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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

2021-10-5 16:10| 发布者: 山人| 查看: 1| 评论: 0

摘要: 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童怀平 李成关 编第一次:复出前夕巡南国一、邓小平朗声笑道:到了樟树,当然是喝你们自己的四特!在樟树市政府招待所,还保存着一张弥足珍贵的发票存根,上面写道:邓小平等两人,交来伙食费0 ...

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

童怀平 李成关 编

第一次:复出前夕巡南国

一、邓小平朗声笑道:到了樟树,当然是喝你们自己的四特!在樟树市政府招待所,还保存着一张弥足珍贵的发票存根,上面写道:邓小平等两人,交来伙食费0.64元,粮6两。

1972年11月12日,初冬的一个星期天。天刚蒙蒙亮,一辆灰色的“伏尔加”驶出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大院,奔驰在赣中大地上。车上坐着“文化大革命”中被贬居新建县望城岗的邓小平。这是他下放三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参观。

1969年10月18日,在战备的名义下,一大批老干部被“疏散”出北京。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软禁在中南海自己住处的邓小平也是其中之一。10月20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到达南昌,几天后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由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改行”为一位早过了退休年龄的老钳工。

1971年秋,“九·一三事件”后,笼罩在中华大地上那“文化大革命”特有的紧张政治空气略有缓和。邓小平先后两次给中央写信揭批林彪集团,并提出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的要求。几天前,江西省委负责人黄知真来到望城岗,传达了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安排邓小平去井冈山等地参观并顺便到泰和县考察农业机械化。邓小平欣然同意这一安排。

1972年11月12日上午,邓小平乘车途经素有“药都”之称的樟树镇,参观了江西盐矿和四特酒厂,实地了解工业生产的真实状况。

10时左右,两辆半旧的上海轿车驶进原清江县(现樟树市)革委会招待所小院。

车门打开,第二辆车上下来穿淡色中山装的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

走进二楼接待室,邓小平选了个朝东的位置落座。

负责接待邓小平的原清江县委副书记陈祉川,“文革”一开始,即被以“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的罪名而打倒,前不久,才结合进县革委会当了名管生产的副主任。

陈祉川介绍县里情况时,有意三言两语地略述了“文革”以来思想政治领域内的“大好”形势,只具体说了些工农业生产上的事。

陈祉川的心意,很快为睿智的邓小平所理解,他莞尔一笑,静静地注视着陈祉川。

听到偌大的清江县当年工业产值仅有2600多万元,小平同志眉头微微一蹙,轻叹一声,意味深长地对陈祉川说,看来,你们县的潜力还大得很口罗!

简单谈完县里的情况,陈祉川随即陪邓小平去参观县城南郊的江西盐矿。

在盐矿,邓小平受到了出乎他意料的欢迎。

这天,恰逢星期日,矿里五六百名轮休的职工,从清晨起,自动汇聚于通往矿办公楼的十分洁净的道路两边,等候着小平同志的到来。

原来,头天傍晚,矿党委书记齐志亭、矿长王海清接到省里关于邓小平次日要来盐矿看看的电话通知后,这两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一时兴奋之下,居然忘了上面有关保密指示,马上将邓小平来矿的喜讯,告诉了矿里职工,并亲自拿起扫帚,带领大家,奋战半夜,把整个矿区打扫得干干净净。

上午11时许,小平同志来了。看见矿里这么多人来迎接他,邓小平深为感动。他赶紧下车,向簇拥在他周围的神情激动的男女老少不断点头,微笑,打招呼,表示真诚的感谢。

邓小平先后观看了江西盐矿的卤水库、平锅熬盐、盐仓和真空制盐车间。

江西盐矿建矿于1970年,条件很简陋,邓小平看到矿上工人在简易工棚里,挥汗如雨,艰苦劳作,努力生产的感人场面,禁不住上前紧握着一双双工人的手,动情地说,你们的精神太值得学习!大家现在的工作很辛苦,以后实现了机械化,就好了!又说,江西过去缺盐,红军在井冈山时,就没有盐吃,如今有盐了,老表有盐吃了,这非常好!

邓小平离开江西盐矿时,齐志亭代表全矿职工送给他数小包精制食盐。

礼轻情意重。邓小平心头一热,郑重收下了这份凝聚着全体江西盐矿工人特殊情意的珍贵礼物。

从盐矿回到县招待所后,邓小平的心情比刚来时好了许多。

午饭前,在招待所接待室里,陈祉川问邓小平喝点什么酒。

望着眼前这名质朴的基层干部,当时情境下很少喝酒的邓小平,立即朗声笑道,到了樟树,当然是喝你们自己的四特!

两瓶冰清玉洁的四特摆上了桌面。

席上的话题,主要是谈四特酒。

邓小平一边细细品尝杯中的四特,一边饶有兴趣地向陈祉川等询问着四特酒的历史渊源、酿造工艺及其四个特点等等。在座者因无一酿酒内行,均答不完整,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凑着答案,有时都觉得自己的答案正确无误,竟还争执不休。每逢这时,小平同志就显示一种他所独具的宽厚长者的慈祥笑容。

陈祉川望着邓小平喝四特时那有滋有味的神色,忍不住问:“小平同志,您觉得我们这四特的味道怎样?”

邓小平端起酒杯,深喝了一口,打着手势,满意地回答,很好,很合我的口味,名副其实,是酒中佳品!

边喝边谈,边谈边笑。不知不觉间,邓小平已喝下三杯四特,卓琳也喝了大半杯。

邓小平喝酒时,只吃一点用面粉裹的油炸小鱼和两三样蔬菜下酒。

邓小平不但自己喝,还多次向陈祉川劝酒。他慈眉笑眼,高兴地说,这酒好,这四特好,你们年轻人要多喝几杯,多喝几杯!

吃饭过程中,邓小平还提到了樟树的药。他说,樟树的药材很有名。30年代,我在苏区时,便听说过“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这句话,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物,可不能失传啊!

饭后,邓小平不顾陈祉川等人的再三劝阻,执意按规定交了伙食费和粮票,表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廉洁风貌和高尚情怀。

邓小平当年前的樟树之行,已成为樟树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既不能给邓小平拍照,也不能让他留下任何可作纪念的物品。对此,樟树人民抱憾不已。

今年春末,笔者偶尔听说在樟树市政府招待所,还可能存有当年小平同志缴伙食费的发票存根,不觉一喜,按照约定的时间,笔者再次前往该所。

一番翻箱倒柜之后,终于找到这张弥足珍贵的发票存根。

这张虽已年深月久,字迹却依然清晰如新的发票存根上写着:邓小平等2人,交来伙食费0.64元,粮6两。

发票存根编号:0005776

发票存根上的时间:1972年11月12日

二、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宁冈县的干部说:“你们在这里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

在樟树吃过午饭后,邓小平前往吉安。

下午,邓小平一行到达吉安交际处,下榻于毛泽东1965年曾经居住过的“一号房”。交际处位于赣江江畔,门口是一条幽静的小街,吉安市名胜之一、南宋淳礻右年间建成的“白兔书院”便在邻近。

客厅里,邓小平与吉安地委(当时称井冈山地委)的同志交谈起来。听到主人那纯正的山西口音,他感到格外亲近,仿佛又回到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太行山区。

他询问遂川、万安、泰和等县各有多少人口及其他乡情;他回忆起宛希先烈士,建国后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和他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张国华将军;他不时表露出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

地委负责人向他介绍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邓小平听着、思索着,感慨地说:“好多年没有出来了,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当听到林彪企图篡改井冈山的历史时,邓小平两眼凝视着客厅门外的两棵大枫树,平静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线。”

11月12日,吉安交际处一号房的灯光,直到深夜还未熄灭。

“我原先认为邓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倒了霉,又在望城岗劳动了几年,身体会垮掉,见到他后还真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身体这么好,走路很快。他话不多,偶尔开个小玩笑。”在吉安军分区干休所的一栋小楼里,白云旺老人这样回忆二十多年前接待邓小平的情形。

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永新县三湾村。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觉得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是邓小平。”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期望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已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也看到了这样纯厚朴实的“老表”们。虽然还只是初冬时节,但山区已经相当冷了。可是这里的群众仅仅穿着一条单裤,衣衫褴褛且大部分是自织的土布。在望城岗,邓小平从平日与拖拉机配件厂的工友们交往中,已经了解到老区的条件仍很艰苦,那里群众的生活仍很贫困。今天亲眼见到,邓小平的眼眶湿润了。他对曾经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至今还这样穷、这样苦,十分难过,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

“伏尔加”车在永新至宁冈的公路上奔驶。邓小平坐在车里,吸着烟,默默无语地望着窗外。阴沉沉的天,夹杂着小雨,使人感到格外压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即将燃尽的香烟,摇下车窗,把烟蒂扔出窗外,一阵冷风带着新鲜空气进入车内。邓小平看到沿途的村庄,处处仍是当年的旧土屋,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添一层陈旧。

虽然,1972年邓小平头上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紧箍咒”,一路上又是少说多看,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面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他很难再保持沉默。在宁冈县茅坪,邓小平参观了湘赣边“一大”会议、八角楼等旧址旧居。这些旧址旧居分布在与三湾相似的穷困的村庄中。在八角楼,讲解员讲起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邓小平插言:“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

参观毛泽东旧居后,邓小平又说:“当时蛮艰苦,革命真不容易。”

看到农舍墙上保存的革命标语时,宁冈县的干部忙向邓小平介绍茅坪有多少人家,有多少旧址旧居,这些革命标语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老表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卓琳突然问了一句。

宁冈县的干部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们早已知道邓小平的认真是闻名于世的,也不愿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说违心的话。

邓小平看到当地干部有难言之隐,平静地对他们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

他还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

临上车时,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对宁冈县的干部说:“你们在这里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

望着盘山公路上远去的小轿车,宁冈县的干部们久久地站在原地,心里回味着“以后会好的”话语。

黄洋界,毛泽东的一阕《西江月·井冈山》使其闻名遐迩。

11月14日,邓小平来到这里。

邓小平站在黄洋界,眺望远方。人说庐山的云海会使人在身临其境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井冈山那气势磅礴的云瀑同样壮观、雄伟,一会儿似铺天盖地的大潮,一会儿似涓涓的细流,变幻莫测,千姿百态。

井冈山,革命的摇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谭震林、黄克诚、谭政、滕代远、何长工、萧克、宋任穷、陈正人等等,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功臣、邓小平的老战友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而今有的已经谢世,有的独处一方,有的仍在禁锢之中。

到井冈山是邓小平多年的夙愿。1931年2月,邓小平率红七军转战粤桂进入江西,到达距井冈山百余公里的崇义县,这里已是湘赣根据地的外围地带。因江西的敌情尚不严重,他在此告别红七军的战友,转道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与井冈山失之交臂。此后,邓小平又在中央苏区工作,却一直没能上井冈山。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到过江西,但因公务繁忙,仍未了却上井冈山的心愿。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他忘情于这个初访的浮想中。

“首长,这碑文上毛主席的手迹《西江月·井冈山》,不是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写的,而是郭老来井冈山后,在武汉东湖请毛主席手书,立碑时按主席手迹临摹的。”讲解员的话打断了邓小平的思绪。

“哦。”邓小平将目光转向纪念碑。

“首长,1969年林彪到井冈山时,他也题过词。叶群跟着也题词。”

听说叶群居然也为黄洋界题词,邓小平以一种不屑的口吻说:

“她不在!”

八面山,井冈山党委书记程世茂和几个井冈山外事办的年轻人簇拥着邓小平在爬坡。一位细心的工作人员看到邓小平的腿有些不便,就机灵地砍了一根小竹棍给他。邓小平高兴地接过小竹棍,敲敲腿,风趣地对大家说:“我这一身零件除了这条腿,其他都是好的。”

三、邓小平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

在去双马石的小路上,一位年轻人听说邓小平是第一次上井冈山,便在路旁拔了一棵桔梗,介绍说红军当年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邓小平接过这棵桔梗,递到自己的鼻子前闻了一会。仿佛想起了过草地,整整七天七夜,大草地上面野草无际,下面黑水弥漫,渺无人烟,气候变化无常,许多红军战士倒下了,他们死于饥饿,死于疾病,死于误食毒草,死于沼泽之中。邓小平追溯往事,严肃地说:“是的,这种草全国都有,红军长征时也是吃这个,有些麻口,这个既可以充饥,又可以解渴。”年轻人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革命前辈,有的还情不自禁地把桔梗放进嘴里细嚼,品味其中的甘苦。

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大小井、黄土凹、茨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工艺美术厂;井冈山的许多历史遗迹和景点留下了邓小平的足印。

井冈山的群众得知邓小平来了,都很兴奋,想方设法要见见他。井冈山地委也尽可能为邓小平在山上的活动提供方便,在参观、食宿方面做了认真安排。

直至今日,许多井冈山人都能如数家珍般地叙述邓小平当年寻访井冈山的珍闻逸事:“说草”、“吃鸡”、“评戏”、“诊脚”等等。

富有革命传统的井冈山人民与革命领袖心心相印。

池龙,泰和籍的老红军,空军通信部原副部长。因得罪过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一人囚居山东。他只得把三个孩子送回泰和,托付给乡亲们和当地政府。“九·一三事件”后,池龙回到北京。1972年秋,他回到故乡,一来感谢乡亲们和当地政府,二来看看分别数载的骨肉。他住在泰和县革委会院内的小客房里。

11月17日,池龙那军人特有的敏锐,使他感觉到今天来的,住在小客房另一端的客人,决不是一般的人物,因为当晚泰和县革委会保卫部派出了两层岗哨。究竟是谁呢?池龙几乎一夜未眠。18日一清早,他急匆匆地找县委书记刘步山打听。当得知是邓小平后,他激动地对刘步山说:“我要见他,我熟悉他。”

刘步山也是一位老同志,“文革”前夕,他任泰和县委书记。在“文革”中受过冲击,很理解池龙这样老同志的心情。他先与卓琳商议了一会,随后又设法说服了随行人员,便去告诉邓小平:“首长,有一位老同志想要见你。”邓小平一听,很爽快地说:“好!来,来,来。”

池龙见到邓小平,十分激动。立正敬礼后,上前紧紧握住邓小平的双手,大声说:“首长,我是红一方面军的,在长征时经常看到你,当时我是通信兵。”邓小平仔细地端详着池龙,“哦,记起来了,是有这样一位小伙子。”

两人坐下来回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往事。刘步山也一声不吭地端起一把椅子,在门口坐下,不让别人来打断他们的谈话。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两个多小时,邓小平和池龙还在交谈。当池龙悲愤地诉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痛苦折磨后,邓小平冷静地对他说:

“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

“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有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

“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

邓小平见池龙有怨气,要他正确对待个人遭遇,不要纠缠于个人的恩怨,要振作精神,把眼光看远点。

“老首长……”池龙被邓小平的广阔胸怀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所感动,这位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汉子流泪了。

考察农业机械化是周恩来总理交给邓小平此行的任务之一。邓小平深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昼夜操劳,真是鞠躬尽瘁,他希望能为这位多年的战友加兄长分担点儿忧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1月17日,邓小平利用这次初访井冈山之便,来到泰和县。当时全国农业机械化南方片现场会在泰和刚刚结束不久。

邓小平首先去了泰和县拖拉机厂,与厂里的干部交谈,询问小型拖拉机的生产情况。木模、翻砂、刨、钳、金工、装配等一个个车间、一道道工序他都仔细地看了一遍。随后,他又去泰和县上田观看农用水田插秧机操作表演。连日来邓小平在吉安地区走了几个县,相当劳累。可他不顾疲乏,踩着泥泞的乡间小道,特意走上田埂,就近看插秧机表演。邓小平一边观看一边说:“插秧机这个问题,世界都没有解决,连日本都没有解决好,关键的问题是分秧不均。”

回到招待所后,刘步山询问邓小平看了农田插秧机操作后有什么意见。邓小平说:“农业机械化是个方向,你们还要研究农业机械化。”当听说扩大规模难,邓小平又说:“一件事总是由难到易。”

在泰和了解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之后,邓小平又决定再到农村去看看。像从前那样,他要和普通农民、农村基层干部摆摆“龙门阵”。

11月19日清晨,邓小平乘车离开泰和县城,直奔吉安市禾埠公社军民大队。

在禾埠,市、社负责人问:“首长,你想了解什么?”

“主要看看农业。”邓小平简练地回答。

小会议室里,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听着市、社、大队的介绍,当听到军民大队军民二队的粮食亩产是780斤,副业有养猪和做粉丝,邓小平用称赞的口气说:“这个小队不错,副业搞得不错,农业也不错。”

听完介绍后,邓小平又提议到田里、养猪场去看看。

邓小平在市、社负责人的陪同下,步行2里来到军民村。

邓小平径直走到村旁尚未收割的稻田旁,拈起稻穗仔细看看,点点头。

在大队猪场,邓小平问饲养员:“有多少头猪?”饲养员回答说共有109头。邓小平不顾气味重,一个栏一个栏、一头猪一头猪地数着过去。邓小平的认真劲又“倔”了起来。

“怎么差了9头?”邓小平发现只有100头。饲养员忙说有1头母猪带着8头小猪在外面晒场上。听到饲养员这样解释,邓小平满意地笑了起来。

当地干部看到邓小平蛮高兴,临走时,向邓小平提出:“首长,以后请再来。”

“有机会再来。”邓小平摇了摇手,告别了闻讯而来的群众,乘车而去。

1972年11月,邓小平历时一周先后走访了吉安、永新、宁冈、井冈山、泰和等县市。不久,他又去了赣南、景德镇等地。在江西老根据地这块革命热土上,老表们很快地流传开“邓小平又出来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人们急切地盼望着、期待着这一消息得到证实。

四、重返赣南情悠悠。邓小平望着那些依稀可辨的苏区标语,沉思不语。

历时一周的井冈山之行,终于了却了邓小平积存胸中数十年的心愿。回到“将军楼”,一路风尘未洗,他的心又飞到战争年代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赣南中央苏区。

从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到1972年羁旅南昌郊外,38年过去了。光阴荏苒,岁月蹉跎,赣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令他魂牵梦绕。

回京工作已成定局,邓小平意识到自己在江西逗留的日子屈指可数,必须抓紧时间重游故地,探望乡亲父老。

1972年12月5日早晨,“伏尔加”轿车驶出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后,坐在车上的邓小平,就巴不得早点到赣南。谁知下午4时许在快要进入赣南境内时,却因公路塌方给堵住了,而且一堵就是近两个小时。随行的黄文华不让他下车,他只好坐在车内闭目凝思。

“嘀嘀——”

前头响起汽车喇叭声,惊醒了沉思中的邓小平。他睁开眼睛。站在车旁警卫的省公安厅警卫处干部李树林,将脸贴近车窗告诉他:路通了,可以走啦!

快到下午5时了,离赣州还有70多公里。汽车加快速度朝前驰去……

夜幕降临,赣州城内早已灯火闪烁。

赣南宾馆一号楼前,赣州地区在家的党政军领导李铿琛、崔永明、许长江、徐从忠、王治中等同志,以及赣南宾馆的负责人,仍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从下午4时起,就在宾馆一号楼前等待邓小平夫妇的到来,已经等了近3个小时。

负责邓小平夫妇在赣南参观期间安全警卫工作的黎新泉,心中更是焦急。昨天,他奉命紧急出动,赴于都、瑞金、会昌等县布置接待任务,今天清晨才赶回赣州。他生怕误事,对邓小平夫妇下榻的宾馆一号楼周围的安全和房内设施,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大约7时左右,宾馆大门外终于驶进来两辆小车。一辆草绿色吉普在前,一辆灰色“伏尔加”车在后。等待的人们心中一喜:“小平同志来啦!”

是的,来的正是邓小平夫妇!

汽车驶至一号楼前停下。车门打开,邓小平从车上下来。只见他头戴灰色鸭舌帽,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旧皮鞋,略带黝黑的脸庞被灯光一照微微闪着亮光,一看就知道他身体很健康。

崔永明、李铿琛等迎上前去,和邓小平夫妇热烈握手,连说:“欢迎老首长到赣南来!”

晚餐后,地区领导请邓小平夫妇来到一号楼右边大会客室,一边喝茶休息,一边向他汇报工作。自然,汇报的内容限定在省委领导规定的范围。邓小平只是听,时而点点头,没有表态。

这一夜,邓小平夫妇休息得很好。

按原定行程,12月6日从赣州赴兴国县参观。

兴国是当年苏区的模范县,也是有名的“将军县”。1931年7月13日,邓小平的老战友、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和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从湘赣苏区东渡赣江,到达兴国县城,受到兴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红七军在兴国休整了七八天,军政治部还在兴国创办了《火炉》杂志。10天后,红七军从兴国移驻于都的桥头,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接着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未曾到过兴国县,但他对兴国县的工作是了解的。他任《红星》报主编期间,还多次在报上表扬了兴国。他对这次能去兴国看看,十分高兴。

早饭后,大约8时,他们从赣州出发。黎新泉乘坐一辆“嘎斯69”在前头开路,邓小平夫妇和黄文华仍乘“伏尔加”走在中间,陪同参观的崔永明和警卫李树林乘坐北京吉普断后。

天空仍阴沉沉的,没有风,也不下雨。从赣州到兴国82公里,三辆汽车扬起滚滚黄尘,仅用两个小时就到了兴国县第二招待所。

中共兴国县委副书记、县人武部部长郭启祯等县里的领导,早已在招待所门口迎接。

“老首长,一路辛苦了!”

看到从“伏尔加”车上下来一位头戴鸭舌帽、个子不高的老同志,不用介绍,郭启祯就知道是邓小平。他赶紧上前问候。

邓小平握住郭启祯的手说:“了了心愿。我们终于来到了兴国。”

邓小平夫妇被安排住在招待所的二号房。这幢平房建于1959年。据说,当年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庐山会议”,原通知说毛泽东会后要来兴国,县里便赶造了这幢房子。可是“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并没有来。

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谢恒恒挑着一担水进来,请邓小平夫妇洗脸。卓琳连忙笑眯眯地站起来说:“辛苦您了。打水洗脸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谢恒恒又转身从外间端来一盘金黄金黄的兴国甜橙,热情地说:“老首长,这是我们兴国的特产,当地人叫广柑,很甜,请你们尝尝。”说着,剥开一个递给邓小平和卓琳。

卓琳接过来尝了一瓣,连连点头称赞:“不错,很鲜甜,很好吃。”

邓小平也尝了一瓣,感到有点酸味,对谢恒恒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的牙齿最怕酸,吃了酸东西就吃不下饭了。”说完他笑了,大家也都笑了。

放下广柑,邓小平伸手朝口袋中掏香烟和火柴。谢恒恒望见,赶紧从茶几上拿起事先准备好的中华烟递上前去。邓小平摇摇手说:“我的烟瘾很大,准备了香烟出门,而且习惯抽自己的烟。你们不必为我摆烟了。你会抽吧,来一支!”

休息了一会儿,已近中午11时了。陪同的崔永明和郭启祯请邓小平参观“毛主席创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和文昌宫。邓小平和卓琳欣然前往。

“毛主席创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是为宣传毛泽东在兴国的革命活动而建立的。展出的内容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的功绩。这当然是个人崇拜的产物。邓小平参观时不要别人讲解,从头到尾仔细地观看着展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件文物、每一份图表和说明,有时在一张照片前停留好几分钟。整个参观过程,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观看,表情严肃而又平静。

从纪念馆出来,他们又前往“文昌宫”参观。

“文昌宫”是兴国名胜“潋江书院”内的一座建筑,位于兴国县城横街上。“潋江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七年,由门庭、讲堂、拜亭、魁星阁、文昌宫、崇圣祠组成。“文昌宫”建于清乾隆三年。整个建筑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建筑精巧,风格古朴。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四军三纵队从于都来到兴国,就住在书院的崇圣祠内。毛泽东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帮助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还制定和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在文昌宫举办了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并亲自在训练班讲课。兴国的党员干部陈奇涵、肖华等48人参加了学习。毛泽东率红军离开兴国后,从1930年起潋江书院又成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令人遗憾的是,兴国解放后,潋江书院被废,改做县人民武装部办公用房,只有“文昌宫”尚保存原貌。

邓小平来到“文昌宫”,细细观瞻了一遍。“文昌宫”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幢房子,写满了“武装起来”、“扩大红军”、“二期战争胜利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等苏区标语。邓小平望着这些依稀可辨的苏区标语,沉思不语。

这天下午,县里还安排邓小平夫妇参观了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的旧址和“上社消费合作社”旧址。接着参观了长冈水电站。邓小平仔细听取了建站情况的介绍,询问了电站的库容量,发电量和灌溉、发电、养鱼、防洪等方面的效益情况。参观完电站,他还想到兴国东北部的画眉土凹钨矿去看看。只是路程相距50多公里,时间来不及,没有去成。

7日早餐后,邓小平要离开兴国了。县里在家的主要领导和招待所的同志都来送行。邓小平和卓琳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邓小平连声说:“了了心愿,了了心愿,我很满意。感谢你们的盛情招待。了了心愿!”

五、邓小平挨个地询问各类产品的价格,又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那位老表没好气地回答:“还不到两碗粉干钱!”邓小平听后点点头。

汽车离开兴国县城,驶抵于都。

邓小平对于都并不陌生。当年,他的前妻金维映,曾在这个县担任县委书记近一年时间。那时他多次来于都看望妻子。1934年10月,他又随突围转移的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从瑞金来到于都古田村集结,10月18日晚在茫茫夜色中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于都给他留下过欢乐和甜蜜,也留下过疑虑和苦涩。

下车。握手。问候。一杯热茶刚喝两口,邓小平就提出:“走,看看去吧!”

于都县委副书记李方、郑熹,县公安局原局长于学彦等,陪同邓小平夫妇先来到“毛主席在于都革命活动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跟兴国的那个馆一样,展览内容突出宣传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9次来于都的史迹,当然也还介绍了于都地方革命斗争历史。邓小平也是从头至尾细细地观看。当看到一张图表介绍说苏区时于都有七八万人参军参战时,他问陪同的县委领导:

“这个数字确切不确切?”

站在身旁的卓琳看了他一眼,提醒道:“你不要多唠叨嘛!”

邓小平朝卓琳点头笑了笑。

在苏区中共于都县委机关旧址照片前,邓小平停下,转头对旁边陪同的县委领导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

“当时,你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

纪念馆工作人员连忙回答:“对,她叫阿金!”其实,在场的人都清楚,“阿金”就是金维映,就是邓小平当年的爱人。陪同参观的同志后来还回忆起,邓小平回到招待所休息时还说了一句:“你们县委有一位书记是女的。”

参观完纪念馆,邓小平夫妇又在人们的陪同下,乘车绕着于都县城转了一圈,参观了当年红四军政治部旧址管屋和毛泽东长征前夕旧居何屋,还看了长征出发时红军夜渡于都河的渡口。在去何屋途中,他朝车窗外指了指,问:“这里原来有城墙,现在怎么没啦?”

县里的同志告诉他:“这段城墙早拆除了。”

午餐时已是中午1点了。听说老首长爱喝茅台,县里事先派车到赣州要来两瓶,还要来了青岛啤酒。菜肴不用说是丰盛的,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炒猪肚尖,吃起来像笋片一样鲜脆。邓小平吃了不少。席间,他兴致勃勃地说:

“我记得你们于都弹棉花被的师傅很多。当时我在于都买了一床棉被,3斤重,盖了几十年,现在还在用。”

在座的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很感兴趣,连忙告诉他:“于都不仅弹棉师傅很多,打铁师傅、补锅师傅也很多。弹棉锤、打铁锤、补锅锤,合起来称‘三锤’,在江南数省乃至台湾,都是出了名的。”

邓小平听了,不时点头赞许。

在于都,连参观带吃饭和休息,只用了3个小时。下午3时许,邓小平怀着绵绵思恋,告别于都,赶往会昌。

傍晚时分,汽车驶入会昌城。

邓小平曾经工作和生活10个月的会昌县到啦!

会昌留给邓小平的印象太深刻了。40年前他在这片红土上施展过治党治军的才华,洒下过辛勤的汗水,留下过数不清的实实在在的脚印。正因为他说话办事太实在,才被人戴上一顶“江西罗明路线创造者”的帽子离开了这里。如今,他回到了这片熟悉的故土。只不过他这次回来,头顶上既没有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耀眼桂冠,也没有那种“大驾光临”的轰轰烈烈。然而,他却感到非常踏实,心境坦然自在。

会昌县像接待贵宾一样欢迎邓小平的到来。县委、县人武部在家的主要领导都前来看望老书记,给老书记敬酒。县里还特地请邓小平在招待所小会议室看《英雄儿女》电影。

县委副书记、县人武部政委纪清林和县委副书记韩道修,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全县的情况。汇报中谈到会昌已经发现一个大盐矿,就在周田,离县城46公里,已经开采。邓小平一听,高兴地说:“好哇,明天去看看!”

邓小平在会昌当中心县委书记时,亲自体验过苏区人民缺盐的苦头。他当时也和大家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要是当年知道周田地下有个大盐矿,他说什么也会想办法把它开采出来。现在听到周田办起了盐矿,他当然想去看看。

第二天早饭后,邓小平夫妇由会昌县委领导陪同,分乘4辆小车,前往周田参观。

前头引路的还是地区警卫黎新泉乘坐的“嗄斯69”。第二辆是“伏尔加”,车上除邓小平夫妇和黄文华外,还多了一位女同志,她叫徐加贞,是会昌县妇联主任,专门陪同卓琳的。徐加贞原想乘坐后面的车,卓琳亲热地将她一把拉到了自己的车上。

汽车开出招待所大门,车上的邓小平瞧见对面的体育场人头攒动。他问徐加贞:“里面在干什么?”

徐加贞告诉他:“这几天正好我们县里开物资交易会。这是交易会会场。”

邓小平像发现了什么宝贝,欣喜地对卓琳说:“我们自进城后还没有逛过庙会,回来时去看一看。”他知道庙会是个热闹场所,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汇集在一起,是了解民情的好地方。

车到周田。邓小平和卓琳由众人陪同,循着盐矿生产线看了一遍,还收下了盐矿赠送的一小袋细盐作纪念,没多停留,就急着回县城。

回到县城,县里的同志对他说:“我们先到老县委去看看吧!”“老县委”就是苏区时中共会昌县委机关驻地。它在会昌城内的孔圣殿旁。邓小平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这时,老房子已拆除改建成县法院,只剩下一株四人合抱、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榕,依然屹立在那儿。邓小平在县委领导陪同下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连说:“这里都变了样呀,这棵大榕树还在!我住在这里时,经常在榕树下看书看报。”

县委的同志告诉他:“旁边的孔圣殿还在。”

孔圣殿当时是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于是,他又到孔圣殿看了看,并在那儿休息了片刻。

从孔圣殿出来,邓小平和大家一起来到县城体育场,参观交易会。

体育场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场内四周临时搭起数十个小棚子。说是交易会,其实是县城各商业部门和全县各基层供销社,各占一个棚子,摆上参加交易的商品。场内还有一些出售馒头、油条一类食品的小摊点。在那个商品短缺的动乱年代,举办这样一个交易会,尽管参加交易的商品品种单调,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顾客。

邓小平从体育场东门悄然进入场内。他顺着摊点,挨个地询问各类商品的价格,问了棉纺问五金,问了五金问文具,还问了一些中草药材的价格。

一个由国营饮食服务公司摆设的摊点前,一位老表正在吃馄饨。邓小平微笑着上前与老表交谈,询问了价格。他又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那位老表没好气地回答:“还不到两碗粉干钱!”邓小平听后点点头。

按预定计划,8日下午先去会昌文武坝参观,然后再去瑞金。文武坝原叫文屋坝,是个大村庄,在会昌城东北约3公里。这里原是1933年9月成立的中共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1934年夏,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排挤的毛泽东来到会昌视察期间,曾在这里居住过,还将“文屋坝”改名“文武坝”。

邓小平在会昌当县委书记时,曾多次到过文武坝,还在这里参加过劳动,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不过毛泽东后来在这里居住的情况,他就不太清楚了。他和卓琳来到文武坝,与众人一起在村子里转了转,看了看当年自己劳动过的地方和村前的鱼塘,村后的防空洞。在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屋子里,县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向他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视察南线和填写《清平乐·会昌》词的情况。邓小平听完,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

听了这话,在场的人们联想到邓小平现在蒙冤受屈的处境,大家都默不作声。

邓小平要离开会昌了。会昌的同志像当年送别红军一样,依依不舍地给邓小平夫妇送行,一直送到五里排,进入瑞金县境。

六、工作人员担心小路坑坑洼洼不好走,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您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欢迎您回来!”邓小平一到瑞金,瑞金县委领导同志见到他时,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听到这句话,邓小平感动不已,紧握着瑞金县委领导的手,久久不放。

瑞金宾馆也有幢“一号楼”,也是专门为毛泽东回瑞金而准备的。邓小平夫妇也被安排下榻这幢楼。

考虑到苏区时邓小平在瑞金工作时间最长,这次安排在瑞金停留时间也最长。

9日上午参观沙洲坝。邓小平和卓琳由瑞金县人武部部长潘学义等陪同,先看了毛泽东的旧居“元太屋”和“红井”,接着看了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然后,来到设在沙洲坝的江西省九○九地质大队,听取了大队工作情况汇报,还十分内行地参观了地质标本室、化验室,与技术人员交谈了一会儿。

按原定安排,参观完九○九地质大队,就返回宾馆休息。

汽车往回开了一段路,邓小平不太满足似的问坐在车上的潘学义:“红军总政治部好像在这什么地方!”

“就在这附近的乌石垅。”潘学义告诉他。

汽车停下。去乌石垅不能通车,邓小平说:“走路去吧!”

翻过一座小山冈,到了乌石垅村的“杨氏私祠”。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门前一棵千年古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屋后一片青松,苍翠挺拔。邓小平站在房前看了看,连连摇头:“不是这个地方!”

原来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总政治部并不设在此处。

陪同的同志又带领邓小平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一幢房子前。他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总政治部旧址在哪里?那时,无论是革命斗争史的宣传,还是革命旧居旧址的宣传,都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与,连瑞金革命纪念馆有些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红军总政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略略沉思片刻,问:“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的人们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约一里有幢白房子,那就是。

邓小平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段。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同志,只好一边拨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塍小路健步朝前走去。

小路尽头,果见一幢外墙粉白、气势恢宏的民居兀立田段之中。邓小平快步上前,连说:“对!对!就在这里!”他转身问县里的同志:“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座小庙,怎么不见了?”

一位当地老表证实:“不错,是有一座。1958年大跃进时拆掉了。”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现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他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瑞金纪念馆的同志感到惊讶:“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邓小平继续往前走,就像一位导游,一一告诉大家: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副主任住另外一间……

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也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大家对邓小平惊人的记忆力十分钦佩。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正是红薯收获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抓出一把中华香烟,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说完,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口人了?今年收成怎么样?”

老表们已经认出是邓小平,兴奋地赶紧将分得的中华烟塞进口袋,舍不得抽。大家抢着回答了他的问话。邓小平与他们交谈了大约十几分钟,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并与大家握手告别。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纪念馆的刘礼青请教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手一挥:“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大家一路说笑,直到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

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又前往叶坪和云石山参观。

第二天整天都是参观瑞金的县办工业。

上午,先看了县机床厂、电线厂,接着驱车来到红都糖厂。糖厂领导事先安排厂生产科长黄达明具体负责向邓小平介绍厂里的生产情况。

看到邓小平下车,黄达明赶紧上前问候:“首长好!”

“你姓什么?”邓小平一边握手一边问。“我姓黄。”

“噢,小黄!”邓小平亲切地说。

黄达明和厂领导领着邓小平一行先来到厂办公楼会议室休息。会议室的茶几上摆好蜜橘和糖厂自产的糖果,还泡好了加有白糖的茶水。

邓小平拈起茶几上的糖果问:“这是你们厂自己生产的吗?”

黄达明连忙回答:“是!”说完,剥开一颗递过去:“首长尝一尝。”

邓小平尝了一颗:“唔,蛮甜!”又喝了一口糖茶水。

黄达明剥好一个蜜橘递过去:“首长再尝尝这个。”

邓小平接过看了看,说:“喝了糖茶,再吃橘子,嘴巴是苦的,外国人吃橘子,都用纸一个个包装好,那样才卫生。中国人穷惯了!”说完,他摇了摇头。将橘子放回茶几上。随后,他问这个厂是什么时候建的?厂里有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多少?都生产些什么产品?黄达明一一做了回答。

大约坐了20分钟,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小黄,走,到车间去看看。”

黄达明告诉他,从办公楼去车间,走大路有一段路。邓小平问:“有没有什么近路?”

黄达明回答:“有条小路,坑坑洼洼,不好走。”

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七、“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邓小平说这话时,神情很深沉。

他们沿着小路先到澄清工段。要登上一座楼梯,黄达明生怕邓小平吃不消,上前扶他。邓小平摆摆手,朗声说:

“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

跟在身后的卓琳听了,嗔怪道:“又吹牛皮。还没有吹够呀!”

“这不是吹牛皮,干20年,没什么问题!”邓小平信心十足。当时他已68岁。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问每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黄达明作了详细介绍。

来到酒精车间,他问:“你们的酒精多少度?”“95度。”“多少?”邓小平没听清,又问。

黄达明又说了一遍。

卓琳凑近他耳边:“我都听到了,你还听不到?耳朵又背了?”

邓小平辩解:“不是耳背嘛,是噪声太大。噢,是95度。”

他又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黄达明告诉他:“主要做医用和做溶剂。”“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酒精还可以开汽车。”

“我没听说过。”黄达明坦率地回答。

“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邓小平说这话时,神情很深沉。

他们又来到糖果车间。车间内,有些工人在用手工包糖粒,有些工人在用机器包糖粒。

“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包多少?”他问。“八十来斤吧!”黄达明答。“机器包糖呢?”“四百来斤。”“为什么不用机器包?”

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多嘛!”

“不能那样说。人多,可以安排一部分人生产,再送一部分人去学习嘛。”邓小平站下,认真地对黄达明、也是对糖厂的领导说:“小黄,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黄达明连连点头:“对!对!”

糖厂参观用去1小时20分。临走时,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摇下车窗玻璃,抬手将黄达明叫到车前,亲切地说:“小黄,到北京来我家玩!”

黄达明连声道:“谢谢老首长!谢谢老首长!”

邓小平握了握黄达明的手,挥手与大家告别。

10日下午参观县塑料厂和工艺美术厂时,出了一点小“风波”。

瑞金县塑料厂设在县城云龙桥头的廖屋坪旁边。廖屋坪有条小街,是县城的农贸市场。这天正好是星期天,虽已到下午,街上卖菜的、摆摊的,还有不少人。

邓小平从塑料厂参观出来,本该上车前往县工艺美术厂继续参观,但他发现路旁是个大集贸市场,便径自兴致勃勃地朝那儿走去。他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在一个卖草鞋、草饭袋子的小摊前,他停下伸手提起一个草饭袋子端详了一会儿,对身旁陪同的人说:“当年,我们在瑞金就是用这个煮饭吃的。好香嘞!”

苏区时,在瑞金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用这种席草编织的小袋子煮饭吃。每人将自己的定量大米放进袋子里,用绳子将袋口一扎,丢进大铁锅里煮。这种草袋子饭香是香,可当时定量少,还要节约粮食支援前方,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不过,红军都是钢铁汉,肚子不饱照样干革命。邓小平更是个乐天派,所以说起当年的草袋子饭,其乐也融融。

街旁有家卖米酒的小店,一位老大爷倚着柜台在喝酒。邓小平走上前去,操着四川腔与老人攀谈:“您老喝酒呀?”

老人惊愕地点点头。“您喝酒不要菜呀?”

老人又是点点头。

这样走走看看,大约走了一百来米远。这当儿,有人认出了他。“邓小平回来啦!”消息不胫而走。街上的人们闻讯,都朝邓小平拥来。

警卫人员和县里陪同的领导,赶忙护卫着邓小平徒步前往设在县城八一路旁的县工艺美术厂,在那里参观了约40分钟。

待他从厂里出来时,街上已经聚集很多人。大家争相一睹瑞金县老书记的风采,几乎将整个八一路都挤满了。

邓小平满面笑容,向人们挥手致意。

这天晚饭后,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来到瑞金宾馆。她叫罗志才,就是邓小平当年在瑞金当书记时与金维映一起从李添富乱杀“社党分子”的屠刀下抢救出来的那个县妇女委员会主任。当时,邓小平培养她当了县妇女部长。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志才编入县游击队,担任了游击队连长。在残酷的斗争中,游击队被打散,她也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蔽下来。1949年瑞金解放后,她回到组织怀抱,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担任了县保育院院长,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遭到迫害。这次听说邓小平回来了,她想起邓小平和金维映的救命之恩,立即赶来看望,希望老领导能再救她一次。

正在门口值班的宾馆钟副经理看见罗志才,忙问:“志才,你找谁呀?”

罗志才说明来由,钟副经理十分同情地告诉她:“首长正在休息,警卫肯定不让你见他。你最好写个条子,由我交给他的随行人员,看看能不能见。”

罗志才找来纸笔,写道:“欣闻小平同志来瑞,我感到万分高兴。想当初我是在李添富的屠刀下由阿金挽救我出来的,要求见一面,叙谈叙谈,感到荣幸。此致敬礼。罗志才。”

钟副经理接过条子,进到室内找到随行的同志,将条子交给了他们。过了一会儿,钟副经理被告知:“这次小平同志主要是下来走一走,没有工作任务。下次小平同志回到北京,有机会可以写信去。”

罗志才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宾馆。据说,1973年邓小平回到北京不久,就写信给罗志才,要她到北京去。罗志才果然去北京住了一个多月。

为让邓小平夫妇能休息半天,11日上午没再安排参观。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纪念馆的负责同志一起座谈。

他坐在长沙发上,摘下帽子朝沙发扶手上一搁,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听完,他缓缓地对大家说:

“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顿了顿,他接着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话语虽短,却一鼎千钧。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瑞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示意坐在身旁的常美江让开,抬手让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

“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

邓小平历来主张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这段话,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瑞金纪念馆后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拨款修建新馆。江西省文化厅陆续拨款20余万元,对瑞金纪念馆进行扩建,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充实了展览内容。

陪同邓小平赣南行的同志都纳闷:邓小平为何一到瑞金,就一改原来的沉默寡言,说话多了起来?大家猜测:大概是他与瑞金有着特殊的感情吧?

这种猜测不是没有依据。到了1986年,他还十分关心瑞金的教育事业,特意为瑞金第一中学题写了校名。1991年9月,江西省委、赣州地委和瑞金县委隆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谁也没想到,他竟欣然命笔题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并让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同志当面将这幅题词交给瑞金县的同志。

八、广昌,是邓小平历时9天的赣南之行的最后一站。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邓小平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11日下午,邓小平与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顺便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遗址。

宁都县公安局的警卫人员在宁瑞交界处的葛藤迎接邓小平一行。下午5时左右,他们到了宁都县委招待所。宁都县在家的党政军领导王福生、肖修竹等已等候多时。

按说,苏区时宁都留给邓小平的印象也许并不美好。他不仅在这里挨过批斗,还在这里的农村“劳动改造”过。他的心灵深处,曾留下过深深的伤痕。然而,这些事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来说,毕竟是过眼云烟。他知道,自己受批斗也好,劳动改造也好,都不是党的过错,更不是宁都人民的过错,而是“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的。宁都人民同所有的苏区人民一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有16000余名革命烈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不论是苏区时期还是现在,邓小平对宁都人民都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眷恋之情。

12日早饭后,县里的同志安排邓小平夫妇前往黄陂参观调查。

黄陂是宁都县闹革命最早的地方,也是苏区时红军反“围剿”的重要战场。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总部移驻黄陂以北的小布村,接着在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率领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等机关,从小布再次进驻黄陂的山堂村,领导苏区军民做好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准备,直到3月26日才离开这里。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红一方面军又神兵天降,向驻守黄陂的敌毛炳文第八师发起突然猛攻,仅一个半小时就歼敌4个团,毙伤俘敌军5000余人,缴枪3000多支。

黄陂充满着神奇的色彩。邓小平当年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但他对毛泽东在黄陂期间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所创下的战争奇迹,早已神往。这次重返宁都,即使县里的同志不做安排,他也会提出到那儿去看看。

汽车卷着黄尘疾驰,不到上午9点半就到了黄陂圩。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一位负责同志带领,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又乘车来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邓小平伫立在毛泽东旧居前,举目远眺黄陂周围那绵延起伏莽莽苍苍的层峦叠嶂,仿佛眼前腾起了弥漫的硝烟,耳边响起了红军战士与敌人厮杀的呐喊……

参观完毕,返回设在黄陂圩的公社会议室休息。邓小平要县、社的同志谈谈情况。

看到县、社的同志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接着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如:宁都现管辖多少公社?黄陂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土地?亩产多少?机耕面积多少?有几台拖拉机?标准台有几台?电力照明多少度?农民人均纯收入多少元?他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问到拖拉机有多少标准台时,公社的同志搞不清什么叫“标准台”,也不懂如何折算。邓小平耐心地做了解释。座谈中,他没有做更多的评论,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公社从小布买回些金橘,还搞来些芝麻片、花生糖、兰花根、鲜红薯丝团等当地特产糕点,请邓小平夫妇品尝。

邓小平拈起一块芝麻片,尝了尝,说:“这个东西做工精细,又薄又脆又甜。卓琳,你可以吃点。”卓琳尝了一片,赞许说:“确实很好吃。买点儿回去给我们小孩尝尝。”

小布的金橘,鸽卵般大小,金黄金黄的。邓小平尝了一颗,连说:“这个橘子好漂亮,好看又好吃,也买点儿回去给小孩尝尝吧。”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邓小平是位慈父,卓琳更是位慈母。

黄陂的油炸鲜红薯丝团,别有风味。邓小平拿起一团瞧瞧,不知为何物,问:“这是鳙鱼头吧?”人们告诉他:这是用鲜红薯切成丝拌淀粉油炸而成的。邓小平咬了一口:“啊,好吃!”

临走时,黄陂公社果然送给他们20斤小布金橘和两小包芝麻片,邓小平让卓琳付钱。公社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卓琳,只好把钱收下。

返回县城的路上,他们还顺路到七里村江西省委旧址和县农机厂看了看。邓小平问县里的同志:“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斜面寨?苏区时,红军攻了好久才攻下。”

县里的同志回答:“是有一个,离县城10里。”“斜面寨”又叫“翠微峰”,奇峰壁立,耸入云天,十分险要,是宁都的一个旅游景点。

“能不能去看看?”

县里同志说不能通车。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好,好,不去看了。”

他还想去看看宁都县城的集贸市场。但随行人员怕再出瑞金城里那种“风波”。于是他心愿未遂。

午饭后,稍作休息,就前往参观宁都县“毛泽东实践活动纪念馆”,约半小时。

广昌县前来迎接的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已到宁都城。邓小平夫妇只好按原定计划,离开宁都,前往广昌。

广昌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邓小平以前没来过广昌。这次到广昌,在下榻的县招待所,他对前来迎接的县人武部部长孟保民和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说:“过去保卫广昌,却没有到过广昌。现在到了广昌,了了这个心愿。”

喝茶休息时,他问邓大德:“那个万年亭还在不在?”

万年亭,是广昌县高虎脑南大岭夹山坳公路旁的一座古凉亭。1934年8月5日至7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高虎脑顽强抗击国民党军6个师十数次的轮番进攻,毙伤敌4000余人。战斗中,彭德怀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座古亭。邓小平当时对高虎脑战斗十分关注,曾连续编发3篇专稿,在《红星》报发表,高度赞扬高虎脑战斗中红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介绍了红三军团在高虎脑战斗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

邓大德告诉邓小平:万年亭已在战斗中遭炮火毁坏,至今未修复。邓小平点点头,不无遗憾。

他们还谈到广昌保卫战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很想到实地看看当年博古、李德是怎样瞎指挥、红军战士又是怎样浴血苦战的。邓大德告诉他,明天看看广昌革命纪念馆,再到沙子岭一带看看,就更清楚了。沙子岭即今长生桥,往抚州方向,距广昌县城7公里。

聊到这里,邓小平问邓大德:“你姓什么?”

邓大德答:“我姓邓。”

邓小平诙谐地说:“啊,是老华,老华。”(“老华”即同姓的意思)接着又问:“叫什么名字?”

“叫大德。大小的大,道德的德。”

邓小平笑了起来:“你‘大德’,我‘小平’。”

邓大德连忙说:“您是老前辈,老首长。”他请邓小平夫妇在广昌多住几天。卓琳解释:

“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安排,不多住了,明天就走。”

广昌是邓小平赣南之行最后一站。按原定计划,13日早饭后看完纪念馆和沙子岭战场遗址,就离开广昌,前往抚州。

他们在抚州住了两晚,参观了几家工厂。临川县的青莲山麓有口温泉,邓小平去那儿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温泉澡。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9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用他自己的话说,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调查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只是当时虽然毛泽东有意让他回京工作,毕竟他还处于那样的环境,仍是“前途未卜”,因而沿途他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尽管自己仍身处逆境,始终没有忘记人民。赣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百姓们聊聊。他希望多多了解百姓的疾苦,多听听百姓的呼声。可惜他这次赣南之行没能完全如愿。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邓小平来赣南时,天空阴沉沉。他离开赣南时,天空仍灰蒙蒙的一片,不过天际有了些许亮光。太阳终久是会出来的。

九、当听到“首长”的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73年2月19日清晨,曙光初照,大地生辉。在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旁,两辆小轿车正缓缓地驶离送行的人群,向南昌市区飞驰而去。在穿过一片闹市之后,直奔鹰潭方向。

邓小平带着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和邓楠、女婿张勤,还有秘书王瑞林,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归程。

在这之前,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中央已作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并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北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他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等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江西省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通知上饶地委,让地委派人负责做好接待工作。

18日上午10时许,上饶地委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黄知真打来的,指名道姓要找王瑞清。

王瑞清,上饶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一身戎装。此时正在会议室里主持地委委员会议。听说省里来电话找他,便悄声离开会场,快步走进办公室,拿起了话筒。

黄知真将邓小平由鹰潭返京的消息和有关接待事项一五一十地做了交待。并再三叮嘱王瑞清:要绝对保密,百分之百地保证邓小平在江西最后一站的安全。

王瑞清放下电话,考虑到地委委员会议尚未结束,一时难以脱身,遂决定由正在参加会议的地委委员、鹰潭镇委书记霍凤翠赶回鹰潭,与正在鹰潭的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一起,全权负责这次接待工作。

霍凤翠爽快地接受任务,并问还有什么要求?王瑞清郑重告诉他:“有三点要求: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霍表示一定照办。

重任在身的霍凤翠一路兼程,天黑时分赶到鹰潭。回到家里,霍凤翠顾不上休息整容,草草扒拉了几口饭,便匆匆来到镇委副书记、镇武装部政委汪光标家,共商接待事宜,一直忙到深夜,初步理出了个头绪。

第二天一大早,霍凤翠、汪光标双双来到镇委办公室,召集镇委常委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决定安排邓小平住镇委招待所。这样既便于保密,又利于安全保卫。

招待所位于镇区东面的信江边,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围墙与市井相隔。院内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主楼为一座两层楼的宫殿式建筑,建于50年代中期,各种设备比较齐全,安全舒适,曾接待过许多党政军领导。

与招待所相对的人民公园,原为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家的花园和屯兵藏宝的库房,园内有几株千年古樟,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下午4点50分,两辆轿车驶入鹰潭街道,在镇委招待所内停下,身着雪花呢大衣的邓小平稳健地下了车。这位年近70高龄、经受数小时旅途颠簸的老人,看上去依旧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全身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见邓小平下车,等候多时的霍凤翠、林振福连忙上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诚挚地问候:“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的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老人的和蔼可亲,令霍凤翠、林振福由衷地敬佩。

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邓小平与家人向二楼卧室走去。邓小平下榻的219号客房,是主楼最东头的一个大套间。这里凭窗眺望,能清楚地看到对面公园里那几株千年古樟,只不过再也见不到昔日雄鹰翱翔、栖息的景象了。

晚饭后,霍凤翠简要介绍了鹰潭地名的由来和地方工业、驻军等情况,省慰问团上饶分团负责人朱开铨、莫循等人参加了交谈。交谈中,邓小平听说朱开铨是瑞金人,感到很亲切,话也多了些。他讲起了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遇到的一些人和事。

当问知莫循曾在中原局工作,参加过创办《中原日报》,任过副总编时,邓小平话锋一转,谈起淮海战役。他说:“淮海战役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不曾有,世界上也未有过。”大家称赞道:“这是首长指挥有方。”

邓小平谦虚地说:“不,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短短两句话,让人感受到这位前委书记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德。

10点多了,大家起身告辞,请邓小平早点儿休息。

室外,一轮皓月拨开乌云,光照大地。

倚窗沉思良久的邓小平,吸着烟在屋内来回踱步。这已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一个习惯。在望城岗居住的日子里,每当黄昏日落之时,他总是绕着“将军楼”,在院内一圈又一圈地走着,直到身体微微发汗为止。

作为曾在中央工作多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明白,此次重返北京,意味着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的机会即将来临。从毛泽东对他原信的批示,“胡子叔叔”(王震)托邓楠捎回的口信,新任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黄知真探望时的言谈中,都能揣测出毛泽东、党中央以及不少老同志都希望他能出来工作,协助周恩来励精图治、大兴百业,重振国民经济。

夜已经很深了,楼上楼下一片寂静。邓小平思绪万千,忘却了一天的疲劳,轻轻推开房门,迈步朝楼下走去。

正在楼上值班的服务员郑非凤,听到门响,连忙从值班室出来,迎着邓小平问道:“首长,您需要点儿什么?”

邓小平摆了摆手,“什么都不要,只想随便走走。”

郑非凤一时感到很为难,因为上级已作交待:为保密、安全起见,不要让首长随便外出。于是,郑非凤委婉地劝道:“首长,天气很冷,外边又有霜露,出去容易着凉。”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怕,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

郑非凤不好再坚持了,只是远远地跟在邓小平身后,护卫着他朝楼下走去。

邓小平刚走下阶梯,负责内保的上饶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快步上前,准备搀扶。邓小平摇摇头说:“我看得清路,不用扶。”

刘树兴陪伴邓小平一齐出了主楼大门,在院内散起步来。冷风扑面,寒意甚浓。皎月下倒映着邓小平稳健的身影,沉寂的四周不时回响起邓小平轻微的脚步声。

忽然间,一片乌云笼罩着明月,院内骤然暗淡下来,刘树兴赶紧劝道:“首长,月亮已经被云遮住了,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邓小平扬起头,望了望变幻莫测的天宇,十分自信地说道:“不要紧,月亮马上就会出来的。”乌云终究遮没不了月亮,这是大自然的真谛。

半小时之后,邓小平上楼休息,院内又回到先前的寂静中。

2月20日上午11点多钟,邓小平一家在林振福、霍凤翠的护送下,在鹰潭站登上了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在车厢内,霍凤翠十分歉意地对邓小平说:“首长,真对不起,我们的接待工作没有做好,请您多批评。”

邓小平笑着连声回答:“不错,待如上宾,谢谢你们。”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列车缓缓地驶出鹰潭站,朝着北方飞驰而去。

一个多月后的4月12日晚,在北京举行的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盛大宴会上,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身影。翌日,在《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纸上,赫然醒目地印有邓小平的名字。

原来,邓小平回北京后,周恩来于3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便有了邓小平出席欢迎晚宴的一幕。

197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项工作展开了全面整顿。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又走了新的一程。

第二次:改革之初播春风

十、“你们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从黄山下来后,邓小平给当地负责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旅游经济课。

1979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神州大地,到处躁动着改革的春潮。

这年的7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带着家人离开北京,开始了他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一次南巡。他先是来到安徽,兴致勃勃地登上了黄山。这一年,邓小平75岁。

7月10日,晴空万里。

这时,只见邓小平同志上身穿着白色短袖衬衣,下着灰色布裤,脚穿平底圆口布鞋,健步朝大家走过来……他一边与大家一一握手,一边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谢谢你们了!”

邓小平同志此行的目的地是黄山,列车重新启动之后,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向万里等同志说:“邓副主席此次是利用休假时间和家人一起到黄山旅游的,对外不宣传,不封山,不断游,更不能影响群众游览黄山。邓副主席说了,要与群众同走一条路,同看一处景。”

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有关单位取消了原定的记者随行采访计划。

11日14时30分,邓小平一行在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人的陪同下驱车来到黄山,下榻位于黄山温泉景区的观瀑楼。

邓小平游览了桃源景区后返回观瀑楼,万里走到小平跟前,说:“明天上山,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滑竿(一种简易竹器轿子)。”

“不坐滑竿,我下了决心,要步行上去。”小平同志说。

接着,他又对万里特别交待了一句:“不要因为我来游览黄山而妨碍群众游山。”

万里说:“那就和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游吧。”

邓小平连连点头:“还是和群众同走一条路。”

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邓小平身着白衬衫,脚穿圆口黑布鞋,手拄拐杖,开始从慈光阁徒步登山。行行复行行,峰回路转,山势很快变得陡峭起来。黄山管理处的同志请邓小平坐上事先准备的一顶轿子上山,可他执意不坐,继续步行。

磴道上,邓小平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台阶,竟把随行亲属甩在了后面。不时回过头去嘱咐年轻人要当心。陪同人员担心他走得太快,体力不支,对他说:上山时要走慢一点。邓小平乐呵呵地说:“这个事,你们不要教我,我比你们有经验。长征时候,不少人都跑垮了,我还是越走越有劲。”接着,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大家按照他的方法一试,果然轻快多了。

午饭小憩后,邓小平一行又踏上了登山的路程,沿途纵目驰骋,兴味盎然。穿过“一线天”,逾越“蓬莱三岛”,接着向玉屏峰进发。小平不顾疲劳,登上了海拔1716米的玉屏楼。他站在迎客楼前凝思良久,脚下乱云飞渡,但他从容自若。

在玉屏楼,小平同志游黄山的消息不胫而走。玉屏楼广场上挤满了游客,大家一见小平同志健步走来,便情不自禁地欢呼“小平,您好!”小平不断向游人招手致意。当他来到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的第一棵宝树迎客松前时,观看了云海风光,接见了玉屏楼全体职工并合影留念。

当晚,邓小平下榻在玉屏楼三楼东面的一间客房里。二楼、一楼、包括楼道都住满了游客。小平在房间落座之后,就问黄山管理局的同志:“这么多的游客晚上住的、吃的都解决了吗?”

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回答说:“都解决了。”

过了一会儿,小平还不放心,又让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游客住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当小平得知有许多游客在广场上住“鸳鸯棚”时,他才放心地笑了。

经过一夜休息,邓小平恢复了精力,于次日晨继续登程。

尽管小平同志再三叮嘱,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结果被邓小平发觉了。他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

许多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听到邓小平游览黄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都盼望在此胜地一睹邓小平的风采,而邓小平一路上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的老乡,就连忙让路,招呼随行人员说:“让,让,请他们先走。”然而许多游客、挑担者往往赶到他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亲切地交谈起来。

当小平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走过鳌鱼峰时,在场的游人和随行的人员都被这位75岁老人的顽强毅力深深地折服了。接着,小平又一鼓作气地攀登上海拔1840米的光明顶。

抵达始信峰时,警卫人员考虑到此处山势险峻,游客又多,就劝小平同志不要上去了。望着“脚底生层云,空中翔飞鸟”的奇伟险秀的画境,小平同志用拐杖在地上敲了敲,说:“上!无限风光在险峰嘛,岂有不上之理。”就这样,小平同志又健步登上了始信峰。

当邓小平出现在云谷寺下山道口的时候,闻讯前来的黄山管理处的职工和游客500多人一起鼓掌欢迎,他却风趣地说:“我最后一个到,成了落后分子,还受欢迎?”顿时,掌声更加热烈了。此时,邓小平的夫人卓琳看到人群中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即走上前去,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向她问候。

下午2时,邓小平回到了他下榻的观瀑楼。他一边仰望那高耸入云的山峰,一边向迎候在这里的人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

7月15日下午3时,邓小平在观瀑楼会客厅召开座谈会,听取安徽省委常委和徽州地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并就开发黄山旅游资源、发展黄山旅游业和徽州山区经济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一边品尝着“黄山毛峰”茶,一边与大家亲切交谈。他问徽州地委书记魏心一:

“老魏,你这个地区管哪几个县?”魏答:“我们地区管7县1市,有170万人”……当魏心一介绍了徽州地区的资源、物产等情况后,邓小平十分喜悦地说:你们这里物产很丰富,祁红世界有名。你们这个地方将是全国最富的地方,黄山就是你们发财的地方,对黄山要好好整顿,主要是服务质量……这里发展旅游是好地方,省里要有个规划。

说到这里,邓小平停了一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一般的一星期要花1000美元,少了他还不满意。你们要很好地创造条件,要搞好道路、交通、住宿、设备。上山道路要很好地整修,将来要能开快车,外国人和游客上去可以租车嘛。

此时,万里插话说:“道路现在太窄,我们要很好地整修。皖赣铁路已在修建,屯溪机场要进行扩建。”

“芜湖铁路通到哪里?”邓小平问。

“通到景德镇。”万里又说,“有了这条铁路就好了。”

邓小平强调说:“服务态度、清洁卫生很重要。温泉洗澡,钱可以适当收得多些。你们搞旅游的人,要有点外语知识。”

邓小平呷了一口茶,接着说:旅社建筑要搞得古色古香一点,像这样的房子(指观瀑楼宾馆——笔者),一家住一天可以收500美元,起码200多美元。他们来就是要花钱,每个宾馆要搞小卖部。祁红、绿茶……搞些小包装,一两、二两的,包装一定要搞漂亮,卖它几个美元。他不是喝茶,是当纪念品。安徽纸、墨、笔、砚,也要搞好包装,卖美金。小卖部卖茶、纸、笔、墨、砚,可以比照国际价格,大有买卖可做哩……

邓小平还说:黄山搞些好的风景照片,一套黄山风景明信片,卖它几个美元,要搞彩色的风景照片、画册,他们买回去当纪念。

座谈会在继续进行着。话题转到如何发展徽州山区经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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