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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系列传记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0-16 16:50| 查看数: 89|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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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系列传记

章含之等
一言难尽乔冠华
张容

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有与天下英雄孙权、周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江南二乔”,她们是“风流姿色天下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二乔”并世而出,不过,他们是“风流文采天下闻”。一位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之久的胡乔木;另一位即是本文的主人公,曾任共和国外交部长,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乔冠华。
说来有趣,胡、乔二人都是江苏盐城人,两家住地相距不过几里。乔冠华比胡乔木小一岁,念完中学后,两人又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同学,相隔一二年级,青少年时期,“二乔”没有什么来往;但两人不约而同地走上革命道路;四十年代两人又不约而同地用“乔木”的笔名发表文章,那时,人们常以为“乔木”是一人。“二乔”才华横益,皆为圣手。以后胡乔两人还成为好友,常相来往,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桩奇事、趣事。
当年,由“乔木”署名的文章,犀利无比,誉满天下,人们搞清楚有两个“乔木”后,就把在延安工作的胡乔木称为“北乔”。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说,还是分开叫好吧,乔木就是胡乔木,乔冠华还是用你学生时代的名字,就叫乔冠华吧。
乔冠华阅历丰富,个性鲜明,恰与胡乔木那种严谨稳健的作风大相径庭。他秉性旷达,恃才傲物,浪漫洒脱,不拘小节,常在饮酒赋诗之间,挥毫大作。他处在人生事业巅峰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之际,乔冠华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在国内政治漩涡中,却卷进波底……他的老友说他:“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可悲也夫”。真是一言难尽乔冠华!
一、苏北神童·文坛狂人·留学德国的哲学博士·年轻的国际评论家
1913年,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亲算是开明士绅。他幼年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早年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宋村亭湖中学、盐城淮关中学上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在初中高中时几次跳级插班,16岁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德国哲学博大精深,晦涩艰深,能取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乔冠华真可谓少年得志。
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局势日趋紧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激烈,疯狂扩军备战,军事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乔在德遇到国民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两人对国际局势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们“不务正业”,在欧洲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
除钻研《战争论》外,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在德国留学期间又自开新课,他广泛研讨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目前的局势,这为他日后写出大量如同身临其境又不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乔冠华青少年时代的求学及其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过程看,他在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抱负和人生志向。据说乔冠华年少时曾口出惊人之语:“天下文章李、杜、乔”!这句话虽然言过其辞,但乔冠华自诩文章敢与千古诗人李白、杜甫相比,足见他少年时代的豪气!其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性格于此也可见一斑。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胸中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学习环境,打消了在哲学“纯学术”领域深造的念头,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先是在香港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乔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1942年秋季乔冠华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主持“国际专栏”,直到抗战胜利。
在这国内外局势大变动的时期里,乔冠华的工作几经变动,但他一直没有从事所学的专业—埋头于深奥的哲学研究,而是紧密联系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并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述评文章。
乔冠华的这些国际政论文章,其一大特点是文章的标题就很有特色,其文章标题见诸于报刊后,总是先声夺人,而后必欲对其文先睹为快。例如《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等。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他的政论文章的标题“往往是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语言,指出或暗示当时国际局势的要害,以期对读者有所帮助”。乔冠华后来如是说。
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的内容,在广博的欧洲及世界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知识的前景叙述中,向人们议论,透析着时局的焦点,思想集中、内容深刻,给人们以很大的启示和教益。
在《法国的崩溃》一文中,我们又看到这位青年评论家对世界历史和马克思“本本”的熟悉:
距今七十年前。
一八七0年普法交锋,同年九月十九日,普鲁士的大军在大将毛奇的指挥之下,进抵巴黎城郊,巴黎被包围了,那欧洲革命的巴比伦。
在这期间,被包围了的巴黎虽曾一度英勇的屹立起来,但是几经动荡,巴黎终于不战而降了(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一日的和平条约)。
革命的巴比伦不战而降,是何道理?
巴黎不战而降的后二十日,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日,那时住在伦敦的一位贫穷人的伟大思想家分析着当时的形势道:
然而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
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这是七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七十年后的今天,巴黎又是不战而降,德法单独媾和了。
他的文章总是以其把握问题实质的鲜明性和战斗性,给予人们以信心和鼓舞,在希特勒初期获胜不可一世时,乔冠华这样写道:这是今天的形势。
全世界的眼睛在盯着希特勒,有人将他比成拿破仑;但是人们忽视了;拿破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期的英雄,希特勒是资本主义社会没落期的怪杰,希特勒的迷信并不是建筑在他的飞机和坦克之上,而是建筑在全欧洲资产阶级的没落、反动和腐化之中。……
现在,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匍伏在希特勒的马蹄之下,希特勒已经快要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拿破仑;我们不知道历史是不是会重演,不过,可以断言的是:未来的莫斯科将和过去的莫斯科有着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划时代的意义。
莫斯科是历史上一块奇异的地方。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尖锐泼辣,在恢宏的气势中又常夹杂着诙谐幽默,明快而活泼,同时,为了说明复杂,危急的局势,他总要列出许多真实的细节,让读者自己判明真相。所以,他的文章读后往往使人拍手称快,过目难忘。
乔冠华当年撰写的国际评论文章影响广泛,其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其反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性、坚定性、在重大问题上总是与国内争取民主、团结进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斗争密切呼应,以及他留学欧洲期间所掌握的广博的国际知识,另一方面,他在联系扑朔迷离,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写作时,有胆有识,也付出了很大心血。
许多年后,乔冠华回忆当年写作的甘苦和思想方法时这样写道:
在香港,有一个时期我为《时事晚报》写社论,每天一篇,当时我只能利用剩余时间为《世界知识》写点文章……
我们想方设法开辟自己的材料来源,力求做到能掌握一切有关国际形势的材料。正面材料是研究的重点,但也绝不轻视、放松对反面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有时正是从反面材料中看出了问题的关键,在国际形势的发展中,任何一个新出现的问题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以及同前后左右其他问题的关系,尽可能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它同其他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发生的所有重大变化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就有必要经常从战争的全局来考察战争中发生的任何一个新的问题。国际述评从表面上看好象是“述”和“评”各占一半;实际上真正费气力的是“述”;即掌握材料;做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大半了。
乔冠华自1937年至1946年写的这些评论文章当时曾编为文集《争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国际》、《形势比人强》、《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从战争到和平》、《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出版。他在33岁以前写的这些国际述评文章,以其广博的知识,立论的严谨,优美的文字,精辟的见解,代表和平,民主、进步、正义的声音,在三、四十年代,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自从胡愈老(愈之)开拓了中国进步学者研讨国际问题之风后,可谓人才辈出,在胡身边聚集了一批国际问题评论专家,如钱俊瑞、张仲实、金仲华、冯宾符、张明养等人,而乔冠华在那个时期写的文章,虽属后出,却大有后来居上,出人头地之感。他的文章“向大后方人民传播了中央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也多少反映了那时代的激情和人们的喜怒忧乐”。当时,许多青年人争相传阅乔冠华的文章,在那黑暗而混乱的年代,“乔木”先生的国际述评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希望而倍受鼓舞。从文学家冯亦代的回忆中可领略一二:那时,我只是个人世不久的年轻人,除了有一腔火热的报国之心外,别无他长……而其时,老乔正以他成熟而又犀利的笔锋,剖析时局,给陷于迷乱心情中的人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我每天读着《时事晚报》老乔用“乔木”这一笔名写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
可以举一个“对他狂热倾倒”的例子,1940年6月9日,德军向法国马其诺防线发起全面进攻。在香港一家咖啡店嘈杂的地下室里,一大群中外记者对战局作各种猜测和设想。乔冠华大口吸烟,一言不发,倾听大家争论。忽然,他起身挥手打断众人话语,说:“6月9日是法军最黑暗的一日。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在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一语惊四座!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名记者摇摇头,不以为然,“决战正在进行,胜负未见分晓……”有的人则忿怒地质问:“你怎能这样说?!
乔冠华掐灭烟头,自信地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就在众人争论的第四天,6月13日,法国投降,德军开入巴黎。6月22日,德法停战协定签字,6月24日,法意停战协定签字。
战局的发展,证实了乔的预言。这位青年国际评论家受到了普遍的赞誉。
而乔冠华在随即发表的《法国的崩溃》一文中,平静地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二、狂放不羁的“酒仙”·怒发冲冠的“地下工作者”
乔冠华的国际述评,在当时自然有较大的影响和进步意义,但是乔在国际评论方面的个别文章也有失误,乔本人这样说过:“我自己在这方面就犯过不少错误”。
尽管乔冠华的个别文章有错误,但他的大多数文章光彩夺目;同时,他与一般埋头做学问的“鸿儒”不同,他还是位出色的宣传家、演说家,是位多才多艺的人。
三十年代末,乔冠华在香港期间,经常组织读书会,时事报告会或参与香港文协组织的暑期讲习会。他是这些会上的中心人物,他纵论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其精细的剖析,往往见人所未见,语惊四座;他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其宏论有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从经济、政治、军事到历史、地理、哲学、艺术,无所不论,又无所不胜,听者如荡舟其中,又陶醉其中,尽数折服。对一些反动文人政客,“老乔”则不留情面,与之议论时局,嬉笑怒骂有如干将莫邪,把“贵客”砍得体无完肤。这类人四处活动,窥测进步组织的活动,只要是见到“老乔”在座,莫不掩面而去。
乔冠华有辩才,有雄辩之才。熟悉他的人这样说,有道理的事情,他讲得头头是道,就是无道理的事情,他似乎也可以说得滴水不漏,起死回生,又如辩论的双方,“老乔”可以互换位置,无论站在哪一方,似乎都能把对方驳倒。
乔冠华的文章及口才,在当时的香港舆论界有不小的名气;关于“老乔”当年的风采,冯亦代也有出色的描述: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香港告罗士打行的地下层“聪明人”咖啡店里。他颀长而又瘦削的身材,走起路来微微有些弓背,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夹着个黑皮包,完全是个学者的风度。特别是他那双深沉的眼睛,和雍容的姿态,一看便令人起敬。而在接谈之后,他对时局鞭辟入理的分析,无可置辩的结论,合情合理的预测,使人知道他决非是个等闲之辈。后来,我和徐迟常常谈到,听老乔讲话,简直是种愉快,是种享受。
文学家徐迟则这样说:“朋友中,特别有一位G(乔冠华),常常在说话中间落下一串串珍珠似的话语来,我每一次听他的谈话,总可以记录到一两首诗……他说话,像金沙似的流来,作为一个金矿矿工的我,就尽量淘金。实在这些诗是他的,我只是记录了这些诗”。作为革命队伍的文化人,乔冠华聪明过人,才华横溢,同时他也有某些文人不拘小节,狂放不羁的特点,他谈笑风生,性格外露,好吸烟,喜喝酒,确切地说是嗜酒。他写作的习惯,常常是深夜伏首案前,边写、边吸,边喝,午夜时分,文稿完毕,第二天见诸于报刊。他的工作、生活无规律可循,特别是在香港时期。那时,他衣着随便,头发长约二寸,朋友们戏称他是“怒发冲冠”。他住在闹市中一间狭隘的楼房里,闷热如蒸笼,要到午夜清晨才有点凉风。吃的更是菲薄,往往因为写文章,饱一顿饥一顿,朋友看他失饥伤饱,彻夜无眠的生活,于心不忍,多次提出发稿后到友人家里吃饭休息,好不容易他才同意。可是不久,其家保姆便来诉苦,说“老乔”为“酒仙”,“酒仙”除了喝酒看新闻稿外,从不好好吃饭睡觉,把他的书报拿开,不一会又在他的手头,看他睡下,一转身又见他在看书,难道他真的成了神仙?朋友问他何以如此这般?“老乔”摸摸脑后寸许长发说:“国内外形势这么紧张,怎能休息。如果当初规定一天有48小时多好。”
他的住处实在是个报摊,地板上,床上、书架上放满了一排排一叠叠世界各地多种文字的报刊,分门别类,井然有序。朋友来访,进屋就踩在报纸上,他是用报纸作地毯的。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一大批在重庆、桂林进行抗日文化宣传的文化人无法立足,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周恩来安排他们撤到香港,以便利用香港的特殊位置,继续进行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由于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到来,香港当时有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等十余种进步刊物;这其中,乔冠华和胡一声等也主办了一个时期的香港中华通讯社,一时香港的抗日文化工作蔚为大观,这对推动国内的抗日救亡,争取港澳及海外同胞的支持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同时进攻香港九龙,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这时周恩来发来急电,要求廖承志,刘少文等组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不惜牺牲把日军计划搜捕的香港地区的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营救出来,转移到内地,为贯彻周的这一指示,乔冠华曾和廖承志、连贯一起在1942年元旦前夕偷渡到九龙,并经西贡镇渡过大鹏湾,进入东江游击区,安排沿途党组织和游击队接应,护送文化人的工作,在营救工作中,比较惊险的一幕是,当时身在韶关的乔冠华获悉国民党又开始搜捕由港刚刚转移到广东地区且目标极大的邹韬奋,他及时通知了胡一声,并积极协助胡将尚在患脑病行动不便的邹韬奋化装成香港商人,通过重重关卡,经韶关送往内地。在营救文化人的系列工作中,“老乔”似乎已没有往日的书生气和“酒仙”风韵,他机智、冷静、沉着,学会并经历了“偷渡”、“掩护”、“化装”、“放哨”等等,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
以后,乔冠华经桂林赴重庆,来渝途中,不幸在贵州娄山关下“七十二回处”翻车,虽大难不死,却把这位“才子”弄得狼狈不堪,他伤痛不已,休息了个把月,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外事工作;同时,每周二为《新华日报》写一篇“国际述评”,从此“老乔”的犀利笔锋又风行于山城,大受党内外的欢迎,却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头痛。
乔冠华还是个有人情味的人,他结交甚广,三、四十年代,他在香港、重庆与夏衍、冯亦代、徐迟、廖承志、郭沫若、章汉夫、连贯等相交甚厚,廖公的豪爽、机智、幽默、风趣,给予乔冠华很大的影响。
三、与“像是画中描绘的美人”龚澎结为夫妇,二人深得周恩来器重
乔冠华在重庆工作两年后,经冯亦代从中周旋,与龚澎结为伉俪,这不仅仅是“才子佳人”式的美好姻缘,龚澎同时也是革命队伍中一位难得的“才女”。周恩来当时说过,乔、澎两人的结合是件好事,这虽系闲话,也可以看出局恩来对乔、龚两人的期望。
龚澎曾对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是乔冠华的爱妻,对乔的一生影响极大,关于龚澎这里不妨多写两笔。
龚澎是1933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的,原名龚维航,她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聪明貌美的龚澎被同学们认为燕京大学的“校花”,在校期间她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学生,如王汝梅(黄华)、陈翰伯、俞启威(黄敬)、姚克广(姚依林)………在美国进步记者兼燕京大学的讲师埃德加·斯诺家里聚会。他们利用这个环境讨论时局。并从斯诺那里获得一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1935年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中,龚澎是学生示威游行的大队长之一,又是第一个报名参加学生“敢死队”的人,同学们常常惊奇这位“校花”有如此勇敢的行为。
龚澎于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到延安,她先在陕北公学22队学习,其间她曾担任毛主席的英文翻译,她是当时延安外语水平最好的人员之一。在延安马列学院一班学习时,龚澎当面聆听过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艾思奇、王学文、陈昌浩等人的报告或讲课,这对于她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龚澎政治上立场坚定,生活上则热情、活泼,她休息时兴趣广泛,常去书店买杂书,喜欢“神侃”,也常常给同学起外号,什么“猪八戒”,“张二嫂”之类,机智、幽默的龚澎是延安同学中使人喜爱的人物。
1938年底,袭澎被分配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以后,袭澎在1940年早于乔冠华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她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且外文极好,聪敏,热情,深得周恩来的赏识。从此,龚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外事工作长达30年之久。
龚澎不仅才华出众,同时品貌双全,是《新华日报》乃至当时整个重庆进步新闻工作者女性中最漂亮的一位,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在她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这样描写重庆时期的龚澎:
聪明的龚澎,她就像是画中描绘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合作,但并没有个人的感情包括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她的丈夫战死了,几年后,她与记者乔冠华结了婚。
乔冠华和龚澎,堪称天作之合。可以想见,龚澎,这位深得周恩来器重,才华横溢,追求进步,美丽聪明而又风度迷人的女性,给予乔冠华的整个外交生涯、写作生涯以多大的帮助和影响。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乔冠华与龚澎双双随周恩来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他们奉命创办英文版的《新华周刊》,这本杂志在上海周公馆撤退前曾出了几期,发挥了一定作用。国共和谈破裂前,乔曾在上海组织时事座谈会,他极力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和谈是假,反共是真”的骗局。“老乔”对时局的洞察力及其演讲才能,又一次发挥不小的作用。1946年底,为了充实香港地区的力量,组织上又派乔冠华、龚澎赴香港,他们都是以章汉夫、连贯为首的香港工委委员,乔冠华在工委里负责外事委员会,同时,他还担任复刊后的《华商报》社论委员。不久,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1949年乔冠华调北京工作,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而龚澎也调来北京任外交部情报处处长,她是组建不久的外交部里女性中职务最高的一位。
四、政论家改任外交官板门店谈判幕后的“指导员”
新中国外交部一成立,周恩来就把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调查研究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在内部组建了外交政策委员会,亲自兼任主任委员,并把年轻的乔冠华调来任副主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外交部的政策调研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别十一序》中曾经感慨地说:“自古英达未必尽用于当年”。对于乔冠华来说,则是生逢其时,“英达尽用于当年”。
周恩来器重乔冠华,委派他的职务及担当的责任,似乎常常与他的年龄不相符。1950年12月23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别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别代表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的会议。”这一年,乔冠华年仅37岁,第二年,“老乔”又以38岁青春年华出任举世瞩目的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同时,他还是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仍兼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调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特别是出任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的主要顾问,这两个职务虽然不高,却使乔冠华在建国后正式步入职业外交官的轨道,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里程碑。
从长期为报刊撰写“国际述评”的学者到职业外交官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做实际外交工作的特点是什么呢?周恩来明确指出:外交工作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权威的外交理论家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一书中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费尔萨姆在《外交手册》中把职业外交家的素质说得更为具体;外交工作的合适候选人“应该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学问家;他既开朗,又诚恳;既勤奋好学,深思熟虑,又不明哲保身。他应把善于分析的冷静头脑和热情的性格结合起来。”
与乔冠华相比,撰写国际述评的出色学者,评论家不乏其人,但这些人大多局限在书斋学者的圈子里,他们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木讷于言,他们思维严谨,做事循规蹈矩,缺乏灵活性;简言之,书斋学者类型的人物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实干家。他们可以写一手漂亮的政论文章,但不宜于做机敏的,实际的外交工作。而乔冠华集笔才,口才、人才于一身,他虽有狂放不羁,不拘小节的特点或缺点,但他分析深刻,预见准确的国际述评早已闻名于世;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的演说报告使听众为这倾倒;他风趣幽默,机敏热情的性格颇有人情味,他修长的身材,“绅士般”的举止,再加上他时时显露的微笑,使他在任何一个交际场合都引人注目,他“既是一个活动家,又是一个学问家”,是一个“把善于分析的冷静头脑和热情的性格结合起来的人”。乔冠华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的合适人选,周恩来对年轻的乔冠华委以外交重任不是偶然的。
1950年6月27日,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把战火烧到中国的鸭绿江边。毛泽东高瞻远瞩,不顾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创伤巨痛,毅然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过五次战役,把二次大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打回到“三八线”附近,至此,美国不得不寻求停战谈判,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这场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斗争,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而38岁的乔冠华于其中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
早在抗美援朝初期,周恩来就深谋远虑地拟就了停止朝鲜冲突的条件,并密切注视着各方面的反应。在谈判条件成熟时,他认真挑选赴朝谈判的人选。周恩来要具有较高声望和地位的李克农任代表团团长;同时他又挑选虽然年轻、但有广博的国际外交知识的乔冠华担任谈判代表团的顾问。
抗美援朝,过去通常讲“三年战争,两年谈判”,实际上,早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甚至在我志愿军赴朝参战前,已有了一连串的外交斗争。而在1953年?月27日停战协定签定后,直到1954年底,围绕美方是否执行停战协定问题,又进行了一年多的复杂斗争,漫长的谈判斗争的大部分过程,乔冠华都参加了。
李克农、乔冠华受命后,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他们,同他们就停战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要李、乔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他们赴朝前夕,周恩来又对李、乔作了指示,并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了一句古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
7月4日,李克农、乔冠华谈判班子一行,迎着灼热的夏风满怀信心地踏上征途,乘火车经由安东驰往朝鲜。车厢里,在谈论国际形势的间隙,李克农笑着对乔冠华说:“你知道吗?我们乘坐的这节车厢是当年慈禧太后出行时的专车,这位太后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御辇”今天会有我们这些执行和平任务的人坐上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到达朝鲜,金日成将军在他的办公室里亲切地接见了李、乔一行。
停战谈判的双方首次正式接触是联络官会议,这次会议按商定时间于7月8日上午9时在朝鲜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举行。来凤庄“看上去是一位富有家庭的宅第”。这个普通的村庄,由于与这个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而载入了史册。
联络官首次会议气氛严肃而平静,双方代表难免有些紧张。给人印象深刻的一桩小插曲是,当时南朝鲜的李树荣,由于紧张过度,就位时竟一屁股坐空蹲到地上,立时摔得他狼狈不堪,面红耳赤。与会谈判的所有代表却个个正襟危坐,不敢相视而笑。
会后,我方得知对方正式代表团来时将坐直升飞机,我方代表团遂做了欢迎的周密准备。措施是在开城市区内找到一个比较安全又可以降落直升飞机的地方,摆上红色“T”字布标,再摆上两个英文字母“WC”是英文“欢迎”的缩写。但是怎样不失身份又能及时准确有礼貌的通知对方呢?对此,机敏的乔冠华立即建议由中国记者以目睹会前准备情况为名,写出一篇通讯或巡礼,此文在报刊一发,无异于通知了对方,这在当时没有礼尚往来的情况下是唯一可行的一着。
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代表团由邓华、解方、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李相朝为谈判代表,全盘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但李、乔对外都不露面。为了安全原因,他们各自起了个代号,李克农称“队长”,乔冠华为“指导员”。
五、炮火连天中仍不失才子风范·料事如神老谋深算
谈判就要开始了,连日来“乔指导员”几乎没有片刻休息,他既要参加集体讨论,又要找人个别谈话,真是夜以继日。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头天深夜,李、乔又召开了一次有中朝双方出席的联席会议,先由“乔指导员”把第二天会议的安排作一番汇报和说明,然后李克农就朝鲜停战谈判的全局性问题两次作了阐述。
谈判前夜,犹如大战之前,气氛紧张之至,对手是二次大战后号称第一强国的美国,又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但是这个强国在朝鲜战场上却没有打赢,很丢面子,谈判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彭德怀元帅说过:“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是一场异常尖锐复杂、长期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争。”
事实果然如此,谈判初期,美、李一方缺乏诚意,时谈时打,他们找借口故意制造事端,而且变本加厉,竟然发展到蓄意破坏停战谈判的地步。
例如谈判刚刚进行了一个月零九天,我军事警察、排长姚应祥在带队巡逻行至中立区内,突遭李承晚军的袭击不幸壮烈牺牲。我方提出强烈抗议,中国代表团还举行了追悼会,并正式通知美、李方。我代表团为姚排长设了灵堂,李克农亲临灵堂检查,他觉得现在的这许多挽联还不足以表达人们的愤慨之情,他对乔冠华说:“还是你想想,是否再写一幅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展示七步之才,随即吟出“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应祥”,李克农看罢,连声叫好!
在险象丛生、炮火连天、忙碌紧张的环境里,乔冠华仍不失“才子风范”,不乏闲情逸致。在朝鲜,他单独住一个朝鲜式的院子,很巧,院内有两株挺拔的凌霄树,凌霄花盘旋而上,煞是好看,这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别有一番情趣。乔冠华常在凌霄树下漫步构思文章,他称其住所是“凌霄馆”,又对常来访谈话的符浩等人自称为“凌霄馆主”。
8月末9月初,朝鲜半岛秋意正浓,早晚凉风习习。代表团人员从北京出发时,正值盛夏,原以为谈判一两个月就会结束,有人甚至连毛衣都没带。不管后勤工作的“乔指导员”,看到天气渐冷,冬服尚无着落,他着急了,“才子”情急与他人不同,提笔给当时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封“公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尤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
日日李奇徽,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
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一个严肃急迫的大事,一场举世瞩目的谈判,以打油诗的形式写出,幽默风趣中,诉出甘苦,甘苦之中又不乏浪漫,其中竟还有“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之类,乔冠华的潇洒于此又可略见一斑。
诗中提到的乔埃是美方停战谈判首席代表。
谈判实在进行不下去了!因为美李军在谈判中又发起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不过,玩火者自焚,其结果是以15万余美李军被歼灭的下场而收兵。又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这一次他们的确是被打疼了。
谈判从8月中旬中断到10月10日恢复,尽管美李方的要求绝无道理,我方还是同意将谈判地址由开城来凤庄移至板门店。这是个有利时机,谈判有可能达成协议了。但乔冠华却又有其独到的看法:
“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菜同记者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菜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
乔冠华的预感,显示着一位外交家的素质和才能,以后事态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战俘问题”是达成停战协议的一个重大障碍。
1953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时局发展的变化,分析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来,是否可以再给他一个台阶下,是否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对此,毛、周特意要乔冠华等研究筹划并提出建议、设想。乔于2月19日提出如下分析,他这样写道: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老乔”的这个分析和结论。
果然,1953年2月22日,仅仅在乔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美国再也不愿把“现状拖下去”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战俘。4月26日,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板门店谈判重新恢复了。
乔冠华似乎料事如神。
“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这种纵观全局,老谋深算的策略,出自一个39岁的青年顾问之口,犹如稳操胜券的高明棋手,他对世界形势与眼前战局的方方面面及其内在联系了如指掌;他对我方的外交姿态把握得恰到好处;事实证明,这位青年外交家是出类拔萃的。
在两年多谈判的日日夜夜里,李克农累病了,乔冠华累瘦了,他们对和谈做出了贡献,但是周恩来一向严格要求,对他们在谈判中存在的不足也及时指出。
在谈判期间,1952年5月18日周恩来曾致信李克农、乔冠华,批评他们在发言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等太多,使国外报刊和广播不易采用,要“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词句。”总理的求实作风给予李、乔两人以很大的教益。
1953年7月27日,停战谈判经过两年零两个多星期的艰难岁月,终于取得了和平协商的胜利。这个普通的日子,因其停战协议在这天签字而成为永久的纪念日。
六、陈毅喊:乔老爷快上轿哟·毛泽东授意写“5·20声明”
仅仅过了9个月,1954年4月,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又召开了。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的国家会议。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近200人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中除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王炳南等知名人士外,乔冠华和龚澎也双双在其中。
当时陈毅曾填词《满江红》赠周恩来,词中有“板门店,谈未歇,日内瓦,话重说,挽唇枪舌剑、议倾坛席”之句。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苏、美、英、法、柬埔寨、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有莫洛托夫、杜勒斯、艾登、西哈努克、皮杜尔等著名政治家,乔冠华随从周恩来在各国代表团中穿梭往来,挥洒自如,不待说以撰写国家评论“起家”的“老乔”,在会议期间起草、整理文件就成为他承担的一个重要工作;而龚澎则和黄华一起在会议新闻中心,每天向等候在那里的各国记者发布消息,回答各种质疑、提问,也就某些事件发表评论,尽管有时会遇到许多歪曲事实的挑衅和刁难,但都出色地给予回答和驳斥,引起记者和评论家们的普遍赞叹。当地和国外的许多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乔冠华又随陈毅副总理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史称十四国老挝会议。
这次会议是陈毅兼任外交部长后,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的一次重大国际会议,时年48岁的乔冠华再次出任中国代表团的主要顾问。在出发前,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照例集中于钓鱼台国宾馆,熟悉文件,分析形势,研究斗争方针和策略。
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仍是军人本色,他早早守候在院子里,非等大家到齐了才在会议上露面。乔冠华一到,陈毅走前几步,亮开洪钟似的嗓门说道:“乔老爷来了,乔老爷下车要快上轿哟。”陈毅说“上轿”的意思是让乔冠华尽快开展工作,准备文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还有章汉夫、熊复、吴冷西、王炳南、宦乡、张彦、曾涛、陈叔亮等人。乔冠华又是文件起草班子的主要成员,他负责“拉总”。在整个会议前后,许多重大问题都由陈毅先提出主要观点,然后大家反复研究讨论,最后文件的定稿,是由乔冠华整理、修改而成。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乔冠华和代表团其他同志,配合陈外长勤奋工作,在复杂尖锐的14个东西方国家参加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中,又一次取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
在外交口,毛泽东赞赏乔冠华写的文章。六十年代中期,一次主席给非洲一位国家元首写贺信,由于主席工作忙,要外交部的同志先起草初稿,写毕,主席阅后不满意,谓之曰:“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后,主席点名叫乔冠华重写。在世界上引起重大反响的1970年“5·20声明”,大概由于工作对口关系,也是毛泽东授意乔冠华起草的,据说,“老乔”受命后,在他家当晚的餐桌上,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他就拿出了这篇气势磅礴文章的初稿。
乔冠华所深爱的妻子龚澎,也是外交口内引人注目的人物。关于龚澎的风采和能力,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怀念我最好的朋友龚澎》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见到龚澎是1933年在燕京上大学的时候,不过,究竟是怎样相识的却记不清了。她是一个忙人,积极投身各项爱国活动,而我那时并未意味到学生运动对抗日斗争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尽管当时的忆痕是模糊的,却久久难以忘怀,我想这是由于她的性格是如此富有活力、朝气蓬勃。
1942年,我和龚澎重逢于重庆,不久,我随丈夫去了英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不敢回到中国去,我感到自己不会被人理解。同时,我要获得去中国的签证是困难的,不过,我还是办成了。我事先给龚澎写了信,1956年4月间,我果然来到北京。
在北京,我又见到龚澎,经过长谈,搞清楚许多问题,消除了很多疑虑,但不是全部。对我来说,受龚澎之邀到她家里畅谈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总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事。通过龚澎,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接见了我。这一年即1956年,因而成为我的转折点。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中国是在前进,整个国家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些年来,我曾多次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情况和世界形势。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所有的知识,不论是什么,全都归功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教诲;而且通过龚澎,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龚澎的品貌才学,无疑对乔冠华的外交生涯有重要的帮助,同时,龚澎的过人才华,也使他本人成为外交界的佼佼者。许多女干部注视着龚澎。公认她是外交部女干部的楷模和“先锋人物”。在五、六十年代,乔冠华和龚澎先后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助理,成为周恩来在外交战线的两名得力助手。
七、“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龚澎之死·陈毅在卧病中大笑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人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陈老总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火烧英国代办处,砸了缅甸使馆、印度尼西业和印度的使馆,各种荒唐事层出不穷。
就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远远看见他的熟人,为不使他难堪,就绕道掩面而过,不和他打招呼。“老乔”还这样对“造反派”说过,“让我在背街小巷口里卖吧,在大街上可能碰到外国人,他们认识找……”
这期间,乔冠华的家“被抄”,室内墙壁上涂满了“打倒陈毅”、“打倒反分子龚澎”的大标语,龚澎长时间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她冷笑着说:“让它们留下作纪念。”抄家的人要她背语录,她就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进家门。”
龚澎对周总理、陈毅有深厚的感情。当那位私自召集全部大使、司长以上干部开会号召大家起来“造反”的老干部被捕时,她冲上去给这个人一记响亮的大耳光,爱憎何等分明。
1968年底,乔冠华恢复工作。但是在他恢复工作不久,一个致命的打击向他袭来。1970年春天,平日身体就不大好的龚澎由于动乱的影响和强烈的心理刺激,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脑溢血,住院治疗的二个月内,乔冠华日夜陪伴着龚澎,凄凄惨惨的……
周恩来到医院探视,并亲自为龚澎号脉,详细询问她的病情,参加会诊,还指示组成抢救小组。当脑颅被打开后,昔日美丽的龚澎已不成样子,深深的刀痕,厚厚的绷带,脸色蜡黄。周恩来说:“我不愿意看到龚澎这样子,看了我就难过,以后我不来医院看她了……”那时马叙伦先生作为“植物人”已活了十二年,为了保住龚澎,周恩来特意要他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去医院了解马老为什么能活那么久,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终因抢救无效,1970年9月20日,56岁的龚澎逝世了。
龚澎去世,外交部的干部十分怀恋她,乔冠华和龚澎虽然都是才华出众,但夫妻二人性格却不尽相同。乔冠华锋芒毕露,如果外交部里的“老实人”在处理微妙的外交关系不尽如人意时,“老乔”的批评总有点尖酸刻薄,不免使人难堪;而龚澎稳重、谦和,也决不“恃才傲物”,在外交部人缘颇好,正因为龚澎各方面都如此出色,有一段时间,“老乔”竟对自己的夫人有些许妒嫉之意。不管怎样,聪明、美丽的龚澎是妻子,在龚澎去世后一年多时间里,乔冠华哀痛欲绝。他是个感情外露、起伏很大的人。他与数十年的结发夫妻感情很深,许多年来,不论龚澎在外交大政方面的评估,还是她在生活中的和风细语,乔冠华大多言听计从。如今这位志同道合、息息相通的伴侣永远地逝去了。有时,在繁忙的一天工作结束后,晚上,他就拿着放大镜仔细地一张一张地观看龚澎的相片,他的感情不能自禁,边看边哭,甚至嚎啕大哭,就是邻居听见了,他也不加掩饰……
一次,半夜时分,人们都巳酣睡,“老乔”孤苦难忍,他打电话给邻居符浩:“我很寂寞,我受不了了,老符,你若有空就过来聊聊吧……”
一连串的打击,使乔冠华的身体垮下来,1971年夏天,他患肺结核住进了医院,很巧,陈毅也在同一处住院,他们在一起不仅谈了国际形势,也谈了许多“文革”的问题。对于陈在“文革”中的不公正待遇,“老乔”愤愤不平,建议陈老总找毛主席,彻底澄清事实,陈毅摇摇头说“‘止谤莫如不言’,我相信事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
乔冠华哀思未尽,在1971年的秋季,他又亲身经历了几件大事。
乔冠华恢复工作以后,他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9·13”事件。1971年9月13日,外交部大门口人们进进出出,如往常,但外交部部级领导层已得知林彪、叶群等人乘一架叉戟飞机于13日夜外逃,第二天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峻,不像以往会议是在活跃和有点幽默感的气氛中进行的……
中午,姬鹏飞代部长惊异地看过“特急电报”,用一种不寻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乔冠华听罢,脸上显出了微笑。
就在9月13日这一天,周恩来将乔冠华和《人民日报》的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9·13”事件的声明。在讨论中,乔冠华首先想到被林彪迫害得很惨的陈毅,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乔冠华与陈老总私交甚厚。议事完毕,不待休息,他特意赶到301医院,向陈毅报告这一好消息。乔冠华喜形于色但却小声告诉陈毅:“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么?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明说,先让你高兴高兴。”
陈毅坐直身子,睁圆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乔,良久,从“老乔”脸上从未有过的喜悦他凭直觉猜出了七、八成,惊喜地问:“真的么?”
乔冠华狡黠地眨眨眼笑着说:“我只能相告,还不能回答。”
陈毅听罢开心地笑了。
当天晚上,乔冠华在家中开怀痛饮,酒兴正浓时,邻居符浩也因兴奋不眠前来畅谈。“老乔”见符浩哈哈大笑,“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符浩笑着问道,“有什么好节目?”乔冠华转身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洒,高高举起,眨眨眼,连声说道,“当然有,当然有。”
两人边谈边饮,说古论今,即兴赋诗,兴致极高,乔冠华听罢符浩吟出一首唐诗,沉思片刻,突然将手中茅台一饮而尽,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且看新意如何?”他斟满一杯酒,端在手中,兴奋地站起身,边走边吟:“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吟毕,他又是一饮而尽,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看到他的这首新《塞下曲》特意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冠华:“‘月黑雁飞高……’,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轴一幅,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
过了几天,中央将“9·13”事件正式通知了陈毅,乔冠华又特地赶到医院,将那首新《塞下曲》吟给陈老总听,陈毅听罢连声叫绝!两人相对放声大笑。
令人难忘的紧张的“9·13”事件刚刚过去一个多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第二次来华访问,他这次来北京取代号为“勃罗二号”,乘坐的则是“空军一号”总统座机,比上一次舒适多了。基辛格此行除了“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的安排”外,他还代表总统来谈判尼克松访华后的中美联合公报。
乔冠华是“联合公报”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随周恩来会见并接待了基辛格一行。当谈判取得进展,大体告一段落,10月26日上午9时,基辛格要回美国了,周恩来把他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周对他用英语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这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对他说话,说明总理的心情十分愉快。
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与基辛格的对话已然不是严肃的会谈,而是轻松活泼的聊天。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眼下联大正对此进行表决呢?”
基辛格不待思索地一笑:“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那么,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乔冠华眨眨眼。基辛格略作深沉地扶了一下眼镜,思索片刻后说:“估计明年差不多了。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头哈哈大笑,依然那般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原来,就在刚才基辛格即将离开钓鱼台之际,周恩来悄声告诉乔,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周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送走基辛格后,乔冠华想象博士在空中飞行时一定会接到美国来电,他听到中国已进入联合国这一消息将会怎样?是惊讶,是懊丧,还是尴尬?“老乔”在品味着给博士写一首有趣的打油诗。
八、“让乔老爷做团长”·人生的顶点·生命的正午
就在乔冠华送走基辛格的当天,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关于联大决议的电报。
同时,吴丹邀请我国派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
这次联大表决结果,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当时估计是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因此,三天以后,《人民日报》才发表《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的社论,四天后,即10月29日,中国才发表政府声明。
得知这一喜讯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讨论联大决议问题。国民党的代表已经悄然离去,联大的席位出现空缺,我们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
用现在的眼光“回头看”,“去不去”这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无须进行反复的研讨。但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氛中,人们认为联合国这个机构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是受美苏两霸操纵的不民主讲坛。当时,外交部经过反复讨论,主张不派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当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询问此事时,周恩来汇报了外交部讨论的意见。
毛泽东不假思索,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参加联大的方针确定后,谁为第一任中国赴联大代表团团长,“上面”在几个人物之间考虑了一阵,“老乔”闻讯后,吵着要带团前往,一副非他莫属的架势,对此,外交部同仁颇有微词:“‘老乔’才高八斗,但事事争先,‘好事’总是他,未免太不客气了……”
正在酝酿期间,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乔老爷”就是乔冠华。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明领导下,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进入了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同时,“时势造英雄”,乔冠华的外交生涯也进入了人生的巅峰。
乔冠华紧急受命,欣喜异常,他废寝忘食地准备着联合国之行的各种文件、资料。他珍惜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外交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他珍借自己在摆脱厄运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就任命他为首次赴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这个荣誉和机会。首要的一件事是他连续数夜赶写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他还是老习惯——在吸雪茄烟和畅饮茅台酒之间,凝思挥毫。
乔冠华无比振奋,思绪翩翩,回首三十年代,他在香港、重庆写国际述评,何等不易,他是以一个“小人物”的身份来抨击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派,他的文章有时被挤掉,有时还要用“曲笔”,遥想建国初期。他作为伍修权的副手,第一次出席联大控诉不可一世的美国,又是何等艰难;而今天,他乔冠华又要去联合国,这一次则是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的,他将代表新中国八亿人民登土联大讲坛,面对全世界畅所欲言,何等翻天覆地!何等扬眉叶气!
乔冠华率团赴联大的前两天,当时已患病的陈毅特设家宴为他饯行,驻法国大使黄镇也来作陪。
11月8日晚8时,即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在幽默风趣的谈话中,指出了这次重大外交活动的要点:“送代表团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不要怕说错”,这就给了代表团大胆说话和相机行事的权利与勇气。毕竟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正式登上联合国讲坛,而且一坐下来就是以常任理事国的面目出现,不少情况是未知数,要拿出魄力啊。
11月9日下午,由乔冠华率领的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在北京机场,出访的中国代表团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和首都四千多群众的热烈欢送。当时的“大左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自然也赴机场欢送。在机场送行的有驻京外交使节60多个国家的代表,这些代表中有许多人和乔冠华认识,就连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也到机场送行,这是开了先例的。送行的规格确是最高一级的国家代表团的规格。
11月11日上午,代表团飞抵纽约,第二天乔冠华即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他感谢联合国的欢迎,并说:“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还没有齐全,对联合国当前的情况也还不十分熟悉,所以也许不能立即开始像所期望的那样积极活动。”乔在谈话中还希望联合国大会能发挥万隆会议精神。这种灵活、诚和充满协调精神的外交姿态,使刚刚到来的中国代表团博得了舆论界的好评。同时,国民党代表的“预言”也不攻自破,这个“预言”是“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
随后几天,乔冠华又到纽约鲁瓦医院探望当时在养病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他还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给乔冠华开车的外国司机惠特曼说:“他是一个和蔼、友好的人,我来了以后从来没有见过他皱眉头。”
11月15日美国时间上午10时30分,被大会主席马利克称之为“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走进大会议会厅就座。也许是巧合,或是有意安排,中、美代表团首次相逢是在联合国大会议厅的走廊里。在大会会场外面铺着绿色地毯的走廊里,布什正在大厅边上的一张桌子旁打电话,当乔冠华走过他的身边时,他伸手出来同乔握手。
“早安,部长先生。”布什说。
“早安。”乔冠华微笑着回答。
这第一次会晤是友好的,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使曾力阻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美国人感到尴尬,而美方在这里与中国代表握手相见,的确要比在会议大厅众目睽睽的正式场合之下,要自然、轻松多了。大队的摄影记者蜂拥而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坐上联合国席位拍下历史性镜头,乔冠华坐在中国代表团排头第一位的席位上,他微笑着,是那种自信、潇洒而又有点得意的微笑。
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欢迎仪式盛况空前。本来,十五日的全体会议是以世界裁军会议”为议程的全体会议而召开的,但是许多会员国都把时间用来发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演说。大会主席致欢迎词后,五十七个国家的代表相继登台致欢迎词,欢迎仪式进行了整整一天,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言词热烈,发言时间也很长,就是另一个核大国、法国的代表也做了这样的发言:“中国在我们当中就坐了属于她的席位,不公正和荒谬的状况终于结束了。”正如日本《每日新闻》所说“大家都露出了‘我千万不要搭不上巴士(公共汽车)’的态度。其中也有苏联的代表马立克,他在上午大会休息时,走到乔冠华座位旁边几次握手。匈牙利代表用中国话致贺词,中国人以外的人,用中国话发表演说,这还是联合国创立以来首见的事。”
最后登上讲台也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正式登上联大讲台的是乔冠华。他修长的身材,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手持一份雪白的发言稿,于严肃中又昭示着某种正义,他健步走上讲坛,全身充满了活力,他容光焕发,目光明亮而锐利,充满着自豪和信心。他在讲坛上站定以后,首先颇有风度地向主席台上的大会主席轻轻点头致意,这是他准备发言前的历史性的一瞬,就在这一瞬间,全场突然于静默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和他代表的新中国)受到了长达半分钟的欢呼。他两次高举起右手微笑着向大会表示谢意。乔冠华在发言中抨击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谴责了前美国、日本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在裁军等问题上维护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在讲话中有时躬下身子,双手按在案前,他的语调中肯而略带严厉,更显其发言的份量。当乔冠华发言结束时,热烈的掌声长时间地回荡在联合国大厅。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二十二个提案国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围着他,向他频频握手表示感谢。国外各大新闻机构对乔冠华代表中国首次在联大的发言给予高度评价,“老乔”本人的活动及其热情外向的性格特点也成为各新闻机构争相报道的热点。外电报道的一则小花絮是:在大会的另一个议题里,乔冠华驳斥了苏联代表的裁军提案,当苏联代表马立克又登上讲台无力的挥臂为自己辩解时,坐在台下的“老乔”,竟面对自己的对手辛辣地放声大笑!马立克目瞪口呆!
在联合国大会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开怀大笑,得意舒心的大笑,那笑声表现了新中国进入世界讲坛的豪情,那笑声从他那宽阔的胸膛里冲击而出,形成阵阵声浪。而大笑之后,他的脸上似乎有一层深深的玫瑰色,只要你贴近他,领略过这种大笑,不论你持何种观点,大都要为“老乔”这种大笑所感染,触动。更多的时候乔冠华是在微笑,含蓄而又近乎神秘的微笑,一切的艰辛、奋斗和成功,一切的学识、思考所带来的理想和自信——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凝聚了、汇合、反映在他那动人的微笑上。由于“老乔”的微笑或大笑都具有那般不可抗拒的魁力,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就是《乔的笑》。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及其活动影响之大,使纽约市长也不甘落后,他特意宴请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纽约一家大报报道的新闻标题则是“大国家,大人物。”外电对乔冠华发言所作的高度评价以及对他本人的关注,自然首先是有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其坚强的后盾;是因为他发言内容的有力和正确;是毛泽东、周恩来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胜利的结果;同时,乔冠华本人的风度和魁力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乔冠华是代表新中国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首次登上联合国讲坛的。他在裁军、中东、印巴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中肯而有力的发言;他在答谢、招待各国代表团的宴会上;他在往来穿梭于数十个国家代表团的活动中,他那种不卑不亢、谈笑风牛、充满自信又挥洒自如的泱泱大国风度,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讲坛的威信。
一位哲人说过:“每个人一生都有一个顶点,在那个顶点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跃的精力达到了平衡的境界,发出灿烂的光芒。”可以说,1971年11月,乔冠华在二十六届联大的活动是他“人生的顶点”,“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这是他“生命的中午,发出灿烂的光芒。”由于乔冠华的才学和他在本届联大的出色活动,自1971年至1976年的历届联大,中国政府都派出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老乔”对新中国外交工作功不可没。乔冠华回国后,周恩来表扬他,外交部同仁钦佩他,“大左派”江青自然抢在前面,她大耍手段万般赞誉……一时,鲜花、美酒、喝采、英雄、“老乔”似乎“全方位”的成功,他走起路来,更加潇洒、更加矫健,天天神采飞扬的。就在乔冠华春风得意,处于“人生顶点”之时,世上自有慧眼金睛,未卜先知者,此人不是他人,竟是“老乔”的公子,这位公子头脑冷静,他不动声色地对一位老同志这样说:“别看他现在这样红,他早晚要犯错误。”
九、“基乔会谈”·“历史游涡中的婚姻”·“戳穿迷人口号的大师”
联合国的外交活动结束不到两个月,1972年2月21日,中国外交又迎来了尼克松访华这一重大事件。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乔冠华与基辛格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是最为艰巨的会谈。
毛泽东主席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那些天,乔冠华无暇陪伴尼克松参加丰富多采的活动,他与基辛格躲在钓鱼台的国宾馆细细地推敲公报里的每一个字。
乔冠华对于同美国人打交道并不陌生,四十年代他在重庆和美国人周旋过;朝鲜战争期间他是板门店谈判的高级顾问;两个多月前他又在联合国面对美国人大显身手……
在联合公报的会谈中台湾问题又是最困难的问题。虽然公报的框架在去年十月已由周恩来和基辛格肯定,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也在那次会谈中大部分解决,但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都是针锋相对的。当时,基辛格与乔冠华的会谈被称为“基乔会谈”。
2月22日,基乔会谈的第一天,他两人逐句审查公报草案,首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第三天,2月24日,双方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两人都具学者风范,旁证博引,据理力争……
而每到相持时刻,双方都会把绷紧的弦放松,说两句俏皮话缓和紧张气氛,用轻松、友善的态度把各自的坚定立场掩盖起来。他俩都是炉火纯青的外交家,谙熟谈判艺术。
还是风趣外向的乔冠华先打破僵局:
“博士,你是在德国出生的,我是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我们应该有共同点。但在德国哲学里,我喜欢黑格尔的辨证法,您喜欢康德的‘自在之物’,这大概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基辛格哈哈一笑,会谈气氛活泼、轻松起来。
但双方在实质问题上仍然各执己见,漫漫泛谈不紧不慢,似乎谈判没有最后时限,后天也无须发表公报。实际上,这都是用共同的办法向对方施行“心理战”。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后,双方都做了让步,提出了新方案。
其中,在具体的一个措辞上,乔冠华提出最好用和平解决台湾的“前景”,不用“前提”,他眨眨眼说:“用‘前景’,含义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仿佛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同意了,笑嘻嘻地说:“我看台湾的命运并不取决于如此微妙的词汇上的差别吧。”
基乔会谈已取得突破,这时周恩来进来参加最后定稿的谈判。到第五天凌晨两点,公报文本基本落实了。后来,周将文本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批准,这就是引起强烈反响意义深远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
那些天,“老乔”几乎夜夜不眠,劳累不堪,但他心情格外愉快,多喝了几瓶茅台酒。
在紧张的联合国外交活动和尼克松访华后,乔冠华松弛下来,在这四个月内发生的两件大事,使毛泽东、周恩来主持的中国外交取得了自建国以来的重大突破,“老乔”为自己在其中贡献了力量而得意,过度的紧张和劳累使他当时无暇顾及自己,而这一切过后,他在倾听舒伯特小夜曲之余,又有某种失落感——他没有个家。这位感情丰富的“才子”,感到情感上的孤寂,再加上“文化革命”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更增添了他的无名烦恼。
1972年,当时在大陆的韩素音曾与“老乔”讨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以及“文化革命”以来的国内问题。
“是的,是有很大差距。”熟悉国外情况的乔冠华对韩说,“快6年了,很少学习……这意味着我们几乎失去了一代大学生。而我们需要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那么多医生和科学家……都失去了。现在青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老乔”满脸愁容。
在压抑的政治气氛下,乔冠华需要新鲜空气,需要感情上的慰籍,他多么希望龚澎在身边,能讲几句对外人不敢露的心里话,但这已是不会有的事了。
这期间,他结识章含之女士有一阵了。章含之的聪明以及她的英文之好,甚得“老乔”的欢心。人们常说“爱情是盲目的”。但“老乔”心里甜丝丝的,他和章含之频繁地联系着……
1973年,江青标榜自己并且不许有任何改动的“样板戏”频频上演,剧中的幽默和有人情味的情节全被砍掉,剩下的都是“革命的怒火”,紧跟江青的文艺“新贵”趾高气扬的。那时盛传一首尖酸的打油诗:“吃尽长征苦,不如跳个芭蕾舞,满身弹痕记,不如唱出样板戏”。也是这一年的秋季,党的“十大”召开了,38岁的上海“造反派”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这届大会本应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他却在报告中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反潮流”。“四人帮”阴谋酝酿着一场新的大动乱……
也许是动乱的无情和乏味,“老乔”的恋爱更显其珍贵,1973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乔冠华与章含之结合,不久就搬到“新居”住去了。
乔冠华的老熟人韩素音根据当时的见闻这样写道:
乔冠华又结婚了。作为他的朋友,我们都为他高兴。章含之非常漂亮。
就在“老乔”新婚后的第一年,1974年,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的写作组以“梁效”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宣传,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法家”与反动的“儒家”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史”。林彪成了典型的儒家,由斥为“极左”忽而变成“极右”,并且,今天还有现代大儒“周公”,所以这场运动名之曰“批林批孔”;同时,“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以及张铁生、黄帅两个“小英雄”的出现,更加剧了全国各条战线的混乱。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四人帮”策动的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的一场运动。就在这一年,周恩来因重病住进了医院。
也在这动乱的一年,乔冠华就任外交部部长。可能是由于国内“大气候”的作用,昔日热情奔放、谈笑风生的乔冠华,这期间显得少了点人情味。
乔冠华好喝酒,他高兴时喝,苦闷时也喝,酒瓶就放在沙发边,随手可得。在那“高气压”的几天,老同志晚上去他家串门,发现“老乔”只一人在低头喝酒,也没有菜肴,沙发边还有个把空酒瓶,那是在喝闷酒,“你怎么了”,乔冠华满面泪痕的,摇摇头……
国内风云变幻,乔冠华处于历史的漩涡中。尽管这期间他人情味淡薄,但他在“专业”领域—外交工作方面,仍不减本色,威风凛凛的。1975年,时年62岁的乔冠华第五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在会议期间,面对霸权主义行径,他口诛笔伐,精彩纷呈,那几乎是“即兴式”的讲演,再次震动了联合国大厦。
这是乔冠华生平最精彩的演说之一,这次演说的效果,有当年的外电评论为证:
乔冠华外长是一位擅长暴露的艺术、批评的艺术,善于揭露内在的谬误,戳穿根据错误的假设提出的迷人口号的大师……结果,本来是到联合国来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美国大使莫伊尼汉也排着队去同乔握手。
十、历史的转折·乔冠华的沉默·喜爱的古诗是遗言
1975年,经过邓小平的大力整顿,全国形势有所好转,可是到年底,形势忽又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接蹈而来,人民与“四人帮”的斗争再度白热化。恰在此时,1976年1月8日,身心憔悴的周恩来病逝。对总理的病逝,乔冠华是悲痛的,自1942年到重庆,他就长期在周身边工作,总理的言传身教使他成为一个世人皆知的外交家。
仅仅过了8个月,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在悲痛之际,乔冠华感到全国形势将有一个大的变化,但究竟怎样变,他似乎没有把握。
1976年10月初,乔冠华如期率团参加第31届联合国大会,这是他第六次率团前往,也是最后一次出席联大。在联大期间,他从国内发来的电讯中得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乔冠华匆匆赶回国内,他看到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鲜花如潮,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这是多年未曾有过的场面……
粉碎“四人帮”仅仅半个月,乔冠华的老友,龚澎的同学韩素音,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再一次来到了中国,她的到来与乔冠华回国,也就相差几天时间,关于她当时的心情、见闻以及对“老乔”的关心,韩素音这样写道:
10月20日我申请去中国。大使馆内人人笑逐颜开,所有的阴霾都烟消云散了。 但我心里仍有一件事放心不下,烦恼不已。这就是,乔冠华怎么样了。他怎么会迷了心窍在4月份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示威游行呢?也许他是被迫的,这种一时的闪失一定可以得到宽恕。每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初,都会实行“大赦”。
我到中国后,发现乔冠华情况很不妙……
乔冠华沉默了。
多年来,常在各大报显要位置上出现的乔冠华三个字不见了。对于乔冠华的“沉默”,人们自然有所议论。
有人说:“乔冠华聪明过人,但他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
也有人说:“乔冠华是‘洋秀才’出身,从没有在艰苦的部队生活和根据地生活中锻炼过,也没有经历过复杂的党内斗争,原则性锻炼不够,因此在处处漩涡的‘文化大革命’里犯错误,不是偶然的。” 真理是朴素的,也是残酷的……
乔冠华沉默了,他在沉默中是痛苦的。
他沉默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长期烟酒过度,用脑过度,冠心病、高血压、及早年的肺结核,一齐向他隐隐袭来。1977年3月,乔冠华又突发心肌梗塞,住了一个时期的医院。
更大的打击接蹈而来,1978年8月,他被确诊为肺癌,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乔冠华由震惊慢慢地转为达观,“既来之则安之”,反复的咳喘、咯血,已使他深知过量吸烟的恶果,他住进了北京医院。
在乔冠华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长期的在医院中度过。在住院治疗期间,他常常在医院的走廊里和阳台上散步。他喜欢散步,这大概是最适合于脑力劳动的体弱者的一种习惯性锻炼吧。他每天早、中、晚散步三次,极有规律,当年“秀才们”集中在钓鱼台写文章,“老乔”的这个“嗜好”,就引起关注,熊复等人曾戏称他为“散步会长”。而今,他有病在身而无工作在身,散步就更勤了。他喜好中国古典文学,中文底子极好,而在古典文学中,尤喜好宋词,几百首宋代名词佳句,他可以倒背如流,散步之间,总要哼几句。回首往昔意气风发之时,苏轼那首《赤壁怀古》跃然嘴上: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
如今,他还有“雄姿英发”的时候吗?
真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他想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用那布满绉纹的手习惯的去拿酒杯,可酒没有了,猛然想起,医生要他力戒饮酒,有病在身啊……
也是那一年的夏天,笔者去北京医院看一位病号,常见乔冠华昂头背手在散步,他修长的身材,穿一件披风似的睡衣,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依然是外交家风度;只是他表情严峻,眼神冰冷,显得有些悲怆肃穆。
一次,笔者经过乔冠华的病室,看见他在对两位医护人员讲天下大势,仿佛当年在做“形势报告”:“粉碎‘四人帮’是个转折点,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时期……”但他的声调,却不似从前那般洪亮,这大概是因他有无法摆脱的病魔吧……
那次住院,乔冠华做了肺癌切除手术,大伤元气。
1980年秋季,乔冠华“化疗”后在家休养,这时他已处于“蹇蹇之境”,由大忙人变为清闲之人。老友去他家探望,惊讶地见他瘦削、苍白、嗓音沙哑,豪气已非当年可比,常与他相对默然……这时期的“老乔”对住宅院内的花草树木也分外怜惜。有时,一些新闻单位开纪念会,他也去参加助兴,仍是笑嘻嘻的老样子,实则“老乔”内心是有隐痛的。其时,他已安排在对外友协工作,虽然清闲,他在家中仍勤奋读书,看材料,他说过“我是搞外交的,国际上风云变幻,如果忽略了一些情况,我是有责任的。”
乔冠华当时最大的心愿是在晚年写一本回忆录,同时,他也在编辑旧作,准备成集出版。但旧作散失零乱,收集不易,乔冠华颇为懊丧,后来,1983年夏,当冯亦代把他二十七岁时出版的第一部文集《争民主的浪潮》找到,并送到他家时,“老乔”热泪盈眶,欣喜异常,说这样他“写回忆录时便可有所索骥了”。
1982年春季,乔冠华肺癌复发,转移,他再度长期住院治疗。由于多次“化疗”,他的头发大把脱落,稀疏的余发,也渐渐变成无情的铁灰色,他的面容憔悴,脸颊和眼窝深陷,日见萎缩,每到黄昏时节,面对窗外如血残阳,在暗沉的暮色中,他知道来日无多了。
他怀念起周恩来总理,不知有多少珍贵的回忆。那一次是1965年夏天,周总理成功地访问了坦桑尼亚,同时,中国民航也创下第一次飞向世界的纪录。总理回国那天,晴空万里,大家兴高采烈,他想和总理开个玩笑,于是就和韩叙组织外交部的同事提前来到机场,并按高矮次序分几排列队,他站在排头第一个,当总理一钻出汽车,他领着大家喊“欢迎周总理”,总理边走边笑,点着他的鼻子说:“你这个乔老爷,总有出不完的洋相。”
乔冠华也怀念昔日的老友,当听说符浩等人住在同一医院治病,他就要说一句“为什么老符不来看我啊”,对在医院的其他老友也是这样说。
尽管有人来看他,但人去楼空,在病室里总有一人独处之时,向来风趣、活泼的乔冠华倍感孤独、寂寞。上岁数的人特别是老病号,在孤独、寂寞中最易回首往事,童年的烂漫,青春的憧憬……
那时1942年在重庆,他29岁,一天上午刚写完下一期的国际述评,他便和龚澎手挽手自上清寺进城,那天太阳分外灿烂,南风分外清爽,路上他们发现有人盯梢,于是他和龚澎相约突然同时转身面对特务,怒斥他意欲何为,那厮大吃一惊,鼠窜而去,引得乔、澎俩一路欢声笑语,何等甜蜜。
还有,1972年,他坐在二十七届联大富丽堂皇的大会议厅内,高举起美、苏泡制的关于中东问题的提案文本,大声疾呼:“这是一纸空文!”在数十国代表众目瞪睽之下,如入无人之境,又是何等潇洒。
似水流年,弹指一挥间,他已由一个风流倜傥的英俊少年变成腰背伺偻的残年老头。而今,面对这阴湿、郁闷、毫无生气的病室,一股悲怆之情陡然爬上他的心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他长叹一声。
物极必反,回首平生,乔冠华认为自己还是做了一些得意的事情,现代外交史上总会有他的名字,光荣与梦想,成功与荣誉,他都品尝过,于是,他感到一些慰籍,甚至自豪。他轻松了,他想再听听最喜爱的贝多芬乐曲,那跳跃的音符,似乎时时闪现出他如诗年华的片断,毕竟,浪漫潇洒是他的天性。
1982年秋季,乔冠华拖着疲倦的身躯出院了。在这一年岁末的最后几天,12月27日,他为《乔冠华国际述评集》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序言。第二年,1983年7月7日,乔冠华又为他早年的国际评论集《从幕尼黑到敦刻尔克》写了一篇短序,他在第二篇文章中回顾了三、四十年代写国际评论文的甘苦和愉悦,再一次沉浸在金色的回忆中,同时,他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已准备就绪。可惜,他没来得及看到文集的出版。他的回忆录也终究没有写成,乔冠华没料到他写完那篇短序两个月后,自己的病情迅速发展……
1983年9月,万物萧瑟,凉风袭人,乔冠华病情急剧恶化,入院不久,就处于昏迷状态,无力的胸膛,微弱的反复的咳喘,咯血,老友闻讯匆匆赶来……
9月21日,夏衍来了,那是乔冠华相交近半个世纪又十分敬重的老友,一声压低的呼唤使“老乔”睁开了眼睛,夏公问他有何话说,乔冠华只说了一句,最后的一句话,又是他喜欢的古诗,充满爱国主义情调,文天祥《过零丁洋》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第二天,1983年9月22日上午,乔冠华静静地停止了呼吸,冷漠的白色单子罩住了他的全身。
9月2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中间的位置上,登出了一条简短的讣告: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乔冠华同志因患肺癌,于今日上午10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这短短的讣告,没有任何评论,没有任何褒贬,相比这位“才子”风云滚滚又大起大落的人生,这讣告显得那样简洁,又那样深邃,似乎留下许多空间,许多思绪……
才女外交家龚澎
宗道一

新中国外交界最杰出的女性、外交部建部44年来任期最长的司长龚澎女士出身安徽名门望族。不过到了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原名龚振鹏)那一辈却很穷。龚澎的母亲徐文女士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令这位享年85岁的老妈妈伤心万分的是爱女龚澎竟先她一年去世。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龚镇洲被任命为陆军第35旅(即“铁血军”)旅长,统率江淮500子弟,转战在长江流域。“铁血大将军”的美名传遍江淮大地。1913年“二次革命”时,安徽都督柏文蔚武力讨袁,出任讨袁军部司令。龚镇洲闻风响应,在芜湖发布《讨袁檄文》,痛陈袁世凯十大罪状,“愿与天下共弃之”。“二次革命”失败后,龚派“湖鹏”号鱼雷艇送柏去南京,自己因遭袁世凯明令通缉,乃于1914年初偕夫人徐文和刚满月的长女龚普生亡命日本。当时一家三口躲藏在一家小船里,在母亲怀抱里的龚普生一声也没有哭,使得全家安然抵达日本。
1914年10月10日,龚澎在东京湾西岸、日本最大的海港横滨出生。因为出生在旧中国的国庆节,她最初起名“庆生”,后来改为“维航”,直到大学毕业。襁褓中的龚澎在母亲的怀抱里度过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个时候的龚镇洲常常奔波于日本与南洋诸岛。蔡锷的护国军兴,龚镇洲受托为护国军筹款代表,多次到新加坡南洋一带华侨中募捐。在全国人民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在新华宫一命呜呼,龚镇洲始得以返回祖国。先应浙江都督吕公望之约组织爱国讨袁军,不久即赴广州,及至孙中山先生愤而揭起护法旗号,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海陆军大元帅后,即任命龚镇洲为虎门要塞总指挥。龚一家便在广州住了下来。
深得父亲钟爱的龚澎最初是在美丽的南国城市广州度过她的安定、幸福的童年。即使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之中,龚镇洲也不忘对自己的女儿进行道德感化和思想熏陶,他常常给龚澎讲述自己20多年来难忘的革命经历。那些永远也说不完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令龚澎十分入迷,不胜神往。父亲身材高大的形象以及他的许多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像烙印一样留在龚澎幼小的心灵里,对她的一生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父女的感情很好,以至于后来龚澎成了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后,还要坐到父亲大腿上撒撒娇。
由于龚镇洲曾是陈炯明的知己至交,也由于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关系,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从二十年代开始,龚镇洲大部分时间在上海作寓公。即使他一度沦为城市贫民,夏典冬赎,他也始终不忘子女的学业,经常为子女的教育奔波。龚澎和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姐姐龚普生(前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首任驻爱尔兰大使、杰出外交家章汉夫夫人)在1928年同时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就读。
地处旧上海梵皇都杰司斐尔路底的圣玛利亚女中是一所圣公会办的教会中学,和中西女中、启秀女中一样,它也是为上海中产阶级家庭受过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作进入社交界准备的进修学校。那时沪上流行一种说法,女孩子一定要到圣玛利亚女中去镀镀金,不然就嫁不出去。在这所极为严格的教会学校里,龚澎一度是“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费正清语)。据与龚澎同一个寝室的郑安娜(冯亦代夫人,已故)女士生前告诉笔者,身材高大酷似乃父的龚澎一副男孩子脾气,衣着朴素,从不打扮。她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如醉如痴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据冯亦代、郑安娜夫妇说,天资聪颖的龚澎有两件法宝:一是书。一卷在手,深入故事人物,兴之所至,有时手舞足蹈,讲书中故事,以娱同窗学友;一是一只饼干桶。她读书入迷,往往错过吃饭时间,起初还忍着饥饿看书,以后她父亲知道了,怜惜女儿,便每周送她一桶马宝山饼干。她得了这桶饼干之后,如鱼得水,干脆也不上饭厅了,除了上课之外,便是看小说,饿了就饼干桶一开,好像面对王母蟠桃园中的仙果,一面执卷,一面随手捡吃饼干。一书看完又看一书,一桶饼干完了,父亲又送来一桶……为此,龚澎还得了个“饼干桶”的雅号。
令龚澎如此痴迷的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和诗人沃可特·司各特的一系列历史小说。这也许多少可以解释日后她为什么在圣玛利亚女中毕业后报考燕京大学历史系。如果不是国难当头,龚澎真的会朝历史学家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即使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最紧张的时候,龚澎仍写出了史学论文《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这篇颇有造诣的学术论文后来发表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但是,从“五卅”运动,“九·一八”,一直到“一·二八”,国家民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多灾多难,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无法平静下来。
时代潮流的强烈冲击,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龚澎很快成为圣玛利亚女中闻名的“异教徒”。
1933年夏,龚澎考取了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这对龚澎一生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她翻开了自己历史的崭新一页。
生在杭州武林门耶酥堂弄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从二十年代开始,陆续取得了陕西督军陈藩的勺园(明代米万钟勺园旧地,后由晚清权贵和kun建为别墅)、徐世昌的鉴春园、张学良的蔚秀园和载涛的朗润园,建成了中国诸教会大学中最为中国化的燕京大学。这位声称“中国是我第二故乡”、“杭州乃我血脉之地”的司徒雷登先生在中国办学,自然有其目的。但是客观上,这所美国教会大学却替新中国的外交部培养了一个“方面军”:黄华、杨刚、龚普生、龚澎、柯华、凌青、周南、韩叙、包永清、齐宗华、吴青、杨公素等。它和上海圣约翰大学也算得上是南北遥相呼应的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平心而论,作为美国的私立大学,国民党的控制相对于其他国立大学要松得多,这在客观上保护了学生爱国思想的发展,校园集体生活和学生自治又有利于凝聚成有组织的力量。由于中国政府的文武官员以及他们的军警宪特不能随便侵入燕大校园,由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命名的“未名湖”便成了一个“安全岛”。于是,身材矮小的北大数学系学生黄敬(当时名俞启威)和体格魁梧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拉丁化文字运动的积极分子姚依林(当时名姚克广),在崇文门内苏州胡同盔甲厂13号斯诺夫妇寓所的小客厅把燕京大学的黄华、张兆麟、陈翰伯、龚普生、龚澎等爱国进步学生聚集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旗帜下。
“一二·九”游行的那一天,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一如其父性格豪爽、办事风风火火、在学生中拥有极高威望的龚澎是大队长之一。当国民党军警在高粱桥阻拦学生游行队伍时,龚澎带头大喝一声“冲啊”,一下子突破了军警的防线,真可谓女中豪杰。“一二·一六”大游行前夕,燕京大学成立“敢死队”,第一个报名的就是龚澎。“一二·九”游行后,学生自治会又成立了课外活动委员会,下设华北专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青年问题座谈会和宣传处共五个机构,龚澎是课外活动委员会的主席。据当时与龚澎共事的资深外交家,前驻几内亚、加纳、英国、菲律宾大使柯华先生告诉笔者,龚澎是一个对于工作非常负责,对人非常真诚热情的人。柯先生说:“回想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燕京同学,谁也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她是燕大同学的骄傲。”
经过“一二·九”的战斗洗礼,在晚清“太傅”陈宝琛的孙子陈洁(即陈矩孙)的介绍下,龚澎于1936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由于持不同意见,燕大党支部没有参加北平学生第五次游行。中共北平学委对燕大支部此举非常恼火,认为燕大支部拒绝上级党的指示,闹独立性,不能容忍,就把燕大支部成员开除出党。陈洁、龚澎等10名学生就这样被“集体开除”了(1938年陈洁、龚澎等到达延安后,在刘少奇过问下,得以恢复党籍)。1937年夏天,龚澎自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
在沪滞留的6个月中,龚澎在圣玛利亚女中教书,并兼任赈济工作。龚澎最后还是决定离开家庭,奔赴延安。早就支持女儿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父亲虽然感情上难舍难分,但是他没有阻拦,以默许支持了女儿的选择。
龚澎在延水河边、宝塔山下度过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她1938年春到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22队学习,随后转至延安马列学院一班学习。在短短的几个月的学习中,龚澎有幸亲聆中共一大批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的教诲,这对她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的提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龚澎那一口流利的英语也使她崭露头角,她经常参加一些翻译工作,甚至为毛泽东充任英语译员。鲜为人知的是,早在燕大时,龚澎就译过《西行漫记》。
1938年9月,龚澎打起背包,扎好绑带,告别延安,跟着彭德怀将军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本来她是去沁县后沟村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但是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龚澎就停留下来——她被留下了,分配到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自己的对华回忆录中这样介绍龚澎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约在1938年底,她到达前线战地,帮助开展农运工作,在华北农村生活了两年,过着游击队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活。她同农村妇女共事,帮助她们组织起来,反对男子欺压妇女的暴行,与她们同甘共苦,头上身上也长满了虱子。她还曾当过彭德怀将军的随从副官,对他非常崇敬。”
龚澎于1940年8月底奉党中央之命离开晋东南前往重庆,来到了被费正清幽默地称之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交错组成的三明治”——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到了周恩来身边。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她不无遗憾地告别这个世界,龚澎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30年!据费正清称:“党的领导原来打算派她出国,后因皖南事变发生而耽搁。”无疑,这样却使龚澎更加辉煌。在山城重庆,龚澎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但是她的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龚澎还是周恩来的秘书章文晋来到重庆成为周恩来第三任英语译员时,龚澎方卸去此任。龚澎在重庆的工作驾轻就熟,卓有成效。她的外表形象和精湛一流的工作奠定了她作为“寰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和后来光彩照人的外交生涯的全部基础。龚澎学的是历史,也钟情于历史,但是她在新闻发布工作方面却表现出少有的天赋。倘若她不是到重庆南方局,而是去了华北《新华日报》,那么可以断定,她一定和彭子冈(《大公报》记者)、浦熙修(《新民报》记者)、杨刚(《大公报》记者、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主任)一样是杰出的女记者。外交和新闻从来就有相通之处,杨刚的经历就是明证。其实,龚澎的新闻发布经历可以追溯到6年前的12月。
1935年“一二·九”学生示威游行后,根据斯诺的建议,在举行“一二·一六”大游行之前,为扩大影响,制造舆论,龚普生、龚澎姐妹于12月12日在临湖轩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除斯诺以外,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还有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华北明星报》(天津)、《亚细亚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和《大学》杂志记者。尽管和龚澎后来在中国外交部、日内瓦主持的外国记者招待会相比,这6位记者的规模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是龚澎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亦是她数十年新闻发言人不朽生涯的令人难忘的“源头”!
当时,欧美记者云集重庆,都住在巴县中学内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招待所里。龚澎向这些记者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从而击破了反动派的反共谣言。龚澎发布的新闻消息不断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很多记者很清楚龚澎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自然是为共产党讲话的,龚澎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是龚澎的话得到了时间的验证,因而受到外国记者的欢迎。每与龚澎交谈,必有所获,记者们不仅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也扫清了心中的疑团。对一些为反动派宣传所蒙蔽蛊惑的外国记者,龚澎极为冷静,不卑不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耐心说服。龚澎所作的一切,很自然地赢得了记者们的敬重、钦佩。
  费正清对龚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娓娓叙述道:
“……我幸运地结识了几位散处在重庆城里的左翼人士,特别是两位善于辞令的年轻妇女(龚澎和杨刚)。
“作为毛泽东和延安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象征着统一战线,而对此统一战线,国共双方都还希望维持它在形式上的存在。因此,周公馆即周恩来驻重庆办事处能够在这里,把来自延安的消息提供给外国记者。1943年6月,在访问了行政院的几位部长和若干教育家,又累积了一些日本书刊资料后,我对美国《时代》杂志驻重庆记者白修德说,我觉得我应该接近中共,看看他们能提供什么。结果,没过几天,就有一位聪明而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
“龚澎答应定期过访,并教我学习华语会话。她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而单调乏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摆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暴行的诉状态——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罢工权等等。当斥责国民党拒绝给予公民自由权,而共产党也同样拒绝给予时,龚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场,显得纯粹地正直了。她知道双方的内情,因为她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
  在这样的气氛中,龚澎在重庆很快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
费正清继续写道:
“龚澎总是挎着她那满装着延安最新广播新闻稿的书包来到国际宣传处的外国记者招待所。整天为国民党新闻检查扯皮不休的西方记者们特别欢迎这种对立面的材料。她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外国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和趋炎附势者的城市里,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以他们的改良理想来揭露执政党的罪恶事实。”
  龚澎的性格和为人,她的充满青春活力,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坚贞与忠诚,再加上她对重庆的西方记者的了如指掌和她具有一股女性少有的幽默感,不仅仅是吸引了费正清。几乎那个时期的所有驻重庆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怀有好感。他们对她的外表、为人和才能赞叹备至。这些记者在自己的通讯作品以及后来的回忆录里都毫无例外、相当突出地写到龚澎。
龚澎得了痢疾,《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把她送到海军医生那里诊治。并非只有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感受到龚澎的那股奔放的热情,“我发觉她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驯服功能。”费正清这样回忆,“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塞瓦赖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善于同人交谈的特长。”
前外交部副部长、中美大使级会谈首任中方代表王炳南的德籍夫人安娜利泽博士在其长篇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的末尾写道:“……聪明的龚澎,她就像是画中描绘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合作,但并没有个人感情包括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
诚然,龚澎美貌绝伦,极富女性魅力。但是,龚澎主要是靠勤勉的工作,靠真诚的为人,靠几近严酷的自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来征服外国记者。
据费正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他在街上与龚澎不期而遇,“时值清洗运动开始,她正被特务盯梢,处于被捕的威胁之下,因为知道我不愿在公开场合和共产党人接触,就和我擦肩而过,招呼也不打……”龚澎的善解人意由此可见一斑。
龚澎曾非常直爽真诚地对费正清说:“不管怎么说,我还非常肤浅。我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我喜欢接触各种事物,但一种事物也不精通。我没有读过多少书,但颇有成为一名宣传家的危险,所谈除应时的口号以外,全然空洞无物。”听罢龚澎这番坦率的自我剖析,费正清好久说不出话来,“多么严酷的自我批评!”他叹息道。
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国民党的这破坏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这是一位对中共颇为友好的外交官——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凑巧龚澎在场,立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事实真相和国民党的阴谋。结果,龚澎无形中成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回答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爱泼斯坦饶有感慨地说,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这是炉火纯青的艺术!这就是龚澎的魅力!
许多外国记者赞叹地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这真是一语中的,入木三分!龚澎所以在重庆新闻界众望所归,其原因盖出于此也!
彼时重庆传播媒界曾流传一种说法:“龚澎有外国记者替她保镖。”话虽然过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她的工作成绩和效果。费正清曾写道“龚澎他们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尽是共产党骂国民党的东西……这位令人赞赏的使者给了我几本(一半是她译的),然后告诉我:由于国民党认为她在外国人中散发宣传品太多正在准备绑架她,她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出来了。我于是向她保证,她的工作对象可以很容易就组织起一个车队来保护她。”虽是应酬时的笑话,但也说明“保镖”一说并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她和她的伙伴们就在这种随时有可能被捕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不论是这儿,还是别的地方,他们一直是这样生活的。”费正清正是从龚澎和她的战友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那种舍生忘死、不怕任何艰难,为国家民族、为劳苦大众奋斗的最可宝贵的牺牲精神和崇高品德。
就在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中的灾难却接踵而至。

1942年春,龚澎因注射针头感染造成并发症,住进医院治了半年。在此期间,她的亲爱的父亲在凄凉境况中去世,身边并无亲人。
抗战中期,上海孤岛形势日益险恶,敌伪嘱意龚镇洲,汪精卫亲笔致函,敦请龚出任国民党“六大”中央委员,不就;随后又以“军政部长”相诱,也为大义凛然的龚镇洲坚拒。无奈,龚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匆匆逃离上海,绕道安徵屯溪抵重庆。虽然陪都国民政府委以“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虚职,但龚却抱病奔走于桂、渝、昆之间,宣传抗日救亡。1942年初,龚澎已为卧病桂林的龚镇洲赴渝治疗妥作安排,谁料六七月间日机狂轰滥炸桂林,传染病流行,龚突染霍乱,旋以败血症恶化病故。噩耗传来,久染病榻的龚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而此刻,她还根本不知道,她新婚29天就匆匆分别的丈夫已先于父亲两个月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充满了哀伤和美丽的动人故事。那是1938年,太行山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整个山区笼罩在一片银白色的世界里。龚澎刚到八路军前线司令部不久,一天,朱德总司令在太行深山一个小村庄(潞县所辖)里告诉龚澎和秘书处其他同志,有一位新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要来参加秘书处的工作。朱总言罢,显得很兴奋,20年前他亦曾留学德国啊!和大多数工作人员一样,龚澎是怀着非常好奇的心情等待这位甘心吃苦的“海外学子”的。当时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吃小米包谷,穿粗布草鞋,整天打仗钻山沟,苦得很!愿意参加八路军的留学生委实如凤毛麟角。
1939年旧历除夕那一天,秘书处移防,在一个老乡家里,龚澎第一次见到了颇有英武之气的刘文华。“他那时候很结实,脸上透露着黑红色的健康光彩。”龚澎后来回忆道。刘文华是河北大兴县人,生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唐山交通大学水利工程系。1932年赴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继续他所醉心的水利工程。他很快就和温朋久(中国首任驻日内瓦总领事、外交部前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陆达(前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朱江户(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一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刘文华是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的中坚分子和核心领导成员。所以刘文华早在1936年在柏林就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反帝大同盟主席王炳南的领导下,刘文华在海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和温朋久等人一起还主办深受旅欧侨胞欢迎的《中国出路》和《抗日救亡》两个油印刊物。他俩写稿编稿,又刻又印,起了很大的鼓动宣传作用。抗战爆发后翌年1月,刘文华跟随杨虎城将军一起回国,经香港、武汉到达西安。即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仅仅一个月,刘文华就从繁华的柏林、巴黎来到抗日最前线。他很快适应了这种反差,不久就调到前方司令部秘书处,担任朱德、彭德怀的秘书。
也许是前世有缘,初次相见,龚澎就感到刘文华并不陌生。刘的弟妹是龚澎燕京大学的同学,两人的出身经历也颇相似: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受的大城市教会学校的教育……在一个特殊的战争环境里,彼此朝夕相处,很容易接近、交流,也容易获得共识。半个世纪后,笔者在刘文华当年的同窗、战友陆达先生厚厚的相册里看到了青年时代的刘文华:架着一副不深的眼镜,方圆的脸上微露出一丝笑意,天庭饱满,十分帅气。清秀的脸庞让人感到有一种书生气。刘文华才华横溢,绝顶聪明。扎实的文学功底使得他落笔成文,出口成章。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文学名篇,甚至外国文学名著中的词句烂熟于心,不少篇章背诵如流。龚澎后来赞叹地说:“他的聪明,对事物的了解和分析能力是我稀见的。”让龚澎芳心暗许的主要原因还是刘文华对革命的忠诚、坚定和成熟,以及他的崇高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
50多年过去了,陆达先生仍激动地对笔者说:刘文华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我受他的革命影响最深!龚澎在获悉刘文华噩耗后写给吴青的回信中深情地写道:“我初到山西,还不过是23岁的青年,带着浓厚的过去的生活习惯,还不太会适应新处的环境,显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我都具备了。我时常伤感自己不为同志们了解。他们忽视我所珍贵而自满的优点,同时又不能指出我自己觉得很明显的短处。只有文华了解我;但是他并不因同情而助长我的感伤。他非常爱我,他对我的弱点很严厉地加以纠正。有时候,我不愿在他面前低头,我和他争吵起来。但是静下来想一想,我总是接受他的批评的。就是这样,他给我的帮助真不少啊!”“我爱他的才,而我更爱他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否定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残余意识,同时力求和工农出身的同志生活打成一片,以加强自己无产阶级的意识。他和上级下级同志相处非常融洽,赤诚地爱护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个人生活方面,他从来未要求过舒适,穿着一套土布做的,被太阳晒成非黄非灰的军衣——我们笑他连友军(指国民党军队)的伙夫也不如——代表十八集团军出入于友军司令部,他从未希望过穿得好些。今年年初他给我信中提起最近有些进步,就是对同志的缺点能够坦白直接指出,诚恳帮助他们纠正。他说这方面受彭德怀同志的影响不浅(刘文华深得彭德怀的器重)。前多少还有些‘少管闲事’的态度。只要是党的工作,事不分大小,他都一样认真严肃地做。他教过伙夫、饲养员的功课,也帮助过文化程度低而经验比较丰富的同志学习。对我,他时常督促我读书。那时候,他很仔细地读过联共(布)党史两遍,敌后环境可能找到的参考书也都看过;而我呢,却差得远!在任何生活上的问题,他完全服从我,爱惜我。但是,我的懒,对我小资产阶级性的发作,他却是毫不放松地和我争辩不已。他的为人非常实际,他并不希望将来有勋功伟绩,但愿能做一个好党员。记得有一次,他的软铁米达尺和对表尺——紧随着他身边的水利工程学生时代的纪念品——已经成为我的消遣物了,我问他:‘你六七年学的东西掉光了!现在做的事和工程师毫无关系,将来你还是改行吧!’他不同意我的话,‘我将来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工程师。现在我正在锻炼自已党的意识和提高自己马列主义的认识,这不能说和工程师无关。’”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经过朦朦胧胧、若即若离的短暂迟疑,爱情的幼芽便乘着敌人大扫荡前短暂宁静的“缝隙”钻出了头。但是龚澎没有马上答应和刘文华结婚。在婚姻问题上,龚澎是很严肃慎重的。还是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位新闻系的男生发狂似地追求被誉为“校花”的龚澎。最后,这位痴情的“无冕之王”一直追到延安。但是毕竟是“道不同,不相与谋”,那位后来当了中央社记者的男生见龚澎不为所动,“精诚所至”,金石不开,只得怏快回到武汉,最后郁郁病逝。这回,经过一年零八个月“漫长”的反复“考验”、仔细“考察”后,当周围的同事都认定刘文华和龚澎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时,龚澎把自己和刘文华的关系告诉了远在上海“孤岛”的老父、慈母和姐妹、弟弟,让亲人们一起分享自己的欢乐。
1940年8月1日,龚澎和刘文华宣布正式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喜宴。龚澎和刘文华在自已所在的小村落旁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找到一棵小杨树,用全部的挚爱和柔情在树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和结婚的日子,作为永久的纪念。两人满怀美好的憧憬,希望自己忠贞爱情和美满的婚姻能够和小杨树一起生长和发展。年轻的夫妇当时想,倘若三五年后有机会旧地重游,该有多么欣慰、多么幸福!
但是,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新婚燕尔,蜜月未满,这对缠绵恩爱、充满柔情蜜意的少年夫妻便依依不舍地匆匆分别了。因工作需要,龚澎于8月30日离开太行前往重庆南方局。整整两年了,这里有她青春的足迹,忠贞不渝的爱情,还有难舍难分的新婚丈夫!临别的那一天夜晚,年轻的夫妇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刘文华后来告诉陆达,龚澎当时整整哭了半夜,清泪涟涟,枕头都湿透了半边。谁无儿女柔情?刘文华也是血肉之躯。但是,为了不影响龚澎的情绪,他极力克制自己的伤感,好言劝慰道:凡是党需要的地方,就应该毫无牵挂地去。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分手的时候终于到了。刘文华和左权将军站在山坡上一直目送自己的夫人龚澎、刘志兰渐渐远去,消失在弯弯太行山道两旁的密林深处。龚澎、刘志兰出发后在一个苹果园憩息,还每人买了一堆苹果,找人带给自己的丈夫。
分别之后,刘文华按照夫妇俩事先的约定,每10天必给龚澎一信,而且依次编了号。这位多情的留德学子还特意把那棵“证婚”的小杨树下一片飘零的残叶连同从树杆刻字处用钢笔拓印下的纸片一并寄给了远在巴山蜀水的爱妻龚澎。而在山城重庆的龚澎每逢刘文华生日、结婚纪念日,必展开粉红信笺,写满了自己的满腹思念。魂牵梦绕,相思密密寄。可恨的是烽火三月,关山阻断,很多信都没有收到。不久,深得彭德怀将军赞赏的刘文华调任太行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与司令员秦基伟将军共事。一次行军路上,斑疹伤寒初愈便随军作战的刘文华因盲肠炎突发,迅速转为腹膜炎,碍于医疗条件,得不到及时诊治,溘然长逝。在难忍的疼痛而引起的剧烈抽搐中,刘文华提笔,颤颤巍巍地给龚澎写下读之肝肠寸断的遗书:
“我现受着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的痛苦。倘若我是普通的人,我宁愿自杀;但对共产主义者,这是懦弱的表示。我感觉,就是在与民族敌人苦斗面前,我一定会苦斗到最后一息。就是死,我也不愿违背共产主义者美德。我相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相信坐镇华北抗战的彭德怀同志,相信党的土地政策,‘三三’制政策,相信新民主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我爱我的同志,我亦有时怪他们,那是为了帮助他们。但是我恨仇敌。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的……”
  后来捧读着这封遗书,龚澎的心都碎了,潸然泪下……
  周恩来接到刘文华病故的消息,没有马上告诉龚澎。当初,周恩来获悉龚澎新婚别夫时,曾很歉意地说:真对不起,把你们夫妻拆开了。嗣后,他一直向华北方面提议调刘文华来重庆,终因前方工作需要,路途遥远,无法南来。当龚澎病愈出院后收到吴青来信(该时左权、何云均已牺牲)时,读着读着就感到非常恐惧和不安。战争年月,很多夫妇都如此敏感。虽然吴青并没有直言刘文华已去世,她只是推己及人地写道:“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算什么呢?”吴青是自慰,也是慰人——也许是给龚澎透点风吧。可是晋东南战事激烈,“扫荡”频仍,龚澎读了一遍又读第二遍,越读越感到不妙,越读越感到吴青太行来信的沉重。急促的呼吸,沸腾的热血,联想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和不测,龚澎愈发不能自持。她找到周恩来,请求他告诉自己,是否已得到了刘文华的不幸消息。龚澎其实只是问问,并无精神准备。她期待着周恩来笑自己愚蠢和神经过敏。龚澎紧张地盯着周恩来那张非常熟悉的脸庞,迅速捕捉着这位敬爱领导的任何变化。面对龚澎的单刀直入,周恩来猝不及防。他知道没法再瞒下去了,脸上顿时失却了往日的温和与微笑。眉宇紧锁的周恩来严肃而沉痛地说:“龚澎同志,刘文华同志已经在五、六月前患急性盲肠炎因医药设备条件所限而病故了。我收到电报也迟了些,你在病中又遭父丧,……到目前为止,你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我不忍心加深你心中已有的创痛,所以一直瞒着你……”
  什么都不用说了!一切都明白了!犹如晴天一声霹雳,龚澎呆立半晌,久久说不出话来,只有两行清泪顺着双颊滚滚滴落下来。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两年前太行山道上的分别竟是永别!“三八”妇女节收到刘文华的那张颇为雅致的明信片,竟是他们恩爱夫妻的诀别!那时他是多么乐观;在叙述了自己在敌后的生活和工作后,含情脉脉地告诉妻子,无时不刻不在思念。他希望很快打垮希特勒,然后打倒日本鬼子,“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相见了!”这突如其来的痛苦,“像几卡车的装货,上面标记着‘悲痛’、‘失望’、‘惊恐’、‘苦恼’,要我一下子容纳下来,并且把它们消化,随着我的血液,流输到身体每一个细胞。你说这是什么滋味?”龚澎这样告诉吴青。
  但是龚澎没有垮下去。作为女性来说,她有柔弱的一面;但是,作为革命者来说,她是坚强的。“幸而接到文华的噩耗是在父亲逝世之后”,龚澎这样写道,“——当我被逼对人的生死已经作过一个比较彻底的思考之后。”抹干眼泪,便是冷静的思索:“人有生长也有死亡。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人的生死既不单纯由自己主观决策,也不能由爱他的人决定。人和爱他的人宝贵他的生活是希望他在生的旅程中多做点事。而且和他相处多些,可以多得到他和给他一些爱护和帮助。纵使由于体贴和注意,人的生命可以延长,但是长生不老的人并不存在。物质的形体必归还物质——人化剩骨,骨化为土,一切都在变动中。像父亲、文华这样充满着生命力和战斗意志的人,不也是按着这规律而消逝在大自然中了吗?!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放下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龚澎无法抑制自己的激情:“亲爱的朋友,我和你一样地爱着太行山那块贫瘠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爱在那坚持抗战和敌人作殊死战的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要靠他们来保卫这块土地,替成千成万和我们遭遇相同的姐妹们复仇的。你放心,我会顽强地接受文华遗留下来给我的责任。我会更注意自己,并不是希望多活几年,但愿能在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些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党的事。在这大时代中,我绝不会被私人感伤所湮没,因为这便不是父亲教养成人的我,也便不是文华所期望的我。”
在这封1942年11月29日深夜里写给远方与自己相同遭遇的吴青的长信最后,龚澎请求女友:“假使他安眠的那块地,不被战争的炮火所毁损,还在我们队伍保卫之下,待明春雪融冰化的时候,我恳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种植一些树秧;让他知道这是在辽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
斯人不再,逝者长已矣!龚澎很快从失父失夫的痛苦中挺立起来,用更紧张的工作来缓解那绵绵不绝的哀痛和悠悠长长的情思。差不多在此前后,龚澎认识了刚来重庆的乔冠华。

1942年9月下旬,乔冠华在韶关安然送走邹韬奋以后,经桂林赴重庆,谁料途经贵州娄山关下“七十二回”处翻车,乔冠华九死一生。当他出现在老友冯亦代先生面前时,一副狼狈模样,连眼镜的“腿脚”也折了,只好暂且系根绳子挂在耳朵上。
乔冠华和冯亦代是在香港相识的老朋友,乔一度还睡在冯家楼上。自1938年夏天在香港告罗斯打行的“聪明人”咖啡馆里两人第一次见面后,到现在已有4个年头了。只是冯亦代早在年前2月离港抵渝。故友阔别重逢,别提有多高兴。乔冠华还是住在冯家。夫人郑安娜为乔搭了一张行军床。但是好景不长,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很快警觉地嗅出乔冠华的行踪和落脚点,并亲自上冯家“调查”。乔冠华无可奈何,只好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搬到纯阳洞的《新华日报》宿舍去了。在此之前,郑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忽然与龚澎在重庆街头不期而遇。睽违多年,郑安娜明显感到老朋友变化很大:成熟、老练、更加朴素。龚澎很快到枣子岚垭重庆印刷厂宿舍来看望郑安娜和冯亦代。龚澎饶有感慨地说:现在自己已没有时间看书了。郑安娜问及婚事,龚澎不由得低下头,轻声地说:“丈夫已死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人……”
龚澎走后,郑安娜就和冯亦代议论开了。“你还记得我在香港跟你说过的话吗?我说龚澎和老乔是天生的一对,一个是才女,一个是才子。”郑安娜对冯亦代说。冯亦代当然记得,只是当年他还没见过龚澎。先前流寓香港时,乔冠华是自己家的常客。自从见过乔冠华后,郑安娜经常感叹地说,如果龚澎与老乔相识,倒是蛮般配的。其实当初也不过是说说而已。郑安娜那时根本不知道龚澎人在何方。
现在可好了,两人走到一起了。”郑安娜又动了旧念。于是,冯亦代夫妇分头征求龚澎和乔冠华的意见。不想他们亦有此意,却缺少一个当面说情或点破的人。冯亦代夫妇挑破了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周恩来后来获悉此事,十分高兴,说早该如此,安娜、亦代做了件好事。
于是,龚澎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也不再掩饰乔冠华与自己的关系了。费正清对乔冠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龚澎向我介绍了她的未婚夫乔(即乔冠华)。乔个子高大,几乎和我差不多,戴着一副大眼镜,留着大学生式的长发,再加上露着牙齿发出爽朗笑声和不拘礼节的十足幽默感。”“他在《群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既是他的哲学,又是他的宗教。我对他说:‘看来你曾学过极权主义的理论。’他说,‘我是个极权主义者’。”
1943年11月,龚澎和乔冠华毫不声张地悄悄结婚了,没有惊动任何同事朋友。老友徐迟颇为不快,大大地发了一通议论:“这在事先我们全不知道。事成以后,我们感到惊喜。但是,和当时的任何婚事是完全不相同的,他们的婚礼竟然什么礼仪形式一概没有的。我也反对一般的繁琐的礼节,但认为有一定的朴素的礼节还是应当的。他们这样的做法却连我都感到太不习惯,不可理解了。”
新婚不久,乔冠华、龚澎夫妇便不幸遭劫。他俩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被小偷一扫而空。当时乔冠华夫妇的爱情小屋筑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三楼上。这位高明的“梁上君子”是用一根前端带铁钩的竹竿从窗格子里伸进去,轻而易举地得手的。费正清慷慨解衣,“由于我和乔木的身体相仿,又加上我正准备搭机回国,我便取出一套1936年在牛津时做的蓝哔叽西装,极力说服他把它作为友谊的纪念品接受下来。他回答道:‘物质的东西是供人们使用的。重要的是使用者是谁……我相信,我文章里的观点是你所同意和欣赏的。我们正在追求一种共同的理想,并在同一条战线上作战,不是吗?’”
乔冠华到重庆后,照例承袭了在香港的惯例,在神仙横街《新华日报》社租住的一间屋子继续举办读书会。结婚后,乔冠华不再唱“独脚戏”,而是开“夫妻老婆店”了。冯亦代两年前还曾饶有兴味地回忆当年愉快的情景:“老乔照例做总结发言,但是龚澎常有质疑,两夫妻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不过他们的争论,我们其他参加的人很难提意见,一是他们理论水平高,二是他们看的材料多,而龚澎看的材料和她得到的时局消息,特别牵涉到国际问题,使她说来头头是道,我们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老乔也看书多,而且特别熟悉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主张,对世界大战的形势研究有素。听他们的争论,对于我们听者常是一种快感,因为他们言必有据,决不信口下结论。我看当时能参加他们争论的也只有胡绳、杨刚两人,其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他们的争论往往使复杂的形势、暖昧的外交辞令,几句话就说清楚了,揭穿了那些所谓政治家的谎言。我想我们这些人在抗战时能够对世界及国内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和他们的谠论是分不开的。”而那时,小小的一间房屋前后竟布满了特务,他们如同恶狼一般的眼睛闪着绿光,监视着室内人员的每一个举动!
1944年秋,龚澎在山城重庆一家简陋的医院里生下了第一个小孩,他就是现在继承父业的中国驻朝鲜大使乔宗淮。
龚澎临盆之际,适逢同窗郑安娜也有孕待产。也许是人生的“第一回”,母亲又不在身边,不免有些慌乱失措,连婴儿的衣衫尿布等杂什都未及准备。大约是福人自有天助,正当乔冠华夫妇一筹莫展之际,忽然有人从“孤岛”上海带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冯亦代大儿冯浩襁褓时所用的旧物。乔、冯两家皆大欢喜,遂一分为二。后来龚澎分娩之时,乔冠华始终精心侍奉在侧。为了照顾好母子俩,乔冠华就在产房席地而卧,一时传为美谈。
满月不久,龚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时就把宗淮丢在“周公馆”,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帮忙照看,哭了抱,饥了喂,忙得不亦乐乎,同志们都说这个“仔仔”福大命大。
乔冠华和龚澎尚有一女,名“松都”(即“松松”)。朝鲜停战谈判时,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顾问随志愿军代表团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一向善解人意、体恤属下的周恩来曾命龚澎前往探视夫婿,故有“松都”之名。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随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作为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成员,龚澎比以往更为忙碌。张彦先生在龚澎逝世12周年写的一段回忆,反映了龚澎当时的工作状况和精神风貌: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时间是1945年9月……”“当时我刚刚跨出校门,迈向生活。凭着地下党的一封隐蔽在牙膏里只有半寸长的介绍信,来到了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接待我的,就是龚澎。她显然已经很了解我的底细和来意,一见面就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战斗!’我顿时感到热乎乎的。虽然初次见面,我却在她面前丝毫也不感到拘束。她俨然是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在为我这个还不知如何迈步的小兄弟安排着前途。
“这时,她从外面劳累了一天回来,已经很疲惫了,却仍然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到深夜。她谈到当时重庆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谈到正处在斗争最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她也谈到,在外国记者中,她和同志们怎样去争取那些正直的,警惕那些别有用心的。他们巧妙地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通过不同类型的外国记者,把中国斗争的真实情况及时传播到全世界去。这种冒着风险的虎穴里战斗的生活,在她嘴里却成了一个个十分风趣的故事,个人安危似乎根本不在话下。她的语言,她的表情,都让人感到,她已经把自己溶化在这种特殊的战斗生活中了。”
龚澎的这一夕谈,在张彦先生的生活道路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抗战胜利以后,乔冠华、龚澎这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夫妇在中共对外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是周恩来麾下的两员得力干将。作为唯一的女性,龚澎和夫婿乔冠华(研究处处长)、章文晋(秘书处处长)、陈家康(联络处处长)还是以周恩来挂帅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委员会的四员大将。
龚澎还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长,这是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的军调部国民党、美国、中共三方所有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女性。龚澎在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黄华(前外交部长、驻加纳、阿联酋、加拿大、联合国大使)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与公众的联络事务。龚澎再一次成为外国新闻记者注意的中心。《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菲尔·波特称,龚澎“俊美潇洒,身穿蓝色旗袍,头上却是烫着美国发式。”龚澎自己幽默地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对北平居民的挑战”。显然,这位波特先生也像重庆国际新闻处外国记者公寓里汉子们那样,对龚澎的才智品貌竭尽推崇渲染之能事。在最初那一阵颂赞声沉寂下去以后,北平军调部开始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龚澎在军调部散伙前夕回到上海。
1946年四五月间,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反人民的内战已迫在眉睫。为了更有效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随中共代表团东下的龚澎,一到上海立即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力量,千方百计以最快速度出版了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这家设在上海大法马路(今金陵东路)23号的16开本的宣传刊物又是一家“夫妻老婆店”,主编就是乔冠华,龚澎担任该刊发行人。遗憾的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对外宣传刊物刚出版到第三期,就被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
国共和谈破裂前夜,为了暂时将核心骨干力量储存起来,根据周恩来指示,乔冠华、龚澎夫妇以及夏衍于10月底离沪前往相对安全的香港。行前,周恩来特地在福州路一家饭店为乔冠会等人饯行,飨以有名的上海大闸蟹,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作陪。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要负责人的一次酒会。3年后,夏衍、陈家康分任亚洲司正副司长,乔冠华在夏衍未到任视事时任代司长。席间,周恩来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以后再见面了。”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香港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与海外世界联系的一个窗口。党在这里展开了广泛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配合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浴血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条件。乔冠华、龚澎始终并肩战斗在外事工作的最前列。乔冠华是章汉夫为书记的中共香港工委外事委员会的主持人,待夏衍离港后,他又出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乔冠华还是新华社香港(华南)分社社长。
194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真实情况的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在香港正式出版。这家由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陆上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激烈斗争,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时事评论,揭露蒋管区的民不聊生和白色恐怖……刊物一问世,各国要求订阅的函电就雪片般飞来。这位“钟威洛”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龚澎。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张彦先生回忆:“龚澎既是这个小分队的头头,又是和大家滚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员。每期杂志有相当一部分是她写、她编或者她译的,且不说她还要审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时事评论《观察家》专栏,几乎都是出自她的手笔。她屋里的打字机声,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两周一次的编辑会上,她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她很注意让每一个同志都有一份贡献。”
两年后,乔冠华、龚澎奉命离港北上。新中国外交部建部后,乔冠华出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司代司长,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等职;龚澎出任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这一重要职务非她莫属。龚澎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的唯一女性(其胞姐龚普生出任国际司副司长)。作为外交部的第一个女司长,她在情报司(后为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整整14年,这在外交部是空前绝后的。从此以后,龚澎一直与新闻发布为伴,这对她来说真是驾轻就熟,老马识途。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和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亲自提名,龚澎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龚澎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欧。
龚澎继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夫人刘英之后,成为第二个女部长助理。本来,她是最有希望升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理想人选,遗憾的是“文革”中龚澎惨遭迫害,英年撒手而去!圈内人士无不扼腕叹息!
“文革”风暴骤然而来,龚澎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她首先遭到抄家。已故资深外交家、外交部美澳司首任司长、前驻罗马尼亚、丹麦大使柯柏年的次子李元和先生作为目击者告诉笔者,那是一次真正的洗劫!屋子里满地都是水,乔冠华耷拉着头,一言不发,水珠顺着他的头发一滴一滴往下掉——大约是造反派给他当头浇了一桶凉水。室内墙壁上涂满了“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龚澎”的大字标语。
龚澎长时间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让它们留下作纪念!”她冷笑地对来人说,脸上充满了轻蔑而坚定自信的神态。抄家的人要她划清“界限”,她却毫无表情地回答:“我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的。”抄家的人要她背语录,她马上流利地背诵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造反派虽然恼羞成怒,但也无可奈何。
一次挨批斗后,龚澎在回家的路上特意去选购了一张用毛泽东手书体印刷的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回到家里后,龚澎把这张语录用图钉牢牢地钉在已刷过“打倒”标语的门上。她背靠着门,在这条语录旁边,让自己的孩子拍照留念。在这张早巳泛黄的照片上,龚澎神态坚定自若,目光刚毅有神,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过去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敢于斗争、不向邪恶低头的精神风貌。龚澎是用这种独特的斗争方式,来表示她对林彪、江青鼓吹极“左”思潮的愤怒谴责和“造反派”强加在她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莫须有的罪名的极大蔑视。显示了龚澎为了党的事业敢于牺牲自己一切的大无畏精神。
有一天,被揪走的乔冠华秘密打来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自己写材料怎么办?龚澎不加思索地回答:“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再进家门。”真是掷地而作金石声,难怪不少资深外交家都赞叹在政治上龚澎要比乔冠华强得多!诚然,乔冠华虽然恃才傲物,锋芒毕露,但对夫人龚澎,30年来却是恩爱笃深,言听计从。在很多问题上,乔冠华总是习惯向龚澎请教,拿主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问题上,在处理问题的坚定、果断上,乔冠华确实稍逊一筹。除了各自个性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纵观龚澎数十年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她一贯严于律己,时时解剖自己,平时注重提高理论修养。特别是她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朝夕相处,耳提面命,获益匪浅。同时,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使她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了最彻底的根除,具备了别人少有的革命坚定性。龚澎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乔冠华的骨子里依然保留着才子文人气。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差异是由于环境和气质所造成的。
周恩来终于知道了龚澎的处境。在一次外交部的集会上,周恩来亲切地让龚澎坐到前排来,似问非问地对龚澎说:“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显然,这是说给“造反派”听的。一天龚澎病了,医生开了两天病假,但蛮不讲理的“造反派”却将假条撕毁。周恩来获悉此事,立即通知外交部有关部门,让龚澎休息4天。
龚澎终被“解放”了。但是,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忧郁,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970年5月,龚澎在获悉韩素音将来中国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在她去卫生间的时候,突然跌倒在地,不能动弹。乔冠华赶紧将她送到医院,主治医生却不在。大约过了十来个小时龚澎才获得诊治。后来确诊,龚澎患的是脑动脉血管破裂症,不仅如此,龚澎的脑溢血是大面积的,颅内的另一根血管也已破裂,失去了思维能力。她的脑子的上半部完全被破坏了!
从5月以后,龚澎一直处于完全昏迷之中。像所有失去思维能力的人一样,她也是靠机器维持呼吸,维持生命。人虽然还活着,但龚澎那充满智慧的头脑已经一片空白。乔冠华含着眼泪和韩素音讲述所发生的一切。医院里的情景使她黯然神伤:龚澎蜡黄的脸露在被子外面,身上插着很多管子……一切都已无法挽救。
周恩来对龚澎的病情极为关注。他在会见伤了胳膊的韩素音及其丈夫陆文星时,甚至温和地指责韩素音:“病得厉害的是龚澎,不是你!”周恩来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他说:“我们必须保持冷静,要尽最大的力量为龚澎治疗。”其实他自己也知道,纵有回天之力,不省人事的龚澎也无法苏醒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了最好的医疗小组,实行24小时值班。但是在动不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专家们分歧很大。事情又反映到周恩来那儿。尽管第二天将启程访问朝鲜,周恩来还是匆匆赶到医院。周恩来的到来使医护人员惊喜交加。周恩自己数十年的优秀部属。外交部建部20年来,周恩来最为欣赏的女外交官就是龚澎以及前些年去世的杨刚。被采访的十余位资深女外交官员告诉笔者,周恩来言必称龚澎,他说龚澎是外交部女性的一面旗帜。如今,这位女中豪杰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洁白的床单覆盖在她那为革命、为人民奔波30余年的充满活力与青春的活生生的血肉躯体上。清瘦苍白的脸上毫无血色,紧紧阖起的大眼睛失去往日的光泽和美丽,灰蒙蒙的头发向枕上四周散落飘零……神色凝重的周恩来良久默然无语,他真想哭。接着周恩来俯下身来小心翼翼地在龚澎那只枯瘦而全无知觉的手上把脉,“太虚了!”他老人家微微摇头,像是喃喃自语地长叹一声。
周恩来认真了解有关情况,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最后果断决定立即施行脑颅手术。明晃晃的手术刀在龚澎美丽的脸庞上来来回回毫不怜惜地横行,即使满脸绷带也遮不住那无情的钢刀留下的痕迹。昔日光彩照人的龚澎已永远不复存在。当周恩来再度来医院探望时,无限痛苦地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个样子。看了我就难过……”那一次周恩来流出了眼泪:“以后我再也不来医院看她了……”泱泱大国的总理用最浅显的语言说出了最沉痛的情感。
但是,周恩来依然想留住龚澎微弱的生命。那时,民进中央主席、前教育部长马叙伦作为植物人已经活了12年,他躺在床上像正常人一样。周恩来受到启发,特意让自己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和北京医院业务组的马普远到马叙伦家了解,为什么马老先生能活那么久?护理工作是如何搞的?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以供护理龚澎时作参考。
周恩来的决策和种种努力使龚澎的生命延续了几个月。然而1970年9月20日,龚澎终于走到了她生命旅程的尽头,像一只燃尽了的蜡烛,化作了缕缕青烟。23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右下角刊登了龚澎的讣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56岁。”
“龚澎同志患病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曾前往医院看望她。”
在“文革”的疯狂年月里,虽然这则消息只有豆腐干那么大,但实在是非常难得、弥足珍贵了。
龚澎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室,左侧就是一年前去世的前卫生部副部长伍云南(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父亲)的骨灰盒,不是部长级高干而能享有如此哀荣的,龚澎为第一人(第二人是她右侧的铁人王进喜)。整个骨灰堂里只有两位女性,另一位是前卫生部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
周恩来没有参加龚澎的追悼会,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对来访的龚澎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沉痛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乔冠华在八宝山公墓礼堂嚎啕大哭,一如他以往的大笑——毫无顾忌。闻者无不为之动容,欷嘘不已,乃至同洒伤心之泪。
章含之与乔冠华
章含之
初见冠华
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商品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写“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到我第二次再见到冠华时已是四年后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语学院第二次受冲击,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在忍无可忍的心情下,我上书毛主席,没想到主席派了8341部队来解决外语学院矛盾。后来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搞外语教改并指示说教改工作结束后要调我到外交部。1971年3月,我在干校接到调令,于3月31日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分配在亚洲司四处分管南亚次大陆。
就在我调人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从一楼办完事要回四楼办公室。那天上午电梯坏了,大家只好爬楼梯。我刚迈上前厅的大楼梯,抬头看到有一个瘦长个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把手艰难地一步步往上爬。从背后看他略弯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这大概总是什么领导吧!他的后面有三、四个上楼的部内干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居然谁都不去超越他。我觉得这个“队伍”好奇怪。于是,我抬腿准备跑快几阶超过那位吃力地爬楼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认识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说:“别跑!前面是乔部长!”我惊讶地问她:“哪个乔部长?”她说:“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乔老爷,乔冠华你还不知道?”我更惊异,我问:“他多大年纪?怎么这样老态?”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其实他也不算老,还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对他打击很大,本来他身体就不大好,这个打击太大,病了一阵,我们都很替他难过,所以谁都不想超过他上楼。跟他打招呼,他要说话,更累,也真不巧,怎么电梯坏了。”我抬头望望那佝偻的背影,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同情。此时,我的身后又压了几个上楼的人,像无言的默契一般都静静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三楼部长们办公的那层楼时,冠华略略回过头来,见后面压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带有歉意,抬手向大家致意,勉强笑了一下,但气喘吁吁,神态怆凉。接着他转身慢慢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这是我到部里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苍老了这么多,真是令人感概!
《柳文指要》
1971年秋,父亲(即章士钊—编者)的巨著《柳文指要》冲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挠,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终于出版了。在成书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正、修正。父亲对他晚年能见到《柳文指要》问世十分兴奋。他亲笔题字赠送各方朋友,其中有两册送给冠华和姬鹏飞同志。因为我在部里工作,父亲就嘱咐我把这两套书送到他们两位部长那里。我把书拿到办公室后不觉犹豫起来那时我已入部半年,对部里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议论他人的习气已有所见有所闻。我想如果我把这两部书送给姬、乔两位外交部的最高领导,难免有人会在背后交头接耳,说这是“用她爸爸的书走上层路线”。于是,我叹口气,把父亲的书暂时放在办公室柜子里,等到适当时机再说。岂料日子一长就淡忘了。几个月之后,父亲患感冒住在北京医院。正逢张奚若先生也住院。张奚若是外交学会会长,冠华是副会长。一日,冠华去探望张奚老,言谈中得知父亲也在住院。冠华与父亲早已相识,就在辞别张奚老之后到父亲病房探望。闲谈之中,父亲问冠华翻阅了他赠送的《柳文指要》没有。冠华愕然,不知父亲所指为何著作。父亲也奇怪,为何冠华未收到赠书。后来,想必冠华对他秘书发了火,因为第二天上午程秘书打电话给我时,语气是很僵硬的。
程秘书问我:“章含之同志,你父亲是否要你送过一套他的著作给乔部长!”我答:“是有这事。”
程问:“书在哪儿!”我说:“在我这儿的柜子里。”
程又问:“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送给乔部长?”
我不知如何回答,搪塞说:“没机会。”
程秘书最后很认真严肃地对我说:“请你立刻把书送给乔部长或者送到我这里。以后有这样的事希望你不要耽搁这么久。乔部长很不高兴。他还以为你把书交给我了。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算了,我马上来拿,你别走开。”
后来,当我们很熟悉之后,有一次程秘书告诉我冠华那次的确很生气。他从父亲病房出来后回到部里,一到办公室就把程秘书叫去。
冠华阴沉着脸问他:“章行老有一套书送我的,为什么你不给我?今天我去看他,他问我,我一无所知。”
程秘书自然冤枉,说从未见过此书。
冠华忽然记起父亲说是叫“小女带交”的,就问程秘书:“行老有个女儿在部里?”程说:“是的,在亚洲司。”
冠华问:“我怎么不知道?来多久了?叫什么名字?”
于是,程秘书就给我打了那个电话。他说以为我会要他引我去见乔部长,没想到我把书给他就算了。后来他给冠华送书,冠华问他我在哪里。程说在司里,书是他上楼拿的。当时冠华未再说什么。此后也从未“召见”过我。
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时间
这年的十一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这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挥了第一个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从代表团的团长、主要成员,一直到翻译人员以及第一个联大发言都由他们两位最高领导审定。团长是冠华,我是代表团翻译之一。当人员确定之后,由冠华主持在部里六层的大会议室召开代表团成立大会。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还有其他部、司两级领导参加。那天下午,我忙着司里一个急件,等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连会议室门口也已有四、五位临时搬了椅子来的与会者。我也从旁边国际司的办公室借了张椅子,坐在门外。此时,只听见冠华在里面宣布开会,他简单讲了形势,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因为我坐在门外,只听见他的声音,并不见他本人。讲完形势后,冠华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来自部内各个单位,彼此可能还不熟悉,所以互相认识一下。于是,他逐个点名。当叫到我名字时,我在门外站起来,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头,大概当时不少人还不认识我,我听到会场里有交头接耳的声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这个外来者。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进新人。我有点窘迫,赶紧退回座位坐下。岂料此时冠华的声音响了起来:“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儿?”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
冠华并未放过我。他又说:“就是你扣了行老给我的《柳文指要》?”
会场又是一片耳语声。我不知所措,心里很是咄咄这位部长如此咄咄逼人,一点小事记得这么牢,叫我当众难堪。最后,冠华说:“好吧!今天算认识你了。”
我想冠华很快就把这个场面忘记了。后来当我提到这件事时还耿耿于怀,可冠华说他不记得那是故意的,只记得那天会上当他第一眼见到我站起来时觉得我很美。我说从那个小文具一开始到这次会上我服俩第一次对视,这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的时间。
性格的冲撞
在我们出席联大会议期间。我和冠华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冲撞。当我们代表团抵达纽约后不久,爆发了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印巴战争。年轻的中国代表团进入了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着否决权,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乔冠华团长的表态。
就在这紧急关口,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决定重新起用资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为副总理兼外长,并立即赶赴纽约促使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他到达纽约后,刚刚住进彼埃尔饭店就要求会见冠华。本来,我并不担任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我叫去翻译。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由于上午不是我去翻译,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冠华当时很急躁,对着我不耐烦地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辉同志,中国代表团代表)你来帮个忙。”我当时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你和吴丹谈什么不是我翻的。”冠华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我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觉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团的路上,冠华他们还在紧张地讨论当天晚上的安理会对策,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被“撤职”的年轻女翻译。一直到电梯送我们一行到十四楼,各人回房间时,我的房间与冠华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于是回头对我说:“你也不要闹情绪,多锻炼锻炼就好了。”我觉得这官气十足的“鼓励”实在是一种屈辱,没回答他就转身进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见到冠华时,不知是否他觉得头一天对我太厉害了,于是开玩笑说:“笨猪(BOUJUI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笨猪,还想着昨天的事啊!”我冤气未消,淡淡地说:“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我说:“比我的英文好!”
那无限的惆帐
转过年到了1972年的8月,联大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各友好国家的方针,派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
没料到,我和冠华关系的转折竟也在这次出访。我们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同布托和他们的外长会谈。第二天下午谈判结束,准备次日乘专机回国。晚上,我和叶成章同志整理完会谈记录,要让冠华审阅后交使馆发回国内。老叶要我拿去给冠华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辞。
我们住在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冠华注的是个很大的套间。我推门进外屋时,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已是夜间,屋内灯光很暗。此时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他看见我,轻声说了声:“进来吧!”我被这氛围深深地感动了,说不出为什么心头有一种酸楚的感觉,是为我年轻的生活中已出现的坎坷还是为我那他人所不知的孤独,我难以说清。我看着眼前显得憔悴的冠华,忘记了过去的冲突,倒是从心底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冠华也不急于问我有什么事,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说:“坐吧!”我递给他我整理的记录,轻声地说等他看完了我再来拿,他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却慢慢地对我说:“不忙,坐一坐吧!”屋内那样静谧,我们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们说我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被他那脸上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一种理解触动着我。我觉得那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只是他天天必须扮演的角色,此时的乔冠华才是他全部的自我。我那晚办完一切事后回到屋里,怎么也无法摆脱冠华客厅里的那个气氛,心里空荡荡的。当时,我和丈夫已经分开三年,我到外交部后对谁都没有说过,但此时此刻我突然想哭,为命运的崎岖,为生活的不公。
回到乌鲁木齐后,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什么。我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我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八月是很美的,天气比北京凉爽,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冠华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冠华摘了几朵,我记得当时我们十多人中一共有三个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像。他要我们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后,我偶尔翻出这张照片。我问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像。他说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我。他并不知道我当时的生活状况,也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只是想送我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主席的批评和关怀
一个多月后,在我们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27届大会时,冠华从毛主席那里得知我婚姻已破裂。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九月二十九日,第二天我们要出发。毛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世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周总理等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
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我就随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了。这年,我是团长乔冠华的主要翻译。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我没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已萌发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想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激起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章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
一种磁性的吸引
这一年的联大会议开得十分平淡。作为团长的乔冠华相对来说比较轻松。
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我常常觉得冠华若有所思,对我也很客气。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这天上午,冠华有一个会见,地点约在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我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华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一找,于是整个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我和他两人坐在长沙发上。我们交换了几句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然后,冠华突然问我:“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主席讲的你个人生活的情况。”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临行前在主席那里的谈话,一时有些慌乱,最后我说:“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他也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办。”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就再不往下问了。我也很不自然。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我,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以示领导的关怀。后来,冠华突然站起来说:“我想走走!”就在过廊上来回散步直到礼宾司的同志把客人找来。
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我仍陪同冠华会见客人,我们再没有提到我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我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间。过了些天的一个夜晚,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我们四、五个人上去,说“乔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我们上去时,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爱贝多芬,更爱肖邦的钢琴曲。那天晚上,谁都不说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中。中间,冠华只是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后来,我记得在政治动乱的岁月,他十分苦恼时唯一的寄托也是音乐。我曾经叹息地对他说:“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宣泄你的感情,这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他点点头。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几个月之后,冠华告诉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么,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菰叶生秋怨,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是写给我的……
1973年11月,我们冲破重重阻力结婚了。但我们谁都无法料到,等待我们的是十年风雨,十年磨难!更没有料到的是,我们的爱情竟成一场生死之恋,在饱经十年的辛酸与苦涩之后,冠华于1983年9月22日带着无限的遗憾告别人世!
毛泽东为乔冠华续写打油诗
章含之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决定互建联络处。当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邦交,中国外交出现了空前繁花似锦的时期。在这一连串的外交成果中,这年4月廖承志同志应邀率庞大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时韩叙同志奉命赴华盛顿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相应地,美国政府于同时派助理国务卿詹金斯来北京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那时正值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念给我和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征求第四句。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四月又正值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同志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May  Flower,1620年,英国约100余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为“五月花”的船飘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在普茨茅斯登陆,成为最早的英国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所以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样的: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他问谁能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当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是“洋洋得意乔老爷”,冠华都说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中美谈判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三句打油诗,可惜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
‘莫道敝人功业小,
    北京卖报赚钱多!’
    你看如何?”
在场的都懂得这段故事,于是大家开怀大笑,说主席这两句真高明!原来毛主席讲的是冠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一段遭遇。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陈、姬、乔”的高潮。他们逼迫姬鹏飞同志和冠华到热闹的市中心去卖造反派的小报,内容是打倒自己。冠华分配的卖报地点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开头两天有造反派押着去卖。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就把一摞小报分配给冠华,命令他卖完后回去报告并交款。开始时,冠华曾好言与造反派相商,说他还是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王府井叫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造反派当然不会接受。因此当“造反战士”不再监督时,冠华马上想出了好办法。他点了一下小报的份数,并按两分钱一张算出总价,即他应当交付的钱数。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刚刚走出视线,他就找了一个街角落,把整摞小报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慢慢踱回部里,把他从小酒馆用整票子换来的零钱上交造反派说是卖报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几角钱。于是,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后来,这个“乔老爷王府井卖报赚钱”的笑话在外交部流传甚广,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主席幽默地把它填进了冠华的打油诗,使之堪称一绝。
乔冠华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章含之
1976年,一切灾难都降临了。1月8日,周总理逝世!多年来,我看到冠华与周总理的关系是一种十分亲切、默契的上下级配合,但又非常含蓄、沉稳。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任何私人来往,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冠华的许多处世原则似乎默默地受到周总理很深的影响。
我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11月,我们参加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六次会议。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对峙阶段,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间往来,初到美国,出奇地新鲜。我们代表团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要给周总理带点美国东西回去。中国外交的突破,进入联合国,他是奠基人。于是,我们买了一盒巧克力,盒饼干,这在当时的国内是从来见不到的外国货。回到北京,我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总理身边的小高,并且谎称“这是乔部长送给总理的”。我们当时不了解总理与冠华之间三十年形成的相知,以为说是乔部长送的,总理就会留下。谁知事情适得其反。东西送给总理后不久,有一次总理召集外交部许多干部开会,记得是在人大会堂的西大厅。会开完后,总理突然转向冠华,很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给我送礼?”冠华被问得莫名其妙,说:“我哪里给总理送过礼?”总理说:“你从联合国回来送了我饼干和糖,你应当知道我的规矩,为什么要送东西?我要当着大家问你,你把东西拿回去。”冠华更是糊涂,说他从未给总理送过这些东西。这时,我们与此事有关的几个只好承认是我们干的,用了乔部长的名,没跟他打招呼。总理口气温和多了,说:“是你们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给工作人员大家尝尝,美国来的嘛!不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从来不收礼物。”
然而,在这冷静的背后,总理与冠华之间又是如此深情地关怀着彼此。1974年春天,总理手术之后,开始恢复得很好,但过了几个月病情不幸又复发了。第二年秋天当我随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总理的病情恶化了。冠华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国时,冠华同我商量想带点东西给总理。我说:“你不是从来不给总理送礼的吗?”冠华神色黯淡地说:“可是总理现在是病人啊!我想他会懂我的意思。”于是,我们从自己当时的十美元零用钱中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大盒夏威夷果。冠华说总理生平最爱吃花生米,他一定会喜欢这夏威夷果。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同志准备点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最喜欢的法国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那时,除了见外宾,我们,包括冠华都见不到总理了。他一直住在305医院。过了些时候,总理在医院见外宾,恰巧陪见是冠华,我是翻译。见完外宾后,总理招呼我和冠华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总理颇为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受礼的。不过这一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我见到冠华镜片后眼中闪动的泪光,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这一天,当我们离开医院时,总理和冠华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冠华沉默了一路,我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1月8日中午,冠华被中央叫到人大会堂开会,回来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歇了好一阵,他才告诉我,中央通知他去开会,成立治丧委员会。他到达大会堂时,在台阶上碰上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刘告他,从7日开始,总理病情恶化。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说他最后还要见见一些同志,有些话要讲讲。本来7日下午安排要见冠华,但中午已经很疲乏,医生劝他下午不要再会客,第二天早上再见。总理点头同意了。没想到8日凌晨,病情就急剧恶化,未能如愿最后见到冠华和另几位数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冠华哭了。我劝慰他,我说:“我知道你最后没见到总理你难过。不过他最后挂念的几个人中有你,这是种安慰。”在此之前,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在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总理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冠华说当时在总理需要帮助时,他未能做什么,心里一直内疚,自责。总理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在总理逝世之后,冠华惟有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机会向总理表示过自己的自责。
围绕着周总理的丧事,当时的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斗争。由于“四人帮”的势力,国务院发了一道道禁令,不许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全国人民、北京人民激愤异常,置禁令于不顾。从白天到黑夜,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天安门。冠华那些日子一面忙着治丧委员会的事,一面为人民的奋起激动不已。总理逝世后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当时在美大司工作的赵稼来看我们,说起天安门的情景,都很感动。冠华站起来说:“走,我们也去天安门。”我和赵稼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他是高级干部,如果被人发现要惹麻烦,冠华说:“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于是司机老杨开车,我和赵稼陪同冠华到了天安门。那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冬日夜长,天安门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关部门故意把一部分灯光熄灭了。但广场内人声沸腾,许多人打着手电在念悼词,场外络绎不绝地往场内送花圈。尽管是黑漆漆的夜,却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老杨把车子停在人大会堂东门,我们四人就进了广场。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周围集聚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老杨怕出事,坚持把冠华拉回车旁去了。我也怕招来政治上的祸事,劝他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冠华就心情忧郁。十点多钟,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杨送他去天安门。我们到达时,集聚的人群几乎填满了宽阔的广场,纪念碑上上下下放满了花圈。冠华和我走上了纪念碑。光天化日之下,冠华当然被一眼认出来了。人们欢迎他,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从纪念碑往下走时,碰上了几位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他们惊异地发现了冠华,抢先几步,倒退着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镜头。我问他:“把你拍进去怕不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吧!”可他却说:“拍吧,就拍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如果“新影”还保留了这些资料的话,我真想重温一次当年在重重阴霾下冠华的气魄。
冠华为总理的后事投进了全部身心,全部感情。1月某日,他护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晚上又护送总理骨灰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安放。我一整天没有见到冠华。傍晚,杜修贤同志来电话,他在八宝山为总理照了最后的像。电话中,老杜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苍老了许多,他说:“你这些天要多照顾点乔老爷,我怕他挺不住了。那天在八宝山他太难过了。我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动感情。你知道,当总理的遗体要推进去火化时,大家哭得厉害极了。我的镜头模糊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了。乔老爷扶着总理的灵柩哭着说:“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这些话哭得更伤心了。我当时真怕老乔顶不住了。”我听着老杜的电话也落泪了。我深知冠华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忘情地为总理送行的。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半月的1975年11月下旬,外交部“率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在会上有人指着冠华,声色俱厉地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乔部长。……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右倾错误的重复和延续!”一个半月后,冠华顶着政治上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果然,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时,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个月,当形势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慷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静下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灰告别。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员守灵。给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当时,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他对我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1月中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下几度。冠华已劳累十多天,仍坚持在灵堂替总理守了三天灵,使各国的使节在为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周总理最后告别时都见到了总理亲手组建的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在场,同世界各国的朋友一起为中国外交事业的这颗巨星的陨落默哀悼念。三天过后,冠华终于心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
姚锦新与乔冠华
鲁 青
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人们誉为中国“外交才子”的乔冠华,长眠于太湖之滨已经十多个春秋了。
1983年9月22日正值当年的中秋节,在北京医院北楼的118号病房内,乔冠华静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令他留恋又幽怨的世界。弥留之际,他拉着夫人章含之的手轻轻地说:“晚年所以幸福,就是因为有了您。”
这不禁使人们想起这位“外交才子”的感情经历,由于乔冠华曲折不凡的一生及他所特有的气质与才干,曾使他的感情世界数度浪漫辉煌,最使他刻骨铭心的要数他与在五、六十年代叱咤中国乐坛的女钢琴家姚锦新的一段恋情,那是一段迄今鲜为人知的经历。
7岁开始弹钢琴
说起姚锦新,或许有许多人并不十分熟悉,但如果说起她的弟弟姚依林,恐怕如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1910年姚锦新出生在车水马龙的大上海,其父姚健勋做过晚清王朝不大不小的海军军官,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了,但在1917年他唯一的儿子姚依林降生70天时,英年早逝,那一年姚锦新刚满7岁,幼年丧父的姚氏姐弟,家境大不如前。他们一度随母亲寄居在常州家境较好的二伯父家,在这里姚家孤儿寡母得到了这位长者的悉心照顾。后来全家又迁回上海,母亲靠为人做家庭教师和丈夫的遗产养活全家,并供姚锦新读完了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中西女中(当时称中西女塾)。
姚锦新的钢琴生涯开始于常州,7岁正值一个天真烂漫的年龄。在常州的日子里,一家美国人办的学琴房内,那位和蔼可亲的美国校长把她轻轻抱上琴,从此这位在该校中外子弟中长得最聪颖伶俐的小姑娘,与钢琴结下了不解之缘。
姚锦新的整个中等教育是在上海中西女中完成的,那是当时的一所贵族学校,宋氏三姐妹都毕业于该校。在校的8年中,姚锦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更幸运的是,她遇上了一位琴艺精深的钢琴教师邱真霭——一位在檀香山长大、毕业于波士顿音乐学院的华侨。在邱女士的悉心指导下,姚锦新的琴技很快得到了提高,这为她日后的钢琴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渡海求师
童年及少年时代的姚锦新,接受的是良好的西式教育,她从上海中西女中毕业后顺利考上了清华的政治系,第二年又转入外文系,因为她的英语讲得与汉语一样无可挑剔,早在中西女中读书时,姚锦新就参加过用英语演出的莎士比亚的古典名剧。考入清华后,她发现自己依然醉心于钢琴。在北平的清华校园内,她一面完成学业,一面跟随古卡布先生学习钢琴,并跟随这位琴师攀上业余训练的最后一座高峰。激越悠扬的琴声,使姚锦新常常沉浸在一个忘我的境界中,她苦恋着钢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琴技、乐感和对音乐作品的理解能力,都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正是有此基础,以后的钢琴生涯对她来说已是一马平川。
1932年,姚锦新作出了她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决定,为了她所钟爱的钢琴艺术,她毅然中断了在清华大学的学业,漂洋过海,来到她向往已久的音乐之乡——哺育了巴赫、亨德尔、舒曼、贝多芬、门德尔松等世界艺术大师的德国,那一年姚锦新22岁。在柏林音乐学院5年的深造,奠定了她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女钢琴演奏家的基石。但她并不知道,当时乔冠华也在柏林宾根大学学习哲学,并取得博士学位,由于专业的不同,彼此之间并无交往。
姚锦新算得上最早出国学习音乐的中国女性之一,她是幸运的,故乡安徽贵池地方教育局每年为她提供120马克的奖学金。这些钱足够解决姚锦新每年的温饱,她不必像如今的一些留洋人员整日为打工而奔波,她可以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她所爱的钢琴艺术中去。
音乐会上的邂逅
五度寒暑,姚锦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翌年她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1940年春暖花开时节,姚锦新来到香港,因为当时这里与内地相比战乱少些,局势相对平稳。她住在嫁给一位大银行家的姨母家中,生活似乎为她展现了美好的前景。她决定在港举行一次钢琴独奏会,这也是她第一次举行音乐会,为此她做了精心的准备。   
为了演出成功,她先在姨妈家豪华的客厅中举行了一个茶会——实际上是音乐会的一次“彩排”,当时邀请了一些香港的知名人士参加,作家徐迟也在其中,他后来回忆道:   
“那时她的年龄,我估计不过22、23岁的样子(实际为30岁)。很年轻,非常的健康,结实而有毅力的神态,披着一头乐圣式的黑发,她有一种沉浸在音乐中,而其它一切皆不在焉的冷漠外形。……她弹得热情洋溢,气势磅礴,没有哀伤,较少柔情而富有刚度,我感到她左手的弹奏明显地动人……”   
几天后,音乐会如期在香港九龙豪华的半岛酒店举行。当天徐迟特意在《大公报》副刊、《星岛时报》娱乐版上写了介绍评论性的文章,作为回报,徐迟得到了整整一排座位的入场券。当时同在香港的乔冠华自然不可能得到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士的赠券,尽管他对古典音乐有颇深的造诣。
命运似乎是故意这样安排,实际上无论是在清华校园,还是在柏林菩提树大街,他们都应该有相识相知的机会,因为两人无论在哪里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却每每“擦肩而过”。这次靠着好友徐迟的赠券,乔冠华终于有机会在欣赏古典音乐的同时,结识了才貌出众的姚锦新。
音乐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姚锦新高水平的临场发挥,如行云流水般的演奏和撼人肺腑的感染力,使大厅内不时响起阵阵热烈持久的掌声,她的成功给乔冠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向观众谢礼致意时,姚锦新显然注意到了最前排那位身材挺拔、潇洒英俊的青年,在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乔冠华和姚锦新同时向对方伸出了手。
如风般飘逝的情
通过这次音乐会,乔冠华与姚锦新相识了,此后彼此间有了来往。毫无疑问,在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之间,萌发对异性的恋情是自然也是必然的事。当然这时的感情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导致日后的婚姻,因为婚姻的达成还取决于诸多其他因素。乔冠华与姚锦新都在悄悄地审视着对方,小心翼翼地进入角色。
应当说在双方的交往中,乔冠华的确萌生了最初的情感,但这种情感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升华。虽然乔冠华对才貌双全的姚锦新一见倾心,但说到底,他是为了音乐,为了钢琴而喜欢上姚锦新的;而就姚锦新而言,虽然对潇洒倜傥、才华横溢的乔冠华颇有好感,但毕竟只停留在外表上,她并没有真正走入乔冠华的内心世界。两人虽然相处投机,但尚未在感情上达成同步,引起共振。
此后,住在昆明的母亲希望女儿去昆明教书,但姚锦新却想进一步出国深造。她的姨妈曾在当年得到过她父亲的资助,作为回报,去美国留学的姨妈把她带到了美国。
也许是分开了反觉得在一起的一切珍贵,乔冠华与姚锦新之间的感情,在飞越太平洋的鸿雁传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倘若不是姚锦新的生活发生变故,也许她就会成为日后的中国第一外交官夫人。
节外生枝的情变
去美后,姚锦新进入耶鲁大学学习音乐,但是几个月后,姨妈因自身的原因不能再为她提供生活保障,这使得从小在优越环境中生长的姚锦新如断了线的风筝,她难以想象自己怎样养活自己,加上她不喜欢耶鲁大学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方式,决定立即回国。
正在等候船票的日子里,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姚锦新只好暂居在一位华人女友家中,在那里她偶然遇到了文学家陈世骧,这次邂逅改变了姚锦新的一生。
陈世骧是北大的高材生,年龄小姚锦新一岁,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他学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已获得教授头衔的陈世骧差不多是与姚锦新同时赴美留学的,此前他历任北京大学、湖南大学讲师。
在短暂相处的日子里,陈世骧给姚锦新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姚锦新为陈的外貌和滔滔不绝的辩才所吸引,并第一次在感情上成为被征服者。乔冠华的才貌已非同凡响,但最终姚锦新选择了陈世骧,足见其当年的心计与魅力。仅仅几个月后,姚锦新与陈世骧在华盛顿举行了婚礼。消息传来,乔冠华伤心不已。他几次给姚锦新写信,痛诉衷肠,并一再责问这是为什么?正应了那句话:“真正失去了才觉得可爱”。此前乔冠华同姚锦新的感情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客观地说,陈世骧无论是在事业成就上,还是在本人气质上都是相当不错的。他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授,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及中西比较文学。晚年致力于研究先秦文化,还应邀赴日本京都大学讲学,一生著述颇丰。1971年10月,就在乔冠华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联大会议前的5个月,陈世骧在美国悄然病逝。
无论怎样,乔冠华仍是一位在姚锦新的感情世界里留下深深印迹的男性。对于乔冠华与陈世骧,姚锦新曾这样评论:乔、陈两人都极有才华,但前者有些书卷气,后者有些自私。也许是因为她过早地发现了前者的书卷气,而对后者的自私认识得晚些,于是导致了她与陈世骧的婚姻,但同时也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不幸的结局
婚后,陈世骧经人介绍得到了一份工作,但他对当地水土不服,又患上了痢疾,两人只好离开华盛顿来到旧金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位曾在燕京大学教过姚锦新唱歌的史密斯太太,史密斯太太把他们夫妇介绍进了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姚锦新在旧金山对华广播电台,主持每日5分钟的音乐战线节目,她自编自撰英文广播稿,播送唱片,并介绍所有盟国的民歌,她还曾加入加州大学音乐系学习作曲和作品分析。
生活中陈世骧的狭隘自私日益显露,夫妻的感情也因此蒙上了阴影,感情的裂痕逐渐加深,两人间的争执与侧目日渐频繁,最后终于导致了有一天姚锦新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此时他们结婚只有四年多而且尚无子女,陈世骧不同意离婚,并百般阻挠。姚锦新的要求得到了在旧金山的国民党要人、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的理解和支持,他认为解除不幸婚姻是对封建意识的叛逆。为此顾孟馀特邀请姚、陈夫妇到自己家里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在顾孟馀和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汤用彤主持下,姚、陈夫妇正式离婚。
离婚后,姚锦新便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她先是在清华任教,后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声乐、对位法、曲式学。此时已离全国解放为时不远。
平凡恬静的晚年
1949年建国前夕,姚锦新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并在中央音乐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在五十年代,姚锦新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名教授,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女钢琴演奏家,她的演奏风格粗犷奔放,气势磅礴。她几乎遍访过世界著名的钢琴家和音乐家,并有幸得到过洪内格尔、辛特米茨等现代派钢琴名家的悉心指导。三四十年代号称“中国乐坛五杰”之一的陈歌辛曾登门向她请教配器。作为专家,她与马思聪、贺绿汀一起应聘参加中国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作家徐迟至今对她的演奏风格大加赞赏:“触键之强劲,展示出很大的气派,是大艺术家的风度。”更为罕见的是,她的左手特别有力,甚至经常打断低音部的琴弦。她同时还是极少数拿起任何曲谱就可以弹奏得非常流畅的钢琴演奏家之一。
山不转水转,岁月毕竟不等人。此时一直在国内的乔冠华早已“成家立业”,并步入政界,他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也日益提高。也许是不忍打扰乔冠华平静的生活,也许是为了珍藏一份旧时的纯真感情,姚锦新从未给他写过信,也未与他碰过面。每逢盛大节日,乔冠华夫妇常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公园与群众联欢,姚锦新则每每另寻去处,她已将往日的一切封存起来。当然乔冠华也并未忘记这位昔日的恋人,文革中,姚锦新因曾用英文写过一本题为《凤阳花鼓以及其他中国歌曲》的小册子,外国音乐界对此书评价很高,而被造反派扣上“歌颂希特勒”、“歌颂蒋介石”的帽子。乔冠华仗义执言,他对调查人员说:“绝对没有这种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姚锦新老人在北京一个偏僻的胡同小院里静静地安度晚年,在养女姚冬梅自费去法国留学后,居室内显得静悄悄,空荡荡,只有那架已褪色的旧钢琴还能使人想起主人昔日的浪漫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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