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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十记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0-16 17:02| 查看数: 105|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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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十记

作者:钱其琛

钱其琛同志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深孚众望的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他自上世纪中叶即投身中国外交事业,今年3月,他退出领导岗位以后,以半年时间把亲历的十件外交大事珍集成册,将所见所闻所感和盘推出……事件的背景、独家披露的内幕、鲜为人知的细节、平实白描的笔调,使读者在领略外交家风采的同时,尽可把握上述历史时期的中国外交进程。
第一部分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计历史旧账,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间,中苏两国经历了三个“十年”:1959~1969年可以说是十年论战;1969~1979年是十年对抗;1979~1989年是十年谈判。这期间,既有冷战又发生过热战。
重大决策
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开始主管苏联、东欧事务。
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计历史旧账,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间,中苏两国经历了三个“十年”:1959~1969年可以说是十年论战;1969~1979年是十年对抗;1979~1989年是十年谈判。这期间,既有冷战又发生过热战。
但就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事情要从那年的3月24日说起。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
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奥庆哈拉索!”(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不过,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
这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场,我作为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副部长也列席参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中苏两国长期论战,一直在争论谁对谁错,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双方的调门越来越高。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改善的条件,却将现实问题的解决置于首位,重点由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向了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示出日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趋向。
陈云同志提出了采取什么方式传递信息的问题。信息的传递,既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又要不引起外界猜疑。如果召见使馆人员或派人前去访问,恐怕过于正式,而当时中苏之间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接触渠道。
小平同志提议,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波兰华沙。当然,第一站莫斯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在他启程前,我们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起草了一份说帖。
苏方对我们苏欧司司长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行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我国驻苏使馆,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特地中断休假,从莫斯科郊区别墅急忙赶回,陪同前来。
会面时,于洪亮同志向对方口述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来,几乎一字不差。
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多年,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现在是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当然,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但中方认为,只要中苏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协商,逐步实现公正合理的解决。中方建议先从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做起。与此同时,双方还应考虑找到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苏联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的问题。中方也希望在阿富汗问题上能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总之,只要双方站得高,看得远,有使两大邻国恢复睦邻关系的诚意,从解决一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就可以为两国关系打开一个新局面。至于交换意见的形式,双方可以协商。
伊利切夫眯着眼睛仔细听着。他资格很老,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当过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消息报》、《真理报》主编,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赫鲁晓夫下台后,他退出中央领导位置,就任外交部副部长。他为人稳健,处事谨慎,说话时字斟句酌,给人的印象是过于严谨而稍欠灵活。听了我方的说帖后,他做出的回应仍是惯常的外交辞令。他说,你的想法,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主动的方式上,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同时,又做出了老一套的表态,好像并未完全觉察出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倒是当时在座的中国通贾丕才比较敏感,捕捉到了说帖中的新东西,表示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并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解决的,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
这次会见以后,于洪亮即转赴华沙,以此向外界表明此行不是专程来莫斯科的,同时也给苏方考虑和准备回答的时间。
8月18日,当于洪亮重返莫斯科再次会见伊利切夫时,伊利切夫谈话的态度有所变化,口气也缓和多了,称已将中方的想法报告了中央,苏方将做出正式答复。
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我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交来一份作为正式答复的备忘录,表示苏方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苏方也提出了“消除障碍”,这与中方的提法是相吻合的。我们认为,苏方对我方信息的反应是积极的。小平同志随后找我和于洪亮去他家里,亲自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详细汇报,当即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
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
磋商开始
1982年10月,中央委任我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中苏政治磋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而又极富挑战性的使命。苏联政府特使,也是我的谈判对手,就是那位伊利切夫。作为主管非洲事务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从未主管过中国事务,但却同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王幼平四位中国副外长先后进行过长达十年的中苏边界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被苏联外交界视为谈判高手。
第一轮磋商于1982年10月5日开始在北京举行。我们一开始就对磋商做了长期较量的思想准备。遵照小平同志关于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的指示和十二大报告所阐明的对苏原则立场和政策,我们拟定了此次磋商的方针,即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着重提出要求苏联认真做些事,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在策略上,举起改善两国关系和维护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旗帜,以保持磋商的渠道。
第一轮磋商进行了半个月,从5日开始到21日结束,共举行了六次会议。谈判中,我抓住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不放,指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双方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以消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障碍消除了,通向正常化的道路就畅通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可望逐步恢复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
伊利切夫则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对我们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则尽力回避,拼命反驳。苏方的论点也主要有三个:一是指责中方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二是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三是宣称苏方“从不威胁中国”。他一再建议共同制定苏中关系基础文件,先就促进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协议。
针对伊利切夫把中方提出消除障碍称之为是“先决条件”,我指出,不存在什么先决条件。我们提出来希望讨论的某些问题,不是先决条件。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提出讨论,而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在磋商过程中,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
针对苏方所主张的“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正常化”,我告诉伊利切夫,中方提出来讨论的一些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说的第三国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苏联特使在第一次发言中提到,中国和苏联是两个大国,中苏两国的关系会影响到亚洲和世界的局势。那么,在磋商中是会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在于,是有损于这些国家的利益,不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有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呢?我进一步指出,只讲改善中苏关系不应损害第三国显然是不全面的,作为一个原则,我们主张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
对于苏方宣称从不威胁中国,我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在我们共同的邻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驻扎大量军队,把那么多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摆到我们面前,我们当然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和严重不安。
我特别就消除“三大障碍”从何入手问题做了重点阐述。我说,我国领导人在我们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列举了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些障碍。消除这些障碍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们认为,首先从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做起,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第一,从这里入手是至关重要的。坦率地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派军队占领柬埔寨,不仅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给越南人民带来了不应有的痛苦和牺牲,使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而且加重了中国的不安全感,使本来恶化了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尖锐和复杂,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设置了新的严重障碍。尽快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维护东南亚和平与安全的急迫需要,是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关键性步骤。第二,从这里入手也是比较现实可行的。众所周知,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所做的不光是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这样一件事情。苏联方面想来应该注意到,我们没有苛求苏方,现在我们所提出的仅仅是要苏联运用自己的影响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军队。在这里,不存在苏联自己撤出一兵一卒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别的东西,虽然我们完全可以要求苏联方面做些别的事情。中国方面这种合情合理的主张,应当能够得到苏联方面的积极响应。人们也都清楚,苏联拥有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能力和手段。如果苏联方面冷静地权衡利弊,具有远见,做出政治决断,并采取必要措施,问题并不难解决。
至于苏联坚持先从共同制定苏中相互关系原则文件做起的问题,我告诉伊利切夫,中苏关系正常化不是简单地发表一个表达这种愿望的声明或文件就能办到的。这正好从实质上说明,中国方面对拟订两国关系原则文件是真正重视的并持慎重态度的。我们认为,当两国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们都忠于所主张的原则,并都遵守这些原则的时候,两国关系原则文件就摆到了我们面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就是说,中苏两国关系原则文件只能是两国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应当是从两国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归纳出来,并用以指导两国关
系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现阶段我们双方最迫切的任务,或者说我们双方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扎扎实实做一些消除两国关系发展障碍的实际事情上,为将来拟订两国关系文件创造条件。
整个磋商过程中,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气氛有时很激烈,双方都是事先准备好稿子,相互批驳。伊利切夫由于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自己还是哲学博士,当时正在编哲学辞典,发起言来,不但态度强硬,而且很有理论色彩,喜欢长篇大论,咬文嚼字,绕来绕去,但教条而空洞,令人不胜其烦。后来,他曾专门送给我一本他编写的哲学辞典,显示出他的理论功底。当然,中方对他也毫不客气,常常高调回应,将苏方的主张称之为“水中月”、“镜中花”,强调不解决“三大障碍”而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磋商期间,除了正式谈判外,还有许多游览参观活动,双方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在外交斗争中,有些话必须在正式场合说,有些话却可以在下面说。正式场合讲的正式的话,未必重要;而非正式场合讲的非正式的话,未必不重要。另外,正式场合吵够了,在下面可以稍稍客气一些,有些信息,虽不入记录,却可更直接地传递给对方。
为了给紧张的磋商创造一点宽松的气氛,我特意邀请伊利切夫及其随行人员一同游览密云水库,到那里呼吸新鲜空气,赏景尝鲜,并增加双方的交谈和接触。伊利切夫说他以前去过那里,只吃过鱼,但没在那儿钓鱼。看来,他心存疑虑,有点担心怕我们引他上钩。但他感谢我的邀请,说这样可以给他时间考虑考虑磋商中的问题,以便答复我们。
游览水库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观千顷碧波,看鸢飞鱼跃,令人心旷神怡。在品茗赏景之时,我对伊利切夫说,希望苏方能正确理解我方的意见,中方发言中有新东西。比如,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问题上是双方承担义务。在苏联从蒙古撤军问题上,我们提出应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只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不涉及苏联与越南之间的双边关系。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不仅使印支地区局势紧张,而且也给苏联造成沉重负担。解决这个问题对苏联、对越南都只有好处而无损害。我们不理解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有什么困难。
伊利切夫敛容细听,显然听懂了我的话,知道了我方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但他毫不松口,只是重申了苏方对“三大障碍”问题的一贯立场。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心,怕这里有什么“圈套”,被视为双方讨论过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一再声明“今天是非正式交谈”,建议今后磋商中“双方都不要引用此次谈话内容”。
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一轮政治磋商是一场互相摸底的前哨战,双方可以说是争吵不休,翻来覆去,各说各的,没有大的进展。但这次磋商启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标志着不对话状态的结束,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紧张转向长期对话。
打持久战
中苏第二轮政治磋商于1983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在会谈中,双方在探寻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依旧各说各的,在实质问题上没有找到任何共同语言。
在这次磋商期间,我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会见和交锋颇具意味。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长达27年之久,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历经五代苏联领导人,人称“不倒翁”。他有着一副西方人所说的“扑克牌面孔”,就连听人说话时也面无表情。不论什么场合,他都显得十分矜持,但又十分好斗,似乎随时准备跟人进行一场外交角斗,也被西方记者形容为是一位“说‘不’的先生”。
会见时,他竟接过我方反霸和消除威胁的主张,令人惊奇地声称,此点可成为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接着,他大骂了一通美国人,说美国人不可信,又说美国要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里根总统要从地球上铲除社会主义,并以教师爷的口吻说,中国完全可以从美国推行的消灭社会主义的政策中,推导出应该同苏联还是同美国建立何种关系的结论。
当时,他年事已高,有点倚老卖老,我对他的这番议论做了简单明确的回应。我说:“谈到国际上的紧张局势,这是客观存在。我想在这种形势下改善中苏关系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于谈到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时期的较量,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讲话,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葛罗米柯一时语塞,显得有点尴尬。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谈判,是韧性和毅力的较量。我们始终坚持只有排除障碍才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驳斥苏方一成不变的论点,破除苏方的幻想,力促苏联在消除障碍问题上有所作为。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磋商得以继续下去,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中苏双边关系起着推动作用。
回想起来,磋商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间,苏联国运不昌,几乎每一两年就要死一位领导人,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9日)、契尔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继病逝。据说,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接任的安德罗波夫,人聪明而精干,当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想有所作为。他痛感苏联政府官僚主义泛滥,人人爱喝酒,而不认真做事,认为喝酒误国,下令禁酒,把酒厂改为果汁厂,并四处严查酗酒。但不喝酒不符合苏联的“国情”,难以实行。他重病缠身,只当政了一年多。契尔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体更坏,执政的时间更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国,其主三易,对外难有作为,自然一时无力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重大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中苏两国的接触却因三次苏联领导人的葬礼而提高了级别。
当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黄华外长作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走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黄华启程以后,小平同志又指示,要发表一个简明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乔木同志起草了谈话稿。谈话回顾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中苏关系从50年代后期就逐渐恶化,60年代末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60年代末以后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是负有责任的,但考虑到这次活动是吊唁,就没有点名。同时,对他不久前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这篇稿子作为黄华离开首都机场时对记者的谈话发表了,同时外交部立即将此事通知我国驻苏使馆。黄华外长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离京时还有这样一篇公开的谈话。
这一次,黄华外长见到了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外长。中方强调要使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在消除障碍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先做一两件事。而苏方虽然表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却只强调双方应先做出努力,促进经贸、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来往。看来,苏联新领导将继续勃列日涅夫开始的改善两国关系的势头,但还未下决心采取重大步骤。
随后两年内,我先后陪同万里副总理和李鹏副总理赴苏联参加了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中方利用高层接触机会再次做出努力,在谈话中,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予以评价和支持,推动苏方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拿出实际行动。
在正式的各轮磋商中,中苏双方就像聋子对话,完全对不上。虽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首先是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其次,是扯皮本身使得双方关系没有更紧张下去。
总之,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慢多了起来。那时,有人形容两国关系是一个使馆、一架飞机、一列火车。说的是两国关系只剩下这些联系,虽保持外交关系,而且天上通航,地上通车,但来往很少。有时,从苏联回国,整个航班和列车车厢里都是空空荡荡的,看不见几个人。随着中苏政治磋商的持续进行,两国的经贸增加了,在其他方面交往也增多了,开始交换留学生,组团互访。
这中间,1984年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应姚依林副总理的邀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具有特别意义,这是6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以来苏联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华代表团。20世纪50年代,阿尔希波夫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做出了贡献。他对华友好,在两国关系恶化年代,也从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中方给了阿尔希波夫很高的礼遇,邓小平予以接见,陈云、彭真和薄一波等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都会见了他。故友重逢,相见甚欢,情景十分感人。
记得陈云同志为准备同阿尔希波夫会见,请姚依林、陈楚和我去他住处汇报,谈得十分高兴。当晚,他手书“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条幅,派人送给我,以陆游的名句,表达他对中苏关系发展的感受和对两国关系前景的期望。
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我全程陪同他参观了燕山石化公司、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长江大桥和深圳特区等地。我不时提起苏联援建的一些项目,还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在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坚持改革开放,取得惊人发展的历史。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飞速的发展,印象极为深刻,不时由衷地赞叹,同时也流露出对当时苏联社会现状的失望和不满。
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使两国中断多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复。
1985年7月,我陪同姚依林副总理回访苏联。姚副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会谈,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谈得很顺利,签署了《中苏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等文件,中苏贸易额则从1984年的26.5亿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亿。双方对两国的高层交往和贸易的大幅增长表示满意,我方同时敦促苏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拿出行动,指出障碍不消除,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谈判突破
如何从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僵局里面走出来呢?中方坚持消除“三大障碍”,这是两国关系根本改善的基础,而苏联的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均避重就轻,企图绕过“三大障碍”,通过发展经贸合作,增加相互往来,实现所谓两国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也无意在克服“三大障碍”问题上向前迈步。
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小平同志请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小平同志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5年11月6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23日,苏方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苏联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时,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声称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只能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
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历次讲话相比,这次讲话显示苏方的立场有了重要变化。
在“三大障碍”问题上,这次没有重弹“不设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从不威胁中国”等老调,不再回避从阿富汗、蒙古和边境地区撤军问题,有所松动。在越柬问题上,语气也比较平和,说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
由于历史原因,中苏两国边界在黑龙江(阿穆尔河)一段,在清朝时,只是简单地以江为界,没有严格划定。苏联一直站在当年沙俄蛮横的立场上,声称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界江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线。这样一来,江中的岛屿自然就划归了苏联,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了苏联的内河。我方当然不会答应。中国主张,按国际法准则及国际实践,应当以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国界。1969年,中苏两国的珍宝岛流血冲突,盖源于此。戈尔巴乔夫的表态不能说不是一个积极的姿态。
同时,作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第一次公开肯定了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表示理解和尊重。他还提出了扩大和加深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设想。
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相应对策,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示了审慎欢迎的态度,但在“三大障碍”问题上不松口,继续保持压力,同时做出积极姿态,接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提法,同意恢复边界谈判。
为此,8月13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做了如下表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7月28日海参崴讲话中对中国和就中苏关系所表述的意见,我们予以认真的评价和重视。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过去没有说过的话,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苏联方面清楚地知道中国方面关于消除“三大障碍”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和具体主张,而戈尔巴乔夫这篇讲话与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没有提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我们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也是去年邓小平同志通过齐奥塞斯库传话的核心。中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中苏东段边界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中方表示欢迎。据此,中方认为,在适当时候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是适宜的。
1986年9月2日,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了中苏关系,强调指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并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柬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地到苏联的任何地方去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们在9月7日正式对外发表了这一谈话,把中方的立场公布于世,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做出了公开的答复。
走向正常化
为了推动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基础上向前迈步,我们一连做了几件事情: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计委主席塔雷津访华;恢复了中苏边界谈判;在其后举行的第十二轮的中苏政治磋商中重点就越柬问题谈判。
塔雷津是在1986年9月访华的。访问期间,双方探讨了苏联向我们提供政府贷款,在广西合作建设铝厂、扩建本溪钢铁生产、修建新疆铁路;还探讨了合资办厂、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扩大边境贸易、增加供应传统货物等一系列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问题。塔雷津还探询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的进一步态度。中国领导人则表示,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有些值得欢迎的方面,但明确指出他在中国最为关切的越柬问题上没有新意,敦促苏方在这一事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尽早做出政治决断。
根据中方关于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中苏外长1986年9月在纽约会见时达成协议,两国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我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苏方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此前中苏于1964年2月至7月和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先后举行过两次边界谈判。第一次谈判中,双方交换了地图,就东段边界走向口头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没签署任何正式协议,会谈等于没有取得结果。当年l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边界会谈未再恢复。第二次边界谈判持续了九年,双方在讨论维持边界现状协定草案时一直围绕争议地区问题激烈较量。l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致使第二次边界谈判中断。如今,第三次边界谈判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公开宣布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作为苏中东段边界,接受了中方的立场,使谈判有了基础,得以在比较好的气氛中进行。
我主持了1987年2月和8月的两轮会谈,此后的会谈是由田曾佩副外长主持的。在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前,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原则协议。至于复杂的西段边界,双方就划界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成立专家工作组具体讨论西段边界走向问题和成立联合摄影小组进行共同航摄,等等。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的进展有助于缓和两国边境对峙形势,成为促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组成部分。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后,中苏于1986年10月举行第九轮政治磋商,直到中苏高级会晤前夕,两国一共进行了多达12轮的政治磋商。我一直主持到第十一轮。1988年4月我就任外长,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及中方政府特使改由副外长田曾佩担任。在最后四轮磋商中,苏方在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逐渐表现灵活,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但称这个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后来又承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个重要因素。苏方虽不承诺将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却表示将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促进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进程。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有意进行战略收缩并做出从阿富汗撤军决定后,基于自身需要,也想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态度变得较前积极。
在第十二轮磋商中,苏方提出愿就柬埔寨问题同中方进行专门讨论并达成谅解。根据当时形势,为推动苏联对越南进一步施加影响,我们决定接过苏方的建议。1988年8月27日至9月l日,田曾佩副外长与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最后,双方达成了一定内部谅解,找到了一些共同点和相近之处,当然,分歧仍然存在。会晤表明,苏方在促越撤军问题上立场有所松动。出于内政外交需要,苏方确实希望早日卸掉柬埔寨问题这个包袱,并借此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实现高级会晤。
中苏政治磋商结束后,我就不再和苏联特使伊利切夫打交道了,以后也没机会再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先是丧妻,惟一的儿子也先他而去。到了晚年,因身后无人,就将自己一生收藏的许多书籍和油画等,分别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他于1990年8月去世。我特地发去了唁电。
破冰之旅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我作为外长,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
此前,两国外长也有一些接触,但都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的会见。这次外长访问,从相隔时间之长和任务之艰巨来看,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
陪同我一起访问苏联的,有当时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我们乘坐的中国民航班机,于12月1日中午抵达莫斯科,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坐车去宾馆。
我们一行十人,入住在列宁山上的柯西金街11号宾馆。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苏方的接待是很周到的,但鉴于两国关系的特殊和环境的复杂,我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不便在室内商议谈判对策,清晨时,只好冒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宾馆的庭院里不停地漫步。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我抵达的次日,就去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当时,他刚刚提出自己的“新思维”理论,给人以年轻有为的印象。也许因为有了“新思维”,他特别爱说,话很多,会见进行了1小时40分钟。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
访问期间,我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举行了三次会谈,共约六个半小时。会谈的重点是柬埔寨问题。
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肯定了1988年8月中苏副外长工作会晤和9月两国外长纽约会晤所取得的某些一致意见,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各自主张。我着重指出,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全部从柬埔寨撤出,中苏在越南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同时,在越南全部撤军后,所有外国(包括越南)都应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内战。关于柬埔寨内部问题,我没有深谈,只简要重申了中方关于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冻结、削减以至解散各方军队,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实行严格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等主张。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认为,越南撤军、国际监督机制和国际保证的建立,同不恢复柬埔寨过去的政策、实现柬埔寨内部各派之间以及印支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继续对话,应是平行的进程,主张柬埔寨各方达成政治解决协议后,所有国家应立即停止对柬埔寨任何一方的军援。
苏方不愿明确承诺的是促越南撤军的期限,称苏联“无法对越南发号施令”,但苏方转达了越方同我们直接讨论时间表问题的愿望,希望中越直接对话,以加快政治解决进程。看到双方的意见在接近,我们提出,可将越南自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确定为1989年6月底到12月底之间。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结果是,中苏两国外长指派的工作小组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并经我和谢瓦尔德纳泽确认。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至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表示愿意做出自己的贡献,以促使上述目标的实现。
我和谢瓦尔德纳泽还讨论了关于苏联在蒙古驻军、两国边境地区驻军裁减、边界谈判等问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回访,目的是为高级会晤做准备。我同他举行了两次会谈,重点仍然是讨论柬埔寨问题。我接过苏方的建议,同意在已经达成的两次《共同记录》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并就柬埔寨问题公开发表一项声明,概述中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一致主张。这个声明及举行高级会晤的时间将作为一揽子协议共同发表。
在双方商定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后,苏方突然耍起了手腕,出尔反尔,表示不愿意发表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而只宣布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2月3日,谢瓦尔德纳泽抵达上海。第二天,小平同志将接见他。深夜,苏方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同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
面对苏方的要挟,我们立即反击。4日清晨我们通知苏方,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
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但同时也先不公布双方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
在小平同志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前,我向他汇报了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后退的情况,并建议关于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也暂不公布,由双方继续商谈。小平同志表示,“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不能变,但是我今天不说访问日期,这由你们去谈”。
会见时,谢瓦尔德纳泽一上来就向小平同志表示,“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昨天我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他的用意显然是先请小平同志确认高级会晤的日期,使之成为既定事实,从而绕开柬埔寨问题,再压中方让步。
小平同志马上做出反应,说,“你们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指挥”。
接着,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再次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谢瓦尔德纳泽眼见自己的打算未能实现,只好表示柬埔寨问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
4日中午,在返京的飞机上,两国副外长再次进行了商讨,但仍相持不下。谢瓦尔德纳泽原定到达机场后立即转飞巴基斯坦,但到达北京后,就直奔苏联使馆,离京的时间一推再推。我采取在机场守候的办法,坚持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后同时发表共同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一直等到了天黑,谢瓦尔德纳泽到了机场,我们在候机室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我表示,你的访问是成功的,双方的会谈,以及同中方领导人的会见,都有成果,但说话做事不应出尔反尔,要知道,我们两国关系还没正常化呢!发表共同声明,是苏方提出来的建议,我们同意了,双方的工作小组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本来是谢瓦尔德纳泽做了手脚,现在,他见事情无法收拾,就赶紧做出埋怨罗高寿副外长不会办事的样子,同时又向我诉苦,说苏方在涉及柬埔寨问题上确有难处,事情复杂。见我不为所动,最后,他不得不同意留下两位司长,继续同中方商谈,自己先乘飞机离去了。
次日,双方工作小组连夜工作,达成协议。2月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那天正好是那年农历的正月初一。
五年后,我应邀到格鲁吉亚访问,在那里又见到了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已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总统了。我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他亲自举行欢迎宴会,并到机场送行,比当年在莫斯科时热情多了。
高级会晤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40多年来,中苏两国关系,见证了几代人的努力,经受了火与血的考验,充满了坎坷曲折和戏剧性的变化。我1954年第一次到苏联时,还是一个26岁的青年,前后在苏联度过了近十年的外交生涯;又作为特使,参加了长达七年、有着许多不眠之夜的中苏政治磋商。今天,终于迎来了两国人民期待已久的重要时刻——中苏高级会晤,心情不能不格外激动。
中苏领导人的会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接待礼仪,小平同志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
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5月16日上午10时至12时30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记得那天小平同志精神矍铄,情绪极好。他的记忆力惊人,谈话不用稿子,但条理清晰,用语简洁准确。他先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来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小平同志总结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强调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又说,虽然如此,中方从未忘记,苏联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曾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基础。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小平同志说,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讲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进行辩论了。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
戈尔巴乔夫表示,关于俄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东西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但在不太久远的过去,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是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的,并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表态是比较得体的,他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的。前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其名为《跨越时空》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曾对其陪同人员说,他打算像晚辈同长辈谈话那样去同邓小平会谈。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所谓开辟未来,是指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明确今后两国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认为,“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它同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有机地结为一体”。
高级会晤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正式确认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确定的两国国家关系准则。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其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完全新型的国家关系不仅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如今回顾起来,当时把握住了历史时机,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十分重大。此后,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多变的非常时期。当年确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框架,成为了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进而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果当时错过了有利时机,后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天,正当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中苏高级会晤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时,人民大会堂外面却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并最终形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中国的外交,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了。
第二部分
1990年8月2日,海湾危机爆发。伊拉克大举入侵并占领了邻国科威特,不久,又正式宣布将其吞并。一时,各国哗然,举世震惊。
风云骤起
1990年8月2日,海湾危机爆发。伊拉克大举入侵并占领了邻国科威特,不久,又正式宣布将其吞并。一时,各国哗然,举世震惊。
事件虽是突发,但并非无迹可寻。这一年的7月下旬,我正好在沙特访问,准备签署中沙两国建交公报。访问的第一天,我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举行了会谈,一切顺利,双方商定第二天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到了第二天,这位大臣忽然不见了踪影,整个白天都找不到他,建交公报也无法按原定时间签署了。沙特方面只是说,外交大臣今天有紧急事务要处理。我们感到困惑,担心建交的事情是否有变。到了晚上,费萨尔亲王又突然出现了,双方还是按照约定,在当天夜里完成了建交公报的签署。费萨尔亲王告诉我,他之所以无法按原定时间来签署公报,是因为法赫德国王让他当天急赴伊拉克和科威特,调解两国发生的矛盾。那时伊科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但各方都未预料到局势会迅速演变成兵戎相见。
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伊、科两国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后又被英国人统治。1921年,伊拉克独立,科威特直到1961年才宣布独立。奥斯曼帝国时,科威特曾是巴士拉省的一个县,这大概就是伊拉克觊觎科威特的历史缘由。两国的边界自独立后一直未完全划定,不时就要闹起边界纠纷。科威特国小民寡,但石油资源丰富,而伊拉克经历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后,欠了一大堆的债,其中相当部分是欠科威特的。进入1990年后,两国因石油价格而争执加剧。阿拉伯国家一直在为调解这两个国家的纠纷而努力,但没有成功。如今,伊拉克乘科威特人夏季去欧洲度假之机,突然派兵攻占科威特,长驱直入,几乎兵不血刃。 
伊、科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都有着友好关系。这次,伊拉克军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事件,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日就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要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8月4日,杨福昌副外长又分别紧急召见了伊、科两国驻华使节,呼吁伊拉克尽快撤军,越早越好;希望两个兄弟的阿拉伯国家通过谈判解决彼此分歧。22日,我在会见来访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亲王时,针对伊拉克已宣布将科威特吞并,强调说,中国坚决反对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伊拉克不管用什么借口,武力入侵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强烈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科威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恢复。
科威特遭受突然袭击后,保护在那里的中国公民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国驻科使馆为此付出很大努力。当时,中国在科威特的劳务人员和侨民近5000人。由于形势恶化,他们已经失去最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到了8月29日,我们将全部中国公民撤到了安全的地方,其中还包括不少台湾和香港同胞。台湾在科威特有个商务代表处,战乱发生后,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就逃之夭夭,自顾自保命去了。100多名台胞只好向我们使馆求助,我们完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另有一些香港同胞,拿着英国护照,那时不仅不再管用,而且会带来更多危险。他们也找到了中国使馆,我们都设法予以协助,使他们能够安全撤离。
海湾是战略要地,那里一旦出现危机,必然会牵动世界整个局势的稳定。
联合国很快做出了反应。安理会在8月2日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军立即无条件撤出的第66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后来,安理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的制裁和海空封锁,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661委员会,审查决议的执行情况。对于这些措施,中国都是赞成的。
阿拉伯世界对于这场危机更是着急,他们不愿意看到兄弟阋于墙的局面。海湾各国进行了紧急外交斡旋,提出了许多方案和建议。但由于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立场不尽一致,对于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存在着不少分歧,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取得进展。
海湾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自顾不暇,难有大的作为。
这时,美国的反应最为强硬。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出兵海湾的行动计划,立即开始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大规模增加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一时,战云密布,局势危急。
出访中东
到了那年10月份,海湾局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一步步滑向了战争的边缘。
这一段时间,为求海湾危机能够和平解决,国际上的各方都在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方面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
许多阿拉伯国家向中国派来了特使。科威特、约旦、沙特的外交大臣先后到北京进行工作访问。伊拉克也派了第一副总理拉马丹来陈述伊方的观点。
更重要的外交舞台是在联合国。
在那年的9月下旬至10月初,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四十五届大会。在9月25日安理会外长级会议上,我阐述了中国对海湾问题的立场,呼吁伊拉克正视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采取同安理会合作的态度,立即停止对科威特的占领,从科威特撤军。我指出,中国政府主张海湾危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支持安理会所发挥的作用,欢迎联合国秘书长继续进行调解和斡旋,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努力。我还指出,中国原则上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卷入,因为这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呼吁有关国家保持最大克制。针对安理会刚刚通过对伊拉克实行空中禁运的第670号决议,我还强调,有关国家在执行决议时,要严格遵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严格防止采取任何危及民用飞机和机上人员安全的行动。
联大期间,中国代表团借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磋商室作为会议室,那里成为了一个多边外交磋商和对话的中心场所。我在那间小屋里,川流不息地分别会见了6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领导人,海湾危机是主要话题。
在会见中东地区十余位外长后,我总的感觉是,大多数国家对可能爆发战争感到忧虑,坚决反对伊拉克侵吞科威特,但对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意见不一。前一段时间,各国曾试图用阿拉伯方式来化解危机,但成效甚微。他们都赞赏中国的立场,希望此时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我表示,不管是在联合国名义下打仗,还是美国自己打,都应避免。如果美国执意单干,那就更危险。他说,当年的朝鲜战争就是一次坏的经历。他不相信美国会把军队交给联合国指挥。
在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交谈时,他告诉我,苏联目前担心的是滞留在那里的五千多名石油等方面的专家。苏联曾派熟悉中东事务的普里马科夫作为特使,跑了两趟巴格达,在调解方面,无功而返,只完成了一个任务,就是促成苏专家回国。他表示,在当前阿拉伯国家分裂的情况下,苏联很难发挥什么作用。
这时,美国正在积极策划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美国与其他几个西方国家一起,一方面对中国的立场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企图要求中国完全按照他们的步子走。
在会见法国外长迪马时,当我提出法国应运用其对伊拉克的影响,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这位外长做出无奈的表情说,有时朋友并不听话。我向西方国家的外长强调,安理会已通过不少决议,应该再给些时间,让联合国、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方面进行调解。中国对安理会的有关制裁伊拉克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还正在对中国进行制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10月15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向我们驻约旦的大使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特使访问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此前,阿曼、巴勒斯坦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综观世界全局,着眼海湾和平,中央决定由我于11月6日至12日出访中东,以特使的身份访问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倡导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角度出发,着重改善了与邻国间的双边关系,并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各国,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在中东地区,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利害关系,更不谋求任何私利,地位特殊,深获阿拉伯各国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正赢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时出访中东,寻求海湾危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贯宗旨,为避免战争而尽一切努力,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也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
就这样,我成为海湾危机期间惟一访问过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长。
针对当时复杂的局势,我们制定的出访方针是:不带解决方案,也不充当调解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劝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争取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
在出访准备会上,我强调对不同国家要有不同谈话重点。伊拉克是这次出访的重点,要向伊方表明,以任何理由武力侵占别国领土,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形势严峻,避免战争对伊拉克是有利的,伊方对此要有相应表示。对沙特、科威特,要充分理解和同情他们的处境,表明中国反对侵略、主持正义的公正立场,同时说明军事解决对他们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而应当根据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来解决危机。至于约旦、埃及,主要是了解他们对伊拉克的实际态度,共同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
我们原定的出访顺序是沙特、约旦、伊拉克、埃及。美国得悉我将出访的消息后,马上提出,将去埃及访问的国务卿贝克希望在开罗安排与我会晤。
这时,美国意识到,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他们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一票。这一票至关重要。
开罗“巧遇”
10月31日上午,美方从华盛顿传来信息,说贝克国务卿将于11月3日前往中东访问,希望于6日下午在埃及开罗安排与我见面。我们同意了。不久,美方又提交了一份“非文件”(注),表示两国外长11月6日在开罗的会见将是有益的,将有助于加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伊拉克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并恢复科威特主权的一致立场,以便有可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 
于是,我们将出访顺序调整为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后沙特又提出,法赫德国王也很希望在我访问伊拉克后,在沙特西部港口城市吉达同我会面。这样,最后的行程就定为:北京—开罗—塔伊夫—利雅得—安曼—巴格达—吉达—北京。
以往出访,我一般都是乘坐民航班机,但这时由于联合国实施的制裁,伊拉克已无国际航班进出,我就乘坐了民航专机,但专机去伊拉克,也要经过联合国661委员会的特许。开始,我们计划飞经土耳其上空,前往伊拉克,但出于某种原因,土方婉拒了。我们改变路线,从约旦入境,经沙特回国。
我们是11月6日上午9时离开北京的,波音767型飞机加足了油,连续飞行12个小时,于当地时间下午3时半抵达开罗。贝克也是当天上午到的开罗,正好下午离开。于是,在开罗机场,来访的中国外长“巧遇”了美国国务卿。
当时,美国还正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双方仍未恢复高层会晤。海湾危机发生后,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双方的联系和来往迅速增加。
实际上,开罗会晤已经是中美两国外长自1989年夏天以来的第四次会晤。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向中方介绍了美方的立场,并了解我们的态度。8月4日至5日,美方又派了助理国务卿所罗门来北京,就海湾局势与中方交换意见。布什总统还不只一次给杨尚昆主席写信,寻求中方的合作。贝克国务卿也多次致信或带口信给我。我和贝克在1989年7月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和同年9月纽约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都进行了会晤。1990年9月,在第四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也见了面。在那次会见中,海湾危机问题是我们商谈的主要内容。美方本来想与中方就海湾危机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们考虑根据当时的中美关系,单就海湾问题搞个联合声明不可取,没有同意。贝克曾就美国对海湾问题的一些重大的基本考虑与我单独交谈过。他告诉我,如果经过很多个月后,制裁仍不起作用,就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美国将要求联合国授权进行多边军事行动。如果联合国不授权,美国将不得不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单独行动。
这次开罗会晤,美方很想确切了解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动武问题上的态度。
在埃及方面的协助下,下午4时,我与贝克在开罗机场贵宾室会晤,谈了一个半小时。
贝克表示,十分赞赏中国在解决海湾危机中的作用。他说,美国无意在海湾永久驻扎陆军。危机消除后,美国会立即撤军,只保留1949年以来一直驻扎在那里的海军力量。如果我访问伊拉克时能使萨达姆认识到中国将最终支持通过决议,授权使用一切适当的方式执行安理会的决议,那么将增加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机会。他又说,美国将继续执行已实行了三个月的制裁,并准备向海湾增兵以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如果制裁无效,希望中国不要阻挠授权对伊拉克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
我向他说明,我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同有关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没有什么“方案”,也没有授权进行调解,只是想在安理会决议的框架内对伊拉克领导人进行劝说。我将坦率地告诉他们正面临最后抉择,要么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要么就会遭受严重灾难。我说,目前海湾局势十分严峻,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同时国际上要求和平解决危机的呼声也在加强。中国政府对海湾局势深感忧虑和不安。
至于中美关系,我说,尽管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还是不错的。我们认为这对于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是关键。我向贝克强调,只要和平的希望还存在,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国际社会就应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我同贝克还就其他一些解决方案交换了意见。我告诉他,同许多阿拉伯国家一样,中方也认为把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同中东诸多问题一起解决是不现实的,这样联系也没有好处。但
是,美国如能强调对中东问题的关切,将有助于解除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疑虑。这对争取阿拉伯人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不会转移人们对解决海湾危机的注意力。
对于有些国家正在酝酿的“部分解决方案”,贝克解释说,这是指伊拉克撤军,但换得整个鲁迈拉油田或布比延岛等出海口,或以科威特合法政府不民主为由不予恢复。贝克称,美国反对此类方案,因为这将是对伊拉克侵略行动的奖赏。他又说,也有人建议在伊拉克撤军后立即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对此,埃及等国坚决反对,认为这将使萨达姆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英雄”。美国将恪守其对以色列安全所做的承诺,但也将同埃及、沙特、摩洛哥等国一起,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会见中,美方最关心的,还是我们对安理会授权动武的态度。贝克认为,目前对伊拉克的制裁是历史上最严厉的,但不知是否能以此迫使伊拉克撤军。他问我,中方认为应该再给制裁多少时间,如制裁无效,是否即可考虑用其他手段?我回答说,人们很难对制裁奏效所需时间做出精确估计,各国所处的环境不同,看法也不同。中方希望,那些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要看得远一些。和平解决所需要的时间,也许要长一些,但后遗症会少一些。我也问他,美国派军队进驻沙特时称其目的是保护沙特的安全,现在科威特埃米尔已要求美军解放科威特。美国若为此采取军事行动,能否将其限于科威特境内?贝克回答,要解放科威特,就必然需要对伊拉克本土采取军事行动。
通过这次会晤,我们基本了解了美方的意图。事实上,我同贝克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了如何改善双边关系,并就两国外长互访事达成了谅解。对此,他不愿对外宣布,我也不强求。后来,对外发布的消息,只是说双方就海湾问题举行了磋商。
中东穿梭
见过贝克之后,我就正式开始了对中东的访问。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久有往来,东汉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但止于条支。大秦是当时的罗马帝国,而条支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甘英最终未能到达他的目的地。
我多次访问过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但此次心情不同。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所有在战乱年代生活过的人,对和平都会格外珍惜,深知战争的残酷。和平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应该放弃。
11月7日上午,我在开罗先后会晤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马吉德。中国和埃及的关系友好,两国领导人也交往多年,谈话进行得坦诚而无拘束。埃方表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蓄谋已久的事件,并采用了欺骗手法。7月24日,穆巴拉克总统访问了伊拉克、科威特、沙特三国。在与萨达姆会谈中,曾被告知,伊拉克不会对科威特采取军事行动。穆巴拉克将此转告科威特领导人,并与沙特法赫德国王一起,安排了伊科两国领导人在吉达的会晤。就在会晤的第二天,伊拉克却开始攻打科威特。埃及从危机一开始就规劝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和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但屡遭拒绝。目前局势非常危险,美国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如果发动进攻,伊拉克是没有还手机会的。在这一点上,萨达姆的助手没有向他提供正确的信息。因此,埃及方面希望,我能使萨达姆认识到局势的严峻,让他明白,不撤军对其本人和伊拉克整个国家,都会带来巨大灾难,而目前不采取灵活态度,伊拉克面临的只能是军事打击。
我答应埃及方面,将向伊方指出保全自己国家的出路。我也希望埃及利用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继续为和平解决危机做出努力。我问穆巴拉克,如果战争爆发,中东地区是否将长期陷入动荡?他回答说,如发生战争,将涉及整个地区,但以色列不会卷入战争。我又问他,有没有可能不采取流血方式解决危机?他回答道,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没有保全伊拉克面子的设想,但萨达姆不接受任何理智的做法。如果他不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吁,将遭到沉重打击,那样科威特被占领的问题就解决了。  
当天傍晚,我们离开埃及开罗,飞往沙特西部的小城塔伊夫。塔伊夫是座山城,气候舒适,环境宁静,是沙特的避暑胜地。我们的机组成员都没飞过那里,飞行员只好查着航图飞过去了。
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后,科威特的王公贵族都逃到这里,被安置在当地的一家高级旅馆里,整个政府也随之搬了过来,一个大臣一套房间,同时也就是一个政府部门。往日的豪华气派,已荡然无存了。
当晚,我会见了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和王储兼首相萨阿德,听他们诉苦。
贾比尔看起来身体较弱,说起话来声小气虚,缓慢无力。他谴责伊拉克领导人背信弃义,蓄意侵占科威特,拒绝执行安理会所有决议。他说,世人不能接受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伊拉克企图从地图上抹掉科威特是绝对办不到的。萨达姆利用阿拉伯的名义,在玩弄手腕,因此,由阿拉伯国家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是毫无价值的。萨达姆正在屠杀科威特的人民,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科人民就会被消灭。不能再给伊拉克更多机会了,要向它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执行安理会的决议。
我向他重申,中国坚决支持科威特合法政权,非常同情科威特所遭受的巨大灾难。伊拉克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处境非常孤立。伊拉克玩弄的小手法,比如释放几个人质,并不能缓解它的困境,只有从科威特撤出军队才是出路。如果伊拉克执意走向自我灭亡的道路,那是咎由自取。
大概由于身体的关系,贾比尔讲话不多,会见进行了35分钟就告结束了。
随后,我与萨阿德王储继续会谈。萨阿德身体健壮,血气方刚,讲起话来慷慨激昂,显得相当愤懑和顽强。他围绕安理会是否应采取新的强硬措施以迫使伊拉克撤军问题,阐述了科方的意见和愿望。他表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来,安理会通过了多项决议,但经济制裁的效果甚微,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科威特是个小国,危机日趋严重,不能久拖。安理会应考虑采取新的措施,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希望中国在内的友好国家,采取一切方式挽救科威特人民。
我回顾了中国投票赞成并严肃负责地执行安理会十个决议的情况,并对他说,对伊拉克的制裁正在发挥作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作用会越来越大。
也许他觉得我对“采取一切方式”没有表态,马上又拐个弯,提出联合国应定出制裁的时间表,或者讨论新决议案,提出迫使伊撤军的措施。他问我,中方是否更愿意确定制裁时间?这时,陪同会见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插话说,希望中国不要作为调解人出
现,而要使伊拉克领导人明白,伊拉克必须执行安理会决议,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
我对此表示同意。我告诉他们,已同美国国务卿贝克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不会给伊拉克任何可利用的空隙。
王储似乎没有理解外交大臣插话的用意,仍然发问,如果萨达姆不执行决议,安理会是否将讨论采取迫使伊拉克执行决议的措施?我笑了笑说:“我想会的。”王储明白了我的意思,感到满意,就没有再提什么新的问题。谈话也就此结束。
会见了科威特领导人之后,我又连夜赶往沙特首都利雅得,抵达时已是午夜时分。
第二天下午,我同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了会谈。他向我表示,沙特不希望战争,正在努力争取和平,现在是战是和,完全取决于伊拉克。但目前的事实说明,伊拉克并不想从科威特撤军。沙特希望中国支持必要时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措施,迫使伊拉克撤军。费萨尔还强烈批评了约旦、巴勒斯坦、也门对海湾危机所持的立场。我向他通报了会见贝克、埃及和科威特领导人的情况。我明确地表示,中国将根据一贯支持正义的立场,继续做出努力。
11月9日晚上,我又飞往约旦。第二天上午,与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卡西姆进行会谈,中午会见了国王侯赛因。
约旦对此事的态度,与埃及、沙特、科威特并不完全相同。约旦领导人向我表示,约旦也一直呼吁伊拉克撤军,并立即释放人质,主张危机应在国际框架中和阿拉伯范围内解决。问题是,有些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使和平的努力无法继续下去。有人推动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其目的是企图霸占地区资源。
侯赛因国王还抱怨说,国际社会只对伊拉克一味实行禁运,无人同其对话。接着,他表示了对中国原则立场的赞赏,还希望我能以更好、更易为伊方接受的方式,与伊拉克领导人展开直接的对话。
我向他们指出,中国在海湾危机问题上并无私利,只是希望危机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如能较好地解决,将为解决中东其他问题创造条件。我还强调,如发生战争,对伊拉克将是毁灭性的灾难,伊拉克的邻国也会受到牵连。当前,国际社会对解决海湾危机已有共识,如果伊拉克能采取一些灵活行动,尤其是在撤军问题上有明确表示,将有助于国际社会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
会见萨达姆
11月11日中午,我飞抵巴格达。由于实行制裁,巴格达的机场空荡荡的,看不到一架飞机,与半年前我到巴格达时所见到的飞机起降、人群川流不息的繁忙景象,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天中午和晚上,我与伊拉克副总理兼外长阿齐兹接连举行了两轮会谈。虽然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阿齐兹却是一个基督徒,他担任外长多年,被认为是萨达姆的亲信。
我先向阿齐兹介绍了我此次访问的情况,包括与科威特领导人和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的情况。我告诉他,占领科威特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局势严峻,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而战争将是一场灾难,伊拉克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国际社会希望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为此,伊拉克应在撤军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态度。
阿齐兹讲了一大通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理由,认为科威特故意压低油价是对伊拉克发动经济战,又说中东地区最危险的不是8月2日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事件,而是巴勒斯坦问题。会谈中,阿齐兹最关心的,还是美国是否会真的动武,以及中国对安理会可能授权动武的态度。
我向他重申了中方对解决海湾危机的原则立场,并对他说,我们支持由联合国召开中东问题和会,但把海湾危机与中东其他问题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我告诉他,美国动武,也并非一定要经过安理会授权。贝克已经有过这样的暗示。
在我与阿齐兹会谈时,伊方有两个速记员,轮换着记录,交替着出去,估计是在随时打印记录,立即上报。可见萨达姆并不是不了解情况,相反,而是时时刻刻在了解动态,亲自掌握着一切。
12日上午,我去见萨达姆。伊方派来两辆车,把我们接去。车上没有什么标志,但一路通行,开得飞快。车子开到一个看起来像是兵营的地方,停了下来,请我们下车,进到里面先休息一下。然后,换了另外的两辆车,开车的人也都换了。车子又飞跑了一阵子,才到会面的地方。
大约在11时左右,我见到了萨达姆。在那年的3月初,我访问伊拉克时,曾见过萨达姆。不过,这次他一身戎装,腰上还别了一把手枪,让人感到几分战争将临的气氛。差不多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中间曾有片刻休息,那时,他才把手枪取下,放在桌旁。
我首先向他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海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关切,希望能和平解决危机。我说,目前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想听听他的看法。
萨达姆说起话来,没有客套,直截了当,但强词夺理,不时显出蛮横之态。
他说,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就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接着,他详细讲述了伊、科的历史关系,并称伊拉克从未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伊、科边界。他对科威特政府提出了种种指责,说“8·2”事件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对伊拉克施展阴谋,而科威特与美国、以色列有勾结。又说,别看科威特人口少,力量弱,但拥有经济优势,可以用经济战搞垮伊拉克,所以,“8·2”事件是伊拉克的自卫行动。
萨达姆还说,中东地区的根本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处理中东地区问题,应采取同一个标准而不是双重标准。当前的问题应同美国撤军、停止制裁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伊拉克一直是为实现和平而准备做出牺牲的本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伊拉克愿意以开放和大方的态度,与各方进行对话。在没有事先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伊方的任何灵活态度,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对他把科威特说成如同香港属于中国一样,我严肃地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科关系。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只是被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霸占了一百多年。即便如此,中国仍是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而伊拉克与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无论如何,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我对他说,中东问题从长远看,都应解决,但当前迫切的问题,是由于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而形成的紧张局势,正使战争的危险在日益增大。
这时,萨达姆转换话题问我,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
显然,像阿齐兹一样,这是他心里最关心的问题。
我说,一个大国,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如果没有达到目的,是不会不战而退的。
我告诉他,中国不准备提出方案或充当调解人。为了避免战争,应当由伊拉克自己提出解决方案。
谈话中,萨达姆没有表示出任何愿意撤军的意思,但陪同会见的阿齐兹告诉我,此次萨达姆的表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灵活了。至于萨达姆说希望进行平等对话,阿齐兹私下向我解释说,这可以先从小范围对话开始,如包括伊拉克、沙特在内的三四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也愿同美国开展对话。
如今看来,萨达姆后来的一系列战略失误,都是基于当时的一个错误判断,以为只要伊拉克做出一些缓和姿态,美国就不会真的动武。
12日,我还应约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强调,海湾危机应在阿拉伯和国际组织范围内和平解决。美国不仅要打伊拉克,而且还要摧毁阿拉伯的经济、军事力量。美国控制海湾石油资源,也是为了对付欧洲、日本、苏联以及中国。为此,美军将在海湾地区长期驻扎。他认为,应以互让的精神解决伊科争端。阿拉法特还说,他不要求同时一揽子解决中东的所有问题,但应有个协议,先从科威特问题着手,然后召开国际会议,按先后顺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其他问题。我理解阿拉法特希望早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迫切心情,但他想把巴勒斯坦问题同海湾危机挂钩是不现实的。
结束了对伊拉克的访问,我于当晚再赴沙特,在吉达分别会见了沙特国王法赫德和外交大臣费萨尔。
我先向费萨尔通报了访问约旦、伊拉克的情况,主要是萨达姆的态度。费萨尔逐一驳斥了萨达姆的观点,惟一没有驳斥的,就是美国在阿、以之间奉行双重标准的问题。费萨尔重申,海湾危机没有阿拉伯的解决办法,只能依据国际法解决。
法赫德国王会见我时,已是晚上10时30分了。法赫德首先谈到的是沙中两国关系和沙特外交政策,然后才转到海湾危机。他显然已经了解我与费萨尔的会谈情况,有针对性地谈了几个问题。
对于伊方所说愿同沙特对话,他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后,他曾多次与萨达姆联系,试图阻止入侵。后来,又多次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但萨达姆始终不愿同他见面。他强调,伊拉克侵占科威特是个严肃的原则问题。阿拉伯和国际社会没有人会接受这个结果。他还批评萨达姆故意混淆科威特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不同性质,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个民族独立的问题,而科威特问题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个兄弟国家的侵略。法赫德还以萨达姆处理同伊朗关系为例,说明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并不会是件难堪的事。萨达姆如果想找出路,就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出。
我向他介绍,萨达姆曾表示,如果得到一些保证,伊拉克可以采取灵活态度,但他没有明确说想得到什么保证。法赫德听后,若有所思地说,萨达姆如果想得到保证,是让伊拉克人民不受损害,那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但事到如今,如果萨达姆是个负责任的人,就应该做出个人牺牲,自己躲到世界的某个地方去。事情是他干的,也只能由他自己去纠正。   
会见后,费萨尔外交大臣陪同我直接赶往机场,专机起飞时,已是13日凌晨。至此,我的中东之行算是结束了。
这次中东的穿梭访问,使我进一步感到,阿拉伯各国在这次海湾危机中立场不尽相同,一时难以采取一致行动,来化解危机。而萨达姆留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打着维护阿拉伯利益和支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旗号的有野心的冒险家。当伊朗内部出现混乱时,他乘人之危,打了八年两伊战争。这次入侵科威特,更是公然背信弃义,以强凌弱。但他对形势估计错了。
看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将我这次出访的情况,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各方的反应是积极的,认为这次访问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严肃负责的精神,为和平再次做出了努力。
我访伊后不久,伊方也摆出了一些缓和的姿态。萨达姆发表讲话,表示希望进行对话,愿分批释放伊拉克扣留的所有西方人质。他有关准备为和平做出牺牲的说法,曾引起了外界的一些揣测。不过,萨达姆到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
美方的“交易”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收到了贝克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本人对我们在开罗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布什总统在听取汇报后,也有同感。美国正在考虑下一步骤,希望能很快再次与我接触。同一天,我们通过驻美使馆,向美方通报了我访问伊拉克的情况。
11月20日下午,贝克又从法国巴黎打来电话。主要是谈两件相互有关联的事,一是美国要在安理会搞个事实上是授权动武的决议;二是希望我出席将于11月28日举行的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
贝克国务卿多年经商,又担任过政府财政部长,所以无论办什么事,都如同做生意,喜欢“做个交易”。他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显然也是一桩交易。
贝克说,美国正考虑在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决海湾危机。决议中不会出现“使用武力”的措辞,但包含这样的意思。到目前为止,已有十个安理会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表示赞成这种做法。美方希望中方也能投赞成票,至少不否决。
他说,知道中国政府需要时间仔细考虑,但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暗示,即中国政府将以肯定、积极的方式处理此事。如果中国要行使否决权,那美国就不会向安理会提出这一决议。美国不愿看到所提出的决议被否决。
我说,在当前海湾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和政治解决的呼声很高,国际社会应保持并加强对伊拉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的压力。把对一个国家采取战争行动这样重大的问题提到安理会讨论,应当十分慎重。对于决议案,在中方没有看到案文之前,不能给予明确答复。
贝克听后,当即在电话中将草案念给我听。在案文的执行部分第一段中有两个括号,即两种用语的选择:(一切必要手段)和(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力)。
贝克在电话中还提出,希望我能前往纽约,参加11月28日至29日的安理会成员国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在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贝克说,如果中国能对美国提出的决议案投赞成票或不加以否决,将为我访美创造合适时机。他进一步表示,我对华盛顿的正式访问,将是两国恢复高级互访的良好开端。布什总统将于12月1日出访拉美,有可能在11月30日会见我。贝克还说,他本人也期待着明年到中国访问。
我们分析,美国政府力图在11月美方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通过一个新决议案,使联合国授权必要时可以对伊拉克动武。为换取中国赞成或不否决美国的议案,主动邀请我正式访问美国,说明美方在这个问题上有求于中方,但又企图把中方对这个议案的态度与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紧密挂钩。
中国在外交上一向坚持原则,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也越来越有影响。在目前的海湾危机中,中国主持正义,力争危机能够和平化解,但我们反对战争,并不是支持萨达姆的侵略行为。中央决定,中国将对决议草案投弃权票。这时也是推动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有利时机,于是,我们在11月24日答复美方,我将出席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在会后应邀正式访问美国。
贝克因为喜欢“做交易”,自然也擅长“讨价还价”。美方得知我接受邀请后,马上又改变了态度。11月25日下午,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贝霖急急忙忙地跑到外交部,转交一封贝克给我的信。在信中,贝克除再次强调我参加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的重要性外,又说,由于没有邀请所有安理会成员国或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访问华盛顿,因此,希望在纽约双边会晤之后再宣布我对华盛顿的访问。贝霖还补充说,美方希望中方能投票赞成美国的提案,如果中方投否决或弃权票,那将对我访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方面出尔反尔,提高了要价,把访美安排与投赞成票挂钩。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在双方的外交谈判中必然会有某种互谅互让的做法,这是很自然的。对各方来说都有取有予才能达成协议,但决不能说话不算数,搞小动作。
我们当即回答,美方违反了11月20日两国外长电话谈话达成的协议,并要求美方查阅并确认我与贝克的谈话记录。同时表示,美方如改变立场,我就不去开会了。
26日美方态度软了下来。贝霖又转述贝克的话,认为中方对11月20日电话的理解是准确的,但美方仍强烈希望中国投赞成票。贝霖还解释说,美国国务院的低级官员由于不了解情况,前一天给他发来的指示是错误的。
11月27日,布什总统又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写了内容相同的信。中心意思是,希望我们支持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并说,即将进行的安理会投票表决以及我对美国的访问,将为实现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提供决定性的机会。
投弃权票
11月28日,我们乘CA981航班离京赴纽约,随同我去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有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张毅君、亚非司司长王昌义、国际司司长秦华孙等共十人。那天,北京有大雾,航班一再推迟,似乎预示着此行还不会一帆风顺。
飞机到中午才起飞,抵达纽约时已是半夜。美国国务院来接机的官员告诉我们,贝克正在饭店等候。
我们一行来到华尔道夫饭店,走进会客室,只见贝克等美方官员坐满了一屋子。
会谈中,美方仍是想在投票前夕劝说中方投赞成票。我对贝克说,动武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对美方来说,采用军事手段,问题解决得可能快些;而使用和平方式,也许需要更长些时间。但是,战争方式造成的损失会比较大,后遗症会有很多。接着,我说,中国人民对当年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进行的朝鲜战争记忆犹新;美国现在仍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而中美关系尚未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对有关决议,不予否决,已是最大的照顾了。
投票当天上午,在我忙于会见一些国家的外长时,贝克又多次打电话给我,转达布什总统的口信,继续劝说中方对决议投赞成票。
中方的投票立场已经确定,不可能再改变,我拒绝了贝克的要求。
下午3时40分,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开始。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和表决美国提出的第678号决议案。草案的关键内容是:除非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或此前完全履行安理会各有关决议,否则授权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联合国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并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
那天会场上的气氛很紧张,不仅旁听席坐满了人,连两边的走道上也站满了人。大家最为关注的是中国的态度。如果我们投了否决票,决议案就通不过了。
5时30分,我就中方投票立场做了解释性发言。首先表明中国既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又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的原则立场。接着,我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在海湾地区没有也不谋求任何私利,惟一关心的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力主和平解决海湾危机,这样做时间可能长一些,但造成的损失可以小一些,后遗症也会少一些。一旦爆发战争,各有关方面都将蒙受重大损害,不仅对海湾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我说,这个决议草案采用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实质上是允许采用军事行动,而这一内容有悖于中国政府力主和平解决的一贯立场,因此,中国代表团难以对这项决议案投赞成票;另一方面,海湾危机是由于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而引起的,伊拉克至今未在从科威特撤军这个关键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这项决议草案同时也要求伊拉克充分遵守安理会660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也就是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对于这一点中国是赞成的,因此中国对这个决议草案也不投反对票。
这个决议案,最后以12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
中国投了弃权票。古巴和也门投了反对票。
会晤布什总统
当天晚上,贝克宴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表面上谈笑风生,底下却通过工作人员通报说,明天去华盛顿,因为布什总统忙于处理海湾危机,不能安排时间会见我。当晚,美国务院也如此通知了中国驻美使馆。
我们判断,惯于“做交易”的贝克,显然是觉得这次“交易”中,自己亏了,心有不甘。
此时,如果我们赌气不去访问,会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去了华盛顿,总统不见,也不合适。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去还是要去,去了还要见到总统。
为此,我国驻美大使朱启祯星夜驱车从纽约赶回华盛顿,于午夜3时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通了电话。斯考克罗夫特于凌晨6时答复称,欢迎我按原定时间访问华盛顿,布什总统期待着与我会晤。
我们于11月30日上午9时30分由纽约乘飞机抵达华盛顿。11时与贝克举行会谈,随后他设午宴欢迎我。
会面时,他告诉我,布什总统将于当日宣布邀请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访美,并准备派贝克本人去伊拉克见萨达姆。我说,美方的这一步骤是重要的,有积极意义,我们支持。我在访问巴格达时,伊方曾非正式地提到希望与美国直接对话。我在前一天也曾建议,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与萨达姆本人谈。贝克称,他把我的意见当面告诉了布什总统,这也是布什总统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之一。
他还向我解释了有关会见布什总统的安排。他自我解嘲说,由于中国未投赞成票,他个人觉得,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似乎不妥,不过,现在这些事都过去了,布什总统已决定会见。我听后笑了一下,转换了话题,对他说,美国为争取安理会通过决议,国务卿先后访问了12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外长会晤。美国强调中国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起着重要作用,却不到中国去访问。我向你发出过到中国去的邀请,结果只接到你一个电话,电话交流是容易发生误解的。我仍欢迎你到中国去访问。
11月30日下午1时40分,贝克午宴结束后,我乘车直接去白宫会见布什总统。
与布什总统的会见,进行了45分钟。布什表示,他重视美中关系,希望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恢复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对于中国投弃权票,虽感到失望,但也要感谢中国在海湾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弃权也使决议生效了,这才是重要的。
我对他说,中美在海湾问题上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中国对安理会十个有关决议都投了赞成票。中国这次做出投弃权票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中国领导人曾就此进行过反复考虑。
我又向他介绍了访问伊拉克的情况。我说,在敦促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问题上,中美没有分歧。中美今后在国际事务中要进行合作的领域还很多,尽管两国处境不同,对问题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不同,但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还是能找到共同点的。
这次访问结束前,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记者的提问大都集中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并对布什总统会见我的安排感到惊奇。
2002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在老布什总统的图书馆会见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就有斯考克罗夫特。我们谈及海湾危机时,还回忆起这段12年前的往事,大家都记得很清楚。我对斯考克罗夫特说:“对不起,那天把你从睡梦中吵醒了。”大家都笑了。
虽然第678号决议在安理会通过了,但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希望能够避免使用武力。在美国和伊拉克未能就两国外长互访的安排达成协议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有意去见萨达姆,为和平解决做最后的努力。他希望中方能给予协助。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海南岛出差,当即让外交部指示驻伊大使郑达庸,约见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转达了秘书长的意愿。伊方同意秘书长去访问,但德奎利亚尔最后的斡旋也没能成功。
第一次海湾战争至今已过去了12年。当时,萨达姆错估了形势,不听各方劝说,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策,没有遵照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从科威特撤军,结果遭受到军事打击,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不想,事情还未完结,在撰写本篇之时,战争再次降临了伊拉克,萨达姆的统治被推翻。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土地,又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第三部分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与韩国关系问题,一直十分关心。1985年4月,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和韩国关系问题时说,中韩发展关系,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经济上有好处;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同台湾的关系。
初赴汉城
我第一次去汉城是1991年11月,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当时,我们刚刚完成加入这个组织的手续,是第一次出席会议。按照惯例,亚太经合组织每年举行一次全会,各成员代表团由外交、经贸双部长率团,我和当时担任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一起率团赴汉城与会。
中国外长在汉城出现,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自1945 年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和韩国之间就没有任何官方往来,更不用提朝鲜战争期间的激烈对抗。尽管今天国内随处可见韩国游客,中国公民也可以自由去汉城旅游,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韩国仍是“禁区”,几乎没有多少人去过那里。
11月12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民航包机飞往汉城,在金浦机场降落。那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更没有航班飞机。我们的包机没有在韩国停留,立即返回北京,等会议结束时,再来接代表团回国。
我们在机场受到韩方的欢迎。韩方安排代表团从飞机上下来直接上汽车,陪同我们一起驶往市区。原来,韩方考虑到中国外长第一次来韩国,担心记者多了影响机场秩序,没有让韩国和外国记者到机场采访。
实际上,各国媒体记者当时就守候在中国代表团准备下榻的汉城最大的新罗饭店,严阵以待,期待捕捉到任何意味着中韩关系可能突破的信息和迹象。
当我们到达新罗饭店时,刚进大堂,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记者围了一个水泄不通。灯光闪烁,摄像机瞄准,长长短短的话筒一起伸过来,只见摄影记者在抢镜头,电视记者在录像,文字记者七嘴八舌地提问题。记得,其中还有几位台湾女记者,一个劲儿地高声抢话。记者们最关心的不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问题,而是中韩关系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当时,人声嘈杂,乱成一片,既听不清提问,也根本无法回答问题。我向记者们表示感谢,对他们说,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随即在韩方人员的引导下,勉强挤进了电梯。不想,记者们有办法,一直追到我们住的楼层,堵在套间的门口,让我们根本无法进出。看到这种情况,韩方接待人员就把我们住的楼层封锁了起来,由专职警卫日夜把守,维持秩序,以防发生问题,同时也保证我们能正常出入。
这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开得很顺利,韩国外长李相玉和各成员外长,在会上次第发言,都用准确的语言对三个新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北、香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表示了欢迎。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感谢各成员的支持。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北和香港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亚太经济合作进程的重要发展。我还对韩国作为东道主为实现这一安排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在会议期间,韩方信守了承诺,包括总统欢迎宴会在内,都没有安排在汉城的台湾“大使”参加任何活动。
亚太经合组织
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是费了一番周折的。
成立亚太经合组织的构想,最初是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1989年初访问汉城时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同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开始,澳大利亚方面很希望中国给予支持,为此曾派特使专程访华。然而,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就改变了态度。中国没有参加当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和次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但是,亚太经济合作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市场广阔,和亚太地区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经济又保持着高速、强劲、持续的增长。亚太经合组织的各成员都认识到,必须邀请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在其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所通过的联合声明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
“部长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三个经济体不论是就其现行经济活动,还是就其对本地区今后繁荣而言,均对亚太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三个经济体参加今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合适的;部长们同意应继续与三方进行磋商以便达成三方和亚太经合组织现有成员均能同意的安排,使三方在汉城会议上尽早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正在同中国商谈复交的印尼,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首先向我们通报了有关情况。随后,将担任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东道主的韩国,开始派人与中国进行私下磋商。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之所以比较复杂,主要是要处理好台湾、香港同时加入的名称和地位问题。
亚太经合组织与联合国等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同,其成员都称为经济体,是讨论经济问题的论坛,开会时也不悬挂成员的国旗、国徽等标志,所以,香港和台湾可以作为经济体加入。
我们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台湾和香港作为地区经济加入。
为了在汉城会议前解决中国加入的问题,韩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当时韩国虽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但是它已经考虑到,在东亚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架构变化的前景下,与中国建交有利于韩国。因此,利用东道主的便利条件,积极推动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并以此带动与中国的交往,就成为韩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当时,韩国外交官员是不能来中国访问的,但我们破例,让韩国外交部次官补(即助理部长)李时荣,以当年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议主席的身份,多次来京与我们商谈解决方案,并通过他,将情况通报给其他成员征询意见。李时荣还多次往返台湾和香港,与他们周旋和磋商。
谈判的过程十分艰巨。之所以如此,倒不是韩国方面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区别主权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原则上有什么不同意见,而主要是台湾方面从中作梗。
台湾方面坚持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享有“平等地位”。在称谓上,坚持不同意使用我们最初提出的“中国台湾(TAIWAN,CHINA)”的名称;不愿接受其“外长”不得与会的安排,而且,还不愿就这些问题与我们直接商谈。这就使谈判遇到了障碍,问题一时无法解决。
李时荣在三地穿梭、往返传话,还要设计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直到后来,据说李时荣向台湾发出了“如台湾方面拒不接受妥协,将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先加入”的最后通牒之后,台湾方面才表现出了“识时务”的态度,不得已做出了让步。
经过六轮谈判,历时九个多月,这才终于找到了我们认为合适、台湾和香港也能接受、其他成员一致赞同的办法。
1991年10月2日,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秦华孙和韩国的李时荣在纽约签署了关于三方同时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谅解备忘录,其中包含了我们坚持的基本原则,以及对台湾的称谓和参加活动的级别的明确规定。台湾要用“中国台北(CHINESE TAIBEI)”的名称,而且,只能由主管经济事务的部长与会,其“外交部长”或“外交部副部长”不得参加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与台湾和香港也签署了内容相同的谅解备忘录。当时我们还与韩方达成一项协议,就是在汉城的台湾“大使”不能参加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活动。这样就为中国代表团出席汉城部长级会议扫清了道路。
会见卢泰愚
在我们到达汉城的当天下午,按照日程,卢泰愚总统在青瓦台集体会见各成员部长,我们按时到达,登上又高又宽的数十级台阶,进入了会见大厅。来宾按礼宾顺序站好,这时,总统府礼宾官私下告诉我,说总统请我在集体会见后留下来,他将单独会见。
卢泰愚虽是军人出身,但比较温和,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他于1988年2月就任韩国总统,上任后,根据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明确提出为了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要在他的任期内与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称之为“北方政策”。
1988年10月,韩国成功地举办了汉城奥运会,扩大了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同时也通过接待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体育代表团,松动了与这些国家的紧张关系。
1989年初,匈牙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打破禁忌,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90年9月苏联与韩国建交时,绝大部分东欧国家都与韩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卢泰愚虽也曾多方试探,想与中国改善关系,但一直进展不大。当时,他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因此,他比较着急,自然也就不会放过中国外长在汉城出席国际会议这一绝好机会。
集体会见结束后,李相玉外长将我引到另一古色古香的会客厅,预先确定的陪同会见的人员都已到达。卢泰愚总统身着藏青色的西装,走进了会客室,与每人握手。
落座后,卢泰愚总统首先欢迎中国代表团来汉城,祝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然后,便单刀直入,谈起两国关系问题。他说,韩中一海之隔,自古有着悠久的交往,韩国的西海岸与中国的山东半岛东部之间,真是鸡犬之声相闻。只是到了近代,韩中相互隔绝了几十年,令人感到遗憾和不自然。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两国关系有了改善,1986年和198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来汉城参加了亚运会和奥运会,此后,双边贸易交流也已开始,韩方感到高兴和满意。韩国虽已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应更亲密。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韩国真诚地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并早日实现建交。
谈话时,卢泰愚自始至终面带微笑,风度儒雅。他特别提到山东半岛是有原因的。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山东卢姓的后裔,后来到中国访问时,还曾专门去山东寻根。
我感谢他的会见,赞扬韩方为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接着,我说,从历史上看,中国和韩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从地理上看,中韩是近邻,既然鸡犬之声相闻,就不能老死不相往来。目前的不正常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我们希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平共处,加强往来。中韩两国间的贸易关系,近年来有了较大发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其更好地发展下去。同时,也希望美国和日本与朝鲜改善关系。
话说到这里,意思也表达清楚了,对卢泰愚提出的建交问题,我没有直接回答。
会见后一个小时,韩国电视台就立即做了报道。第二天,韩国各报均在头版刊登了卢泰愚与我握手的大幅照片。媒体没有有关谈话内容的报道,但普遍评论称,这是中韩关系的“转折点”。
次日,我与李相玉外长共进了早餐。这项活动是行前就安排好的,韩方为此十分高兴。在此之前,每年去联合国开会时,韩国外长都提出,希望安排与我会见,但我们一直没有同意。直到这年9月,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后,我才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礼节性地会见了李相玉。中韩双方外长,坐下来共进早餐并交换意见,这还是第一次。
早餐时,双方先就会务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随后,像卢泰愚一样,李相玉话锋一转,谈起两国关系问题。他提出,去年韩中贸易额为38亿美元,今年可能突破50亿美元。如果建交尚需时日,他建议把双方已经在对方建立的民间贸易办事处升格为官方机构,以适应双方贸易迅速发展的状况。我表示,从长远来看,两国关系是要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但目前还是以民间方式为好。我建议双方人员,包括外交部官员,可以接触办事,保持沟通。李相玉说,韩国方面理解韩中建交,需要根据中国方面的准备情况来进行,但韩方希望能够早一点实现。我说,中国有句民谚,叫做“水到渠成”。
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韩国青少年体育部长朴哲彦多次提出要来见我。本来不想安排,但对方不断打来电话,一再要求,并说他多次访华,在中国有不少朋友,其中包括我的弟弟钱其,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文教体育,曾在天津组织的国际体育赛事活动中,接待过来访的他。夜里快11点时,朴哲彦带着他的助手,来到我的房间,寒暄后,就提出他愿意与我们建立秘密联络渠道,为实现两国建交而共同努力。他说,今晚的会见是得到总统同意的。为了参加总统的竞选工作,他不久将辞去部长职务,而实现韩中关系正常
化,是他的主要政治任务之一。他又拿出一大一小两把金钥匙,大的送给我,小的送给我的弟弟,说希望用它来开启两国关系的大门。
那几年,总有不少韩国高层人士,转弯抹角地搞到另纸签证(注),私下访问北京,向我们接待单位提出,愿为两国建交尽一份力量,全然不管接待单位是什么性质。由此可见,实现中韩建交,当时在韩国已成为一种潮流,愿意来当说客的大有人在。只是,人员复杂,一时真假难辨。
我对朴哲彦所说的,当时只能姑妄听之。我告诉他,中韩两国虽未建交,但官方已有接触,不需要建立什么秘密渠道。回国后,我让工作人员将两把金钥匙送中国人民银行鉴定,发现倒是足赤真金,如今放在外交部登记保存,可以作为当年中韩关系发展过程的一个小小的历史注脚。
打破坚冰
中国要同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于双边关系方面,而在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即如何让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朝鲜,能够逐步理解和接受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
回顾历史,中韩长期隔绝,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日成等朝鲜革命者就在中国东北参加了抗日联军,与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中朝传统友谊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各自派军队驻扎半岛南北。1948年8月,大韩民国成立;同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六天之后,即10月6日,就宣布与朝鲜建交。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后,中国和苏联支持朝鲜,美国和日本支持韩国,停战线大体上和“三八线”相近,形成了北南对峙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许多国家从现实出发,承认了朝鲜和韩国的存在,并与他们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和东欧国家虽未承认韩国,但在国际多边活动,如体育比赛和国际会议中,也开始了与韩国的交往。到80年代初,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接近100个。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敌对的南北双方,不仅有了接触,而且还举行了高级会谈,并于1972年发表了排除外来干涉、促进国家统一的联合声明。
从我们国内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改革开放随之起步。在此情况下,如何积极开展对外活动,最大限度拓展国际交流空间,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已成为外交工作面临的迫切问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进南北两方和谈,松动与近邻韩国的关系,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根据形势变化,我们确定了新的规定,即今后凡是国际组织委托韩国举办的国际活动,只要中国也是该组织的成员,就可派人前往参加。同样,中国举办的活动,也可同意韩国人员来华参加。这就是说,在国际多边活动中,根据国际惯例和对等原则,我们改变了与韩国不相往来的做法,为以后双边正常往来创造条件。
当时,正赶上我国考虑申办亚运会问题。多年来,随着我国体育水平的提高,中国一直想举办亚运会,许多亚洲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但是,能不能允许韩国体育队来华参加比赛,成了中国申办亚运会的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一个国家如果拒绝另一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运动员入境参加比赛,该国就根本没有资格申请承办国际运动会。1983年8月,北京市向亚奥理事会提出了举办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申请,中国外长同时去信向亚奥理事会做出保证,届时将让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入境参加。
考虑到中朝关系,我方及时向朝方做了通报,并表示如申办成功,我们欢迎朝鲜派体育代表团前来参加,同时,我们也将遵守亚奥理事会章程,欢迎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派团与会。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与韩国关系问题,一直十分关心。1985年4月,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和韩国关系问题时说,中韩发展关系,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经济上有好处;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同台湾的关系。
1988年5月至9月期间,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又几次谈到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问题,他说,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同韩国发展关系,有利无害。经济上,对双方发展有利;政治上,对中国的统一有利。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进一步说,时机成熟了,发展同韩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来考虑的更快一些,更放宽一些。发展中国与韩国的民间关系,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谈到做这项工作要十分慎重,说这个问题很微妙,处理起来要很谨慎,要取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谅解。
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我们打破了多年的禁锢,松动了在多边国际活动中与韩国的关系,双方代表团的来往逐年增多。1986年和1988年,中国几百人的体育代表团先后参加了汉城亚运会和汉城奥运会。1990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时,朝鲜和韩国都派团前来参加,朝
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还出席了开幕式。朝鲜国旗和韩国国旗第一次在北京的体育场上空升起来。
贸易方面,在对韩政策调整后,更是发展迅速。1988年,两国的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
随着贸易量的大幅度增加,以经过香港而间接进行的贸易方式也越来越不适应了。这时,双方开始需要考虑互设民间贸易办事处,以利于开展中韩民间的直接贸易。
不想,这个问题引起了朝鲜方面的强烈关注,直至惊动了中朝双方的最高领导人。
与朝鲜沟通
1988年11月,在朝鲜外长金永南访华时,我专门与他谈了中国与韩国的贸易关系问题,告诉他,中方正在考虑与南朝鲜互设民间贸易办事处。后来,双方最高领导人交换了几次意见。一次是1989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来北京,江泽民总书记与他谈及此事。到1990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来沈阳,与江总书记再次见面,江总书记又提到了这个问题。这时,金主席充分理解了中方的立场,表示同意。
1990年10月,中国国际商会与大韩贸易振兴公社就互设贸易办事处问题达成协议。1991年初,双方都在对方首都设立了贸易办事处。
贸易办事处成立后,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朝鲜南北双方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联合国是国际上最大的政府组织,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朝方多年来一直反对南北双方加入联合国,担心那样就会使朝鲜半岛南北分裂永久化。当时,朝韩在联合国里,都只有观察员身份。但是,韩国一直谋求加入联合国,而在联合国成员国中,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1991年5月,李鹏总理访问朝鲜,与朝鲜总理主动谈及这一问题,表示说,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如韩国再次提出加入联合国问题,中国将难以持反对态度,而一旦韩国单独加入联合国后,朝鲜再想加入,可能就会遇到困难。朝鲜总理听后,没有当场表态。访问结束前,金日成主席在会见李鹏总理时最后又谈到了这个问题,表示朝鲜会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协调合作。此后,朝鲜报纸发表一篇评论称,朝鲜不反对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
根据李鹏总理访朝时与朝方达成的协议,中朝双方就朝鲜加入联合国问题继续交换意见。为此,我于这一年6月17日至20日专门访问了平壤,与金永南外长举行会谈,也见到了金日成主席。金永南在会谈中说,对于南朝鲜企图单独加入联合国的阴谋,朝方不能置之不理。为了防止在联合国出现不利于朝方的事态,朝方决定采取主动措施,申请加入联合国,并主张南北一揽子解决。假如美国要求分别讨论南北的申请,希望中国坚决反对;如果美国否决北方,希望中国也否决南方。
当时,朝方最担心的情况,是韩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顺利通过而朝鲜的申请受阻。我在会谈中详细地介绍了联合国这次审议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的程序,并表示我们将协助做好各方工作,消除了朝方的顾虑。
金主席在妙香山会见我时,也专门谈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他说,南北加入问题,无论如何要争取一揽子解决,如果分开讨论,美国就可能提出核核查问题,行使否决权,那样的话,朝鲜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联合国问题上,朝鲜不会让中国为难,希望中国也不要让朝方为难。
我向金主席说明,联合国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是有共识的,即这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决议提出的,不会出现朝方所担心的情况。
就这样,1991年9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成为正式会员国。
启动建交谈判
在汉城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我们着手研究与韩国建交的问题。
当时,卢泰愚总统的任期只剩下一年,急于与中国建交,以在任期内实现他就任之初提出的北方政策的目标。从半岛形势来看,南北双方已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还经常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超过100个。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可以说基本成熟。
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按照惯例,我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历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常有外国记者提问,探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是否会有变化。我的回答总是,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这一年,我的回答有了变化,我说,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敏感的外国记者应该能从中有所感悟。
这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他是第四十七届年会的主席,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除了就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我单独和李相玉谈了中韩关系问题。我告诉他,中韩正式谈判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双方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接触。李相玉当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韩方在这次会谈前,曾多方探听我们的立场,既想通过这次外长见面取得突破,又担心步子迈得过大而适得其反。现在,他们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这次外长会谈后,中韩双方很快任命了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徐敦信,韩方是外务次官卢昌熹。双方的工作班子分别由中方的张瑞杰大使和韩方的权丙铉大使牵头,各有六七个人。5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眼睛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
第一次接触安排在钓鱼台宾馆14号楼。这座楼比较僻静,不易被外界发觉。韩方人员是分头经第三地来京的,住下后,连楼门也不出。在第一次接触中,我方本来想先一般谈一谈,摸摸韩方的想法,可是韩方很着急,寒暄之后,马上提出商谈建交问题。于是,从一开始接触,双方就谈起建交问题。
我们对此也有准备,提出了我们的建交原则,要求韩方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韩方最初不同意,与我们讨价还价,设想只把台湾的“使馆”降为“联络处”,我们当然不会同意。第一次的接触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谈判,仍在北京举行。我们重申了建交原则,这次,韩方有所退让,只是强调因为韩台之间的关系时间太久了,要我们同意在中韩建交后韩国与台湾可以保持某种特殊关系。我们感到,这是韩方的最后一张牌,只要我们坚持既定方针,谈判有可能突破。于是,我们提出第三次谈判在汉城举行,韩方表示同意。
在第三次谈判中,韩方接受了我们的建交原则,双方就建交问题达成协议,包括一项不供发表的备忘录。
三次谈判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6月底就结束了工作,只等双方首席代表见面,草签建交公报,并确定外长正式签署和发表日期了。
平壤之行
中韩建交问题,对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为此,在与韩国接触时,我们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它的理解。
1992年4月,中韩还未接触之前,适逢杨尚昆主席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80寿辰庆祝活动,受中央委托,杨主席向金主席做了通报,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关系,告诉金主席,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主席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做考虑。杨主席回国后,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上报了中央。
这年6、7月间,我陪同杨尚昆主席到非洲访问,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到人民大会堂来迎接我们。
欢迎仪式结束后,江总书记请杨主席和我留了下来,在人民大会堂里,专门商谈了中韩建交的事情。他说,经反复权衡,为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朝方的尊重,中央决定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
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三天之后,我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外交访问。在专机上我心里一直不太踏实,不知道朝鲜方面是否能充分理解我们的立场。虽然金主席答应见我,但我们所通报的内容,会不会令他感到突然,朝方又会做何反应呢?
北京平壤之间的距离很近,还没来得及多想,专机就平稳地降落在平壤顺安机场。
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金永南外长。
握手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着我们走向不远处停着的一架直升机。
登上直升机,只见里面放着一张小桌,我和金永南对面坐着,其他人员则分坐两侧。正值炎夏,直升机里如同蒸笼一般,热不可耐。
直升机飞了不久,就降落在一个偌大的湖边。同去的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他夏天常来此地休养。
下了飞机,我们被带到一幢别墅休息。
约在上午11时,金主席在另外一幢高大的别墅里会见了我们。他在会见厅门口迎接,与每一个人握手,然后,大家隔着宽大的会谈桌相对而坐。
我首先感谢金主席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并转达了江总书记对他的问候。接着,我转达了江总书记的口信。
江总书记代表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同志,向金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江总书记指出,目前中朝两党两国关系正在很好地向前发展,中方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随时都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情况下,我们宜抓紧时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增强国力。中朝两党两国相互尊重和理解,不断增进友好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中国与韩国的关系,经过这一段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会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努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在长期斗争中结成的传统友谊,支持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推动半岛局势进一步缓和,推动朝美、朝日关系改善和发展。
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金主席请我回国后转达他对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
金主席看了看我们带来的礼品,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金日成主席着眼于中朝关系大局和朝鲜半岛的局势,理解了中方的立场,做出积极而明智的决定,表现出了老一代领导人的胸怀和眼光,不能不让人钦佩。
金永南外长陪我们简单吃了个午饭,我们就乘直升机返回平壤。这次平壤之行,安排是当天往返,专机正在机场等候。我们向主人告别后,就登上专机,直飞北京。
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点,我们直接驱车去了中南海江总书记的办公室。江总书记正等在那里。我将情况详细地做了汇报。江总书记听后,问了几个问题,感到很满意。
这次中央派我去见金主席的任务,至此算是完成了。
中韩建交
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我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两国电视台现场向全世界进行了实况转播。国际媒体和舆论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报道,并纷纷发表评论,表示祝贺。
中韩建交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欢迎。惟独台湾气急败坏,指责韩国“忘恩负义”,并于前一天撤走在汉城的“大使馆”。
建交后一个月,即9月下旬,卢泰愚总统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访华。对方主要陪同人员中有李相玉外长,我特地从联合国赶回来,参加接待工作。第二年5月,我又应邀正式访问了韩国。当时,韩国政府刚换届,我和新外长韩升洲举行了会谈,并会见了新任总统金泳三。
转眼之间,中韩建交已经十多年了,两国关系的飞速发展,超出了预想。作为近邻,中韩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不断增进相互理解,推动了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到2002年,两国贸易额突破了400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则是我国的第五大贸易对象国。同时,韩国对华投资已超过100亿美元,并在继续扩大。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中,双方的合作正在加强。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和无核化方面,中韩也有着共同的语言。
2003年2月下旬,我再一次正式访问汉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韩国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分别会见了卸任总统金大中和新任总统卢武铉。
自中韩建交至今,韩国政府已几经更换,但中韩两国的关系,由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在平稳地发展。
第四部分
世界上的所有大国都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外交斗争的一个焦点。在各种反华势力的挑动下,少数国家往往会做出一些违背承诺的行动。1991~1992年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和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所引起的外交斗争,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法国是和我国最早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在近40年的交往中,中法关系一向发展比较顺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突然两次向台湾出售武器,一度使两国关系极度紧张,给中法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
1991年4月,法国外长迪马访问中国。作为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访华的法政府最高级官员,我们给了他很高的接待规格。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他,我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中法关系正在恢复。
想不到,在法国驻华大使马腾为迪马访华举行的酒会上,迪马外长把我单独请到一边,像是不经意似地提出了法国拟向台湾出售护卫舰的问题。
迪马的这一举动让我颇感意外。法国试图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1989年时就曾出现过,后来经过中方的工作,法国正式决定不向台湾出售此类军事装备,并由迪马外长本人于1990年1月6日向我国驻法大使周觉做出当面承诺:“法国国家最高领导决定,法将不再继续与台做军舰生意。”时间仅过去一年,中法关系正在恢复和改善之中,迪马外长为何要旧事重提呢?
作为外长,迪马显然清楚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也非常了解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此次访华前,法方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此事的信息,同我的正式会谈中也没有提及这件事。这当然是为了避免双方正面交锋。酒会上的氛围自然要轻松、随便一点,迪马是想先进行一些试探。
迪马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各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也在进行调整。法国认为与台湾做生意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国准备在环保、污水处理、高速火车、护卫舰等项目上与台湾合作。不过,法国不会向台出售对中国不利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如战斗机等——这显然是一种托词。
迪马接着解释说,法国打算向台出售护卫舰,有两个考虑:一是护卫舰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这笔生意对法国船厂来说,是一宗大买卖。二是美国已卖给台湾四艘护卫舰,法国作为主权国家,在这类问题上不应受到歧视。不能让美国独占便宜,单个发财。
为了售台武器,法国外长竟然摆出了反美姿态,却又把当年美国人“利益均沾”的说辞当做理由。
尽管酒会不是辩论的场所,我感到仍有必要表明中方在此事上的严正立场。我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对法国与台湾做生意赚钱不持异议,但向台湾卖武器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安全,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过去在台湾驻有军队,与台湾签有军事条约,中美建交时,双方达成了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协议,而美售台武器是一个遗留问题。从1979年至1982年,经过三年的谈判,中美双方已达成协议,对美售台武器做出了种种限定,其中一条就是逐年减少,最后终止。
迪马显然并不想接受我的解释,他带着怨气,强词夺理,说美国在同中国建交后,可以通过签订协议向台湾出售武器,而法国远远早于美国同中国建交,难道因为当时未签署售台武器协议,现在就不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了。
迪马的这番话使我感到,他在酒会上谈到向台出售护卫舰之事,不是随便一说,也不是一般性的试探,而是刻意安排的。酒会上的轻松气氛,并不能掩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事后了解的情况得知,迪马外长访华前,曾为此事与密特朗总统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法国政府的意图很明显。
于是,我指示驻法使馆和外交部,尽快向法国有关方面进行严正交涉。1991年5月7日,中国驻法大使蔡方柏紧急约见法国总统府秘书长比昂科、总理外事顾问里佩尔、外交部秘书长谢尔,就法国重新考虑向台湾出售军舰一事提出严正交涉。
5月9日,外交部西欧司司长杨桂荣紧急约见法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史鼐,17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姜恩柱紧急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分别就法拟售台军舰事提出强硬交涉,要求法方信守迪马外长1990年初对中方的承诺,不要做出售台军舰的错误决定。
面对中方的交涉,法方几位官员的反应大同小异。先是说,是从经济利益考虑,售台军舰对法国是多么的重要。然后说,从军事的角度讲,护卫舰只是防御性的,对中国大陆不构成威胁。再就是拿美国当做挡箭牌。说什么美国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为什么法国不能呢?最后辩解说,售台军舰还只是意向,不是最后的决定。
1991年6月1日,李鹏总理会见并宴请了法国通用电气阿尔斯通公司董事长德乔治及其一行。李总理着重谈了法售台武器问题,让德乔治董事长回国后向法国领导人传递信息:中国领导人重视中法关系,但坚决反对法国向台售武。
李鹏总理说,中国对西欧国家,包括法国,与台发展经贸关系不持异议,但要注意两点:一是这种经贸往来只能是非官方性质的,民间的;二是这种往来不能包括军火贸易,因为卖武器涉及防务问题。
据德乔治事后回忆说,在与李鹏总理的晚宴之后,他就立即打电话,向法国有关高级人士通报了信息。6月6日,在返回巴黎后,他又于当晚向法国政府做了详细报告。
然而,事态急转直下,迅速向着中方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
1991年6月6日迪马写信给我,就法准备向台出售军舰问题做了如下通报:法政府决定不反对法商和台商就法向台湾岛出售护卫舰事进行谈判,谈判范围限于舰体和不包括武器在内的舰上设备。法方做出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注意到了中方对其安全的合理的担忧。这是一次纯粹的商业行为,不牵涉与台湾当局的任何官方关系。法国政府强调,这一决定的执行,无论如何不会损害法国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一贯立场。
同一个总统,同一个外长,同样是在社会党政府执政的情况下,法国为什么会改变一年前刚刚做出的“不再继续与台湾做军舰生意”的承诺呢?
从迪马4月30日第一次向我提及此事,到6月6日向我通报法方的正式决定,这中间仅仅隔了36天,真是显得迫不急待了。
一个如此重大的决定,一个明知必然会引起中方强烈不满的决定,一个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严重倒退的决定,法国政府为什么会如此匆忙地做出呢?
坦率地说,我们当时并不清楚,只是感到中间蹊跷。事后发现,在法国售台武器背后,有着一个大丑闻,被称为“‘拉斐特’舰丑闻”。笼罩在这一丑闻头上的疑云,至今没有完全消散。
1993年底,台湾苏澳外海的海面上漂着一具尸体。经查,死者是台“海军总部”失踪的上校尹清枫。尹清枫的死,使法国对台军售的重大舞弊案浮出了水面。
据报道,尹清枫曾于1993年9月赴法,检验“拉斐特”护卫舰,发现有34处缺陷,因而反对购买计划。不想,他于当年12月9日失踪。
尹清枫命案曝光后,台湾和法国方面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调查。迄今尚未彻底揭开这宗舞弊案错综复杂的内幕。但从已有的线索看,此案不仅涉及金额巨大,而且牵扯到法、台的高层“政治人物”。
据台湾媒体透露,1991年法国售台六艘护卫舰,原先议定的总价为110亿法郎,最终的成交价却高达160亿法郎(约合27亿美元)。这个价格是新加坡购买同样数量的“拉斐特”护卫舰的三倍多。
当年这起军售案的主要当事人、法国前外长迪马,在2001年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表示,“拉斐特”舰军售案的秘密佣金高达五亿美元,不少法国政界人士受惠。
迪马本人也因涉嫌这起贿案,于2001年1月被法国司法机关判刑两年半,缓期两年执行。
这一丑闻,扯出了一个自称为“共和国娼妇”的女人。她就是钟古夫人,据说是迪马当外长时的情妇。这个不寻常的女人,1991年时曾任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的特别公关顾问。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为了打通向台出售军舰的通道,知道迪马与钟古夫人之间“特殊关系”的“拉斐特”军舰制造商汤姆逊公司,以600万美元的酬金与埃尔夫公司签约,请钟古夫人游说法国政府的关键人物。
不知是美色还是金钱最终起了作用,外人不得而知。如今人们知道的是,当年道貌岸然的迪马外长,后来因“‘拉斐特’丑闻”案而官司缠身,直到2003年1月,法国巴黎上诉法院才改判迪马无罪,但维持了对钟古夫人两年半刑期的判决。
在台湾方面,媒体透露出来的案情更是扑朔迷离,一团迷雾,而且还弥漫着血腥味。除了尹清枫外,至少还有七位知情人为此命丧黄泉,其中有情报官员、“政府官员”、银行业务主管等。
此案已成为岛内各党派相互攻讦的政治素材。台湾当年的“总参谋长”郝柏村在其《参谋长日记》中透露,台湾的一些高层人物都是当年的知情人。
一直脱不了干系的李登辉则竭力想把事情搞得更加耸人听闻。2001年11月,他在接受调查组询问时声称,采购“拉斐特”军舰,是由前“总参谋长”郝柏村、前“海军司令”叶昌桐等人欺骗“统帅”擅自做出的决定。当年,他如不同意此宗买卖,台湾“绝对会发生兵变”。
李登辉本人在此宗舞弊案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相信时间终会拨开历史的迷雾。
考虑到法国外长迪马在6月6日就售台军舰一事给我信中的几点承诺,我们向法方提出,愿就此事进行磋商。
当然,我们很清楚,磋商已不可能改变法国政府的决定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磋商,进一步阐明立场,向法方晓以利害,防止其今后在这一条危险的路上愈走愈远。同时,还可以商谈出一些技术性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法方这一错误决定对两国关系所造成的损害。
6月7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姜恩柱紧急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表示对法方的决定感到震惊,要求法方立即改变售台军舰的决定,同时建议中法两国尽快就这一问题举行磋商。为保证磋商不受干扰地进行,中方要求法方在磋商期间不向外界透露售台军舰之事。
同日,蔡方柏大使亦向法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凯赛吉扬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法方先是以“决定已经做出,不必再谈”为由,拒绝就售台军舰事同中方磋商。法国担心,在双边磋商中面临中方的巨大压力,弄不好会把售台武器合同额高达20多亿美元的买卖给搅黄了,让“煮熟的鸭子”飞掉。后来,又怕真跟中国硬碰,会导致两国关系严重倒退,而这并不符合法国的利益。权衡得失利害后,决定采取敷衍应付的策略来对付中方。
6月11日,法国正式答复,同意与中方磋商。
1991年6月2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率中方代表团赴巴黎,与法方就法售台军舰问题进行磋商。
磋商中,我方还是极力说服法国,从中法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改变售台军舰的决定。法方的态度顽固僵硬。
在此情况下,这次磋商的主要着眼点就放在了如何控制和减少法方的错误决定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上。中方要求法国政府在公布批准法国企业向台湾出售护卫舰的消息时,发表一份公报,重申法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经过反复交锋,法方同意发表这份公报,并在其中声明:“法国政府决定批准法国工业家就出售不装备武器的护卫舰船体同台湾进行谈判。这是一项纯商业交易,不意味着与台湾当局发生任何官方关系。法国政府在做出这一决定时,考虑到了中国对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关切。法国重申1964年1月法中联合声明的表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法国将继续致力于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关系。”
除了发表上述公报外,迪马外长在7月4日会见田副外长时,再一次口头确认了处理法台关系的几项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法国不改变它的立场,即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和进行任何官方接触;法国在同该岛发展贸易时,无意影响台湾海峡的安全态势。”
通过艰苦磋商,我们与法国方面达成了“最低限度的谅解”,对法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有了某种程度的约束。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避免中法关系的全面倒退,而稳住中法关系,对推动我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改善有着重大意义,也是遏制台“务实外交”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通过磋商,中方表明了坚持反对售台武器的立场,并为必要时做出适度的反应留出了余地。
当时的法国政府,对中方的原则立场和忍耐限度显然有了错误的估计,不思罢手,反而得寸进尺。
1992年1月31日,法国外长迪马在联合国安理会与我会晤时,又提出了法国正在考虑向台湾出售性能先进的“幻影2000”战斗机。这距法国外长迪马1991年7月4日会见田曾佩副外长时所做的相关承诺以及法外交部1991年8月27日发表公报的时间,还不到半年。言犹在耳,
墨迹未干,法国政府又背信弃义,想故伎重演。
“幻影2000”战斗机不是一般性的武器,而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其作战效能较高。法国在售台军舰时曾辩解说,护卫舰是防御性武器,法国不会出售进攻性的战斗机给台湾。现在,又想售台“幻影”战斗机,连先前的托词也不要了。
为了阻止法国向台湾出售“幻影”战斗机,中方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是向法方提出严正交涉,指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质,表示中方绝不会容忍。同时,还积极采取措施,回应法方提出的所谓“法对华贸易严重不平衡”的问题。中方派出经贸代表团访问法国,明确表示,如法方放弃售台“幻影”战斗机,中方将派采购团访法,签订一批合作项目,并可现汇购买20亿美元的法国产品。代表团还向法方提供了一个可能同法方合作的项目单子,共8大类,50个项目,总金额达154亿美元。
面对中方的交涉,法国政府无动于衷,无视中方为稳定和发展中法关系所做的各种努力,坚持向台出售战斗机的立场。
1992年11月18日,法新社援引台湾方面的消息称,法台已于当日签订了法国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2000”战斗机的合同,但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双方都没有正式公布此事。
到了12月22日,法方才向我国驻法大使做出正式答复:法国政府已决定批准法企业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2000—5”防御型飞机,同时表示,法方对飞机做了必要的技术限制,飞机是防御型的,不带空中加油装置,不配备空地导弹,不会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构成威胁。
法方还辩称,此项合同属一般性商业行为。法国反对在任何市场上的任何歧视。如果美国能向台湾卖武器,法国为何不能?法国对华贸易存在巨额逆差。法国航空工业处境困难,需要寻找出路。
当时的法国社会党政府正面临国内大选,乏善可陈,于是言而无信,孤注一掷,想捞取眼前实惠,以售台60架“幻影2000—5”战斗机的近40亿美元的合同,作为执政“业绩”。而当时法国决策层内还有不少人,甚至将中方在法售台军舰一事上顾全中法关系大局的做法视为软弱可欺,以为中国会咽下法国售台战斗机这杯苦酒。
法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方开始做出反应,其猛烈程度完全超出法方预料。
中国政府宣布:撤销部分拟议中与法方的大型合作项目,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二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项目;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级以上人员的往来;立即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这些外交行动,使法国社会党政府受到痛击,开始感到疼了。
1993年3月,法国社会党政府在大选中失败,法国传统右翼力量保卫共和联盟取而代之,组成了新政府。
新政府上台伊始,便谋求改善对华关系。
5月5日,法国新外长朱佩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法新一届政府首脑认为有必要立
即开始对中法关系的状况进行思考,这样的思考是出于对一个理所当然地期望团结建国的中国的友好考虑,是基于我们充分认识到贵国在世界上正在发挥并应继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本着恢复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的两国关系的意愿”。
巴拉迪尔总理6月1日致信李鹏总理,希望派特使来商谈恢复两国关系之事。
当然,中法关系要恢复正常,需要法方拿出足够的政治诚意,解决中方关切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对待前政府售台武器的交易,以及法国新政府今后如何处理售台武器之事。解决好了这两个问题,中法关系的发展是具有广阔前景的。
围绕改善中法关系问题,法国总理巴拉迪尔于1993年7月和12月两次派特使弗里德曼来华磋商。
弗里德曼时任法国联合保险公司董事,不属政府官员。他是现任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同学和密友,又与当时新上任的总理巴拉迪尔私交甚笃。巴拉迪尔1986年任财经和私有化部长时,弗里德曼就担任巴拉迪尔的特派员。他为人低调,处事谨慎。
中法磋商是秘密进行的,经过长达半年的多轮磋商,两国终于就恢复两国关系达成协议。
12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与弗里德曼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中最核心的内容只有一句,即“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
至于如何处理法国前政府售台武器问题,公报里没有提及。在这一点上,双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法方说,法新政府不赞成前政府售台武器,但已签署的合同法国必须履行,法方承诺今后绝不会再向台湾出售战争武器。同时,在落实前政府的承诺过程中,将采取最为限制性的措施,诸如不向台湾出售15架用于训练“幻影2000”飞行员的飞机等等。对中方来讲,力争使法新政府废除前法国政府签署的售台武器合同,符合我方的一贯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着眼未来,堵住法国售台武器的门路,打消其他欧洲国家企图效仿法国向台售武的念头。
1994年1月3日,法国外长朱佩致信给我,进一步明确表示:“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再批准向台湾出售战争武器。”随函还附上了法国政府将严格禁止法国企业向台湾出售的武器装备的清单。清单内容规定不向台出售的武器,包括装甲车、火炮、潜艇、舰只、战斗机、军用直升机、地空、空地导弹等,并做了详细的说明。
1月5日,我回信朱佩外长,对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的《联合公报》的内容予以确认。
1月12日,中法双方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法关系从此恢复正常:副部长级以上的人员开始重新往来;法国企业可与其他外国企业一样,在中国市场上参与竞争;一些因法售台战斗机而受到影响的大型合作项目也得以继续进行。对直接参与售台武器的四家法国公司,中方实行严格的制裁措施。
1994年1月22日至24日,我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起初,我并无访问法国的计划,只是准备在访问非洲回国的途中经停巴黎,在那里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法方得到消息后迅速反应,提出将视我在巴黎与法国领导人的会晤为对法的正式访问。
在巴黎期间,法国总统、总理、外长分别与我会见、会谈。
密特朗总统一向以人权卫士自居,相当傲慢,每次会见必谈人权问题,这次却表现得谦恭有礼,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会见中,又避而不谈他最喜好的话题,而是大谈他如何钦佩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速度和我国领导人治理12亿人口大国的能力。
在离开爱丽舍宫的时候,有记者高声提问,和密特朗总统就人权问题谈得如何?我回答说,我们这次没有谈这个问题。众记者都面露惊讶之色。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
1995年5月22日,美国突然宣布,克林顿总统决定允许李登辉于那年6月的第一周到美进行所谓“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
尽管此前两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和副国务卿塔诺夫已正式约告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这一宣布仍令人震惊。仅一个月之前,美国国务卿亲口对我做出过承诺,说美国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
那是这一年的4月中旬,我去纽约出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期间,应美方的要求,17日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华尔道夫饭店进行了会谈。
谈到李登辉图谋访美时,克里斯托弗曾明确承诺,美不会允许李访美,并说李访美不符合美台间的非官方关系的性质,美最多是考虑给李延长过境签证。
李登辉第一次过境美国是在夏威夷。当时,美方规定他只能在机场停留。李登辉对此很生气,穿着睡衣,不下飞机。
如今,一个超级大国的外长对外做了承诺,竟然出尔反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气愤。
6月7日,克里斯托弗致信给我,在信中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了要求允许李登辉访美的议案,在此情形下,“总统的考虑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防止通过可能会使美台关系看起来具有官方性质的有约束力的立法”。
这当然只是强辩之辞。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决议”只是意向性的,而给不给入境签证是行政当局的权力。克里斯托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了两种说法,只能解释为美方言而无信。
当年,李登辉正在为竞选台湾第一届所谓“直选总统”而造势,不惜重金聘请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为其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以期博得美国对其政治上的支持。
支持台湾当局,推行“以台制华”,本来就是美国历届政府的既定政策,只不过会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表现出形式和力度上的不同。
从国际大背景来看,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就有人认为,中美间的战略纽带因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而不复存在。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将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对手,因此主张尽早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著名的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有一位叫西格尔的研究员,即以炮制“中国威胁论”而闻名。他在1995年初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了“以台湾牵制中国”的主张,说什么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都不能有效地牵制中国,惟独台湾问题“最能刺痛中国的神经”。
在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推动下,美政府此时也想测试一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
当然,台湾的金钱攻势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据美国报刊透露,台每年都要在美国公关公司身上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1994年,台湾就曾与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费用高达450万美元的合同,专门为促成李登辉访美进行公关游说。同时,台湾不惜巨资,经常邀请美各级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议员助手赴台访问,又不断向美有影响的智囊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巨额资助,以影响美国的舆论和上层决策。1994年,台湾方面又以李登辉的名义,分两次向康奈尔大学捐款450万美元。
台湾大把花的,实际上都是“买路钱”,目的就是让李登辉访美能够成行。李登辉也以为钱既能通神,也能通鬼,从美国回来时,公然叫嚣着要花十亿美元进入联合国。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打破了将近17年不准台湾最高层领导访美的“禁令”,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又为台湾当局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打气撑腰,助长了台湾当局和国际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
面对美国方面的外交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以打消克林顿政府以为中方在美稍做姿态后就会吞下李登辉访美苦果的幻想,使美国真正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
5月23日,我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一事,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
同日,外交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分别发表声明,谴责和抗议美国的这一错误行径。
5月26日,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6月对美国的访问;李贵鲜国务委员及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也分别中止了对美国的访问。
5月28日,中国政府决定暂停中美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核能合作的专家磋商。美国军控与裁军署署长和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原分别定于当年6月和7月来华的访问,也被要求推迟。一时间,两国间副部长级以上的高层访问和一些重要的双边磋商戛然停止。
6月16日,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奉命正式通知美国政府,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了恶劣后果,他奉召回国述职。对此,美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表示了遗憾,称美并未对中方的决定采取对等行动,美非常希望中方能尽快派回大使。
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国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并推迟第二轮“汪辜会谈”。
中方上述措施大大地震动了美国,促使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进入高潮。辩论的结果是,美两党主流派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中国的崛起和强大难以阻挡。“孤立”和“遏制”中国不是上策,而与中国保持“接触”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1995年6月7日,就在李登辉开始访美的当天,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李登辉访美将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行政部门的任何官员都不会与李登辉会见。李登辉不得从事任何有官方性质的活动。
我没有理会他这番表白。
6月7日至11日,李登辉赴美,往返途中经停洛杉矶、锡拉丘兹(位于纽约州西北部,距康奈尔大学一小时汽车路程)、安克雷奇三个城市。6月9日,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名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政治性演说,宣扬所谓“台湾经验”,叫嚷要“突破外交孤立”,强化台美关系,政治色彩浓厚。
从李登辉在美国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确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将李的访问维持在“非官方”的基调上,缩小其影响。李登辉经停之处,除了当地官员和个别几名议员出面欢迎外,美联邦政府官员都未与他接触,州长也没有会见。此外,没有允许李经停纽约;在机场和康奈尔大学不许挂伪“国旗”、不放伪“国歌”;取消了李原定在康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没有同意李的夫人访问白宫,等等。
美方在华盛顿也做了点姿态。就在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的当天,6月8日下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紧急约见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除对允许李登辉访美进行辩解外,也重申美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他还说,不管台湾方面如何宣传,李登辉的访问完全是非官方和私人的,其来访不代表美国政府承认台湾;美国将继续谋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维护现行的对华政策。
此次克林顿总统会见李大使,一反惯例,特意安排了记者到现场照相,以烘托气氛。
但是,美方的这些表态不足以消除李登辉访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没有就美国政府今后将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给中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李道豫大使当场向克林顿总统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解释。
1995年8月初,第二十八届东盟外长会和随后的东盟地区论坛在文莱的斯里巴加湾市举行。作为东盟的对话国,中、美两国都将先后与会。
赴会之前,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积极表示,希望能与我在那里会见,举行双边会晤,并说克林顿总统有一封重要的信,要转交给江泽民主席。
7月28日,在赴文莱之前,克里斯托弗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做了一个演讲,谈亚洲形势,其中讲到中国的篇幅最长,说中国如何重要,美国将继续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国不支持搞“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等。
当时,中美间的高层往来尚未恢复,但是,为了体现对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策略,我同意在国际会议的场合与克里斯托弗会面。
8月1日下午,在斯里巴加湾市的国际会议中心,我与克里斯托弗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
克里斯托弗首先转交了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主张,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是没有提及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的问题。
克里斯托弗在与我会谈中,除了重复辩解和做出一些原则表态外,提出了两点新的内容:一是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克林顿总统授权他告诉中方,愿意邀请江主席“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但未说明访问的具体时间和访问方式。
当时,美国1989年后对我国进行的所谓制裁仍在继续,国家元首的正式互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克里斯托弗显然是想以这两点为“诱饵”,使我同意他提出的恢复中美间的一系列对话、磋商和高层往来的建议。
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方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这一重大问题,对此,克里斯托弗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因此,我对美方的建议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只是同意美方派塔诺夫副国务卿来北京与李肇星副外长进一步磋商。
根据两国外长文莱会晤达成的一致,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塔诺夫于8月24日至27日来华,与李肇星副外长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了磋商。
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诺夫向中方通报了关于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其内容为:首先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个案处理”。
塔诺夫的通报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是年10月,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之后,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正式会晤。
当时,美国本有意邀请江主席到华盛顿进行访问,但又表示难以按“正式国事访问”来安排,提出要以“正式工作访问”来进行。
所谓工作访问和国事访问的区别,主要是前者没有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没有21响礼炮。通常情况下,安排工作访问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双方要讨论某个重要而紧急的议题,时间上来不及安排正式的国事访问,或访问的内容较为单一,时间较短,礼仪也就从简;一是双方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发展到鸣礼炮的热烈程度,所需维系的仅是两国间的工作关系。工作访问的形式,可以向外界显示两国关系的局限性。
从当时的情况看,江泽民国家主席如实现访美,将是1985年之后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对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是正式国事访问。
但是,美国坚持不安排正式国事访问,这不仅仅是一个礼遇问题,而是反映出美国政府在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
为了走出这一僵局,我方提议,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会晤。
1995年10月24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会晤,就加强和发展中美关系达成战略共识。这次会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日后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会谈时,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赞成江泽民主席关于应从战略全局和新世纪的高度处理两国关系的观点;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孤立不是选择,遏制不是选择,对抗不是选择,惟一正确的选择,是保持建设性接触。
关于台湾问题,克林顿说,美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方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分歧的来源。
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对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问题做了特别阐述,再次承诺,对此类访问采取严格限制措施,“这种访问将是私人的、非官方的,而且是很少的,并将个案处理”。当然,他也留了一个小尾巴,说美方不能完全排除今后会有这种访问的可能性。
针对美方提出希望恢复中美有关导弹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军控和出口管制等问题的磋商,我也做了补充性发言,提出中美就不扩散问题的磋商,应当包括美售台武器问题,因为这是一种武器扩散,也是中方最关切的问题。
作为江主席的陪同人员,驻美大使李道豫前往纽约,参加了中美首脑会晤后留在美国,也就算是返任了。
此后,中美间的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我国国防部长、司法部长于1996年访美。至此,围绕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经过这场斗争,克林顿政府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因此得以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内比较平稳地发展,并得到进一步提升。
1997年,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1998年,克林顿总统正式访华,并在上海公开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不”主张。
那是6月30日上午,克林顿总统夫妇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民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时,阐述了对台“三不”政策的内容,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
美国总统公开做出上述承诺,这是第一次。
第五部分
香港、澳门回归,是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代中国人曾为之英勇奋斗。回归历程漫长,作为这一代人,我能够亲眼见证回归,已深感幸运,又有机会亲身参与回归历程,更是感到无比荣幸。在我的外长任期内,正值两地回归过渡时期的后期,我参与了外交谈判,主持了两地成立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工作。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是一段十分难得而又颇为独特的经历。
香港回归中的中英较量
香港的回归问题,首先是一个外交问题。从外国占领者手中以和平手段收回祖国固有的领土,必须通过外交谈判。
自回归的原则达成协议到政权交接,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英方要保证做好香港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保持当地的稳定和繁荣;中方则要承诺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为收回后的特别行政区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具体政策,以落实“一国两制”,保持长期的稳定和繁荣。
在这漫长的过渡期内,双方为落实协议、履行彼此的承诺,要在众多领域进行外交谈判。当时,中方根据协议确定了总体谈判方针:对于对方在过渡期间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方给予合作但不干预;对跨越回归、涉及未来特别行政区权益的事务,中方有发言权甚至参与权。
邓小平在思考按“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时,曾敏锐地洞察到,这种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过渡时期是否能保持稳定。
当时,我们对香港的前景——领土的最终回归,是充满信心的,但对这么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能否保持平稳,还是有所担心的。我们希望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和曲折,以致危害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在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外交磋商中,中英之间曾有过一个“蜜月期”,双方合作顺利。我于1988年直接参与香港问题的磋商时,“蜜月期”尚未结束。
当时,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过渡期的头几年。双方就一些具体事务的磋商和谈判比较顺利,取得一些进展。会谈的气氛不错,遇到意见不同,双方还是可以考虑对方的立场,交换看法,达成一些共识。
我的第一位英方谈判对手,是英国外相杰弗里·豪。当时,他任外相多年,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他对中国和香港问题都十分熟悉,一直与中方有着很好的合作。
1988~1989年间,我同杰弗里·豪会晤过三次。前两次分别是在1988年6月纽约的裁军特别联大和9月的联大会议期间,第三次是在东京参加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之时。记得当时主要的议题,就是中方正在起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港人的信心问题,双方交换意见比较充分,谈得不错。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后,中英关系风云突变,出现逆转。
随着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制裁,双边关系严重受挫。英国似乎对1984年12月正式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有些后悔了。
6月19日,杰弗里·豪给我来信,单方面提出推迟原定于7月举行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自联络小组1985年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单方面推迟会议的事情。
不久,杰弗里·豪又致信吴学谦副总理,在对中国国内形势做出评论的同时扯到香港问题,说香港的信心严重受挫。他公然提出中国军队在香港回归后究竟还要不要在香港存在的问题,并表示英方准备重新考虑1991年香港直接选举的安排,同时要求中方推迟基本法颁布的时间。
中国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一事,早已写入中英联合声明;而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安排,双方磋商中也已有共识。此时英方突然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想“翻案”。
两星期后,由我给杰弗里·豪回复一信,着重批驳了英方关于香港信心的说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举措,打击了港人的信心。关于香港政制问题,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单方面的改变。
不久,英国外相换人。我的第二位英方谈判对手是梅杰。梅杰平民出身,凭着自己奋斗,成为保守党里的后起之秀,这在十分重视传统的英国官场并不多见。梅杰任外相的时间很短,后来他接替了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
我同梅杰只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在1989年7月底,我们在巴黎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上相遇。梅杰举止比较谦和。我说他是一颗“上升的星”,前途无量;他赶紧说自己还是一名“新兵”。会晤中,他试图影响我们的基本法起草工作,如要求修改草案中有关驻军的条款。我说,基本法是中国自己的事,如英方有好的建议,中方可以考虑,但对中方施压以改变双方商定的条款,那是徒劳的。我强调说,驻军问题已写入联合声明,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重新提出来。在这次会晤中,梅杰同意双方恢复联络小组的工作。
第二次见梅杰,是在那年秋天的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他再次提出,英方打算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增加香港立法局议员直接选举的名额。我表示,政制改革必须与以后颁布的基本法相衔接。中方主张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须循序渐进。
此时,中英双方围绕着香港政制改革问题,悄然摆开了对立的阵势。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纷争就要展开。
中英在香港政制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很快变成了外交谈判桌上的争端。
1989年底,随着我国局势稳定下来,经济持续发展,西方国家开始松动制裁中国的立场。美国先派了特使秘密访华,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英国不甘落于人后,也采取了主动。撒切尔首相决定派其外交顾问柯利达作为首相特使,于当年12月4日秘密访华,转交她给江泽民总书记的正式信函,并与中方探讨改善双边关系的可能。
这是中英双方一次重要的接触,为今后几年双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的交锋拉开了序幕。
柯利达曾任驻华大使,是一位“中国通”,还直接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他对中国事务很熟悉,同时也深知如何捍卫英国的根本利益。在香港问题上,他与保守党主流人士持有不同看法,卸去公职后,一直对英国政府的香港政策持批评态度,坚持主张维护与中国的合作,不与中方对抗。
但是,此次他作为密使来访,是为了忠实地履行撒切尔首相的方针。
撒切尔首相致江总书记的信相当长。她在信中表示,希望双方扭转两国关系恶化的趋势,恢复过去的良好沟通,并重申了英方的立场:信守联合声明,特别保证“无意让香港被用做进行颠覆的基地”,也不试图使香港问题“国际化”。
然后,撒切尔笔锋一转,提出英方面临着“大大增加”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选议员名额的巨大压力,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她要求中方起草基本法时,能与英方的安排保持协调。
柯利达抵京后,与周南副外长会谈了一整天,全面讨论了中英双边关系和香港问题。柯利达提出了增加两国贸易、恢复官方高层接触等改善双边关系的具体设想,也提出了英方准备大量增加1991年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席数目的要求,由10席增至20席。
第二天,江总书记会见柯利达,会谈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此时,柯利达亮出了英方的真意,说了这样一段话:中英关系应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如在某一方面发生了困难,从整体上就很难取得进展。双方如能就基本法和香港直选问题达成谅解,恢复两国良好关系的大门就是敞开的。
这显然是把香港选举问题当做恢复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
江总书记当即顶回了英方这种施压的手段。事后,英国驻华大使还特意向我方人员解释说,柯利达这番话,是根据伦敦上级指示而谈的。
大约半个月后,江总书记正式复信撒切尔首相,充分肯定来信对中方示好的积极方面,并就香港立法局直选比例问题表示,估计基本法最后方案与目前草案“不会相距过远”。如果英方在1991年选举中直选议席数目超出过多,将来恐难同基本法相衔接。
这个意思就是说,中方不会接受英方方案,但草案也还有修改的可能,双方可以进一步商量,大门并未完全关死。
柯利达来访的最后一天,我同他进行了会谈。这是他此行中的最后一次正式会晤。他对前两天会晤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深感失望,急于抓住最后机会取得一点儿成果。
柯利达对我表示,双方立场有很大距离,担心这可能影响两国关系。他问我,江总书记复信给撒切尔首相之前,我能否让他先给她捎个口信。我原则地表示,请他向首相转达:中英两国政府应当严格按联合声明的原则办事,已商定的事情,不要轻易改变,这样才有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
会晤开始时,柯利达向我转交了刚刚上任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给我的一封信。赫德此信正式、全面地提出了英方对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具体意见,是一份详细的清单。我同第三位英方谈判对手的交往,就这样通过信件交换而开始了。
在我的外长任期内,一共与五位英国外相打过交道。除了这里提到的三位,还有里夫金德和库克。前四位都属保守党政府,只有最后一位罗宾·库克外相属于工党政府,与他首次见面时已是在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了。在五位外相中,打交道时间最长的,就要算是这位赫德外相了。从1989年底开始到1995年中,我们交往了近六年,而这一段时间,正是双方围绕香港政制问题争执最为激烈的时期。我们通过交换信件、正式互访以及在国际会议场合会晤,频繁接触,反复磋商,就是因为香港问题不仅复杂繁多,而且双方就一些问题争持不下,再加上有一个紧迫的时间表。这种情况,在我与其他国家的外长交往中是很少有过的。
赫德的第一封信也反映出,在1989年风波后的新形势下,英方在香港问题上改变了主意。基本法草案形成之前,中英双方曾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过详尽沟通,最后,英方对公布的草案稿已无意见。但在赫德的这封信里,重新对草案,特别是在香港政制发展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大大提高了要价,其中就包括要求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选比例。
对于这封信,我没有直接回复,只表示中方同意由双方法律专家进一步交换意见。
1990年初,形势更为紧迫。香港基本法即将于2月定稿,英方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方案也到了最后拍板定案之时。但是,柯利达访华,以及双方其他渠道的磋商,都未能就直选比例问题达成一致,双方处于僵局。
英方有些着急了,希望能在基本法定案之前与中方就此事达成妥协。当时,赫德来不及等到与我会晤面谈此事,便开始连续通过信件与我交换意见。那一段时间,英国驻华大使与
中方人员多次接触,转交各自外长的“信息”。这虽非亲笔签名的函件,却是书面文件,不是“口信”,我们便称之为“书面信息”。这种方式十分便捷,在中英多年磋商、谈判过程中经常采用。
从1990年1月18日赫德给我来信起,至2月12日赫德来信确认达成共识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交换了七份书面信息。当时,这属于内部磋商,对外严格保密。后来,随着政制问题争执的加剧,双方分别公布了这七份文件。
这一轮交涉的焦点,就是香港立法局的选举安排。
现在,当人们读到这批外交文件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中英双方会为了多几个还是少几个直选议席如此兴师动众呢?
其实,中英双方所争的,不仅仅是几个直选议席的多少,而是香港回归后的主导政治体制。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了解香港政制发展的背景和英国在香港过渡时期制定“政改”政策时的基本考虑。
在香港100多年的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一直采用由伦敦委派总督独揽大权的政治体制。总督下设行政和立法两个局,作为咨询机构。议员都是由港督委任。这是一种行政主导的体制。
上世纪80年代,中英就香港问题签署联合声明后,中方就开始着手制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设计一套能体现“一国两制”的全新政治体制。
这时,英方企图利用香港过渡期,加紧推行所谓的“代议政制改革”,想在基本法颁布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以影响基本法对未来政制的安排。
“代议政制改革”的目标,说穿了就是要把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通过提高立法机构的权力和地位来制约行政机构,并最终把回归中国后的香港演变成一个“独立实体”,与祖国隔离开来,以利长期维护英国在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联合声明签署以前,英方已开始了这方面的筹划。联合声明签署后,英方马上启动了政改部署。1985年,先是在香港立法机构通过功能组别(代表不同的行业或专业)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部分议员;然后又在1991年决定选举时再引入分地区直接选举部分议员的新制度;并计划于1995年完全取消委任制,使全部立法局议员都由功能组别、选举委员会的间接选举和地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产生。
在中方就基本法起草工作听取英方意见过程中,英方曾向中方极力推荐过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中方也认为,这种体制适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实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保持稳定繁荣。
同时,中方也赞同在香港逐步推行民主制,立法机构议员最终全部经普选产生。但中方认为,根据香港的实际,民主制的发展应该循序渐进。当时,英方对这一点也是同意的。
基本法的有关内容,就是按行政主导和循序渐进这两条原则拟定的。
1989年以后,英方改变了主意,要大大加快政制改革步伐。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争议最大的,就是要急速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员的比例。
直选议席数额的增长速度和比例,便成为当时中英磋商中的焦点问题。
在赫德于1月18日给我来信之前,英方已向中方提出要把1991年直选名额由10席增至20席,1995年再增至24席。这与中方基本法草案设计中的1997年18席的主张差距甚大。如果接受英方的安排,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的政制衔接将会出现问题。
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中方做出了重大让步。1月15日,提出了1991年15席、1997年20席的建议。
英方对中方的“积极精神”表示赞赏,并表示将研究“1991年少于20席的可能”。
随后,出现了赫德和我之间的紧急书面谈判。概括起来,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英方对中方15日的方案做出回应,提出1991年18席、1997年24席的方案。中方又提出1991年18席、1997年20席的方案。英方拒不接受,威胁说,如中方不修改基本法草案的名额,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将辞职,还建议派高级官员来北京面谈。中方回应说,中方的重大让步未获英方积极响应,因此英方没有必要再派人来京磋商,如英方不接受中方建议,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只能按原定方案做出决定。英方又提出几个关于选举委员会的安排以及选举方法等问题,要求中方澄清。中方澄清时,采纳了英方的一些意见。最后,英方应中方要求,正式书面确认接受1991年18席、1997年20席的方案,并保证保持“九七”前后的“连续性”。
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在英方最后确认前几天,赫德还曾来过一信,说时间紧迫,可能赶不及在基本法草委大会之前做出最后答复,要求草委会在确定1997年直选席位时,先不要写入文本,只留一个空白,待以后填写。我们判断,双方有可能在会前达成协议。最后果然达成了协议。由于此信不涉及实质内容,故后来未随七份文件一同发表。
七份外交文件表明,在基本法定案时,双方就香港政制发展的进度正式达成了协议和谅解。此时,英方还不得不遵守同中方磋商一致和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
我同赫德外相尚未谋面,便通过交换信件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这也是我任外长期间与英方达成的惟一的书面协议。没有想到的是,它后来竟被英方所毁弃。中英双方以及大众传媒还就这七份外交文件的内容和形式到底算不算是双方的协议和谅解,有没有约束力,开展了一场辩论。其实,任何具有外交常识的人,更不用说熟悉中英谈判历史的人,对此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90年4月,在中英就香港选举问题达成协议和谅解之后,香港特区基本法正式颁布。
至此,中英之间有关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争议,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香港立法局1991年选举前后,英方加紧了所谓“代议政制改革”的步伐,只是这个问题
暂时不像前一阶段那样紧迫了。
这时,中英两国外长实现了自1989年以后首次互访,双边关系有所改善。
赫德外相于1991年春访华,我与他正式会晤。中方领导人会见了他,给予他相当高的礼遇。
赫德外相早年曾在英国驻华使馆工作过,十分熟悉中国事务。1974年,又曾随前首相希思访华,会见过毛泽东主席。
赫德这次来访中,双方商定今后要加强联系,两国外长每年要会晤两次,以及时磋商香港过渡期中陆续提上日程的议题。
1990~1991年,中英之间有关建设香港新机场的磋商正在紧张进行,其他问题一时显得不那么突出了。赫德来京,主要谈的也是新机场问题。香港新机场问题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本是两件不同的事,但同样具有跨越“九七”、影响特区政府权益的性质,需要双方磋商,取得一致意见。新机场问题的磋商前后延续了数年,是另外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这里就不做专门记述了。
约一年以后的1992年春天,我首次正式回访英国。那时,正值中英外交关系升格20周年前夕,两国领导人又刚刚签署了关于新机场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所以,访问的气氛较好。
不过就在那个时候,英方又酝酿在香港立法机构中推行一种所谓“常设委员会”的新制度,意在提高立法机构的权力,以制约行政机构。
针对这一动向,我在会谈中特意向赫德提出,基本法已为未来特别行政区设计了行政主导体制,这种体制也是多年来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如果现在改为立法主导,势必与基本法抵触。中方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当时,赫德还是表示,英方无意改行政主导为立法主导。
关于1995年下一届立法局的选举,我提醒英方,这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的办法应该与基本法相衔接,否则不能直接过渡。赫德说,英方将于1993年就此做出决定,此前将与中方磋商。
然而,我访英后不久,英国政府于4月任命曾任保守党主席的“强势人物”彭定康,取代了被视为对华“软弱”的卫奕信,出任最后一任香港总督。
彭定康一上任,就进一步大幅度地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两国围绕香港政制发展方向的分歧,很快就演变成新一轮公开而严重的较量。
按理,最后一任港督的使命应该是在香港过渡期的最后阶段,与中方很好合作,保证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功德圆满,可以名留青史。
不想,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却反其道而行之,就怕向中方交接政权时太顺利。
他于1992年7月上任后不久,便推出了一个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对香港面临
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完全搞了另一套设计。表面上,这个方案仍然说要维持行政主导制;实际上,却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其主要措施有:把立法局的功能团体和选举委员会的间接选举改为变相的直接选举;马上取消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区域组织委任制,改变区域组织的非政权性质和职能。
彭定康于10月7日做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报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此前,9月25日,在我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赫德外相时,他向我通报了政改方案的内容;同时,英方在北京通过外交渠道,也提交了文本。我当场做了原则表态,强调对1995年选举的安排,必须先经双方磋商一致,并应与基本法的规定相衔接。几天后,中方经研究,决定由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对彭定康方案做初步评论,具体说明了方案与基本法相违背之处,并指出按方案产生的立法机构无法过渡“九七”的前景,还特别提醒英方,不要进行公开论战。
英方显然已决定挑起事端,完全无视中方的反对和提醒,未经磋商达成一致,便单方面公开发表了这份政改方案。这种做法违反了联合声明的规定,是蓄意挑起公开争论,企图借舆论向中方施加压力。方案一出台,英国首相和外相就马上公开表示支持。
中方也立即公开表明立场,对英方举措深表忧虑,并指出将来香港回归前后的政制不能衔接,其责任不在中方。特区的有关机构将按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决定来设立。
彭定康先发表方案,然后才于10月22日到北京访问。他想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提出反建议。
我们坚持按照联合声明所规定的原则办事,认为1994/1995年度选举安排直接关系到平稳过渡,须由双方讨论,达成一致,英方不应不经磋商,便单方面采取行动。所以,中方要求彭定康应首先改变态度,公开收回其政改方案。
在会晤中,中方反复、详细地分析了政改方案如何违反了联合声明,如何违反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以及如何违反双方过去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违反”。
当时,我们得出的印象是,彭定康本人似乎还不大了解上述中英两国外长1990年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在我同彭定康的会见中,我严肃地指出,他的方案是“对中英合作提出了挑战”,今后的问题在于双方是继续合作,还是“分道扬镳,另起炉灶”。这些话说得很重,在过渡期以往的交涉和谈判中,我们还从未使用过这种语言。可惜的是,彭定康置若罔闻,完全听不进中方的忠告,也不理会中方的警告。
彭定康的北京之行没有任何成果,双方的立场形成了公开的对立。
这时,我们对形势做了冷静的分析,判定英方“三违反”政改方案的出笼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方案严重威胁着香港的平稳过渡,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为了应付可能到来的危机,我们做好了两种准备:一方面采取坚定的立场,进行必要的斗争,争取维护双方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为最终可能出现的政制不衔接的情况,做好“另起炉灶”的准备。
1993年3月,就在彭定康将他的政改方案刊登于宪报之后,中方即采取了第一项反措施,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机构的决定。
英方见中方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采取了坚决拒绝的态度,而其政改方案又遭到各方面舆论的强烈批评,于是,建议通过外交渠道正式谈判,来解决分歧。
1993年2月6日,赫德外相给我来了一封信,建议双方“不附加先决条件地”进行谈判。我们当时还是希望英方能够回心转意,重回“三符合”之路,同中方继续合作下去,就从大局出发,同意了英方的谈判建议。
我于2月11日回信答复赫德,提出谈判应在“三符合”的基础上进行,作为对英方“不附加先决条件”的回应。我还指出,如英方此时将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讨论,将无益于谈判,希望英方慎重考虑。
此后两个多月里,双方就谈判的新闻发布和双方代表团的组成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内部磋商。最后商定,于1993年4月22日在北京开始两国政府代表间的谈判。中方代表为姜恩柱副外长,英方代表为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
中英之间的这一次交锋,长达半年之久,一共进行了17轮谈判,过程相当曲折、复杂。中方抱着诚意,为维护双方的合作,做出了许多努力,提出了不少合理建议,也做了必要的让步和妥协。遗憾的是,英方一直不肯放弃其“三违反”的立场,更在最后阶段,在双方就大部分问题几近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突然节外生枝,单方面中断了谈判。随后,英方即把其政改方案交立法局通过,从此与中方“分道扬镳”,最终走上对抗的不归路。
后来,中英双方分别发表了有关谈判的详细经过,因立场不同,双方是各说各的。
原来,中英已就香港“九七”前后政制的衔接达成了谅解和共识。七份外交文件,正是就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议员过渡到香港回归后的安排问题所达成的协议。随后,1990年4月通过的全国人大决定,更是明确规定了这一届立法局议员如何直接过渡成为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成员。这就是所谓的“直通车”安排。
1993年的17轮北京谈判,主要议题就是详细讨论了香港1994/1995年度选举的安排,其总目标就是在英方“三违反”政改方案的威胁之下,争取挽救“直通车”的安排,以确保“九七”前后政制的衔接。
在谈判期间,我同赫德外相有过两次长时间的会晤,详细讨论了谈判中遇到的各个难题,谋求解决办法。“直通车”问题就是双方讨论最多的难题之一。
1993年7月,赫德外相再次访华。当时,北京谈判还处于初期阶段,重点还在讨论较为原则性的问题,进展不大,前景也不明朗。我建议双方就前一段谈判中涉及的原则性问题搞个文字纪要。赫德则表示,还是先讨论细节问题,双方距离拉近了,再搞文本。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没有谈拢。
根据当时的谈判进展情况,我又着重谈了“直通车”的重大意义,希望英方珍惜这个经双方多年磋商来之不易的成果。“直通车”安排是在两个不同性质政权之间进行交接时,一方同意让另一方管治下的原立法机构议员经过一定手续,直接过渡成为新机构的议员。我对赫德说,一个国家内两党,比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竞选后换班交接时,各方面都会有变化,不可能由两个政党来讨论执政班子的“直通车”安排,而中英关于香港的政权交接,却与两党竞选不同,可以搞“直通车”,这是一件完全创新的工作,史无前例。
这时,赫德重申了英方在谈判中的要求,即中方的特区筹委会在确认“直通车”时,应有明确、客观的标准。
此次会晤后,外界已看出中英谈判的症结所在。有香港报纸称,中英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双方在“直通车”问题上所能做出的让步。
1993年10月初我同赫德在纽约再次会晤时,北京谈判仍处于僵持状态。双方都表示对谈判的进展感到失望,对前景不太乐观。英方已开始在会外散布不怕会谈破裂的论调。
当时,两国双边关系也处于日渐紧张的气氛里。
赫德本人不久前公开讲话,反对中国申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很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中方在9月下旬公开发表了邓小平同志1982~1984年间关于香港问题的三篇重要谈话(1982年9月24日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1984年7月31日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谈话和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小平同志的这些谈话,虽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说的,但在1993年发表,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篇谈话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响,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英方搞对抗的警告,具有很大的震撼力。
小平同志说,如果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
实际上,我在筹委会预备工作机构于1993年7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就曾宣读过小平同志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小平同志的谈话已在港人中传开,只是当时还没有正式发表罢了。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中方针对英方政改方案的反措施的主旨声明。
我与赫德的纽约会晤,就是在这种形势与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晤,是一场尖锐的交锋,时间也最长,整整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在对北京谈判做了一番总的回顾与展望后,我和赫德都认为,中英谈判面临两种可能:达成或达不成协议。
我强调说,达成协议当然对各方面都有好处,但即使达不成,中方也有信心和能力实现平稳过渡,并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赫德摆出了达不成协议也不在乎的姿态,他用了SECOND BEST(次好)一词,说如果没有协议,只能是一个次好的选择,而这将对香港的信心和繁荣造成相当大的损害。
听他这么说,我便点明了中方“另起炉灶”的前景。我告诉他,如达不成协议,1995年产生的立法局议员的任期只能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特区筹委会将在1996年制定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双方都明白,大家都在为谈判破裂做准备了。
关于选举方式的具体安排问题,双方都重申了各自的立场,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在北京谈判的这个阶段,双方对于几类选举的具体安排方案和所持的立场,差不多都已表明。
英方更是明确地提出,要求把“直通车”的确认标准问题与选举安排问题“平行地”进行讨论。在这次纽约会晤的前十天,赫德曾先给我转来一个信息,强调“直通车”的确认标准,对英方来说是个“根本性”问题,而在下一轮(9月26日的第12轮)谈判中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将使英方能够在纽约会晤时全盘考虑谈判的前景。如果把讨论推后,就无法就各项选举事宜取得进展。
我回复时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只重申了中方的立场。
所谓“直通车”的确认标准问题,是英方在北京谈判初期提出的一个想法。英方的想法是,议员只要根据基本法第104条履行一个宣誓手续,即可过渡成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
中方认为,中方只能按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行事,不能侵犯全国人大授予特区筹委会对议员进行确认的权力。中方还认为,这次谈判应该先解决1994/1995年度选举安排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果符合全国人大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才能谈得上对议员的确认。也就是说,要先有“直通车”,才能谈得上议员过渡的确认标准。
在纽约会晤中,赫德仍是重点促中方马上具体讨论确认标准问题,把这个问题称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我们清楚,英方最担心的,是全国人大决定中关于议员必须“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特区的规定。我当时表示,选举安排圆满解决了,如能与基本法相衔接,过渡便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关于确认标准,我们不能替特区筹委会来定标准,只能谈点个人的解释性看法。如果有个别议员不愿效忠特区、不拥护基本法,甚至反对基本法、反对“一国两制”,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那他们就不符合标准,就不能过渡。
鉴于时间紧迫,为了推动北京谈判早日取得一些进展,我便向赫德再次建议,双方按“先易后难”的原则,先解决比较简单的香港1994年区域组织的选举安排问题,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安排问题比较复杂,双方也还有时间,可以延后讨论。
赫德没有同意中方的建议,仍坚持主要问题应一起解决,要有总体一揽子解决办法。
后来,在北京谈判中,英方还是同意了先讨论区域组织选举安排问题,但又提出一些先决条件。中方也做了不少让步,双方在区域组织选举安排方面基本取得一致。可惜的是,英方在最后关头又提出要把1995年立法局的选举方法也扯到一起解决。17轮谈判因11月27日英方单方面宣布而被迫中断。
北京谈判由此走向破裂。
11月30日,赫德外相给我来信,一方面就英方坚持一起解决1995年立法局选举方法进行辩解;一方面提出,英方决定在12月中旬即把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讨论。
实际上,这是英方在向中方摊牌。
针对英方的无理态度,我马上于次日回复赫德:中方绝不接受英方向香港立法局提交立法草案,而且不能把立法局的意见置于两国政府的会谈之上。对中方来说,这是原则问题。
我重申了中方在4月谈判之始所做的声明,即如英方将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就意味着双方谈判的中断。
英方不听中方的警告,一意孤行,坚持把政改方案付诸实施,于1994年2月和6月,陆续交由香港立法局通过。
中方立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正式发表声明: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英国对香港的行政管理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为英国管治香港的政制架构的组成部分,即港英最后一届区议会、两个市政局和立法局,必将随英国管治期的结束而终结。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架构将依据中国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组建。
这表明,“直通车”因英方的破坏而“不通”了,中方不得不“另起炉灶”。中英双方围绕香港政制发展的这场交锋,至此告一段落,双方“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1996年3月,香港特区筹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特区临时立法会。
由于没有了“直通车”,在特区1997年7月1日成立之时有许多预备工作,特别是立法工作,必须提前做好,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又不可能在此之前成立,所以有必要成立一个特区的临时立法机构,来完成必需的立法工作。这个临时立法会于回归之日起,才正式开始执行特区立法机构的职能,为期一年,即到特区第一届立法会成立时为止。
按理说,这种安排完全是中方自己的事了,英方无权干预。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英方能对各项特区筹备工作给予合作,提供一些方便。可是,在两年前成立筹委会预备工作机构的问题上,我们早已体会到了英方的不合作态度,在设立特区临时立法会的问题上,更是对英方不抱什么希望。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英方对临时立法会就像对预备工作委员会一样,也进行了抵制。例如,临时立法会议员选出后,英方无论如何不同意临时立法会在香港当地开会,临时立法会只好在深圳开始工作,直到香港回归之后,才迁回香港。在这段时间里,在外交层面上,英方也不时把临时立法会问题提上两国外长讨论的议程,反复纠缠。
此时,我的英方谈判对手已换成了里夫金德外相。我在1995年10月再次访英时同他会晤过。后来,他回访了中国,还同我有过一些信件往来。一次,他来信对中方预备工作委员会法律小组建议废止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某些条款一事提出异议,说此举将严重损害香港的信心,希望中方三思而行。我回信指出,香港其他法律应服从基本法这项根本大法,而不应与之抵触。到了1996年4月初,即中方决定成立临时立法会后不久,他便来信提出了临时立法会问题,说有的中方官员要求凡想要参加特区候任班子的香港公务员,必须声明支持临时立法会,此举对香港公务员造成相互冲突的效忠问题,会动摇人心,等等。对此信,我未予回复。
那年4月20日,我与里夫金德外相有机会在海牙中国驻荷兰大使官邸又一次会晤。会晤中,他仍就临时立法会问题纠缠,说什么在香港交接前成立临时立法会,不符合联合声明所规定的英方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对香港信心造成了极大破坏;又说,两个立法机构并存,会引起香港社会很大混乱。这显然是颠倒了“直通车”争议中的是非和因果。
当时,我仍然耐心地说明,正是因为没有了“直通车”,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无法在1997年7月1日之前进行,所以,才有必要在一段时期内,成立一个临时的立法会。临时立法会所做的准备工作要到7月1日起才生效,因此,不存在两个并行的立法机构的问题。我希望,英方能够面对这个现实。
我还强调,在香港回归前余下的400多天里,双方应多做实事,不要吵架;多搞合作,少找麻烦。
里夫金德在后来的往来信件中,还不时制造出一些麻烦,我也没有一一回复。当然,双方之间的合作也有比较令人高兴的进展,那就是在1996年秋我们在纽约会晤时,共同确认了中英联络小组所达成的关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纪要,了结了香港回归前的一桩大事。
回顾香港回归历程,中英双方由政制问题上的分歧而导致“直通车”安排的取消,最终走向完全的不合作,无疑是整个回归过程中最大的一场风波。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中方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终未能如愿。原因何在呢?
对此,舆论界有过种种说法。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强调彭定康的个人因素。虽然当
时我们也有伦敦政府听命于港督的印象,但我想恐怕还是应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待这段历史。
1989年后,英方提出要大大加快香港“民主化”进程,那时还不得不同中方事先磋商,以与基本法衔接。到了1992年,英方却置双方的协议和谅解于不顾,不同中方磋商,单方面提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挑起公开争论,并在立法局通过,从而最终破坏了回归前后政制衔接的可能性。
英方如此大幅度改变在香港问题上与中方合作的政策,大概很难说全是个人因素所致,自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英国的当权人士根据这种变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过去与中国签署的香港问题协议,英方让步过多,吃了亏,想趁机“翻案”。我想,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引发一场大风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盛典。目睹着祖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想到祖国领土被外国占领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漫长过渡期中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都浓缩在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令人难忘的是,交接仪式的那天,终日大雨滂沱。我想,不同心境的人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觉得这场大雨畅快淋漓,将中国的百年耻辱洗涤干净,使香港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
平静中的澳门回归
如果说香港回归祖国的历程,是“风高浪急,波涛暗涌”,那么,澳门的回归,就可以用“风平浪静,波澜不兴”来形容了。
中国和葡萄牙两国就解决澳门回归问题的谈判过程相当顺利,合作良好。究其原因,这要追溯到葡萄牙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场革命。
1974年4月25日,统治了葡萄牙近半个世纪的独裁政权被年轻军官组成的“共和国救国委员会”推翻。这场政变被人们称为“4·25”革命。革命后,新政府放弃了殖民主义政策,对葡属殖民地实行“非殖民化”。先是让在非洲的殖民地走向了独立。然后,于1975年底开始从澳门撤出军队,并在后来颁布的《澳门组织章程》中,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由葡萄牙管理。
1979年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葡方又正式向中方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
20世纪80年代,当中葡开始谈判解决澳门问题时,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已经解决。这不像香港问题那样,领土主权归属是首先面临的大难题。因此,双方谈判有了良好的基础;在起草联合声明时,很快就领土主权的表述达成一致意见。在协议文本中,由双方共同声明,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相比之下,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因英方不愿说香港是中国领土,双方无法达成共同的表述方式,只能由两国政府各自做出声明: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方决定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方将交还香港。
主权归属这个原则问题解决了,中葡谈判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中方收回澳门的具体时间了。当时,葡方希望尽量晚一点儿,最好推迟到21世纪。中方从统一大业的全局考虑,认为必须在20世纪结束之前收回,但可以和香港回归的时间错开一点儿。中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最后商定,在20世纪结束前十天,即1999年12月20日,完成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
由于两国关系一直友好,又充分考虑到澳门的一些特点和实际情况,中方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在制定对澳门的具体政策时,对葡方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都尽量予以照顾。澳门有一批葡裔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即所谓“土生葡人”,他们有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利益。中方在联合声明中承诺,要依法保护这批居民的利益,并尊重其习惯和文化传统。又如,葡方十分看重葡萄牙在澳门的文化遗产和影响的延续,中方觉得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便同意在协议中特别写入“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物”,并同意葡萄牙语除作为正式语文外,仍可作为教学语言的内容,将文化、教育、语文方面的条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有关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的安排上,中方考虑到葡萄牙早已从澳门撤军,我解放军进驻澳门时,便没有像香港那样的军事交接问题。因此,解放军没有在政权交接的午夜零时开进,而是在回归日的白天,在灿烂的阳光下,威武进驻。
澳门的过渡期几乎与香港的过渡期同样长,但面临的问题颇不相同。
为了实现平稳过渡,澳门在过渡期要解决“三大问题”:即语文、人才和法律。这三大问题成为中葡外交磋商中自始至终的重要议题。中方在各个层面都积极地推动并协助葡方解决这些难题。这中间,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意见分歧,但双方基本没有公开争论过,而是协商解决,最终完成了工作。
在此期间,两国领导人曾多次互访,澳门问题自然也是双方磋商的重点。在澳门问题上的良好合作,可以说促进了两国双边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
1991年2月,我首次访问葡萄牙,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并与葡方就中、葡语文在澳门的官方地位正式达成协议,为推动上述“三大问题”的解决迈出了重要一步。
说起来,葡萄牙成为1989年之后第一个接待中国外长正式访问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在澳门问题上合作得很好,双方在过渡期中可以展望到澳门交接之后中葡友好合作的广阔前景。因此,在两国高层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可以有力地推动中葡关系以及中国与欧盟之间关系的发展。
在过渡期内,我同葡萄牙外长多次会晤,讨论澳门过渡的有关问题,也以外长身份或陪同我国领导人几次访问过葡萄牙。其间,还第一次访问了澳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9年3月,我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应澳门总督之邀,去澳门出席澳门文化中心揭幕典礼,并在那里与葡萄牙总统桑帕约会晤。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澳门的土地。而在香港回归前,我并未能以官方身份正式访港。
澳门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既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葡萄牙的传统文化,更有澳门本身的文化。澳门同胞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孙中山先生早年就在澳门生活、行医。著名作曲家、《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冼星海也是澳门人。
在与桑帕约总统会晤中,他表示很关心澳门回归中国后,能否继续保持自身的特色,并希望澳门过渡期的结束,将给中葡两国关系带来新的积极因素。他还特别告诉我,他将亲自出席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在这次会晤中,我们就澳门过渡期最后的270多天里的双方合作和所有有待解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进展,双方谈得十分融洽愉快。
1999年12月20日,中葡之间终于顺利完成了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
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那天的交接盛典,见证了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至此,港澳两地回归的任务都已完成,中国人民更有理由期盼,台湾能够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从而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何日两岸同,天意遂人愿。”这也是我晚年的心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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