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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旋涡中杨成武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0-16 18:20| 查看数: 75|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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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旋涡中杨成武

作者:董保存

第一章文革风乍起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把众多的将领推上了政治舞台。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更是深陷政治旋涡。因此有评论者说不管是谁处在那个位置上都会被卷进去的。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对杨成武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这个转折也许是来得太突然了,使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前,杨成武已经是身居高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主管军队的作战工作。
1965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所谓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这个会上,林彪一伙发难,对总参谋长罗瑞卿发动突然袭击,毛泽东偏听偏信,做出了错误处理罗瑞卿的决定。
在这个会议之后,党中央、中央军委报毛泽东同意,决定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
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刘少奇找杨成武谈的话。谈话之前他听到了一些传闻,有人说他是总参谋长的人选之一,但并不知道这个位置会落到自己头上。
刘少奇说完,杨成武很诚恳地说:“少奇同志,我的能力不够,难以胜任。最好由叶帅兼任,他资历能力都比我强得多。”
刘少奇说:“就这样定了,主席已经同意了,不变了。”
此时杨成武的心里是很矛盾的,他深知总参谋长的责任重大,而且又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升任”。
杨成武说:“如果非要我来代,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
少奇同志表示原则上同意,命令以后再下。
……
回到北京后,杨成武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宜担任代总长,又正式给军委、中央写了报告,希望叶剑英同志兼任总参谋长,自己给叶帅当助手。
这个报告送到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手里,便被扣住了。叶帅找到他,对他说:“你的报告,我不同意送,定下叫你当代总长,这是中央决定的,你就不要推辞。”
杨成武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总参谋长后不久,毛泽东便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刚开始,杨成武和许多老同志一样,真心实意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使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政治运动”。那时他的工作是比较积极的。他认为,既然主席、中央让我当代总长,我就要尽力干好。
在那个年代,许多人,特别是军队的将领对毛泽东的指示是坚决执行、坚决照办,不打任何折扣的。他们相信毛泽东,崇拜毛泽东,有时甚至有些盲目。这也许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剧。
战将们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领袖并不是完人,领袖也会出现大的失误。一个伟人的错误,比一个凡人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得多。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杨成武渐渐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情,也越来越理解了毛泽东说过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有派,千奇百怪”。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关系越来越近,他们同各位老帅的矛盾日益尖锐、公开化,作为代总长的他,经常处在“夹缝”中。周恩来、各位老帅指示要这样干,林彪、“中央文革”却指示那样干。毛泽东同志有时站在这一边,有时站在那一边。这叫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百思不解,无所适从。
杨成武用自己的才智在这中间周旋着。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多万人,他一直负责组织指挥,护卫在毛主席左右。为了保证接见不出问题,他和很多同志一起,呕心沥血,没日没夜地工作,保证了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二章毛泽东要南巡
此时,杨成武的政治地位还在上升。
到了1967年的7、8、9三个月,杨成武的政治地位到了最高点。这就是1967年毛泽东的南巡。
毛泽东有过很多次外出南巡,1967年的这一次是很特殊的一次。这次,是在人民大会堂研究“文化大革命”进程的政治局碰头会上定下的。
1967年7 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 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开会。毛泽东坐在靠近窗户的、处于中间位置的沙发上,不停地吸着烟。林彪坐在他的旁边,煞有介事地拿笔在纸上画着。康生板着脸,一副令人莫测高深的表情……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对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
——可见毛泽东并没有要搞十年“文革”,起码在那时没有。
接着毛泽东分析谈了各地的形势和干部的情况,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同时对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作了原则性的部署和指示。
毛泽东说:要给山西六十九军和陈永贵等打招呼,他要闹就让他去闹,我毫无办法的,让红卫兵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要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指指林彪,说:你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
毛主席环视到会的军队干部说:你们都是将军。不能只看军令,还要看政治水平。吵两次也可以,你这个老爷吵不得?但没有张日清(按:原山西省军区司令,很早起来造反的)也不行,要罢刘格平等人的官,不要中央罢,让红卫兵去罢。再闹几个月不要紧。
毛泽东赞扬西北的形势比较好。他说:张达志、冼恒汉从几个地方看出来比较好的。张是西北的人。不管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都要用。
毛主席对陕北米脂县人武部坚决支持造反派,很是赞赏,指示:“最好通报一下。”
不久,8 月19日,《解放军报》一版二条,以“高高飘扬在陕北高原上的一面支左红旗”为导语,发表了题为《米脂县武装部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长篇报道,《解放军报》还写了长篇编者按语,称赞:“他们是全国县(市)人民武装部中的一个很突出很难得很优秀的典型,是值得全国所有县(市)人民武装认真学习的。”
对于南方的混乱局面,毛泽东说: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他主张,只有大乱,才能达到大治。
毛泽东不赞成一派压一派,主张联合。他说,南京居民反对武斗,现在又出现了第三派,南京越压越火,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
“内蒙训练的军队都回去了吗?”毛泽东问到会的同志。当他听到满意的回答后,毛主席说:军队还是听话。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呢?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年吃穿除外发72元(按:那时战士每月发6 元津贴),寄一半回家,哪有这样好的。
提到湖南,毛主席对当时控制湖南的人不让“湘江风雪”、“六号门”等群众组织成员当民兵想不通,他问:这是为什么?并说:要四十七军军长、副军长、政委、副政委等多来几个人到长沙,湘潭、株洲两派都来人,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
谈到干部,毛主席说,胡继宗、华国锋都是好人,军区要收拢这些人嘛!
武汉的“百万雄师”不能不要,“红暴会”讲通了。第三章专列驶离北京站
毛主席提醒到会人员,说:你们太天真了,你们说外国人不拥护我,中国人也有不拥护我的,北京就有人不拥护我。毛泽东同意公开点罗瑞卿的名,并说:彭(德怀)罗(瑞卿)黄(克诚)谭(政)都要拿出来斗,要见报。自那以后,这些老同志的名字,在中央的报纸上就被点名批判了。
对于我们党的状况,毛主席一方面指出: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另一方面也不同意重新建党,说: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这种程度。
毛泽东分析了各地的形势,然后得出结论似的说:现在军队首当其冲,是当局了。并提出要“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还说:陈再道书生气,要帮忙,并准备在武汉游泳。
——这很能反映毛泽东的个性。他喜欢大风大浪。
毛主席讲了以后,与会者大多数不赞成他去武汉,周恩来表示:武汉几派群众组织矛盾斗争激烈,考虑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否暂不去,或者不去武汉到别处看看,游泳可以到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
毛主席坚持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去。
林彪也劝说:“主席啊,你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到武汉去游水也是很好的,但大家都关心你的安全问题。”
“没有关系的。”毛主席自信地说。
“武汉比较乱。”不知谁冒了一句。
毛泽东对参加碰头会的这班人的意见,没有简单地否定。但他要做的事情,都是胸有成竹的,一旦下了决心,任何人都难以使他动摇。
他微笑着把烟按灭,说:“没有关系的。我不怕乱,三个小时后出发。让杨成武跟我去。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此刻,杨成武正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听毛泽东叫他,忙站起来。
于是,会上决定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外地,并要汪东兴负责组织专列。
周总理说:“成武,你出去有两个任务:一是给主席当联络员;二是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周总理还指示飞机和舰艇都要到武汉,以备主席使用。
会后,周总理将杨成武和汪东兴叫到怀仁堂,专门研究毛主席外出视察的安全问题。周总理反复交代:“武汉东湖很乱,上述两条任务,你一定要做好。”
会议结束后,当晚他先飞往武汉,为毛主席安排住处。
当晚11点20分所有随行人员赶到人民大会堂,吃了夜餐,准备登程。后因专列上也有派性,需要进行调整,所以出发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
7 月14日凌晨3 时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站,开始了视察大江南北之行。
正是这次南巡,正是“联络员”这一特殊职务,使杨成武进入了政治旋涡的中心,接触到了作为一个将军本不应该接触的事情,看到、听到和感受到了最高统帅是如何处理正在发生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毛泽东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飞驰,沿途经过石家庄等地,路边的建筑物上贴满了完全对立的大标语。“打倒闫同茂!”“闫同茂是个好同志!”……到了郑州,大标语刷进了车站:“大局已定,二七公社必胜!”“二七公社必定灭亡。”
毛泽东吸着烟,看着大标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并要随行的杨成武报告周总理,转告大家。
要是依了毛泽东的意见,到武汉的当天他就要下长江游泳。出于安全考虑,警卫局派了几个人去试水。杨成武负责安全工作,当然要去。
第四章在武汉东湖听取汇报
没有料到的是,到了江边,战士们刚一下水,就有人认出了杨成武。
“嘿,那不是杨成武代总长吗?”
于是就有几个人挤过来看。还说:“是,就是杨成武。”
杨成武赶忙说:“不是。我不是杨成武,你们认错人了。”
“没有错,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上有你。”
……
杨成武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暴露了毛泽东在武汉,可是天大的事情。他急忙赶回东湖,向毛泽东汇报。
游泳的事暂时放了下来。
此时的毛泽东最为关注的当然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他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形势大变,造反浪潮风起云涌。他此次南巡,也正是要解决运动如何进一步发展。
7 月17日上午9 时。毛泽东在风光秀丽的武汉东湖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郑维山、杨成武开会,听取派往西南地区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汇报云、贵、川和武汉地区的情况。
那天毛泽东很放松。在汇报过程中,他有提问,有插话,也有指示。当谢富治谈到在昆明开会讲话情形时,毛主席说,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还讲了话。毛泽东关切地问昆明军区政委的情况,问: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
汇报组说到《云南日报》又出版了,毛主席却说:云南日报办起来,还是军队领导,那还不是老样子。
“现在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了。”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好!军管就是难办。”
“周兴、赵健民你们没谈吗?”主席又问了一句。
“周兴病了,赵健民谈了一下。”谢富治回答。
汇报组接着谈四川情况。毛主席听到后说:张国华他们没有下过车间。毛泽东对领导干部不经常深入群众表示不满意。
汇报组说到在四川首先做好部队工作的情况时,毛主席很是欣赏,说:“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好。”并指示说:对军队的同志说,四川的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廷、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提到“红成”(群众组织)处处夺权时,毛主席批评说:“红成”这样夺权,越夺越没有权了。正好让他们一万六千人徒步上北京,欢迎他们,蹲上一个月再回来。
听了五十四军在四川的情况介绍后,毛主席评价:五十四军基本上是个好部队。
汇报组谈到各级干部都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毛泽东说: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
毛泽东指着郑维山说: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就是对持有武器的造反派,他也说:有枪支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只有一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了。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怕什么。毛泽东当时对抢枪武斗的估计,并没有预料到像后来发展的那么严重。
当汇报到四川革委会筹备小组补充了12个代表,里边有原来省里的干部李大章,有人怀疑他和造反派刘结挺勾结在一起,毛泽东听后立刻解释说:李大章哪里是什么刘结挺勾结的。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不行,当个黎元洪也很好,总要有个在四川有名的人嘛!
第五章出乎意料
会议的话题接着转到湖北等省时,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有可能要早些。
“三新”、“二司”(湖北两个群众组织)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
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
“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
毛泽东对军队在支左时抓了一些造反派的头头是不满意的。他明确主张政府和当权者应当少抓甚至不抓,由群众自己去抓。他批评武汉军区的司令说:陈再道不高明,不动脑子。这下动脑筋了。但又说:不管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
毛泽东并不把干部的所谓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他多次声称: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毛泽东以征询的口气问大家:要陈再道检讨,能转得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他能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
说完,他又重复一句: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对军区如何处理好两派之间的事,采取什么方式,毛主席想得很周到,他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毛主席问到会的人。有人回答:军训反过去了。毛主席并不相信这种回答:反过去,还是反过来?  “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毛主席问汇报情况的同志。
“他们提出,全线反击。”汇报组的人回答。
“那是中央苏区的口号,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但是考虑到群众的心情,毛泽东还是指出: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搞一个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毛主席对群众提出“打倒陈再道,打倒刘培善”的口号,提出:“不要太看重。”
“武汉三派都有报纸,‘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三新’、‘二司’的报纸抢着看,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毛泽东的话里,是有倾向性的。
毛主席对谢富治、王力说,对湖北,省市委的干部,也要找一些谈谈。
最后话题转到湖南。毛主席指示:“湘江风雷”势必恢复。
章伯森群众拥护。湖南“高司”、公检法不那么得人心。人家巡逻,军区还要巡逻做什么?查到他不行再说。这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嘛!
有的造反组织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毛主席听后指出:过去国民党在城市,工人学生没有发动,要反蒋反帝,所以是革命的口号。现在是共产党的城市,工人学生发动了,现在提这个口号,就是反动的口号了。大家赞同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想起了1966年夏天横渡长江的情景时说:一整年了,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来之前,好些同志劝我不要来,把形势说得很严重,沿途“一个鬼也没有扒车。”
讲到这里,毛主席感慨地说:“无论哪派,都要打我的招牌。”
这次会议,除谈了云南、四川的情况外,对解决湖北和武汉地区问题的原则,也基本确定了。这就是做好军队的工作,干部有错误不管大小,检讨改了就行了。三派要达成协议,派头头要放出来,“百万雄师”要保留做工作,陈再道要检讨(一功二错),但不能打倒。用毛主席的语言是:“我们保驾。”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毛泽东的意愿发展,几天以后“7 ·20事件”爆发。
第六章从“百万雄师”说起
1967年的夏天,武汉发生“7 ·20事件”。此间,杨成武经历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也正是在这事件的过程中,他进一步看到了政治的复杂性。
说到“7 ·20事件”,就必然说到“百万雄师”。这个词对年轻人来说已很陌生,但当时却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关于这个组织的情况,“7 ·20”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陈再道曾对这个组织和事件发生的背景有过如下的叙述:1967 年“五一”前夕,我和钟汉华同志回到了武汉。这时,武汉地区各个群众组织已经分化为两大派。军区支左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武汉和南下的所谓造反派,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钟汉华同志,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给武汉军区施加压力。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 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17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持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7·20事件”发生前,已拥有一百二十余万人,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武汉军区驻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我们从内心讲,也同情他们,只不过所处的位置不同,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他们罢了。
与百万雄师相反,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人数越来越少了。我们从大局出发,仍然着重做他们的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他们,生怕把这批“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搞掉了,交不了差。
6 月4 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和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实行大联合。《公告》发表后,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对《公告》也不太满意,认为我们太软弱了。
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之间所以闹得这么凶,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策划操纵的结果。这件事情的内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初步揭开。
1967年3 月以后,林彪多次向吴法宪等亲信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即不亲林彪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哪些人不亲林彪,吴法宪等人心中是有底的。5 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先后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了四五次电话,要武空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
4 月份,中央文革派遣大批北京各院校的造反派到外地,以“调查”为名,进行反军乱军活动。北航红旗的几个造反派到武汉后,召集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开会,说什么“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这个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瞎说,事实上,中央文革和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就有着直接的联系。林杰、吴传启和戚本禹的秘书5 月初先后接见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5 月16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总翻案。”
第七章陈再道如是说
陈再道说: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
6 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电报发出之前,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头头看,给他们打招呼,说电报是经过康生批准的。“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他们大量收集,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接到中央文革6 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做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 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
7 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7 月14日清晨,总理为主席打前站,乘飞机到了武汉。随同总理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四名造反派也由重庆赶到了武汉。主席是晚上到武汉的,随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
总理亲自为毛主席打前站,据说是想看看武汉的形势,究竟是不是像中央文革说的那样漆黑一团。另外,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进他们联合起来,稳定武汉的局势,为毛主席横渡长江创造条件。总理还设想,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武汉问题解决好,这对于解决其它省的问题,对于稳定全国的形势,会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7 月15日和16日,主席两次召集总理和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席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主席还让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的工作。
7 月15日开始至18日,总理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连续四天听取我们的汇报。这个会议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以及李作鹏、刘丰和作战部长们也断断续续参加了。18日下午,总理做了总结讲话,大意是: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总理在讲话中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且为军区承担责任,说我们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这个总结讲话的提纲,据说是总理亲自拟的,并且送主席审阅过。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第八章毛泽东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召集重要会议
陈再道回忆说:总理苦口婆心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总理为了消除我们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就告诉钟汉华同志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
说到七·二O事件,也必须说到7 月18日晚8 时。毛泽东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地召集重要会议。
参加的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杨成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会议的中心是研究如何解决湖北和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两派斗争问题。
毛主席一见到陈再道、钟汉华就和他们热烈握手,亲切地招呼他们坐在主席的身旁,然后问道:你们怎么样?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随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我1 月21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的身上来了。”毛主席看看坐在身旁的军区领导说:你们没有那么厉害,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的错误严重。湖北与河南、江西比,没有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军事机关。1 月28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4 月6 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造反派又得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了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筹委会的小报,他们约束了,下了命令了,不要乱开枪。河南还在打。
谢富治汇报他们到了武汉那些革命群众组织总部时,毛泽东当即批评说:“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
“我们都平衡了。”王力说。
毛主席问陈再道:“武汉形势不错嘛,你们打算怎么解决?”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司令直率地回答。
毛主席一听乐呵呵地说:“方向路线错误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谁都是方向路线错误。”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陈再道听了毛主席讲的这番话之后心情平静了许多。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毛主席不同意陈再道提出的处理方法,并指示说:“要做好工作,首先做好部队的工作,光你们两个人(指陈、钟)不行,有的人不听,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市委的干部、人武部的干部要说通,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不痛痛快快也不要紧,要求几天转过来,你们太急了。”
毛主席给陈司令出了个好点子:“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在“发表之前,三方面(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毛主席相信各派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是很容易团结起来的。
陈再道是放牛娃出身,直性子,说话不会绕圈子,听后直截了当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出面讲话。”
会场中的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以为陈再道说的是将他的军,就毫不示弱,立即给予回击,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王力这话,实际上是暗示“百万雄师”只听军区的,在毛主席面前告军队的状。
第九章“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
毛泽东对于这种情况甚是明白,指出“要同工人总部做工作,要拥护军区。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指中央文革的人)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讲到这里,毛主席要谢富治、王力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的群众组织,做好思想工作。谢富治当着主席的面表示同意,但事后根本没有执行。
会上有人谈到“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似乎有点冷淡,也有点慌的样子。毛主席说:“‘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的人去开会不那么的,告诉他,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吧!不能说他都是坏的吧。”毛主席又说:“我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
说到“百万雄师”内部很大部分是工人时,毛主席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吗?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招待所(指主席住的东湖宾馆)两派,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道理也不那么多。是否能够合进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市成立革委会,原先就是急。”
周恩来立即插了一句:“后来推迟三个月。”
毛泽东继续阐述他的看法:不必忙,世界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这里(指招待所)加入工总的也只是说陈再道有错,不是打倒的问题。“三新”就那么厉害?什么“打倒”、“解放”、“油炸”、“全线出击”哟等等,不能全信。
讲到这里,毛主席停顿了一下,然后强调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组织。”
会上谈到湖北省的干部,说江毅影响好、赵修问题多、徐道齐可以、杨锐可以时,毛主席明确指示:“都打倒,我不同意。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王任重有什么罪?王任重申辩说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些话不要自己讲,让别人讲。他在北京搞的一些事,总是不好的,都是保字号的,这个人恐怕扶不起来了,最后结果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去批。”
这时,有人插话:主席说的万万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自己承认了,谁给你平反呢?王任重死抱着自己不承认。
毛主席看看大家,然后说:“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同陶铸关系很密切,有些人等打起仗来就可以看出怎么样了。”
会上有人说到新华工学生都是戒备森严、全副武装时,毛主席感到有点惊奇,说:新华工还这么森严?江西为什么基干民兵可以有枪,为什么红卫兵不可以有枪。毛主席有点为红卫兵鸣不平,他说,如果刘培善有气魄,就把民兵的枪支收回来发给红卫兵。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和湖南。
会议最后又集中到如何解决武汉的问题。毛泽东指示:你们主要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的工作,责任在上面,在军区,下边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军队就是有这个好处,讲直话,讲出来有好处,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广大的干部战士。“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基本上是好的。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绩,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
毛主席明确指出,抓朱鸿霞不得人心。叶冬初有点水平,受一点压迫好。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人受一点压迫好,蒋介石压迫我们,就压出来几十万红军。一绝食就紧张起来,才不要呢!到现在绝食没有一个死的。有人问我,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有绝食的,我说因为社会主义不完全,还要革命,要部分推翻,不要全部推翻。1 月21日军队支左介入,以后搞了八条,对这个八条如获至宝。军队抓人多了,以后呢?搞了十条,正是夺权介入,八条的时候军队锻炼一下好!
第十章周恩来返回北京
毛主席当着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的面,指着谢富治、王力等人说:“要使他们能出去。不仅保证人身安全,还要保证拥护陈司令、钟政委。一个‘百万雄师’,军队机关,怕他们造反。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他们内部也可能发生内战。”谢、王表示按主席的指示办。
这时周恩来插话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很严重的。但是责任在军区领导,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总理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之后,可能要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周总理在讲话时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主动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他说军区决定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
毛主席还说: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声明发表后,问他们拥军是真还是假?先开万把人的干部会检讨。世界上的事情,这几个月来,一年来什么怪事都有了。章伯森、刘瑞林有些什么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不这样,那我就瞎了眼。
毛主席还联系自己,说他过去就结合过刘少奇、张闻天、高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会上毛主席得到报告,说北京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去斗。
毛主席说:不能这样搞法。二百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有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刘少奇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的。毛主席解释说: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毛泽东最后对军区领导同志说: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空军、兵种都冲过。这回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所以有二次革命,搞调和复国论。
毛主席所以讲这些,无非是让大家接受点教训罢了。
这个会议,开到晚上十点半结束。杨成武当时认为开得很好。毛主席把解决武汉问题,从方针、原则到具体步骤、方法都安排妥了。只要认真落实,问题并不难解决。参加会议的人,对毛主席这样安排,都表示赞同。
陈再道、钟汉华尽管对要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但看到毛主席并没有要打倒他们的意思,因而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散会后,他们向毛泽东敬礼告别时,毛主席还很客气地送他们到走廊。
在走廊上,遇到几位招待所的服务员,毛主席立刻把他们招呼过来,笑着向他们说:“认得陈司令吗?再不要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毛主席并要他们和陈再道一一握手。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话,在互相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鉴于处理武汉问题已安排就绪,周恩来总理决定当夜回京。周总理担心由机场回来时被群众拦截,不让杨成武去送行。杨成武坚持要去,并说:“飞机不起飞,我不放心。”总理同意了杨成武的意见,让杨成武去送。北京军区代司令郑维山,也决定和周总理同机返回北京。
杨成武到机场时,谢富治、王力尚没有来,在周总理已经登飞机起飞前,他们赶到了。送走周总理后,回到住地已12点了,杨成武又找陈再道、钟汉华和李静商谈如何具体落实毛主席指示的事。当时感到胜利在望,心情都较愉快,一直谈到凌晨2点才休息。
第十一章谢富治、王力到水院煽风点火
当时,杨成武并不知道,到机场送走总理,谢富治和王力带着刘丰等人,直接从机场溜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佩戴着造反派的袖章,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先后在大会上讲话。
王力疯狂地喊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王力讲完话,谢富治又要刘丰等空军负责人挨个“亮相”。过去埋怨抓人抓得太少,要“多抓几个造反派”的刘丰,此时摇身一变,说自己是小学生,支左犯了错误,希望造反派帮助纠正,以后要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边等等。
谢富治、王力这天晚上的活动,成为爆发“七·二O 事件”的导火线。
第二天,7 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提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自治区,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7 月19日上午,按照预定的计划,武汉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通过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讨;下午三点多钟,又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王力开始说他不讲话,但谢富治讲完后,王力又说他要讲话。王力用教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王力从1965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讲起,一直讲到1967年军队支左。说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的前身)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要大树特树工人总部。还说什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二·八声明》、《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滔滔不绝,一直讲到夜里11点钟。而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开始行动了。
这些,杨成武也不知道。7 月19日下午,杨成武还找驻武汉的海、空军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昨晚的会议精神,以便武汉问题能顺利解决。
晚饭后,省直机关的干部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和王力接见他们,回答问题——并且解释清楚,王力到水院的“四点指示”,究竟是什么意思,用心何在?
散会后,陈再道和钟汉华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这些造反派头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犯了错误,感谢宽大。正是这个时间,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凭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军区机关干部的家属子女纷纷端茶送水,慰问他们,支持他们的行动。
第十二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事件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
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去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经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的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7 月20日6 时,杨成武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有人叫他:“杨代总长,出事了!‘百万雄师’要抓王力,他们在围攻谢富治。形势很紧张,街上很乱……”
杨成武赶快出去了解情况,他很是担心,因为他要对毛泽东的安全负责。
情况很快弄清楚了。就是因为王力的讲话发表以后,被激怒了的湖北省直机关干部和一部分部队的人。他们来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和王力接见。这时闻讯赶来的“百万雄师”的人也涌进了军区大院,要求王力说清楚他的所谓“四点指示”。
军区有关领导做了说服工作,仍不见效果。他们希望王力出来一下,和群众做些解释。王力根本不见。这进一步使矛盾激化——“百万雄师”的队伍开进了东湖宾馆。
没有去过东湖的人可能不知道,东湖的面积有81平方公里,仅水面就有33平方公里。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在丛林深处,所以当人们冲到东湖的时候,毛泽东住处还和平常一样安静。只是知道外面情况的一些人在着急,担心他们会冲到这里来,因而做了应急的准备。
“百万雄师”的代表冲进了谢富治和陈再道所在的房间,要王力出来和他们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陈再道耐着性子劝他们到客厅去谈。这时,王力就在隔壁房间里,他不出来和这些代表见面。
情况突然出现了转机,谢富治和陈再道与“百万雄师”的代表谈得很是融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百万雄师”的代表。王力看情况有变,就出来和这些代表见了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批群众和一部分部队的战士冲了进来。他们叫着要抓王力,他们把陈再道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
跟随王力来的北航“红旗”的人马上站出来,要保卫中央文革,于是就发生了冲突。群众和战士要揪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和群众说清楚,王力坚决不去,在一片争吵中,王力被抓上了汽车。
这就是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的王力被抓事件。
王力被抓走的时候,谢富治跑到了杨成武所在的百花一号。这时候杨成武已经知道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因为王、谢到外面去讲了话。他问谢富治:“你们到外面究竟讲了什么话?”
谢富治简单说了说他们讲话的内容。
“你们事先请示了总理没有?”
“没有。”
“报告主席了吗?”
“也没有。”
谢富治说这话的时候,有些紧张。
“你们捅了大乱子了!”
杨成武一急,说话的态度也有些不好。
说别的已经没有用处,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们和汪东兴等人立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群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谁也难以预料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第十三章周总理重返武汉
作为联络员,杨成武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说:你们可视情况,将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接完电话,杨成武立即往主席的住处赶。他看到警卫战士正在做最坏的准备。连一些机要人员也行动起来了。
就在他们紧张准备的时候,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进行游行示威。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也像江水一样滚滚而过。他们张贴标语,高喊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正直勇敢的武汉人民以为,这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定能够引起中央的重视,从而采取正确的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林彪和“中央文革”所希望的……
当天,周恩来听说武汉发生百万军民反对王力的游行示威,即决定重返武汉。下午3 点54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对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零一(即林彪)报告一下。”
吴法宪把总理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总理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紧急调动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机场,一片刀光剑影。总理不以为然,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丢在山坡机场,仅带着两名卫士,乘汽车赶往武汉。
总理一到武汉,就叫孔庆德和牛怀龙同志(独立师师长)把王力找回来。并让孔庆德通知百万雄师,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飞机(由于林彪插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这时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却失踪了。王力在哪里呢?
王力被抓走后,钟汉华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同志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经过一番工作,钟汉华、叶明、孔庆德等同志设法将王力悄悄地弄出来,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六号楼。
六号楼位于小洪山北侧,紧挨着军区指挥所。周围是部队的营区,比较安全。当晚,叶明、韩东山准备再次把王力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却发现王力“失踪”了。
原来,7 月20日下午,叶明担心再次把王力抓走,不好交差,便命令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当时在军区大院)回去,万一情况紧急,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
谁知张昭剑却怀有政治投机的目的,哄骗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隐瞒了他所在的二十九师参加揪王力的事实)是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抓王力的。
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第十四章武汉事态严重
7 月21日上午,总理叫武汉军区找找王力,叶明派人找到二十九师,师参谋长根据张昭剑的交代,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不告诉他们具体位置。武汉军区只得向总理汇报,说二十九师这样做十分反常。
这时,武汉空军的刘丰得到王力在二十九师的消息,立即窜到二十九师。一去就冲着张昭剑大骂武汉军区,说:“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些什么人?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
张昭剑说:“我听空军的。”
刘丰把王力转移到武空司令部。
王力要刘丰“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特别对人武部要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要创造一个革命的大军区”。
7 月22日凌晨3 点多钟,王力在李作鹏、刘丰的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清早,刘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他亲自把王力接出来,转移到山坡。武汉情况紧张,电话里不敢讲。与此同时,武空也向吴法宪报告,说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等等。吴法宪接到这些电话后,都迅即报告了林彪。
这天上午,周总理在王家墩机场召集李作鹏、叶明、孔庆德和刘丰等人开会。总理让叶明、孔庆德住到二十九师,暂时主持军区的工作。并且让他们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他才好说话。总理还说,武空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
总理在谈话中没有责备军区。
李作鹏和刘丰等人根本不执行总理的指示,他们身后有副统帅支持。
当天,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说“七·二O ”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甚至指使在武汉保卫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军舰发表《严正声明》,恶毒攻击和诬蔑武汉军民。
《严正声明》杀气腾腾地说:“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吴法宪和刘丰串通一气,说空军要对“七·二O 事件”发表声明,打倒陈再道。总理发现制止,他们不仅不听,还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林彪。
7 月23日,刘丰从吴法宪那里听到消息,马上打电话给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O ’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
张昭剑听了这话,立即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扬言要把军区领导同志“统统打倒”。尤其狠毒的是,张昭剑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叶明、孔庆德同志赶出二十九师,以致叶明同志几乎被打死!
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依了毛泽东的估计,武汉的情况可能会很快好转,他还可以在那里“胜似闲庭信步”,谁知武汉突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态。
根据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即使如此,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准备马上离开武汉。是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使他下了决心。
武汉的情况很快汇报到了林彪那里,也很快到了江青那里。
他们当时希望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局面。
据陈再道同志生前讲,7 月20日上午,林彪叫秘书给他起草了一封信,是写给毛泽东的。叶群叫秘书把这封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让秘书转告戚本禹,说这是林彪的意思。
戚本禹不敢怠慢,马上找了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不知为什么,这封信的落款处,竟签上了江青的名字。
第十五章毛泽东说:“先飞起来!”
经过周密策划,林彪江青决定派邱会作飞往武汉。据说临行前,江青给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中午,杨成武接到电话,说邱会作要来武汉,有重要情况。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赶到了武汉。
杨成武看到了那封写有“亲启”字样的信封,立即呈送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过信后,马上叫来了杨成武、汪东兴等人。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毛泽东的话有些生硬。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了。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这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此时的空军机场,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
杨成武走下了汽车,直奔飞机,对他们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当时毛泽东就在车上,总不能让老人家在车上等着吧!杨成武也急了,他说“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无奈,那些战士根本不听,他们也不认识杨成武。
这时毛泽东已经从汽车上走了下来,他是不等的,他就朝飞机走来了。
杨成武说:“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那些战士这才放行。
毛泽东刚刚坐上飞机,机长过来问:“首长,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毛主席操着他那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
毛泽东问杨成武:“我们现在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说:“还在武汉上空。”
毛泽东示意告诉机长:“往东飞,去上海。”
杨成武看见毛泽东深情地看了看脚下的武汉三镇,然后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几个小时后,周恩来到达武汉。
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22日上午,杨成武接到了周总理从武汉打来的电话。周恩来说:我正在和林副主席商量部署,商量好后请示毛主席;武汉的事情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
最后,周恩来说,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不受伤害。
杨成武马上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报告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
毛泽东没有让杨成武马上离开,而是和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武汉的问题。
怎么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设想了好几个方案。他对杨成武说:“是宜快还是宜慢?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再道不好,错了。快,总要准备一下,要进行动员。计划一个礼拜的时间。慢一点就是暂时先不动。”
说着说着毛泽东把他的怀疑说了出来:如果这件事就是所说的那样,会不会在决策时有哪个老帅参加?
这当然是毛泽东的怀疑了。
林彪、江青就是要造成毛泽东的这种怀疑。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了出来说:这类事情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还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的状态——江西、湖南、河南。
毛泽东说,如果能在内部解决武汉问题是最好的了。
第十六章林彪插手“七·二0事件”
毛泽东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把问题看得比过去严重多了。他认为,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的问题解决好一点,再来解决湖北的问题,军队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来一个分化。不然他们会调动农民,占领三个学校。
他说,解决武汉问题,牵扯的问题相当大,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
毛泽东严肃地说:“派兵问题要慎重。”
毛泽东问杨成武,有什么办法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北京有两万多“百万雄师”的人,要做好工作,让他们回去。它是个群众组织,数量很大,又同军区在一起,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
说着说着,毛泽东慨叹一句:“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呢。”
在谈到周恩来提出的武汉问题处理意见时,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做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指陈再道),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他并没有下死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没有下这个死命令。因此毛泽东同意把陈再道等四个人保护起来。
武汉和北京的消息不断传来。到了中午12点半,毛泽东又把杨成武、余立金、张春桥、汪东兴找来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说:“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要谈去北京谈。”
当时周总理等人还在武汉。
毛泽东的看法是:三方面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这是一。其次,现在看来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头头,还未最后下决心。他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好。并且指示把孔庆德、叶明同志带去北京,以免受害。
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好像很多,也好像不很固定。他说,三方面一起谈可能谈不成,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什么条件?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毛泽东又说,如不去北京,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
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的统帅,在这个问题上大费心思,他考虑再三,最后说,不必了,还是早点离开好,这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他最后说,叫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吧。
杨成武离开梅岭一号,马上给周总理挂通了电话,并把毛主席上午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作了传达。
7 月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
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
谢富治汇报后,林彪决定,把“七·二O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O 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林彪的决定把总理处理“七·二O 事件”的打算全部推翻了。
会后,林彪又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第十七章陈再道等人进京“开会”
关锋第二天对王力说:林彪之所以要采取这样非常的措施,不是为了欢迎你们回京,而是为了毛主席被迫离开武汉。阴险狡诈的林彪,明明是自己胁迫毛主席离开武汉,反过来却把罪名加在我们头上,用主席的名义来打击敢于反对他的武汉军民。
7 月23日凌晨,中央文革对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事件”,于是开始了一场对武汉军民空前规模的舆论围剿。
几乎是与此同时,23日凌晨3 点钟,陈再道、钟汉华收到了以中央名义调他们进京“开会”的电报。此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连续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
尽管如此,武汉军民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当二十九师师长率领两卡车战士护送陈再道、钟汉华去机场时,游行队伍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振臂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一路上通行无阻。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一共是15人。刘丰这天进进出出,发号施令,已经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他规定陈再道、钟汉华不准离开屋子,并且召集跟随的秘书、保卫干事开会,要他们和陈再道、钟汉华划清界限,实际上是把他们软禁起来了。
有人说,林彪这么做,有他的用心,他是要借这个机会,把那些老帅一个一个都打倒。
也有人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中央文革和林彪等人把毛泽东欺骗了,起码是毛泽东相信了他们。
杨成武认为,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毛泽东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晚年充满了怀疑,特别是怀疑那些带过兵打过仗的人。他对陈再道的态度与林彪、中央文革的意见是有所不同的,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上海向杨成武交代任务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你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以前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也是建国以后才认识这位放牛娃出身的陈再道的。那时,他是河南军区的司令员。后来,毛泽东每次到武汉,都要见到他。他给毛泽东的印象是,文化水平不高,但很能打仗……
“你对武汉的事情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军队里的老同志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呀。”
事情虽然过去了好几天,看来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杨成武说:“他们不会反对你的。”
“对!对!对!”毛泽东连说了三个对。
他转而又问:“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
“不清楚。”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杨成武带着毛泽东的指示,飞回北京,向有关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也向陈再道传达了这三句最高指示。
如今杨成武将军回忆起来,还感叹地说:如果没有这三句话,陈再道还不知被整成个什么样子。
7 月24日凌晨3 点多钟,陈再道、钟汉华等人飞抵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总理交代宾馆的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注意保密。总理还下令给京西宾馆增派了警卫部队。
第十八章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
陈再道、钟汉华刚住进京西宾馆,造反派就知道了。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这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派人把陈再道、钟汉华藏进电梯,熄了灯,让电梯悬在半中腰。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问傅崇碧:“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同志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总理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陈再道、钟汉华的安全。总理声色俱厉地对谢富治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
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总理这天上午还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去做三军造反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戚本禹接到总理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总理的指示不好办!”根本不做工作。而吴法宪则告诉总理,说他接到电话后,找三军造反派的头头,做了工作,但三军造反派不仅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反而要求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交给三军造反派批斗。
其实,林彪、江青一伙,已策划了新的阴谋。陈再道、钟汉华一到,吴法宪就找到刘丰,对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文艺口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后,三军造反派就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
三军造反派的行动是林彪派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串连”布置的,叶群要求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还要求他们到处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徐向前的标语口号。为了给三军造反派鼓劲,叶群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的游行示威,甚至亲自出马,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7 月24日晚上,中央文革根据林彪的“第二步骤”,开会研究关于“七·二○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会议还决定7 月25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和出席大会的人员名单。会议情况书面报告了林彪。
7 月25日下午3 点钟,离大会开始只剩下两个小时了,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江青、陈伯达、关锋、姚文元表示“拥护”林彪的意见。江青和陈伯达说: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关锋甚至建议,为了“壮大声势”,应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等人也参加大会,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指叶帅等)就可以不参加了”。林彪对关锋的意见非常赏识,夸奖他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果然,这天下午的大会,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没有参加。
下午4 点多钟,林彪爬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第十九章毛主席称陈再道为同志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
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帅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清华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迎接林彪“文化大革命”“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
据蒯大富交代,他们当时分析: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蒯大富等人的分析,完全切中了林彪分裂军队的反革命目的和篡党夺权的罪恶野心。
7 月26日上午,陈再道、钟汉华接到通知,说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通知称陈再道、钟汉华为同志,并附有中央复电的全文和主席的批语。批语说:“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电如下,请酌定。”复电共五条,其中第二条,主席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内容是:“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毛主席称陈再道为同志,使陈再道深受感动,当时如果没有这两个字,他们的处境将是另一回事。
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际上是斗争会。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指定在第一排“就坐”,但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谢富治讲完,吴法宪发言。
据吴法宪后来交代,这天早上4 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他,要他开会之前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
吴法宪受到指使,气势汹汹地说:  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第二十章杨成武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吴法宪发言过程中,总理三次打断他的话,要他讲主要的,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并攻击徐帅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帅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完,徐帅写了张条子送给总理,忿然离开了会场。陈毅和谭震林同志没有发言,也是中途离开会场的。
会上,陈再道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吴法宪不等他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过来,抓掉他们五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受到指使的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他们进行武斗。
总理在休息室听了秘书周家鼎同志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但这时人已经溜掉了。总理后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而江青却表扬吴洗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中央常委的扩大会议搞武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会议从中午开到吃晚饭,吃过晚饭又接着开,陈再道低头弯腰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支持不住,看见康生坐在那里不讲话,以为康生是个老同志,又是文革顾问,和他讲讲,也许能让自己坐下来,于是就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
话没说完,康生脸一变,恶狠狠地训道:“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在这个会上,康生和江青一唱一和,说党里有坏人,军队里也有坏人,张国焘、彭德怀、罗瑞卿就是坏人,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煽动部队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中央、中央文革,也是解放军的败类,是解放军的奇耻大辱等等。林彪的几员大将和江青的几名走卒在会上也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所有到会的人都必须发言,表明自己对“七·二○事件”的态度。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杨成武跟毛泽东外出的任务是当好“联络员”。经历过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后,杨成武深感这个角色非常难当。特别是当他听到最高领袖的一些特殊想法和看法之后……
“八一”建军节过后,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向毛主席报告的问题,综合整理后,于8 月3 日上午,又一次飞往上海。
3 日下午5 时45分至8 时50分。在毛主席的住处,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南省军区和一军的领导班子调整打算,与开封市存在的问题,谈了江西省军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湖南长沙准备武装一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加强武汉军区司政领导的配备,和东北鞍钢的问题以及林彪对各总部各军兵种文革情况的看法,等等。
毛主席听后,首先表示:“乱了就好,同意林彪同志的看法。”
因为林彪当时有个基本观点,认为军队文化大革命,凡是乱透了的就好,并拿总参、总后、海军、空军、二炮等单位作例证。没有乱透的就不好,他举了总政、一炮、铁道兵,装甲兵等作例子。其实总政那时由于陈伯达、江青等人点了肖华的名,揪出了刘志坚,机关内部已基本瘫痪了。林彪还说:总政的脓包没有穿透。他这种首先把军队领导机关搞乱的主张,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叶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几项请示报告》,明确提出军队担负着保卫国防、训练、生产等任务,必须保持稳定和指挥畅通。
第二十一章毛泽东赞成武装左派
毛主席赞同林彪的看法,说:“乱了就好。乱是个好机会,昨天出了乱子,可以派人进去,坏人可调出来,好人看清了。”这就使林彪有了借口、有了“上方宝剑”了,可以打着毛主席支持他的观点而为所欲为了。
毛主席听到湖南打算武装长沙一万工人左派时,表示同意。毛主席还详尽地介绍了上海准备武装十万工人的做法。主席说:“张春桥写了一个报告,准备武装上海十万左派工人,分三步走:第一步组织起来,第二步发一部分枪,第三步全部发枪。他们有一百多万工人,武装起十万就好了,不脱产的。”毛泽东还指示杨成武好好看看张春桥的报告。主席一边阐述自己的意见,一边发问:枪在右派手里好呢?还是在左派手里好呢?人武部当然不是全坏的。毛主席主张:正规军的枪夺了不要紧,以后再发嘛!主席说:听说四十七军有个团长枪被夺走了大哭起来。这是个好团长。右派抢去了哭是对的,左派抢去了就不要哭。
毛泽东当时对武装左派是很赞同的。他说:武装左派问题,把农村的枪统统收起来,以后发到左派手里。发枪主要是城市,首先是城市,一定要在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才算条件成熟。但将来呢,左派还会有分化。右派占优势,不能发;左右派势均力敌的,也不能算条件成熟,还是不能发。
那么,究竟怎么武装呢?毛主席主张,先组织起来,可以先发木枪。解放军派人去帮助训练,把政治、军事训练好。
毛主席对杨成武前面提到的几个省军区领导班子调配时,指出:只要过得去,就留在那里搞,龙书金(按:当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可以做工作,争取留在那里,如果继续犯错误就不能留。毛主席说:王良太我们原来留下他的,以后他继续犯错误,那就不能留啦。
毛主席同意派人去鞍钢调查解决问题,但他当时认为重点是安徽,先解决大江南北的问题。因而同意十二军调十六个团进安徽的意见。在他看来,大江南北地区问题的解决,就有可能把其他地区带动起来了。
这期间,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静离开上海,重返武汉了解“七·二○事件”后群众的情绪、部队的反应、两派抢夺枪支等问题,并考察毛主席对武汉问题处理指示的落实情况。
8 月4 日,中午12时半至下午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毛主席听到武汉形势已经平稳,再有个把星期就可以恢复正常,不久长江就可以通航了。这时,他高兴地问:长江轮船为什么不卖票呢?主席对独立师只用了三天时间,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就顺利地开拔出去,甚是高兴,赞扬说:“很不错。”并指出:我看部队在一个地方不要驻得太久了。
毛泽东回想王力在武汉不经请示,擅自宣布“百万雄师”为保守组织,激发了“七·二○事件”,主席说:在我同你们谈话时,王力当时态度好凶嘛!对待一个群众组织不能这样嘛!还有今年(指1967年)2 月4 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仍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地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而言之怕乱。
第二十二章从抢枪到交枪
余立金谈到:由于两派之间的斗争加剧,都在抢夺武器,应该设法制止。
毛泽东对此看得并不太严重。他说:凡是打了大仗的就好,烂透了就可以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全国夺的枪,只有二三万支嘛!
然而事态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复杂严重得多。过了不到一个月,全国各地被抢的枪支达48万至50万之多!毛泽东听了仍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三四十万支有多少哟?不多!50万支有多少哟?不多!光全国民兵武器就有350万支嘛。
自然对于抢枪的问题,应该作具体分析。
正如毛泽东说的,你说抢枪,枪是有的,但抢的不多。发枪、给枪的多。人武部、军分区有的把枪发给保守组织,以便好保他;也有的发给造反派。两方面都发,要看什么地区,有的地区主要发给保守派,也有的地区发给造反派。
这种抢夺武器风潮,在当时有一个发展过程。
据我们一路上调查,造反派开始的心理状态是想枪。为什么想枪呢,一是人家压迫他,整他,打死他的人,他没有自卫能力,这样就想到了武器。
想枪而又弄不到,于是就抢。
自然也有的是发送的。这是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谁抢的多,武装的多,谁的力量就大。但是单有枪不行,还得有配套的,因而抢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和物资,甚至发展到“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的武器、弹药……”以致“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物资”。
事态的发展十分迅速,全国没有抢枪的地方,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基本上没有抢枪的,仅内蒙古、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青海。这就引起了中央严重关注。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毛主席在9月4日审阅这个文件时,批示:“已阅,照办。”命令规定不许抢,不许发;已抢的限期归还。
由于这个命令的下达,很多已经抢到了枪的人害怕起来,随即出现了怕枪的心理状态。
他们为什么怕呢?因为持枪的很多是工人,白天要上班,带一条枪,工作起来增加不少麻烦,夜间放在床头,又怕被别人抢去,负不起责任。上面又有文件规定要归还,他们想来想去,还是交了合算,于是就交枪。
不久,好多地方出现了交枪速度很快的情景。9月中旬,江西就收到交上来的枪5万余支。
想枪、抢枪,怕枪,交枪,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样来的。
以上讲的就是抢枪的大概情况。
与抢枪相连的,还有一个打枪、打炮的问题,也在这里顺便谈谈。
当时我们听说重庆打了一万多发炮弹,不大相信。后来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把为什么要打,怎么打的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报告。毛主席说:好,这是个训练,是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一下过不了瘾。
在武汉有个造反派有几百条枪,天天白天晚上放枪。后来采取了一个办法,叫他们不要乱打,将他们带到靶场,每个人打一次靶。回来后,他们就再不打了。
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赞扬说:  这是个好经验,将他们统统都拉出去打一次靶,让他们过个枪瘾,拿了枪不让打还行?打完了靶再上交。
毛主席这一招果然很灵,很多持枪的群众,打过靶就上交了。
第二十三章研究分析“文革”形势
在这次汇报会上,联系军队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再次谈到人武部干部训练的事。
南来的火车上他就同郑维山谈过,说河北省各县、地干部要搞集训。
这次,毛主席又说:人武部十几年没有开过会,现在每省都应开人武部以上干部的会,小省来一二百人,中省来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在北京开,实际上是轮训。
毛主席讲,全国的省、军分区干部今后都要轮流到北京集训。后来主席还指出:不但武的(军队)要训练,文的(党政群干部)也要训练,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训练。
训练的时间,毛主席说,不宜太长,一次至多两个月。训练方法,北京要办,各大军区,各省市也可以搞;一年一次,分期分批地进行。毛主席说,他们和地方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应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毛主席对此事非常重视,要我们限期完成。他说:半年之内争取办好,否则一年也可!
这次南巡,毛泽东在上海停留的时间较长。这期间,作为联络员的杨成武几次从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北京。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9 月9 日深夜和他们的谈话。
那天,毛泽东的秘书通知杨成武,晚上开会。
杨成武问:“什么议题?”
秘书说,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讨论以后几个月的任务。
晚上10点25分,杨成武走进毛泽东的会议室时,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人已经到了。
会议从10时30分开始,杨成武没有想到会开到次日凌晨1 时10分,花了近3 个小时。也没有想到老人家会提出那样的问题——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形势怎么样?请你们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毛泽东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个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各方面都搞得更好了;一个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有两派,安徽不是也有两派吗?北京也是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出现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的形势。全国出现混乱状态,长期分裂。辛亥革命以后,从1911年至1928年,17年是分裂状态。无非是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当总统,张作霖不当总统当大元帅,一直到蒋介石统一。其实蒋介石也没有完全统一,山西有阎锡山,四川有刘湘、杨森,西北有五马,云南省有龙云。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你们讨论讨论,说说你们有什么看法?
杨成武一怔,看看参加会议的人,好像谁都没有思想准备。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杨成武觉得按当时的条件,出现辛亥革命后那种状态可能性不大,不会分裂的,只能是第一个前途,不会是第二个前途。
毛泽东叫他们说看法,几个人开始认真地议论。然后开始发言。
“不会出现第二个前途的。”有人说话了。
“我们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为中心,可以教育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斗争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毛泽东说: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要吃亏的。我垮了,你们要吃亏的。
“垮不了。主席怎么会垮?”杨成武说。
第二十四章毛泽东不赞同突出他个人
毛泽东讲:马克思叫我去了怎么办?一个人出现带有偶然性,哪一天离开也带着偶然性,林彪同志8 月9 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作者按:林彪八·九讲话:文化大革命两个条件:一是靠毛主席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特别是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强调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对于突出宣传他个人,在另外的场合也表示过异议。
有人总结了第二条理由——人民要求统一。如果有人搞分裂的话,广大群众是会抛弃他,不答应他的,群众对分裂是不高兴的。18年来祖国的统一,全国人民群众是很高兴的。
这一条毛泽东表示赞成。他说: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历来的运动,从来也没有像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发动得这么广泛。连十几岁的娃娃和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都参加了,为了辩论连饭都忘记吃了,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次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杨成武说出的第三条理由是: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军队总的是稳定的统一的。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坚决按照主席“四不”指示办。真正做到:不动气,不动手,不还口,不开枪。
毛泽东点头说: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还是好的。有的人武部,部分军分区,还有些独立师,就不太好。野战军好,空军好,海军好。北京卫戍区部队好。
毛主席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军人,说:  野战军好,也不是一点错处都没有,他们支左也有支错了的。海军、空军也有支错了的,驻芜湖的陆海空都错了。海军部队在温州也支错了。
陕北米脂县人武部就是支左好的一个典型,离京那天开会时,我就提出要表扬一下,8 月19日的《解放军报》已报道了,不过全国像这样好的人武部不是很多。部分军分区像江西的抚州、浙江的温州、宁夏的青铜峡,也是极少数。
说着说着,谈到军队干部问题——有人说,浙江批斗龙潜司令员时,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等等,毛泽东听后很不满意,说:“过分啦!对龙潜为什么要这样搞?我不是早说过,不要这样做,这样不对,是不好的嘛!”
“我们把主席的指示,早已告诉浙江了。”张春桥赶快说明。
毛泽东分析为什么产生揭批时搞武斗的情况呢?他说道:  产生这样的事情,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另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战士、群众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一旦有了机会就爆发了,他就要讲。
毛泽东说:  以后每年用个把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们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毛主席还说: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以后要多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的,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讲到这里,毛主席指着在座的军人说:你们搞军队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骂人,训人,不要摆官架子。连长比较接近战士,营以上的干部搞好了这一条就比较好办。营长官不小,管六七百人。
第二十五章强调要讲团结
毛泽东指着自己说:我们这些人,接近群众就比较难了,一去人家就包围了,但还是要想办法,可以化装去,北京、上海不行,就到别的地方去,人家就不认识你了。
他还说,他家乡村子里过去有个当司令的可了不得,神气得很。如果我们现在当个团长、师长、军长还得了。当然喽,现在有点不同,不如过去当官那样神气了。
毛主席对我们说: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要搞好,军队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要搞好。
“造反派的头头,有的也开始脱离群众了。”张春桥说了一句实话。
毛主席听后马上指示:要同红卫兵小将做工作,找他们谈话,每次人数不要多,一次找几个人,一次是做不好的,要多谈几次。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如果他们不注意,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
主席对着我们交代:你们要用自己过去犯错误的经验来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只要真理在你们手里,就没有什么可怕。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主要是向他们讲清道理。如果他们不听就按下面的办。
“我们过去在上下关系都有这个缺点,结果人家口服心不服。”杨成武联系自己说。
“是嘛!年轻时都有这个,我的弟弟对我就口服心不服。”主席说。
“你是不是好些?”毛泽东问张春桥。
“我过去脾气也很大。”张春桥回答。
“我们过去都有这个毛病,碰一碰钉子就好了。”杨成武插话。
“对,恐怕过去都有这个毛病。碰一下钉子有好处。我也要感谢四中全会,其实,四中全会的决议比立三路线还‘左’。”
毛主席赞同碰钉子有好处的看法。
接着,主席举了军队好几个领导干部的名字说:郑维山、付崇碧、曾思玉,我看他们性子也有些急,要同他们说说,不要性急,天塌不下来。许世友、韩先楚也是这样子,性急。
主席讲:我们现在有这种情况,就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要找他个别谈,或者在会议上讲。
说完,主席将话题又转到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文斗不能进行武斗时指出:山西对张日清的批斗,也是过分啦!头一段他有功劳嘛!没有张日清,刘格平夺不了权。
“我看了一些材料,当张日清被斗得最厉害时,刘格平出来保他就好了。”张春桥补充了一点情况。
毛主席同意张的看法,说:“对!张日清现在受到内外夹攻。造反派攻他,省军区和六十九军也不支持他,把他调北京来,就在北京住几个月,不要回去,要他好好想一想,检查检查自己。”
毛主席又一次指示:不要搞喷气式啦!并问杨成武:“总参是否也搞了?”
“搞了点,还比较文明。”杨成武答。
“还文明呐。”从主席的话音里,自然听出他不怎么同意这种说法。
“解决军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的问题时,一条经验,就是按主席指示的要先做好军队内部的工作,然后再做好两派的工作。”杨成武说了自己的意见。
毛主席听了说:是啊!在武汉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后来我自己就做陈的工作嘛!在谈话时,陈再道三次起来要走,以为我们要抓他。第一天应找陈谈话,但没有做,结果等到第五天。没有先做好部队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
第二十六章毛泽东乐观其变
与会者提出的第四条理由是:干部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
毛主席接过话题说,我是主张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不知怎么最近又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有些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但像李井泉、刘澜涛、汪锋、薄一波、李葆华、闫红彦、陈丕显、曹荻秋这一些该扫。
主席又讲,如果上海有人要反掉你这个张春桥、姚文元,那就是陈、曹上台了;总参谋部有人要反掉你这个某某某,那就是某某某、某某某他们上台。空军要反掉吴法宪、余立金,那就是某某、某某上台了。你们不当权,他们就来当权。
——今天看来,毛泽东在这里点的那么多省、市第一把手和军队领导干部,没有一个是坏人,都搞错了。
又有人说出了第五条理由:现在的情况和辛亥革命时不一样,地主、资本家都被打倒了,没有地主、资本家了。
毛主席讲,是呀!过去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争,每派都有帝国主义支持,和现在的局面不同。湖南的谭延凯就是代表大地主的。
根据对以上形势的分析,毛泽东说:  看现在的形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7 月、8 月进了一大步。7 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好的。
毛主席从东北的黑龙江数起,北京市、山西省、青海省、山东省、上海市、贵州省一个个都点到后,说:这7 个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好的,但内部也还有些问题。如黑龙江、山西、上海“联司”的问题,打了一仗,算是解决了,但“红革委”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处理好。
会场上的气氛越来越活跃。毛泽东说:总的看,这7 个地区的形势是好的。北京、上海比较稳定,这两个地方群众、军队、干部的关系好,三结合好,所以比较稳定。
毛泽东思忖了一下,说,当前还有8 个省的问题也基本解决,这就是河南、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内蒙古、四川、甘肃;河南加上山东有一亿多人口,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四个省合起来也有一亿多人口。加起来就是两亿多人口啊。
毛主席看看与会者,带着商量的口气问:今年还有不到4 个月的时间,可不可以再解决10个省市的问题?这10个省市,北方5 个,南方5 个,12月底解决好,怎么样?
人们都说:“应该没有问题。”
毛泽东又说:北方5 个省是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天津市。黑龙江因为革委会内部有些问题,所以也算在里边。河北省可能听河北军区的话多了些,听三十八军的话少了点。六十五军支左是否支错了,要好好检查一下。
南方5 个省是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毛主席指示:广西两派,一派冲劲大些,要多照顾任晋南。
安徽的问题可能好解决,江苏可能复杂一些。因为有南京军区的问题,福建、广东也可能麻烦一些。
毛泽东兴奋地说:如果再解决10个省市的问题,形势就很好了。再解决10个省市,连同原来已解决的7 个,基本解决的8 个,就是25个省市,黑龙江是交叉的,总共24个省市。
到年底如果解决24个省市,全国29个省市,就剩下新疆、西藏、宁夏、陕西、云南。主席说,宁夏和陕西问题不大。
毛主席接着讲了解决的方法,要一个省市一个省市地解决。全国没有几个省市嘛!全部才29个省市,并不多。如果这10个完不成,搞9 个也可以,9 个还完不成,搞8 个、7 个也行……
第二十七章毛泽东召见许世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已是10日凌晨。
走出会议室时,杨成武觉得,毛主席就解决10个省市问题的有利条件,存在问题,注意事项,应该怎么处理等,进行了具体讲解和分析。讲得有条有理明明白白,看来希望在前,胜利已经在望了。
在上海,毛泽东还召见了在安徽一个农场的许世友。
一天,在上海的杨成武接到了许世友的夫人田普的一封信,信上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南京有一些人要揪许世友,造反派声称不揪出许世友誓不罢休。还发生了冲击南京军区机关的事情,许世友一气之下到了安徽大别山的一个农场,他说,谁要敢来这里冲击,他就不客气了……
杨成武看了这封信,觉得有必要告诉毛泽东,所以当有一天毛泽东问起许世友的情况时,杨成武就把这些告诉了他。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要把许世友接回来。”
毛泽东的话自然是最高指示,杨成武说:“主席,那我去接。”
毛泽东摆摆手,说:“你不要去,叫张春桥去。”说着,他的左右手做了一个对头状,“张春桥和许世友是死对头,叫他去接。”
当时杨成武并不理解毛泽东是什么意图。他也不能去问,只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执行就是了。
他马上派了飞机,又给安徽驻军的最高首长李德生打了电话,请李德生给他们安排一顿饭……
第二天,杨成武就看到了许世友的夫人田普写来的一张条子,上面的话语不多,就是告诉许世友已经来到了上海。
杨成武很快就报告了毛泽东,许世友接来了。看毛泽东什么时候安排接见他。
在当时,除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小将以外,党内的高级干部要见他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毛泽东召见了谁,就意味着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特别是像许世友这样的同志,一时也不知道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会不会革到自己头上。此时此刻,许世友的心情一定是十分激动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时,许世友神情严肃,还下意识地扣了扣风纪扣。
一见毛泽东,感情冲动的许世友喊了一声:“主席!”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
毛泽东握住许世友的手,说:“起来,快起来!他们冲击你,你有什么问题吗?”
一句话,使得这个硬汉子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哭得在场的人都不知所措。
毛泽东说:“不要难过,你要振作精神,掌管好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来好好干。”
许世友这才止住了哭声。
毛泽东让大家坐下以后,又询问了一些南京和部队的情况。
他们这次会见的时间并不长,但影响的确不小。事后,杨成武才体会到毛泽东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他的深意的,这意味着,毛泽东并不是要打倒所有的老干部,他这是一个信号,起码给在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个信号。
走出客厅,许世友的心情是很兴奋的。他对送他出来的杨成武和张春桥、姚文元说:“成武,回去以后,我打一个豹子送给你!”他转过身说:“我要打个兔子送给你们。”这自然是说给张姚的。
杨成武一听这话,心里想这位许老板又要冒炮了,说:“许老板,快走吧,该吃饭了。”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许世友晋见毛泽东的经过。
第二十八章要团结大多数
毛泽东此次南巡,第一站是武汉,两个月后,他的专列又悄悄地来到这里。沿途他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回北京的火车上,杨成武整理了他沿途谈话的要点,这就是当时覆盖了所有媒体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1967年9 月17日上午9 点40分。
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停在南昌的飞机场,车厢里坐着江西省的干部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他们几乎都着军装。
程世清首先汇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95命令后十几天的时间,收到了群众交上来的枪达五万多枝,他们用这些枪武装了一个工人团,两个营又一个连。
毛泽东插话,哦,武装工人,这个好。
程世清继续汇报说,有几个军分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赣州、抚州两个地区的个别领导人,支持保守派,发生了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开枪的严重事件,现已按中央8 月10日的文件进行了处理。
毛泽东说,抚州发生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中国有没有内战?有没有武斗?这就是内战,这就是武斗嘛!
程世清说,周总理说,抚州事件是军事叛乱。
毛泽东说,对的,是军事叛乱。毛泽东又问,过去他们也是两派对立?是否过去的对立领导上批评了他们?这次要从教育入手,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已经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当他们汇报到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一听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就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受骗了。他在紧急关头坚决不同意向红卫兵和战士开枪。
毛泽东说,对这个政委要保,他听话嘛,看到了中央的决定,他们就听话了嘛!在紧急关头他就坚决不同意开枪,不同意打嘛!
“造反派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现在对抚州军分区的司令处理也要注意,不要坏对坏,他对我们坏,我们对他也坏。”
8 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主席在上面批示:此件看过照办。传达到群众以后,群众很快就变了,拥护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说,各省去凑出一个协议来吧。
他又问起一些他知道的干部,他说,黄志珍、白栋材怎么样?你们要多争取几个人嘛!他们有错误是确实的,能改就让他改……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毛泽东明确说,现在要批评极左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种人不多但能量很大,与社会上的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
“总之,要团结大多数么!”毛泽东做个手势,再吸燃香烟,然后放缓声音:“过去我们有多少山头,许多互相见面都没有过嘛!红军时期有江西苏区,有湘赣,有闽浙赣,有湘鄂赣,有鄂豫皖,还有陕北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有晋冀鲁豫,有华北和山东,好多个根据地。在座的同志过去我一个也不认识嘛!”
毛泽东用夹了香烟的手指指杨成武:“你们的总长杨成武同志,我在长征中才逐渐认识的嘛,毛儿盖过草地前才熟。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哪一个为核心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核心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有的学校造反派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泽东说:“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还能挽救的都要挽救,极少数人要顽固下去就顽固下去,也要给饭吃。”
第二十九章“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
江西的同志汇报说野战军在江西威信高,旗帜鲜明,已有五百多人被右派打了。
毛泽东说,右派打你们,左派不打你们,这个阵线很清楚啦!
说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江西省一级还是要站出一些干部来,要消灭造反派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到部队去挑拨战士与干部的关系,说你们战士和干部不一样,干部钱多,生活好等等,这是不能得逞的,很多人想当兵还难呢,军队是个学校,每月还有六块的津贴费。
他又说,军区搞“四大”不能搞得太苦了,要文明些,我是对那些不雅致的做法翻案的。把我们内战时期斗土豪劣绅的一套来用,是不对的,这是干部嘛!过去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十几年来从未曾要人武部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集训一次,现在你们先集训一下,中央也应该开集训班。
“内蒙独立营训练后很好,回去后就支左了。有些右派你们也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极少数,训练后可以转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变得。总而言之,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包括左派。现在到处揪赵永夫、谭震林式的人物,哪有那么多呀!保守派,右派,他承认错误了,自己又回来了就加以保护。
最后他对江西的同志说,你们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现在的理抓在你手里,为什么你还这么凶?这样你就输了。
1967年9 月16日中午11点,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南萍、空5 军政委陈励耘应召前往汇报。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
“主席!”南萍敬礼,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一边握手,一边打量南萍:“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毛泽东嘴角流出笑:“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
“我是照主席指示办。”南萍以为毛泽东是说他处理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问题。
“主席!”陈励耘敬礼,然后用双手去握毛泽东的手。
“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5 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是。”陈励耘恭敬回答。
“空5 军和20军要互相学习;20军向空5 军学习,20军为主嘛,空5 军要服从。”毛泽东朝着刚刚坐下的陈励耘问:“你服从不服从啊?”
“服从。”陈励耘答。
“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毛泽东睁大眼睛表示“了不得”的神情。他又说:“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没有。”南萍回答。
“这是一大缺点。”毛泽东指点南萍,尔后问陈励耘:“你挨过整没有?”
陈励耘回答:“三反时挨过整。”
“好!”毛泽东声音很高,“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温州军分区瘫痪了,”南萍解释,“派他们去主持温州的工作。”
第三十章毛泽东的一番议论
听南萍说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毛泽东说:“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
听了南萍对温州形势的汇报,毛泽东问:“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萍说:“‘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如何对待另一派,在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的态度对待‘温联总’。”
毛泽东点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友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地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我们对黄伯韬、王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我们不要这样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二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了的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被破坏了。”
毛泽东告诫南萍和陈励云:“你们对两派的意见都要听。红暴的观点在一家就有斗争,有的儿女是红暴观点,有的儿女是革联观点……要一分为二,一家也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过去八条命令中就有一条要教育好孩子,教他们不听,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教育他们。”此时毛泽东谈到了干部子弟,他说如果工农子弟不把他们看成朋友,那他将来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要南萍、陈励耘转达他对20军和空5 军军长、副军长的问候,他们向毛主席反映空5 军的黄军长表现不大好。
“不要只看他一时一事,他打过仗的嘛,一个同志犯了错误,能帮你们一定要帮,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红卫兵一风吹不好。对一些干部不放过,也不能搞得太苦了,什么喷气式、挂黑牌罚跪、抄家,这些要禁止。”
毛泽东又是一大番议论:“江西有几个山头,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一、三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四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陈再道。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的,统一还是要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现在打倒一个人太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主要还是要搞训练。”
“张闻天当了十年的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高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62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
毛泽东继续评论干部,这种评论并非全面,只是即兴评点:“陈毅打过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第三十一章第二次讲到极左问题
毛泽东谈着谈着,又说到了南霁云。
唐朝有个南霁云搬兵。有个叫张勋的被安乐生杀了,南霁云去搬兵报仇,搬不到兵就不走。他说:“我城里老百姓没吃的,不发兵我也不走。”
毛泽东再次望住南萍:“你南萍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呀?”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又从他长期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经验,谈出他决策各部队调防的理由:“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将身体仰到靠背上,吸着香烟,带着结束的口吻讲了最后几句话:“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要可以搞八擒嘛!一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辉瓒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9 月18日毛泽东的专列来到长沙,这次没有进城,而是停在了大托铺。
9 月18日上午10时20分,在专列上听取了四十七军长黎源,和湖南省的领导干部华国锋、章伯森的汇报。
黎原汇报说:“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五万多,数量比较大,下一步如何搞,还是个问题。”
“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毛泽东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
“沅江的形势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道:“打一打也好,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15到30个工分,有的一天给100 元,打死了作为安家费,没打死就白拿了……”
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
黎原说:“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反过来向农民进攻,农民就又向城里边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毛泽东点头赞许。
当黎原汇报省军区的新造反派压老造反派时,毛泽东插话说:过去他们是保守党的,现在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这是毛主席南巡以来第二次讲到极左的问题,可惜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讲到抢枪问题时,毛泽东问:“枪,基本上是抢的还是发的?或者是以借的名义?”
黎原和章伯森实话实说:“是军区发的。”
“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要送回来,给你们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又抢走了,这是个好经验。”
毛泽东说,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铁路通了——这是指衡阳以南的铁路通车了。
黎原说:“通是通了,现在有一个红旗军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们按行业联合,组织也恢复了,他们说没有翻身,政治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说:“看一看吧,如果做坏事再说,世界上的事不要做得那么多。”
湖南的同志说:“林副主席指示过,不要单独组织荣复、转业军人的组织。”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条指示未加可否。
毛泽东讲着,将目光转向华国锋:“有一个毛怀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华国锋一直在毛泽东家乡工作,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说:“都还好。”
“毛新民一批都被杀了。”毛泽东开始谈他家乡,“韶山说都被保守派占了,如果占了,47军可以分几路打进去。姓毛的过去有48乡最能打仗,谁请他们去参加,一打就胜了。”
第三十二章在湖南听取汇报
毛泽东又谈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父亲不得人心,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母亲说别埋在一起了,结果还是在一起了。有个土坟,没有立碑写传……”
毛泽东问章伯森:“以后你还同张平化,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毛泽东问这些的用意是指章是“工联”的后台,不过没有挑明就是了。
章伯森说:“湘江风雷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的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江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好由张家政掌管。”
毛主席讲,现在群众的消息灵通。
黎原和华国锋同时讲:“中央关于不准抢夺军队枪支的九五命令一发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一番感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四十多天不敢拿枪呢!军队不仅‘四不’,还有‘五不’,不敢拿枪呢!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插话说:“独立师过去中毒很深,现在湘派派人去作报告,转得比较好。这里军区搞四大,一个613 医院就有三十多个组织,你造反呐,我就不做饭,你开处方我就不拿药。都乱套了。”
毛主席说,你们军部已经来了,做群众工作嘛!你们不谈不行,自然,谈呢,又要占很多时间。说到这里毛主席又问:“株州空军部队过去态度不那么明朗,现在怎样?”
“八月份才转过来。”
毛泽东说:“株州的形势好,47军一开始支左就支对了。”
华国锋说:“桂林、株洲,22个师支左支对了,另两个师支错了。衡阳以南的铁路已经通了。”
毛泽东依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不通的反面就是不通。”——这当然不是指铁路。
“浏阳现在有一千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其中有几十个省级的干部。”黎原和章伯森汇报。
“王治国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地委、县委两级都瘫痪了,不过现在照样种田、开工。”毛泽东说。
“农民照样种田。”华国锋回答,“今年可产粮油250 亿斤至260 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 万担,去年是150 万担。”
毛泽东说,“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地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人就高兴!听说富治同志这次才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主席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这么多人武部,不搞运动就搞不动。过去延安整风,是自上而下进行。现在我们队伍大了,干部多了,而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当官做老爷,形式主义,说假话,谎报情况等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又老得不得了,老革命,他有兵权,你不发动群众怎么搞得动?只有从下到上发动群众,让群众讲话,让群众在运动中来评定鉴别干部。
第三十三章毛泽东重返武汉
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说:“当然大多数是好的,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黎原请示:“我们每个军分区需要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现在分区都瘫痪了,想把两个工程兵团用来暂时担任湖南各分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好,同意。”毛泽东点头,再次讲他那每到一地都有要讲的话来作为结束语:“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思想不通。一派压一派,越压他越是反抗。”
毛泽东讲到这里思索了一下,讲了一段历史:  “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压出了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一个团。以后自己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枝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枝枪。”
黎原也是从军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他说:“各个群众组织会造枪坦克等武器,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听了很是赞赏。主席说:“前天我在杭州给浙江的同志说,大学、县、工厂都能造武器,将来打起仗来就好了,都有用。你也是这种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确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7 月到武汉,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来是休息的”。后来,由于谢富治、王力不听主席的话,捅了一个马蜂窝,激发了“七·二○事件”,林彪又将它定性为“一场反革命军事叛乱”,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迫使毛泽东离开武汉,去了上海、浙江、江西、湖南等地,两个月后又重返武汉,来到了东湖宾馆,住在他原来休息的那幢房子——梅岭一号。
20日晚6 时至8 时,毛泽东在他的住地,接见新到任的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和武汉市的方铭发及警备区的领导人,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均在座。
毛主席听了两位军区新头头的汇报。对他们的兵力部署,以一个师担任武汉警备,一个师分到各军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一个师担任铁路护路,一个师在机场,并明确分工,武汉市由警备区负责,军分区由省军区负责,等等,均表示同意。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不像以往一边听,一边问,一边插话,做指示,而是待他们讲完,然后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毛主席首先谈形势,他说:  看来湖北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黄冈、黄石、恩施、孝感都比较好,荆州是打内战。他问曾思玉、刘丰,你们可不可以到这些地区走一走?毛主席指示说:就是荆州,恩施、襄樊也可以去看看,同干部谈谈,吹一吹风。
毛主席要武汉军区领导武装工人和红卫兵。主席说:你们按中央9 月5 日的命令,要他们先交枪,然后再发给他,他会谢谢你的。
主席对抢枪的事,沿途谈了几次,但都没有把它看得多么严重,怎么地不得了。他对曾、刘两位具体分析说:抢枪、发枪,其实发多于抢。抢和发,两种一比较,发的最多,真正抢的不多,不是老虎借猪,最后,还是送还了。人民群众是好讲话的。
毛泽东向曾思玉、刘丰交代:  你们对待犯错误的班干部不要搞得太凶了,独立师不要整得那么苦。军区司政后的班干部要用教育的方法解决,科长,副部长总留了一些吧,不要整得那么苦,犯了点错误没什么要紧。
第三十四章毛泽东说很不喜欢“四个伟大”
毛泽东对“现在动不动就要拉一大批人”的做法很不赞成,并说:“我看不好。”
他对曾思玉、刘丰说:你们不要从沈阳、空军、北京军区调干部,就在本部找干部,在四大中找人。人总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不相信武汉军区、湖北军分区、人武部就没有好人。
他说:你们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多数干部是好的。
主席还说,干部不要多,要精干,三七开,一百个干部中三十个精干的能办事的就了不得啦。十年没有训练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大军区的干部。人家犯错误他又不通,这怪谁呢?责任在我。并指示:以后一年训练一次。
毛泽东明确指出: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
对待群众组织,毛主席指示,对百万雄师要有点接触才好,叫他们不要搞了。工总头头太多了。二司内部有矛盾但比较好。
毛泽东主张用历史的事实来教育年轻一代。他告诉军区领导人,你们同他们讲一点历史。毛泽东回忆说:我们过去内部也打……但不搞喷气式,以后开了古田会议,有了决议纲领出来了,一个人都没有处罚,连名字都不提。主要是朱(德)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1931年项英夺权了,现在夺权的方式不好,不给精神准备。
毛主席对曾思玉和刘丰说,这里的地方还是问题,你们回去解决,也还是容易解决。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问题和到会的同志商量。
毛主席说:全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开一次九大,怎么选代表?红卫兵赞成不赞成,工人、农民有何意见?明年春季以后,至迟后年一月,要开九次党代表大会。
党团员多数是好的,有的非党团员比党团员好,团员比党员好。
工、农、兵、学、党,选代表,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当代表不行。
主席讲:邓小平没有参加反革命组织,没有黑修养,打过仗,邓要保……公不离婆,夏曦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李维汉他们是接我的手的,接后就反对我了。
主席又问,还有些老干部怎么办?
他开始点名字:如张体学、许家屯、陈光、彭冲、江华等等,湖北干部问题,他们(指原军区领导)还没有来得及做,你们能说服红卫兵老的不当第一书记,只当副书记、当副省长?有的人就是蠢,政治上不行,也许是个好事,不一定。没有张屠夫就要吃活毛猪。我同林(彪)就是张屠夫。现在我很不喜欢“四个伟大”,叫主席就行了嘛。
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的看法。
他说:刘不是辨证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那时还相信他,想他还能独当一面……以后出了许多书。1953年我退居二线,1959年他当国家主席,1953年起一朝权在手,一切大事都不同我商量,以后一切大事他又不管,1964年他下决心,全国跑,说调查研究过时了,1966年十一中全会靠边站了,但他不是第一。
毛泽东赞扬林彪的大小事都报告的做法。毛泽东具体谈到:林彪一切大小事都递来看,小事可不送的也递来,强调请示报告。你们要教育大家注意请示报告,不搞独立王国,请示了,批了,不一定正确,但比不请示报告好。
毛泽东问大家:你们想一想,马克思叫我和林(彪)去汇报怎么办?谁来?群龙不能无首,没有陈独秀,要有瞿秋白……
第三十五章杨成武整理《重要指示》
毛泽东接着说:张闻天、王明是二十八个半里头的理论家,马克思多得很,我土得差不多有人搞到茅厕缸里了,熏了一下臭了。王明和张比,张比较动摇。洛甫十年,党消灭了没有呢?没有。军队也不会灭的,长征到陕北,编三个师只二万五千人,报四万人,打了八年抗战,发展到一百二十万。这时蒋介石进攻,我们有办法了,也不搞过去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至于现在新成立的革委会与党委是分还是不分?不一定。各省先开党代表大会。
毛主席再次告诫大家,你们一辈子没有挨过整,官做得大,薪水多,房子又好,又有汽车,这些都可以,就是不要摆架子,装老爷的样子。谈话要找少数人谈,大会小会不要训人。训人,人家不舒服,尤其不能动手动脚。整一下好,战士有气。
最后,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湖北的问题上来,他说,湖北要注意三结合,找出人来,不要开一次会决定。吹吹风,开神仙会,讨论一下,谁可以当中央委员,没有问题的老家伙都要当代表,邓小平是个当中央委员的标兵,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委,还有张体学。
说完,主席站起来又说,今天讲错了,可以批,我也批,红卫兵权力大,列宁讲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
9 月21日上午8时,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满有把握地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于是准备回京,部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实现“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后,各种媒体发表了一份《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份历史性文件,是杨成武一手整理的。若干年后杨成武将军回忆说:最初形成这个文件,应该说是在回来的专列上。对于主席沿途所作的指示,回去如何传达贯彻等一系列问题,总在我脑子里思考着。我把记录本子拿出来,从头至尾看了两遍,边看边摘录,把摘下来的东西一整理,居然有29个问题。虽然有一些重要问题,在视察期间就及时向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军委常委有关同志传达报告过了,但总不是那么系统。
我将自己的这些想法和秘书及同行的有关同志交换了意见,也希望他们帮着参谋参谋,出些点子。
专列在9 月23日上午抵达北京车站。
回到北京,我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由于主席在各地讲的内容有重复,且使用的语言并不一致,我要求他们整理时既不重复,又力求详尽、具体,并且尽可能把主席的原话都整理进去。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总理、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的指示,要我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
9 月27日,军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我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的指示。总之,凡是我记得的,本子上有的,都向大家传达了,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随后将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10月7 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文稿转发全国各地,并在《重要指示》正文前面,写了一大段文字,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情况。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
第三十六章与林彪的关系
中国的许多战将都与林彪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第四野战军的干部自不必说,就是后来在总部工作过的干部都或多或少与他有过联系。因为他曾经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嘛!
杨成武是这众多干部中的一个。
杨成武长期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依杨成武的个性是不会与林彪发生冲突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冲突。因此有人说他反对林彪。
有一阵子,杨成武与林彪的关系是人们议论颇多的一个问题。
1968年3 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有人说是因为他反对林彪才遭此厄运。对此,杨成武却不这么看,他说,当时就是想紧跟还跟不上呢,哪里敢反对他!
在政治漩涡中,林彪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杨成武被卷进去之后,和林彪的关系慢慢发生了变化。
要考察政治漩涡中的杨成武将军,就不能不认真考察他和林彪的关系。有一次,杨成武和几位老同志说起此事时,有过这样一段话,倒是很能说明问题——“随着地位的变化,林彪的野心也进一步膨胀,在他们谋权的过程中,我有点碍眼,不太听话;不拿掉我就不能实现他的目的。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做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我作为一个革命者,没有做损害或背叛革命的事。”
回忆起早年与林彪的接触,杨成武感到,林彪讲战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林彪在红一方面军第1 军团第4 军任军长,杨成武在红4 军第11师第32团任政治委员。当时,部队正在整训和筹粮,准备进行第四次反“围剿”。
在攻打赣州之前的一天,杨成武接到通知到军部参加训练演习。杨成武和团长向玉成骑马赶了几十里路来到军部所在地。那是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子。杨成武进院子一看,各师、团主管干部都已经到了。他们赶紧找地方坐定。
这时林彪从屋子里走出来,手里拿了个小本子。他看看大家说:“同志们要想打好仗,我们必须学习些军事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作战指挥能力。为了进攻赣州做准备,今天我们搞一次小演习,学习几个最常用的战术。我们先来说说什么叫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
说着,林彪一摆手,立刻从旁边跑来几个战士。他对那几个战士说:“你们暂时叫甲、乙、丙、丁吧!”
林彪先叫战士甲站在院子的中央,说:“你伪装敌人,比如说,你就是赣州的敌人吧!”
又叫过战士乙,命令道:“你从左边包抄过去,准备从左翼进攻敌人。”
战士乙端着枪从左面向甲跑去,当到达甲附近时,立即卧倒,呈战斗姿态。林彪说:“这叫做左翼迂回。”接着,又命令战士丙做了右翼迂回的动作,战士丁做好从正面进攻的准备姿势。
这时,林彪挥动两臂做了一个从两侧向中间合抱的动作,说:“乙和丙的动作,就是迂回包围。”说着,收回两臂,右手并拢五指,猛然向正前方一插,说:“丁的动作,就是中间突破!”又说:“什么叫迂回包围呢?就是指绕向敌人侧后,配合正面部队,对敌人形成包围的作战行动。什么叫中间突破呢?中间突破也叫做中央突破,即对敌防御阵地或作战部署的正面中央部位实施的突破行动。”
林彪环视一下正看得入神的指挥员,问道:“明白了吗?”
院子里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有的人回答:“明白了!明白了!”
也有的人说:“我们过去也是这么干的呀!”
林彪说:“好!我们再说说什么叫四面包围和围点打援。”
第三十七章林彪讲战术课
全场又肃静下来。林彪指着甲说:“你还是敌人、是赣州。”又对乙说:“你是红军围城部队。”战士乙立即持枪跑至甲的周围,做环绕运动。
接着,林彪用手向北边一指,说:“那边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现在我命令丙和丁,迅速进至赣州以北设伏,准备打援!”两名战士快速向北跑去,在屋门口两侧卧倒,成战斗准备姿势。
然后,林彪用左手在胸前划着圆圈右手向屋门口那边一指,说:“这说的是四面包围,围点打援!”并解释说:“什么叫四面包围呢?就是从敌人的正面、两侧和后方实施包围。什么叫围点打援呢?就是钓鱼,即以部分兵力包围敌人的城镇或要点,诱敌增援,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其目的不在打被围之敌,而在于打增援之敌。”
这次林彪还没有发问,大家已经三三两两地议论起来。
林彪说:“演习胜利结束。下一个科目开饭!吃完饭你们就回去吧。”
整个所谓“演习”仅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但却给杨成武和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准确地说,这不是一次什么“演习”,而是林彪讲的一堂战术课,或者说算是带演示动作的示范课。林彪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仅用几个战士就把复杂的作战行动演示出来了,使大家耳闻目睹,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这就是杨成武听到的第一堂战术课,从此便引起杨成武学习研究战术的浓厚兴趣。
不久以后,杨成武率部开始攻打赣州南面的新城,消灭由广东来增援的敌陈济棠、余汉谋部一个旅。此战后,林彪任第1 军团长,与聂荣臻政委一起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率部东征福建,同时东征的还有第5 军团。在1 军团的统一指挥下,他们在龙岩歼灭陈国辉一个旅,乘胜直取漳州。接着回师江西,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们踏上万里征途,爬雪山、过草地,进行的许多重要战役、战斗,其中包括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等战役,林彪都是主要指挥员之一。他经常告诉杨成武要认真分析敌情、地形,并作过一些具体指示。在飞夺泸定桥的行军途中,林彪和聂荣臻派骑兵通信员送来一份命令,这份命令是要求他们一昼夜强行120公里,同时还鼓励他们说:“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当时,杨成武和王开湘团长说:林聂首长这样相信我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完成任务。
在战争环境中,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就是对部下的最大鼓舞。
在他们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林彪、聂荣臻又给杨成武等发来《敌情通报》,讲道:敌薛岳部已抵天全、芦山,胡宗南部见我进入草地后也火急赶到松潘,甘肃敌新编第14师鲁大昌部亦往北边压来,胡宗南部一部分从西安开始往西北移动,马宏斌、马宏魁部从西北往南移动……这样使他们还没有走出草地,就已经知道了草地外面的一些敌情,做到心中有数,以便进行必要的准备,不打盲目仗。
在攻打腊子口之前,林彪和聂荣臻以及陈光师长来到前沿阵地,不仅询问了情况,还亲自查看地形。林彪对他们说:“你们的决心是对的。由于正面的地形和兵力部署,对你们都不利,因此,打胜这一仗的关键不是靠正面突破,而是靠侧背突袭的成功。所以,你们正面部队一定要打得狠,打得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给迂回部队创造奇袭成功的有利条件。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一定会使天险变通途的!”后来杨成武部坚决完成了任务,取得了胜利。
第三十八章平型关大战前的见面
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
主要讲,领导班子思想认识要一致,行动要协调,要雷厉风行,要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要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
八、要有很好的战斗作风。
主要讲,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去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猛追,要敢于打硬仗、打恶仗。
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主要讲,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党的坚强领导、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
关于这次谈话,杨成武当时认真做了记录。谈话时,罗瑞卿也在场。记录稿曾先后送给罗瑞卿、刘亚楼、陈光等领导同志看过。这次虽然是林彪受毛泽东的委托和杨成武进行的谈话,但林彪也是经过认真思考和准备后和杨成武谈的。
回忆起这次谈话,杨成武将军说:  “在这次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林彪着重指出,当好师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去指挥作战、处理问题,并嘱咐我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带在身边,经常读,反复读,遇到问题就从那里找答案、找办法。后来,在华北战场转战的十几年中,我一直把这份油印的秘密文件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之后,军事博物馆征集历史文物时,我才把这本讲稿捐赠出来。”
杨成武将军还说,林彪变坏了,那是后来的事。当年他和我谈话时,要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讲话也是真诚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抗日战争开始后,杨成武率独立团到达晋东北的大营镇,再次见到林彪,那天,林彪指指桌上的材料,说:“你们先看看敌情通报。”
通报是总部拍发来的,主要是讲华北的敌情。
杨成武看过后,林彪说:大营镇以东几十里的平型关,是日军南下忻口的咽喉要道,那里群山绵亘,沟谷纵横,便于伏击敌人。所以,决定利用这一带的有利条件打一仗,独立团必须马上赶到平型关东南方向的上寨、下关集结,随时准备出击。
杨成武连夜赶到上寨后,又接到林彪的电话,命令他们派人去灵丘以南的太白山去侦察敌情。
9 月23日,侦察组发来电报:日军第5 师团先头部队第21旅团已进占灵丘城,即将向平型关进犯。
杨成武派人把电报送给林彪后,又奉命立即赶往师部,参加全师连干部会议。会上,林彪介绍了敌情,分析了首次与日军作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接着,林彪又分别给各旅、团部署了作战任务。
杨成武独立团的任务,就是大胆深入敌后,隐蔽地插到腰站地区,切断敌人从涞源至灵丘和广灵至灵丘的两条运输线,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正面进攻的日军。
林彪还特地叮嘱杨成武:  “你们如不能把敌人的援兵挡住,平型关战斗胜负难料。所以,你们必须全力以赴死死顶住敌人,绝不能放过一兵一卒。”
杨成武对林、聂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9 月25日,在师主力于平型关发起战斗的同时,杨成武团在腰站地区毙伤日军第5 师团步兵第9 旅团400 余人,迟滞了日军的增援行动,保证了师主力首战平型关的重大胜利。
第三十九章毛泽东说:“谁封我四个官啊?”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林彪即率第115 师在晋西南作战。此后不久,林彪给杨成武发过一封电报,详细询问晋、察、冀三省交界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以及地形、交通、战场设置等各方面的情况。杨成武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给他发去一封很长的回电。
1938年9 月,林彪被阎锡山部误伤返回延安后,到苏联养伤去了。他和杨成武之间便再也没有交往。直到10年以后,1948年在平津战役前线,他们才再次见面。
……
后来杨成武到总参工作,和林彪的接触多了起来。一个是元帅,一个是上将,杨成武一直把他当成一位老领导、老首长。这期间,也曾经有过一些工作上的矛盾,但那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冲突。但有一点杨成武的感觉是明显的——聂荣臻也是元帅,也是老首长,自己心里有什么话可以和聂说,却不可能和林彪说。
症结还是文化大革命,在非正常状态下的将军和元帅的关系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且发展成为政治斗争。
还是要从1967年的7、8、9三个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说起。还是要从杨成武当“联络员”说起。
从离京开始,毛泽东找了许许多多的人来汇报情况,找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了解各地开展运动的情况,似乎要对这场运动的规模、进程做出相应的决定。
由于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O事件”,“百万雄师”把“中央文革”的钦差大臣王力扣了起来。两派斗争愈演愈烈。毛泽东的横渡长江的计划只好作罢,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这期间,毛泽东的一些精辟的见解,使杨成武愈发感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了,问在场的人:“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当时这“四个伟大”被吹鼓手们吹得天花乱坠。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报刊争相转载、刊印,还被制成“语录牌”到处悬挂。就连毛泽东石膏像的底座上,也刻上了“林体”的“四个伟大”。
“谁封我四个官啊?”毛泽东的谈吐总是富有幽默感。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对他的这种幽默是比较熟悉的。几天前,他同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开了个很有意思的玩笑。
记者和他的妻子同在新华社工作,“文革”打派仗,两人参加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是不在一张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程度。
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大家都被毛泽东逗笑了。
现在,他说“封四个官”,却没有人笑。人们都不敢笑。因为这涉及到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
毛泽东非常烦躁。他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屋子里静得可怕。这恐怕是在座者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亲密战友”表示不满。
毛泽东转过身,目光炯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毛泽东的态度,叫人们吃惊。大家只是静静地听,没有人发表任何见解。杨成武感到毛泽东与这位亲密战友之间的事情也并不是亲密无间的。但他绝对不敢说什么。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的事情。
第四十章毛泽东对几位老战友的评价
“八·一”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向主席报告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毛泽东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忙拿出纸笔,听他口授:“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说:“主席,我讲不合适,还是由老帅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帅也受到了冲击。”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诵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受命回到燥热的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次回到北京,叶群见了杨成武。当时林彪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的口气很是热情。
杨成武和她客套几句,自然也就问到林彪的情况。叶群马上接了茬:  “主席最近有什么最新指示吗?”
杨成武马上想到“谁封我四个官啊……”也想起了“什么永远健康……”
这些话能对叶群讲吗?
将军只能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
……
杨成武不知道,他却因此得罪了叶群,也得罪了林彪,他们认为杨成武封锁了他们。
如果说,杨成武那次回北京让林彪感到封锁他的话,后来杨成武到北戴河去向他汇报时,他似乎进一步感到了“威胁”。
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王、关、戚”事件。
对这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很自然的,人们看问题有不同的角度,也有不同的立场。有人说,这是毛泽东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步骤,也有人说,这个事情是政治平衡的结果。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力,则认为是江青有意整他,并且不是因为这一件事,是早就想除之而后快。
要搞清楚这件事的根本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笔者也没有这种想法。只是想就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来分析林彪和杨成武的关系。
第四十一章“王、关、戚”事件
据杨成武回忆,事情大致是这样的:那天,他回到北京,听周恩来总理讲了北京发生的一些情况——8 月16日,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当晚,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
8 月22日晚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周围,要冲进这所英国人的外交机构。周恩来接到报告,即令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劝说,不得制造外事事端。
陈伯达、王力对周恩来的指示推托不办,直至英国代办处付之一炬,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着了火”,里面和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联合起来,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夫人……
北京的局势越来越乱。要使形势得到控制,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而周恩来又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他决定,把北京的有关情况告诉已在上海的毛泽东,请毛泽东定夺。
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包括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杨成武送给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杨成武当晚飞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他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见杨成武进屋来,他放下线装书,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得很平静,甚至没有动气。看来他是真的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像是想起了什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结束“王关戚”的政治生命的决定,在上海的宾馆发出了。
这里还有一段小的插曲,有材料说,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字。至于王力的“八七讲话”,他自己说,他只是对外交学院的人谈了话,而且谈话的观点也是中央文革定下了的。
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讲话,有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态度,这都是事实。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三个人先后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在中国老百姓那里也许引不起什么大的波澜。但在中央文革的内部,在林彪一伙那里,则如同发生了十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第四十二章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也正是那一次回北京,周总理让杨成武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
在杨成武的记忆中这是最难堪的一次汇报了。到了北戴河,向林办通报说来向他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先等着,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听汇报再叫你。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当他等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林彪才派人来叫他去汇报。
林彪的居室内,拉了厚厚的窗帘,屋里亮着灯。林彪光着头,坐在沙发里面,像一具僵尸。不知他为何惧怕阳光。
杨成武进来给他报告敬礼,他才勉强站起来,勉强握了握手。无力的手指指棕色的沙发让杨成武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
他的语调冷极了。你想像不出,同一个他,在天安门广场讲话时会那样富有激情。
杨成武向他汇报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他只是微微点个头。
“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声音依旧是冷冰冰的。
杨成武从林彪卧室出来,从里到外感到一股凉气。
这足以证明林彪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处理的态度了。
林彪、“四人帮”一向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今天,他们和“王关戚”亲如兄弟,明天见情况不妙,他们又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杨余傅事件”发生后,他们又把“杨余傅”说成是“王关戚”的“黑后台”。
3 月27日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上,当着数万人的面,他们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讲假话,欺骗广大群众。
陈伯达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来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的小爪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揭露了他们,打倒了他们,这是很大的胜利。”
康生说:“钻进‘中央文革’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向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向着‘中央文革’。王力是什么人呢?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1962年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人。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同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1964年1 月27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说,‘初次到彭真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就舒服了,就已经像在亲人家里一样’。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彭真说:”彭真平易近人‘……“
谁都知道,“王关戚”是“中央文革”的人,他们一下子又变成了“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的人”;谁都知道“王关戚”是靠着“文化大革命”整刘、邓、彭、罗、陆、杨起家的,这会儿又成了刘、邓他们的亲信。真该给康生送一个“最佳谎言奖”!
江青的话更有意思。她说:“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在我们队伍里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封锁我们,背着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勾结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他们企图在群众面前造谣说‘中央文革’出了坏人了,来否定‘中央文革’,这意味着什么呢?”
林彪3 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把杨成武说成是“王关戚”的同党。他说:“他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林彪、江青一伙的政治!
第四十三章“大树特树”出笼之前
说到杨成武和林彪的关系,必然会联系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章。为了搞清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笔者先后访问了有关当事人,终于搞清了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但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至于后来挨批判,实在是一波三折,颇耐人寻味。
杨成武跟随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时,在林彪的操纵下,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
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护士长,你总是匆匆忙忙的。”熟了,工作人员间常开玩笑。
吴旭君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
文章随后送到北京,交到了陈伯达和姚文元手里,由他们“酌处”去了。
9 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
第二天陈伯达打来电话,他也是福建人,两人说话用闽南话:“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我看过了,也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可以发表,我看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回答说:
“这恐怕不合适,文章是别人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
陈伯达说:
“用你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很为难,他就说:
“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陈伯达只好说:
“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
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第四十四章“大树特树”的文章见报了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
“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绝对权威的文章,陈伯达同志已经改过了,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101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 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文章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 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  “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第四十五章“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
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12月21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指示:  “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了36本书。不要专吃青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这期间,湖南韶山铁路通车,毛泽东要在他的老家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12月26日毛泽东又做了如下批示: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的错误的严重性。
于是,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
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3 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枕头底下。压了一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
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嘛!杨成武懂什么!”
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
林彪在3 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批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如果把杨成武说成一个任人摆布的将军,那显然也不是事实。
其实,杨成武是个有自己想法和个性的军人。在和林彪的交往中,有些时候他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没有按照林彪的要求去做。这也就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一步一步加深了。
1967年2 月,青海省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之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事件。那天杨成武去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气呼呼地对他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了。”
看到林彪的口气很强硬,杨成武只是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他合适吗?”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林彪拖着湖北腔甩手走了。
第四十六章厄运在向他步步逼近
想到这些,杨成武在心里说,怎么说呢?因为解放前他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杨成武证明叶群1936年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杨成武沉思了一阵,对林彪说:“我和她,认识很晚,这你是知道的。1936年我们都在‘红大’这个你知道。她在天津、北京。我写不好。别人写了证明就行了吧。”
林彪站起来,走了两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
这完全是摊牌。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意图?杨成武一时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答应林彪吧,那完全是昧着良心,为人做假证,决不能干。不答应吧,林彪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得罪了他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杨成武冷静了一下,决定来个缓兵之计。说:“林总,别人说叶群同志什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先看看材料再说。”
这时,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这场面太尴尬了,足有40平方米的大客厅里,空气凝固了,一切都像是死的。
总不能这样呆下去,杨成武问:“林总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林彪一摆手,这摆手是逐客令。杨成武便站起来告辞了。
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杨成武的最后“考验”。从他担任代总长的职务以来,林彪就开始观察他、“考验”他。这种观察和“考验”进行得很神秘,杨成武毫无察觉。据说代总长的“代”字,是林彪决定的。其目的,也就是要看杨成武能不能成为“他的人”。在对待老干部、老帅问题上,他觉察出杨成武并不是“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在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日子里,杨成武对林彪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距离。林彪已经感觉到需要对杨成武采取措施了,于是,厄运在朝他步步逼近。
面对这一切,杨成武努力抗争着。
3 月中旬,杨成武先后接到两封匿名信,都是空军机关的人写的,揭发空军党委办公室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胡作非为的种种丑行。其中,有他们仗着吴法宪,整人于死地;也有他们玩弄几名小姑娘,致使她们怀孕的恶劣行径。
杨成武看后,批了两行字:
林副主席:
转去空军一封来信,情况如属实,当严肃处理。
杨成武
杨成武之所以把这封匿名信批给林彪,是因为他知道林彪、叶群同吴法宪的关系非同一般。记得“二月逆流”过后,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
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成为林彪的死党周宇驰和刘沛丰以及林家的那只老虎——林立果。林立果到空军不久,还不是党员就进了党委办公室。
既然是党委的调查研究小组,写了文章必然会给空军的政委余立金一阅。余立金觉得标题很刺眼,别人还没有这样提过,就把文章送给杨成武看。
杨成武说:“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那毛主席是什么榜样,这样提不大妥当。”并对余立金说:“你回去转告吴法宪这样提不好,能不能换个题目。文章的内容我没看。”
余立金同意杨成武的意见,找到吴法宪,谈了杨成武和他的看法。
吴法宪说:“就这样提。”
余立金再次提醒:“这样提不妥当,还是改一改为好。”
吴法宪像是有尚方宝剑,说:“你不要管,出了事我负责。”
第四十七章关于“以林副主席为副……”
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5 月1 日的《人民日报》上,署名是三个很大的楷体字:吴法宪。
事后杨成武和余立金才知道,这篇文章吴法宪早已送叶群、林彪看过,他们同意这样提,所以吴法宪才能否定杨成武和余立金的意见。
后来听说吴法宪还到叶群那里告了一状,说杨成武反对宣传林副主席。叶群一言未发,只是哼了一声。
过了没多久,空军开党委扩大会议,吴法宪在代表党委发言中,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这句话,作为政委的余立金又提出异议,说中央没有这么提,我们空军这样提好不好。
余立金又把吴法宪的讲话稿送给杨成武。杨成武看了讲稿,对余立金说:“你告诉吴司令,这种提法中央从没用过。这样提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
吴法宪很快把杨成武的原话报告了叶群。第二天,吴法宪又告诉余立金,说:“这种提法,没有什么问题,林副主席都同意了。”……
杨成武的批示很快送到了林彪办公室,叶群看了信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吴司令,有人写信告你们党委办公室的人,你知道吗?”
吴法宪说不知道。叶群生气地说:“你不知道,你这个人,太迟钝了,一点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现在派人把信送去,你们看着办吧。”
那封信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空军,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那几个人手中。
周宇驰他们一见,非常恼火,于是把平时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的笔迹都找了来,像公安局查“反革命”信件一样,一个一个地对。最后确定像余立金的秘书写的。
关于这件事,他们又联系到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当时杨毅在空军报当编辑,和余立金的秘书认识。为了进行报复,他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由周宇驰找吴法宪,说:“吴司令,我们向你报告一个紧急情况。余立金的秘书和杨成武的女儿乱搞男女关系,秘书的老婆告到党委来了!”
“是吗?”吴法宪很吃惊。
“他们写的情诗让秘书的老婆发现了,告到了党委办公室!”
吴法宪再草包,也知道这件事是不可以开玩笑的。男的是政委的秘书,女的是代总长的女儿,便问:“有证据吗?”
“有,秘书的老婆可以作证。”
“有证据就好。”
吴法宪叫人把秘书的妻子叫到他的办公室,但她却一问三不知。
他急忙叫人把秘书的妻子带走。
周宇驰、王飞等人又找上门来,要吴法宪立即下令“隔离审查”余立金的秘书。吴法宪没有这个胆量,这涉及到代总参谋长和空军政委。他对周宇驰说:“余立金是空军政委,抓他的秘书,不通过他不好!你们强迫我签字不是要夺我的权吗?”
周宇驰把吴法宪的话告诉了林立果,林立果又告诉了叶群。叶群气势汹汹地打电话给吴法宪:“你说我们夺你的权,夺你什么权?我要把林立果、林豆豆从你们空军撤回来!你不识好歹,我们把儿女放在空军是为了保你,是为了保你的权!你反说我们夺你的权。”
叶群又说:“告诉你吧,杨成武和余立金勾结起来,要夺你的权!你不要蒙在鼓里!”
吴法宪挨了叶群的骂,立即将余立金的秘书“隔离”起来。
这时,在病中的杨成武也得到了消息,气愤至极。他的女儿杨毅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击,他当然不能容忍,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放人。同时,派夫人赵志珍去找空军的人,吴法宪不在,找到了余立金。赵志珍又和余立金一起直接到毛家湾林彪住处。
第四十八章江青贼喊抓贼
赵志珍与余立金等了很久,叶群才身穿便衣出来。
“哎哟哟,什么事情搞得你们两个跑来啊,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赵志珍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
叶群装模作样,耐着性子听完他们所谈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以后再向林副主席报告,你们先回去吧。”
他们走后叶群立即打电话告诉吴法宪,并要吴法宪和他老婆一块找杨成武谈话,要“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
斗争愈来愈表面化了。
几乎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傅崇碧所谓冲钓鱼台的“事件”。
钓鱼台,是个神秘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这里曾经是“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
门口岗哨林立,墙边还有来回走动的流动哨兵,只要你在墙边逗留的时间超过两分钟,就会有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警卫来干涉。人们只能在它的东门口,望一眼里面的假山、喷泉。
傅崇碧冲钓鱼台的传说,曾经风靡北京城,被描绘得生动而形象。它成了触发“杨余傅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这件事本来和林彪没有多大的关系,也和杨成武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在那种畸形的政治斗争中,却有了很畸形的关系——  1968年3 月4 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傅崇碧进来坐定,周恩来说: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收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 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收藏于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不像大海捞针一样吗,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  “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 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候,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利光普等4 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他们一行人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了手稿怎么不知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原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互相对视了一下。江青让戚本禹取了手稿,怎么现在又说不知道?这不是贼喊抓贼吗?
他们又驱车返回北京,给总理汇报。汇报时江青在场,当然,他们不能说是江青让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
江青很是恼火,她叫道:“把这个人叫来!”
很不凑巧,这个人回四川休假去了。
第四十九章转了一个大弯子
江青指着傅崇碧说:“你马上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张国华,让他马上把这个人找回来。空军派飞机去接。”
傅崇碧说:“我是一个卫戍区司令员,打这个电话不合适。要打,也得请总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兴,说:“你这个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说是我们说的。”
傅崇碧没有办法,只好去打。
成都军区对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韩书信,并让他连夜乘飞机回到北京。
韩书信被送进北京卫戍区招待所。
他很是紧张,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关重大。傅崇碧、周树青等人见到他时,他更加紧张。
“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韩书信见问这事,反倒坦然了。他说:“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了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
又出了一个岔子。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
还好,何先伦在。等来者说明情况,何先伦说:“这事情,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那里?”周树青急切地问。
“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他们赶快打电话告诉江青。江青不在,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是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区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车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站定,江青推门进来。
江青见屋中站了5 个军人,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了?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周树青赶忙解释说:“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双手捂住耳朵,喊道:“我不听,我不听,你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傅崇碧扯扯周树青说:“我们向你汇报手稿情况。”
“谁叫你们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
江青大发脾气。姚文元变成了帮腔的:“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要说清楚。”
这时,扑通一声,有人摔倒了。
他是跟傅崇碧一起来的冯秘书。这几天,他几乎是连轴转,太疲劳,也太紧张,再加上肚子里空空的,一时虚脱晕倒了。
冯秘书手中的黑提包掉在地上,笔记本、文件也甩了出来。
第五十章江青要报复戚本禹
冯秘书突然晕倒,江青被吓了一跳。她一边躲闪着,一边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傅崇碧了解冯秘书,忙说:“不要紧的,稍休息一下就好了。”
同行的几个人,扶的扶,抬的抬,把冯秘书弄到一边。傅崇碧又对江青说:“我们刚刚把手稿的事情搞清,特向您来汇报。”
“手稿在哪里?”江青的口气缓和些。
“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
“什么?”江青稍稍平息了一些的火气,又发作了。
“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保密员卜信荣知道。”
“把保密员叫来!”
保密员是一位空军的干部,衣着很整洁,模样也很文静,进门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首长找我有事?”他很恭敬地看着江青。
傅崇碧问他:“鲁迅的几箱手稿在你那里吗?”
“在,就在楼上保密室里。”
他回答完,不解地看着屋里的人,好似在说:问这干什么?
他又补充一句:“保管得好好的,共有4 个箱子。”
江青两眼冒火,伸手指着保密员的鼻子,吼道:“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个大坏蛋,抓起来!”
保密员愣了,这是何故?怎么会使“文化革命的旗手”发这么大的火?周围的人再次愣了,这是怎么回事?
傅崇碧倒不觉得奇怪。一是江青是迁怒于人,把火气撒在别人的身上。她叫人查鲁迅的手稿,查了个遍,手稿就在她的身边,而且戚本禹还跟别人讲,她江青知道,她岂能不火?
江青见没人去抓保密员,又气又恨,跺着脚喊:“抓起来!”
有人上去扭住了保密员的胳膊。
保密员急得满脸通红,喊着:“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把我放开!我冤枉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啊!”
“把钥匙交出来!”江青恶狠狠地下命令。
保密员被人扭着,消失在门外。
江青对房内的人说:“你们上楼去,把箱子抬下来。”
人们怕她再发火,急匆匆上楼抬下来4 个箱子。打开来看,鲁迅手稿一扎扎、一束束地放在里面。
江青拿起一本,翻看了一阵,扔下,再拿一本翻看。
别人站在箱子旁边,等着她发话。大家都不敢动一动。她要再次发怒,说不定哪个又被抓起来。
看着看着,江青突然说:“不看了!封起来!”
瞧她骤变的脸色,人们不知她又看到了什么令她不快的文字。
“你们看着,封好。”
江青让别人封鲁迅的手稿,她站在窗前,挺胸抬头,不知在想什么。
箱子封好后,她又变得和蔼可亲了,对傅崇碧等人说:“你们还没吃饭吧?就在这里吃饭。”
“不用了,我们回去了。”
“叫你在这里吃饭!不愿跟我一起吃饭是不是?”江青很执拗。
吃就吃吧,这样也可缓和一下刚才剑拔弩张的气氛。
江青对饭菜是很挑剔的。她说:“你们几位,这两天都很辛苦。辛苦就辛苦点吧,干革命嘛!”
傅崇碧心里明白,留他们吃饭,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江青说:“吃完饭,你们还要跑一趟。毛主席的手稿被戚本禹那个坏蛋盗走了。你们去审问他,手稿藏在什么地方。”
手稿,又是手稿!在座的诸位都明白,江青可能要报复戚本禹一下,戚本禹说,鲁迅的手稿江青知道,江青却让人们去找,江青不成了贼喊抓贼了吗?
吃完饭,江青擦擦嘴说:“这是毛主席的手稿被盗,比鲁迅的更重要。你们一定要完成这重要的工作。”
……
第五十一章又起风波
到了秦城监狱。他们再次把戚本禹提了出来。
“戚本禹,你把毛主席的手稿弄到哪里去了!”
戚本禹眨巴着眼睛,说:“我,我,我没有拿毛主席的手稿哇!”
“你敢抵赖!你写文章没用过毛主席的手稿?”
“没,没有,绝对没有。”
又是一个对不上。江青到底搞什么鬼名堂?她真的要报复戚本禹吗?
“真的没有?”
戚本禹虽有些惊慌,但还是不肯承认这无中生有的事情。他说:“我借过毛主席讲话的清样,从没借过手稿。你们可以去问汪东兴。借手稿和清样都要通过他。”
傅崇碧想,不妨打个电话问一下,不要再受骗了。
电话挂通了,听筒里传来汪东兴的声音:“他没借过手稿,是清样。”
……
他们赶回北京,立即给江青写了报告。
——这是钓鱼台事件的前半部分,后面,还有戏唱。
傅崇碧去了秦城,江青又发起疯来。她先找了周恩来,又找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周恩来说:“他也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冲中央文革有什么别的企图吗?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
陈伯达本来知道此事,应该出来证明一下,他不仅不出来证明,反而火上浇油:“不管是来干什么,都必须报告。这样的卫戍司令不能要。”
叶群也说:“这个傅崇碧太不像话!”
越说越气愤,越说越升级。
“不行!这得叫傅崇碧做检查!”
“找杨成武,要他批傅崇碧。”
吴法宪赶快立正,忙不迭地说:“我马上就打。”
杨成武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秘书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悄声说:“吴法宪来电话,说傅崇碧冲钓鱼台了。”
“什么?”
秘书又重复了一句。杨成武这才站起来,走到外面去接电话。
“杨代总长,你到钓鱼台来,江青同志的指示。”
“干什么?我正开会。”
“叫你马上过来开会。傅崇碧冲钓鱼台了,中央的同志都在这里。”
“他为什么冲钓鱼台?”
“你过来吧,过来再讲。”
“总理在不在?”
“总理在,要你过来。”
杨成武只能放下这边的会议,到钓鱼台去。
果然,“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都在,等杨成武进了屋,江青先发制人:“傅冲碧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区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的呀。”
叶群说:“他带了两辆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杨成武说:“他为什么冲?把他叫来问一问不就得了!”
江青说:“你们军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无天。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道冲哪里!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你负责!”
杨成武好不生气,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批卫戍区,就批傅崇碧?不让别人说话。他没好气地说:  “我负什么责?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二不是北京卫戍区政委,要批由他们去。”
江青哪能吃这一套,她听惯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和他血战到底!”哪能容得顶撞她。
她瞪起眼睛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
陈伯达、姚文元等人跟着指责杨成武:“你不要包庇傅崇碧!”“这都是你们军队的问题!”
第五十二章诡秘的3月22日之夜
杨成武很是气愤,他说:“我负责?我不负这个责!我没有下命令冲!我也不能越级去批北京卫戍区的干部。”
说着,杨成武站起身要走。周恩来赶忙拦住他,说:“成武,你别走,谢富治同志在这里,你陪谢富治同志去一趟,把北京卫戍区的干部找来,不允许他们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杨成武从周恩来用力的手上领会到了周恩来的暗示。杨成武止步,说:“陪他去可以。”
周恩来又对谢富治说:“富治同志,你和成武同志去卫戍区一趟,批评批评他们。”
北京卫戍区的师以上干部,被叫到了京西宾馆的第二会议室。
谢富治到第二会议室找到杨成武,说:“人都来齐了,你去讲吧。”
杨成武很不客气地对谢富治说:“我是陪你来的,你是北京卫戍区政委,总理要你去讲。”
“你讲吧!”
“我不讲。”
谢富治自我解嘲地说:“我讲就我讲,那你主持一下吧。”
“我主持一下可以。”
事后,谢富治怎么汇报的,杨成武不得而知。
就这样,几条矛盾线索纠缠在了一起,使得斗争更加错综复杂。但杨成武还是没有料到事情会发生那么急剧的变化,会搞出一个“杨余傅事件”来。
“3 ·24事件”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将军从此身陷囹圄。  有人说,是林彪一手策划了这一事件;也有人说,是江青从中起了重要作用;还有人认为此事的背景复杂,至今还有很多扑朔迷离的地方……
1968年3 月22日深夜。喧闹的北京已经安静下来。
位于北京后海附近的杨成武将军住地也非常静谧。12点半左右,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杨成武的秘书张忠庆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门卫的报告:“林副主席的秘书来了。”
这么晚了,他们来干什么?张忠庆忙出去迎接。见来者是林彪的两个秘书,他们和张秘书也认识。其中一个说:“101 (林彪的代号)要我们来看看杨代总长的病情如何了。”
张秘书说:“已经吃过药,睡着了。”
几天前,由于过度劳累和紧张,杨成武患了美尼尔氏综合征。
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非见杨成武不可的,但这天他们执意要见首长,张秘书只好领他们来到杨成武的卧室,叫醒了他。
杨成武坐起来,和他们打了招呼。
一个秘书说:“101 对首长的病情很关心,特让我俩来探望。”
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
另一个秘书说:“吃过药了吧?”
杨成武说:“谢谢101 ,不要紧的。”
两个秘书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送走这两位秘书,张忠庆告诉杨成武,晚饭后不久,吴法宪曾来过,当时他正要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却说:“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说完就走了。
杨成武让张秘书回办公室打电话告诉吴法宪,不要让他来了。电话打到人民大会堂,吴法宪的警卫员小刘接了电话,说:“吴司令正在开会,交待过,不能找。”
张秘书刚刚放下电话,铃声就急促地响了起来,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打来的电话,声音很是急促:“张秘书,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
张秘书一惊,虽说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不少奇怪的事情,但军队内这么大的事情还是闻所未闻。他立即拨通了杨成武卧室的电话。
第五十三章杨成武被抓走
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听后也感到很吃惊,在他们还没有搞清究竟发生什么情况时,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秘密包围了他们的住处,原来的警卫部队接到紧急命令,立即撤到景山。
凌晨2 时许,“哐哐哐”的敲门声,“出来!不许动!”的叫喊声,“跟我走,快!”的呵斥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邱会作和李作鹏带领几十个人冲到楼内。
赵志珍刚推开门想看个究竟,几个人上来就把她扭住了。她愤怒地质问这是干什么?无人回答。全家人像犯人一样被驱赶着,被推搡着到了楼下的客厅,就连年近8 旬的老太太和只有10来岁的孩子也不例外。赵志珍要去叫杨成武,但把守客厅门口的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恶狠狠地说:“不行!”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着几个人上了楼,闯进杨成武的卧室。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杨成武有点睁不开眼睛,他穿着睡衣,站了起来。
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李作鹏站在后面,仍然戴着他那副宽大的墨镜。他身后是手持短枪的士兵。
杨成武问:“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的话筒,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早已被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杨成武火了:“怎么回事?”
邱会作和李作鹏都站在一旁不动声色,随他们一起来的一个人对杨成武说:“走吧!”
杨成武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从他们闪出的道走出房门。几个士兵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跟着进厕所。这些情况足以表明,已经发生了大的变故。杨成武怒发冲冠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还应该有人性,要有良心!”
邱会作并不回答。几个人簇拥着杨成武走下楼梯,进了客厅。这时,杨成武一眼就看见老母亲也被他们从房间里抬到乒乓球台上,心中更加气愤。两天前,杨成武的父亲在这里病逝,刚刚火化。母亲还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而且正在生病,她还能经得起这个沉重的打击吗?杨成武感到,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便大声说:“我要跟我妈妈说几句话。”
“不行!”一个小头目当即拒绝,态度十分粗暴。
杨成武用肩膀使劲把那个人抗到一边,走到母亲身旁,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他又转身对孩子们说:“你们要管好自己,照顾好妈妈、奶奶。”
“快走,快走!”那个小头目又喊道。
在杨成武转身准备走的时候,母亲如从梦中惊醒一般,猛地扑过来,边哭泣边大声呼号:“我儿子从小就跟着毛主席,不反对毛主席啊!”
老母亲是想尽她的最大的力量和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儿子。但是,她不知道,此时已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能为力了。
杨成武被带出房门,儿女们大声哭喊着:“爸爸保重身体!”
杨成武一阵心酸,又猛然转过身,昂起头,大声说:“相信我!毛主席了解我!我不反对毛主席!”
杨成武走出楼门,见到一辆黑色吉姆车停在门前,车门开着。
见杨成武出来了,邱会作先钻进去,李作鹏伸手,示意杨成武上车,随后也跟着钻进车里。他俩一左一右为杨成武“保驾”。车队没有走大街,穿越小胡同,高速驶抵人民大会堂。
第五十四章新疆厅的批判会
杨成武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
这里,是林彪办公的地方。地上铺着真正的和田地毯,墙壁上的装饰充满了维吾尔族的色彩。过去走进这个厅时总有一种浓郁的边疆气息。今天,杨成武却感到这里的气氛令人窒息。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十余人都坐在里面,中间有个位子,好像是留给谁的。
林彪一脸严肃,见杨成武走进来,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平时好拿腔拿调的,这次一反常态,讲话干脆,也很有力量。
江青跳了起来,叫道:“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问题!”
江青的话音未落,吴法宪也跳了起来:“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的样子挺斯文,讲起话来却恶狠狠的:“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是什么关系?”
陈“夫子”把眼镜往上抬一抬,说:  “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发言的声音很大也很响。由于激动,她的嗓子哑了。她用沙哑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叫喊:“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说着说着,她带头呼起口号来:“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杨成武还拿了枝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越听越听不下去。诬蔑、造谣、栽赃……他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挥着手,说:“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
周恩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许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江青再次跳起来:“不要说了!散了!散了!”
参加会议的人,先后离开会议室。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对他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杨成武,等周恩来说完,他手指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
杨成武没有再说什么,事情已经很明白了,说什么也于事无补。
三辆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把杨成武押解到西郊机场。一架伊尔十八型飞机已经发动,看样子是在等着他。一下车,他就被人架上了飞机。机上坐着一个班抱冲锋枪的战士。
这些战士倒很客气。他们问杨成武:“你喝水吗?这里有水。”
杨成武摇摇头。
其中一个长得很粗壮的干部说:“不要着急,能休息就休息一下。”
……
第五十五章开始了软禁生活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了。杨成武一看,这不是武汉的山坡机场吗!几个月以前,他随同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就在这里起飞和降落过。
很快,他被押送到东湖宾馆。1967年7月,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巡视时,住过武汉的东湖宾馆。1968年3月25日,他又被押送到这里,所不同的是,上次住地是设备豪华的首长区,这次却是关在不住人的地下室。
从此,他开始了近7 年的软禁生活。
说起“3 ·24事件”,杨成武将军回忆说,当时我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是吴法宪他们搞的?我脑际深处,曾经闪过,这或许是林彪授意吴法宪干的,是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干的。我没能想到的是,经过林彪多次进谗言之后,已经使毛泽东将信将疑,并同意了所谓“杨余傅事件”的提法。林彪、江青一伙已经拿到尚方宝剑。难怪林彪在3 ·24人民大会堂的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说:“这件事,是在主席那里开了四次会才定下来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的问题。”
即使是在被押上飞机的时候,杨成武将军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经开始了被“监护”的生活——杨成武被押送到武汉后,很快转移到湖北孝感,没有多久又被转移到河南。
他的妻子赵志珍和孩子们早已关押在这里。一家人得以团聚在囹圄中。
从被砖块堵起的窗户缝中,杨成武看到了著名的龙门石窟。两面青山,一泓碧水,依山而建的洞窟依稀可辨。他虽然没有来过这里游览,但对汉代著名的八大关之一,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蒋介石修的寺内行宫,杨成武都早有耳闻。他判断出被监禁在洛阳香山寺内。家人虽然来到了这里,但他们一家人都没有自由。门口有持枪的战士站岗,负责看押的人不断来找茬儿。没有了自由的生活就好比人间地狱。这与周围如画的风景相比,形成十分强烈的反差!
在这里,负责看押的人为杨成武一家制定了一套“让你死不了,也活不成”的规定:一、不准出房门,更不准下楼梯;不论春夏秋冬各处房门不得关闭。
二、饭食定量,不够不添;每星期每人必吃两次忆苦饭。
……
在关押他们的房间里,除了破木床就只有马桶了,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夏天热得像蒸笼,衣服被汗浸湿了,也没有换的衣服。全家人只有一把扇子——这还是在武汉山坡机场时,一位好心的战士给杨成武的。现在只能给老母亲使用了。到了冬天,寒风刺骨,不给生火,冻得直发抖。母亲和姑姑年迈体弱,重病在身,过冬天简直就是过鬼门关。
吃的食物经常是发了霉的窝窝头,或者把烂菜叶、红薯叶、南瓜叶加糠用开水一拌,就端上楼来。按当时被关押人员的有关规定,杨成武和赵志珍的伙食费应为1 元,其他人为6 角,但实际上连3 角也没让他们吃到。就连开水也从不保障,每天全家12口人只给3 暖瓶水,除了老母亲、姑姑、杨成武夫妇外,孩子们无论冬夏都只能喝生水……
在这样的情境下,杨成武和夫人没有屈服,他们经常把眼前的情景和战争年代联系起来——有一次,赵志珍和杨成武谈起在晋察冀根据地时,抗日军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她们母女的情景。赵志珍说:“那一次,我们的住地突然被敌人包围,日本人逼迫群众交出我们,群众死也不说,鬼子竟残杀了五六个人!”
说着说着,赵志珍不禁潸然泪下:“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老区人民,他们为了我们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和鲜血!”
第五十六章给毛主席写信
杨成武说:“当年我们没有死在帝国主义、反动派手里,现在一定要坚持下去,和他们斗争……”他还对孩子们说:“奸臣当权,忠良遭难,自古有之。要相信党和人民群众。只要我们问心无愧,掉了头也不要紧!”
杨成武要来了纸笔,噙着热泪一次又一次地写道:“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对你讲。”
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他不可能表示对林彪的意见,只能在信最后特意加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信交上去了,他们就开始盼望消息。他们多么希望毛主席能收到信,能从信中看出他的心思,能派人来让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啊。一封又一封的信,都石沉大海。事后杨成武才知道,他写的20多封信全部被扣押了,并被下令焚毁。多亏一个有远见的同志把这些信秘密地收藏起来。
……
在那几年的时光里,杨成武的家人都必须面对被关押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不同的抗争。
小儿子杨东成只有13岁,难以忍受这种寂寞的生活。一次,他偷偷溜到走廊上,爬到窗台上向外眺望。突然,“吧嗒”一声,他上衣口袋里的钢笔掉下去了,他看四周没有人,便悄悄地爬下去,把钢笔捡了回来,又小心地把堵塞物恢复了原状。
负责看押的人发现后,把四个男孩(杨成武的三个儿子、一个侄子)叫到一个房间,进行审问:  “好大胆子,谁下楼了?”
东成立刻站了起来,说:“是我。”
小头目下令把东成带走,并说:“好好教训这小子!”一顿训斥后,又逼着他写检查,还硬要他承认有“后台”。
一年春节前,下着大雪。东成站在楼上的栏杆旁,看楼下战士们杀猪,无意中在栏杆的积雪上写了一个“猪”字。专案组的人知道后,误认为是杨成武的侄子东海在骂他,非要狠狠整东海不可。东成便主动说是自己写的。于是,那个人就对东成一边骂,一边推推搡搡,强迫东成和他妈妈各写了几次检讨,还是过不了关。
有一次,二儿子杨东明坐在毛主席像前学习《毛选》,专案组的人来后,顿时大发淫威:“你为什么脊背对着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
东明轻蔑一笑:“你没有到过人民大会堂,每次开会时,主席台上的人都是脊背对着毛主席像,难道你敢说他们都反动吗?”
一句话气得那人暴跳如雷:“你想造反……”并命令几个孩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专案组的人还定时对看守班的战士训话:  “杨成武是铁板钉钉的反革命,永世不得翻身了……”
如果说,年轻人尚能忍受,那么对于杨成武年迈多病的老母亲来说,已经经不起这样的煎熬了。入冬不久,他的母亲病情加重,所谓的医生既不看病,又不肯给药。天长日久,老人家骨瘦如柴,昼夜不停的咳嗽声揪着每一个人的心。
后来,一个看守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叫来一个女医生,她看也没有看,就说:“是气管炎犯了,不用看,过几天就好了。”又一次,杨成武的母亲胃疼得厉害,直在地上打滚,经苦苦哀求,医生才给了几片胃舒平,并说:“吃完就没有了。”
到了1970年冬,两年多的监禁生活使老太太的身体日渐衰竭,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天,奄奄一息的她躺在床上呼唤着:“孩子,我真想吃……吃个鸡蛋……”
在今天看来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要求,然而那时却使杨成武为难地低下头。那一刻,将军的心都碎了……
第五十七章遭受非人折磨
听说奶奶想吃鸡蛋,孩子们掏出被关押前兜里剩的零钱,凑在一起,央求看守人员满足奶奶的一次愿望。可是,专案组头头却声色俱厉地说:“这里没有鸡蛋卖,有病就看病,吃什么鸡蛋!”值勤的战士不忍心看着老人受此虐待,背着有关负责人,悄悄地端来一碗软面条,说:“吃吧,出了事儿我兜着。”
就在这天夜里,杨成武的母亲被抬上了汽车,拉出香山寺。女医生随车前往,但不允许任何家人陪同,一家人寝食不安地惦念着她老人家的病情。
七八天后,女医生带回一个木盒,冷冰冰地对杨成武说:“这是她的骨灰。”
这消息对杨成武来说好似五雷轰顶。他戎马一生,不能侍奉老人,临到分手也不能见一面,杨成武悲愤不已,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事后得知,老母亲是被秘密送进第132 陆军医院5 号病房的。据说病房门口站着岗,既没有做病情检查,也没有进行治疗。陪同的人还对院方规定,不许任何人探望或接近病人,以致医院里传说来了个“神秘的老太婆”。至于老太婆叫什么,是什么人,患什么病,何时去世的,医院里没有任何记录或报告,至今仍是个谜。1986年夏,杨成武再次去洛阳,来到母亲去世的医院时,强忍着泪水,对周围的人说:“那时候,若林彪、‘四人帮’一伙还有点人性的话,我母亲是不会那样快就离开人世的。”
杨成武的妻弟赵晶溪的命运就更惨了……
赵晶溪原是北京军区第262 医院的医生,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林彪、“四人帮”的爪牙硬逼迫他揭发杨成武的问题,当然遭到严词拒绝。造反派便将他装进麻袋毒打,打得死去活来。看守还不准他上厕所,逼得他只好绝食。尤其令人惊骇的是,他们竟以强迫进食为名,将他的粪便再从嘴里灌进去,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一直到迫害致死。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有着惊人的巧合。从1968年的3 月22日开始,此后的几年里,杨成武的许多变故都和这个数字有关。
1971年1 月22日,又是一个漆黑、阴冷的冬夜,一群彪形大汉突然闯进将军的住处,把正在熟睡的孩子们从床上拽下来,又一个个点着名,强行把他们拖走。
孩子们的哭喊声,把杨成武和赵志珍从梦中惊醒,知道不好,急忙披衣而起,但房门早已被人把守住,不准出去。志珍只好挨个呼唤着每个孩子的名字,眼睁睁地看着几个拼命挣扎的孩子。杨成武也不停地高喊道:“你们要听党的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千万不能自杀!你们要百炼成钢啊!”
孩子们也不停地哭喊着:“爸爸,妈妈,你们要保重身体!”
在越来越远的凄惨的呼叫声中,突然听到当时正在发着高烧的二女儿杨俊生一声尖叫:“唉呀,我的胳膊!”便没了声音。事后才知道,挣扎中,她的胳膊被摔成重伤。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别竟是和大女儿杨毅的生离死别……
杨毅1964年毕业于人民大学中文系,是空军报社的编辑,也是林彪死党特别关注的人物,被认为是杨成武安插在空军的“钉子”。“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她先后被秘密关押在北京、四川、河南等地。她虽然身陷囹圄,却始终没有向淫威屈服。她从四川押来香山寺时,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在滑县,她被押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住的是“干打垒”的土屋,每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来都不叫吃饱饭。杨毅的身体被折磨得很虚弱。
第五十八章大女儿被打死
“9 ·13”事件后,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从捡来的报纸上敏锐感觉到,林彪出事了。她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出于对党的忠诚和信赖,她不怕威胁和迫害,给周总理写信,揭发林彪一伙40多条罪行。很快,“中央专案组”派来一个人,说是要向她做调查。她也很认真地和那个人谈了话。
谁知这个人刚走,她却突然神秘地“自杀”了。有关当事人一口咬定杨毅是“自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那非人的折磨中,她熬过了漫长的4 年,而当她看到光明,意识到有了希望的时候,却去寻短见呢?
专案组将此事报告到北京,并提出“马上火化”的建议。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感到其中必然有缘故。他立即指示:要化妆,用棺木安葬。
打倒“四人帮”后,空军机关为杨毅平反昭雪,追认烈士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前,人们取出她的遗骸准备火化时,发现她身上除了多处伤痕外,单是肋骨就断了6 根。经过法医鉴定,结论是:“外伤致死。”解开了所谓的“自杀”之迷。
杨毅是杨成武的女儿,更是人民的女儿。她是当年抗日军民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下来的革命后代,在她刚刚走完人生的第32个年头,竟惨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手里。杨毅罹难后,河南滑县人民自发地为她造墓立碑。她的生命是人民给予的,也永远安息在人民的怀抱之中。
杨成武的二女儿杨俊生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她性格刚强,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与林彪、“四人帮”之流做了坚决的斗争。她的命运比姐姐好些,因为管她的“专案组”组长缪锡跃不听专案组主要领导人的那一套,他认为俊生没有罪。因而,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在生活上给予关照,不时地向她透露些情况。杨毅的突然死亡,引起这位正直共产党员的警觉,他从许多迹象看出,杨毅之死,仅仅是个开头,一场新的迫害阴谋正在酝酿。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的分析告诉杨俊生,并把杨俊生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通过叶剑英转给了毛主席。主席接到信后,批给中央政治局,批示说:看来,杨成武是个冤案。与此同时,缪锡跃自己还偷偷地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反映了杨成武一家被关押的一些情况。
周总理在很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断然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一支到开封,一支到滑县,撇开专案组,以很快的速度,将杨成武全家人转移出来。杨成武和赵志珍到了山西侯马,孩子们分别转移到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从此情况才有了好转。
杨成武知道大女儿的死,是3 年多以后。
屋外的杨树叶子青了、绿了、黄了、落了。又青,又绿,又黄,又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杨成武夫妇坐在窗前,望着再次发青的树枝树叶,心急如焚。
快7 年了!
7 年,多宝贵的7 年,将军可以打两个解放战争,现在却被囚禁了7 年。与世隔绝了7 年。从东湖宾馆的地下室,被转移到山坡机场的单间房里,后又到了河南洛阳龙门和开封。在洛阳龙门的日子里,他们全家又被分成几个“学习班”,由林彪的死党对他们进行逼供审讯,70多岁的老母亲有病不能医,加上饥寒交加,很快就去世了……
在开封,曾关押刘少奇的房子,成了他们夫妇的居室,再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了侯马。
这7 年里,他曾经给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写过信,都没有丝毫的回音。这7 年里,没有一个像样的领导人找杨成武谈过话……
更让他想不通的是,从1968年3 月23日起,他的家属都因为自己而被囚禁起来,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娃娃。他们有什么罪?凭什么也把他们关起来?
“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自己曾经想积极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啊!
第五十九章“杨余傅事件搞错了”
就在杨成武一家人承受着巨大精神折磨、过着最难熬的日子的时候,忽然出现了黎明的曙光,一个战士悄悄告诉杨成武:林彪出事了!
杨成武相信自己的事情会有转机,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转机。
今天,树上的喜鹊叫个不停,赵志珍说:“莫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院门开了,进来两个陌生的军人,他们径直走进杨成武住的房内。其中一个很客气地对杨成武说:“上级通知,让你们回北京治病。”
看来人说话的态度,不像那些专案组的人。
“回北京治病?”杨成武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他们。别又是什么新的圈套吧!他问:“这是谁决定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来接你们回北京的。”
喜鹊还在院子里喳喳地叫个不停,杨成武对赵志珍说:“好事,咱们要解放啦!”
他们整理了一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装,跟着来人上了路。
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他们到了北京站。来接他们的车子,直接开到北京白广路的一个招待所,第二天就住进了北京医院。
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他们早就认识。汪东兴说,他是奉命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的:  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  听到毛泽东的话,杨成武顿时觉得热血直往头上涌。
汪东兴又简单传达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的问题和最后出逃的情况。
杨成武说:“我要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林彪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先养病,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那一阵子,杨成武的身体恢复很快,与其说是治病的良药起作用,不如说是愉快的心情起作用。
7 月31日下午,中央军委的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以及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在三座门接见了杨成武、王尚荣等人。
邓小平、叶剑英等讲了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对他们的工作也谈了些意见,希望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工作。
这实际上是对所谓“杨余傅事件”的平反。
不久,周恩来又传达了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召集党政军的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发表了讲话。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显得苍老了许多。他的谈话,一向是说古论今,不拘一格,谈开去,有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收拢来,又有当今发生的政治事件。他自然也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谈到贺龙,毛泽东说:我看贺龙的案子搞错了,我负责恢复他的名誉。我当时对贺龙说:你是二方面军的旗帜,我保你,我是保他们的。
谈到此处,毛泽东侧身对周恩来说:“你也是保他的。”
周恩来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到“杨余傅”,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杨、余、傅都要翻案。
大家都没说什么,等着下文。
毛泽东接着说:“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罗瑞卿,林彪说他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在上海,是我听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我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
第六十章历史是富有戏剧性的
又是一个“22日”——1974年5 月22日。
杨成武接到通知,说周总理要见他。快7 年了,那天离开大会堂,再也没有见到过周总理!杨成武感到有许多话要说。
在一个明亮的会客厅里,杨成武看到很是消瘦的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忙迎上去,只叫了一声总理,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
接着又说:“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
是啊,假如林彪、康生一伙提出的开设特别军事法庭的提议被通过,杨成武等将领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总理在谈了杨成武被解放出来的经过后,语气沉痛地说:  “有件事本不想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杨毅同志不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了!”
直到这时,杨成武才知道几个孩子被带走之后,分别关押在河南滑县,进行劳动改造。
这期间,姐弟几人相互不通音信。大女儿杨毅被迫害得最厉害,轮番地批斗,变相地体罚,非人的待遇……
周总理安慰杨成武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杨成武先后失去了3个孩子——珍生、燕生、冀生。这3个孩子都是放在老乡家寄养的,尽管乡亲们用家中最好的食物喂养他们,可是恶劣的环境和病魔还是夺去了他们幼小的生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自由的杨成武又有3 位亲人——老母亲、大女儿和妻弟被折磨致死。
周总理很动感情地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
后来,在重病和百忙之中,周总理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问题的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妥善处理。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所以只要说起总理,杨成武总是心存感激。
1974年的9 月30日夜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相遇了。他们应邀来参加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民大会堂,他们怎能不感慨万千。6 年前,逮捕他们的决定是从这里发出的;今天,他们又来这里出席宴会了。
这是三个人被“解放”后的第一次相见,该说点什么呢?该从哪里说起呢?
看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在台上谈笑风生,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笑了,也只能笑笑而已。
这笑,是辛酸的笑,是苦涩的笑,也是一种压抑的笑。
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出来了,还是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傅崇碧说:“一场噩梦。”
余立金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杨成武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没被整死,要算不幸中的大幸。”
……
他们没敢再多说一会儿,如果逗留时间再稍长些,很可能会出现:“‘杨余傅’又聚会了”的谣言。
人言可畏啊!
他们先后恢复了工作。有了一份工作心情会稍好些,他们的心灵上还压着一个极为沉重的包袱,他们还有着深深的忧虑。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才逐渐拂去他们心头的乌云。
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专门发了文件,为“杨余傅”公开平反。
第六十一章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这份发到县团级、传达到群众的红头文件指出:1968 年3 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即“三·二四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新反扑”。捏造杨成武同志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整了江青的黑专案黑材料”,“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说杨成武等同志有“黑后台”。诬陷余立金同志是“叛徒”。
其后,又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五·一六”的黑后台等等。
林彪、“四人帮”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同志,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后果和影响。
党中央的决定中说:  中央已经查明,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
决定中说: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致使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平反的决定,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公布,许多受株连和受迫害的同志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和落实党的政策。
党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决定指出: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有关单位对因“杨余傅事件”受株连的同志,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解放”了的杨成武,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在那座临近北海的总部大楼里,他曾经工作过十几个春秋,“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身为副总参谋长的他,要求自己“上下请示,左右求援,既不失职,也不越权”。现在又回来了,大楼依旧,物是人非,这16字的方针还管用吗?
那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送来了一份文件,这是总理给毛主席的一个报告。
这份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  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主席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10月20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10月下旬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年干部。
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同志改正。周后注11月9 日)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工作和学习。待成熟了,小平可以不兼总参谋长,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都是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
看了这封信,杨成武深深感到总理的信任,也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面对十分复杂的局面,他将怎样开展工作呢?
许多年后,将军向笔者说起自己当时的心情:  那段时间,真是很难啊。主要是上面有两种不同的势力在斗争。一方是叶帅等老同志,另一方是四人帮的势力,而总参历来是斗争的漩涡……
第六十二章忆往昔峥嵘岁月
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顿。杨成武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打心眼里拥护。然而好景不长,四人帮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在悼念的队伍里,杨成武流下了悲恸的泪水。
总理逝世以后,政治斗争更加复杂。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在指挥演习时飞机失事,以身殉职。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派杨成武和梁必业、张震一起去处理后事。
——这实际上是叶帅一个策略。把他们派到福建去就可以暂时离开北京的政治漩涡。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他们可能还要过一阵子才能回到北京。……
紧接下来的就是那场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杨成武起到了自己特殊的作用。叶帅主持军委工作时,杨成武是主持工作的副总长。他们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深恶痛绝。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后来,叶帅被迫“靠边站”了,杨成武照样向他请示。
那天聂荣臻元帅把杨成武找了去,对他说,那几个人是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你要告诉叶帅,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聂帅还说,他们有特殊身份,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可能要出大事。
当晚,杨成武上了玉泉山,找到了叶剑英,对他说:“叶帅,聂帅有要事转告您。”
叶帅摆了摆手,说:“出去散步。”
杨成武明白了,叶帅是担心隔墙有耳。听了杨成武的转告,叶帅说,我们的想法一样。
那几天里,杨成武往返于几个老帅之间,给他们当起了“联络员”。
10月5 日叶剑英又把杨成武找了去,要他告诉聂荣臻,已经商量妥当,准备马上采取行动。同时叶帅又叮嘱杨成武:一定要掌握好部队,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10月6 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在欢庆胜利的人群里,人们看到将军的身影。他和全军将士一道,欢呼这历史性的胜利。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1977年12月,杨成武将军又经历了一次职务的变动——邓小平、聂荣臻、叶剑英约杨成武在三座门谈话。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中央决定你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等形势缓和后再回总参工作。
叶帅、聂帅都对这次工作安排谈了各自的意见,并叮嘱他一定做好战区的工作。
杨成武没有想到中央军委会派自己到福州担任大军区司令员。听完几位军委领导同志的谈话,他表态说:对于组织上安排,自己历来是没有二话的。
他很快打点行装离开了北京。
福建是杨成武的故乡,能到故乡担任大军区的司令员也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在福州军区工作的时间里,将军依然是十分紧张忙碌的。
他轻车简从,抓部队战备训练;他深入基层,努力培养中青年干部;他废寝忘食,抓军民共建、老区脱贫……
工作之余,他拿起了笔,写当年的战争经历,写自己切身的感受,写牺牲了的同志和战友……
正是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他有机会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思考参加革命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特别是从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后,他有机会到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闽西的大山,泸定桥的铁索,狼牙山的峭壁腊子口的险峻无不引起他的情思。
在老区的红土地上,他仿佛又回到了峥嵘岁月,又钻进了战火硝烟,又焕发了青春……
在老区的红土地上,他留下一串战将的脚印。(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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