:“陈有棠,大有名堂啊!可以到我们那里帮助一下嘛!”华国锋开口,陈永贵当然满口答应,于是陈有棠就当了华国锋的老家交城县的县委书记。
  对于各地向昔阳要干部的事,陈永贵也是喜忧参半。他愿意通过输出干部把他创造的大寨经验推向全国,又担心人家说他手伸得太长,更怕把昔阳抽空了。有一回主持昔阳工作的李喜慎到北京开会,亲眼看见几位中央领导人向陈永贵要干部的场面。
  那天李先念请陈永贵晚上去中南海他的住处看电影,听说李喜慎来了,就请他也一起去。李先念是政治局常委,可以随便调片子看,他也时常请上几位关系好的在国务院小礼堂里看电影消遣,陈永贵是常客之一。
  李喜慎进门的时候,李先念等人正在谈昔阳调出干部的事。李先念见李喜慎进来,说:“这不,李喜慎来了。你们那个陈永贵呀,太保守!全国到处要人,他就是不给!”
  李喜慎笑着不说话。纪登奎道:“陈永贵是个保守派!顽固派!就知道守着你那个昔阳。”
  陈永贵笑道:“不行,我不能丢了我那个基地。”
  华国锋道:“你讲点风格嘛!”
  由于昔阳调出的干部多,山西流传开一句话,叫做“会说昔阳话,就能掌印把。”与五台县人阎锡山统治山西时的“学会五台话,能把洋刀挎”如出一辙。但是以学大寨的政绩而论,昔阳调出的干部大多是强手,在各地大批大干尤其是农田建设方面的战绩相当显赫。李锁寿从根本上解决了平定县吃水用水的问题,平定人至今受益。十年后平定投票选县长,有的选票上竟写着这位早已下台回乡的大寨式干部的名字。
  当年陈永贵送昔阳干部离乡上任时,常常说几句勉励的话:“你们要去,就好好干,不要叫人家赶回来。我对你们放心,又不放心。我怕的是人家撵咱!”陈永贵不幸而言中。数年后,昔阳调出的干部又纷纷回去。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被安排在昔阳各级人大、政协一类的地方过着清闲的日子。夕阳西下,李锁寿回到清冷的住处,最爱干的事就是翻开永远也读不完的史书。

九、跑面



  入政治局后,陈永贵每年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和讲话,并且留下不少名言。1973年10月陈永贵去陕西,参观了延安,转了八百里秦川,留下一名句名言:“地是好地,就是人懒。”把陕西人说得老大不高兴。
  陈永贵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他直言不讳,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就说开了人家:“延安的条件好不好?不能说不好,但还要创造更多的条件,步子迈得大一点,走得快一点,贡献和成绩突出一点。”说过了延安他又说西安:“我走了几个公社,特别是到了南五台公社看了一下,确实是有意见。那里的土壤、水利条件都很好,但是旧的土地不很好地改变。为什么不平整、加工?……现在不改变,等什么时候改变?”B21
  在贵州,陈永贵看到许多农民热心赶集,担着自己家的鸡鸭等农副产品到集市上卖。他揪住这种现象狠狠地批了一通,说贵州的农业上不去,就是这资本主义闹的。
  甘肃省定西地区土地贫瘠,干旱缺水,是闻名全国的穷地方,可是陈永贵到那儿转了一圈也说人家的条件好。“这样的条件多好呀!”陈永贵在甘肃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说,“那确实好!闹到它五百米深,底下也是土。山上土,村庄上,河里流的也是土。你能说这样条件不好?……我们那里都是石头山,为了在山上栽树,打上眼,装上炸药,爆破以后,炸一个窟窿,远处运来土,然后再植树。你们这里不搞这吧!不用爆破也是土,一刨就是土,还不可以植树?还不可以造林?还不能解决燃料?还不能腾出秸秆增加有机肥料?”B22
  1974年陈永贵去吉林,坐在伪满时期建的长春市体育馆的主席台上,说吉林的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他说,如果他带五千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他甚至还算出了能增产多少,打多少粮食的具体数字。这话让昔阳人听了一定很受用,吉林人听了却不痛快。吉林省革委会主任,16军政委王淮湘沉着脸坐在陈永贵旁边听着,下边的听众中有人发牢骚说:“就他那旮的人能?吹吧!”
  从吉林到黑龙江,陈永贵更说人家的条件好了。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肥得流油,关键是要大干苦干。黑龙江人就坡上驴,趁机向陈永贵要干部。两年后果然有昔阳的王金籽、李艾虎和范喜凤到黑龙江走马上任。
  无论陈永贵在各地说什么,当地人在他面前总是夸他讲得好,批评得对,说到了要害,触动大,教育深等等。陈永贵的自我感觉也因此愈发地好了。他嘱咐郭凤莲出去不要挑刺,但是又说他可以挑刺。有一回他参观北大荒的军恳农场。见道路上有许多马粪,就批评人家不注意拾粪积肥。陈永贵走后,一位师长骂道:“他妈的他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他妈的捡马粪?”
  除了挑刺之外,陈永贵在各地视察讲话的主题就是介绍大寨和昔阳,鼓励人们像大寨和昔阳那样大干苦干,甩开膀子大干苦干。
  1977年6月,陈永贵去山东的东平县看那里组织的万人万亩大会战。东平的这个工程叫围山建设大寨田工程,号称“五十华里分三段,六十华里一条线,七十华里围山转”。在一片山上拉开战场,一条道路修到山顶,一层层梯田从山顶修下来,山顶建水库,水顺着几十条干渠流到地里,气势宏伟而浩大。
  陈永贵坐着车转了一个小时还没有转出人山人海热火朝天的工地,不由得连声叫好。“你干得很好!”陈副总理对东平县委书记说,“这才叫干社会主义!”东平的书记答道:“人家骂呀,说我们犯错误,刮共产风。”
  陈永贵特别不待见告共产风状的人。他对东平的书记说:“你告诉他,我开始干,就准备犯个大错误,犯一个共产风的大错误。但我不怕。就是坐了牢,有一天群众也会把我放出来,因为我没办坏事,办的是社会主义的事。”B23后来陈永贵果然接到了告状信,告山东刮平调风和共产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根本不予理睬。
  东平县离泰山很近,当地领导请陈永贵上泰山看看。陈永贵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几个工程。”结果陈永贵一生没上过泰山。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劝他游西湖,他也说以后再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对陈永贵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是最美的景象。
  纪登奎也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但他主持日常工作,忙得团团转。对陈永贵的自由自在,想去哪儿就可以去那儿很是羡慕。他笑着对陈永贵发牢骚说:“数你自由哩。你可是好,愿去哪儿去那,还是主席给的权力!”陈永贵笑道:“老纪,文字的东西咱也干不了,我也不懂那,你们文化人干。我就干这具体事,你们说哪儿开会,我就去给你开。”
  虽然陈永贵在全国各地跑,到处参观视察,但在前呼后拥之中,他看到的基本是他想看的,听到的基本是他想听的。不同的意见很难传到他的耳朵里。耳闻目睹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他证明他绝对正确。实际上,陈永贵本人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很受昔阳和大寨一时一地的经验的限制,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理解也受到他本人那种志向高、不爱小的特色的过滤,因此在他眼中,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绝对灵验,大寨和昔阳的道路又宽又广,似乎是天下归心的大道,包含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昔阳是个挺特殊的地方。出过几任才干出众的县委书记。一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陶鲁笳,后来任山西省书记。另一位是马兴元,后来任福建省副省长。张怀英在昔阳干了七八年,也因文化活动和干部参加劳动搞得好,受到毛泽东本人的称赞。这样,轮到陈永贵上任的时候,昔阳已经拥有一支经过多年锤练,在全国范围内称得上出众的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而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对学大寨运动又非同小可,用张怀英的话说:“有好干部是集体好,没有好干部,集体还不如单干呢。”
  干部力量的强弱关系到集体经济的兴衰,更别提以行政力量为基本推动力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了。昔阳的特殊情况使得陈永贵缺乏一种在干部力量不强的状态下草创而起的经历,因此就容易把学大寨运动看得简单容易,也容易形成大寨道路必胜的信念。实际上,在昔阳行得通的干部带头大批大干,在其它地方就很难行得通。学大寨运动根本不像陈永贵认为的那样令人乐观。
  学大寨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一位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描述他们那里的学大寨情况:“说起我们大队,别提了。大概整个东乌旗是越往东越先进吧!学大寨口号在我们这儿,去年夏天曾红火过一阵。这不,没几个月——刚刚立冬,就根本没人再提起它了。队里领导班子还是老样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牧业生产起色不大。农业点今年种了300亩糜子、小麦和荞麦,可是干旱,庄稼长得很差。秋收时人们又极不负责,许多粮食都扔在地里浪费了。为盖房子,大队春天去大兴安岭拉回木头,已经完工的10间新房,拖到现在还都没安窗户……”B24
  类似这样半死不活的状况,陈永贵也不是一无所知。1974年张怀英出任寿阳县委书记,发现了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就跟陈永贵讲了两个顺口溜。
  一个顺口溜道:“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说的是社员出工不出力,大锅饭吃得谁都怕多干了吃亏,能偷懒就偷懒,赌着气比着偷懒。
  另一个顺口溜道:“蔡庄乱,乱蔡庄,天天起来换队长。一年换了12个,年终结算还没队长。”说的是农村干部不愿意干,动不动就撂挑子。张怀英去蔡庄调查,发现干得时间最长的一位队长顶了两个月,最短的只当了一黑夜。后来张怀英出任运城地委书记,发现这里的问题与寿阳一样。只是顺口溜又有自己的特色,叫做:“在家等撞钟,在村等集中,在地等分工,干活一窝蜂,好坏分不清。”于是都不好好干,干部社员一概没有劳动积极性。
  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点头叹道:“干部可是重要哩!”
  难题和答案都很明白。但是如果解决不了呢?如果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解决不了学大寨运动中至关重要的干部问题呢?如果不可能每个大队都出一个雄心勃勃的陈永贵,一个肯干肯管肯吃亏的梁便良,一个任劳任怨的贾进才,外带郭凤莲、贾承让、宋立英呢?
  再进一步说,陈永贵实际上已经在另外一套非经济性的动力机制中获得了极高的报酬。他声名显赫,地位崇高,这是足以令百万富翁垂涎的高报酬。努力工作以获得这类报酬的预期,早在五十年代就影响了陈永贵的理想和志向。但是这等声誉和如此高的地位毕竟是很有限的,究竟有几个人能得到这种档次的奖赏呢?如果没有这种奖赏,如果获得这种奖赏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掌握奖赏大权的上级领导自己就是靠吹牛拍马爬上去的,陈永贵式的大队书记会大批涌现么?没有陈永贵式的干部前拉后推,大寨道路还能不能走通呢?陈永贵似乎没有认真想过这些问题。他满怀必胜信念。
  十多年后,张怀英回顾当时的情景,说:“我以为陈永贵对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基本矛盾,在量上、质上估计都有欠缺,他是按大寨要求昔阳,按昔阳要求全国。昔阳的特殊条件在他那里成了指导全国的普遍性。”
  其实这也是全国性的问题。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获得的治军打仗动员民众的特殊经验同样成了用于指导全中国各行各业所有领域的准则。是毛泽东主席选中了最合乎革命传统和革命理想的大寨道路。
十、对外国的印象庄稼汉的打扮



  1975年3月27日陈永贵率领一个代表团飞经东京、温哥华,落日后抵达墨西哥。陈永贵平生三次出国访问,第一次是1966第访问阿尔巴尼亚,第二次是1975年访问墨西哥,第三次是1978年访问柬埔寨。
  墨西哥的三月,鲜花盛开。陈永贵一行所到之处,人们总是献上大捧大捧的鲜花。这里的人对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比较熟悉,陈永贵时常可以看到欢迎者举着他头戴白毛巾的大像片。由于墨西哥的一些地方地形与大寨相似,这里还放过介绍大寨和大寨田的电影。许多代表团参观过大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也去过大寨,与陈永贵早就认识。见到陈永贵,墨西哥总统握着他的手笑道:“上次见到你,你还没有当副总理。”他表示过几年卸任了,他要以学者的身份再去大寨,写一本研究大寨的书。
  陈永贵在墨西哥访问了8天,他最关心的就是墨西哥怎么搞农业。他看了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农业区和水利工程设施,坐着直升飞机参观了巴拉坎牧区,看了养猪场,小坎和农区小型工石。顺便带参观了玛雅文化遗址、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他知道了大寨赖以生存的玉米就出自这个遥远的国度。临走前陈永贵还要了一些墨西哥的玉米种子,带回大寨试种。
  墨西哥的农业支柱是农场主。他们搞不起劈山改河的大寨田,可是又要多打粮食,便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技术,大量使用喷灌和滴灌设备。铁管子皮管子一接,水就进了地,也不少打粮食,还省水。陈永贵对这些玩意印象挺深,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家的水利化不错,”陈永贵对随行人员评论道,“你看人家资本主义也搞小块并大块哩!”
  陈永贵把他对滴灌设备的深刻印象对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说了,总统便赠送了他两套。回国后,陈永贵把那套黑皮管子如蜘蛛网般地铺到大寨的地里,水就顺着手指粗的皮管点点滴滴泌入作物的根部。无论是梯田还是平地,效果都不错。由于陈永贵的提倡,这种洋玩意在中国还红火了几天。
  真正令陈永贵感到难忘和震撼的是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柬埔寨。
  大寨在柬埔寨的名气,有点像五十年代苏维埃在中国的名气。柬埔寨人也学大寨。柬埔寨为陈永贵这位传奇般的英雄,一个大国的副总理举行了极其隆重的热烈欢迎仪式。陈永贵一下飞机,迎面就看见两幅大红汉字横幅:“热烈欢迎陈永贵同志!”“柬中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欢迎队伍严格按男女分开。男人一概穿着绿色的类似军装的衣服,一概头戴解放帽,一概腰系皮带,脖子上一概围着彩相同的围巾。女人一色的黑上衣,一色的黑裙子,一色的短发,只是脖子上浅色围巾稍有不同。
  陪同陈永贵的是波尔布特。这位以左著称的共产党领袖创建了一个奇异的国家,没有银行,没有货币,除了一所为外国人开办的友谊商店也没有任何商店。城市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全国都像张春桥主张的那样实行供给制,各种必需品全通过这个制度分配下去。吃饭全在集体食堂,居住分男女集体宿舍,结婚者一个月可以在一起过几天,好像是假日。平时,整个国家就像是一所大军营,连服装都是全体一致的。
  陈永贵感叹道:“马列、毛主席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陈永贵在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陪同下参观了农村。柬埔寨几乎全国的人口都下放到农村了,五类分子、专政对象更被赶到山上开荒造田。那时是1978年初,柬埔寨的战争刚刚结束,国内相当穷。柬埔寨全国每天只吃两顿饭,人们经常挨饿。可是干部群众一样苦,大家一样大干苦干,就像在柬埔寨到处放映的关于大寨的电影里那样。
  陈永贵感叹道:“人家一下子过渡到了共产主义,值得我们研究哩!”
  除了第一顿欢迎和最后一顿送别,波尔特和英萨利不陪着陈永贵一行吃饭。中国的客人吃得好,波尔特等柬方高级官员吃得差。他们抽的烟也没有商标,烟盒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字也没有画。
  陈永贵又感叹道:“人家可艰苦朴素哩!”
  陈永贵一生没有访问过发达国家,不过他也了解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情况。1978年7月,郭凤莲和李喜慎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赴美国考察了40天,回国后向华国锋、陈永贵等人做了详细汇报。他们讲到美国农业的大机械化,讲到只有3.5%的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讲到大豆带、小麦带,相当于中国几个省的面积一色地种小麦或棉花。陈永贵细细听了,叹道:“好是好,咱没这个水平呀。就是开开眼界吧,资本主义这农业不简单哩!咱没人家那条件,咱们搞点小型机械……”
  陈永贵出国访问,一般照样穿着那套农民的衣服。去墨西哥的时候考虑到副总理的身份,陈永贵用他那240元的置装费做了两身呢料中山装,买了几件雪白的西式衬衫。他刚到墨西哥时就是这么一身标准的中国干部打扮。穿了几天。陈永贵别扭得难受,就要换他那身农民服。“不行,”陈永贵照着镜子说,“我穿上这个就丑得不行。”镜子里的映像也确实让人看着别扭:一身笔挺的呢料中山装,一个刚剃过不久,长出一层头发茬的光头,一张皱纹纵横的庄稼汉的脸。陈永贵到底把中山装脱下来了。
  陈永贵的庄稼人打扮是毛主席夸奖过的。1967年10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陈永贵作为山西省革委会负责人也被扩大了进去。毛泽东坐在主席的位子上扫视被文革打得七零八落的中央委员和修补中央委员,寥寥不过59人,加上扩大进来74人也不过130多位。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陈永贵头上裹的白毛巾,身上穿的中式对襟褂子。毛泽东笑了,比划着说:“陈永贵,你那个官那么大,还是那个衣裳,那个帽子?”
  同为中央委员,大劳模,李顺达就爱穿皮鞋和呢料中山装。李顺达自从陈永贵得势便诸事不顺,有人就帮他分析,出主意,说:“老李啊,你想想,人家陈永贵那身农民衣服哪,就沾大光哩!说不定毛主席喜欢那个打扮儿,才高待他!人家就是那身对襟小褂,白毛巾、老黑裤子,才像个北方劳模啊!连出国都不变,连欢迎外国总统都不变!你瞧你,农业劳模可是干部包装,难怪叫人家说你变色?我们大伙都替你想啦,他也置上一身农民衣裳吧!”
  李顺达一笑,看看没外人,就说:“他出国,谁没有出过国?咱出国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个草圪堆里头钻哩!去苏联,咱不但不穿老衣裳,还置办了呢子大氅。咱是怕给中国农民丢人哩,现眼哩!咋就非得穿老辈的老式样?社会还进步哩!我看,就拉倒置办吧!”B25
  话虽这么说,李顺达看着陈永贵那红红火火的样子又怎能不动心?他老伴给他做了件对襟蒜疙瘩粗布小白褂,做了小白布衬衣、中式甩裆裤、老布袜和爬山虎布鞋,又拿来条白毛巾。李顺达穿上一试,对着镜子笑了:“咋这样别扭哩?太不爽身!要是旧些还差不多!”他抖了抖袖子:“这像啥老区干部?倒是过年串亲戚的小商小贩!脱脱脱!”于是就脱了,再也不碰。
  陈永贵也不肯再碰他那身干部包装,连衬衫也不肯碰。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是那一身透着庄稼汉本色的中式对襟褂,甩裆裤,小布衬衣、老布袜和千层底黑布鞋。外国人看了就稀罕地凑过去,指指他的中式褂子,又指指他的裤子和布鞋,翘起大拇指来咕噜咕噜。陈永贵便和气地笑笑,笑出一脸深深的皱纹。
十一、家事

  陈永贵的家庭挺复杂。他的原配夫人李虎妮1965年因癌症去世,留下一个儿子陈明珠,一个养女陈明花。那一阵昔阳县委的领导人热心帮助陈永贵找对象,当时陈永贵已经出名,县里想帮他找一个有点文化的中年妇女干部,好帮他看看文件,整理整理材料。但没人愿意。于是,因十月事件而被调到原平县当公社书记的王金籽把自己离了婚的嫂子宋玉林介绍给了陈永贵。宋玉林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不过人长得很漂亮。1966年,50出头的陈永贵与比他小十多岁的宋玉林结婚,又生了小儿子陈明亮。再加上宋玉林带过来的与前夫生的儿子陈明善,一家五口就有五种不同的血缘。
  陈永贵脾气不好,砸东西摔碗是寻常事,但他不打孩子,在家里也不摆大男人的架子,家务事能做的便做。他到北京后发现北京人两口子互相帮着做饭,回到大寨就大力提倡。
  陈永贵在社员大会上连笑带骂地训大寨的男人:“妇女早上给你做了饭,叠了被,刷了碗,你就端了碗吃了下地?人家也下地么,你他妈的就什么也不管?老婆做饭你就不会剥颗葱?你男人就一点家务不做?做饭、洗衣裳,都是妇女的事?男女平等哩!”
  陈永贵下令道:“男人以后都帮妇女做饭!不行,他妈的你吃完饭就炕上躺着去了?不行!从明天开始,男人回家帮老婆做饭!不做饭不给记工分!你吃完了躺坑上,妇女还给你刷碗,晚上还让你××?凭什么你坐坑上老婆就该给你端过来吃?侍候你男人?什么叫男女同工同酬?就是这!”
  经陈永贵这一通笑骂,大寨的男人居然就干开了家务,而且风气至今尚存,在当地独树一帜。
  如果陈永贵见着谁家打孩子,他非闯进去干涉不可。“你为甚打孩子哩?”陈永贵板着脸问,“什么事啦要打?孩子不懂事?你懂事?你大人还不懂事哪,孩子还能懂事了?不许打啦!有话说么。”
  陈永贵有一次暴跳如雷,也按捺不住要打孩子。那是1972年陈永贵大儿子陈明珠嫌弃前妻,与一位有夫之妇私通,被陈永贵知道了。陈明珠的前妻花妮是大寨供销社的售货员,经梁便良介绍,由陈永贵做主,已经嫁过来十余年,在家里很是恭谨。陈永贵不能容忍儿子干不仁不义的事,让人叫来了陈明珠要管教管教。数语不和,陈永贵火冒三丈,又骂又跳,把暖瓶摔了个粉碎,扑上去要打。李韩锁叫来一群人劝解,拉的拉劝的劝,有的往外推陈明珠,有的拉住陈永贵请他息怒。陈永贵跳着骂着,大叫:“韩锁!把公安局叫来!抓起他来!关进来!”李韩锁与众人一道苦苦劝解,陈永贵不听,怒骂着非叫公安局的人来。过了一会儿,公安局的人奉命来了,推着陈明珠往外走,陈永贵追出门大叫:“给他关起来!我看你们谁敢放了他!”
  公安局的人把陈明珠带到公安局,知道他还没吃晚饭,就给做了一顿饭,让他吃了自己找个地方睡觉。陈明珠当夜吃了五六片安眠药要自杀,半夜被人发现。陈永贵的儿子的性命非同小可,人们赶紧找主持县里工作的李韩锁请示,半夜敲开了他家的门,说陈明珠要自杀。李韩锁问明了死不了,骂道:“让他死去!我不管!”
  次日,李韩锁劝陈永贵,说孩儿大了,管不了了,由他去吧。不然将来出了事还要后悔。陈永贵半晌不说话,最后流下两行老泪,叹道:“唉,就是对不起人家花妮!”不久,陈明珠离婚再娶,陈永贵把陈明珠前妻生的两个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抚养,直到他们长大成人。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很少过问家事。他常从北京往大寨打电话,问庄稼、问工作、问思想,就是不问家,从北京回到来也常常不先进家门,或上地或串门,家里人知道他回了村,却不知他在哪儿。吃饭的时候,陈永贵照例端着大碗走东串西,到支委家转着吃,边吃边聊。吃的仍旧是玉米面做的各种食物,玉米面的(食字旁+合)(食字旁+各)和假豆腐。他说这叫土生土长吃土饭,吃在肚里舒服。陈永贵的夫人宋玉林嫌这么吃营养不够,给他弄了些牛油茶和鸡蛋,早上一碗牛油茶,晚上两个鸡蛋。陈永贵就端着这些稀罕物走东串西,走到贾进才和宋立英家,说不定就把鸡蛋分给贾进才一个。端着香喷喷的牛油茶出来就更热闹了,孩子们见了这位有“好吃爷爷”雅号的副总理就围过来叫爷爷,于是陈永贵这个给一口,那个给一口,很少有一人吃完一碗的时候。
  宋玉林为此还跟陈永贵变过脸。宋玉林出名出地节俭,剩了面汤也不肯扔,要倒在锅台旁的罐子里,留到下一顿做面疙瘩。她见陈永贵分东西给人吃心疼,发火说:“不是给这个就是给那个,俺这是一片心,你就没有一个人吃完一碗饭的!”陈永贵也不说话,三口两口扒拉完了,把碗一放,说:“我吃饱了。你别管我这事。”
  陈永贵节俭,宋玉林过度节俭,走极端的时候竟能把陈永贵带给孩子的衣服和别人送的《毛泽东选集》拿到大寨供销社“代销”。大寨供销社因为宋玉林告状曾挨过陈永贵的训斥,说他们卖的“的卡”是腐蚀大寨人,对副总理夫人当然再不敢怠慢,老老实实地收下付钱。有人看不过,把这事反映给陈永贵。陈永贵能听到这种逆耳之言时已经失了势,他阴沉着脸骂道:“唉,她他妈的就是这么个人!”
  宋玉林的前夫王金魁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王金籽的哥哥。1965年因强奸幼女罪被判刑20年,入狱后宋玉林就跟他离了婚。王金籽便给宋玉林介绍了比她大十多岁的陈永贵,宋玉林一口答应下来。她说:“他是个劳模,威望很高,我还有不同意的?我和他离得并不远,他那么大的名气谁不知道?五十年代昔阳就编着一支歌,模范支书人人爱。刚和他走到一起,他待我也很好。”B26陈永贵恐怕也没想到这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能使他的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便和宋玉林结了婚。宋玉林婚后很快就入了党,在大寨的地位接近一名大队党支委。大寨大队党支委可是比县委委员、地委委员都厉害得多的身份,喊冤告状的人能见他们一面,得他们一句话,都是极难而又极管用的。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一句话就能叫昔阳地动山摇。宋玉林借陈永贵之威,如果出面让县里安排谁谁的工作,县里不敢说一个不字。宋玉林也真背着陈永贵给不少人安排了工作。这些走后门的事,只要陈永贵的亲友出面说话一般都办得成,但是最好别告诉陈永贵。有一次陈永贵的贴身内卫张艮昌想给陈永贵的厨师的家属办农转非,跟当时主持县委工作的李喜慎说了一声。李喜慎见到陈永贵偶然提及此事,反而坏了事。陈永贵不高兴地说:“转什么转?我还是农村户口哩!别搞这特殊化!”
  王金籽1974年秋开始主持昔阳县的工作,1976年升任黑龙江省副书记。有一个判了20年刑的哥哥在监狱里,怎么说对仕途也有不良影响。于是王金籽就和宋玉林一起活动为王金魁翻案。这事动静太大,不能不让陈永贵出面说句话。于是他们就活动了一番,做下一些准备,然后告诉陈永贵,说王金魁的案子是冤案,应该重新审查。既然有两个与他关系很近的人喊冤,王金魁关在大牢里于他也不是什么光彩事,陈永贵就表了态,说那就查查吧。他本人也出面找王金魁入狱前的工作单位所在地,杜庄公社的书记和杜庄大队的书记谈了话,说:“王金魁的案子是有出入的。我从来就是救人的,法院要派人下去调查,你们要协同一下。”B27
  陈永贵开了口,下边就卖力地干了起来。经过“反复深入的工作”,当年的6位受害人都推翻了从前的证词,昔阳县委常委便据此做出为王金魁平反的决定并上报陈永贵。就这样,一位确实糟蹋过幼女的刑事犯便出狱恢复了工作,并且补发工资1,500元。
  这一事件的影响相当恶劣。有人当时就冒着坐牢的危险给中央写信告陈永贵,结果当然是无人理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此事又被翻出来一通张扬,新华社记者还专门写了题为《昔阳县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把罪犯王金魁的案再翻过来》的报道。1980年,昔阳县委和县法院认定为王金魁平反错误,决定恢复1965年的原判,再次把案翻了过去。陈永贵听说了,一拍桌子,叹道:“唉,我有口难辩。人说吧,我也没办法。”
  陈永贵对家人的抑制显然大于纵容。陈永贵的家属中职位最高的是长子陈明珠,曾经出任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论级别只是正科级。据说这还是当时的县委领导李喜慎一力提拔。告诉陈永贵的时候,陈永贵含混地问:“他能干了这?”李喜慎道:“咋就干不了?锻炼锻炼么。”陈永贵没有再说什么,于是陈明珠就干上了,尽管论才能他远不是一个适当的人选。话又说回来,凭陈永贵当时的地位,提拔一个县委书记或地委书记绝不算难事,而他的家属或在大寨挣工分、或在部队当兵、或在县公安局接电话,或在新华书店售书,说起来都算不上特别令人羡慕的肥缺。
  不过陈永贵的家属在昔阳的表现还是给他惹下不少麻烦。且不说因“虎头山下一只虎”的报道而闹得全国皆知的陈明珠的生活作风问题,就连陈明珠的小舅子二苟小的大话后来也上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记者组的调查报告。他的高论是:“反对我二苟小就是反对俺姐夫,反对俺姐夫就是反对陈永贵,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反对党中央。”“陈永贵倒不了,俺姐夫就倒不了!俺姐夫倒不了,我二苟小也倒不了!”

十二、周恩来去世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再一次做癌瘤切除手术。这正是第一次全农会期间,报纸上除了学大寨就是评水浒,到处是骂投降派的声音。周恩来心里明白评水浒的矛头所向,在护士把他推进手术室之前,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当即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2月,陈永贵从大寨回京。他每次外出回来,总要写一个情况报告,主席一份,总理一份。每次必定鼓励一番,至少要打个电话来,说永贵啊,你的报告我看了,写得好,又进步了。你说的事我已经批给谁谁让他们办了。等等。对陈永贵的每一点成绩,每一点进步,周恩来总要表扬几句,但是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这个力气了,他已生命垂危。陈永贵情绪很不好,老惦着电话,随时准备一听到305有事就往医院赶。
  “305”就是周恩来住院之处。周恩来住院期间,卫生部部长也出来亲自顶班。等闲人根本见不着周恩来的面。陈永贵去看望时也被医疗小组挡过一次驾。陈永贵回到家,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邓颖超跟医疗组打了招呼,说陈永贵愿意去随时可以去,不要阻拦。于是陈永贵就有了随时可以看望总理的特权。同样是副总理,吴桂贤与周恩来的关系就比较远,要求了几次也没能获准探望。吴桂贤没办法就求陈永贵帮忙,陈永贵带着吴桂贤进了周恩来的病房,说:“总理,我给您带了个客人来。”
  周恩来病重期间,陈永贵有一次去探望,周恩来握着陈永贵的手说了许多心里话,两人相对,都流下泪来。
  1976年1月8日早晨,陈永贵刚起来就接到电话,说305有事,赶快去。陈永贵顾不得吃早饭,跳上车匆匆赶到医院,周恩来已经不行了。这一天的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连续昏迷十来个小时之后停止了呼吸。政治局委员们全体赶到,大家都默不作声,唯有江青一进门就高声问:“小超呢?小超呢?”
  中午,陈永贵蔫蔫地回到住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闷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住地唉声叹气。
  陈永贵对周恩来的感情非同一般。从1965年到1973年,周恩来三次访问大寨,在社员家里问寒问暖,和社员一起吃玉米面窝头,跟贾进才等老熟人亲亲热热地打招呼,使陈永贵和大寨人感到特别温暖和亲切。周恩来提出了大寨经验的三项内容,他代表毛主席在人大会议上号召农业学大寨,他出面让陈永贵当副总理。他熟悉大寨的干部社员,熟悉陈永贵的一家。陈永贵无论什么事都愿意求教于周恩来,而周恩来对他也总是既耐心又爱护。陈永贵想着周恩来,忍不住就哭开了,哭得老泪纵横。工作人员来叫他吃午饭,他说吃不下。又有人来劝,他就发了脾气。
  下午在人大会堂开了几个小时的政治局会,晚上陈永贵回到住处,仍旧靠在沙发上闷头抽烟,还是不肯吃饭,左右劝了半天,又把饭菜从餐厅端到沙发前,陈永贵才勉强吃了几口,一转脸又吐了出来。他是真难过了。再没有任何人去世更能叫陈永贵难过了,包括毛泽东。如果说陈永贵对毛泽东是崇拜,对周恩来则是敬爱。一连几天他吃不下,睡不着,增夜就和衣卧在沙发上半醒半睡地眯一会儿,灯也不关。过一会醒过来又接着抽烟。
  这样过了两三天,左右的人沉不住气了,请吴阶平等三位名医专家来看。这几位医生查来查去也找不到病,只说是悲痛过度造成的。
  大寨和昔阳在这件事与陈永贵完全一致。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传出,昔阳立即给省委和地委打电话请示如何安排悼念活动。得到的答复说,中央没有统一布置,各地不要开追悼会,不要设灵堂,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批邓。大寨和昔阳不听,从1月10日至15日全县降半旗,1月10日召开有2000多名代表参加的追悼大会。追忆周恩来总理三次视察大寨的情景。1月15日,昔阳三万多人再次在人民礼堂和七一广场开会,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十三、批邓



  陈永贵在批邓的问题上有点为难。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按说就应该坚决批,坚决反,可是邓小平是周总理拉出来的,周总理说邓小平干得好,按说就不应该批,不应该反。陈永贵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绝对服从,这下又该听谁的?
  另外,陈永贵对邓小平的印象也不错。在昔阳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邓小平说的话很够劲,逼着各级干部真学大寨,不是假学,也不是半真半假地学。真学,回去就要老老实地干。邓小平还跟外宾说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中国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这些话很对陈永贵的心思。
  陈永贵了解内幕情况,知道批邓是江青集团挑起来的,而他——张文宇——与江青集团的诸位在感情上并不融洽。张春桥统治下的上海对大寨不感兴趣,全国各地都到大寨参观学习,惟独上海郊区不去。这帮人批邓小平搞国民经济,陈永贵也本能地反感。农民不种地吃什么?工人不做工花什么?抓生产也能反么?但是,说起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以三项指示为纲”,陈永贵又是完全赞成的。大批促大干么,不狠批资本主义,不抓阶级斗争,能管得住么?能大干得起来么?不斗行吗?
  在矛盾之中,陈永贵采取了与华国锋大致相同的立场,该传达就传达,该动员就动员,该开大会就开大会,批起来却不如四人帮及其追随者那么上劲和热心。当然也绝对不反对批邓。陈永贵给昔阳县委的常委们打了招呼,让他们慎重小心,不要随便讲话,随便搞材料。陈永贵说:“材料问题,一多,我就很担心。有些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这里。讲话闹材料最好慎重。……周荣鑫(注:邓小平当时重用的教育部部长,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在这里接触过谁?我们不知道。你不能随便表态度,谁知道他们搞什么。我们今年一律不外出参加他们的各种邀请会,一下子顶住。非常困难的,一定要注意。B29”他私下嘱咐郭凤莲,让大寨在批邓问题上绕开走。因此,昔阳和大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相对沉默。
  但是当时中共中内指导工作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常规,无论干什么,总要先从大寨和大庆这两个典型推开去,大寨因此成了各种运动和活动的样板和推广站。风向一变就有记者追着问,追着写文章。结果,一篇大寨批邓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上捅了出来。
  华国锋见到报纸,立刻给陈永贵打电话问这是怎么回事,口气很不高兴。陈永贵说他也不清楚,就往大寨打电话责问郭凤莲。郭凤莲尚末见到报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永贵就叫她追查,问问县里是怎么回事。查业查去,原来是一位记者末经许可就写了篇稿子发出去了。
  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1976年北京闹“四五”运动,这个运动后来被说成是邓小平指使的,成了将邓小平撤职的一个由头。当时陈永贵就在北京,他坐在车里,到天安门广场周围看了。他认为这是群众悼念周总理,没有错。可是“四五”运动被暴力镇压的那天晚上,记者找大寨党支部表态,大寨党支部也就得按照上边定的调子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批邓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策源地,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铺天盖地贴了无数大字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去不去看大字报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四人帮动员大家去看,大多数人也去了,可是陈永贵犯了倔脾气。“不去”,陈永贵说,“不是大字报说我是投降派吗?”有人劝陈永贵去小靳庄看看,陈永贵更上了火。报纸上整天都在吹小靳庄,邓小平说了,现在是“学小不学大”,看起来老邓说得对哩,有人拿那个整天赛诗唱戏的小靳庄压大干苦干的大寨哩。陈永贵对进言者怒道:“有什么好看的?不去!我挣的是工分,户口是农村的,有功夫去大寨劳动哩!”结果他到底也没去。倒是小靳庄的代表去大寨参观,由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出面接待。
  陈明珠请小靳庄的客人讲话人家没讲。陈明珠怒形于色,说小靳庄看不起大寨人。
  1976年6月6日至17日,在批邓运动横扫中国的时侯,昔阳县委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汇报会”,陈永贵亲临会场讲话。他要求大家联系实际批邓。在昔阳,这个实际就是原昔阳县委书记,当时的运城地委书记张怀英和他的“三个六年”理论。昔阳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稀奇古怪地搞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张、批“三个六年”的运动。陈永贵是这个奇特转化的总导演。
十四、“官做大啦,混啦!”



  陈永贵的官越当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而张怀英对他的态度却好像采用了十几年一贯制,说起话来仍然带着县委书记对大队书记、文化人对大老粗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1973年,张怀英主持昔阳工作,陈永贵入政治局,两个人磨擦多了起来。
  张怀英留心文史,讲起话来喜欢谈古说今。同样是谈农田基建问题,陈永贵以他的“陈永贵风格”直截了当地号召出大力流大汗,“吃饱了肚子还不大干?”说起来也挺生动。而张怀英则谈他怎么访问了昔阳县旧衙门中的一个管钱粮的,那人说从清朝末年到民国23年,一代人的时间全县耕地减少了5000亩。张怀英说他从1959年就开始发愁,再过几十年可怎么办哪?现在有办法啦等等,也挺生动。昔阳人听陈永贵的讲话鸦雀无声,面带敬畏。听张怀英的讲话也兴致勃勃,面露敬佩。陈永贵感到了人们对张怀英的学说渊博的敬佩之情,而这种尊敬他这位粗通文字的大老组绝对享受不到。陈永贵感到张怀英和他在昔阳争了威望,影响了他的威望。他把这种别扭的感觉憋在心里,但是又掩藏得不好,有人动不动还来撩拔他两下。
  撩拔者告诉陈永贵:、好多人都说你的点点是张怀英出的,说张怀英是你的军师。”陈永贵在大寨向来以点子多著称,在县里工作,他也出了许多关键性的大主意。大家居然传说他的点子都是张怀英出的,陈永贵自然很不高兴。
  一天晚上县委常委开会,张怀英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又有表露了,陈永贵按捺不住便和他争吵起来,嗓门越来越大,为了谁培养谁,谁沾了谁的光的名分问题红了脸。陈永贵盛怒之下拂袖退场。过了一会儿,有人出去找陈永贵,却不见了他的踪影。常委们猜测他可能回大寨去了,估计该到了就往大寨打电话,大寨那边说老陈没回。常委们急了,派出许多人半夜三更寻找失踪的中央首长,找来找去,有人在城边的南河滩上发现一个亮点忽明忽暗,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陈永贵蹲在河滩上正抽闷烟呢。当年年底,张怀英调出昔阳,任寿阳县县委书记。
  张怀英在寿阳干得很有成绩,粮棉产量两年翻了一番。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知道了,就在公开场合表扬报寿阳,说:“还有一个寿阳,这个地方我去过,过去和昔阳一样穷,两年翻了身,了不得。”李先念也说:“寿阳发展速度很快,寿阳的经验值得研究。”华国锋也表示:“寿阳粮棉,两年翻一番,这个速度是很快的,这个经验值得研究。”陈永贵听说了,一开始还挺高兴,他认为这是大寨道路通天下的又一铁证。他在大会上说:“寿阳多年来一直上不去,去年怎么上来的?……什么原因?昔阳能上去,寿阳同样也能上去。路线摆正了还能上不去?要是继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怎么能上去?”B30
  陈永贵正高兴,王金籽找永贵说了几句勾人上火的话。王金籽说:“人家讲了,大寨经验是你老陈创造的,把大寨经验推出界牌岭还是靠人家张怀英哩。”界牌岭是昔阳县界的代称。这就是说,陈永贵没有本事把昔阳以外的地方搞好,而张怀英有。当时,上边有话要从昔阳的干部圈子中提拔出省委书记一级的干部来,张怀英和王金籽都是首当其冲的人选。王金籽不能不考虑到张怀英的竞争力。
  陈永贵听了王金籽的话,满脸不高兴地说:“寿阳也是学大寨么。”后来,陈永贵专门从北京发来关于宣传寿阳问题的指示:“寿阳有成绩,首先肯定寿阳广大群众,寿阳贯彻了大寨精神,宣传寿阳学大寨,不要宣传寿阳出天才。”B31
  批邓、反击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不久,宋莎荫拿着他起草的关于大寨两条路线斗争史的书稿到北京请陈永贵审阅。宋莎荫修史,多少参照了张怀英在1973年提出的一个叫“三个六年”的总结模式,其大意是,张怀英主持工作的五十年代的六年,在路线上是正确的;张润槐和原耀先主持工作的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的六年,在路线上是错误的,文革后的六年又是正确的。路线上的正偏正,对应着产量上的高低高。张怀英本人在掌握路线上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张怀英的总结长达七小时,讲过之后一度风靡昔阳,全县的历史都依此模式写,连昔阳公路史也是路线上的正偏正,公路上的长短长。如今宋莎荫写大寨史又带出了三个六年的影子,陈永贵终于压不住火了。
  陈永贵表示了对宋莎荫的书稿的不满,又按捺不住地尖刻地批了一通张怀英。他对宋莎荫说张怀英:“不应该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把人家说成修正主义。省、地就没有批你当第一副书记。上台搞三个六年,批别人为了抬高自己,这不叫马列主义。你回昔阳造反,扔下那里的工作,这对吗?……大寨是你培养的吗?你比毛主席还高明?你沾也沾不上!你要夺毛主席培养大寨的权!六四年修正主义一迫害,你们都认输,你既能用马列主义培养大寨,怎么全县搞了修正主义?这能说得通吗?为什么不能用马列领导全县?你敢沾大寨边吗?B32”
  陈永贵拍着桌子说:“你高,六二年怎么饿死了我那些人?你说偏,就在这六四年,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你说,咋个偏?”
  陈永贵一发难,王金籽领导下的昔阳就一哄而上,大批三个六年。联系着邓小平和右倾翻案风一块批。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张怀英搞三个六年。还有三家村,三上桃峰,三株大毒草。各大队各公社的干部纷纷发方言表态,联系实际深入批邓,揭发批判张怀英。揭发出来的事什么都有,某某干部三次点名不到张怀英撤了他的职,某年张怀英在种棉花问题上反对了老陈的意见,某月某日张怀英的老婆训了人,等等。张怀英最受批判的两句言论是:“后人的极盛时代来自前人的努力。”“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们在的时侯就很好了。“这些言论都被说成是“肯定民主革命,否定文革必要性的倒退言论。”这么一说,也果然与毛泽东主席“反击右倾翻案风”挂上了钩。
  陈永贵在听取批邓也就是批张怀英的汇报时,听到有人说张怀英的病根是骄傲自满,觉得太不够劲了。他指示说:“骄傲自满是什么问题?骄傲自满就是不革命,修正主义,民主派。查一查马克思教导,怀英不是一般的骄傲自满问题,要从政治路线上,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B33
  1976年6月,打着批邓旗号的批张运动达到高潮,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批判大会一口气开了十多天,陈永贵新自从北京回来坐阵督战,深揭狠批张怀英。陈永贵威风凛凛地坐在主席台上,板着脸给他当年的上级、后来的战友、如今的下属扣大帽子。他说:“张怀英同志总结的三个六年是不得人心的。为什么在第二个六年只字不提毛主席的两个伟大批示?为什么要抹煞?为什么不突出?……1970召开了北京地区农业会议,三个六年里提到没有?不仅没提到,还想把五种人否定了。……你把那讲古弄今为什么不放在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什么前晌克己,下午就复礼?”
  其实,很多坐在下连听陈永贵声色俱厉地扣帽子的人心里都明白,如果张怀英不暗示他培养了陈永贵,不争这个功,不显得比陈永贵还高明,陈永贵也不会生这么大的气,扣那么吓人的大帽子。这是头头们在争功哩,与老百姓有什么关?大家东拉西扯地乱批一通,批得很热闹,但是劲头并不大。
  张怀英因为在寿阳干出了成绩,已经调任运城地委书记,不过夫人还在昔阳。张怀英的夫人有气,说了几句风凉话:“看老陈这戏怎么唱吧。”话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昔阳又批了一阵“看戏论”。反正昔阳是陈永贵的,他爱批什么就批什么,没人说二话。
  张怀英被批得坐不住了,给陈永贵和王金籽各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回昔阳做检讨。王金籽把自己收到的信拿给陈永贵看,请示怎么办。陈永贵说:“没有必要。因为你是想借用昔阳和大寨为自己树碑立传。”
  张怀英无奈,也不管陈永贵是否接纳,自己坐火车回了昔阳,在大寨诱行社找到陈永贵。陈永贵正和李韩锁坐在沙发上说话,见张怀英进来,不高兴地问道:“你来干什么?”张怀英走到陈永贵旁边,坐在沙发上,陈永贵扭头就站了起来,拉开门走了。张怀英被晾在那么,尴尬地和李韩锁说了会儿话,也不见陈永贵回来。张怀英没办法,只好当天又返回了运城。
  这场打着批邓旗号的批张运动在全国第一个大寨县足足搞了一年多,直到四人帮倒了,批邓运动基本停止了,批张仍在继续。张怀英似乎动了陈永贵最可珍贵的宝藏,他的火气怎么也消不下来。
  1977年1月25日,陈永贵在全县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骂完了姚文元,批了几句四人帮,又批开了张怀英。他坐在昔阳中学礼堂的主席台上,口气蛮横地说道:“不是有人说,不要再批判三个六年,三个六年是正确的,某人的水平是高的。什么高?你给咱把个高拿出来咱看看!你给咱把那正确摆出来咱看看!就是那正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记在个人身上,是自己的基础,还举例说明,什么汉景帝呀,什么汉武帝呀,帝王将相,什么帝,怎么不举例马列主义说明?怎么不举例主席思想说明,主席路线说明?”
  当时,第二次全农会刚闭幕不久,昔阳正在派干部下去参加工作队,要求工作队一去四年。陈永贵反对,说:“提一定四年不变不好,有成绩一年可以回来,有的二年可以回来,有的三年可以回来,有的一辈子也不能回来。像张怀英那个通迅员就不要回来。”B34
  陈永贵一句话,这位小通讯员的一生就算定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当时并不罕见。陈永贵说了一句原《山西日报》总编辑吴象反大寨,吴象在山西就被批得抬不起头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揪住不依不饶,逼得吴象到安徽投奔万里。一位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反映大寨的自力更生有不实之处,多少接受过国家的一些帮助,陈永贵就说这个人反大寨,将该记者投入监狱。新华社社长穆青不干,几次找陈永贵要人,陈永贵迟迟不肯下领放人,硬把那位说了真话的记者关得吃足了苦头。
  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那位名叫李玉秀的记者,在四清中写过一篇反映大寨地亩不实的稿子,在《记者反映》上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都看到了。因此发生了五级工作组丈量大寨耕地的事件。文革开始后陈永贵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李玉秀被揪到大寨连续批斗多日,并责令他把多写的六亩地造出来。李玉秀在大寨修梯田,直到手臂被石头砸伤,才吊着绷带放了回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分管内参工作,也因签发了这篇内参而背上黑锅。后来,有一位名叫方堤的新华社记者到昔阳采访,陈永贵听说了,拍着沙发骂道:“不就是那个发内参反大寨的么?正找不着他呢,自己送上门来了!”下令举行批斗会。宋莎荫在新华社干过,解释说反大寨的那个叫方实,这个叫方堤,不是一个人。
  多年之后,我有机会与这位方实先生熟识,发现他是一位极其敬业,处理问题很慎重的人。设身处地替这位忠厚长者想一想,因为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招致陈永贵的痛恨,几乎被作为敌人批斗,这算个什么事呢?即使自以为代表了天道的皇上,也懂得不能将“言官”治罪的道理。
  昔阳的邻县平定有一个叫岳增寿的复员军人,仅仅因为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每一位政治局委员写信告陈永贵弄虚作假、乱批乱斗、为王金魁平反翻案,就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在万人公判大会上五花大绑地押走了。这种蛮横得出奇的处理是在陈永贵知情,并亲自接见了平定县委、县公安局和人武部的负责人之后做出的。B35他显然已经把自己整个当成了革命的化身,当成了历史规律的化身,反对他就是反动分子和反革命了。这时候的陈永贵听不得坏话,听了坏话就发牌气骂人,连他左右的工作人员都不敢把不好听的消息对他讲。
  陈永贵的这种脾气,在那个时代并不算特别。当时流行的规矩就是培养这种脾气的。谁反对林彪林副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就要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更是现行反革命,立刻就要被专政,那怕你只是不小心弄脏了他的一张画像。就连反对毛泽东在《解放军报》工作的女儿,都属于正式规定的现行反革命,一概在打倒之列。如何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在毛泽东、林彪与普通劳模之间,找到可以反与不可反的一条界线,这是极难掌握的政治艺术。直接下令逮捕岳增寿的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总结说:“现在有的人所以犯错误,就是他们还把陈永贵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劳动模范。”(注:转引自《“文盲宰相”陈永贵》第329页)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当政,陈永贵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这时侯,无论他到哪里,到外都是赞扬和奉承。他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漫无主题地进一通,有时候毫无准备想到哪儿讲那儿,听起来简直是东拉西扯,而部长省长一级的干部依然称他讲得深刻,总结得全面。陈永贵也认为自己确实水平高,自我感觉极佳。
  1977年6月2日,郭凤莲、李喜慎和大寨公社书记赵怀瑞到北京开座谈会,讨论全国整党问题,会后在陈永贵的住处住了三天半。陈永贵坐在沙发上,天南海北地做了三天指示,并且多次拿张怀英的水平与自己做比较。陈永贵说:“咱县一弄就是水平。我说水平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水平,一种是资产阶级水平。我认为,只有实践多,才能有理论。水平不是靠天上掉下来,而是从干中来的。像怀英同志水平,最后落下个修正主义。”
  张怀英以读过24史,手不释卷,除了读书再无任何业余受好而在昔阳享有水平高的美誉。陈永贵只读文件,几乎没有读过书,所以对书本知识和理论水平的提法很敏感。“理论水平从哪里来?”陈永贵对埋头记录的郭凤莲、李喜慎和赵怀瑞说,“是从斗争中来,不是听他们每天你好他好大家都好,也不是坐在家想上那么一套,更不是搬上古书吓唬人。”“从怀英同志来说,过去他是怎么斗的?他就不但没有给大寨帮多少忙,还帮了倒忙……要认识一个同志,要从实践中看,大寨从来就是这样看的。不要看能说会道就是水平高。”B36
  陈永贵在谈话中几乎每天都要贬一通张怀英,转绕抹角地说自己才是真正的水平高。他似乎要把所有的荣耀和尊敬都搂到自己身上,不许别人咬一口桃子,更不能容忍任何摘桃的企图。他说:“我不是光说怀英同志。走了也好,在的也好,你们都没有认识了昔阳的荣誉是怎么来的。老实说,昔阳的荣誉高,是因为有个大寨。你全县都沾了大寨的光了。”“我最生气的是三个六年总结。要不是采取紧急措施。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早被他们葬送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历史?就是要同志们正确认识自己。”
  陈永贵又是怎样认识自己呢?怎样解释他的文化水平低呢?他在吩咐郭凤莲和李喜慎回去认真总结验验的时侯,流露出了极佳的自我感觉。他说:“总结也并不是文化程度高了才能总结出来。你看怪不怪?你看我的文化高不高?总结能力强不强?我没文化,但并没有把问题看错。……石坪那个洞,我陪军队同志去参观,我说,你看这个洞怎么样?他们说好啊。我一看对象,就说,这洞是下走水,上种地,打起仗来好战备。起头咱也没有想过这想说,开始做的时侯并没有想到,后来总结就总结出来了。”B37
  陈永贵下台后赋闲在家,他的大儿子陈明珠和他谈起了往事。陈明珠问:“爹,你和怀英本来不错,咋想的批三个六年哩?”
  陈永贵答道;“孩呀,别说啦!官做大啦,混啦!”
十五、石家庄会议和无锡会议的台前幕后

  批邓的风声一紧,邓小平参加第一次全农会并做重要讲话的事就成了陈永贵的一块心病。风向变了,各省各地的头头便在心里犯嘀咕,第一次全农会的精神还站得住吗?作为21号文件下发的华国锋的讲话照样执行吗?派工作队下去搞基本路线教育不算搞右倾翻案吗?这些问题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搅得他忧心如焚。好不容易开成了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了21号文件,派下160多万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开的局面莫非要泡汤?
  怕什么偏偏来什么。云南很快就传来了消息,说省委已经把派下去的工作队召回了,说那是右倾翻案风刮下去的。河南的一些县也开始撤工作队。宁夏走得更远,竟发了一道通知收回21号文件。一时传言四起,全国百余万下乡工作队队员的军心动荡。陈永贵知道这是江青集团那条线上的人闹的,可是他也没办法,他惹不起人家,嘴上说大不了回家种地,心里却怕犯错误。这时农林部又向陈永贵报告了各地人心不稳的情况,建议开个会说一下,肯定一下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是正确的,21号文件是正确的,下去的工作队是正确的,以便稳住军心。陈永贵当然同意,立刻找华国锋商量。华国锋怀疑地说:“恐怕不行吧?农林部开会?就是国务院开会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哩。最好是经过中央,下个电话通知,或者下个什么文件来一下。”
  陈永贵一听,觉得华国锋说得在理。没有更高级别的表态,第一次全农会的成果恐怕是保不住。于是,在四月分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建议中央发个电话通知,肯定一下全农会,肯定21号文件和派出工作队是正确的。陈永贵说完了,坐在他右侧的张春桥不紧不慢地问道:“谁知道你们那个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是什么东西呀?受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迫害,把人家迫害下去,还不让人家回来造反吗?”张春桥说:“现在不能再按中央21号文件的部署搞了,再搞就出问题了。”B38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有分歧,通知无法发出。陈永贵眼看各地的工作队纷纷撤回,全农会的部署要泡汤,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1976年5月底,国家院批准农林部在石家庄召开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推广石家庄地区三种三收的经验,小表产区的各省派出县委副书记参加。李先念和纪登奎建议陈永贵去坐阵,方便就讲上几句。陈永贵很想借机讲讲张春桥没有同意的那几条,肯定一下全农会,于是就去了。
  可是怎么讲才好呢?直截了当地讲,他又怕人家抓他唯生产力论的把柄,说他干扰批邓。陈永贵翻了翻交上来的大会发言材料,忽然冒出一个侧面迂回的主意,他叫来参加会议的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授意道:“喜慎呀,有这么个事。咱不提那么些反击右倾翻案风,咱可要坚持全农会,贯彻全农会精神。你这材料不算得力,这个问题提得不尖锐,一定要扭过来,统一到全农会精神上。”
  陈永贵的秘书焦焕成也告诉李喜慎,说大会发言材料已经交到农林部,他看了,人家辽宁就不提普及大寨县。李喜慎说,你把那材料弄来给咱看看。弄来辽宁营口的大会发言材料翻了翻,果然人家不把大寨县当回事,满篇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李喜慎怒火中烧,立刻往昔阳打电找王金籽,说咱的材料不尖锐,不行,快把莎荫送来。王金籽问明情况也怒道:“我今晚就把莎荫送上去!”
  宋莎荫晚上到了石家庄,明白了陈永贵的意图,连夜就把昔阳的典型发言材料改了一番,强调以普及大寨县为核心,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手段,多打粮食。全文总结式的最后一句话是:“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动力,深入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夺取农业大丰收。”
  大会典型发言开始的那天,辽宁营口的代表上午先讲。毛远新就在辽宁狠抓批邓,营口的调门自然很高。李喜慎仔细听着,觉得人家的发言杀气腾腾,一句不提普及大寨县。“呀,外边的斗争还这么复杂哪!”李喜慎心想。他前两天就看过营口的发言稿,可总不如在大会上亲耳听人家念那么有真实感。他感到真的有人跟大寨和昔阳作对,和他李喜慎作对。李喜慎越听越火,暗暗骂道:“操他妈,指桑骂槐,他骂谁哩!昔阳也不是好惹的!”
  中午,李喜慎处于临战前的亢奋状态,饭也吃不下去,干脆就不吃了。下午,大会主席,农林部部长沙风宣布由昔阳县代表发言,话音末落,李喜慎铁青着脸就上去了。十多年后,李喜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热血翻滚。“操他妈,”李喜慎说,“我上纲比他还上得高!”
  李喜慎狠着嗓门冲着全场讲道:打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干扰普及大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反对贯彻全农会的精神,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绕,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黑着脸念了半天,最后嗓子都喊哑了。结尾处,李喜慎哑着嗓子叫道:“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誓夺今年农业大丰收!”宋莎荫一听,李喜慎临场发挥,把最后那名“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动力”也给改了,改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李喜慎好象刚跟人吵了一架似地走下台来,宋莎荫凑过去低声问道:“老天爷,最后一句也改了?不怕罢了你的官呀?”李喜慎脸色和缓下来,笑道:“你看,改了么!”这一通喊哑了嗓子的狠巴巴的发言出了他一口恶气,李喜慎也觉出饿了。晚上买了瓶酒与宋莎荫喝了。
  陈永贵见了李喜慎,高兴地责备道:“哎呀,你怎么一点风格也没有?”陈永贵对李喜慎的表现十分满意,回到晋阳还当众夸奖说:“看喜慎在家挺老实的,出去可厉害哩!”
  在石家庄会议上,营口和其它一些地方坚持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纲,昔阳、林县和石家庄坚持以贯彻全农会精神为纲,虽然谁也不点对方的名,暗自都较上了劲。开小组讨论会的时候,山西组都为李喜慎叫好,都说他讲得不赖,还鼓噪起来要求延长会期,把反击右倾翻案风与生产的关系辩论透。眼看这次会议就要陷入僵局。
  一天下午散会后,农林部部长沙风叫住李喜慎,说:“喜慎,吃过饭咱们谈谈,不然这会议纪要怎么写?”李喜慎见陈永贵在沙风身边站着,感到腰杆很硬,说:“全农会毛主席批了,政治局能来的都来,这还不到一年呢,就不算了?”
  陈永贵劝道:“哎呀,你们也真不是好惹的,你们两家闹,叫我下不来台。这纪要咋写哩?”
  李喜慎道:“老陈,你是中央的,我是昔阳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晚上,由郑重出面,把昔阳的李喜慎和营口的代表叫到一块开了个座谈地。这次会开得心平气和,没争没吵。李喜慎说去年刚开的全农会,全农会的精神不能不坚持,郑重就劝营口,说:“你看,这也是中央的决定,毛主席的号召,你们的材料是不是提得少了点?再改改。”他又劝李喜慎:“昔阳的发言也要补一补,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个动力。”营口方面没有表示反对意见,李喜慎也没说什么。
  会后陈永贵又劝李喜慎:“喜慎,中央领导不是说了,就补上两句吧。不要跟人家争执啦。这会的情况复杂哩,会后还有个纪要,要不怎写哩?”
  于是双方各让一步,都补上了对方要求添上的话,会议纪要就算出来了。陈永贵的意思全由李喜慎在阵前冲杀呐喊出来,陈永贵并不露面。
  大会闭幕前,沙风请陈永贵讲几句,陈永贵就左右逢源地讲了几句。他先批了一通邓小平,说邓小平关心农业是假,破坏农业是真,右倾翻案风非反不可,又讲了一通农业生产问题,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们向外讲的近八亿人口,实际上九亿还多。吃饭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大家回去回忆或重温一下,就会清楚,九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是件小事吧!”
  那么怎么处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与学大寨和抓生产的关系呢?到底以什么为中心呢?陈永贵说:“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次更好的,更现实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这跟农业学大寨并不矛盾。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可以更好地促进全国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要通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来,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好,战胜自然灾害,争取第15个丰收年。”B39
  左绕右绕,他还是坚持以普及大寨县为根本目的。
  抓完了北方抓南方。1976年6月30日,石家庄会议结束不久,农林部又在无锡召开了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陈永贵向华国锋表示他想参加,只是拿不准讲不讲话。华国锋说:“你要讲。想讲的话就讲,想怎么讲就怎么讲。”纪登奎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有了接任周恩来当上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后边撑腰,陈永贵到无锡前就准备好了稿子,打算结结实实地讲一通,把他早就想在电话通知中说的话说出来,肯定全农会,把全农会与邓小平分开。
  平时,陈永贵讲话大多是信口而谈,手里有张纸写的也是开头和结尾的几句话。反正他是常讲的都是昔阳和大寨历史上的那些事,早就烂熟于心的。但是这次到无锡开会,他讲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事关重大。陈永贵不敢信口开河,捧着一份精心改过的七八千字的稿子吭吭吃吃地念了一遍。
  陈永贵念道:“去年,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了一个口号,叫‘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这个会是在毛主席指示和关怀下召开的,华国锋总理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审阅的,口号提的是正确的。会议之后,全国省、地、县的各级党委都加强了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领导,组织160万干部下了乡,参加了普及大寨县的工作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邓小平想干扰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想把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引向邪路,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把他的阴谋彻底粉碎了。”
  “有的地方把下去的工作队叫回来了,对不对呢?我看不对。因为叫得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陈永贵说:“唯生产力论是一定要批的,特别是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的毒,一定要狠狠批判,肃清影响。但是,我们也要弄清楚,批判唯生产力论,……绝不是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恰恰相反,批唯生产力论,也该必须把社会主义生产促上去。”B40
  陈永贵在当时那种谁也不敢讲生产的气氛下绕着圈讲了一通生产,讲了一通粮棉油。陈永贵上午讲,李喜慎下午讲,晚上六点,无锡街头出现了大字报,说陈永贵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用生产干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昔阳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
  听到大字报上街的消息的时候,陈永贵、李喜慎正和江苏省省委书记彭冲坐在一块聊天。陈永贵听说贴了大字报便叹道:“唉,贴就贴吧,还挡得住人家贴?他爱咋贴就咋贴吧,哪怕是贴到咱这住所来哩!我那发言是中央决定的。”李喜慎不像陈永贵那么沉得住气,他好像遇到了挑战,非要上街去看大字报。陈永贵说:“看甚哩?你那是典型发言,我发言是中央的。”彭冲也劝道:“唉,别去看啦,这几年还不见多了?”
  按照原计划,陈永贵一行第二天要去苏州参观。苏州方面来电话说那边的大字报更多,好像专门要给陈永贵一个下马威。彭冲对陈永贵说:“走啊,咱们不去苏州啦,回南京。”
  于是陈永贵、沙风、李喜慎等人就由彭冲陪同直奔南京。出无锡城的时候,李喜慎还想着大字报的事,说:“咱路过去看看吧。”彭冲说:“好,好,路过看看。”过了一会儿出了城,与李喜慎同乘一车的彭冲笑道:“咱没有走那条路。”
  到了南京,街上也出现了大字报。当天晚上陈永贵一行住在当年宋美龄的公馆里,吃过晚饭,陈永贵、沙风、彭冲等人满腹心事毫无睡意,坐在客厅里闲聊起来。同是受大字报攻击的人,话就容易谈得投机。彭冲叹道:“班子里有人反对我哪。我的处境难呀。离上海近,工业生产各方面就卡我们哩。”
  陈永贵说:“听这伙人的!反正你江苏跟他是平级,他凭什么干涉你!”
  陈永贵看了李喜慎一眼,说:“哎,喜慎,你只能听不能说啊,这儿没你的发言权。你困就回去睡。”李喜慎连声说不困,他听着这些上层的内幕觉得很刺激。只听得陈永贵叹道:“唉,人家不整我?上海郊区楼都盖了,我不就是个土大寨么。看得起我?我讲的这些反正也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还能罢免了我?我就是个农民,副总理是毛主席周总理叫我当的。”
  沙风翘起大拇指说:“总理们给我撑着腰,我就能干!”
  “呀,”李喜慎心想,“老陈这官也不好当哩。中央的斗争也复杂着哩。”
  只听得陈永贵继续说道:“突出政治?光突出政治工农业生产发展不了怎么办哩?工人不生产,咋挣钱养活哩?农民打不下粮食吃啥哩?我就认识不下来这!国务院反正定了,就是要发展工农业生产,我这次来也是说这哩。你们可不能放松了生产。”
  彭冲道:“不会的。老陈,咱们多少年了,我这压力也不比你小……。”
  这天晚上,宋美龄公馆里的几个人聊了一个通宵。
  回到北京后,由于讲活已经引起了攻击和非议,陈永贵不敢像往常那样把讲话稿拿到政治局去,只给几位关系不错的人看了看。
  这时周恩来已经去世半年,邓小平已被打倒,按次序总理该轮到张春桥当了。可毛泽东却突然提起一个华国锋。江青集团失去了总理的位置,而毛泽东的身体又每况愈下,眼看就不久于人世,江青集团便倾其全力投入到权力斗争之中,不能容忍任何偏离主攻方向的“干扰”。当时有“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极激进的口号。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停产夺权”的态势下,各方面的政治力量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陈永贵这位一向主张突出政治的人也不能与四人帮的偏激主张相安无事了。他毕竟是个挨过饿要过饭的庄稼汉。

十六、毛泽东去世

  1976年7月27日晚11点,政治局的会散了,十几辆红旗牌高级轿车驶入了夜幕。
  半夜12点左右,陈永贵回到交道口,吃完夜宵睡下。似乎没过多久,大地就发着怪叫剧烈震动起来。汤占兴一跃而起,喊上警卫开开陈永贵的门,把稀里糊涂的陈永贵拉了出来。几个人披着衣服在门外一直坐到天亮。
  在中南海里,警卫人员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毛泽东主席抬到屋外。经过这一震,毛泽东卧在床上再也没有起来。
  6月底毛泽东已经病危过一次。那几天正赶上陈永贵回了大寨,吴桂贤也回了西安。6月27日上午九点,中央警卫局突然打电报催促首长返京,专门派了一架飞机到西安接吴桂贤,再飞到太原等陈永贵,太原方面同时派出直升飞机去大寨接陈永贵。陈永贵正在地里指挥推土机,闻讯后慌慌张张进了家门,换上一双袜子就上了直升飞机。
  回到北京,知道是毛主席病情恶化,陈永贵和吴桂贤直奔中南海看望。这时毛泽东已经缓了过来,政治局委员们虚惊了一场。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以后,毛泽东的病情时缓时急。这期间,陈永贵作为中央慰问团副团长在唐山机场的军用帐逢里住了10天,晚上以副总理的身份主持会议研究抗震救灾,白天以慰问团副团长的身份,冒着24万遇难者的尸臭,举着喇叭四处鼓励人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9月初,毛泽东的病情似乎稳定住了。9月2日,江青把助听器插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大声说她要去大寨。汪东兴对陈永贵说:“你还是去,你去了她不会太出格。”于是陈永贵陪着江青于9月3日到达大寨。
  江青反复去大寨,应该有笼络这面毛泽东树立的红旗的意思,对陈永贵也应该有拉拢之意。奈何她的为人很容易惹人反感。江青刚到大寨,就提出去看看她去年挖下的防空壕。那条防空壕摆了没几天,陈永贵便下令盖猪圈,早就填平了。江青非要去看,陈永贵和郭凤莲慌了,一边叫人去挖一个假的,一边找理由哄她去看养鹿场里的梅花鹿,推说那边修路过不去,非从虎头山上绕不可,既然要绕,何不顺路去新盖的养鹿场看看?江青被糊弄到了养鹿场,拍下许多照片。这些照片后来就成了主席病危期间江青还有闲情逸致骑马逗鹿的罪证。去过养鹿场之后,江青到底看到了那个假防空壕。她大发雷霆,给郭凤莲扣了许多帽子。
  江青在大寨也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争夺权力的态势。她漫步到大寨供销社,对售货员和围观的人群讲了一道母系社会和女人掌权的问题。她问一位供销社售货员:“你为什么姓了父亲的姓而不姓母亲的姓呢?以后要改过来。”那位售货员奉命改了姓。江青又问陈永贵:“永贵,你为什么不姓你母亲的姓?”陈永贵强笑着,连连点头说:“是,是。”
  晚上,江青说她要开一个批邓会,让陈永贵和郭凤莲参加。陈永贵嘱咐郭凤莲:“作为你就要听着,不要乱说话。”会上,江青带来的十来个人纷纷发言,郭凤莲按老陈的吩咐很严肃地认真听,陈永贵一支接一支的抽着烟。批到挺晚,江青发话说:“今天就批到这儿,明天接着批。永贵你明天也要批,小郭也要表态。”出了门,陈永贵告诉郭凤莲:“明天一早你下地劳动去,不要来。这里的事我顶着。”
  次日,1976年9月5日,毛泽东病情恶化,中共中央急电召江青和陈永贵返京。在北京,政治局委员们开始了轮流值班,一天24小时守候在毛泽东身边。华国锋特意把四人帮分开,各方面人士穿插,两三个人一班,免得彼此猜疑假传圣旨。那几天,生命垂危的毛泽东主席躺在里屋的铁床上,值班的政治局委员们坐在外屋的沙发上,警卫和秘书等候在游泳池小院门口的小轿车里。就这样一夜一夜地坐着,等着那个时刻的来临。
  1976年9月8日夜,毛泽东的生命到了最后的时刻。全体政治局委员都集中到了中南海游泳池。
  叶剑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B41
  在休息室里,政治局委员们紧急商议着毛泽东主席的后事安排。伟大领袖突然去世,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告全国人民书怎么写?四五月分毛主席还接见外宾,怎么突然就不行了?还有紧急时期的国防问题,军事部署问题等等。
  1976年9月9日0点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政治局委员们再次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围在遣体前低头默哀。
  三个小时后,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告全国人民书,议定成立治丧委员会和追悼大会的安排等等事项。会议临近结束时,江青开口了。她说:“我的意见,还要讨论一下运动问题。不要光顾治丧忽视了批邓。从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她说:“批邓反右,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会不会变颜色的大事,半年多了,邓小平批而不倒,这不是很危险么!”江青建议立即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叶剑英反对讨论这个问题,主张非常时期一切以团结为重。B42毛泽东尸骨未寒,政治局内部的冲突便开始了。
  毛泽东留下的世界是一个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世界。失去了最稳固的靠山的陈永贵不知道,毛泽东本人也说不清。病重期间,毛泽东曾经对华国锋、王海蓉和四人帮说过一番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的话,顺便也谈了未来的难以预测。
  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加那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B43
  文革一开始就特别点名肯定,其后又越举越高的大寨红旗,当然是毛泽东的这笔遗产的一部分,是他的理想世界和理想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大寨红旗和陈永贵本人的命运将会如何呢”陈永贵深感忧虑。
  毛泽东主席去世后,陈永贵一连一个多星期吃不好睡不香。周恩来去世时他也这样,但那纯粹是悲痛所致,很少患得患失的忧虑。陈永贵进政治局后,每年见毛泽东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三四次,虽然相见时毛泽东待他很随便很亲切,陈永贵也觉得无拘无束,但毛泽东去世时陈永贵在感情上的影响显然不如周恩来去世的影响大。陈永贵也流了几次泪,不过,使他吃不好睡不香的原因更多地来自深深的紧张不安和繁忙的工作。
  9月16日,离追悼大会只剩两天了。政治局通过一项决定,让大庆和大寨的代表到京参加追悼大会。陈永贵感到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人们还没有忽视大寨,心情好了不少。
  16日半夜2点,郭凤莲接到电话,立即动身进京。到京的当天晚上,陈永贵到郭凤莲下榻的民族饭店看望,忧心忡忡的谈到当时的政局。陈永贵说:“阶级斗争很复杂,有些人跳出来公开为邓小平翻案。我们靠党中央,靠毛主席的路线。”陈永贵若隐若现地对郭凤莲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好好理解。修正主义头子,哪一个不是在党内。过去用钱财压迫别人,现在是拿权压迫人,剥削人。刘、林、邓就掌了权了。这些要加深理解。”B44
  陈永贵显然已经感觉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风声。他对四人帮不满,也对为邓小平翻案不满。一切试图改变毛泽东的传统的举动,都是对他的威胁。

十七、粉碎四人帮

  1976年8月,毛泽东病危期间,王震去看望叶剑英,闲聊中谈起了四人帮。王震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正有此意。
  9月10日,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叶剑英首次登门拜访华国锋。叶剑英向华国锋暗示:“人家可是抓得紧,”“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华国锋明白叶剑英的意思,却不愿深谈,把话题扯到了保护毛泽东遗体的问题上。
  9月12日,聂荣臻托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只要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随后的几天,叶剑英又连续找华国锋三次,跟他讲起了斯大林去世,马林科夫接班,后来被赫鲁晓夫夺权的事例。华国锋在最后一次谈话中终于松了口,表示:“只要老同志支持我,我就干。”B45
  江青集团也在动。从8月15日,毛泽东去世的20多天之前开始,上海民兵指挥部突击下发74,000多支枪,300门炮,1,000多万发弹药。同时上海加紧储藏粮食和副食品。
  9月7日,王洪文的秘书用毛泽东的电话通知各省,有事直接找王洪文联系。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通知深感疑惑,打电话问华国锋,华国锋说不知道这个情况。这位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不由得心下生疑。
  10月2日,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的一个装甲师调进北京。沈阳军区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叶剑英命令这个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类似这样的可疑之处还有。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后调换了驻在北京郊区的装甲兵部队的两个师参谋长。紧接着,传开了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说法,上海市内红纸和鞭炮的销量猛增。
  华国锋这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关键人物也被江青挤兑得忍无可忍。9月19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让他召集一个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她说要讨论重大问题。华国锋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答道:“讨论的问题十分复杂,你不懂。”江青还点名不准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叶剑英参加,又点名让并非常委的姚文元和毛远新参加,不是常委的江青本人更不在话下。
  华国锋忍着气照江青说的办了。会上,江青要求由他们出面清理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对华国锋言多指责,很不客气,训得华国锋在会上一声不吭。散会后,张春桥对华国锋说,江青就是那么个人,再去跟她谈谈,消消气就好了。华国锋道:“不必要。我是第一副主席,她有什么道理训我?”B46
  华国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军队那方面好办,有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和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问题是怎么做才合适,最好是尽量做得合法。在那些日子,华国锋天天找人单独谈话,在动手抓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也被华国锋召去谈了很久。华国锋显然试图在事先就获得政治局里多数的支持,动手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之后再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决定。这样一来,抓四人帮就可以说是执行了政治局多数的决定,是合法的。
  动手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气氛不对。本来政治局是三天两头开会的,这几天突然不开了。今天要开,老陈又急成这样,怪不怪?
  从下午三点开始,陈永贵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
  如此出来进去地问了三次,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上了玉泉山,停车照例是按职位的高低排列,而四位排在陈永贵前头的政治局委员的车位是空的。
  玉泉山会议室里的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12点多才散。散会后,政治局委员们按规定不能回家,就在山中的小楼里住了下来。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只见三个老头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竟然像孩子一般闹了起来。陈锡联冲陈永贵飞起一脚,陈永贵一把抄住作势要推,纪登奎赶紧扑上去抱住陈锡联,对陈永贵叫道:“别!别!他老伴找你算帐!”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正在大寨的地里劳动的郭凤莲接到陈永贵派人专程送来的一封信,信中简单地写道:“告诉同志们一个大好消息,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这个词当时听来还很陌生,陈永贵听毛泽东说过四人帮,郭凤莲却不太清楚这四人帮究竟是哪四个人。不过她感到老陈挺高兴,自己也高兴起来。
  昔阳县很快也接到了陈永贵的通知。为了争取批判四人帮走在前,县委将宋莎荫和写得一笔好字的任永福隔离起来,赶写有关批判四人帮的材料。陈永贵吩咐说:“昔阳在哪次运动中也没落后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更不能落后!”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么。”
  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十八、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

  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陈永贵好像跌进了低谷。郭凤莲说陈永贵那一段“很彷徨”,“很担心”,他为大寨和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忧。
  与陈永贵私交很好的华国锋很快就把陈永贵的担心打消了一大半。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亲自提议再开一次像样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四人帮干扰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他表示要亲自参加这次会议。陈永贵很留心这位新领袖的言行,他发现华国锋在会见外宾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大寨和大庆,多次表示要把大庆和大寨这两面红旗更高地举起来。看来,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确实要成为华国锋主张和坚持的发展道路上的两面大旗。
  1976年12月10日,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不过两个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便“在华主席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北京隆重举行。华国锋出席大会并讲话,表示要把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高高举起。华国锋的讲话被70多次掌声所打断。陈永贵在这次会上做的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也赢得了60多次掌声。这一切使陈永贵看到了光明的前程。
  第二次全农会闭幕的第二天,12月28日下午3时,华国锋像毛泽东做过的那样,以请客吃饭的方式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大寨大庆的偏爱。华国锋把郭凤莲、宋立英、李喜慎、王金籽、王谦、王庭栋和三位大庆代表请到人大会堂福建厅,由汪东兴和陈永贵出席坐陪,设宴款待工农业两面大旗的代表。
  宴会席上很是热闹,宾主谈笑风生,相互敬酒让菜。陈永贵劝郭凤莲尝一道汤,说:“快吃吧,这汤很好。”郭凤莲刚刚向华主席表了决心,兴奋得顾不上吃东西。她后来这么说起那道汤:“看看就是不劣,也叫不上来,也吃了不大两嘴,高兴的。”这时华国锋举杯要和陈永贵干,郭凤莲也端着一杯绍兴老酒走到陈永贵面前,想称呼一声老陈又觉得不合适,就举杯说:“首长,咱干杯吧!”华国锋笑道:“哎呀,还是个首长哩啊。”陈永贵假装怒道:“看我回去训你吧!”
  宴会桌上,华国锋谈了些与四人帮斗争的内幕,并且亲口说道,四人帮要把大庆和大寨红旗砍倒,我们就是要将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高高地举起来。
  这餐饭吃了三个小时,比当年毛泽东宴请陈永贵的时间还多一个小时。
  宴请之后,陈永贵把昔阳的部下叫来,将这餐饭与12年前毛泽东宴请他的那次做了一番比较。他说:“这意义可深刻哩。12年前,就是毛主席诞辰的12月26日,毛主席叫我们在毛主席的家里吃了饭。那时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华主席把我们请到身边来吃饭。”B47
  陈永贵对昔阳的干部们说:“我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问题,也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大寨、昔阳希望的问题,是希望我们带好头的问题,把华主席提出的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早日搞上去的问题,带头问题。”B48
  这一年,陈永贵恨不得拿着鞭子抽着昔阳往前跑。他反复警告昔阳的领导:“你们要很好地认识全国的形势。依我看,到1980年全国肯定会有很多县是要冒尖的,甚至要超过我们昔阳。”他甚至吓唬李喜慎和郭凤莲:“华主席是高高举起大寨红旗,我看昔阳是不举,这就是个政治路线问题……要县有工程,公社有工程,要彻底打破小生产思想。”
  这一年,在陈永贵的督促下,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建设达到了高潮。这是一项浩大的让河水改道的工程,耗资五千万,占山西省水利基建投资的十分之一。一旦建成,昔阳的缺水状况将一举解决。问题是这项工程的投资效益远远低于平均值,建成每亩水浇地的成本数倍于山西省的平均成本。以中国的财力而论,这类工程本来属于搞不起也不该搞之列,如果把这笔水利基建费投到别处,可以建成更多更好的水浇地。不过,当时主要算的是政治账,陈永贵急于拿出一个新昔阳来,迎接打算在198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于是,一项将使陈永贵耿耿于怀甚至死不暝目的首长工程就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上马了。
  这项工程后来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个工程的非经济考虑及花费很多。譬如李家庄渡槽,技术人员原来建议修一个倒虹吸工程,埋一根管子就可以将水引过山沟。这样干一百万元就够了。1977年5月22日,陈永贵到工地说:“我喜欢搞渡槽,不要把工程都埋在土底下,李家庄是昔阳北大门,修得宏伟一点,一到昔阳边境就可以看到昔阳西水东掉工程。”此后李喜慎更明确的传达了陈永贵的指示:“渡槽要高,跨度要大,要宏伟壮丽。”结果,投资359万元,投工28.8万个,修了一座全长670米,气势如虹的大渡槽,多花了三倍多的钱。(注:参见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361页)
  华国锋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对陈永贵的心思。1977年2月7日,华国锋批发了一篇很著名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联合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认真学好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份重要文件,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夺取天下大治的伟大胜利。社论中最著名的一句誓言般的话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后来就成为一派政治势力的称号。
  陈永贵极力帮助华国锋树立威信。1977年8月25日,陈永贵在昔阳对县委和各公社书记下达了一道指示:“华主席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在我们县所走过的社队和单位,必须留有纪念。……华主席在我们县跑了不少社队和单位,用过的家具,作过的指示,到过的地方。展览馆里选择一个突出的地方,突出地展览,宣传华主席的领袖地位。必须留有纪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1977年9月11日,陈永贵一直小心观察的两位未到过大寨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光临大寨,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寨道路的肯定。
  这天的天气极好,秋天的太阳暖暖地照着,静静的没有一丝风。田野里的玉米快成熟了,高梁也红了。陈永贵心情愉快,甚至还作了一首诗。诗云:
  “谷子长彻边,玉米挤塌山。
  脑袋朝东南,咋能不增产。”
  陈永贵上一次作诗是12年前,毛泽东请他吃生日宴席的时候。那是他平生的第一个高峰,高兴得不知如何表达,便作诗一首,云:
  “下山容易上山难,上得山来景更宽。
  莫说此山无人到,更有高峰在前边。”
  陈永贵这回如此高兴,是因为叶剑英和汪东兴要来大参观访问。这两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因粉碎四人帮立了大功而权重一时。叶剑英更因在军内的地位和老帅的身份而举足轻重。陈永贵很留心叶剑英对大寨的态度,注意到他曾经在三个多月前召开的学大庆会议上说过“不仅要学大庆、大寨的今天,还要学习他们的明天”这句孕含着极高评价的话。他还清清楚楚地记住了叶剑英说的一句话:“毛主席树立的大庆、大寨两面红旗,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这次叶剑英携全家访问大寨,陈永贵自然喜出望外。
  在昔阳和大寨参观的那几天,叶剑英兴致极高。在虎头山上,大寨人赠给他一穗一尺多长的玉米,叶剑英高兴地把玉米扛在肩上,不让人搀扶,迈着大步往山下走。汪东注跟在后边唱起了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后来叶剑英身体不适,有点发烧,便在屋里写诗。陈永贵和郭凤莲请汪东兴题词,写几个字。汪东兴提笑写道:“学习大寨人民……”陈永贵道:“最好不这样。”郭凤莲也说:“汪副主席,你这样写,俺就不叫你写了。”
  汪东兴停下笔,说:“永贵啊,我是真心实意学大寨,我不说假话。毛主席在世的时候,经常对我们说,大寨很好啊,应该向大寨学习。毛主席因为年老,再加上工作忙,活着没能来了,现在毛主席不在了,我们也要来,这次总算来了,也亲眼看了。我和叶副主席来,完成毛主席的遗愿。我是真心真意学大寨。全国农村搞成大寨这个样子,多好!就像小平同志说的样子,三分之一,那粮食就没处搁了。所以,我应该写这句话。”B49
  陈永贵听了,两眼泪花闪闪,说:“我赞成写这句话,因为大寨不是我的,是党的,是全国人民的。”
  汪东兴说:“这就对了。这就站在政治局的立场上了。”说罢,挥笔写完了题词:“学习大寨人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叶剑英酝酿了几天,也写出了八首诗,题为《大寨杂咏》。他在小序中写道:“1977年9月11日至15日与东兴、永贵同志到大寨学习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感触所及诗以记之呈请东兴、永贵二同志斧正。”
  诗中赞道:
  “大寨当年乱石岗,劈山育土捉龙王,
  我来正值风灾后,产粮能超去岁粮。
  层层梯田密密粮,通风水利足阳光,
  山区自古难耕稼,大干今成粮果乡。
  村无懒汉地无荒,万众一起上战场,
  登上虎头山上望,环山绿带披新装。
  大寨姑娘大寨型,热心集体不谋身,
  共同学习同劳动,苦战关头没后人。
  老少上工不锁门,不虞偷窃不欺邻,
  忠诚老实为集体,革命养成大寨人。
  自装乐器自吹弹,弹唱英雄创世艰,
  文艺少年真秀质,狠抓妖妇表心丹。
  火车飞跃靠车头,永贵领班居上游,
  莫道英雄来得易,斗争场上度春秋。
  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上虎头山,
  中流击楫争先渡,共产仙乡唱凯旋。”
  陈永贵笑声朗朗。他和大寨、昔阳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
  这年年底,昔阳的粮食因风灾减产,总产27亿斤。在大灾中能打这么多粮食确实不容易。可是陈永贵预先说出去了今年大增产,估产32亿斤,受灾后也是“产粮能超去岁粮”,如今差了四千多万斤却如何是好?昔阳县委常委们争执起来。有人试探性地建议如实上报,王金籽反问道:“粉碎四人帮第一年大减产?可不敢。哪怕少增点,零点几。”结果昔阳再次大胆虚报,号称产量超过33亿斤,比陈永贵吹出去的还多一千万斤。当时主持昔阳工作的李喜慎后来说起此事,摇头叹道:“华国锋上台,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你减产四千万?大减产?可不敢。我不敢,没这勇气。”
  这一年,昔阳的弄虚作假竟走向世界,骗到了联合国头上。那年联合国粮食考察团去昔阳考察,听说皋落大队搞得好,就去皋落看。皋落的粮仓里有十万斤玉米,但是颗粒小,不好看。于是皋落向公社粮站借了200麻包玉米,让社员连夜扛进大队的仓库冒充口粮,把那十万斤小粒的玉米说成是饲料粮。
  远远望去,标杆大寨县的红旗越升越高,迎风飘扬。

十九、过渡·过渡

  陈永贵在自己的鼎盛时期,最热心干的一件事就是向大队核算过渡。这条建议他1975年就向毛泽东提过,毛泽东拿不定主意,让政治局讨论,最后未能通过。现在他的羽翼更丰满了,在政治局的朋友更多了,他要重提过渡,在全国刮一场惊天动地的过渡风。
  1977年1月15日,陈永贵在自己亲信的昔阳四级干部面前透露了一点风声。他说:“各公社要总结大队核算的经验,要要呀。”当时台下坐着几个记者,陈永贵冲他们吩咐道:“这个你们记者同志不要给闹出去,我们有这样一个考虑,这没有经中央——我们现在是一切服从中央,按华主席的指示办——有这样一个考虑,这都没有向中央请请示,我们有这么一个打算,考虑一下,让昔阳及早把这个经验准备好。”能够坐在会场上参加昔阳的干部会议的记者,都是靠得住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的记者。他们对陈永贵的指示绝对服从。有胆敢不服从者,陈永贵也绝不客气,干脆就将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赶出大寨。这种事陈永贵已经亲自干过不止一次了。
  陈永贵继续说道:“以前我就说过,现在他们这样搞我们,是害怕我们讲这。我们不讲。我都布置过,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总有一天要要。现在要要。要这经验。怎么不好?你昔阳还没有实际体会?你看看这几年大队核算多痛快,特别是支部书记。我也是支部书记,你看那时多麻烦,那么多队,这个来闹这,那个闹那,闹得你怎不得怎。有这个实际体会。所以昔阳文革当中马上过渡。你看过得怎么样?过的也不错吧。解决了多少困难和复杂,对搞农业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多少有利条件。好处相当多,您给咱往起总结。干了这么多年大队核算,刚开始的经验,逐渐逐渐的经验,要真地要哩!准备好!要这东西呀!总结起来以后再给中央报告,不要事先往出传,传出去就不好了。有些四人帮还没有批深批透批臭,有些地方还在受错误路线影响,还在想单干,一听说陈永贵又什么什么,那么阶级敌人一策划破坏,又来了一个杀猪、宰羊、砍树,那可受不了。”
  陈永贵当然清楚农民对大队核算的这类杀猪砍树式的恶性反应,他自己就在办合作社的恐慌之中买过价格特别低廉的毛驴。对这种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的难题,陈永贵的办法似乎只是给人家上纲上线,以大批判威吓震慑。
  陈永贵说:“我也听到一些反映说,一提大队核算,贫下中农就要杀猪砍树,什么什么。为什么要给贫下中农加这些罪名?好像贫下中农就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胡说八道!我说那是阶级敌人办的事,阶级敌人是害怕我们集体经济。……好像阶级敌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道路,贫下中农不愿意,你看这怪不怪?这本来是阶级敌人破坏走集体化道路,他们却说是贫下中农一听说大队核算就杀猪砍树,卖牲口。我不满意这种做法。不能给贫下中农扣那帽子。”B50
  恐怕很难说陈永贵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但是中国农民即将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热情证明,他的这番话距离事实真相非常遥远。他的心中显然有一套强大得足以抗拒事实的来自意识形态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他甚至准备走得更远。
  1977年夏,陈永贵在昔阳布置了大队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他计划从大寨公社开始,逐渐从点到面,全县开花。他想得比这还要远。按照他的设计,昔阳将变成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
  1977年7月9日,大寨公社按照陈永贵的指示,制订出一份《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草案》。草案提出,要使大寨公社“成为消灭城乡差别的榜样,让人从大寨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草案设想:“公社干部逐步改为半脱产或不脱产,工农商学兵都一样挣工分,进一步调整人的关系。”计划草案要求大寨公社要办好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文化室、电影队、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大跃进中展现的理想又复活了。(注:转引自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42页。)
  当年年底,大寨公社宣布试验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公社所有制的样板。陈永贵听了很兴奋,指示李喜慎要抓紧抓好。李喜慎回到县里传达说:“老陈对过渡很重视,几次过渡没有过成,这次非过渡不行。这次过渡好了,县就有经验,全国也有经验。过渡主要是思想的过渡,思想不过硬就不行。”B51
  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极端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陈永贵谈所有制过渡也把思想过硬放在了第一位。既然越穷就越敢革命,越无所顾忌,思想也就越过硬,那么也就越容易过渡。这条路子后来被讥为“穷过渡”。
  1977年11月16日,陈永贵反复呼吁多方活动的努力见了成果,华国锋指示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包括向大队核算过渡在内的12个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陈永贵的主张取得了初步胜利。中共中央1977年第49号文件中写道:“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中国有八亿农民,10%过渡是一项涉及到八千万人口的大政策,其影响和辐射面更是大得数倍于此。文件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要求各级党委“采取积极而热情的态度”,这条指令对农村干部的思想影响也非同小可。对这项影响重大的新政策,多数省份心存疑虑,强调要先搞试点,有的只安排了调查研究,反应相当冷淡。
  这年冬天,只有山西、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动起来了,搞了成批过渡。万人动员大会、敲锣打鼓、排队报名等等热闹场面在许多地方再一次出现,就好像当年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同时,陈永贵不肯承认的“贫下中农杀猪砍树”再次成风,大队核算显示出来的是对中国农村的单薄的生产力的杀伤力。
  在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验中,久经教育的大寨公社也闹开了意见。人们嫌公社所有制抑制了大队一级的管理积极性,嫌公社买而大队用的牲畜和机器你用多了我用少了。昔阳城关公社作为过渡的第一步先把各村的副业收归公社,结果当年副业收入猛降,怨声四起,只得把副业退回到大队。
  就连学大寨的英雄李锁寿也不能接受公社所有制。他当时在邻近的平定县当县委书记,回家看到南垴大队正在被人家共产,忍不住对记者发牢骚说:“我们拼命干的时候,河南大队在干什么?我们买马的时候,他们在卖马。现在我们财产多了,要搞公社核算,合理吗?”(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29页)
  在社员思想“高度革命化”的大寨大队,陈永贵模仿全民所有制搞的公费医疗试验也遭到惨败。医疗费用成倍地增长,郭凤莲向陈永贵告急,说:“现在吃不住了”,于是又取消了公费医疗。
  陈永贵掀起的局部性过渡风刮了一个冬春。春去秋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像点着陈永贵的鼻子一样明文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
  这个文件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陈永贵根本就没有插手的份。

二十、汪洋大海一般的对手

  1977年10月16日中午,一群北京知青赴大寨参观团的小伙子吃完饭,在昔阳县第一招待所的楼道里碰见了陈永贵。几位小伙子让开路,靠在墙边看着这位前呼后拥的副总理走过去。陈永贵不知怎么情绪极好,径直走到一位穿着军便服的知青面前站下,笑着伸出手来。那位小伙子赶紧伸出手握了握,心里不由得一惊。陈永贵笑问:“你们哪里来的呀?”那知青答道:“北京知青。到您这儿来参观。”陈永贵笑道:“欢迎欢迎。咱们回北京见啊。”说罢向众人招招手,走了。
  那位知青目送陈永贵远去,转过身来像发现重大秘密一样告诉自己的同伴:“陈永贵的手是软的!没有茧子”B52
  四天之后,这群学大赛先进知青代表回到县里,四五个人半夜三更钻进县文化馆的暗室里冲洗在昔阳和大寨拍的照片。暗淡的红光,宁静的秋夜,几位至少也当着生产队长的知青谈起了自己的苦处和疑惑。
  一位挺胖的知青端详着照片笑道:“我在昔阳还觉得挺有劲,出了山西就凉了一半,现在剩的这点热乎气儿,明天一回村就该凉透了。”
  那位和陈永贵握过手的知青接茬说:“我现在一想我们村社员的德行就凉透了。让他们给队里多干点活,恐怕得拿鞭子抽。集体地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冲锋。要是在队里干活都像在自留地里那样就好了。”
  一直坐在显影液前没说话的是一位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下乡的女知青,这时她也开口道:“有一个知青,内蒙的,就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农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刘少奇主张的路——分田单干!”
  暗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谁也不说话了。由自留地一下跳到分田单干的飞跃似乎把大家都吓坏了,可是谁都在震惊之中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好像是真理的力量。
  半响,那位与陈永贵握过手的知青开口问道:“写这本书的伙计,抓起来了吧?”“抓起来了。”
  众人点了点头,好像是觉得理应如此。
  “唉。”胖知青似乎醒过来,叹了一口气。他摇了摇头说:“唉,真他妈的有敢说的!”
  这种从自留地想开去,一跃而变成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反省的经验,不仅仅这些私下传播“反动观点”的知青有,就连农业部副部长也有。
  粉碎四人帮不久,农业部副部长赵修去内蒙古农村调查,遇到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情。有一个大队,社员自留地里的庄稼亩产超千斤,集体地只能打一百多斤。这个大队想了个办法,把社员育肥了的自留地收回,把一些盐碱地分给社员当自留地。可是自留地里的庄稼奇般地逮住了苗,秋后的产量仍然比集体地高出一大截,连盐碱地也被改造好了。被收回去的自留地呢,好地长不出庄稼,产量又掉了下来。赵修由此想到了责任心,又想到了“包”。B53
  按照经济学理论对人类的描绘,在眼看着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搭自己的便车,没脸没皮地占自己的便宜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继续坦然地为他们提供占便宜的机会,除非他另有目的。
  按照社会学的交换理论对人类行为的描绘,“在一次交换中,公平规范越不能实现,被剥夺者就越倾向于消极制裁规范的违背者。”B54这就是说,当一群每天挣十个工分的社员在一起刨地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对公平的看法,也就是大家挣同样的工分,就应该干同样多的活。如果有某个人拄着镐头站着多聊了一会儿,别的人就会有不公平感,就会觉得自己吃了亏,认为那个偷懒的人占了便宜。自然不能白白便宜了这小子,“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于是深感不平的社员也让站住了,也聊了起来。这样,感到不公平的人越来越多,站着聊天的也越来越多,集体化时期的标准劳动场面便出现了。据说这种现象也是不分国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人向鸭绿江的对岸望去,发现那边的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在站着聊天。
  这时候,如果有几个不怕吃亏的干部仍然流着大汗埋头苦干着,感到不公平的社员可能会觉得心里平衡一点,可能会受到一种道德力量的感召,多刨几下地。如果这几个干部再挺身而出,训斥那些在队里偷懒,在自留地里拚命的社员,批他们一通,哪怕不点名地批一通光想搞自发不想干集体的“资本主义倾向”,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公平多了,就不至于磨洋工了。昔阳用的正是这种办法,简称干部带头大批大干。陈永贵还想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中国,让报纸发表了一串以《昔阳是怎样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主题的文章,他想“扶正压邪”。
  但是,如果干部们也觉得吃亏了,也觉得挣同样的工分,犯不上出大力流大汗并且与许多乡亲结下三代冤仇,如果他们连地都不下,在大喇叭里吆喝着派了话,让社员下了地,自己又回家接着睡觉,那么中国农村会是什么样子呢?理所当然地只能是普遍的磨洋工。
  陈永贵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声不响磨洋工的汪洋大海。
  毛泽东面对的也是这片汪洋大海,他拿出来的办法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呼唤革命精神的风雨,兴起阶级斗争的风浪,前拉后打连劝带逼地迫使中国农村往前走。他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成功,他选择了一个在局部区域极为成功的大寨作为旗帜,抬举了一位不怕吃亏得罪人的出众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当管农业的副总理。
  毛泽东高度强调精神力量,主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当然可以说出很像样的理由来。中国革命不就是靠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精神支撑吗?八年抗战不就是凭着民族气节吗?再往前说,孙中山推翻清王朝又是凭什么?除了同盟会的一腔热血还能有什么?中国哪有财大气粗的“第三等级”支持他打碎封建秩序?再往前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洋人欺负到了家,中国要奋起振兴,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自强自立新的反应不也是民族精神的展现吗?那时候中国社会内部哪有什么自发的能够引起社会变革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呢?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中国革命的传统,它对精神力量的高度重视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
  但是,当毛泽东把这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的力量用到农业生产上,并且想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理想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遇上了一个比他还要强大的对手。
  大包干的开路先锋,安徽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这样说起毛泽东的苦心和努力:“毛主席是想搞上去,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花了不省脑筋。可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一直调动不起来。基本路线教育、四清、堵资本主义的路、反右倾,运动一个跟着一个,效果都不好,他就是不干活。我们凤阳饿死了9万人,国家倒贴了四亿斤返销粮,代价不小,就是搞不好。”
  “高级社第一年就减产,农民拉牛退社。关的关,押的押,杀的杀,硬把一股潮流压回去了。
  “学大寨费了多大劲呀!省委书记下去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兼公社书记,层层下去抓,强有力的领导,可他就是不干活!”B55
  毛泽东也知道自己没有成功。因此,当尼克松说他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时候,毛泽东回答道:“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B56
  没有人知道毛泽东说的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指的是什么。莫非是十三陵水库?那正是革命精神的产物,是他亲自挥锹劳动过的地方。在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期间,用这种方法修建起来的水库和各种水利设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的纪录。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有效灌溉面积由29亿亩猛增到67亿亩,翻了一番还多,二十年顶上数千年。中国人民至今受益。
  现在,毛泽东撒手而去,轮到他提拔起来的陈永贵自己面对不声不响的汪洋大海了。
  凭借毛泽东主席的余威,中国农村大体上依然平静。陈永贵觉得很乐观,乐观得有些轻敌。1977年6月2日,在全国三夏生产会议上,陈永贵兴奋地鼓励大家大干快上,他认为这没什么难的。“困难吗?”陈永贵问道,“不那么困难。昔阳平均三年翻一番,十年翻三番,哪有那么多重重困难呢?”然而好景不长,1978年秋,当饿死的危险再次威胁了胆子并不大的中国农民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变了。
  1978年安徽大旱。眼看凭着集体半死不活的力量根本无法种上小麦了,肥西县山南公社斗胆把土地“借”给社员种一年渡荒,并不敢叫作“包”。这些地到了社员手里,居然变奇迹般地种上了,而且种得挺好,挺及时。
  稍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干部社员想了一个更冒的办法,他们偷偷写了一份秘密协定,表面上仍旧伙着干,实际上把地分到各户。一天晚上,这些不想再逃荒要饭的农民凑在灯下,像搞地下工作似地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队干部宣读了一份有许多错别字的秘密协定,大家向老天爷起誓,如果队干部因包产到户蹲了监狱,全村人养他一家老小,把孩子供到长大成人。他们起誓,如果谁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天打五雷轰,三代不得好死。宣读之后,队干部问众人有什么意见,众人没有异议。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第一个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了手印,随后,这张后来进了历史博物馆的秘密协定歪歪扭扭地按满了血红的手印。这些普普通通,不愿意白白吃亏,又不愿意受穷的农民,豁出杀头坐牢,与陈永贵代表的大寨道路分手了。几年后席卷中国的大包干浪潮表明,这些要想悄悄地过安生日子的农民,虽然并不那么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并不像陈永贵那么合乎毛泽东的革命家的口味,却比陈永贵这位钦定的农民代表更能代表中国农民。
  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的秘密不久就传到了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的耳朵里。凤阳县委里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县委班子里有人对严宏昌骂道:社会主义这壶尿都让你倒光了!我抓起来你!但是陈庭元替他说了好话,凤阳县所属的滁县地区的地委书记王郁昭也替严宏昌挡住了纠偏的攻势。这是与陈永贵的努力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英雄气概。他们很清楚不纠就是罪过,也知道纠了就要坑害农民,但他们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也放了这棵“资本主义的苗”的生。
  1978年10月中旬,安徽省省委书记万里召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让他汇报凤阳等县搞包产到户的情况。王郁昭心里打鼓,不知汇报到什么程度合适。这个题目极容易出走资派和右派,一句话说不好就完蛋。他问前来转达万里召见的口信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讲到什么程度才好。张广友追随万里多年,知道坏不了事,笑道:“你敞开讲。”
  晚饭后,王郁昭到万里的住所,把滁县农村的实况和自己的想法全盘端了出来。他一边说一边留心万里的神色,万里平和地听着,毫无不悦的迹象。等他讲完了,万里表态说:“既然群众都愿意,就应当允许他们去实践。”他告诉王郁昭,各级领导都不要站在群众对立面去抵制,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
  王郁昭喜出望外。这些话貌似平淡,用在这里却能引发一场狂风巨浪。农民发起的制度变革获得了省一级的保护,将导致变革的扩展和加速。王郁昭走后,张广友问万里:“你这样决定行吗?很明显是同中央文件规定不符合的。”万里答道:“如果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照搬照套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那还要你这级领导干什么?”
  万里说着说着就谈起了大寨。当时关于昔阳是怎样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文章已经在报上登出来了,万里知道陈永贵不点名地批的是谁,心里正有气。“你大寨那套我们学不了,”万里说,“我们没有你们大寨那样的条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没有阳关道可走,只好走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的。”
  万里的话越说越重:“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概分,大批促大干,搞人造小平原……这一套我们可学不了。我们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我已经宣布我们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B57
  自从1964年以来,大概这是第一位省委书记敢说他不学大寨,也是第一个省委书记允许包产到户的试验。
  消息传到安徽农村,农民大喜。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农民放了一夜的鞭炮。大多数县委书记却不以为然。直到两年后,安徽省人大开会,会议文件中露出了允许包产到户试验转为合法存在的意思,许多县委书记还站出来责问:“秘书处里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这么鼓吹资本主义?”
  不过,万里把口子一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陈庭元描述说:“一说分田,我的乖乖,让他到组他非到户,拿刀下死命令也管不住。一下子分了。”分田第一年,凤阳县粮食总产由29亿斤一跃而至44亿斤。
  赵紫阳在四川也走出一条奇路。他把自留地的面积一下子由5%扩大到了15%,同时甩掉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模式,放手搞开了物质刺激。磨洋工的汪洋大海随着大寨红旗一起在这些地面消失了。中国农村很快传开了两句话: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作为一种制度环境的化身,邓小平的取向不同于毛泽东。万里和赵紫阳与陈永贵的命运因此反转。
  据统计,中国因包产到户问题而遭受迫害、身败名裂的人数不下400万,因此而丧生者不下10万。B58真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前仆后继,如涌如潮,只为了躲一个穷。事实上,在大多数地方,大寨模式与贫穷是联在一块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大面积的磨洋工。八亿农民磨洋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

注释

  1.《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9月21日。
  2.同上。
  3.见弗雷德里克·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79页。
  4.同注一。
  5.转引自《陈永贵记事二十年》,昔阳县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编,1988年6月。
  6.《陈永贵同志在县委常委会上的讲话》,1976年2月2日。
  7.同上。
  8.见《郭凤莲同志在昔阳县干部会上关于第二次全农会的情况介绍》,1977年1月3日。陈与张的口角是华国锋向郭凤莲描述的。
  9.参见秦怀录:《陈永贵沉浮录》,《黄河》1989年第5期。
  10.关于毛泽东对四帮的批评,参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
  11.见《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15日。
  12.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1975年9月15日。
  13.同上。
  14.《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领导小组向华主席和国务院领导汇取会议情况时华主席的插话》,1977年7月25日晚。
  15.参见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44页。另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97页。
  16.同注11。
  17.《陈永贵同志对当前工作的一些意见》,1974年8月30日。
  18.《陈永贵同志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8月27日。
  19.《陈永贵同志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
  20.《陈永贵同志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1月2日。
  21.《陈永贵同志在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10月5日。
  22.《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9月30日。
  23.《李喜慎同志在县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转达陈永贵同志对全县工作的指示的讲话》,1977年6月25日。
  24.见《草原启示录》,知青书简第639页。工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25.参见《但悲不见九洲同——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历史在这里学思》第六卷第388页。
  26.见秦怀录:《陈永贵的遗属们》,《知音》,1991年第3期。
  27.转引自《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248页。
  28.调查报告:《从帮派掌权到家庭统治》,1980年12月。
  29.《昔阳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76年2月2日晚。
  30.《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学大寨群英会上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
  31.《昔阳县委常委会记录:宋莎荫传达陈永贵同志的指示》,1976年4月25日。
  32.同上。
  33.《昔阳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汇报会材料》,1976年6月6日至18日。
  34.《李喜慎同志传达的陈永贵同志的讲话》,1977年2月9日。
  35.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259页。
  36.《李喜慎同志传达陈永贵同志对昔阳的指示》,1977年6月7日下午。
  37.《李喜慎同志在县委召开的大会战农村工作会议上传达的陈永贵同志对全县工作的指示》,1977年6月25日。
  38.参见《陈永贵副总理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的讲话》和《郭凤莲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39.引自《陈永贵副总理在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全体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5月27日。
  40.引自《陈永贵同志在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6月。
  41.转引自《粉碎四人帮纪实》,《历史在这里沉思》第6卷第416页。
  42.同上,第417页。
  43.转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第601页。
  44.见《郭凤莲同志在县委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9月21日。
  45.见注41,第425页。
  46.见《郭凤莲同志关于第二次全农会和华主席接见的情况介绍》,1977年1月3日。
  47.同上。
  48.《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15日。
  49.引文及参观的经过的诗歌均见昔阳县委整理的关于叶剑英和汪东兴访问大寨的记录材料,1977年9月。
  50.《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15日。
  51.《李喜慎同志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的陈永贵同志的讲话》,1977年12月25日。
  52.这位知青就是本书作者。这几段描写源于我当时的日记和日记唤起的回忆。
  53.张广友:《风尘墨踪》,第132页。
  54.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318页。
  55.摘自作者1990年1月16日的采访笔记。
  56.见《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57.张广友:《阳关道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57页。
  58.见孙启泰:《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305页。  
山人 发表于 2021-10-16 11:41:36
第五部 下台前后
一、与胡耀邦的冲突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直到多年以后,水利部长钱正英每次找他谈农田水利建设之类的问题仍然战战兢兢,胡耀邦一听这种话题就不高兴,动不动就发脾气。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的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会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①就在这次会议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按胡耀邦的路数搞出来的“决定”草案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这一切都像是指着陈永贵的鼻子训斥他。
  在胡耀帮搞的那份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决定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后边还马上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也难怪陈永贵有气,当年营口与昔阳冲突到了喊哑了嗓的地步,人家营口最后也没敢这么挤兑他的大寨。
  陈永贵怒气冲冲。三中全会进行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只见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劝他注意一下“两个凡是”的立场。②最后在表决的时侯,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举了手,心里并不舒服。散会后他往昔阳打电话,刚说几句就压不住火了,照老办法骂道:“什么他妈胡耀邦?胡乱邦!”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入了政治局,当了中共中央秘书长。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那些尚未在党内的会议上争论清楚的问题。这个务虚会竟然公开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理论务虚会起源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了一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的五六千字的长文,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老百姓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薰陶多年,在他们眼里这个命题简直就是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常识。用浩浩荡荡大半个版的篇幅论一加一等于二似乎有点小题大做。然而,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竟然同时转载了这篇貌似小题大做的长文。这下就有人恍然大悟了。记性好嗅觉灵的人还把这篇文章与一年前华国锋批发的一篇两报一刊社论联合来,那篇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肯定过的就不能改,毛泽东的话似乎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到底什是检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两股政治势力围绕着这个哲学问题开始过招,暗自较上了劲。
  陈永贵不肯公开表态。昔阳和大寨也跟老陈一样不表态,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陈永贵与华国锋一致,华国锋就指示中央的宣传部门对这场运动“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更进一步,在一些场合指责了这篇文章。③但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却陆续发表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到1978年底,不过半年的时间,绝大多数省份和军区的首脑已经站到了“实践派”的大旗下,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高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宣布党的理论务虚会开幕。他一上来就谈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④他号召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到以“西单墙”为象征的民主动动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陈永贵认真关注着这次会议。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的情况。他坐在大寨旅行社的会议室里,神情严肃地说:
  “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全国人民看清了他们在干什么,而且也不答应他们反对毛主席。而且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大家都关心批毛主席。我们不能给毛主席下结论,而且也下不了。中国人民不答应,世界人民也不答应。他讲了很多毛主席的伟大,我们高兴就高兴在这里。毛主席不能反对,也反对不了。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我们砍头也不怕。”⑤
  紧接着,陈永贵又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不过讲的都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那一方面内容。他说:“这是大的问题(指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问题。王任重说要搞水士保持还是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我还是大寨的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李副主席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上告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总会有人讲理的,”陈永贵说,“地方有人,军队有人,国内有人,国际也有人。美国人也讲,也讲毛主席不能反,大寨不能不学。来自各方面。”
  在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民主化运动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提法使陈永贵多少感到几分欣慰。“对四个坚持是满意的。”陈永贵说。
  他又谈起了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了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又该怎么办?陈永贵没有明说。他转述王任重的话。在4个多月前,1978年12月25日,王任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担负起当年纪登奎负责的工作。陈永贵说:“王任重的意思是你昔阳应该坚持。大队核算也应该坚持。社办工业不能随便下放。湖北黄岗地区也没有下放自留地。……我们也有实践,我们没有因下放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了。我们为后人造下大福。”
  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此时胡耀邦已经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华国锋已经架空。胡耀邦不屈不挠,对陈永贵的大寨模式毫不客气。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辞,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宏福给中央写信说:“这个时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少传说。有的说大寨方向不对,有的说大寨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是假的,有的说学大寨太艰苦了,生产水平不高,给国家贡献也不大。下边学大寨的功头也小了。……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和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
  1979年3月2日,李先念读了这封信,批示道:
  耀邦同志:
  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见。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只是到后来骄傲了。中国农业不下死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出几身汗,发展速度是不会快的。当然正确的政策是首位,机械化也重要,科学研究要跟上,但离开了大干、苦干、巧干还是不行的……建议报纸还是应当宣传自力更生搞得好的农田基本建设经验。⑥
  1979年3月19日,李先念批示不过半个月,《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它几篇的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乱了》、《“堵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多种经营没路了》、《批极“左”肃流毒,加速发展农业》。次日,《山西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大批大斗”是个极左口号》。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问题。
  陈永贵的火气越激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就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据说有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个电话,说:“陈永贵,你到我这来一下。”陈永贵就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
  陈永贵不吭气。他闭紧嘴巴坐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不说是也不说不是,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发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的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了不好过。
  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下台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

二、昔阳,夕阳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公开向学大寨运动发起攻击的那一天,陈永贵正在故乡主持中共昔阳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时他还兼着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一串职务。上午8点半,陈永贵拿着稿子走上讲台,面对1,100名代表和战友发表讲话。
  看着老陈沉重的表情,看着他捧着平时根本不用的稿子,每个与会者心里教有股说不出的滋味。三中全会已经闭幕两个多月,务虚会正开着,报纸的腔调全变了,风向的变化人人都能感觉到。苦干了十几年,眼看就要成问题了。
  陈永贵在讲台上捧着稿子念道:“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中国共产党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陈永贵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下边该念的话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全党工作着重点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陈永贵放下稿子,注视着会场,在静静的期待中说道:
  “首先,我提议,为悼念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起立,静默致哀。”⑦
  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半,周恩来去世已经超过三年,代表们闻言不禁一愣。但立刻又明白了。代表们迅速站起,低下了头。许久,话筒中似乎传来唏嘘之声。默哀完毕抬头一看,陈永贵的脸上已经老泪纵横了。
  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声调沉痛地继续说道:“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
  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开幕式的会场上笼罩着追悼会一般的气氛,好象是在为学大寨运动送葬。
  过了许久,陈永贵才拿稿子,一字不差地照着念了起来。
  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委迟迟不肯按三中全会的要求扭转航向。
  1979年5月7日,陈永贵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李喜慎谈形势,劈头第一句话就说:“三中全会以来,没有动摇我们大搞农田建设的决心,大搞农田建设,整修二坡地都已超过去年。”⑧类似这样的抵触情绪随时都有流露,以至于李韩锁不得不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告诫说:“要注意,不要流露不好情绪。同样的言论,在我们这里就要追查背景。”⑨
  昔阳不肯下放自留地,不肯开放集市贸易,也不肯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陈永贵多次要求昔阳继续抓紧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80年8月底,在昔阳受到上级的巨大压的情况下,陈永贵才回到昔阳松了口。陈永贵对县委常委们说:“对三全会精神,我的态度不是不明朗,几个决议我都是赞成的。不能上边同意,回来就动摇了。”他说:“我感到这里同志们有点气,要不要下放自留地,是对三中全动的态度。如果提到这问题,那就是说,昔阳没有落实三中全精神,我起了阻碍作用。究竟阻阴碍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恐怕不是。”B10
  有了陈永贵的明确吩咐,昔阳才开始动起来,旧的格局渐渐散架了。
  陈永贵在1979年多次回昔阳小住。在中央有新上来的王任重副总理主抓农业,陈永贵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一闲下来,陈永贵忽然感到自己老了。64岁的人啦,也该想想后事了。他回到大寨,上了虎头山。虎头山上很静,往年涌动的参观的人潮已经退去,只剩下萧萧的风声和静静的阳光。陈永贵放眼望去,大寨村三排长长的列车式的楼房就横在眼底,一块块梯田从各个方向涌向他的脚下。更远处,绿色斑驳的河山伸向天外,悠悠的白云在大地和梯田上投下几片暗影。
  陈永贵蹲下,点了一支烟。他的年过五十的邻居贾承栓凑了过来,接住陈永贵递过来的烟卷,点着火,蹲在他身边默默地陪着他抽烟。沉默了一会,陈永贵望着连着天的梯田的庄稼,悠悠地说道;“赶我死了,就埋我在这儿。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
  贾承栓不知说啥是好。静默中,只听得背后那片苍苍的松柏林在虎头山顶散发着永无休止的风声。

三、下台



  1979年12月17日上午,昔阳县革委大楼的二楼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这天人到得特别齐,人们知道这是一次关系到陈永贵和昔阳的命运的重要会议。
  上午10点整,李喜慎宣布开会。他简短地说了几句开场白,便宣读了晋中地干字136号文件,大意是经山西省委常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刘树岗接任昔阳县委书记。文件很简单,没有做任何解释说明。念完文件之后,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一直没有说话的陈永贵,等着这位副总理发表不好讲又非讲不可的离职演说。
  陈永贵无表情地扫了众人一眼,好象是很平谈地说道:“在四中全会时,我给彭真同志说过,在基层兼职过多不好。现在省委经过中央批准,免去了我县委书记的职务,这是为了做好工作,并不是常委内部有什么问题。如果下边有什么说法,可以解释一下。”
  陈永贵略顿一顿,继续说道:“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不要权的。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去。这在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我提过三三制,就有这个意思。三中全会规定不进不出,我不能提。我本着能上能下的精神,辞去一切职务。”B11
  当然这只是的台面上的说法。私下里陈永贵曾经试探性地问过刘树岗,“老刘,你看我的问题有多大?将来不行了,到县人大当个副主任行吗?”(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341页)
  宣布辞职之后,陈永贵又说了几句对同事的感谢和对后任的希望,嘱咐县委约束大寨,防止他们乱出点子,离职演说就算结束了。
  随后刘树岗发言。他说不是自己想当这个书记,是服从组织安排。还表示一定好好干,不幸负大家的期望,不否定以往的成绩,还要照顺好老陈的生活,等等。陈永贵也表示对刘树岗信得过。实际上,陈永贵与刘树岗后来的关系搞得很僵,陈永贵认为刘树岗对昔阳和大寨否定得过份,骂刘树岗不够人,什么责任都往他陈永贵身推,悔恨自己没认下好劣人。不过这是后话。在这次离职会上,陈永贵似乎很放心,当李喜慎谈起在老陈的带领下昔阳取得的巨大成绩时,陈永贵大包大揽地说:“十多年的问题都推在我身上。”李喜慎也包揽责任说:“这几年有缺点,阶级斗争扩大化,批集体资本主义,每个常委都有份,不能怨老陈。”
  这次会开了不到两个小时。11点50分,李喜慎宣布散会,陈永贵站起身出了门。当然,他并没有退出昔阳的政治舞台,用陈永贵自己的话说,他是“金盆打了,份量还在”。但这毕竟是一个淡出过程开始的象征。
  昔阳境内设县可追溯到2200年前郡县制初创时的秦始皇四年。两千多年来,昔阳出的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最大的官,毫无疑问要数陈永贵。那么陈永给昔阳留下了什么?
  据县志记载,1967年至1979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昔阳农民因此伤亡1,040,其中死亡310人。
  同样是在陈永贵的治下,昔阳粮食产量增长1.89倍,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虚报的后果由昔阳农民的肚子担负了,给国家的粮食一斤也没有少卖。
  最后,昔阳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两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三千,每70人就摊得上一个。
  刘树岗上台后,昔阳开始了大平反。1979年还算小打小闹,全县就复查平反冤假错案70余件,许多因贩卖牲畜、粮食、占小便宜、不守纪律、搞婚外男女关系、不学大寨等问题而被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一些由于偷了一点粮食,骂了几句干部,说了几句“反动话”被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次年,昔阳大平反达到高潮,据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昔阳县委清查了十年浩动期间,在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执行极左路线,造成141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件,并对这些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这场大平反一直持续到1981年12月,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3,028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2,061人恢复了名誉。
  昔阳对学大寨不力的党员干部处分极严,动辄开除法办。对此许多参观者曾经感叹过,昔阳当时的回答是:“旧的习惯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要打破这种包围,非严厉一点不可。”(注:摘自作者1977年在昔阳的参观笔记)大平反之后,昔阳大干苦干所仰仗的巨大政治压力及其理论依据土崩瓦解。
  从昔阳到全国,处处都有类似的瓦解,处处都在拔乱反正,陈永贵在北京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他每天仍然看文件,画圈圈,参加各处种议,但是气氛完全变了,这些事干与不干已经成什么两样。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些人与陈永贵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纪登奎和陈锡联,与陈永贵过从甚密。
  这时,陈永贵虽然还没下台,周围的人却变了,而且大多是一些并不能算谈得来的人。不尴不尬地又坚持了半年,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哩?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陈明珠说:“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写啥申请哩?一写人家不正高兴?不写,看他们拿你怎么办!”
  陈永贵摇摇头,说:“唉,干不了啦。你来写,我说。”陈永贵自己没有动笔写辞职申请的能力,就让陈明珠执笔,他口授了几条。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
  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秘书焦焕成把这份短短的辞职书抄了一遍,交了上去。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任。
  陈永贵刚下台便尝到了下台的苦味。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专攻十年来无人敢摸的大寨,其标题如下:
  《大寨走向了反面》
  《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
  《“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
  《“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
  《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
  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其标题如下:
  《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
  《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
  《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
  《造反起家,帮派掌权》
  《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
  《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陈永贵初次看到说大寨坏话的内容时非常生气,叫上秘书去找更高的中央领导人谈话。谈话回来,陈永贵的脸色末见好转,秘书的脸色倒变糟了。秘书愤愤地说:“四人帮那时侯也没敢对大寨这样!”
  反映大寨和昔阳的问题的内参铺天盖地而来之后,陈永贵苦恼得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着。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他想不通。陈永贵没有毛泽东那种让思想飞翔于九天之上,俯瞰尘世的自我,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来世上走一遭的大眼光大气派,也没有毛毛泽东一边发动文化大革命一边说文革可能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的历史时空感。他一头钻进了牛角尖就出不来,满脑袋转的就是他的“首长工程”有利于昔阳县老百姓的那一面,还有大寨大干苦干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以及昔阳用政治手段创下的业绩。陈永贵唉声叹气,念念叨叨地说:“实事求是,实事求事。西水东调本来是为民造福,咋成了蠢事?昔阳没武斗、没停产、经济飞跃,咋成了十年动乱的重灾区?大寨苦干了多年,咋倒欠了国家的债?”
  使陈永贵苦恼的还有昔阳的干部处理问题。他提拔重用的人纷纷失势,调出昔阳的受到排挤,留在昔阳的先后被撤职。陈永贵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人家,难免耿耿于怀。
  一天陈永贵忍不住了,去找李先念诉说了一番。李先念见陈永贵气得不行,就跟下边打了个招呼,说那些内参别往陈永贵处送了,他看了很生气,对身体不好。于是陈永贵这位政治局委员从此就看不着国内动态清样了。
  李先念在陈永贵失势之后很照顾他,后来还替他挡住了许多追究。多年之后,陈永贵和老熟人谈到当时的情况,还心有余悸地说,山西那边说了,陈永贵要不是三种人,山西就没有三种人了。要不是李先念帮着说话,咱们就见不着了。(注:这是陈永贵的老熟人陈大斌先生告诉我的。)
  内参这头是眼不见心不烦了,报纸上的东西却源源不断地灌进来。1980年8月29日,《山西日报》载文,题目是《继续肃清学大寨中的极左流毒》。9月5日载文:《评大寨经验》。9月24日载文:“人妖为什么被颠倒?──岳增寿冤案和王金魁案透视》。10月8日载文:《从陈明珠的违法乱纪行为看父母的责任》。《光明日报》也于9月20日发表了《太行奇冤、,《山西青年》发表了揭露陈明珠的《虎头山下一恶》。
  1980年9月的一天晚上,陈永贵给昔阳县委办公室打电话,叫他们通知陈明珠立刻进京。陈明珠连夜动身赶到北京,进了家门,只见陈永贵一脸怒气。拍打着一份《山西日报》问:“这里说的事,山西日报日咋搞出来的?!你说!咋回来!?”说着说着嗓门就上去了,动了肝火,顺手抓起一个茶杯,狠狠地摔到地上,砰地一声摔了个粉啐。
  陈明珠蒙了,过了一会儿才明白父亲怀疑他向报社出卖了陈永贵。陈明珠道:“爹,你还不让人说话哩?”暴跳如雷的陈永贵愣了一下,沉默片刻,说:“咋?你说!”说完往沙发上一仰就不再开口。
  陈明珠问:“这事你跟谁说过?除了跟我?”
  “没有。”陈永贵道。
  “你没在会上说过,在下边哩?吃饭的时侯?”
  陈永贵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噢,说过。”陈永贵说。他记起当时在场的还有郭凤莲等人。
  “就是哩。”陈明珠说。
  陈永贵饱尝了背叛的滋味。他失势后,各方面的揭发材料如雪片一般地飞到中央,仅中央转到陈永贵手里的就有一尺多厚。其中一些材料还出自他一向重用信任的人的手笔。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
  “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B11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此后,陈永贵虽然还挂着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实际却不管什么事了。1980年底,政治局开会研究撤换华国锋,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商讨这样的大事,外电报道说陈永贵根本就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B13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代表团里根本就没有陈永贵的踪迹。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永贵在家乡山西落选。据说,上面的意思还想让陈永贵当个十二大代表,但是,尽管做了许多工作,陈永贵才得了27票,反对的却有309票。
  至于人大代表们提出的罢免陈永贵人大代表资格的要求,经领导人出面做工作,勉强压了下来。领导人说下次不选就行了,罢免就算处分了,不好。

四、为学大寨运动盖棺定论的中央文件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并加了很长的一段批语。这就是1980年的83号文件。
  陈永贵拿到这份文件后,仔仔细细地读了许多遍,他看出了大寨经验的否定。这份文件发至各县,并且要在各地县委召开的农村干部会议上传达讨论。陈永贵明白,这是为他和他的大寨盖棺定论了。
  中共中央的批语首先评价了陈永贵和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功过及责任。批语写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地批评陈永贵同志的错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创来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去以来制定的各项政徽,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为恢复过去应用的荣誉,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随后,中共中央的批语又总结了树先进典型的经验和教训。批语指出: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侯,就不应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技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期骗上级,期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侯,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不能生搬硬来,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同时,对先进典型也不要提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以免助长弄虚作假。要一分为二,经常指出不足之处,使他们不断进步。总之,要实事求是,因地、因事、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并且由群众当作主,做出决定。
  中共中央的批语的第三部分,斩钉截铁般地否定了靠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推广经验的办法,提高了群众自愿和重视经济利益的原则: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能乱加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手段。
  最后,中共中央总结了让劳模担任领导职务的经验教训。批语道:表扬和宣传在创造先进经济方面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从中发现、培养干部,也是我党推行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打击劳动模范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要接受反两方面的经济教训,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并且坚持下去。让劳动模范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一定要考虑到;使这种职务同他的能力、水平相适应,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力,更不应当一步登天,搞得太高。对于应当提拨的劳动模范,必须坚持一个一职的原则,不要使他们上下左右兼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以至不能继续发挥劳动模范的应有作用。B14
  这里没说陈永贵多少好话,但也没有点着名说他多少坏话。一切指责和指评都是用总结经验的口气泛泛说出来的。陈永贵能说什么呢?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琢磨来琢磨去,最后终于想开了。“唉!”陈永贵说,“毛主席还有缺点错误哩,我陈永贵还没有?多的是!不过我不是为私!”
  恐怕陈永贵成也成在这个“不是为私”,败也败在这个“不是为私。”他对人的要求与经济学对人类“理性自利”的基本假定是截然相反的。陈永贵要求人人都一心为革命,不谋私利地大干苦干,这样的世界,如果不借助于非经济的强制手段,真有实现的可能么?如果借助于强制的手段,强扭出来的又是一个什么世界呢?

五、闲居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打牌认真,不许别人悔牌,但是自己老悔牌,输了还挺生气。如此争争吵吵地闹上一阵,心绪渐渐开了。
  一天他把贴身内卫张艮昌叫来,让他代笔写几封信。
  陈永贵要写的第一封信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委的,叫他们与中央一致,按三中全会的路线进一步把大寨的工作做好。另外,陈永贵记大寨党支委把他家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缸也归公给队里。他此时显然觉得不必再坚让家属继续挣工分当榜样了,有了举家迁入北京的打算。
  第二封信是写给老伴宋玉林的。陈永贵让宋玉林把他的那块毡送人贾进才铺,让她准备一下到北京过春节,把小儿子陈明亮带到北京来读书。陈永贵每年过春节必回昔阳,饱享衣锦还乡的荣耀,可是如今家乡的省、地、县各级都有许多人在揭发批判他,他初次尝到了有家归不得的滋味。
  第三封信写给大儿子陈明珠,叫他暂时不要到北京来。这时陈明珠正遭大难,被称为“虎头山下一只虎,”过去霸道和放纵造下的孽都被人收集齐全,变本加厉地扣在他的头上,党籍也丢了,脑子也受了惊吓,落下个头疼的病根。
  发走了信,陈永贵轻松了许多,每日散步看报打牌,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看文件。到他这里的文件也比过去少多了。
  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不在其位,不得其禄”,陈永贵解释说。他留心这些一听就有学问的话,这时居然用上了。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两辆130卡车拉着陈永贵的全部家当搬出了交道口小院。
  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按照正部级的标准,每月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全部加起来,他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二百元。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干这些园艺活陈永贵很在行,他养的花都长得不错,养的鱼却不行。这点事不够陈永贵干的,他就自己找点事做。早晨外出散步回来,有时就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站,陈永贵指着柜台上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连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轮到后边的人买肉,也要像前边的人一样专来瘦的,卖肉的道:“肥瘦搭着卖!”“那前边那个人呢?“前边那个人?你也不看看那是谁?你能跟他比?”卖肉的奚落道。
  陈永贵在北京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挺受人尊敬的永贵大叔。朴实憨厚,满手老茧,苦呵呵地干上来的,不容易。陈永贵下台后也确实很近似这种形象,庄稼人的朴实厚道伴着老年的或敬一块从脸上透出来。而且显得极随和,全没了在昔阳说一不二时的霸气,更没了训斥人家反大寨时的骄横甚至不讲理。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
  倒是他的小儿子陈明亮撒着娇不许父亲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说咱丢不起那个人,又不是没有专车,干嘛跟犯了多大错误似的。陈永贵好像并没有丢人的感觉,不像大多数当官的一下台便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肯露面。他照样偷偷地坐公共汽车,衣兜里有时还被搜出铁票来。
  陈永贵下台后,他的家就成昔阳熟人的落脚站。凡是因公进京的,一概住旅馆;因私的,一概睡地毯。老乡进了家门,陈永贵便陪着喝几盅,问问家乡的事。小辈的不知深浅,劝他少操心,他便骂道:“你懂个屁”!
  昔阳人托陈永贵走后门,他有时也肯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的老乡求他给铁路方面人的说句话,要几节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下了。老乡欢天喜地跑去办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成了,只要二百块钱。“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答道,“便宜!”现在的行性是四百哩!”
  “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道,“悄悄给人家装兜哩,人家还给你开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变了。“不行”,他说,“我不能干这肥了私人的事。”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车皮他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转着圈央求,陈永贵理也不理,到底把车皮退了。“不行。”陈永贵说,“我不能管你们这事。叫我干这种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陈永贵一直没断了和昔阳的乡亲来往,但是也一直没有回过大寨。他想回去看看,又怕给省里县里出难题。“人家去不去看我哩?”他说,再说还有许多他不想见的人。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唉声叹气地说:“白天不劳动叫我黑夜回村劳动去了。”
  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度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显得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六、大包干问题



  自1978年起,中共中央文件中关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说法每年都有改动和变化,其轮廓如下:
  1978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1979年:“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出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1980年:“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一般地区……就不要搞懈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75号文件)
  1982年:“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号文件)
  1983年:“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号文件)
  中国的农村政策大变之后,人们很想知道陈永贵的态度,记者们采访陈永贵时总不忘了问他对大包干有什么看法。
  陈永贵笑道:“别看我老了,这会儿包给我十亩地,产量也不会落在后边。”于是有报道出来,说陈永贵拥护大包干。
  其实陈永贵是在打岔。他根本就不想谈这类事,能开个玩笑岔过去就尽量岔过去。有一回陈明珠跟他父亲谈起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说宪法中规定的“四大”取消了。陈永贵曾经多次赞颂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是如今只浅浅一笑说:“取消了好哩。抄起家来,闹咱一通还不是白闹?”
  尽管陈永贵尽力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有的海外记者却穷追不舍,非让他谈谈双包责任制不可。陈永贵躲不过,便小心翼翼地说:“现在农村搞的责任制,本身是完全对的。干什么工作没有责任制不行。”他又补充说:“中国这样大,有八亿农民,国家投资一下子没那么多钱,集体积累也很有限,总还要靠艰苦奋斗,自务更生的精神,还要鱼借水,水借鱼,互相帮助……”
  在私下里,陈永贵可不这么费心地斟酌字句,他对大包干不以为然。
  陈永贵也承认大包干能增产,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按他一贯的见解,大包干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调动的人的私心,因此也助长了人的私心。陈永贵信奉毛泽东主席的理想,要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双丰收,要一举建成一个由革命化的新人组成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因此,在大包干初起的时候,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批评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他认为大包干的拥护者见利忘义,丢了路线。这种批评很快流行开来,成了当时反对大包干的人们的标准批评语言。
  1982年年底大寨被迫实行大包干,陈永贵也表示过反对。他说:“咱大寨这条件,这思想条件,不适合搞包产到户。把大块地分得这一条那一条的,还不抵分成组哩。分成组,果园一级,农用一组,工业一组,农产品加工了卖卖,那不都是钱?非要分成各家各户?有了灾怎么办?遭了灾谁管谁哩?”
  但是大寨的名气太大,大寨不搞大包干太引人注目,省里县里坚持叫大寨实行大包干。陈永贵提了建议人家不听,他也就不再坚持,叹道:“人家不让,咱别管那事了。”
  陈永贵在公开场合既不说大包干好,也不说大包干不好,但是老熟人私下问起来,他也承认自己的认识有个转变过程。“我那个办法累死了。我累死了,下边的干部累死了,大队书记也累死了。”他说,这不是吃饱饭了?我就是想叫大家吃饱饭么。不过他对后来的一套政策有一个保留,就是社会风气太糟糕。走后门成风,好东西轮不着老百姓。譬如在铁路上走后门弄车皮,让私人发了财。(注:这段话是陈大斌先生告诉我的。他是陈永贵的老熟人,曾在一起聊过整整一天。)
七、病逝



  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他觉得自己感冒了,便吃了些治感冒的药。可是这场感冒越拖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一个疙瘩,陈永贵也明显消瘦了。
  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了腮腺瘤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一番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不行的。”B15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
  听说陈永贵住院后,他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前来探望。其中有汪江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有人说能治好,陈永贵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哩,能治好还能不治?”到了后期,陈永贵瘦得皮包骨,腿只剩下一把粗细。陈永贵又谈起了总理的腿:“也瘦得只剩下骨头哩。”
  陈永贵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起了后事。
  有一次来人探望,随便聊起了报刊上登的关于蒯大富的文章,说起该文把大蒯大富写得如何不堪。来人走后。陈永贵对陈明珠叹道:“唉,我死了,还不让人像写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陈明珠赶紧安慰道:“不会不会。”陈永贵说:“唉,我死了就没考究啦。”
  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他耿耿于怀,逢人必讲。一次李喜慎去看望他,陈永贵道:“喜慎,这不都知道了?肺癌能活几天哪?我去世后,你们还年轻,以后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五千万啦,社员群众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我是不成啦,你们完成啦。上边来人了澄清澄清,再干起来。”说着说着陈永贵的泪水就下来了:“唉,我这病不行啦,以后咱见不了啦……”
  陈永贵对外人很少谈私事。李喜慎看望他两次,陈永贵谈及私事只有几句话:“孩子们都好哩?你做啥哩?下放到洪水了?洪水村是个落后村,好好干,叫做甚就做甚。你一个村还闹不好哪?咱干的时候没这个政策,有这个政策咱也能干好。”
  陈永贵共有存款8,123元,他把这笔钱分成数份,留给自己的老伴和几个孩子。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几次要求让他回去。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安息在大寨那厚厚的黄土里。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四百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
  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临终前五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这些大寨的干部坐在陈永贵的病床前,陈永贵又谈起了他耿耿于怀的“两毛二分六”问题。《山西日报》上曾算过一笔帐,把大寨得到的国家支援,主要是五十万元农业机械化试点费,用大寨历年向国家售粮的总数去除,这样算不下来,大寨每卖一斤粮国家等于多掏了两毛二分六。大寨不仅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占了国家的便宜,欠了国家的帐。陈永贵看着自己的伙伴们,含着泪水嘱咐说:“我现在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你们在适当的时候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谈。如果讲不清楚这个问题,我就是有罪之人。我们干了30年,还欠下国家那些账。你们是现世人,又是见证人。你们讲清楚这件事。”一边交待着后事,眼泪就流了下来。
  从全国的大局来看,陈永贵耿耿于怀的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无非是中国人民见惯了的一项“首长工程”,而大寨接受国家多少支援的问题也无非是先进典型都难免吃上几口的小灶肉多肉少的问题。(注:至于这些小灶偏饭的准确斤两,陈大斌先生在《饥饿引发的变革》第346页提供了一些数字,录以备考:1、县社机关干部、厂矿工人和兄弟社队出动劳动力给大寨提供了大量无偿支援。2、大寨接待站六七十个工作人员,每年要给大寨投工四千多个。3、县和公社的专业队和一些军人无偿参加了大寨的水利建设和整修土地工程,大寨的五个蓄水池和十多里长的渠道、涵洞和渡槽都是他们修建的。其中有一个解放军连队,每年人数不等地从1974年一直干到1979年。4、中国科学院和省地县社科技人员所组成的五级农业科学服务队20到30人,从1969年到1977年,每年冬春在大寨搞试验,大队划出的30亩试验地,基本上是由他们收种和管理。陈大斌先生曾于1980年率领新闻界联合调查组赴昔阳调查,当时他是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这些都不重要,都是根本无法与大寨模式的历史功过相提并论的小事。可是陈永贵有他那套植根于山西庄稼汉的价值标准,这两件事在他的心头份量极重。“眼看就成事了,没搞成。”陈永贵叹着气说,“停啦。东西全堆在那儿锈啦,没搞成。唉,没搞成。”陈永贵生在昔阳长在昔阳,死后也要葬在昔阳,有了西水东调,昔阳的子孙后代就永远不愁用水了。在陈永贵心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是叫他死不瞑目的大事。
  临终前三天,1986年3月23日,陈永贵疼痛难忍。医生给他用药,他拉住了医生的手不让。他说:“我明白,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派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我的病是治不好了,不要为我再浪费药品了。”
  陈永贵叫人赶快把张怀英叫到北京,托他照管陈明珠,请他原谅“批三个六年”,还流着泪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陈永贵谈到他对中国的前途的担心,谈到对民族精神不振的忧虑,谈到了许多使他饱尝世态炎凉的昔阳干部。
  三天后,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他好像睡得很沉,对亲人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傍晚,亲属和许多朋友都来了。围着他默默地看着。陈永贵的厚嘴唇微微颤动,似乎想说什么。
  当天晚上,新华社会发布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友好,先后前往医院看望。
  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相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业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条消息是经过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审阅修改发出的,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对陈永贵的评价。关于陈永贵的生平的那段文字后还被刻在他的墓碑上。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林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寻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
  下午2点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廓,有的人还鼓起掌来。
  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了车。
  五天后,4月4月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出北京不久,最后一次为陈永贵开车的汤占兴泪眼模糊,竟与另外一辆汽车相蹭,擦掉了一块漆皮。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只见一群人拦在路中。停下一看,是昔阳县的领导人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这是当年大寨大队的干部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在此迎灵。
  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村前。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赶来了,县城里的干部职工也赶来了,直把大寨围了个水泄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便放声大哭。当然更多的人不哭,只是看。混乱之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的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前副宰相的骨灰盒。
  当时的中共昔阳县委书记高启祥也在村外等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位处级干部在村外见到县委书记,就不再往村里走。高启祥见状也不敢进村,回身走了,本来县里许诺要来的四套班子的领导人一个也没有露面。陈永贵的骨灰在家乡老百姓的簇拥下回到了归宿的村庄。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八、身后事



  大寨。1991年9月6日。陈永贵去世五年之后。
  秋天的中午很静,偶尔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大寨的农民吃过午饭,一些妇女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口荫凉处聊着天。蛐蛐的叫声和母鸡下蛋的咯咯声在空气中飘着。
  谁也看不出今天会有什么大事,可是谁都知道华国锋今天要来。下台十年了,华国锋要重访大寨。
  大寨这些年新添了不少房子。一进村,两侧便是青砖到地的新房,一间挨一间地挤窄了本来很空阔的路。一些原有的排房之间也砌上了许多隔墙,构成一座座农家小院。每个小院又修建了门楼,门上还贴了对联。千不绝的农家习俗硬是军营般的大寨冒了头露了脸。
  听说华国锋要来,几位当年华国锋的熟人早早地相互通知了。陈永贵当年的警卫张艮昌开着车,去几个公社接来了闲在家里的原交城县县委书记陈有棠,原黑龙江的地委书记李艾虎。被开除党籍后闲在家里的张怀英、昔阳县公路段党支部书记郭凤莲,陈明珠和陈明花的全家,以及李喜慎、李销等、李七毛等当年的名人也陆续到了大寨。大寨的村边路口出现了许多县公安局派出的警察和便衣。这年昔阳大旱。从阳泉到大寨的路上,路旁的玉米都旱卷了叶,玉米不到一人高,棒子不过一乍长,细细黄黄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这一年的气候有点反常,南方发了有世界影响的大水,北方却遭了旱。不过大寨的遍地玉米依然很茁壮,大寨海绵田在大旱之年再显余威。
  当年陈永贵恨铁不成钢,骂昔阳和大寨就知道个种玉茭,除了种玉茭啥也不会。十几年过去,这方面仍然没有什么大长进,只是小煤窑和跑买卖红火得今非昔比,农民的日子也过得比当年轻闲多了,富裕多了。
  下午近4点,一辆警车引着一辆日本造的旅行车进了冷清了多年的大寨旅行社。华国锋缓缓下一车。他明显老了,脸上有了老年斑,当年的满头黑发已经花白,稀疏地向后梳着。众人拥上去,走在最前边的是被华国锋要到交城县当父母官的陈有棠。华国锋一眼认出来了,伸出手招呼道:“噢,陈有棠。”依然是那口浓重的山西口音。
  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官员也都来了。他们事先向华国锋当年的老熟人传达了上边的指示,只见见面,不要诉苦,不要哭。在昔阳县人大当了委员的李喜慎代表大家回答说:“哪会呢,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在会议室里,华国锋与当年的老熟人见了面。他指着曾经陪同他的昔阳参观过四天的李喜慎道:“小李呀!”又指着李锁寿等人道:“这些年轻人不用介绍了。”所谓的年轻人,如今都年过花甲。华国锋说起自己的年龄,撮起三个手指道:“七十啦。人过七十古来稀呀。”
  人们在下面纷纷猜测华国锋重访大寨的背景。苏联刚刚发生了政变,南方发了大水,中央有人重提大寨田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是不是意味着大寨要重新崛起于中国政坛呢?
  立刻有关心时局的人反驳说:“不会。有大包干就不会有大寨道路。大包干关系到数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一动必将天下大乱。中国乱不得。”
  华国锋却不谈政治。宋立英见到华国锋,握着手叫道:“华主席!”华国锋道:“哎,咱们都是老百姓。”
  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坐上吉普车,一溜七辆上了虎头山。虎头山上已经停一许多汽车,那是太原和榆次来的几批参观者的。这些人参观大寨时得知华国锋要来,但在陈永贵的墓前等了三个多小时,要看一眼昔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两年门庭冷落的大寨又有复苏的迹象,参观者日益多起来,似乎大寨成了一个新的旅游点,成了一处名胜古迹。平常的日子,每天总有几拨人来看,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有的结伴而来,有的携家带口,有的竟是新婚模样的年轻夫妇。学校放假期间,更有许多大学生来到这里,村里村外地乱转,好像要找出点他们没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秘密。
  华国锋上了虎头山,很肃穆地走到陈永贵墓前,站下凝视,默哀。
  参观陈永贵墓是如今来大寨的参观者的常规项目。有的人很崇敬,有的人很随便,但是都要看看。城里人打扮的经常在这里照像留影,农民打扮的还有人在此为陈永贵焚香烧纸。陈永贵为昔阳留下了一份万代基业,如果有人敢在此乱说陈永贵的坏话,很可能遭到白眼甚至围攻。
  华国锋上次来这里正是16年前的9月,当时陈永贵扇着大草帽在他身边站着,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如今人亡物在,一代农民英豪已化为灰烬,唯有大寨的梯田依旧一片深绿,山顶的松柏林隐然发出涛声。
  下得山来,华国锋又去了当年的大队部,如今的大寨展览馆。过去设在县里的大寨览馆早已改成了文化馆,但是大寨人不肯忘记自己过去的辉煌,又把自己的大队部改成了展览馆。虽在地方狭小寒酸了许多,门上那块题着“大寨展览馆”的牌子却十分漂亮。这还是出自郭沫若的手笔。这位文人的骨灰也撒在大寨的土地上了。
  最后华国锋又去了陈永贵当年的住处。这是两间尘封多年的套间,里面稀疏地摆着几件家俱,一张土改时分下的香案,靠墙放着几个保险柜,墙上挂着几张照片。其中一张还是陈永贵与华国锋的合影。华国锋默默地看着,脸上没有流露任何表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大寨来追寻什么。(注:上述经过为笔者亲见亲闻。)
  文革开始不久,在1968年10月14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们讲了几句话之后突然问道:“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边鸦雀无声,没人答复。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B16
  二十多年过去,毛泽东的这番议论很有应验的趋势。几乎与文革共始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显得只是数千年上的一个小插曲,只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无数次的“试错”之一。不过,大寨的大坝还在,昔阳造出来的那六万多亩地还在,全中国学大寨学出来的那18亿亩水浇地也基本还在。这些东西是会长久留下去的,就像2,500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使300万亩农田得灌溉之利的都江堰一样。
  无论哪个时代,哪种制度,哪个民族,总要解决吃饭问题,总要解决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问题。陈永贵无非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用革命精神的力量和舆论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且不论成功与否,仅凭这种独特的尝试,记性极好的中国历史就不会忘了他。
  注释
  1见泰伟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120页及第148页注132。
  2同上,第196页。
  3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487页。
  4胡耀邦:《理论工作虚会引言》,《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第49页。
  5见《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5月7日。
  6《李先念同志关于学大寨的批示》,1979年3月2日。
  7见《陈永贵同志在昔阳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铅印稿,对此发言用的手写稿。1979年3月19日。
  8《昔阳县委会扩大会议纪录》,1979年5月7日。
  9《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录》,1979年5月26日。
  10《陈永贵同导在昔阳县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和插话》,1979年8月30日。
  11见《昔阳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79年12月17日。
  12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348页。
  13《争鸣》,1981年2月1日出版。
  1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
  15吴蒙:《记陈永贵生前身后》,《镜报》,1986年第5期。
  16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5页)。
山人 发表于 2021-10-16 11:43:07
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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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寨变迁实录:1979—1987年原载1987年9月30日《农民日报》,
作者:吴思、刘江波
  198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将近十年。8月末的下午一两点钟,大寨村里的大柳树下仍然很凉爽。我们坐在树旁闲房的台阶上,周围静悄悄的。几只鸡东啄一下,西啄一下,透出一股吃饱后的懒散来。
  大寨正在午睡。这时候,约有20多个本村的男劳力下井开始挖煤,还有20多个刚铡下班的大寨矿工坐在家里吃面条或馒头。运输专业户们的六辆运煤汽车此时大概已到了石家庄,准备回返了。虎头山上,还有五六位看果园的躲在树荫下面。近来邻村有些人对大寨的苹果一直不客气。
  大寨全村504口人,除了上述那些人外,基本都睡着了。这一觉,林业队的44个劳力要睡到差十分四点,多数人则要睡到下午四点半以后。这种状况将持续到秋收。
  阳光静静在洒在黄土高原上,玉米叶子有点打卷。当年那种“地里两顿饭,早晚加班干”的日予好像已经离得很遥远了。

  失去平衡的日子

  1980年入冬后,大寨大队劈山闸沟造良田的大军十几年来第一次没有出动。这倒不是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是因为地里已经没活可干。能造的地都造了,该闸的沟都闸了。
  村里也一样。三排依而建的列车般的“大寨楼”还挺结实,坡下的二十多栋砖房石窑也没挤满。
  原大队党支委宋立英曾跟我们说过他们年轻时的理想:“把房建得像城市一样,地里平整得能开进拖拉机,粮食加工成米面分下去,生活得就像工人。”
  现在,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理想实现了。但是时代却不再容许大寨人心安理得地庆祝胜利,筹划未来了。
  1980年,全国各地的报刊电台向极左路线发起了一次总攻。同时,对大寨模式的非议也很自然地公开化了。
  大寨人对此很敏感。许多的人第一个反应是甩用出一顶帽子:“砍大寨红旗!”后来他们听得多了,细细想想,也承认自己年捍卫的理想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成绩毕竟是主要的吧?贡献就在那里摆着!
  这时有一家挺有影响的报纸算了一笔帐:国家在大寨搞山区农业机械化试点,拨款50万元,再加上其它一些照顾的费用,用大寨历年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总数一除,结果是大寨每交售一斤粮,国家要倒贴两毛二分六。
  大寨“轰”地炸了。村口地头,男女老少,开口就是“两毛二六分”。七十多岁的贾进才和一些老人哭了:“辛辛苦苦几十年,自己吃玉茭,给国家卖小麦,最后就落个这!”“人还死了四个呢!”“那梯田、“那产量、那山林都是假的?!”大队副书记梁便良怒道:“大寨还不如地主富农哪!”有的年轻人破口大骂:“记者都他妈的不是人!”
  我们在大寨的时候也听到过这种骂声,还遇到一位当年长驻大寨的记者。他说:“那样算帐的确太伤人。大寨人主要是靠自己干出来的,我清楚。吃过偏饭没有?吃过。部队帮助修过军民渠。国家搞机械化试点,南方选了韶山,北方就选了大寨。大寨人也不同意,听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反复做工作硬塞给人家的。唉,大寨的好多事都是让我们糟踏了。”他摇着头叹息了许久:“我们搞的宣传报告,有假话没有?有。可我们当时总感到跟不上形势,上边的调子越来越高,‘共产仙乡唱凯旋’,‘学大寨要方向、学路线、学政策,’我们拚命拔高还是追不上。唉,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就在八十年代初的愤怒、伤心和不服气的感情漩涡中,大寨人在新的方向上跨出了很平静的一步。
  1980年冬,原大队主任贾长锁接郭凤莲任大队党支书,他当时34岁,瘦得像衣裳架子。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当然推三阻四地不愿干,不过一旦接了手,总不能不为大寨的劳力安排活干。当年冬天,大队党支委决定筹建大队矾石矿;同时请县里的科技人员来勘测,准备地虎头山下开煤窑。大寨也搞“庄稼搅买卖”了,但是对这种事关“方向路线”的决策谁也没有反对,因为周围的人们早就干开了,谁也不再把这当回事。三中全会也给大寨人开出了一条平坦的大路。
  次年,矾石矿上马。由于矿石质量和加工水平不高,产品堆积如山,这个矿不到一年便停产了。随后,大批的剩余劳力又到虎头山下挖开了煤窑,大寨的产业结构从此巨变。
  对大寨人心里的波澜和村庄的变化,连大寨的邻居也没去注意。参观的人潮早已消失,“大寨走一走我们跟一步”的昔阳人,如今都睁大了眼睛盯着多变的外部世界。倒是山西省里一位领导同志没忘了大寨,他去村里住了几天,听了大寨干部的汇报和计划,也听了一大堆牢骚抱怨,回去后便向中央写了一份汇报。不久中央发了个文件,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推行大寨的经验的错误以及由引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都具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只要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寨和昔阳就不但能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而且一定可以取得新的进步,同其他先进典型并驾齐驱……”
  这个文件是在晚上十点多传达下去的,100多号当家人坐在大队会议室里,满屋烟气腾腾。
  “哎,这听起来心里还挺舒坦的。”念完文件,贾长锁松了口气。
  “这就行啦。毛主席都有错,咱能没错?”一位老汉说。议论了十来分钟,没话了,散会。
  大寨人心里平静了。当然也有无法平静的心。去年春天陈永贵在北京病危,上级通知他的老战友去看他,梁便良、宋立英、贾来恒三位老人,郭凤莲和当时的大队书记赵存堂两位中年人坐在陈永贵的病房里,一时相对无言。
  “唉!”陈永贵长叹一声,“卖了那么多粮,说国家给倒贴钱了。我死了,没给大寨做成事,倒让大寨欠了国家的帐。我这一辈子是还不清了。唉?”说罢,老泪纵横。

  闹大包干

  1979年,陈永贵回大寨呆了些日子,临走撂下句话:“大队担子太重,还是分成小队吧,摊摊小了好管理。”
  第二年,大寨便分了三个小队,准确点应该叫三个农业作业组,与它们并列的还有林业队、机械队、酱醋坊等,仍然由大队统一下达任务,统一核算分配。
  这一年,各队之间的争争吵吵就没断过,谁先用水,谁先用场,闹得上上下下心里挺不痛快。不过,摊子小了,干部的威信还在,一年下来干得也不错。
  贾长锁对我们说:“当时我们打算就这么干下去了。开个煤窑,以后再办个厂子,也能闹好。我们这里干部下得苦,管理力量强,可以不分。”
  1981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大包干的热潮。这年夏天,县里派个工作队,让大寨的干部群众也讨论讨论,是分到组好,还是分到户好。
  支委会上,闻名全国的铁肩膀梁便良嗓门最大:“不分不分!几十年闹起来的,又翻回去?!”这位当年的儿童团长,“老少组”的猛将是个矮个子,腰杆挺得笔直。贾长锁说:“在我手里我分不下去。谁能分,你们找谁干吧。”
  现在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李爱民当时是工作队的一名普通干部,他说:“我们一亮出目的,大寨群众就有反应了。说我们是砍旗组,倒退,正儿八经的资本主义复辟。正儿八经的哩!那时哪有‘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的这些理论呀,怎么好,怎么不好,我们也拿不准。虽说有中央文件撑腰,谁知道几年后会不会翻过来?”他跟带队的县领导说:“咱不怕,以后追究起来,我不过是个小爬虫,陪斗的。”带队的笑道:“我也就是个黑干将,上边还有书记呢。”
  十几天后,工作队撤了。临走跟贾称锁打了个招呼:“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把秋收的工作好好抓抓。”
  秋收后,大寨党支委们作了决定:三个队之间老打,挺麻烦,而且一批劳力转向煤矿,各队的力量都弱了,干脆重新合并吧。于是外面纷纷传扬:大寨走回头路了。
  这一年,整个昔阳县只有一个村搞了大包干。
  1982年形势大变。昔阳县周围的平定、寿阳、和顺都包开了,昔阳成了一座刺眼的孤城。县委领导概托道:“兵临城下,不包不行。”10月份,县委和各公社的主要干部全体出动,开到河南兰考参观,从大包干的意义到怎么抓阄打听了一个详细。11月份,大包干在整个昔阳全面铺开,形成了一个对大寨的包围态势。
  此时,县委书记和县长挂帅,有地委领导参加的工作队再次进驻大寨。这次他们的态度很明确:“按大寨目前的干部管理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就是应该搞大包干。”
  大寨内部乱了。无论如何,陈永贵走后大寨的管理水平不如过去了,这是事实。1982年一年,站着聊天的多了,弯腰不下力的多了,干部软了,人心浮了,这也是事实。
  运输专业户贾岗勇说:“当时我就愿意分,干活吃饭,吃饭干活,晚上差不多天天开会,念报纸,大批判,人都成机器了,活着有什么乐趣?那时候,要是让出去当工人,谁都走。不让么!铁姑娘出嫁都要大队批准。大包干自由了,怎么不愿意?”
  不过,当时他才25岁,像他这样的小字辈在大寨说不上话。
  贾吉武是看山林的,今年58岁。他说:“我当时就愿意大包干,分了自由。过去不好。吃不饱。说是人均八百斤玉茭,其实没有,刨了水份不够吃的。过去压力也大,点名批评算了甚?批了还不就是听着。动弹是应该的。庄稼人不动弹还沾?可还是现在这样强。”
  像他们这样坚决愿分的,那时只是少数。有能耐的愿分,却不肯说愿分。缺劳力的不愿分,有这样那样困难的不愿分,更多的老百姓则拿不准主意。几十年了,集体没亏了他们,大包干后自己能不能干好,心里也没底。
  工作队召开社员大会时下面就嚷成了一片。“咱是城市化农村,分了牲口没处喂!”“化肥咋买呀?”“小块好容易并大块了,又分成小块!”“试试看?”“谁管弄种子呢?”“林业上咋闹?”……
  工作队这次下了决心,支委会不通就开社员大会,社员大会不通就开小座谈会,各种会开了无数,几个支委被轮流找去做思想工作。对于各方面提出的种种困难,工作队也搞出一张单子,按统分结合的原则提了些解决办法。
  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支委们按十几年的习惯,吃完饭后又凑到宋立英家的窑洞里。贾长试探着说:“这回看起来是抗不下去了。不行咱就分下去试试?”“唉,分起来麻烦不小呢。”“试试看吧。他们缠住咱,也拖不过去了。”
  四个月后工作队完成任务走了。原大寨大队主任、乡长贾承让那时还没有退休,他提了条建议:“你们要想稳得住,得换人。长锁倔着呢,你头里走他后里就敢给你变了。”
  1983年初,县里任命大寨保送清华大学水利系学习的工农兵学员、县水利局干部赵素恒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素恒上任几个月后,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干部换上来了,老支委只剩下一个梁便良。

  大寨人速写

  一个习惯于执行命令的村庄,突然要各自为战了,并且是在变化莫测的市场上。
  面对着这种新形势,大寨先后出现过养鸡热、养兔热、买小四轮热、买汽车热、打牌下棋热等各种各样的反应。

  ▲大寨人之一:贾来恒

  原大队党支委、副大队长贾来恒今年60岁,目前的工作是看果园。
  过去他的任务是陪外宾。抽着带过滤嘴的香烟,坐着小轿车,转转看看,介绍介绍情况。当时他说自己有腰疼病,坐得时间长了都受不了。
  现在的年轻人对他不太恭敬。一位小伙子对他们说:“腰疼?哈!大包干后,抬石头耕地什么不行哩?比我还能干!”
  原大队长贾承让跟他开玩笑道:“三中全会治好了你的腰疼病。”这话不知怎么传开去,连县里的头头脑脑也几乎无人不知。
  我们想听他谈谈自己的生活,就上山去找。半小时后,见他从果园的树荫后转出来了,中等个子,戴一顶大草帽,白衬衫挺洁净。
  “我四七年参军,四八年打淮海战役,五一年回来。五三年初级社,陈永贵是社长,我是书记。五三年我们闸合作沟,那会儿的地一小块一小块的,连小车也没有,全靠人担人挑。
  “苦?那还不算呢。六三年那场洪水冲得地毁窑塌,我们白天治坡,晚上治窝,下工都要背块石头回来。那还吃不饱,国家给了救济,陈永贵硬是不要。那会儿陈永贵不让说吃不饭,怕丢他脸。有什么丢脸的?打下粮食都卖给国家了!“我现在是凑合着过。从支委下来,看了两三年山林,一年六百块。我们老俩口二亩八分地,去年没打多少,够吃,还卖了500斤粮。
  “去年才来看果园,一天给三块,记95分。国家也给点补助。想什么?甚也不想,等死哩。咋不等死?咱也老了,大事小事不管,都不管。
  “现在有良心的人少,没良心的人多。八五年矿上分白面,我对他们领导说,剩下的能不能卖我点,结果一斤也没卖。辛辛苦苦几十年,最后落个没人管。”
  “你们老一辈的汗没有白流。”我们安慰他。
  “咋不白?不白也是为别人干的。大寨变了,我变了吗?”

  ▲大寨人之二:宋立英

  宋立英今年58岁。曾任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山西省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去她家的时候,她正在打扫窑洞。
  “没什么事。现在可清闲了,上地剜剜草,在家洗洗衣裳。倒是活也干完了,沟都闸了么。我呢,串串门,闲着,坐。他——”她指指自己的丈夫贾进才,“每天在地里转转,看看庄稼,坐坐,拔拔草,串串门,再就是睡觉。晚上电视好也看看。”
  “老啦,没蹦头啦。”贾进才插了一句。
  “我们这时候回忆起来也怪,你说那时咋不叫苦呢?六三年治狼窝掌,没日没夜的,也不叫苦。我那时30多岁,生孩子没过百天就干上活了。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开始不放心,跑去偷听偷看,人家带得也挺好。
  “那时候天天晚上开会,研究工作,明天干什么头天晚上安排好。天不亮就得起来。咋不困?拿热手巾把脸紧一紧,惊醒一下,喊人下地。干部还能不先走?
  “也倒不觉得对不起孩子。咱们革命呢嘛!革命革命,先革自己的命,再苦也不能叫苦。可也怪,也不觉得苦得不行!“劳力?五八年我就出席了省劳模会,那么多荣誉,你不带头咋行呢?也习惯了,我现在还是一到5点就醒,电视看到多晚也没有迟醒过。
  “大包干呀,你还能不分?工作队说要影响全县、全省,对全国都有影响。咱一个县也别影响呀。分了我三亩六分地。别说谁了,我也得赶紧去收拾收拾地,老老少少都上了,轰轰烈烈地闹下来了。那一年好天气,种甚收甚,第一次过了百万斤大关。粮食多了,还卖不了,国家不要啦,粮食都让虫子咬了。那就少种点吧,肥料也不上了。
  “八三年县里号召养兔,我买了30只。还养了两足猪,连猪带兔一共卖了三百多块钱。村里人那一年都养起来了,山上挖不着草。我有关节炎,跑不远,就不养了。
  “八五年我买了50只鸡,养到半大,死了30只。粮食价钱也高了,没多少收入,现在还剩两只,舍不得杀。
  “咱也不愿闲着,老跟妇女们说,搞点什么副业。搞不成。搞点罐头?昔阳的罐头厂挺多,销不了。鸡、猪、兔也养过,干甚不成甚。人老了,办点事也忙不过来。去年我给妇女们弄了一项副业,给小手巾缝边,五厘钱一个,一天能挣一块钱。来了一万六千条,到期就是收不上来,我一家一户去催,去抬。算了吧。总是富了,看不上小钱。
  “闲着难受咋?搞不成也就别说了,咱没这个本事么。还是让干部干吧。”
  这时邻居家的小孩子哭起来,她听了听,叫贾进才去看看。哭声还是不止,她让我们坐坐,自己也过去了。

  ▲大寨人之三:郭凤莲

  1979年她离开大寨转为国家干部,目前在昔阳公路养护段当党支部副书记。大寨的许多人很羡慕她这种副县级的挣工资的地位。
  尽管她与面对新形势的大寨没有直接关系了,我们还是很希望听听这位著名的前大寨人对大寨的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了解一下她本人在改革中的生活和想法。
  她一身城里人打扮,坐在县城边一栋挺漂亮的大寨的办公室里,正在和人谈话。办公桌上放着一叠进度报表之类的东西。
  “哎,我都不管事,说不清楚了。”
  她说自己今年只回过两次大寨,一次是请大夫去给亲戚看病,一次是陪着上面来宣传公路管理条例的同志在虎头山上转了转,没进村。
  “看报纸在寨是不错嘛。”说着,她从那一叠报表下抽出了一份一周前的《参考消息》,二版上有一小块文章:《路透社记者笔下的今日大寨》。
  她说自己马上要开个会,约我们第二天再谈。第二天我们再去时谁也找不到她。有人说她总是躲着记者的。

  ▲大寨人之四:耿良柱

  他今年32岁,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1979年他作为倒插门女婿来到大寨,按说只能算半个大寨人,但他是大寨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农业方面的专业户。在风风火火地闹了两年之后,去年他突然洗手不干了。
  “我原来在县外贸肉联厂当合同工,人都窝着没事干,还往里分知青,分复员军人。
  “八三年全村的鸡死光了,地区来了,说这要搞,那要搞,我问他们,鸡都死光了,咋没人管管?县长说,这好办,打个针就行。我一听就动心了。当时市场上鸡蛋一斤一块零七,关键是没货,找领导批条子才能买到。我想,饲料有的是,蛋价还看长。我就找讲养鸡的书看,哪儿也没有,最后到县畜牧局借来两本。八四年一过年我就交了离职申请。我想,只要有事干,管它在哪儿。爱人和丈母娘也不同意,我也不跟她们多说,说干就干。
  “开头我拉两户一块干,想办个联合体。那二位五十多岁。年轻人怕不行。”他指指外面。
  窗外传来啪啪的敲棋声。这正是上午,天气也不热。
  “那两户也不愿意干。怕什么?怕赔钱,怕冒险,我想,也怕两级分化吧。生活还不错么,一下子就走这条路,添那么一大堆麻烦?
  “我贷了一千多块,买了2500只京白鸡,租大队闲着的养猪场干上了。销路没问题,每天都有几十人找上门来,不出门鸡蛋卖光了,两年赚了两万块。
  “我不养鸡主要是用水没保证。山上的大水池坏了,从山下往上挑水太麻烦,麻烦多了就不愿干了。
  “干部倒没找我的麻烦。可是人多嘴杂,挡不住人说是不是?说咱用集体的房,赚自己的。其实我也交房钱和水电钱了。咱不都是那种心情吗?你挣了,我挣不来,就想我挣不了你也别挣。我倒不怕,可家里人不愿意听,我又不是找不到活干,也不缺钱用。”
  现在,他到平定县的一家村办养鸡场当顾问,用薪150元。这活轻松自在,一个月不定去几次。他说他还是要干事业的,只不过要等待机会。
  从他家里出来,只见门前不远的树荫下围着一圈人在看下棋,都是些小伙子和中年汉子,数一数,11位。走到村口,又见三位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叨着烟卷,坐在“奋发图强”四个大字旁聊大天。
  昨夜一场雨过,空气清新,阳光灿烂。

  ▲大寨人之五:李会民

  大寨曾出现过一个昙花一现的经济联合体。
  那是1985年初,李会民搞了几分苗圃,种海棠做苹果砧木,当年就收入了1000多元。有几户人家看了也想搞,找到了李会民。1986年初,大寨便出现了第一个经济联合体。
  他们借了十亩地,种了20万株苗,一看人家实力雄厚,他们认定竞争不过人家,便主动鸣金收兵,散伙了。
  “计划?”李会民说,“没什么计划。走一步看一走吧。要说想也想,办个小厂子。找不到好项目,办不起来。信息从报纸上找呗。报纸?也看也不看。不是很迫切,够吃够花的。”
  李会民今年33岁,前年9月当上大队会计。每年拿700元补助。

  ▲大寨人之六:赵义棠

  他今年32岁,是大寨第一批买小四轮跑运输的先驱者。
  四点半了,从窗口看一眼,他仍在酣睡。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睡眼惺忪,趿拉着鞋。“找我?”说着,掏出一盒烟来。
  “八三年四月我借了些钱,与另一个有本子的合买了这辆车。那时活多,咱刚干也有瘾,一天挣20来块,第一年就捞回了本钱。别人看了眼气,第二年不少人也买了车。第二年我没挣多少,活不多,家里房又坏了。去年挣了4000多块。
  “现在不行了,活太少,车太多。一个村一辆车,有赚头;两辆,赚一点。现在大寨有七八辆。门路赶不上就找不着活。后来买小四轮的都不行,有个人干了两年才挣回车钱,一看不行,赶紧把车处理了。今年我连150块钱的保险费还没挣回来。”
  我们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
  “打算?也没个打算。还是种种地,种地不赚钱吧,可庄稼人的心思,也不敢砍了它,天不养人地养人哩。开小四轮,有活就干干。三五年内,收入也不会低于村里的中等水平。干别的咱也不会,干不来。唉,人都呆懒了,那会儿,吃得苦,一天拉六车都是自己装卸。去年干两天歇一天,今年是天天歇。不过,人家也是闲着,咱也闲吧,都一样。”

  ▲大寨人之七:赵华小

  大寨有家“新华商店”,卖点烟酒点心和小百货。店老板叫赵华小,今年29岁,算是大寨唯一的买卖人。
  我们问他:“在大寨开店,你不怕吗?”
  “怕什么?咱八四年才搞起来,外面早就干了。”
  问起经营情况,他说不赚钱,一天也就两块多钱纯利。
  他打算搞点比较赚钱的项目。现在他正在看食用菌养殖方面的书,为这事还专门跑了一趟太原,打听到确实有销路。现在的困难是当地不收购,往太原送又太远。我们劝他找找供销社,请他们帮助组织一下,他很不以为然。“他管你?吃公家饭的人,把规定的任务完成了,谁还管这闲事!”
  后来,他再见到我们时,托我们在北京打听一下有关食用菌的行情。这是我们在大寨遇到的第一位正在认真计划干件新事的人。

  ▲大寨人之八:李文元

  我们认识的几位大寨矿工,日子都过得挺不错。每天干一个上午班或下午班,用六七个小时完成定额,挣上七八块钱,第一线的工人挣上十块钱,然后回家抱抱孩子,打打扑克。无忧无虑,十分坦然。
  李文元却另是一种人。他自己养了三对鹿,出了矿井就去给鹿割草,有时还干些庄稼活,每天总要劳动十个小时以上。他今年21岁,黑瘦黑瘦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的手也像老庄稼人那样满是老茧,手指尖方而平。
  “我也不是有什么好思想。”他说,“我得多挣钱,钱还少。”
  “别人都不嫌钱少,你怎么嫌少呢?”
  “自己成家,要花一大笔;父母老了,不能亏着他们;将来自己要办什么事业,也离不开钱。贷款不一定能成。
  “什么事业?嘿嘿,都是些幻想。非叫我说,好,我想办个小厂,什么厂不能告诉你,怕你写。办什么事都得打头,等别人干起来了,再办准赚不了钱。现在条件不好,还没下决心呢。
  “还想干什么?想学技术。不是养蘑菇那种技术,是长远的,有用的。有意思,还能赚来钱。我也说不准那是什么,这事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也在找呢。你看,一下子碰上机会了,也要花钱。花多少钱也得学。
  “我看现在太自由了。过去那么干,太苦,人不能不享受。现在好多人又太闲散,一天只干半天,有时候一天都闲着。我不行,年轻轻的,闲就闲过去了。前两年我干林业,活也不太多,可全天都要用上。去年9月我接一个嫌累不爱干的人进矿,在井下推车,一天七八块钱。咋不累?要有毅力,你说是不是?”
  李文元从包干开始就没清闲过。1983年初,看人家都养兔他也养了20多只,但是他看人家买小四轮的大把挣钱,心里着急,便四处找门路。1983年底他终于在一本杂志上发现了一对鹿茸能卖七八百元的信息,印象极深,马上筹了1400块钱托人去秦皇岛买回两对。
  他家的墙上,挂着一张“模范团员”的奖状。

  ▲大寨人之九:贾岗勇

  1985年他贷款八万元买了辆黄河牌大货车,人们都说他没闹好,破产了,现在背着十万块钱债无路可走。
  我们上午十点多去找他时,却见他坐在家门口和几个小伙子打麻将。他今年30岁,穿一身咖啡色西装,城里的发型,说起话来乡音也不重。
  我不发愁,”贾岗勇说:“老年人不开通,看我欠下八万就觉得了不得。我挺有信心,过去有,现在也有。一路起来,三四年之内就能大翻身。
  “我早就想买车,并不是赵素恒带什么头。咱是贷不来款。八五年不是好贷款吗?大寨这八辆汽车差不多都是那时买下的,形成一个高潮。现在车太多了,没活干了。
  “开头我想得挺好,算着一年能挣四万,两年还清贷款。”后来我去太原呆了两年,也是找不下活来,停停干干,刚够交养路费。上个月我就回来了。今年下半年也没办法,煤矿全年的订货是三万五千吨,基本拉完了。”
  我们想请他详细谈谈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可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好办”,便转个话题谈大寨。
  “大寨人,唉,咋说呢?没志。宁在家里闲着也不出去找活干,钱少了不干,多的又找不下。也没人好好组织组织。我对大寨的前途挺悲观的。”
  接着,他又把大寨的干部详细分析了一下,谁的志向如何,才干怎么样,能不能成大事,等等,一直谈到上灯时分。
  看着大寨的满村灯火,听他谈着这人村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寨的形象在我们的头脑中渐渐清晰起来。
  它是集中式的旧体制里的一个当之无愧的样板。贫苦勤劳的农民们在几位党教育出来的农民英雄的带领和督促下,战天斗地,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交给他们的多打粮食的任务。
  当大寨人被迫转向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新体制的时候,他们有点手忙脚乱,并且时常留恋着昔日的光荣。但他们凭着客观条件的优势不很困难地过上了舒服日子,同时也显出了自己的农民本色,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显得才干不足,冲劲不够,心气不高。
  也许这是中国农村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吧。一代新人要成长起来,一个新体制要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人生观和世界观等方面成熟起来,总应当允许农民们花几十年的时间。
  其实,这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
  集体事业的风风雨雨
  1982年时,平均每个大寨人一年收入204元,去年这个数是608元。尽管分配得不那么均匀,但家家都有电视机,谁也不愁吃不愁穿。
  1982年时,大寨全村的总收入是21万元,去年这个数是63万,年均增长率高达32%。
  大寨人的生活水平和总体经济实力比过去强多了。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工副业,而其中的龙头项目便是煤矿。
  1985年初,大寨附近开始修铁路,山西省的一位领导同志来视察,顺便也看看大寨,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赵素恒向他作了汇报。那位领导同志听了不太满意:“怎么?才一个挖不了几年的破煤窑?破汽车?”他回过头对昔阳县的一位领导干部说:“你给想想办法,开个新矿,卖他们几辆新车。”
  大寨村副支书梁便良听说了这事,一下子来了精神。他分工抓煤矿上的工作,深知大寨那个旧煤窑干不了几年,也知道开新矿不容易批下来,于是便催着赵素恒趁机快上。
  赵素恒并不很热心。一年前他动用在县里的老关系,在大寨买下了第一辆旧卡车,成了运输专业户,如今家事正忙。另外,大寨住房分配到户问题这几年反反复复,激起一片怨声,闹得他头直疼。最要命的还是财政困难。大包干后,大寨免费向各户供应化肥、种子、农药,同时实行农田用水免费、人畜吃水免费、学生上学免费,农业税由集体出,整修道路和农田基建维修费也由集体出,连一家一台的电视机也是集体掏钱买的。虽然说的是以工补农,但工副业方面的承包人并不肯多交一分钱提留,每年订合同时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有时他们还伸手要钱扩大再生产。入不敷出的局面持续到第三年,集体的几十万家底差不多都贴光了。再刑事小新矿,说说容易,钱到哪里去找?这么大的麻烦谁又担得起?
  梁便良见素恒不表态,也没有多说什么,自己先跑上了。那时“有水快流”的风头已经过去,各方面都挺慎重,他打着省里的旗号上上下下跑了十几回也没把事办利索。
  素恒问:“还跑?”“为甚不跑!”“唉,”素恒叹道:“咱还能当一辈子干部?十年也干不了。”“你干着么,凭什么为后代造福哩!”
  这一年8月底,五十来岁的赵素恒去县里办事,在回来的路上突然脑溢血去世。三十四岁的赵存棠接任村党支部书记。
  赵存棠上任后对建新矿比较热心,也往省地县跑了五六趟。几个人一块使劲,贷下30万元,到1985年11份新矿就动工开建了。这是继上个小煤窑建成后大寨集体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它不信彻底解决了大寨男劳力的就业问题,也使运输专业户有了比较多的活干。至于奖来新矿的生产能力能否充分发挥,那就要看在寨人怎样在煤炭市场挤掉另人的分额了,在汽车运输合算的半径内,到处都挤着推销煤炭的山西人,竞争将是十分激烈的。
  入冬后,赵存棠对前任的政策做了一系列的修改。首先他砍掉了化肥种子等项补贴。同时重新调整了土地,把农业劳力多分的四亩多地按人头分了下去,他说:“农业和工业上的劳力年年变动,年年调整土地太麻烦,干脆一人一亩四分地,一劳永逸了。”
  这一下,大寨的农业算彻底交给了老和妇女,全村再也找不出一户纯粹的庄稼人。
  分工抓林业的村党支委贾新文不同意这种作法。他坚持说大寨的农业要发展,就应该把土地集中起来,种地专管种地,挖煤的和搞果园的给几分口粮田就行了。这样一来,人们种地也上心了,机耕也可以恢复,粮食总产量也不至于连年下降。
  不过,赵存棠的脾气相不倔,不年他当会计的时候就敢顶着陈永贵的压力戴手表,穿皮鞋,连党籍都丢了。现在自己当着书记,还怕什么?
  这年冬天,了又在县里的催促下调整了果园承包的政策延长了承包期,解了掠夺式经营的问题,同时也抬高了提留金额。
  对他做的这些事,说好说坏的全有。但他为自己做的一件事地没有一个人说好。
  1986年,县财政局的大寨村边的一个院子卖给大寨,三孔窑,八间房,要介五千。赵存棠以书记的身份把院买下了,自己掏了五千块搬进去了。年底整党时大学说他以权谋私,提了堆意见,还给了一个缓登记。他一赌气,辞职不干了。
  赵存棠后来对我们说:“那活儿太操心,想干也干不了,矿上的利润交十万还十五万?真有利益上的冲突,拿不住这条线悬殊可太在了,我拿住人家,他不干就没别人能干。我能咋办?国家又没个政策规定。我要是让矿上牵着鼻子直,肥了个人,亏了集体,最后我挨万人骂。辞积主要是因为这个。”
  他说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是大寨集体经济中的一大难题。
  煤矿承包组组长贾五环谈起这个话题时很激动:“我们承包就是为了利。我找几个伙计,也不能说咱们一块去赔点钱!利太低了我就是不包。让我承包就交七八万,非交十几万,我们还有什么?谁没私心?大队经营的好不好,我不管,我就管我矿上。我们是经别人我拿,我们提的责任也大,今年挣了,明年还可赔呢!前几年矿上出了一次事故,死了两个人,罚了我三百块钱,还差点判我两年刑,那时候他们怎么不红眼?”
  今年年初,高玉良接任村党支部书记。他今年38岁,原来是大寨科研组组长,后来当村主任,我们晚上九点多去他家时,他风从县教育局要教师回来,手上端着一大碗面条。
  “现在甚也我管,买化肥也是我出去跑,三挂钩咱见不着。计划生育罚款也找我,领导还不给撑腰。分工?这些事不是书记就是主任的,主任不管我就得管。”
  我们问:“昨天梁便良说大寨这几连换四茬书记,谁也没长远计划,影响了大寨的发展,现在你干上了,你打算咋办?”
  “我?我也不打算久干。这书记的活太麻烦,干不得。干什么?自谋职业,自己去挣它两三千。”
  尽管如此,他对大寨的前途还是很乐观的。“以后再把果园扩大扩大,再办几小厂,安排一下妇女劳力,到1990年总收能过百万吧,办厂的事正在想办法,今年去阳泉、平定参观了几个行来,地毯、瓷器、耐火材料,教不太合适,收入不高,咱这儿的人不到两块半就不愿意干。
  “关键还是矿上。过三、四年,矿上的贷款还清了,补贴、福利、办厂,干甚也成。”
  大塞乡的翟乡长地在寨前途的看法也挺乐观。他说:“咱们整个就是人才缺乏,选干部不可能那以理想。像现在的人,也能干个差不多。也许步子慢了一点,缺乏一股积极进取的精神,但它还是哏得上。它又有那么好的地,有煤,有路,外边的人又那么关心它,支持它,前还是很光明的。”
  *******
  离开大寨前的一个傍晚,我们在大寨的场院上闲坐,远远地看见贾进才老人拄着拐杖走过来。
  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周总理曾握着他的手感叹:“老贾呀,这是出大力的手,这是大寨人的铁手呀!”
  大战狼窝掌的时候,有人对他说:“老贾,你这么卖命干,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老人一笑:“狼窝掌20多条大坝,哪条坝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老人走近了,佝偻着,显得那么瘦小。我们站起来:“大爷您去哪儿啊?”
  他站指指虎头山:“去看看我的屋。“我们没明白,他的家在村里怎么在山上?反正没什么事,就陪老人走走吧。
  他今78岁,上山还挺愉,那拐杖一点一点的,路上遇到人就点点头,说几句话,给人一种非常体贴人的感觉。
  老人耳朵有点背,也听不清我们问什么,我们也就默默地陪他走,八月底的虎差别,一阵阵白杨萧萧的风声。
  老人站下,指指右边山下的一大片平地:“这是后底沟,过去是五六条沟呢,放炮给炸了,推平了。”
  “这就是人造小平原吧?”
  “二十年了,”他看看一棵茁壮的核桃树说:“是我栽的。”
  “现在人用干了,能造的地造了,一块也没剩下。”
  “石头?石头哪儿都有,不拘哪儿打。”他指着一条条大坝,“都是我打的。”
  昔日建成的梯田依然整齐宏伟。黄昏时分,注视着那一条条坚固的坝,不由使人想起了长城,想起了我们自己也经历过的那艰苦的生活和满手的才茧。走到虎头山下,他向上指了指,“老陈的骨灰就埋在那儿,你们去看看吧,我去看看我那屋。”
  我们上了一道坎,看到一个平平常常的坟头,坟上层荒划,坟前有两上还没散开的花圈架子。
  走到老人的“屋”一看,有两个汉子正在一人多深的坑里往外撬石头,老人一着拐棍在坑时产着什么。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屋原来就是他长眠的地方。我们回过头来,猛然发现,大寨村长长的三排列国式的楼房就横在眼底,整个村庄在夕阳里似科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烟。一块块梯田从各个方向涌身我们的脚背后的虎头山上,已经郁闭成林松柏树一片苍苍。

附录二:陈永贵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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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为长子。
  1920年,5岁,其父陈志如卖掉妻子、女儿和幼子。
  1921年,6岁,随父迁至大寨。
  1922年,7岁,为地主放牛。
  1941年春,26岁,与山庄头村贫农女儿李虎妮结婚。
  1942年,27岁,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不久加入日伪组织“兴亚会”。
  1943年,28岁,长子陈明珠出生。夏,宪兵队以通匪罪将其逮捕并关入留置场。
  1944年,29岁,出狱,辞去伪代表职务。到昔阳城内的一家烧饼铺当伙计。
  1945年,30岁,日本投降,因出任伪代表在村里挨斗。
  1945年—1946年,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浮财。参加民兵支援前线。
  1946年,31岁,参加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组”。
  1948年,33岁,经贾进才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37岁,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会。冬,由贾进才推荐,接贾进才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38岁,办初级社,任社长,冬,制订治山治水十年规划,首战白驼沟。
  1955年12月,40岁,办高级社,任社长。三战狼窝掌开始。
  1958年8月,43岁,倡议创建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任公社常委副书记兼大寨常支部书记。
  1959年10月,44岁,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60年2月,45岁,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号如;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从此陈永贵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
  1961年,46岁,被选为中国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1963年,48岁,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4年,49岁。1月,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12月,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民代表大会,周恩为在政府工作报千中赞扬大寨。12月26号日,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同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在寨的号召。
  1965年,50岁,丧妻。在四清运动中受气。
  1966年,51岁,与40岁的宁玉玲结婚。出访阿尔巴尼亚。
  1967年,52岁,1月,作为全国著中农业劳模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并被推选为中共山西心小组成员。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3月,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陈永贵对农村文革的五条建议。是为中发(67)339号文件。
  1968年,53岁,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
  1969年4月,54岁,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在九大作大会发言。同年,幼子陈明亮出生。
  1970年8月,55岁,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3年,58岁。9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上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60岁。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3月,出访墨西哥。7月,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9月,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致开幕词。
  1976年,61岁。夏,出席北方三夏生产会和南方水稻生产合并发言,被攻击为“唯生产力论。”10月,拥护粉碎四人帮。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62岁。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年底,部分地区刮直过渡风。8月,在中央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63岁。年初,出记柬埔寨。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2月,出席十一届三全会。
  1979年,64岁,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65年。9月五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1年,66岁,举家迁入复兴门外22号楼赋闲。
  1982年,67岁。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68岁。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5年夏,70岁,因病住院,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6年3月26日,71岁,北京医院病逝。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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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利用的与陈永贵有关的资料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我的采访笔记。我采访了20多位熟悉陈永贵的人,包括他的亲友、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和上下级。在此我要感谢这些为我付
  了许多宝贵时间的人,尤其是张怀英、李喜慎、郭凤莲、陈明珠、焦焕成、张艮昌、汤占兴、李志明、高秀保、王富无、李锁寿和赵满仓。
  这一部分资料的长处是生动而富于色彩,短处是有可能发生变形。人的记忆是有倾向性和选择生的,而且每个人肯说出来的东西又难免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第二方面的资料来源于陈永贵本人的讲话。陈永贵爱谈过去的事,这些讲话很多都被仔细记录下来存入档案。我翻阅了昔阳县档案馆所存的1950年至1980年所有与陈永贵直接有关的会议记录和他本人的讲话。在此我要向昔阳县档案馆的诸位工作人员致谢,没有他们的协助本书是很难完成的。
  陈永贵本人的讲话对我了解他大有帮助。他的讲话朴素生动,读来常有如见其人的感觉。不过这方百的资料也有弱点,陈永贵讲的历史难免要受到塑造本人形象的考虑的影响,未必与事实完全相符。
  第三种资料来源是报刊书籍和各种材料中关于陈永贵的活动和言行的原始记录,以及昔阳县志办公室、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编写的陈永贵传记材料。我要感谢所有上述文献或材料的作者,尽管在这些材料上很少见到他们的名字。
  在这部分资料中,最可靠的无疑是大量的原始会议记录的活动记录。经过记者和宣传干部加工的材料则较农重地透出各个时期的色彩和好恶来。
  上述三个来源的资料各有长短,我尽力将这些材料相互印证,以逼近历史事实。我不敢说我写的东西毫不失真,我只能郑重地向读者保证;我写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绝无虚构夸张之处。如果我写某一天的天气晴朗,那么,只要气象记载没有错误,这天的天气肯定就是晴朗的。
  最后我还感谢《农民日报》的领导和同事们为我提供的诸多方便条件。特别要感谢刘震云先生,没有他的提议和逼迫我恐怕永远也不会写这本书。
                            作者
                          1992年8月
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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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199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转眼六年过去,我又读到了一些权威性的新出版物,譬如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原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先生的《“文盲宰相”陈永贵》,等等。我发现本书第一版对陈永贵和一些事件的描写有不准确的地方,更有不充分的地方。这次有机会修订,也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这个修订本的增删修改大大小小有五六十处,以字数计,大约在两万字左右。每改动一处,我都感到离历史的真实近了一步。但是我仍然不敢宣称我写下的东西毫不失真。特别是关于陈永贵文革期间在中央活动的情况,我所依据的材料零零碎碎,几乎毫无相互印证的余地。如果有一天,有关档案材料开放了,如果那时候还有机会再版,我相信这本书还可以离历史的真实更近一些。
  我当过插队知青,在山区农村当过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带领和督促社员们学过大寨。我当时很认真,但我失败了。因此,共和国的这段历史也是我个人心中的一块“病”。我的这种经历也许能帮助我理解历史,也许会妨碍我认识历史。无论如何,这种影响作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注定是抹不掉的,并且会在本书的关注角度、侧重、选材、观点和笔调之中体现出来。我尽力超越这种局限,但我首先应该老老实实地把这一点告诉读者。
  大概在1975年,北京农展馆举办农业学大寨的展览,我去看了。当时看到的主体内容,现在已全无记忆。但是我清晰地记得出门时见到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放得很大,那是一群大寨农民拿着书本从夜校中走出的景象。照片上的八九位农民咧嘴笑着,头上系着白毛巾,似乎穿着黑棉袄,背后是夜校的灯火。图片说明的大意是:大寨社员白天下地生产,夜晚上夜校学习政治,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当时心中大动,一种很悲哀的感觉从心底翻卷上来。大寨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大寨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在这张照片上看到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代人的未来。那张照片中间的一位农民好象已入老年,我似乎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生命尽头的真相。我站在照片前边想,难道人的一辈子就要这样过吗?白天下地生产,晚上读报纸学文件?这就是我们奋斗终生所要争取的幸福生活吗?我不敢往下想。
  我看到过无数关于大寨的照片,读到过无数关于大寨的介绍,这些信息或者模糊淡忘了,或者合乎逻辑地整理编排起来。惟有这幅二十多年前看见的照片,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心底,不理会任何逻辑地闪烁着。

                          吴思
                       1999年1月3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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