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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许世友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10-17 11:40| 查看数: 88|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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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许世友

作者:李文卿

第一章给许司令当秘书
1967年初,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秘书纪光同志调离岗位,另行安排工作。挑选新秘书的任务交给了李元副参谋长。
依照许司令的要求,给他当秘书,除了政治条件合格,打过仗,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还有一条——必须是胶东人。李元向王蕴瑞参谋长汇报,两人又找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商量,排出一个名单,反复推敲,最后认为我比较合适。
纪光是胶东人,我也是胶东人。许司令的老部下都知道,他对胶东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许司令转战山东16年,其中有近10年的时间是在胶东度过的。在山东战场上,他带领胶东子弟兵打了许多漂亮仗,为党和人民屡建功勋,也给自己的军事生涯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打仗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很高的知名度。尤其在胶东一带,许世友的大名几乎尽人皆知,关于他的传说也不少,有的甚至演绎成了民间和军旅的口头文学。如说他打完一仗,住在老百姓家里,叫警卫员买回来一盆地瓜烧酒和两个猪肘子,边喝边啃。老乡们站在门外看,很奇怪这个又矮又黑的汉子怎么能喝下那么多酒,吃下那么多肉,都说他非同凡人,肯定是罗汉降世。又说他睡觉睁着眼,似睡非睡,什么事都瞒不过他。
我出生在胶东,当兵在胶东。能有机会给从小崇敬的许世友将军当秘书,心里当然高兴,却也有点发憷。不管那些传奇故事,只说许司令自幼习武少林寺,参军后身经百战,从普通一兵一刀一枪杀出来,直到统率千军万马。在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上将军身边工作,鞍前马后,朝从夕随,能不能跟得上,做得来?我没有多少底数,担心干不好。
这个担心不是凭空产生的。我在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时,曾经跟过他一次。
那还是1962年。许司令去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出发那天,他突然决定提前走,跟他的秘书因为回家拿东西,没能同时启程。到了机场,他不进休息室,直接登上准备好的飞机,一坐下就叫起飞。随行的严光副参谋长提醒他等等秘书,他说不要等,有一个秘书就行了。谁也不敢再劝。飞机上了天,才看见他的秘书乘摩托车赶到机场。只差一步没赶上,给甩下了。就这样,我成了他的临时秘书。
在军委三座门招待所住下,许司令叫保卫干事上街去买咖啡糖。这位保卫干事也是临时替班的,不知道他要的是冲水喝的咖啡糖茶,买回了含着吃的咖啡糖块。
许司令一看买错了,脱口一句:“笨瓜,你滚吧!”
保卫干事脾气挺倔,跟我说:“李秘书,我走了,首长让我滚。”
我说:“他那是气话,你不能走,你走了,他的生活哪个管?”
劝也没劝住。许司令开会回来,听说保卫干事回南京了,问我谁叫他走的,我说你叫他滚的。他哼了一声,没再追究。
会议结束,乘火车回南京。在公务车上,许司令叫我给总后勤部部长写封信要钱。为了把要钱的理由写充分些,我一边写,一边斟词酌句。他在一旁来回踱步,催我快写。越催我越紧张,脑子更空了,好不容易才写出来。
许司令边看边挖苦:“还当秘书,就这么几个字,写了这么长时间。”眼看他签上名字,我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第二章独特的考察方式
跟了许司令一阵子,我才逐渐摸透,他的性格特点之一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对一个人疑与不疑,用与不用,他有他的考察方式。
起初他签发了文电,交给我办理后,总要回头问一问:“送走没有?”“几点钟发出去的?”其他事也一样,对落实情况问得很细。问过几次,核对无误,知道你不讲假话,就不再问了。这说明考察过关,他认为你办事扎实,为人可信。
事情要没办好,他批评你,指责你,甚或挖苦你,讽刺你,这也还是在考察你,督促你改进,提高。如果你无论做好做差,他都不怎么问,不怎么讲,那就是把你排除在可信可用的范围之外了。
他这用人之道,包括考察方式,实质上还是带兵打仗必不可少的严格与严厉。古往今来的名将,哪有对部下要求不严的?古人云,“慈不掌兵”,就是讲究一个“严”字。
严,在他身上也有负面表现,就是骂人,还打过人。
以我的感受,首长要了解部属,部属也要了解首长。了解,才有理解;理解,才有谅解。进入了彼此谅解的境界,上下级之间才能建立巩固的感情联系与和谐的工作关系。
这都是多年后的经验之谈了。
想当初,我真憷头许司令的火爆脾气和急性子,让我跟他,实在是有顾虑。李元副参谋长对我讲,这是组织决定,你能给他当秘书也是很光荣的事,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又说,在首长身边工作,看的文件多,听的见的也多,锻炼也大。我只好服从命令。
本想干一段试试看,不料,一干就是六七年。这六七年,正是那“史无前例”的六七年。打过几十年仗的许司令面对一个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战场”,面对从未经历过的变化多端的局势和错综复杂的矛盾。
位居大军区主官,后又介入地方“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担任省革委会主任,当选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许司令既要对党、对领袖、对军队、对人民负责,又因为“左”的影响和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他在许多时候常常身不由己,意不遂心。素有的忠诚、果敢、胆识与魄力要想一如既往地发挥出来,必须有超乎寻常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高度的智慧与应变能力。
如西沙之战我军获胜后,江青以个人名义给许司令发去一封贺电。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此举显然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其居心全在插手军队、图谋军权。
有人觉得江青的身份特殊,给她个不答理,别再惹什么麻烦。
许司令考虑了一段时间,决定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复电中捎带提一下江青。这么一办,江青有气也没话讲了。
许司令无愧为我党我军一员忠勇双全、出类拔萃的战将。但也毋庸讳言,在中国占统治地位长达数千年的小生产所派生的传统习惯,对于这位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也是有所因袭,有所影响的。他身上带有的某些不近人意的东西,在“文革”中也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三章许司令大摆“水雷阵”
20世纪60年代中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红卫兵打先锋,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揭竿而起,扫“四旧”、抓“牛鬼蛇神”,揪“叛徒”、斗“走资派”,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倒下去,地方政权机构大面积瘫痪。劫波延及部队,军事院校先乱起来,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了;大军区稍好些,但党委和首长的权威也开始被削弱。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了保护一批老干部,以开会的名义将各大协作区和省的一把手、大军区的主官调到北京,集中住在京西宾馆。
但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也不安全。有一天,南京来了六七百名造反派,跟北京的红卫兵合成一股。要冲进来抓许司令,还说不管什么人,凡是当权派,有一个算一个,统统揪出去批斗。
到楼顶一看,好家伙!院墙外黑压压一片,一律穿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戴红袖章。口号声、歌声此起彼落,震耳欲聋。警卫部队急忙关大门,设人墙,同时派干部穿便衣出去,一面观察形势发展,一面做工作劝阻。
许司令和杜平政委住在七楼,同住一层的还有韩先楚、皮定均等大军区司令员。几位老将见势不好,马上召集随身的秘书、参谋和楼层服务员,加在一起20多个“兵”,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每一组把守一个楼梯口。
皮定均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请许司令坐在大厅中间,说:“我们听你指挥!”
这位皮司令也是一员战将。曾有一次,周总理接见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看着名单问,皮定均同志来了吗?皮定均起立答到。周总理说,你就是皮定均?你过去带的那个“皮旅”打仗真行啊!虽然是一个旅,中央把它当一个方面军使用哩!据说首次授衔皮定均初定为少将,毛主席审批时说,“皮旅”有功,少晋中。皮定均遂被授予中将军衔。
皮司令又是大别山人,还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对许司令很熟悉,很尊敬。京西宾馆遇险,他推举许司令当指挥员,自告奋勇当副手。还有韩先楚,也是战功赫赫、威名远扬的老将军,那次只当了一名“高参”。
许司令进入“指挥位置”,作了“战斗部署”。先把电梯调上来,停在半空,说造反派往楼上冲,非爬楼梯不可。又叫人把各个房间的热水瓶集中起来,分成两拨摆在两个楼梯口上。只等造反派一上来,就往下倒开水,来不及倒就甩水瓶。
“这叫‘水雷弹’!”许司令说,“不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咱们不打他们,也不骂他们,倒开水烫总是可以的吧?”
又给楼梯口的“守兵”做了具体分工,有负责“阻击”的,有负责运“弹药”的。楼道摆开了“战场”,住宾馆的其他领导就站在楼厅里看热闹。
一切准备停当,许司令打电话向上报告,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枪林弹雨都不怕,造反派抓我更不怕。谁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得知情况紧急,立即指派徐向前元帅赶到京西宾馆。许司令一见徐帅,非常激动,说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有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让造反派来抓我,还污辱我?由于周总理及时处理,徐帅出面做工作,中央文革也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在周总理的督促下,派人去“鸣金收兵”。造反派这才撤了京西宾馆的围,没有酿成大祸。
第四章老革命遇上新问题
几位曾令国内外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名将,在建国17年后的首都北京,竟然一度陷入不得不披挂上阵以图自保的危险境地。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许司令对“文革”不能认同的心情、态度和他自己的行动取向。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那四个字:“很不理解”。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在我们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富强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的确无人可比。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我军众多的将领长期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从直接的切身的体验中认识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对之莫不怀有坚定的信仰之心、由衷的爱戴之情。
许司令对毛主席的忠诚是有口皆碑的。几乎人人知晓,毛主席对他别有一段非同一般的知遇之恩,也可以说是救命之恩。
许司令原名“仕友”,毛主席给他改成“世友”,意思是要他做世界人民的朋友。
早年他隶属于红四方面军。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有人发言影射到四方面军的军师干部。许世友一想,多年来出生入死,身上打了七八个洞,没有功劳,反而有过,感到冤枉,更不服气,就要回四川找旧部打游击,让他们看看自己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后来事泄,被抓起来,说他是“反革命”,是“托洛斯基派”。他听成了“兔子吃鸡”,戴着手铐脚镣还骂人,说:“兔子吃什么鸡,狐狸才吃鸡呢!”
多亏毛主席及时出面,亲自为他解开镣铐,给他行脱帽礼,把他从关押的地方放出来。在那种情况下,要不是毛主席“巨眼识英豪”,保了他一下,很难说我军历史上还会有一位上将司令许世友。
“有恩不报枉为人。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许世友永远忠于毛主席。”这是许司令常挂在嘴边的心里话。对当时主张整他的领导,他从此不再答理。无论讲党性还是讲个人感情,许司令对毛主席忠贞不贰,跟毛主席义无反顾,皆可谓发自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情与勉强。
但是,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司令跟不上了。不是他不想跟,实在是“文革”来得太突然,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没有思想准备。许司令也不例外,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
看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主席亲自批准颁布执行的“五·一六”通知,他想不透,明明说是“文化大革命”,怎么又讲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我们党内、政府和军队里?革命革到今天,怎么越革问题越严重,竟还需要发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和“革命的夺权”?
照他的想法,真有反革命,那还不好办,抓起来就是了!有时他自言自语:“这是怎么搞的?是搞‘文化大革命’还是搞‘政治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
许司令茫然了,困惑了,无所适从了。
第五章“军队是国家柱石,绝对不能乱!”
军队是相对稳定的,可上头的电报一个接一个,被要求“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群众运动”,“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像沙尘暴一般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总部机关和军队院校先动起来了,军区一级也有不稳的迹象。
面对这种形势,许司令不能只是闷头寻思、自言自语了。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兼军区第一书记,柯死后没有第一书记),他不能不对“文革”这件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态度,而且不能不对本级“一班人”和下属机关、部队实施领导。
官越大责任越大。在非常时期,最能看出“大有大的难处”。
1966年11月12日,南京军区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由许司令作动员报告。即便“很不理解”,也得“打鸭子上架”。
过去,许司令讲话一般不用稿子。即席讲,话不多,很有吸引力,又富于鼓动性。讲到严肃处,全场鸦雀无声,掉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动静;讲到高兴时,风趣,幽默,妙语连珠。干部战士都喜欢听他讲话。
这回可不同了。只见他一反常态,一页一页翻着机关给他写好的稿子照本宣科,一字不减,一字不加,声音与表情一样,毫无感情色彩。一口气从头读到尾,前后不到半小时。半句话不多说,读完就宣布散会。话音才落,人已走进侧幕条后面,造了个晾台冷场。
很显然,这是不表态的表态。第二天,司政后的大字报就糊上来了。政治部最多,司令部只有个别二级部写了,后勤部也有点动。
第一批大字报主要是指责军区党委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立场不坚定,态度不端正,旗帜不鲜明”。还有批评许司令好骂人、好打猎、好喝酒等生活琐事的。
许司令看了,表态说,骂人可以改,也一直在改。喝酒是爱好,又不误事,有什么关系?不能改。打猎是借以熟悉地形,又是运动,也不能改。对这一类意见他不太在乎,真正当回事的是有的二级部长也掺和到造反的浪头里面,写了大字报。
对“文革”包藏的危险,不能讲许司令一开始就“一碗凉水看到底”。但他毕竟是干了几十年革命的“过来人”,凭着经验和直觉,他感到大局不对劲,大事不正常。那一阵他老是讲:“自古有忠,必有奸。”
最令他不能容忍的就是“乱”。好不容易打下来的人民江山,为什么非得搞乱不可?军队是国家的柱石,绝对不能乱!
后来有个传说,说是军队内部造起反来,许司令火冒三丈,把手枪拍在办公桌上,扬言谁要冲,进来一个枪毙一个,吓得造反派退避三舍,没一个敢靠前的。这也是讹传。“文革”期间他多次说要开枪,其实都是虚张声势,真实目的只在引起上头的关注,以便解决问题。
第六章“少林弟子”现身说法
在人们的印象中,许司令是个粗线条人物。他呢,索性“顺水推船”,以“粗”的一面示人。比如都看他脸黑,威严,有震慑力,实话说,他身上白得很,那张黑脸是天天绕院子遛弯儿,特意在太阳底下晒出来的。应该说他是粗中有细,当粗则粗,大刀阔斧;当细则细,毫芒留意。打仗有勇有谋,更不缺少政治上的敏锐与机智。
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接见驻南京的总后军械技术学校造反派代表。
工作人员把造反派的代表领进会议室。许司令端坐在沙发上,威风凛凛,脸色“多云转阴”,更显得黑了。7名代表都是部队连排干部调入军校学习的,一看这个阵势,造反造出来的那股子野性顿时收敛,变得规规矩矩;立正、敬礼,恢复了军人的常态。
许司令屁股也没抬,举手示意让他们坐下。“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想认识你,”一个代表结结巴巴地回答,“并请首长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
许司令不讲支持不支持,先问他们年龄多大,哪年入伍,使他们领悟这是在同解放军前辈军人对话,而不是时下流行的造反派斗当权派。等他们的心态趋向正常了,才开始讲道理。
“现在都搞文化大革命。”许司令说,“但军队有军队的特殊情况,你们军校和地方学校不能完全一样。军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地方没有,所以你们要按照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的指示办。”
言及造反,许司令提醒他们先要分清造反对象,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人的反都造。
“我们参加红军也是造反,是被反动派逼得造反,是造地主老财的反。”许司令说,“我就是因为地主儿子打了我哥哥,我三拳两脚把地主崽子打死了,这才当了红军。”
室内的气氛活跃起来,刚才还木头人似的僵坐着的代表们脸上有了笑容,“话匣子”也打开了,你一言、他一语,都说对许司令一向崇敬,今天当面听许司令谈话,深受教育,深受鼓舞。
有个代表探问:“听说您在少林寺学过武,会飞檐走壁?”
另一个抢过话头:“听说您负过十几次伤,当过好几次敢死队长?”
一提这些事,许司令精神来了。
“我因家贫,8岁就到少林寺做了佛门苦役,地位低下,很劳苦,但得到了修身练武的机会。整整苦学了8年,16岁下山,比武松还多学2年。”许司令讲起了自己小时候投身少林的经历。“那时学武很苦。头两年,早上四五点钟就被师傅拎起来,倒立、拿顶,他把你的脚绑在杆子上,自己回去睡觉,一小时后再把你放下来。然后是三年‘贴壁’,三年‘吊臂’。什么叫‘贴壁’?墙上几根短木桩,晚上睡觉就睡在上面,只能侧着身子,紧贴墙壁,全身绷得紧紧的,一松劲就掉下来。这是练轻功。白天还要在腿上绑沙袋,干活也好,练武也好,都不许解下来。轻功练成了,才能飞檐走壁。丈把高的房子,我纵身上去,不会踏碎一片瓦。什么叫‘吊臂’?晚上找个地方,不管门框、屋梁,双臂吊在上头过夜。白天再练打沙袋,这是练臂力。还有铁砂掌,怎么练?头一年,练习插黄豆,五个指头伸直,两只手轮番插。练到什么程度?一桶黄豆,一下插到底。第二年,插一桶小米;第三年,插一桶沙子。铁砂掌练成了,可厉害呐,抓人一把肉,叉人五个洞!”
讲了少林寺和少林绝技,又回答第二个问题。许司令说:“我没有负过十几次伤,共八次。负伤没有药,就抓把锅灰糊在伤口上;最好是南瓜瓤子,比药还灵。敢死队长我当过六次。山头、碉堡攻不下来,就组织敢死队,每人一支枪,一把大刀,远了用枪打,近了用刀砍。我当军长后还当了一次敢死队长呢!”
从三点到五点,差不多谈了一个下午。造反派的代表个个听得发呆,全都忘记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了。最后,还喊了几个口号:“向许司令学习!”“向老红军致敬!”
第七章“你们还要不要这支军队?”
接见军校造反派代表结束,一些领导同志前来探问。许司令笑道:“都说造反派不讲理,可怕。我看造反派并不可怕,很通情达理嘛!”
嘴上这么讲,心里可不轻松。一个大军区,连机关带部队几十万人,乱起来怎么得了!他坚决反对乱,无奈大势所趋,想稳也稳不住。更麻烦的是,地方的造反浪潮把部队卷了进去。
由于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和他们的帮派体系明里煽动,暗里操纵,各地的群众造反组织都分裂成两派或几派。特别是王洪文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以后,“一月风暴”掀起的夺权恶浪波及全国。
南京有两大派,一派叫“红总”,一派叫“八二七”。两派头头紧步上海的后尘,谁也不甘示弱,在江苏省的首府打响了夺权大战。
所谓夺权,实际上是夺省市委和省市政府的大印。
“红总”抢先一步夺印到手,而“八二七”也找上门来,说一派抢权不合法,军区应出面制止。
夺权能否成功,解放军的态度很重要。“红总”一派说“夺权夺得好”,“八二七”一派则说“好个屁”,闹得连名头都改了,被称作“好派”和“屁派”。两派头头轮番跑到军区寻求支持,强烈要求主要领导接见、表态。
江苏的确是一派夺权。但是,上海夺权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他对江苏的事情如何决策,尚难预料。请示军委吧,因当时军队还在执行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政策规定,答复也只能是“不支持不反对”。又赶上许司令、杜政委进京开军委碰头会,在家的首长做不了主。临时主持工作的张才千副司令分别接见两派代表,表明此事须报告中央,一切按上级指示办。
造反派哪听这一套!“夺得好”还是“好个屁”?立逼着军区亮出“底牌”。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先闹起来的是军队系统批准开展“四大”的军事院校和军区的“三团两队”(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军区机关有些人出于不同的动机,总是不守纪律,不听招呼,也在乱上添乱。
全国的形势是连成一气的。南京军区日子难过,其他军区的处境也大同小异。眼看军队要被搞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和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忧心如焚,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也纷纷去找叶帅和徐帅诉苦。
那次军委碰头会的主题是研究部队“文化大革命”问题。应邀到会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和江青大放乱军厥词,使早已义愤填膺的元帅和将军们愈发忍无可忍。
两位老帅拍案而起,严正警告:“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
各大军区的领导抢着发言,愤怒揭发“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造反派迫害老干部、冲击军队以及其他种种无法无天的罪行。
许司令嗓门最大,连声责问:“你们还要不要这支军队?要不要军队保卫祖国,保卫‘文革’?军队要不要稳定?”
众怒难犯,更何况据理怒斥,义正辞严!“以乱为纲”、不可一世的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左派”们谁也不敢吭气,成了被审判的对象。
第八章有了“尚方宝剑”
军委碰头会后,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会议的老帅和将军们。大家又向毛主席诉开了苦。
北京军区一位领导讲,他们的司令员被造反派抓了。毛主席说,这还了得!许司令站起来接着说,造反派点名揪我,我抗议!高帽子是给地、富、反、坏、右戴的,为什么要给我戴?!我跟了毛主席这么久,把我当地主斗,我想不通!毛主席说,那些办法是当时对付土豪劣绅的,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干部是不好的。
毛主席的这番话使老帅和将军们气顺了不少,都觉得事情有了转机。
叶帅和徐帅综合了军委碰头会上各军区反映的情况和意见,请陈毅、聂荣臻、刘伯承等几位老帅商谈了几次,最后一致认为,为防止“中央文革小组”借故挑起事端,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稳定,必须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拟出一个文件,报送毛主席批准,迅速发往全军。
起草的文件报上去,毛主席找几位老帅逐条逐句研究,又增加了“不准戴高帽子”、“不准搞‘喷气式’(让人大弯腰,两臂向后背,是一种残酷折磨被揪斗者的变相肉刑)”等规定。斟酌再三,敲定了八条,后被称为“军委八条命令”。
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那时毛主席就红卫兵要求部队派兵警卫批斗现场先已有一个批示,讲的是“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就介入了。”所以,军委“八条”命令是在人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前提下,具体规定今后不准再冲击军事机关,干部战士不准擅离岗位,军区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以下部队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正面教育;还有正确对待干部和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打击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等等,精神实质是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这个命令一出台,各大军区领导几个月来憋闷的心情舒展了许多,都觉得有了治乱安民稳军的“尚方宝剑”。
许司令拿到命令,片刻不耽搁,立即吩咐给军区打电话,让在家主持工作的首长迅速传达贯彻。
真巧得很,南京方面,张才千副司令正在司令部接待室接见“好派”代表。“屁派”比较温和,头头中大中学生多,注重说理。“好派”就不同了,造反派的脾气忒冲,硬要张副司令表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张副司令说:“你们夺权没和我们通气,现在出了矛盾要我支持你们。不向上头请示清楚,我怎么表态?”
刚讲到这里,一个造反派就把事先准备好的高帽子扣在张副司令头上,说不支持“革命行动”就是“大军阀”。
第九章一个电话解了张才千的围
许司令的老秘书、当时负责军区机关警卫任务的某团团长魏金山赶快进来,想给张副司令解一解围。
另一个造反派问:“你是魏团长吗?”
魏金山答:“是。”
话音没落,一顶高帽子又扣到魏金山头上,说他是“保皇派”。
魏金山历来恪守“军队不能乱”的原则,非常看不惯无法无天的造反行为。但在此时,他更懂得不能感情用事。他一眼瞥见身后跟的警卫员正在伸手摸枪,忙使眼色制止。
双方正相持不下,军区党委秘书拿着电话记录稿匆匆赶到。
张副司令接过一看,顿时精神陡长,摘下高帽子一摔,正色宣告:“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军委发布八条命令,你们今天的行为是错误的!”
“好派”的头头们面面相觑,刚才还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样子,怎么忽然神气起来了?有个机灵点的跑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跟同伙咬了一阵耳朵。几个人换了一副面孔,连声说对不起,感谢张副司令接见。一边检讨,一边自找台阶溜了出去。
许司令争分夺秒传达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北京一个电话解了张才千副司令的围。
紧接着,许司令要求军区党委常委认真学习“八条命令”,深刻领会,坚决执行,按照规定办事,特别强调军以下不搞“四大”。许司令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来,那有什么可说的!你为什么不听指挥?为什么不听命令?为什么要把部队搞乱?该抓的抓,该关的关,那有什么可说的!”
常委统一了思想,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
对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组织和造反派,采取了硬性措施。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22人被逮捕、8人被开除、475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南京市有10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330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
这些人绝大多数后来都平了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叫得最响的口号之一就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群众当然是真正的英雄。而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严重削弱、法制几乎“归零”的情况下,“真正的英雄”哪有那么好当的!?说造反就造反,难免激情取代理智,异化为狂热、狂暴,闯了祸,害了人,也苦了自己。
第十章AB大楼设宴庆祝胜利
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派头头抓的抓了,关的关了,办的办了,乱哄哄的局面得以控制。一时间,似乎是“雨过天晴”了。
许司令很高兴,吩咐机关要请客,慰问挨整的军队院校当权派。
总参、总后、海军、空军驻在南京的各类院校,加上军区下属的步兵学校和卫生学校,当权派人数不少,那天在AB大楼摆了八九桌。
解放战争开始时,蒋介石为美国军事顾问团建造了两座楼,一座叫A楼,一座叫B楼,坐落在健康路和北京西路的交叉点上,面对着美国大使馆。楼高四层,钢骨水泥结构,里面的房间有双套的,有三大套的,是按军衔等级设计的,在南京是数得上很气派、很高级的公寓大楼。解放后由我军接收,开始给苏军顾问团住,再后改成军区高干招待所,专门接待总部来人和军区重要会议。
这一次,许司令特意选在AB楼设宴,军区首长和部门领导出面作陪,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
来的人很多,凡是能动的都到了。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些院校领导同志几个月来被“四大”整苦了,有的腿被打瘸,有的瘦了一圈,如今大难不死,还能相聚一堂,莫不感慨万端,不管原来熟悉不熟悉,见了面都热烈握手,亲切问候。
入席后,许司令致祝酒词。他说:“大家吃苦了!我代表军区党委、领导向同志们表示慰问!你们吃点苦是坏事,也是好事,暴露了坏人,争取到一个‘八条命令’。毛主席说要搞‘文化大革命’,他们不搞‘文化大革命’,而是发泄对党和老干部的不满。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是跟毛主席南征北战过来的?哪个人身上没有几个洞?说我们不跟毛主席革命路线,难道他们跟毛主席革命路线?!”
吐出了憋闷已久的忿懑,许司令把手一挥,当场宣布了叶副主席以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的关于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四条指示:军队院校暂停“四大”;暂停战斗组织活动;恢复党委领导,恢复行政领导;进行“三支”“两军”。
现在看这四条,应该说条条正确。早这么办,该能避免多少损失!许司令讲完后,座上众人觉得条条对心思,一齐报以热烈的鼓掌。
待掌声过去,许司令举起酒杯说:“今天主要是请大家喝酒,可以痛痛快快地喝,喝它个一醉方休。干杯!”
这顿酒喝了两个多小时才收场。客人们个个容光焕发,直说“痛快!”“痛快!”再三感谢军区领导的盛情款待。
凭着以往的政治经验,许司令以为事态又要像1957年反右派那样发展。“八条命令”一出台,抓右派的时候到了,这场运动也该收场了。
其实呢,反右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有内在联系,又有很大不同;前者的矛头所向主要针对党外,后者的矛头所向主要针对党内。毛主席治党治国的方针大略已循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思路发展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付诸社会实践,怎么可能重演一出“旧戏”!
许司令对“八条命令”的“深刻理解”,实质上恰恰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不理解。他没有看出来,时局表面趋向平稳、实则云谲波诡,酝酿着更大、更猛烈风暴。
第十一章正义抗争错定“二月逆流”
果不其然,风向说变就变。军委碰头会后不久,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谭震林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和老帅们又一次面对面地怒斥中央文革乱党乱军,祸国殃民,揭露他们一伙造成的灾难和恶果。
被斗得狼狈不堪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找到毛主席那里去告刁状,极尽里挑外拨、上纲上线之能事。称病蜗居的林彪也伺机火上浇油。发生在怀仁堂的正义抗争被定性为对抗“文革”的“二月逆流”,谭震林同志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老帅们被迫作检讨、挨批判。
所谓的“二月逆流”,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得以平反,粉碎“四人帮”后正名为“二月抗争”。
可在当时,恶势力占了上风头。江青一伙在首都发起一连串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集会,他们带头狂呼“反击二月逆流”,煽动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并要打倒谭震林、陈毅等七位在怀仁堂仗义执言的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诬蔑老干部“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鼓吹这次乱“是把敌人打乱了”,是“很好的事情”。
随后,林彪策划了一个更大的阴谋。4月6日,在他授意下,颁布了《中央军委命令》,称为“十条命令”,规定了一连串的“这不准”、“那不准”,实际上是只准乱不准治乱,这无疑是给造反派乱冲乱斗发了“许可证”。“十条命令”一出台,“八条命令”完全失效,原来相对稳定的局面又回到混乱状态。
一股邪风吹下来,南京的形势也急转直下。被取缔、被处置的军队院校和地方造反组织死灰复燃,比先前闹得更凶。
军区把“三团两队”下放野战军,原想让他们先搞整风,整风告一个段落,再看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三支两军”。这样做既利于稳定,对他们自己也好。
可是,有的“战斗队”造反造迷了心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迫害,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军区领导的话他们不听,军委的命令和指示也不放在眼里,根本不听招呼,反倒和地方造反派拉扯得更紧。
一些因为不稳定而被下放或调去“支左”的机关干部见风向一变,就“杀”回南京造军区的反,要军区领导承认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造反派”的错误,为他们平反。
王必成副司令、鲍先志副政委等领导同志到政治部小礼堂接见机关和“三团两队”的造反派代表,刚进门,就被喝令跪下请罪,并被扣上纸篓糊的高帽子。老将军们哪吃这一套,硬是不跪。他们就按头、踢腿,用墨汁从高帽上往下倒,把人作践得面目全非。这种恶作剧,连有些正义感尚未泯灭的造反派都觉得太不像话!
街上贴出了“打倒许世友,炮轰杜平”的大字报,造反派把火力集中在军区主要负责人许司令的身上。因他讲过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军区和所在省军区的第一政委,省军区应当给予保护,还曾派军队干部以记者身份去劝说造反派不要冲击省委机关,所以给他加在头上的罪名不光一个“镇压造反派的罪魁祸首”,还有一个“华东走资派的黑后台”。
抄家风又刮起来,许司令首当其冲。堂堂上将军,被闹得有家难回,只好住进比较安全的军区指挥所,连办公带避难。
第十二章想方设法维护社会秩序
照这么乱下去可怎么得了?许司令陷入了更深的困惑,为军队担忧,为党和国家担忧,为人民群众担忧,忐忐不安不可终日。他每天派人穿便服到街上和南京大学、省委机关看大字报,希望多了解一些情况。听说农民也要进城造反,这位种田人出身的老将军急得不行;又听采购员讲蔬菜的市价由几分钱翻了一番还多,他更加坐立不安。
那时的江苏省已经实行“军管”。按中央的要求,军管会成立了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抓生产。
许司令把主管生产的领导和有关人员找来谈话,劈头就火气冲天地嚷道:“造反!造反!造得蔬菜卖到一毛多钱一斤,工人几十元的工资怎么生活?工人造反不上班还可以发工资,农民造反不种粮了,哪个给他们发工资?不仅他们自己没得吃,工人、机关干部、市民,大家都跟着喝西北风!”
发过火,又向“支农”办公室负责人交代说,现在地方政权被冲垮了,瘫痪了,讲话也没有人听。你们要组织工作组到农村去,和那些还能工作的地方干部一起做农民的工作,宣传中央规定,讲清道理,一定要把夏粮收好,秋粮种好。
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是非标准全都打乱了,哪个领导干部敢于恪守常规和真理,肯定他管事越多,麻烦越大。而许司令即便明知有麻烦,还是当管则管。
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被造反派打成了“保皇派”、“黑字兵”(袖章上的字是黑色的),其中有不少干部子女,年龄都在14岁到18岁之间。组织散伙,学校停课,“小将”成了“散兵游勇”。到处是一片混乱。许司令非常担心这些孩子惹祸学坏出什么危险,就做主把男孩子送到军区装甲兵训练队当兵,把女孩子送到军区后方医院当护士。
有人将此事告到中央和军委,说南京军区招“黑兵”,窝藏“保守派”。上面查问下来,军区按照许司令的初衷写报告说明了接收这些孩子参军的理由,结果不了了之。这些孩子后来有的上了大学,成为专家学者,还在部队的也都是中高级干部了。多亏许司令当初敢下决心,他们才因祸得福。
许司令还总是想着保护军队和地方的老干部,实际上却越来越有心无力。有一位院校领导被造反派揪来斗去,实在无法可想,就要求住军区饭店。但他那一级的主官离开原单位必须请示军委,军委也只能按照统一的口径让他在原单位“经风雨,见世面”,接受群众的审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位领导同志不知内情,以为许司令不帮忙,不肯收留他,始终耿耿于怀,直到晚年还对许司令一肚子气。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许司令那时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南京也呆不住了。
第十三章“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那一阵,许司令整天心急火燎,心绞痛、神经性呕吐也犯了。
几位军区领导知道他这是对造反看不惯又治不了,连生气带窝囊,所以旧病复发;更担心他那火爆脾气,逼急了,别再捅什么娄子。于是,都劝他离开南京。离开这个环境,起码闹个眼不见心不烦,病可能会好一点。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许司令刚强一世,如今也只有退一步了。
无锡有一条巷子,叫做荣巷。巷口有一座四合院,院内有一栋二层楼。民族资本家荣德胜早年在这里住过,几经易主,最后成了一个军的招待所。自从“文革”爆发,上级工作组不来了,招待所门庭冷落。
可这一阵,房子周围的警卫忽然多了,军部的机要参谋一天几次进进出出,军首长也常来常往。人们猜测,肯定有“大官”驾临。
没错,这个“大官”就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
原来他以为野战军总不会乱,可以避开风头浪口,遂向军委报告,说是下部队检查战备工作,其实是想休息一阵,养养病。
离开南京时,他首先想起了尤太忠和他那个军。
尤太忠军长也是许司令在红四方面军时的老部下。这位老将军作战勇敢,带兵有方,为人坦率豪爽,喜怒哀乐挂在脸上;除有军人的组织纪律性,还很讲义气。许司令非常喜欢他这种性格。尤军长所部前身华野九纵又是许司令在胶东组建和指挥的,曾经横扫山东境内的顽伪、土匪武装和国民党军,养成了英勇善战、敢打硬拼的战斗作风。部队官兵对许司令很信赖,许司令对他们也特别有感情。此行首选这个军,正是情理之中的事。
住在军招待所里,说是休息养病,其实还是继续做稳定部队的工作。他天天给几个军和省军区的主官打电话,要不就请一些人来谈话。无论打电话还是请来谈,都是问班子靠不靠得住,有没有造反的,部队情况如何,地方形势怎样。
尤军长看他整天忙,劝他注意身体,别累着。许司令嘴上答应,该忙还忙。几十年把带兵当日子过,习惯成自然了,“甩手掌柜”那一套,他是想学也学不来的。
地方造反派开始冲击军部,说他们“支左”支错了,要求军领导接见。
以尤军长的资历、战功和辈分,本该深受尊敬。可在那个年月,连他脸上几粒浅麻子也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和取笑的资料。
接见时,有个很年轻的女造反派头头当面放肆,一口一个“尤大麻子”。
不光一个尤军长,各地不少驻军领导同志脸上一粒麻子没有,也被造反派骂做“大麻子”。这里一个“李大麻子”,那里一个“张大麻子”,真叫是“天下大乱麻子多”!反正你不听他的,他就埋汰你、丑化你,没大没小,没老没少,非把你“妖魔化”到“开除人籍”的地步不可。这种恶劣的风气,销蚀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彼此尊重,导致社会伦理支柱的解构、坍塌,实在是要不得的!
无锡也不是“文革”的死角,哪能眼不见心不烦呢?许司令一看野战军也呆不住了,干脆向军委请假,去大别山休息养病。
第十四章三将军无锡分手
进山之前,许司令招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和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来无锡见面。
聂、陶都是大别山人,三野的战将,一样的性格刚烈,宁死不弯腰。
陶勇原名张道庸,1938年到华东新四军后,陈毅为他改名叫陶勇,去掉了张姓,取“道庸”的谐音。红军时期他在许司令麾下带兵多年,长征到了延安二人才分手。
聂凤智跟许司令时间较长。许司令说他能打仗,但有时骄傲,“我三个月就得批他一次,不然他能把政委气得哭鼻子。”
这一海一空二位将军,那时都还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又是军区党委常委。他们在本单位处境险恶,随时可能遭遇不测。
吃饭时,许司令眼见两位老部下灰头晦脸,憔悴不堪,心里非常难过,一时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们。三个人相顾无言,气氛压抑得很。
憋闷一阵,许司令阴沉着脸说:“无锡我也呆不住了,南京也回不去,地方造反派冲击机关,干部也有人造反了。我身体不好,已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请假到大别山后方医院休息。你们和我一起去大别山吧,如果部队乱了,就在大别山打游击!”
“上山打游击的话不能说。”聂凤智压低了声音,“让他们知道了,说你要造反,那可是危险的。”
“怕什么!”许司令依然高喉大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老聂的话是对的,”陶勇跟着给他撤火,“上山打游击的话不能说。”
即便不讲“上山打游击”,聂、陶二人也没法应承许司令的好意。他们对许司令讲,你可以离开,我们和你不一样,明知回去凶多吉少,也不能跟你去,弄不好还会拖累到你呢!我们你就不要管了。
话讲得很沉重,透着英雄末路的伤感。
许司令像海难沉船的船长最后宣布弃船逃生似的,一挥手说:“明天各奔前程,彼此好自为之吧!”
“悲莫悲兮生别离”。三位将军无锡分手的情景,至今想起来还令人心酸。
不祥的预感应验了。陶勇回去没多久就被整死了,死得很惨,把人整死又丢到井里,还说他畏罪自杀。周恩来总理后来对许司令讲,我不相信打仗那么勇敢顽强的陶勇同志会自杀!
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得明明白白,抓了敌军的俘虏尚且“不准打骂不准搜腰包”,对自己的同志,又是劳苦功高的开国将军,竟何以如此惨无人道!?动乱引发罪恶,一些人灵魂深处最阴暗、最丑恶、最残暴的一面暴露无余!
第十五章邓仕俊遭遇车祸
聂凤智回南京后也被整得死去活来,装在麻装里打,头发被抓掉,牙齿被打掉,还要扔进长江。幸亏魏金山及时带人救下,聂司令才免为沉江冤鬼。保住一条活命,又被关在小房子里,边打边让他写所谓“反党反毛主席”的交待材料,吃饭得先“请罪”。本来没有问题,整也整不出什么名堂,就把他送去“劳改”。
许司令被迫出走,已窝了一肚子火气,又眼睁睁看着老部下一个个挨整遭难,心情更加不好。工作人员见许司令整天阴沉着一张黑脸,惟恐哪时会来一阵“电闪雷鸣”,所以都格外小心谨慎。
却不料,谨慎过头反而出了事。
进大别山之前,许司令要回一趟南京,军区派副参谋长邓仕俊去无锡接。
返宁时乘的汽车,邓副参谋长在前面带路。邓副参谋长知道许司令喜欢快,怕他嫌慢,就叫司机开快点。后面车上许司令的司机也生怕掉队挨训,紧着加油。
前车开得越快,后车跟得越紧;后车跟得越紧,前车开得越快。正是黄梅季节,下着毛毛雨。从孝陵卫向中山陵转弯时,邓副参谋长的座车压在路中央被积水泡软的黄泥上,轮子打滑失控,车向斜刺里冲去,司机猛踩刹车,还是一头撞到路边一棵大梧桐树上。车子撞坏了,车上的人当时看没什么事。
邓副参谋长回家感到肚子胀,不能吃饭。军区总医院那时也不稳定,就找司令部门诊部看,门诊部又请了总院的专家。拍出X光片,确诊为脾脏破裂。
许司令知道了,把总院院长耿希晨喊到家里,下死命令让他组织专家组负责抢救。耿院长找了几个没有造反倾向的医生和护士,先传达许司令的命令,然后亲自盯着动手术。
因为耽搁了时间,打开腹部,肠子已粘连,只好一点点剥离、缝合。邓副参谋长的肚子上连续开了十六刀,直到“文革”结束,身体才复原。
耿院长是军队自己培养的专家,从抗战时期就在许司令麾下行医,两个人处得很熟。他永远忘不了,为抢救邓仕俊,许司令像打仗时下令攻山头似的对他讲:“救不活邓仕俊,我枪毙你们!”
过后有人说,不是为了许司令,邓仕俊不会挨十六刀;如果没有许司令发话,邓仕俊也早见马克思去了。这是真话。医院那时也乱套,院领导讲话不好使,再拖上一时半刻,或在手术中稍有疏忽,邓副参谋长肯定没命。
一位参加抢救和治疗的医生以后成了全国著名的腹外科专家。不随大流儿添乱,老老实实干正经事,到头来总不会吃亏,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第十六章向大别山进发
在南京短暂停留。许司令交待张才千副司令主持家里的工作,自己脱身进大别山。
凌晨,南京市民还在梦乡中,三部苏制“嘎斯-69”吉普车穿过市区,开到下关军用码头。许司令和他的随员刚下车,先已在这里等候的军区李元副参谋长、后勤部官宗礼副部长和工程兵柴树林副主任快步迎了上来。
随许司令出发的一行人员,在江边聚齐了。
李副参谋长是个“老机关”,参谋业务熟,记忆力特别好,对军区所在三省一市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堪称“活地图”。听汇报从不用作笔录,全凭脑子记,事后向军区领导汇报,讲得有条有理,重要的情况以至细节绝无疏漏。身为将军而平易近人,上下关系很融洽。
柴副主任是个大学生,属于那种“知识分子工农化”的领导干部,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地下工事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建成的。他精通军事工程,善于行政管理,对部队既严格又关心,特别是敢为下属承担责任。
官副部长作风扎实、正派,办事认真,工作原则性很强,又不失灵活性。他就是那个被红军排长许世友打了一马鞭的红军战士官宗礼,这一鞭子“打”出了两个人几十年的感情。
这三位同志各有特点,许司令对他们信得过,用起来顺手,每次下部队都招呼他们跟随左右。
加起来六七部小车,乘渡轮过江,排成一队向大别山开进。
公路坑坑洼洼,车速还是很快,三个半小时跑了200公里,11点抵达合肥。安徽省军管会主任、××军军长李德生和政委张文碧等同志在一家叫做稻香楼的宾馆门前迎候。
李德生军长也是红四方面军的老人,讲究起来也算许司令的老部下。许司令还是××军前身的第一任军长,和李军长又是河南新县老乡,二人很投脾气。后来李军长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许司令的推荐是重要一票。
一见面,许司令就讲自己身体不行了,经毛主席和军委批准,到后方医院休息一段时间。没讲三言两语,又把“打游击”的话捅出来。
“现在这么乱,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再乱下去,我就在大别山打游击。”许司令说,“大别山地形我很熟,山里什么都有,也饿不死。你们把部队抓好,把军管会搞好、生产搞好。其他乱了没大关系,只要部队不乱就有办法。生产搞好,有饭吃群众就不会造反。”在场的人都能听出这话的分量。
一位农民出身的将军,当初就是因为没饭吃才跟着共产党起来造反的,他当然深知国本与民心靠什么支撑。在延安时,他因觉得不受信任而要拉出去打游击,抓回来差点被处死。如今他一再旧话重提,可见他深感自己身处不亚于当年的逆境,前途命运已无法把握。
吃过午饭,李军长、张政委留他在稻香楼住几天再走。
许司令说:“你这里也不安全,三十六计走为上。”
说走就走。当晚赶到五局招待所,住了两天,搬到军区后方医院。安顿下来,即给毛主席和军委发电,说心绞痛又犯了,继续请假养病。军委很快复电同意。
第十七章入住军区后方医院
大别山确实很美,层峦叠翠,草木葱茏,山花烂漫,刚刚落蒂的野果挂满了枝头。红军转移留下的伤病员为什么能够坚持到迎来解放?就是靠山里的野果熬过了最艰苦的岁月。
后方医院隶属军区总院,对外称126医院,与军区后方指挥所配套,平时为五局、城西湖农垦师和工区服务,战时遂行指挥机关和后送伤员的医疗保障任务。
医院建在一条山沟里,既隐蔽又朝阳。“王”字形的主楼,共三层,全封闭式,治病看病不用出门,不怕刮风下雨。上下楼除了楼梯还有斜面通道,供手推车和轮椅、轮床使用。大山深处的一座医院,很有点现代化的气派。
许司令和他的随员们就住在主楼后面的一栋楼里。起居条件一般,周围环境之幽静却是大城市不能比的。
许司令曾长期战斗、生活在大别山区。这次回来,既有如鱼得水的感怀,更不乏置身非常时期的警觉。
刚住下,首先一件事是看地形。转山头,钻坑道,角角落落巡视个遍。接着拉开打仗的架势,这里设个岗,那里放个哨,机枪架得高高的。对随员作了分工,各有各的战斗岗位。还让赶制了一批木棍,每人一根,以备应付不测事件。
再就是打电话,一打一上午,给四个军、三个省军区和两个警备区,舟嵊要塞区的领导打一圈,了解部队和地方的情况。找的大都是司令和军长,实在找不到了,才要政委听电话。
对方都知道许司令在休息养病,更怕他发火不好办,所以不管他讲什么,多是“哼、哈”以对,或者三言两语应付一下。
许司令却非常严肃认真,边听边作指示,反复强调三条: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要警惕心术不正的人,军以下要坚持正面教育。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军人不准造反,哪个造反就把他抓起来!
也还经常找人来谈,有时找军长,有时找政委,有时军长刚走,政委来了,反正都是“单个教练”。至于谁来谁不来,谁先来谁后来,皆由许司令临时点名,别人甭想提前摸着底。这可能也是他考核部下的一种方式。
起初我没有经验,他讲要找哪位领导,我就叫总机接哪位领导,一时找不到,许司令就不高兴了,说我连电话也不会要。后来我摸着了他的规律,一打电话,先问他是不是几个部队都要,听他“哼”一声,不必再多说,马上告诉总机依次接通。这一来,基本上第一个讲完,第二、第三个就接上去,尽量不耽误他的时间。
天气开始变热,我看他打电话时出汗不少,赶紧打开窗户。
不料他电话一捂,甩头给我一通训:“还是老兵呢,一点保密观念都没有!开窗干什么?怕人听不到?”
我接受教训,第二天早早把窗户关严。
他打了一会儿电话,又说:“天这么热,你还关窗,要把人闷死呀!”
一个窗户,开也不是,关也不是,事怎么这么难办!吃饭时,我向保健医生高复运讲了这两天的别扭和委屈,说:“他再这样出难题,我就不干了!”
高复运听罢笑道:“李老弟,你放心,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果然,第二天,许司令的保健护士跑进我的办公室,和我闲扯一阵,顺便透风说:“李秘书,首长对你印象很好,认为你办事老练,工作认真,责任心强。”
这是许司令看出我不高兴,有意让人传话来安慰我的。我心想,这一阵他无名火说来就来,也是心情不好所致。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应当理解,不该过分计较。
第十八章身在大别山
环境虽然幽静,可许司令的心境根本静不下来。他一直关注着“文革”形势,山外传来的消息却越来越不好。
使他很窝火的一件事是浙江省军区和军管会被改组。
夺权斗争中,浙江的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一派简称“省联总”,一派简称“红暴会”。驻浙部队在支持哪派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省军区认为“红暴会”是从“省联总”杀出来的,也是革命造反组织,两派都应支持。驻浙某军和空军某军则认为“省联总”才是“当当响”的造反派,只能支持这一派。
军区杜平政委受中央指派,代表中央负责解决浙江问题,他在会议上要求两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现大联合。但“省联总”自恃有陆、空两军支持,不仅不打招呼,反而把矛头对准了省军区。两派也互相攻击。
会议开了一天,不欢而散。此后,全省武斗不断。
为了东海前哨局势的稳定,中央决定对浙江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主任是省军区政委龙潜,第一副主任是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副主任有舟嵊要塞区政委曹思明、某军政委南萍和空军某军政委陈励耘。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罗晴涛为秘书长。
这头军管会挂牌,那头陈励耘就给吴法宪写信,告省军区不支持造反派,和他们“支左”观点不一致。正想趁乱扩张势力的吴法宪立刻下指令:“把龙潜挤出去,把南萍请进来。”
陈励耘等人为了挤走龙潜,做了一连串的小动作。他们背着刚成立的省军管会,带领所属部队跟“省联总”举行盛大联欢会,再三表示“支持的态度是坚定不移,坚信不移”。又同“省联总”的头头一起分析形势,乃至亲自参与策划大规模的武斗,指挥进攻对立面“红暴会”的据点,毁厂房,砸机器,打人抓人。
抓了“俘虏”,一车一车拉往“省联总”控制的地区,故意招摇过市。一面却把“红暴会”的头头翁森鹤及其家属秘密关押起来,同时放风说:“翁森鹤一家生死不明”。诱使省军区信以为真,上了圈套。
武斗发生后,浙江全省舆论哗然,军管会内部意见分歧,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事态惊动了中央,周总理办公室通知驻浙三军和两派代表进京会谈。
在北京会谈时,老红军出身的龙潜汇报陈励耘等人策动和指挥“省联总”镇压不同观点的群众。
刚说到翁森鹤一家生死不明,南萍马上抢过话头:“省军区代表在中央首长面前造谣,翁森鹤在‘省联会’保护下安然无恙!”
康生、张春桥要南萍把翁森鹤送到北京。送来一看,身上缠着绷带,可人还活着。龙潜浑身是嘴讲不清,挨了一顿狠批。
张春桥肯定驻浙某军和空军某军“支左”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断言省军区是“地头蛇”,“和地方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保守势力的后台”,在“‘支左’过程中错误是严重的”。省军区明知上当了,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苦往肚里咽”。
会议决定,省军区关门搞“四大”。这一来,龙潜等领导同志就只有作检查、挨批斗的份了。
不久,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双双被改组,南萍、陈励耕当上了军管会一二把手,同时任命某军熊应堂军长为省军区代司令,南萍为代政委,对浙江驻军实行统一领导。
消息传到大别山,许司令干生气,没办法,说“南萍过去还是很老实的人,‘文革’一来就变疯了。”从此再不给省军区打电话。
第十九章“蓝苹也配当旗手,她就会破坏!”
看形势一时稳定不下来,许司令做了在大别山长期养病的准备。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保健医生高复运、管理员胡宝亮为支部委员。
临时党支部作了计划和分工。每天由我组织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文件一至二小时,医生带保卫干事负责服务保健和安全警卫工作,管理员管生活,兼抓军事训练。
许司令说,他自己的任务就是养好病,除了早上听30分钟新闻联播,百事不问。
其实,哪有可能百事不问?广播里传来的消息不是造反、夺权,就是打倒这个、揪出那个。许司令没法清静,脾气越来越焦躁,说话也越来越没遮拦。听说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下面部队的武器也被抢了,竟至当着我和护士的面数落开了江青。
先没点名,说那个人三十年代在上海是个演电影的,不太有名气,也会唱点京戏,在延安就听过她唱的《打渔杀家》,现在要当文化界的“旗手”了。
“蓝苹也配当‘旗手’?”说着说着就骂起来,“她就会破坏,把全国都搞乱了,她舒服了。我看她像奸臣,和她一伙的好人不多!”
像许多老同志一样,许司令知道江青浪迹上海滩的老底子,很不以她为然。以往看在毛主席的面上,对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江青趁着“革命”的潮头浮出水面,由抓文艺介入政坛,许司令对她还是嘴下留情,有时给毛主席写信,把她也带上,虚与应付一下。当江青跻身权力核心,以特殊的身份呼风唤雨、发号施令,甚而在军委会上公然大放乱军厥词,许司令对她就只剩下嫌恶和愤怒了。
一次在北京开会,江青请许司令看样板戏,许司令推说“都看过一百遍了,背都能背下来了”,没给她面子。江青又请许司令吃饭,许司令推说“拉肚子”,也不肯赏光。后来,实在推不掉,和杨得志等一起去了。饭后照了相。不久,送来很大一张彩照,江青居中坐着。
“给你吧。”许司令看都不看,随手甩给了我。
江青与她的同伙到处伸手,搅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在许司令眼里,这时的江青已不啻于一个仗势弄权的刁妇,一股祸国殃民的祸水!多日的隐忍再也按捺不住,终于爆发出这样露骨的干骂。我在一旁听着,吓得头都不敢点一点,真替他捏把汗。
我们感到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就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主动和他聊天,讲些轻松的话题;嘱咐医护人员常去找他讲过去打仗的故事,让他开心。
柴副主任还找来一副象棋跟他对弈。许司令酷爱下棋,一摸棋子,什么烦恼都没了。他棋艺一般,但极好胜。输了,不让对方离开;赢了,就讲你是臭棋,还指指点点地教给你车怎么走,马怎么跳。陪他下棋的几位都力争跟他下成和棋,赢一盘,也输一盘。
第二十章“许师傅”授徒习武
旧俄名将苏沃洛夫曾一度赋闲,闲极难耐,就教练卫队拔普鲁士正步。许司令一样闲不住。保卫干事教警卫班擒拿格斗,他看了两天,技痒起来,就要大家练习少林武术,他亲自当师傅。
当下表演了一套拳术和棍术,又顺手抄起一条长凳,舞得风轮也似飞转,边说:“这也可以当武器。”
先亮出功夫,后从棍术授徒启蒙。
以前听许司令讲过,少林寺学武都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领略各般武艺的路数之后,照着壁上画的动作图形一招一式去揣摩、去练习。大概意在恪守少林真传,一套棍术二十多个招数,他做一次示范,一动一动教三遍,再让你自己练。他坐在椅子上一边看着。错了,耐心给你纠正、讲要领,但不做示范了。等你这个招数做对了,他要求你再练一百遍,定型定式。
一教少林武术,他的情绪就特别好。柴副主任的儿子小胖在屋里耍棍,不小心把灯泡打碎,声音很大。众人都以为许司令肯定要发火,却见他走进屋,从小胖手里接过棍子,边比画边讲,练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到眼到,才能指哪打哪。我们见他把着小胖的手教得很认真,悬着的心才落回原处。
教了棍术,又教少林拳。还让保卫干事举办警卫班射击比赛,把空瓶子挂在50米开外的树丛上,用手枪打。为了锻炼身体,还组织爬山活动。那一阵,他的心绞痛也不犯了。
在大别山跟许司令员习武的人同时起步,很快就拉开了距离。警卫班和年轻的保卫干事长进迅速,一个月下来基本上都掌握了棍术,擒拿格斗的本领也有明显提高。拉出来比划一下,有招有式,有板有眼,如果剃掉头发,换上袈裟,说是少林寺的武僧会有人信。
临时党支部的三位支委就不行了。
高复运1939年入伍,50年代给苏联专家当过保健医生,以后一直跟着许司令。他和蔼可亲,好开个玩笑,是个“好好先生”;刚过40岁,两鬓已开始发白。有次他喝了点酒,抽烟把衣服烧了个洞。许司令笑话他:“喝了一辈子酒,丢了一辈子丑;抽了一辈子烟,烧了一辈子手。”见他戴着花镜补衣服上的洞,又说他年轻轻的像个“高老头”。我们把“头”去掉,从此叫他“高老”。南京军区机关和部队领导层都知道许司令送他的这个雅号。
我和胡管理员还摊不上个“老字辈”,可也三十大几,比不得小青年胳膊腿利索,学了前头忘了后头。
这样三个人,在许司令眼里哪是学武的材料?少林寺可不管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又看我们还得忙活其他事情,没几天就把我们淘汰了。
第二十一章围猎金钱豹
那天,军事训练后正在休息,警卫战士说,昨晚12点多,有个大家伙钻进伙房找东西吃,不像狗,比狼和狐狸大,两只眼电灯泡似的发蓝光,听到声音跑了,跑得很快。
“是金钱豹!”许司令一听就说,“大别山里的金钱豹常偷群众的牛、猪和其它家畜吃。”
许司令特别喜欢打猎,在南京时,他经常忙里偷闲当一当猎人。一般都是从中山陵出发,经句容、大茅峰、溧水、江宁,绕一个大圈子,约有100多公里。坐的是改装过的吉普车,两边的车门都拿掉,以便他在车上左右开弓。他的枪法很准,尤其爱打飞鸟,说鸟在天上飞,两个翅膀张开,目标大,其实更好打。常用的双筒猎枪是前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送给他的,分量轻,质量好,他爱不释手。他的车上还随时备有冲锋枪、半自动枪和一把日本军刀,打猎不用,那都是他防身的武器。
双筒猎枪可从不离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到北京开会也不例外,有机会就去十三陵打野鸭子。
有一次参加军委扩大会,住在三座门,星期天不休息,不能外出打猎。他从窗户看见院子树上落着一只乌鸦,忍不住拿起猎枪就打。警卫人员听到枪声,跑过来一看,许司令正抱着猎枪站在窗口。
入住后方医院以来,环境适合打猎,可因为心情不好,他反倒很少摸枪了。偶尔出去转一转,碰上猎物,也是让保卫干事打,他在一边看。这次冒出一头金钱豹,惹动了他的猎兴,一时乐而忘忧。而且,那时我国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法规。
许司令像指挥作战一样,叫胡宝亮和保卫干事带几个人,先看地形,选好隐蔽位置,晚上设下埋伏,等豹子来了,用冲锋枪、半自动步枪交叉火力把它打死。他说,打死金钱豹,一来为民除害,二来豹子浑身是宝,肉吃掉,豹皮做垫子防潮,豹骨泡一坛酒,可以治关节炎。
围猎之前又特别嘱咐道:“枪要上刺刀,防止豹子被打伤来扑你们;火力交叉要把握射向,绝对不能伤人。”
工作人员都想趁此机会让许司令高兴一下,所以无论上阵的还是不上阵的,个个认真对待,志在一举成功。
天黑后,围猎组的四个人各就各位隐蔽好。许司令兴致很高,坐在屋里等消息。
第一天整夜没动静。
第二天等到午夜一点,来了,眼睛亮亮的,发蓝,很大。
不知有人紧张还是想抢功,没等猎物进入伏击位置就开了枪。豹子吓得掉头就跑,从此再没出现。
两夜设伏一场空,胡管理员和保卫干事没少挨许司令的挖苦。
那头金钱豹后被工区逮住,装在铁笼里送来给许司令发落。铁笼用铅笔粗的铅丝缠了好几道。保卫干事拣根木棒伸进笼眼逗弄豹子,这畜牲一爪子挠出来,当下就把几道铅丝切断了。想想那场围猎,也真够玄乎。
许司令叫把豹皮留作纪念,豹骨用沙子焙干,留下几块充当虎骨泡酒,其余的送给军区总院中医科药用。豹肉分给军区领导和警卫班吃了。
过了很久,提起这次败绩,许司令还说:“那么多人,一头豹子还打跑了,本事大啊。”
第二十二章“七二○”事件爆发
相对平静的日子没过上多久,山外又刮起一场“政治台风”,来势比前几次还猛烈。
1967年7月14日,谢富治、王力被派往武汉,以中央代表名义协助解决群众造反组织武斗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混乱问题。这两个人违背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支一派,压一派,使得一派兴高采烈,另一派怨气冲天。7月20日一早,被压一派的部分人冲进中央代表住的地方,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和批判,还有十多万军民上街游行示威。
以派性对派性,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二○”事件。
到处都在抓“张再道”,“李再道”,闹得各大军区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地方的造反派抢夺军械,布设据点,武斗使用的武器由棍棒刀矛升级为机枪大炮,“全面夺权”迅速演成了“全面内战”。
自从离开南京,许司令每天向我要南京和全国的情况,后来成了制度。军区办公室定时向我通报有关材料,间或也送来造反派的小报。
我考虑许司令的心情与病情,不能让他太烦劳,总是我先看一遍,择要向他汇报。这次可不行了,形势骤变,我不得不较为详细地向许司令报告了武汉发生的事情及其波及范围和程度。
出我意料的是,许司令听了并没有大动声色,似乎已有准备,只自言自语般讲了一句:“开始了。”
什么开始了?他不再讲。
后来才知道,早在半年前所谓反击“二月逆流”中,林彪、江青一伙就把几个大军区作为打击的重点,武汉军区就是其中之一。林彪扬言,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办法”。江青说得更直露:“要冲一冲武汉军区。”这次真的把武汉军区给冲了,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到北京接受批斗,武汉独立师被打成“叛军”,番号撤销,很多人被押送农场“劳改”。
阴谋开始兑现,下一个该轮到谁?岂止于许司令,哪个大军区主官都会产生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况且,陈再道同志又是红四方面军的,还在许司令手下当过师长。林彪一伙惯于党同伐异,能不抓这个题目做文章?
还在林彪操纵空军的吴法宪、江腾蛟罗织罪名打倒聂凤智时,林立果在南京颐和路29号给“林办”主任叶群打电话就泄漏了天机。
林立果说:“南空机关揭发,聂凤智的后台不仅有贺龙,还有徐向前、许世友。”
叶群说:“好,继续查,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林立果说:“南空正在查许世友这条线,他们还准备和地方造反派取得联系。这个要请示首长(林彪)。”
叶群叫林立果等一下,“我马上问。”过一会回答说:“首长让告诉南空领导,要他们继续查这条线。告诉他们,你们做的对,做的好,我们支持你们,军委支持你们。”
林立果和叶群通话时,总机值班排长无意中听到了他们对话的全部内容,吓得直发抖。
这件事是林彪倒台后揭发出来的。许司令虽然可能无从及时得知,却经常有感于“霜刀雪剑严相逼”,不会不清楚自身的险恶处境。他早有被林彪、江青一伙打倒的心理准备,并把它藏在“开始了”那句话的玄机之中了。
第二十三章心绞痛又犯了
8月9日,林彪发表了一个讲话,即那个臭名昭著的“八九讲话”,讲了“坏人斗好人、好人斗坏人”的哲学、“文革”靠的两个条件和“不垮”的三个办法,点了几个“不听招呼”、“不放心”、“要在‘文革’中解决的军区”,其中就有南京军区。还提出一个读起来很怪而用意直指老干部的口号:“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
这个讲话起先没见文件,我是从南京寄来的小报上看到的,上面还印着王力叫嚣“揪军内一小撮”的讲话。我把小报给许司令看了,他看得很仔细。看过后,什么也没讲,心绞痛可又犯了,疼得头上黄豆大的汗珠往下掉,饭也吃不下。
李元副参谋长和柴书林副主任都埋怨我不该给他看那张小报。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怎好不给他看呢?
林彪和王力的讲话公布后,南京的造反派嗅出味道,认定许司令在劫难逃。一时间,从新街口到下关,沿街满是“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和“打许联络站”。群众造反组织哪个也不甘落后,生怕当“保守派”。“批许大会”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据称将有10万人参加。军区机关被围得水泄不通,机关干部无法上班。
8月16日,一伙人抄了许司令和杜政委的家。许司令家里除了几套军装就是出国访问做的一身中山服,还有几瓶茅台酒。造反派把军装和便服戳了好多洞,把茅台酒砸了。
消息传到大别山,许司令这回倒没发火,只背着双手在屋里来回踱步,一边叨咕:“酒,他们喝了多好,砸了多可惜。”我在旁边看着,明显感觉他是在思考大问题,根本没把抄家当回事。
周总理得知南京事态严重,亲自打电话给南京的造反派头头,责令他们撤除“打许联络站”,不准冲击军区机关。周总理严正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
在那场劫难中,周总理宵衣旰食,鞠躬尽瘁,以最大努力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为保护老干部免受戕害,多次不顾危险挺身而出。曾有造反派要对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施加野蛮,周总理当道喝止:“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这一次,周总理依然以大无畏的凛然正气来保护许司令。他在电话中正告南京造反派头头,许世友同志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央对许世友同志是要保的。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周总理说,“不许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
前于3月10日,周总理阅批中共中央就江苏问题复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时,将原稿中“江苏的问题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许世友同志商量决定”,改为“江苏的一般问题,由许世友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商量解决。”可以说,周总理深知许司令的个人品质和他在大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更加了解毛主席对许司令所抱有的那份特殊的信任。
亲自打电话还不放心,又派人到南京做造反派的工作。
在周总理的干预下,南京的“打许联络站”撤了,10万人“批许大会”也夭折了。但是,危险没有过去。在林彪“八九讲话”的暗示下,有些人“倒许”之心不死。这种人自以为打倒的对象官越大,自己的“功劳”、“名气”和论功行赏时的“收益”也就越大。王洪文之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小人物一眨眼变成大人物。造反起家“一本万利”的恶劣“榜样”,造成了某些人的心态极度扭曲。
第二十四章退避工区以防不测
不知造反派从哪里探得了许司令的下落,酝酿着要搞一次长途偷袭,把许司令捉回南京批斗。
军区党办截获了这个情报,火速通知大别山。
我接了电话,即报李、柴、官三位领导。几个人一商量,事不宜迟,马上采取紧急对策:南京方面设法堵截,合肥××军沿路盘查,大别山这里加强警戒。
约在两三天后,六安军分区的电话报告,说有五六部汽车,装满造反派,已过了合肥,正往六安方向开来。我问军区党办和××军作训处,他们都说不知道。
不管虚实真假,还是转移为妥。我们一齐动员许司令转移到工区。那里是大山沟,出入只有一条路可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地形好,干部可靠,兵力也够用,可以确保首长安全无虞。
许司令哪是被人撵着跑的角色一听就摇头不愿去。
“五六车人算什么﹖也就是二百多个嘛现在又可以‘文攻武卫’,你打我一拳,我就踢你两脚。何况我们有机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这几个人还不够警卫班打的就是不开枪,把工区工兵连调几个来,四捉一,全把他们活捉。怕什么﹖不要走”许司令说着,拍拍腰间那支从不离身的左轮手枪。“他们来的多了,先用这个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子弹打完了,衣服一脱,靠墙一站,拳打脚踢,拼他二三十个,同归于尽”
看他拿出了当年敢死队长的架势,我急得直冒汗。
六安军分区曾有一位班长被造反派开枪打伤了腿,住在126医院。许司令看望他时,问他为什么不开枪还击﹖班长说,上级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四不”政策。许司令说,什么“四不”、“五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这也是毛主席讲的以后造反派向你开枪,你就自卫那时许司令就像一点就着的炮仗,要是他真不走,真被造反派包围,他可真干得出来果真如此,岂不轰动全世界幸亏柴副主任机智,不再提造反派,只讲工区凉快、风景好,说:“我们去住一两天,很快就回来。”
许司令这才不作声,默许了。
工区的环境确实不错,只是住的差点。施工单位的简易营房,桌椅床铺跟连队的一样,厕所也是简易的。许司令心知肚明,来此地哪是什么图凉快、看风景,实则是避难中的避难。那几天,他总是翻来覆去地念叨:“自古英雄没有好下场,死的死来伤的伤”:“三堂会审要定罪,浑身长嘴说不清”:“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有的是戏文,有的是章回小说上的话,有的是他自己的语言。
我听着,知道他内心极为不安。林彪、江青一伙利用群众整老干部和对立面惯用的手段是先抓你、斗你,给你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制造既成事实,然后再给你定性,让你不倒也得倒。即便万幸没被整倒,没被整死,不倒不死也得揭你一层皮。
在工区住了两天,派人侦察没有发现造反派,遂返回原驻地。
第二十五章毛主席号召“大联合”
“许家的人不要参加造反组织,不要搞派性。”
就在许司令退避大别山的时候,7月到9月,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调查“文革”情况,并作了多次讲话。
毛主席继续肯定“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他一方面坚持“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主观愿望,另一方面对过于混乱“失去掌握”的局面也感到不安。毛主席看出“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对实现他所企望的“文革”目标是不利的,在巡视讲话中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谈到干部问题,毛主席强调“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他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关键问题。”毛主席还提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告诫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这一系列讲话,对解放一批干部,促进各派联合,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南京的形势趋向平稳,军区机关基本上能正常上班了。分管干部的周贯五副政委派干部部杨雪迎部长赶到后方医院,代表军区首长和机关慰问许司令,还带来500元钱。
言谈间,说起南京某群众造反组织如何拥军,如何支持许司令。
“造反派没有好东西。”许司令一听就烦了,“许家的人不要参加造反组织,不要搞派性。”
现在想来,这话虽有过头的地方,但大体上不能算错。
“文革”中的这个派那个派,叫做“造反派”也罢,叫做“保守派”也罢,本质上都是奉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是为把“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引进党内的错误方针服务的。在“全面夺权”阶段,各大派为本派掌权积极进行派争甚至武斗。在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很难找到哪个派没有采用粗暴的方式方法。总的看,造反派作为组织出现,没有造反造对了的。因此,无论支持哪一派,也都是错误的。
应该说,许多群众造反组织中不乏起初怀着一腔热血、响应号召起来“革命”的年轻人。革谁的命呢﹖“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林彪语),稀里糊涂而又虔虔诚诚、认认真真地干了错事、坏事。
记得“文革”后拍的一部电影,有个情节:一位老红卫兵领着儿子去凭吊当年死于武斗的“战友”。荒郊野地,衰草枯杨,几座坟头冷落其间。老红卫兵默立坟前,良久无言。儿子问爸爸:“他们是好人吗﹖”爸爸不回答。儿子又问爸爸:“他们是坏人吗﹖”爸爸还不回答。儿子再问爸爸:“那他们是什么人呢﹖”爸爸终于开口答道:“他们是历史。”
说他们是历史还嫌笼统,应当说他们是一段不该有的历史中不该有的牺牲品。不算英雄,不算烈士,甚至连个“因公牺牲”也没法报批。尘埃落定,只留下几座被人遗忘的荒冢。
我常常想,许司令虽然不算个大政治家,但他当时那种出于常理常情的直觉,那种来自打天下的老军人“不能把国家和军队搞乱”的朴素愿望,如果能被吸纳为主导政策贯彻下去,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进的道路上该少绕多大一个弯子!
第二十六章进京途中发病折回
一天,军委来电话,请许司令到北京京西宾馆休息,说是叶、徐两位老帅的意见。显然,请许司令进京是有保护之意,担心他在外面的安全,也是怕他和造反派闹僵了惹什么祸,犯错误。
许司令怎么想的,我不清楚,只见他迟疑片刻,表示同意。
约好时间,北京派飞机到合肥接。
六安到合肥一段路况不好,坑坑洼洼,颠簸得很厉害,90公里跑了两个多小时。在车上,许司令先是“咔咔”地干咳,又恶心、呕吐、冒汗。我也有点晕车,更担心他心绞痛犯病。
到了合肥稻香楼宾馆,李德生军长上前扶他下车。脚一落地,他就对李军长说:“德生同志,我不行了,我身体这样上不了飞机,北京不能去了。请你给我向军委打个电话报告一下,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去北京,我在后方医院很安全,请老帅和总理放心。”
我听了心有所动。“文革”以来,许司令常说“北京是个政治漩涡,少去为上”。再看他脸色灰白,嘴唇发紫,实在是病得不轻,坐飞机也真不安全。
在稻香楼稍事休息,乘车返回后方医院。
许司令原住二楼,回来仍住老地方。他看到二楼空了,就对我和保健医生讲,他们怕我打倒受连累,现在就开始和我拉开距离,离我远一点。
这可真是误会。李副参谋长、柴副主任和官副部长是看许司令去北京了,加上天旱少雨,热得难受,才从二楼搬到一楼住的。机关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准备安顿一下就返回南京,根本没想到许司令半途折回。
一看许司令不高兴,我们赶快告诉他,他们还在这里,因为天热,搬到一楼凉快些。“最紧张的时候他们都和你在一起,形势缓和了他们还怕什么﹖”
许司令听了,没再责备李、柴、官三人,可还是忍不住地说:“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打不倒的。再说,打倒了有什么关系我已六十多岁,不戴乌纱帽,回家戴草帽,哪里来哪里去,原来是农民,再回家当农民也很好嘛权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的,只要毛主席一句话,交给哪个人都行,但不能交给造反派,交给他们我不放心。”
刚想请他休息一下,又听他补上一句:“我就是被打倒了,也不会连累你们。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有错误自己承担,绝不连累任何人你们可以放心。”
这话像一柄无形的铁锤,一锤一锤砸在我的心头。我想,你许司令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们对你许司令又何曾有过二心﹖都是党的干部,都为党的事业。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讲过吗,“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一心一德,无猜无忌,该多好现在却变得这么生分,使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不好受的滋味。
我把许司令的心思讲给了李副参谋长、柴副主任和官副部长。三位领导毕竟比我经得多,老练,都没说什么,一有空就上楼和许司令谈天、下棋。
许司令虽然一时不再讲这些事,但心头的疑云难以消散。
第二十七章疑云重重错怪李元
后来,许司令有要事去上海,李、柴、官三位领导趁这个空当请假回了趟南京。过了一个星期,柴副主任和官副部长及时销假,李副参谋长因在家主持工作的首长让他留一留,不得不拖延几日。
许司令从上海返回大别山,一看三缺一,很不高兴,脱口就讲:“李元看我要打倒了,又投靠新主人了。这叫投机”
顿时我愣住了,心说不好,可别再出一个李平凡有一次,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由司令部党办副主任兼党委秘书李平凡作记录。会议开了一刻钟,许司令突发责问:“你记那么详细干什么﹖是不是要向造反派报告﹖”在场的人顿时愕然,李平凡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俩挨着坐,他悄悄问我:“老李,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过后才打听到,许司令不知听了哪个人的话,说李平凡的爱人参加了“反军派”,就怀疑李平凡和造反派有勾连。其实这是天大的冤枉。李平凡从来本分、小心,凡事不越雷池半步。许司令对他也是信任的。可这下子,大首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李平凡不便再参加军区党委常委会,只好调出办公室。
柴副主任也愣了一下,迅即恢复常态,很诚恳地笑着说:“许司令啊,别人不了解他李元,您还不了解吗﹖李元跟您一起工作多年,他不是那种人,肯定南京有事离不开。”
许司令说:“你们懂什么人是会变的。”
柴副主任继续耐心解释,我和其他人跟着帮腔,才落下这不愉快的一幕。
幸亏许司令一炮放出来,旁边的人讲公道话,而不是添油加醋,落井下石。即便如此,许司令对李副参谋长的误解真正消除,也还在几年以后。
一般来说,许司令对人对事不会随意形成什么结论性的看法,可要看法一旦形成,不太容易改变。这种性格特点,或许反映了军事将领所必要的一种心理素质。战况瞬息万变,军情十万火急,攻防进退如何部署,各路兵马如何调动,全在指挥员一个决心。宋朝抗金名将岳飞讲过:“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优柔寡断,心无定见,风来随风,雨来随雨,总没个准稿子,怎么能够打胜仗﹖但是,识人之道并不完全等同于用兵之道。人乃万类灵长,大脑皮质神经元细胞数以亿万计。一个人要比一个战场复杂得多,识人尤需有辩证的眼光。领导干部对下属人员的看法是不是客观公正,往往决定他们一生的前途命运,来不得一点“形而上学”识人要看他的一时一事,更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切忌一时不顺眼、一事不遂意就给他下结论。否则的话,难免会误人、伤人,给团结和事业带来深层的损失。
第二十八章毛主席没有忘记他的爱将
1967年8月17日,对许司令而言,可以说是“文革”以来一个峰回路转的日子。
上午9点多钟,杨成武代总长打来电话,对许司令讲:“我正陪着‘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见你,派张春桥用‘客人’的专机去合肥接你。”
“知道了,”许司令不再多问。
杨代总长讲的客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毛主席。
汪东兴同志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电话他不打而要杨代总长打,一般认为这是缘于保密的需要。汪东兴经常跟随毛主席左右,他若出现会暴露毛主席的行踪。记得有一次毛主席来到南京,军区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以为和中央警卫人员处得熟了,闲谈中随口问道:“毛主席在这里住几天﹖下一步到哪里﹖”对方马上严肃起来,“伟大领袖的行动绝对保密,谁也不准过问。”
至于为什么派张春桥去合肥接许司令﹖有说毛主席向张春桥表明自己对许司令信重有加,不是他们一伙想打倒就打倒的。有说毛主席看张春桥是上海市革委会主任,派他去接是让他尽地主之谊。还有说毛主席考虑许司令和张春桥分别是宁沪军地两方的主要领导人,希望他们二人通力合作,以利于整个华东地区的稳定。众说不一,讲不清哪个符合毛主席的本意。
专机预订18日上午到达合肥机场,许司令17日下午就带随员入住合肥稻香楼宾馆等着。晚饭后,许司令和李德生军长谈一会话,就回屋休息了。
翌晨,天气晴朗。许司令起床比往日早,一脸的喜悦,精神头很好。早饭后出发,提前一个多小时赶到机场等候。
张春桥这个人阴阳怪气得邪乎。下飞机见了许司令,拿腔捏调地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一副居高临下、颇不情愿的样子,谁看了都觉得别扭。上了飞机又歪着脖子对保健医生“高老”说:“许司令的病你医生一个人治不好,要我这个政委和你一起治。”言下之意,许司令没病装病是“政治病”。平时爱说笑话的“高老”满脸“零号表情”,紧接话茬回敬一句:“许司令的病情我清楚。”张春桥闹个没趣,脖子又歪到另一边去。
到了上海,许司令住在兴国路72号。刚安顿好,杨代总长和汪主任就先后过来看望。许司令要求尽快见到毛主席,汪主任答应早做安排。
午饭时,许司令喝了不少酒。往常他不爱睡觉,今天却睡起午觉来了。我想,这不光是酒力所致,也许是他心情特别兴奋,自己觉得需要镇定一下。
下午两点,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前来通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春桥陪许司令马上过去谈话。我立即上楼请许司令起床。
见他酒意未消,讲话还带着一股酒气,我真担心毛主席会不高兴。
第二十九章毛主席接见许世友
前几年有文章写道,张春桥有意让许司令在毛主席面前出丑,耍手段把许司令灌醉了。许司令“大意失荆州”,上了张春桥的当。这个情节肯定是虚构的。中午吃饭只有许司令一个人,喝酒是自斟自饮。假设张春桥在场的话,比酒量,决不是许司令的对手。
毛主席这次接见,时间较长。五点多钟,许司令才返回兴国路72号。陪同接见的不光张春桥,还有杨成武和汪东兴同志。谈了什么内容,许司令没有系统讲,只在事后零零碎碎地流露一些。
许司令讲,毛主席见面就说,我要春桥乘我的飞机去接你。接着问他身体怎样,住后方医院安全不安全。他向毛主席报告,身体可以,大别山也很安全。工区有十个工兵连,一个连二百多人;城西湖农场还有一个农垦师,近万人。毛主席关心地说,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毛主席还给许司令讲了全国的“文革”形势。许司令记得最清楚的是以下这一段谈话——许司令:毛主席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啊﹖毛主席:要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能不要呢﹖!
许司令:那我就没有错有人违反纪律,我是执行纪律,有什么错﹖毛主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的传家宝,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不听招呼怎么行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
许司令还向毛主席进言,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都造反了,老百姓没有饭吃就糟了。毛主席说,农村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粮食,全国人民饿肚子可不行毛主席问他家里的情况,他说,自己都顾不上,家里的事我管不了。毛主席笑道,我家里也有两派,我管不了。
还有一句话,听许司令言及,我觉得至关重要。毛主席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司令。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我说的尽管乱云横空,群小当道,毛主席始终没有忘记他的爱将,更没有动摇他对人民解放军的信赖。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成功实践著称于世的毛泽东,怎会忘了军队乃是国家长城他发动“文革”,欲以大乱求大治,但绝对不准乱了军队。王力等人紧跟林彪、江青的风头,扯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旗子,自己反被打倒,细说不无代主子受过的成分,而这等小人“得志便猖狂”,忘乎所以,也是活该保证军队不乱,听招呼,当然少不得忠诚可靠的带兵人。时隔不久,毛主席又给“不准揪许司令”这话作了一个诠注: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
第三十章返回大别山
接见当晚,杨成武、张春桥请许司令吃饭。席间讲好了,送许司令返程的飞机第二天上午九点起飞,张春桥到机场送行。
19日晨,许司令按时起床,按时吃早饭。撂下碗筷,就要去机场。
一看表,刚八点。我提醒他,张春桥不是要送吗﹖许司令不耐烦地说:“要人家送干什么﹖我们自己还不能走”
许司令是华东局书记之一,他对张春桥最初的印象不过是个“耍笔杆子的”,并没拿他当“一盘菜”。眼下不肯给他面子,则完全是出于对他自“文革”得势以来所作所为的厌恶与激忿。军区政治部学习班批判一个参与造反的“秀才”,有人编了几句顺口溜:“戴眼镜,夹皮包,会写文章能提高,论思想,一团糟。”许司令听了汇报,又加上一句:“打起仗来向后跑”。从此记住了,到处讲,华东地区都知道许司令写打油诗讽刺张春桥。
许司令还对工作人员说过:“你们看张春桥长了一个鹰钩鼻子,两个肩膀往上耸,像不像舞台上的奸臣﹖这是个有野心、会搞阴谋诡计的家伙,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个好东西”
反感归反感。有约在先又不辞而别,总不够礼貌。我赶紧去找何秀文,告诉他许司令要走,请他报告张春桥。何秘书刚起床,说春桥躺下才两三小时,现在不好打扰。又说,不是讲好九点吗﹖去早了,机场也没有准备好。我回去如实转达,劝许司令再等等。
许司令更不耐烦了,冲我发开了火:“你坐了几次飞机﹖飞机不是火车。火车有时刻表,要准时,否则要撞车,是你等它。飞机是它等你,你什么时候到,它什么时候起飞。你以为我不懂,还想骗我﹖”
拿我当“靶子”训了一顿,也不进屋,就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敢沾边,躲得远远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何秘书。
何秘书很为难地去向张春桥报告许司令要走的事。张春桥磨磨蹭蹭,还是快九点了才过来。许司令看张春桥一到,上车就走。
许司令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晚上,上午到,下午毛主席接见,第二天一早飞回合肥,换乘汽车重归大别山。
虽然来去匆匆,却事关重大,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开。军区机关的人忙不迭打听情况,有的“走捷径”给我打电话。我只讲接见谈话确有其事,具体谈的什么,知之有限,也不便多言。
许司令知道,南京市、江苏省甚至整个华东都在关心毛主席同他这次会面。他告诉我们,可以打电话向家里讲,就说“红太阳”在上海接见了我;就说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稳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传家宝,不能丢;就说毛主席说不准揪许世友。
许司令认识字,看文件没问题,字写不太全,作记录有点困难。大凡会议、指示精神,凭脑子记,提纲挈领,择精撷要,一般的“秀才”也相形见绌。传达毛主席这次谈话的内容便是一例。那三个“就说”吹风下去,胜似多少大块文章南京市的群众造反组织有了打“派仗”的新资料。“许司令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反许就砸烂谁的狗头”、“反军没有好下场”、“谁毁长城就打倒谁”、“拥护军管会”等大标语贴了满街,原先那些“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一类的口号顿时销声匿迹。
第三十一章大别山中秋月圆
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到了。老规矩这天要吃月饼。那时月饼凭票供应,我们的供应关系都在南京,即便转过来,乱哄哄的也没处去买月饼。许司令亲自交代胡管理员想办法搞点赤豆和白糖,叫炊事员王师傅自己动手做月饼。
在过节问题上,许司令历来“厚土拒洋”。有一年元旦,军区党委常委开会,郭化若副司令一见许司令坐在那里,便上前问候:“许司令新年好”许司令头也不抬地说:“我们不过这个节”但他对中国的传统节日很重视,逢年过节总要表示一下,有时还请人吃饭。
大别山的中秋之夜,天空湛蓝,月亮很圆、很大,山间树影朦胧,四野虫鸣啁哳,爽风吹送着花草的暗香。许司令和我们一起赏月吃月饼,还讲了不少笑话,显得很高兴。
月饼非常可口,又香又甜又不腻人,细品还有一点新谷的鲜美。王师傅曾给陈老总当过厨师,烧得一手好菜。本来学的红案子,靠自己聪明勤奋,白案子活也样样精通。日间他弄了口大锅支在院子里,烤出了别具风味的“大别山月饼”。
中秋月圆,哪个客居在外的人不被惹动离情别绪﹖许司令呢,这位以打硬仗恶仗著称的虎将,这位一般人心目中心坚似铁的硬汉子,此时也“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开始思念亲人了。不过他不会像文人墨客那样在月光下低吟浅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有他的情感表达方式。
吃完月饼他就让我叫总机接南京,要找他女儿许华山通电话。
许司令有二男四女。华山排行老四,1949年出生在山东战场上。许司令跟我讲过,他的夫人田普生老四时来不及进医院,医生也赶不到,是他自己给接生的,所以从感情上就有点特殊。华山从小聪明灵秀,长大了,出落得高挑身材,容貌姣好,对长辈又孝顺,常用自己少许的零花钱给老爸买条手帕,买双袜子,还找人纳上袜底。老爸有时给她买点零食,比如一块钱的甘蔗,她不管爱不爱吃,都欣然笑纳。
如此善解人意,故深得许司令的欢心。对别的孩子几个月不见还过得,华山几天不见就是个心事。进山以来,一星期左右总要和华山通一次电话。其间也给华山写过一封信,用他惯用的大号红蓝铅笔写了两张纸,只有15个字:“华山吾儿:你要多保重,常给老爸来信。”
这次适逢八月十五,而且是家被抄、“打许联络站”撤除后,父女俩第一次通电话。
那边刚叫一声“爸爸”,许司令就迫不及待地说:“我的儿呀,你没有事吧﹖你不能出事呀,你出了事老爸就不能活了!”
华山说:“爸爸,我很好,我没有事。你听我讲话声音不是很好吗﹖爸爸,你也多保重,注意身体呀我也不能没有老爸呀!”
山深夜静。电话声音很大,我站在一旁,言来语去听得清清楚楚。父女俩久别后的对话令我感动,令我欣慰,也令我顿悟。这是人之常情,生逢乱世难得一见、弥足珍贵的人之常情无论何时何地,哪怕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也只有人之常情才是世界上最纯真、最美好的感情!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一位哲人的话:“不管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在身边人眼中永远成不了伟人。”
第三十二章周总理代表毛主席邀请许司令进京
“山高日短”,大别山里的日子过得很快。我有点奇怪,毛主席接见了,心绞痛也不犯了,许司令为什么还不出山﹖这天上午,许司令正在楼下看警卫战士练拳,楼上电话铃响了。一接,说是周总理要许司令听电话。我放好话筒,一溜小跑下楼去请许司令。
电话接通,周总理先问了许司令的身体状况,然后说:“世友同志,毛主席请你到北京来,参加国庆活动,你来后住毛主席家里。”
接着又说:“有人跟你讲话。”
稍停一会儿,电话里换了一个浑厚浓重的大别山口音:“许司令吗﹖我是陈锡联呀你现在怎么样﹖身体好吗﹖到北京来吧。我们都在北京,很多同志都在北京。周总理请你到北京来,是毛主席的意思。不要犹豫了,快来吧你来北京,和毛主席、周总理住一起,住在中南海。”
许司令面露激动神色,捂着话筒大声说:“我一定去你报告总理,尽管身体不好,我爬也要爬去”
周总理请许司令进京,陈锡联从旁讲话,不无特意安排的可能。
许司令与陈锡联堪称生死之交。红军长征过草地时,一次遭遇敌军的骑兵,敌军构筑了防御工事御敌。许司令抱起机枪就打,陈锡联一把夺过机枪,说你指挥,我打。刚打了一梭子,就被一颗子弹打中。许司令幸免于瞬间,陈锡联替许司令挨了子弹。转移时,许司令从部队抽调30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陈锡联,让担架跟着他走,说陈锡联要有闪失,我枪毙你们。走一程,换一拨人,硬是把陈锡联抬出草地。
后来我和许华山去看陈锡联。陈司令告诉华山:“我是含着眼泪给你爸爸打电话的。你爸爸不愿到北京来,我真怕他开枪犯错误啊”
回忆起长征时的情形,陈司令说:“路上吃的很困难,最后把马也杀了。杀了马大家吃一顿,你爸爸再给我留一大块马肉在路上吃。没有油,没有盐,还有股腥膻味,平时给你吃你都不吃,那时可是好东西,是最好的补品和营养品。就这样过了草地,我的伤也养好了。战斗开始我救了你爸爸的命,负伤后则是他救了我一命。如果不是他下那个死命令,我这条命也丢在草地上了。”
我不敢说周总理知不知道这段历史因缘。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许司令与陈锡联关系好,二是两人皆为现职大军区司令员。以周总理善解人意、心细如丝的工作作风,让陈锡联出面加强邀请的力度,使许司令快到北京来,似乎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许司令这次进京,走得很有点声势。南京派来两架直升机,先把他和随员接到合肥,再换大型飞机直飞北京。
不进京的随员也在悄悄收拾行装,单等许司令前脚走,后脚打道返回南京。彼此心照不宣,许司令这次出山,不会再回来了。
直升机安全抵达合肥,飞北京的大飞机已在待命。前来迎送的李军长、张政委要留许司令吃了午饭再走,许司令坚持立刻起飞。只见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跟上次到合肥下车时犯心绞痛的样子相比,简直判若二人。
第三十三章下榻中南海
近两个小时的航程,飞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舱门还没打开,从窗口就看见杨成武、陈锡联、吴法宪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等人在停机坪上等候。
一下飞机,杨代总长大老远就双手抱拳喊道:“许师傅好”许司令迎上去抓住他的手和臂膀,一使劲,捏得他直求饶。
一一握手寒暄几句,别的话不好讲,各自上车回单位。许司令由王良恩陪同去中南海。
王良恩调中办前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也是许司令的老下级。这位同志人品好,能力强,在机关和部队威信很高,可惜在“文革”后期被“四人帮”整死了。
在车上,王副主任讲,他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接许司令到中南海的。安排许司令住陈老总在外办的办公地点,西边住的周总理,后面住的李先念、陈云等领导同志,南边另一个院子就是毛主席住的丰泽园。
外办的房子很多、很大,像个四合院。主房坐南朝北,有卧室和办公室,还为许司令加修了厕所。随员五人,我住一间东厢房,卧室兼办公室;医生也住一间东厢房,管理员、保卫干事和护士各住一间北房。
安排住下后,王副主任对我讲,许司令喜欢吃辣,给他配了个四川厨师,手艺不错。许司令的生活由服务处负责。工作人员在机关食堂吃包伙,每人发一个通行证,可从指定门口进出。
“许司令在这里很安全,你们放心。”王副主任说,“这一切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许司令有什么事就找我。”
第二天上午11点多,我正站在屋门口,看见一个人从院门外走进来,步子轻快、稳健,右小臂很自然地弯着端在身前。黑发,浓眉,目光如炬。越走越近,越看越眼熟。
谁呢﹖一下认出来了,总理是周总理我平生头一次这么近看到周总理,愈发觉得他风采夺人,形象非常高大。即使我从没见过他,凭直觉也能感知遇上了一位伟人。
我急忙上前敬礼。总理说:“我来看看世友同志。”边说边往前走。我快步跑到屋里向许司令报告。许司令刚迎出门,总理也到了。许司令说:“总理这么忙还来看我。”进屋谈了一个多小时,总理才离开。
许司令在中南海住了四十多天,周总理来看过他三次。
有一次是中午12点半,许司令吃过饭,仰靠在躺椅上打呼噜。总理来时,我刚从食堂回到住地。
总理问:“许司令在干什么﹖”
“在午睡。”我说,“我去叫醒他。”
“不要叫了,”总理摆手制止,“我下次再来。”
周总理没有马上离开,微笑着问我们几个工作人员都是哪里人,何时参加革命,有没有回家看看。我们逐一作了回答。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总理念了唐人贺知章的两句诗,接着说,“要回家看看,不要忘了父母。”
临走时又叮嘱我们,要照顾好许司令。
许司令起床后,听我报告总理来过,看他睡觉又走了,生气地责问我为什么不叫醒他。我说总理不让叫,许司令批评我不懂事。
“我的觉就那么重要”许司令感叹道:“他总是替别人着想啊。”
不知是进出不方便,还是“文革”期间互相不敢多接触,许司令住在中南海清闲得很,没有几个人来探望。来看他的只有李先念、陈锡联、余秋里、王震。许司令和他们谈话一般都关着门,工作人员不进去。
第三十四章许司令上天安门
临近国庆节,中央办公厅通知:许司令上天安门。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中央级的活动,特别是毛主席出席的重大活动,谁露面,谁不露面,在“文革”期间,标志着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存亡兴衰。所以,只要名单上有,轮椅推着、氧气瓶跟着也得挣扎出场。
汪东兴主任让我们安排一名工作人员陪许司令上天安门,照顾他,其余的人都上红观礼台。陪许司令上天安门的美差,理所当然落到了保健医生“高老”身上。
过后,“高老”跟我讲,许司令在天安门上看了个把小时游行,江青走过来说:“有人请你到休息室。”哪个人请,不问也知道。
毛主席见许司令进屋,起身、握手、让坐,然后讲他视察南方的观感。说七、八、九三个月革命形势很好,再过几个月会更好。说“文革”很快就要结束了,嘱咐许司令养好身体。这次谈话近三十分钟。
10月1日当天,许司令接受了《人民日报》尹品瑞、陆宏德两位记者的采访。他说:“观礼过去也来过,但今年和往年不同,看到的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新气象。大家都想看看毛主席,毛主席的威望比过去更高了。群众游行队伍情绪高昂,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反映,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气象新,情绪也不同。我身体不好,心脏供血不足,但今天心情很好;过去走三百米都不行,今天一直站下来,站了两个多小时。今天在天安门遇到了各地很多老战友,心里很高兴。毛主席对我关怀无微不至,还找我谈了25分钟。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我很高兴。”
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请他住中南海,在国庆观礼领导人齐集的天安门接见谈话,他的心态比前一段好多了。
谈话在报纸上登出来,没有报名字,只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同一位老将军谈话。南京很多人估计这位老将军是许司令,纷纷打电话来问,我告诉他们有这回事。不久,南京又传许司令要当总参谋长,有人找我打听,我回答没听说过,反问他从哪听到的?对方说是“小道消息”。
当时我想,不无这个可能。许司令曾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并用此名义出席过南京军区的英模命名大会和外事活动。国防部副部长比之总参谋长,只差半个台阶。
傍晚散步时,我给许司令透了透风。
“我当总参谋长?”他一听就笑了,“咱们的总长,讲来是武将,实际是文官。我是丈八长矛的角色,能当总参谋长?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
我试探着说:“如果毛主席要你当,你也当得了。”
许司令说:“我军年轻能干的人多的是,皮定均、秦基伟年轻有为,他们都可以干嘛!”
国庆节后,毛主席又在人民大会堂同许司令谈话。
这次谈话的内容,也是许司令散步时高兴了,断断续续讲出来的。我从中得知,毛主席继续强调发动“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非常及时,意义重大、深远。叫许司令不要怕乱,并举例说,一个人生了疖子,不烂透,脓出不来,疖子好不了。烂透了,脓挤出来了,擦点药就好了。
和“高老”透露的上次谈话一个基调,毛主席仍然是用那种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文化大革命”的现状及前景。实际上,那时党和国家的运行机制已完全偏离了正常轨道,国民经济正在接近崩溃的边缘。更为严重的是,林彪、江青一伙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倒行逆施的嚣张程度狂升暴涨。
第三十五章大“左”派齐唱赞歌
这次接见谈话也是张春桥陪同。
毛主席要许司令和张春桥搞好团结。这点担心是对的,因为许司令和张春桥根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没有团结的基础。毛主席要张春桥保护许司令。事后许司令对我讲:“我有几十万部队,还要他张春桥保护”
大概张春桥意欲表现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接见后要坐许司令的车子,亲自送许司令回中南海。
据说中南海大门的警卫是认车不认人,这次不知怎么回事,既认车也认人。门卫看车里多了一个张春桥,伸手一挡,就是不让进。
这位中央文革副组长当场掉价。想抖抖威风找回面子,冲着门卫发脾气,大声说:“我是张春桥”
门卫不慌不忙地回答:“首长,我们不认识你。”
张春桥只好下车找领班给汪东兴打电话:就说我张春桥送许司令回中南海。过一会儿,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出来说:“首长,对不起。请进。”张春桥气得满脸通红,一声不吭。许司令也沉得住气,坐在车子里半句话不讲,始终冷眼旁观。
住中南海,上天安门,毛主席连续接见谈话,作为大军区领导,难得承蒙如此殊荣。许司令在毛主席心目中的位置是不言而喻的。那帮大“左”派们前一阵还视许司令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能置之死地而后快,现在一个接一个给许司令唱起了赞歌。
公开点名指责许司令“不听招呼”、暗里派死党为打倒许司令罗织罪名的林彪,率先改变腔调说:“许世友同志几十年来还是一员干将。”
叫嚷许司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指使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去南京声援造反派“倒许”的江青,赶紧找机会自圆其说,讲了令人肉麻的一大段话:“我希望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敌我不分。那时有股风噢,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打倒许司令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人指责许司令一贯反对毛主席,我看呀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嘛对这个问题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主席说这是中伤世友同志。”
老奸巨猾的康生,先摆一副“知己”的面孔,后面留下一条整人的尾巴:“许世友同志,我了解,我当过他的政委,他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对许世友同志我们应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当然,我不说他一点错误没有。”
阴险毒辣的张春桥,开口就暗藏杀机:“我说许世友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你们可以批评,不能采取打倒的方针。”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真不愧为投机高手早年有法国人讲过:政治是肮脏的事业。这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论其质地必当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如果说有不干净的地方,不干净的时候,那全是林彪、江青这种肮脏透顶的政客给污染的。
第三十六章蒋部长左右为难
尽管有毛主席保,那伙人排除异己、整倒许司令的祸心并没有打消,只是不得不收敛一下,变换了另一种口蜜腹剑、明捧暗棒的手段。
许司令住中南海时,杜平政委也带一个班子在京西宾馆修改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已改了几稿,军区司令部军训部蒋科部长和我联系,要送许司令过目。
这个报告是呈报中央的,各大军区皆无例外,都很重视。我马上作了安排。
在许司令的宿舍兼办公室见面。寒暄几句,讲了讲家里的情况,蒋部长呈上报告文稿,请许司令审阅。
许司令看得很仔细。看着、看着,眉头紧锁,面色阴沉,本来就不苟言笑的一张黑脸显得更难看了。我暗示蒋部长等人不要多讲话。
“谁叫你们这样写的﹖”许司令把稿子往桌上一摔,“还执行了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我没有镇压革命群众,我要他们抓的都是坏人。军区内部一些人下放,是他们违反纪律,我执行纪律有什么错﹖哪个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哪个检讨”
蒋部长等他发过一通火,抓个机会说:“我们回去向杜政委报告,按许司令的指示修改。”
从屋里出来,蒋部长说:“老李,到你办公室坐坐。”刚一落座他就发起了牢骚,说自己从没遇到这么难办的事,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一个劲叨咕:“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蒋科是“38式”干部,抗美援朝时是尤太忠师长的参谋长,“文革”中结合为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长,能文能武、会讲会写是出了名的。把他难成这个样子,真是非同一般之难了。
蒋部长苦着脸对我讲,这个稿子第一次送张春桥看,他说调子太低;第二次送给他看,他说还不行,要提高;第三次送给他看,他仍不满意,说越改越差,检讨不深刻,上纲不够。拿给许司令看,也不满意,说上纲太高。
“到底怎么改好呢﹖”委实是难为了蒋部长。
这不是文字官司,这是“文革”中两个营垒、两种动机的碰撞与交锋。文痞张春桥暗里较劲,要用笔杆子杀人;不善舞文弄墨却不乏质朴的政治机敏的许司令心明眼亮,决不上他那个纲,不入他下的套。一个要乱军篡党夺权,一个要稳军安民保国,写到双方满意,岂不是要水火相容﹖当时我想不到这么多,只是想到了最能排难解危的周总理。我建议蒋部长把稿子送给周总理看。
“这倒是个办法,”蒋部长拍拍脑门说,“回去和杜政委讲讲。”
稿子送到了周总理案头。总理看后讲,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一切归到两条路线斗争,也看得太重了。往自己脸上抹黑,丑化军队有什么好处,那不是自毁长城吗﹖只有敌人才高兴。
杜政委、蒋部长他们按总理的指示又改了一稿,上报中央。
1968年1月26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在‘三支两军’中,做出了很大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也犯了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
1月28日,周总理接见江苏省军队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时,又说道:“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一点必须肯定。”
就这样,南京军区的检讨过了关,许司令也初步走出了“文革”以来身临的险境。
第三十七章小住沪上兴国路72号
在中南海住了一个多月,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天天去机关食堂吃饭,平时吃细粮,星期四吃一天粗粮。我是北方人,还吃得惯,几个南方人就不行了,玉米面窝头咽不下去。每逢周四,“高老”、胡管理员和我就到街上买几根粉肠,一瓶“二锅头”,几个馒头,有时在外面吃,有时拿回来和大家一起吃。
许司令饭后散步闻到酒味,以为我们是喝酒解闷,便和护士讲:“看来他们住闷了。是呀,这么好的条件,只能在这院里转圈圈,连我也不习惯,闷得慌呢”
回大别山没必要了。京西宾馆他也不愿去,嫌熟人多,打头碰脸难免寒暄客套。回南京呢,军区的检讨报告中央还没批下去,时机不成熟。往哪里动为好,一时决心不定。
正在这时,张春桥亲自找上门来邀请,说上海现在很稳定,许司令养病休息绝无问题。许司令考虑,上海离南京近,交通方便,前去小住一阵,也好待机返宁,就顺水推舟答应了。遂向中央报告,获准。
张春桥急于推出一场“将相和”给人看,又是打电话安排许司令吃住,又是拨冗陪送许司令抵沪,殷勤得令人可疑。
到了上海,许司令仍旧下榻兴国路72号。解放前这里曾为法国领事馆,解放后陈毅司令员兼任上海市长,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此外还有两栋小楼,据说是早年间一个资本家给他两个儿子盖的,欧洲建筑风格,从外表到内部装饰摆设完全一样,却不知为什么叫“姊妹楼”而不叫“兄弟楼”。
“姊妹楼”的新主人,一个是张春桥,一个是姚文元。这二人平时在北京,只有家属和工作人员住着。
院内另有一栋后盖的平房,听说“文革”前接待过刘少奇同志。房间很大,红地毯,紫丝绒窗帘,配上古色古香的家具,即便现在的眼光看也够档次。许司令下榻东头一套主房,里间住人,外间会客。西头也有这么两间,我住里面一间,外间用作办公室,加一张床给保健医生“高老”睡觉。后面是附属用房,保卫干事、管理员、护士一人一间还有多的。
院子草地如茵,花木掩映,环境非常幽静,除了鸟叫声,其他噪音一点听不到。
住了个把月,许司令向毛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发电报告,说自己在上海休息得很好,身体也见好。
许司令有少林功底,可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大半年来,名为养病休息,实则支撑乱局。过去“山重水复”,眼下“柳暗花明”,松了口气,反倒显出一些老态。白天他不出门,只散散步,看看报纸,听听收音机,和我们聊聊天。
不过,还是有事找上门来。军区机关离的近了,部门领导,还有上海警备区的领导,不时来看望许司令,难免顺便谈一谈军地两方的情况。一谈他就认真听,还刨根问底,最关心的还是部队稳定不稳定,有没有造反的。
转眼春节将至。许司令听到我们议论过节谁留谁走,对我们讲,你们离家半年多了,节前都回南京,护士没有成家,一个人留下就行。他们这里有炊事员,有警卫,你们不用担心。
我们一商量,不能走,他这是讲反话。一个老人,只身孤影过大年,怎不凄清冷寂﹖最后商定,除保卫干事回南京,其他人都把家属接到上海过春节。
许司令见我们几个不走,很高兴。年三十那天请我们吃饭,家属也是座上客。
第三十八章中央电促“三结合”
过了春节,许司令又一次电告中央,说这一段经过休养,身体好多了。中央很快回电:“知道你身体得到恢复,很高兴,希望你早日康复,促进南京的‘大联合’、‘三结合’早日实现。”
许司令看完电报就说:“中央这是要我们早回南京做工作,早日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给中央发报,我们立即回南京。”让我通知军区准备房子,叫军交部挂公务车来上海接。
上海的“一月风暴”,首开“全面夺权”的恶劣先例。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王洪文等人啸聚“工总司”为龙头的几十个造反组织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他们通过报纸发表社论自吹自擂,说“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出现了,它丰富和发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苏维埃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照这个模式推演下去,实现了“全面夺权”,所有的“地方国家机构”都叫公社,整个国家该叫什么﹖叫“中华人民公社”﹖国号得改,国体得改,国家主席也得改称公社社长造反造昏了头,夺权夺出了鬼。纯粹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正常进程的反动,是对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苏维埃宝贵经验的歪曲。
张春桥、姚文元本想以“公社”之名取悦毛主席,不料毛主席另有自己的考虑。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给毛主席发致敬电,中央没有批转。接着,毛主席召张、姚进京谈话,让他们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叫革命委员会。
夺权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也不是那时所谓“具有无比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充其量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正常的临时性的畸形机构。它孳生于“一月风暴”,脱胎于上海人民公社,先天带有根本性质的缺陷。
这里只讲“三结合”一宗。
革命干部的代表是谁﹖很难确定。革命群众代表是谁﹖更难确定。“惟我独革”风行,各路群众造反组织一概自诩为“坚定的左派”,都要“以我为核心”组成革命委员会。为了谁占几个委员席位,进不进常委,当不当副主任,常常是争执个没完没了,长时间达不成一纸协议,乃至演成武斗和反复夺权。军队的代表好定一点,但也存在着野战军和省军区、这个部队和那个部队的矛盾。
中央电促许司令的时候,全国已有16个省市和自治区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南京的局面还很混乱,要收拾,谈何容易。
许司令同军管会领导找三派群众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要他们认清形势,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其中一派冠名“促进革命大联合”,简称“促联派”,成立的时间不长,在“派战”中陷得不深,比较好讲话。难在“好派”和“屁派”结怨太深,坐不到一起,更谈不到一起。好不容易“腰来腿也来”了,也是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第三十九章“风云会”改唱“走单骑”
有一本书写许司令对“笔杆子”们讲:“别看你们是秀才,打仗你们不如我,就是到了复杂的政治风浪中,你们也不见得比我强。”
原话我没听到过,可能是杜撰,但内涵的意思倒不失真。
许司令的确经验丰富,一看“风云会”不解决问题,马上改唱“走单骑”,一派一派分开做工作,有时还找主要头头或思想抵触大的头头个别谈。
每次个别谈话,不管对方多么拧劲,许司令都耐心讲道理。从大局切入,说江苏处在东南沿海,是战略要地,台湾认为我们内部乱了,对我们虎视眈眈,这个大局你们要考虑;说南京曾经是蒋介石的老巢,潜伏不少军警特务,你们要防止坏人有意制造分裂,要提高警惕;说江苏四千七百万人要穿衣吃饭,继续军管就不适应形势发展了;说你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如果只为本派和个人利益斤斤计较,也可能被群众淘汰,变成狗熊。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有的话绵里藏针,既有说服力,又有震慑力。我还从来没见他这么耐心过。
各派群众造反组织都有“高参”。许司令担心幕后的馊主意产生负面影响,采取“封闭式”对策,让参加谈判的人吃住都在军区招待所。他亲自陪着,时常晚上谈到深夜。间或也轻松轻松,陪他们看场电影。
半个多月,晓以大义加上“软硬兼施”,两派总算能坐在一起了,争执的问题趋向一致,“死疙瘩”也开始松动。
在北京谈判成立江苏省革委会问题时,结合哪个“革命干部”又成了争论的焦点。“八二七”方面提出,“红总”反对过军区和许司令,叫做“反军派”,作为群众组织是认识问题,但支持“红总”的领导干部就不全是认识问题了,所以不能进革委会。“红总”则在支持“八二七”的领导干部身上找“症结”,抓住两个人,一个是原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说他有“历史问题”;另一个是江苏省军区政委梁辑卿,说他的入党介绍人经调查不承认曾介绍他入党。问题一时难以查清,这两个人也被“搁浅”。
没有地方干部,不叫“三结合”,太少了也不好。中央又想尽快成立革委会,怎么办﹖有人提出彭冲行不行。彭冲同志原为省委分管宣传教育的书记,“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倒,两派都斗他,哪派也不要他,这时反倒都能接受。再加上几位厅局级领导,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总算有了着落,缺额以后再补。
许家屯是较早站出来支持“八二七”的领导干部。“红总”抓他的“历史问题”,指的是抗战时游击队被打散,他躲在一个地主家里,还和地主的女儿结了婚。据此讲他脱过党,阶级立场不稳。许家屯以为是许司令不同意结合他,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许司令调离南京军区,他“反许”反的最起劲。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字究竟怎么从省革委会“三结合”的名单上抹掉的。
香港回归前跑到大洋彼岸的许先生,这码事怕他至今还蒙在鼓里。
1968年3月20日,中央批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这个批复也有特别之处。中央对所有省市自治区的批复都列出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常委名单,惟独对江苏省的批复,只同意许世友同志为革委会主任和报告中提名的副主任及常委。批复最后讲希望时,用了“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一词,这个“为首”的提法,在全国同级革委会主任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消息传来,六朝古都一片欢腾。在“母腹”中躁动了几个月的江苏省革委会终于“呱呱坠地”,充当“接生婆”的许司令也累得够呛了。
后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高兴地指着许司令说:“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一个‘八二七’,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我说主要还是我们的工作。”
第四十章王蕴瑞参谋长
浙江省革委会报批获准比江苏省早两天,浙江原想在江苏前面召开成立大会,中央考虑江苏是南京军区所在地,决定江苏先开,浙江后开,许司令和张春桥到浙江的会上祝贺。
许司令在大别山时,听说浙江省军区和军管会被改组,因自身尚且难保,只能骂骂而已。毛主席几次接见以后,许司令的处境虽然大有改善,但对浙江的事情还是不便直接过问。驻浙部队的一些主要领导已经担任了浙江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许司令虽然是大军区主官,可又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和他们的关系不再单纯是军队上下级隶属关系。
1997年出版的一部回忆录写道,李德生同志向许司令转达了毛主席请他抓一下浙江的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的团结问题,“许听了很高兴,表示不管多么困难,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同时,他诚恳地说,过去不是没有看出这两方面的问题,而是为了避嫌,一是怕被别人说成黑手,二是怕被别人说成是想抓华东的大权,所以不愿管,也不愿多说有关这方面的话。”他所说的“避嫌”的两条理由中的两个“别人”,明显是指张春桥。毛主席对此作了批示:“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
尽管处在这样复杂的境地,许司令还是捅了一次“马蜂窝”。
浙江省军管会改组刚两天,新任领导就开始策动他们支持的“省联总”镇压对立面。诸暨地方的另一派群众造反组织被打散后,先后有170多人跑到南京军区告状。许司令和杜政委商量,决定派原军区炮兵政委陈德先带工作组去浙江诸暨调查。
这次调查历时三个月,结果证明,诸暨群众的控告属实。南萍他们动用武力造成群众死伤,同时搬出一个“过硬”的借口,说他们派兵和当地造反派一起围剿另一派群众组织,是为了确保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
许司令听了陈德先的调查汇报,很气愤,立即招呼南萍、熊应堂来南京谈话,事先指定军区司令部王蕴瑞参谋长为主要发言人,让他先去准备材料。
王蕴瑞政策水平、业务能力都很突出,会写会讲会办事,尤以才思敏捷见长。从抗美援朝时期就给许司令当参谋长。两人共事多年,磨合得非常默契。每当许司令交代了任务,王参谋长感到不尽妥当、难办时,通常是“迂回”一下。他知道许司令的脾气,当面顶肯定挨训,但不像有的人不管领导讲的对不对,都拍着大腿叫好,讲一通“完全正确”、“坚决照办”之类的话。他既不“顶上”,也不“打顺风旗”,总是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怎么落实。
其实他没有回办公室研究,而是坐着车子在外面转,一面思考许司令总的意图何在,落实中如何把握节奏与分寸。
不到一小时,回来了,对许司令说:“你交代的事我们研究过了,这么办你看行不行﹖”然后,一二三四讲几条。
许司令听着有道理,就说:“王蕴瑞同志,就按你讲的办,越快越好。”
这次召见,名为谈话,实则带有谈判的意味。要解决的问题很棘手,像个“马蜂窝”,不小心就会挨蜇。所以,许司令选了王参谋长出面主谈。
第四十一章捅了“马蜂窝”
谈话在军区第一招待所进行。南萍一口咬定动用部队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说他们对“保守组织”、“反动组织”和“打砸抢分子”采取果断措施,打击了坏人,争取了群众,成绩很大。
“毛主席的安全当然要保证。”许司令话锋一转,直指要害,“为什么毛主席的专列通过后,你们还打死人﹖”
王参谋长接着发言,他的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拿着南萍、熊应堂签发给军区的电报,一边翻一边讲,把他们派兵支援“省联总”攻打对立面的次数、打死打伤和抓到的人数,还有冲公安局、违法翻阅敌伪档案等情况,按时间顺序一一摆到桌面上。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讲的,不会有假吧﹖”
接着从具体问题切入:“毛主席的专列9月15日已经通过了,你们又打了17天,这是为什么﹖你们说打的是反革命,是反动组织、打砸抢分子。据我们了解,他们都是贫下中农。洞头民兵模范连连长汪月霞总不是坏人吧﹖你们把她也抓了。这不是镇压群众是什么﹖你们支一派压一派,这不是派性又是什么﹖”
南京的五月,天气还比较凉,南萍却不断掏手绢擦汗。事实胜于雄辩,他不得不检讨说:“我们是开枪开炮的反动路线。”
许司令严厉地批评了南萍和熊应堂。
南萍当面认错,转回头就向中央文革告许司令的状,并捎带王参谋长,说这个人更厉害。
张春桥给许司令打电话说:“南萍、熊应堂是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革委会是新生事物。你们擅自把他们调到南京批评,是对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革命领导干部要支持新生事物,你们这样不顾大局是不对的。”
想用大帽子压人,还特别声明,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他打这个电话的。
许司令应声回道:“我是找军长、政委谈话。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我管不了,这个军还归南京军区指挥嘛”
反应快,话也赶劲,把张春桥顶得闷了口。
说许司令“不顾大局”,难道只能听任南萍等人动用武力支一派压一派才算“顾全大局”﹖在张春桥之流的辞典上,“大局”二字是别有解释的。他们整不动许司令,就拿王参谋长开刀,调他进京参加学习班,实际上是“清君侧”。
和王蕴瑞一同调去的还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也是许司令的一位比较得力的助手。他是海南人,参加过长征。康生却平白无故说他“长的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务,冒充老红军”。就这样拿别人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北京要调,许司令当然不能不同意。王、符二人行前,许司令请他们吃了饭。我送他们上车时,王参谋长握着我的手,眼泪汪汪地说:“李文卿同志,此去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第四十二章大“左”派操纵会议
1969年初,中央专门开会解决浙江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有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和负责浙江“支左”的副司令员钱钧,有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有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李国厚、政治部主任罗晴涛,还有军区赴浙江调查组组长陈德先。这个会整整开了20天。
1月8日,毛主席召集有关方面领导谈话,确定了会议的指导方针:“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毛主席指出,“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甚至考虑将驻浙某军和空军某军调离浙江。并说,省军区的检讨我看过,他们的检讨我怎么没看到﹖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歪曲性解释,一唱一和把事情搪塞过去。
会议期间,黄永胜和吴法宪三次找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密谈,说“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在会上不好讲,我们的插话是有意义的。”他们尤其害怕许司令做南萍等人的工作,特别嘱咐道:“你们要团结,不要被他们各个击破。”“你们代司令、代政委的大权不能旁落。”
这伙大“左”派依仗自己的特殊身份,操纵会议,偏袒一方,压制一方。南萍他们汇报可以无中生有,阮贤榜、陈德先刚讲几句就被打断。“理论家”康生更不讲理,什么“翻案、复辟”,什么“分裂军队”、“夺中央的权”,什么“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棍子乱打,帽子乱扣。罗晴涛主任想解释一下,康生说:“你不要讲,我知道你是摇鹅毛扇的”根本不让省军区的同志讲话。
会议的结果可想而知。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和陈德先被留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挨斗、作检讨,南萍和熊应堂由代司令、代政委变成兼司令、兼政委。浙江省军区领导班子由此彻底改组。
许司令气得一言不发。面对这种局面,他也无能为力。
“一月会议”以一边倒的结局告终,这使一些人更加有恃无恐,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处处和大军区作对。
最不像话的是大闹南京军区党代会。他们煽动本单位代表团向军区党委工作报告发难,要军区承认“对解决浙江问题犯有严重错误”,又要在报告中点张秀龙、龙潜等原省军区领导的名,又要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到会接受批判。非要会议照着他们的调子开,跟着他们的路子走。许司令、杜政委作指示,他们不听;主席团作决议,他们起哄。把造反派那一套搬到党的会议上,一点不顾军人党员应有的组织纪律观念。
第四十三章“闹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反面”
接着,他们又在军区党委委员候选人的提名上节外生枝,闹得不可开交。其他代表团实在看不下去,要和他们斗。杜政委怕把事情闹大,要我请示许司令怎么办。
“让他们闹,”许司令说,“闹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反面。”
杜政委分管部队工作,一向尽心尽力为许司令分忧。两年前,造反派强占军区政治部大楼,威逼他交出许司令,他义正词严地回答:“让一个政委带人去抓司令,我军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许司令是中央批准让他养病的。你们有什么事,我在这里完全可以回答你们。”
这一次,面对一些人挑起的“窝里乱”,杜政委确实为难了。他对我说:“李文卿同志,这样下去会议怎么收场呢﹖”我说:“有些话你该讲就讲,不要等许司令发话。”他说:“许司令是政治局委员,我是拿他当上级看的。”我说:“你们一个司令,一个政委,是同级,是一样的。”他说:“不一样,他能见到毛主席,我见不到;就是见了毛主席,也不像他什么话都可以讲。”
杜政委很动感情地讲了心里话,我听后,很同情他的两难处境。
下级无理取闹,不管不行,要管又关碍甚多,以至于竟要考虑谁能在中央主席跟前说得上话。后来还是杜政委向军委办事组报告了情况,黄永胜直接号令带头闹事的人“要适可而止”,他们才算罢休。由于这番闹腾,会议延长了一个星期。
他们还鼓动军区机关在浙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杀”回南京,造军区党委和许司令的反。林彪在南空的死党与之相呼应,也偷偷接见了其中一些人,说:“你们不是孤立的,不仅上海、浙江支持你们,空军吴司令也支持你们。”
这时候,军区大局已定,人心思安,那些一天到晚不干正事的“造反专业户”早已令绝大多数机关干部视之生厌。“杀”回来造反的人得不到同情和响应,一个个垂头丧气。军区把他们组织起来办学习班,这些同志痛哭流涕地检讨说:“上了别人的当。”许司令预言“闹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反面”,首先在他们身上得到了验证。
许司令重返南京,活像个打了胜仗凯旋的大英雄。毛主席给予他的殊荣早已家喻户晓,又出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走到哪里都是夹道欢迎。地方工厂最热烈,人群拥挤得水泄不通。
“保许”的保了半天,“倒许”的倒了半天,许司令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没见,所以都想看一看。两派都没参加,跟着看热闹的人也不少。
挤来挤去,一看,一个黑矮胖老头,穿一身肥大军装,脚下一双草鞋。
许司令身高1.65米,喜欢军装宽松,穿着舒服,看上去不怎么合身。草鞋是用布条编的,是他的“专利”,也是他的特殊标志。
第四十四章发挥“黑脸效应”
人浪推涌,万头攒动,警卫人员担心许司令的安全,他却非常高兴,无论视察工厂、学校、机关和部队,都不让拦开群众。
到哪个单位都免不了要讲话。我们给他写的讲稿,还是念几句就撇开。报纸要发表,就把稿子给人家。
在地方讲话,通常是柔中有刚,刚柔相济。
记得他在一家工厂讲道:“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主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大家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有些人要打倒我,抄我的家,我不计较。有问题不打自倒,没问题打也打不倒。反我主要是听了坏人的挑唆。现在不管是保我的还是反我的,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有人再胡闹,继续搞派性,就把他抓起来。如果有人搞破坏,不仅要抓起来,还要判刑、枪毙!我向毛主席报告过,我可以先斩后奏。”
讲到硬处,声色俱厉,很吓人。可能是运动以来从未听哪个当权派敢讲这样直来直去的硬茬话,台下听众没有议论的,没有鼓掌的,更没有敢叫号的,一个个支楞着耳朵听得发呆。我知道,他又在发挥“黑脸效应”。所谓“民慢则纠之以猛”,镇唬镇唬罢了。
有本书上写到,许司令就任省革委会主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解散红卫兵和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谁再造反,先杀后报!还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说:“南京再出现造反派,不用审批,统统杀光,一个不漏!”那一阵我天天跟随在许司令身边,自信记性不差,却实在想不起来他批过那样的文字,讲过那样的话。
的确,许司令坚决反对乱,主张稳定,对造反派极为反感。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个人深受造反派之苦而以感情代替政策。
“黑脸”也罢,“红脸”也罢,草菅人命的事他是绝对不让干的。曾有个南京的下乡学生写了首《知青之歌》,一度流传全国,到处唱,惊动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硬说是煽动知青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定性为“反动歌曲”,下令追查。南京市公检法很快抓到了作者。一首歌,内容当时看也没大问题,竟然判处死刑!案卷上报省革委会领导审批,许司令看得非常仔细。看后讲,一个学生娃子,十八九岁,又没有什么前科,怎么能说杀就杀﹖当即批示:“该人年轻,个人历史简单、清白,没有死罪。”大笔一挥,救人一命。
这位知青被改判十年徒刑,“文革”后平反释放。听说二十年后他得知这一内幕,还专程到河南新乡拜谒了许世友将军之墓。
无论如何,坐镇一方的军政一把手治乱求安的鲜明态度和果断措施,影响力还是很大的。经过一番艰苦深入的工作,造反成性的头头们不敢闹腾了,武斗风煞住了,社会秩序趋向正常,南京市和江苏全省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第四十五章点名批评言之过甚
给部队讲话就不一样了,讲什么都不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
视察军区三大机关时,讲得更不客气:“你不听指挥,我还不该执行纪律?芽我问毛主席三大纪律要不要了,毛主席说要。那我抓你就没错。”还讽刺有人想在“文革”中捞稻草,稻草没抓到,抓了一手屎,又脏又臭,洗都洗不掉。
当初南京被林彪、江青一伙搅得最混乱的时候,造反派逼迫部队承认他们“大方向正确”,硬要指战员和他们一起喊“打倒许世友”的口号。军区下面一个大单位的常委经过研究,给上头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对造反派这一要求不表态,不支持。一位领导同志说,要是造反派逼得太紧了,就讲许司令如有缺点、有错误,批一批没关系,打不倒踢两脚也好。还整理了会议纪要,后因形势变化没有发。
许司令回到南京,知道了这份电报和纪要,在会上讲,还踢两脚也好?选我不要踢你两脚,我一脚就把你踢死了?选有缺点错误应当批,这也是帮助,是内部矛盾。踢两脚把人踢死了,这可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
“有人要打倒我,我现在活得更健康。”他说,“过去不出名,现在全国都知道有个许世友,我要感谢你们帮了我很大的忙。再说,就是打倒我,你们也当不了司令。现在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麻袋装菱角个个想出头’?!”
在讲话中,许司令点了军区三位首长的名。
被点名的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和鲍先志副政委,都是老红军,又都是建国后首批授衔的中将。许司令在后方医院时,他们出面接见军区“三团两队”等军内造反派的代表,被逼迫在机关和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春节期间,有一包他们签字的材料从南京送到上海,许司令一看就火了,对我们说:“这是乱军,是自毁长城,告诉军区不准公布。”
主官离位,王、林、鲍在家负责分管的工作,全力应对混乱,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在那个意见书上签字,除了被强迫,也有政策还不明朗的原因。许司令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分量已很重,还又甚而言之:乱军是为了夺权。一句话上了纲,一点回旋的余地也不留。
有人来做许司令的工作,说他们确实是在造反派的压力下签的字。许司令说,战场上死都不怕,还怕压力?选他们要找许司令谈一谈,想做些解释和自我批评,许司令就是不见,让杜政委、周副政委和他们谈,要他们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这三位老同志在南京军区不好工作了,学习班一结束,都分到了其他军区。
第四十六章老战友之间
也是在点了王、林、鲍的名的会上,许司令还讲到,有的领导大权旁落,让人钻了空子,自己不闻不问,也不抵制斗争。人们一听便知,这是不点名的点名,讲的是张才千副司令员。
许司令和张副司令多年来个人关系密切,工作上珠联璧合。张才千出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分管作战,还是许司令提议的。许司令每逢下部队或外出开会,总是让张副司令在家主持工作,可见对他的信任。从这一次,两个人产生了隔阂。
张副司令调任副总参谋长时,许司令给他饯行。吃过饭,张副司令一定要跟许司令谈谈。许司令说:“你喝多了,回家休息吧。”再没多的话,坐上车子走了。看样子张副司令是憋屈得太难受,转身拉住出席作陪的肖永银参谋长和我,不谈不让走。
张副司令对我说:“这本来是我们常委的事,因为你是办公室主任,常委的事你都知道,所以你也可以听听。”
怎么劝也不走,只好回到会客室坐下。
张副司令为人厚道、勤奋,一向做的多,讲的少,这回却一反常态,滔滔不绝。他从红军时期讲起,讲了他和许司令的历史关系、战斗友谊;讲了他对许司令如何尊重,许司令对他如何信任,两个人的配合如何默契。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
最后,他伤心地叹道:“许司令不信任我了。”
许司令在原则问题上不讲面子,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从不“和稀泥”。他经常说:“当过工兵的同志知道,稀泥一和,钢筋一拌,那多硬啦那是什么稀泥﹖那是钢筋水泥”“文革”那几年,他把军队的稳定看得比命还重要,对“乱”的风吹草动特别敏感,眼里不揉一点沙子。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不能不讲,在这个问题上,他对人过于苛刻,缺少了应有的理解、谅解与宽容。
许司令与张才千以后互相谅解了,二人和好如初,时有往来。同王、林、鲍一直没有解开疙瘩。
王副司令在战争年代号称“王老虎”,特别能打仗。和许司令是一个乡的人,当兵还是许司令带出来的。可能正为这个,许司令对他始终不肯原谅。一次到北京开会,吃饭时,已经当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王必成将军看到许司令坐在那里,主动上前握手,问许司令好。许司令头也不抬,手也不伸,冒了两个字:“不好”硬邦邦的像石头。
这两个老战友后来都进了中顾委,在一个小组开会。许司令还总是翻老账,点名批评王司令。聂凤智从中做了不少缓和两人关系的工作,许司令答应不再讲了,可一到会上,有时还是忍不住发作一通。
老战友一朝生隙,隔阂至死,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文革”对人际关系的破坏,可见一斑。
1973年11月,许司令在军队大单位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言,呼吁加强党的领导,强调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事。他说:“现在一切工作都要在党的领导下,不在党的领导下搞的是不合法的,我看是奇怪的。现在有一股歪风邪气,我们要顶住歪风邪气。什么‘反潮流’﹖党委都成立了,还反什么潮流我们不要看风向,也不要去搞派性。想出风头,抢镜头,站排头,最后就要吃苦头。”
在这次发言中,他着重指出:“闻风而动,不是什么风都动。”
这句话,可以说是许司令的刚正不阿的个性特点的突出表现,也是他身为“文革”过来人的宝贵的经验之谈。
第四十七章“闻风而动,不是什么风都动”
“文革”时期政治气候的一大特点是风向变得快,许司令则是“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动与不动,怎么动,不学“墙头草”,而是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转移。在样板戏“一花独放”、社会主义文艺“万马齐喑”的时候,许司令给南京军区老作家沈西蒙、漠雁交待了一个任务——把淮海战役写成话剧,歌颂毛泽东军事思想,歌颂人民战争,歌颂广大指战员。
他说:“写好了,不比八个样板戏差。”
剧本很快拿出来了,排演时才发现话剧团的主要演员转业的转业,逼死的逼死。人手不够,只好从八一厂借。记得有刘江、里波、张勇手等五六位著名演员应邀来南京试戏。由于江青及其党羽大搞文化专制,这个戏屡屡碰上禁区,根本无法真实反映淮海战役的全貌,终于没能演成。
江苏,特别是位于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座城市及附近地区,因地域相连、人事相通等原因,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与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文革”前又是华东局的所在地,之于周围广大城乡乃至整个长江流域下游,有如车轮的轴心,树木的主干。改革开放以后,苏南的乡镇企业所以发展很快,依靠上海的人力、物力和科技资源是个重要条件,亦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然而,“文革”时的上海,自“一月风暴”以后,一直处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控制下,成了“四人帮”推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江南大本营”,其对外“辐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特别严重的。上海上午发生的大事,下午就传到苏、锡、常,这几个城市赶快亦步亦趋,学上海的样子做,殊不知“近水楼台”先得到的往往不是“明月”,而是“炸弹”许司令很早就看出了问题,他首先提醒在苏南“支左”的军队干部,要脚踏实地,干好自己的事,“不要东张张西望望”。
“上海是大城市,你是小城市,你怎么能样样学他﹖”许司令说,“那不像小孩穿大人的鞋,既难看,又走不稳吗。”
这样讲还是客气的。针对当时上海报纸上连篇累牍抛出的“经验”,他直截了当给下面打招呼:“不是中央推广的经验,都不学。他有他的情况,我有我的实际。”
有的城市见上海成立了“民兵指挥部”,自己也要成立。许司令坚决不同意。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成立民兵指挥部,是夺上海警备区和人武部的权。你们成立民兵指挥部干什么﹖军分区和人武部就是管民兵的,还要单独成立什么指挥部﹖”
王洪文向许司令汇报“上海民兵指挥部”的经验,要求把上海民兵装备的100高炮拉到南京,表演给许司令看。许司令根本不予理睬,并一再指示各地不准学这一套。
民兵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制编制关系着党对枪杆子的统一号令、统一指挥。这样天大的事情,除了中央军委作出决议,谁也无权变动。王洪文之流擅自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实际上是搞他们自己的“第二武装”。
其居心之险恶,充分暴露于王、张、江、姚在北京被捕后的那几天。当时,举国上下人心大快,江南塞北一片欢腾,广大军民热烈庆祝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如丧考妣,狂叫“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他们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一样,私自调动民兵和武器弹药,妄图孤注一掷。这伙丑类和他们杀气腾腾的反革命阴谋,理所当然地土崩瓦解于顷刻之间。
毛主席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实在是太重要了许司令讲的“闻风而动,不是什么风都动”,体现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字字千钧啊!
第四十八章担心总理挨整
省革委会成立不久的五月初,许司令又一次进京见毛主席。这次是不请自去,而且走得急如星火,因为他感到事关重大。
事端出自造反派清查敌伪档案。他们从解放前的报纸上翻出一则《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有人说伍豪就是周恩来,层层上报到许司令处。许司令对这一历史事件毫无所知,他的第一反应是担心别有用心的家伙要整周总理。他严令此事保密,涉密范围绝对不准扩大,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对我说:“有重要事要见毛主席,请北京派架飞机来。”我马上做了安排。
许司令带着我赶到北京,刚在京西宾馆住下,就找汪东兴主任求见毛主席,说越快越好。
5月4日凌晨两点,汪主任来电话,要许司令即刻去毛主席住地,只准我一个人陪同。
按照汪主任交代的路线,许司令的专车从西门进中南海,到怀仁堂门口,早有一辆大红旗轿车在等候。换乘这辆车,三转两转,停在一座房子前面。搞不清是什么地方,只见门扇很高大。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人给许司令领路,我夹着一卷合订本报纸跟在后面。
一进门厅,中年人说:“李秘书在这里休息,许司令跟我进屋。”
我朝四面看了看,屋子很旧,陈设很简单,沙发、茶几、三屉桌也都是旧的。中年人很快回来了,自我介绍叫徐业夫,是毛主席的秘书。坐在一旁的几个年轻人是毛主席的警卫和护士。
这次谈话时间较长,约两小时。谈的什么,许司令始终没给我透过风。只见他从里屋出来时,显得很高兴。
后来我从正式渠道了解到,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手伪造的。
那还是1931年4月和6月,周恩来等我党地下工作者连续两次在上海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使中共中央及时摆脱因叛徒出卖而面临的严重危险,得以安全转移。
国民党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先是“悬赏通缉”周恩来,失败后又拿出惯用的造谣手段,由中统特务张冲、黄凯合谋伪造了那个“启事”,于1932年2月刊登在《申报》和《新闻报》上。此前两个多月,周恩来已离开上海,到达江西苏区首府瑞金。为了辟谣,在上海的我党临时中央经由申报馆登出剖白真相的广告,并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谣言》传单。中央苏区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文告,严正指出:“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的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第四十九章见到毛主席
事实和结论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然而,许司令的担心还真担到了点子上。这一段本当以核心机密归档的历史记录,竟被江青翻腾出来,用做打倒周总理的一件武器。
1967年5月17日,江青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信上写到:“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并附上那个启事的抄件。矛头所向,直指周总理。
5月19日,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信,附带有关的历史材料。信中说:“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的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1967年末,又有人写信给毛主席,反映这件事。毛主席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江青的阴谋虽说先已破产,许司令的“马后炮”还是有作用的,它提醒毛主席注意到要让干部“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由5月4日同许司令那次谈话,引出了5月8日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老帅时的一段谈话。
毛主席说:“像许司令这样60多岁的人,都不知道‘伍豪启事’,这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写﹖”
这一番话,进一步廓清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残留下来又被江青等恶意扩散的乌烟瘴气。
那次我跟许司令进京,遇上一件很大的幸事。谈话后,毛主席送许司令到外屋,见我是个生人,便伸着手向我走来。
许司令赶快介绍:“这是我的秘书,姓李,叫李文卿,山东人。”
我毫无思想准备,用两只手紧紧握住毛主席宽厚的手掌,看着他老人家慈祥的面孔,光剩下激动,话都堵在嗓子里。
许司令请毛主席留步,毛主席一定要送到大门口,看着许司令上了汽车。我从车窗朝后看,毛主席的身影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高大魁梧。
汽车缓缓开动,毛主席还站在门前向我们招手呢。
这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我和毛主席握了手。其他工作人员都很羡慕,“高老”说:“我们没机会和毛主席握手,就和你这握过毛主席的手的手握一握吧你这双手不要洗,带回南京再和别人握。”
第五十章决心恢复建桥
我国经过17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力,遭到“文革”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在最混乱的“全面夺权”阶段,损失最惨重。仅从工农业总产值指数来看,1967年比上年下降9.6%,1968年再降4.2%。这两组数字所显示的只是中国人民付出代价的“冰山一角”。
劫波太大,损失太大同时也要看到,即使在生产秩序几乎完全被打乱的日子里,受党长期教育的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仍然保持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惯性”,坚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工作的实际行动抵制破坏生产的逆流。广大农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辛勤耕耘,给全国军民提供粮食和农副产品。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始终没有放弃党章赋予的职责。许多干部置个人利害生死于不顾,只要还没被“罢官”,游过街、挨过斗,高帽子一摘,“鬼脸”一抹,该干什么照干,该管什么照管,全力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正因如此,在生产连续下降的那几年,国家一些重大建设和科研项目才能冲破重重阻力和干扰,取得了早该取得的成果。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1968年10月30日,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许司令当了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工作条件比正在挨整的领导干部当然要好得多。从他做人的原则和个性来讲,即便“运交华盖”,处境不佳,他也决不会放过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机遇。何况现在,一身二任,“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不用说,更得甩开膀子干一番大事了。
南京长江大桥是我国建造的第三座横跨长江的铁路、公路两用桥梁,1958年勘定,1960年动工。起建之初,中苏关系破裂,又赶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工程设计和材料供应不断遭遇困难。“文革”以来,不同观点的群众造反组织忙着打派仗,许多年轻工人不上班,老工人干着急,“支左”的解放军也无能为力。干干停停,直到1968年还只有几个没完工的桥墩竖在江流中。
许司令上任伊始,决心恢复建桥。问题成堆,百废待兴,怎么干才能尽快启动、早见成效﹖东去的江水漩涡套着漩涡,犹如一个接一个大大的愁眉苦脸的“难”字,从省革委会一把手的眼前流过。
且慢道许司令如何决策与部署,不妨先讲一件往事。
50年代末,有个大胡子苏军顾问路过上海,住在沧州饭店。此人身高体壮,像头北极熊。那天许司令陪他外出,他看见饭店门口蹲着一对铜狮子,顿时心血来潮,矬身环臂抱起一尊,挺了几秒钟,“嗵”地落回原处。尽管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累得红头涨脸,还是抬手摸了摸两撇胡子,露出一股“舍我其谁”的傲气。
许司令哪肯示弱只见他迈步上前,舒开单臂搂定铜狮子,一运气,起一拧腰,走一条胳膊夹着铜狮子就地转了一个圆圈,然后轻轻放下,面不改色,气不长出。
大胡子目瞪口呆,当场领略了许将军的神功果然名不虚传。再看自己那点蛮力,简直“小菜一碟”,不禁用俄语赞道:“好样的”从此再不敢在许司令面前逞强。
那尊铜狮子少说也有150公斤。
第五十一章军民同心合力
从1958年勘定,时过10年,64岁的许司令在南京长江大桥工地视察,见工人抬沙袋很较劲,忍不住要试试身手。一位参加劳动的军队干部怕闪了老将军的腰,赶过去想扶一把,却没搭上手。
“我还要你扶”许司令抱起100多公斤重的沙袋,“腾腾”走了好几步。
争强好胜,凡事不甘人后;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得最好。浸透在军人风骨中的这种个性特点,自始至终贯穿于许司令领导建桥的整个过程。
原定公路桥1969年7月1日、铁路桥1968年末建成通车,许司令说不行,太慢了,要指挥部重新讨论工程进度和竣工时限。指挥部提出1969年春节全部完成,许司令不同意,说得“只争朝夕”,1968年10月1日一定要通车,向国庆19周年献礼,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经过折中,确定1968年9月底完成铁路桥,年末完成公路桥。
“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机械给机械。”许司令言出即行,抓落实快如闪电。军区工程兵副主任柴书林当时已在上海铁路军管会主任任上,许司令点名把他要来,委以建桥工程指挥部总指挥的重任,直接率领工程兵二团,并统一指挥支援大桥建设的部队,和建桥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并肩战斗。
施工紧张的日子,许司令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既当指挥员,也当战斗员,以使自己的“发言权”更加切合实际。
国庆节前五个多月,总工程师王超柱反映,抢在梅雨季节之前完成一期工程,人力仍嫌不足。许司令听了,当场拍板:增大兵力投入,调威名远扬的英雄部队“临汾旅”和所属装备加入建桥大军。
许司令还亲自做两派群众的工作,要求人人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军民同心合力,拿出战争年代打硬仗的那股劲头,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大桥建设任务。
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力量和设备物资,给予大桥建设以源源不断的支持和援助。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显示着集中国力办大事的固有优势。
宏图在前,领导有力,群众的创业热情越来越高涨。建桥工人和援建官兵冒着凌晨凛冽的寒风,早早地开始了一天的奋战。南京市广大军民以很高的自觉性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有的知识青年下乡离家前还赶来干一阵才走。
拔江而起的桥面上,打桩机的轰鸣声,载重车的喇叭声,起重机起吊的哨子声,汇成了一部大气磅礴的交响乐章。天黑了,探照灯一盏挨着一盏,亮如白昼的工地上车来人往,热火朝天。从远处看,宛若一条金鳞闪闪的火龙凌空欲飞。在60年代末乱云翻涌的中国大地上,这真是一道难得一见的亮丽风景线。
每天三班倒,不分昼夜往前抢,终于在1968年9月30日建成了铁路桥。许司令高兴了,设家宴慰劳总指挥柴书林和工人工程师王超柱等有功之臣,把他们大大表扬了一番。
不过,许司令的酒也不是好喝的,干一杯,增加一分“更好更快”的压力。
公路桥1969年元旦通车,没价钱可讲。加紧、加紧、再加紧,真是到了争分夺秒的地步修建桥头堡,工程艰巨,原计划至少得用两个月时间,实际上仅用了18天就统统“搞掂”,提前两个月完成了4.7万立方米的土石方任务。正当举国欢呼大西北上空又一次升起蘑菇云的时候,大桥公路也建成了。这在当时可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第五十二章一桥飞架南北
1969年12月29日上午,南京市五万多军民欢聚江边桥头,隆重举行大桥通车典礼和庆祝大会。
阴天,飘着毛毛细雨。许司令坐在主席台正中,警卫给他撑伞,他回手推开;给他披雨衣,他扯下来甩到地上。其他领导见了,也不好意思用雨具,尽管淋湿了衣服,因心情振奋,也不感觉多少寒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新闻纪录片,不久在全国放映,其中有许司令为通车剪彩的镜头,给观众的印象很深刻。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通车,许司令发电报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中央很重视,新华通讯社发了专稿。
我手头还保存着这篇报道,其中一段写道:“雄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是世界桥梁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大桥铁路桥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江中正桥下层铺设双轨,南来北往的列车可以同时对开;上层宽阔的公路桥面,可以并列行驶四辆大卡车。正桥两端,矗立着四座巨大的工农兵的雕像。两岸公路引桥接近市区的部分由二十二孔富有民族特色的双曲拱桥组成,看去像一条美丽的彩练,使宏伟的南京长江大桥显得更加绚丽多姿。清晨,喷薄而出的红日映照着大桥巨大的桥身,如同横卧云空的钢铁长虹。入夜,大桥上万盏灯火齐放光明,绵延几十里,有如银河飘落在宽阔的江面上,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装扮得分外妖娆。”
报道受篇幅限制。要是细说的话,正桥两旁还嵌有200幅浮雕,两端的桥头堡高达70多米。大堡附近又有两座小堡,工农兵塑像高近10米。大桥上的386根灯柱上,挂着1900多盏玉兰花灯。
能工巧匠手下的杰作,很难用文字详尽描述。中国人民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如同大江上空破雾而出的朝阳,再一次喷薄出了它所蕴含的无穷无尽的光与热。
南京长江大桥的跨度是武汉长江大桥的四倍,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桥梁。它把津浦线和沪宁线连接起来,成为沟通南北的一条大动脉,其现实的和潜在的效益,若非专家是难以准确估计的。
1970年8月,南京长江大桥还被开发出一宗出人意料的“附加值”——为我国潜射导弹模拟试验做出了贡献。
第五十三章凭借大桥试验导弹潜射
潜艇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发射导弹,一个难点是弹射时如何确保潜艇的绝对安全。美国第一代潜射模型导弹射出水面时没有点着火,落下来把潜艇砸扁了,造成艇毁人亡的恶性事故。以后,改在水陆交界的地方进行试验,先用巨型塔吊把模型导弹系住,在水下弹射后,钢丝绳便把它吊起来。
借鉴美国人的经验教训,我国潜射导弹的总设计师黄纬禄等科学家四处寻找合适的试验地点。太湖、青海湖、云南的抚先湖等,远近大小几十个湖泊都先后勘查过。有的湖泊可用,但要新建一套设施,水下施工难度高,耗资特别巨大。
怎么办才好﹖黄纬禄突发妙想:利用长江大桥。
钱学森一听,拍案叫绝:“好我原先就怀疑美国佬的办法适不适合我国国情,人家是大富翁呀”
长江大桥刚建成时,许司令就想测试一下它的坚固程度能否经得住战争的考验。经总部批准,9月26日8时,调动了80辆国产轻型坦克和60多辆各型汽车,一路行军纵队,轰鸣着通过大桥。
许司令看着坦克履带在水泥路面上压出的一道道白痕,笑着说“行”,从南桥头堡登上吉普车,随坦克车队进入市区。
身为有经验、有远见的高级将领,他才不会只顾民用,不想军用。所以,黄总的方案一提出来,省革委会向他汇报,他一听就说“是个好事”,举双手拥护。试验的日子确定下来,他下令大桥宵禁三日,并亲自陪同专家们上桥勘察现场。
一切安排妥当,模型导弹被桥下的大吊车高高吊起。黄纬禄穿着背心短裤,头戴草帽,站在桥上指挥。
一声令下,模型导弹以雷霆万钧之势坠落江流,溅起的水柱比桥面还高,水花溅了黄总一身。
多次试验,一个结果:落弹不会砸着潜艇。
若干年后,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来华访问,当他得知我国的潜射模拟试验是凭借南京长江大桥获得成功的,连声赞道:“这是了不起的创举,你们也是核潜艇之父啊”
南京长江大桥凌空飞架,远眺大江东去,环顾美景宜人,落成后随之成为一个观光景点。无论本地居民还是外埠过客、中央领导还是各国来宾,差不多都得“到此一游”,照张相留个纪念。
第五十四章向周总理敬酒
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参观南京长江大桥。解说员除了讲“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照例还要说“全部用的国产材料”。
周总理听了,马上纠正:“你们向客人介绍,话不能讲得太满。南京长江大桥是在武汉大桥的基础上建的,武汉大桥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南京大桥也吸取了武汉大桥的经验嘛!材料可以讲基本上是国产的。你看钢轨上还有俄文字母,建武汉大桥剩下的材料不是都支援南京大桥了嘛!”
明明白白、堂堂正正的几句话,尽显出泱泱大国总理的胸怀、眼光与风度。
站在一旁的许司令侧耳聆听,频频点头称是。他转身对负责外事的同志说:“你们要注意这个事。”
就在那天,许司令请周总理吃野味。他特意叮嘱炊事员一定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做出最拿手的菜肴。
吃饭时,上的主菜无一不是纯粹的野味。野鸡、野兔和麻雀,卤的卤,炸的炸,清炖的清炖,红烧的红烧;外加许司令自养自网的鲜鱼熬鱼汤,自种自收的青菜炒菜心,既俭朴又有特色。周总理很高兴,赞不绝口。
席间,许司令让我去给周总理敬酒。
我起身走到周总理座位旁边,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说:“能和您一起吃饭很荣幸,我向您敬一杯酒,祝总理健康长寿!”
“年轻人,长征时我也像你这个年纪,打开遵义后,我一次喝了两瓶茅台才稍微有点醉意。”周总理面带微笑,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现在老了,最多两杯酒。年纪大了,牙齿也不好,吃东西不方便。”
与照片上相比,周总理清癯的面容又见几分消瘦,不由我心头一阵酸楚,暗暗说道:总理呀,总理,您太累了,千万要保重、千万要保重啊!
宾馆经理原籍淮安,和周总理是同乡。为总理安排饭时,他特意多做了几个家乡菜端上了餐桌。
周总理说:“既然是老乡,更应执行规定。我谢谢你的关心,但不能违反规定,四菜一汤足够了。”
后不久,我随许司令进京开会,周总理的警卫参谋来找我,要补交总理在南京的伙食费。
我说:“就几顿饭,算了吧。”
警卫参谋连声说:“不行、不行。”
他告诉我,宾馆不肯收伙食费,总理把他批评得够呛。事后知道也不含糊,一定要补交,叫他把钱和粮票寄到南京。他赶紧照办,可宾馆以结了账为由又给寄回来了。如果总理知道了,他又要受批评。说着,交给我一元六角钱和一斤二两粮票,嘱托我无论如何也要替他办妥。
我接过警卫参谋交代的钱和粮票,捧在手里,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第五十五章出席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基层党组织都还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过不上组织生活。九大代表无从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举出来的。这使林彪、江青一伙得以把他们帮派体系中的许多人塞进代表行列,其中不少进入了中央委员会,造成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许司令随江苏省代表团参加九大,先住京西宾馆。由于客容量比平时多了一倍,双人间加床,四五个人挤着住。我只能依照名单分配铺位。
第二天刚起床,代表们就接二连三找许司令诉苦,说有人打呼噜山响,吵得他们整夜不能睡觉。许司令让我想办法。我把打呼噜的集中起来住,结果“独奏”变成了“合奏”,谁也睡不安稳。幸亏搬到了北京饭店,房子宽敞了,我让众人自由组合,问题才得到解决。
会议很保密,所有与会人员都不准外出,休息时只能在楼顶散步。
开幕那天,毛主席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走上主席台时,全场长时间欢呼“万岁”和“万寿无疆”,不少人离开坐位跳起了《忠字舞》。一篇600余字的开幕词,一次又一次被震耳欲聋的“万岁”声打断。有的代表喉咙喊哑了,手掌拍麻了,却没顾得去听毛主席讲的什么,只好过后找会议组秘书要笔记抄。
开幕式刚结束,前排就有人跳上主席台抢拿毛主席用过的烟灰缸、铅笔等物件,大会工作人员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
这种情形,于今年轻一代会感到不可理解,在当时却风靡全国。
比如《忠字舞》,据说是红卫兵发明的。动作很简单,身体随着舞步颠簸摇晃,胳膊左一甩右一甩,然后两手在胸前上下错动,再不断挥舞被外电称作“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本。孩子们跳还不失天真烂漫,50多岁的老头子也跟着跳,未免显得滑稽。
“情动于中”而“歌之咏之”、“舞之蹈之”,作为内心真实情感自然流露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本来是很正常的,经过艺术家提炼加工,还可以成为经典作品,如时下脍炙人口的歌伴舞《春天的故事》和《走向新时代》。而当初大跳《忠字舞》的人,有不少是看人家跳,自己赶快也跳,惟恐被认为“忠”得不够。
第五十六章当众给陈老总送像章
毛主席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开幕词中强调了这一点,会前也讲过“二月逆流”不要再提了。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偏偏跟老同志过不去,在九大主席台坐位安排上做文章,采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方式,把陈云、李富春、陈毅等副主席、副总理和老帅们搞到右边坐着,故意给人造成“老右”的印象。那帮大“左”派正事干不来,搞阴谋、整人,鬼点子一个接一个。
陈毅元帅分在华东组。这位昔日叱咤风云、气概冲霄的陈老总,已被整得瘦了一圈,一身衣服肥肥大大,看上去很不合体。
每次华东组开会他都到得较早,在后排找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只要有人和他打招呼,他都站起来答应。其实也很少有谁去理他。造反派故意冷落他,一些老熟人迫于压力也不敢接触他,把他一个人晾在角落里。只有周总理和许司令等老同志到会时和他握手问候,叮咛他保重身体。就这样,张春桥、王洪文及其喽口罗们还不饶他,挤兑他,讨论发言中不断含沙射影,恶语相加,说他“老机(机会主义)”、“一贯右倾”、“反对毛主席”。
真叫是“龙困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许司令实在看不下去,找我要了两包南京军区制作的“葵花向阳”毛主席像章,每包两枚,在会场上当众送到陈老总手里。
陈老总是许司令的老上级,许司令一向敬重陈老总。以毛主席像章相赠,在当时是最好的礼物。陈老总两只手握着他的手说:“许司令,谢谢你!谢谢你!”
更可气的是,毛主席亲口交代老同志要选进中央委员会,口口声声“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江青一伙还是从中使坏。他们利用吴法宪担任大会副秘书长的权力,布置各个组在大会选举前先搞预选,规定老同志得票超过半数即可,不要太多,更不准超过中央文革的人。
我向许司令作了汇报。许司令说,预选可以,不要规定死,要充分发扬民主,代表愿选哪个就选哪个。江苏省和南京军区的代表中,死心塌地追随林彪、江青一伙的人极少,多数是来自基层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他们对党和老干部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基本上都按各自的愿望投了票。
第五十七章康生当说客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许司令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属下的军长和省军区司令们到他屋里来祝贺,弄了几碟花生米、几瓶酒,用茶杯碰起杯来。酒喝多了,讲话声音也大了,邻近房间住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过来探问。一到门口,一股酒香扑鼻,皆一笑而返。
一天中午,康生突然驾到,也要讨酒喝。我给餐厅负责人讲了一下,服务员送来一瓶茅台和五六盘菜。
我从餐厅回到许司令住处,一进门,正好听见康生的山东口音在讲:“春桥对当你的政委有顾虑,担心关系处不好。我对春桥说,世友同志很顾全大局,在山东省军区我当过他的政委,我们的关系处得很好嘛”
果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康生当说客来了。“老将出马”,难道只是为一个张春桥吗﹖即便如此,也是白费劲。
许司令和张春桥关系不好,也好不了。深层的原因不必重复,只讲两个人之间的几次碰撞——一次是“文革”初期,张春桥在上海搞夺权,怕警备区不支持,向中央发电报,要求××军进驻上海,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许司令坚决不同意,也给中央发电报,电文是他口述的:“春桥建议不妥。如果××军进驻上海,将陷入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我的意见,××军仍留驻苏南,如果国外反动势力挑衅和干预,我带领××师,一小时四十分钟就可抵达上海,投入战斗。”毛主席在这份电报上批了“同意”。张春桥没有达到目的,对许司令记恨在心。
一次是1968年春,上海市区从南京路到火车站贴出一批大字报和大标语:“张春桥在历史上就是大叛徒”“张春桥是上海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打倒野心家张春桥”
张春桥心里有鬼,慌了神,以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的身份找到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要求派部队保护。廖司令根据规定回答,派兵要请示军区。张春桥气急败坏,把电话摔了。
“小司令”请示“大司令”,“大司令”更不客气:“为自己的事不能派兵贴几张大字报有什么关系﹖部队要稳定,不能扯进去。”张春桥找江青告状,江青向林彪求援,林彪指令南京军区要处理好这件事。许司令和杜政委商量,还是不派兵,只给部队发个电报讲一讲。电文稿写道:“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矛头指向张春桥是极端错误的。”许司令一看就不高兴,说:“写得这么口罗唆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个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拿起笔把前两句划掉,把“极端错误”改成“不对”,签上名发走了。不难看出,电文非同一般秀才手笔,张春桥肯定气不打一处来。
第五十八章许司令一身正气
还有一次是1968年底南京长江大桥建成,许司令出席庆祝大会,并在通车典礼上剪彩,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放映。不久到北京开会时,张春桥阴阳怪气地对许司令讲:“许世友同志,你在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典礼和庆祝大会上的镜头很突出。你现在是想在华东搞‘以我为中心’,想当‘华东王’吧?”许司令厉声反驳:“你放狗屁!你才想搞‘以我为中心’,想当‘华东王’呢!”张春桥当面不敢顶撞许司令,背后指示有关部门不准放映这部纪录片,说这是为许世友树碑立传。
面对面诬蔑许司令“想当华东王”,还真是一桩个例。大概是阴暗心理按捺不住,冒了一炮。
总的讲,张春桥对许司令又怕又恨又想拉拢,大都使用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套近乎,一口一个许司令,还叫他女儿到许家去玩,转过脸就骂许司令是“军阀”、“土匪”、“许大和尚”、“许大马棒”、“华东地区保守势力的总后台,复辟势力的总根子”。鼓动军地两方造反派“内外夹攻”,冲击军区机关,造许司令的反,并指使党羽整许司令的黑材料。
“九大”头年八月份,张春桥以看画为名,把浙江省一个造反派头头从杭州召到上海,单独接见,给他看了几十张整许司令的影印件。他回到杭州就在省革委会召开的一些扩大会议上攻击许司令,紧接着,杭州街头就出现了点许司令名的传单和大字报。
然而,许司令一身正气,软硬不吃,就像元曲里唱的,好比“压不扁,捶不碎,煮不烂,蒸不透,当当响,铮铮亮,登登硬的一颗铜豌豆。”他敢于坚持真理,又善于坚持真理,十分讲究斗争策略和方法。几番较量,不仅没有被整垮,反而立地生根,毛主席对他更加信重,广大军民对他更加拥护。这次进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伙拿他更没办法。看情形打不倒,只好又来拉。康生亲自出马讲的那些话,显见是要把改善他和张春桥的关系当成“拉过去”的突破口。
讨酒喝,给酒喝。碰了杯,干了杯,许司令还是许司令。
张春桥当上了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小人得志,总想在许司令面前摆臭架子。许司令根本不买他的账,只是反感倍增。“两条道上跑的车”,关系怎么可能处好!毛主席亲自出面都没起作用,康生倚老卖老更是徒劳。
第五十九章越升官越仗义
在“乌云压城”、人人自危的日子里,许司令不避风险,不怕牵连,一次又一次向遭受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及其亲属伸出援手。
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和他的妻子被整死后,他们的八个子女都是由许司令批准参了军的。许司令对他们亲如己出,他家是几个孩子常住的地方。
南京空军聂凤智司令员侥幸逃脱一死,被吴法宪送去劳改。许司令派保卫干事去找他的妻儿老小,全家已被扫地出门,几番打听,都说不知搬到哪里去了。保卫干事只好在街上转悠着寻觅,很长时间才碰上聂司令的女儿梅梅,又在一处偏僻的小房子里找到聂夫人何鸣。许司令把他们接到家,请他们吃饭,安慰他们,说聂司令一定会回来。
还在九大开会期间,粟裕同志忽然打来一个电话。许司令拿起话筒就说:“粟总长吗?芽我是许世友。”粟裕同志的老母亲住在南京,想请许司令关照一下。许司令满口答应,请粟总长放心。粟裕同志任总长已是多年前的事了,眼下处境不好,许司令仍以总长相称。放下电话他就要我通知军区管理局,把粟裕同志母亲的生活管起来。
鲁迅先生以诗谴责国民党官僚“一阔脸就变”。许司令恰好相反,越升官,越仗义。
他当选九大政治局委员后,首先一件事就是找吴法宪,点名要几位无辜罹罪的领导干部,除了聂凤智,还有南空副司令柴勇、武空副司令黄经深和空军某军政委张小虹。这几位都是他的老部下,都是有战功的将领。
吴法宪哼哼哈哈答应了解一下,就是拖着不办。被追急了,只得同意柴勇、黄经深从劳改农场回南京。
许司令提前摸准柴、黄两家抵宁的车次,要我带管理局、保卫部的人去接站。为了防止意外,还派出一个警卫班,隐蔽在车站待命,随时调遣。
果不出许司令所料,我们到站台不久,南空也派人来接。我告诉他们,我们接人是奉许司令的命令。火车还没进站,他们就撤走了。事后想,柴、黄二位要是被接回打倒他们的地方,不知又会遇上什么麻烦。真不能不佩服许司令精细过人。
许司令交待我们去接站,自己先到AB大楼等着。他叫招待所备好一桌饭菜,给柴、黄两家人洗尘压惊。
我们接站回来,刚一进门,柴勇和黄经深就像久别亲人的孩子,抱着许司令放声大哭。我从没见过几十岁的人哭得那么伤心,端的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啊?选好一阵才收住悲声,洗把脸吃饭,边吃边谈,谈到如何挨整挨斗,不免又伤心起来。
许司令说:“不谈这些事了,吃饭。”
第六十章济人危难
张小虹放回来,许司令安排他住在司令部管理局长楼上,每天有人送饭。因为他还没“解放”,担心下楼再出事。
许司令还救过两位老部下,过程曲折,费的劲很不小。
这二人一个叫王近山,绰号“王疯子”;一个叫周志坚,别称“周铁匠”。战争年代都是许司令手下的得力战将,1955年都被授予中将军衔,60年代都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和降职处分。王近山下放河南一个县农场当副场长,周志坚下放河南省军区任副参谋长。
王、周二人所在单位的人比较讲理,“文革”中没有折腾他们,还很同情这两个为人民打天下多处负伤的老红军。经调查摸清底细,认为对他们处理得太重,就帮助他们写了申诉材料。怎么往上送呢﹖他俩想到了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的老上级。
随着申诉材料寄来的信上讲,他们晚年还想跟许司令再去打仗。
许司令一直记挂着这件事。正巧,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到准备打仗,还谈起老同志犯错误问题。许司令见机进言,说有几个战争年代很能打仗的人,现在日子很不好过,请主席过问一下。
毛主席笑着问,这几个人是谁﹖许司令报上王、周二人的名字,说他们虽有错误,但处理太重,应该恢复职务。
毛主席又问,让他们到哪里工作呢﹖许司令答道,两个我都要。
毛主席问康生,许世友同志要这两个人,是不是给他呀﹖康生说,他们两人都被开除党籍了,不是党员怎么回部队当领导﹖许司令话接得很快,说江苏、安徽两省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让他们先到两个生产建设兵团当副参谋长过渡一下,恢复党籍后再调军区机关。
过了三个月,王近山和周志坚接到通知到南京军区报到,许司令特意让王近山的两位老部下肖永银和尤太忠去接站。
王近山下车时,手里拎着几只老母鸡和大包小裹的土特产,后面跟着老婆孩子,完全像个走亲戚的老农,简直无法想像,眼前就是那个英俊潇洒、曾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青年将领。
又过了一年,两个人党籍恢复,双双就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依照许司令的意见,王近山分管作战,周志坚分管直属队。在欢迎会上,许司令话题不离准备打仗。王近山当场表态:“许司令,只要你一句话,我王近山决不含糊”周志坚随声附和,决心在许司令指挥下打几个好仗,为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二人语气铿锵,神情激越,又见当年雄风。
第六十一章劫后余生共衔杯
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政委宋文,两人都是老红军,战争年代一个失去一条腿,一个手臂致残。在“文革”中,他们为省委主要领导讲了几句公道话,被造反派告状,中央文革说他们是“保皇军”,是运动深入的“绊脚石”,把他们弄到北京,名为参加学习班,实则挨批斗。
许司令知道了他们的下落和境况,出面为他们讲话,说这两个人为革命胜利流过血,一个甲等一级残疾,一个甲等二级残疾,生活自理都很困难,拉去批斗,他们怎么得过﹖政治局委员讲话还是管用,严光和宋文很快从学习班毕业,调离安徽省军区,另行安排了工作。
但是,平反聂凤智的冤案,许司令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多次向吴法宪要人,吴法宪一会儿讲没找到,一会儿讲没结案,一会儿讲聂凤智是“三反分子”,不能放。
许司令在电话里对吴法宪讲:“这个人我了解,他从小参加红军,苦孩子出身,打仗很勇敢。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他的今天,他热爱还来不及呢,哪会反党、反毛主席﹖”
吴法宪说:“许司令啊,聂凤智自己都承认了。”
许司令一语道破:“那是屈打成招”
吴法宪咬定不放:“那是他自己写的交代材料。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派人来拿材料回去看看。”
许司令派保卫部长进京去找吴法宪。拿回来的不是什么交代材料,是聂凤智读过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给书的人说,聂凤智的三反言行都在这几本书上。许司令要我先看看。我从头看到尾,哪有什么“三反言行”,书页上的眉批、旁批写的全是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
许司令听我一讲,拿去翻了一遍,气得直骂:“这个吴胖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吴法宪不放聂凤智,许司令直接找毛主席,因有林彪作梗,也没起什么作用。
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才知道聂司令在广西一个农场“劳改”。许司令又派保卫部长去接,农场讲聂凤智是上面交代的“要犯”,他们不敢放人,要放了,怕担当不起这个责任。许司令正在北京开会,即找军委反映。两天后,军委同意聂凤智回南京。
许司令电话指示管理局长和总院院长去接站,说:“接到军区先检查身体,找个地方住下来,一定要注意保密。”
聂司令跳出苦海,安顿下来。许司令开完会,回到南京,马上请聂司令全家吃饭,庆贺他重新获得自由。
聂司令为人豁达,大难不死,愈发想得开。几杯酒落肚、脸红耳热之际,老战友互开玩笑。
许司令说:“当初叫你留在大别山,你要回去当英雄,结果当了狗熊。”
聂司令说:“老司令啊,你当英雄是有毛主席保你啊那些老帅们不比你厉害,结果怎样﹖还不是死的死,伤的伤,搞得很惨”
许司令不接这个话题,只叫喝酒。
第六十二章感念好人寄衷情
应该说,毛主席不光保许司令,还保下了一批老干部。从开始发动“文革”,毛主席就不赞成把老一辈革命家统统打倒。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和林彪、“四人帮”不仅根本不同,而且对他们搞的“打倒一切”、把人往死里整的那一套多方加以限制。就在他们鹊起声讨所谓“二月逆流”的黑风恶浪中,毛主席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同志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并批准这些同志五一节上天安门看焰火。在动乱年代,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讲话或表态,谁知还会有多少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遭难乃至送命呢言归当时的情景。两位老战友劫后重逢,连连碰杯。
许司令问:“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一言难尽啊”聂司令推杯长叹。
聂司令说,自己虽被整得死去活来,但相信真理在手,总有一天被强加头上的问题会搞清楚。他始终牢记一条:不能自杀,不能死,要活下去如果自杀了,正上了他们的当。后来送去“劳改”,不要他写交代材料了,但吃每顿饭前要请罪。讽刺挖苦天天有,打骂也是寻常事,每天还要挑一百担水。
“我是劳动人民出身,挑水怕什么起初比较吃力,过一段时间就适应了。你看,我的身体比过去结实多了。”
说着,聂司令端着酒杯站起来,恭恭敬敬向许司令敬酒。“老司令,这几年你为我和我们家操了不少心,我敬你一杯”
玻璃酒盅凌空相碰,悦耳的声响,清亮、悠长,袅袅不绝。
二人干了杯坐下,聂夫人何鸣接着给我敬酒,说感谢李秘书在他们遭难时关照他们。我说不敢当,那都是我应当做的,也是许司令和许多老首长、老同志挂心的事情。
“不管哪里,好人还是多。”聂司令说,“我在农场‘劳改’时,就遇见不少奇事。一天吃过午饭,我很累,把汗渍渍的军衣脱下来,搭在晒衣服的铅丝上晾着,准备午休起来再穿。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刚要睡着,见有一个人把我的衣服悄悄摘走。我想这是什么人,破军装也偷,拿就拿去吧没管他,就睡着了。起床一看,铅丝上仍有一套军装晾在那里,洗得干干净净,不知谁做的好事。我穿着干净的衣服又去挑水,挑了个把小时,口渴了,拿挂在树枝上的水壶喝水。一喝,不是水,是酒。我毫无思想准备,一口就喝呛了。休息时,掏挎包拿烟抽,一摸,有两个咸鸭蛋。你说好人多不多﹖至今也不知这些好人是哪个。”
第六十三章关心群众生活
许司令边听聂司令讲边颔首唏嘘。
座上有人插话:“真该好好感谢他们。”
聂司令摇头叹道:“哪里去找呦当时他们不肯见面,现在更不会承认了。”
中国老百姓的本性真是善良。我想,像聂司令这样的老将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挺过“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难,除了多年劳动和作战练就的坚强体魄和顽强意志,主要还是靠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无论个人处境多么恶劣,他们始终坚信我们的党代表着真理和正义,我们的人民忠诚于真理和正义。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任何一名共产党员的信念中如能有这两个支点,那他一定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农民——军人,种田——打仗。许司令的出身与经历使他深知民间疾苦,同老百姓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血肉联系。职务高了,地位变了,这种联系不仅没有割断,反而成了他竭诚尽心于国计民生的“原动力”。
最让他难过的就是群众吃不饱,饿饭。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许司令视察上海警备区,没打招呼,自己去看望“南京路上好八连”。正好快开中午饭了,他径直来到伙房。一看,用“增量法”蒸的开花米饭,菜无荤腥,清汤寡水。
他问匆匆赶来的连长:“战士能吃饱吗﹖”
连长说:“还可以。”
许司令说:“你讲假话这样的饭菜战士能吃饱﹖”
连长吞吞吐吐地说:“粮食定量不够,菜金也少。”
许司令和战士们一起吃了饭,回去就指示警备区领导,在郊区划给八连一块菜地,再建个养猪场,让他们自力更生解决副食补助问题。他说,油水多了,粮食吃的就少了。
担任省革委会主任以后,他经常下乡视察。一次来到苏北,遇见几个讨饭的,一问,家在淮阴地区。到了淮阴他就对当地领导讲,你们要安排好群众生活,不要让社员出去拖讨饭棍。那位领导没当个事,不仅不作检讨,倒说苏北老百姓有讨饭的习惯。许司令一听就火了。
“你怎么没有这个习惯﹖你去讨饭我看看﹖”把他狠批了一顿。最后说:“‘饱暖生骨肉,饥寒起盗心’,群众没有饭吃,要闹事,会影响社会治安的。”
赶上夏收、秋收,他一路告诫农村干部,丰产要丰收,不要浪费一粒粮食。他说:“有粮无钱好办,有钱无粮不行。如果不信,我给你一捆钞票,三天不给你饭吃,看你受得了农业搞不好,农民没有饭吃,你看他不用锄头挖你!”
第六十四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今天来看,这是把粮食只当产品,不当商品。而在当时,他是诚心诚意替老百姓着想。
省生产领导小组向他汇报,肉都给苏联还债了,群众吃肉很困难,只有猪下水还比较多。许司令就号召群众吃猪下水,并要报纸宣传吃猪下水的好处和方法。他自己带头吃,午餐和晚餐都有红烧猪肠,或者蒜泥拌猪肚、猪肠。请人吃饭也上头蹄下水做的菜肴,总是想着要和老百姓同甘共苦。
在下乡视察中,他发现苏南、苏北的农村远未脱贫,建国快二十年了,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还和解放初期差不多,有的地方缺吃少穿,长年靠政府救济。原因在哪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许司令看出来了,但事关国策,谁也动不了。而农民种自留地,养鸡鸭,从事家庭副业,中央并没有统一规定,为什么不能搞起来﹖他认为,这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应当搞好,也可以搞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尽可能为改善农村生产状况、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多开几条路子。
他的司机探家回来讲,东台革委会规定一家只准养一只鸡,多了就割“资本主义尾巴”。
许司令听了,很不以为然。马列的书上哪有不让农民种自留地、搞家庭副业的论述﹖共产党的政策哪有不准老百姓改善生活的条文﹖养几只鸡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纯粹是作茧自缚嘛遂决定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统一认识。
在会上,他点名批评东台革委会的做法,大讲农村家庭副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指出要让社员养鸡。
他说:“老百姓连鸡蛋都吃不上,这算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鸡是社员的‘小银行’,社员的零花钱全靠鸡屁股,要用鸡蛋去换油盐酱醋。我就不信养几只鸡就能变成资本主义”
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各级干部头脑里的条条框框,江苏省农村的家庭副业很快搞了上去。农贸市场繁荣起来,物价也稳定了。本省的副食品不仅自给自足,还销向全国各地。
“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里的这句台词,用在许司令的心思上,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第六十五章不能“捧着金碗讨饭”
江苏地处长江三角洲,东临黄海,远接重洋。长江横穿东西400余公里,大运河纵贯南北,更有太湖、洪泽湖、骆马湖等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全省年平均气温12.5摄氏度,降水量800至1000毫米,无霜期长达200至240天。境内河川交错,水网如织,极尽舟楫之便,灌溉之利;加上海疆千里,盛产鱼盐,应该是一个很富庶的省份。
但在“文革”那几年,江苏省的农业经济也受到消极影响,苏南与苏北原本存在的差距变得更加突出,每年都要从苏南往苏北调运大批粮食。
“捧着金碗讨饭”,太丢人许司令下决心要解决“南粮北调”的问题。他一手抓苏南,要求他们一年种三茬,两茬种水稻,一茬种小麦,在亩产千斤起点上争创“吨粮田”;另一手抓苏北,旱田改水田,要求亩产“超纲要”、“过长江”。还发动农民平整土地,像士兵整理内务,田要成方块,路要直,让人看上去赏心悦目。
为了促进粮食增产,许司令下大力抓典型、树榜样,提出种水稻要学苏州吴县,种旱田要学南通启东县。
1970年冬天,吴县长桥公社龙桥大队水稻亩产由上年的850公斤增加到1002公斤,实现了“吨粮田”的目标,许司令派群工部长带战士演出队前去演出《沙家浜》和《红灯记》,以示慰问和嘉奖。
再一个办法是直接抓试验田。许司令亲自指导军区西村农场种多穗高粱,高粱种是他派人从海南岛引进的。
省革委会开会时,他专门把苏北一些专区和县的领导召集来看他的多穗高粱,向他们宣传这个新品种的优点:一是高产作物,亩产可达1000——2000斤;二是高粱秆可以缓解烧柴问题;三是喂猪、酿酒,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强调因地制宜,不能盲目发展。
在军区农场,许司令还亲自传授了一种地瓜增产的种植方法,即把地瓜直接埋到地里发芽生蔓结地瓜,叫做“种窝瓜”。照这个种法,农场挖到一个9.75公斤重的大地瓜。
许司令高兴极了,叫摄影干事马上赶来,他抱着大地瓜,乐呵呵地拍下一张照片。并把这个大地瓜摆在会议室里,很显眼,谁见谁夸个头大。许司令总是自动上前充当讲解员,反复讲了多少遍,老也不厌烦。
后来,许司令派秘书把这个大地瓜送到北京,经叶帅送给了毛主席。
由于工作做得扎实深入,舆论宣传、具体举措都很到位,加上老天爷给劲,风调雨顺,江苏省的粮食年年增产。
许司令去徐淮地区视察时,看到水田改成了,水稻也丰收了,但当地老乡还是吃馒头和大饼。问他们为什么不吃大米饭﹖他们说大米吃不饱,几碗扒下去,肚子还是空落落的。许司令对我讲:“看来和旧习惯决裂还真难呢”一头发着感慨,一头到处动员苏北农民吃大米饭。
第六十六章大力开发江南煤田
江苏又是工业大省,也是能源消耗大省。各行各业需要煤,老百姓生活少不了煤。北方的煤因“文革”造成的铁路运输混乱常常不能按时到位,本省徐州煤矿产的煤又归国家统一调配,不得自产自用。全省各地闹煤荒,断电,停电,工农业生产转不动,市民摸黑过日子。四面八方喊缺煤,把个许司令搞得心急火燎。
“北煤南运”靠不住,一定要自力更生!许司令视察各地,挂了一脑门子“煤官司”,返宁后立即着手成立江苏省煤矿建设指挥部。还是打仗那一套,先行调兵遣将,委任柴书林为总指挥,委任“临汾旅”傅希峰团长为副总指挥。傅团长人比较胖,大腹便便,整天乐呵呵的不知什么是愁。许司令叫他“傅胖子”。
得力干将各就各位,接着统一思想认识。许司令让我们查阅有关文件。
自1959年以来,毛主席曾有四次讲到“北煤南运”问题,提出:“南方自给点好吗?芽不要迷信南方无煤,北方才有。要大力开发江南煤田,扭转北煤南运。”我们把毛主席的讲话整理出来给许司令看,他像拿到了“尚方宝剑”,原原本本向下传达贯彻,要求省革委会领导、煤炭指挥部领导和机关逐字逐句学习领会,狠批“江南无煤论”,“大破大立”,敢于做前人不敢做的事,带领江苏儿女彻底扭转“北煤南运”的被动局面,对人类做出新贡献。
久经战阵的许司令当然不打无准备之仗,挖煤也讲究知己知彼。
第一步,先查清苏南煤炭储量。他带着煤炭指挥部的同志,跋山涉水,奔波于苏南的新旧矿井之间,现场勘探,实地调查,一面进行综合统计,一面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他把工程兵钻井队和省地质局、煤炭局、化工局等系统的钻机调到煤炭指挥部,又向国家燃化部申请,调内蒙古的147钻井队来江苏参加会战。一时间,江苏省大江南北集中开动了500型以上的钻机70多台。经过艰苦的工作,探明苏南煤炭储量1000万吨以上的矿井有6处,500~1000万吨的矿井有7处。
但是,苏南煤田自然储存条件差,地质结构复杂,煤层断层多,大幅度斜角多,煤质变化多,瓦斯和地下水也多。
面对诸多不利条件,许司令决心不变。
下一步,开进工兵团,同时从地方招收一批青工,从部队和机关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挖煤大军。东起苏州西山,西至南京湖山,摆开了煤炭大会战的“战场”。
第六十七章周总理关心煤炭大会战
为了打好这一仗,许司令非常重视思想发动。无锡市革委会组织创作人员写出了歌颂煤矿工人的锡剧《煤海战歌》,他听说后,即调剧团来南京演出,请军地两方领导和机关干部一起审看。演出效果不错,许司令更高兴了,要求剧团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加工修改,改好了,先去上海慰问工人老大哥,再到各地区下煤矿演出。他说:“毛主席领导共产党人闹革命,靠造舆论,我们也要造舆论。”
周总理很关心苏南煤炭大会战,1970年元月4日,亲自打电话了解出煤情况,并详细询问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许司令一一作了汇报,要求增加机械力量。周总理答应先给两套挖煤设备。“文革”期间,全国煤炭生产受阻碍,运输也不顺畅,产运销各环节无法配套成龙,供求矛盾非常突出。周总理寄希望于苏南煤炭能够部分自给,也多少减轻一点全国缺煤的压力。
有了上面的支持,许司令劲头更大了,除了要煤炭指挥部再开辟若干小煤田、小煤矿,又调上一个工兵团,他亲自上阵指挥。动用装备要报告总参,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不同意用部队的机械给地方挖煤。
听了军区司令部传达的回话,许司令说:“你让他找我用坏了再买新的。不用,放在那里也容易坏。”
抓农业生产,许司令有种田的经验垫底,还在行。抓煤炭生产呢,有决心、有魄力,真讲科学就有点玩不转了。
自从大会战打响,他几乎天天跑煤矿,看看进度如何,问问有什么困难。发现问题,现场解决;奖功罚过,立地生效,完全是战场指挥那一套。
句容山区一个矿的青年工人干劲很足,个个干得汗流浃背。许司令见了,大加赞赏,马上集合讲话。
“你们挖煤,流了大汗,立了大功,是不穿军装的煤海尖兵要奖励,每人发一套军装。”
那时社会上风行穿军装,满街绿色,仿制的多,正宗的少。哪个小青年能够穿上一身地地道道的绿军装,神气得很呢如果有干部自己不干,光在一旁指手画脚,要让许司令碰上,非挨批不可。他要他的保卫干事带着警卫班,配上一个工兵班,在九华山煤矿支起帐篷加入挖煤会战。一来是让他们体验一下煤矿工人的苦和累,二来是让他们也为江苏人民做一点贡献。
那天警卫班正在睡午觉,赶上许司令来视察,倒霉了。许司令把保卫干事喊到跟前,二话不问,一通挖苦,什么“忘本”啦,“公子哥”啦,“年轻轻保养身体想熬个好老头”啦,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保卫干事讲了几句困难,更坏了,加上一个“笨瓜”,“不会动脑筋”,还增派一位秘书督阵,不干足一个月不准撤回。
第六十八章煤炭大会战草草收兵
不挖煤,找倒霉,身边人更不饶你,挨了批还得挖煤。
毛主席不信江南无煤,许司令发展一步,认为苏南这里既然有煤,其他地方就不会没有煤。
一次他转到林业学校,有人问:“许司令,苏南到底有没有煤﹖”
“苏南到处有煤,关键在深挖。”许司令说着,用脚在地上画了个圈,“不信你们就在这里挖,肯定会出煤。”
人家信以为真,他一走就开挖,挖了好几米深才挖出一点黑土。过几天他又转到这里,一看校门口一个大坑,问怎么回事,答说挖煤。
许司令悔不当初随口一讲,可还嘴硬:“谁让你们真挖的”
几个煤矿相继出煤。柴总指挥带领机关人员到许司令住的中山陵八号报喜,送来一块油光黑亮的大煤块。许司令抱起来掂了掂,足有二十多公斤,高兴得连声说好。喊我立召摄影干事快来拍照,又留柴书林等喝茅台,犒劳了一番。
不用说,这块煤是专门挑出来给他看的。苏南各地出的煤品位参差不齐,许司令明明知道,也一定要挖下去,挖下去他的想法是,尽管煤的热量不高,只要有煤就能缓解江南工业城市的用煤之急,哪怕部分缓解也好。
煤,能烧的煤,能使机器运转的煤,能给百姓送暖供热的煤,无时不让许司令牵肠挂肚。一着急,带领工兵团用推土机、挖掘机在南京至句容一带漫山遍野到处挖。挖出来的有的是煤矸石,有的是煤泥,有的干脆就是黑石头。有几处挖出点煤,煤层很浅,没有开采价值。
副总指挥傅希峰向他提出这样挖法不行,他说傅希峰是“笨瓜”,可以当“笨瓜学校校长”。从此,“傅胖子”又多了一个“校长”的头衔。
轰轰烈烈的苏南煤炭大会战,随着许司令调离南京军区而草草收兵。费劲巴力整治起来的小煤田、小煤矿,只留下两三个,其余全部下马。
功耶﹖过耶﹖人间无论如何评说,九泉之下的许司令概无所闻。以我之见,他生前组织的这场挖煤大战,就煤论煤,起码有两点可取:一是了解了徐州煤田深部和边缘的煤炭储量;二是终于摸清了苏南煤田的地质资源状况。第二点该说更加重要。
至今在苏南山区的虎山、官塘、九华山、石佛寺、宝华山、象山、乌鸦山、灵山、湖山、龙王山、黄龙山等处,依然可见废弃的矿址和当年挖下的沟沟坑坑。
我曾旧地重游,不禁感慨系之。心想,经由改革开放二十年提升起来的科学精神和高技术水平,再加上许司令从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强烈的责任感、进取心和拼命劲头,还有被劫难逼出来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全国上下皆然,“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何愁不能早日实现﹖!
第六十九章中山陵五号
有的书和文章写许司令在自己的宿舍和办公室打电话,不是这样。他没有专用的办公室,只在寝室一边摆一张办公用的三屉桌,室内从未装过电话。他的电话在秘书办公室,打电话都是由秘书先接通。
1969年9月下旬,一天黄昏,许司令正在院子里散步,我办公室的一号台保密电话铃声响了。北京找许司令讲话,我赶快请他来接。
许司令接完了电话,告诉我,有重要客人来南京,让我和饭店领导速去中山陵五号,打开一号楼的门窗通通风。
中山陵五号背靠紫金山,右边是明孝陵,左边是中山陵和中山陵七号。七号房子不大,听说是孙科为他父亲守陵住的地方。右前方有梅花山,山下埋着孙权。据传,朱元璋选中孝陵位置起建自己的寝宫,有人想把孙权墓移走。朱元璋发话说,不用了,孙权在三国时也是一条好汉,让他在这里为我守陵吧。
日伪时期,汪精卫看上了梅花山,死后葬身于此,墓地弄得有模有样;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炸掉了。
五号占地面积很大,解放后为接待中央领导同志来南京休息,在树林里盖了四幢平房和附属用房。“文革”期间,一些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也在这里住过。
金日成主席曾用汉语对许司令讲,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房子周围全是树木,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晚上睡觉非常安静。宽敞的平房,没有台阶,老年人散步不用上上下下,汽车又可开到门口,很方便。金主席对他的随员说,你们就知道盖楼房,平房不是也很好吗﹖还称赞南京绿化好,要平壤市长好好学一学。这位随员后来找我们要了房子的图纸,说回国照这个样子给金主席盖一栋。
饭店工作人员刚把一号楼的门窗打开,许司令的车也到了,他来检查房子里的陈设。
一号楼是为毛主席准备的,宽而长的木板床,宽而高的沙发椅,桌子上的文房四宝,书橱里的《二十四史》,等等,尽量和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居所保持一致。许司令检查一遍,什么也不缺,就是闻到有股霉味,这是长期不住人的缘故。他叫我们快找电炉来烤,打开电风扇吹风。
第七十章毛主席参观南京长江大桥
毛主席的专列驶经南京市,没有停,直接开抵军区指挥所的坑道口。珍宝岛事件后,军区为毛主席的安全着想,修了这条专用线。还盖了一排平房以供临时休息,万一有事可立即进入坑道。这里是军事禁区,平时也戒备森严。
许司令上车晋见毛主席,要我陪同8341部队一位副参谋长去中山陵五号看房子。他进屋看了看,又在屋外转了一圈,说房子靠后山太近,潮气重,门窗长期关着,霉味很大。其他条件还满意。
中山陵五号下榻不宜,毛主席在专列上住了两天。
许司令亲自率领军区保卫部正副部长、警卫营长布置外围警戒,警戒线内不准外人进入,并规定负责干部白天不准离开,晚上轮流睡觉。他当面交代:“出现问题,拿你们是问”一一做了安排,还不放心,半夜又带着随员查哨。
毛主席的一日三餐都在车上吃,伙食很简单,但得有辣椒,还爱喝一点鲫鱼汤。许司令知道了,自己去鱼塘撒网打了三四公斤小鲫鱼,趁着鲜活用铁桶送到专列上。
新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当然是要参观的。许司令陪着毛主席乘车从大桥南头转到北头,从桥上转到桥下,仔细看了一遍。晚上再来看夜景时,毛主席下车走了一段,边走边赞扬,还吟诵了他的著名词章《水调歌头》。
为了确保安全,实施了戒严,大桥上又不能没有人,军区便组织机关干部和家属上桥看夜景。人们正纳闷为什么突然搞这个活动,一看见毛主席,莫不喜出望外,欢呼声响彻夜空,大家纷纷往桥上奔去。警卫人员既担心出事,又不好制止。
送走了毛主席,许司令才感觉有点累,一天没有外出,也没有开会。
以前他从不言老,更不服老。爬山总在最前面,同龄的领导跟不上,年轻的工作人员要想跟上也很吃力。能超前的也不敢超前,如果有人逞强让他落在后面,他一定让你爬一个山头、再爬一个山头。现在他开始承认自己老了。再爬山时,招呼年轻人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慢慢爬。
毛主席这次来南京,在专列上接见许司令,谈话约一个小时。毛主席批评许司令“只抓黑,不抓红”。“黑”指煤炭生产,“红”指阶级斗争。许司令的心里是不服气的。后来,我不只一次听见他自问自答:“谁说我只抓‘黑’不抓‘红’﹖我是‘黑’‘红’都抓,一只手抓‘黑’,一只手抓‘红’,有‘黑’抓‘黑’,有‘红’抓‘红’。”
这个“不服气”引出的结果,可就不像不服老那样让谁多爬几个山头了。
第七十一章清查“五·一六”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许司令要我们赶快摘录毛主席的有关指示,整理出来送给他看。
我还记得这样两条,一条摘自毛主席接见外宾的谈话,意谓天下大乱,暴露了坏人,说“这个坏人就是‘五·一六’”;一条摘自中央转发的沈阳的经验,毛主席在上面批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这些指示整理出来,许司令本人反复学习,并批给负责清查的领导,要求他们认真学习,明确形势和任务,坚定“对敌斗争”的决心。
那段时间,不论大会小会,他只要讲话,总是用“阶级斗争不能忘”开场,接着“敲山震虎”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五·一六’﹖如果有,赶紧交代,早交代早主动,早放下包袱。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是‘五·一六’分子,我现在不讲,给你机会,等你自己坦白交代。”并着重强调机关要抓得彻底点,搞得“卫生”点,不能有反革命。
“五·一六”的罪状之一是矛头对准解放军。因此,江苏省的清查开始只抓了“好派”头头,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反军”的。后来,“屁派”头头也被抓了,因为他们搞过打砸抢。随着“深挖”,支持这一派、倾向那一派的军地两方领导干部也陷了进去。
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造成了一种既紧张又滑稽的怪异气氛。有的单位几乎人人争着上台“坦白交代”,惟恐落了后被怀疑或者被别人供出来,觉得只有自己承认是“五·一六”分子才有安全感。个别人上台“坦白交代”时,显然是在表演,却还受到了鼓励和表扬。有胆大的编了两句顺口溜:“奇怪奇怪真奇怪,‘五·一六’的帽子争着戴。”
既然是个“秘密团体”,光给自己戴帽不行,必须举报“同党”,才能“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于是你咬我,我扯他,一批批,一串串,一些专案负责人也被咬上,昨天还在抓清查,今天靠边受审查。
有个省级干部被押送中央专案组前,省里管清查的领导找他谈话说:“你交代了那么多人,你要负责任。”他说:“我小孩七八个,当然要负责任”一到北京,马上翻供改口,说自己不是“五·一六”分子。问他为什么讲假话,还咬别人﹖他说,逼供信那么厉害,我不得不讲假话。
逼供信造成的恶果,许司令起初一无所知。那天他又转到中山陵林业学校,有人对他讲,他们单位90%以上的人都是“五·一六”分子。
许司令一听就火了:“胡来毛主席说90%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哪有那么多‘五·一六’﹖‘五·一六’只是极少数。我看抓‘五·一六’的人就是‘五·一六’”
省革委会副主任蒋科在盐城了解情况,回来向许司令汇报,说盐城专区不少单位清出的“五·一六”分子占总人数的40%。
许司令说:“这不是扩大化嘛”
事态发展显见有问题。许司令召集省市和军队有关领导开会,提出要防止阶级敌人搞乱我们的阵线,防止清查对象扩大化。对已经涉嫌“五·一六”的人要甄别,要重证据;何时何地什么人发展的,干了哪些坏事,都要弄清楚。要掌握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群众要宽(交代就算了),对干部要严;对一般干部要宽,对领导干部要严。
第七十二章“重大敌情”子虚乌有
这几条刚刚向下贯彻,又出现了耸人听闻的“重大敌情”。有个被隔离审查的师级干部交代说,北京方面曾派一位老资格中将到南京发展“五·一六”,住AB大楼招待所,在一所开的会。还说,有军区领导在司令部小红楼向北京发电报,汇报发展“五·一六”的情况,军队和地方有许多领导参加了“五·一六”组织。讲的有鼻子有眼。
这一来,许司令心里没底了,他要亲自审问重点人。
总计二十多天,审问十几次,涉及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13人。每次审问时间都很短,有时一天审问三四人。
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三八式”老干部,当过军政委,多年做政治工作。被人供出是“五·一六”,他自己还蒙在鼓里。许司令要他交代“罪行”,他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懵了头,不知如何回答。
许司令见他支支吾吾,认定他心中有鬼,便大声训斥:“给你坦白机会,你却执迷不悟,是错上加错领导干部参加反革命阴谋集团,更是罪加一等”
这位副主任当然不能无罪认罪,理直气壮地申辩了几句。许司令大怒,骂他死到临头不认罪,顺手给他一个耳光,把他的眼镜也打掉了。其他陪审的同志都不敢吭声。
沉默了几分钟,才有位领导拾起眼镜给他,说:“你回去再好好想想。”
许司令打了人,自知理亏,对我讲他就是急性子,脾气暴躁,掌不住火气。年轻时打过官宗礼一马鞭子,以后经过反军阀主义,再没犯打人的错误。一连后悔了好多天,还自言自语说:“打人没有吓人好啊。”
胡咬乱供使这些老同志无辜受审,许司令心情也很矛盾。他很想拉他们一把,却又跳不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窠臼,疾言厉色地骂,苦口婆心地劝,寄希望他们把“问题”抖搂干净,过后好帮他们讲话。可这些老同志实在没有问题可交代,又不肯违心招供,许司令的一厢情愿碰上了一个接一个的“顽固不化”,弄得他愈发火上浇油。
江苏省军区司令赵俊早已“靠边”,在城西湖农场“劳改”,又被咬上了“五·一六”。他是红四方面军的老人,30年代从安徽六安加入红军,建国后曾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许司令对他很熟悉。越是熟悉,越想关照,越抓得紧,越抠得细。
第七十三章清查工作不了了之
二十多天,亲自审了赵俊4次。每次审问都是先大骂一顿,说你是老红军,省军区的司令员,还有什么不满意,非要参加反革命的“五·一六”,还要反对毛主席。这是忘本?选接下来又劝道,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只要好好交代,争取主动,我们也好帮你讲话。
赵俊知道许司令的脾气,从不大声争辩,就是不肯“认罪”。1971年春节后的一次审问,还找了一个人和他对质。
见他还没有交代“问题”的意思,许司令又气又急,点着他的鼻子斥道:“党把你教育培养了这么多年,现在看你这个样子?选你是没有希望,不可救药了。你滚回去吧?选”
赵俊“滚”回省军区就被撕掉帽徽领章,大会批,小会斗。几位军区领导对许司令讲,你还不了解赵俊吗?芽他从小当红军,再说前一段他一直在农场劳动了,怎么能参加“五·一六”呢?
许司令想想有道理,说:“不是就不是吧,告诉他们不要斗了。”
传话下去,赵俊的日子才好过了点。
那么多领导干部被咬,闹得人人自危。而且,被咬的人都不承认。他们大多经过血与火的战争考验,都是从艰苦环境坚持下来的,今天地位不低,为什么要参加反革命组织?芽再说,涉嫌名单基本上是一两个人提供的,靠得住吗?芽还有“北京来的老中将”、“小红楼的秘密电报”,好像哪部反特电影的故事情节。其中可能有诈。我找个机会向许司令提出质疑,他想了一想,派我和保卫部长去一所查住客和会议登记,去机要局查发报存底。
两天零半夜,查了个底朝天,既没有北京来的老中将,也没有一所会议,更没有那份电报。回来汇报,许司令一听,跌足叹道:“唉,上当了?选”马上找杜政委商量补救办法。
4月4日,在军区第四招待所召开有军区副司令、副政委、司令部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参加的会议。许司令在会上大讲团结的重要性,要大家提高警惕,不要相信谣言,防止阶级敌人钻空子破坏团结,搅乱了我们的阵线。
他说:“一个‘五·一六’分子最近交代了一个名单,他咬了很多人,都是胡诌八扯。我亲自审问过他,把那个名单烧了。在坐的都是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的老同志,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又说,我们也谈谈心,有什么话都可以讲。与会的同志都讲了一些心里话。
会后共进午餐。许司令举杯祝酒说:“今天我们开个团结会,吃顿团结饭,喝杯团结酒,为团结而干杯?选”
混乱不堪的“清查”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
第七十四章造成了严重后果
“文革”中波及全国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随意制造的“阶级斗争”,很多干部和群众无辜获罪,枉受牵连,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遂自荐充任中央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后来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操纵者之一,专案组办公室主任也自杀身亡。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原指北京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团体。他们打着贯彻中央1967年5月16日《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并张贴反动传单和标语,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北京广大群众对他们的恶行极为愤慨,纷纷自发予以反击,要求严惩这批“歹徒”。没用多久,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
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团体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3月27日中央的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同时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作用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种种原因搅和在一起,本来就是望风捕影的专项“清查”,竟然爆出一场迅速推向全国的大规模运动。
在这次清查中,江苏省和南京军区到底错整了多少人?有几组数字可供参考。
许司令1971年给毛主席的汇报信写到:“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在“批林批孔”中,省革委会常务副主任吴大胜作检查时讲到:“前后隔离审查了一万多人。”还有文章写到:“据最保守的估计,总数有二三万人之多。”“仅南京军区军职以上的领导干部,先后就有一百人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或者与‘五·一六’有牵连的嫌疑分子。”
许司令报的数字是省和军区两家正式汇报的,吴大胜讲的数字是逐级统计的。至于说军职以上干部“有一百人”,可以算一算。南京军区军职以上干部当时总共才有100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或受牵连的人所占的比例,显然不会那么大。
不论哪家的统计最准确,这次清查对江苏省广大军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飞来横祸。
惹出这么大的乱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教训是很沉痛的。
在后来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五·一六”专案的副主任吴大胜也挨整了。他检讨说:“清查‘五·一六’,中央有指示,但我违背了中央的批示和组织原则,靠少数人,神秘化,扩大了打击面。”“对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没有严肃对待,出现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我没有制止”。“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乱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限于当时的条件,吴大胜同志的检讨不可能讲透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真正教训之所在,但从中可以看出酿成苦果的一些具体原因。
第七十五章教训沉痛
要从许司令身上找原因的话,以我所见,首先是他主观上疾恶如仇,听说有反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还了得恨不能立即一网打尽。他一看中央文件,完全相信了所谓“敌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他对“文革”反感,主要是反对“乱”。而对被讲成是针对“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不仅立即认同,而且坚决行动。
再一点,他对毛主席在专列上对他“只抓‘黑’不抓‘红’”的批评不服气。一旦有了这个机会,他决心用抓“五·一六”的“战果”向毛主席证明,自己并非“木匠斧子一面砍”。
省革委会政法组长赵洪同志原来是军区法院副院长,从事政法、保卫工作多年,很有经验。他看出这样搞下去有问题,多次指出送许司令阅批的材料务必慎重,务求准确。
讲了几次不见效,又找我说:“老李,送许司令看的材料,凡是我没签字的,不管今后出了什么问题,我概不负责。”
我也很担心,对吴大胜讲:“这样搞危险哪‘好派’抓了,‘屁派’也抓了,再抓该抓到你了”
吴大胜说:“开什么玩笑”
我说:“不信你问你的审查对象,我是不是‘五·一六’﹖肯定是”
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许司令长期担任军事主官,习惯于下命令,通常只讲行不行,打不打。你不要什么材料都送给他,一定要把好关,拿不准的不要送。吴大胜让我帮他把关,说没有他签字的只供了解情况,不送许司令。我按他的意见办了,可他有时还是不分签字没签字,把材料的内容讲给许司令听。许司令听了就有指示,他又不能不执行。
还有几位领导援引我党历史上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醒吴大胜注意掌握政策。军区周贯五副政委在红军时期被错抓“AB团”,审讯人员把他吊在梁上,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腰部。他死不承认,多亏周恩来救了他一命。
他说:“抓‘AB团’冤枉了许多好人,杀的都是骨干,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受损失。我当兵几十年,没有给敌人打伤,倒是自己的同志在我身上留下一块大疤。”
现身说法,语重心长。但听者只顾陶醉在抓“五·一六”的“胜利”喜悦中,入耳没有入心。
曾有一位老同志讲,许司令历来杀伐决断,说一不二,什么事都要抓个水落石出。他必须有个好参谋长,参谋长当不好,他也容易出纰漏。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吴大胜同志是老红军,厚道、正派,做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文化水平低,又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经历单一。“三结合”时,为协调各派的意见,把他推出来当了省革委会常务副主任。管政法的省领导随部队调走后,他又兼管政法。许司令不管具体事,省革委会和省委的日常事务整个落在吴大胜的肩上。这副担子对他已超负荷,而且政法工作又正是他的弱项。有人说,如果没有许司令给他撑腰,他一天也干不下去。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后,这个看法很快就被验证了。
许司令是军地两方的一把手,当然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依据错误的指示,听信错误的汇报,做出错误的决策,抓得越狠,伤人越多,积怨越大。特别是他亲自审问的那些老同志,有的恐怕至死也不会原谅他的。
第七十六章“山雨欲来风满楼”
庐山,又名云雾山、匡山,位于江西九江市南,飞峙长江边,紧傍鄱阳湖。相传周朝有匡氏七兄弟上山修道,结草为庐,故名。
庐山长约25公里,宽约10公里,从地图上看,略呈椭圆形,最高的汉阳峰海拔1474米。夏季凉爽如春天,7月的平均气温为22.6摄氏度。山上风景名胜很多,最著名的有匡庐瀑布、仙人洞、龙首崖、御碑亭、含鄱口、五老峰等。
庐山,山势奇幻、气象万千。宋人苏轼有诗赞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解放以来,庐山数度成为党和国家高层会议讨论决定重大政策的地方,政治风云变化,常与这座名山有关联。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议是十年“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以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争夺最高权力的较量公开爆发为中心事件,给我们党的历史留下了一页令人警觉的记录。
通称“林彪、江青一伙”,细剖实乃“两伙”。同样基于篡党夺权野心的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一形成就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文革之初还是勾结为主,随着权势扩张和权欲膨胀,争夺的势头渐趋明显。
经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江青一伙势力渐渐大了起来,使林彪一伙感到力量的对比于自己越来越不利。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党章不假,可是,“既能予之,胡不能夺之﹖”难保不会发生变化。再看林彪的身体,没指望“永远健康”,恐怕不等取而代之,先已“驾鹤西归”。“外患”加上“内忧”,促使林彪一伙加紧阴谋活动,妄图提前“接班”。
毛主席向中共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给林彪一伙的“登基”之想以当头一棒,引起了他们更大的恐慌和不满。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李作鹏则公开向别人讲:“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较合适,因为他既是副统帅,又是接班人。”他们一伙把林彪出任国家主席作为“接班”的第一步,企图凭借在组织上占有的优势,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时机,实现这个野心勃勃的阴谋计划。
林彪自己急于要当国家主席,打的旗号却是拥护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毛主席一再拒绝林彪别有所图的“劝进”,半年内六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本人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为谋权而机关算尽的林彪,置中央多数人的意见和毛主席的态度于不顾,极力坚持既定的策略,乃至将自己苦心炮制的“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名言”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
第七十七章许司令的时间观念
几度碰壁,其道难行,林彪又授意吴法宪和李作鹏在修改宪法上做文章。吴、李二人那时都是中央政治局宪法工作小组的成员。
露骨地抢夺最高权力,使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宪法工作小组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同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看似纯属理论性的,如宪法中表述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前面要不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吴法宪主张加上,康生、张春桥反对加上。吴法宪知道林彪一贯坚持的这三个副词是毛主席自己删掉的,他又不懂理论,因自恃后台硬,仍敢于向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康生、张春桥挑战。投机成性又因受江青等人压制而怀恨在心的陈伯达,对吴法宪的发言表示赞成并大加吹捧,公开倒向林彪集团一边。
争论的底数是一个“权”字,表现形式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革命的名义,为叵测之目的,“文革”中政治斗争出现的这种怪现象,很值得人们玩味。
“山雨欲来风满楼”。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争夺迅速激化,酝酿多时的一场大的交锋,势之所至,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按照要求,各地中委于8月20日前上山。许司令决定18日走,因江苏省、南京军区和上海市合用一架飞机,其他中委也都跟着提前出发了。
飞机从上海起飞,因九江机场不能降伊尔-18大型客机,中途在安庆换乘伊尔-14小型飞机,顺便吃中午饭。
安庆空军机场准备了丰盛的点心、水果、饮料和饭菜。众人围桌就坐,准备随便吃点,继续登程。空军某军政委王维国却站起来吆喝:“爱喝酒的跟我走”盛气凌人的架势,很扎眼。“嗟来之食”没谁响应,只有上海的陈阿大等两三个造反派出身的中委跟他走了。
吃过午饭,机组人员也到齐了,喝酒的一伙还没回来。我见许司令黑着脸,皱着眉毛,怒目金刚似的坐在沙发上,知道事情不妙。
从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许司令时间观念极强,无论开会还是参加集体活动,他从不迟到,有时提前几分钟,大多卡在正点上。
那次西哈努克亲王来访,定于下午3点30分专列抵达南京站。3点出15分,省市党政军领导齐集在月台上,准备欢迎,只有关键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还没有露面。差10分钟没到,差5分钟还没到。我国驻柬埔寨大使康茅召急坏了,连忙通知专列站外停车。正在这时,几辆军车开进站来,许司令走下吉普车,身穿绿军装,足登布条编制的草鞋,风纪严整,步履从容。康大使又赶快通知专列进站。当专列缓缓停下,人们一看表,长短针并拢,正好3点15分南京市的交通警察都认得许司令的座车,也都知道他分秒不差的习惯。那时没有自动红绿灯,还是人工操纵。岗上的交警看见许司令来了,马上开绿灯放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更不用说了。许司令若有行动,只能你等他,他决不会等你。稍一迟缓,挖苦你“慢慢腾腾,不像个军人”还是轻的,闹不好就把你甩下。
第七十八章九届二中全会开幕
一次在北京开过计划工作会议,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为了跟许司令一起走,换洗衣服、鞋子、牙具都来不及拿,回到南京才打电话请宾馆给收拾一下,寄存起来。
又一次,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与许司令同乘一架飞机,迟到了一刻钟。韩司令见了许司令就双手合十,连声说:“师傅,师傅,对不起”许司令半开玩笑捏了韩司令一把,捏得韩司令“嗷嗷”直叫。
如今这是去开中央全会,怎能容得有人不守时况且王维国等人又是去喝酒。
“不等他”许司令起身说,“怎么能让这么多人等他们几个人”
王洪文忙打圆场:“许司令,等等他们吧,估计也快回来了。”
许司令不理他,起身就走,其他人紧忙跟在后面。正要上飞机,一辆小车“嘎吱”一声停在舷梯旁。王维国拱出车门,满身的酒气,嘴里还直说喝得痛快。许司令更加生气,迎头训他一句:“不像话”王维国被酒精烧红的脸,一下变成了猪肝色。
中委们飞抵九江机场,转乘汽车上庐山。
九届二中全会如期开幕。毛主席主持会议,周总理宣布会议议程。这个议程是经过政治局常委商定的,有三个议题提交全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和战备问题。可是,早有蓄谋的林彪集团却要在这次会上打出他们手里的“牌”,妄图成为权力“牌局”的大赢家。林彪懂得作战,他当然非常明白,只有打胜这“关键性的一仗”,拿到那“决定性的筹码”,提前“接班”的既定目标才有实现之可能。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采取了一连串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千方百计地要把全会拉上他们预设的轨道。
会议一开始,林彪突然发表了一个蛊惑人心的讲话。讲到“肯定”毛主席地位时,林彪在“伟大领袖”和“最高统帅”之间夹入了“无产阶级元首”这个罕见的提法,意在表示他那个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坚持不变。在称颂毛主席的功绩时,林彪亮出一个“认为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的“假设敌”,煞有介事地大加伐挞,意在为他们发动进攻做“战场准备”。
林彪强调说:“毛泽东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政治上是设国家主席,理论上是称“天才”。林彪的这篇讲话,向全会宣告了他们的基本主张,向他们一伙发出了起事的信号。
主帅率先发难,党羽四处活动。吴法宪提出要全会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并组织讨论。陈伯达抛出革命导师“称天才”的语录,接着在华北组讲话,宣称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像跳舞一样高兴。边说边比画,做出手舞足蹈的样子,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跟他们一道起哄。
第七十九章步入庐山风云
更黑的一着棋是,他们连夜印发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借与会者的发言对林彪的讲话表示“热烈拥护”,对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在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表示“衷心赞成”。这份简报一发出来,在各组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极左思潮猖獗、个人崇拜浓厚存在的条件下,人们缺乏应有的分辨力。只要放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风声,很容易造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再若登高一呼,更会应者云集。林彪集团这一招的确很灵、很厉害。后来毛主席说的“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就是对这帮人得逞一时的抨击。
华东组有几个林彪死党和上了贼船的,大肆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乱得不够。还有头脑简单、惯吃“表态饭”的人,一看机会来了,只怕叫得不响,显不出“路线觉悟高”来。多数人心存疑惑,又觉得面对大是大非,也都急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种种心态所致,几乎人人抢着发言,抢不上话筒的就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什么“揪出来示众”、“斗倒批臭”、“千刀万剐”等街头造反用语,激烈、粗鲁,竟也搬上了党的高层会议。张春桥坐在那里低头抽烟,一声不吭,像霜打过的茄子。其实那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场斗争的内幕,知道的也只能意会,不能明示。
自从华北组二号简报下发,许司令再没有发言。其间有人几次找他,说“其他组都很热闹,就是我们组死气沉沉”。还拉他一道给毛主席写信,要求设国家主席。许司令都未予理睬。倒不是他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一贯看不上“转轴脖子随风转”,尤其是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没有中央指示,毛主席发话,他从不乱表态,更不抢风头。
会议出现混乱,不少高级干部也不知出了什么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来问许司令,许司令也不摸底。两人一商量,需要请示周总理,就给周总理打了电话。
在电话中,许司令向总理讲了连日发生的不正常情况,说:“赶快报告主席,这样下去要出乱子的。”
又问陈伯达的讲话有没有经过常委讨论,总理说没有。许、韩二人感到是个问题,又一起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想进一步了解一点情况。
汪东兴在分组会上的发言也上了“简报”,被毛主席批评了,正在写检讨。许、韩二人问他犯了什么错误,汪东兴说主张恢复设国家主席,还说简报上印的有些话不是他讲的意思,出简报也没有给他看。
两人安慰他几句,说:“你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检讨不要过头,要实事求是。”
第八十章三位司令分头写信上送
毛主席发现林彪一伙闹事,非常气愤,当天即25日下午,亲自主持了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许司令到得早,进了门,向毛主席敬礼,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握着许司令的手说,你摸摸我的手,发凉,脚也发凉。我年纪大了,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红娘由总理当,我只能当老夫人。不要让我当国家主席了,让我多活几年好不好?芽用导演和演员比喻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工关系,说明自己不宜再承担繁重的国务活动。又借喻戏曲《西厢记》里的红娘和老夫人,是要进一步强调这层意思吗?芽似乎不大像。而不当国家主席,一听就明白。
在设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许司令开始并不了解其中包藏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从当初的认识程度和个人感情出发,他是不会不同意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但是,由于他对毛主席的忠诚和信赖,只要一听毛主席说自己不当国家主席,根本用不着转什么思想弯子,立马就会坚决拥护,坚决照办。
“主席不要讲了。”许司令说,“我通了,我回去做其他人的工作。”
毛主席又告诉许司令,陈伯达是个坏人。嘱咐道,会上不要揪人,“孔夫子打牌和为贵。”接着言及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我放在炉子上烤。用这个典故提醒许司令,孙权没安好心,现在有人也没安好心。
开会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讲天才的提法和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宣布了三条: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强调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指出陈伯达的讲话是违背九大精神的。
毛主席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开。
26日下午,全会停开。许司令即在江苏和南京军区小组传达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对他讲的话。讨论中,有人提议写封信,向毛主席表个态,大家都赞同,当场你一句他一句凑了几条。我是小组的会议秘书,负责作记录。许司令让我整理一下,再给他过目。
这封表态信的主旨非常明确,即一致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英明决定。后面提出四条建议:一是犯错误的人必须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检讨请罪;二是犯错误的人不能参加中央工作,下放到基层,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三是这些人也不能参加人大常委;四是对错误思想要进行批判。
当时情况尚不明朗,所以,写给毛主席的这封信,台头也带上了林彪。
这头信写好了,那头许司令正在韩司令住地聊天。我去请他审阅签发。
韩司令问:“老李写的什么?芽”意思是要看看。我不好做主,没做声。待许司令签了字,示意给韩司令看,我才把信递过去。
韩司令看过后,我把信装进信封,直奔中办,交给了负责华东组的会议秘书洪雪竹,请他送交王良恩副主任转呈。
许司令是政治局委员,韩司令认为他签了字的信上写的都是中央的意思。看过后,让他的秘书也写了一封表态信。济南军区杨得志司令员住在韩司令隔壁,看了他写的信,也照样写了一封。这个情况是三年后杨司令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的。
当初,这三封信是分头写的,又分头送上去的。始料不及的是,因此埋下了一个大麻烦。
第八十一章夜黑雾浓下庐山
8月31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会议转入揭发和批判陈伯达。在分组会上和陈伯达一道呼风唤雨的吴法宪等,也挨了批评。表示过同意陈伯达意见的人,纷纷进行自我批评。毛主席没有点名批评林彪,对他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九届二中全会于9月6日下午闭幕。
入秋的庐山,气候像小姑娘的脸一样变化无常,响晴的天,转眼就是云、雨、雾。
这里的雨和雾很难分清,雨下不大,淅淅沥沥,比毛毛细雨还细一点。雾一来,铺天盖地,一派混沌,又像飘忽的小雨,也能把地面浸湿。
屋子里潮气很重,被子也是潮的,盖着很不舒服。许司令患有皮肤湿疹,遇上这种天气,奇痒。他又不愿看医生,自己把茅台酒倒在手心里,往脸上、身上擦。他说可以止痒,谁知管不管事。
吃了晚饭,许司令就要下山回南京。晚间雾更大,伸手不见五指,下山拐弯太多,正像毛主席诗词形容的“跃上葱茏四百旋”,左盘右转很难走。很多领导同志劝许司令不要冒险,万一有个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许司令不听,一起来的人只好跟着他走。
许司令和杜政委坐一部汽车。司机是个老手,遇上这种夜黑雾浓的天气,也没有十分把握。打大灯,看不清,加上小灯,还看不清,只能凭经验摸索着往前开。杜政委很担心,嘱咐司机慢慢开,别紧张。
“我在朝鲜翻过车,知道翻车的滋味。”杜政委招呼我,“李文卿同志,咱俩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你看右边,我看左边。”
就这样左一声、右一声提醒司机,白天只需一个多小时的路,我们跑了三个多小时。
发难庐山受挫,林彪决心背水一战。还没下山,他就对吴法宪讲:“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在“批陈整风”中他们不作任何检讨,对毛主席多次不点名的批评置之不理。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指出黄永胜、吴法宪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林彪手下这几员“大将”不得不作检讨,也是轻描淡写,很不像样子。给他们台阶,他们不下,反而变本加厉,暗地里紧锣密鼓进行着铤而走险的准备。
林立果对他们的死党王维国、陈励耘发出号令:“看来这个斗争还很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1969年,林立果刚当兵不久,吴法宪就在林彪的授意下任命他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而且私自宣布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让他掌握了整个空军的权柄。
“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这种“直升机”式的破格提拔,即便在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文革”时期,也是令人咋舌的事情。仅仅理解为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吴法宪溜须拍马,表示自己死心塌地效忠林家,以求得更牢靠的人身依附,显然还很不够。林彪集团内部的人际关系充满了浓厚的封建色彩,这是他们那条组织路线的本质反映,给林立果委以重任,授之重权,则是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重要步骤。
第八十二章密谋抢班夺权
林立果人小野心大,从他采取的反革命手段来看,真够得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70年10月,林立果纠合空军司令部的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组成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联络据点,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他们还在广州、上海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精选成员进行特种训练。
1971年2月,林彪带着叶群和林立果窜到苏州进行阴谋活动。几天后,派林立果到杭州、上海串联死党。
3月21日,在上海某招待所的一座小楼的一间密室里,林立果和“联合舰队”的主要骨干进行了秘密会商。
分析形势时,林立果摆出了林彪“接班”面对的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接班”,二是被别人抢班,三是提前“接班”。提前“接班”的办法是搞掉B-52(污蔑毛主席的代称),实行武装起义。经过一阵密谋,这伙狂徒敲定了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包括利用“上层会议一网打尽”,“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他们借取“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命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
接着,林立果又在上海召开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建立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会议确定,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南京以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为“头”。还有江腾蛟,尤其加以“重用”,被封为第一线指挥,负责三点联系,以便“协同作战”。
这里要说说江腾蛟。此人十几岁参加红军,当译电员,在“红小鬼”里显得聪明伶俐,却是那种“学坏容易学好难”的角色,逐渐变得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
许司令戎马倥偬几十年,“脑袋别在裤腰上”干革命,靠着忠诚、勇敢和智慧,打硬仗打成了威镇四方的名将。自己实干起家,也器重实干的下级。对那种攀高结贵以求进身的家伙,他本能反感,一百个看不上眼。
只凭这一点,许司令就注定要成为江腾蛟这类鬼蜮的“钟馗”。
“文革”一开始,江腾蛟逢时走红,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靠“黑后台”上台,上了台必得加倍回报“后台”。他紧跟林彪一伙的指挥棒转,在南京地区大搞反军乱军活动,鼓动、支持地方和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冲击军队,造军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的反。许司令回到南京,即给毛主席和军委写信,直言明说,江腾蛟是南京地区反军乱军势力的“黑后台”和“黑手”。
由于名声臭,许司令不容,江腾蛟无法继续在南空工作,林彪把他弄到北京,先给个空政党委书记的头衔干着,准备当空军政治部主任。许司令看透了这种人得势必然坏事,揭发材料撵着他接二连三往上送。林彪一伙对许司令总还有所顾忌,始终没敢公布江腾蛟的任命。
第八十三章毛主席提出“三要三不要”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巡视南方,一路上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着重讲了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性质,点名批评了林彪等人,明确讲到仍有“两个司令部”存在。不言而喻,毛主席认为林彪已充当了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8月31日,汪东兴主任的孙秘书打来电话,说有架飞机去南京接许司令到南昌。许司令正好没有外出,听我一讲,好像心里有数似的,什么也不问,只要我一个人跟他去。
许司令的车子24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可以开动。我拿好平时总是“整装待命”的文件包,照例带上他那支不离身的猎枪,登车直奔机场。
许司令一到南昌,就被汪东兴、韩先楚等接到毛主席的住地。
谈话时间很长。记录稿要参加谈话的领导亲自抄写和保管,回去只在指定的小范围内传达。
许司令对汪东兴说:“你还不知道我,字是认识不少,写字不行,要不你给我抄一份,要不就让我的秘书抄。”
经汪主任同意,拿给我抄了一份。抄好交给许司令看,他一再嘱咐要保管好,要绝对保密,说:“泄漏出去杀头”
那次谈话的内容早已解密。我抄稿时印象较深、现在还能记住的,大致如下——见面先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亲自指挥,唱了一遍又一遍。毛主席说,《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去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党员和人民。在讲解歌词时,毛主席要求全党全军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说,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团结起来才能得胜利。此时此地让军队高级将领唱这两首歌,足以见得在当时强化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具有极端重要性。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指出,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并从理论上揭露了“天才史观”的唯心主义本质。
针对林彪及其同伙的恶劣现实表现,毛主席说,庐山会议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回到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同时又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首的改也难。”讲到军队,毛主席提了三点要求:军队要谨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他警告林彪一伙:我就不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话讲到这个份儿上,可见毛主席对事态向好转化已不抱多大希望了。
第八十四章上海紧急召见
讲到路线斗争的重要性时,毛主席对许司令说:你就知道挖煤,光搞黑的,不搞红的,不抓路线。
讲到对下级要和气,军阀作风要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对许司令说:你对王、林、鲍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你对我的感情没有过去深了,我的话也听也不听。
讲到希望高级干部要多读点书,毛主席对许司令说:你没读几本书也好,现在是不读书的犯错误少,倒是那些自以为读了很多书,懂了很多马克思的人常犯错误。因为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只会搬弄几句词汇吓唬人。
事关重大,刻不容缓。许司令只在南昌住了一晚,9月1日乘专机返回南京,当天下午即向军区和省的主要领导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几位领导同志听了传达,都为我们党的最高层再一次出事而担忧,心情很沉重。按中央办公厅的安排,王洪文也从上海到南京听了传达。
毛主席南巡谈话那时还属于机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一般来讲,把传达的精神按规定的范围传达下去,剩下的事情只是保密和待命。许司令却没有到此为止。其后一段时间,他先向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肖永银当面交代:从现在起,上海到南京的铁路要派部队巡逻,特别是沿线的涵洞,更要加强戒备,防止有人破坏。同时,断然改变视察苏北的预定行程,不到徐淮地区,只到离南京较近的扬州地区,把我留在家里值班,随时和他保持联系。事后看,这几项部署都是至关重要的。
9月11日凌晨,我被一号台的铃声惊醒。一看表,正好两点钟。总机接转上海的电话,说有客人要见许司令,要他上午赶到,来得越快越好。
肯定是毛主席到上海了。我马上叫总机找许司令,不料跟去的秘书缺乏经验,没让通信部门给他的住地架电话,一下把我急出了汗。还有什么既快速又有把握的办法?脑子转了几转,对,找扬州市委书记陈敬义同志。我托他转告:家里有急事,请许司令速回。
上海方面没有派飞机来接,坐汽车要七八个小时,再快也得下午赶到。乘火车呢,不知许司令几点钟回南京,能不能赶上车次也是问题。时间紧迫,我赶紧找作战部派值班飞机。值班飞机是总部派给各大军区使用的,苏制伊尔-14型,由空军负责养护和驾驶。
9时15分,许司令回到中山陵八号。进门就问,飞机到了没有。我回答没有飞机来接,是乘空军的值班飞机,他一听就不高兴,说:“要汪东兴!”自己打电话要飞机来接,汪主任说飞机不在。
没有办法,只好乘空军的值班飞机去上海。还是要我一个人跟着,交代我带好小型电话保密机,还有他的猎枪。
第八十五章警告王国维:“不要搞阴谋诡计”
乘车前往机场。许司令在路上责问我:“毛主席的谈话你也看到了,怎么还乘值班飞机﹖”
我保持沉默,心里反问,你不是也没有要到专机吗﹖当时觉得委屈,后来却不能不佩服许司令的敏感性和警惕性。
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汪东兴和王洪文前来迎接许司令。空军某部政委王维国也在场,不知他是怎么得到的消息。几个人乘汽车前往吴家花园火车站,毛主席的专列就停在附近一条专用线上。
汽车直接开进月台。下了车,汪东兴招呼许司令和王洪文上专列,让我去车站会客室休息。
毛主席的专列紧挨着车站会客室,车厢门口距离会客室门口不过十来米。我手里提着电话保密机和许司令的猎枪,肩上挎着一个小旅行包,站在会客室门前,目送许司令、王洪文在汪东兴引导下走向车门。
一行人走了四五步,汪东兴在跟上来的王维国面前伸手一挡,说:“你也去休息吧。”
王维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下子站住了。站了几秒钟,转身朝着会客室晃悠过来。
我还站在原地。迎面看着被挡驾的王维国,他脸上的表情怪怪的,既有不情愿,也有无可奈何,却绝少那种情况下应有的尴尬。
走进会客室时,我跟在王维国身后,只见他往沙发上一躺,腿一跷,莫名其妙地“唉”了一声。
12时45分,许司令和王洪文由汪东兴陪同走下专列,面向车门站着。我赶快迎了出去,等候吩咐。
不多时,车上传话下来,说毛主席让大家吃饭去,不要等他。
许司令本想去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王洪文说锦江饭店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时,空军某军郑长华军长也赶到了。
王洪文问:“要不要王维国、郑长华一起去吃饭﹖”
许司令说:“可以。”
赶到锦江饭店,上海市革委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已经等在那里。不知什么原因,饭还没有做好。王洪文觉得脸上无光,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的秘书批了一顿。
等着吃饭时,车站报告说,“客人”已经走了。
这顿饭直到下午两点半才算吃上。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各吃各的,很少讲话,气氛异常沉闷。座上有五六位都是一斤的酒量。往常这种场合,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至少干掉七八瓶茅台酒,今天连一瓶也没喝了。
吃过饭,许司令就要回南京,谁也留不住。
登机前,许司令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道别,握一个人说一句毛主席讲的“三要三不要”。第三句的上半句“要光明正大”刚出口,握到了王维国。
“不要搞阴谋诡计”许司令提高嗓门说出了下半句。
第八十六章许司令从上海急飞南京
两天后,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出逃。事件的经过是惊心动魄的——林彪从党羽密报得知毛主席南巡谈话内容,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决定对还在路上的毛主席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毛主席发现情况可疑,果断应对,机智周旋,在上海突然下令专列北上,全线绿灯,昼夜不停,经丰台安抵北京站。
林立果获悉毛主席离开上海,谋杀计划无法实现,遂按照林彪的指令,指挥“联合舰队”骨干准备飞机,拟定名单,妄图会同林彪集团核心成员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割据。林立果私调256号三叉戟专机飞抵山海关,停在海军机场,自己乘车赴北戴河与林彪、叶群会合。
9月13日1时55分,林彪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越过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飞到温都尔汗附近,燃油告罄,迫降时爆炸起火,机毁人亡。
回顾那几天许司令的日程,可以感受到,气氛很紧张,越来越紧张。
9月11日。
毛主席在上海紧急召见许司令等人,秘密谈话近两小时。随后突然发车离沪北上。
下午3时许,许司令从上海急飞南京。4时15分,赶回中山陵八号寓所。刚进门就要我拿好他学习《国家与革命》的心得体会,还有一包抓“五·一六”的情况报告,跟他去南京火车站。一路上,他像是在闭目养神,眉宇间却透出平时少见的焦虑。
赶到车站,等了一会,毛主席的专列到了。
汪东兴从车上走下来,告诉许司令:“主席已经休息了。”
有的书上写毛主席召许司令上车谈话,不对。许司令没有上车,只把带来的材料交给汪东兴,请他转呈毛主席。
一份读书心得,一份抓“红”的报告,显见许司令记着南昌谈话时毛主席对他的批评,表明自己知错即改的诚意,让毛主席放心。实际上,这时毛主席关心的“抓红”,已不是“五·一六”问题了。再看许司令赶在专列前面去车站迎候,似乎还有什么话,想再和毛主席面谈一次。
9月12日。
许司令整天呆在中山陵八号,哪里也没有去,交代我一定要听好电话,坚守岗位。他自己坐在屋里,不要文件看,也不找人谈话,例行的散步也取消了,从早到晚一个人闭门沉思,好像预感到有大事要发生。
傍晚时分,偌大一座宅院静得出奇。我想去看看许司令,见他房门紧闭,遂止步。窗外落霞消退,夜色降临,一种莫名的沉重感如暮霭般弥漫开来,渐渐笼罩了四面八方。
第八十七章奉命派陆军进驻机场
9月13日。
清晨5时,一号台的黑机子响了。在黎明前的寂静中,铃声显得突然而急促。一接,是北京总机,说周总理请许司令听电话。
许司令还没起床,我跑上楼去敲他的门。他一听是总理的电话,一骨碌爬起来,动作非常麻利。
我先跑下楼请示总理要不要加密,总理说要加密。那天也巧,原来好好的加密机怎么也加不上密。可以想见我当时的窘态,总理说,不要加密了。虽然没有批评,却叫我自责了好久。
许司令很快下楼,拿起话筒:“总理吗?芽我是许世友。”
“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人跑了。”总理的声音清楚,因为没有加密,话讲得含蓄。“毛主席下面经常生病的那个人跑了。”
“知道了。”许司令表情严肃,却无意外的惊愕。
“你们要看住所有军用、民用机场、码头,”周总理说,“不要让飞机和舰艇跑了。发现可疑的人和飞机立即扣下来。可派陆军进驻机场。”
“请总理放心,我立即布置。”
许司令放下电话,叫我即找肖永银速来中山陵八号,然后缓步上楼,坐在餐桌旁等着。这张圆桌既是吃饭和请客的桌子,也是小范围谈工作的桌子。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永银很快赶到,许司令让他坐下。
“肖永银同志,刚才总理来电话说,林彪跑了。现在保密,只能你一个人知道。”许司令一口气往下说:“你通知南空,飞机一律不准起飞;通知东海舰队,舰艇一律不准出海。如果跑掉一架飞机、一艘舰艇,拿单位领导是问。舰艇好办,一个人开不跑。飞机的机动性大,一个人就可以开,如果冲上跑道,你拦都拦不住。总理指示让陆军进驻机场。我看每个机场派一个陆军营,乘大卡车进机场,就把卡车停在跑道上。”
肖永银说:“这个办法好。”
许司令让他先给南空和海军航空兵打个招呼,以免陆军进驻时发生误会。
许司令送走肖永银,又嘱咐我不要离开电话机。
有生以来我从未经过这么严重的突发事件。方才一阵忙碌,这时仿佛刚刚清醒,只觉得背后汗津津的发凉,心脏仍在怦怦急跳。相形之下,深感许司令处变不惊,应急不乱,心理素质超乎常人。我做了几次深呼吸,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以便应对还可能出现的非常事态。
上午9时,作战部报告,陆军部队已进驻机场,卡车按规定在跑道上排好。
许司令叫我马上接通北京的电话,他要直接报告周总理,同时还想了解一点林彪逃跑的具体情况。总理很忙,没有找到。许司令又找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总机很快把电话接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李主任奉中央命令正在那里坐镇。
“请你报告总理,我们已按他的指示部署下去了。陆军开到机场,大卡车停在跑道上,万无一失。”许司令报告了南京方面的落实情况,接着一字一句说道:“李德生同志,你一定要好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这次通话,后来又被“四人帮”怀疑是许、李二人搞串联,专门派人去沈阳,要李德生同志写这次通话内容和证明。
第八十八章得知林彪折戟沉沙
9月14日,许司令仍未外出。
下午6时30分,周总理来电话通报:“叛逃那个人已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摔死了。同机叛逃的有他的老婆、儿子。飞机着火,人烧焦了。共有9具尸体,8男1女。”
“好”许司令说,“摔死了好”
周总理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得知林彪折戟沉沙,许司令很兴奋,要我立即通知军区和省委常委,晚上八点来中山陵八号听传达。会前请几位领导喝酒庆贺。这天特别高兴,平均每个人喝了一瓶多茅台。
由于几天来过分疲劳,这回他真喝醉了,走路摇摇晃晃,讲话时舌头根子发硬,但还能听懂是林彪带着老婆、儿子逃跑了,而且摔死了。讲到飞机摔下来的地方,只记得是蒙古的什么汗。
我在一旁提醒:“温都尔汗。”
“对,对。”他说,“就是那里。”
许司令海量,难得一醉,醉了醒的也快。第二天一大早就喊我上楼,问我昨晚开会话讲清楚了没有﹖我回答基本清楚了。他交代我要加强警戒,防止林彪死党狗急跳墙,干坏事。
汽笛长鸣,铁轮飞转,特快列车向北疾驰。
政治局开会研究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许司令奉召进京。周总理特别嘱咐,不要乘飞机,要乘火车,顺便带着王洪文同车前往。
军交部准备了公务车,加挂在特快列车后面。这节车厢备有单人房一间、双人房一间,四人房两间,还有伙房和卫生间。单人间内置大床一张,写字台一个,浴室和厕所是专用的。车尾是会议室兼餐厅,很宽敞,十几个人开会、吃饭不显得拥挤。周围有玻璃窗,外面的景色尽收眼底,所以又叫望车。
王洪文当过兵,所在部队的前身是华东九纵,许司令是华东九纵第一任司令员,两个人的辈分差着很多。在老司令、老首长面前,王洪文造反司令的威风抖不起来,市革委负责人的架子也端不起来。可能他以为与许司令同起同坐,总得显出自己是个人物才不失平衡,就找个话题拉扯开了。
“上海的王维国肯定是林彪死党,我老早就发现他不正常。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却反对上海警备区和大军区哪有解放军反解放军的﹖我是军队转业干部,至今对解放军还很有感情。”王洪文一面套近乎,一面显示自己“水平”不凡,“老练”有余。“王维国在市公检法‘支左’,好多事鬼鬼祟祟,也不向我们报告。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你,他总想往专列上钻,幸亏被汪主任挡住了。”
许司令本来就沉默寡语,对这种造反起家的政治暴发户,更不爱答理。任凭王洪文自卖自夸,他只是听着,不置可否。
第八十九章将军品诗意味长
到了北京,坐上中办的汽车,直接开进中南海,停在万字廊会议室门前。
万字廊是一组水上建筑,几条回廊勾连着水榭亭台,曲曲折折,形似万字。佛门认为万字是释迦牟尼胸前显示的“瑞相”,被当做“万德吉祥”的标志,梵文意谓“吉祥之所积”。时逢慈禧太后寿诞,遂以名之。
开会时,政治局委员除了黄、吴、李、邱,差不多都来了,还有部分领导列席。
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开门见山,简要通报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经过,然后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周总理说,这个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已印发,先传达到省、军一级。
当晚,毛主席接见与会人员,讲了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讲了林彪的历史。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地球照常转动。接着又讲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还交给许司令十本《天体运行》,让他转送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接见后继续开会,气氛非常活跃。叶帅说,陈老总得知林彪摔死,随口吟出白居易的《放言诗》:“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更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尚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有人又念了一首乔冠华改动的唐人诗,原诗是:“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改后为:“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
会上,周总理讲了逮捕林彪死党和战备问题。
不觉午时已过,与会者仍兴奋不已。夜餐上了酒,众人频频举杯,庆幸林彪这颗隐藏在党中央的“定时炸弹”自我引爆,庆贺党和人民取得了胜利。
许司令对那首讲王莽篡政的唐诗特别感兴趣。回南京后,嘱我用毛笔写在四尺宣纸上,贴在小餐厅兼会客室的墙壁上,他每天看几遍,念几遍。
有客来访时,还讲给人家听:“你看林彪像不像王莽﹖在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面前,他‘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多谦虚真像王莽‘谦恭未篡时’。识别一个人也不容易,正像诗里讲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更待七年期’啊”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指出:“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管他过去是否受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肃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
这个通知贯彻下去,各地开始揭批、清查。首先逮捕林彪死党。
第九十章逮捕王维国
上海的王维国和杭州的陈励耘参与反革命武装政变,罪在必抓。林彪摔死后的第三天,周总理就通过电话,密令许司令采取措施,一定要防止这两个人逃跑。在中南海万字廊开会时,周总理又面命许司令负责逮捕王维国和陈励耘,由王洪文协助。
许司令先已遵照总理的指示,责成王洪文控制王维国。并给杭州的熊应堂打电话,要他控制陈励耘。特别向他交待:“你要保证陈励耘不出事,否则找你算账。”
从北京返宁途中,许司令在火车上和王洪文连夜制定出一套逮捕王维国、陈励耘的行动方案:以看中央文件为由,先在上海诱捕王维国,然后把陈励耘“请”到上海抓起来。因陈励耘尚在浙江省委第二书记任上,第一书记是南萍,看文件“请二”不“请一”不合惯例,为避免打草惊蛇,干脆两人都“请”,委屈南萍“陪绑”一遭。
到南京时,天刚透亮。
一夜没怎么合眼,许司令毫无倦色,前脚进门,后脚就把肖永银和保卫部长李书和找来,一五一十做了交代,让他们依计行事。
许司令嘱咐道:“此事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你们带的人越少越好,回来由上海警备区派车,让好八连护送。”
并让肖永银通知驻在苏州的一个师监视硕放机场,通知上海警备区监视相关的敏感部位。
肖永银回去安排妥当,和李部长带上几名随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前往上海,住进了延安饭店。经过研究,确定在锦江饭店动手。
许司令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好,依然精神抖擞。刚把逮捕林彪死党的任务布置下去,就召集军区和省委常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通知精神,研究贯彻意见。接着找军区下属大单位的主要领导谈话,有的请来谈,有的在电话上谈,向他们通报林彪逃跑的情况,要他们认真学习中央通知,抓紧做好清查工作。
对和林彪有这样那样瓜葛的人,他反复教育启发:“自己有什么问题,如实向中央讲清楚,争取主动。”
一面逐个单位传达贯彻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一面时刻不停地关注着肖永银他们的捉捕行动。从早忙到晚,根本不知疲倦,完全是当年打仗那股劲头。
锦江饭店是一家高级饭店,专门接待高规格的内宾和外宾,上海市革委会的重要活动也常在这里举行。王维国接到王洪文的电话,一听是请他到锦江饭店看文件,根本没有引起怀疑,带着秘书和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很快赶来了。
一进门,秘书和警卫就被领到休息室休息。王维国大摇大摆地走进会议室,一眼扫见肖永银和王洪文坐在一起,感到大事不妙,刚想转身,预先埋伏的警卫抢步上前扭住他的双臂。
“咔嚓”一声,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住了王维国的双手。
肖永银随即宣布:“你被捕了!”
第九十一章逮捕陈励耘
从杭州到上海,汽车要跑四个多小时,陈励耘和南萍还在途中。肖永银担心半道生变,假装从南京给熊应堂打电话。
“听说上海有个中央重要文件,请南萍去看,是否确有其事﹖”
“有,是南萍和陈励耘去。”
“走了多久﹖还有什么人﹖”
“各人带着秘书,南萍还带着老婆到上海看病,走了快两个小时了。”
“南萍挺有心眼,”肖永银放下电话说,“带着老婆绝不是看病,是准备通风报信的。”
这里正在议论,门卫报告,南萍、陈励耘已经到了。
南、陈二人走进会议室,看到肖永银在场,猛然一愣,站住了。
陈励耘倒比较老实,一听肖永银宣布他被捕了,好像有准备似的,自动伸出双手。警卫给他扣上手铐,押走了。
南萍稍后出来,他老婆见他好好的,当着好多人的面,一头扑到老公怀里,眼泪扑簌簌流了出来,不知是哭还是笑。
抓了王维国和陈励耘,肖永银即向南京报告:“许司令,你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两个东西都弄到手了,很顺利。”
又说,王洪文要请他们吃晚饭,吃过饭他们就回南京。
南京这边一直在等电话。
肖永银报告人抓到了,许司令脸上的表情仍不轻松;听说要留他们吃饭,眉头皱了起来,用命令的口气对着话筒说:“肖永银同志,你们立即返回南京不要晚上走。你懂我的意思吗﹖回来时你们走北路,从嘉定、常熟、沙洲、江阴、镇江回南京。我让张明带部队走南路,从溧水、溧阳、宜兴、无锡、苏州返回,造声势策应你们。”
“是,我们立即返回。”肖永银马上领会了许司令的意图。“上海警备区董常云副司令带好八连护送我们,保证把那两个东西弄回南京,请许司令放心。”
有了万无一失的把握,许司令向周总理复命:“王维国、陈励耘已被抓起来了,正在押送南京的路上。”
张明是华东战斗英雄,著名的“洛阳营”营长,时任某军军长。许司令选用政治上可靠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干部参与这次行动,显见他是把逮捕林彪死党当做一场战役来打的。
早年在九纵给许司令当过副参谋长的叶超同志曾回忆说:“我接触的许多高级领导中,没有谁像他那样熟悉地图。一有空,他就聚精会神地看地图。打孟良崮时,华野来电话找许司令,他不像我们要看着地图讲话,好像把地图印在脑子里似的,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行军,参谋带着向导在前面带路,走了一段,许司令说,路走错了。我赶快骑马去问,果然提前转弯了,还应再过一个山头才对。”
这次许司令指定一条押送路线,一条佯动路线,沿途十个地名,随口就来,一点不差,使我领略了他这手看家本领真是过硬。
捉捕行动开始时,王维国和陈励耘还没有免职,兵权在握,可以发号施令。逮捕他们,确有可能狗急跳墙。而这次行动没出一点疏漏,像“天网”一样罩得严严实实,真不能不佩服许司令先期筹谋之深思熟虑,坐镇指挥之严谨缜密。
第九十二章审查王维国、陈励耘
王维国、陈励耘押送南京后,军区成立了专案组,由保卫部长担任专案组长,对他们进行审查。总政李德生主任传达了周总理的批示:“不许搞逼供信。”许司令几次出面给王、陈讲形势,讲政策,显得很有耐心。
王维国见大势已去,交代了林立果向他们传达林彪手令、决定在上海杀害毛主席的罪恶事实。他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攻击毛主席的专列;二是用改装的100毫米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趁毛主席接见他的时候,在车上用手枪打。如在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附近的铁路涵洞放炸药,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派飞机轰炸火车。
陈励耘招供,9月8日,于新野给他打电话,要调笕桥的飞机去执行反革命任务。
“我听了很怕,”陈励耘说,“不敢给驾驶员讲,推说驾驶员不在。”
搞阴谋搞到如此程度,真可谓登峰造极野心与凶残结合,必然孽生血腥与杀戮。请看审讯中的这段对话——许司令:“你不知道这是犯罪吗﹖”
王维国:“知道,已经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心狠手毒,不干也活不了。”
许司令:“你谋害毛主席,是犯了弥天大罪,党和人民不会饶恕你,林彪他们会放过你吗﹖”
王维国:“林立果讲过,事成之后大家都是开国元勋,把罪加到军区头上,就说大军区搞叛乱。”
“三曹对案”证实,在9月8日那天,林彪亲笔写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交由林立果具体执行,要在上海市郊置毛主席于死地。9月9日,即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司令的前两天,这道手令下达给了王维国。
许司令看过王维国的交代材料,对我讲:“当时幸亏把他带去吃饭,不然的话,毛主席还真危险呢”
我问道:“你在机场上和他握手时,说了一句‘不要搞阴谋诡计’,是不是有意的﹖”
许司令说:“就是有意点他一下毛主席和汪主任那时就说这个人不好。”
至于熊应堂,在人家眼里只是个“胡传魁式的人物,没有文化,很粗,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子。”陈励耘说:“我们就投其所好,把陆军部队和空军部队的番号加在一起,封他为‘二十九军军长’,他听了很高兴。因此,《”五七一工程“纪要》把他那个军作为‘借用力量’,空军某军是‘基本力量’。必要时可固守浙江。熊应堂是老资格,只要他不出难题,事情就好办了。”
听到这些情况,许司令说:“看来他俩都上贼船了。”
这一阵工作太紧张,许司令的心绞痛又犯了,恶心、呕吐,不能吃饭。遂向中央发电报,请求休息一周。中央回电同意。周总理还特派华山回南京,代表自己和其他中央领导看望许司令。
华山当时在北京空军驾驶飞机。许司令喜迎爱女回家,一高兴,病情很快好转。华山在家陪着老爸,住了半个月才走。
第九十三章捅了“马蜂窝”,不怕“马蜂蜇”
林彪集团的覆灭,正如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与此同时,在客观上提供了一次历史转机,使“文革”的极左错误有可能得以纠正,从而把国家导向正常的发展轨道。很可惜,这一历史转机与我们擦肩而过。
当这个历史转机到来的时候,以周总理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为纠正极左的错误尽了最大努力,并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相反,因竞争对手灭亡而攫取到更多权力的江青集团,野心急剧膨胀,不断兴风作浪,挑起事端,更加疯狂地推行他们篡党夺权的既定方针。
围绕着浙江问题,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有增无减。
南萍在林彪的贼船上陷得太深,尽管中央打了招呼,还是无力自拔。陈励耘以执行反革命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参与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被逮捕了,南萍还在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上讲:“陈励耘是个什么样性质的问题,这要由中央审查做结论。”熊应堂马上插话:“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现在还很难说。”也真糊涂的可以毕竟南萍脑子活,明白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一手遮天,又在省军区团以上干部会上表白:“我们和陈励耘之间是有斗争的,和他们是两条道上的人。”
揭批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的中央文件刚在浙江贯彻,南萍、熊应堂就忙着划框框,定调子。他们作出规定,凡是揭发陈励耘的材料,必须经过南萍签批才能上报,借机扣压对他们不利的揭发材料。在揭发批判中,谁要提到“基本力量”、“借用力量”和“固守浙江”等实质性问题,他们就说谁“与《‘五七一工程’纪要》共鸣”,“想利用中央文件泄私愤,是翻案,是反革命。”谁要敢于揭发他们的问题,他们就给谁扣上了“矛头指向省委”、“反对‘三红’”、“立场错误”等等大帽子。
由于他们的阻挠和压制,林彪集团和陈励耘等人在浙江犯下的罪行得不到彻底清算,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广大干部和群众非常不满,有不少揭发材料直接寄到了中央和南京军区。
许司令既捅了“马蜂窝”,就不怕“马蜂蜇”。他把浙江寄来的揭发材料交给下面稍加整理,连同王维国、陈励耘的交代材料一起,亲自报送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很快,中央又一次召集省委和驻浙部队负责人进京开会,并请许司令参加。
第九十四章解决浙江问题
浙江省自“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总也治不住,从根本上讲,是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造成的。林彪集团垮台了,江青集团既庆幸少了一个篡党夺权的对手,又害怕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所以,“揭盖子”与“捂盖子”的斗争,势必延伸到北京这次会议上。
会前,毛主席指示:“首先解决敌我问题。”政治局和南萍谈话时,周总理说:“你同陈励耘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是有联系的,这次要争取主动。”张春桥、姚文元担心南萍等人压力太大,把问题抖搂出来于己不利,偷偷去京西宾馆接见他们,进行抚慰。
虽然有干扰,毕竟“纸里包不住火”。许司令报送的材料加上各方面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为正确解决浙江问题提供了充分的可靠的依据。在周总理的指导下,会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央批转了与会10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即(72)中发16号文件,对浙江问题做出了结论性的表述和认定——其一,林彪集团为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其死党叶群、林立果、江腾蛟、王维国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密谋串联,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活动。
其二,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其三,南萍、熊应堂两同志“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其四,“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中,在浙江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
批转这个报告的中央文件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揭发林、陈反党集团及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自己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要向会议进行检查交代,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
中央领导接见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时,周总理说:“你们的报告主席已经批了,回去后,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中央派许世友、王洪文去帮助。”
南萍、熊应堂不能再干了。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分别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书记,主持省委工作。
省军区领导班子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这个班子四年前被改组时,上上下下思想不通,抵触情绪很大,有人诌了两句打油诗:“南山一只熊,一口吃了两条龙。”南指南萍,熊指熊应堂,两条龙指省军区政委龙潜、司令员张秀龙。如今形势变化,不知哪个又续上两句:“二龙翻身归大海,水漫南山淹死熊。”
第九十五章带王洪文解决浙江问题
派许司令带王洪文到浙江,照毛主席的说法,是让王洪文去锻炼,跟着老将军学习解决棘手问题。然而,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哪是什么可教之才平步青云才几天,自己姓什么都快忘了。一到杭州,先在住处上挑肥拣瘦,嫌许司令选择的华北饭店没有空调,说天气太热,要住更高级的杭州饭店。离了空调就不能活似的,娇贵得像个王子王孙。
华北饭店是省军区招待所,位于岳王庙北一座小山坡上,离西湖很近。许司令说,这里条件虽差一点,但伙食不错,最重要的是安全可靠。杭州公安系统是陈励耘控制的,陈励耘的问题还没有清算,到地方去住,安全没有保障。当时当地的情况还很复杂,这点考虑决非多余。许司令坚持不换地方,王洪文才勉强住下。
这还算小别扭。随着工作展开,本质性的矛盾一个接一个地暴露出来。
遵照中央文件确定的方针,许司令反复强调揭批和清查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联系浙江实际。王洪文却说:“过多联系浙江实际,容易走偏方向,纠缠历史旧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林彪集团在浙江干了那么多坏事,犯下了谋害毛主席的弥天大罪,揭批和清查如不联系实际,不讲具体人和事,岂不是放空炮也只有切实分清敌我,切实辨明是非,才能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王洪文抛出“过多”二字,说穿了,一是不准群众揭盖子,好把他们和林彪集团相互勾结、插手浙江的老底子捂严实;二是想把水搅浑,掩护党羽过关。
在对待两派群众造反组织的问题上,许司令认为“省联总”和“红暴会”都是左派组织,省军区支持两派是对的。王洪文却说,“‘省联总’最早起来造当权派的反,对浙江省文化大革命有贡献,是当当响的左派组织”。“‘红暴会’上层头头虽是老造反派,后来变了,基本上是保守派”。至于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他仍与康生、张春桥、黄永胜、吴法宪“口径一致”,说他们“和地方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地头蛇”,是“保守势力的后台”。
浙江形势为什么总不稳定﹖驻浙部队为什么总不一致﹖直接原因不就是南萍等人跟着吴法宪、陈励耘支一派压一派嘛许司令的主张显然有利于全省摆脱混乱局面,当时条件下也只能这么办。如果依了王洪文,继续肯定一派,否定一派,浙江还得接着乱。
第九十六章水火岂能同炉
在对待南萍和熊应堂的问题上,许司令认为两个人虽然都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但程度不同。南萍是自觉自愿上的贼船,正像他在检讨中说的:“我在丑恶的资产阶级‘向上爬’、‘保官图名’的思想支配下,自觉地踏上他们早已铺好的跳板,一步步走上这条贼船,成了他们的‘借用力量’。”熊应堂是老红军、工农干部,是被陈励耘等人拉上贼船的。王洪文则说南萍“支左还是对的,支持了革命左派,后来受了陈励耘的骗”,所犯错误从性质到程度都和熊应堂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明明不一样,硬说没区别,看起来是“各打五十大板”,好像挺公平,实则是用派性标准界定远近亲疏。许司令指出这是搞“形而上学”,责问王洪文:“怎么能一概而论,不作具体分析﹖”
对浙江问题怎么看、怎么解决,由于根子上拧着劲,观点针锋相对,路子截然相反。最明显的是个别谈话——熊应堂误上贼船,船沉落水,顾虑很多。许司令代表组织和他谈话时,坦率地说:“表面看你得罪人多,坏事是他们干得多。他们是导演,你是演员。你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成功了,也不会要你这个大老粗。错了就改,好好检讨,彻底交代,我们还可以给你讲话。”
浙江有一个造反派头头见林彪一伙垮台,陈励耘犯了案,忐忑不安,抱病观风。王洪文背着人找他密谈时,对他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刮它个十二级台风要经得起十二级台风的考验。”“江青、张春桥要我到浙江见到你时向你问好。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及时向我反映。”
许司令意在提醒熊应堂不要稀里糊涂地给人家充当掩盖问题的“挡箭牌”,启发他下决心和陈励耘一伙划清界限,争取早一点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这样对待一位犯错误的老同志,完全是出以公心。王洪文则是秉承江青一伙的旨意,给那个造反派头头壮胆、打气,目的在于阻挠揭批和清查,稳住阵脚,保存实力,以便进一步搞他们争夺与控制浙江的阴谋活动。
那时候,王洪文是作为许司令的助手参与解决浙江问题的,尽管他唱反调,使反劲,总还掀不起大的风浪。
后来就不同了。1973年1月,王洪文来杭州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钦差大臣”,下车伊始,指责浙江“批林整风”的方向偏了。这个风吹下去,因与林彪一伙有瓜葛受过批判的人私下串连,互相打气,说:“王洪文是来纠偏的。现在是造反派受压,我们要起来斗。”浙江的形势又出现反复,“批林整风”无法进行。
王洪文当上中央副主席以后,“得志更猖狂”,仗势压制谭启龙和铁瑛同志,公开支持一部分造反派“反潮流”、反省委,搅得浙江昏天黑地,中央只好又发了文件稳定局面。
就这样来回“翻烧饼”,可把浙江的干部、群众折腾苦了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浙江才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经济生活。
第九十七章三个问题像“刀山”
还在万字廊夜餐祝酒时,张春桥端着酒杯蹭到许司令面前,用一种侥幸得活的口气说:“如果林彪成功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许司令回答得很干脆:“他们永远成功不了”
林彪已经折戟沉沙,暴尸荒漠,还有什么“永远”可言﹖“他们”二字之所指,难道只是温都尔汗那几个游魂野鬼﹖当然不是。换个场合,许司令讲得越发透彻:“前门死了狼,后门进来虎。狼咬人,虎比狼的嘴更大,更厉害。”
曾有一位大军区领导对他诉苦,说自己被中央文革的“红人”压制得难以工作。许司令认为不能让步,要斗。
那位领导说:“我还要考虑孩子的抚恤费呢。”
“死都不怕,还管什么抚恤费”许司令随口念出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言志诗”:“官大定要担风险,时刻准备上刀山。”
许司令深知自己是江青一伙处心积虑要拔掉的“眼中钉”,要搬开的“绊脚石”,先已做好了一战再战的精神准备。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会查到他的头上来。
祸端发自庐山。许司令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写信一事,如今成了要向中央澄清的一大问题。
1972年12月25日,许司令奉召进京。党中央、中央文革派代表和他谈话,提出三个问题,每个问题的分量都很重。
第一,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庐山会议以后,张春桥成了当当响的大“左派”,如果是指他,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分裂党中央,罪莫大焉第二,为什么信会落到林彪手里﹖如果是有意送给林彪,支持他发难庐山的讲话,就是上了贼船,起码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
第三,为什么三大军区司令写的信内容相同﹖如果是许、韩、杨三人搞“串联”,就是非组织活动,为党的组织原则所不允许,对高级干部是非常忌讳的。
这三个问题一齐提出来,对许司令来说,真好比锋刃森然的三座“刀山”横在面前。
事过两年零三个月,许司令已记不大清了,中央代表叫我帮助回忆。我如实说明,写信的出发点是拥护毛主席关于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英明决定。接着,讲了三封信看来内容相同,实则事出偶然;讲了信是由我通过会议秘书洪雪竹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转呈毛主席和林彪的,不知怎么会留在林彪那里。至于信里提到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我说,写信时我不清楚,只知道那时陈伯达的问题已暴露,毛主席和许司令谈话时,讲过陈伯达是坏人。这以前,许司令还从周总理处得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从汪东兴处得知摘登陈伯达发言的“二号简报”是错误的。由此想来,“犯错误的人”是不是指的陈伯达﹖“我记起来了,”许司令说,“就是李文卿同志刚才说的。写信时,会议停开,华北组简报收回,毛主席也告诉我陈伯达是坏人,不指他指谁﹖信的内容为什么一样,你们可以问问老韩和老杨。信怎么到林彪手里的,你们可以问中央办公厅。”
这里应当说明,庐山那封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没有具体点名,但肯定不是影射张春桥。有本书写到此事,意谓许司令对张春桥恨之入骨,所以写信请求毛主席把他下放南京军区所辖农场“劳动改造”。看似合乎逻辑,实则失之于推想臆断。
第九十八章心绞痛又犯了
中央代表又找我个别谈,还是追问那三个问题。对我讲,为写信碰过头的大军区领导还有好几个,并说那几封信林彪“拿着当宝贝,看,三个大区司令写信支持我。”不管这个情节真有其事还是“合理想像”,反正我坚持实话实说。
看情形,中央代表对调查进展还不满意。
一位领导对我说:“你是许司令信任的办公室主任,你劝劝许司令如实把情况向中央讲清楚嘛”
“你这个话不对。”我说,“我虽是办公室主任,其实还是秘书。你们领导层的事,我一个秘书怎么好讲﹖再说,你也是许司令的老部下,是许司令信任的人,你劝劝他不是更有作用嘛”
我的回答直来直去,那位领导并没有嗔怪。后来他也挨了“四人帮”的整。
王洪文可把我盯上了。在“批林批孔”中,这位中央副主席竟然点名指责我这小秘书帮许司令“说假话”,“欺骗中央”。
王洪文是解决三大军区司令庐山写信问题的中央代表之一。当时我有所感觉,他的用心不在查清事实真相,而是要以庐山写信为由头,整垮许司令和一批高级将领。江青集团惯于排除异己,采取的手段既卑鄙又毒辣。本应实事求是的清查工作,被他们掺入了一股借机整人的邪劲。
许司令开始想得简单,自以为“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无非查一查,问一问,水落石出,自然了事。中央代表找我谈话,又找他继续谈,他才感到事态严重。
他对我说:“好在毛主席健在,军区和省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都在,容易搞清楚。”
讲是这样讲,其实很闹心。精神压力一大,心绞痛又犯了,饭吃不下,血压陡升,还发起了高烧。
他这人最不愿意住医院,在大别山名为养病,其实没睡一天病床。平时身体不适,就喝几口茅台酒顶一顶,至多是让保健医生给点药,叫护士打打针,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很少真的躺下休息几天。这次病得不轻,还是硬挺着不肯住院。我急得不行,又劝不动。
周总理知道了,指示301医院刘轩亭院长动员许司令住院治疗。刘院长原任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是许司令很熟悉的一位老部下。老部下出面还是管用,没费多少口舌,就把许司令劝进了他们南楼的高干病房。
许司令躺在病床上,交代我按照那天向中央代表讲的情况给毛主席写检讨。
“你们不要怕,你们写信的没有关系,有什么问题,我一人承担,我向毛主席作检讨。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你们。”停了一下,他接着说,“你们知道什么,就揭发。”
我没言语。心说,我知道那封信是有人提议,大家写出来,你签发的。我知道牵连三大军区司令的三封信出台的经过,确实没有搞串联。我更知道,许司令明人不做暗事,从来不搞阴谋除此而外,我还知道什么﹖要我揭发什么﹖难道你当我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不肖之辈吗﹖正觉得有点委屈,又听他说:“你跟我六七年了,帮我做了很多工作,回南京后,你就下部队自己去闯。我不埋没你们,干好了,你们还可以发展。”
我白天在医院陪他说话,使他不感寂寞;晚上回宾馆帮他写检讨,尽量把庐山写信一事梳理清楚。
第九十九章“有什么事由我承担”
周总理、叶帅、李先念副总理、汪东兴主任都很关心许司令的病情,先后来医院看望,劝他不要急,有些事慢慢想,说清楚就行了。江青、张春桥也来看过一次。许司令和他们“话不投机半句多”,躺在床上,眼睛半睁半闭,偶尔答对一下。
江、张二人一走,许司令就对我说:“你还是出去工作吧,免得连累你。斗争复杂,有忠无奸不成戏,这是老话。”
许司令到北京7天,住了5天医院。再过一天就是1973年元旦,许司令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中央同意他回南京休息,当晚我们就飞回了南京。
元旦刚过,许司令召集江苏省和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起回忆庐山写信的情况。
写信时大家都在场,都发了言,也都赞同那四条建议,没有谁提过反对意见,所以,回忆事情经过和统一认识都比较顺利。一致认为,那封信在内容上没什么偏差,就是言辞过激,有点造反派的口气,起了干扰主席的作用,作为高级干部是不该有的。正如毛主席在会议上批评的,这么大的事,不调查不研究,也不问之,就跟着起哄。这是重要教训。
许司令让彭冲同志和我执笔,依据大家的回忆和认识,向毛主席、党中央起草一份检讨性的电报。电文讨论通过,到会的委员都签了名,还是由许司令签发。
在这次会上,许司令当众表态说:“庐山那封信虽是大家写的,是我同意和签发的,有什么事由我承担。”
可能是没有查出串联写信的证据,韩司令和杨司令先行解脱。5月初,毛主席派李德生主任和韩司令到南京做许司令的工作。
此前四个多月,已确定我下部队任职。许司令要我选个人接秘书班,还是那三个条件:胶东人,初中以上文化,打过仗。打过仗的胶东籍的年轻一点的人已经没有了。许司令又扩大范围,说山东人、安徽人都行。最后还是从部队找了个山东人。
新秘书来了,工作也交接了,许司令还不放我走,让我主持他儿子许建军的婚礼,做证婚人。忙过这件事,下部队才三天,许司令又召我速回南京。
5月7日中午11时,我赶到了中山陵八号。许司令已在会客室等了我很长时间。
一进门他就迎着我说:“你帮我写个回忆材料,开始写毛主席派李、韩来南京,对我帮助教育很大。再写我过去没有和林秃子一起工作过,对他不了解。他当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和他是一般工作关系。庐山那封信,由我承担责任,就按以前讲的写。”
下午,许司令和韩司令再次回忆庐山写信的情况,要我也参加。言来语去回忆了一遍,和前几次一样,没有对不上牙口或遗漏的地方。
“最多是上当受骗,”韩司令说,“我才不上纲上线呢”
“对,最多是上当受骗,不要上纲上线。”许司令目光转向我,“写二三千字就可以了。”
第一○○章写信风波暂告平息
庐山写信的回忆材料,由于情况清楚,很快拉出了初稿。许司令阅改后,决定以他个人检讨信的形式呈送毛主席。落款日期是1973年5月14日。
信中还写到,“我看过林秃子几次,和他照过一次相,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过他。”这是讲的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初,许司令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也很尊重“林副主席”,打到野味给毛主席送去,同时送给林彪一份。许司令要我把这些事写上,意思是既要说清楚,就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掖着藏着。
5月17日,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许司令是要我跟他去。到北京后,许司令亲自把检讨信交李德生主任,请他转呈毛主席。
开会时,毛主席当面批评许司令,说你的信只写给我,要不要交政治局看﹖还是给你退回去。
韩司令也给毛主席写了检讨信,呈送后很快印发政治局。许司令的检讨信退回来改过抬头,重新呈送毛主席并政治局,也始终未见下文。
十几天前,在5月4日,毛主席接见韩司令时说过,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你们俩大老粗,不民主。民主集中制还要不要了﹖还是要讲团结,要多团结些人。这就是说,1971年8月31日毛主席在南昌指挥他们唱《国际歌》以前的问题不再追究了,当然也包括庐山写信一事。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已发生质的变化,即从政治路线划分得清不清转到了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不好上面。这一点,也可从毛主席对许司令的检讨信只送他个人未送政治局的批评上得到印证。
据说,毛主席起初不同意追究几位大军区司令庐山写信的问题,特别是许世友和韩先楚,说他们是大老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是认识问题。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毛主席又同意解决他们几个人的问题了。联系毛主席接见韩司令时讲的那番话,这个“据说”不无可能是“有据而说”。
就在这次“批林整风”会议上,许司令在一次小组会上检查说:“我思想上、作风上比较突出的毛病,是急躁、简单、粗,想问题不周到,说起话来有时很冲。主观上想把党的事业搞好,但要求过急,主观性也较强,对不同意见不够耐心,有时也很固执,民主作风较差。党委内部的思想工作不大过细,对某些比较复杂的情况,不善于等待,方式方法上有时不妥,团结工作做得不够好。在工作上不善于总结经验,有事务主义。主席的批评教育,对我是爱护、鼓励、鞭策,今后要经常对照检查,不断改正。”
有则有,无则无,既不文过饰非,也不违心屈就。至此,庐山写信的风波暂告平息。
第一○一章调任广州军区司令
1973年年底,中国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在12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建议“各大军区司令互相调动”,毛主席表示赞成,同时,提议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工作,当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政治局很快讨论通过。
12月22日,中共中央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
全国当时有十一个大军区。对调后,陈锡联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任济南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没有调动的是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这三位任职时间都不长,最短的只有四个多月。
这一重大的军界人事变动,据中央命令所称,是“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
重新起用邓小平同志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说明毛主席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林彪事件的教训,对老一辈革命家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优秀品德有了更加切实的感受,对他们治理国家的卓越才能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同时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之缺德无才,不堪重任,对王、张、江、姚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之权势暴涨,野心毕露,也是不无洞察的。
互调命令出台当天,毛主席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
“开场白”出人意料。毛主席念了几句戏文:“送君送到阳关路,你也苦,我也苦,手中的锣儿敲得苦。”“这一班五虎将俱都伤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
接着说,我年老了,也要去“卖年糕”,要到福州去“卖年糕”,南京不去了,南京太热了。在这里,毛主席引用了传统相声《歪批三国》的一个“包袱儿”,即借谐音把“老迈年高”说成“老卖年糕”。
旁征博引,风趣幽默,像在暗示什么,感慨什么,又像批评什么。在场的人一时难解其中三昧。
那时候,提前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刚四个月。十大在整体上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不仅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进一步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毛主席希望十大以后出现“团结、胜利”的局面,实际上,“文革”与“团结、胜利”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这位理想远大、信念坚定、个性倔强的伟大革命家,似乎有感于人生苦短,来日无多,而他为党和国家设定的道路还很漫长,故有这番内心独白式的“开场白”。
第一O二章毛主席引经据典
言及典故“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毛主席把许司令从后排叫到前排,说道,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
毛主席还讲到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毛主席说,你要不读一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是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
评介《红楼梦》时,毛主席特意点了许司令一下:有人讲,《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这个观点不对。
许司令确实批评过爱看《红楼梦》的同志,说这书上写的是“吊膀子”的事,什么林妹妹,宝哥哥,你爱我,我爱你,把思想都看坏了。这个话他只在军区干部集会时讲过,再就对工作人员讲过,而且时隔多年,毛主席怎么知道的﹖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毛主席似乎看透了许司令的心思,笑着问道:许世友同志,你看过《红楼梦》没有﹖许司令赶紧回答:看了。
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毛主席说,他那里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个是甄士隐,一个是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就是掩盖它的。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就学点文学吧。周勃厚重少文,你也是少文吧你能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
许司令立即表态:坚决照办!
又讲了几句话,毛主席接着说:你就做周勃吗﹖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主席谈古论今,引经据典,将军们多有不解。许司令要秘书找《汉书》来看,才晓得“随陆”指汉高祖手下能言善辩的谋士随何、贾陆,“绛灌”指汉高祖手下功勋卓著的武将绛侯周勃和灌婴。周勃跟随刘邦打天下,建立了汉王朝。刘邦死后,其妻吕后勾结吕氏私党图谋篡政,周勃等人剪除诸吕,维系了汉王朝一统江山。
多年后,许司令回忆道:“1974年‘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这就擦亮了我的眼睛。毛主席讲周勃,而江青大讲吕后,分明是同毛主席唱反调嘛充分暴露了‘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的野心。这就不能不引起我对他们的警惕。后来毛主席一再批评‘四人帮’,我更加心中有数了。”
奉命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各自赴任。北京派专机接许司令去广州,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永银、江苏省委第二书记吴大胜专程护送。许司令特地邀请跟随他多年的秘书、医生、管理员同机前往,他要在新的岗位上尽一尽地主之谊。
第一○三章“四人帮”发起新一轮“倒许”
“倒许”二字,需要讲讲清楚。
1968年初,南京军区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有的发言针对前一段造过军区领导的反的人说:“反对许司令就是要搞乱军队,搞乱军队的目的是为了夺权。”将“反许”和“乱军”、“夺权”联系起来,上纲为“倒许乱军”。此说一出,上行下效,舟嵊要塞区提出“倒曹(曹政委)乱军”,上海警备区提出“倒廖(廖司令)乱军”。到处抓“乱军小爬虫”、“变色龙”,打击了一大片,实际上更不利于军队的稳定。
问题反映上去,周总理及时指出:“反许不对,但不等于乱军,二者不能画等号。”
许司令也很快觉察事态不好,在一次会议上讲:“不要乱提口号,提‘倒许乱军’是错误的。军队有,地方也有,主要是打着这块招牌压人家,这是帮倒忙的。反对我个人没什么关系,我个人没什么了不起,我不过是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普通工作人员。今后不要再这样提了。”
“倒许乱军”不宜提,但自“文革”以来,确实存在着“倒许”的阴谋和行动。
江青起初同林彪一伙一个心思,想打倒许司令,看有毛主席保,打不倒,又采取拉的策略。“九·一三”事件后,她伺机向许司令说:“我看出林彪他们要打倒你,所以我派姚文元去上海向主席报告,请主席接见你。那天雷雨交加,吴法宪他们刁难,不肯派大飞机,姚文元冒着生命危险乘小飞机绕道上海,差点把命送掉了。”
对许司令表面讨好,其实恨之入骨。党的十大开会时,主席台依序排座位,江青左边是张春桥,右边是许司令。新闻记者分段拍照,恰好把许司令和江青拍在一张照片上。见报前送审,江青一看,尖声怪叫:“我不要和许世友在一起”报社急忙连夜撤版,好不容易找着一张她和张春桥并肩坐在一起的照片换上,江青才满意。这也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林彪摔死了,江青一伙的“倒许”之心越来越暴露。他们“倒许”可真是为了乱军夺权。
1974年初,“四人帮”以“批林批孔”为名,借题发挥,向周总理、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发起突然袭击,随之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极力制造新的天下大乱,更加疯狂地施展他们趁乱夺权的惯用伎俩。他们或者亲自出马,或者派遣爪牙,跑到军队“放火烧荒”,大整军队领导干部,迫不及待地要把军权抓到手。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打出了“解决南京军区的问题”的旗号,颠倒黑白地胡说:“南京军区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在军区和一些地方拉拢亲信,又是“揭盖子”,又是“砸核桃”,矛头直指许司令。
第一○四章王洪文赤膊上阵
3月11日,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亲笔写信给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并派亲信迟群、谢静宜到这个连队送“批林批孔”材料,煽动部队揭发上级领导机关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张春桥则一语道破天机:“江浙是上海的两翼,沪、苏、浙连成一片,上海就没有问题了。”他们很明白,要想以上海为基地实行篡党夺权,必须首先控制南京军区。他们更清楚,许司令不论调到哪里,也是他们得逞其奸的一大障碍。因此,他们发起了新的一轮“倒许”攻势,摆开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阵势,用王洪文的话说,“动用了重型起重机”。
3月26日,王洪文窜到浙江,擅自召开省委全会、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党委会,公然宣称:“涉及军区以上领导人的问题也可以揭发。”
4月27日,王洪文又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浙江的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继续揭批“军以上领导”,并点了许司令的名,说“许世友想搞三省压上海,搞独立王国。浙江的问题在南京,夏琦在前台表演,后台有指挥棒,要挖夏琦的黑后台。”
夏琦同志时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党委副书记。“文革”初期,他还在南京军事外语学院当政委时,就因不肯讲违心的话,被造反派整得死去活来。“解放”后分配到省军区,实际上降了职,他也毫无怨言。这次“倒许”,王洪文及其党羽特别想从他身上弄到一批打击许司令的“炮弹”,可是,无论怎么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违心讲一个字。夏琦同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切齿痛恨,同他们斗争义无反顾,将个人利益完全置之度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为了扳倒许司令,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一如当年那个造反派头头,一次又一次赤膊上阵。军区个别人紧随其后,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1974年11月下旬,军区党委正在开扩大会议,新上任的丁盛司令员从北京打回电话说:“中央批评李文卿讲假话,你们要他到会接受教育。”
那时我在某师当副政委,因患肝炎正住着医院。上面的指令不容商量,我抱病参加会议。
11月30日,已回到军区的丁盛立即和军区常委集体找我谈话,他在会上对着我说:“在北京汇报工作时,王副主席对我们有些批评。本来要杜政委给你传达,杜政委生病了,由我来传达。王副主席在第一次谈话时点了几个同志,第二次谈话又点了几个同志。你是第一次点的。对你主要是庐山会议写信的问题,指的什么人﹖信怎么落到林彪手里去了﹖你没有如实向中央讲,说了假话。这个问题你要向中央讲清楚。”
军区常委中参加过庐山会议的九届中委都已调离,在场的常委不知底里,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讲了一遍。有的常委说:“原来是这样,这就清楚了。”但他们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第一○五章“倒许”发而不动
党中央副主席点名,军区司令亲自查问,搞得我很紧张。
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蹊跷。庐山写信一事已经反复查过,三位当事人分头回忆、集体回忆多次,有关情况都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了,毛主席也明确表示“以国际歌为界”予以解脱,怎么现在又倒腾出来﹖这究竟是谁的意思﹖尽管心存疑惑,我还是本着下级服从上级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把事情经过写成材料,正式呈报上去。连着写了三次,报了三次,都被退回,说我没讲清楚,仍在欺骗中央。最后,丁盛亮出了“林彪拿到信很高兴,说有三大军区司令支持我”这张底牌,直截了当地要我写材料证明过去报的情况都是假的。
这分明是要我编造“证言”,好把许、韩、杨三人挂到林彪的贼船上去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这种栽赃陷害的龌龊勾当,死也不能干“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整人整红了眼,根本没有任何道义可言。如果你依着他们的意思“顺竿爬”,就是胡编乱造,无中生有,他们也权当“真话”,用做致人于死命的“弹药”。你不肯受他们驱使,他们就连你一块整。
王洪文还点了十几个人的名,其中有军区首长,有三大机关领导,也有二级部长,罪名不是“至今还捂盖子”,就是“帮许世友干了不少坏事”。
他以为凭他的地位和权势压一下子,谁敢不乖乖地给他们充当“倒许”的帮凶﹖可他错打了算盘。像夏琦一样,这些同志不光是许司令的老部下,更是正直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人即便其中有人对许司令有些意见,也不会在许司令调离之后,撵着许司令的背影泼脏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早就抱有强烈的反感,无论出自党性还是出自人格,都不会跟着“四人帮”为虎作伥。
“倒许”发而不动,“四人帮”气急败坏。张春桥狂叫“南京军区‘批林批孔’是全军最差的单位”,王洪文马上接着说“是全国倒数第一”,“南京军区的局面不改变不行”。一面向军区施压,一面“引进外力”,派上海的马天水参加他们强令召开的南京军区党委、江苏省委联席会议,制造打倒许司令的舆论。
会上,马天水率先诬陷许司令“在第九次路线斗争中是犯了路线错误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也不是过得硬的,而且有严重错误”,说庐山写信一事“不是上当受骗,在会议以前早就有底”。他搬出林彪集团“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中的“争取南京中立”一说,意图证明“许世友一贯正确的神话破产了”。
成立省革委会时没当上副主任的许家屯也乘机发泄不满,把军区工程兵为毛主席专列修的那条专用线污蔑为许司令“在中山陵为林彪修行宫”。
第一○六章邪不压正
鼓噪得震天价响,尽是空穴来风。马天水等人看看凑不成过硬的材料,又转而污辱许司令的人格,说许司令讲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给周总理打过电话是“说假话,撒谎,欺骗群众”。
如前文所述,那个电话是许司令和韩司令两人一起打的,许司令给毛主席的检讨信上也写了打电话的情节。他们硬把“撒谎”的恶名栽在许司令身上,无非是想从这一点突破,给人们造成许司令所言皆不可信的印象。
毛主席南巡期间和丁盛谈话时说,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丁盛一听这话,深受震撼,从此与林彪一伙保持距离。后来他错误地估计形势,投靠了“四人帮”。刚到南京,就跑到上海找马天水向“四人帮”交底,说宁、沪线那个军“我指挥不动,对上海威胁很大”,要他们有所准备。“四人帮”粉碎以后,丁盛受到了应有的处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不久,就追随江青一伙,大整军区领导和机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既有挨整的经验,也有整人的本领。”
对前任许司令,他嘴上称之为“老前辈”,褒之以“很能打仗”,当众表白:“我很尊敬他。有人说我反对许司令,我怎能反他呢﹖”转过脸又指责南京军区“迷信没有打破,盖子没有揭开,路线没有分清,颠倒了的历史没有颠倒过来”。以揭不揭许司令为标准划线,分裂干部队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抵制,又采取“搬石头”、“掺沙子”的办法“改造军区机关”。
“倒许”的手段一套接一套,却极少有人附和。
有个想当“倒许”积极分子的收发员,从一封写给许司令原来的保健医生“高老”的信上认出了我的笔迹,把信交了上去。丁盛拆看后,发现信中有对“批林批孔”不满的内容,在大会上点了我的名。结果呢,群众舆论没有讲我的不是,反倒对这种不顾国家法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嗤之以鼻。
什么叫“人心所向”﹖什么叫“邪不压正”﹖此时此处,看得一清二楚。
有一位调走的领导干部,迫于“四人帮”的淫威,给许司令写了一张大字报,送到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多数同志认为许司令已经调到广州军区,大字报不该送给我们,军区之间互转大字报不利军队稳定,我们不能开这个先例。商量的结果,把大字报送到了中央办公厅。
不知毛主席看到这张大字报没有,但他很快就重复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讲过的话:你那出气的人,你不喜欢的那个人都走了,你还贴大字报吗﹖并说“纠缠历史旧账容易走偏方向”。
毛主席出面制止,“四人帮”导演的新一轮“倒许”闹剧才算收场。
第一0七章带枪进京吊唁
许司令在广州军区司令任上,我只是听人说起他的情况。其中我以为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是毛主席去世后,许司令带枪进京吊唁。
1976年5月以后,毛主席就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老人家重病缠身,正与死神做最后的斗争,病情和抢救情况都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许司令,因人在外地,一点不知内情。
9月9日凌晨,许司令在广州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主席逝世的通知,同时召他立即进京。听说他面对如此噩耗,反倒没有大悲大恸。他把工作安排一下,特别强调了部队调动权限,乘车急驶白云机场。
韦国清同志和许司令一起乘坐专机飞往北京。这两位老将军进入机舱,落座良久,专机还不起飞。
许司令叫秘书去问,回说天气不好;再问,还说天气不好。第三次问,机长才道出真情:“中央有指示,不准带枪进京。”
“妈的,你问是哪个王八蛋的指示﹖”许司令勃然大怒,“叫他发电报来”
“对你问一下是哪个王八蛋的指示,”韦国清也火了,“叫他发电报来”
最后,电报没发来,专机也起飞了。
许司令真的带了一支美式五星左轮手枪。这支枪还是从国民党一个军长手里缴来的,被许司令视为心爱之物,整天别在腰上,枪不离人,人不离枪,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我从没见他擦过,他也不让别人摸。子弹也是多年前的,不知还能不能打得响。
那年他在北京住院,换上了休养服,左轮手枪没处别也没处掖,就放在枕头旁边。
护士来给他做常规检查,一眼看见黑亮的手枪,大概是想起了那个进门不喊报告、甩手就是一枪的传说,吓得不敢靠前。
许司令见她端着盘子站在门口,就问:“干什么﹖”
护士答:“量血压。”
许司令说:“量就快量吧”
护士两眼斜睨着手枪,战战兢兢挨到床前。量过血压,端起盘子就走,体温也忘了量。
事情反映到院里,刘院长给护士们做工作,说枪不离身是许司令多年的习惯,他不会乱开枪,你们不用怕。说归说,女孩子见了手枪还是紧张。刘院长只好又去动员老首长暂时把手枪收起来。
“大惊小怪”许司令一面嘟囔,一面把手枪塞到枕头底下。
这次他带枪进京,可就不仅是出于习惯了。
专机在南苑机场降落,许司令先去西山见了叶帅,谈了话,才回京西宾馆住下。听说有很多老同志住在301医院,他前去看望,告诉他们,江青那帮人都到了北京。
“你们要注意,‘四人帮’通知开会不能去,去了可能把你们都抓起来,要你们的命”许司令拍了拍腰上别的五星左轮,“我带了枪,他们要抓我,我就开枪,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追悼会开过了,我就回广州,不在这危险的地方。”
听许司令这一说,王震、韩先楚、皮定均等老同志也都要准备防身武器。并且约定,如叫开会,先请示老帅,老帅不表态,都不去。
毛主席的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轮到许司令时,灵堂门口的卫兵把他挡住了。
卫兵给许司令敬了个礼:“首长,您带枪啦﹖”
许司令给卫兵还了个礼:“我怎么不能带枪﹖”
卫兵说:“首长,这里有规定,进去不能带枪。”
许司令问:“谁规定的﹖”
卫兵答:“中央规定的。”
“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
许司令虎着一张黑脸,边说边往里走,卫兵没有一个敢伸手阻拦。
在所有进入毛主席灵堂的党政军领导中,身上带枪的恐怕只有许司令一个人。
第一○八章在南京度晚年
南线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许司令调任军委常委。他以身体不好为由,向中央提出不再工作;因不适应广州的潮湿气候,也不进北京,要求回南京休息养病。中央批复同意。
许司令调离南京之前,曾在人和街十一号居住。这里临近大工厂和学校。“文革”一开始,造反派闹得他有家难归,他再也不想回去住了,遂迁居中山陵八号。
中山陵八号是孙科任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时建造的,主体建筑是一座西式二层楼房。房顶是平的,装有水龙头,夏天可以放水,深达30厘米,阳光晒不透,最热的时候房间内也能保持凉爽。整座房子呈不规则多边形,楼下是客厅、饭厅和书房,及工作人员办公的房间。客厅约有100平方米,半圆形落地窗,采光很好。书房宽敞气派,立地通天的书架固定在一面墙上。楼上有一个西餐厅,除主房间外,还有四间带卫生间的住房。地下室有弹子房。
院子占地几十亩,草坪开阔,花树繁茂。院墙周围环护着一种长满刺的灌木,名叫“鬼见愁”,可以防止有人爬墙潜入。
一搬进来,他就在院墙东北角盖建起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建筑物,仓库不像仓库,碉堡不像碉堡。这是他自己设计的警卫楼,造型呆板,却很实用,上面一层岗楼既可观察墙外四面八方,又可俯瞰院内各个角落,下面一层住警卫班。
院子里的草坪全部挖掉,改做种植小麦、高粱、玉米、红薯的试验田和菜园子。后又在靠马路的围墙下修了一排猪圈,加上原有的三四亩水面,既喂猪,又养鱼。
原本洋气十足的庭院,经他这一改造,变得“亦兵亦农”,可谓“着我之色”。
许司令从广州返回南京,定居中山陵八号。这期间,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归国省亲,想看看乃父孙科的旧居。有关部门找许司令商量,一说他就同意了。那天,他特意外出活动,给孙女士留出方便。
孙女士旧地重游。仔细地看了一遍,对陪同人员说,房子维护得很好,还是原来的样子。又问现在住的什么人。陪同人员告诉她,现在是高干招待所。孙女士也看了改造过的庭院,没有说什么。
定居以后,许司令在他自己营造的“村庄”里,就像个兢兢业业的“村长”,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安排农活。他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保卫干事、警卫员、管理员,种地的种地,种菜的种菜,喂猪的喂猪,养鱼的养鱼,分工明确,要求具体。
他自己负责饲养十几只兔子,当了一名“兔司令”。一天干下来,还要亲自检查讲评,表扬好的,批评差的。
第一○九章田园生活
菜园的出产自给自足,基本不用外买。每年收了秋菜,许司令都要腌上几大缸。
腌菜的方法很独特,是他从大别山带来的。先把青菜晒几天,去掉浮水,切除黄叶,然后洗净、晾干,码在缸里;码一层菜,撒一层生姜、葱、蒜、辣椒和盐。一层一层码满,倒点酒,盖上缸盖,用塑料布扎紧,再糊上泥巴,封得严严实实。春节时开缸取菜,又脆又香,略有辣味,生吃非常爽口,炒肉丝也是一道美味。他腌的菜除了自家食用,还送给其他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分享。
每逢我回南京,总要去看看老司令。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他说下就下,对以往的权位毫不藕断丝连。激越的壮心归于平静,冲天的豪气融入了田园幽境。
用他自己的话说:“田没种够,仗没打够,书没读够。晚年只想过过读书种田的生活,别无他求。”
说起读书,我记得自从毛主席讲了“要看五遍”《红楼梦》以后,许司令的桌子上真的摆了一部《红楼梦》。听他的秘书讲,直到他去世,一遍也没读完。
许司令最喜欢读的古典文学名著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有不少熟记于心。当年他曾带兵攻克四川巴州城,歼灭守敌一个旅。回忆这个战例时,他顺带讲起巴州五门九寨,八条大街,说三国时代张飞也在此地打过仗,后来张飞死在四川阆中县,阆中也叫保宁。
曾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许司令即席发问,《封神演义》第一回有一首诗,你们哪个背得出﹖看看没人响应,他随口背道:“曲曲远山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骋媚妆。凤鸾宝帐景非常,尽是泥金巧样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侍君王。”
56字,一字不差。接着解释说,纣王出宫闲逛,看见女娲庙墙壁上画的女娲圣像很美,想入非非,在圣像旁边题了这首歪诗。女娲生了气,命令狐狸精败纣王的国。狐狸精听错了,听成败他的色,就变成妲己去迷惑纣王,结果色败了,国也灭了。书上写的这个神话故事,叫他一讲,有声有色,活灵活现。
许司令记忆力、理解力都很超众,可惜儿时家贫失学,虽然在人民军队历练出了非同一般的素质和才能,却终于没能全面、系统地读书。
建国之初,刘伯承元帅主动请命兴办军事院校,堪称远见卓识。如果不是林彪之流干扰破坏,按照刘帅预想的路子走下去,使我军一大批打过仗的干部趁着年轻接受高水平的正规化教育,二十多年后,毛主席也许就不至于面对自己的爱将们发“少文”之叹了。
第一一0章俭朴为本
几十年来,许司令身上一直保存着许多农民生活习性,惯以俭朴为本。他一年到头穿一身肥大的军装;不爱穿新爱穿旧,新领的军装也要过水泡一阵,揉搓软了才上身。衬衣袖口磨破了,用剪刀剪掉,接着穿。惟一的一套中山服还是60年代出访阿尔巴尼亚时做的,后来被抄他家的造反派捅了几个洞,也没补;人胖了,反正穿不下。从此再没有像样的便服。也不穿皮鞋,用布把脚一包,外面套上棉线长筒袜子,尼龙袜与他无缘。长年穿一双布鞋或那种布条编的草鞋,他说这样不伤脚。
布草鞋是他指导别人打的,样式是他自己设计的,布条是从服装工厂买来的下脚料。这种“许记布草鞋”穿着很跟脚,又舒服又凉快。在南京,曾一度领导时尚新潮,很多干部以能穿上这样一双草鞋为荣。
不讲穿也不讲吃,基本上炊事员做什么他吃什么。老王师傅给他做了三十多年的饭,对他口味食性摸得极透。
我还保留着一套许司令的日常菜谱——早餐:两个油煎鸡蛋(去掉一个蛋黄),一碟榨菜丝,一碟腌小黄瓜,一小碗大米粥。
午餐:一小碗大米饭,一碟烩豆腐,一碟口蘑油菜心(以上两样是当家菜),炸排骨,炒牛肉丝,红烧猪蹄,鱼丸子,宫爆鸡丁(轮换上两样),狗肉(冬天吃,新鲜的清炖红烧,腌的切片炒蒜苗),一小碗肉丝榨菜汤或紫菜汤、鱼汤(只喝汤不吃鱼。偶尔也吃鱼香面)。
晚餐:一小碗大米饭或一小碗面条,一碟雪里蕻炒肉丝,一碟炒菠菜或辣椒炒苦瓜、炒肉丝、炒鸡丁。
正餐每顿四菜一汤,数量不多,都能吃光。煎鸡蛋不吃蛋黄,因为他胆固醇高。医生本来只准他吃蛋清,吃了一次,他不吃了,说没有味道。医护人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妥协,吃两个蛋清一个蛋黄。
他酷爱打猎,打到的猎物自己却不爱吃,大都送给别人或者请客当菜。
衣食不讲究,住也从简。会客室摆的沙发都是老式的,现今常见的古玩架、字画、花卉盆景等,一概没有。卧室更简单,除了一张木板床,只有一个办公桌、一个大木橱和两个放军装和布鞋的旧皮箱。墙上挂着他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几帧合影,还有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
出行的“坐骑”不讲品牌和档次,只求实用,先是嘎斯69,后改北京212。回南京休息后,军区首长考虑他年纪大了,吉普车上下不方便,冬天冷,夏天热,开起来也颠得很,就给他调了一辆比较好的轿车。许司令说什么也不肯坐,说“不是高级人,不用高级车”,硬是叫开回去了。
第一一一章不搞特殊
许司令晚年的生活很孤独,很寂寞。子女大都在外地工作,即便在本市的,因自己都有房子,也难得过来看看。逢年过节来一趟,许司令特别高兴,变戏法似的亮出几根麻花,摇晃着逗弄小孙女,一迭连声说:“叫爷爷!叫爷爷!”麻花是他叫炊事员先炸好预备下的,就放在三屉桌的抽屉里。
老部下登门看望,他有了说话的对象,拉住人家问长问短,恨不能多谈一会。白天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或者坐车出去转转。晚上看电视,不管爱看不爱看,一直看到想睡觉才关掉。
他不愿去礼堂看电影,因为他一到,别人就站起来握手寒暄,他怕干扰大家。有时在家里放映16毫米小电影,总是他最喜欢的几部老片子,有《霓虹灯下的哨兵》、《地雷战》、《地道战》、《刘三姐》、《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乔老爷上轿》、《女驸马》、《铡美案》,翻来覆去,百看不厌。
中央关于反对特殊化的规定下达后,他不让在家里放了。军区文化站说许司令是在这里养病,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
“这个特殊,那个特殊”,许司令说,“中央的规定哪个执行?!”
过去,他锻炼身体的方法很多,打猎、撒网打鱼、爬山、散步、坐汽车转悠。现在老了,又添了一种痛风病。这种由嘌呤代谢紊乱引起的疾病,表现为反复发作的急性或慢性关节炎,犯起病来,趾关节、足背、足跟和踝关节等处疼痛难忍,睡觉时常因剧痛惊醒。每天只能散散步,坐坐车。
他说:“坐车子颠一颠也是运动,也能吃饭。”
一天他和工作人员闲聊,听说国家汽油紧张,军区领导用车都是定量供应,包干使用,从此连“颠一颠”也免了,每周只两次坐车去汤山温泉疗养院治痛风病。他让工作人员转告管理局:“我去洗温泉是治病,买汽油的钱可以从我的医疗费里扣。”首长的医疗费怎么开支,他从不过问,当然也不知道。
军区聂凤智司令员和郭林祥政委听说老司令不坐车了,深感不安,批评工作人员不该把汽油包干的事告诉他,说许司令是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南京养病休息的,他还是中顾委副主任,平时要请还请不来呢!
两人又一起去中山陵八号见许司令,对他说:“你是我们的客人,是我们的老前辈、老首长,你在这里住,我们很高兴。军区领导用车汽油包干是为了节约,汽油再紧张也不能没有你用的,你该出去转就出去转。如果汽油真的不够了,哪怕我们骑自行车上班,也要保证你用的汽油。”
许司令听了,很感动,可还是大大减少了坐车的次数和时间。他是真心实意体谅国家和军区的困难,总觉得自己不工作了,没什么贡献,理当少添麻烦。
第一一二章许司令和“感情债”
1981年初许司令叫我回来一趟,说有事要办。他的另一位老秘书魏金山也应召赶来中山陵八号。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一个许建军,一个许援朝,也同时被他喊回家来。
在饭桌上他当着两个儿子的面对我和魏金山说“你们是看着他们两个长大的,今后你们要多照顾他们,帮助他们,看到他们有什么缺点和问题,该批评就批评。援朝像我,听话。我最不放心建军,胆子太大,是二愣子。”
语气很沉闷,带有几许悲凉。一向好胜、乐观、不服老的许司令,离开南京才五六年,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我和魏金山都停下筷子,默默无言。
“我死后不火化。”许司令语出惊人,“过去我向毛主席报告过,活着尽忠,死后尽孝。中央关于领导工作人员实行火葬的倡议书,我没有签字。我向邓小平主席也讲过,我死后和母亲埋在一起。我从小离开家,没有在母亲身边尽孝道,死后要和她老人家做伴。我给了大儿子许光50元钱,要他给我买口棺材,死了往里一装就行了。你们四人要帮我办这件事。”
这分明是在向我们交代后事。可他哪里知道,50元钱不要说买棺材,恐怕连棺材板子也买不了一块。再说,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中央会不会同意他土葬也是个很棘手的大问题。
又一想,许司令英雄一世,临老只有这点心愿,谁也不忍道破个中的碍难。
许司令幼年丧父,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出门在外,他像一头性情暴烈的“虎崽”;回家面对母亲,他又成了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远近乡邻都知道他是个大孝子。他很崇敬岳飞,常说对父母不孝的人,对国家也不会尽忠。
参军以后,几十年戎马倥偬,为国尽忠,顾不上对母亲尽孝,他内心常存歉疚之情。红军时期他两次顺路回乡探母,因老家还在敌军控制下,只能趁夜暗冒险潜归,天不亮就和母亲分手。1952年,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时,请假探家一次,见了母亲,长跪不起,众人百般劝慰才把他扶起来。1959年,他为看地形又一次路过家门,见74岁的老母亲还在打柴、喂猪,不禁泪流满面。母亲病危时,他因公务缠身,未及赶回去给老人送终,引为终生憾事。当时他发下誓愿:自己死后,一定来为母亲守坟。
缘于这笔“感情债”,许司令没有在领导干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有的书上说他不签名是因为火葬“怕疼”,不知有什么根据﹖喝了几杯酒,情绪好了点。我和魏金山一起劝慰,说许司令身体基础好,一定可以长寿。
他说:“我心里有数,战争年代负伤太频,血流得多,伤了根本,现在不行了。”
后来听说,许光收到父亲寄来的50元钱,自己又添了点钱,买了几棵松树,做了一口棺材。这口棺材最后没用上,许司令下葬的棺木是用尤太忠同志特为精选的楠木做成的。
许司令死后还乡土葬,邓小平同志批示:“下不为例。”
前文写的那段“隐衷”,只是实话实说,决非主张感情可以取代政策。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于“忠”、“孝”二字应当有全新的理解与身体力行。许司令以“活着尽忠”、“死后尽孝”为由不接受火葬,言传甚广,然其不当效法则是确定无疑的。
第一一三章戒烟不戒酒
许司令早年抽烟,一天要抽两三包。在朝鲜作战时,其他兵团领导看他抽得太凶,就动员他戒烟。他满口答应,条件是要戒一起戒。有人不相信他能戒烟,说你许司令能戒烟,我们可以戒饭。结果许司令真的把烟戒了,而和他约定一起戒烟的领导有的戒了一个多月,有的戒了两个多月,又都抽上了。
烟,他说戒就戒。酒,他说不戒就不戒。
1972年6月,许司令拉肚子的老毛病又犯了。当时正在北京开会,他不肯休息,也不看病吃药。周总理知道了,在一个便条上批了几句话:“世友同志,请你休息两天,好好将身体检查一下,以便散会后好去浙江。”并亲往宾馆当面劝说。
许司令说:“不要休息,不要检查,我用土办法治好了。”
他的“土办法”就是饿上两顿饭,说让肠胃休息一下,再空腹喝两杯茅台酒。他常说,“酒可以治百病”,打喷嚏喝酒治感冒,拉肚子喝酒治腹泻。
为劝许司令节饮养生,周总理给他讲过一个故事:蒙哥马利对丘吉尔说,我不抽烟不喝酒,已经活到88岁了。丘吉尔说,我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已经91岁了。
周总理问:“你拥护哪一个﹖”
许司令答:“我拥护丘吉尔”
周总理和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其实呢,丘吉尔比蒙哥马利大13岁,丘吉尔1965年去世时91岁,蒙哥马利1976年去世时89岁,两人不可能在一起讲我88岁,我91岁。这是周总理讲的笑话。
听许司令讲,年轻时,他喝1公斤老白干不误事。张国焘不准干部喝酒,只有他例外。别人有意见,问为什么许世友能喝,我们不能喝﹖张国焘说,你要能当敢死队长,你也可以喝。
许司令六七十岁时,喝半公斤茅台很轻松。一日三餐,除了早餐,午餐和晚餐都要以酒下饭,一喝至少三四两。请客吃饭,如果人不多,干脆一人一瓶,自己斟自己喝,喝完为止。饭后他该干什么干什么,一点不受影响。
他喝酒很实在,不管是他敬酒,还是别人敬他酒,举杯就喝,喝就喝干。若你不喝酒,说不会喝,他说你怕死。你要硬着头皮喝下去,坏事了,他说你会喝讲不会喝,罚酒三杯三杯酒一灌,醉了,饭也不能吃,只好扶到外面休息醒酒。下次在酒桌上再见到你,他不仅不劝你,还帮你解围,你成了他的“五保户”,谁也不会硬叫你喝酒了。
劝酒的花样也很多,祝酒词一个接一个。1972年,宴请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他一会儿为欧洲的一盏明灯干杯,一会儿为中阿友谊干杯,又为两军友谊干杯,为两党友谊干杯,再为打倒苏修美帝干杯,为霍查和毛泽东的身体健康干杯。巴卢库的酒量也很大,酒逢对手,干了一杯又一杯。饭后又乘船到长江上打野鸭子。巴卢库酒劲上来,拎着野鸭子和许司令一起照相,还扮着鬼脸,说别人要问怎么照成这个模样,就怪许司令把我灌醉了。
第一一四章被确诊为肝癌
有关部门都知道许司令酒量和劝酒的本领,如果客人不善饮,就先把白开水倒在茅台酒瓶里,以水代酒,供客人专用。许司令也不知道,只管诚心诚意地敬酒。
我国驻柬埔寨大使康茅召回忆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访问的情景,有一段描述:“十几巡酒过去后,亲王被许司令的豪爽深深打动,不由地吐出真情。他满怀歉意地站起来,对许司令说:”将军阁下,真对不起!我不知是谁给我倒的都是水。‘许司令当即回答:“亲王不知不为过,我们接着喝。’他的劝酒词接连涌出来:为打倒美帝干杯!为中柬友谊干杯!为亲王健康干杯!宾主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光阴荏苒。许司令年纪大了,健康状况不比从前。周总理派他的爱女华山来劝老爸少喝点酒,保重身体为重,结果无功而返。我们找机会进言,反倒被他做了一番工作。
许司令振振有辞地说:“我从八岁开始喝酒,喝到现在快70年了,怎么能少喝!你们不要听医生的,酒是好东西,可以活血,可以治病。我的胃、心脏都很好(他忘记犯心绞痛的时候了),就是喝酒喝的。再说我喝酒是为了吃菜,不喝酒我饭菜都吃不下。你们说我喝好还是不喝好?”
1985年,许司令突然感到右上腹隐隐作痛,他自信身体很好,不当回事。保健医生苦劝再三,他才勉强同意去上海检查。别的方面没有问题,血常规出来一看,不得了,甲胎蛋白超出正常值的40倍!经专家会诊,做了CT扫描和B超,确诊为原发性肝癌。
保健医生严正告诫:无论如何不能再喝酒了!
许司令哪里肯听,卧床不起了,还喊人拿酒来。不给就发火,发火不灵就央告:“喝一次少一次了,让我喝吧!”在病入膏肓的日子里,他仍想借助酒力对抗晚期肝癌带来的巨大痛苦。其实,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啊!
有的文章对许司令毕生与酒为伴,至死不舍杯中物,赞之以“英雄海量”。我以为不妥。凭他的身子骨,如果一直饮酒适量,晚年遵医嘱戒酒,多活若干年是不成问题的。不错,他早年临阵豪饮,掷杯挥刀,胆气冲霄。但不可借此一概而论,说什么“能喝酒能打仗”。今天不是昨天,后人不同前人,酒瓶不等于水平。军队现代化建设前进步伐的快慢,不会同跨世纪带兵人酒量大小成正比的。
有一点应当讲清:许司令喝了一辈子酒,一辈子喝酒公私分明。他因公待客的酒由管理员保管,自己喝的酒由自己保管,两者决不掺和。他每月的薪金大部分用来买了茅台酒;当时茅台酒每瓶不过4元8角,还买得起。他去世后,口袋里只有1000多元现金,没有一个存折。上将司令几十年的俸禄,差不多都付给“杜康同志”了。
第一一五章撰写回忆录
在中山陵八号孤独、寂寞的日子里,许司令遇上了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从杭州来南京,而且将在相邻的五号下榻。
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从中午起,许司令就一遍一遍叫秘书上楼,询问叶帅的专机抵宁的准确时间,不到两个钟头,问了四五次。他的腿病依旧,却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路也能走了,提前半小时就赶到中山陵五号等着。
第二天,叶副主席专门到中山陵八号看望许司令。
叶副主席一下车,在门前迎候的许司令上前一步,敬了个军礼。两人也没有寒暄,手拉手进了楼下客厅。陪同的军区和江苏省的领导同志都在门前止步,客厅里只有叶副主席和许司令。一位摄影记者在客厅门口按动相机快门,抢下了叶副主席和许司令单独谈话的镜头。
从照片上看,叶副主席和许司令各自坐在宽大的美式单人沙发上,两张沙发面对面地搬到一起,两位老人膝盖对着膝盖,脸对着脸。叶副主席一只手比画着,正在讲什么,许司令全神贯注地听着。日常生活中很少见两个人这样谈话,尤其是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谈话的内容哪个也不知道。
当时,邓小平同志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徘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轨道上阔步前进。人们猜测,叶帅和许司令在中山陵的那次谈话,肯定是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喜悦的。
送别叶帅以后,撰写回忆录成了许司令晚年生活的主题。
1980年9月,许司令在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就对采访他的解放军报记者讲过,为了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留给后代,他正在总结自己的战斗经验,还准备找一些老同志一起回忆以往的战斗生活。
他说:“现在脑子还很清楚,过去打的出动兵力一个团以上的仗都还记得。我的内部机器没有毛病,要尽早把回忆录写好。”
向我们交待后事时,他也曾说到:“我打了一辈子仗,大仗小仗无其数。打了些好仗,也有打得不好的,有经验,也有教训。经验和教训都是财富,对后人都有用,应该很好地总结,应该很好地写出来,也算是我对人民对军队再做点贡献。别的事不能干了,写写回忆录也是传帮带。”
给许司令整理回忆录的任务,聂司令点名由我负责。我组织了三位同志,抓紧进行工作。刚看了两天材料,许司令就催着我们动笔,说写也是学习,一边写一边学,不要光看材料。
我对他讲:“不能急,毛主席的军事著作要吃透,写起来才能得其要领。材料也要看完,也得消化消化,否则,你讲的作战背景和时间、地点我们搞不清,听不懂,不好做记录。我们看了材料,先列出提纲,尽快报给你,然后请你给我们讲。”
许司令没有吭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不料下午他又到我的住地,着急地催促:“快动手吧?选不用看那么多的材料,我都记得,我给你们讲。”
第二天晚上把我叫到楼上和他一起看电视,再次问我动手写了没有。我只好应付一下,说开始了。
材料没有看完,确实无法列提纲。我去求助聂司令。聂司令说:“你们不要挡,先答应下来,再想办法说服他。你跟了他那么多年,还不了解他的脾气吗??选你们按计划进行,抓紧一些。我去和他讲。”
许司令本来就是急性子,大概又感觉年龄不饶人,恐怕自己一旦去世,连带多年积累的作战经验一同赴之九泉,更是急上加急,所以才催了又催。
第一一六章两本回忆录问世
紧赶着列好提纲,马上送到许司令手里。他看得很快,第二天就找我们谈。谈的很多,也很细、很具体。许多战例从经过到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谈起来如数家珍。我们都作了记录。
我们又向聂凤智司令员作了汇报,并请他讲讲有关的情况。聂司令对这位老战友、老上级非常敬重,非常了解,认为要写胶东甚至山东的革命战争回忆录,以许司令的名义最为合适,不管从历史、从现在来看,都应如此。
聂司令说:“1941年春天,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胶东的投降派头子赵保元为首组织‘抗八联军’。九区专员蔡晋康占领了胶东抗战心脏牙山,切断东西联系,又以牙山为依托,分兵三路向我东海根据地发动进攻,企图把八路军消灭在东海地区,严重威胁胶东抗日根据地。中央山东分局决定派许司令带领清河一个团挺进胶东,统一指挥五旅和五支队,打退投降派的进攻,收复抗日根据地。这就是有名的牙山之战。许司令到了胶东,在欢迎大会上讲,你们不要欢迎,我来了不太平,太平我不来,要准备打。当时有的领导不同意打,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许司令说,不打恐怕青山留不住,柴也没得烧。后来多数同志同意许司令的意见。许司令率部在胶东开辟了形势,发展了形势,巩固了形势。又打出了胶东,取得了胶济线一连串胜利,最后取得了济南战役的胜利。”
打济南时,许司令是毛主席“点将”的攻城总指挥,聂凤智是许司令麾下攻东城的纵队司令员。
时隔多年了,聂司令对许司令果断而机动的指挥艺术记忆犹新。他认为,那次胜利具有非同一般的重大意义。正如194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致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首长的贺电所称,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又如军事科学院编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写到的,“由于济南的攻克,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津浦路徐州以北至天津以南及胶济路青岛以西段全部为我所控制,从而大大地改善了支援前线的条件。”再如,《第三野战军战史》进一步指出,“这次战役的胜利,揭开了关系到中华民族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的序幕。”
为了充分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尽可能多找一些熟悉许司令的老同志回忆当年的事情,提供第一手材料,并请他们帮助把握撰写回忆录的基调。他们都谈得很好。
曾在许司令麾下任副参谋长的叶超同志说:“香港出了本《名将录》,说许司令是共军著名的攻坚能手,国民党军队称他为‘铁甲将军’。在三年内战(解放战争)中,他的攻坚本领曾令对手丧胆。香港有些刊物上的东西尽是道听途说,甚至是胡编乱造,但他们讲的许司令这个情况是对的。逢攻必克是许司令的座右铭。他打仗不光是英勇,尤其注意抓找战机,在准确判断敌情的基础上果断行动,因而取得胜利。”
我们用了半年时间整理出许司令的第一本回忆录《我在山东十六年》。聂司令看过送审稿,谈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全书定稿也是聂司令拍的板。
许司令最后看了非常满意,未作任何改动,用红铅笔在首页上写下一个大大的“许”字,表示同意付印。
办完这件事,我因工作离不开,回部队了。聂司令重新组织了一个班子,给许司令整理出第二本回忆录《我在红军十年》。这两本回忆录是许世友将军个人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两本回忆录问世后,许司令也步入了暮年。1985年10月22日,这位忠勇双全、功勋卓著的老将军溘然长逝,走完了自己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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