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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专载]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

发布者: 山人 | 发布时间: 2021-9-23 19:24| 查看数: 240| 评论数: 12|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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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一)
艰苦磨炼:“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2017年08月18日13:23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一)
编者按:本报记者采写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3月17日在《学习时报》连载后,引起巨大反响。值此采访实录结集出版之际,我们特按专题将其中重要内容进行编辑,分三次选登,以飨读者。
  1969年1月13日,我们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我们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们初67届的同学,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1000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最初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等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破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近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圪蹴”(陕北方言,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于“饮食关”,主要是粗粮多,我们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蔬菜种得很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陕北方言,这里的洋柿子是指青西红柿)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借口“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系较好的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得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 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俩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许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20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时间长了,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涨到10分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6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5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气转暖之后,我们6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4两粮票和2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深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挨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党的九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9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7年。在这7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历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四关”当中的“思想关”。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儿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儿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刘金莲《“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责编:程宏毅、杨丽娜)

最新评论

山人 发表于 2021-9-23 19:27:34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二)
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人的指导下,我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我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 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那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 头,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水,用水把土冲到山下,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坠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5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店,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店,还搞河桥治理,打了5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刚开始时,我和近平一块在基建队打坝、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时候,看见近平用架子车拉土,他干活非常卖力。砸夯是很累的体力活,四个人用石头拽着石头夯的四个犄角,中间一个人扶着把,往下砸。近平打坝时,我就在半山上掏土。虽然打坝很辛苦,但一场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坝冲垮,我们只好反复地打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鸡一叫就要起来,那时候天还不亮,我们就一担一担地把猪粪、羊粪、牛粪往山上送。我们那时候挑担子都不会换肩,实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担子放在那儿,歇口气再重新挑起来。

——赵华安、张春富《“近平很喜欢读书学习,也喜欢写东西”》

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还差得远。
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
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店。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70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店办起来了。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20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店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工分,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店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信,希望他们在粮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农科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一大包蔬菜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种子后,专门拨出一块地来试验种植。那些菜产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种子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大队书记梁玉明曾安排他到县里制种站去学习良种培育工作。制种站把种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队。近平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很投入,积极学习育种知识,还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他回到窑洞里,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有关制种的知识,父系1号、子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杂交为什么会有杂交优势,等等。近平对这些知识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给我讲得很详细,也讲得津津有味。
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陕北地区,川面上的水浇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量也比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来,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经过调查,知道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时候刚当村支书不久,他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当时近平、武玉华、梁玉明,还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线。我们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湿,但是达到一定深度,铲子就很难施展开了,于是我们就在外面搭了一个井架,上了滑轮,近平跳下去继续挖,他挖一阵儿,我们也轮着下去替他。那时候天气很冷,我们当时都穿着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还不断往下掉土,弄得我们头上也都是泥。经过努力,水源终于找到了,有一个胳膊粗细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来之后,我们要把水留起来,就要在这个位置打一个小坝。那时候天气很冷,冰和土冻在一起,如果冰压在土底下,过段时间天气转暖后,冰一融化就会把坝渗穿,所以我们必须用老 或镐头把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建队的婆姨和娃娃比较多,男壮劳力就只有我们几个,那时候天很冷,基建队社员站在边上,怕踩在冰水里冻脚,就不往下走。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 和镐头使劲地一下一下挖。武玉华是个挺豪爽的人,也善于做动员工作,他朝大家喊:“你们看,习书记都已经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来的知青,都这么能吃苦!我们给自己家里修坝,咋能不出力呢!”武玉华喊罢,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挖。这时候,大家也都被带动了起来,下去用力挖,把残冰清理出去。
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在建设沼气池过程中,习近平既是指挥员又是技术员,遇到的困难都由他来解决。在那个年代,建筑材料的质量、施工精度,都和现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气池因为有裂缝,沼水从裂缝渗入地下,就不能和粪便这些原料产生化学反应,也就无法产生沼气。为了维修沼气池,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把沼气池里面的水、粪便,全部挖出来,然后下到沼气池里,打着手电筒找裂缝,用水把裂缝冲洗干净,再用水泥仔细地修补。在炎热的夏天,沼气池里臭不可闻、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又脏又累的活计,恐怕许多人是不愿意去干的。
排除了这些故障,沼气池很快就可以正常产气了。1974年7月中旬,沼气池顺利点火,梁家河亮起了陕北高原的第一盏沼气灯,一举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当时,整个延川县都轰动了。对于当地山区的农民来说,切实感受到了建沼气池的好处,纷纷到这里来“取经”。一时间,梁家河这口沼气池,变成了沼气宣传站,从早到晚挤满了从其他村赶来看稀罕的人。习近平和参加建池的几位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介绍沼气制取的办法和利用沼气的好处。每天都不厌其烦地给参观的群众示范沼气使用的方法——把沼气灯的开关一扭,划根火柴一点,灯泡的光芒比60瓦的电灯还明亮。把灶膛里的沼气点燃,蓝色的火苗呼呼地烧着锅底,那火很“硬”,几分钟工夫,半锅凉水就“咕嘟咕嘟”地烧开了。

——曹谷溪《“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陕北农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没有电,农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上山劳动,太阳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劳动,但是生产效率却很低下,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一亩地却打不了多少粮食。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均衡,整个延安都没有什么副业,一切就是靠种庄稼。农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贫困线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饭,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七八个娃娃,就吃不上饭,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对我们这些山里长大的娃娃来说,从小就在这小山村里生活,在窑洞里面住,出了窑洞,面对的就是黄土山,一抬头就只能看到山中间这么一点蓝天,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但是近平他们从北京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小山沟,在这里过陕北农民的艰苦生活,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在这里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们社员一样,用挑子挑着羊粪和牛粪往山上送。知青不习惯爬山,爬得高了,有时候重心不稳,粪就从粪筐子里洒出来。送粪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种。苗长出来了,主要的事就是锄地、追肥。地种不好,秋天就没有收成,就没有粮食吃,就会饿肚子,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社员和知青们都是一起锄地。一开始他们把草和苗分不开,我们是当地的娃娃都懂得。我们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就学会了。别看他们没干过农活,他们有文化,理解能力强,所以学得确实快。
锄地都是在春夏,天气很热,队长要求大家加紧时间干活,不让我们休息。我想偷懒,就以解手为借口,跑到沟里,休息三四分钟、五六分钟,队长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确实受不了那种苦,又饿又渴又晒,有时候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坚持,从来没见过他偷懒。
收获的季节,我们一起去割麦子。我们到山上的耕地有五里地的距离,回来的时候社员和知青都是一人担一担。我们集体喂的牛和驴,饲养这些牲灵,需要用铡刀把草铡碎了喂给它们吃,知青不会铡草,不太容易掌握铡刀的技巧,铡刀压到一半就压不动了,后来慢慢掌握技巧,一刀就可以铡到底。
虽然我是个农村娃,但是因为我年纪小,个子小,力气小,这些劳动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一开始挣6分工,后来逐渐提高,但也没挣到过10分工。近平个子高,力气大,干活越来越熟练。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近平还是一个比较稳重的普通知青,一开始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劳动。但是经过一两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壮劳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挣10分工。他不仅在劳动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渐和社员们在思想、语言上打成一片。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责编:程宏毅、杨丽娜)
山人 发表于 2021-9-23 19:38:59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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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说★
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古人赞美慷慨助人、仗义疏财的人有『解衣推食』之说,即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让出自己的食物给别人吃。而近平在自己身处困境的时候,仍能够做到对乞食老汉『解衣推食』,他的人格和胸怀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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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雷榕生(左),1949年11月生;雷平生(右),1951年8月生。兄弟二人与习近平同为北京市八一学校的学生,1969年1月13日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雷榕生分在梁家塌村,1973年9月上大学,先后在延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北京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工作,2010年6月退休。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1974年10月上延安大学。1977年毕业后在北京市科委营养源研究所工作,1983年至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学习和工作,获得法国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采访组:邱然黄珊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1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格生老师,平生老师,你们好!我们明白你们选择今天接受采访的用意,因为48年前的今天,是你们与习近平一起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的日子。
雷平生:的确是这样。这是一个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不仅是我们,还有坐同一列火车出发的北京知青,我相信这个日子铭刻在他们记忆中了,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
时间如白驹过隙。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曾经感慨赋诗:“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已经是“四十八年过去”,不敢说“弹指一挥间”,但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采访组:请先讲讲你们上山下乡插队最初的缘由和出发时的大致情况吧。
雷平生:1969年1月13日,我们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我们的几十元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那时按规定,知青可以凭票购买一个木箱子用来装生活用品与衣物。当时国内各种物资都比较匮乏,但木箱子在北京市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大概18元到23元一个。箱子上印有毛泽东头像,还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等口号。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们初中67届的同学,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齐老师很关心近平,因为近平上学期间一直是个好学生,而齐老师又是他的班主任,非常了解近平和他家里的情况,希望近平能有个更好的去处。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齐老师就对我说:“雷平生,你办完手续就可以出去了。”她把近平留下,要继续做他的工作,劝他留下。
       我在办公室外面等,大约过了10多分钟,近平出来了,他对我说齐老师还是希望他留下,但他执意要去延川县插队。近平对我说:“到了陕西延川,咱们在一个生产队好不好?”我说:“好呀!”就这样,我们一句口头约定,就有了共同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下乡插队多年的经历。
我哥雷榕生原来也希望与我们分在同一个生产队。但当时送我们去延川县的军代表研究了知青分配名单,觉得这样不妥。他认为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凑在一个生产队太集中了,还是分散开比较好,于是就把雷榕生调到另一个生产大队了。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都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坐火车到了陕西铜川,住了一夜,又换乘卡车向延安进发。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师范住了一晚。我们住在教室里,用课桌拼成大铺,把被褥打开,睡在上面。
       1月16日一早,我们又乘车从延安出发途经延川,中午时分到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外的空场上,各村来接知青的贫下中农为我们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招待吃了一顿饭。那天拿来招待我们的是陕北人民最好的饭菜,有洋芋、胡萝卜、粉条和猪肉,还有小米饭。知青各自散开吃饭,村民们远远围观我们,狗在吃饭人群中窜来窜去,捡拾掉在地上的肥肉片子。吃完饭后,我们按名单各自分队奔赴插队地点。我和近平被分在梁家河大队,距离公社有15里路。队伍在进沟的时候,老乡很照顾我们,帮我们背着行李,我们只提着自己的挎包与提包。
       到了梁家河以后,雷榕生他们需要继续前行,就与我们分开了,不过好在我们是在一条沟里,再继续往前走几里路就到了,雷榕生:我插队的村叫梁家塌,“文革”前与梁家河同属于一个生产大队,两个自然村落。这个村在梁家河的后面,比较雷平生:我和近平分在梁家河大队后队,同队的还有王燕生、杨京生、佟达宁和戴明。从那时起,近平在这里度过了7年,我在这里度过了6年。当年,生活各方面都是很艰苦的。我们一起劳动、学习,经常交流,彼此关系始终处得非常融洽。
采访组:当时你们都是高干子弟,突然从大城市到小村庄,心理落差一定很大吧?2002年,习近平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面讲到几年中过了“四大关”,就是“跳置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请你们谈谈是怎么过这“四关”的。
雷平生:你说的这篇文章我后来读了。其中提到过“四大关”,有些滑稽的情景今天想起来还捧腹不已。
      确实,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最初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屹量”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等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破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蛋关”,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密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蛋出现的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蛋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近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吃蹴”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屹量”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于“饮食关”,主要是粗粮多,我们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蔬菜种得很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9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借口“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系较好的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菜。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得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的婆姨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
       我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俩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许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20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时间长了,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涨到10分了。
        采访组:习近平曾提到,初到梁家河时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后来经过姨姨、姨父教育,他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这一段经历,对习近平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请你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雷平生:说实话,我并没有感觉到梁家河的老百姓对近平印象怎么不好。倒是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那也是刚到农村的头一个月,我和近平到文安驿公社另一个大队去玩,那个队也有我们八一学校的同学。谁知刚到那里不久,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文安驿公社全体知青和基干民兵到公社开会。由于通知规定的时间很急,我们就与那个大队的知青和基干民兵一起步行向公社进发,由那个大队党支部的宋书记扛着红旗带队前行。走了一段,快到公社会场时,隔河相望,看到梁家河的队伍从沟里出来迎面走来,于是我们就离开原来的队伍越过干涸的河床与梁家河队伍会合。没想到,到了公社会场便有“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的喧嚣。这使人意识到,近平由于家庭原因目标大,早已经被一些人注意上了。这件事情不大,但传播得挺快挺广。其他村子不了解情况的农民纷纷向梁家河群众了解情况,就连公社干部也注意到并向梁家河群众询问习近平这个知青怎么样,不成想?
       梁家河的乡亲们异口同声说近平是“好后生”“好的啦!”这样才使得一场风波消散于无形,最终没有造成后果。后来近平谈到陕北的人民收留了他,爱护他也保护了他,是有事实根据的。
以后类似的事情还多次发生过,但凡遇到有招工招生、入团、入党之类的事情,就常会有人向上面“反映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无非是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关。这些无端的非议与“特殊对待”,在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正如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别人是从零开始,习近平要从负数开始。”
       采访组:习近平在梁家河的7年时间,正是从少年到青年成长、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你们看来,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明显的思想变化?
       雷平生:近平插队7年中,前后是有一些思想变化,但不好说有明显的阶段。我个人的感觉是,从1969年1月到这年的秋天,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从1970年初到1972年回京,经中央专案办公室批准允许探望正在隔离审查中的父亲习老,他的情绪和思想处于稳定向上、刻苦磨炼的时期,处事已然沉稳自信,也开朗多了。大约应该从1973年后半年,特别是去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参加“整队”工作后,他的思想处于明显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段,他不负众望勇挑重担,积极参加农村的生产,带领农民为改变生产生活面貌努力工作。这一段如果一定要讲有“转变”,我认为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廷壁对这个“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再就是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兴、公社干部刘明升、梁家河大队支书梁玉明,也都起了各自的作用。
       1973年后半年,近平受延川县团委书记、北京知青陶海栗的鼓励,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的“整队”。近平珍惜这个机会,真心实意努力工作,得到赵家河群众的交口称赞,也引起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廷壁的注意。据近平回队与我闲聊时讲,赵书记曾几次与他促膝谈心,态度热情和蔼,鼓励他解放思想、放手工作。我认为这位赵书记极善于做思想工作,重视人才。为了使近平放下思想包袱,在交谈中,赵书记特别谈到了自己所知道的习老当年在陕北的革命经历和业绩,谈到了陕北老百姓对习老的怀念和尊敬,当然也谈到了群众与组织对近平的期望。这些谈话,从政治上给近平以信任和鼓励。那几天,我感到近平已经彻底从几年来的忧虑和苦闷中解脱出来。赵延壁书记不仅与近平沟通交谈,而且付诸行动。听说近平在文安驿公社申请入党几次都得不到县里批准,赵书记就到县里找文安驿公社的白光兴书记商量,要求将近平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来落户,培养入党。文安驿公社白书记坚决不肯放人,说这是文安驿公社“自己的人才,自己会用”,“近平的组织关系,文安驿自己会考虑培养解决”。
        从这时起,近平不再犹豫、彷徨,充满信心全身心投入为群众奉献的工作中去。此时他的思想,已经逐渐有了新的人生目标。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采访组:对基层群众感情至深,是习近平的显著特点。请你们结合当时的经历,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雷平生:好的。先说一件我们刚到梁家河后队时的事。一开始我们住在农民张马有及其子张青远(小名:太平)家的窑洞,吃饭在30米外邻近坡上的张贵林家窑洞。张贵林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他从1936年到1960年一直是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我们到村里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为了腾出一孔密洞给我们知青做饭吃饭,和他的婆姨(我们叫她高老婆儿),还有女儿,以及老母亲,全家都搬到旁的窑洞去住。我们在他们家吃了几天饭以后,张贵林的老母亲由于年迈就过世了。家里要办丧事,遗体没处停,只能暂时停在我们做饭的那孔窑洞,所以我们就必须搬到别的地方去做饭了。
       那个时候快过春节了,北京知青刚来,还没有正式开始劳动,所以也比较清闲。早晨我们二人从住的窑洞里出来,近平就对我说:“咱们到上面去看看。”我俩信步走到张贵林家的院子里。
       刚好高老婆儿从窑洞里出来,对我们的到来有些诧异。近平也顾忌当地有什么忌讳,慢慢地对她说:“听说您家里的老人过世了,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高老婆儿很爽快地说:“可以看。”
       这位过世的老人,从20世纪30年代陕北“闹红”时就支持她儿子参加共产党干革命,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革命母亲。这些情况,我们是不久前刚刚听村里后队队长张贵刘讲的,他是张贵林的堂弟。近平进到窑洞以后,面向炕上老人的遗体恭恭敬敬地鞠了几个躬。我在旁边看到这一幕,体会到近平对革命前辈的真情实感,心中十分感动。后来张贵林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对面的知青是当年陕甘根据地主席习仲勋的儿子时,惊讶而喃喃地说道:“习仲勋,当年那是要上伟人像的呀!”
       采访组:这是你们去梁家河后多久发生的事情?
       雷平生:是我们刚到梁家河,才只有几天的时间。近平能够对农村一位过世的老人、一位老党员的母亲,恭敬地吊暗祭奠鞠躬,这个做法是当时普通人想不到的,做不到的。那时正是“文革”的第四个年头,很多传统都作为“四间”或“封建落后”的东西破坏掉了。但近平不那么认为,他完全是出于对1930年代老共产党员的母亲的尊重去做这件事的。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从这件事上,我感到近平对群众和党员是有真感情的。
       另一件小事,是在我们到梁家河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的。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大队基建队劳动了。基建队的工作,包括修建淤地坝等农田基本建设,队长叫武玉华,是个典型的陕北男子汉,刚强、能干。那时候,他的婆姨、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队劳动。他的孩子叫“灵娃”,名字好听,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当地话就叫“半憨憨”。灵娃干活挺好,能顶半个劳力,他家里带他来劳动,挣个半工,5分6分。但他说话做事都不十分明白,还喜欢惹事,有时候经常乱来,在别人身上抓一把、拧一把、推一下,乱开玩笑,经常说出话来不知深浅惹出麻烦。村里很多人也经常拿他开心,逗他出丑。也有人被灵娃惹得恼了,与他发生冲突,轻则骂上两句,重则发生肢体冲突,尤其是灵娃妈不在场的时候,个别人趁机拧他几下、打他几下、骂他几句,这个情况都是有的。灵娃妈每次发现灵娃被欺负了,既难过又气愤,问他:“谁欺负你了?”有时他说得清楚,有时说不清楚,灵娃妈气得不行,经常为灵娃与别人发生纠纷和不愉快。
       我们这些知青到基建队以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有些担心,生怕灵娃和知青们发生冲突。因为知青都是大城市来的小伙子万一灵娃惹到知青发生冲突,伤了谁都担待不起。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孩子,就更担心了。当我们来到劳动现场的时候,灵娃妈就紧紧地拉着灵娃,不让他乱说乱动,怕他惹出事来。让武玉华和灵娃妈没想到的是,近平在基建队劳动过程中,一直对灵娃都很和气,不仅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而且始终都是笑眯眯地对待这个孩子。
       那时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近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大炮”,灵娃经常是上去一把就给抢走了,近平对此从来都一笑置之,对灵娃从没有过疾言厉色。我们知青和基建队老乡把这些事看在眼里,武玉华和灵娃妈对此也非常感动,大概之前还没有谁对他们孩子这么宽容、和蔼。近平这个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基建队,原以为灵娃会惹到他,闹出点事情,闯出点祸来。但没想到,有近平在这儿,灵娃反而不受欺负了,愉快自如多了。
       几年以后,近平经群众推荐、组织选派要去北京上大学,临行前与大家告别。武玉华和灵娃妈哭得最伤心。他们和近平一起劳动,互相帮助,近平对他们的孩子灵娃也很亲切。这对陕北夫妇非常重感情,此时就好像自己一位亲人要远行一样难过。根据我们的朋友武晖跟我转述,1993年,近平第一次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武玉华已经去世了,剩下灵娃妈和灵娃两个人度日,生活十分困难。近平知道灵娃家的情况后唏嘘不已,还给他们母子俩留了一些钱。
       近平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陕北人的说法,很“仁义”。他在梁家河,对贫下中农,对老人、儿童、残疾孩子,都是一片爱心,真诚相待。作为一名外来的北京知青,他给乡案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采访组:我们前不久采访张卫庞,他当时讲到,他和你们住得很近,而且给你们搬过两次家。请您详细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雷平生:我们到梁家河几个月后,张贵林的女儿“红儿”迎来了一位上门女婿,叫张卫庞,因为离得很近,近平跟他的关系处得非常好。近平从张青远、刘金莲家搬到知青窑时,要把行李和一些家什一点儿一点儿搬到新窑洞去。我在搬家过程中,看到张卫庞坐在一块石头上笑。我问他:“张卫庞,你笑甚?”张卫庞喜滋滋地说:“你看!近平把这个送给我了!”我一看,张卫庞手里拿着一个针线包,上面绣着“娘的心”三个字,我知道,这是近平的妈妈齐心阿姨在他插队离京时送给他的针线包。后来,张卫庞把这个有特殊意义的针线包上交给档案局了。
       后来,近平回到村里看望乡亲,见到张卫庞,总是跟他打趣两句。现在,张卫庞在种植苹果,苹果质量很不错。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遇到张卫庞,问他种苹果每年收入能有多少。当时村里还是一家一户分散种苹果,没什么规模效应。头一年结苹果,张卫庞就挣了几万块钱。这在陕北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农村,已经是不错的一笔收入了。所以那次近平就高兴地说:“张卫庞,你可发了!”那次,近平还坚持亲自上到塬上地头看了张卫庞的果园。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下,2016年,年近70岁的张卫庞将附近27户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苹果合作社,还搞了一个苹果品牌“梁家河塬上苹果”。这些绿色、环保、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纯天然优质苹果,2016年产量有200~300吨。张卫庞自己也收了差不多5万斤优质苹果,这一年他收入了20多万元人民币。由此可以看到,梁家河的老百姓,通过他们的勤劳和努力,正一步一步地富裕起来。其实,让人民过上好生活,也正是近平工作和奋斗的目标。
       我们知青的劳动,除基建队的打坝、修梯田外,更多的是在农忙时上山干农活,生产粮食。每天一早四五点钟,天还黑着呢,我们就得起床出发。还得留下一个人,把一天的饭做出来。
做的饭就是蒸玉米团子、高粱米团子,再熬点米粥,盛在一个罐子里,把饭送到山上去,供劳动的知青早上和中午吃。我们知青当时的粮食比农村社员要宽裕一些,这是因为周总理听说陕北知青饿肚子、吃不饱时,就和陕西省、延安地区商量,决定对每一名知青分“一个半人”的口粮。再有,插队下乡的前半年,国家还给我们供应了6个月的国库粮,所以我们知青的粮食基本够吃,吃得也要好一点。我们能吃到蒸玉米团子、高梁米团子,老百姓当时只能吃糠窝窝。这种糠窝窝,当地老百姓也叫“糠团子”,就是推磨剩下的麸子或玉米皮之类的。团子是棕红色的,有些粗糙的捏在一起都很困难。
        在山上吃饭的时候,我们知青吃的玉米团子是黄澄澄的,老乡一看,就说:你们知青吃的这是真粮食。近平拿起老百姓的糠团子一看,确实就差了很多,于是他就用他的玉米团子和老乡换饭吃。一起劳动的老乡就夸奖说:“近平肯吃苦,嘴一没①不细。”
这话的意思是说人不挑食、能吃苦,“嘴不细”就是吃东西不挑肥拣瘦的意思。他们都知道近平的情况,但看到他并不娇生惯养,而且把好一点儿的粮食分给老乡吃,自己主动吃糠咽菜,十分钦佩。那个糠团子,确实难以下咽,而且热量很少,不顶饿,吃完再干活,没一会儿就又饿了。有时候,近平感到饿得顶不住了,又打开老乡的那个饭包,想再拿块糠团子吃两口。结果发现,他换给老乡的玉米团子他们都放着没吃,近平就问春妈的9:“你们咋都不吃玉米团子?”春妈的就坦白地回答说:“你们给的这玉米团子是‘真粮食’,窑里男人与孩子受苦更重,要给他们留着吃。”这件事给近平非常大的触动,老乡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当时,城里有些人家,生活好一点儿的,平时吃细粮习惯了,不爱吃粗粮。但是在这里,普通粗粮都舍不得吃,还要留给壮劳力。
       近平到梁家河以后,在生活或劳动中与老乡接触,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当时农村的落后与老乡生活的艰苦,对他们很同情,激发出为他们做实事的志愿。我回想起那时我们曾在另外一个队里的知青那里读到一本“文革”前出版的《诗刊》杂志,有位诗人这样写道:“待入尘赛,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他读了之后很受触动,反复吟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党内秀才胡乔木的诗《采桑子·反“愁”》其三。
       梁家河农村插队劳动磨炼学习的经历,是近平思想、觉悟、感情的出发点。一个共产党的工作者,如果不真切了解基层群众的疾苦和贫困地区群众生活的艰难,就无法真正站稳群众立场。
       现在,我们在电视里经常看到,近平下乡调研,很重视去那些贫困地区体察民情,比如西南、西北、井冈山等老少边穷地区。他对这些地方普通群众的生活很熟悉,到老百姓家里去走访的时候,言谈举止很自然,掀开锅盖看看锅里有什么,嘘寒问暖,与人民群众谈话都能说到要害处,说到点子上,也能了解到实际情况。如果下乡是去走过场,说话很有“套路”,也就看不到真实的感情流露。在电视上每每看到已经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近平,依然对困难群众自然而然地流露真情,我就有很多感慨,知道这种真情来自他当年在梁家河上山下乡的经历,来自他从知青时代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对人民群众的深情。
       采访组:习近平被推选为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他在日常工作中有哪些特点?他平时为人处事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雷平生:梁家河这个村是一个姓氏比较多的自然村,家族之间、邻里之间、前后生产队之间,甚至兄弟姐妹之间,总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有时还挺复杂。在担任村支书后,近平在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时,能够认真细致地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做说服工作,鼓励大家放下分歧往前看,团结起来,把事情做好近平刚上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当时请了王栓的弟弟根栓回来打铁。他这个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气大,打铁的手艺很好,性格比较直爽,说话办事粗线条一些。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集上打铁,近平把他动员回队里来打铁,做农具。这样,村里在供应本村农具使用的同时,还能有一些创收,有些“活钱”。但是根栓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在梁家河打铁的收入不如文安驿高了,他就不太满意,想走。队里不让他走,他就要待遇,每个月要给他涨工分。他这个人讲话很直,好像八匹骡子也拉不回来的样子,还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当时这个铁业社,是村里挺重要的一个产业,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对村里的损失不小。这件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里,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我们都知道,近平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的,讲话也很直率。根栓也是个很硬的人,两个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我们担心近平去找他谈,万一谈崩了,闹出点什么问题,铁业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实际上,没过多久近平就笑眯眯地回来了。他说,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原来,近平先是跟他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来终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打动了,他表示还是留在梁家河,为村里的铁业社继续做事。这种情况下,近平当梁家河支书“开张”做的几件事里,铁业社这一件就落到实处了。事实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成的,需要处理各种矛盾和情况,做各种细致的工作,才能顺利地把各项工作开展好。近平做群众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从不采取强势、高压的做法,总是尽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思想弄通了,心里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能顺理成章做好了。
       还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文安驿公社赶集。近平那个时候经常熬夜用煤油灯看书,所以他是计划到文安驿去买些煤油,再买些烟。那时候我们经济上比较窘迫,手里的钱很有限,只能买最便宜的“经济烟”卷烟,9分钱一包,9毛钱一条。不成想刚刚到公社院外,我们碰见几个老乡,他们对近平说:“集上有个讨吃老汉,说是你爸爸原来的卫士。他从绥德、米脂一路讨饭下来到文安驿,听说你在这儿,要来找你呢!”近平说:“那我去看一下。”当时我也没在意。结果,过了一会儿,文安驿集上就轰动了,有从集上过来的人说:“刚才,习近平在街上,碰见了讨吃老汉,说是他爸爸过去的卫士。他就把身上的钱、陕西省粮票、全国粮票,都掏光了,给了那个老汉,还把外套也脱下来给了人家!”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心头感到很震动,这是他的行为第二次使我感动。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粮票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有1斤陕西省粮票,买玉米面就9分钱,如果没有粮票,那就是另外的价钱,会贵很多。当时近平的经济也很拮据,钱和粮票并不多。我知道那时他家里也没有余力给他更多支持。那时已是阳历九十月份,陕北已经开始冷下来了,近平竟然把衣服也脱下来给了那乞食老汉。近平这样做,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倾囊相助了。古人赞美慷慨助人、仗义疏财的人有“解衣推食”之说,即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让出自己的食物给别人吃。而近平在自己身处困境的时候,仍能够做到对乞食老汉“解衣推食”,他的人格和胸怀令人感佩。
       近平从集上回来在公社外和我们会合的时候,我问他事情经过,近平说:“那个老汉说他是我爸爸过去的卫士,我看他很困难,从绥德上面一路乞讨下来,心中不忍,就把钱和粮票都给他了。”我说:“你都给人家了?”他说:“都给人家了。”我说:“这下,煤油和烟也买不成了。”
        回到梁家河,我跟近平又谈起这件事,我问:“你当时有没有问那个老汉是真的假的呀?”近平跟我说:“他能叫得出我妈妈的名字,能说得上我姐姐的名字,此外还有一些事情,他说的也都对得上。”听到近平介绍这些情况,我就多问了一句:“近平,他不会骗你吧?”近平坦然一笑,说:“我现在是个普通农民,他骗我什么?他不会骗我的。”听到近平这么坦诚地说,我十分感动,肃然起敬。近平对这位贫穷老人的这种理解、这种信任,这种古人所言“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的情怀,毫无保留倾囊相赠,真是常人所不及,也是难能可贵的。
       雷榕生:刚才平生讲到的这件事情,当时我就在场。我的理解是,不管这位老汉是不是习老的警卫员,只要他是当时一起闹革命的老红军,近平从内心深处就很尊重他。近平当时倾囊相赠,一方面是因为近平本人的感情和胸怀,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位老汉那么早参加革命,现在却落到沿街乞讨的境地,近平心里非常难受,也非常不忍。近平当时拿出所有的东西送给老汉,可以说完全是出于对父辈那一代革命者的尊敬。
       采访组:“我现在就是个普通农民”,习近平在和您谈论文安驿集上的那位老汉时,他很自然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您怎么理解习近平的这句话?
       雷平生:当时我们已经插队几年了,近平说自己“是个普通农民”,反映出他对农民思想感情的变化。他没有自称“知青”,而是自称“普通农民”,说明他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农民之中了。近平对基层群众、对农民的感情非常深厚。近几年,他一再强调扶贫要攻坚,扶贫要精准,就是因为他曾经就是一名农民,他很理解、很懂农民。无论是他当知青的时候,还是当大队书记的时候,他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和一些没有农村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的想法和做法是有区别的。
      只有在基层受过苦,知道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才能够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才能够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
      雷榕生:近平不仅经常称自己是农民,也经常说“我们老陕”如何如何,可以看出当时他已经把自己看成陕北农民中的一员了。他从内心觉得,自己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是很光荣的事。
      雷平生:有句话叫“人微言轻”,是说身份普通的人说话没有分量,不被人关注。但在近平这里,根本没有这回事,在他眼里就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尊重。近平与人交流、谈话的时候,即使对方是再穷的人,他也全神贯注地听。
        凡是和他交谈的人,都会觉得心里很温暖。他不像有些人,见了穷人就扭过头去,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我们村有位叫王翠玉的北京知青,被招工后在送別会上称赞习近平说:“在习近平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近平把自己看作农民,看作是黄土地的一部分,这个认识从他下定决心在梁家河大队挑重担时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1973年后半年,近平在赵家河当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对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是想上大学。”当我问他的想法时,近平说:“我1974年不上大学了。”
        我感到很突然,问他说:“1974年招考工农兵学员,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不上了?”近平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
        近平当时正在赵家河村参力卩“整队”工作,地区革委会要求全区各县农村要“三变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热火朝天,近平也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当时考虑,离开赵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为村里做些实事,带领老百姓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为这片土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上大学机会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当时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通过做工作,促使大专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可以从基层招收大学生,我们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未来招生政策《很可能会有反复,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招生条件和方法就作了好大调整。如果哪天说不招生了,没走的人也许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劝近平说:“近平,你可要想好了,74年这是个机会。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不再允许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近平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40多年以后的一个机会,近平和我谈起当时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年他思想上准备在陕北当一个农民,并非虚言。当他下决心回梁家河挑重担前,曾长时间躺在土地上,望着蓝天,下决心像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我现在分析近平当时的心境:一方面,他确实认为陕西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父兄战斗过的地方,觉得成为一个陕北劳动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他对陕北这片土地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近平当时家里压力很大,习老无端受迫害,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视,天各一方。当时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在黄土地上埋头苦干,老百姓对他很认可、很信任。老百姓保护他、爱护他,让他当家带领大家向前闯。他深刻认识到,是陕北老百姓养育和培养了自己,应该有所回报,要为梁家河做点事。
       雷榕生:近平当时想留在陕北当农民,除了平生所说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迫切地想为这块贫穷落后的地方改变面貌尽一份力。因为1973年5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看到延安解放多年变化不大,老百姓生活还这么苦,周总理很难受甚至流了泪。这件事对延安的广大干部群众影响很大。改变延安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非常迫切的要求。近平当时受到的触动也很大,他觉得应该响应和落实周总理的号召,要对得起陕北的老百姓。
       雷平生:确实是这样。当时生产队也需要敢想敢千、眼界幵阔的年轻人带着社员们闯一闯,而近平自己又有这个决心,想要挑这个重担。后来他也确实挑起了重担,给梁家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采访组:习近平成为梁家河村支书以后,都给村里做了哪些实事?
       雷平生: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信,希望他们在粮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农科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一大包蔬菜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种子后,专门拨出一块地来试验种植。那些菜产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种子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大队书记梁玉明曾安排他到县里制种站去学习良种培育工作。制种站把种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队。近平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很投入,积极学习育种知识,还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他回到窑洞里,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有关制种的知识,父系1号、子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杂交为什么会有杂交优势,等等。近平对这些知识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给我讲得很详细,也讲得津津有味。
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的。
       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陕北地区,川面上的水浇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量也比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来,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经过调查,知道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时候刚当村支书不久,他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当时近平、武玉华、梁玉明,还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线。我们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湿,但是达到一定深度,铲子就很难施展幵了,于是我们就在外面搭了一个井架,上了滑轮,近平跳下去继续挖,他挖一阵儿,我们也轮着下去替他。那时候天气很冷,我们当时都穿着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还不断往下掉土,弄得我们头上也都是泥。经过努力,水源终于找到了,有一个胳膊粗细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来之后,我们要把水留起来,就要在这个位置打一个小坝。那时候天气很冷,冰和土冻在一起,如果冰压在土底下,过段时间天气转暖后,冰一融化就会把坝渗穿,所以我们必须用老锺或镐头把这些冰土混合物
挖掉。基建队的婆姨和娃娃比较多,男壮劳力就只有我们几个,那时候天很冷,基建队社员站在边上,怕踩在冰水里冻脚,就不往下走。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锼和镐头使劲地一下一下挖。武玉华是个挺豪爽的人,也善于做动员工作,他朝大家喊:“你们看,习书记都已经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来的知青,都这么能吃苦!我们给自己家里修顼,咋能不出力呢!”武玉华喊罢,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挖。这时候,大家也都被带动了起来,下去用力挖,把残冰清理出去。
       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办沼气的事情,我也比较了解。近平当时是到四川遂宁县学习沼气技术,还请了一位技术员到梁家河来帮忙。这位技术员是泥瓦匠出身,怎么调水泥,怎么防砂眼,怎么防漏气,沼气池用什么样的规格,外面的石板怎么箍,他都很在行。但是,这个师傅干了一段时间,在陕北各方面都很不习惯,就想回四川老家。
       他前后经过了几次思想动摇,就是想回家去。近平反复给他做工作,解决思想上的负担,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这位技术员最终没有半途而废,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
       采访组:在插队这7年中,习近平为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系好了 “人生第一粒扣子”。您认为他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原因是什么?
       雷平生:在农村的这7年,是近平人生道路中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对他的整个成长、成熟、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平能够走好人生的第一步、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这7年努力拼搏,自强不息,刻苦磨炼,这是他成长的重要内因;另一方面,外部因素也很重要。展开来讲,我认为,他的成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条,是近平在下乡期间一直坚持劳动,坚持自我磨炼, 坚持学习。我和他在梁家河一起6年,目睹了他在各个方面的不懈努力/自强不息,见证了他扎根农村的整个过程。
       第二条,是党组织的培养。从梁家河大队,文安驿公社直到延川县,各级党组织对近平的关心爱护,是他成长的重要基础。
这包括前面我讲过的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廷璧等人对他的关心、爱护、培养,对他的獅和帮助。
       第三条,是陕北老乡的关怀教育。近平自己也曾经讲过,他在最困难的时候,陕北老乡收留了他,养育了他,教育了他。群众对近平的关爱,使他对农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
       第四条,是家庭与环境的影响。习老和齐心阿姨对近平的言传身教、不懈督促,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对他影响较大的还有一个人,在农村时经常听近平提起来,就是他的大姨齐云阿姨。近平几次给我讲,他得到大姨齐云阿姨的关照,聆听到大姨的教诲。近平最初会对大姨讲陕北生活的艰苦,那里的条件多么恶劣。齐云阿姨是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对农村生活非常了解。她在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太行山根据地,那里是八路军力量和日伪势力犬牙相制的地方,斗争形势十分险恶,随时会有牺牲的危险。齐云阿姨对近平说:“那个时候,只有坚决依靠老乡。找到老乡,才能坚持斗争,坚持生存。哪有嫌弃农村生活艰苦、农民落后的道理?如果那个时候离开老乡,共产党员一天都活不了。”近平回来以后,把大姨对他的教诲也转述给我听,由此可见齐云阿姨对他的影响非常之大。
       近平成长过程中,家风的影响潜移默化,十分深刻。在1972年他的家庭最困难的时候,近平的姥姥去世。在他们全家沉痛参加完老人追悼会后,我在新街口他们家中看到了心情沉痛的齐心阿姨、桥桥大姐与近平。桥桥大姐见到我后,向我介绍了追悼会的情况,还充满激情地为我背诵了表哥魏北陵为老人写的悼词:“在抗日烽火燃烧的关头,老人带领全家,毅然走上太行,投奔革命,参加八路军”,慷慨激昂溢于言表。在这样充满追求进步的豪情、充满正能量的家庭中,近平所受的熏陶,对他成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还应当提到近平在八一学校读书时的两位老师:陈秋影与齐荣先。这两位老师都先后担任近平初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近平在窑洞里也几次讲给我听过,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她们都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嘱咐近平:要相信党,要守纪律,不要对老师做不恰当的事。这些提醒与告诫,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
       采访组:习近平酷爱读书,这一点众所周知。您也喜欢读书学习,和习近平在同一孔窑洞住了大约6年时间,而且和他在读书学习方面有很多交流。请您讲一讲习近平读书学习的特点是怎样的?
       雷平生:学习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近平思路宽广,思想活跃,分析问题能力很强,这同他刻苦读书学习分不幵。他在陕北农村劳动期间,数年如一日保持着刻苦学习的习惯。据我了解,近平读书学习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他勤奋好学,到了夜以继日的程度。正如有些老乡所讲的——有个针缝的时间都要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白天去山上劳动,晚上回家一有空就看书。后来,大部分知青离开了,窖洞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在炕上有各自的床位,中间隔着一个炕桌,炕桌上有盏煤油灯。白天干了一天活就已经很累了,晚上吃过饭,我如果觉得累,就睡觉了。而近平吃过晚饭总是拿起书本,开始学习。他怕影响我睡觉,就把灯移到一旁,用身体挡住光线。他看书常常到非常晚。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发现近平还在看书,就问:“近平,你怎么还不睡呀?”他总是说:“再看一会儿。”有一次白天聊起天来,他和我调侃说:“昨晚看书至深夜,四周寂静,颇有些‘世人皆睡我独醒’的味道。”还有一次,他颇有感慨地说:“农村知青生活可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高度结合呀!”事实的确如此,白天劳动强度大,人已经很疲劳,每天吃得也不好。回窑后再长时间阅读,大脑高速运转,对体力和脑力都有很大的消耗。
       第二,他读书注重分析对比。一方面,近平会就一个观点、 一个史实找出很多相关的参考书籍来阅读比较,从不同的侧面去了解和分析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也会跟别人进行讨论。他看书经常是几本书同时看,有所对比,有所分析,不但比较几种说法的同异,也推敲作者为什么这么说,正所谓“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比如,他在学习苏联历史学家谢缅诺夫《中世纪史》的时候,就参考了不知从哪里搞来的一本《基督教青年读本》一起看。由于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对基督教没有多少了解。近平在学习这方面知识时,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作为基层群众信仰的宗教被罗马当权者镇压的历史。这就是他在看书时不断扩展参考资料所起到的作用。
       雷榕生:近平这个读书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他经常是以看一本书为主,同时又寻找相关的书籍作为佐证,不断地扩展阅读书中的知识。比如他看中国历史,就是先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主要读本来学习,但在学习中发现史学家的不同观点时,就以钱穆、吕振羽等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书籍来互相印证、互相对比,深入理解。这样学到的历史观点,是一个立体、全面的观点。既掌握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不同点,也养成了从不同角
度观察分析问题的习惯。
       雷平生:确实是这样。近平在了解不同学者的观点后,非常喜欢自己思考。他经常问我:“这本书,你看过没有?”如果我看过,他会就某一个观点与我进行讨论。他对讨论切磋推敲印证那些重要的知识点非常有兴趣。虽然我们那个年纪所讨论的问题未必有多么深奥、多么专业,但确实起到了活跃思想、拓展思路的作用。
       近平曾有一次外出,住在集体宿舍,碰到一位中央党校党史专业的年轻教师,他们讨论起了五四运动。近平那次与这位年轻教师交流,就注意学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回来以后,他把自己的心得讲给我听。
       他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对其爆发原因有《很多成型的论述。但那次和党校老师的讨论中,他又搞明白了一个关键点,就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是国内矛盾集合与爆发的产物,也是国际矛盾集合与“催化”的产物。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巴黎和会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哪有什么“公理战胜强权”!世界依然是强权政治,中国被“世界所接纳”的希望彻底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众首先是先进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对西方阵营极度失望之余,反帝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把视线转向刚刚进行过“十月革命”的近邻苏俄,希望用激烈手段改造中国、改造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个政治事件,都与上述国际大形势以及民间舆情、民众情绪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迫使中国人喊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救亡口号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平声情并茂地给我讲了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国际联盟、巴黎和会、英国和法国的态度等内容。今天我们的历史知识大大丰富了,这些可能都算是常识了,但在书籍和信息比较匮乏的年代,对于知识饥渴的我们,听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这说明近平是多么注意吸收新知识。
       采访组:请你们谈谈习近平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情况。
       雷平生:在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些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是要求和鼓励学习的,也是近平反复阅读学习过的。他曾就《国家与革命》里阐述的一些问题,与他认识的朋友探讨。其中一个问题是,共产主义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髙级阶段即进入共产主义阶段。那个时候,国家将逐渐消亡。那位朋友和近平讨论,国家是如何消亡的?是阶级斗争逐渐平息,大家都踏踏实实地搞生产呢?还是像现在这样,斗争时起时伏,七八年来一次,甚至有时候还会很激烈呢?现在看来,讨论的话题本身并不重要,也不可能深入。但通过这种讨论,使他活跃了思想,也使他对当时很多“左”的做法有了新的认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家处于动乱之中,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近平逐渐对这种长期无休止激烈的阶级斗争有了疑问,引起思考。
      近平每次去“五七”干校探亲或外出,总能带回来一些新书。有一次,他带回来厚厚一本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躺在炕上专注地阅读。过后,他对我议论起这部著作。他谈了很多关于《资本论》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识,并说《资本论》的翻译版本研究很重要,他特别推崇郭大力和王亚南这个译本。
       他介绍道,这两位翻译家同时也是社会学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到中国来。近平讲到他们的执着和毅力,即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矢志以恒,一以贯之,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他对这两位学者非常推崇,不仅推崇他们的学术造诣,更推崇他们的髙尚人格。
       近平对马列著作版本沿革是很注意的。有一次他议论起《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问题,说到这部著作有从俄、日、德、英、法不同语言翻译过来的中文本,很多学者对此都有不同贡献,但又各有侧重。他们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理解不尽相同。他感慨地说:这么一个小薄本经典,就有这么多名堂,可见认识真理《很不容易。近平读哲学书籍,主要还是读马列主义哲学。他下了很大功夫去阅读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在一个场合讲解辩证唯物主义,讲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年在窑洞里近平学习辩证法的时候,也曾谈起过这个问题,即不要把辩证法简单化。矛盾的不同侧面是不可分离紧密联系的,互相作为存在的依据。辩证法的精髓固然是对立统一规律,但实际上,对立统一除了对立还应考虑统一,唯物辩证法本身就包含事物的互相关联与事物的发展,还包括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等规律。简单孤立地谈问题一个方面而不顾及其他方面因素,肯定是有片面性的。如果认为辩证法的内容仅仅就是一个“斗”字,就把整个问题简单化了。
由于近平较长时间生活在中央党校这个环境中,对6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中央党校杨献珍、侯维煜“合二而一”理论的批判过 程有所了解。他还告诉我,在这次批判运动中惨遭迫害的党校哲学教师黎明,就是我们八一学校66届学生黎小路同学的父亲。
       采访组:请你们谈谈习近平研读历史著作的情况。
       雷平生:我们初到梁家河时,还只有初中生的文化程度。初中课程里并没有讲过世界史。近平在阅读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涉及不少名词和事件,都与欧洲历史相关,看到以后觉得很生疏。近平就找到苏联出版的《中世纪史》来看。这部书他好像是从当地一位教员家里借到的。在这本著作中,从东、西罗马帝国,从查理大帝,到法国、德国、英国的近代雏形,都有相对完整的讲述,这本著作也讲到了东方各国历史的演进和变化过程。通过对这部书的学习,近平对欧洲诸国的发展史有了初步认识。
       近平还有一本常用的工具书《新编新知识辞典》,1952年出版的,这是一本非常厚的工具书。辞典里面收录了大量重要词条,并有简要清晰的介绍。像“神圣罗马帝国”“苏沃洛夫”“二月革命”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近平在阅读其他著作时,经常拿这本书作参考。
       近平对中国经典古籍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史记选》《汉书选》《后汉书选》《三国志》,他都曾花功夫认真研读过。
       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作,近平也读过很多。比如,“评法批儒”运动时流行的一本书,即中山大学杨荣国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近平当时也买了一本,兴致勃勃地阅读。这本书把儒家、法家介绍得深入全面。当然,抛开当时对中国古代儒家和法家各个流派哲学思想褒贬不谈,作者介绍了这些学派的基本观点,以及在古代中国社会如何存在发展、如何推广演变的历史事实,使近平对相关内容有了清晰的了解和掌握。
       采访组:习近平读过大量文学作品,他不仅读书多,而且对文学有很高的鉴赏力。你们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雷平生:好的。近平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他读过《离骚》,读过《古诗源》,读过《李白诗选》《三曹诗选》等。他很喜欢曹孟德作品的悲壮苍凉,喜欢建安乐府感情真挚、朴实无华、气势雄浑的风格。对于词作,他更喜欢读辛弃疾。有时他读古典诗词读得兴奋了,就跑到院子里大声朗诵,有时在山上劳动的时候也会朗诵。他的记忆力很强,读过后喜欢的诗词大多都要背下来。若前一天晚上读到了他喜欢的诗词,第二天他就会背给我听。一方面是他确实喜欢诗词的韵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考验自己的记忆力。我作为听众听他背诵,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总体上看,他比较偏爱慷慨激昂、豪放自信的诗词。当然,像李白那种飘逸浪漫型的,他也很喜欢,李白那首《将进酒》我就听他背诵了多遍。
       这些中国古代优秀作品,让年轻的近平更加深入地认识了我们这个国家,领略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变迁。这些作品给他带来强大的正能量,培养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可以说,近平后来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建立在他对祖国优秀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今天,近平讲话常常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他影响之深。
       近平读过的外国名著也非常多。近几年他在访问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时,都曾提到过他所读过的这些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他所列举的,都是他认真读过的作品。我印象中,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他都很喜欢读。他来农村时带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个大部头著作四卷本,我们几个分开看。你看第一本,我看第二本,有时候进度不一样,接不上了,我们就互相询问,故事情节是如何发
展的。当然也有一边干活一边谈论小说情节的时候。《九三年》也是近平很喜欢的一本书,他经常和我们讨论法国大革命狂飙时期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战争与和平》《一九一八》《悲惨世界》等,都是近平非常喜欢的人文色彩很浓的名著。通过阅读这些夕卜国名著,近平的思维和视野得以开阔,心灵得到滋养。
       在“文革”中,因为文化思想方面条条框框太多,书籍匮乏,每个人的心灵都像荒漠。后来随着政治形势变化,逐步有一些宽松,某些被主流“认可”的作品,如《鲁迅全集》等都可以出版销售了,但毕竟还是有限制的。近平仔细认真地读了《鲁迅全集》收录的几乎全部杂文。记得他曾给我介绍鲁迅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是“租界”两字各去掉半边,鲁迅当时住在租界地旁边,就称自己的住所是“半殖民地”的地方。我还清晰记得,近平有一次谈起鲁迅与胡适、陈西滢“现代评论派”论战中,徐志摩发出“带住,让我们对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妙'论时的声情并茂。
采访组:习近平在一些场合提到过他读军事和国际政治著作的情况。这些著作,对于他形成军事知识,了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请你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雷平生:确实,近平读过不少有关军事和国际政治的著作。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我们下乡时,都带了一些书,其中近平带了不少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我带的书主要偏重历史和军事方面,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翻印出版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的书籍。这套书籍的翻印,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为了拓展我军高级指挥人员的视野而委托总参组织翻译出版。这套书包括《罗斯福见闻秘录》《隆美尔战时文件》《太平洋战争:岛屿战争》等。带到延川农村的书中,还包括当时能得到的国外军事名家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
军事文选》《战争论》等,还有中国的军事论著,包括《中国古代军事理论选集》《三十六计》等。
       对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与作战方法,近平特别注意学习,有比较广泛的涉猎和深入领会。比如《毛泽东军事文选》,这是军事科学院编辑的毛泽东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发表的军事论著。近平对其中的若干重要著作潜心研读,特别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十大军事原则》等关键文章反复阅读,以求贯通。在学习中,不仅要搞清毛泽东讲了什么问题,是如何阐述问题的,还要搞清楚为什么要这样提出和阐述问题,特别留意当时论述问题的时间、地点和针对性。1972年之后,随着国内“批林批孔”政治运动的开展,报刊上也发表了众多有关辽沈战役的文章。他结合这些文章,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有关辽沈以及淮海、平津战役的指导原则等重要材料,对于“三大战役”中的关键步骤和过程,如“关门打狗” “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小淮海和大淮海”“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等战役举措处置心中明了,耳熟能详。
       毛泽东军事思想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积极争取主动。不是被动地受对方制约,而要发挥己方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发挥不对称战争手段,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有人总结出三句话:对什么对手打什么仗,拿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充分领会这样的博弈思维、战略思维,对近平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启发应该是很大的。
       研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名著《战争论》,给近平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慧眼”和“军事天才”的描述。《战争论》是一部举世闻名的战争理论著作。解放军一些著名高级将领如刘伯承、叶剑英等,都对《战争论》中的精辟论述了如指掌。抗战时期,毛泽东更是要求全军认真研读,并要求对《战争论》虚心求教,不得有丝毫懈怠。《战争论》在中国的知名度不亚于《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慧眼”,是指“在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以及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被称为眼力或慧眼①,后者就是果断' 一个具有“慧眼”素质的军事指挥家,有能力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条件下高瞻远瞩看待问题、分析局势,带领国家与军队取胜。当然,那个时候的近平,还只是一名身在农村的普通知青。然而,那时涉猎这些著作,对他的启蒙、对他以后的成长,无疑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1969年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苏军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10月,全国进入战备状态。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军事,注重战争,准备打仗”。我们在带来的书籍中,也有一些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军事著作,如《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苏军战术的发展》《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役》(上、中、下册和图册)等。出于熟悉苏联军队的战略战役思想和作战模式的目的,近平花费了不少时间仔细阅读了这些书籍的重要部分。他髙度赞许反法西斯战争初期,苏军官兵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以及后续的莫斯科战役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意志、高度责任感和大无畏牺牲精神。那句“祖国虽然辽阔,但我们退无可退,背后就是莫斯科”的豪言壮语,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库尔斯克战役是1943年苏德战场最重要的战役。苏军由于这次战役的胜利,掌握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为了详细了解战役的具体进程,他把《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役》图册摊开铺在炕上,而他则趴在炕上对照文章仔细寻找一个个不熟悉的俄国地名。这是一项很吃力的学习,往往很长时间才搞清楚一个过程,随之而来的是进行简单的“兵棋推演”复盘。当然也会有一些疑惑和问题,会有一些不解和推测。例如:德军早在1943年4月就发布了战役训令,为何拖延到7月才开始发动这次战役?苏军最高统帅部是如何判断德军的进攻方向的?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不可能知道诸如英国军情六处菲尔比,或者瑞士红色管 弦乐队等为斯大林最高统帅部提供情拫的事实,只能猜测统帅部判断的情报来源于敌后广泛活跃的游击兵团,以及战场敌方俘虏的信息。我们很钦佩斯大林、朱可夫等对于苏德战场德方战役方向的准确判断,以及苏军战术的机动灵活(如在战役发起前率先发起炮火反准备)。
阅读《罗斯福见闻秘录》一书时,近平铙有兴致地注意到当时的后起大国美国如何在相当长时间内锋芒内敛,积蓄力量,最终利用矛盾,因势利导,平稳过渡,从守成大国英国手中顺利得到世界霸主地位的过程。书中详细记录了在这个过程中,罗斯福总统深谋远虑,有序有为,外交手腕运用得有声有色。在一连串的重要国际会议中,他一方面坚决支持同盟国英国、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提供物质和军力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双边与多边会议场合,宣扬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规则,不为盟友英国恢复旧制,只为美国开创新篇。夕卜交手腕上,借承认苏联斯大林在东欧与亚洲的势力范围拉拢“斯老伯伯”,使“得道多助”的美国始终处于对英国外交的主动地位。充分运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占据道德高地纵横捭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句“同盟者就是竞争者”,阐明了国际政治和大国博弈的真谛。
        近平还读了《太平洋战争:岛屿战争》。这部书展示的是1943年后太平洋战争美日双方的苦斗过程。在阅读中,他仔细推敲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美两国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所做的战 略决策预案,比较与估量了双方战略决策的得失。应该说,在太平洋战争中,无论是在决策、战争资源的拥有和战争资源运用能力诸方面,曰方劣势明显。特别是对当时大规模海空战争形式和战法的认识,日方明显落伍很多。太平洋战争中的海空交战,不能简单看作是一个运用航空母舰和兵舰进行海战的问题。美军通过科学的运筹、比较和分析,在战争资源运用能力等方面技高一筹,正确运用了 “蛙跳战术”和攻击日方大规模运输船队等行之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最终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战果。
       还值得提到的是,近平还读了美国著名学者亨利.基辛格早年的论文,如《核武器与对外政策》( 1957年)、《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1961年)等。通过研习这些论文,近平深刻感觉到: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学习型、研究型国家,美国军队也是一支学习型、研究型军队,美国的智囊政治家也是密切关注实际的研究型政治家。在国际政治军事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下,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美国都会有具有世界眼光的智囊和研究型人物考虑和提出如何应对新形势、提出新对策,及时转变原有政策。如果低估美国政治外交军事的应变能力和敏锐思维,依然釆用旧的想法做法,凭借“想当然”思维来考虑问题,就会在变化中的国际斗争中处于下风。
       现在想起来也有趣,20世纪70年代近平在贫瘠的陕北窑洞中读基辛格的著作时,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知青。时过境迁,2016年12月基辛格访华,此时的近平已是63岁的中国国家主席,而基辛格则是93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近平和基辛格这位资深睿智的国际政治家进行交流,探讨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的未来,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回味的事情。其实,年轻时期的阅读、年轻时期的苦学所能学到的知识和信息,很多已经变化了,或者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青年时期所养成的不倦学习精神和良好的学习方法,以及通过学习所养成的思维能力,则可以伴随人的一生,对后来的各个阶段依然起着作用、发挥着影响。
       2010年的一天,我到近平家做客。晚饭后,他拉我到他的书房,指着书架说:“平生你看,当时你留下的书还都在这里。”确实,那些有关军事和历史方面的书,依旧静静地保存在他的书架上,只是陈旧了许多。我下乡所带的那些书,在离开梁家河时基本都留给了他。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他依然保存着。当时之所以把这些书留给他,是因为不知道他可能还要在艰苦的陕匕农村坚持奋斗多久。留给他这些精神食粮,可以使他能够在艰苦的劳动和工作之余继续学习。我还注意到,这些书架上还有大量新\ 书,有些还是学术分量很重的书。我确信直到今天,近平依然保持着40多年前养成的学习习惯,在处理完繁忙政务后继续读书,不断从书中汲取新的精神养分。
       采访组:最后请你们总结一下,习近平能够从一名普通知青成为梁家河大队的领头人,他有什么样的特点?
       雷平生:近平的特点非常明显。我觉得突出的有四个方面。第一,强烈的使命感。与近平接触,你能很直接地感受到这一点。人要成长,要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首先就要有使命感。在农村7年,近平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体现这种使命感的证据,我认为有两条:一是近平在梁家河经过数年苦难和磨炼,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看作是黄土地的儿子,并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所以直到现在,他仍一再提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二是强烈的忧患意识。近平喜爱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忧患意识,最初是环境强加的,环境使然。因为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他父亲受到迫害,使他忧虑自己的家庭,忧虑自己的前途,这些是他肯定会忧虑的。经过在梁家河艰苦生活的磨炼,得到陕北人民的感召与信任,他的忧患逐渐过渡到要考虑生产队、考虑大队的事了。
        这时的他,忧虑全队的生产与生活,考虑如何解决粮食翻番的问题,也就是已经由从小我出发的“物喜己悲”,转变为对群众利益的一种深沉忧患了。
       第二,辩证思维方式。近平看问题习惯从多方面考虑,运用辩证思维方式,针对一个问题进行多角度反复推敲,互相印证,而不简单只从一个方面刻板地考虑问题,更不自以为是。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第三,遇事有定力。不论大事小事,近平遇事沉着淡定,始终保持情绪冷静。他曾几次与我说过他很喜欢曾国藩的一段话:“愈是军情棘手,众议纷祭,愈要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做大事者要具备冷静的心态和自控能力,这样即使事务再紧急,也可以条分缕析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在与近平接触中,他不止一次对我谈到智商与情商的关系。他认为,智商是重要的,而情商则是关键,尤其是做大事者。
第四,肯读书善学习。我注意到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曾多次就读书学习发表讲话,有谈为什么要加强读书学习的,有谈读书学习方法的,也有谈具体读什么学什么的。他说过:“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知道,他说这个话是由衷的,是从自己读书学习经历中得出的深刻认识。
山人 发表于 2021-9-23 19:50:36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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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


       采访组:您是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请问您和习近平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陶海粟:我是1971年从插队的村里被招聘为县上千部的。记得是1972年,我作为县上派驻文安驿公社上文安驿大队的工作队队员,参加了八九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其间,听人说这个公社梁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里,有个习仲勋的儿子,还有雷英夫的两个儿子,表现都不错。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传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结识一下他们的。
       虽然当时他们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上山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见得太多了。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批判大会,江青
       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地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经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的主席台上®。这让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反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了。
有一天,我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他们三个正好都在。当时,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部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没走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我进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党宣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的签名。当时我暗自称奇,心想:“共产党的干部里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 ”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
       采访组:当时他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陶海粟: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习近平当时只有18岁,比雷氏兄弟俩分别小4岁和两岁,但他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咋呼张扬。我认识近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刚下乡时曾有过的一段迷茫阶段,心态比较稳定了。
从那以后,尽管交通和电话都很不方便,我和他们还是尽可能保持着联系。有机会时,我会到梁家河看他们,他们到县里办事,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那时业余生活非常贫乏,我和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有这么几个:
       一是听他们讲他们父辈的故事。例如有一次,习近平对我们讲起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故事。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内地的经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釆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这类故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深深的爱戴之情。
       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东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得多讲得少。那时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他们几个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三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的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但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的《世界通史》时,议论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地大谈“锤子阿炳”这个人物,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语言。
       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也不是怀抱“反修防修”、把自己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农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己,没有其他路可走。习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为当时少管所人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榕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里关着,丧失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脱。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适军事院校的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报名参军,当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另外还有十几个北京工厂的招工名额,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了。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些解放20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受苦人”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敞开了心扉。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因此,虽然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点儿什么,做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那些“修齐治平” “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
第三个共同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都梦寐以求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掌控的。1972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直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我也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陶海粟: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1973年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团县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
       刘云清说:‘‘可不敢!①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成分”都是由过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但祖辈的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团县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如果团县委干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
1973年下半年,我当了团县委书记。几个月之后,延川县委开始酝酿筹备,计划继1972年对部分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在来年幵展第二批活动,抽调县社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到另一批大队去蹲点整顿。当时的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是县委安排的第二批预定进驻的大队之一。
       因为赵家河原来就是我们团县委蹲点的大队,所以县里让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我被任命为队长,还需要一个队员,这个队员可以是脱产干部,也可以是不脱产干部。这时我又想到了习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大队开展工作。习近平说:“我还是团员,不是党员。”我跟他说:“没关系,县上并没要求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党员。”他又很实在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我说:“没问题,我是队长,出了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我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工作方面考虑,我们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给团县委的整顿大队工作搞得好一些,我了解习近平的为人和见识,相信他能胜任。第二是从他个人方面考虑,我非常想给他创造一个“锥处囊中”的机会。因为创造条件使他发挥才干,才能让县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推荐上大学或是当干部,机会都会更大些。
       到赵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经过县上和公社必要的会议和培训,1974年春节过后,各个工作队就开始进驻各自的大队了。我当时因为县上还有些工作脱不幵身,习近平就只身先去了赵家河,那个时候他是20岁。我过了几天才去。
       采访组:从您的角度来看,他在赵家河干得怎么样?
       陶海粟:曹谷溪在他的访谈中讲过习近平在赵家河修厕所的故事,这确有其事。习近平曾说过知青在农村要“过四关”,我看厕所关可以作为“第五关”。赵家河大队公窑外面的厕所,当时非常简陋,又脏又臭,难有下脚之地。我比习近平晚几天到赵家河,一到大队部外就看见他正在修那个厕所。我当时还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我之前经常来村里住这孔公窑,却从没想到要把厕所修一下。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幵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讲着一口比我还地道的陕北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6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畗。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习近平在赵家河带领群众办识字夜校、打坝以及他和群众的密切关系等,你们采访的赵家河村民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其他的事情。那时“文革”正处于“批林批孔”的髙潮时期,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所谓的“大批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但我和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 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到什么“阶级敌人”,也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包括我们共同工作期间和此后习近平独立负责期间,我们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也没有斗争过任何人。当时农村各个地方通行的做法是,即便没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迹象,但只要某个时候需要营造斗争气氛了,就会把村里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拉出来揉搓一遍,这些人永远是一些人搞“阶级斗争”的现  成靶子。赵家河虽然也有过去的富农,但岁数都很大了,而且都是老老实实干活的人,我和习近平觉得无故欺负人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
       那一年,按上面的说法,最大的阶级斗争任务就是“批林批孔”。可是老百姓对那些“抑孔尊法”“抓现代大儒”之类的东西,说实话根本弄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幸亏当时还有另一句大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和习近平在队里的工作,对“批林批孔”之类的不过是支应一下,主要精力还是花在了 “促生产”上。
       我现在仍然记得一件事。有一次我和习近平,还有赵家河的干部及部分社员,到公社所在地参加一个全社规模的批判大会,邻近一个生产大队的社教工作队送去的批判对象是几个队干部,他们的罪名是“不重视妇女工作”。大会上,他们几个低着头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当时我和习近平都感到很不理解,我们俩议论说,不重视妇女工作,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用得着釆取这样的办法整人家吗?我当时和习近平说:“我真想上台去把他们的批判会冲了!”习近平跟我说:“不要不要。”当然我也只是说说气话而已。
       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还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差点儿把他自己搞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他熟悉的一个文安驿公社干部有事到冯家坪公社来,见到了习近平。习近平托他回文安驿时把一封信捎给雷平生。没想到这个干部私自拆了信,见到里面有议论江青的内容,威胁要告发。这有可能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在知青内部的圈子里,议论讥讽江青其实是家常便饭,谁也不会当回事,但是地方上的干部对上层的斗争没有多少概念,也没有接触这方面信息的渠道,所以会把这种事当成反对“文革”、反对党中央的了不得的大事来看待。后来通过共同朋友在中间做工作,给那个干部送了两件在当时比较稀罕的军大衣才算把事件平息了。这也算是习近平在年轻时代经历的一次惊险的“淮阴之辱”吧。
习近平从赵家河回到梁家河时,雷氏兄弟都已经先后上大学走了,他成了村里唯一的北京知青。但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他的生活更忙碌、更充实。
       1975年在梁家河幵沼气现场会时,我也随各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去参加了。看了他在村里搞的沼气,确实有模有样。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沼气这个事是很难搞的,因为那时燃料稀缺,做沼气所需要的秸秆之类大都被做饭取暖烧掉了;当地土质疏松,群众又买不起水泥,渗漏问题也很难解决。在其他公社@推广沼气的阻力很大,大多是敷衍应付,虎头蛇尾。而他们村里办的沼气还真的把一些农户家的灯点亮了。可见习近平在这上面付出了很多心血。
       习近平对于他在赵家河“整队”的这段经历是很珍视的。我1992年去福州看他和2008年在北京见他时,他的两任秘书都对我说,领导跟他们说起过,在延川赵家河参力卩“整队”工作,是他走入政界的第一步。2009年,到延川插队40周年之际,我回访了赵家河,给我们当年住过的窑洞及现在的村貌、当年一起栽种现已成林的树木、村里老乡等照了一些照片。回京后我通过习近平的秘书告诉他,想把照片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送给他,他答复说:“照片送来吧,土特产就不必了。” 2012年他请几个清华大学的同学和我一起吃饭时,很带感情地向他的大学同学讲述了在赵家河工作的前前后后,还开玩笑地说:“我当时是个团员,整队结束时却把一个1938年入党的老支书换下来,让一个年轻人上了。”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前后的事情。
       陶海粟:1975年大学招生,习近平填报志愿的时候,三个志愿填的都是清华大学。当时因为他上大学的事,在推荐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这方面其他人已经讲得不少了。但推荐上去是一回事,后面还有关口,到底能不能上还是未知之数,谁也不能给他打保票。在这种抉择的当口,他做出三个志愿都填清华的选择,表现了独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设计上的理念。他这么做,力口大了能不能上大学的不确定性,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农村继续千下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不像很多人那样,把待在农村看得凄凄惨惨戚戚,能有离开机会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顾得上挑挑拣拣呢。经过7年的磨炼,他在这里已经有情似亲人、贴心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经有殚精竭虑、日思夜想的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又有什么呢?在他被批准上大学、梁家河乡亲们依依不舍送他离幵时,他甚至跟乡亲们说出过“要不然我不走了,继续留下来干”的话,我相信那是肺腑之言。
习近平临走之前,我正好在县上开会,和他在县委招待所里话了别,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出了门目送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远去的身影,心里有一丝怅惘,但更多的是为他走上了人生的新阶段而高兴。不管等待着他的前路是什么,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准备的。
       采访组:他上大学时你们有联系吗?
       陶海粟: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第一次招生考试,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后,不久就去清华大学找习近平。他把我带到学校附近五道口一个饭馆吃饭聊天。当时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布了 “文革”的结束,但仍然坚持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我们俩那天的长谈中,基本上都是在谈论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大事情,也谈到了他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他明确表示,他不准备做和化工专业相关的技术性工作,还是要进入政界,继续在陕北农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情。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曾担任过陕西渭南副市长的仵西居,在2012年那次和习近平一起吃饭时和我相识,此后我们来往很多。他曾经和我说起过习近平和他同学时的一些事情。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大班,后来大班分成两个小班,习近平 任其中一个小班的党支部宣传委员,他是组织员。他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时的生活特别简朴,同学3年多,他从来没见习近平穿过新衣服,使他感到很惊奇,因为仵西居自己是从农村来的,有时还会穿新衣服。他还说,习近平在学校时,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政治经济类书籍。那时候,仵西居从家里带到学校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近平见到后就跟他借阅,后来仵西居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了。他还特别讲到,习近平在政治上也非常稳重成熟。当时,清华大学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四人帮”对清华大学管控很严。1976年发生的纪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期间,他们班里有好几个北京同学也参与其中,传抄了天安门诗词。习近平在北京同学里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给那几个同学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提醒他们要注意策略,注意保护自己。仵西居是这次事件之后负责清查工作的,正是由于习近平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几个同学得到很好的保护,都没有受到伤害,顺利过关了。这次事件以后,“四人帮”就开始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一轮折腾。当时清华大学各年级都成立写作组,有组织地写作批邓文章,仵西居询问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当即就以自己不善写作为借口,拒绝参加。
       采访组:习近平担任耿飚的秘书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到正定工作。您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去基层吗?
       陶海粟:1982年初,我快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一天,习近平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决定要下基层、回农村去工作。他还说,他向耿飚谈自己的打算时,耿飚曾经挽留他说,下基层锻炼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战军去嘛。但他还是坚持要到地方上去。习近平跟我说,他之所以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工作,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陕北干了7年,知识和工作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
       说了这些想法之后,他还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听他说这番话,我很感动,但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选择从政道路的人谁都明白,虽然都希望在这条路上能不断进步,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开创更大的事业,但能否如愿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有各种外在的环境因素和机遇因素制约,这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当时由于十年动乱对干部队伍和大学教育的摧残,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一批高干子弟通过特殊途径得到快速提拔,被称为火箭式的干部,比起下基层,这似乎是一条不确定性较小、快速占据制高点的路。但习近平不愿意走捷径,他觉得自己虽然做过大队支部书记,但积累的到底是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练和视野还不够全面,从县一级起步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这样做,前面的路不确定性很大,但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习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择和自我设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只要有这一条垫底,而且为群众做事又是自己的乐事,那么个人前程的不确定性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我看他下去的决心已定,就对他说:“那好啊,你既然已经决定要下去,我给你带一个人来,给你介绍一下农村改革的个青况。”我说的这个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邓英淘,他当时是农村发展研究组的成员,这个研究组主要由在农村插过队的在校大学生组成,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农村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习近平同意后,第二天我就和邓英淘从学校骑自行车又到了习近平家里。那天,邓英淘跟习近平谈得很投机,给他分析了农村改革的形势,提了很多建议,习近平听了觉得很有帮助。30年之后,2012年习近平和我见面时,还跟我提起这件事。当时邓英淘刚刚去世,习近平表达了惋惜之情,并告诉我,他还读过邓英淘写的书。
       习近平去正定后不久,我也从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工作。几个月后,我记得是夏秋之际,习近平有一次从正定回北京办事,又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和我聊他在正定工作的情况。当时我看他情绪很好,谈起正定的各种事情带着一种兴奋的语调。虽然去的时间还不算长,但他已经对推进正定的经济文化建设形成了很多设想,其中之一是在正定建一座荣国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动这个事情有关。
       1992年我去福州看习近平时,他和我说起过他在正定任职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担任正定县委书记之后,有一次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邀请了三个县委书记去他那里座谈,这三个书记都是从北京下到农村工作的年轻干部。会上三个人分别汇报了所在县经济改革的情况和各自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会后当天晚上,有熟人就打电话告诉习近平,老杜听了三个县委书i己的汇报后说:“还是小习讲得最实在。”我听了这个事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陕北农村共事时我就知道,习近平做事总是沉稳务实的,他不喜欢“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讲究吃透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2012年时,他还和我们说起,当时有一个外县的县委领导带代表团到正定来交流改革经验,所有团员都是西装革履,并且在和正定的干部交流时鼓动正定干部也应该都穿西服。习近平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他虽然不反对穿西服,但这终究是表面的东西,没有必要把这作为改革的措施来强求一律。他还说起与此相关的一件趣事,他刚到正定的时候是县委副书记,书记是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千部,习近平对他很尊重。习近平那时经常穿一件军大衣,戴一顶鸭舌帽,有一次老书记请他到家里,坐在炕头上喝酒,老书记说:“你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帽子……”习近平听了后,觉得这不是大原则问题,就欣然听从了老书记的建议,不再戴那顶帽子了。
       我的一个朋友当时是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时曾到正定搞过调研。他最近告诉我,他当年到正定调研时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普遍对习近平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年纪大的农民说,近平是我们农民的儿子;年轻人则说,近平待我们就像兄弟一样。他跟习近平在正定谈了很多,他说习近平当时曾跟他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他至今对这几句话印象深刻。
今天就先谈这些吧。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和习近平的友谊虽然延续了几十年,但近距离接触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过就从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确实感受到,为群众做实事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什么被灌输的教导,而是早在陕北7年里,在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扎着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牵手共度时艰中,就油然而生的、铸入血液中的信念。对他来说,这不是自己升迁业绩的筹码,而是没有其他任何兴趣能够替代的人生乐事。毋庸讳言,习近平在陕北的7年正处于我们国家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黑白颠倒、美丑错乱的时期。但是,在延川这个全国贫困县的贫瘠土地上,却在同时期中走出了习近平、孙立哲、路遥、史铁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这并不是“文革”的成果,不是极左路线和乌托邦理论的成果。中国自古以来,不管是在盛世还是衰世,不管环境多么荒谬,总是有悬壶济世的良医出现,总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良吏出现,这是我们的民族能够生息绵延的脊粱所在。我们现在回忆这些青年人当年的脚步,不是歌颂什么虚幻的口号和运动,而是认可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仍然顽强地寻找和实现人生的意义、“男儿当自强”的精神。
       2008年我在北京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曾对他说:“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关于你的故事写一写。”他当时笑着对我说:“我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他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习近平行事低调,从不愿意过多宣传自己,他在福建接受记者釆访时曾说过此前已经拒绝过大概上百次釆访。加之现在他肩负重担日理万机,讲他的故事这样的事确实算不上什么急务。不过我觉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不仅看到他们在台上作大拫告的样子,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的酸甜苦辣和内心世界,应该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觉得中央党校做这个系列釆访实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山人 发表于 2021-9-23 19:55:55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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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采访组:王燕生同志,您好!很高兴采访您,请您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大背景。
       王燕生: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熬着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
       我是人大附中的,家在农科院。原本我想年底征兵的时候&参军,但毛主席指示一下来,我考虑还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知青。我们那一批知青里面,大部分人去插队都是因为听了主席的指示,可能还有家庭、个人所处的环境等因素。
       采访组:您还记得离开北京去插队的情形吗?
       王燕生:北京知青是从北京站坐专门的列车走的,来送行的人特别多。我记得自己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我父母没来,是我的兄弟姐妹来送我的。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忘记自己是否哭了,来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厢里面是一个个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面坐七八个知青。
       那时候坐火车可到不了梁家河,连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都?没有,我们是从河南绕过去的。我记得是在陝西铜川下的火车,奋附近住了下来,住的地方没有床,我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安,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大院请下乡知青吃了一顿饭,用大笼屉蒸的白馍,还有猪肉烛菜。知青们围成一圈,蹲在院子里吃。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觉得这些饭菜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经历了插队的艰苦生活,回想起那顿饭来,真是了不起。当时公社为了招待我们知青,拿出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
       我们知青在文安驿公社大院里吃饭时,很多老百姓都肌在墙头上看。当地老百姓很淳朴,一听说北京来的知青,都说是“中央来的知青”“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吃完饭以后,幵始集合,念名单,各村来接各村的知青,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梁家河的人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就给人家递烟。村民看到我们给的是过滤嘴香烟,都是双手接烟的。当时,我们给的烟都是牡丹、中华,也有大前门。大前门虽然在北京属于很一般的烟,但在农村算是非常髙档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从文安驿到梁家河的?
       王燕生:来接我们的梁家河村民,帮着把大件行李和箱子放在毛驴背上和平板车上,很快就堆满了。剩下的都是小件行李,村民们就帮忙拎着。行李堆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棕箱,一位叫张太平的村民觉得这个箱子比较小,拎着就行了,不用放在平板车上了。谁知,他拎起来之后就大声说:“这个小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沉啊?”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后来才知道是他的,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书。
       就这样,梁家河的村民和我们一起走到了梁家河村。到村里时,天已经快黑了。到了梁家河,由于我们知青的灶还没开起来,晚饭就到各家各户吃派饭。村民家里都点着煤油灯,让我们上炕吃饭。我吃派饭的那户村民给我做了铪铬面。我吃的时候,在铪铬里发现了一丁点儿羊肉沫儿。我当时还觉得肉少,后来才知道,农民过年才能吃这个。
       我从村民家里出来,村民说送我回去,我说不用送了,结果一出门,外面没有路灯,黑咕隆咚的,我两眼一抹黑,还真找不到我们住的窑洞了。等我找到了窑洞,近平他们吃饭也都回来了,我们一交流,各家各户的派饭都做得挺好,有高粱面的铪铬,有馍馍片。
       我们6个人要在一铺炕上睡觉,当天晚上分铺位。杨京生爱干净,离灶台远一点,住在靠窗户的第一个。雷平生的母亲在延安待过,她告诉雷平生离灶台近的地方暖和,他就睡在离灶台最近的铺位,结果那个地方太热,把被子都给烤煳了。近平没有刻意选,就在雷平生旁边的铺位住。
       采访组:当地有的村民说,你们到梁家河之后,拿出面包来喂狗,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他们有些不理解。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王燕生: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可能随身带一些吃的、用的。有人带了面包,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几天,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霉了。发霉的面包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随便乱跑,跑到我们院里的时候,我们就把发霉的面包拿出来喂狗了。
       刚到梁家河时,我们和村民彼此还比较陌生,接触少,互相不了解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小误会。后来,我们和村民渐渐熟悉起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误会。
       采访组:你们几位知青,初次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生活,经历了哪些困难?后来是如何适应的?
       王燕生: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釆访,谈到“过四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陝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和風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祅、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采访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们的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王燕生:我们6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1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6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幵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
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像我,在北京从小就住公寓楼,家里有卫生间,能洗澡,虽然当时北足的条件也不好,没有热水器,但我家的楼房,一个星期能供应一次热水,所以每周至少能洗一次澡。然而到了陕北,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
       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那个井旁边有个跨沟的小桥,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后来发现过桥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都穿着游泳裤呢!”她们都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像城里那种游泳池,她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
       采访组:你们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舂阳的父亲给我们弄柴、做饭。不久,我们知靑就得自己做饭了。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
       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但还要靠自己劳动,不仅要去拉粮食,回来还要自己加工粮食。我们费很大劲,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髙粱等。但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碼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楂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粮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
       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髙。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扃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幵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6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 ”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 ”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_,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幵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5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蹴,麦穗就落,当时亩产不到100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德,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5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你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平时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王燕生: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聊天。我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没打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天,唱《外国民歌200首》,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
       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网络上看到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我们知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央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凑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新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张卫庞的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梁家河了,后来听说,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近平给咱们照的!”
       采访组:您觉得插队生活艰苦吗?这段知青岁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王燕生:我想,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们这一拨北京插队知青,八一学校的学生居多,干部子弟和髙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体到我们几个知青里面,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级别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国务院副总理。我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司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我的家庭遭遇的冲击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压力就没有近平他家那么大。
       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
       党的九大召幵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
       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 9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髙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7年。在这7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釆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历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四关”当中的“思想关”。
       采访组:能谈谈您对习近平说的“思想关”的理解吗?
       王燕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插队下乡这一代人,亲身体验过农村艰苦的曰子,亲眼见过中国最贫困、最原始的生活。对近平来说,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视、被困在陕北穷山沟里,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成长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这就决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来返回北京上学,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反而放弃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下沉到基层,沉至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家里帮忙安排一个好工作,选择清闲、待遇优厚的公职,或者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享受高福利……做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岂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层呢?近平选择走这条路,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抱负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一批近平这样的人一未必都是领导干部,可能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无论是不平凡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所以,中国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快的发展和这么大的进步,而且有这么美好的未来。
山人 发表于 2021-9-23 19:59:44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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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采访组:办沼气是习近平当年在梁家河为村民办的—件大实事。您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去四川学习办沼气,请谈谈你们当时去四川学习的情况。
       黑荫贵:好的。我是1968年12月转的北京户口,1969年1月到的延川县。当时我和习近平是在同一趟知青专列上,但插队好几年,见面认识是一块儿去四川学习办沼气,在这之前只知道他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但没见过面。
       我们北京知青到延川县大概1400多人,从1970年开始国家就陆陆续续安置了一部分知青就业,家庭比较困难的工农子弟主要在当地服务行业就业。1970年有一批国家三线工厂招了一部分,后来征兵又走了一部分。到了 1972年十一二月,百分之八九十的知青离幵了农村,很多人安排了工作,基本上都在陕西,比如航空工业部汉中012系统的一些工厂,还有海虹轴承厂、供电局、宝鸡自动化铁路,等等。剩下没走的,一部分像我们这40多个北京知青被当地县委安排做了干部。剩下没走成的这一部分,大多是由于家庭出身或政治问题,比如父母还没有解放,或者父母有一些历史问题,等等,习近平当年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类没走的不太多,大概一个队两三人、三四人,很少了。我是1973年初被安排在拓家川公社做干部的,一幵始是当文书,两三个月后安排我当了团委书记,前后大概待了两年时间。那年正赶上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到延安参观视察,他看到陕北情况时流了泪,说:没想到全国解放这么多年了,陕北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于是就让北京市从各方面对延安进行支援,提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目标。周总理提出的这个目标,当时在陕北震动非常大,大家憋着一股劲要解决陕北穷困落后的面貌和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的状况。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延川县一部分干部就提出要到农村去包队,我也提出到我原来插队的地方去包队,这样就从拓家川公社回到了我插队的关庄公社关庄大队。1971年初,北京市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给延安派了一批干部,一是帮助延安建设;二是帮助知青解决生活困难。延川县来了一个老干部,是海淀区的,叫张之森,到延川担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到四川学习办沼气,是习近平提出、张之森大力支持的结果。
       原来,1974年1月8日《人民日拫》介绍了四川推广沼气的报道后,引起习近平的关注和兴趣,他产生了到四川学习办沼气、解决当地缺煤缺柴问题的想法。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张之森,没想到张之森也有这个考虑,两人不谋而合。张之森把去四 川学习办沼气的事向延川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很重视,县委书记申昜决定抽调3个公社的6个同志去。3个公社就是文安驿公社、城关公社、关庄公社。关庄公社由我带着我们队一个石匠。文安驿是习近平带他们队一个农民,那会儿习近平已经是大队支书了。城关公社也是一个干部、一个工人。再加上张之森,我们7个人组成了延川县学习沼气的代表团,到四川去学习经验。(据了解,看到《人民日报》报道后不久,习近平与北京驻延川干部柏根柱等3人一起到四川遂宁等地学办沼气,回梁家河后在知青窑旁边挖池子,建成后产出沼气。县里组织7人去四川,应是习近平第二次入川深入学习办沼气,之后有延川大办沼气。)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和习近平一起去四川学习的经历。
       黑荫贵:大概是1974年12月,我们7个人从延安坐汽车到了铜川,再从铜川坐火车去成都。因为要到四川去学习怎么力、沼气,所以在火车上大家都特别兴奋,期盼之情非常强烈。这期盼源自什么呢?虽然陕北产煤产油,但是老百姓买不起,还用煤油灯,有的老百姓甚至连点煤油灯的煤油都买不起。四川人民用上沼气以后,农村解决了烧柴问题、做饭问题、点灯问题,甚至解决了用沼气发电问题。这些都是陕北最需要的,也是我们在那JL插队以后感到最需要解决的。习近平又是大队书记,这些问题也正是他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要解决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困难,首先就要从这些问题着手,所以大家一路上讨论得特别热烈。
       到了成都以后,我们自己找了旅社住下,然后才跟四川省沼气办打招呼,结果省沼气办就急了。当时四川省里的领导以及各级领导,不少是从山西南下的干部,他们一听说革命圣地延安来人,立即安排换到省招待所,并接见了我们,提起习仲勋同志,更是非常有感情。接见后又安排省沼气办给我们派了两辆吉普车,派了两个同志陪我们学习考察,说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是省沼气办的责任。后来我们到各个地区、各个县观摩考察的时候,他们的一把手都会跟着我们,一路的安排都非常详细认真。
       省沼气办刚开始接待我们时,已经把全国各地来学习办沼气当作一种惯例了,来了就带着我们去看看、转转,尝尝这儿的好吃的,住在县上招待所。因为省委提出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而且带我们去的干部看到我们认真学习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也有很大转变。当时我们确实是每见一个沼气池必下去,到每一个地方必问得非常清楚,而且要参观各种情况的沼气池,有石头做的,有土挖的,有砖做的,有土挖以后再用水泥抹的,有用石板砌的,还有在什么样的土质上建什么样的沼气池、怎么建,入料口、出料口以及密封口怎么做,这些东西我们都学得非常具体。
       由于四川各地沼气池建设情况不一样,我们走了5个地区17个县,差不多40多天的样子。有的地方的条件是陕北不具备的,但也有很多条件跟陕北相似的,对这些我们都考察得非常仔细。比较相似的条件,比如有很多红色的黏土,黏度非常大,脚踩上去都是黏的,含沙量也不大,挖完沼气池以后稍微涂一点石灰砂浆就可以用了,也不漏。有些含沙量比较大,就要抹石灰,用带沙子的那种石灰拌和三合土去抹。当然陕西还有一些与四川不同的情况,比如土质没有四川那么大的抗劲儿,你就得用砖砌,用石板的话还要“溜缝儿”。当时习近平跟我们经常探讨,提出我们要学习的关键是如何保证沼气池不漏水,要能承受一定立方水的压力,而且要一次试水成功。因为要是水进去了,再想弄出来就费劲了,一漏就等于报废了,所以就不能漏。这也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四川的沼气池是从5立方、3立方开始建的。一个5立方的就能解决三口之家的做饭点灯问题;更大一点的一般都建七八立方的,一般家庭干什么都能满足了。四川还有集体建的100多立方的大池子,能发电,还可以把所有的沼气池串联起来,发的电可以共用。四川还有很多发明,比如塑料小开关、塑料管、沼气池的水压显示器,还有一些灶具、灯具,都是人工做的,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天学习之后,张之森都会组织我们一起讨论,交流学到什么了,还想听什么,还想再看什么,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等等。当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怎么保证不漏水,再一个就是四川农民制作的东西我们回去能不能制作。还有:沼气池每一步怎么挖?人下去挖有没有危险?怎么能保证不出问题?挖的时候有多大的弧度? 口留多大?出料口和进料口的角度怎么设计?出料口要留在沼气池的上部,进料口要尽量贴在内池的下部,口怎么去密封?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我们这些知青既没干过建筑活儿,也没当过泥瓦匠,所以我们学的时候都特别认真,尽量作了详细的记录。至于更细致的一些技术活,我们就让同我们一起去的石匠们亲自动手去做一做,以便回去后可以操作。
       采访组:习近平在考察期间都学习了什么内容?
       黑荫贵:习近平那时年龄很小,但是很稳重,做事情很认真,是个实实在在想问题、爱思考的人,话语很少,比较内秀,没有一些干部子弟那种张扬。我和他是在延川县集合要出发了才第一次见面,互相一介绍,你是知青我也是知青,就这么认识了。在陕北插队的知青,不管你是千部子弟还是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没什么区别,大家地位是一样的,都是受苦的农民。
       我们到四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我和习近平住一间房。那个时候我年龄比他大一些,我们住在一起,两个人都抽烟,成为了烟友。
       采访组:在四川学习的时候有哪些事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黑荫贵:那次学习确实有很多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在四川无论走到哪儿,到处都写着“热烈欢迎老区人民来四川考察指导我省沼气工作”的横幅。这些话让我们非常J惑动。一方面,四川人民把我们称为老区人民,延安圣地的人,这是给我们很高的荣誉;另一方面,人家说我们来指导,那是
谦虚、是客气,实际上我们是来学习的。这就让我们更加感到这次学习的使命和责任重大,不同于一般的参观访问,因此每个人的学习态度都很端正、很认真。我们学习参观结束最后总结的时候、提出来回去后要跟县里汇报,第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班子;第二要把四川的师傅想办法请过去;第三他们的灶具我们能带的尽量带着,而且回去后要在我们这3个大队做试点,力争3个月全村实现沼气化。
       印象深的再就是途中曾经遇到过危险。那是我们参观完大邑县,在回成都的路上,下起了大雨,我们的车要从山区进入成都平原,由于山路陡峭,车子打滑,突然180度大转弯,一下子撞在山边上,我们当时都在车上,万一再刹不住就掉进悬崖了,特别危险,大家全都吓坏了。
       还有,我们去的有些县是血吸虫病比较严重的地方,那儿的水污染严重。我们到乡下去学习办沼气,要踏河沟,要踩水,很容易传染到血吸虫病。但是近平和我们都没在意,就是想着一定要完成好这次学习任务。到了县招待所,人家专门准备干净的水让我们洗脸,说你们北方来的,抵抗力比他们当地人差,怕我们传染上。
       我们就是这样去学习的。四川省沼气办的人认为,你们这些老区人真能吃苦,我们还没有接待过你们这样的参观团。以前那些团就是看一看就完了,走马观花似的,而你们一待就是40多天,要求参观各式各样的,各种条件下的沼气池怎么建的都要看到,各种类别的都要学到,你们这是真学。我们这种学习精神让他们非常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每看到一个沼气池,不只是外边看看、拿手电照照里面就完了,而且都要搭上梯子下去
的,下到里面去看,真的是很认真的。
       那次学习,还有一个小插曲。四川德阳县是我们计划参观的一个重点,那里有一个机械厂,把柴油机改造以后,不用柴油而是直接用沼气带动柴油机,发动柴油机以后带动电动机发电。我们到了他们那儿,他们的技术员外出学习了,几天后才能回来。于是我和习近平就跟张之森建议,请他们先回去,我们俩再等两天,到德阳把东西拿上以后就回来。张之森同意了。在工厂等人期间,我俩去了一趟都江堰、峨眉山。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拿公款旅游,实际上我们完全是用自己的钱去的,回去拫销也只拫销从成都到陕北的火车票和在德阳办事的住宿费。我们在峨眉山是住在山上,也没花什么钱。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去峨眉山、都江堰,包括二郎庙的时候,我发现习近平有一个特点:凡是那里门上的对联,不管是峨眉山寺庙里的,还是青城山的,他几乎都很认真地抄写下来,然后细细品味。我们在峨眉山上住了三夜,还见到了大学生毕业来当尼姑的,近平还和她们聊,你们为什么不上学而来当尼姑?原来有的是厌世了,有的是家里逼婚,还有的是想通过这个考一个宗教学院,也是一个出路。在寺庙借住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一些僧人,近平也和他们聊:你们在这儿守着这个寺庙怎么解决生活问题?你们每天想的是什么?等等。
       峨眉山海拔3100多米,整个山上就没见几个人,就我们两个爬山。刚开始下雨,后来下雪、下冰雹,路就那么窄,哪有现在这么宽,我们是楸着树枝和树叶子向上爬,用了两天才爬上去。在山上除了住寺庙,我们就住在天文站,给人家10块钱,吃人家一碗米饭,炒上个菜,真是很贵的。我们还看了日出,还看到所谓“佛光”。峨眉山是佛教圣地,峨眉山普贤菩萨所讲的佛学思想,就是知和行。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很多东西,他的很多讲话,也强调知行合一。首先是知,知就是个人的社会实践和体验,你知透了、知明白了,你才知道该怎么做,要做到什么程度,怎么做才能达到目标。他的治国理念中,知和行是贯穿始终的。我讲这些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近平老早就是一个爱学习、爱思考的人,从他见了好对联就抄下来、遇到新鲜事就刨根问底,再联系他插队期间如饥似渴地坚持读书学习,都说明近平是一个崇学尚读的人,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采访组:从峨眉山回来后你们是不是又回到了德阳?
       黑荫贵:是的。我们见到德阳那个工厂的技术员之后,他给了我们一张图纸,介绍了柴油机燃烧室扩大的一种方式。当然,柴油机燃烧室扩大到多大合适,他也没有讲得太具体,只是告诉我们扩太大不行,扩太小也不合适,因为就那么小一个空间,沼气的燃点和柴油燃点各方面都有很多问题。从四川回来以后,我们经过反复实践,最后还是成功了。
       采访组:你们从四川回来以后就开始办沼气了吗?
       黒荫贵:回来以后,县里成立了延川县沼气办公室,张之森任沼气办公室主任,我们不属于沼气办的成员,但我们所在的村被县里设为了沼气试点村,一共有3个,包括梁家河村、关庄村、城关村。我们村先修了3个沼气池,都是土池子刷灰浆的,点火成功了。习近平他们村也做了几个。
       采访组:您在修沼气池的时候碰到过什么事情?
       黑荫贵:我们在试验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并不太大,因为陕北老百姓有打窑洞的经验,也有做蓄水池的经验。我们选择土壤最好、土质最好的地方去做,第一个沼气池做得很小,也就3立方米,所以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而且我们是按图纸去做,确保沼气池不漏,多刷点浆、多抹点灰,水泥标号高一点,沙子少一点、细一点,就可以了。陕北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用小镢刮,刮得很光滑,就像他们的窑洞不是抹出来的,而是刮出来的一样。过了20多天,终于有一口沼气池点火成功了,引起很大轰动。因为过去老百姓根本不相信,说沼气怎么可以做饭,还能点灯?认为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刚开始建的沼气池特別小,只能见到小的火力,产气量不大。产气量不大的原因是温度问题,靑草、叶子太少了。那时候刚开春,没有那么多青草和叶子,我们只得弄老玉米秆,当然产生的气就差一些。即便这样,我们圾终还是成功了。
       县里领导看过之后,就提出全县大办沼气100天,要求我们这3个村要实现沼气化,80%的农户都能用上沼气。当时老百姓积极性都很髙,因为他们真真切切看到沼气的作用了,而且在自己家就可以弄。县里又拿出政策解决水泥问题、白灰问题、沙子问题。全县那些条件比较好的村还派来大量工人帮着一起建沼气池,同时也让他们学着怎么办沼气,然后全县进行推广。这些村的人背着粮食来,在我们这儿起灶,跟着我们一起干,我们也给他们一些生活补贴。这样,我们3个村用3个月时间就实现了90%的沼气化,最差的户都能用沼气点灯了。那时把这种干法叫作“大干快上”。《延安通讯》当年曾刊登了一篇通讯,叫《取火记》,介绍了延川办沼气的情况。当年,全县有3000个沼气池,全省在县城、梁家河召开沼气现场会,参观的重点就是习近平所在的梁家河,因为当时他既是知青又是大队书记,带着大伙一起干起来的,特点最明显,效果最好。推广时,我们关庄和梁家河都建了两个大的沼气池,都准备用沼气发电。我跟习近平每人都拿一份图纸,分别去找县农机公司看怎么做这件事,然后就扩大燃烧室,弄好了以后带动发动机也成功了,可以用沼气发电带动放电影的机器,就能够看电影了。如果沼气不够,就用大气包去各家各户收集,然后补充用。
       采访组:在学办沼气这件事上,您看到了习近平哪些品质和特点?
       黑荫贵:习近平话不多,爱思考,而且思考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他看到当地老百姓自己做的炉具、灯具,就提出要带一些样品回去,还希望四川把师傅派过来,带着我们办沼气。
       他还提出把四川的烤烟弄些回来在陕北种,因为产量髙,也适合在陕北大面积种植。还有四川拿石板做的可摇动脱粒机,四川师傅在我们村和习近平他们村都弄了两个石板脱粒机,陕北不缺石头,这种机械做好了还不会坏。这些东西都是靠习近平很有心、地观察,很有心地提出来,很执着地认认真真学来的。
       采访组:您觉得知青岁月对习近平后来的治国理政有什么影响?
       黑荫贵:我觉得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许多治国理念,都和他过去的经历有很大联系。比如,现在深入农村基层的第一书记村官,跟我们那时候的整顿、路线教育以及“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蹲点等,在形式上应该是有历史联系的。把一个干部真正沉下去做一个村的工作,了解情况并处理一些问题,把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真正落下去,确实能比较实际地、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那时候就开始沉下去工作,和现在提出精准扶贫也是有联系的。这几年我总回陕北,每年都去几次,陕北的问题还是老问题,扶贫资金到不了位,因为有好多项目都是国家拿一部分,省里拿一部分,地方配套一部分,地方配套就配套不上来,没有钱,结果就是3万块钱要干成5万块钱的事,质量等各方面就会有问题。近平在农村待的时间比较长,也当过县委书记,他关心“三农”方面的事情比较多,对农村情况很清楚。所以精准扶贫这个国策我觉得现在做到了,也很到位。尤其是强调干部责任到位,考察一个干部的责任感就是考察一个地方的实际情况,真是抓到了点子上。
       再一个就是贫困县问题。中央一直提出贫困县要摘掉帽子,实际上好多贫困县不想摘帽子,即使按标准脱贫了也不愿摘去帽子,因为想吃财政补助,所以有很多干部不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脱贫问题。这样,贫困县的精准定位就决定了国家政策和帮扶力度的精准定位,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抓得非常到位的。
       最近,《人民日报》有文章提出,农村进城务工青年回到广大农村大有作为。如果这一代农村青年的回乡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的话,跟我们那代知青去插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那时候是要把城里人变成农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知青客观上也带去了城市文明、带去了文化,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文化成果。最起码陕北的孩子们对卫生、对知识的掌握不一样了。现在这些农村青年再回去,他们带去的是互联网,是全新的操作农业的生产方式方法、全新的种植理念、全新的对农业市场的认识,所以他们的作用会是非常大的。
       采访组:您认为陕北这个地方对习近平后来的成长产生了什么作用?
       黑荫贵: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锻炼,是有多种因素的,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环境条件等因素。当年延川县涌现了一批先进人物,除习近平外,还有丁爱笛、孙立哲、艾平、史铁生、陶正等等。这一批人的出现跟整个环境是有关系的。陕北老百姓对北京知青那种关怀爱护,是其他不少地方不能比拟的,因为他们把对中央红军那份感情、对毛主席那份感情拿来对待北京知青。他们认为,你们是北京的知青,就等于是毛主席身边的孩子,甚至把你看成是毛主席的孩子,是用这么一种心态来接待你的。接待我们插队的时候是陕北最艰苦困难的时候,苦到什么程度?生活上除了煤油、盐以外,什么酱油啊醋啊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辣椒面,好一点的再有点芝麻,可以压点芝麻盐。一年四季除了冬天吃点酸菜,夏天也基本没有什么菜吃。一年的粮食,连六个月都吃不到。那时候公粮任务比较重,购粮任务也比较重。我当干部深有体会,当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农民把粮食种下去,让粮食能收到国库,这就是你的任务。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觉得:“城里人吃什么呀?不就靠我们农民种吗?我们不种粮食,城里人吃什么呀?”就是这么一种朴素的感情支撑他们缴纳公购粮。当然,他们也有怨气,但他们即使自己吃不上穿不上,仍然是把自己家里的粮食交了,把任务完成了,明年吃不上的时候再说。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一个大队要接纳30多个正能吃有任何人说“知青抢我们口粮来了”,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待这些人,包容这些人。可以说,成就这样一批人,很大程度上是陕北B 老百姓把对中央红军对毛主席的感情给了他们的后代,而且觉得【城里面的娃娃根本没受过罪没吃过苦,到我们这地方来,我们要把他们当自个儿孩子一样看待。所以知青来到陝北,生活上这一关是老百姓帮助度过的,是他们的接纳包容才使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待下来,否赚夠青齡跑猶。老百姓还手把手教我们劳动,不让我们干重活累活,你一说累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去干活他也不责怪你,你要是病了会有好多人来看你,他有一点好吃的或者一点肉会把你请到他家去吃。这个感情,只有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才感同身受,不管是待一年两年还是七年八年,那是刻骨铭心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北京知青在当地组织起来,想办法为农村做了一些事情,也确实是不可磨灭的贡献。办沼气是一件事儿,帮助陕北农民种菜也是一件事。记得1978年我离开延安时还到了延安的桥儿沟,那里有很多从北京四季青抽调来的干部,已经帮当地人弄上蔬菜大棚了。
       当时的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对北京知青很关心。大家可能看过电影《英雄儿女》,这位老书记很像里面王芳父亲的形象,戴着呢子帽配一件军大衣,高高的个儿,瘦痩的脸,尖尖的鼻子,眼晴炯炳有神,就是这种形象的一位干部。我们去的时候他应该5◦岁左右,以他多年的革命经验,确实把我们知青当作自己孩子一样看待。我们县知青入党的不下100人,知青当教师的也七八十人,申书记能够充分调动这些知青做一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做成以后他会积极地去进行总结推广,孙立哲也好、丁爱笛也好,好些知青都直接进入县委书记的视野里。像习近平的入党、上学,当时只有破除“文革”很多错误思想甚至错误路线,把他真正视为好娃娃、好后生、可信任的人,才可能让他入党,再让他当大队书记,最后让他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如果没有县委书记的魄力,没有他对问题的认识以及对知青的信任,这些事情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办到的。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在当时来说政治背景也不好,我能够在1970年入党,1972年当上国家干部,中间的1971年还被推荐上北京化工学院,这在很多地方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县,这些事情没有多大阻碍,起码在县委书记脑子里没有这个阻碍。所以他能够大胆地用这些干部,北京干部和北京知青都能够参与整顿教育和整顿领导班子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把你当成一个知青,也没把你当成一般农民去看待,而是把你当成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认为你的政治觉悟和综合素质可以推动延川县的工作。我曾经总结过一段话:我们知青夺了陕北老百姓的口粮,夺了他们的招工指标,夺了他们的招干指标,夺了他们的征兵指标,夺了他们的教师录取指标,但没有人认为我们把它“夺了”,而是心甘情愿地让出这些指标。就像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写的,当地的农村后生们多么渴望有一个指标,哪怕是当兵当老师呢!但是我们知青去了以后,这些指标几乎让我们占完了,老百姓没有怨言,而且欢天喜地地把我们送走。
       所以说,陕北这个地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正是由于它的这'种包容才培养了一批人,成就了一批人。所以我觉得它是个福地,自然会给陕北人民带来许多造化。它就像人的胳膊弯儿似的,形成了一个怀抱,很多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他的成长,他走的道路,他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离不幵这片土地,离不开当W地的人,离不开当地有见识的领导干部。历史上之所以出现很多大人物,肯定是有土壤、环境的因素,也有他自己的积淀和后天的努力。习近平后来的成长之路之所以走得那么扎实稳健,我认为陕北7年的历练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山人 发表于 2021-9-23 20:08:29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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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店,有磨方……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戴明: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40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1000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是破涕为笑。”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采访组:你们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顿下来的?又是如何适应的?
戴明:到了村里,我们15个知青就分组了,其中9个知青分到一队,也叫“前队”。近平和我们分到二队,也叫“后队”。他们前队有几个女生,都在一起。我们后队6个男生,没有女的。梁家河的生产队长就觉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数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们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烦,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女的!”
队长说:“你们不要女的,谁给你们做饭?”
我们就说:“队里给我们派个做饭的嘛!”
队长说:“做饭的工分谁给?”
我们就说:“你们队里给出工分嘛!”
队长也不跟我们计较,就应下了。就这样,我们后队的6个“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团支部书记张太平家里。张太平人很聪明,有文化,而且能说能干,所以村里让他当我们的房东,这样跟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太平就住在我们隔壁窑洞。他没事就跑过来跟我们聊天,也给我们讲团的知识。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面临生活中实际的困难。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6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5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气转暖之后,我们6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4两粮票和两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得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44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6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子经常煮不熟,是因为柴禾不够烧。打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老乡有时候到山崖边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砍那种硬邦邦的酸枣刺。老乡能上去,我们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对付不了那种到处是刺的灌木。这种柴很好,耐烧,不需要烧太多就能把一锅饭做熟了。我们只能到山上去搂茅草,一搂就是一大捧,看着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里,一点火,那火“呼隆隆”地响,几分钟就烧没了,结果锅还没烧热,茅草已经烧光了。我们一看,这不行啊,今天没烧的了,做不成饭就要挨饿了,于是就6个人一起去打柴。结果,我们6个人打来的柴还不够做一顿饭用的。因为山上确实没有柴,都是那种很细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们不起床了。队长来问我们:“为啥都在这儿躺着不起来?”我们说:“我们是饿得起不来炕了。”队长问:“那你们怎么不做饭吃?”我们说:“因为没柴烧。”队长说:“这可得想个办法,别把娃饿坏了。”于是他就批准我们去用大队冬天储存下来的玉米秸,那个很好烧。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没有柴禾了就到那儿抱,解决了烧柴的难题。
在那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陕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
采访组: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您还有哪些记忆?
戴明: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是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大部分也都会用。但到了陕北农村,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我们北京的孩子就没见过。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镐。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有一种“老钁”,比普通钁头要宽很多。劳动力越强的人,用的䦆头口越宽,受力面积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
陕北的扁担,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陕北的木材很少,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了,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于是,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的扁担就更沉了。
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使用的时候,人把连枷悠起来,借着惯性打粮食,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在这里,婆姨用它来打麦子比较多。她们打麦子时,排成队,动作一致,一排连枷同时打下来,非常整齐,打谷场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场景呢?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活儿实际上非常辛苦。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持一致,否则就把一队人的速度给拖慢了。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光了。老乡很关心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不多吧!”老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点补点补。”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你们是狗!”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够”的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起哄堂大笑。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儿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采访组: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戴明: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闹洞房。
我们在张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妇了。他家里办喜事,村里人都来祝贺。当时因为生活贫困,婚礼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村里人到张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贺完就都走了。
我们以为热闹就这样过去了呢,结果村里的一个叫“石头”的小伙子到我们窑洞来,跟我们说:“晚上还要闹洞房咧!”
我们就问:“咋闹洞房啊?”
石头说:“晚上要到他们新房去‘听房’,听他们夫妻俩说什么悄悄话。他们被搅得烦了,就要给听房的人好吃的,就这样闹。”
我们当时合计着,晚上要是不困,我们也去闹一闹洞房,要是睡着了也就算了。结果,到了晚上,村里人都来闹洞房了,他们在太平的窑洞外面抠窗户纸,“刺啦”一下,把窗户纸抠一个大洞,太平就在窑洞里面喊:“谁呀!谁呀!”外面的人们就嘻嘻哈哈地笑,起哄。我们就住在旁边窑洞,这些闹洞房的吵得我们睡不着。杨京生就怂恿我们说:“你们也去闹洞房吧!给东西吃呢!”我们半夜正好肚子饿,一想起有吃的,就有点兴奋了,说:“那得去试试。”结果我们出了自己的窑洞,到隔壁一看,张太平那个窑洞的窗户纸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张太平没办法,翻出一个蚊帐来挡住窗户。窑洞里面黑乎乎的,连个煤油灯都没有。我们在窑洞外面跟着起了一会儿哄,也没要到吃的,就算是闹过洞房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生产队跟我们商量:你们对干农活毕竟不熟练,但是无论干得怎么样,只要努力干了,不看结果,每个人都给你们8分。
当时,村里的婆姨平均给8.5分,我们比婆姨都低,就不服气,去找队长据理力争:“毕竟我们都是大小伙子,技术虽然不行,但力气还是有的,比婆姨都低0.5分,实在没法接受!”队长很好说话,就说:“那好,你们也是8.5分。”
但我们每天实际拿到手的,还只是6.5分。不过,这就不能怪队长了,只能怪我们自己懒。每天的8.5分里面,早工占了2分。但早工的时间实在太早了,每天凌晨4点就要上工,那个时候我们都起不来炕。
但我们还是想挣这两个工分,队长就说:“你们又不出早工,这两个工分咋能给你们嘛?”
我就说:“你又不叫我们,以后早上你叫我们去上工,我们要挣工分。”
队长说:“那好,明天就叫你们。”我们在北京上学时,即使家住得远,早上也就是6点半起床,住得近的,7点起床,基本上睡眠都够。这一下4点钟起床,我们实在适应不了。当时是冬天,本来就睡不醒,4点多钟,天还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还都有呢。
采访组:队长来叫你们上早工了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队长就来叫我们了,他和我们窑洞隔着一条河沟,要是绕过河沟走过来,路很远,要很长时间。于是,就站河沟对岸朝我们窑洞喊:
“京生儿——喔——”
“戴明儿——喔——”陕北的这种地貌,黄土高原,经流水冲击,河沟纵横交错,所以人们经常隔着一段距离喊话。喊话的时候,乡亲们会带儿化音,会用高音,又会拉长音,所以显得嗓音很嘹亮。陕北的信天游,大概就是脱胎于此。而且,他们在长音后面还会加上一声“喔——”,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队长喊了一阵子,我们的窑洞里没有反应。当时我们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会儿,队长又喊:
“近平儿——喔——”
“燕生儿——喔——”喊完了,队长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我们窑洞里还是没反应。队长又喊:
“家宁儿——喔——”
“平生儿——喔——”“……”
队长憋足了劲,把我们6个人的名字挨个儿喊了一遍,声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强,我正在做梦呢,就被喊醒了。
我睁开眼睛,一片漆黑,我说:“哎呀,什么动静?”近平也醒了,他说:“好像是队长喊。”我说:“这是叫咱们起床呢?”王燕生说:“几点了?”
杨京生说:“3点多。”我说:“睡睡睡!不理他!”
我们就继续躺下睡了,队长还在沟对岸扯着嗓子轮流喊我们的名字,我们就用棉被继续蒙头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时候,我们见到了队长,队长一脸铁青。我就故意说:“哎!队长,你怎么不喊我们?早工误下了吧!”
队长用沙哑的嗓音气愤地说:“还说没喊你们?我都快喊岔气了。”
这位队长对我们知青非常好,带我们劳动,教我们生产技术,也对我们的生活非常关心,可惜他早已经去世了。后来,我们这几位知青互相联系,回忆起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时,地感慨当年我们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京娃娃的诚恳和宽厚。
还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翻一个大梁,再下一个沟,到了依洛河村。这个村的知青有十几个,因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听,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她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就会唱《两只老虎》一“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们,就开玩笑损他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不会唱歌,就会唱《两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们对歌了!”
那天,我们6个全体出动,就去支援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于是,她们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听。这一下,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书就交给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说:“你们学习一下吧!你们识谱吗?”他们说:“哎呀,这个可是宝贝!我们识谱!识谱!”这本书,我们经常翻,所以那里面有几首歌我们非常熟。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灯光》《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就这样,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采访组: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
戴明: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挨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塌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采访组: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那段时间,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戴明:人的经历不同,想的东西不同,对人的影响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7年,给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通过劳动,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那时,农民的希望和诉求,就是吃饱肚子。而农民生活的困苦,我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很难认识到农民的生活现实。我在梁家河插队一年半的时间,而近平待了7年多时间。农村生产队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青下乡,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听毛主席的话”。下去之后就发现,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我们真的要依靠他们。他们教我们劳动,帮助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就会生活得很艰难。因此,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要依靠老乡,要与老乡好好相处,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否则,在农村插队就没有价值,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
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别的地方不接纳他,陕北接纳了他,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在近平插队期间,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这些年,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入党,当村支书,被清华大学录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在插队期间,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反过来看,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书本,我们的科学文化,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变,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店,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所以,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村里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动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可以说,他的执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
从实践层面说,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毕业之后依次在国务院、军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主动回到基层,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几十年这样脚踏实地干下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基层群众想什么,渴望什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河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想要怎么办,干部就要带着大家怎么办。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对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
经过知青岁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以后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都会觉得很知足。
山人 发表于 2021-9-23 20:13:11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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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很喜欢读书学习,也喜欢写东西”


近平很喜欢学习,平时也很喜欢看书,喜欢思考,喜欢写东西。他带来不少书,不仅自己经常看,也把书借给别的知青和村里的老乡看,他也从别的知青那里借书、找书看。
采访对象:赵华安(左)、张春富(右,曾用名张春福)二人均为北京市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赵华安,1953年生,1970年底入伍,退休前在海淀区市政园林局工作。张春富,1952年生,1971年在延川县永平镇政府参加工作,2012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赵华安、张春富同志,你们是和习近平同一批到梁家河下乡插队的知青,对当年的情况有不少了解。请讲一讲当年知青下乡的情况。
赵华安:知青下乡是当时毛主席的一个战略部署。“文革”时期,很多单位都无法正常工作,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当时城市青年学生的状况是,毕业生特别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插队,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去。
我们与习近平同一批从北京去的梁家河。当时习近平、雷平生、戴明、王燕生、杨京生被分到二队,他们这个队是“后队”。我和张春富被分到一队,是“前队”。当时梁家河村子很小,总共就两个生产队。
张春富:是的。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中有崇高威望,他老人家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回过头看,知青下乡对广大农村有很多好处:我们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新鲜事物,有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文化知识。另外,知青返城后对插队的地方念念不忘,经常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乡们的生活水平。
下乡对我们知青自身也有很多好处:我们在农村锻炼了生存能力和认识社会的能力,更加深入理解了国家的现实状况和最基层农民的生存状态,这对我们的人生有着深刻影响和启迪。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到梁家河,一路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赵华安:我们在北京火车站乘坐知青专列离京。那是一列绿皮火车,还是那种烧煤的蒸汽机火车头。火车上的知青很多,车上的知青和站台上送站的亲友们都掉眼泪。
我们坐火车一路到了陕西铜川,在铜川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又坐军用卡车往延安去。卡车开得很慢,时速也就40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当时路况不好,车斗里坐了很多人。到了延安,我们又休息了一个晚上,再坐卡车经过延川县到了文安驿公社。我们一下车,就看到当地来接我们的老乡。梁家河来了差不多20个人,帮助我们背行李,领我们回村。
采访组:从北京大城市到陕北农村生活,你们一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吧?
赵华安:从首都到农村,生活差异很大,一开始确实很不适应。窑洞里到处都是虱子、跳蚤、臭虫,我们在炕席下面撒六六粉、敌百虫等一些药粉,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被咬得全身都起包。
有时候窑洞里面还会进来蝎子、蛇之类的东西。我被蝎子蜇过一次,小腿肿了好几天,后来还是老乡告诉我一个偏方才治好了。老乡特别真诚朴实,他们也充满智慧。我们当时有个什么头痛脑热的,老乡就告诉我们偏方,帮我们治病。我有一次上火,嗓子又红又肿,都说不出话来了,老乡教我一个偏方,把煮熟的鸡蛋在水井里冰一夜,第二天吃下去,还真治好了这个病。
采访组:我听别人说起过,有一次习近平晚上去挑水,回来煮饭吃完之后发现里面有一条蛇?这个事情你们知道吗?
赵华安:具体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但这样的事情在窑洞里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我们住的窑洞里面有时候会进来蛇,这是因为当时的窑洞都是土窑,冬暖夏凉,蛇就喜欢往里钻。我记得有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房东的孩子王新平来叫我们:“你们赶紧来帮个忙,我们家进来一条蛇,就在我们炕上呢!”我跑上去一看,好长的一条蛇,有一米五长,还是一条红色的花蛇,正在他家炕上盘着,蛇头伸在外面,吐着信子,十分吓人。王新平的家人都吓得躲在了灶台后面。我当时什么也没想,就赶紧拿了一条被子把蛇给捂住了。我想把它打死算了,省得再跑出来吓人。王新平的家人说这东西有灵性,不要打死它,还是把它放走吧。我就冒着大雨拎着蛇走了好久的路,把它扔到了一个沟里头。经过这一件事情,老乡和我们的感情更亲了。王新平一家人把我当成自己家人,对我们特别好。那时候农村都很穷,吃不上什么东西,他们平时有什么吃食都会叫我去。王新平现在还和我们保持联系,仍然像一家人一样来往。他来北京玩,我都是请他住在家里。
采访组:请你们讲一讲在梁家河生活和劳动的情况吧。
张春富:我们刚开始吃农村食物,真的很不习惯。当地人用糠做的糠团子,黑了吧唧的。一开始,我们觉得挺新鲜,就想尝一尝,结果吃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吃了。这糠团子非常干,难以下咽,噎得人吃不下去。当时,国家给我们知青有专门的供应粮,我们比老乡吃的稍微强一点。
赵华安:在农村插队,我们这些半大小伙子都要自己料理生活,像缝补衣服,之前都没干过的活儿,现在都要自己干了。衣服破了,我们都不怎么会缝,就学着缝,穿针引线,补得歪歪扭扭,也不在乎好不好看,补上窟窿就行了。我见过近平有一次缝自己的一件衣服,针脚挺长,不过好歹缝得还挺整齐。
后来,很多知青离开了梁家河,村里就把前队、后队的知青合在一起,都住在一排知青窑里。文安驿有集市,我记得是10天有3个集。近平去赶集的时候,从我们窑洞门口路过,就给我们打招呼,问问谁愿意一起去,就结伴同行。近平不是那种话很多的人,他性格随和,对人友善,喜欢交朋友。通过接触,我们也发现他这个人性格直率,说话直截了当,讲什么事情很清晰、很明确,也非常入情入理。
我们一般去文安驿买牙膏、牙刷、肥皂等日用品,还有像信封、信纸一类的文具。买煤油也得去文安驿,不过要凭票购买,最多只能买半斤。因为每次去文安驿买东西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临时需要买什么东西都觉得很不方便。这也是近平后来在梁家河搞代销店的原因之一。有了代销店,大家买东西就方便多了。
张春富:刚开始时,我和近平一块在基建队打坝、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时候,看见近平用架子车拉土,他干活非常卖力。砸夯是很累的体力活,4个人用石头拽着石头夯的四个犄角,中间一个人扶着把,往下砸。近平打坝时,我就在半山上掏土。虽然打坝很辛苦,但一场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坝冲垮,我们只好反复地打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鸡一叫就要起来,那时候天还不亮,我们就一担一担地把猪粪、羊粪、牛粪往山上送。我们那时候挑担子都不会换肩,实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担子放在那儿,歇口气再重新挑起来。
采访组:请你们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学习情况。
张春富:插队期间,农村经常搞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我们晚上经常在一起学习,通常一两天就要学习一次。我们知青都在一起开会、学习。有时候,我们还要去文安驿开会。去文安驿开会的时候,都得早起,走很远的路才能走到,并且那个时候开会可不像现在有会场、有座位,大家都在公社大院里面,都是站着听,通常都要站一两个小时。
社教运动的时候,我们就都聚集在一间窑洞里面,点着马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的时候念念老三篇,有的时候念念报纸,讲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那时候,我们学这些东西一点都不烦,还是很有积极性的。
赵华安:在窑洞里的时候,近平就在炕桌上、炕沿上写字。天气暖和的时候,他就搬一块石头,坐在石头上,趴在磨盘上写。他写字的姿势挺有意思,把纸斜着放,手也顺着纸的角度,斜着写字。后来我也试过一次那样写字,感觉是比较顺手。近平写字很规矩,一笔一画地写,每一个字都整整齐齐,清清楚楚。
近平很喜欢学习,平时也很喜欢看书,喜欢思考,喜欢写东西。他带来不少书,不仅自己经常看,也把书借给别的知青和村里的老乡看,他也从别的知青那里借书、找书看。
山人 发表于 2021-9-23 20:18:07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九)

村民说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张卫庞 吕侯生 刘金莲/“近平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赵家河村民/“近平真是个好后生”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近平年轻,公道正派,头脑灵活,又肯干,他在入党之前就已经参与很多村里的事务了。大家相信他肯定能把我们村里的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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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梁玉明(小名:王栓),1942年2月生,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民。1965年入党,1968年至1974年,担任梁家河村支书,1974年1月至1975年1月担任梁家河革委会主任。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梁玉明家中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时,您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到梁家河以后,您与他朝夕相处,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插队期间的情况。
梁玉明:近平他们来下乡的时候,我是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那个时候,农村以粮为纲,村支书就是大队长,主要的工作就是带领社员苦干、大干,多打粮食,一切工作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
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是1969年的元月16号到的我们文安驿。那天,我们村派了两个生产队的社员,还带着毛驴,赶到文安驿把他们接了回来。
知青都带了很多行李,大包小包大多装的是衣服、被褥,虽然看着挺大,但分量并不重。近平有两个箱子,不算大,有个社员看他的箱子小,以为很轻,过去一拎,结果死沉死沉的。社员说:“呀,这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重!里面装了金元宝吗?”
当时我们梁家河大队有两个小队,一个前队,一个后队,也叫一队、二队。回来以后,我们就把这15个北京知青分到两个队。一队住了9个知青,5个男的,4个女的,两孔窑洞就分别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二队是6个知青,其中包括近平,全都挤到一孔窑洞里,在一铺炕上睡觉。
他们这些北京来的后生,连我们山沟沟里的灶台都没见过,更不会烧柴做饭。我们队上就派了一名社员负责给他们做饭。两个月以后,他们学会了做饭,以后就都是自己做饭了。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村里人和这些北京知青都熟悉了,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近平那两个沉甸甸的箱子里装的全都是书。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慨:近平当时是个15岁的娃娃,虽然个子高,但是挺瘦的,这两大箱子书,我们干惯了体力活的社员都觉得太沉了,他竟然从北京一路给搬到千里之外的山沟沟里来,真是太不容易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观察这个知青里面年纪最小又爱读书的娃娃。
采访组:知青刚到村里的时候遇到什么生活上的困难吗?
梁玉明:知青首先遇到的障碍是语言交流上的困难。我们陕北的口音很重,知青刚来的时候,语言跟农民不通。刚开始时,知青说了一句话,农民听不懂,就说“害怕”。知青就懵了:跟你说句话而已,你害啥怕?其实农民说的是延川本地的方言:“害不哈”,是“听不懂”的意思,知青也听不太明白,就听成了“害怕”。知青就问我:“我们一说话老乡就害怕,这是咋回事?”我跟他们解释说,他不是害怕,他是说“害不哈”,意思就是“听不懂”。我就跟知青说,你们要学老百姓的语言,学会陕北方言,这样才能方便沟通交流嘛!慢慢地,知青就学着说我们本地的方言,与社员交流起来就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和知青们熟悉起来的?
梁玉明:那个时候,我们社员经常和知青在一起学习。我记得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比较多,《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等。我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组织给他们上课,但是实际上,我也是和他们一起学习。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衡量对错的标准,应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始终要坚持好的,坚持对人民有益的,改正那些错的,那些对人民无益的。这篇文章不咋长,我见近平反复地看,反复地读,爱不释手。我当时还在心里想:这个娃娃咋这么爱学习呢!
在梁家河插队的这段时间,近平还阅读了大量书籍。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方面的书,他看得真是太多了!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时间,近平坐下来就看书,有时候一直看到深夜才睡。那时候在我们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近平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上山劳动,想学习只能硬挤出一点时间,晚上看书只能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但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他却对学习有着浓厚的热情。我们都说,社员抽烟有“烟瘾”,近平读书有“书瘾”。
今天我们总是跟孩子说:“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这条路,对于当时的近平来说,几乎就是不通的。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近平本人被划分为“黑帮子弟”,他就算刻苦学习,一般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实际上,近平读书并没有明显的功利性,也不是为了考大学,而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他在梁家河待了7年时间,我就没见他离开过书本,没见他放弃过读书。尤其是他当了我们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后,他每天不仅要和社员一样劳动,还要处理村里的大事小事,在那么忙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读书。社员到他窑洞里去,都说:“你看这炕头上的书堆得满满的!”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热爱知识,他怎么能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坚持读书?怎么能7年都坚持读书呢?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除了劳动和读书外也参与村里的工作吗?
梁玉明:过了一两年,近平就成了我们梁家河的自家人。他有文化,办事有条理,说话有道理,村里人都跟他关系很好,也很信服他,所以他开始参与村领导班子的各项工作了。
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二流子”,50多岁的人,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我就教育他说:“你不改正这毛病,你就不是一个好社员!”可是这个人就是屡教不改。有一次,他偷队上的葱被抓住了,就被定为“管制分子”。那个时候,对这样的人是很严厉的,要把他关起来,还要开社员大会,给他头上戴个帽子,轮流对他进行批判。我们农村批判人,其实就是轮流骂他,骂他个狗血淋头。批判会上,近平和雷平生也参与了,但是对这个“二流子”,没有说一句侮辱人格的话,而是以平和的态度,给他讲道理,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社员上去骂“二流子”的时候,“二流子”低着头,闷着声不吭气。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地给他讲道理,教育他改正错误,“二流子”听了直点头。在批判会上,被批判对象是没有权利说话的,见他点头了,近平和雷平生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二流子”就高高兴兴地唱了一曲,唱得又高亢又嘹亮。批斗下来之后,“二流子”说:“我老汉以后要向北京的娃娃学习,可不敢再偷了。”经历了这件事,村里人都竖起大拇指说:北京来的娃娃行!
后来我跟近平聊起这件事,他跟我说:“他只是犯了一些毛病,完全可以改过来,还是可以团结的人嘛。咱们应该以教育为主。”果然,这个屡教不改的“二流子”,经过近平和他几次谈话,很快就有所转变。从那以后,这个人再也没有偷鸡摸狗、不务正业,而且开始好好劳动,成了我们村一个好社员,跟近平也成了好朋友。
从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习近平,懂得做工作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你想想,这个“二流子”已经50多岁了,屡教不改,一直犯错误,村里人都讨厌他。但是近平做工作的出发点很公平,也很平等,他不是出于主观情绪,也不是出于成见,而是给予别人必要的尊重,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人心里去。近平尊重人、团结人,有很好的工作方法,很了不起。
还有些社员,偷奸耍滑的,生事打架的,近平都能帮忙做思想工作。有一次,村里两个婆姨闹架了,闹架以后开始没完没了地互相骂仗,两个婆姨见面就骂,隔着沟也骂,隔着路也骂,骂的那个话多难听就别提了。骂得不可开交,就闹到我这里来了。我说,让近平来给你们调解一下吧!近平来了之后,分别找她们两个谈话,后来不知道又谈了多少次。最后,这两个婆姨的关系好起来了,还成了好朋友。我当时就觉得,近平这个人真会做工作。村里的事情特别多,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近平来帮忙,他每次都能把事情办得稳稳的,社员都很满意。
采访组:习近平入团和入党都是在梁家河,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梁玉明:1972年,近平追求进步,要求入团,但他这个事情却是一波三折,费了很大的劲。他先后写了好几份入团申请书,交给公社的团委书记,直到那一年秋天,他才正式被批准入团。
到了1973年,我们县上招聘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就把近平调到贾家坪公社的赵家河村去主持社教工作,他在赵家河把社教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带领村民造坝地也造得很好,跟村里人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赵家河人一看近平这么能干,群众关系又好,就想把他留下,不让他回梁家河。我们梁家河不同意,坚持要他回来——近平是我们的人,咋能去你们那干了几个月就成了你们的人哩?后来问近平的意见,近平说:“我还是回去吧!我从梁家河出来的,我还回梁家河去。”就这样,1973年7月,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
回到梁家河以后,村里想让近平在村里主持工作,但他还不是党员,申请入党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近平写好了入党申请书,我和梁有华当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我就组织开了一个党员会。党员会上,大家都同意近平入党,之后我又开了支部会,同意接收习近平入党。支部通过以后,我就把这个材料拿到公社,但是公社当时的书记不批。他还批评我说:“你这个梁玉明这么胆大,你敢把‘黑帮子弟’介绍入党!”我跟他说:“近平是不是‘黑帮子弟’,现在还没有结论。况且,考察青年入党,还有一项是重在个人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好,就可以入党。”书记说:“你哪里看到这一条?”我说:“红头文件有,中央发的。”虽然我把书记说得哑口无言,但是顶撞得他很不高兴,所以那次也没有批。
我回来把这个情况跟近平一说,近平也在意料之中,他说:“唉,我知道公社不会批。”我说:“那也不是你的错,公社不批是不对的,他没理由不批。”
就这样,近平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好多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没有得到批准,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后来,公社换了新的书记白光兴,他比较看好近平的能力,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当时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影响习近平入党,于是将他入党的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当时的县委书记也很重视这个问题,经过县委研究讨论,1974年元月批准了近平入党。近平入党的时候,正好赶上村领导班子换届,我们村上就召开了党员会,推举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则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采访组:当时习近平那么年轻,又是一名外来的知青,为什么大家都推举他来当大队党支部书记?
梁玉明:因为近平年轻,公道正派,头脑灵活,又肯干,他在入党之前就已经参与很多村里的事务了。大家相信他肯定能把我们村里的工作做好。
后来事实也证明,近平当了书记以后,处事公道,工作扎实,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群众对他非常满意。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采访组:习近平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在梁家河做了哪些事情?
梁玉明: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的指导下,我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我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钁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那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钁头,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水,用水把土冲到山下,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坠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5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店,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店,还搞河桥治理,打了5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当年离开梁家河上大学的情况。
梁玉明:1975年,县上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额,我们延川县委会议推荐近平去上学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组织,我们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窑洞门口,准备送他。
近平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开窑洞门,看到大家都来送他,先是吃了一惊,接下来就非常感动。他说:“我没想到大家这么早都来送我!”村里人说:“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远,我们肯定要送你呀!”说着说着,有几个婆姨掉下了眼泪。忽然,人群中有个人喊了一声:“哎呀!你咋来了?”原来,我们村上有一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双腿行动不便,平时不怎么出门,他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送近平。近平赶忙走过去拉住他的手,当时就下泪了。我和近平朝夕相处几年时间,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没见他下过泪。这次,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下泪。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远,他一再让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别。我们都记得,近平给村里人说:“大家都回去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最后,我和10多个社员一边走,一边拉话,一直把他送到县城。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人叫吕能胜,他在县城工作,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他的住处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就拉话、聊家常,近平嘱咐我们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他跟我们说,要大搞农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问题、口粮问题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解决……各个方面他都讲得很细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说留个纪念吧,就你3毛、我5毛地凑了5块5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我还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着他,把他从延川送到了延安。谁也不会想到,当年送出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现在是咱们党的总书记。
近平虽然不能经常回来,却没有忘记梁家河,经常写信回来,询问梁家河的情况,挂念梁家河的乡亲,也给我们讲他自己的情况,还给我们寄他的照片。我们也都很惦记他,男女老少都念叨:近平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终于回来了一次。听到风声的人,都赶来了,见到近平都亲得不行,握手的,拉话的,就像是亲人回家一样。
2015年2月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之间,距离我们送他去上大学已经40年了。看着近平挨家挨户地看望乡亲们的身影,看着乡亲们围着他拉话的场景,我想起了40年前他离开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这么围着他,拉着他的手。我心里默默地想:40年过去了,近平这次回来,实现了他要回来看梁家河父老乡亲的诺言。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之后,与梁家河,与您本人有哪些联系?
梁玉明: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带我们乡的书记杨世忠到厦门去找过他一次,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联系一下,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示,离得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我说:“不好解决,我们就不难为你了,以后再说吧。”近平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当时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了,但是没想到,近平后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他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20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5个村都通了电。
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的时候,我又去找了他一回。那次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有9个教室,容纳100多位学生。
我到福建去的那一次,跟近平闲谈,我就向他请教,当时咱们国家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是怎么回事?近平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有这种想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那号人!”
山人 发表于 2021-9-23 20:32:04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十)

“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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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石春阳(小名:随娃),1954年生,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民。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石春阳: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15名北京知青,11名男知青,4名女知青。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当时是一队的地方,分来5名男知青,4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5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采访组: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生活吗?
石春阳: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村里人也越来越熟悉了吧?请您谈谈他平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石春阳: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团县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
石春阳: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当村支书以后都做了哪些事情?
石春阳: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店。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70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
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店办起来了。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办铁业社和代销店,起到了方便群众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政策上允许吗?
石春阳: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
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20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店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
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工分,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店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
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的特点?
石春阳: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10点多,一直看到凌晨5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采访组:习近平到北京上大学,为什么把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你?当时是怎么交接的?
石春阳: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办事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心不下,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10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支书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采访组:您当了村支书以后,心理压力大吗?
石春阳: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有近平这个标杆在那里树着。我要想保持住这个水平,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像没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如果粮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20℃,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
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沼气池。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
我们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几年。到1987年,我们村通了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石春阳: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随娃,你来了!”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路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3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1点半,饭还没吃呢。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嫒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天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近平问我:“随娃,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我说:“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没什么问题,他就放心了,还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
近平又问我:“咱们山上现在有啥?”我告诉他,这几年,陆续都栽上了果树,有的开始挂果了。近平很高兴,就说:“那咱们上去看看。”我说:“路不太好走。”近平说:“没关系,咱们慢慢上。”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园,问:“现在咱们种果树效益怎么样?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我说:“效益还不错,只要有销路,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近平又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1000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几年时间树开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等树越长越大,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元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咱们这边土地肥力不够,每年能产600多斤粮食,也就收入几百块钱。”
近平很关心村里老人的保障,问我:“现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个月都有补助吗?”我说:“有。咱们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个月125元;随着年龄增加,补助也会增加。”近平又问我:“合作医疗覆盖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保障吗?”我说:“都有,所有人都在合作医疗保障范围内,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里人到延川县去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区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六十。”
那天,我们和近平站在山顶的果园,向四周望去,是一道道沟和一座座岭,一派黄土高原的冬日景象。近平隔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心里肯定有很多回忆和感想。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种亲切和高兴。但他在梁家河只能待那么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抒怀和感慨。他张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收入、医疗、养老……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他的务实和诚恳,看出他心里一直惦念的是什么。
近平当年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现在是全党的总书记,无论何时,他的心一直都在我们老百姓中间。
山人 发表于 2021-9-23 20: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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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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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生,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民。曾是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40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村民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15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分到15个,其中4个女知青,11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40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9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6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是个小山沟,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在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很多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也经常问我一些农活方面的事情。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3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的机会就很少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基本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最初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7年时间,是这15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当时,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娘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家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
70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在农村,“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经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出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没干成的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最终,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70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
采访组:我们去看了淤地坝,感受到了当年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事情呢?
王宪平:要说印象深刻,不能不说近平带领村里人办沼气和修路这些事。
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后就建沼气池。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不久之后,办沼气在我们周边就普及开了,全县大多数村都开始向梁家河学习。陕西省的沼气现场会议,也是在我们村召开的。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气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好处。
这些事说明,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往往会带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让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会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晖,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晖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还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情况。此外,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
王宪平:近平上大学走了以后,还一直惦记着梁家河的乡亲们。除了和村里通信联系以外,他还回到村里来看望乡亲们。
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虽然工作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是阴历八月,有人就说:“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的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
村里人在他来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他,早早就开始张罗做饭。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他,他跟乡亲们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亲热。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70年代初,将近20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走了几里地的路,把全村都走了一遍。
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农村的那种大海碗,吃了满满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石春阳说:“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笑了起来。
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个北京知青联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年的知青都联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个单位。”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了。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英国工作,没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事,没来成。
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他打电话说:“近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了,打算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
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回来,但是实生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兑:“黑子来了,你先替我掏3000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几天,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让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你的钱。”
2009年11月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紧,还有市、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就没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个晚饭,叙了叙旧。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开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说:“黑子!你比上次见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说:“是啊,我是胖了,咱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
近平说:“前些年听说你身体总闹毛病,现在好了没有?”
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近平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岗位吗?”
我说:“2003年我就离岗了,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养病。”
近平说:“你现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我没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退休的老职工很关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够了。”
近平点点头,说:“你家里人还好吗?孩子结婚了没有?有工作吗?”
我说:“家里都很好,我现在住在县城,孩子们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只有儿媳妇还没有工作。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工作了几十年,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河多出点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
我说:“近平,你放心,我会的。之前村里的同志经常和我联系,遇到事就一起商量,今后会做得更好的。”
席间,我们聊到陕西的方言和饮食,近平就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乐际同志,你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
赵乐际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县的土话。”
他又转过来问我:“黑子,咱们梁家河现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说:“现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这些细粮,偶尔吃些粗粮。”
近平又问:“‘团子’现在还吃不吃了?”
我说:“早就不吃了。”
他问:“那现在种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说:“少部分当粮食,大部分做饲料了。”
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咐我说:“黑子,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代我向村里人问好。”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转告你对村里人的关心,你也要保重身体,也替我向你母亲及家人问好。”
近平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那时您也在场,请您讲一讲那天的情形。
王宪平: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来,距离他1993年回来,已经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来,只是说:“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管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
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
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近平,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嫒老师。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
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去,把近平给围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大家都很激动,这时候,近平身边的随行人员过来“解围”了,他们说:“乡亲们,大家让一让!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总书记挤在外面进不去吧!”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于是挤在门口的村民就闪开了一条路,大家簇拥着近平走进院子里。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见了面,还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次回来,能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联系的人,就是那些40多年没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嫒、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给彭丽嫒老师介绍了我们5个人。彭丽嫒老师也跟我们一一问好。
梁玉明提议说:“近平,今天你回家来了,喝两杯酒吧!”
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的!快过年了,我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菜”。近平给彭丽嫒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说:“这些菜,现在看来很普通了,平时我们就经常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水的,味道比现在可差远了。”
大家都感叹说:“是啊,那个时候,吃‘团子’能填饱肚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问石春阳:“随娃,村里现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吗?”
石春阳说:“有410人,快过年了,大家都在家。”
近平又问:“村里养殖的情况怎么样?还种地吗?现在吃水的情况怎么样?水质如何?”
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鸡的都有,但是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不种地了,就河条地和坝地种一些玉米。现在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口井还在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水很好,各项指标都合格。”
近平又问:“现在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怎么样?大米、肉类,能经常吃上吗?”
大家说:“老人们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没问题,吃得都挺好。”
近平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那时我在梁家河插队7年,只吃过一次大米饭,是乡亲送给我的,那碗米饭真是香啊!”
我说:“是李印堂家给你送的。你跟我提起过,说那碗大米饭有多香。”
近平说:“对,对,就是印堂家送给我的。”
席间,近平问张卫庞:“你去过北京吗?”
张卫庞说:“我去过,去年就去了一次北京。”
彭丽嫒老师问:“你们都去过厦门、福州吗?”
梁玉明、石春阳和吕侯生都说“去过”。
梁玉明还对彭丽嫒老师说:“有一次,我带儿子去厦门,到你家里,还是你亲自给我们做的饭。”
彭丽嫒老师说:“噢,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来了。黑子,你没有来过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去过。”
近平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转转,看看外面的发展,开阔眼界。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了,离得也远,但咱们也要经常联系,你们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他还说:“我看,咱梁家河的干部年龄偏老化,这样不行啊。像张卫庞,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当队长,咱们要重视培养年轻的村干部。”
午餐陕结束的时候,我给近平敬酒说:“近平,请你放心,全村的乡亲一定尽快发展产业,让大家伙儿都富裕起来。”
近平对大家说:“黑子说得很好,希望全村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就放心了。”
采访组:最后请您谈一谈,习近平插队的那7年对他有什么影响?
王宪平: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特别是知青生活对他性格的磨炼,对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肯定是有重要联系的。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让他在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
不管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还是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材。
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理想,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不是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好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就掉下来。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梁家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上,还是和40多年前一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平去上大学的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说:“我走的时候,我的人走了,但是我把我的心留在这里。”其实,我所理解的“这里”并不是单指我们梁家河,而是指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每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兴能通过你们的采访来回忆40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个纯粹的老百姓,我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都是一名普通职工,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荡年代,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2400多个日日夜夜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平曾经说过:“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实是这样,同样是这条山沟沟,我们村里人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又把他从这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山沟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7年。
2002年5月,我听说习仲勋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我就到县上的邮局给近平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哀悼。几天后,近平给我回了话:“电报收到了,非常感谢!”要知道,在近平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并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事,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气……一干就是7年!村里的人都说:“真没想到近平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真没想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能给咱建沼气池、打淤地坝!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7年,是受苦受难的7年,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7年。
山人 发表于 2021-9-23 2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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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做了这么多实事,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面临的难题,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考。他敢于实践,敢想敢干,也能干会干,能把想法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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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武晖(小名:铁锁),1954年12月生,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民。1971年成为民办教师,1973年进入延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2015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宾馆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和他交往比较多,互相之间也比较熟悉。请您具体谈一谈,你们最初是怎么认识的?
武晖:北京知青刚到文安驿公社的时候,队里派了一些壮劳力去接他们到村里来,但是没有派我去。因为那时候我才14岁,刚从学校回来,长得又矮又小,咋看都是个小娃娃,算不上壮劳力。
我家就住在村里的后队,近平他们一共6个知青也被分配在后队,我家离他们知青窑不到20米的距离,他们把行李往窑洞里搬的时候,我就远远地站着看他们。
知青住下之后,我一有时间就跑到他们那里去。这些北京知青,个子又高又瘦,穿的戴的比我们这穷山沟里的村民好得多,我虽然也上过初中,有一点文化,但是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对这些北京“大世界”来的青年充满了好奇,经常小心翼翼地躲在窑洞门口从门缝里“呲”他们的一举一动,偷听他们说笑,但是不敢进去,更不敢跟他们打招呼。
有时知青们看到我,就说:“来,小朋友,进来进来!”我也不进去,其实我哪是小朋友,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是习近平,我只比他小一岁而已。因为我长得矮小,他们就把我当成小孩子了。当时我在他们面前确实有点自卑,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啥也没见过,也不知道跟他们说啥,不敢搭话。但我还是愿意到他们那里去,因为我没有地方玩,又不喜欢在家做家务。
北京知青刚来的时候,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他们住在冰冷的窑洞里,又不会烧炕,我们农村娃娃都会烧,于是知青就叫我帮他们烧火。这样,我就进了他们的窑洞,跟他们也慢慢熟悉了。我是个初中生,在当时村里算是高学历了,因为在学校学的都是普通话,虽然也有口音,但是知青们能听懂,互相之间能沟通,因此别的社员到窑洞来跟知青说话,我可以在中间给他们当翻译。
一开始,他们几个知青的名字我都分不清楚,后来慢慢接触多了,听他们互相之间叫名字,我就能分清楚了。他们也知道了我的小名叫“铁锁”。
采访组:北京知青从首都北京来到艰苦的陕北,在生活方面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
武晖:知青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很难适应。一天24小时,从吃饭、睡觉,到上厕所、洗澡,全都是问题,都不适应。他们几个大小伙子睡在一个炕上,那个炕不大,6个人将就能挤下。他们的行李箱子就放在锅台旁边,空间很拥挤,很狭小。
知青没用过柴禾灶,也不会做饭,刚开始是队里派一个人给做饭,做了一段时间,就让他们自己学着做饭,队里就不给做了。他们要自己砍柴,自己烧火,自己把饭做熟,还要参加队里的劳动。
打柴对知青来说是个挺大的难题。我们县上就有在山上砍柴被摔坏的知青。陕北的黄土山上,本身就植被稀疏。我们农民年复一年地砍柴,近处的、好砍的柴全都被扫荡一空了。好一点儿的柴禾都在远处和危险的地方长着,有些长在崖壁上,有些长在深沟里,那些地方,羊都吃不到。我们山里长大的孩子就敢去砍,高的地方我们敢爬上去,砍了柴之后敢跳下来,知青就不敢。我们村里的孩子,拿着绳子、镢头上山去,就能背回来五六十斤,知青也就能背回来十来斤,还都是那种很细的小灌木或茅草,填到灶里不耐烧,饭还没熟,柴就烧光了。后来,我就带他们上山砍柴,领他们到那些柴禾多的地方去。每天都要砍柴、烧火、做饭,否则就要饿肚子。这就是知青面临的极为现实的问题。
知青刚来的时候,最逗笑的就是挑水。一担水都在五六十斤以上,知青不会用扁担,不会换肩。他们个子都高,都驼着背挑水,腰弯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往窑洞赶。有时候走得快了,水桶来回摇晃,水洒一地,到了窑洞就只剩下半桶水了。见到这样的情形,社员们都笑他们。
采访组:除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各种不适应,知青每天还要参加劳动。请您讲一讲,习近平是如何参加艰苦劳动的?又是如何逐渐适应农村生活的?
武晖:在当时农村那个环境,包括近平在内的知青,思想肯定还是有波动的。陕北农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没有电,农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上山劳动,太阳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劳动,但是生产效率却很低下,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一亩地却打不了多少粮食。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均衡,整个延安都没有什么副业,一切就是靠种庄稼。农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贫困线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饭,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七八个娃娃,吃不上饭,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对我们这些山里长大的娃娃来说,从小就在这小山村里生活,在窑洞里面住,出了窑洞,面对的就是黄土山,一抬头就只能看到山中间这么一点蓝天,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但是近平他们从北京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小山沟,在这里过陕北农民的艰苦生活,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在这里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们社员一样,用挑子挑着羊粪和牛粪往山上送。知青不习惯爬山,爬得高了,有时候重心不稳,粪就从粪筐子里洒出来。送粪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种。苗长出来了,主要的事就是锄地、追肥。地种不好,秋天就没有收成,就没有粮食吃,就会饿肚子,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社员和知青们都是一起锄地。一开始他们草和苗分不清,我们当地的娃娃都分得清,就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别看他们没干过农活,他们有文化,理解能力强,所以学得确实快。
锄地都是在春夏,天气很热,队长要求大家抓紧时间干活,不让我们休息。我想偷懒,就以解手为借口,跑到沟里,休息几分钟,队长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确实受不了那种苦,又饿又渴又晒,有时候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坚持,从来没见过他偷懒。
收获的季节,我们一起去割麦子。我们到山上的耕地有5里地的距离,回来的时候社员和知青都是一人担一担。我们集体喂的牛和驴,饲养这些牲灵,需要用铡刀把草铡碎了喂给它们吃,知青不会铡草,不太容易掌握铡刀的技巧,铡刀压到一半就压不动了,后来慢慢掌握技巧,一刀就可以铡到底。
虽然我是个农村娃,但是因为我年纪小,个子小、力气小,这些劳动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一开始挣6工分,后来逐渐提高,但也没挣到过10工分。近平个子高、力气大,干活越来越熟练。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近平还是一个比较稳重的普通知青,一开始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劳动。但是经过一两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壮劳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挣10工分。他不仅在劳动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渐和社员们在思想、语言上打成一片。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
我往知青窑洞跑得多,身上总穿得破破烂烂的。近平看我平时穿得破烂,就经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我。王燕生离开梁家河的时候,留给近平一件灰毛领的蓝色大衣,那件大衣挺好的,近平很喜欢,平时常穿。我上师范学校的那年冬天特别冷,近平就把那件大衣送给我了,他对我说:“你把这个大衣拿上,到了学校又能穿又能当被子盖。”到了师范学校,同学们都啧啧称赞:“你这个大衣质量真好!”这件大衣陪伴了我很多年,我参加工作之后还在穿。
我去上师范学校的时候,近平还送给我30斤粮票,让我出门在外用。在六七十年代,30斤粮票就是一个壮劳力一个月的口粮。其实那时候近平的粮食也不怎么够吃,这些粮票对他来说也是很宝贵的。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在梁家河期间看书和学习的事情。
武晖:我喜欢到知青窑洞去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看近平带来的很多书。炕沿上、铺盖上、枕头边上,全都是书。现在回忆起来,近平他们住的那个窑洞特别温暖,也特别神奇,就像是知识的宝库。
有时候上山干活,近平也在兜里装一本书,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在拉话,他就拿出一本书来看。晌午回窑洞歇一会儿,近平也要抓紧时间看一会儿书。我觉得,一方面是近平对读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是读书也带给近平无限的力量。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有更丰富的知识,通过学习,人增长了见识,汲取了知识,就会变得更坚强、更强大。
我家里很穷,从小到大,身上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更没有钱买书。所以,我很羡慕近平有那么多书,我在他们窑洞里的时候,很想看看那些书里写的都是什么,一开始不敢多翻,只是小心翼翼地翻两页。后来熟悉了,我就拿起来翻翻看看。近平见我对书有兴趣,就跟我说:“铁锁,你喜欢看什么书就拿去看。”我连忙点头,心里非常高兴。
我最先看的是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对这本书我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我想,一个“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学会了十万个“为什么”该有多了不起。书中有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从小生活在山沟里,对外边的世界根本不了解。出家门最远就是到文安驿,连县城都没去过。《十万个为什么》是有插图的科普读物,我在书上看到飞机、看到汽车、看到轮船,就高兴得不得了。
我还从近平那里借过物理、化学课本。此外,他那里还有很多古典文学和历史名著。我看过《三国志》,因为是文言文,里面的好多字我都不懂,遇到不懂的,我就问他,无论问什么,近平都很耐心地教给我。我还看过高尔基的《母亲》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书都是近平从北京带来的,他都借给我看。
很快,一两年的时间过去了,知青有的返城,有的招工,有的当兵,大部分都走了。我晚上跑到近平那里去,他还保持着看书的习惯,只要有时间,他都捧着一本书看,看到很晚才睡。
采访组: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村里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离开了。习近平是留在梁家河时间最长的知青,并且成为梁家河的村支书。请您讲一讲,习近平为什么被选为村支书?
武晖:我们社员之间说到近平,无论男女老少,对他的印象就是,这个人话不多,平时不说是不说,但是一说就能说到点子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近平当我们梁家河的支部书记,并不是偶然的,那时候村里没人对此感到意外。
一方面,当时的农村,有文化的人很少,近平有文化,说话办事很稳妥,考虑问题也很周全,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难得的人才。而且,近平在当支部书记之前就已经参与村里的管理工作,和村民关系非常融洽,再加上他在赵家河主持过社教工作,农村的这些生产生活、大事小情,他都已经很有经验了。
可以说,1972年到1973年这两年,是近平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大部分知青都走了,但是近平因为父亲受到政治迫害,就是走不了。那个时候,近平的思想有很明显的转变。他渐渐意识到了,他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我虽然1973年就去上学了,但是只要一回来,我就到近平的窑洞里去拉话。我记得近平跟我聊过他那时候的想法:“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了这种思想和意识,再加上自己的思考和努力,近平确实干了好多事情,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可以说,近平那个时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开始形成了,他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怎么能做好村里的工作,怎么能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
后来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额,我看近平都没有报名。他想的是带领村里人一起脱离苦日子,而不是自己一个人离开农村一走了之。所以,近平当支书以后,给村里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他当时带领社员做的很多事情,到4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如果近平没有扎根农村的信念,没有为人民办实事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做这么多好事,也不可能在农村待这么久。他后来上大学,是为了更好地深造,更好地为人民做事情。
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近平有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对很多农村的问题有深入思考,才有了这么明确的方向,把工作做得这么扎实。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做的惠民实事有哪些?
武晖:陕北的良田不足,是在山上种植粮食,广种薄收,农民做了很多无用功,受了很多苦,但是一年下来粮食还是很有限。所以打淤地坝非常重要。淤地坝的位置都在山沟里,山水流下来,淤地坝能把水分保持住,粮食产量自然就高。所以近平当时非常重视打坝,重视农田基本建设。
近平解决了当时陕北农村老大难的燃料问题。那个时候,因为植被稀疏,我们陕北农村砍柴难,做饭、取暖、照明都成了难题,所以近平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开始近平说想搞沼气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持。近平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回来以后亲自试验,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并点火成功。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社员反对办沼气了。说老实话,农民是最实际的,他看到了,得到实惠了,他才接受。讲再多道理,什么前景、什么展望,他们不一定接受。必须身体力行,给他们做出样子来。从这以后,沼气得到大面积普及,解决了困扰我们这个地区多年的燃料不足问题。
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作为肥料施在农田里,比一般的粪肥肥力要大得多。我们村曾经试验过,专门选一块地方施沼液,等到庄稼长起来,明显就比施粪肥的庄稼长得茂盛,到收获的时候,产量也更高。
近平当支书以后,还给村里办了个代销店,这个也是为了方便社员生活办的。社员想买点日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皂,要等到逢集的时候跑到文安驿的供销社去,要提前请一天假,赶着去,赶着回,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有了代销店,村里把农民需要的东西备齐,农民走几分钟路就能到代销店,买到需要的东西,后来就越来越灵活了,社员还可以赊账,或者拿鸡蛋去换。比如一斤煤油,用四五个鸡蛋就能换到。
铁业社也是近平办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会打铁的社员组织起来,实施定额管理,比如,每个铁匠一天打3把老镢,就给他10个工分。超出了3把,就给予奖励,完不成任务就要扣除相应的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当时延川各个大队普遍没有副业,没有副业就没有资金。我们铁业社把那些锄头、老镢、镰刀生产出来,社员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驿供销社代销。卖了钱之后,扣除成本,剩下的钱就是村里的集体收入。村里得实惠,还可以给铁匠分成,比如一件工具卖了3块钱,就可以奖励铁匠1毛、2毛的。整个铁业社的规划、管理、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农活的劳动强度很大,对于妇女来说就更是极大的负担。妇女家务繁忙,不仅要上山干活挣工分,在家还要做饭,还要缝衣服,还要照看娃娃。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一个比一个大一两岁,一到吃饭的时候坐一排,都抢着吃,照顾孩子确实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和孩子都睡觉了,妇女还不能睡觉,要拿起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缝缝补补。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陕北农民生活的事情,他说:“为啥农村生活苦?为啥妇女那么劳累?有一个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我说:“是啊,我们兄弟姊妹7个,都不算多的。”近平说:“生的孩子多,农民负担就重,妇女的劳累就更多,农村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少生娃娃,把娃娃养好。”可见,那个时候近平就有了优生优育、减轻妇女负担的思想。
近平看到农村妇女这么辛苦,就在这方面动了脑子。他搞的缝纫社主要是为妇女着想。农民衣服磨损得快,妇女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近平找了我们后队的一个叫雷琴的妇女,她的缝纫手艺好,专门在缝纫社缝补衣服、做衣服,其他的妇女就可以上山劳动,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灯下熬夜缝补衣服了。近平还制定了一个规则:社员可以用工分来支付裁缝的报酬,比如,一个社员一天的工分是10分,就可以用这个工分来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5分,做一件下衣用2分。而裁缝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这样既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又解决了村里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还给我们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这之前,前队没有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非常不便,水质也不好。并且,当时前队有一块地种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仅靠挑水来浇菜,劳动量太大。近平跟村里研究,决定在菜地旁边打一个井。打井的时候,近平亲自下到井里,站在冰水里面挖泥土和石头。这口井打成以后,同时解决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问题。现在村里安了自来水,也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
近平还给村里办了一个磨坊。为啥要搞这个磨坊?那时候,毛驴是陕北很重要的运输工具,要运东西,要驮着粪上山,那时候毛驴很少,经常不够用,社员经常为争毛驴争吵。如果用毛驴推磨,从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粮食。近平办的这个磨坊置办了一套机械设备:柴油机、磨面机、碾米机,一小会儿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费时间,承担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驴腾出来用于生产和运输。社员只要把粮食拿过来,一会儿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费的。
近平做了这么多实事,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面临的难题,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考。他敢于实践,敢想敢干,也能干会干,能把想法变成现实。
采访组: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特点?
武晖:近平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实事,同时也在积极地融入社员当中。他来到梁家河以后,一直在学习我们当地的方言,到了后几年,特别是当支书以后,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
平时,近平对年纪大的人很尊敬,对小孩很爱护。近平对同龄人也很亲切,对那些表现不积极的社员,甚至对那些“管制分子”,他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有话都是好好说,让大家心里都服气。我们农村人关系好了之后就爱开玩笑逗乐,难免有些过头的地方,要么起绰号,要么取笑对方。近平和大家关系都很好,但是他从来不给社员取绰号,也不取笑别人。大家在心里对他既亲近又敬重。
他这人做事,有决心、有毅力,轻易不说出口,只要说出口的话,只要认定了的事,他就坚持到底。用我们农村的话来说,就是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从来不说过头话。近平打坝、办沼气、办代销店、办铁业社等等,干一件成一件,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
近平还能够很坚决地纠正干部的错误。他当支书的时候,前队有个年轻后生,是队里开拖拉机的,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但是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较劳累,而开拖拉机又风光又轻松,他在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还是想接着开拖拉机。那个年代的农村生产,社员本身没什么自主性,关键就要靠生产队长带头。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在农业生产上生产队长必须是行家,还要能吃苦,负责任。所以,遇到好的生产队长,农民就过得好一点,生产队长不着调,农民就饿肚子。近平给他讲:“你既然被选上了生产队长,就说明村民信任你,你就得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队长是一个队的带头人,全队的人都看着你呢!开拖拉机会影响你当队长,也会影响你们这个队的收成。”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有些转不过来弯,近平就让他慢慢想,每天早上来汇报一次思想情况,看看他有没有想通。连续跑了三四个早上之后,他觉得近平作为村支书,又是外地来的知青,对村里的事情这么操心,受到了感动,自己作为村里人,更应该努力搞好生产队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了,踏踏实实地当上了生产队长,安心组织队里的生产,让其他人去开拖拉机。后来,这个后生队长当得可好了。
在农村,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候社员在山上劳动,两个人一言不合,就骂起来了,说打起来就打起来。当时的农村,一二十岁的人普遍都有点文化,但是年纪再大些的基本都是文盲,没有文化修养不行,处理问题很愚蛮,骂仗、打架,司空见惯。近平对这种情况见得多了,深感农民打架是严重的问题,所以他当大队书记以后,就制定了村规民约,禁止打架、骂仗,在会上宣布,村民之间不能打架骂仗,否则就要进行处罚。但是,这种事情又是难免的。我们后队有两个后生,一个叫“猴儿”,一个叫“矮矮”,两个人平时就有矛盾,后来又出现了问题,两个人打了一架,互相都揍了个鼻青脸肿。生产队长处理不了,就让近平来解决。近平对他们两个的情况也了解,但是规定就是规定,两个人都罚了10个工分。近平当时就说:“无论有理没理,你不能打架。有理的不能打,没理的更不能打。”近平要求他们在社员大会上做检查,他们觉得在大会上做检查有些丢脸面,不太乐意。近平就问他们:“你们接受不接受处罚?禁止打架是咱们的村规,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到场了,也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果你们接受不了扣工分,我就把我的工分给你们,但你们必须做检查。”两个人听近平这么说,都很惭愧:“我们打架是我们犯了错误,按照规定就应该罚分,叫你给我们填上,说不过去。没啥说的,我们接受处罚。”近平当书记的时候,梁家河打架斗殴的事情明显减少了。事隔多年,“矮矮”给我讲起这个故事,还在不停地叹服:近平真是会做思想工作!
农村矛盾多如牛毛,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特别难,一个人能当好公社书记,未必能当好大队书记。村里的工作要费好多脑子,想好多问题。农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给他们做工作,必须让他们思想上能够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么都好办,农民就佩服你,支持你工作。农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农民是非常实际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只要做到这两条,什么问题都好处理。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和他有哪些联系?
武晖:近平在正定工作的时候,我是文安驿公社的教育专干。正定当地派了两个人到梁家河的党支部搞外调,先到了文安驿公社的办公室,恰巧我也在场。他们不知道梁家河在什么地方,我是梁家河的人,就给他们指了路。他们到村里问了很多人,大家无一例外地都对近平交口称赞。那两位外调的同志在村里调查完了之后,就又回到文安驿公社签署意见。这个时候,正巧又碰上了我。当时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就问他们吃饭了没有,他们说没吃,我就把他们带到饭馆吃了一顿陕北的饸饹。在吃饭的过程中,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着聊着,我向他们打听了近平的情况。
我说:“习近平在那边干啥呢?”
其中一位同志说:“当县委书记呢。”
我说:“干得怎么样?”
“近平干得很不错,群众威信很高,每年开三干会的时候,开到中间,很多干部发言很乏味,好多人听得烦了,就走了,还有些人听得困了,就睡着了。只有习近平讲话的时候,没有人走,也没有人睡觉。他讲话讲得有意思,很实际,也很有感染力,干部们都爱听。”
我说:“近平当村支书的时候,他讲话我们村里人也很爱听。”
另一位同志又向我透露说:“近平的工作作风,跟其他的干部不一样。很多领导干部下来检查工作,都是由办公室负责安排,提前通知。近平主持县里的工作,到乡镇和农村检查,从来不提前打招呼,都是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到了实地,他去看领导在不在,工作做得怎么样,实地去看,不给对方提前准备的机会。如果他看到什么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当时就把相关领导叫到现场,督促他拿出整改方案。”
我听了这两位同志说的话,得知近平工作做得好,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了他的才干,心里很高兴。
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一个叫张志林的人,跟我打听近平的情况,说要给他还钱。原来,近平从梁家河走的时候,村里还没到年终结算。等到年底结算,会计算账的时候,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粮钱,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粮钱。出粮钱的家庭把钱给会计,会计再把这个钱发给得粮钱的家庭。近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没有分粮食,就要得粮钱;张志林家里娃娃多,工分少,要分的粮食多,就要出粮钱。会计为了账面收支的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粮钱80元兑给了张志林家里,而张志林家里应该把这80元单独交给近平,但是当时张志林家里非常贫穷,拿不出来这80元钱,并且近平上学也离开村里了,就这样,张志林家里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钱给近平,十分过意不去。现在张志林有钱了,一直想要把这个钱还给近平,他经常念叨,近平的这个钱救了他们一家人,欠账就得还钱,不然良心上过意不去。我就劝张志林说:“你现在还给他,他也不会要。他帮助过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咱们村,哪一家他没有帮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不会有想法的。”70年代的80元钱可是不小的一笔钱,按购买力来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钱。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乡亲们热情地招待他。我们一起吃饭,近平嘱咐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边听。近平主要说了,山上要治理,河里要打坝,山上要种经济林,还要种果树,要把地打平,好提高产量,要解决肚子吃饱的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问题……方方面面的事情,近平都讲了很多。从始至终,他最关心的始终是基层群众的生活。
就在那次,近平还向我们打听一个叫灵娃的孩子。这个孩子的事,还要从头说起。1969年,知青到我们梁家河的时候,我们村有个十几岁的孩子,小名叫灵娃,但是实际上脑子并不灵光,智力上有先天缺陷,用我们农村的话叫“半憨憨”。灵娃的父亲是基建队的队长,主要负责带着知青做打坝、修田等农田基本建设的事,他就经常把灵娃带到地里去。灵娃虽然脑子有问题,但是干活很踏实,也能吃苦,近平他们这些知青都很喜欢灵娃,劳动之余很喜欢和他一起玩,谁也没有嫌弃、取笑过他。近平1993年回来的时候,灵娃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只有灵娃的母亲带着他度日,家里的光景不行,生活很艰难。近平为了接济这家人的生活,当时就给灵娃的母亲留了500元钱。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又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他到家家户户都看了看,用延川话和乡亲们交谈,就像回到了久别的家中,特别亲切。
山人 发表于 2021-9-23 21:08:14
“近平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儿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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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张卫庞、吕侯生、刘金莲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第一次2016年2月27日,第二次2016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刘金莲家
1969年1月,15名北京知青来到梁家河,其中包括习近平在内的6名知青分在二队。这6名知青,最初全都挤到张青远和刘金莲夫妇家的一孔窑洞里,在一个铺炕上睡觉。不到一年,他们又搬到吕侯生家的窑洞里住。后来搬进了新挖的知青窑洞。一开始,队里派人专门给知青们做饭,灶房设在张卫庞家的窑洞里。离开梁家河前,北京知青只剩下习近平一人,他又在张卫庞家搭了将近一年的伙。
这一组访谈,通过张卫庞和两位房东吕侯生、刘金莲的讲述,我们可以走进当年,看看习近平是如何与梁家河村民融合在一起的,他又是怎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再糙的饭近平也吃得香,再穷的人近平也看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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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您和他在一个生产队,平时吃饭、劳动都在一起,请您讲讲您和习近平交往的事情。
张卫庞:近平到梁家河来,比我到梁家河还早一个多月。我之前是马家河乡庞家河村的,1969年2月,我成了梁家河的上门女婿,就到梁家河村来了,见到了已经在梁家河下乡一个多月的近平。
我当时来的时候,近平他们二队知青一共6个人,都住在刘金莲家的一孔窑洞里;我也是二队的,他们做饭的灶房设在我家一孔窑洞里,队里派了人来专门给他们生火做饭,所以我们每天都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打交道挺多的。
我的老丈人叫张贵林,他是老共产党员,也是梁家河的老书记,从1935年到1960年一直都是梁家河的村支书,经过的事情多,在这个村里有威望。近平经常来我们家,找我老丈人聊天。
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接触多了,我们就熟悉了,彼此交流也就多了,关系越来越好。我没事就跑到近平的窑洞串门,找他拉话。我最爱听近平讲故事,我是个大老粗,啥都不懂,也没看过啥书,就会瞪着眼睛听他讲,一听就是大半晌,当时就觉得他讲的故事太有意思啦!现在我还记得他讲过《红楼梦》,等等。有时候听的时间长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近平就做下饭,让我跟他一起吃。
采访组:习近平在您家里住过吗?
张卫庞:没有。他在我们梁家河总共住过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刘金莲家,第二个地方是吕侯生家,第三个地方是村里的知青窑洞。近平两次搬窑洞的时候,我都过去帮忙了。搬窑洞的时候,才知道他的书可真多!
近平当我们村的支书时,村里的知青都走光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每天既要忙村里的事情,又要参加队里的劳动,根本顾不过来做饭、刷碗,就对我说:“我到你家里去吃饭,你看咋样?”我说:“行嘛!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家人口多嘛!”近平主动提出到我家来吃饭,我当然欢迎了,可心里又有些担心,我家里当时一共6口人:一个老人,我们夫妻两人,还有3个娃娃,我怕家里人多吵闹得厉害,怕近平吃不好饭。
近平把他每个月分的40斤粮都交到我家。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婆姨做什么,他就跟我们一起吃什么。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再糙的饭他也吃得香,再穷的人他也看得起。
就这样,近平在我家里吃了将近一年的饭,一直到他上大学离开梁家河。
说起来,近平在我家,还调解过我家里的矛盾。
有一次,我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婆姨吵起来了。那次,我脾气很大,我婆姨也上来了倔劲儿。我俩闹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服谁,谁也不给谁台阶下,咋也弄不好。这一气儿,我们就别扭了好几天。
我和我婆姨虽然没当着近平的面吵过,但是他经常在我家吃饭,看到我们别别扭扭的,话也不说一句,互相之间瞅见对方都歪脖子瞪眼的,近平自然就有所察觉。
他就问我:“卫庞,你跟你婆姨闹啥咧?”
我含含糊糊地说:“没闹啥……”
近平说:“我也不打听具体啥事了。反正你们谁对就是谁对,谁错就是谁错,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你们不用较劲,该讲道理讲道理。反正,卫庞你这人有挺多毛病,你该改的毛病你就要改。你婆姨这人可是相当不错,干净、利索、勤快,把家务活儿干得这么好,把家里人照顾得这么好,让你可是省了不少心,你还跟她吵,这可不行。”
我点点头说:“近平,你说的对,我应该跟她讲和。”
近平说:“讲和行!你主动找她拉拉话,没啥不好解决的。”
我们农村,不像城市里,城里人文明程度高,男人“怕”老婆,其实那不是怕,是平等,是尊重。但是乡下就不一样,特别是过去的农村,大男子主义盛行,男的不仅不会让着婆姨,还总是对婆姨盛气凌人,呼来唤去的,打自己婆姨也是常有的事儿。本来我琢磨着,我一个大男人,在家里一直是我婆姨她先服软。可是这回,近平既然找我谈了,我就想:“我俩与其这么僵着、等着,不如我先放下面子,跟她妥协吧!”于是,我找了个机会,跟我婆姨说话,我婆姨挺聪明,见台阶就下,她也就理我了。我跟她谈了谈,把话说开了,矛盾就解决了,事情也就过去了。其实,根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近平说的“没啥不好解决的”,而且近平也提醒我要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比如脾气不好,比如爱喝酒。我以后对这些方面更加注意,家庭关系一直很和谐,以后再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采访组:你们每天都吃什么饭?
张卫庞:每天早上就是做团子,团子是用玉米面和糠做的。下午就是面,有时候是豆子面,有时候是高粱面。麦子面七八天才能吃一回,当时就是缺少这东西嘛。
采访组:吃饭的时候有菜吗?
张卫庞:有酸菜嘛!近平那次回来后就说,很久不吃梁家河的酸菜,还很想吃呢。
采访组:酸菜是用什么做的?
张卫庞:就是白菜和黄萝卜,切碎之后腌上它,酸的嘛。
采访组:是一年到头都能吃到酸菜吗?还是有的时候才能吃上?
张卫庞:酸菜基本能吃半年,从9月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都没有新鲜蔬菜,就吃酸菜嘛。等有新鲜蔬菜的时候就不吃酸菜了。
采访组:当时能吃到什么蔬菜啊?
张卫庞:就是黄瓜呀、洋柿子、茄子、辣子,都是个人种的,不掏钱。
采访组:当时炒菜有油吗?
张卫庞:那时候油太少了,基本上就没啥油,就把山上的杏摘下来,把杏核砸开,再把里头的杏仁压碎,锅烧热后倒进去炒一下,就算有点儿油,炒菜就用这东西。
采访组:您后来和习近平还有联系吗?
张卫庞:近平走的时候,送给我两条棉被,两件大衣,还有一个针线包。这个针线包是近平来插队时,他妈妈给他做的,上面绣着三个字“娘的心”。在那个年代,没有钱买新衣服,身上的衣服都是缝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针线包可以装一些针线用品,是必不可少的。可不像现在,新衣服都穿不完,没有谁还穿有补丁的衣服。
近平给我的棉被和大衣,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我都用旧了。唯独那个针线包,我一直珍藏着。我是个庄稼汉,粗枝大叶,也不懂啥大道理,就觉得近平是我的亲人,就想存着这个针线包,留个念想。这个针线包,我保存了38年,直到2013年才捐给了县里,交给国家保管。
近平走了以后,我们家都说你给近平写个信,我说我没事我不写,不要去打扰人家。我就是这个想法。
1993年近平回梁家河的时候,我终于见了他一面。当时我在山上种麦子呢,听说近平回来了,就赶紧从山上跑回来了。跑到山后腰的时候,正好碰见了近平。近平见了我,也不嫌弃我一身泥巴,一把就拽住我问长问短,我激动得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还给家家户户都带了报时钟、紫菜、茶叶,临走的时候给我撂下了名片,让我有困难就去找他。
2015年2月他回梁家河的时候,我和村里十来个人到村口等,看见他下车,我就跑了过去。隔了这么多年,他一下子认出了我,还像原来那样拍我的肩膀,叫我的名字,问我生活条件咋样,吃些什么,有多少娃娃。我就说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肉不断,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
紧接着,近平问我:“卫庞,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主要做什么?”
我说:“近平,我现在生活还不错。我有5亩坝地,种点粮食和蔬菜,自己吃。我还有10亩果园,现在收入全都靠这个果园。”
近平问:“你这果园能挣多少钱?”
我说:“都是小树,去年是第一年挂果,卖了24000元钱。”
近平说:“你这一年投入的成本是多少?”
我说:“很多管理都是镇上免费帮助搞的。除此之外,我自己投入的农药、化肥、除草剂、人工工资等成本是12000元。”
近平说:“刚挂果就有一倍的利润,还不错。”
我说:“是。明年会更好,成本不会再增加多少,但是销量会翻一倍,再过几年到了盛果期,收入就会更高。”
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哎呀,卫庞,那你发了吧?走,领我到你果园去看看!”
我说:“好!”
近平是2015年春节前来的,现在是2016年了,当时我跟他说的“成本基本不增加,销量翻一倍”已经实现了。2015年我投入的成本是14000元钱,收入是5万多元钱。
过去,近平当我们村支书,我们有干劲、有奔头;现在,近平当全国人民的主席,当全党的总书记,我们更有拼劲、更敢闯了。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种果树,还在搞“苹果合作社”。近平在拼搏,我们也在拼搏,大家都努力嘛,咱们这国家肯定越来越富强。

“近平给我治腿病”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曾在您家里住过很长时间。请您讲讲您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形。
吕侯生:近平来我们村插队的时候,分在二队。我们这山沟沟非常闭塞,突然来了知青,大家都觉得新鲜,都过去看看。刚开始,他们说话,我们都听不太懂;我们说话,他们也听不太懂。后来,一起劳动,就慢慢熟悉起来了。
近平他们从刘金莲家里搬到我家来住了一段时间。我母亲去世早,就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家里有富余的窑洞,他们搬过来住之后,我和近平他们朝夕相处,就更熟悉了。
采访组:在一起住的时候,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吕侯生:近平特别爱看书,他的炕上都是书,一得空闲,就捧着书看,干了一天活,累得不行,他还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
有一次,近平晚上看书到很晚,我就在旁边一边抽烟一边陪着他。结果看到半夜,近平肚子饿了,当时也没啥吃的,我们俩就煮玉米吃,把一碗玉米倒进锅里,煮了半晌,以为熟了,其实还是夹生的,我们就把这碗半生不熟的玉米给吃了。
我是1955年生人,比近平小两岁。因为我没上过几天学,不识字,年纪又小,没啥见识。我心里就想,近平拿这么多书,死沉死沉的,既不能蒸着吃,也不能煮着吃,成天看这些书,有啥用呢?
乡亲们都知道近平看书多,肚子里的墨水多,就经常到他住的窑洞来,跟他拉话,让他给我们这些村里人侃大山。近平给我们讲北京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名胜古迹。我们原先都是从那些宣传画上看到过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颐和园,等等。听他一讲,我们印象就更深刻了,还知道了很多宣传画上没有的地方。
我们问近平,北京的汽车多不多?近平说,北京汽车挺多的,不但小轿车多,吉普车、大卡车、面包车也多,还有那种大公共汽车,定点停靠,买票上车,车上能乘坐几十个人。当时,我们村里人到过县城的都很少,见过大客车的更是寥寥无几,听了近平的描述都很吃惊。
近平还跟我们说,咱们国家还不是发达国家,首都北京的汽车还不算多。有的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路上全都是汽车,因为车太多,堵得都走不动。我们当时听到近平这样说,简直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外面的世界竟然是这样的。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您和他还有什么联系吗?
吕侯生:1993年,近平已经到福建工作多年了,他抽空回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我与他见上面了,他还给我留了一张名片。
1994年,我修窑洞的时候,被窑洞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砸了右腿,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右腿后来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严重,我才到医院去治疗,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是没有治好。
那时我修窑洞,本来手头就很不宽裕,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很多外债。而且,因为病没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来到了严重的时候,走路已经不能受力了,需要拄拐。
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再不治疗,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儿女可咋办呀?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给他写了一封信。让我没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给我寄来了500块钱的路费,让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这个汇款啊,心里特别感动,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是第一次离开梁家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从延安坐火车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见到了近平,近平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这心里顿时百感交集。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联系医院帮我治疗。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下基层,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到医院来看望我。
有时候,我心里觉得不安,我问起他医疗费的事,近平对我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其实我心里清楚,90年代初,咱们国家普遍工资都挺低,近平的工资也并不高,他没有多少积蓄。给我看病花的这些医疗费,大多都是彭丽嫒老师的钱。
我在福建治疗,腿当时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钱,大概有几万块吧,我当时也无力还给他,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的,我只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过了几年,没想到病情又复发了,这次更为严重,腿保不住了。1999年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术,近平知道这个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转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那时我已经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见到我,非常关心地俯下身体,看我的假肢,还用手反复摸,好像是看看这假肢的质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兴地对我说:“侯生,你的大难过去了,咱们一起合影留个纪念吧!”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儿女也都长大了,他们现在都到外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说:“我的这条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2015年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时候,还到我家里坐了一会儿。当时他一进到这间熟悉的窑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很自然地坐在炕边。我也坐在炕边,跟近平拉话,拉这农村的变化,拉现在的生活。曾经点着煤油灯看书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近平,最关心的永远都是大家过得怎么样,吃的、穿的、住的条件如何。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


“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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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您好!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您家窑洞门口的窗台上摆着几双布鞋和鞋垫,做得很好啊。那是您自己做的吗?
刘金莲:对,那都是我做的,谈不上做得多好看,但是肯定结实、耐用。去年春节前,近平回来,我还送给他两双布鞋,几副鞋垫,都是我亲手做的。他年轻的时候,在我们梁家河上山受苦,和我们农民一样,都是穿这种布鞋,鞋穿坏了,我就给他做新鞋穿。那时候他和几个北京知青,就住在我家靠南边的一孔窑洞里。当时我也年轻,做的鞋也算不上好,我做完了,近平就拿着穿上,一点儿也不挑。我不光是给近平做过鞋,这边住的几个北京知青,我都给做过。
采访组:那几孔窑洞,您现在还住吗?
刘金莲:我现在不住了。前年腊月十八,我就搬到上面来了。那几孔窑洞,是几十年前打的老土窑,现在潮的不行,我年纪大了,耐不住,就搬到上面来住了,这里强一点,不潮湿,光线也好。
那几孔窑洞现在没人住了。不过,2015年1月13日,几个当年的北京知青戴明、王燕生、杨京生等回来看我,看梁家河的乡亲们,又在那里住了一宿。我跟他们拉着话,一转眼就到下午了。我说:“你们今天还走啥嘛。在我家住下吧。”他们说:“好啊,我们就还住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铺位,找找当年的感觉。”他们都是在北京住大高楼的人,现在住这个又潮又冷的小土窑,却非常高兴。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按他们的话说:“这个纪念意义,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住下以后,我给他们拎了一壶热水过去,还跟他们拉了几句。他们中间有个铺位空着,我就说:“这个是近平的铺位,你们还记得吧?”他们说:“当然记得了!近平现在可忙了,也不知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来看看。”
说来也巧,这几个北京知青走了整整一个月以后,2月13日,近平就来了。近平也把我家记得清清楚楚,我去迎接他到我家来,他一跨进院门,看见熟悉的那几孔窑洞,就指着最靠外边的那孔说:“我刚到梁家河时,就住这间。”然后,他又指着另外两孔窑洞对我说:“你大你妈住这间,你们两口子住那间。”我说:“对呀,这么多年你都没忘。”近平说:“那咋能忘?你们两口子新婚那年,我们这些知青还来闹过洞房呢。”
采访组:您结婚大概是什么时候?
刘金莲:就是近平他们到梁家河来的两三个月以后。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这些北京的娃娃第一次见到我们农村办喜事。他们都是年轻人,喜欢热闹,当天他们就来闹洞房了。不光是二队的这6个知青,一队的北京知青也来了,还有村里人,人可多了,特别热闹。
我结婚之后,北京知青还是住在我们家。近平这人性格非常好,对人慈平,他说话也亲切,跟我和我老伴儿关系都很好。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儿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儿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采访组:习近平在您家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刘金莲:近平和我们相处得可好了!他管我妈叫“干妈”,我妈特别喜欢他,觉得这后生知书达理,有文化,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想着“给近平端去点儿”。
我们有了娃娃之后,知青就不在我家住了。有空的时候,近平就来我家里转转,看看我家里的老人,抱抱我家里的娃娃。
平时,近平很喜欢小孩,也经常带我家的娃娃一起玩,我家的几个娃娃都跟他感情非常好,成天跟着他玩。1975年,近平走的时候,我的大女儿6岁了,娃娃不懂事,一直哭,拉着近平的衣服,不让他走。
采访组:习近平后来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您都和他见面了吗?
刘金莲:都见上面了。1993年,近平回来一次。那时候我老伴儿还在世,他们两个人见面,都很激动。我老伴儿和他拉话的时候说:“近平,你回来了,怎么不把你家里的带回来?”近平说:“她这次有事误下了,下次我把她带回来。”
2015年,近平回梁家河来,彭丽嫒老师和他一起来的,近平跟乡亲们介绍说:“这就是我婆姨。”
当时正好是春节前夕,近平给乡亲们采办了很多年货。给我家里带来了面粉、油、十几斤肉,还有一副春联。
近平到我家来的时候,和我拉话。他说:“你住在哪儿了?”
我说:“我现在住在上面这个窑洞了。我老伴已经去世了。”
近平听说我老伴儿去世了,心里很难过,他说:“是得啥病走的?”
我说:“是得了哮喘病,肺气肿。”
近平叹了口气,说:“唉,也不是很严重的病,怎么没治好呢?”
我说:“当时家里经济困难,儿子结婚,还有很多事情,家里没有钱了。当时也没给你打招呼,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说:“你现在生活咋样?”
我说:“我现在生活可好了。吃的、穿的、用的,啥都够,我身体也挺好。”
这时候,我给近平介绍我的大女儿,就是当初拉着近平衣服,不让他走的娃娃。
我说:“这就是彩云,你看现在是不是长大了?”
近平看到她,高兴地笑着说:“哎呀!你可真是长大了!”
临走之前,近平跟我握手。他说:“等我有空,有时间,还会来看你们的。”
我说:“好啊,近平,有空就常回来。”
我说:“好啊,近平,有空就常回来。”


“近平真是个好后生”


近平讲话特别实在,特别有意思。他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说,待人很随和,亲和力很强,而且知识丰富,记忆力非常好,他和我们社员有很多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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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赵家河村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
1973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当年11月离开。在赵家河的8个月时间里,习近平不仅负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整顿、生产队干部配备等行政工作,还和村民一起修梯田、打土坝、植树造林。他的这些工作,受到赵家河村民的充分称赞和冯家坪公社的高度认可。当年的公社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兴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社教结束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后的1974年1月,文安驿公社党委决定不到21岁的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次访谈中7位赵家河村民回忆的当年几则故事,只是习近平8个月农村社教经历的一点一滴,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志存高远的青年,如何在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卧薪尝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第一站。


“近平教我写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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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当年叫您“铁姑娘”,是为什么?
高小梅:那时候我们十四五个女孩子都在一起劳动,我年纪小,个子也小,但劳动起来是最突出的一个。我管做饭和送饭,手脚最麻利,很快就把所有人的饭都做好,送过来了;干活的时候,我比男劳力差不了多少;到了春天,给田里送肥,人家送7担,我也能送7担。近平注意到我了,就叫我“铁姑娘”,后来叫习惯了,见到我就说:“铁姑娘,你来啦?”他这么一说,我身边一群女孩子就笑,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
采访组:他也和你们一起劳动吗?
高小梅:是啊,一起劳动啊,近平到我们赵家河来,组织动员我们全村人到山上去打坝。那时候,寒冬腊月,土都冻得硬邦邦的,镐刨不动,铁锹铲不动,只能用炮打下土块,再用独轮车推走,整平。这活很累,很多社员想在家“猫冬”,不想上山去受苦。近平就给大家鼓劲儿说:“大家加把劲!锅里有了,碗里也有了;锅里没有,碗里也没有。”其实,近平都是为了村里人好,打坝,增加耕地,多种粮食,村里人就有更多的粮食吃,但当时这种话不能明着说。
近平发现,大家每天中午从山里走回家去,做饭,吃饭,然后再走回山里干活,又累又浪费时间,一个中午来回“赶场”,忙忙叨叨的,还白白浪费了一两个小时。这么多人,完全可以中午好好休息一下,剩下的时间还能多干很多活。
为了节省时间,近平就跟我们商量着定下:每天中午不回家,留在山上,专门派几个人做饭送过来,吃完饭以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干活。
这样一来,我们中午就能在山里休息一会儿,生一堆火,大家一起烤火,拉拉话。近平当时也跟大家坐在一起,穿着大棉袄,一身黄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但是一说话,就能看出他不一样了。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国内国外的大事,听得我们可高兴了。那个时候村里有报纸,大多数人不识字,很少有人看,但是近平都会看,他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了解得很清楚,再加上他平时看很多书,懂得很多知识,所以他拉话时说的那些事,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那时候天很冷,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10多度。饭送来时已经凉了,我们就围着火,把饭烤一烤,烤热了再吃。有时候也把红薯放在火堆上烤着吃。近平平时吃饭都细嚼慢咽的,但是这时候就吃得快了,还催促我们:“咱都吃快点啊!要不一会儿饭就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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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饭,我们休息一小会儿,就接着干。等到快收工的时候,大家都累了,近平还是那么有劲,一直铆足了劲头干。他还给大家鼓劲说:“同志们!加把劲!好好干这一气儿!马上快收工了。”
我们那时候早上六七点就上山去劳动,一直到晚上才回来,近平是社教干部,带领我们干活,每天都要管这管那,干的活儿却跟我们一样多,甚至比我们更下力气。我们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人私下里都称赞他说:“近平这娃,别看是大城市来的,真能吃苦,真厉害!”
采访组:除了和你们一起劳动,他还带你们学习吗?
高小梅:有啊,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这个夜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叫“赵家河村青年夜校试点”。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生产会是打铃集合,我们是吹哨集合的。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青年夜校”,都在随娃的窑洞里集合,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就像现在的会议桌一样,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每天晚上,点起煤油灯,近平就给我们讲课。
我是文盲,没念过书,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近平就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就帮我们写下来,再一笔一画地教我们自己写。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
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可高兴了。年轻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每天都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识字,还教我们唱歌跳舞。近平那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他还常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近平让我当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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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武大爷,您的小名也是叫随娃吧?
武刚文:是的!
采访组:您当时在赵家河是队长吧?
武刚文:我在赵家河最早是当基建队队长,主要是管那些修梯田、打坝的事情。当了3年之后,村里又派我当生产队的队长。当队长期间,我也没忘了基建队的活儿,除了生产,我还领着社员在山上打坝开荒,这样我们队的粮食能多打些,我们还能年年领先别的队。可是因为这个,我却惹下了麻烦。
采访组:什么麻烦?
武刚文:有一天,县委书记骑着自行车到我们村来视察,他翻过一座山,正好看到我们生产队在开荒,他就不让,说我们生产队不应该干基建队的活儿,而且我们开荒没跟县里请示,是违规的。我说:“我们为了多种粮食,开荒没啥不对的,为啥不让?”我就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我就赌气不当队长了,反正当队长受苦受累最多,我也当够了。
从那以后,我就给村里放羊,放了3年。放羊我干得也挺好,我把队里的羊教育得非常规矩,不吃庄稼,只吃庄稼下面的草。那个时候,我上午劳动,下午放羊,放羊之后又去打坝,每天也很累,但是不当队长,不用操那么多的心,还是挺高兴的。
采访组:那后来您为什么又重新当队长了呢?
武刚文: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作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10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3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20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近平是个外来的知青,不是我们本村的人,还比我小那么多,还是个娃娃,但我就服他,他说啥我也听。我这个人脾气倔,县委书记的话我都不听,我都敢跟他吵,但我就听近平的,因为近平这人处事公道,说话在理,他从不为自己考虑,都是为大家考虑。
我现在70多岁了,老了,耳朵也背,眼睛也花了。现在我还听近平的,近平是国家主席嘛,如果他现在让我当队长,我还当。

“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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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您好,听说习近平到赵家河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您家里,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聂瑞兰:记得,近平到赵家河来,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他来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赵家河这穷山沟了,第一顿饭,算是接风,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
当时,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没舍得吃,攒起来了。近平来的那天,我就把这些白面拿出来,擀了面条,给他煮热汤面吃。煮面的时候,我又在锅里打了个鸡蛋,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我把热汤面煮好,盛在一个白瓷碗里,给近平端了过去。
近平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要不然,娃娃站在旁边看,大人看娃娃可怜,给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饭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那顿饭,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饭很慢,细嚼慢咽的。
近平边吃边说:“嫂子,你做的这面条真香!”我说:“你吃着香就好,多吃一点,吃完再给你盛。”
近平吃完这一碗,我又给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问他:“吃饱了没有?”
近平说:“吃饱了!”
采访组:接下来他还和您聊了什么吗?
聂瑞兰: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拗不过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拿起碗后,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1斤2两粮票和3毛钱。那时候,这些粮票和3毛钱,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又轮到我家吃派饭了,我一边做饭一边跟他拉话。
我说:“近平,咱做派饭挣工分,你不用给粮票和钱嘛!”
近平说:“这我知道。我有,嫂子你就拿上嘛。”
这次我给他做了烩豆面,我特意用好豆面给他做的。近平吃得可香了。

“可把近平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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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您好,您当年也参与了打坝吧?请问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吗?
赵福有:1973年,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开春的时候,天还很冷,黄土冻得很结实,还要用炮炸开冻土。谁料,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时候,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把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说:“哎呀,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先放到窑洞的炕上,让他休息。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让县上派人来接这位受伤的社员。出去联系的人,先到镇上,再到县里,需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近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我们说:“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摆摆手说:“不用。”
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回来。近平是既着急,又心疼。
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几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坏了。
采访组:后来怎么样了?
赵福有:好在,这个社员及时得到了救治,腿完全治好了,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后来我们村里人议论这事说:“近平这娃心眼儿好呢。”当时,近平是我们村的驻队社教干部,是村里的领导,但社员受了伤,咱同村的人也没有他那么着急。他把咱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咱不能忘。

“近平帮我找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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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请问您记得习近平当年在你们村的一些事情吗?
赵秀全:近平给我上过课,也在我家吃过饭。不过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是近平帮我找猪。
有一天,我在喂猪之前,先清一清猪圈,就把猪放出来了,等清完猪圈,那猪在院里待得挺老实,我就松心了,我想,一会儿我把猪食往圈里一放,它自己就回去了。结果,这家伙趁机跑了!
我端着猪食盆子到院里,一看,猪咋没了?急得我呀,把盆子往地上一撂,跳着脚儿地跑出去找,一边找一边骂:“这缺德的猪,你要是丢了,这得是多大的损失啊?”找了一圈,我也没看见猪在哪儿,这么大个村子,这么多山,要是猪顺着路跑到别的地方去,我咋也找不到了。这个祸就算是闯下了。
我正垂头丧气往家里走呢,刚到家门口,我一看,近平从对面赶着那只猪回来了,那个猪也是垂头丧气的,没跑成嘛,它心里可能也气。
近平一看见我,就说:“你咋不把猪圈好嘛!”
我说:“哎呀,我没留神,就让它跑了。近平,你咋找到的这猪?”
近平说:“我一看这猪,就是你喂的那只,就给你赶回来了。你咋不看好嘛?猪要圈好,可不能让它随便跑。咱们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可不敢粗心大意!”
我连声答应:“是!是!”
虽然近平把我批评了一顿,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一是他说的在理,我应该接受;二是猪找回来了,我们家也不会受损失了。


“近平开会时我们不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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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您好,请问习近平到赵家河做社教工作时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赵勋功: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是村里的会计。我对他的印象可好了,一有时间,总跟他拉话。有时候,近平也在我家吃饭。
近平来了以后,经常组织我们开会,还办夜校,组织我们这些年轻人识字,还有唱歌、跳舞,我们都很感兴趣,一听说近平开会,都赶紧过去。原来我们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我们去的时候都磨磨蹭蹭,就是到了也不好好听,底下拉话的拉话,纳鞋底的纳鞋底,瞌睡的瞌睡。但是近平跟我们开会,我们都听得可认真了。因为啥?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讲路线教育,讲咱农村的这些事,特别实在,都是跟我们社员密切相关的。除此之外,他还讲一些国内国外的大事,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讲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很佩服他,对他说:“近平,你这个脑瓜子,真是了不得!”
近平在赵家河一直和我们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也跟我们吃一样的东西,那时候能吃顿白面馍馍都是很困难的,他轮流在我们社员家里吃饭,也没吃到什么好的。近平干活很能吃苦,和我们干一样的活,比我们还下力气。
他要回梁家河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送他。我们也不想他走,但他是梁家河的知青,还是要回到梁家河去。当时我们都觉得,近平是个好后生,都不舍得他走。他在我们赵家河,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打坝、修梯田、开会、办夜校,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教会很多人写自己的名字……直到今天,村里人还一直惦记着近平,我们拉话的时候也经常提起他。

“近平帮老汉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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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赵胜利同志,您好!习近平作为社教干部到赵家河“蹲点”期间,您和他在工作和生活上接触很多,一起相处了几个月。请您讲一讲,他到赵家河来工作的起因是什么?
赵胜利:1973年,我们延川县的团县委班子换届,北京知青陶海粟当选了团县委书记,团县委当时负责安排到各村进行路线教育的人选。近平当时在梁家河插队,劳动非常积极,生活上和当地社员相处得非常融洽,群众反映很好,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像他这样的优秀知识青年就很适合搞农村的政治宣传。于是,陶海粟就委派他到我们赵家河来“蹲点”,负责路线教育工作。
我和近平第一次见面就是在1973年的上半年。近平来到我们赵家河村,大约是三四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柳树刚开始发芽。近平从县上搭车到了冯家坪公社,再步行走到我们这里。他来的时候,先是给我们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他说:“同志们好,我是咱们文安驿公社梁家河的插队知青,我叫习近平。”我们大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就这样,近平就成为我们的驻村干部,留了下来开始工作了。
采访组:你们和他熟悉了以后,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赵胜利:开始,我们跟他还不太熟,倒是也没觉得哪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等到相处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就发现近平这个人有很鲜明的特点。
近平来之前,我们村上开会,搞社教,大家都没什么兴趣,也懒洋洋地不愿意去。那些政治啊、口号啊、路线啊、斗争啊、批判啊……你说那些神仙打架的事,跟我们山高皇帝远的庄稼人有啥关系嘛?社员们对“社教”都没兴趣,去“受教育”的时候也东拉西扯,不认真听。两三百人,一乱起来,会就没法开了。原来的社教干部和村干部经常要维持秩序:“大家好好听啊!别瞌睡了!别在下面开小会!”但是这也没什么用,大家就是提不起兴趣。
但是,自从近平来了,只要他开会搞社教,大家都准时去,会上秩序也特别好,大家不仅认真听,还能充分地跟近平交流。当时,我们队里有个“俏皮话大王”叫任厚成,他说:“近平讲话,能把人听憨了!”
采访组:这是为什么呢?
赵胜利:就是因为近平讲话特别实在,特别有意思。他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说,待人很随和,亲和力很强,而且知识丰富,记忆力非常好,他和我们社员有很多共同语言。而且,他对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得都很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都了解。他搞路线教育,也从来不是枯燥地说教、喊口号,而是寓教于乐,像拉家常一样和大家交流。而且他说的话题,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事。
近平给我们讲过,他四五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慈祥又亲切,拉着他的手,还抚摸他的头。当时我们听了,都羡慕得不得了。毛主席、周总理,都是我们崇敬的伟人,能够跟他们见上一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历。
我们村里的社员,大部分都没出过远门,那时交通不便,村里人甚至到镇上、县上的次数都不多,更别提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近平就常给我们讲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把我们这个国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地的风土人情,简要概括地介绍给大家。
同时,他对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了解也非常广泛。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都有什么大洲,有什么国家,各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包括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民族、气候情况、地理环境……还包括著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他都能说给大家听。
具体到一些历史事件,近平讲的就更有意思了。有一次,他给我们社员讲当时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的“水门事件”,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农民,对“美帝国主义”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水门”是啥,完全都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近平就非常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甚至把相关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点、美国两党之间的“驴象之争”等相关的知识都给我们普及了一遍。一晚上讲不完,近平就来个“且听下回分解”,第二天晚上接着给我们讲。还有一次,近平把他看过的一部名叫《三笑》的电影讲给我们听。这部片子的情节比较复杂,但是他看了以后,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楚,把整个故事给我们从头到尾讲出来,讲得又生动,又有趣。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
近平把这些亲身经历、政治常识、国内国际的具体情况、文化艺术,还有北京的一些新鲜事等有趣的内容,结合他的社教工作一起讲给大家,这样他的工作开展得就非常顺利。那时候,我们社员也特别爱听近平给我们“讲课”,跟他拉话,和他交流,学政治、学文化、学文艺、读书、看报,从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自从近平来到我们村,我们村就变得特别红火: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战天斗地”;晚上开会,聊得热火朝天,大家笑声不断。散会以后,我和赵志功还会和近平拉话,说说劳动的事,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制订接下来的生产计划,经常拉到深夜。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作为赵家河的社教干部,除政治教育工作以外,基建、生产等方面也是他主要负责吗?
赵胜利:是的。作为驻村“蹲点”的社教干部,近平当时负责的工作一方面是宣传党的政策,做社员的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政府下达的任务来安排工作,领导社员生产建设。
你别看当时近平还没有入党,但他已经担负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很多职责,他不单是在青年中间主持团委的工作,而且党支部的工作他都参与、都安排、都领导,并且都做得很好。这是很不容易的。
近平来了以后,面对的首先就是基建方面的一个决策。我们赵家河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神车沟。这个山沟,我们一部分社员想要打坝,增加土地;另一部分社员反对,认为打坝不妥。当时对干不干这个工程,大家的意见一直不统一。
近平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立即组织我们村里开会,探讨这个问题。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有的说:“打坝行不通,一到夏天,山洪如果下来,就把庄稼都淹了。损失怎么办?”有的说:“洪水如果不来,打下的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你要不打这个坝,等于神车沟年年荒废着,每年都损失几百亩的粮食!”我和老书记赞成干,很多人不赞成干,大家各说各的理,争执不下,有人看近平一直听着不说话,就问他:“近平,你是什么看法?你觉得应不应该打这个坝?”近平说:“应该打。”
一锤定音,全村社员没有一个人再争执了,第二天,近平带着我们就开干了。白天大干,晚上夜战,不到3个月,我们就把神车沟平平整整地填好了,打好了坝,赵家河这一下就增加了很多土地。而且坝地易于灌溉,是高产地。现在,这块坝地还在大量种植玉米,每年的产量都很高。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知青林”的故事。
赵胜利:知青林的位置在麻花沟,其实它和神车沟的这块坝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块坝地打得很好,团县委书记陶海粟在1974年的春天,组织全县各公社、大队的团委书记到我们赵家河村来参观学习。当时,团委书记们都是步行来的,一人扛着一捆团县委统一购买的树苗。上午参观神车沟坝地、开会、学习。中午吃完饭,大家就都到麻花沟去植树造林,种好树,浇了水,大家各回各家。
4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几尺高的小树苗,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村里人给这片树林起名叫作知青林。这片树林就在我们村口的必经之路旁边,我路过那片树林的时候,经常会在那儿站一会儿,风吹起来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铺天盖地的,很有气势。那里的景色很美,特别是金秋时节,就像一幅油画,有人或车辆路过那里的时候,都会多望上几眼。
近平在赵家河的半年多时间里,像政治教育、办扫盲学习班、农田基本建设、粮食生产、培养基层干部等工作,他都安排得非常紧凑,非常有计划性,一件接一件地干,在他回梁家河之前,也都扎扎实实地完成了。所以,他在赵家河待的这七八个月时间,看起来非常短暂,但是给我们村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
采访组: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您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他还有一些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请您回忆一下。
赵胜利:有两件小事。一件事是近平自己修了一个厕所的事。他住的窑洞外不远处,有个厕所,这个厕所是公用的,住这排窑洞的人,还有路过的人都会用这个厕所。但是这个厕所非常小,也非常简陋。当时陕北农村,生活很艰苦,对于上厕所就更不讲究。挖个坑,周围随便用木头、秸秆、土坯一挡,上面盖个草棚子,就当厕所了,所以俗称“茅厕”。男人站在里面方便,有时外面路过的妇女都能看见。
近平来了不久,就动手修了一个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他把旧的厕所拆掉,重新用砖和石头砌,扩大了面积,又加高了围墙,一间男厕,一间女厕,都是分开的,宽敞多了,而且隐秘性比较好。大家一看,这样确实很方便,就纷纷效仿,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社员们也都纷纷改造自己家的厕所。不久之后,赵家河的厕所基本都改成了砖石结构的。
还有一件事,是近平帮助一位老汉拉车的事情。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冯家坪公社去开会,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弓着腰很吃力地拉着架子车。我一看,这位老汉我认识,他是冯家坪人,名叫冯俊德。我跟冯俊德打了个招呼,接下来,还没等我说话,近平就走上前对他说:“老大爷,您这么大年纪,还能拉得动车?”冯俊德说:“能成!”近平说:“来,我帮你拉一段!”冯俊德也确实累了,一看这个年轻小伙来帮他,就很高兴,说:“好啊,多谢你了。”近平就把车接了过来,拉起来就走。
我说:“冯大爷,你这车上拉的是什么?”
冯俊德说:“这是我从自留地刚刚采收的旱烟叶,拉回家烤一烤。”
冯俊德又问近平:“后生,你是哪里的?我之前没见过你。”近平回答说:“我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在赵家河搞路线教育,我们现在到公社去开个会。”冯俊德说:“北京的娃,这架子车拉得倒好哩。”近平说:“经常干,就熟了。”冯俊德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近平回答:“我叫习近平。”
冯俊德说:“你姓习?这个姓可不多见。我老汉活了70多年,就知道一个姓习的,就是我们陕北闹革命的习仲勋。”
近平说:“老大爷,你知道习仲勋?”
冯俊德说:“那咋能不知道嘛!那时候刘志丹、习仲勋在我们陕北闹革命。刘志丹管军队,是军委主席;习仲勋管政府,是政府主席。他像你现在这样的年纪,就当上了‘娃娃主席’,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
近平说:“我就是习仲勋的儿子。”冯俊德吃了一惊,喜得大声说:“哎呀,好后生,原来你就是习仲勋的儿子!”我们三个一路走,一路拉话,很快就到了冯家坪。冯俊德和近平拉了一路的话,两个人仿佛成了忘年交,到了冯俊德的家门口了,他请近平和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喝口水。近平说:“不了,谢谢,我还要去公社开会呢。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拉话。”
从这以后,冯俊德逢人就讲“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车”的事情,每次讲起的时候都很兴奋、很自豪,当然还免不了让我当见证人。他说:“这事,赵家河的赵胜利看见了——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过车。领导人教育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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